| 西方主流社會為什麼表現出對華人感情的漠視 |
| 送交者: 馬銘 2005年10月23日21:23: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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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社會為什麼表現出一種對華人感情的漠視 這是我與網友在討論平大俠所發《誰說我們對參拜神社束手無策》而引發一個討論,雖然討論的主題已經被大家翻了多次,所引用的新聞也都成了舊聞,但是覺得還是有重新討論的必要,而且覺得每一次討論都有一些新的所得。 [QUOTE]最初由 kazaa 發布
你提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中國政府如何處理中國民間強烈的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簡稱反日)情緒;二是西方主流社會為什麼漠視華人的感情? 這些都不是能很好說得清的問題,我只能盡目前的理解水平,簡單說一下。 先說一下,西方主流社會為什麼表現出一種對華人感情的漠視? 我在《就《誰說我們對參拜神社束手無策》有理無理之辯而隨感》中談了幾句:
這種文章,在美國是比較多見的,從大報如NYTIMES到某社區報紙都有涉及,數量不多,但影響很壞。 加拿大,雖不信奉美國的軍事擴張主義,但是從加拿大主流社會尊崇的民主自由觀念出發,也有個別主流媒體對中國反日的民眾遊行活動充滿了不理解。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加拿大極有影響的主流媒體《環球郵報》在2005年4月23日的命名為《日本的道歉,中國的回應》一篇社論,當時的背景是中國一些大城市發生了系列的反日遊行示威,小泉在印尼亞太會議上進行了道歉而日本也在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衝刺: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責難道, 日本從來沒有為它的戰爭時的行為道過歉. 小泉先生是在長長的表達過歉意的日本領導人名單中最近的一位. ...回溯到1972年,當中國和日本開始邦交正常化之際,日本在一份公報中寫道 “敏感而清醒意識到要為日本過去在戰爭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害負起責任,並深以自責.” 那麼,為什麼中國不停地,在過去令人詫異的長時間裡,要求得到日本更多的道歉呢? 主要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試圖利用和操控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 他們反對日本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他們煽動最近的反日抗議活動,拙劣地和顯而易見地企圖傳達一種信息: 日本是不配擔任常任理事國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已經破壞了他們的名聲.雖然中國竭力想使世界相信日本不適合擔任常任理事國,但是現在大家現在更關注的是正在崛起的和充滿憤恨的的中國帶來的潛在危險,而不是由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活所帶來的虛構的(不存在)的危險. 小泉先生每年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無助於解決問題,在那裡埋葬着日本二戰戰犯.甚至,當昨天當小泉先生在印尼表示道歉的同時,160名日本國會議員及助手參拜了靖國神社,這是每年春季的慣常儀式. 這使中國官方不能相信小泉先生在印尼所表示的道歉,中國發表評論認為 “實際行動比口頭道歉更重要”. 公正地講,以上備受關注的日本所做所為有被誇大之嫌. 在這個神社供奉着所有為國捐軀的戰亡者, 小泉先生說他的拜訪僅僅是表示敬意和為和平而祈禱.(與此同時)許多日本人並不認為他們的首相應該這麼做,在日本開放的和民主的文化氛圍中,經常有示威來反對首相的對靖國神社的參拜. 但是日本的鄰居們漠視這些(由於不同國家所產生的) 不同文化的細微差別,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沒有後悔的國家,所做的道歉也只是禮節式的,刻板的半個道歉,而並沒有對他所犯罪的可怕戰爭罪行作出有誠意的悔恨. (總之) 在此次中日危機中,主要應被加以譴責和應承擔責任的是中國,但是日本也許可以通過表示對戰爭帶來的依舊存留的給中國人造成的痛苦傷害之理解來緩和雙方的危機.” 我們現在分析一下以上的這篇社論。 社論中有幾個關鍵詞: 中國民族主義(者),操縱仇恨,中國的潛在危險,日本的民主開放社會,靖國神社所體現的文化差異。 中國危脅論,不時地被人抄來抄去,每次拿出來都能找到些“新意”,如在這篇社論中,認為中國政府操縱民眾仇恨來達到不光彩的目的,他們認為這確實地反應了中國是一種威脅。為什麼中國對其他國家是一種危脅呢,因為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 這種中國危脅論和中國民族主義泛濫論,經由日本美國台灣等民主社會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已經深入人心了。甚至與中國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加拿大主流社會也這麼深以為然。 大家作為華人也見到,在中文網站,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爭論也實在太多了,憤青這個詞就是來源於這種背景,在CFC論壇上,大家也普遍認為也有憤青和唔唔等兩大派。 當底怎麼看中國的民族主義,蠢或智,益或害,讚揚還是攻擊,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見解,在此我們暫時不論。(現在只是收集了一些資料,有時間的話,我準備從歷史和未來發展的角度來談一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此作對比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德國的納粹主義,因為網上一些人的觀點就這兩種邪惡主義就是來源於民族主義) 但是在環球郵報的社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個問題,特別在政府的操縱下,就很危險了。 我們知道,在西方主要國家裡,揭露二戰德國納粹罪行的資料到處可見,中小學教育里納粹就是基督教中“邪惡”概念在現實世界中的體現。而德國的納粹主義被認為是根源於德國的民族主義。按着這種思路,中國的民族主義將要產生危脅,對西方人來說,就很好理解的,常人是根本不會去細辨的。還有一個因素,在中小學教育中,教師往往會告訴孩子們,除了納粹外,共產主義也是邪惡,舉例時肯定要談斯大林的清洗運動。這是我兩年前在本地中學歷史課上聽到的。中國是不是共產主義國家?是。那麼中國與俄羅斯在傳統上,在文化上,在擴張傾向上有沒有區別,這就不是普通西方民眾能想到的和識辨了的。因此,對他們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危脅是無須質疑的了。 我們再看另一個關鍵詞,日本社會的民主和開放。這是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和非民主政治體制而來的。日本政要參拜靖國有無過錯,肯定有。但是這篇社論認為,日本的民主體制可以解決,並舉一例,日本人自己也有示威來反對首相參拜。這種民主力量是可以制約軍國主義的。這是4月份的社論,而我們現在知道在9月,日本的高等法院判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違背了“政教分享”的原則,是違憲,儘管高院判決對小泉沒有實際約束作用。如果郵報的這篇社論是寫於9月,編者們肯定會為民主國家具有這種制衡機制而歡呼了,而更加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感到擔憂了。 那麼,目前日本的民主體制和民主力量能不能自身制約軍國主義的復興呢? 我個人是持強烈懷疑態度的。雖然,每一次我都會因為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日本民眾所採取的揭露軍國主義罪行和反右翼示威活動而高興(比如一位無名日本小女子海南友子女士自費包括自導拍攝的紀錄片《來自苦淚盈眶的大地》花費一年時間完成,忠實地記錄了多名日軍遺棄武器特別是化學武器受害者的悲慘遭遇)。但是我們也看到,近年來,隨着中日關係的惡化,日本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對中國反感情緒,而這種情緒即是軍國主義復興的溫床。海南友子拍攝的《來自苦淚盈眶的大地》只能由她自己加以宣傳自己聯繫放映,在日本一些城市的一些電影院和社區得到了上演,而日本的有影響的主流媒體卻毫無報道,好象就沒有這麼一回事的。日本主流媒體對二戰歷史日本罪行的史實經常隱瞞不報,這已經是大家都清楚的現象了。 如果說,在日本有一定數量的民眾參加了反對首相參拜神社的示威活動,而且每年都有更多的民眾自發為長崎廣島原子彈受害者舉行追求和平的紀念活動,但是,我們可以見到幾倍於和平力量的右翼分子在舉行各種示威和宣傳活動,有要求中日斷交的示威,有為祭奠神社而舉行的大規模的表演秀,這些表演者身穿二戰時的日本舊軍服挎刀耀武揚威。 我們也知道,在目前的民主社會裡,選民的意願和情緒是可以被極大的調動起來,以達到某種目的,如果領導人在事先進行了精細的謀劃。而竟選勝利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做到贏者統吃的,不僅通吃權力也要通吃不同意見者的主張甚至選民的良知和正義感。 石原慎太郎,著名作家,做過眾議員,目前是市民選舉出來的東京都知事即市長。89年他與sony的社長盛田昭夫合作出版《日本人應該說“不”》。到了90年代後,大部分中國人已經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右翼人物,在精神影響方面堪稱日本右翼的頭號人物。石原曾經在報紙上寫給天皇寫公開信:“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我熱切地希望在日本戰敗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參拜靖國神社。”最新消息是石原擔任製片人的反映二戰日本神風隊員的電影正式開拍。 我們華人都清楚,靖國神社和天皇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和基礎。但是,就這樣一個倡導軍國主義的右翼人物,在民主制度下被熱烈地選為市長,現在石原擁有強大的號召力和熱心的支持者。如果說,選民投石原的票是因為他的傑出才幹,那麼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認為,日本民眾現在對右翼人物並不反感,甚至有時覺得他們說的話很動聽也會站出來投右翼勢力的選票。 因此,日本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社會”能不能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在此我不用復活,因為軍國主義已經蘇活了只是還沒有到十分興旺的時候),我本人是持懷疑態度的。 所以,我也曾寫短文質疑,日本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或者說日本二戰後在理論浮沙上和外部強制的基礎上建立的民主制度能持久多長,日本現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經變得有些脆弱了,而右翼勢力逐漸占據了主流?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1978年10月,靖國神社才把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牌位供奉到了神社內,此事直到到半年後才被新聞界曝料。目前,小泉首相已經實現了當選後年年參拜靖國神社的願望。 也許有人說,你以上分析這只是一種預測和猜測。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日本已展開多年的修憲運動。日本現行憲法於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施行,該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真誠地企望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 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因此,這一憲法又被稱為和平憲法。多年來,日本一直存在修憲和護憲的鬥爭。日本右翼勢力從來沒有放棄徹底修改憲法的念頭。2003年以來,以首相小泉純一郎為首的保守勢力就多次公開揚言要在2005年自民黨成立50周年之前完成修憲。這個憲要怎麼修呢? 借用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的話就是:
2004年8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日本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 理事國,它必須考慮對和平憲法當中的第9條進行修改。美國為了讓日本配合其單邊主義政策,這樣半明半暗地公開支持修改40年代原由美國草擬的和平憲法. 日本右翼政治勢力愈來愈感到這些和平憲法是本國走向“正常國家”的障礙,為此極力想衝破憲法的樊籠。只要“和平憲法”從字面上沒有被修改,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的活動就會有所顧慮,日本就不能明目張胆地大力發展軍事力量,自衛隊的海外活動就有所約束。 以前日本大多數人都反對修改憲法,90年代以來,50%以上開始支持修憲 了; 修改憲法,起初並不涉及日本和平憲法的核心第九條,但是近兩年日本開始圍繞第九條開始憲法修改了。 因此,對於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的日本社會,我們樂見日本民眾的民主力量對軍國主義的制約,但是不能寄希望於此,還是要靠我們自己,通過外部壓力來促使日本民主力量的真正覺醒和壯大。 至於最後一個關鍵詞“靖國神社所體現的文化差異”,如果你不了解歷史,不了解日本軍國主義是如何利用政教合一來刺激本國民眾支持對外侵略戰爭,那麼可以說是文化差異,別國不能隨意指責這種文化習俗的。 但是如果對日本有所了解的話,事實就不是文化差異這麼簡單了。對於這個問題,讓我們還是借用已經被大家引用過多次的陳平原教授的話,來作個解釋:
綜合以上這幾個關鍵詞,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社會對東亞歷史的無知,和長期以來對華的偏見。無知體現之一是,二戰期間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暴行,長期以來在當地中小學的歷史教育中是空白。1997年張純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出版後為什麼能引起不少的震動,從側面說明了西方世界對此的不了解。 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那麼如何看待西方主流世界“對日本政要參拜神社幾乎沒什麼反應”呢? 就美國而言,出於環太平洋和東亞戰略考慮,想通過加強日本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條約來達到對中國的有效控制,而日本想利用這個軍事同盟條約來為自己的軍事擴張借個力打個基礎。那麼,在NYTIMES上等美國報紙上能見到攻擊中國反日示威的文章也就不難理解了。 對加拿大來說,中加沒有直接利益衝突,加拿大也不信奉美國的軍事擴張主義。但是加拿大信奉普遍的民主自由原則,認為加拿大可以在這方面統領世界,於是加拿大在接受難民方面,在向窮國捐獻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種高尚理想的引領下,加之誤解和偏見及無知影響了加拿大主流社會的判斷力,於是有了《環球郵報》上的這篇社論。 這樣,讓我們華人看來,西方主流世界表現出一種對華人感情的漠視,個別情況下還表現出一種無端的指責。當然,這種現象與華人世界實力還不強大有關,與世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導還是西方有關,這已是老生常談,就不多說了。 當然,作為全文的補充,我們也不能說整個西方世界對日本政要參拜神社沒有反應,如荷蘭首相巴爾克嫩德,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今年5月份來訪期間,面對着小泉罕有的為日軍二戰時對荷蘭戰俘造成的苦難道歉(“二戰期間,日本對荷蘭等多國人民造成嚴重傷害和痛苦,我們卑躬接受這個事實,對此深切反省,也衷心道歉”),明確告訴小泉不支持日本擔當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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