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來稿:強勢集團無力阻止制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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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10月25日 01:54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按照經濟學新制度學派的觀點,制度變遷是由社會強勢集團主導、並且為強勢集團利益服務的。本文不準備質疑這一觀點,只指出其片面性與局限性。從制度變遷的過程和結果看,上述觀點有其道理:制度變遷的過程總是被強勢集團操縱,其最終結局也相對有利於強勢集團。但是,強勢集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既得利益群體,本來就有着更多需要保守的利益。比較制度變遷的前後,強勢集團雖同樣處於相對有利的利益分配位置,但與它自己相比,制度變遷後利益未必能得到增進,甚至有可能還會較前有所減損。那麼,這種“不利於”強勢集團的制度變遷是如何發生的呢?答案只有一個:當制度變遷成為大勢所趨時,變遷的方向縱然為強勢集團所不願見,它也無力阻止變遷發生,全力阻止只會玉石俱焚。除非利益立場絕對不可調和,否則,作為一個整體,從理性考慮出發,強勢集團最終會順應時勢,參與變革,利用自身的力量優勢,操縱變革進程,使最後形成的利益安排仍然有利於己。
中國改革的實際進程經典注釋了上述觀點。改革前,官僚階層作為中國社會最強大的利益群體,“權力對社會鬆綁”的改革取向並不符合這一階層的既得利益。但當改革成為大勢所趨時,作為一個整體,官僚階層並沒有選擇與改革對抗,而是積極融入改革,將改革進程導向於對己有利。於是,伴隨着改革推進,“權貴私有化”越來越普遍,腐敗與改革如影相隨。
吳思的潛規則理論至今已家喻戶曉,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理論界難得的創新之作。按照吳思的解釋,潛規則是利益相關者在正式制度(明規則)之外自然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與遊戲規則。吳思認為,“明規則”是由“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潛規則才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在此,吳思也陷入與上述新制度學派相同的思維局限。不錯,從“明規則”形成的程序看,最後決定者無疑是“暴力最強者”;但是,任何“暴力最強者”、包括古代的專制帝王,也不能僅僅從“自我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來確立“明規則”,而必須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訴求。“兼顧各方利益”是任何一種特殊利益立場的長遠利益所在,一意孤行必然打破平衡,加速崩潰。因此,“明規則”的存在理由總是需要從全社會的整體利益需要來論證,它不可能立足於“暴力最強者”的特殊利益進行論證,這就是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現實涵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明規則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它體現的是既定力量對比關係下各方利益共存、共享的均衡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或共同利益。
換個角度看,“明規則”代表了特定時期、特定情勢下的全社會整體利益,是覆蓋全社會的遊戲規則和秩序保證;潛規則只是利益相關者圈子內部的遊戲規則與利益安排。社會制度(明規則)總是各方參與利益博弈所形成的均衡格局的體現,制度變遷取決於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或影響利益分配的客觀社會條件(即“外生變量”)的重大變化。現實社會中的穩定態意味着一定的利益均衡,一旦這種均衡被打破,變革就不可避免。強勢集團也只擁有相對而非絕對的強大勢力,它無力阻止制度變遷的發生,但它可以利用實際的力量對比優勢,操縱具體的制度變遷進程,使既定大方向下的具體變化結果於己有利;同時,它可以在正式制度之外,建立多種瓜分利益的潛規則,侵蝕由正式制度分配給其他群體的利益份額。
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經典教條出發,總認為中國現階段普遍存在的“政府權力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僅僅是官員個人利益驅動的結果,這一說法迎合了民眾普遍的不平心態。但是,“行政介入”作為一種公開存在的普遍行為模式,它不同於潛規則,它如果僅僅只符合部分人的個人利益、有損全局利益,肯定不能持久。由於中國企業按實力而言在國際競爭中整體處於弱勢,雖有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但世界上擁有此項優勢的並非僅只中國一家,在這方面也存在激烈競爭。中國企業之所以能夠在競爭中勝出,與政府的支持分不開,即與“政府權力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分不開。正是由於在全局層面兼有利弊,決策者才難作取捨,這一行為模式也才會延續下來。可見,個人利益確實是“政府權力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的內在動力,但這種趨利性只有同時符合全社會的利益、或至少在全局層面上利害難辨,它才能見容於社會,才能長期公開存在。強勢集團必然追求自我利益,但它的利益訴求一般不會以與全局利益相對抗的形式來謀求實現;從理性考慮出發,作為一個整體,強勢集團往往會選擇在順應全局需要的趨勢下實現自我利益。不僅如此,分析腐敗案例中的貪官個人,不難發現貪官們在本人以權謀私的同時往往也承擔了正常的行政職能,從而使“反腐敗”這一任務與政府職能的正常運轉在客觀上構成一定衝突。正是這種衝突的普遍性,使“反腐敗”舉步維艱。
如此即不難理解,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能夠成功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相對而言,實施民主政治未必更合符這些國家強勢群體的利益。但是,當民主政治實施條件已經成熟,民主化已成為大勢所趨、全社會就“民主化更有利於社會共同利益”已達成共識時,強勢群體也無力阻止這樣的歷史進程,只能積極投入到這一過程中去,爭取扭曲民主制度為己所用、並建立新的潛規則分肥方式。因此,這樣的民主化進程可以說是 “雙贏”,民眾得到的只是符合抽象理念的制度框架,強勢群體則在抽象理念和制度框架下重新獲取了實際利益。
同理,當今中國之所以未能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主要也不是因為強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是由於西方民主制度不能自我論證為當今中國全社會利益之必須。從結果看,政治民主化必然帶來的政治內耗與在國際競爭中天然居於弱勢的後發展國家所需要的強勢政府背道而馳;從過程看,在中國這樣國情複雜的大國進行民主化轉型風險莫測,而且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剛性也決定了不存在足夠的轉型試錯空間。 >
制度變遷是社會條件變化成熟的必然產物,它既非某一特殊群體所能製造,也非某一特殊群體所能阻止。社會進化論認為,社會進步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而非人為設計的結果。這不僅是對主觀行為的建議,更是對客觀過程的描述。社會變革的難產,往往是因為客觀條件不成熟;變革失敗,體現了各方麵條件不相搭配:有些條件俱備了,有些還不俱備,全社會對於改革未能形成共識。影響改革進程的,當然有人為偶然因素;但除此之外,真正決定事態走勢的更多不是那些能夠人為改變的“內生變量”,而是那些人為操作無法改變的“外生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