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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1)
送交者: 大衛.哈維 2005年11月03日19:30: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大衛.哈維
           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研究中心

  布什總統不斷重複宣稱美國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這一貴重禮物。“自
由”,他說道,“是萬能者給世界上每個人的禮物”,“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我
們有義務來促進自由的擴散。”這曲關於先發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超級成就給這個國家帶
來了自由的高調(當局和軍方也不斷幫腔)在美國的諸多媒體不斷得到附和,並且對於
許多公眾來說似乎是個有說服力的論據以繼續支持戰爭,雖然官方給出的戰爭藉口(諸
如薩達姆與拉登的聯繫,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如此蒼白無
力。但是,所謂自由不過是個騙人的字眼。如多年前馬太.阿諾德所言:“自由是匹很
好騎的馬,但騎着它是為了到達別處。”既然如此,那些慷慨贈送馬的人期望伊拉克人
民騎着這匹自由之馬前往何處呢?

  美國在由伊拉克臨管會頭子保羅.布雷默在2003年9月19號發布的四項命令中給
出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些命令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外國公司持有伊拉
克公司全部產權的權利,外資利潤的自由匯出…伊拉克銀行控制權對外資開放,外國公
司的國民待遇,以及…清除所有貿易壁壘”。這些命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
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是個例外(大概是由
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實現美國單獨控制的武器所具有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不用
說,這些措施也涵蓋了勞動市場。罷工是不允許的,組織工會的權利也受到限制。高度
累退的“統一稅”(美國保守人士長期追求的目標)也得到實施。如內奧米.克萊因所
指出的,這些命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因為根據這些公約,占領當局有責任保護
被占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拋售。而且,對於被倫敦《經濟學家》稱之為“資本主義夢
想”的對伊強制措施存在着很大抵制。甚至伊拉克的臨時貿易部長,一位美國指定的臨
管會成員,也對“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強制實施進行了抨擊,稱之為“無視歷史的
有缺陷的邏輯”。幾乎可以肯定,如克萊因所指出的,美國對伊拉克直選的抵制源自於
在大約兩年內建立直接民主制度(這種制度幾乎肯定會違反美國的意志)之前與指定代
表合作的願望,這些代表在自由市場改革方面將儘可能順從美國。如由占領當局實施,
布雷默規則會被認為非法,但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選舉產生)確認的話,則可被認為
是合法的。在2004年6月底接管的臨時政府雖被認為有“獨立主權”,實則只有對即
成法律進行確認的權力。它不能修改即成法律或制定新法(雖然臨時政府人員本來就不
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規則)。很明顯,爭取選舉自由和由伊拉克人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
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財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犯的鬥爭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義轉折

  很顯然,美國在伊拉克以主要力量強加的是一個全方位新自由主義政府機器,該政
府的基本任務就是提供便利條件使資本得以盈利性積累。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布雷默
所勾勒的一套措施對於財富創造和隨之而來的全民福利提高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
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結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特徵,
並已主導美國對外立場許多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什總統在《紐約時報》
的op-ed頁(社論版對頁)中宣稱,“我們將利用我們無可比擬的力量和影響的優勢,
建立一種國際秩序和開放的環境,在這種環境裡許多國家能實現進步和自由的繁榮。一
個自由不斷增長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反映美國的不朽理念,並能把美國的
盟友團結起來…在壓迫、怨恨和貧窮為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所代替
的地方,我們追求的只是和平”,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被證明能夠把整個社會從貧
窮中拯救出來”。今天,他得出結論說,“人類已經掌握了以自由成功反對各種過時敵
對物的機會。在這一偉大使命中,美國則樂於承擔領導的義務。”同樣的說法出現在不
久後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的序言裡。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
將被施諸伊拉克和全世界。

  在這裡回顧一下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第一次大規模試驗是有好處的,這次試驗發生在
1973年皮切諾特發動的“小911”政變(幾乎剛好發生在布雷默宣布這種制度要在伊拉
克建立之日的30年前)之後的智利。這次針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
義政府的政變,得到了CIA和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大力支持。它粗暴地鎮壓了各
種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解散了各種形式的公共組織(如較窮街區的社區健康中
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性和機構性(例如工會權力)限制下得以“自由化”。但到了
1973年,先前主導拉美經濟重建的進口替代戰略(這種戰略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
西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也已名聲掃地。在世界經濟陷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新辦法
自然得以明確提倡。一群美國經濟學家被召來以幫助重構智利經濟,這些經濟學家群因
信奉在芝加哥大學授教的密爾頓.弗里德曼的理論而被稱之為“芝加哥小伙子”。他們
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進行展開操作,私有化公共財產,向私人開放自然資源,採取便利
外資直投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外國公司從智利營業中匯出利潤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出口
導向的增長方式取代了進口替代而備受偏好。唯一保留給政府的部門是銅(地位很像伊
拉克的石油)這一關鍵資源。隨後智利經濟在增長率、資本積累、外資投資的高回報方
面的復甦提供了根據,使得智利經濟成了英國(在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和美國(里根主
導下)隨後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的仿效模式。外圍國家推行的粗暴試驗成
了中心國家政策形成的仿效模式(非常類似於如今建議在伊拉克實行的統一稅),這種
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智利試驗證明了,經濟增長的好處並沒有得到很好地分配。國家與統治精英
以及外國投資者大獲其利,而廣大人民情況卻很糟糕。這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隨時間推進
而出現的一貫後果,以至於對整項工程來說可以看成是結構性的特徵。而這方面迪梅尼
爾和利維走得更遠,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蓄意實現人口中最富裕階層的階
級權利復辟的工程。在評價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情況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及60年代這一比例下降至
8%,在此水平上一直保持有30個年頭。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飆升,80年代末則
升至15%。看一下財富總量的話,趨勢也是大體如此...”

  其他數據則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由1978年的2%升至
1999年的6%還多。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着布什政府的減稅措施開始生效,財富向社
會上層的集中將會持續快速進行。迪梅尼爾和利維還注意到,“70年代的結構性危
機,以及利率幾乎難以超過通脹率水平,公司的低紅利派發,暗淡的股票市場,都進一
步蠶食着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70年代不僅有着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而且也
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爭論說,新自由主義興起正是對這種
威脅的一種反應。

  但是為了證實階級權力復辟這一論點,我們需要確認在向新自由主義政策轉變的背
後存在着某種階級權力的匯聚整合,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求助於智利那種類
型的暴力手段。因此有必要構建這種階級意志的統一。為了具體了解這一過程我們有必
要回顧一下70年代這個關鍵的十年。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和美國勞資妥協的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
高增長歲月里運轉得相當不錯。在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再分配政策、對資本流動
自由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設施,與相對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充分的盈利水平齊
頭並進。但到了60年代末,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光景開始打破。1973
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以前,曾經用來管理國際經濟聯繫的布
雷頓森林體系就已經解體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處處露出跡象,宣告了一個全球
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英國在1975-6年期間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
以渡過難關,同一年份里紐約市也出現了技術性破產,與此同時政府支出縮減的現象幾
乎隨處可見)的階段即將到來。作為一種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相協調的管理資本積累的
可行方案,凱恩斯主義折衷方案最終顯然崩潰了。

  左派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通
過強硬措施以及工資和價格管制來抑制勞動者的要求和大眾運動),然而,這樣做的同
時卻並不對資本積累權力構成直接挑戰。這個答案在歐洲是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
聯合提出的(在象“紅色博洛尼亞”這樣的地方寄希望於對資本積累的統治與管理的創
造性試驗,或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樣傾向於一種更加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
產主義”的理想)。左派在這種計劃的號召下匯聚了相當的公眾力量,他們在意大利接
近了政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政權。即使在美國,70年代早期民主黨
控制的國會也通過立法發動了一輪巨大的關於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問題的管
制改革(由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簽署成法)。但總的來說,左派對傳統社會民主
主義解決方案沒能超越多少,而這些措施在70年代中期以前即已證明不能滿足資本積
累的要求。這樣一來,結果就是爭論雙方的兩極分化,一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這
些人在政治實踐上經常抑制他們自己的選民的要求),另一方則是所有那些關心重建更
為開放的條件的人的利益,這些條件為積極的資本積累所需。

  作為一種對付那些威脅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的矯正辦法,和針對資本主義弊端
的一種解決方案,新自由主義長久以來一直窺伺在公共政策周圍。但只有在70年代那
些麻煩的年份里,它才開始走向中心舞台,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並在一些諸如倫敦經
濟事務協會和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囊團體裡發育成熟。作為新自由主義領袖,哈耶克於
1974年,密爾頓.弗里德曼於1976年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新自由主義也
贏得了尊敬。它也逐漸開始了實踐層面的影響。例如,在卡特任總統期間,作為針對貫
穿美國整個70年代的持續性通脹狀態的一項對策出現了經濟的非管制化。但是,在美
國和英國直至1979年,新自由主義才作為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管理公共政策的一項新
的經濟正統而得到顯著加強。

  這一年五月在英國當選的瑪格利特.撒切爾強烈要求對經濟進行改革。在基斯.約瑟
夫和經濟事務協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種思想,即認為凱恩斯主義應被拋棄,而
貨幣主義“供給方面”的解決方案對於醫治在整個70年代折磨英國經濟的滯脹問題至
關重要。她知道,這意味着不亞於在財政和社會政策方面發動一場革命,同時果斷拋棄
1945年以來在英國即已鞏固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各種機構和政治方式。這意味着要
對抗工會權利,對阻礙競爭性自由流動(包括許多專家及其協會的權力)的各種形式的
社會結合體(如那些以市政治理機構的面目出現的社會團體)發起進攻,廢除或擊退福
利國家的各種承諾,公共企業(包括社會住宅項目)的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家創
新,以及創造一個吸引外資大量流入(主要是從日本)的有利的商業氛圍。

  皮切諾特通過強制性國家暴力所做的事情,撒切爾則要通過組織民主意志的統一來
實現。在這一點上,葛蘭西關於革命行動之前有必要組織統一意志和支配權的看法用在
這裡是很貼切的——事實上撒切爾本人確實自我標榜革命。作為反對工會權力和政府方
面官僚主義沉悶無能的武器,關於個人主義、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洪流在英國70年代經
濟滯脹的陰暗歲月里大肆泛濫,這些思想得到越來越屈從於大資本利益的媒體的情意宣
傳。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被解釋成一場關於治理體系的危機。為得到彌補長期負債狀態
的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6年要求實施一項嚴厲措施,當時在卡拉漢領導下的
勞工政府同意了這一符合公司利益但卻違反其傳統支持者利益的措施,這一事實為如下
思想鋪平了道路,即如撒切爾所說,除了新自由主義方案外“沒有其他選擇”。通過組
織一定程度上統一的政治意志,尤其是在為其帶來選舉勝利的中產階級內部進行這種組
織,撒切爾革命按照這種方式做好了準備。根據程序,她提出了一項選舉權限制,從而
擊退了工會權力。至於對付在諸如教育、醫療衛生和市政治理方面有着很大權力的職業
協會,則是另一碼事。在這方面她的內閣班子(及其支持者)極不體面地發生了分裂,
為消除黨內和媒體上的對立從而推行新自由主義原則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她後來在一段
著名的發言裡宣稱:“不存在社會一類的東西,存在的只有個人”,她隨後補充道,
“以及他們的家庭”。各種形式的社會結合體都要取消,以便於推行個人主義、私有財
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從撒切爾的辭令中流露的根據這些原則進行的意識形態攻
擊是冷酷無情的,並最終取得了大體成功。“經濟學只是方法”,她說,“而目標卻是
改變靈魂”。她確實實現了種改變,雖然使用的方法無論如何不是沒有政治代價的,也
不是沒有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各種矛盾衝突的。

  1979年10月,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策劃了一個關於美國貨幣政策的大轉彎。美
國長期堅持的新政原則即以充分就業為關鍵目標的廣泛的凱恩斯財政和貨幣政策被拋
棄,而代之以壓制通脹的政策,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
國利率變動十分敏感的經濟體(諸如墨西哥和巴西)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在通脹率
高達兩位數的70年代裡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經過聯儲批准一變而為正值。隔夜名義
利率提高至(這一動作後被稱為“周六夜特價品”)接近20%的水平,等於把美國和世
界其餘許多經濟體故意推入衰退和高失業的境地。據稱,這種轉變是走出令人頭痛的滯
脹危機的唯一辦法,這種滯脹危機在整個70年代一直是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的主導特
征。

  此後一直被稱之為沃爾克衝擊的這種做法,如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領域的相應
轉變是無法鞏固的。羅納爾德.里根對卡特的勝利被證明是個關鍵。里根的顧問們確信
沃爾克的“藥方”對於病態的停滯經濟體來說剛好擊中要害。沃爾克獲得了支持並再次
被指定為聯儲主席。里根政府的任務就是通過進一步非管制化、稅收減免、預算削減和
攻擊工會及專業機構權力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一場持久而痛苦的罷工中,里根鎮
壓了“專業空運管理組織”(PATCO),一個空運管理人員的工會。這實際上是對有組
織的勞動權力機構發動全面進攻的信號,這種情況又恰恰發生在沃爾克激起的衰退產生
高失業率(10%或以上)的時候。但是PATCO不僅僅是個普通工會,它還是一個有着熟
練專業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更像一個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的代表性工會。
總的來說,這些情況對勞動條件造成的影響是很顯著的——通過如下事實可能對該後果
有個最好的把握,即在1980年貧困水平線平齊的聯邦最低工資到了1990年已經降至低
於該水平30%的程度。里根的在諸如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等問題上負責的政府機
構成員也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從航空和電訊到金融,這種全方位
的非管制化為大公司利益開闢了不受限制的市場自由新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被描述成鼓
勵競爭和創新的主要手段的市場力量,實踐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權力以作
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與此同時,對富人的減稅政策也開始了向社會不平等加劇
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方向的重大轉變。

  關於在所有這一切背後發生的階級力量變化,托馬斯.埃德索(多年來專門關注華
盛頓事務的新聞記者)在1984年發表了一份預見性報告:
  “在70年代,商業界按照一個階級的標準來約束自我,他們把收斂起競爭本能,
而代之以在合法領域的進行聯合與合作。商業界的政治戰略主題不再是僅僅追求各自特
殊利益的個體公司,而是在對付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方面,在制定有利
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法方面共同進退。”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商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和一個公眾基礎。於是他們
積極爭取拉攏共和黨來作為這樣的工具。旨在促進“金錢所能收買的最好政府”(如一
句古老格言所說)的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據說
“進步”的競選資助有關法律實際上使得政治資助性腐敗變得合法化。政治行動委員會
因此能夠保證兩個政黨在經費上為公司之間的有錢的專業協會所左右。這種公司型PAC
(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只有89個,1982年則劇增至1,467個。在其利益得到
照顧的情況下,他們樂意資助兩黨中的當政人員,同時他們還系統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
翼競選者。每個PAC對每一個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的限制迫使這些不同公司和
不同行業的PAC們一起行動,這則意味着他們之間能夠基於階級利益而聯合起來。這一
時期共和黨成為自己“階級主導成分”的代表的明確意向與民主黨思想上的含糊態度形
成鮮明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是由如下事實造成的:它與社會中各團體的聯繫非常散
亂,這些團體中——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拉美裔人、城市政治組織——沒有哪
一個顯著地大於其它團體。而且,民主黨對“大錢”獻金的依賴使得其中許多人難以抵
制公司利益的直接影響。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漁業和農業公司的利益在不斷展開的階
級戰爭的這個方面站在前列。

  然而,要有效地取得權力,共和黨需要一個可靠的選民基礎。大約這個時候共和黨
人開始尋求與基督教右派“道德多數”的聯盟,它求助於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
及其道德正義上的沮喪感(之所以沮喪是因為這個階級長期生活在經濟安全無保障的條
件下,他們感覺與那些通過贊助行動及其它政府計划進行分配的許多利益無緣)。這種
“道德多數”可通過把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以及反女性主義加以包裝來進行動員,
如果把直接拿出這些玩意來並不適當的話。某一社會群體會由於文化,民族和宗教原因
而反對自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次
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和保守基督徒之間這種的不潔聯盟不斷得到
鞏固,直至最終從共和黨中清除了所有的自由分子(這些人在60年代是很重要並有影
響力的),並把它轉變成為同今天類似的右翼選舉勢力。

  里根的當選開始了鞏固政治轉向的長期過程,這種政治轉向是支持早期向着新自由
主義的貨幣主義轉向所必要的。當時埃德索注意到,他的政策集中在:
  “全面推動從廣度和深度上對聯邦管制的削減,這些管制涉及工業、環境、工作場
所、衛生醫療以及賣者和賣者之間的關係。里根政府的非管制化推動是通過以下措施來
完成的:大幅削減預算以削弱政府執行力;指定反管制的、面向行業的機構人員;最
後,授權給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以前所未有的權力來部署主要的管制措施和強制推行對管
制議案的主要修改,以及通過冗長的成本收益分析來有效扼殺廣泛的管制創意。”

  然而,同時還有另外一項轉變也推動着那種向着新自由主義方案的運動,但這次卻
是在70年代的全球層次上。隨着1973年石油禁運而來的OPEC石油價格飆升把大量的
金融權力賦予了石油生產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布扎比。現在根據英國的
情報資料我們知道,美國在1973年曾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恢復石油自由流動和壓
低石油價格。我們還知道,大概在來自美國的軍事壓力下,如果不是公開軍事威脅的
話,沙特人同意把他們的石油美元通過紐約的投資銀行進行循環。這樣,後者突然發現
他們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資金,對於這些資金必須尋找有利的投資機會。在70年代中期
經濟衰退和回報率較低的情況下,美國國內提供的機會並不怎麼樣。更多的投資機會必
須到國外去尋找。但這要求為這些美國控制的資金在外國和國際間的操作提供開放的進
入權和適當的安全條件。紐約投資銀行於是求助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來撬開這些新的
投資領域並保護國外業務的安全。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長期以來一直在發展中,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英國、法
國、荷蘭以及其它歐洲國家的帝國傳統相鬥爭而發展起來的。美國在19世紀末曾玩過
殖民征服的遊戲,但在整個20世紀它卻已進化成一個沒有殖民地的更加開放的帝國主
義體系。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當美國在尼加拉瓜部署海軍以保護美國利益時,
卻發現他們捲入了一場由桑迪諾領導的持久而麻煩的游擊性起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給
自己創造了一個解決問題的範例。答案就是尋找一個本地強人——在這裡就是索摩查—
—並為他、他的家庭及其直接擁護者提供經濟和軍事幫助,以便於他們能夠鎮壓或收買
反對者,並為自己積累起相當的財富和權力。作為回報,這些人則始終支持美國,在必
要的情況下還能夠促進美國在該國和該整個地區(這裡就是中美洲)的利益。這就是二
戰後去殖民化時代美國所採用的模式,這種去殖民化是在美國堅持下強加於歐洲各國
的。例如,CIA於1953年在伊朗策劃了一場推翻民主選舉的摩薩德政府的政變,並把
向美國公司提供石油合同的伊朗國王扶持上台(但沒有歸還摩薩德收歸國有的英國公司
的財產)。伊朗國王也成了美國在中東石油地區利益的關鍵保護人。在戰後時期,非共
產主義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是以這種方式對美國統治敞開了大門。但這也經常要求在美國
方面採用一種反民主的(尤其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戰略。這造成了美國
愈來愈和發展中國家(當然,最顯眼的就是在整個拉美地區)的強制性軍事專政和獨裁
制度結盟的荒謬結果。因此,在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美國利益變得愈加脆弱。對
各種強制性制度的支持向來都有反生產性的危險。當可以輕易收買統治精英的首肯時,
為反人民或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而採取高壓政治的必要性就把美國與為反對公眾運動而大
量採用隱秘暴力的長期歷史聯繫了起來。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通過紐約投資銀行進行循環的剩餘資金擴散到了世界各地。迄
今為止,許多在戰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投資都屬於直接投資類型,且主要涉及原材
料資源(石油、礦石、農產品)開發,或者是對特定市場(電訊等)的培育。紐約投資
銀行在國際上一向都很活躍,1973年後尤為如此,雖然不再向先前那樣着意於直接投
資。這則要求國際信用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而美國在沃爾克衝擊後幾乎立即開始了對
這種戰略的積極鼓勵和支持。這些投資銀行起初着眼於向外國政府的直接貸款。由於急
需信用,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被誘入了債務/信用陷阱,投資銀行(它們得到了美國帝
國政府的支持)由此處於一種有利位置從而能夠要求比國內更高的回報率。由於貸款是
以美元計值,因此美國利率的任何溫和增長都可能把這些脆弱國家推向債務破產,更不
用說美國利率的飆升了。因此紐約投資銀行就有着很大的風險敞口。這種情況的首次大
規模出現是在緊隨沃爾克衝擊之後,即1982-4年墨西哥由於這種衝擊而幾乎走向破
產。在執政初年曾認真考慮過不再支持IMF的里根政府,找到了一個通過集中美國財政
部和IMF的力量進行債務滾動來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作為債務滾動的條件,債務國必
須進行結構改革。當然,這要求IMF的理論框架從凱恩斯主義向貨幣主義轉變(這種轉
變很快得以完成,使得IMF成為經濟理論中新貨幣主義正統施展影響的全球中心)。作
為債務重組的條件,墨西哥被要求進行制度改革,如削減福利開支,放鬆勞動法和私有
化,這種程序後來被稱之為“結構調整”。墨西哥因此也部分地日益成為新自由主義國
家標杆,從那時起,IMF成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推行的關鍵工具,在許多情況下這
種政策也是強行推進的。

  墨西哥的情況說明了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在前者情況下,
貸款人要承擔錯誤投資決策造成的損失,而對後者來說,借款人卻要被政府和國際權力
機構強迫全部承擔償還債務的代價,而不管這樣做對當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麼樣的
後果。如果這要求把資產按處理價交給外國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這樣做。如迪梅尼爾
和利維所指出的,這麼做的後果就是允許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餘地方抽取特別的高
額回報。

  美國階級權力的復辟情況還取決於階級權力自身的某種重構。股東與管理層的分離
(或者分得紅利和利息的貨幣資本與從生產的組織中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製造業資本
之間的分離)多次造成資產階級內部金融家與實業家之間的衝突。例如,在英國,政府
政策長期以來主要迎合倫敦市金融家的要求,而對製造業利益造成損害;60年代美國
金融家與廠商之間的衝突也經常浮出水面。70年代這種衝突大部分已經消失。大公司
自身定位上越來越金融化,即使在他們從事生產的時候,如象汽車部門就是這樣。股東
與管理者的利益通過以股票期權的形式向後者付酬而得到融合。股價而非生產成了經濟
活動的指導原則,從中產生的投資誘惑也變成壓倒性的了,如象後來隨着安然一類公司
的倒閉而表面化的情況那樣。這一切總的結果就是金融利益(會計師的權力勝於工程師
的權力)在統治階級和統治精英內部取得了優勢地位。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意味着一
切事物的金融化和資本積累權力中心的再定位,這種定位在損失資本其餘部分的代價下
特別有利於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由於這個原因,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金融系統的整合
就成了越來越主宰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集團(如稱之為G7的集團)的關注中
心。

        被看作理想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

  考慮作為理想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這樣提問題有着眾所周知的危險,但也有着
能和此前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加以鮮明對比的優點,同時對於新保守主義是否根本偏離或
者僅是以其他方式延續新自由主義這一問題有個初步考察。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任務歸根到底就是創造一個“好的商業氛圍”,由此優化資
本積累的條件,而不管這樣做對就業和社會福利造成何種後果。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後者在維持充分而穩定的資本積累率的前提下以追求充分就業和所
有公民福利最大化為己任。

  新自由主義國家追求推進各種商業利益這一事業,促進和激勵(通過稅收優惠和其
他讓步以及如有必要由國家負擔提供基礎設施這一做法)這一事業,他們爭論說這將鼓
勵增長和創新,而且這是消除貧困和從長期來看提高多數群眾生活水平的不二法門。新
自由主義國家在追求財產私有化來為資本積累開闢新領域方面尤為賣力。先前由政府運
營或管理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項目、教
育)均被移交到私人領域或被取消管制。資本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被看成是恢
複利潤率的關鍵,所有有礙這種自由流動的羈絆(如計劃控制)都必須被移除,除了那
些對“國家利益”較為關鍵的領域(然而這可以根據情況方便來進行定義)。因此,新
自由主義國家的口號就是“靈活性”(在勞動市場和資本投資的配置上)。它鼓吹着競
爭的各種優點,實際上卻在為資本集中和壟斷權力大開方便之門。

  在國內,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敵視(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公然壓制)各種形式的限制資
本積累的的社會結合體(如工會以及其他在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裡取得相當權力的各種社
會運動)。它取消各種福利供給,把其在如下領域的角色儘可能降低:衛生醫療、公共
教育以及在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處於中心地位的各種社會服務。社會安全網降至最低。當
然這並不意味着取消所有形式的管制活動或政府干預。對那些無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門,
為保證其“責任心”和“成本效率”的官僚規則繁盛起來(例如,瑪格麗特.撒切爾一
直追求並實現了對英國各大學強有力的管理控制)。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
收穫各種利潤的公私合夥關係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於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決定
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國家還會求助於強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糾察規則)以驅散和鎮
壓集體形式的反抗。監控和警察介入的形式興旺起來(在美國,在處理有關被拋棄工人
和邊緣化人口時禁閉成了一項關鍵的國家戰略)。

  在國外,新自由主義國家追求減少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和市場(商品市場和貨幣資
本市場)向資本積累的全球勢力的開放,這種資本勢力有時會是競爭性的,但更壟斷性
的情況更為常見(雖然總是附有拒絕任何“不利於民族利益”事物的豁免條款)。在國
外開闢新的高利潤領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開闢新殖民主義式資本主義活動場所時,
國際競爭的壓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被用來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在這方面,大公司的
資本主義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創造新的國際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國際清算銀
行)也典型地與政府權力進行合作。

  新自由主義國家對於金融制度尤為熱心。它不僅追求推動擴散其影響,而且為金融
制度的完整和償付能力提供擔保,不管這樣做會付出何種代價。國家權力被用來救助或
防止金融破產(如1987-8期間美國儲貸協會危機以及1997-8期間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
理公司造成的三萬億美元的崩潰)。國際上它通過諸如IMF之類的國際機構進行操作以
使投資銀行能夠避開債務不能履約的風險,實際上它已盡最大可能覆蓋了金融利益在國
際市場上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敞口。新自由主義國家與與金融利益保護之間的聯繫既推動
了也反映了在金融化過程中資產階級權力的加強。如果發生了金融系統整體與大眾福利
之間的衝突,新自由主義國家將會選擇前者。

  最後,新自由主義國家具有深刻的反民主傾向,即使它經常力圖掩蓋這一事實。精
英統治受到喜愛,人們強烈偏好於行政機構和司法決策為主的政府,這種政府要在損害
以前民主的議會的集中決策程序的代價下才能實現。代議制民主的殘餘被貨幣權力所壓
倒,如果不是象在美國那樣完全地雖然也是合法地腐蝕掉的話。諸如中央銀行(象美國
的聯儲系統)、國內的准政府機構和國際的IMF和WTO這些強有力的機構建立了起來,
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影響、審議、責任和控制權的牽制。在新自由主義看來,群眾民
主等於“暴民統治”,它會典型地造成妨礙資本積累的各種障礙,這些障礙在70年代
曾對上層階級的權力造成相當威脅。政府管理的合意形式就是那種“公私合夥”的形
式,其中國家和關鍵的商業利益緊密合作,圍繞提高資本積累的目的協調雙方的行動。
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被管理者自行制定理規則,而公眾決策在變得愈加不透明。

  新自由主義國家強調個人和個體的自由、解放和責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場領
域。因此,社會的成敗用企業家個人的優點或缺點來解釋,而不是歸因於任何的系統屬
性(諸如資本主義典型具有的階級排斥)。新自由主義國家規則內部的反對聲音典型地
被限制在個體人權之類的問題,結果各種“權利討論”自80年代左右就作為“激進”
反對派政見的立足點而盛行起來。各種問題的解決和補救方案必須由個體(不妨回顧一
下,公司也被法律定義成個體)通過法院來實現。由於通過後者解決問題名義上公平但
實際上花銷極大(不管是個人對不當行為的起訴,還是一個國家起訴美國違反了WTO規
則——後者將會花費高達一百萬美元的程序費用,這個數字等於一些小的窮國的全年預
算),因此判決後果就會嚴重偏向於那些擁有貨幣權力的人。司法決策中的階級偏見無
論如何都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無例外的話。因此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集體行動的基本手
段通過非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的各種權利支持組來確定和表達,對於這種
情況用不着驚詫。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下迅速成長和擴散開來,這種情況
引起了如下幻覺,即認為在政府體制外和在某些號稱為“市民社會”的獨立團體內發動
的反對活動是反對派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動力之源。

  通過這種說明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義並沒有像近幾年右派和左派的許多評
論者認為的那樣拋開政府或特定的政府機構(例如法院),而是對政府機構及其實踐
(尤其是在強制與說服之間的平衡方面,資本與公眾運動的權力平衡方面,行政司法權
力與議會民主權力之間的平衡方面)進行根本重構。

  這種“理想類型”的描述過於功能主義。因此,通過考慮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基本結
構矛盾來使整個畫面豐滿起來是很重要的。獨裁主義(這種獨裁主義根植於占支配性地
位的階級關係,這種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和個體自由的理想相處並不
融洽。保護金融系統的完整性可能確實很關鍵,但同時金融系統內部操作者的不負責任
和自我膨脹的個人主義卻造成了投機性波動和長期不穩定。競爭的優點被大肆鼓吹,而
事實卻是壟斷權力向一小撮集中化跨國公司手裡的不斷加強。然而,在公眾問題上,個
人自由的追求也太容易失去節制和造成社會渙散。因此,使統治權力關係永存的需求創
造出必要的壓迫關係,以阻礙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在國際領域,新自由主義的競爭性波
動直接威脅着霸權勢力的地位和穩定。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勢力可能因此採取鎮壓措施和
行動,以保護維持自身霸權所必要的不對稱性經濟關係。除了這些矛盾外,我們還必須
加上新自由主義公開宣稱的目標——所有人的福利——與其實際後果——階級權力的復
辟之間的不相稱及這種不相稱迅速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將在後面來探討這些矛盾要素。但十分清楚的是,新自由主義必須被看成一個
不穩定和進化中的關於資本積累的制度,而不是一個穩定協調的關於政治經濟權力的功
能結構。這樣就為把新保守主義看作是其對內在矛盾的潛在回應這一觀點鋪平了道路。

            植入、傳播和演變

  接下來考慮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嵌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歷
史地理中去的實際方式。很清楚,英國和美國起了領導作用。但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這
種轉變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政治改革是經過一個長達十年的階級對
抗和鬥爭以後才爭取到的,其中1984-5年的長期而痛苦的礦工罷工是個中心主題。當
撒切爾成功實現社會住宅項目和公共事業的私有化時,核心公共服務部門諸如國家衛生
醫療系統和公共教育證明了自己除了在邊緣修修補補外,也完全無法逃避這一切。由於
她自己的黨內有許多人起初並不信服她所選定的改革方向,因而設置了各種障礙來阻礙
她實現各種目標。她在1983年再次當選更多地要歸功於她在富克蘭島/馬爾維納斯群島
戰爭中培植的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而非在新自由主義道路上取得的任何實際的成功。
在美國,里根年代的轉型造成的衝突一點也不少,而且更多地與外部因素有關。60年
代的“凱恩斯折衷主義”從來也沒有達到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成就,因此對新
自由主義的反抗也就較為溫和一些。里根當時也全神專注於冷戰,並發起了一場軍備競
賽,這場競賽使得某種以赤字補貼的軍事凱恩斯主義成為必要,這種軍事凱恩斯主義為
其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帶來了特殊利益。同時上升的聯邦赤字也為社會項目的廢
除提高了方便的藉口。

  儘管在醫治病態經濟方面有這麼多動聽的許諾,但是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80年
代都沒有取得好的經濟績效,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可能不是資本家們所祈禱的答案。通脹
水平確實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一切都是在高失業率(例如,在里根年代裡曾高
達7.5%)的代價下實現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加深政府控制(通過
銀行國有化)和通過征服國內市場來鼓勵增長的企圖的失敗也意味着在80年代中期以
後任何左派替代方案的徹底掃除。既然這樣,正確的選擇方案又在哪裡呢?

  80年代實際上屬於日本、東亞“虎”經濟體以及西德這些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動
力的國家。這些國家儘管有着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但經濟上非常成功的事實使得人們很
難把在世界範圍內向新自由主義的簡單轉變(更不用說強制推行了)作為一項明顯的經
濟藥方。當然,無論日本還是西德,央行一般來說遵循的是貨幣主義路線(西德的聯邦
銀行在反通脹問題上尤為賣力)。但在西德工會很強大,工資水平相對較高。這麼做的
結果之一就是刺激了技術創新的高增長,而這使西德在國際競爭領域裡始終保持先進水
平。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能夠推動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全球領導者不斷前進。在日本,獨
立工會很軟弱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政府在技術和投資和組織方面的投資以及公司和金融
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制度在西德也安排得很恰當)帶來了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績
效,當然是在犧牲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象80年代
(其間世界總增長率甚至低於充滿麻煩的70年代)的這種增長表現並不依賴於新自由
主義。直至80年代末那些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起來仍舊在經濟困難中掙扎。
很難不得出這種結論:西德和日本的積累“制度”才應受到仿效。因此,許多歐洲國家
在朝着西德模式前進(在某些情況下相當成功)時抵制新自由主義改革,並且日益發現
能夠保護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遺產的辦法。在亞洲,日本模式在獨裁政府體系(更
一般地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隱性特徵)下被植入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並證明了自
身的可行性,且與更為合理的公平分配相一致。但有一個方面西德和日本模式是不成功
的,即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是是不成功的。在80年代的英國而尤其是美國出現
的社會不平等的急劇增加在其他地方則處處受阻。如果目的就是為了把階級權力復辟給
頂層精英,那麼很清楚,新自由主義就是答案。因此問題就來了,當新自由主義無法刺
激實際增長時怎樣才能在世界範圍內實現這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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