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傳播和演變
接下來考慮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嵌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歷
史地理中去的實際方式。很清楚,英國和美國起了領導作用。但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這
種轉變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政治改革是經過一個長達十年的階級對
抗和鬥爭以後才爭取到的,其中1984-5年的長期而痛苦的礦工罷工是個中心主題。當
撒切爾成功實現社會住宅項目和公共事業的私有化時,核心公共服務部門諸如國家衛生
醫療系統和公共教育證明了自己除了在邊緣修修補補外,也完全無法逃避這一切。由於
她自己的黨內有許多人起初並不信服她所選定的改革方向,因而設置了各種障礙來阻礙
她實現各種目標。她在1983年再次當選更多地要歸功於她在富克蘭島/馬爾維納斯群島
戰爭中培植的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而非在新自由主義道路上取得的任何實際的成功。
在美國,里根年代的轉型造成的衝突一點也不少,而且更多地與外部因素有關。60年
代的“凱恩斯折衷主義”從來也沒有達到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成就,因此對新
自由主義的反抗也就較為溫和一些。里根當時也全神專注於冷戰,並發起了一場軍備競
賽,這場競賽使得某種以赤字補貼的軍事凱恩斯主義成為必要,這種軍事凱恩斯主義為
其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帶來了特殊利益。同時上升的聯邦赤字也為社會項目的廢
除提高了方便的藉口。
儘管在醫治病態經濟方面有這麼多動聽的許諾,但是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80年
代都沒有取得好的經濟績效,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可能不是資本家們所祈禱的答案。通脹
水平確實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一切都是在高失業率(例如,在里根年代裡曾高
達7.5%)的代價下實現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加深政府控制(通過
銀行國有化)和通過征服國內市場來鼓勵增長的企圖的失敗也意味着在80年代中期以
後任何左派替代方案的徹底掃除。既然這樣,正確的選擇方案又在哪裡呢?
80年代實際上屬於日本、東亞“虎”經濟體以及西德這些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動
力的國家。這些國家儘管有着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但經濟上非常成功的事實使得人們很
難把在世界範圍內向新自由主義的簡單轉變(更不用說強制推行了)作為一項明顯的經
濟藥方。當然,無論日本還是西德,央行一般來說遵循的是貨幣主義路線(西德的聯邦
銀行在反通脹問題上尤為賣力)。但在西德工會很強大,工資水平相對較高。這麼做的
結果之一就是刺激了技術創新的高增長,而這使西德在國際競爭領域裡始終保持先進水
平。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能夠推動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全球領導者不斷前進。在日本,獨
立工會很軟弱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政府在技術和投資和組織方面的投資以及公司和金融
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制度在西德也安排得很恰當)帶來了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績
效,當然是在犧牲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象80年代
(其間世界總增長率甚至低於充滿麻煩的70年代)的這種增長表現並不依賴於新自由
主義。直至80年代末那些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起來仍舊在經濟困難中掙扎。
很難不得出這種結論:西德和日本的積累“制度”才應受到仿效。因此,許多歐洲國家
在朝着西德模式前進(在某些情況下相當成功)時抵制新自由主義改革,並且日益發現
能夠保護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遺產的辦法。在亞洲,日本模式在獨裁政府體系(更
一般地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隱性特徵)下被植入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並證明了自
身的可行性,且與更為合理的公平分配相一致。但有一個方面西德和日本模式是不成功
的,即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是是不成功的。在80年代的英國而尤其是美國出現
的社會不平等的急劇增加在其他地方則處處受阻。如果目的就是為了把階級權力復辟給
頂層精英,那麼很清楚,新自由主義就是答案。因此問題就來了,當新自由主義無法刺
激實際增長時怎樣才能在世界範圍內實現這一點呢?
在這方面由布倫納.戈旺和波林加以補充的迪梅尼爾和利維的報告提供了大部分必
要的證據。從中我篩選出三個與眾不同的要素。第一,發生在70年代的金融化轉變在
90年代得到了加速。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增長。金融市
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了相互合作所需的更加重要的工具。這在西德和日本
削弱了公司和銀行之間排他性的密切聯繫,這種聯繫在80年代曾起了很好的作用。 日
本經濟陷入混亂(由地產和資產市場的崩潰所引發),銀行部門也處於一種非常危險的
狀態。德國的匆忙統一帶來了壓力,德國人先前擁有的技術優勢不見了,使得對這裡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深刻挑戰成為必要。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依然強大,直至
2004年,餘下的戰鬥依然在針對那些新自由主義措施而展開,這些措施企圖在諸如政
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的領域掃除社會民主主義成果。第二,在克林頓時代統治經濟
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聯合體不僅設法說服、引誘和(多虧了結構調整程序)強迫
發展中國家走上一條新自由主義道路,而且美國還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
蘿蔔來說服許多國家沿着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尤其在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
放他們的資本市場方面。這些政策在90年代的美國造成了一場快速的經濟擴張。美國
看起來有了答案,它的政策看起來值得模仿,即使充分就業要在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上
才能達到(如Pollin所示,大多數人的福利水平在這些年頭裡實際上沒怎麼提高,如
果不是淨損失的話)。勞動市場的靈活性開始對美國產生回報,並向那些在歐洲和日本
流行的較為僵化的制度施加了競爭壓力。然而,美國成功的真實秘密卻是在於它現在能
夠從它在全球各地的經營中(直接投資或證券投資)抽取高額回報。正是這種來自全球
各地的貢品奠定了美國90年代經濟富足的大部分基礎。第三,新貨幣主義經濟正統的
全球擴散也扮演了一個有力的意識形態角色。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被從
IMF和世界銀行里驅逐出去。到了80年代末,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許多經濟學院系——
這些學校幫助訓練了許多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也都接受了寬泛的貨幣主義思想。
所有這一切線索都在咄咄逼人的意識形態攻勢中集中起來,這個攻勢產生了90年
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結果就是把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定義成解決全
球問題的答案,因而甚至對日本和歐洲都施加了相當壓力(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地方了)
以採取新自由主義道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克林頓和布萊爾這種來自中左派的人
物,在國內和國際鞏固新自由主義角色方面做得最多。WTO的形成是世界範圍內製度改
革的頂點。按照程序,WTO為全球經濟交互設立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然而,它
的首要目標卻是為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開放儘可能廣泛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是附有保護
關鍵“民族利益”的說明條款),因為這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全球各
地索取貢品的基礎。
這種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地緣性不平衡發展的輪廓性描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引入不
是某個霸權勢力,例如美國,強制推行一些正統模式的結果,而是多樣化、創新和競爭
(經常是一種壟斷型競爭)的結果,這些競爭包括民族間、區域間、在某些情況下甚至
是大城市間治理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競爭。這種情況可通過對中國這種奇怪的情況進
行一個簡短的考察來加以說明。
中國的奇怪情形
1978年12月,面臨毛澤東死後政治不確定性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以鄧小
平為首的中國領導層宣布了一項經濟改革計劃。這剛好與——除了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歷
史意義的並發事件外很難有別的解釋——英國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轉折相一致。結果就
是與集權獨裁統治交錯在一起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是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
家來說——南韓、台灣、尤其是新加坡——這種獨裁政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聯繫
當時已經就是現成的了。如智利這種標準化的新自由主義案例所早已表明的,獨裁和新
自由主義無論如何決非互不相容的。
作為長期目標,平等主義在中國沒有被放棄,與此同時,鄧小平主張,為了提高生
產率和刺激經濟增長,個人和地方積極性必須釋放出來。關於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可避
免會出現的的推論被作為某種有待容忍的東西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在小康(一個關於為
所有公民提供較好福利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鄧小平着眼於“四個現代化”
(農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改革致力於把市場力量引入中國的內部經濟,希
望由此刺激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鼓勵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引了進來,但與
政治經濟權力向地方的快速下放相比卻是次要得多。作為改革政策的補充,中國也開始
了對外貿和外資的開放,雖然是以一種極為有限的方式且在政府監管下進行的,中國因
此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狀態。這種對外開放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技術轉
讓,另一個目標則是為了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入必要的生產手段,從而為經濟增長
提供強勁的內部動力。
如果不是世界範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變為中國大肆進入和融入世界經濟提供了
空間的話,中國後來超常的經濟演進就不會走上曾經採取的道路,也不會取得曾經取得
的成就。因此,中國作為一股全球經濟勢力的崛起部分地必須看作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新
自由主義轉折所帶來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以這種方式說明問題絲毫也沒有貶低中國自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重要性。
除了其他事情外,中國還必須了解,如果沒有階級關係、私有產權以及其他在繁榮資本
主義經濟體裡典型出現的各種制度安排,在經濟轉型方面單靠市場是做不了什麼的。沿
着這條道路的演進既緩慢而且會不時出現各種壓力和危機。很清楚,例如在80年代,
中國非凡的增長率的大部分是在集中化政府部門以外推動的,而不是像中國人曾經希望
的那樣通過官僚化組織起來的國家部門來推動,這些部門被設想可通過市場改革和更為
靈活地接近市場定價機制來使之變得更具生產性和競爭力。即使國有企業相對於許多鄉
鎮企業(依靠地方積極性發展起來)和本地私人資本而言得到許多扶持(部分通過管理
性和政治性控制,但也通過在使用國家管理的信用方面的差別待遇),情況還是這樣。
但是如果增長的發動機在於地方或私人,而非在於中央政府部門,那麼維持增長就會需
要而最終也會要求實行進一步的分散化和私有化。伴隨着進一步自由化的經濟壓力,在
政治領域裡也存在着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可從自由化的相應政治要求上看得出來, 這
種政治要求在1989年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嚴厲鎮壓中達到頂點。
對於1989年事件的反應就是發起新一輪經濟改革,其中若干政策把中國推進到更
為接近新自由主義正統的地步。對於這些,汪先生這樣概括道:
“貨幣政策成了一個主要的調控手段;外匯匯率有了大的再調整,朝向統一利率邁
進;出口和外貿按競爭和自負盈虧的機制進行管理;價格雙軌制在範圍上得以縮小;上
海浦東開發區完全對外開放,各種地方性開發區也都上了軌道。”
然而,進入中國的第一波外商直接投資其結果比較複雜。起初它被導向南方沿海地
區(這些地區鄰近香港被認為是個優勢)的四個特殊經濟區域。這些區域的“最初目標
是生產出口商品以賺取外匯。它們還起到社會和經濟實驗室的作用以便於觀察外國技術
和管理技巧。他們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包括免稅期,利潤快速匯出和更好
的基礎設施。”隨後中國政府又指定了若干“沿海開放城市”,它們像“經濟開放區”
那樣向任何類型的外商投資開放。但是外國公司在象汽車和製造業商品這些領域裡對中
國市場的最初開拓結果並不怎麼樣。福特的合資公司幾乎無法生存,通用汽車(GM)公
司在90年代早期則以失敗告終。早期確實成功的唯一部門是那些從事出口高勞動含量
商品的行業。90年代早期超過三分之二(在生存下來的企業中所占比例則更大)的外
商直接投資都是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的(尤其是來自香港的,但也有來自台灣的)。對資
本主義企業較弱的法律保護使得非正式本地關係和信任網絡有着特殊價值,以至於海外
華人處於一種可資利用的有利地位。
1997-8年期間製造業中鄉鎮企業的大規模破產(這種趨勢蔓延到主要中心城市中
許多國有企業)被證明是個轉折點。價格機制和競爭因此取代了從中央政府向地區、出
口區和地方的放權行為成了推動經濟重構的核心進程。結果對許多政府組織的企業造成
了嚴重傷害,如果不是徹底破壞的話,以及巨大的失業浪潮。關於大規模工人騷動的報
告層出不窮,中國政府如果還要繼續存在的話就必須正視這個吸收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問
題。1998年以來,中國曾通過以發行國債在大型工程上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對付這個問
題,這些工程主要用來改造基礎設施。他們正在計劃一項遠比已經夠大的三峽工程更大
的工程(耗資至少600億美元)來把黃河的水引入長江。驚人的城市化率(1992年以
來不少於42座城市的人口已經超過百萬)使得固定資本的大量投資成為必要。新地鐵
系統和高速公路正在主要城市內展開建設,連接內地和經濟活躍的沿海區域的8500英
里新鐵路正在建設計劃之中,其中包括上海與北京的高速鐵路和以及一條通往西藏的鐵
路。在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大推進了重工業投資。這些工程遠遠超過了美國五六十
年代在構筑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時的工程量,完全有潛力來吸收未來若干年的剩餘資本。
然而,這些工程是以赤字方式進行融資的(按古典凱恩斯方式),因而會帶來高風險,
因為如果這些投資如不能按時為積累過程產生價值回報的話,國家的一場財政危機就會
很快吞沒中國,並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後果。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資本(尤其是外資)在不承擔其社會責任的條件下
(例如養老和福利權利)接管破產國有企業開闢了道路。在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90
年代來自國有部門的下崗職工幾乎達5000萬,有待吸收的失業農村工人高達1.5億且
還在不斷增長)和較為容易獲得政府支持的信用的條件下,任意重組許多中國製造業部
門的大門面向外資打得更開了,尤其是對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其餘國家的資本來說,但對
來自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也是如此。截至2002年,超過40%的中國GDP為外商直接投資
所創造。從那時起中國成了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接受國(早在2004年即被廣泛期
待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感興趣的跨國公司現在已經能夠盈利地
開拓中國市場了。例如曾在90年代早期失敗的投資中損失了的GM公司於90年代末期
重新進入中國市場,據報告2003年它在中國已經取得了相對於美國國內業務要高得多
的利潤率。外商投資者雖然同此時已經不具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相比在技術上仍然處於劣
勢,但根據許多報告,相對於本地私人部門它們實際上處於優勢,這些私人部門依然苦
於一些重大禁入壁壘以及耗費在政府里和政府主導的銀行系統裡的隱性腐敗成本。這些
都對製造業中外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相對於本地資本占主導地位這一事實起了作
用。
但是這場巨大運動的合法制度基礎卻是不確定的。非正式的土地和產權市場已經出
現,尤其是在外圍的城市區域。伴隨這一過程的是原始積累的強大浪潮。例如,村社領
導經常作為村里土地和資產的實際產權代表與外商談判,這些產權後來就被確認為屬於
他們的個人私產了,事實上是把公共財產按少數人受惠而多數人受害的方式進行了處
置。在這種轉型的大混亂中,汪先生寫道,“巨大的民族資產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
被轉移到一小撮個人手裡。”即使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土地和產權市場上的投機也
很盛行,尤其是在城市區域。然而,2004年保護私有財產被權被正式寫入中國憲法,
標誌着中國朝着認可本土企業家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方向邁進,這種制度安排對於資本主
義社會秩序來說非常典型。允許資本家入黨的做法造成了出現某種“公私”合夥的管理
體系的可能性,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體系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個特徵。
簡而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階級形成的根本過程(而不是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
現有階級權力的復辟)。當然,在中國,社會不平等從未根除過經濟中的結構性不平
等。城鄉差別甚至被寫入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先生寫道,“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很
快被轉化成不同階級、階層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情況迅速導致社會的兩極分
化。”而且中國已經演進成(更象美國的里根時代)一個非常獨具特色的混合體(而且
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穩定的),其中有凱恩斯主義的在國家指導下對基礎設施工程的赤字
融資,一個更加放肆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以及在專制統治下階級權力的鞏固。隨着
中國對外貿、外資和外國影響的開發,隨之而來的壓力和機會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這一事實在經過一段過渡期後也將從根本上在世界市場中把自
己綁定在新自由主義規則上。但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以及他們在實踐上任意推
行獨裁作法的能力)以及轉變過程造成的特殊條件也給中國帶來一些與眾不同的特徵。
至於中國是否能夠反過來純粹通過競爭力在世界範圍內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路徑施加
有力的影響,這個問題還有待觀察。考慮到新自由主義固有的更為隱蔽的反民主傾向,
中國公開的專制主義就尤為麻煩。這表明,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意大利
尤為突出),向着新保守主義的轉變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反民主趨勢的加深,而非
對它的根本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給這種專制主義趨勢添加推動力。
然而,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潛在競爭對手的不單是中國,因為俄羅斯和印度的階級轉
型(這裡僅舉兩個其它的例子)也可能帶來超過自身邊界的影響。新的體系聯合,象在
坎昆會議形成的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那種聯合,可能標誌着全球
政治中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的崛起,這種勢力將和1955年在萬隆形成的聯合一樣重
要,如果就潛力來看不是更重要的話,這種萬隆聯合旨在在一個冷戰兩極世界裡創建一
個不結盟國家的政治集團。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們面對的不是新自由主義從某個
霸權中心的任何“簡單”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無中心的不穩定的演
進過程,這個過程帶有地緣性不平衡發展和充滿強大競爭壓力的特徵,這種競爭發生在
政治經濟權力的多個動力中心之間。
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剝奪性積累的復歸
從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積累委頓的問題呢?它在刺激
經濟發展方面的成績根本就不怎麼樣。196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在3.5%左右,既使
在困難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分
別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幾乎接近了1%),這些結果說明新自由主義在刺激
全球發展方面大為失敗。那麼,人們為什麼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的選擇”並已經
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動盪性日益增強,使得某些特定地
區以犧牲別人為代價而投機性地發展。比如,如果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
“小龍們”和西德,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事實上這正說明,正是新自由主
義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敗不為人所見。第二,從上層階級的角
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麼為統治精英們重建了階級力量(比
如在美國和英國,見第二節,)要麼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比如在中國、印
度、俄羅斯等等國家)。上述兩種情況都以加大不平等為代價。但通過上等階級集團
掌握的媒體,他們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並宣傳說某些地區之所以失敗只是因為
它們競爭力不夠(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他們還宣稱一定區域內社會
不平等的擴大對鼓勵創業和創新是必要的,因為後者可以帶來競爭力並刺激發展,如果
底層的生活狀況惡化,也只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沒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資
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就要努力學習呀,獲得“新教的”工作倫理呀,接受工
作訓練呀等等)。一句話,出了什麼問題都是要麼因為缺少競爭力,要麼怪你個人在文
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們接着聲稱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能生
存,也確實只有適者才生存下來。就這樣,體制性的問題被掩蓋在狂轟爛炸的意識形態
宣傳中,同時也掩蓋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機中。
如果新自由主義是通過再分配而不是生產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麼,就必須找出
財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財產轉移的機制,不管是從大眾手裡轉到上等階層手裡還是從落
後的國家轉入更富裕的國家。我曾以“剝奪性積累”為題在其它地方分析過那些機制。
我用“剝奪性積累”來表示資本積累行為的延續和擴張,而馬克思曾將這些看作是資
本主義發軔期的“最初”或“原始”時期的行為。那些機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
化、對農業人口的強行驅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發生的那樣);各種形式的財產權
(公共的,集體的,國有的等等)轉變為排他性的私人財產權;對公共權力的壓制;勞
動力的商品化以及對其它生產和消費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壓制;對財產(包括自然資
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國主義式的占有;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
交易和和稅收貨幣化;奴隸貿易(尤其是在色情行業);高利貸和國債;還有更具破壞
性是利用信貸系統作為原始積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國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壟斷的暴力,
在支持和促進上述一切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在這一系列機制中,我
們或許還可以加上許多另外的“技術”,比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提取租金,同時卻
減少或者抹殺各種形式的、通過一代甚至幾代社會民主的階級鬥爭才獲得的公共財產權
(如國家養老金,帶薪假期,教育和醫療等)。比如建議私有化全部的國家養老金股份
(最先在智利由獨裁統治推行),是美國新自由主義所懷抱的主要目標之一。
就中國和俄羅斯的例子來說,在論及“最初”和“原始”時或許更應該把它們與近
期的一些事件聯繫起來。同時,也最好把美國或其它地方為那些資本主義精英們重建階
級力量的舉措,看作是正在發生的剝奪性積累。這種積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越來越占
主導地位。下面我們只單個地談談其中的四個方面:
1:私有化
對現有公共財產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義計劃的特徵。其主要
目的是為資本積累打開迄今為止還不准盈利行為進入的新的領地。各種各樣的公共財產
和設施(水、電信、交通)、社會福利(公房、教育、衛生醫療、養老金)、公共機構
(大學、研究室、監獄)甚至戰爭(正如在伊拉克武裝部隊身旁活躍着的那些“武器”
私人承包商所顯示的),都已經在資本主義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過世界貿易
組織內部所謂的知識產權協議,知識產權將遺傳物質、物種血漿(seed plasmas)以及
各種其它物種或器官的組織方式都作為私人財產,因而可以向大眾收取使用租金,而大
眾的活動本來在這些遺傳物質的發展方面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生物盜竊以及對世界遺傳
資源儲備的掠奪正為少數大製藥公司創造利益。全球環境資源(如土地、空氣、水)的
損耗正在升級,單一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來越嚴重,這一切
都是各種形式的自然資源大規模地被商品化的結果。文化、歷史和智力、創造性的商品
化(通過旅遊業)也需要進行大規模地剝奪(在利用和剝奪草根性文化和創造性方面,
音樂工業已是臭名昭著)。就像過去一樣,國家力量經常被用來強行推進這一切,而不
惜對抗大眾的意願。降低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受損害的管制的力度和範圍,必然使得
人們喪失許多權利。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最驚人的剝奪政策之一,就是把通
過多年艱苦的階級鬥爭而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享受國家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衛生
醫療)轉回到私人領域。所有這些過程都等於將財富從公共領域和大眾手裡轉移到私人
和特權階級手裡。阿蘭達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談到印度的例子時說,“‘私有
化’需要將生產性的公共財產從國家那裡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產財產是由代表人
民的國家為人民掌管着……竊取它們,並將它們當股票一樣賣給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規
模進行野蠻剝奪的行徑。”
2:金融化
1980年以後開始的強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機性和掠奪性的。國際市場上金融交
易的日流通總量從1983年的2300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億美元。2001年4
千億億美元的年流通量與支持國際貿易和生產所需要的大約800萬億投資流量形成了一
個對比。去管制化使得金融體系變成一個通過投機、掠奪、欺騙和盜竊來進行再分配
活動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銷(stock promotions),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因
通貨膨脹而引起的整體財產(structured asset)的破壞、因合併買進而造成的財產的
流失、債務責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這使得大眾,甚至是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的大眾都陷入以勞役來償債的境地)、公司詐騙、通過操縱信貸和股市而對財產的
剝奪(對養老基金的搶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產而使它徹底毀滅)——這一切都成了
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對股票價值的強調,是為了通過股票賣買特權(stock
options)的方式給資本管理者以報酬,從而使資本所有者的利潤與資本管理者的利益
結合在一起。正如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這導致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在給少數人帶來大量
財富的同時卻損害了絕大多數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潰,象徵了剝奪多數人的生計
和養老權的一般過程。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由對沖基金(hedge funds)和為它們
而設的其它主要金融資本機構一起製造投機性股票猛跌,是全球範圍的剝奪性積累的真
正最前鋒的潮流,儘管這些行為被設想為會給資本家階級“分散風險”(spreading
risks)帶來正面利益。
3:危機管理與操縱
除了作為新自由主義金融操縱主要特徵的投機性和欺騙性泡沫之外,還有一個更內
在的過程需要將觸發“債務循環”(the debt trap)作為剝奪性積累的主要手段。
在全球製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為一門人為地將財富從貧窮國家再分配給富裕
國家的“精巧藝術”。1979年,沃克爾(Volcker)通過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
份額。而借款國家不得不支付債務利息(put to debt-interest payments)。由於被
迫破產,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只好同意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面,美國宣稱自己在組織
“釋保”(bail-outs)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方向正確方面是卓著的領導;另
一方面,美國卻又在地方危機狀況下部署自己的強大金融力量,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
方便之門。這些就是美國財政局/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各地做起來最在行的
事情。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將沃爾克的策略運用多次。那些單個國家的
債務危機在1960年代並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頻頻發生。幾乎沒有那
個發展中國家倖免於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這樣的危機多到可以稱之為“地
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樣一些債務危機被某些人製造、管理和控制
着,用於將整個體系合理化並重新分配財富。懷德和凡得羅索(世界銀行顧問——譯
注)在談到1997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由以美國資金為主體的對沖基金的操
作而引發)時抓住了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機總是造成權力和所有權的轉移,但只轉到那些保護自己財產不受損和有
權製造信貸的人手中,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毫無疑問,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贏
家……大規模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支助下的治療等因素的結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過去50年以來和平時期最大規模
的國內財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轉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
哥發生的國內財富向美國資本家的轉移規模要小得多。這讓人想起安德魯.梅隆(一戰
後美國財政部長——譯註)的一句話:‘在經濟蕭條期,財富回到它們合法的主人手
中’”。
可以將此進行類推,存在着人為製造的失業,目的是為了製造大量的低薪的剩餘勞
動力,為進一步積累提供方便。就這樣,有價值的“財產”不能發揮作用因而喪失了自
己的價值。他們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樣潛在地存在,等着資本家所具有的流動性
“注入”他們,給他們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會脫離控制,變成全
面的危機;另外,製造危機的體系可能會激起對它的反抗。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
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製造危機和貨幣貶值,這種方式既允許剝奪性的積累,同時
又保證不造成全面的崩潰,不激起民眾的反抗。也就是說,由華爾街財政局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複合體執行的結構調整工程目的在於保障前者(剝奪性積累)順利進行;同
時,買辦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有來自帝國武力的軍事援助做靠山)在被人搶劫的國
內的工作就是確保後者(民眾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機)不發生。但是,大眾反抗的信號不
久就開始出現,先是薩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義,不久普遍的不滿隨着反全球化運
動開始湧現,並在西雅圖的抗議中獲取了經驗。
4:國家再分配
國家一旦轉變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機構,就變成了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它把
社會民主時期曾實行的從上層流向底層的再分配完全顛倒過來。國家首先是通過推行私
有化以及對提供“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進行削減而做到這一點的。
既使當私有化看起來可能給底層帶來好處時,從長遠來說也可能是不利的。比如,乍看
之下,撒徹爾在英國推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方案似乎是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因
為這樣可以通過較低的價格將租用權轉變為所有權,獲得很有價值的財產從而增加他們
的財富。可一旦完成了轉化——比如像在倫敦這樣的城市,房產投機就控制了主要的中
心地域,最終通過購買或強制手段迫使低收入人群遷到城市的外圍,並將以前工人階級
的居住區變成極度貴族化的中心地帶。由於在市中心區沒有了能買得起的住房,許多人
無家可歸,那些從事低報酬的服務行業工作的人也不得不乘很長時間的車去上班。墨西
哥合作農場的私有化已經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劃的中心內容,其對於墨
西哥農民們的前景來說具有上述類似的效果,它迫使大量農村居民離開土地去城市尋找
工作。中國也依照一系列嚴格步驟將財富授予少數“精英”,也走上了一條損害大眾的
道路。
新自由主義國家也通過各種不同的手段來尋求再分配,比如修訂稅則以有利於投資
收益而不是工資收入;提升稅則中的累減因素(regressive elements)(如出售稅
sales taxes);轉移政府支出以及完全開放某些領域給付費者(比如高等教育);還有
給公司供應大量的津貼並且減免稅收等等。現存於美國的聯邦、州以及地方各級的公司
福利計劃只相當於用公眾的錢來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對農工聯合企業的補貼,間接的
如在軍事工業部門所實行的那樣),其方式正如美國實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稅作為給建
造業和高收入家庭的補貼一樣。以美國為例,監督和治安的升級以及對群眾中反抗者的
監禁,預示着強硬的社會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惡了。在發展中國家,對新自由主義
以及剝奪性積累的反抗要強烈許多,因而新自由主義國家便很快對反抗運動(現在可以
指控其中許多反抗運動為“恐怖主義”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
的薩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無土地的農民運動——進行積極鎮壓,有的幾乎成了小規模的
戰爭。
洛伊(Roy)報導說,“事實上,養活七億(原文seven hundred million)人的
印度農業經濟正被推向死亡邊沿,那些收成太好的農民陷入窮困,那些收成太差的農民
也一樣窮困,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大量失業,農場還在不斷解僱職工,他們一起湧入
城市去尋找到工作”而在中國,如果希望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必需在接下來的
十年中通過城市化吸收掉大約5億人口。他們將在城市裡找到什麼工作還不清楚,儘管
我們看到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物質基礎設施建設或許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積累拋出來
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多種多樣,也很複雜,並經常以意識形態優勢為掩飾。但
它損害人的尊嚴,毀壞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的生活。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努力,
揭露日益嚴重的剝奪性積累過程以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後果。因而現在的問題是,對這
一過程的反抗曾怎樣被表達,而今後又怎樣更好地把它們表達出來。
新自由主義的內部矛盾與對立
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滋生出廣泛的反對文化。然而,這些反對力量傾向於接受新
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觀點,而致力於對付其各種內部矛盾。典型情況下,他們把個體權
利和自由看得很重,並以之反對專制主義和政治、經濟與階級權力經常性的任意專斷行
為。它抓住新自由主義關於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辭令而譴責它沒有實現自己各種許諾的做
法。比如,考慮一下新自由主義的精髓性綱要即WTO協議的第一個實質性段落。WTO的
目標是:
“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穩定增長以及擴
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貿易,同時應依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考慮對世界資源的最佳利
用,尋求既保護和維護環境,又以與它們各自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和關注相符的
方式,加強為此應採取的措施。”
類似的虔誠願望可見於世界銀行的各種聲明(“減少貧困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這些聲明中沒有哪一個與實際加強階級權力的復辟或創造的實際行為不發生矛盾。
指責違反人權的反對聲音的興起大約80年代以來尤為盛行。在那以前,據
Chandler報告稱,一份例如《外國事務》這樣的顯耀雜誌沒有登過一篇關於人權的文
章。人權問題在80年代以後開始變得引人注目,在89年天安門事件和冷戰結束以後更
加興旺。這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軌跡恰好一致,並且這兩種運動也非常深刻地互相牽連
在一起。無疑地,新自由主義堅持把個體作為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場
的確為關於廣泛的個體權利的激進主義大開方便之門。但是着眼於這些權利而不是着眼
於實質性公開民主政府機構的創造或再創造,這種反對派所用的方式也就無法避免落入
新自由主義陷阱的命運。為了壓倒對平等、民主和社會聯合任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關
注,對個體的新自由主義式訴求是被容許的。例如,如果經常訴諸法律行為,那麼必然
會接受從議會到行政和司法的新自由主義式權力轉移。但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是一件昂
貴而費時的工作,而法院無論如何都會嚴重偏向於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既是出自司法機
關的階級忠誠感,也是司法決策的整個歷史所一貫表現的,這種司法決策在許多資產階
級民主中都會把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權利置於平等和社會公正之上。法律取代了政治
“成了在公開場合表達需要的工具。” Chandler得出結論說,“正是自由主義精英對
普通人民的幻想破滅和政治進程二者引導他們更加着意於權利個體,而把他們的事情交
由法官來傾聽和決定。”
由於許多貧窮的個人缺少追求自身權利的經濟資源,因此他們的理想得以表達的唯
一方式就是形成支持群組。支持組和非政府組織(NGO),象更一般的權利討論情形那
樣,是伴隨着新自由主義轉折而興起的,大約80年代以來則有更加驚人的增長。在許
多情況下,這些NGO都是踏入了由於政府退出而留下的社會服務領域的真空。這實際上
等於一個由NGO進行的私有化過程。在某些情況下這看起來有助於加速政府從這些社會
服務領域的退出。因此NGO也就充當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在發揮作用。
而且,它們不是什麼民主機構。它們的基本傾向是精英主義的、不負責任的、並且就其
明確定位來說也是遠離那些他們所要保護或幫助的人們的,不管它們聽起來多麼入耳。
他們通常藏起議程,而更喜歡與政府和階級權力機構直接談判或對他們施加影響。典型
情況下他們是控制自己的委託人而不是代表他們。他們聲稱並假裝代表那些不能代表自
身利益的人們說話,甚至替他們定義他們的利益內容(似乎人們連這一點也無法替自己
辦到),但它們做法的正確性一直令人懷疑。例如,當一些組織成功地鼓動起來,作為
一個普遍人權問題來禁止在生產中使用童工時,在童工是生存的基本條件的地方它們卻
可能會破壞經濟。在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這些兒童可能會被賣為性奴
(於是問題又交給另外一個專門從事消除這種現象的支持組)。“權力討論”中作為前
提的普遍性和NGO與支持組對普遍原則的信奉與本地特殊性以及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日常
實踐並不能和諧相處。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以說明這種特定形式的反對文化近些年為什麼如此引人注
目。與通過在工農業中擴大僱傭勞動來進行的積累相比,剝奪式積累要求一種極其不同
的實踐。曾在五六十年代主導積累過程的後者,引起了這樣一種反對文化,這種反對文
化最終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折衷方案(例如表現在工會以及工人階級政黨中)。另一方
面,剝奪卻是處於一種碎片化和特殊化的狀態——這裡是私有化,那裡是環境惡化,另
一處又是債務金融危機。不求助於普遍原則就很難反對所有這些特定的和特殊的表現形
式。剝奪必然造成權利的喪失。因此就要求助於一種關於人權,尊嚴,可持續生態實
踐,環境權利,以及諸如此類的帶普遍性的辭令,來作為一個統一的反對派政治的基
礎。
這種對權利普遍主義的訴求是把雙刃劍。心存進步目標的人可能也可以使用它。以
大赦國際、無國界醫師組織(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及其他組織最為鮮明地代表
的歷史傳統不應僅僅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附件而拋棄。人道主義(西方的——古典自
由主義的——和各種非西方版本的)的整個歷史要遠比那複雜得多。但許多權利討論
(如大赦國際直至最近還是僅僅關注與經濟權利相對立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有限目標
使得它們很容易就被吸收進新自由主義框架。普遍主義似乎與氣候變化、臭氧洞、居住
環境破壞造成的生態多樣性損失以及諸如此類的全球性問題相容得特別好。但由於世界
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文化實踐的多樣性,它在人權領域的情況卻是很成問題。進一步
說,把人權問題僅僅看成“帝國之劍”(用巴塞洛繆和布里斯比亞一針見血的形容語來
說)實在太容易了。例如,美國所謂的“自由之鷹”曾經求助於這些來為對科索沃、東
帝汶、海地的入侵以及最重要的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國主義入侵辯護。他們“以保護
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名義”證明軍事人道主義的正當性,“即使這是由一個自作主張的
帝國主義勢力(例如美國)所單邊推進的。” 更廣泛地說,很難不同Chandler一起得
出結論說“今日基於人權的人道主義的根源在於西方70年代以來干涉發展中國家內部
事務不斷贏得的認同和支持”。核心問題在於“國際機構、國際和國內法院、NGO或者
倫理委員會要比選舉出來的政府要更好地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和選舉出來的代表所以
令人懷疑,恰恰因為他們為其選民所左右,因而使人覺得他們有着‘特殊’利益而有礙
於他們按照道德原則行事。”在國內,後果一樣糟糕。結果就是“通過使正在發展中的
司法和非選舉勢力以及道德委員會的決策角色合法化而縮小公開政治辯論的範圍。”政
治後果可能是消沉的。“人權管理遠非要對我們原子化社會的個體隔離和被動狀態構成
挑戰,而僅僅是把這些分離狀態加以制度化。”更壞的是,“人權的道德化討論造成的
社會前景暗淡的看法,像其他精英理論一樣,只是起到維持統治階級自負心理的作
用。”
根據這種批評,人們很容易傾向於認為普遍性的東西有着致命缺點,而迴避對它的
任何訴求,傾向於把權利看成僅用來掩蓋階級權力的復辟的一種站不住腳的抽象倫理的
強加,而再不提任何權利。在兩種主張都應認真考慮的情況下,我認為把這一領域完全
放棄而讓新自由主義獨享是很不幸的。這不僅是一場關於在特定情形下哪種普遍性以及
何種權力較為適用的戰鬥,也是一場關於普遍原則和權利概念應該如何構建的鬥爭。在
這方面,作為特定政治經濟實踐演化結果的新自由主義與作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基礎的
對普遍性、倫理原則及特定種類的權利的不斷上升的訴求之間的關鍵聯繫應該引起我們
的注意。布雷默法令在伊拉克強加了某種權利概念。同時他們也違反了伊拉克人的自決
權。“兩種權利之間,”馬克思在其關於工作日鬥爭的章節中的一個著名評論中說道,
“力量起決定作用。”如果階級復辟需要強加一套特別的權利,那麼對這種強加的抵制
也就需要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權利而鬥爭。
例如,正義作為一種權利的正面意義在政治運動中曾起到一種強大的鼓動作用:反
對非正義的鬥爭曾有力地鼓舞了社會變革運動。當然,問題是存在着我們可以訴求的關
於正義的無數概念。但是分析表明,某種主導性社會過程會產生關於正義和權利的特定
概念並以之為基礎。挑戰這些特定權利也就是挑戰它們依附的特定社會過程。反過來
說,如不同時把主流概念從一種主導性權利和正義的概念轉到另一種上來,就不可能使
社會擺脫某種主導過程(例如通過市場交換進行的資本積累過程)而轉到另一個過程
(例如政治民主和集體行動)上來,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所有關於權利和正義唯心主
義說明的困難正是在於他們掩蓋了這種聯繫。只有當他們在涉及某些社會過程的問題時
回到現實中來,他們才能從中發現社會意義。
例如考慮新自由主義的情況。圍繞兩種主導的權力邏輯有兩種權利束——領土國家
的權利束和資本的權利束。首先,考慮國家權力。不管我們多麼希望權利是普遍的,還
是得有國家機器的保護才能實施這些權利。如果政治權力機構不願意,那麼權利概念就
會空洞無物。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根本上就是派生於公民身份且以之為條件,因之權限邊
界就會是個問題。這會按兩種方式起作用。由於存在無國籍人士、無證移民、非法移民
以及諸如此類,因而困難就會出現。在民族國家或地方國家境內製定公民的包含以及排
除原則時誰是誰不是“公民”就會是個嚴重問題。在關於權利方面國家如何行使主權本
身就是個有爭議的話題,但對於這種主權也存在有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的內在規則所施
加的限制(如中國所發現的那樣)。然而,民族國家因合法形式的暴力的壟斷權,可按
霍布斯方式來定義自己的權利束和對權利的解釋束,而國際公約對這些僅有鬆散的約束
力。舉例來說,美國堅持認為自身有權不對國際領域定義的人道主義罪行負責,同時它
又堅持別處的戰爭罪犯應被帶到同一個法庭來接受正義的審判,這個法庭的權威在涉及
它自己的公民時則遭拒絕。
生活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還意味着要接受或屈服於資本積累所必要的那種自由主義
權利束。因此,我們生活在一個個體(回顧一下,公司在法律中也被定義成個體)對私
有財產和利潤率的不可剝奪權壓倒其他任何你能想象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概念的社會裡。
這種權利體系的辯護者似是而非地爭論說它會鼓勵“資產階級美德”,如果沒有這種美
德這個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會更加糟糕。這些美德包括個人責任和義務對於國家干預
的獨立性(這經常把這種權力體系置於與國家內部定義的權利體系嚴重對立的地步),
在市場和法律面前機會均等,對主動性和企業家努力的回報,關注自己和自己的東西,
一個對於契約和交換提供廣泛選擇自由的開放市場空間。這種權利系統當延伸到對於人
身的私有財產權(這會加強個人自由簽訂契約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個人尊嚴得到尊重
的權利,不得像奴隸制度那樣進行人身強迫的權利)以及自由思考和自由言論的權利時
看起來更有說服力。我們得承認這些衍生權利是有吸引力的。我們中的許多人很嚴重地
依賴它們。但是我們卻正像靠富人餐桌上的殘羹冷炙生活的乞丐。讓我對這一點加以解
釋。
關於新自由主義權利體系並不公正這一點我不能靠哲學論證來說服任何人。但拒絕
這種權利體系的原因卻很簡單:接受它就意味着接受那種認為除了生活在這種制度下別
無選擇的觀點,在這種制度下,不管會造成何種社會、生態和政治後果都要堅持無止境
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對應地,無止境的資本積累意味着新自由主義權利體系必須在
地理上擴展到全球,如有必要可通過暴力(如象智利和伊拉克)、帝國主義實踐(如象
WTO,IMF,和世界銀行的行為),或原始積累(如象中國和俄羅斯)來實現。私有財產
和利潤率的不可剝奪權將會被不擇手段地普遍建立。這正是布什說到美國致力於在全球
推進解放和自由時的真正所指。
但這些並非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權利體系。即使在如聯合國憲章所解釋的自由主
義概念內部也有諸如言論自由、教育和經濟安全自由,組織工會權以及諸如此類的派生
性權利。堅持這些權利將會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實踐構成嚴重的挑戰。把這些派生權利
變成基本權利,而把原來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基本權利變成派生權利的做法將會要求在
政治經濟實踐領域發動一場重大的革命。此外還有我們可以訴求的完全不同的其他權利
概念——例如對全球公共資源和基本食物安全的利用權。“兩種對等的權利之間,力量
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以及關於何種權利概念較為正確的政治鬥爭已經使可能性和替代方
案如何得到表現、表達以及最終付諸政治經濟轉型實踐這一問題成為中心焦點。如巴塞
洛繆和布里斯比亞所言,要點在於“恢復人權政治,使之成為公開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
性緊迫工程的一部分”以及,我還要加上,反對新自由主義本身。但是,我們在結論部
分才能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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