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的應對
在思考中國的最近歷史時,汪先生提出:
“在理論層面上,諸如‘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
場激進主義民族現代化之類的散漫描述,所有這些都與新自由主義的構造有着這種那
種的密切聯繫。這些術語的連續替代(甚至是它們之間的矛盾)證明了權力結構在現代
中國以及更一般地說在現代世界的不斷轉變。”
在政治權力的權威主義、軍事主義和等級結構的意義上,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的精英統治和不信任民主的思想完全一致。從這個觀點來看,新保守主義看起來僅僅是
剝掉了權威主義的偽裝,對這種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力圖加以掩飾。但是新保守主義的
確對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矛盾提供了與眾不同的答案。如果“沒有社會之類的東西,
存在的只有個體”,如最初撒切爾所說的那樣,那麼個體利益的混亂將會以輕易壓倒社
會秩序而告終。市場、競爭以及放任的個人主義帶來的無政府狀態(個人的希望、要
求、焦慮和恐懼;生活方式、性習慣和性方向的選擇,自我表達的方式以及針對他人的
行為)將會造成一種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局面。它甚至可能導致社會所有聯結紐帶的崩潰
並造成瀕臨社會無政府狀態和虛無主義的境地。
有鑑於此,為了恢復秩序,看來一定程度的強制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傾向並強調
把軍事化作為矯正個體利益混亂的方法。因此他們更為可能突出強調對民族團結和穩定
的威脅,不管這些威脅是實際的還是想象的,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在美國這則要求觸發
一場霍夫施塔特稱之為“美國政治的偏執狂風格”的反應,其中本民族被描述成處於被
內外部敵人包圍和威脅的狀態。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有過很長時間的歷史,它立足於對
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感覺的培養上。在整個20世紀反共曾是這一問題的中心焦點(雖
然無政府主義以及對於中國和外來移民的恐懼在過去也曾扮演過這種角色)。因此,新
保守主義實際上並不新,二戰以來它就在一個強大的軍工聯合體裡找到了歸宿,這種聯
合體在永久性軍事化過程中有着既定利益。但冷戰結束提出了對於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
何處的問題。激進伊斯蘭教和中國以外部兩大威脅首選的面目出現,國內持不同政見者
的運動(在韋科被焚的大衛教派、對俄克拉荷馬州爆炸事件給予援助的民兵運動,舊金
山羅德尼.金被毆案激起的暴亂,以及最後1999年在西雅圖爆發的混亂)也必須密切監
視並以警察手段來對付。90年代真實出現的在9/11事件中達到頂點的激進伊斯蘭教威
脅成了宣布一場“針對恐怖主義的永久戰爭”的核心依據被提至首位,這種戰爭要求為
保護國家安全在國內外都要進行軍事化。很明白,當在對紐約世貿中心的兩次攻擊中顯
示出確實需要某種形式的警察/軍事應對時,新保守主義上台則在向國內外泛軍事化的
轉變過程中確保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反應,在許多人的判斷里也是過了頭的反應。
新保守主義很願意施加強力,然而他們還是承認一定程度的擁護是必要的。因此新
保守主義尋求恢復一種道德目標感,某種可形成政治共同體的穩定中心的更高秩序價
值。其目標在於由此控制新自由主義思潮內部權威主義與個人自由之間露骨的矛盾,並
對新自由主義典型產生的個體利益混亂造成的解體效應進行抵制。無論如何它都沒有偏
離構建或復辟一個統治性階級權力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既定程序。但它致力於通過圍繞中
心道德價值構建一種擁護的氛圍來尋求這種階級權力的合法性。這立即就會提出何種道
德價值應為中心的問題。例如,求助於象體現在美國權利法案中的自由主義人權體系就
完全可行:人權激進主義的目標畢竟是,如瑪莉.卡爾多所說,“不僅僅是通過干涉來
保護人權,而且要創造一個道德共同體。”但這一點卻與軍事化轉變相背離。
在美國,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核心的道德價值作為特定聯合的邏輯產物可得到最好
的理解,這種聯合是在70年代建立起來的,聯合的一方是希圖恢復階級權力的精英階
級與商業利益,另一方則是心懷不滿的白人工人階級“道德多數”構成的選民基礎。這
些道德價值以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義、基督教(某種福音派新教會)、家庭價值和對
於生命問題的權利、以及對新社會運動(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贊助性行動、環保主
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對抗為中心。在里根時期這種聯合主要還是一種策略性,到了克林
頓時代國內混亂則迫使道德價值爭論在小布什共和主義時期成了頭等重要的議題。現在
它已成了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議程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在國內國外均有另外的意義。在國際場合,鼓吹“美國價值”
優越性以及它們以適合所有人類的“普遍價值”面目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這會把事情
弄得像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進行一場“文明價值”(據說如此)的“十字軍遠征”(這
倒的確是)。美國的全球行為中包含的民族主義將會變得露骨,道德聖戰感將會影響日
常外交,尤其在涉及以巴衝突時,在這種衝突中對哈米吉多頓有着強烈信仰的美國基督
教右派將會把它看成決定自身命運的事情。美國的道德優越感將會在國內取消公開對話
和說理交流的可能性的同時,在世界其餘各地激起對抗。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轉折在
世界地緣政治關係中創建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與在克林頓任期的多元文化新自由主義
下所追求的完全不同。
但如果把這種新保守主義轉折看成美國例外才有或一家獨有的現象將是錯誤的,即
使在美國有一些其它地方或許沒有的特殊要素。在美國這種道德價值主張嚴重依賴於對
民族、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和類似思想的訴求,這些思想無論如何決非限於美國。例
如,日本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近些年來尤為引人注目,在這兩種情況下這種情緒
都可看成對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先前社會聯繫紐帶解體的一種矯正。文化民族主義的洪
流在現今組成歐盟的舊民族國家(例如法國)里也開始活躍起來。宗教和文化民族主義
也在印度民族主義黨最近成功輸入新自由主義實踐的做法背後為其提供了道德支撐。在
伊朗革命中對道德價值的祈禱和隨後的獨裁主義轉向並沒有導致完全放棄新自由主義實
踐,即使該革命本來志在抵制放縱的市場個人主義帶來的墮落。類似的推動可用來解釋
在諸如新加坡和日本之類的國家中流行的在與美國 “墮落”(他們是這樣看的)的個
人主義和無定形的多元文化相比時的一貫道德優越感。在這方面新加坡的情況尤有教
益。在基於被包圍島國(從馬來西亞聯邦分離以後)、儒家價值觀、以及最近適合於其
在國際貿易世界裡所處地位的一種獨特形式的世界性倫理的思想上造成了道德團結的同
時,它把市場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與嚴厲強制而獨裁的國家權力結合了起來。
很清楚,在每一種新保守主義都想訴諸嚴厲的強製作法而每一種又都標榜自己特有
而想象為優越的道德價值的情況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就會存在危險。看起來似乎
為新自由主義內部矛盾提供了答案的東西也會非常容易地出問題。實際上,新保守主義
權力的擴散,雖然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有着不同的基礎,卻都突出強調墮入民族主義競
爭甚至可能是戰爭狀態的危險性,如果不是文明徹底崩潰的話,像亨廷頓一類的人曾錯
誤地看作不可避免的世界現象那樣。這裡如果必然性的話,那麼它也是僅僅來自於新保
守主義轉變,而非來自於關乎文明差別的永恆真理。因此這種“必然性”就可以很容易
地通過放棄新保守主義方案轉而尋求其它替代方案來解決新自由主義矛盾(如果不是完
全替代新自由主義的話)的方式加以拒絕。這就是下面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
其它可選方案
我們的任務既是理解世界,也是如馬克思很久以前所說的改造世界。但如果改造前
景不是已經潛伏在現有條件下,從而現有社會秩序也無法實現這些改造,如果除了在上
代人傳給我們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下我們就無法設想創造自己的歷史和地理,那麼深入探
討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和隨後的新保守主義轉折的目的就在於從現有條件下探尋可行
的未來。
達到這一目的的道路有兩條。我們可以考察反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豐富資料,從中
過濾出基礎廣泛的各種反對計劃的精華。或者,我們可以求助於對我們現有條件(這種
分析我在這裡已有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踐分析以定義可選方案。走後一條道路無論如何
決不是認為現有的反對運動是錯誤的或者認為他們的理解有着某種缺陷。出於同樣理
由,各種反對運動也不能假定認為這種分析性成果與他們的事業無關。任務在於要啟動
兩條道路上的人們之間的對話,由此加深對於各種可能性和可行性選擇的集體理解。
新自由主義曾在自身內部和外部滋生出一長串的反對運動。這些反對運動中的許多
都與主導80年代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有着根本區別。注意我說的是“許多”而非
“所有”。傳統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消失了,哪怕是在其權力因遭
新自由主義打擊而大為削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南韓和南非,80年代曾經出現過
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而在拉美許多國家工人階級政黨正在興起,如果說還沒有掌權的
話。在印尼,一場公認的有着巨大潛在重要性的工人運動正在為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斗
爭。在中國,工人騷動的潛能是很巨大的,雖然前景如何很難預料。在美國,在過去一
代里曾因為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各種社會運動的緣故而一貫投票反對自身物質利
益的工人階級群眾很難說將永遠鎖定在這種由共和黨還有民主黨的陰謀詭計而造成的這
樣一種消極政治里。由於事物發展的曲折性,沒有任何理由排除在未來年月里以工人為
基礎的政治復甦的可能性,這種工人政治將會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
但是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鬥爭激起了有着各種極為不同路線的社會和政治鬥爭。部分
因為造成這些運動的特定條件,他們的政治取向和組織方式都和那些典型的社會民主主
義政治極為不同。例如,薩帕塔主義者的反抗就不追求奪取政權或者完成一場政治革
命,而是追求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來使整個公民社會行動起來,更為公開靈活地尋求
替代方案以滿足各種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需要,使得他們能夠改善各自的命運。在組織
上,它有意迴避先鋒主義,拒絕採取政黨形式。它更樂意保持一種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
的形式,努力造成一種政治勢力團體,在其中本土文化處於中心而非邊緣地位。由此它
尋求在現政權邏輯內部完成某種類似於被動革命的東西。
所有這些運動的後果就是使得各種政治組織在面目上與傳統政黨和工人相去甚遠,
而組織成包括整個公民社會的較為渙散的從事社會行動的政治勢力。但在內涵上有所失
在外延上就會有所得。它從對日常生活和鬥爭的本質的深入中汲取力量,但在這樣做的
同時,它經常發現難以從地方性和特殊性事物中脫出身來以理解新自由主義剝奪式積累
整體上過去和現在都是怎麼一回事這種宏觀政治問題。這種鬥爭的多樣性過去是現在還
是僅僅吸引眼球而已。甚至很難想象他們之間會有什麼聯繫。他們過去是現在還是一種
關於抗議運動的不穩定混合物的各別部分,這些抗議運動在80年代期間和以後曾席捲
世界並且越來越成了新聞頭條。這些運動和反抗不時被殘忍的暴力所壓服,這種暴力在
很大程度上來自以“秩序和穩定”名義行事的國家政權。在其它地方它們造成了種族間
暴力衝突和國內戰爭,就像剝奪式積累在一個資本主義勢力的分割和統治策略占主導的
世界裡造成劇烈的社會和政治競爭一樣。得到軍事支持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也得到主要軍
事機器國家(有美國領導,而英法扮演了次要角色)所訓特殊部隊的支持的附庸國帶頭
實行系統性的鎮壓和清算措施以嚴厲控制那些挑戰剝奪式積累的激進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就已產生許多關於替代方案的思想。有些方案追求全部或部分割斷與
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壓倒性權力之間的聯繫。另外一些方案追求通過改革或解散諸
如IMF,WTO,和世界銀行之類的強大組織來尋求全球的社會公正和環境公正。還有一
些強調“收回公共資源”這個主題,由此表示當前鬥爭是對長期以來鬥爭以及貫穿整個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痛苦歷史時期的鬥爭的深入繼續。一些人憧憬着群眾運動,或一場
在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來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分散的離心的勢力,而另一些人更
為溫和地指望進行新生產和消費體系的本地試驗,這些體系是由完全不同種類的社會聯
系和生態實踐所引致的。也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更為傳統的政黨結構上,這種政黨結
構以取得政權作為通向全球經濟秩序改革的第一步。許多這些各不相同的流派如今在世
界社會論壇上走到了一起,以便確定他們之間共同的東西和建立一種能夠對付新自由主
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各種變體的組織力量。在這方面有許多東西是值得欽敬和鼓勵的。
但是從這種分析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社會民主主義折衷方案和隨後新自由
主義轉折的整個歷史指明了階級鬥爭無論在阻止還是復辟階級權力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
角色。我們確實經歷了在上層社會方面一整代複雜的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為了復辟或
者(象在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為了構建一個壓倒性的階級權力,雖然這一事實曾被有效
地加以掩蓋。向新保守主義的進一步轉變很能說明這個階級為了保持和提升自身權力將
走多遠並將採取何種戰略。而所有這一切均發生在最近幾十年,在此期間許多進步人士
在理論上卻已相信階級是個毫無意義的字眼,而迄今為止在階級鬥爭中代表工人階級利
益的那些機構也遭受了嚴重打擊。因此,我們必須記取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一種東
西看起來像階級鬥爭,並且按階級鬥爭的樣子行事,那我們就必須名副其實地稱之為階
級鬥爭。大多數群眾或者順從於這個壓倒性階級權力所設定的歷史和地理軌道,或者必
須用階級的方式進行應對。
這樣提問題不是為了緬懷無產階級運動時期的某種逝去的黃金時代,也不是意味着
必然(如果曾經有過這種必要的話)存在某種關於無產階級的簡單概念供我們訴求,以
作為歷史轉變的首要(更不用說是唯一的)代理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我們可以依賴的烏
托邦式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領域。指出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並不是說階級
構建的方式是預先決定的,甚至是可以預先決定的。階級運動是在不由自己選擇的條件
下展開的。分析表明,這些條件當前已經分為兩支,一支是圍繞擴大再生產進行的運
動,其中對僱傭勞動的剝削和確定社會工資的條件是問題的中心,另一支是圍繞剝奪式
積累進行的運動,其中從通過實踐進行原始積累的古典形式造成的文化、歷史和環境破
壞到金融資本的現代形式造成的掠奪所有這一切都成了抵制的焦點目標。找出這些不同
的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繫是一項緊迫的理論和實踐上的任務。但是分析還表明,必須
在資本積累的一種歷史地理軌跡中來做到這一點,這種資本積累立足於一種跨越時空的
不斷增長的聯繫,且因不斷加深的地理性不平衡發展而尤為醒目。這種不平衡必須被當
成由資本積累過程所積極造成和維持的某種東西來理解,不管在文化視野和社會視角出
現的過去事物殘餘的跡象可能會多麼重要。
但是分析也強調指出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程序內部可資利用的矛盾。辭令(為
一切人帶來好處)和現實(只為少數統治階級帶來好處)之間的鴻溝隨着時間和空間而
不斷增長,各種社會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來促使人們注意這種鴻溝。市場就是競爭和
公平的想法越來越為大公司和金融勢力的超常壟斷、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所否定。國
內(如象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和國際上階級和地區間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提出了
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再也不能用諸如通向完美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過渡”性
階段這樣的託辭來敷衍掉。新自由主義越是被看作失敗的烏托邦工程,這項工程僅是為
了掩飾成功復辟階級權力的另一項工程,它就越是為群眾運動的興起奠定基礎,這種運
動將會提出平等主義的政治要求並且追求經公正、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安全。
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討論的興起帶來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機會。即使訴諸於最普通的
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強大的可用來批判新保守主義的獨裁主義的“抵抗之劍”,
尤其是在“反恐戰爭”處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作為縮小市民和政治自由的藉口
而部署起來的情況下。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越來越高的呼聲是一個可用來阻止
美帝國主義企圖的強大武器。但是還可以定義其他替代性權力束。我在別的地方曾論證
了一束權利,包括生命機會權、政治聯盟和“好的”治理權、由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
權、人身不可侵犯權和完整權、進行批評而不必擔心報復的權利、體面的健康的生活環
境權、對公共財產資源和後代的集體控制權、空間的生產權、差異權以及內在於作為物
種我們所處地位的各種權利。對作為塑造我們生活的主導過程的無止境資本積累的批評
要求同時批評那些內在於這種過程的特殊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權利——反過來
也是一樣。因此,主張一個不同的權利束也就提出了指定一個主導性社會過程的義務,
這些權利是這個過程所內在固有的。
關於新保守主義為了自身的權威與合法性而尋求道德高地的問題也可得出類似的論
點。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的思想從歷史上來說與左派並不矛盾,許多反對剝奪式積累
的運動也都在積極用道德經濟的術語表達構建替代性社會聯繫的主張。道德並不是一塊
僅由反動的宗教右派定義的專利領域,這種宗教右派由媒體霸權所動員,並通過由公司
金錢權利所主導的政治進程來表達。在道德辯論的一片混亂中實現的統治階級權力復辟
必須加以抵抗。所謂的“文化戰爭”——不管其中一些曾被怎樣地誤導——不因僅僅作
為不受歡迎的干擾因素(如一些傳統左派所主張的那樣)而從階級政治中拋棄掉。實際
上,新保守主義內部道德討論的興起不僅證明了在個體化新自由主義下對於社會解體的
恐懼,而且證明了已經出現了廣泛的道德反感以反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疏遠、混
亂、排斥感、邊緣化和環境退化。把這種道德反感轉化為文化的進而政治的抵抗是我們
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徵,對於這個特徵需要正確地加以解讀而不是簡單地逃避。對於這種
文化鬥爭與反擊階級權力的壓倒性鞏固的鬥爭之間的有機聯繫,需要進行理論和實踐上
的探討才能明了。
但是正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深刻的反民主性質理所當然應該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焦
點,這種反民主傾向得到的新保守主義者的權威主義的支持。在名義上“民主”的國家
里,例如美國,民主缺乏的現象現在是很嚴重的。在那裡,政治代議制受到了金錢權力
的損害和腐蝕。基本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嚴重的偏向。來自人口不足總人口20%的二十七
個州的議員在決定立法議程時有着過半數的投票權,為支持現任者粗暴地任意劃分議會
選區制也被司法體系認為是合乎憲法的,而司法體系本身也越來越充塞着有着新保守主
義偏見的政治任命人員。象美聯儲這樣的有着巨大權力的機構,則不論怎麼說都不受任
何的民主控制。國際上這種情況尤為嚴重,因為諸如IMF、WTO和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
是無需負什麼責任的,更談不上對之施加民主控制了,而NGO也是在沒有民主因素或民
主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操作的,不管其行動有着多麼良好的願望。
由於在任何具體情況下概念的含義都必須重新加以解釋以考慮當前條件和可能性,
因此重提對民主治理的需求和對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與公正的需求不等於主張向着過
去黃金時代的某種回歸。古代雅典時期的民主含義與我們今天要賦予它的含義幾乎沒有
共同之處,因為今天我們生活在包括聖保羅、約翰內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利
茲、斯德哥爾摩和拉各斯在內的如此多樣的環境下。但這裡核心要點在於:正是在橫跨
全球的範圍內,從中國、巴西、阿根廷、台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埃及,從東歐到現
代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所有那些正在鬥爭中的國家,它們都有着各種團體和社會運動,
這些團體和運動正在集結起來以爭取實現包含某種版本的民主價值的改革。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的公眾支持下向全世界推銷這一思想:美國新自由主義價值觀
是通用的和優越的,這些價值觀由於是人類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今
世界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它開始拒絕這種帝國主義姿態,並把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反
過來推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這些價值觀是一種可用之達到
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公正的開放性民主的價值觀。
Notes
1. G.W.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3th,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2. Matthew Arnold is cited in R.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118.
3.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Turn Magazine, No.12 Feb/March 2004.
4. N.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The
Guardian, January 24, 2004, 18.
5 T.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3, C5.
6 G.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th, 2002, p. A3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www.whitehouse.gov/nsc/nss.
7. J.Valdez,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G.Dumenil and D.Le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Unpublished MS, 2004, p.4. See also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p.3.
9 Ibid.
10 P. Armstrong, A.Glynn and J.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Long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11 Ibid.
12 The story of Thatcher’s path to neoliberalism is outlined in D.Yergin
and J.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13. L.Panitch and S. Gindin, “Global Finance and American Empire,”
forthcoming in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14 T.Edsall,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1984), 217.
15 ibid, on PACs see 129-38; 235.
16 ibid, 235
17 L.Alvarez,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4.A6. On the Saudi agreement to recycle
petrodollars through the US see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18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 Panitch and Gindin, op.cit.
20 The many debt crises of the 80s are covered extensively in Gowan,
op.cit.
21 Ibid.
22 G.Dumenil and D.Le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Unpublished MS, 2004.
23 D.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Why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6).
24 C.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5 Much of this was explored in the 1980s with the aid of “regulation
theory” - see R.Boyer,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6).
26 G. Duménil and H.Levy, Economie Marxiste du Capi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Gowan, op.cit.;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27 Pollin, op.cit.
28 B.Fine, (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 Routledge, 2001).
29 It is hard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change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Asian Monitor coupled with reports in the
financial press allow some rough assessments to be made.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ation in the Post-Re????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
No.6 (2003), 36-53. See H.McRae, “Working for the Yangtze dollar,” The
Independent Review, November 18, 2003, 2-3; K.Bradsher,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04, Section 3, 1 and 9;
T.Crampton, “Asia’s rally defies most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1, 17; L.Uchitelle, L. “When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03, Week in Review, 5; K.Bradsher,
“Consumerism grows in China, with Beijing’s ble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3, C15; K.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3, C5; J.Kahn, “China seen ready to conciliate
U.S. on trade and job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3, A1 and C2;
K.Bradsher, “Like Japan in the 1980’s, China Poses Big Economic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4, A1 and C2; T.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4, 2004, 24-51.
30 Wang Hui, edited by T Huters,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6.
31 Yasheng Hua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 As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op.cit.; J.Kahn,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Multinationals Succeed,
Two Decades Lat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03, Section 3, 1 and 10.
32 J.Khan, “China’s leaders manage class conflict carefull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Week in Review, 5; E.Eckholm,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2, A4; E.Eckholm, “A
Ming Town’s Sullen Peace Masks the Bitter Legacy of China’s Labor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02, International Section, 8;
E.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3, International Section A8; J.Kahn, “Beijing Leaders
Populist Touch Is Not Felt by Most Rural P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04, A5.
33 J.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Jan 13, 2003, A1 and A8; H.French, “New Boomtowns Change Path of
China’s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04, A1 and A8.
34 Congressional-????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Statement of Yasheng Huang,
“Is China Playing by the Rules? Free Trade, Fair Trade, and WTO
Compliance,” September 24, 2003,
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35 K.Bradsher, “G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W1 and 8.
36 Wang Hui, op.cit., p.53
37 M.Hart-Land????erg and P.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 No.3.
38 Wang Hui, op.cit., pp.57-8
39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April 3, 2004, http://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See also
Yergin and Stanislaw, op.cit. chapters 8 and 10.
40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4).
41 The trend to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examined in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The technical reports also contain pertinent comparative
in????ation.
42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4.
43 A.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44 P.Dicken,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4th edition, 2003), chapter 13.
45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risks through financial derivatives is
stressed in Panitch and Gindin, op.cit.
46 Gowan, op cit.
47 R.Wade and F.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The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
23.
48 J.Stedile,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49 Roy, op.cit.
50 D.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p.9.
51 D.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89
52 Chandler, op.cit. p.230
53 T.Wallace, “NGO Dilemmas: Trojan Horses for Global Neoliber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202-219. For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role of NGOs see M.Edwards and D. Hulme (eds),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er????ance and Account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1995).
54 L.Gill, Teetering on the R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J.Cowan, M-B Dembour and R.Wilson (eds), Culture and Right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 A.Bartholomew and J. Breakspear, “Human Rights as Swords of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 124-45.
57 Ibid, p.126
58 Chandler, op.cit, p.27; 218
59 Ibid, p.235
60 D.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forthcoming in R.Scholar (ed.)
Divided Cities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61 Harvey, New Imperialism, op.cit.
62 Bartholomew and Breakspear, op.cit., p.140.
63 Wang Hui, op.cit. p.44.
64 R.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65 Chandler, op.cit. 223.
66 B.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T.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W.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P.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J.Brecher, T.Costello, and B. Smith,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0).
67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p.cit. chapter 4.
68 D.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12.
69 Task Force on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paints a devastating picture.
70 This is, for example, an argument to which Wang Hui, op.cit. frequently
returns in the case of China.
(英文原版2004年,中譯文版由趙復生、吳子楓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