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脆弱的,走在路上可能被汽車撞死,呆在家裡可能被假藥、假酒毒死,甚至住進剛裝修的新房也可能迅速得癌症而死。但是我仍然無法想象,看黃碟居然也能要了人的命!
據《京華時報》2004年11月29日報道,本月27日晚8時,在北京順義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逃離時有二十餘人慌亂中跌進化糞池,其中兩人死亡。一個叫韓喜財,另一個在報道中連姓名也沒有。
由於互連網的緣故,各種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再也無法掩蓋了。於是我們知道,哪裡墜了機,哪裡的公共汽車翻車了,哪裡出了礦難,哪裡出現了大規模中毒事件……動不動就是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已經使得我們的神經變得麻木;以至於一兩個人的非正常死亡,已經很難引起我們的注意。除了孫志剛之死和李思怡之死這樣可直接歸罪於警察的個別案件,各種非正常死亡的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的親友,我們可還記得其中幾個人的姓名?何況這兩個民工死得並不光彩,警察也並沒有什麼過頭的行為,甚至沒有像往常一樣把看黃碟的人帶走——儘管是因為事故的發生。
我久已麻木的神經被這兩個民工悲慘的死亡深深地刺痛了。我忽然覺得這兩個民工死得更冤,因為他們做了鬼也不知道找誰算賬。本案中的警察,並沒有濫用職權。
我被刺痛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自己也看過黃碟。據我所知,看過黃碟或瀏覽過黃色網頁的可不僅僅是民工,青壯年男人從來沒看過黃碟也沒瀏覽過黃色網頁倒是不多。只是我們用自己的電腦看,通常不必擔心警察來抓(例外也是有的,陝西不就有過夫妻看黃碟被抓的麼?),從而逃脫了民工上錄像廳看黃碟可能遇到的危險。拿我自己和這兩個民工比較,我感到他們的死與其說是看黃碟導致的,不如說是貧窮導致的。如果不是二十多年前幸運地考上了大學,天知道掉進化糞池裡淹死的是不是我呢?
但貧窮是不可能短期內消除的,貧窮和看黃碟加起來也不是掉進化糞池裡淹死的充分條件。民工們不過是在看黃碟而已,並不是在殺人、強姦、販毒,法律上的後果並不十分嚴重。然而他們居然數十人破牆而出,在聽到水響、聞到臭味後前赴後繼往化糞池裡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恐懼呀!如果沒有對警察的極端恐懼,看黃碟的民工們是不會撞倒錄像廳的石棉瓦牆瘋狂外逃的,當然也就不會掉進化糞池裡了。想到這一層,我就不能不聯想到上中學時讀的滾瓜爛熟的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
“你怎麼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僱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魯迅先生這篇文章無意中刻畫了“民國六年”的警察和警民關係的一個片段:有輕微違法行為的車夫並不害怕警察,警察也沒有忘記車上還有乘客。有這樣的警察和警民關係,當然也就不會有孫志剛之死和李思怡之死了,韓喜財和他的同伴們大概也就不會掉進化糞池裡了。然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大陸的警民關係居然變成了貓跟耗子的關係。我們讀書人不是民工,少有被警察抓去的機會,我們很難確切地想象民工對被警察抓住的恐懼。但是我們許多人都見過工商或城管人員到來時沿街攤販四散奔逃的場面。工商或城管人員沒有抓人的權力,他們對攤販的處罰往往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進行的,僅僅因為沒收財物與罰款的力度往往超過小本經營的攤販們的承受能力,以及執法過程的粗暴(如把攤販的水果車掀翻弄得滿街水果亂滾),就把那些攤販嚇成那樣。民工通常身處異鄉,經濟上比攤販更為窘迫,警察對被他們抓去的人的處置又不是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再加上類似孫志剛和李思怡母親的遭遇,叫民工們如何不害怕!9•11恐怖襲擊毀滅的遠遠不只兩座大樓、兩架飛機和其中的死難者,孫志剛和李思怡案毀滅的也遠遠不只是兩條生命。韓喜財們與其說是被大糞淹死的,不如說是被警察嚇死了。
然而端正警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警風基本端正了要讓底層百姓克服對警察的恐懼也還需要一段時間。在解決警風問題以前要避免同樣的悲劇重演,也並非沒有辦法。黃碟的危害,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有定論的是對未成年人的危害。成年人看黃碟的結果因人而異,雖然不能排除有人因為看了黃碟而從事性犯罪,但同樣不能排除有人因為沉迷於黃碟反而避免了本來可能發生的性犯罪。大多數人看黃碟不過是獵奇,看多了也就膩了,其行為幾乎不受黃碟影響。允許成年人看黃碟的國家,未必就比禁止所有人看黃碟的國家性關係混亂、性犯罪猖獗。如果多數國民不贊成成年人看黃碟合法化,至少應該考慮把“治黃”的範圍限制為以贏利為目的錄製、販賣、播放黃碟的行為和引誘未成年人看黃碟的行為,對於成年人不以贏利為目的製作、消費黃碟的一律不抓、不罰。如果這一寬免廣為人知,不但像民工因為看黃遇警掉進化糞池這樣的悲劇可以避免,像夫妻看黃碟被抓這樣的經典笑話就更不會發生了,因為警察少了許多利用“治黃”濫用職權的藉口。
民工看黃碟竟招來殺身之禍,對這一悲劇的反思還可進一步擴展。民工招禍並不需要以看黃碟這樣的輕微違法行為為條件,而完全可能是無端招禍。我的一個在檢察院工作的朋友曾辦理過這樣一個案件——
一個銀行行長晚上快十點回家的時候發現一個黑影從家裡跑出來,回去一看家裡被翻得亂七八糟,抽屜里五千多元現金不見了。他立即給附近的派出所打電話,十分鐘後接到值班人員的電話的三個警察趕到了派出所,立即騎上摩托朝行長指示的方向追去,追了五、六分鐘發現黑暗中有個人往前狂奔,就把他抓回了派出所。這個在黑暗中狂奔的人就是個外地民工。剛被移送到檢察院時他手上和身上都有傷痕,問他怎麼受傷的他不肯說。案卷本身也有問題,行長對竊賊並無具體描述只說是 “一個黑影”,怎麼證明一刻鐘後被抓住的“黑影”跟行長所說的是同一個?唯一的辦法就是從被抓住的“黑影”身上搜出行長家被竊的錢,但事實上從該民工身上只搜出幾元錢。儘管被捕民工在公安局預審時承認他聽到摩托生後因為害怕把錢扔在了路旁,然而警察並沒有在民工承認扔錢的地方找到哪怕是一分錢。黑燈瞎火的地方,怎麼剛扔下的錢就找不着了呢?如果是被別的“黑影”撿去了,那就說明那晚那條路上還有別的黑影,可這又對認定被抓住的“黑影”是行長所說的“黑影” 構成障礙。朋友綜合這些情況後心裡已明白了七、八分,因此對這個民工特別和藹。提審過幾次取得嫌疑犯的好感後,朋友告訴他可能要判三年,並嚴厲地責備嫌犯對老婆、孩子不負責任。這個民工終於大哭起來,說他是被冤枉的,是被打得受不了才承認的。據民工講,派出所的警察還說預審警官、檢察員、法官都是他們的朋友,他如果翻供就會再次招打。在預審時民工試圖翻供,果然招了打。雖然這次打得並不厲害,但民工已確信派出所警察所言不假,因此到檢察院時他就不說話了。朋友因為業務上的聯繫跟預審警官本來就很熟,因此打電話問他為什麼沒看出這個案子的破綻。預審警官說他早看出來了,之所以睜隻眼閉隻眼是因為:第一派出所所長跟行長是好朋友,他的兄弟們(指抓捕嫌犯派的出所警察)要向頂頭上司交差;第二這個民工黑燈瞎火在路上走,看到警察就逃跑,肯定不是好人。朋友只好說這個案子他不能起訴,萬一被法院判決無罪要影響他的獎金和升遷,請求預審警官諒解。於是朋友把預審警官、派出所警察和嫌犯找到一起,讓警察答應不再找嫌犯麻煩,讓嫌犯答應不起訴警察也不找公安局索賠,以證據不充分不起訴結案。這個民工無端被關了兩個多月,還受了幾次毒打,被有條件釋放時居然歡天喜地!朋友也問過民工為什麼黑燈瞎火在路上走,民工說他們農村晚上沒月亮時都是黑燈瞎火的,早就習慣了,窮人怕什麼黑燈瞎火?他工作的地方老闆人很壞,動輒找藉口扣民工的工資,那晚他正在考慮要不要回家算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黑燈瞎火的地方;聽到警察的摩托來了,他害怕,於是就跑。朋友問他以後見了警察還跑不跑,他說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跑得不夠快。朋友問他如何快得過摩托,他說那就往摩托沒路走的地方跑。
這次看黃碟的民工,倒真是往摩托沒路走的地方辟路逃跑了,然而結果更加悲慘。
朋友說的民工逃跑惹禍案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案子。這個朋友寫了一本20多萬字的檢察官日記,雖未出版但我看過,多數是他自己辦的案子,少量是他的同事辦的案子,這些案子的嫌疑犯大多是民工。雖然多數案子不見得是冤案,但確有許多案子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案。而嫌犯被刑訊逼供的,絕大多數是外地民工。與外地民工比起來,黨政官員、企業官員和知識分子犯案後被刑訊逼供的比例要低得多。朋友本是性情中人,也是農家出身,對於有限的司法資源被過多地用於這些雞毛蒜皮的小案很不滿,對民工在看守所里的遭遇很同情,終於鼓起勇氣,離開檢察院到一所大學教書去了。
百姓,尤其是外來民工,恐懼的也並不僅僅是警察,還包括其他政府機關如城管、計生委、工商、稅務等機關的官員,警察不過是百姓所恐懼眾多政府官員中比較突出的一群罷了。因此對民工看黃碟悲劇的進一步反思,必然延伸到整個官民關係。理順官民關係是個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任務,涉及到人權保障、權力制衡、民主制度、官員的服務意識與法治觀念、民眾的覺悟和結社狀況等多方面的問題,不是本文所能探討清楚的。在這裡我只想建議,在官民關係理順以前,縮減政府干預私人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力範圍,尤其是取消不必要的處罰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剝奪官員們濫用職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