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說是中共中央宣傳部來人，要見包括我在內的一批研究生。我一時有些錯愕。在去學生活動中心大樓的路上，心下頗有些忐忑不安。自思，恐怕是因平時思想活躍，常在各種場合發表“不同政見”，惹了麻煩？彼時，我正就讀於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班，學業相對輕鬆，常聚集一大幫思想開放的同學，暢議國是，針砭時弊，或高談闊論，或慷慨陳詞。

一進入會議室，就看見學校領導陪着兩位神情和藹、幹部模樣的人士，已經安坐在長桌的一端。經介紹，一位較年長的，姓楊，中宣部某處長；一位較年輕的，姓孔

，中宣部某科長。既然是中央來的，我們稱他們為“首長”，兩位連連擺手：“千萬不要叫首長，我們也不是首長。”緊接着，他們說明了來意。

我這才明白，原來，半年前，我聯合在場其他9名研究生，向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上了一封“萬言書”。之後並無下文，本以為此事不了了之。不料此時，兩位中宣部幹部“代表胡總書記”，特意前來與我們座談。兩位幹部說：你們關心國家大事

，有思想，有見地，是愛國的，胡總書記和中宣部對此都予以肯定。接下來的座談

，輕鬆，活躍。兩位幹部要求我們暢所欲言，作為這份“萬言書”的執筆人，我談得最多，主旨是希望中央開啟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與法制。內容與“萬

言書”相呼應。我講得激情滿懷，兩位幹部聽得認真仔細，並不時做筆記。座談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臨別時，兩位幹部再次肯定我們的“愛國熱情”，保證回京後

，如實向胡總書記匯報。

會見結束後，我和其他同學都感到心情舒暢，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胡耀邦，一位難得的中共開明總書記。並尋思：中國政治改革，或許可能從黨內改革派開始？

“萬言書”，起源於1985年冬流產的學運。當時，我們得知，中國政府耗數十億巨資，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興建寶山鋼鐵公司，由於外行主導談判，在這樁交易中，中方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而且，寶鋼項目，還使日方數家瀕臨倒閉的設備供應企業起死回生。我們認為，這是新的國恥。商量於當年12月9 日，即“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之際，發動學潮，借反日為名，呼喚民主。

然而，我們的行動很快被學校和市當局獲知。在連續散發了幾批傳單和張貼了幾份方勵之演講稿之後，我們受到便衣跟蹤，學校領導也找到我們談話。為防堵學運，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臨時出“高招”：將“一二九”前後一周定為當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動周”：全市進行交通大檢查，街道集體活動一律禁止，任何個人和單位不得影響交通，云云。

冷靜分析形勢後，我認為，當年發動學潮的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於是我向尚不具名號的“學運籌委會”提議：激流勇退。計劃中的八五年上海學潮因此擱置。隨後

，我又提議，作為替代方案，改為向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萬言書”其實沒有萬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撰稿，另一位研究生眷抄而成。大意是：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徹底和成功；學生運動的本意，是幫助政府改革，帶動社會進步，並非什麼“鬧事”；書中也抱怨我們受到的監視和壓力。

“萬言書”獲得肯定後，我們信心大增，更加關心國事，追求和嚮往民主。1986年冬天，當合肥學潮傳到上海之後，上海高校迅速行動起來，以上海交大為先鋒，以同濟大學為主力的上海學潮，掀起巨浪，數萬人上街遊行，呼喊民主，抨擊“官倒”，大上海為之震撼。我投身其間，寫下生命中難忘的一頁。

持續一周的上海學潮，為當年各地學潮中規模最大者，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到那時為止，學生自發而起的最大規模學潮。半個多月之後，1987年1月中旬，我們正忙於期末考試，突然聽到消息：胡耀邦辭去了總書記職務。我們立刻明白：胡耀邦理解學生，同情學潮，受到黨內保守派圍攻。後來更得知詳情：中共高層一批退休的老幹部，如陳雲、王震等人，僅以“老同志生活會”為名，召集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將胡耀邦罷免。充分證明：秉持人治的中共，其內部運作何其不正常！

得知胡總書記遭罷免，我心情複雜而沉重。沒想到這次學潮在中共高層中引發如此震動，鄧小平等人顯然神經過敏；沒想到胡耀邦因此代人受過，我甚至感到有些內疚，懷疑我們自己操之過急，“做得太過份了”？當然，我毫不懷疑，以呼喚民主

、反對“官倒”為主旨的學潮，其正當性和正義性。

更沒有想到的是，兩年之後，胡耀邦猝逝，引發全國性的民眾自發悼念。與此同時

，民主運動如狂飈驟起，席捲神州大地。作為八六上海學潮的弄潮兒，我本人又在廣州舉義，擔當了八九廣州民運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

儘管慘遭血腥鎮壓，但八九民運，以其史無前例的規模和波瀾壯闊的聲勢，影響世界，雄彪史冊。八六學潮造先聲，八九民運鑄高潮。胡耀邦的名字，輝映在兩波民主運動的上空，永為人民所懷念，恆為歷史所銘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