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漢奸賣國賊,在傳統中國文化中一直是受國人重視的概念,對漢奸類,國人深惡痛決。但從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崇洋媚外之風盛行,此觀念不斷受到挑戰。因此,分析一下古今漢奸的異同,對於加深認識什麼是漢奸及危害,增強民族觀念,行動起來堅決同賣國行為作鬥爭,是十分必要的。
漢奸,顧名思義,是中國歷史上兩漢以後的事。但愛國與賣國的概念,早在春秋戰國就出現了,那時期的國和後來的國性質有很大變化,儘管那時的知識分子蘇秦、張儀類賣國份子多如牛毛,幾乎成為時尚,但結果因為大多都賣給秦國,後由於“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中國再次統一,對此沒人再提了。愛國者大家只記得屈原一人而已,因屈原的詞賦好,加上端午節,以至流傳到現在。中國有名的賣國賊如秦檜、張邦昌、汪精衛之流為千夫所指,倒是後來的事。
漢奸賣國賊的共同點,不論古今,都有賣國理論,都是說了做了投敵、利敵的事,極大損害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古時的偏安、識時務和現代的曲線救國、與時俱進都是賣國的理論。可不是嘛,遭遇強敵,要活命,保利益,施偏安,當叛徒、漢奸也有理,有的是歪理邪說。
古今漢奸、賣國又有很大的不同,認識這一點猶為重要。
不同之一是被迫與主動。
新中國成立前,賣國多是被迫的,如秦檜是面對強敵奉旨(趙構怕迎回被金俘虜的老皇帝,寧願偏安,故指便秦檜殺岳飛、議和)賣國;清王朝也是打不過洋鬼子割地賠款以求自保;汪精衛也是被虎狼之敵日寇嚇壞了。而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外部並無強敵打中國,卻簽訂密約一類,承認歷史上的賣國條約,使清政府賣國條約合法化等,卻是主動賣國、主動投懷送抱。
不同之二是賣國內容有很大區別。
解放前多為割地、賠款、公開投敵等,而改革開放後則表現為自毀民族文化和精神,狂熱引進外國文化,比割地賠款更厲害,是想從根本上亡我中國,加上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和資本國際化、狂熱吹捧全球化等,使賣國內容更加深刻和徹底。以至於造成很多右派公然號召西藏、台灣等獨立,日夜盼望美國主子打進來,好有機會喝上中國人民的鮮血以自肥。
不同之三是賣國形式有很大不同。
過去的賣國形式簡單,容易識別;現在的賣國複雜,不易識別。例如劉少奇說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反對毛澤東自立更生思路、自已造船辦法。表面上看這裡面談不上有賣國問題,實際上卻就是個賣國與愛國問題。因為你不論買船還是租船,都要拿中國的錢出去,給了外國人,幫助了外國,這是其一;其二是劉少奇不會算總帳,從局部上看,一個省、一個廠買船和租船都比造船成本高,但從全局上看,造船成本再高也是表面現象,因為肉爛在了鍋里,資本並沒有外流,是自家的老大的錢給了老二,家產並無任何減少,而買船、租船的算總帳結果,一定是虧了。這個虧對敵國來講就是占光;其三,更重要的是買船和租船從根本上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和製造能力,打擊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是最深刻、最陰險、最富破壞性的賣國主義,毛澤東說劉少奇賣國主義一點沒錯。
不同之四是片面與全面。
新中國成立前的賣國表現是局部行為和個人行為,如割地、如成立地方偽政權等,而改革開放後由小到大,在政治上推行外圍性最原始、反動的資本主義路線,不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要遭受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主的前所未有的壓迫、剝削,而且將中國引向落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變成他國的殖民地。
改革開放後,在農村恢復小農經濟,毀壞了農村機械化、現代化的基礎,將中國農村致於死地,在農產品竟爭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加入世貿,等於把農民全體出賣了;在城市推行一系列扶植私有小企業,打擊國有大企業的政策;推行一系列買辦政策,破壞中國民族創新製造能力;推行一系列崇洋自卑的文化政策,摧毀中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行一系列和平國防政策,削弱國家自衛和進攻的國防能力,嚴重損害國家安全;推行一系列教育與生產勞動相分離,重洋輕土文化政策,嚴重危害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等等,難道不都是賣國主義嗎?難道不是全面的賣國主義嗎?
綜上簡述,我們不難看出現代的中國,在內外反動派合力打造下,具有前所未有的賣國物質與精神基礎,不難看出中華民族的極其危險現狀。可以這樣講,當今中國不但陷入嚴重的兩極分化、全民族性腐化內部危機,而且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機,中華民族到了更危險的時候。同胞們,迅速清醒過來吧!讓我們團結起來,堅決同一切公開的或隱蔽的賣國言行作英勇鬥爭,以挽救我們可愛的偉大祖國。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