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傑:從蘇東波民主化看中國武裝起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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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12月20日 04:18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阮傑來稿:蘇聯和東歐前共產國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總體上來說是和平的道路。因此,很多人就類比出中國大陸也能走如此和平的轉型道路。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表不知其里所至,是脫離社會實際的一相情願。只要我們拿蘇東波當時的社會情形和當下的中國社會現實認真地比較,就會得出結論蘇東波的民主化道路不適合於當今的中國大陸。如果說適合的話,頂多就是適合走羅馬尼亞的道路。
什麼叫和平的民主運動呢?顧名思義,和平的民主運動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來迫使專制當政者啟動民主政治改革,逐步把專制體制轉變為民主憲政體制。什麼是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就是社會輿論壓力、民眾和平示威以及不合作的抵抗運動等等。而這些和平手段能形成的基本條件是什麼呢?是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平示威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這個道理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大家不能說話,媒體不能自由,輿論壓力如何形成?民眾不能結成團體,一盤散沙,各自都是獨立的個體,民間力量何能形成和體現呢?沒有民間組織,人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來和政府進行和平的、理性的、平等的對話。言論、結社和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是和平民主運動的前提條件。沒有這些基本條件,和平的手段就無法使出,和平的民主運動就無法展開。回顧前蘇聯和東歐前各共產國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我們將更深刻體會這一點。前蘇聯之所以能和平地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走向民主化首要歸功於戈爾巴喬夫提出和推行的公開化的“新思維”。戈氏“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戈氏的“新思維”為民主輿論的產生創造了氣候、提供了土壤,催生出大批民間組織,為葉立欽的離經叛道鋪平了道路。戈氏正是在這些輿論的壓力和民間組織的敦促之下,或情願或半情願地深化民主政治改革。其他東歐各共產國家在制度轉型前,同樣是言論和結社控制的鬆動先行。這些國家在制度實現轉型之前數年,就存在許多公開或半公開的民間組織和自由媒體。東德有“新論壇”、捷克有“七七憲章”和“復興俱樂部”、凶牙利有“改革俱樂部”、波蘭有“社會自衛委員會”和“團結工會”、保加利亞有“生態公開性”組織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言論的放開和這些民間組織,就不會有這些國家和平的民主運動,就不會有這些國家和平的制度轉型。最好的反面例子就是羅馬尼亞。在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抓前,羅國沒有任何的民間組織也沒有絲毫的言論自由(唯一的民間組織是羅馬尼亞救國陣線,是在逮捕齊奧塞斯庫的同一天成立的)。面對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又頑固不化的獨裁者,渴望民主和自由的羅國人民唯一的辦法就是拿起武器,把獨裁者押上斷頭台。(他們速戰速決,乾脆利落。羅國人民做得對,做得漂亮。否則,他們等到牛年馬月,民主也不一定降臨到他們身上,就象當今的中國。)從這些國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我們可以明白,一個國家能否可以走和平的民主化道路取決於專制當政者(歷史上願意和不願意走君主立憲制的專制統治者們所遭受的不同命運早已證明這一點)。蘇東波各共產專制統治者(除羅馬尼亞外)儘管沒有馬上放棄權力,但能順應歷史潮流給黨禁報禁鬆綁。這就是政權本身的自我改良。這些國家所走的和平民主化道路,確切地說,是改良的道路。和平的民主運動其實是一場改良運動。它有賴於專制政權本身的可改良性。如果現時政權已完全喪失改良的可能性了,和平的民主運動也就無從談起了。
蘇共及東歐各共產黨早在十五年前已和平地把權力交還給了人民,但中共至今連言論自由的權利都沒有給中國人民。這是為什麼呢?中共是否還可以象前蘇聯及東歐各共產政權一樣具有改良的可能性嗎?很多人總會說因為中共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專制思想建立起來的,它的本質就是專制,因此是不可以改變的。這樣的說法是不能讓人信服的。蘇聯及東歐各共產政權和中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孿胞兄弟。如果按這樣的說法,就無法解釋各東歐共產政權為何可以改良(能和平地讓出權力本身就是一種改良,羅馬尼亞除外)。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意識形態不是人生俱來的,是後天接受的。既然人(共產黨也是由人組成)可以接受,當然也可以放棄。那各東歐共產黨可以放棄專制,為何中共不能呢?這就得從它們各自所處的不同的社會現實和他們黨內本質的變化去分析,才能找到原由。首先,我們來看前蘇聯。要談蘇聯的民主化歷程,就得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談起。以往很多人絞盡腦汁去尋找和分析戈氏產生民主思想的原因,來揣測中共內是否也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這是不正確的做法。共產政權的專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專制,不同於君主帝皇的一人專政的專制。因此,共產政權高層內個別人有了民主思想是不能說明這個政權就會有可能走向民主的。我們必須從整個政黨(政權)來考量。戈氏的“新思維”如何能產生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弄清戈氏的“新思維”是為何能推開。戈氏“新思維”之所以能推開,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社會因素:一,戈氏“新思維”是在前蘇聯經濟全面崩潰的背景下出台。窮則思變。思變是當時蘇聯社會上下的共同心態。戈氏“新思維”的初衷是發動大家動腦子、想辦法拯救經濟。因此,它的出台幾乎沒有遇到意識形態方面的阻力。二,共產黨官員雖然享有特權,但由於全社會的物質貧困,這些特權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大的物質利益。絕大多數官員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生活在貧苦當中。因此,絕大多數共產官員對戈氏“新思維”所必然引發的民間對蘇共政策的批判和對共產體制的否定,不但沒有牴觸反而認同,甚至加入到批判共產體制的行列。(中共七十年代末也有過“真理標準”大討論,但是這樣公開大討論是在官方定下調子、定下底線和原則的前提下展開的,完全在中共高層的掌控之中。)三,分離主義的大量存在有利於戈氏“新思維”的推行。蘇聯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國家,是二十世紀初蘇共用武力加上連哄帶騙把這些加盟共和國湊合在一起的。蘇聯這個看起來很龐大的國家並沒有民族凝聚力。共產專製造成的災難和貧困更加速了這些小共和國的離心離德,強化了他們自立門戶的野心。因此,對於包含民主因素的“新思維”的出台,蘇共政權內很多具有分離心態的高級官員尤其是很多小共和國的地方大員們明知必定導致蘇共政權的垮台,但他們並不在意,樂觀其成,甚至推波助瀾。我們再來看看,其他東歐共產政權(除開羅馬尼亞)為何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第一步的(第一步就是放鬆言論和結社的控制)。他們能邁出第一步,主要由如下四個方面的因素促成。一,蘇共的變革。眾所周知,東歐各共產政權皆是在蘇共的扶持下建立起來並在蘇共的保護下存在的。他們歷來是隨蘇共的曲子起舞,看老大哥的臉色行事。為了兩德的統一方案,東德的部長會議主席親自跑到蘇聯躬身請求哥爾巴喬夫認可。在得到哥爾巴喬夫同意的前提下,凶牙利共產黨才有膽量給“十月事件”和納吉平反。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蘇聯的變革在促使東歐各共產政權的轉變中至少起着百分之六十的作用。二,經濟蕭條,社會普遍貧困化。三,絕大多數官員除了薪金較高一點和享受一些特別的福利外,和廣大普通民眾一樣並沒有什麼個人資產。四,蘇共政權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讓這些小共們自感失去了靠山,無恃則有恐。因此,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尤其是來自民主大國的壓力在他們身上就立竿見影。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能走自我改良道路的共產政權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其內部變化都有如下共點:一,國家經濟的衰敗。二,絕大多數政府官員沒有見不得光的巨額私產。三,政治理念的破滅使這些執政黨完全失去了黨內維繫力。四,國際社會的作用。另外有一點必須提及的是,前蘇聯及東歐各共產國家,由於歷史傳統的原因,宗教在這些國家有深厚的底子。在共產專制時代,儘管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對宗教也有相當程度的壓制,但宗教社會依然存在。在造就和平民主化運動過程中,這些宗教影響力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當今中共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其黨內的變化是怎樣的呢?中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了經濟改革。自此中國的經濟以罕見的高速度發展。儘管這樣的經濟發展是以高於其他國家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能源消耗和對自然環境的巨大破壞以及讓廣大老百姓遭受更高程度的剝削為代價而獲得的,但它畢竟造出中國經濟一時的繁榮。這樣以竭澤而漁、不顧子孫後代生路的方法取得經濟繁榮被中共當作一面燙金的麻布旗幟到處張揚和炫耀,美化其政權,迷惑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中共推行所謂的對外開放政策,大量引進外資,慫恿不惜成本和代價(大量消耗自然資源)製造低級出口產品,出口創匯,讓眾多的外國資本家和商人包括很多海外華僑參與到共同掠奪中國自然資源和剝削中國老百姓的行列。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絕大多數的外國政府、資本家和商人包括海外華僑對中共的惡行、腐敗和中國社會的黑暗面往往避而不談或只輕描淡寫、隔靴搔癢地應付幾句,更多的時候是主動姥災泄不蛭泄慚罷銥牙磧傘R虼耍詰鼻骯噬緇崬蠡肪忱錈揮脅鬩雜跋熘泄駁撓唄堊沽ΑT僬擼捎詰苯窆市問坪褪瀾綹窬值謀浠噬緇嵩詿碇卮蠊飾侍饈備星笥諡泄艙熱繚詵純治侍狻⒈焙侍夂橢卸侍饃稀V泄慘災泄藪笊桃凳諧∥粵瞎甯齔H衛硎鹿壞納矸菸時靖吒咴諫稀?梢運擔衷詰鬧泄布炔慌旅攔膊慌掠⒐膊慌氯氈盡K疾慌攏恐形奕恕K圓龐兄斐苫⒑蘇秸礪鄣某鎏ǎ龐刑萍倚爸泄巳ㄊ鞘瀾縞獻詈玫摹鋇難月邸T諶鞝斯諭飠肪持校泄滄ㄖ普ú壞換嶙暈曳詞 ⒉換嶙暈腋牧甲呦蠣裰鰨炊源罌褳奶夠嶠徊腳蛘停鋅贍蘢呦蚴瀾緙兜姆ㄎ魎夠?
中共經濟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與蘇東波各國的經濟私有化改革的最大不同是,蘇東波先民主化後私有化,而中共是只搞經濟私有化,不提政治民主化。在權力沒有公有化之下所搞的經濟市場化導致的結果是給權力尋租、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在權力操縱的黑箱作業下,國有資產私有化變成了中共黨政官員瓜分全民資產、化公為私的盛餐。現在的中共政權從上到下的黨政官員,他們本人或他們身後的子女都擁有數百萬、上千萬甚至數億元見不得光的私有財產。中共政權內貪污腐敗人數之多、面之廣、數額之巨大,在歷史上、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大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級,小到芝麻官村長,無官不貪。在中央政治局的九個常委中,曾慶紅、黃菊、賈慶林、李長春、吳邦國等都身涉經濟腐敗大案。這些都是有案可查。這就是“黨政高級幹部收入和財產公開化條例”討論了七次都未能獲得通過的原因。如此這般,我們還能希望他們放開報禁嗎?再退一萬步來說,假設這些高層人物沒有經濟和腐敗問題或他們願意金盆洗手,推動民主。那他們能推得動嗎?不能的。貪污腐化在各級政權已廣泛深入、盤根錯節,各級黨政官員已結成互相包庇、攻守同盟的利益群體。一切有損於地方官員利益的中央政策都會被他們抵制或敷衍。中央已無法駕馭基層。如果說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是有點誇張。但如果說出了中南海就是廢紙一張,那是千真萬確的。舉個事實的例子吧。就在筆者家鄉,縣委書記的兒子開辦造紙廠,把縣內的大半森林的大小樹木絞成了紙片。鎮長的兒子也在另一處開辦一家造紙廠,照樣畫葫蘆。儘管中央有文件下來禁止濫砍濫伐,但為了保護自己兒子的經濟利益,縣委書記乾脆壓下文件,裝聾作啞。縣委書記的兒子大膽幹了,鎮長的兒子也就放心跟着干。幾年下來,原來樹林茂密的青山變成了荒山禿嶺。河流乾涸,鳥兒絕種。大雨一來,黃泥橫流。這樣的慘狀,胡錦濤、溫家寶能看到嗎?當然不能。也許(也只是也許而已)省委書記看到。但省委書記不也是有很多把柄被抓在縣書記手裡嗎?誰說得了誰。因此,官官相護,誰也不吱聲。群眾能出聲嗎?當然不能,因為媒體控制在當地政府的手裡。在當今的中國,環境被嚴重污染、自然資源被掠奪殆盡的地方到處都是。有沒有敢於揭露真相為民說話的記者和律師呢?有,儘管唯數不多。但每出來一個,都被地方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現在連捏造罪名,他們都懶得捏造,乾脆用黑社會手段來收拾這些記者、律師和維權人士。地方政府的日益黑社會化與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有極其密切的聯繫,是地方官員腐敗不斷深入的體現。(當今在世界各地都充斥着中國製造的商品。而這些商品都是些以自然材料為主料的日用產品或低級工業品。中共為了繁榮經濟鼓勵權貴企業家們不遺餘力製造出口產品,出口創匯。但所創來的匯又被貪官們轉移海外或被權貴企業家們以投資移民的資金轉到海外。外國又以這些匯繼續從中國進口低級商品。外國保護了他們自然環境和能源。中共為了面子經濟成為他國掠奪中國原材料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幫凶。如果再讓中共統治十年八年,祖國的美好河山將被這幫腐敗分子徹底撕得粉碎,中國將國將不國。我們這代人將愧對祖宗,無法向子孫後代交代!)
中共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造就了一個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就是那些當權者及他們的親屬和那些通過行賄獲得權力庇護而致富的私營老闆,還有被中共重金收買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只占中國人口10%不到(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中共黨員),卻占有整個中國社會財富的80%以上。這個特權階層所擁有的巨額財富不象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那樣是通過勤勞致富得來的,而是利用權力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尤其象瓜分國有資產這樣的私有化運動,是歷史上所沒有的,純粹是明目張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分贓運動。他們憑什麼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了腰纏萬貫的大資本家、大老闆?還不是憑他們手中的權力,還不是因為他們有曾當過共產黨大官的老爹和老媽。有些民運精英說,中國民主化後這樣的事可以既往不咎。這是民運精英的想法。中國的百姓不是這樣想的。他們是看在眼裡的、是記在心上的。他們不是阿斗。這就是當今中國社會仇富心態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普遍的原由。這筆帳總會掛在那兒,總有盤點的那一天。對於這一點,當今的中共高官們、中國的大老闆們和他們的子孫心裡比誰都明白。他們絕對不願意吐出他們的錢財,他們害怕遭到清算,他們害怕失去他們當今花天酒地的貴族生活,他們做夢也都想維持現狀。一句話,他們害怕民主,他們抵制民主。更致命的一點是當今這個富有的特權階層把持所有的國家機器,包括媒體和文化領域。而想改變社會現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卻沒有任何的話語權。這是中國民主化道路面臨的困境。
中共這場沒有民主化之下所進行的市場化和國有資產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使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與前蘇東波共產黨的性質有了極大的不同。在共產黨興起之初,很多人加入共產黨是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制度的嚮往,認為這是建設人類理想社會的最佳途經,也就是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念(還不能說象宗教那樣的信仰,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僅是意識形態理論而已)。當然不排除一些黨頭和一些投機分子純粹是為了奪權和個人私利。但絕大多數人加入共產黨應該是出於信念。正象前面講過,意識形態不是人生俱來的,是後天接受的;既然人(共產黨也是由人組成)可以接受,當然也可以放棄。前蘇東波的共產黨在垮台前從整體而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念為維繫力的執政黨。當絕大多數黨員發現他們所信奉的共產政治理念不但不能拯救人類、創造美好社會反而給社會包括他們本人帶來貧困和災難的時候,他們就比較容易地放棄他們的共產政治理念。共產政治理想的破滅讓這些執政黨完全喪失黨內的維繫力,人心渙散,最後走向土崩瓦解。當今的中共同樣也是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想,所有黨員再沒有一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們推行私有化,讓資本家入黨,原則上否定了公有制。(他們沒有完全放棄公有制是出於控制國家經濟命脈,鞏固其政權的目的。他們不但不敢公開否定馬克思主義,還大張旗鼓地重建馬列主義工程。其原因是中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奪取政權的,如果公開地否定馬克思主義,就等於他們自己否定他們當年奪權的根據,暴露其政權來源的非法性,等於他們自己剝他們自己的皮,所以中共還會拉起馬列主義這張虎皮來掩護他們自己。)然而,中共至今仍保持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並沒有象前蘇東波共產黨那樣土崩瓦解。這點從八九“六四”後最為明顯。從趙紫陽下台後至今十七年,中共高層沒有因政治問題而遭整蕭的高官連中級的官都沒有。這並非說中共黨內已有了高度一致意識形態。恰恰相反,這正說明中共內已沒有任何的政治信念。那是什麼東西仍可以把這個黨緊緊維繫起來呢?那是依靠權力保護下每個黨員官員個人既得的經濟利益。中共的性質已從政治集團兌變成經濟利益集團。對物質財富的貪婪是人類的本性。當一個社會制度被少數人把持並能用來肆無忌憚地攝取個人財富並且只有維持這樣的制度他們個人的既得財富才能得到保全的時候,他們不會放棄這個社會制度,也不會作出任何不利於他們的實質性的變革。從本質上來講,當今的中共統治集團與歷代皇朝沒有區別。從歷史上看,從皇朝專制體制轉變成民主憲政體制,除了極少數國家能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君主立憲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通過非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憲政的。在當今世界上,君主立憲制是不可能再走的道路,至少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走的路。那麼,要結束中共的專制,唯有走武裝起義的民主革命的道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