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忠先生：
你好！
我叫戎小捷，是北京的一個普通中國公民。我認真讀了兩遍你5月9日致即將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全體代表的公開信，考慮了一下，決定提筆給你寫上這封信，交流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你的公開信的核心思想，就是想立即在中國實行憲政，並以此來解決中國目前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坦率地說，你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相當多的知識界人士抱有與你相同的看法（在上世紀末，我也抱有同樣的看法）。你的論述也非常符合邏輯，環環相扣，可以說滴水不漏。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認為中國不能走憲政民主之路。理由簡述如下：
我們先從中國嘗試推行憲政民主的歷史事實來考察。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開始，中國就不斷有人嘗試推行憲政民主。康梁們算一次，宋教仁們算一次，胡適們又算一次，羅隆基們又一次，方勵之們又一次，劉曉波們又一次……但全失敗了，而且是在離目標越來越遠的地方就開始失敗。失敗後，康梁們是怪慈禧太后，宋教仁們是怪袁世凱，胡適們是怪蔣介石，後幾次的人們是怪毛澤東、鄧小平……但我現在認為，他們全怪錯了對象。導致失敗的實際原因就是，我們總幻想把一種在西方歐美有效的民主模式照搬到中國來，但120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此路不通，因為中華文明和歐美文明壓根就是兩碼事。當然，你也許會用普世價值的觀點來反駁我。那麼請你看一下當代那些推行了“普世的憲政民主”的阿拉伯國家吧，我不說它們出現了災難，但至少可以說效果不佳吧……
其實，憲政民主制度本身沒有問題，它在歐美取得成功就是明證。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實行憲政民主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在整個社會（國家）中，市場系統必須已經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長期的市場交換實踐中），已經認同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規則：遵守契約（合同）。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人們才能形成尊重並遵守憲法的傳統。實際上，在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中，憲法就是全社會的最高的、最基本的底線契約。而在一個市場系統不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例如阿拉伯諸國，則是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你若推行憲政民主，或者造成混亂，或者造成形同虛設（憲法是一紙空文）。
再具體說到我們自己，中國是一個行政系統幾千年來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人們長期習慣的、長期所認同的一個至高無上的規則是：服從指揮（服從上級的命令）。如果說，西方的社會主要是靠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契約把整個社會組織成一個分工協作的整體，那麼中國就主要是靠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命令來把整個社會組織成一個分工協作的整體。換句話說，在西方，憲法的本質是（必須遵守的）契約，在中國，憲法的本質是（必須服從的）命令。進一步來分析，契約的主要特徵是其一旦簽署，則不可更改（這也就是在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即使發現有問題，憲法也很難修改的根本原因）。命令的主要特徵則是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而隨時更改（這也就是在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憲法經常反覆修改的根本原因）。總之，在中國，若想靠制定一部完美無缺的憲法來解決一切問題，只能是一個空想。
好了，我們不講這些抽象的東西，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幾個實際的具體問題。假設按你的《中華統一共和國憲法草案（學者建議稿）》，我們選舉出了總統，那麼請問，這個總統是否有權撤換中國幾個國有大銀行的行長？是否有權撤換幾個國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長？是否有權撤換各大國有企業的總經理？是否有權撤換所有國辦大學校的校長？是否有權撤換國辦各大媒體（各廣播電視台、各大報刊）的領導？……假設能撤換吧，那麼這些新上任的領導，是否有權撤換其所在單位或部門的那些中層幹部？……等等。須知，在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國家，是不存在這些問題的。因為他們是私有制，總統當然無權撤換上述機構的頭腦，他也無權對那些機構發號施令，更無權按照他的想法來重新組織整個社會的生產活動。在西方，換個總統，整個社會的正常生活、正常生產活動不會被打亂。可中國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上述公有機構的領導都必須服從總統的命令、接受總統的任免，並按照總統的指揮來安排組織整個社會的主要生產活動。如果我們照西方那樣四年一選總統，四年就來一次大撤換,來一次“改朝換代”，四年河東，四年河西，那麼，整個社會就會亂成一鍋粥……
也許你會說，那我們就先實行私有制唄，先讓市場經濟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唄。這也不行啊，即使它能走通（假設中國高層也陰差陽錯地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代價也太大了。前蘇聯因此亂了十幾年，而我們的歷史比其長三四倍，人口比其多四五倍，如果亂的話，強度要大三四五，延續的時間恐怕也要長四五倍。而且即使那樣，即使我們願意承擔這個代價，最終的結果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一個災難。因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變成了清一色的市場系統占據主導地位憲政民主國家，那麼，在每個國家中的市場系統都有大概率的可能惡性膨脹，又由於在世界範圍內沒有了對立面（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來平衡，整個世界龐大的市場系統一旦失靈，或一旦遇到類似瘟疫這樣的災難，已經全球化的整個人類社會就會瞬間崩潰……（詳見我的《文明社會原理》之第三文明均衡原理。）
當然，我說了以上這些，並非否認當下的中國需要改革。恰恰相反，現在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一個需要推進政治改革的歷史時期。但，作為一個行政系統超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悠久大國，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推行西式的憲政，而是要創建摸索出一個機制、一個模式，用以解決中國特有的問題。比如，如何防止中央出現重大的決策失誤（錯誤命令），以及，在中國這個具有超大體量的國家中，如何防止中央決策的“一刀切”；還有，如何解決中央領導人的有序接替，如何防止整個行政系統愈演愈烈的腐敗，等等。簡單來說，我的初步想法是，既要借鑑外國的經驗，又要汲取中國自己的歷史教訓。比如，借鑑西方逐步擴大選舉權的經驗（先給大富人選舉權），我們中國可以嘗試先給各級高幹們一定的“推舉權”。汲取“周制”（可以防止決策失誤和一刀切，但會輕則導致本位主義、重則導致分裂、混戰）的教訓，汲取“秦制”（可以避免本位主義、防止分裂，但當中央出現重大決策失誤時，則滿盤皆輸，而且整個體制會逐漸僵化、腐敗，最終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我們可以嘗試、摸索，建立一個半“周”半“秦”的模式，以兼具兩者之長，避免兩者之短。此方案說來話長，這裡我不詳細展開。（我願意就此和你以及其他有志於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朋友們進行交流探討，我的郵箱：rongxiaojie1492@gmail.com）
好了，此信已經很長，也不知你能否收到，我們下次再聊。謝謝！
戎小捷
2020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