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鈞: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說一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無非是指兩種情況:狹義上講,是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廣義上講,是到了有可能被全面奴役的關頭。對於前者,譬如西班牙人對南美洲瑪雅文明末期的侵略。對於後者,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面臨被異族統治或奴役,譬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一種是面臨被本民族的專制狂人統治和奴役,譬如希特勒納粹勢力對魏瑪共和國的顛覆。按照上述定義,我們將不難看出,如果以後者為標準,則中華民族迄今為止一直處於最危險的時候——除了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年代。因此,現在我們要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只會是使用狹義的標準,“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是的,中華民族到了可能面臨“亡國滅種”危險的關頭。
危險的事實:技術文明和社會文明嚴重脫節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進步,就其本質而言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技術進步和社會進步。前者體現的是該民族探索和適應自然的能力(當然也包括和其他民族競爭的能力),其外在表現就是該民族的科學技術水平;後者體現的是該民族進行內部利益協調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協調能力,其外在表現就是該民族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從這個意義上,所謂文明,其實包含兩個部分:技術文明和社會文明。從技術文明上,人類至少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即以鐵器和犁頭為代表的農業文明階段,以及以蒸氣機、內燃機和流水線作業為代表的工業文明階段。從社會文明上,人類截至目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專制政治形態,一種是民主政治形態。
不難看出,社會文明,實際上是技術文明的基礎。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良好的內部利益協調機制,其技術文明的發展水平必然受到嚴重的節制。這從小小的英國在世界上迅速成長為日不落帝國,以及中國在近代迅速落後的事實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當然,筆者在此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並不是想窮究中國在近代落後的全部秘密,而是,如果一個民族,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從技術文明的角度,它擁有了毀滅人類(當然包括自己)的手段,而從社會文明的角度,其內部利益的協調能力極端脆弱,以至於使其社會穩定結構隨時面臨崩潰的危機,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危險?——中華民族今日就處於這種危險之中。
160年間技術文明進步的事實
在最近的160餘年間,中華民族的技術文明及其手段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1840年時,我們仍舊處於農業文明時期,而列強大部分已經處於工業文明時期,二者之間擁有的技術手段有天壤之別。這一差別直接體現在侵略和反侵略的一線,就是國家的專制統治者們與列強在戰場上的屢戰屢敗,以及相伴隨的一個接一個不平等條約的簽署。而在此後,中華民族從技術文明層面開始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勿庸置疑,這一結果正是基於外族凌辱所激發出的科學技術人員們的巨大報國熱情。
現在我們擁有的技術文明水平及手段達到了怎樣的高度呢?核技術方面,我們擁有原子彈、氫彈、中子彈三大類主要核武器;生物技術方面,在基因工程的一些領域,我們處於國際一流水平,要知道,我國是參加人類基因組排序的主要國家之一;化學技術方面,涉及軍事手段的關鍵領域,看看我國的防化水平就可一目了然。對於這些事實只要稍稍有所了解,我們就可以不誇張的說,現在的中華民族已經不存在任何可能遭到外敵入侵的威脅。當然,除非有希特勒式的瘋子人物想要不惜代價和中華民族同歸於盡。——而這實質上意味着整個人類的毀滅。
由於今日的中華民族已經擁有毀滅任何敵人,以及毀滅所有人類(當然包括中華民族自己)的技術手段和潛在能力(甚至是能力)。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人膽敢武力進犯我們。傳統的日本威脅、俄國威脅在這一環境下已經不復存在;被很多人炒作的所謂新起的威脅,如印度威脅、美國威脅,在這一環境下也純屬子虛烏有。
但是,通過技術文明的手段,使我們的民族獨立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是否就意味着一切了呢?是否就意味着我們民族從此可以永葆安全了呢?——殘酷的事實是,今日的中華民族正處於其五千年文明史上整體安全受到最大威脅的時候,整個民族正處於最危險的、有可能“亡國滅種”的時候。而這一威脅,恰恰來自於我們自身,並且我們很少有人去認真的注意到。這一結論是天方夜譚嗎?讓我們先冷靜地回顧160年來中華民族從社會文明層面走過的歷程。
160年間社會文明進步的事實
鴉片戰爭後,國人痛定思痛,泱泱大國竟然被一蠻夷小國所辱,主流看法認定是長期閉關鎖國,軍事手段過於落後所致。愛國者隨之喊出了“強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並很快開始付諸行動。大沽口的炮台建設,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戰,清朝再度慘敗,圓明園也被英法聯軍焚毀,大沽口的現代化炮台還是不能阻擋英法艦隊的登陸。而在此戰戰後,清朝的國庫已經不堪腐朽階層的掠奪,以及對外賠款和內部建軍的龐大開支——有識之士們認識到,不但要“強軍”,更要“富民”。“富民”就得學習歐洲的工業文明,就得開辦廠礦企業,就得修建現代化的交通和通訊設施。但是,這些愛國者們很快就發現,“富民”的措施受到了來自滿清中央迂腐老兒們的瘋狂抵制。那些抵制學習西方現代工業文明,但是手中又控制着生殺大權的中央大佬們,好點的藉口是,“洋人的東西學多了,天朝的子民們會變性子。洋人們不給皇上下跪,莫不成天朝的子民們也要學着不下跪不成?”;還有的藉口乾脆就是,“洋機器威力太大,轟隆聲也太大,用它們開山造礦,萬一挖斷了天朝的龍脈,那還了得?”——在這種阻力面前,支持富民改革的人想出了一個用以平衡的策略,這就是洋務運動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保留專制統治者的領導地位不動搖,同時努力學習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再加上救亡的壓力,總算迫使迂腐勢力讓了一步,洋務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的搞了起來。在經濟上,洋務運動開辦了許多廠礦企業,為中國打下了近代工業的基礎,而軍事上的碩果就是北洋艦隊。後來的結果大家都很清楚,一支讓西方國家也羨慕的現代化海軍,敗給了相對弱小許多的日本海軍,順帶賠上了台灣島、遼東半島和兩億兩白銀。
事實已經無比殘酷的告訴人們,技術層面的工業文明,建築在社會層面的民主政治文明基礎之上——尤其對於大國,這是恆定的法則,這是無法迴避的。專制政治條件下的社會文明,是無法承載需要全體公民的智慧平等的大融合才能創造出的工業文明的。道理很簡單,對於極個別的人,也許能夠做到在跪下的時候,仍舊能夠發揮出卓越的個人能力,創造出最大效益的財富;對絕大多數人,這是幻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創造的財富自己將無權支配,還得隨時準備挨“官家”的鞭子。
是的,“中學為體”只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只是掩蓋“官家”當道之地位不容改變的幌子。但是,不改又怎麼辦呢?對外,每戰必敗,敗必割地賠款,且數額愈加驚人;對內,百姓已經不堪掠奪之苦,各種農民暴動風起雲湧。再下去不僅是國家滅亡的問題,朝廷也會隨之完蛋。改良,似乎還有點希望——因為有人提出了一個方案,那就是效法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皇家從名義上存在並保有一定特權,但不干涉民選政府的具體政治和外交事務,皇家的供養經費則仍舊由納稅人承擔,以議會定額撥款的形勢發給。於是“官家”說,“改改試試吧。”——哄得人們以為真要改,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一干人都跳了出來,着實忙活了一陣,到了要官家交出權力、退居“二線”的時候,“六君子”的人頭也就隨之落地。殺了人,官家也害怕,畢竟還有兩個文明國家對這種行為極為不滿,而且,年青、有血性的光緒皇帝在朝野還有很大的影響力。怎麼辦呢?剛好,義和團那幫農民不是一天叫嚷着負擔太重,民不聊生嗎?“你們活不下去,都是洋人的錯!”官家發話了,“一天到晚欺負我們,讓我們賠了那麼多的銀子,你們負擔能不重嗎?”當然,官家說這話的時候,並不想給自己算筆賬,看看是自己從農民子民們那搶的多,還是野蠻的洋人掠奪的多。當然,義和團的農民兄弟們也不會去想這個問題,看着官家給的幾個饅頭,哪還會想自己今日的處境到底是官家的瘋狂掠奪造成的,還是野蠻洋人的侵略造成的,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反正“我”是受夠了欺負!官家現在給饅頭,說不定以後還要讓我當官呢。滅洋人就是第一要義!管他們是文明的洋人還是野蠻的洋人,是軍人還是平民。沒有洋兵,教堂里有洋人。殺了教堂里的洋人還不解恨,那些進教堂拜洋教的人都是壞人,一起殺了,然後把那些人的財產拿來分了,把那些人的妻女也霸占了。官家一邊看着,一邊冷笑,看你洋人還敢不敢不滿了?——沒想到洋人還真敢不滿,不但不滿,文明的洋人和野蠻的洋人這次竟然穿了一條褲子,殺進了北京城。
再看那邊孫中山,朝廷不改良,還要殺人,對內已經搞得民不聊生,到處是官逼民反的農民暴動,到處是劫匪盜賊;對外則活生生的把國家推向了殖民地的邊緣。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於是到處呼號,喊着“革命”,1911年,總算將朝廷趕下了台。
皇帝沒有了,野蠻和專制就應該告辭了吧?國家就應該好好建設起民主政體了吧?偏不。一個90%以上握有點權力的人都想當皇帝的民族,怎麼可能坐在談判桌前商量、妥協,並達成和平建國大計?——於是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景觀,沒有哪個有點權力的人不把“民主”二字掛在嘴邊,也沒有哪個有點權力的人不是千方百計把其他有點權力的人搞垮搞死,以便坐上獨裁的“寶座”。至於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說,“為了國家和民族的進步,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殺人也是不可避免的。”至於殺的方法,足以讓後來進行過南京屠城的日本鬼子汗顏——張勳在南京,按每家人口比例抽提着殺,殺了將近一、二十萬人;北洋軍在武昌,因為城市姑娘比自己鄰居家的農村姑娘打扮的漂亮,於是集體擄掠了來,集體凌辱,集體殺害;至於後來的毛澤東,的的確確是中國亙古未有的第一“高明”人士,他乾脆將中國人按財產多寡分成幾個階級,也不管他財產從哪來的,有錢就是有罪!在農村鬥地主、富農,在城市斗資產階級(順便說一句,當時中國的“有錢人”,除了官僚資產階層那一小部分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奉公守法靠勤勞、聰明走上致富道路的),發動中國人互相殺,連殺帶整,據最近一個朋友的研究數據,至其1976年死時,至少已經殉葬了八九千萬人——順便提一句,這些都是中國人,而且大部分是窮人,在毛看起來,他們肯定都比日本兵可憎。至於殺的手段,更是從古到今已經有的都用上了,沒有的也發明了,在此已不忍贅述。
毛死了,前不見古人的“秦始皇加馬克思”躺進了水晶棺材,而此時的中華民族,已經被折騰到除了有幾顆能夠打遍全球的原子彈,其它方面一塌糊塗的境地。——活脫脫一個渾身綁滿炸藥的窮光蛋形象。物極必反,這下一切該好點了吧?應該能夠“後不見來者”了吧?改革、開放、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快就有些提高了。然而,改着改着,人們發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改了個名,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總之還是一句話,“公僕”當道的地位不容改變,同時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路子還是走不通。指望執政者自己監督好自己,廉潔奉公做個所謂的好“公僕”,永遠都是烏托邦式的夢想。不僅是夢想,而且現實和夢想事實上是一個事務的兩個極端。於是人們又喊“改良”,而繼任者看起來也頗開明,大會小會的談改良,簡政放權、給計劃經濟鬆綁,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愈加加快。但是,經濟快速發展最終還是要人們集體智慧大融合的,而集體智慧的大融合還是不可避免的要求民主政治社會基礎的。因為從最直觀的角度,財富分配的權利如果被少數幾個所謂的比一般人聰明的“公僕”所占有,結果就是“公僕們”的腐化和無所不為。只不過在這種腐化剛剛露出苗頭的時候,大部分人只會看到腐敗的表面現象,不會去追問腐敗產生的本質。所以人們開始只會喊,“反腐敗,反官倒”——那個時候沒有現在的《遊行示威法》,人們上街遊行示威表示不滿被視為《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上街的人因此越來越多,終於引來了“公僕們”的惶恐,竟敢有人可能威脅到由“公僕們”長期占有的財富分配權利!黨衛軍隨之開着坦克也上了街,不過,這會可不是來舉行主題是“軍民一家人”的大聯歡晚會的。稀里糊塗的士兵們這個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保衛誰,執行命令就是軍人的神聖職責!有人敢阻攔軍車就????開槍。於是老百姓和不知從哪裡來的、扔磚頭的“暴徒”一塊成片倒下。命令完成,活着的老百姓在街上再也見不到,“秩序”得到了良好恢復,“公僕們”皆大歡喜。——誰還會想到這種瘋狂行徑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是又一次的史無前例呢!
但是,這也許遠不是最可怕的。時間很快就進入了90年代。遭到文明世界集體制裁的中國經濟,通貨膨脹嚴重,物價快速攀升,已有的一點點儲備也已不堪消耗。公僕們急了,再搞下去就要出“大亂子”。不過,公僕們到底高明,反正手中還留的有牌,於是一邊開始大搞市場經濟,一邊頻頻向文明世界示好,反正文明世界那伙“????”也好騙。“上一次的事情是個誤會,沒有和百姓溝通好,‘我’有錯。不過,你們看‘我’現在已經開始搞市場經濟了嘛,‘我’追求進步的信心顯然是從心底里的嘛。”結果呢,公僕的聰明得到了事實的驗證:經濟進一步鬆綁的結果,如同一個被囚禁的人獲得自由一般,而文明世界對華制裁的取消,則如同給這個自由了的人一份恰如其分的工作。但是,在經濟獲得喘息並重新開始發展之後,涉及到對公僕的監督體制要進行改革(即民主政治的建設)時,卻被一拖再拖,因為公僕們壓根就沒有想過要搞什麼民主政治,說要搞的話不過是騙騙“????”們的,那可是要公僕們命根子的問題——於是,老百姓在大街上流血的結果,反而是社會正義力量大踏步的後退,良知避入角落向隅而泣,邪惡卻進一步猖獗,腐敗愈演愈烈以至於無所不在,導致整個社會進入腐爛狀態。
如果社會的全面腐爛導致的僅僅是財富分配不夠公平,以及社會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現象,倒也罷了,天下哪有絕對公平的社會?問題是,公僕們的胃口太大,惹得那些小跑腿們的胃口也越來越大,直到今天在城市裡搞得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下崗;在農村里搞得種糧食得賠錢,殺個自家養的牲口還得上稅,再加上地少人多,大量的農民兄弟不得不背井離鄉去打工。而這些工農兄弟合起來幾達兩億之多(再加上他們的家屬,總數是多少沒有可靠的方法進行計算),且數目還在看漲——如果有出路,漲也罷了。問題是,公僕們和自己的那些小跑腿們太大的胃口,不但將可能的出路基本都堵死了,而且已有的出路也越走越窄。眼看又沒轍了,怎麼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公僕說。一則方便自己和家人脫身往國外跑,一則萬一西方人傻乎乎的再來大陸持續的大量投資,說不定還會緩解這種自己已經沒轍的就業壓力,幫“我”多維持兩天在中國的存在呢。
我們的社會將怎樣?——是的,在今天,一方面我們的民生、民權問題已經讓我們的社會從內部危若累卵,我們的社會面臨全面崩潰之虞!另一方面,不知道我們是否冷靜地思考過,今天的國人比160年前的國人,比90年前的國人,除了剪掉了辮子,換上了西裝革履,用上了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我們又能有多少進步?在這裡,不妨舉一個前年發生的事例,一位北大大學生向中共中央狀告一位到北大演講的老師,說這位老師在公開場合公然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雖然僅僅是一個個案,但是,就筆者的有限了解,即便90年前,我們的大學生也決不會出現無恥到這種地步的個人。——我們的社會文明到底進步了多少?
這種脫節會形成什麼危險?
在未來的時間裡,如果中國再一次發生內戰,交戰各方會不會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也許是一個問的有點過於殘酷的問題,但在今日的中國,這卻已經是一個我們不得不認真、負責探索的問題。
從前面對160餘年來中華民族技術文明,以及社會文明進步事實的回顧,我們不難看出:一方面,這160餘年,中華民族的技術文明,已經從冷兵器時代進步到了可以毀滅全人類的時代。另一方面,這160餘年,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取得的進步非常有限,一度還出現了嚴重的倒退與反覆。在技術文明高度發達、也高度危險的現代社會中,我們從整體上仍舊缺乏人與人相處時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理性、互相尊重不同意見,以及和平、平等共處的精神。我們擁有的毀滅性技術文明,建築在結構極不穩定的極端專制政治的社會文明基礎之上,而這個極端專制政治統治下的社會,從現狀上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的局面。即使統治者現在立即動手進行銳意的民主化變革,我們的社會都已經難以避免發生較大規模的動盪,更何況這種自上而下的銳意變革現在看起來仍舊如同霧裡看花呢?——這難道還不危險嗎?然而,這一事實我們又有多少人察覺到了?
看看下邊的事實:近代歷史上的南京,遭到過三次屠城,禍首分別是曾國荃、張勳和松井石根,而這其中兩個都是中國人。再看看國人當前對台灣問題的主流看法:主張武力解決的比例遠遠高於主張和平解決的比例,而主張和平解決的人被視為不僅懦弱,而且有賣國嫌疑!至於軍人們當前在這個問題所持的心態,起碼筆者還沒有見過主張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人。在和人們聊起當前的解放軍缺乏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必要能力時,又幾乎很少有人會想到我們應該而且必須不使用核武器。——在專制者系統、刻意的愚民教育下,我們的民族對於血腥味仍舊有着如同與生俱來般的嗜好。這一古老的嗜好在今天並無多大改觀,某些方面甚至更有勝之。這就不難理解我們的青年同胞,在本國專制者和美國發生摩擦(不論是意外,還是屬於故意)後,並不會等待事實調查結果出來就會去砸麥當勞,但是卻不耽誤自己第二天去美國使館領取赴美簽證——要知道,這樣的舉動是90年前的人們都不會做的。那個時候的人們,如果為了這些事情去美國使領館抗議,他們就絕對不會再選擇去美國,更不要說是在親自動手搗毀美國某些駐華機構以後。而且在近代史上,好像還很少有國人去砸外國商人在華商業機構的事情,何況麥當勞僅僅是一家品牌連鎖店呢。
似乎也不難理解一個在同胞們中廣泛存在的、更恐怖的事實,就筆者的調查,發現有許多人並不是不了解核武器與生化武器的威力,他們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他們對於這些武器可能造成可怕傷害的某些細節都瞭如指掌。如有一位青年軍人(大學學歷)就給筆者描述過這樣的環境——100萬噸當量的氫彈,如果在北京市中心上空1000米處爆炸,在不到1秒鐘的時間裡,爆心方圓100公里內的800萬人會毫無痛苦的死去。方圓200公里內的人,會在7天以內飽受煎熬後逐漸死去。方圓500公里內的人,將留下各種各樣嚴重的後遺症,並註定是無法醫治的。放射性塵埃隨風漂流,至少1000公里內的人的生存會受到直接的嚴重威脅。然而,同樣是這位軍人,對於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後,如果美軍介入的應對意見,就是動用核武器!雖然他反對對台灣直接使用核武器。筆者問他,“美國人的彈頭比中國多出好幾倍,難道不擔心他們報復嗎?”他回答說,“不會,美國人怕死,他們不會硬頂。”筆者說,“就我的了解,如果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美軍幾乎必定介入,因為這也直接關繫到他們在未來的獨立與生存問題。”他回答說,“台灣海峽如果發生衝突,完完全全是我國的內政,怎麼會關繫到美國人的獨立與生存問題?如果是美國人這樣說,更加說明了他們妄圖肢解中國,好獨霸世界的狼子野心。”筆者說,“可是美國人從來沒有聲明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問題。如果我們對人家的艦隊使用核武器,難保人家不會不報復。”他說,“如果美國人要報復,那就打唄。如果因為害怕報復,就任由美國人肢解中國,這不是又回到鴉片戰爭年代了嗎。那我們活着還有什麼用?另外,在我國的領土上,對美軍使用核武器,我們可以首先聲明我們在搞核試驗,或者提前警告他們。如果他們不聽警告,並且膽敢還擊,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對其本土進行打擊。這就可以對美國人形成足夠的震懾力。”——需要強調的是,這絕非個案,也不是少數人的看法。對於自己熟悉了解其嚴重威脅的核武器的使用問題,尚且持這種看法,對於殺人於無形間的生物武器,人們又會怎麼看待對其的使用問題呢?要知道,以中國當前的生物技術水平,製造出的生物武器,已經和近期在美國造成恐慌的炭疽遠遠不可以相提並論,甚至差別就不是用一兩個數量級所能衡量的。在一定程度上,現代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更可怕、更惡毒,因為最新型的生物武器,不僅可以輕易殺死數百上千萬的人,甚至即將具有種族鑑別的功能。
回想起上個世紀前半葉,同胞們在僅僅擁有冷熱兵器時,進行互相殺戮所持的心態,以及在六、七十年代的內鬥中,那種廣泛的、殘冷到變態程度而失去人性的心態。筆者的擔心難道還是子虛烏有和杞人憂天的嗎?
今天的世界,只要我們不主動攻擊別人,我們已經不必擔心任何外部的威脅,但是,同胞們互相殺戮時(這不再僅僅是指對台灣的問題),我們會怎樣做?在內戰中,我們會使用足以毀滅我們自己的武器嗎?
脫節的根源:專制對宗教及新聞輿論自由的禁錮
為何160年來,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和技術文明之間的差距,會被畸形的拉大到這種程度呢?究其原因,除了過於根深蒂固的專制傳統外,造成當今中國的社會文明和技術文明嚴重脫節的直接根源,是極端專制統治者為了極端狹隘的一己之私,而對宗教及新聞輿論自由的禁錮。
宗教自由對社會文明的作用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受到非宗教信仰的影響太深,說到宗教自由,人們立即會想到無神論和有神論的辯論。不錯,無神論者的基本論據就是,以人類的科學技術,已經探索了火星、水星等地外星球,“神”在何處?然而,無神論者們是否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人類探索自然的途徑必然沒有窮盡,也就是說,人類永遠也沒有完全了解自然界的能力呢?如果承認了這樣一個客觀事實的存在,那麼,我們在探究自然界秘密的時候,是不是才可能懷有敬重、謙卑和謹慎的情懷呢?如果我們對於由此存在於自然和精神深處的“天意”、“神”缺少起碼的敬畏,我們除了敢於隨心所欲、肆意的破壞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以外,難道我們能夠以平等、包容之心,理性的對待不同於自己的意見和這種意見的持有者嗎?——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大部分無神論持有者,論其精神,實際上唯我中心主義者,因為“無神”,因此“我”就是“神”,順理成章,“你們”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我”。如果違背“我”的意願,“我”也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動用一切手段處罰“你”!——邪惡也就因此誕生。
從事實看,當一些無神論者們打着誘人的共產主義旗幟來到中國時,這夥人除了信仰自己,對客觀世界異彩紛呈的事實視若無睹。因為他們只信仰自己,所以其他所有的人都得服從他們;因為他們只信仰自己,所以他們的話和戒律就等於是天意,就等於是上帝的吩咐;因為他們只信仰自己,所以他們不會容忍任何不同意見的存在——這就是無論蘇俄,還是中國的無神論者們取得政權後,都要瘋狂迫害、取締本民族人民已有的宗教信仰的根本心理基礎。因為這些人從靈魂上無所畏懼,所以他們可以無惡不作——這也就是無論蘇俄,還是中國的無神論者們,其反人性、野蠻和兇殘程度均創造了本民族歷史上未有之高度的原因。然而,蘇俄的共產主義勢力,終究未能將本民族的主要信仰——東正教,從民族的靈魂上清除出去,而中國的共產主義勢力卻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早已經將儒道徹底砸爛。當我們嘲笑前蘇聯以壯士斷腕的勇氣,九十年代初就開始大刀闊斧的推動其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時,我們可曾想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極度危險局面?
新聞輿論自由對於社會文明的作用
由於共產主義者們除了對自己絕對信仰,不會容忍任何其它見解,所以他們對於輿論,以及新聞的禁錮同樣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而新聞輿論自由對於社會文明的作用,則正如站在船頭的領航員,如果這位領航員沒有被蒙上眼睛,社會文明這艘巨輪在海上自由航行所可能面臨的危險就會極度降低。而如果這位領航員被蒙上了眼睛,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速度和面臨的危險就可想而知。
禁錮新聞輿論的自由,是近代以來專制者們愚民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其它專制時代也實行過愚民政策,那麼他們的水平比起共產主義者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美女皮(美妙的共產主義社會)和黑麵包所推行的愚民政策,必定相形見拙。如果說其它專制王朝所推行的愚民政策,僅僅是讓百姓們成為自己治下的順民,那麼共產主義勢力所推行的愚民政策,其目的就是要讓老百姓和自己一樣成為缺少人性的冷血動物。——不難理解已經到了21世紀,這樣一個資訊量空前巨大,並且日漸成為重要競爭力的世紀,中國仍舊執行着嚴格新聞檢查的原因。檢查倒也罷了,問題是,刻意的新聞篩選和輿論導向,在培養了大批缺乏理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之後,這些人就一定會被“我”控制,永遠老老實實成為“我”手中的用以與文明世界討價還價的人質嗎?如果突然有一天,他們發覺“我”太懦弱,對於“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強盜”低三下四到難以容忍的程度,他們還會心甘情願的作“我”的人質嗎?這些掌握着高水準技術知識,但是靈魂上卻盲目仇視不同意見、盲目仇外的民粹分子們,趕“我”下台也倒罷了,他們將會對這個民族,對這個世界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政策呢?“我”在不擇手段搞亂了自己的國家後逃到國外去,就可以避免一切災禍了嗎?
這是非常殘酷的事實——迄今為止,本國的專制者們仍舊在執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仍舊在刻意的培養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極端民族勢力的養育,仍舊是他們手中用以與文明世界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文明世界也在這種脅迫面前一再的讓步!而專制者習慣用來作人質的“人民”,因為被過渡的壓榨,卻已經處於內亂的關口……
是該清醒的時候了!無論你是統治階級的一員,還是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
我們該怎麼辦?
當前的中華民族,已經走到了三千年文明史上最危險的時候。今天的中國,面臨着真正意義上的“救亡”問題。
在說起這種憂慮的時候,有好心的朋友對我說,“你別杞人憂天了,看看中華民族,蒙古族在這建立了元朝,滿族人在這建立了清朝。想當初,那些知識分子們,象文天祥、史可法等人,還不都是說我們民族已經走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頭,可到了最後呢,那些入侵的異族還不都融入到這個民族中了?現在呢,危險是有的,哪會有這麼嚴重。”是的,這位朋友引述的史實當然沒有錯誤,只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這個民族對於外族入侵以及被統治,所表現出的抵抗力尚且不是很強烈,還能有什麼亡國滅種一類的威脅呢?文天祥能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實際上也已經充分說明他面對現實時的無奈。然而,你是否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自古以來,在國人的內部鬥爭中,手段之兇殘可以稱得上無所不用其極?從秦國活埋40萬被俘的趙國士兵,到現代對“階級敵人”的批鬥與鎮壓,從刀砍斧劈下油鍋,到毒氣彈上陣——隨着技術的進步,手段愈來愈兇殘。只要想得到的,都要千方百計用上,更何況已經擁有的呢?——從這個角度出發,也許你將會對“中華民族已經走到最危險的時候”這一提法,產生嶄新的認識。
救亡,是的,我們這一代人面臨着救亡的壓力,我們的青年是否做好了準備呢?
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