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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人士七論(之七):海外民運人士(武振榮)
送交者: 呂慶芳 2006年01月07日09:58:2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民運人士七論(之七):海外民運人士(武振榮)

★ (1) ★

民運人士是為中國民主奮鬥的人,但是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特別是他們中間的領袖人物卻不得不居住在中國之外,這就無形中造成了民運人士生存的孛境。如果說張良的《“6、4”真相》一書提供的情況符合事實,那麼最早提出用“流放的方式”把民運人士“流放”到國外,是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李瑞環的餿主義,又若說這個餿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剛好迎合了世界上民主國家欲保護中國民運人士的願望的話,那麼,這種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文明流放政策”就是對中國專制政府壓制人權行為的一個“注釋”;就這樣的“注釋”而言,中國的專制派在鼓吹“中國的人權有了進步和改善”時,好象也有那麼一點意思的,無論怎麼說50-60年代那種公開的槍斃政治犯的歷史的一頁已經好象被揭過去了,打此之後,沒有一個民運人士被判處死刑卻是一樁事實。不管怎樣說“砍頭只當風吹帽”的時代對於民運人士來說已經是不復存在了。

但是,比上述的情況糟糕的是,“文明流放政策”對中國民主化運動所造成的影響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致命的,因為它事實造成了民運人士和中國人民的脫節,就好象游泳運動員脫離了游泳池,要他們要在旱地上練習游泳一樣。如果說“人是環境的產物”的話對任何人都是一樣的,那麼民運人士在一個沒有中國民主運動的“異鄉他國”長期生活,肯定對他們來說是最殘酷的事情……久而久之,這種最殘酷的事情在他們的感知中倒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平常事情”,就這樣他們的民主鬥志慢慢地被銷蝕掉,就有着一個人性方面的解釋了。在電視上面,我們許多人都看到過鯨魚衝到沙灘之後的畫面,今天的海外民運人士就是存在於這種“畫面”中的人物。


★ (2) ★

目前海外民運人士幾乎都居住在民主國家或自由的社會中,因此這種環境正好適應民運人士的生存,但是,與這個情況有關的是,當這樣的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有一個可以供民運人士學習的榜樣存在的話,那麼民運人士在一個不同於中國的社會環境和國家環境中進一步地學習民主知識肯定是一樁好事,事情的複雜性也就在於這樣的好事往往也同時地摻雜着“不好”的因素,就是說此種學習有可能把民運人士引導到脫離中國民主的那種不利的境地,把這種情況和被居住國家中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以及知識分子們對民運人士的影響聯繫起來看,民運人士在一個本質上積極的環境中卻面臨着一種潛移默化的消極化的危險,也就是我要論證的問題,換句話來說,他們在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理解中國民主的時候,卻遇到了一個無論是在理論上或者在事實上都被中國的民主更好的民主,試想,在這個時候,誰可以在舍“熊掌”而去求“魚”呢?

就純粹理論的角度講,民運人士要求中的民主和學習中的民主應該是世界上更好的民主,這似乎沒有哪怕半點的錯誤,可是呢?錯誤恰恰就產生在這個時間上,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更好的民主就出現在你的生活之中,而且這樣的民主產生的歷史和經過都是這些國家中的人所已經整理出來了的對你來說是“現成”的經驗,你有什麼理由拒絕它呢?如果說這樣的事情又同中國目前是一個專制國家的“現實”聯繫在一起,你在對比中發現中國民主其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恰恰又在於它和你所居住的國家的民主有“差距”,那麼在此情況下你的選擇是什麼,你應當怎樣地行為呢?問題就好象有了一個結果;就這個結果而言,你放棄了那個有明顯缺陷的中國民主,而選擇一個至少在理論上沒有多少缺陷而且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存在於你所居住國家中的民主,就談不上有什麼錯誤。

又如果從人性的一般觀點議論問題,那麼你對接受你“政治避難”的國家感恩戴德,而這些國家中的民主之對於你又可以在“學習”中方便的“拿來”,更不用說,這些國家中的政治家或者學者們對自己的國家的民主又非常熱情地想給你“灌輸”,那麼,你若是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堅持你在中國的時候所掌握和具有的民主知識與理論,而這樣的東西無論怎麼說都有着一種和專制人物、專制理論的拖泥帶水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又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是你一個無法取掉的弱點),這樣以來,你如果認為你自己仍然需要學習民主,那麼,這個學習對於你來說就不是一個純粹理論上的東西,因為你必須面臨着一種事實上的取捨,就是說你儘可能地取掉你的民主中的那種“可疑成分”或者“有異議成分”,以使它“健全和完善”,這樣以來,情況又可能是,你必須使你個人的民主來一次“去中國化”的“改造”,“改造”的終了是,你已經對自己的“中國式民主”(請也許我這樣說)很不耐煩了,必須統統地拋棄之而後快。

美國是海外民運人士集中的大本營,如果假設你住在美國,又對美國的民主抱着非常熱切的情感,那麼在研究和學習美國的民主的時候,你發現在它之中也存在着大人物對民主的“貢獻”,譬如林肯對民主的民主的最大貢獻是“人民”對使他們“厭倦的政府”享有“憲法的權利”和“革命的權利”,又譬如羅斯福對民主的貢獻可以用“新政時期”的“四大自由”來說明,而去世不久的里根對民主的貢獻可以用“里根主義”來表述,因此在上述人物都是“正牌的民主主義者”時,美國民主的“標準”性就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得了的東西,但是,在我們中國,民主同大人物們的關係總是提不起來,譬如在1966年的人民大解放運動中,民主同毛澤東聯繫在一起,在1976年同周恩來聯繫在一起,在1978年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又同鄧小平聯繫在一起的事實,隨之,我們在後來的時間中怎麼也理不出一種積極的關係,因為毛、周、鄧在中國的專制地位和他們的專制分子本性好象都決定了他們同民主的聯繫的虛假性,所以在這裡中國的民主如果說有一個要重新的安排和重新的組織的話就不會招來理論上的有力的反對意見。可見在目前的民運人士中間,大家幾乎都是異口同聲地叫着要在中國“清除”毛和鄧的一切的“流毒”,這樣的情況就很容易使人回想起過去歲月中的我們那些中國人要着“清除資產階級的流毒”的歷史,不同的是,現在我們把一個“資產階級”換成了“共產黨”。

如果讀者們具有舉一反三的能力,那麼我在上面至少已經提出了兩類不同的民主:一類是美國式的發達的、成熟的民主;一類是我們中國的不發達的、不成熟的、發展中的民主。在這樣的兩種民主中我們就好象要面臨一種到底要哪一種的選擇問題,如果說民主這樣的東西可以脫離特定民族、國家和人民這3樣東西而獨立存在的話,那麼,我們選擇第一類民主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民主如果同上述3樣東西的聯繫是水乳交融的話,那麼,我們撇開我們的中華民族、脫離我們的中國、脫離中國人民而選擇民主——這就是我們海外民運人士的錯誤;而這個“錯誤”不是“客觀”的,完全是由我們的“主觀意向”造成的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民運人士所處之困境在許多方面是由於自身的永遠造成的,因此,他們在一味地批評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造成他們生活困境的唯一原因的時候,就不是本着一種“客觀”的態度說話了。在中國,共產黨堅持專制不放有自己的難處,也就是說他們在錯過了一個又一個改革機會的時候,歷史留給他們的選擇就不多了,因此他們目前堅持這樣的完全反動的立場和政策固然是我我們要全力批判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沒有能力和本事發動民主運動以推翻他們的統治時,中國不可能隨着世界潮流實現民主化的事情就主要地應該責怪我們自己的了。誰讓人民不組織起來呢?誰能夠在民主的問題上說出人民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話語呢?誰又能夠運用一種力量和方式把中國人民曾經象1966年那樣地廣泛發動起來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應該是民運人士思考的東西;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跟在毛澤東或者鄧小平後面亦步亦趨地走民主之路,一萬年以後中國民主也是沒有希望的。

在這裡我認為海外民運人士所處之自由環境有一個研究和提高中國民主的理論水平的任務,就此來說,海外民運人士可以幹什麼的問題似乎可以有一個答案。但是非常遺憾,這樣的事情在海外民運人士中並沒有形成共識,亦沒有引起人們的共同的注意,因此海外民運人士的團體就不會在凝聚中實現。總的看來,現在的海外民運人士還是保持着他們在中國生活時的那種“異議者”的立場和觀點,而沒有實現由“異議者”向民運人士的轉化。海外民主團體這個詞只是存在着一個象徵意義。在這裡我不涉及發生這樣的問題的具體原因,我只是說海外民運人士在認識民主的問題時缺乏一種“人民的立場和情感”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許多的事情上,民運人士所發出的聲音完全反映了他們個人的情緒——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他們為什麼就不考慮到民主要求他們要擁有一種超越他們自己而屬於公共社會和人民社會的東西的事情呢?


★ (3) ★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認為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存在着一個如何學習民主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當前的反映是我們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學習態度和學習的方式?如果說在這裡,我們象中國共產黨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樣來學習民主,我們肯定是沒有前途的,與之相應的是,我們若是在學習問題上沒有樹立起一個向我們中國人民主實踐學習的思想和觀念,還是是離不開我們所居住國家民主的“本子”時,我們也是沒有出路的,剩下的問題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如果也和中國共產黨員一樣的“謙虛”,認為自己永遠是“小學生”時,我們照樣是學不到民主的。

在學習民主的事情上,我認為我們應當有一點自信的精神和具備一種自信的心理,如果說這個“自信”和過去的共產黨員的“謙虛”應該形成一種對比的話,那豈不是說我們應當在理論上為“驕傲、自負、嫉妒”這樣的東西給出一個積極的肯定的意義,就好象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曾經給“自負、驕傲”和羅素給“嫉妒”的意義一樣,必須是在承認人的上述因素不會改變的前提下如何去理解民主和組織民主的秩序,就這樣的意義來講,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在相信我們已經拿到過民主的事情上不應當表現出猶豫不決的心態,應該有一個健康的自信心。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我過去曾經熟悉了的東西中去發現和尋找民主的因素,於是,我們就有可能擺脫如下的錯誤:好象自我們開始以來的中國社會就沒有民主。因此我們往往會把自己的要求民主的行為當成中國民主的開端,搞一個從“零”開始的新民主。

就在我準備寫作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在“多維網站”上發現了文揚寫作的《民運的大旗到底指向哪裡》的文章,這篇文章中作者在批評民運人士時說出了如下的很有水平的話:“至少,親愛的民運精英們應當認識到”“歷史非自今日始,中國民主並不是從79年西單民主牆和89天安門運動才開始。民主作為一種新思想進入中國已經100多年了,民主作為一面政治旗幟也已經被早期的共產黨玩過幾回了,而民主作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學術概念在新文化運動中有過草草地討論,但隨後很快被高高地擱置在象牙塔里成了遠離社會實踐的東西。遺憾的是,今天民主精英們不僅未能繼續朝這個方向的探索,甚至連繼承這個討論的學術資格都達不到”。我非常贊成和欣賞文揚的上述的高論,我認為這是對民運人士的善意批評,批評所觸及的問題也是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核心問題。在國內民運人士因受到種種的限制無法從事系統的理論研究工作,這是可以理喻的事情,但是在海外這樣自由的環境中,研究民主的工作若還是展不開的話,民運人士的“資格”就不能不受到質疑。如果說人民大眾迫於生計的壓迫而無暇顧及研究中國民主一事,而民運人士就必然地要擔當這樣的任務。而現在我們的民運人士若是要故意的迴避這一扶擔子的話,就難免會招徠物議。

因此,可以這樣說,在學習民主的問題上我們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要象中國共產黨人那樣的永遠做一個“小學生”,如果說這個過分了的“謙虛”已經消滅了我們的志氣的話,那麼,我們是不是要換一種方式,這就是我所關心的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說我們中國人在搞民主的時候應該學習外國的東西(注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是外國貨),我們不應當反對,但是在60年代以後,我們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東西不堅持,還是要學習外國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說什麼的好了,特別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民族向學習西方的那種風氣中所隱藏着的許多不健康因素根本就沒有引起我們的關注,於是我們在由馬克思、列寧的“學生”變成了“尼采、佛羅伊德”的“學生”後就好象真正地“改換”了“門庭”。特別是“文明流放政策”在把這些人送到了國外後,我們就好象過去的“私塾學生”們回到了“老師的家”一樣,於是在“老師”們手把手的“教授”下,我們就更出不了西方文化與我們準備好了的“樊籠”式的關係了。這樣的現象若用一個著名的海外民運人士的話講是:“吃西餐,放洋屁!”,話雖粗了一些,但其中針對性卻是恰倒要害之處!


★ (4) ★

民運人士學習民主在某種意義上同我們中國人學習中國畫一樣,學習的方式先是照着範本臨摹,臨摹過了關就得選擇某一家作為入門的對象來學習其風格和畫法,這樣的學習就必然地要使自己的行為中規中矩,一點一畫都不能夠隨心所欲,久而久之,就必然會給學習者造成一種極不自由的樊籠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他本人就好象是一個批枷戴鎖的人,因此,要想成為一個畫家,就得需要一種破壞性的打破程式的過程,“畫家要脫韁去鎖,才能用自由心書寫,再加上因緣成熟,他便有可能創出自己的風貌”,用何紹基的話講,“畫家需自立門戶”就是這個意思。對照地看,我們中國民運人士現在學習民主的事情,也需要一種“脫韁去鎖”,以達我們在民主上的“自立門戶”。

可是現在的情況呢,完全不容樂觀,我們在學習民主的事情上總是去不掉“韁鎖”,所以我們就永遠只能夠是“小學生”,“立”不起我們在學術上的“門戶”,特別對於海外民運人士來說這樣的事情就更為嚴重的了。我們生活在國內的時候,對於外國特別是西方社會的民主只有一個感性的概念,而且在概念的形成過程中,又有着一個共產黨宣傳上的故意的歪曲,來到了民主社會後,我們對民主的看法必然要經歷一個深刻的變化;變化中一個成熟的、發達的民主就變成了我們的“範本”,於是我們的行為就只是個“臨摹”,而在“臨摹”中,我們對於自己以往拿到過手的民主如果稍加反思的話,我們就認為它不是民主了,這樣,我們在學習發達民主國家的經驗這一樁正確的事情上面又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那種很不發達、也不成熟的經驗意義上的民主當成了一個“瞥腳貨”而欲“扔掉”。

舉例說,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在檢討我們中國民主的時候,往往就離不開大字報,而在西方民主國家是沒有這種東西的,這些國家的城市建設是如此地富麗堂皇、乾淨衛生,如果給它上面貼上一些書寫在廢舊報紙上文字,不就是大煞風景的嗎?如果說大字報的內容又有許多的華而不實的成分,和出現了許多攻擊、污衊人的根本無法舉證的罪名,那麼這樣的東西能夠作為未來民主的中國式載體嗎?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國外民主社會的那些很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在批評我們的民主中的大字報時,經他們之口所說出來的話,我們就會必恭必敬地聽……,在聽的時候,我們甚至會象公雞一樣地不停地點頭……,而民主就是這個時刻給走脫了!

但是,我們若對中國的民主有一個深切的理解的話,我們對出現在大字報上的民主就不能持上述的看法,就會在民主表現的形式方面去發現民主的中國特色,如果說這樣的發現可以整理出1979年民主牆運動時的經驗與教訓的話,那麼中國民主獨立表現的那個時間不就是可以被我們抓住的嗎?而這個時間恰恰是大字報的興盛時期,就此我們預測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運動,你能夠設想它沒有大字報而可以發動嗎?在我們中國民主制度沒有建立以前,民主的表現是離不開大字報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你想不要大字報而要中國的民主,你就是做白日夢。在中國當言論的壓制政策在沒有發生鬆動時,當言論自由和政治表現的自由在同一個空間中發生時,大字報——這個在1966年已經變成了中國民主的重要載體的東西就一定會表現自己,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在這裡,如果存在着我們中國民主傳統的話,那麼,你想在大字報之外去尋找中國民主之行為就是緣木求魚!

要認識到,在我們中國民主的開端是很不理想的,我們中國人民也正是從不理想的開端上去尋求民主的,因此這是我們理解中國民主的一個重要的地方,如果我們忽視了它,在搞中國的民主時就會變成民主的“外行”。從不理想的開端上起步的事情若被我們正視,就可以在民主的過程中去整理那些在事後看來是很不理想的民主的價值。也只有這樣,你對於不理想的民主的看法才會改變,你也就由此而理解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最本質的那一點,即民主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但是要達到政治上的“最好”卻必須要實行民主。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你雖然是專制國家中的人,但是在搞民主這方面你就不再是“小學生”的了。我們現在患着一種非常嚴重的“民主幼稚病”,它使我們面目蠟黃,口上無味,眼裡無神,心裡有鬼!

如果說在這裡,我假設某些西方學者們對我們中國人用自己的方式所追求的民主和已經有了第一手經驗的民主表示出不理解的話,那麼在這樣的時刻中,我們就會象“謙虛謹慎”的“小學生”一樣的不敢和他們爭辯和爭論,因為“班門弄斧”這個中國式的成語我們太熟悉了,試想一想,我們作為專制國家中的被流放之人,我們敢在國外民主的社會中的課堂上鼓吹我們中國民主嗎?若是這樣做的話,我們不就是貽笑於大方之家嗎?在這裡,我看問題的實質是我們學習民主的行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習可以比擬的事情,而必須要理出一個特別而又特殊的意義空間,目前我認為這個空間可以用“民族”這兩個字去填補。也就是說,我們中國雖然今天還是一個“專制”的國家,我們民運人士雖然也還是生活在這樣的國家環境之中,但是我們在推進中國民主的進程方面之責任是不能夠放棄的,就依着這個責任講,我們對民主就必須作出符合於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的解釋,而這樣的解釋如果目前不是要說服世界上的他人,而主要是說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話,那麼我們的民主就沒有什麼錯誤。今天,我們中國人沒有及時地實現民主化,這固然是遺憾的事情,但是這並不是我們的“錯誤”,而要說到我們的錯誤的話,那恰恰是我們放棄了對我們中國人所已經了解和理解了的民主的研究和探索。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國外這個如此發達的民主環境對於我們這些對獨立探索和研究民主的人反倒形成了“藩籬”。


★ (5) ★

我在過去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到,民主是一個大本子,對於它來說,各人有各人的讀法,其中任何一個人的讀法都不被另外的人的讀法更正確或者更優越,只就這個意義講,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在海外民主的社會中,發表我們自己解讀民主的結果,就沒有什麼可以低人一等的。在正常的民主社會中,人們可以是這樣或者那樣理解民主的,但是這和我們正在爭取民主的中國人對民主的這樣或那樣式的理解是沒有價值上的衝突的,因此即使出現了意見的衝突,那則是民主領域內的非常正常的事情,一點也沒有值得大驚小怪的理由。

情況即使這樣,有一點還是值得一說的,那就是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是在“冷戰時代”開始了最初的有關民主思考,誰都知道,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我們的民主的思想中就必不可免地包含有一種非資本主義的因素,而民主國家中所實行的經濟制度,也就都被我們安排在了“資本主義”裡面,而無論這樣的做法是否正確。因此,當這樣一段經歷在已經變成歷史的時候,我們又好象是到“資本主義”的門上“討飯吃”來了。情況又可能是這樣,當我們的潛意識中這一段過去了的歷史沒有被整理的話,我們的民主的“根基”是不是“有問題”——就造成了我們的內在的困惑。外有憂慮,內有困惑,這就是我們在海外民主社會生活而不開心顏的主要原因。

現在的問題的焦點在於,我們在中國的時候,若本着一個西方民主的本子講話,我們是不失風度的,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立足在西方社會,經我們之口所講出來的民主若還是“西方式”的話,那就值不了幾文錢。民運人士要想在國際社會中產生出積極的影響,我看也是有一個“實力問題”,這個“實力”不是別的,就是我們理解民主的水平。我們如果在國際社會中,能夠把我們中國的那個目前正在趨於成熟的中國民主的本子成功地提供出來的話,我想我們是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的。問題是,我們現在對於這樣的事情沒有很多的興趣,也沒有很多地花費力氣,因此我們把過去“學步”階段上的那種概念和思想是怎麼也擺脫不掉的,以至於我們的杯子能夠盛多少水的事情已經有了個分曉,說得通俗一點,我們的杯子已經滿了!

我們已經在海外作了許多的政治表演,不說中國人民對這些表演有何評價,就拿我們自己中間的某些人的話說,那是“作秀”。但是一想,連這樣的“秀”也懶得“作”的人又當幹什麼呢?作為單個人,我們是有力量、有智慧的,這一點我不想着要否認,但是作為一個民運人士的“團體”,我們是既沒有力量,又沒有智慧,這便是我們的問題的現狀。在如何理解現狀方面,我們中間的分歧也是沒有辦法泯合的,我們反對共產黨制度對人的“統一”與“統合”,所以我們認為我們中間也應該剷除任何的“統一”與“統合”,這樣以來,我們把人的行為、行動相對意義上的“統一”與“統合”就理解成為“思想”與“精神”方面的東西了。結果是,我們認為一個小黨“單幹”或者個人“單幹”就是正常的民主行為。於是,中國民主運動——這個需要動員13億人參與的“超級運動”就在我們一方面就失去了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準備了。

海外民運現狀的另一個問題是,20年來我們連一種討論問題的“桌面”都沒有“形成”,因此,任何想要在這非常自由和民主的環境中認真地而不是敷衍了事的討論問題的想法與做法都會受到挫折,於是海外民運人士對於海外民運現狀的不滿和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有一點相似,那就是誰都不滿,可誰都沒有辦法。過去民運內部也曾經以“會議”(有“聯席”的,有“圓桌”的)的方式做過多次試驗,但是當試驗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認為是不成功的,類似的試驗就好象停止了,在此之後,雖然有“聯盟”和“大會”的行為,但是同上面的會議一樣,都是不太成功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篇文章不可能討論,但是我卻可以說出一個大概,就是參加民主會議的大多數都以“異議者”身份出席會議的,因此在這樣的會議上就形不成一種民主的聲音就理所當然。


★ (6) ★

中國的民主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了,這樣的事實就意味着在民主的問題上人們有許多的話要說,因此,中國民主化運動在1979年表現為“異議”運動就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於是,中國民運人士的第一個社會表態是“異議式”的就所在難免。但是問題就在於人們一旦在社會生活中獲得了一種角色,想要一下子改變是很困難的,所以許多民運人士坐牢或者坐牢後出國都好象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民主運動中的人,習慣於站在“異議者”立場上講話,他們的潛意識中也許這樣認為,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就都是民主的,而完全沒有考慮到民主運動所要求的那種反對是“人民”的反對,而不是“個人”的“反對”。就個人的行為來講,你無論是站在什麼立場上,用什麼樣的方式說話,或者你說什麼樣的話,也不論這些話是不是理智的,或是情緒的,都不重要,都是民主都允許的,但是民主運動就不能夠這樣的允許一切,它必須有所選擇,因此一心要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民運人士也必須面臨着一種“選擇”;“選擇”的結果是,他們必然要淘汰一部分話語,要限制一部分話和要故意地宣揚一部分話語。

現在,你只有肯用心,就可以為民主的話語列出100個或者1000、10000個話題來,但是,你如果同時認為這些所有的話題在民主運動中都具有同樣地討論和談論價值,你就會大錯而特錯!相反,我倒是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民主運動中有許多值得我們中國民運人士警惕的話題,我們非但不講、不可能講而且還要反對講它的人。譬如,民族分裂的話題或宗教極端主義的話題都是我們應該反對和警惕的東西,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民運人士的智力就同前毛澤東時代的張鐵生一樣地是“白卷先生”了,問題還不至於此,張鐵生交了“白卷”,只是耽擱了自己和他人對知識的追求,而我們的“白卷”有可能導致我們變成為“民族的罪人”。

不要說在民主運動中是這樣,就是在我們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之後,是不是某些問題也可以象今天那樣地被某些人輕鬆地談論呢?我看事情並不是那樣,在這裡,我們不說“未來民主的中國”的情況怎樣,就看一下俄羅斯的情況嗎?它已經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了,但是在俄羅斯民主允許俄國人們自由的談論車臣的問題嗎?車臣獨立運動在俄羅斯能夠變成合法運動嗎?也就是誰,俄羅斯民主能夠給它一個合法的生存空間嗎?民主運動是人民的運動,與這一性質有關似的是民主運動必須要很好地解決民族國家的建設的問題,而不是要分裂它,在現代的條件中,雖然也出現了一個民主超越民族國家的苗頭,可是這樣的事情,朋友!這恰恰告訴我們成熟的民主必須是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完成的。當前,歐洲聯盟實踐所告訴給我們的東西不正是如此嗎?如果歐洲的民主不是在歐洲民族國家成功發展的範圍內趨於成熟的,一個好象要使當年的共產主義世界圖式“再現”的政治實驗就值得我們好好的研究和理解了。就這個意義來說,馬克思主義超越民族國家而要求共產主義,結果是本應當民主化的民族國家都給套上了專制主義的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人類的一種深刻教訓,但是這樣的教訓如果沒有被我們組織到民主的知識中去的話,那麼現在某些所鼓吹的中國應該分裂成未來30個國家的謬論就應當從民主的言論中被淘汰出局!

上述的意思如果可以引起讀者們的觸類旁通的理解的話,那麼,民運人士在目前的形勢下,如何能夠小心謹慎的選擇民主的話語以求作到未雨綢繆,就是我議論的本意,在這一組文章將要收尾時,我想到了接着寫作一篇題目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幾條重要的宣示》文章,不知道能否寫出。總之,我認為到今天為止,當中國民運人士的理論和作為沒有表現出可以“指導”中國民主運動的跡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民運人士站在了中國民主運動的邊緣,以至於我們已經是將要被“邊緣化”的人物了。對比地看,雖然中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歷史權力”,但是我們卻還沒有掌握它,這個所謂的“歷史權力”目前還處在游離狀態,僅就這一點講,未來的中國社會到底是以人民運動的方式或者是以“動亂”的方式迎接民主,就不好斷定了!

http://cdjp.org/gb/article.php/4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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