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界的現狀，既有使我感到樂觀的地方，更有太多讓人不樂觀之處。當初，促使我踏入中文政論寫作的原因，主要是受2008年海外華人全世界舞紅旗現象的刺激。如今，十多年過去了，反專制愛民主似乎成了海外華人的主流觀點，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說法在中國人群里越來越沒有市場，這應該說是一種進步，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回歸，因為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反專制愛民主的大潮就已經風行中國。如果說反專制愛民主潮流的回歸讓我對中國人感到樂觀的話，那麼，中文界泛濫的反理性民粹化言論又使我認識到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化轉型將面臨着怎樣的困難。民主的成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則，這個世界上真正成功的民主就不會到今天仍然只局限於三十多個國家。中國人比較喜歡講人的素質，在我看來，民主能否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確實與這個國家國民素質的高低密切相關，我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大多數中國人講素質時喜歡將眼睛盯在阿Q或祥林嫂式的底層民眾身上，我卻認為，我們首先應該關注的是擁有社會影響力的精英素質如何，據我對西方社會的多年觀察，精英素質的高低才是決定一個國家成功與否的關鍵，有些國家之所以在實現政治制度民主化後仍然不成功，主要原因往往是當地精英素質低下造成。正是出於對精英素質的看重，今天，我要拿中國異議人士來說事，因為對大多數有志於反專制的海外華人來講，曾經被中共專制政權迫害的中國異議人士有着一種天然的領導優勢，甚至有些並非異議而僅僅是被中共迫害的人也很容易被群眾捧為領袖。這其中固然有符合人性的道理，但僅僅以異議或受迫害來作為領袖選擇標準有着巨大的危險性，有可能會讓中國陷入難以從專制中走出來的怪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朗爆發了一場群眾性反專製革命運動，流亡於海外多年的伊朗宗教異議人士霍梅尼因為曾經被前伊朗專制者驅逐出國、加上他反抗的態度極為激烈而成為群眾擁戴的英雄和革命領袖，結果，這一領袖選擇的失誤導致伊朗人民奮起反抗專制的勇敢行動所換來的不過是另一種更不自由的專制，這是為什麼我認為有必要對流亡於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進行一番分析，並以此為跳板進一步分析海外中文媒體普遍存在的問題，從而就海外華人該如何利用西方言論自由的便利幫助中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以及人民在這個過程中該如何智慧地尋找或形成領導力量等問題提供一些我的看法。
我自己也曾經僅僅因為中國異議人士的勇氣而對他們懷抱尊敬的態度，海外中文界對我來講更是起到過一定的啟蒙作用，我還曾將所有反共華人看成是志同道合者，因為我剛開始寫博客時，連在海外中文界公開反專制、提倡民主都是很少有讀者敢支持、會被五毛們圍攻、需要有勇氣才能做的事，因此，有勇氣的異議人士、以及比中國國內媒體更自由開放的海外中文媒體應該說對海外華人的思想進步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隨着准獨裁者川普在美國的崛起，我發現，一些原以為的反專制同道人實際上熱愛強人、心理上盼望有大救星可以依賴，這一最初讓我感到意外的現象，改變了我對某些異議人士和某些反共華人的評價，加深了我對人性缺陷的理解，更使我對民主成功之不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不少在中國深受中共專制迫害的中國異議人士以及其他一些厭惡共產黨專制的華人來到西方後，成了准獨裁者的粉絲？這些海外華人為什麼會表現出這種分裂狀態呢？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
第一，絕大多數中國人移民到西方後，與當地人接觸機會很少，許多人在西方生活幾十年，仍然不接西方國家的地氣。如果是理工科方面的人士，還有機會進西方人密集的當地公司，與當地人多一些直接接觸的機會，對流亡到西方的政治、法律、媒體等文科界人士來講，除少數在學校從事文科教育和研究工作者及轉行者外，大多數人與當地人接觸機會更少，更不接西方國家的地氣。其實，哪怕是在西方公司里工作的中國新移民，與當地人交往的深度仍然非常有限，他們當中真正有機會或有能力經常與當地人聊工作或技術層面以外之事的人比例很低，造成他們對西方社會的了解大多極為表面膚淺，看洋人基本上停留在距離美感階段，很容易盲目地崇拜洋人，而最崇拜洋人的華人，往往是些最沒有機會接觸洋人、或最沒有能力與洋人交談的人，他們分不清此洋人與彼洋人之間的差別，明明自己享受到的權利是那些有超越胸懷、有更高理念追求的優秀洋人和優秀少數民族努力換來的結果，他們愛上的卻是劣質洋人，因為劣質洋人的觀點與他們習慣的紅朝式極右觀點更接近。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國新移民中也有能夠與當地人深入交談之人，還有一些自學能力很強之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社會，只不過這樣的人比例不高罷了。許多流亡到海外的中國文科人士主要以勇氣見長，思想能力方面大多被小時候的紅色洗腦教育局限，來海外時往往年紀又偏大，錯過了學習新知識的最佳年齡，而且，年紀越大來西方的中國人，與當地人接觸的機會就越少，這批人卻恰恰是海外中文界的主力軍，造成海外中文界瞎子引導瞎子的狀況泛濫成災。
第二，許多在中國面臨生命威脅的異議人士得到西方人的慷慨解救，來到西方，他們到達西方後，卻面臨着許多失望。記得小時候背過這樣一段領袖語錄：一個人做一次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這話特別適用於西方人，西方人大多樂於做解救好人於大難之中的英雄之事，可是，要讓西方人對人一輩子做好事，或者說長期幫助人，那就難於上青天了，他們常常連對自己的親屬都做不到，更不要說對待中國異議人士了。異議人士到西方後，發現解救自己的西方人並沒有興趣與他們建立個人關係，接下去的生存和發展只能依靠他們自己，可是，他們來西方時大多年齡偏大，既不擅長當地語言，又常常沒有適應新環境需要的工作技能，以他們所長，要想打入西方主流政界、媒體界、或其他文科領域，不要說作為新移民，就是在西方長大的當地華人比例都不高。因此，不少異議人士在西方面臨着頗為尷尬和失望的處境，有些甚至連基本經濟生存都出現問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至上國家，低保條件差，這種精神上的孤獨和難於融入，加上可能的經濟不順，使得不少流亡到西方的中國異議人士有一種強烈的局外人和邊緣人之感，不滿之情油然而生，思想容易走極端，他們為之奮鬥的政治目標非常單一化，那就是解放中國，哪怕砸爛西方國家也在所不惜。如果你單聽一些海外異議人士的言論，會以為他們仍然生活在中國，因為他們只關心中國問題，對他們所在國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毫無興趣去探討。一般來講，人們總是對自己所在國的問題最關心、批評得最激烈、要求最高，因為了解最深、利益關係也最直接，對不太了解的他國則容易產生距離美感。很多中國國內人更熱衷於關心他國問題的奇怪現象主要是制度造成的，因為在中國，人民只有關心他國問題的自由、沒有關心本國問題的權利。而某些海外異議人士不關心所在國問題的原因中固然有他們更揪心於幫助沒有權利的中國國內人的因素，但在西方社會裡的局外人和邊緣人處境使他們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關心所在國也是原因之一。不過，我注意到，有一位名叫“茉莉”的女士，是中國流亡異議者中不多見的接西方社會地氣、有更高理念追求者之一，這背後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出於茉莉女士原本就是一位對弱勢者更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高情商之人，但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她的流亡之國是社會主義福利保障極為健全的瑞典，使她免去了經濟上的顧慮，可以更心平氣和地審視西方社會，思想不容易鑽牛角尖，可見，社會主義可以讓更多的人從事自己喜歡、卻難以賺錢的事業，還可以防止社會中極端主義勢力的擴張。其實，如果真想要更好地幫助中國國內人，流亡在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們應該利用直接的體驗機會去搞懂所在國的問題，將當地社會的經驗教訓傳授給國內人，這樣的幫助才更有效，否則你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不過是一種從理論到理論的不接地氣的空想，你的主張可能會誤導中國人，哈耶克主義思想曾經被中國國內知識界普遍奉為神明恐怕就與留學或流亡於海外的中國人大多不接西方社會地氣不無關係。而早期異議人士鼓吹民主自由理念多年，卻沒有打動多少中國人之心的原因，恰恰也是因為不少異議人士將民主當成是一種漂浮在高空中的純粹理想來追求。
第三，在紅色教育下長大的中國人當中身上帶有強烈列寧基因的人比例很高。流行於海外中文界的許多反共口號浸染着濃厚的列寧思想印記，比如，要打倒流氓只有依靠流氓，還有，越糟就越好，即，人民的生活越糟，革命的形勢就越好，等等，都是列寧革命的特徵。這種列寧式極端思潮與西方極右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它們最共同的一點是，破壞能量有餘、建設能量卻幾乎沒有。說句實話，在我看來，某些中國異議人士如果被放到正常的自由世界裡原本不過是只具有破壞能力的極端分子，是中共政府的無能和不自信將他們變成了英雄，另一些異議人士確實是英雄，可又大多因自幼接受的教育以及對西方社會的水土不服使他們的思想容易走極端。
第四，不少中國人將推翻中共專制的厚望寄託於外國大救星的身上，因為他們聽信了美國人之言，將蘇聯倒台說成是里根的功勞，那其實不過是典型的美國人自以為是，蘇聯實際上是被戈爾巴喬夫推倒的。
第五，有個別異議人士、以及一些海外中文媒體創辦者缺乏有遠見的眼光，他們做人、說話沒有原則，為了一時的名聲、更為了賺錢，故意發表迎合底層華人民眾喜好的言論、或有意挑起爭論，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或讓自己辦的媒體更加興旺，他們知道，說話太文明理性、太“政治正確”、太符合西方社會的主流觀點，不容易引起一些群眾的興趣，說些有爭議、反理性、甚至反文明的話才更能引發人們的激烈反應，這樣知名度就打造出來了，進而收視率或點擊率提高、網站上發言的人增多，媒體因此變得更加繁榮。開有自博客便利的商業中文網站經常使用這一手法，許多冒充為博客寫手或評論者的人實際上是網站工作人員，可以說，他們是以毒害社會的方式來給自己旺財。另外還有一些人出於他們在真實生活中缺乏樂趣，便利用海外中文網站管理不嚴的缺陷在網上發表刺激人的言論來吸引人們的注意，以獲取現實中所得不到的樂趣，屬於心理有問題者，而在專制條件下長大的華人新移民中不在乎對錯、只在乎尋樂的人又特別多，反理性、反文明、或為爭議而爭議的言論在這些人群中特別有市場，再加上中共五毛們不失時機地搗亂，使得海外中文媒體亂象輩出。
以上五點，前兩點是中國新移民無法改變的狀況，但是，後三點，卻是許多有理想的異議人士或海外華人可以自覺改變之處。海外中文媒體的主要任務不應該是為了發動列寧式群眾運動、一味地哄抬反共情緒，而是要利用海外言論自由環境的便利，扎紮實實地做好幫助海內外中國人提高思維水平的工作。今天，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中國人看重言論自由權利，將言論自由視為民主成功的必要條件，多數中國人沒有進一步認識到的是，必要條件不等於充分條件，在制度保障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政治家、媒體人和其他知識分子、各種社會團體領袖、甚至工商業頭目等具有影響力的社會精英們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民主成功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只有精英們自覺地承擔起帶領和引導民眾的責任，將社會民風的主流引向文明化和理性化，才能使大多數民眾成為不容易被騙子欺騙、不易於被反理性極端理念吸引的人群。美國民主今天面臨嚴重威脅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美國出現了一個對社會不負責任、卻又具備極大影響力的主流媒體，當年，尼克松總統被彈劾時，共和黨人在總統被證明行為腐敗的事實面前能夠超越黨派利益，支持彈劾案，而今天，川普腐敗行為的惡劣性早已遠遠超過尼克松，共和黨人對川普的支持率卻仍然高居不下，導致這兩者差別的一個重要緣由在於像福克斯新聞電視台這樣的給反智言論以傳播話筒的媒體存在與否。可惜，在不自由、沒權利條件下長大的中國人大多不習慣於自覺承擔社會責任，他們往往對自己的言行有可能帶來怎樣的社會效果缺乏認知的情商能力，相反，他們當中不少人成天跟在美國極右勢力後面批評社會責任感強烈的那些西方人是“政治正確”（這是美國極右派愛用詞語，被當成用來指責對方“不正確”的代名詞）。這種社會責任感的普遍缺乏造成寄生於西方言論自由環境的海外中文界成了言論叢林世界，反理性甚至反人性的言論在海外中文界鋪天蓋地，多數海外中文媒體人不在乎遵守職業道德，為追求點擊率、為了賺錢，他們大多不講原則、不擇手段，少數極其微弱的有良知有理性的聲音毫無力量抵擋洶湧澎湃的反理性民粹化思想大潮，而微信、Youtube、自博客等現代傳媒工具的便利更使得任何背景不明、毫無信譽的人也可以製造一定的社會影響，沒有質量優勢的劣幣，可以用數量優勢來壓倒良幣，紅色教育下長大的中國人又普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人文價值判斷能力，更不懂得看重和審核媒體信譽以及個人信譽的必要性，助長了反理性民粹主義思想在海外中文界占據取勝地位的優勢，說句實話，我如今已越來越少光顧中文媒體，不是不喜歡中文這一語言，而是厭煩了大多數中文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民粹化思想。我自己原本也是藉助於自博客得到了練筆機會的人之一（不過，我至少一直將自己的文章以博客方式立案，以建立起我個人的信譽），可是，我今天終於認識到，這些現代傳媒工具固然給傳播信息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它更適合於生活和娛樂用途，如果被當成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的主要手段，其最終的壞處卻可能大於好處，會使新聞媒體的無原則化、無信譽化、和個體式碎片化成為取勝的主流，不利於提高人們的思維水平。自博客可以用來作為投稿方式，但媒體在推博客時應該基於一定的原則標準，要遵守起碼的媒體職業道德，擔當起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對中文界叢生的亂象，媒體創辦者應該主動做好管制工作，拒絕傳播、甚至刪除搗亂者或偏執狂的言論，作為自博客作者，則儘量不要去理睬搗亂之人，不給搗亂者以知名度、點擊率、或快感，有刪除或封鎖工具時可以使用這些工具。對因不受管制而泛濫成災的荒唐言論，雖然有時人們需要進行反駁以免除對讀者的誤導，但並不是任何一種來路不明的荒唐言論都值得反駁和評論，因為那樣做反而會增加荒唐言論的影響力，有可能鼓勵惡劣行為的重複出現，防止荒唐言論傳播的最好方法是由網站主動採取措施予以限制，可惜，大多數海外中文網站創辦者不僅沒有能力認識到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性，而且有時為了興旺網站而故意參與製造亂象。至於中共五毛們的搗亂，純屬花人民稅錢干害人害己的蠢事，既破壞了中國人群的思維素質，使得極端勢力極易在中國人群中擴張，這反過來又使中共政權自身坐在更具爆炸力的火藥桶上、活得更膽戰心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