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平《美台建交，正当其时》一文的几点感想

胡平先生经过对中共对台政策细微变化的敏锐观察，指出美国可以在“一中两府”的基础上，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坦率地说，这个“一中两府”的方案我是第一次听说，我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令人惊叹”。我同意胡平先生的分析，大陆方面对这个方案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赞成，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换句话说，这个方案是可以坐下来谈判的。当然，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提出这个方案来进行谈判的最佳时机，原因在于，现在中美关系交恶，双方正在气头上，再好的方案也会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总之，等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双方的怨气已消，那时才是提出这个“一中两府”方案的最佳时期。这里我也顺便说一句，鉴于大陆和台湾的力量对比关系并非像南韩北韩或历史上东德西德那样大体上势均力敌，而是一方占据绝对强势，另一方占据绝对弱势，因此，在将来真正实行“一中两府”的建交方案时，恐怕也要有一些“中国特色”。比如，如果美国和大陆建立的是“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话，那么它和台湾建立的外交关系恐怕就得是“公使级外交关系”了；或者另一种方案——由美国驻大陆的大使兼任驻台湾的大使（我这里绝没有贬低台湾现政权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这样做成功率会更高一些）。总之，无论如何，“一中两府”的方案确实为这个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不由人不赞叹。

但胡平此文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实际上，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思路，即：我们无论想做成什么大事，首先，一定要想办法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找到一个共识，找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然后提出一个双方都有可能接受的方案（或至少双方都有可能坐下来谈判的方案），即使这个方案距离双方的最终目标都差的很远。下面，我就借鉴胡平的思路，提出我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设想思路）：

一、    新疆、西藏、内蒙问题

现在，恐怕谁都会承认，自1949年以来，中央对新疆、西藏、内蒙的政策一直有重大失误。一方面，中央对这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多数民众的想法并不完全了解，但中央对该地区的几乎一切事务又有着几乎完全的决定权；另一方面，这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虽然了解情况，但他们又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决定权。长此以往，中央和地方民众双方的怨气（包括中基层干部的怨气）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调和，以致造成当前的这样一种恶劣局面。那么，现在该如何解决呢？显然，若新、藏、蒙完全实行联邦式的地区自治，中央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但中央也愿意新、藏、蒙稳定；而新、藏、蒙地区的多数民众也不愿意动乱，他们无非是想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并不想国家出现不稳定）。都不反对稳定，都希望恢复正常，这就是双方的共同点。当然，光找出共同点还不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找出能实现这个共同点的方案，也就是找出能实现新、藏、蒙长治久安的具体可行的方案。我觉得，鉴于中国是个行政系统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设想一下这个方案：某个少数民族地区，例如新疆地区，当地行政一把手的任免（区党委书记或说区政府主席），由中央政府和新疆地区的地方干部们来共同决定（目前的情况是由中央单方面决定）。而且，在目前这种双方对立情绪都很大的情况下，这个一把手本人最好不是汉族人（照顾当地维吾尔民众的感情），但也不宜是维吾尔族人（照顾中央的担忧）。那么，我想，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是，一把手的候选人由西藏的藏族人或内蒙的蒙族人来担任（当然前提是该藏人或蒙人已经至少具有在西藏或内蒙担任地市级干部的经验）。也就是说，在西藏或内蒙的地市级以上的藏族干部或蒙族干部中间产生新疆的省一把手。具体办法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藏族和蒙族干部毛遂自荐，然后由新疆当地的各中层干部（各地市一把手）和中央来共同投票决定其中的哪位自荐候选人最终当选。例如：中央有50%票权，新疆地区各中层干部有50%票权；当选者必须得到60%或70%的选票才能当选。（或者另一个方案：中央40%票权；新疆地区各中层干部40%票权；西藏代表、内蒙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票权20%；获选票过半数者当选）。这个选举方案的执行成本极低，参加投票者最多只有几十个人，一个会议室就足够了；可以关起门来选举，拒绝媒体或网民的干扰（中央的民粹主义和地方的民粹主义都可以避免），而参加竞聘的候选人的能力可以参看他过去的政绩。再者，竞聘者演说施政纲领时，他所面对的都是中上层的高级干部，他既没必要、也没可能进行忽悠。当然，我上面的这些设想只是初步的，实际上，只要诸位开动脑筋，一定会想出比上面的方案更好的办法。

不仅新、藏、蒙问题我们应该尽可能想出一个中央和地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使是现在的香港问题（比如香港特首到底应该如何产生），只要我们开动脑筋，也一定会想出一个中央和香港民众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再说的远一点，关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困扰了我们一百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也应该借鉴胡平这篇文章中所展示出的宝贵 思路，努力寻找出一个现在的执政党和体制外的（包括海外）知识精英们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举例来说，我之所以在一些论坛上提出“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是因为它最有可能被现在的执政党所接受，同时也满足了多数知识精英们所追求的民主夙愿。当然我的方案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但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就一定会想出更好的、既能被现在的执政党所接受、又能真正实际推进中国民主的改革方案。老大难的台湾问题都可以解决，政治改革问题当然也一定能解决。

最后再多说几句：一方面，全世界的各国现在都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文明目前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全世界的思想界都面临着一个理论创新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也即将迎来第三次新的政治改革历史机遇（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前两次历史机遇我们都没有抓住，那是因为整个知识界还不成熟，整个民族还没有经验，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但如果这第三次历史机遇降临时，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朝野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没能提出一个朝野双方都能合力推进的具体政治改革方案，那么，我们这些人恐怕就要难辞其咎了。

总之，就像一位著名人士最近说的（大意），“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愤怒，太多的抱怨”；又像一位著名女士最近说的（大意），“我们应该追求和平转型”，“我们应该探索理论，想出办法，避免血流成河”。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