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平《美台建交，正當其時》一文的幾點感想

胡平先生經過對中共對台政策細微變化的敏銳觀察，指出美國可以在“一中兩府”的基礎上，與台灣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坦率地說，這個“一中兩府”的方案我是第一次聽說，我的感覺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令人驚嘆”。我同意胡平先生的分析，大陸方面對這個方案雖然沒有明確表示贊成，但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換句話說，這個方案是可以坐下來談判的。當然，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提出這個方案來進行談判的最佳時機，原因在於，現在中美關係交惡，雙方正在氣頭上，再好的方案也會導致不必要的誤解。總之，等中美關係有所改善，雙方的怨氣已消，那時才是提出這個“一中兩府”方案的最佳時期。這裡我也順便說一句，鑑於大陸和台灣的力量對比關係並非像南韓北韓或歷史上東德西德那樣大體上勢均力敵，而是一方占據絕對強勢，另一方占據絕對弱勢，因此，在將來真正實行“一中兩府”的建交方案時，恐怕也要有一些“中國特色”。比如，如果美國和大陸建立的是“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話，那麼它和台灣建立的外交關係恐怕就得是“公使級外交關係”了；或者另一種方案——由美國駐大陸的大使兼任駐台灣的大使（我這裡絕沒有貶低台灣現政權的意思，我想表達的是：這樣做成功率會更高一些）。總之，無論如何，“一中兩府”的方案確實為這個老大難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種“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不由人不讚嘆。

但胡平此文的意義並不局限於此，實際上，他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思路，即：我們無論想做成什麼大事，首先，一定要想辦法在對立的雙方之間找到一個共識，找到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然後提出一個雙方都有可能接受的方案（或至少雙方都有可能坐下來談判的方案），即使這個方案距離雙方的最終目標都差的很遠。下面，我就借鑑胡平的思路，提出我對當前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案（設想思路）：

一、    新疆、西藏、內蒙問題

現在，恐怕誰都會承認，自1949年以來，中央對新疆、西藏、內蒙的政策一直有重大失誤。一方面，中央對這幾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和多數民眾的想法並不完全了解，但中央對該地區的幾乎一切事務又有着幾乎完全的決定權；另一方面，這幾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層幹部雖然了解情況，但他們又幾乎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決定權。長此以往，中央和地方民眾雙方的怨氣（包括中基層幹部的怨氣）都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調和，以致造成當前的這樣一種惡劣局面。那麼，現在該如何解決呢？顯然，若新、藏、蒙完全實行聯邦式的地區自治，中央肯定是不會同意的。但中央也願意新、藏、蒙穩定；而新、藏、蒙地區的多數民眾也不願意動亂，他們無非是想過上一種正常的生活（並不想國家出現不穩定）。都不反對穩定，都希望恢復正常，這就是雙方的共同點。當然，光找出共同點還不行，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找出能實現這個共同點的方案，也就是找出能實現新、藏、蒙長治久安的具體可行的方案。我覺得，鑑於中國是個行政系統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初步設想一下這個方案：某個少數民族地區，例如新疆地區，當地行政一把手的任免（區黨委書記或說區政府主席），由中央政府和新疆地區的地方幹部們來共同決定（目前的情況是由中央單方面決定）。而且，在目前這種雙方對立情緒都很大的情況下，這個一把手本人最好不是漢族人（照顧當地維吾爾民眾的感情），但也不宜是維吾爾族人（照顧中央的擔憂）。那麼，我想，一個雙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是，一把手的候選人由西藏的藏族人或內蒙的蒙族人來擔任（當然前提是該藏人或蒙人已經至少具有在西藏或內蒙擔任地市級幹部的經驗）。也就是說，在西藏或內蒙的地市級以上的藏族幹部或蒙族幹部中間產生新疆的省一把手。具體辦法可以是：符合條件的藏族和蒙族幹部毛遂自薦，然後由新疆當地的各中層幹部（各地市一把手）和中央來共同投票決定其中的哪位自薦候選人最終當選。例如：中央有50%票權，新疆地區各中層幹部有50%票權；當選者必須得到60%或70%的選票才能當選。（或者另一個方案：中央40%票權；新疆地區各中層幹部40%票權；西藏代表、內蒙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代表票權20%；獲選票過半數者當選）。這個選舉方案的執行成本極低，參加投票者最多只有幾十個人，一個會議室就足夠了；可以關起門來選舉，拒絕媒體或網民的干擾（中央的民粹主義和地方的民粹主義都可以避免），而參加競聘的候選人的能力可以參看他過去的政績。再者，競聘者演說施政綱領時，他所面對的都是中上層的高級幹部，他既沒必要、也沒可能進行忽悠。當然，我上面的這些設想只是初步的，實際上，只要諸位開動腦筋，一定會想出比上面的方案更好的辦法。

不僅新、藏、蒙問題我們應該儘可能想出一個中央和地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使是現在的香港問題（比如香港特首到底應該如何產生），只要我們開動腦筋，也一定會想出一個中央和香港民眾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再說的遠一點，關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這個困擾了我們一百多年的老大難問題，我們也應該借鑑胡平這篇文章中所展示出的寶貴 思路，努力尋找出一個現在的執政黨和體制外的（包括海外）知識精英們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舉例來說，我之所以在一些論壇上提出“兩權分解、三方共享”的實行黨內民主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是因為它最有可能被現在的執政黨所接受，同時也滿足了多數知識精英們所追求的民主夙願。當然我的方案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但只要我們大家一起開動腦筋，就一定會想出更好的、既能被現在的執政黨所接受、又能真正實際推進中國民主的改革方案。老大難的台灣問題都可以解決，政治改革問題當然也一定能解決。

最後再多說幾句：一方面，全世界的各國現在都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整個人類社會中的各個文明目前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全世界的思想界都面臨着一個理論創新的艱巨任務。另一方面，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中國也即將迎來第三次新的政治改革歷史機遇（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次大的歷史機遇：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後）。前兩次歷史機遇我們都沒有抓住，那是因為整個知識界還不成熟，整個民族還沒有經驗，這是不能苛求於前人的。但如果這第三次歷史機遇降臨時，我們依然沒有找到一個朝野雙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沒能提出一個朝野雙方都能合力推進的具體政治改革方案，那麼，我們這些人恐怕就要難辭其咎了。

總之，就像一位著名人士最近說的（大意），“我們已經有了太多的憤怒，太多的抱怨”；又像一位著名女士最近說的（大意），“我們應該追求和平轉型”，“我們應該探索理論，想出辦法，避免血流成河”。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