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苗疆全图，把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区域定为苗疆，东、南、北三面环水，西面以高山为屏蔽，横跨湘黔两省的大腊耳山逶迤而来，在其腹地因地质断层而构成台地地形，星星点点的苗寨散布于台地之上，凤凰城正在其间。城池被苗寨团团围住，双边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这小城四面受敌的气氛一定令人不堪，断不会有今天这份和谐与悠闲。
对苗族祖先起源，众说纷纭。《战国策·魏策》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明清以来多以古代之“三苗”附会为后世的苗族，传说是以尚武强盛一时的蚩尤后裔，属于号称“九黎”的部落。在长年与炎黄尧舜禹各部落的争战中，多次战败，逐渐从其生息之地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被迫南迁，陆续定居于西南荒凉的崇山峻岭，史称“南蛮”，其中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一部分，在汉唐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的湘西腹地的。苗人爱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欢愉的场合，苗歌出口仍然会让人听来凄凉哀伤，那些哽哽咽咽断断续续的曲调，绝无半点娱人娱己的意思，反倒露出一步一喘气五步一回头的印迹，也许这些苗歌诞生的环境，正是苗家先人艰难险阻前途莫测的旅程吧。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

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到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这四百九十多年中，湘西黔北苗区共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三十九起，前后历时九十八年。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带曾有二十万苗汉居民参加抗暴起义，范围涉及三省六府十三厅县，前后持续十二年之久，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曾调动湖南及周边七省兵力，仅湖南一省用兵两年就耗费军费多达七百万两白银。义军先后与清军交战百余次，死于此役的清军总督、提督、总兵等高中级将领达到二百余名，至于义军方面的损失那就更是可想而知。此后，道光、咸丰、光绪、民国年间，都有规模较小的苗民暴动发生，最终都以起义首领壮烈牺牲，起义失败而告终。

（二）

苗族内部支系繁多，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之分，主要以衣着的颜色相区分，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一般史学认为，苗族“有族属，无君长，不相统属”，指的是有史以来苗族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小土司，从来没有过大土司，因此难于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世袭制度，也无法建立相对稳定的地方政权，逢有大的起义爆发，只建立一些临时性的应变政权，如乾嘉起义时拥立首领吴八月为“吴王”，封石柳邓等人为“将军”，但随着起义的失败，临时政权也土崩瓦解。究其原因，除了跟苗族在历史上不断进行大的迁徙有关，苗人崇尚个人力量与自由的习性也起了一定作用。

湘西的苗族属红苗，在苗人中首推为最强悍勇猛且有见识的一支。是因为红苗居住在苗疆边墙一带，属于苗汉拉锯争夺的区域，与汉人交锋开战的机会最多，逐渐发达了自己的武功，也是因为与汉区接近，相对更封闭的苗区，文化视野比较开阔，在见识方面自然胜出一筹。所以人们认为红苗在苗族中是最厉害的。

既然红苗的威名是在与统治者的交战中打出来的，那么可想而知，他们定为这种威名付出过比别支苗人更多的代价。果然就从《凤凰厅志》上找到了答案，纵使那些发黄的纸片上，蝇头小楷工整娟秀，但句句字字透出一股血腥的气息，清政府对苗疆的统治，非“铁血”二字不能形容：“尔杀内地一人者，我定要两苗抵命，尔掳内地一人者，我定要拿尔全家偿还” ,“苗边恶习凡有不平等事，或力难泄忿或控断不卿（清），投入苗寨勾引多人潜入内地，不论何人坟墓断棺取颅，不论何姓人牛非杀即掳”。

有些肤浅的考证总爱把少数民族的特有的居住、饮食、民俗习惯归入异族风情范畴，猎奇之余，很少探究其在形成过程的痛苦和无奈，导致了我们的误读误解。

湘西至今可见山谷深处的一些苗寨，建在又高又陡的峭岩上，远远就可望见，但要真想进去看看，就大有可望不可及之感。寨子里的道路曲折复杂，小巷颇多又互相可通，进了寨门之后，右弯左转，要是没有熟人引路，就像走进了诸葛亮的八卦阵，进去容易出来难。倘若不知道苗人悲惨的民族历史，就很难想得通这些寨子为什么修筑得如此险峻。凭险而居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形，是旧时苗人自保其全不得已而为的法子。苗家至今喜欢吃酸辣食物，被品食的人们称为苗菜特色，其实不过是旧时苗人居处深山，盐巴奇贵，贮存的食品很容易发酸，为了掩盖其味道，只好多放辛辣佐料，久而久之形成了特殊的饮食传统。逢有节庆，访客们在苗寨里或可遇到大小集会，只见着苗装的女演员满头满身亮闪闪的银饰，小伙子用芦笙吹出欢快的曲子，男女老少围在一块击鼓歌舞。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即使是这样载歌载舞的娱乐活动，也是早先为抵御外族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合款”演变而来，它由有着共同风俗与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规模大小不定，小至几寨大至几十寨，偶尔有上百寨组成一个款会，以跳鼓的形式推行维护民族生存的合款制度。清朝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合款制度逐渐消亡，跳鼓成为单纯的娱乐方式流传直今。一个民族的娱乐形式里倘且携带着防范的因子，足可见其受到的压抑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一根神经。

生存的压力一旦到了极限，就会走向反面。史书中曾说到“苗人刚狠轻生”，而湘西的历代军阀都爱招募苗兵苗将，认为他们“贱不惜命”。几百年的磨擦使苗汉关系紧张已极，“铜不沾铁，苗不沾客”是苗人对双方敌对关系的通俗比拟，而汉人对苗人的歧视亦难免不溢于言表，凡见丑陋事物，动辄以“苗”字形容：粗碗粗筷，谓之“苗碗苗筷”，相貌不美，谓之“苗相苗形”，住所简陋，称为“苗屋”，体臭汗气，称为“苗气”。如此往来，必生龃龉；干戈相向，就成了定局。

明代以后民国以前，官府禁止苗汉两族通婚。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曾经有过禁令，对苗汉通婚者“照违制律杖一百，仍离异”，对促成婚姻的媒人则“杖九十”。由于湘西地方天高皇帝远，禁令形同虚设，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湖南巡抚又奏请开禁，认为此举“可使气类相感，自当闻风慕及”有利于“化苗”。结果在乾嘉起义期间，苗汉亲戚之间互通消息致使军机泄露之事频频发生，让清廷深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重申禁婚法令。以后汉族上层人物或有将苗族婢女收房为妾的，也都视为隐私秘而不宣，有的更是在苗妾生下传宗接代的男丁后，将其远远地嫁到外乡去，再在本地做一处假坟让子孙祭拜，以免有着苗族血统的孩子遭受社会歧视，不能参加文科武举。沈从文的亲祖母就是一位苗姑，所生第二子过继给官至满清提督、贵州总督的大伯为嗣，结果却被远嫁他方。沈从文直到二十岁才从父亲口中得知真情，原来自己小时候在黄罗寨乡下磕头祭拜的是苗裔祖母的假坟。有着四分之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时常在文章中特别夸耀自己健康的苗人血液，正是对苗族所受屈辱的深切同情和义愤的表达，于是在许多场合被称为苗族作家，而诗人屈原在《离骚》的开篇，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或可见出苗族血统在古代并不卑贱。

苗族人爱将自己比喻为牛。牛这种动物平时性情温顺内向，一旦被惹得发怒，将会倔犟无比难以招架。为了对付牛，使牛的人用绳子串在牛鼻子上，算是掌握了牛的要害，关键时候一根牛缰绳就决定了人定胜牛。对于牛一样辛勤也牛一样倔犟苗人来说，凤凰城的三王庙差不多就是他们的牛鼻子，吃猫血的旧制就是牵在统治者手中的牛缰绳。

三王庙建在城东南观景山麓，旧名天王庙。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由同知傅鼐扩建重修，改名三王庙，相传庙中所祭白面、赤面、黑面三尊塑像，就是宋代名将杨业第八世孙应龙、应虎、应豹三兄弟。这三兄弟曾受朝廷派遣，南征蛮夷之地，杀苗人九千。傅鼐扩建三王庙时，正值乾嘉苗民起义期间，修庙祭奠三王的用心不言而喻。三王庙建成之后，被称为“苗疆大理院”，约定俗成的苗民最高讼院，官吏们深知苗民畏鬼甚于畏法，无论大小讼案，苗人不服县府衙判决时，就令当事人去三王庙“吃猫血”。

“吃猫血”即是在三王庙中，以雄猫一只刺杀，将血滴入酒碗之中，请监血人见证，由诉讼双方当众饮下，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为全家父母妻子男女老少一同饮血发誓。吃血之后当事人必须盟誓说，“你若冤我，我大发大旺；我若冤你，我九死九绝。”血酒下肚，绝无反悔，苗人畏此莫深。据《苗防备览》记：“当其入庙吃血，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理屈者逡巡不敢饮，悔罪而罢。”于是，哪怕多年纠缠不清的诉讼也可当即决断。

更有甚者，1911年辛亥革命首义之后，凤凰光复军起义响应攻打厅城，以失败告终。镇压的大屠杀开始之后，三王庙里押满了四乡捉来的人犯。县太爷要选出其中的一些杀头，又嫌选择的手续麻烦，于是让这些被胡乱捉来的乡下人自己掷竹筊定生死，胜筊阳筊者开释，阴筊者斩首，死生存亡一切交给供台上的泥塑三王安排，真是骇人听闻。那年刚刚九岁的沈从文每天忙着在河边看杀人，又在三王庙里看乡下人掷筊，看他们“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多年以后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湘西曾长期为历史所遗忘，直到康熙年间，清王朝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之前，苗族聚居地还是既无土司管理，又无流官辖治的“生地”。 （编辑 刘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