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下的公有制是腐敗的根源！

作者：拾月霜寒 轉自共識網

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時，下令把40噸黃金裝船，運抵台灣。這批黃金，一直被很多所謂“磚家”“學者”津津樂道：這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奧秘。 

我們來看另一個數據： 

60—70年代，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友好”的年代裡，毛澤東政府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1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按照當年的黃金價格來計算，最保守的估算是：折合黃金1200噸。 

是的，你沒有看錯，是1200噸黃金。我曾經把這個數字計算為120噸，因為我不敢相信我的數學了。 

此後，毛澤東援助越南，200億美金。我們仍然用最保守的估算，按照1975年的匯率（最低）來計算，折合：黃金4400噸。 

只此兩項外援，共計黃金5600噸。 

如果台灣經濟起飛的資金數字是40噸黃金的話，那麼，在毛澤東時代，至少140個台灣省經濟起飛的資金，被毛澤東政府無償做了外援。 

而同時，在這一時期，特別是60年代初，中國處於嚴重的饑荒狀態，3000多萬人餓死。三千多萬啊！比之前3000多年歷史上總體餓死的還多！

在國人傳統的印象里，富家容易產生敗家子。然而，20世紀以來，在貧窮落後的國家，更容易出產這類敗家子。因為新時代的敗家子們，有了一個被有些人認為是先進的制度武器，它的名字叫做：公有制。 

什麼是公有制？或者，什麼是私有制？ 

為了看得更清晰，在這裡，我們把概念簡化一下：所謂私有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錢，留在老百姓的手裡；而公有制，是把老百姓的錢，用各種方式收集起來，放進政府的手裡。具體的說，就是放在政府官員的手裡。 

我們仍然以毛澤東時代的黃金為例：毛澤東把5600噸黃金無償外援，5600噸黃金，平均到每個國人手裡，不到7克（當時的國家人口8-10億）。這點錢，微薄得不足以維持生存。但是，如果從每個人手裡剝奪7克黃金出來，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就是一座金山——哇，原來，我們的國家有這麼多錢嘛！所以，對外送一些有什麼了不起。 

制度會製造悲劇，因為制度會製造錯覺。在公有制度下，即使最貧窮的國家，政府也會產生一個幻覺：這麼多的錢，該怎麼花呦！現代的官員說：有權的感覺真好。事實是：當權力掌控公共財富，而且不受監督的時候，有權的感覺才好。

我們每個人都有花錢的經歷。手頭寬裕點的時候，花錢的感覺，很爽，這是花自己的錢——但是，親，我告訴你，如果是花別人的錢，這個感覺會更爽。為什麼今天的各地政府，拼命的上項目、搞建設、做投資？那是在花錢，花別人的錢，這事很爽，而且，很容易上癮。 

花錢的同時，當然要賺錢。 

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經歷了10年的黃金髮展期。但是同期，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超過GDP的增長率。數據顯示，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已經高列世界第二，而且房地產、教育、醫療、交通食品等等，無一不成為權力牟利的工具。當政治權力可以合法的聚斂財富，它是不會休息不知滿足的。 

為什麼新政權僅60多年，就出現這樣嚴重的腐敗？ 

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腐敗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因為當權力失去監督約束，權力的手，一定會伸進老百姓的口袋裡，把老百姓私有的錢搶過來。

那麼，在公有制度下，社會的各項資源，依法的已經在官員的手裡了，連搶的動作都省了。

而且，這類腐敗，是無形的。 

“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傳統中國的士大夫，常有這樣的覺悟。因為錢在老百姓的手裡，盤剝的過程，是看得見的。而今天，一個貪污腐敗官員的負罪感，是最低的。因為，錢是“公家”的。這是公有制下，權力常常產生的另一個幻覺：公共財富，是無主的。這樣的政府財富聚斂和腐敗，一定會製造大面積的社會貧困。公有制的弊端越是嚴重，改革的難度越大，因為浸淫其中的權力幻覺越美妙。 

公有制的經濟模式，在每個國家都有一定數量的存在。在民主運行順暢的國家，這是民主監督、法制監督的首要地帶。當公有制泛濫，而且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時候，公有制就成為一場災難。 

這是今天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一個死結。 

2013年7月11日，《人民日報》載文，《認清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對市場經濟，或稱私有制經濟表示不屑，文章說：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執筆此文的，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朱安東”。

在不久前的2月28日，世界銀行行長在京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上，一名自稱“獨立學者”的男子起立抗議：美國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藥毀掉中國經濟。抗議者高呼口號，並向與會者散發他的傳單：《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此前，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建議中國加大私有化的改革力度，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多年的話語體系裡，“私有”是個醜惡的概念。“私有”即意味着個人所有，是剝削、壓迫、損人利己的代名詞。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就好的多，幾乎是公正、無私、崇高與奉獻的化身。 

概念是最容易欺騙人的! 

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兩種“私有制”。一種叫做財產私有制，一種叫做權力私有制。同時也存在着兩種公有制，一種叫做權力公有制，一種叫做財產公有制。 

弔詭的是，這四種所有制形式的組合往往是：（權力私有制+財產公有制）以及，（權力公有制+財產私有制），而前者習慣性的被稱做“公有制”，後者被叫做“私有制”。 

其實，到這裡已經不難看出，當作為國家公器的政治權力私有的時候，全部的國民財產公有（嚴格說應該叫做：國有）。這就等於是說：國家是私有的——財產是國家的——財產是權力私有的。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國家所謂的“公有制”，其實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私有制。對於國民來說，事實上一無所有，但是在名義上，卻擁有整個國家。 

私有制的惡名，還來源於中國的一場所謂的改革。 

上世紀90年代，一部分國企陷入經營困境。以此為契機，許多國營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嘗試。請注意，這個私有化改革，是加了雙重引號的。這場改革的主旨，是把企業的所有權有償轉讓給私人。而改革是由誰主持的呢？是由掌握權力的官員主持的。於是，大量國有資產在改革的名義下，淪落為官僚集團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國企工人下崗失業，成為弱勢群體。 

這當然不是什麼改革。打個比喻就是：此前，國有資產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裡，國民在柵欄外有觀賞權，官員可以隨意侵占這些資產，也可以糟踐這些資產，但需要不時的向觀眾說：看，這些都是你們的財富。而“改革”之後，國有資產從官員的院子裡搬進了屋裡，公眾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說，這不是什麼“財產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權力私有的深化和深入。準確的說，應該叫做“權力搶劫”。

當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 

前蘇聯帝國解體之後，蘇聯和東歐的許多國家，在完成了“權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後，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確定了公共分額之後，這些企業被轉讓給私人經營。不過，私人獲得企業經營權的前提是：獲得企業功會的許可。於是，資方和工人GONG會漫長艱苦的談判開始了，如何滿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為資方最頭疼的問題。至於侵犯工人權益的經營手段，想都不要想。經過這樣的一番私有化之後，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可見，當權力公有的時候，私有的資本是不敢胡作非為的。當權力不敢侵犯“權利”，資本也會受到應有的約束。 

需要補充的是：在蘇聯以及東歐的改革過程里，很多企業由於勞資雙方不能達成協議，這些企業最終被荒廢了，國有資產流失，資方受挫，工人失業——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個三輸的結局。而事實上，社會，企業和個人在這一結局裡，都收穫了一樣東西：公正。 

現在我們知道，這一收穫，比一個高亢的GDP數字重要的多。

如前文所述，一個（權力私有制+財產公有制）的體制模式是最糟糕的，那麼，一個（權力公有制+財產公有制）的體制模式，結果又是怎樣呢？ 

事實上，公有制，或者叫做國有制的經濟模式，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多有嘗試。最典型的，當屬上世紀20年代的瑞典的社會主義改革。 

1920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將一批私營企業國有化。國營企業的低效率很快暴露無遺，瑞典經濟惡化，很快陷入困境。1924年，僅四年之後，聯合政府AA下台，國有化運動被終止。 

國有企業為什麼效率低？這裡面的邏輯其實簡單：一個經營者用自己的錢投資，收益和損失由自己負擔，賺了是自己的，賠了就有可能去跳樓，所以一定會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別人的錢，為別人經營，效益與自己關聯不大，這自然要輕鬆浪漫的多了。政府作為一個權力部門成了投資商的話，不滋生腐敗已經是奇蹟，賺錢？做夢去吧。 

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黨總結經驗教訓：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不是生產方式，而是分配方式。企業必須私有化，而分配必須社會化。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他們建立了以職工持股、小股民持股、與大股東持股共

同經營的私有制形式。由獨LI的工會來保障勞工利益，政府通過稅收等分配財富，建設福利社會。今天的瑞典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高福利，基尼係數0.3，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

民主制度及時糾正了國家經濟的政策失誤。這是“權力公有制”的優越性，雖然有失誤，但是可以很快回頭。當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時，人民才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不過，在我們的話語體系裡，這叫作“萬惡的資本主義”或者叫“西方霸權主義”。 

1932年，瑞典社民黨通過大選上台，連續執政44年。這是在多D制體制中實現了“一黨連續執政”。 

企業，或者國家財產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孰優孰劣？這個問題也許不易回答。但是，國家公權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個更好，卻是個簡單的常識性的問題。而經濟形式的公有制（國有制）與私有制的優劣，在今天也已經是一個常識。當然，這個常識被人為的掩蓋着。確實有人不懂這一常識，特別是多數知識水平有限的底層群眾，不過有些人，某些體制內專家或學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準確的說是，揣着明白賣糊塗(昧着良心忽悠老百姓)而已。 

所以，在權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啟動的時候，討論國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國家資產放在官員的院子裡好，還是放進官員的屋子裡好？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的公有制，經濟領域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成為“權力搶劫”的道具。今天的許多關於經濟領域公有還是私有的討論，都是在做一個偽命題。在政治體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願意公共資產放在官僚集團的屋子裡，也不願意放在他們的院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