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偉時:將中國引向現代專制制度的孫中山 |
| 送交者: 袁偉時 2006年01月28日09:41:5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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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辛亥革命,90年了,眾說紛紜。辱承友人下問,不揣淺陋,僅就若干疑點,敬獻芻蕘。 歷史鏈接看“革命” 友: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後來的歷史卻不太爭氣,帶來的是災難而不是福祉。回首話當年,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歷史事件? 袁:辛亥革命在今天,已經是陳年舊事,太可心平氣和,慢慢探討。我很欣賞章士釗晚年說的一句話:“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1]評價這一歷史事件,應該把它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全局下,弄清它給此後的中國增添了什麼。說乏善可陳,也許過於絕對;建樹不多,大約是公允的。我搜索枯腸,只想到一點:加速了思想觀念的變革。帝制不存,三綱焉附?三綱是中國中世紀意識形態的核心;儘管要徹底摧毀它,非常艱巨,但辛亥革命後它的合法性成了問題。這是新文化運動能夠一呼百應的重要原因。與流行的觀點略有不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真正起點。更準確地說,是中國文化從中世紀的宗法專制意識形態向現代文化轉型的新階段;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先驅持續努力,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中,儘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個人自由已經寫入法典。[2]辛亥革命爆發推動這個變革直指過去無法觸及的君臣關係;不管是真情還是假意,“軍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詞,被文武官員背得滾瓜爛熟;如此等等都體現着思想觀念在變遷。可惜,這些變革很不徹底,並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沒有在制度層面鞏固下來。其他方面的發展(如經濟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繼續,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後來的社會動盪則有目共睹,不必多說了。 友:難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勞嗎? 袁:對現代社會說來,有沒有皇帝不是大問題,關鍵是政治制度的性質。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憲政體轉化;而號稱民國的政府大都是專制政權。兩者差別不大。而就實行真正的憲政的可能性來說,前者的幾率似乎更大一些。這樣說的根據有幾條: 1、國家是統一的,沒有1916年以後沒完沒了的各地軍閥之間的紛爭,精力可以集中於政治體制改革。 2、外部環境比較穩定,經濟狀況比較好。民族工礦業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長。財政收入由19世紀末的八千萬兩左右,穩步增長至1910年的將近三億,赤字約八千八百萬兩。而民國建立後,軍費劇增,收入銳減,1912年的赤字估計高達兩億八千萬兩![3]財政處於破產狀態,不借外債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數幾年外,情況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樣的狀況大大增加了外國操縱、威脅的可能性。英、俄兩國正是以此要挾要袁世凱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權問題上讓步的。 3、中央政府處於弱勢。滿族只有500萬人,皇族和親貴更少,他們已經腐化,精銳的新軍不在他們手中;從而使清政府與民國時期直接掌握着槍桿的軍閥比較,更容易受到牽制。 4、以各省諮議局和商會為中心的民間社會相當強大,他們的獨立性很強,幾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他們領導的。 政治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沒有各種力量牽制,靠統治者恩賜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來,當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後來軍閥統治時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體制過渡。 友:這不是在宣揚“告別革命”嗎? 袁:李澤厚、劉再復教授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提出“告別革命”,衝擊了近代中國研究中把革命神聖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啟發人們深入思考之功,不應也無法輕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況我不知道,就大陸而言,1995-97年初,國務院教育委員會下屬部門如臨大敵,出錢“組編”一些人開會、作文、出書,批判圍剿,熱鬧了一陣子。我的感覺是可憐兮兮,沒有留下什麼值得一提的業績。有個前提必須明確:肯定還是否定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斷學術是非的標準。一進入學術領域,任何問題都不可能統一口徑。再過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仍然會眾說紛紜。就我個人而言,卻不願使用“告別”或擁抱革命之類感情色彩很濃的字眼。歷史無法告別;我們的責任是竭力接近歷史真實(儘管史家們已經一再說明完全揭示歷史本來面目是不可能的),讓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中吸取歷史智慧。 袁世凱的角色轉換 友:民國初年,民主共和制度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問題是沒有鞏固下來,反而向專制蛻化。因此,首先要討論的不是專制民國與新政清帝國的比較,而是追問民國為什麼蛻化為專制?孫中山經驗不足,選擇非人,有些責任;但袁世凱是罪魁禍首。 袁:讓袁世凱當總統是孫中山無可奈何的選擇,說不上有多大的罪責。[4]我們應該回答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為什麼袁世凱會犯下那些眾所周知的嚴重歷史錯誤?二是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是不是一無是處? 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不要把袁世凱看作孤立的個人,更重要的是應把他看作某種文化狀況的符號。 史家們大都會同意,在大清帝國他是個頗為前衛的人物。從1895年開始的變法維新運動中,他是強學會的支持者,嚴復的朋友;除了小站練兵成績突出外,所上奏章,談論國事也頗有見地。進入20世紀,身為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推行新政成績最為顯著。 大清王朝最後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廢除科舉,實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當機立斷,在1905年開始永遠廢除科舉的就是他和張之洞。而興辦學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處還表現在吸取過往改革受制於原有官吏而失敗的教訓,非常重視“開官智”, 把現有官吏的重新培訓擺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方面,直隸也走在全國前列。全國首次地方選舉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選舉。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運動的成果之一。義和團事件後,規定中國不准在天津地區駐軍;精明的袁世凱的建樹之一,是訓練3000警察進駐這個地區,維護了主權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會治安,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在建立和推廣這個制度上,袁世凱功不可沒。同時,他對清末的立憲是支持的。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也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至今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中國人今天仍熱情傳誦詹天佑修京張鐵路的功績,但往往不了解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凱的功勞。一位美籍華人史家說:“它(京張鐵路)是由袁發起、提出和取得的驚人成就。”[5] 這些狀況無非說明,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的主流文化起了重大變化。 友:那麼,為什麼進入民國後,他掌握了最高行政權,反而向後倒退,做出那麼多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錯事和蠢事呢? 袁:與其指摘他倒退,毋寧說他是停滯不前。不妨看看他當上臨時大總統後第一次到參議院發表的政見:“古今立國之道惟在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邇來兵事擾攘,四民失業,公私交困,已達極點。而士兵多昧服從之義,人民鮮知公共之益……循此不變,必至紀綱廢墜,法度蕩然。”[6]中國傳統文化所說的紀綱,包含法制和倫常兩個方面。他認為民國建立後,問題出在下民不懂紀綱。這表明在政治層面,他嚮往的仍然是傳統的統治關係;根本不懂現代國家必須實行法治,其要義首先在限制政府權力,使之依法運作,保障公民的權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層面,政府不應也無權干預。正如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所指出:袁世凱這個時期的宣言、命令和文告等言行,“純然滿清時代之空文上諭,道德與法律絕對不分……此等形式上之事,已大背於法治矣……然其所為,實無異於晚清末造。”[7]也就是說,他腦子裡法治和中國傳統的德治含混不清,其政治思想基礎仍是傳統統治術的晚清修訂版:中體西用。按照張之洞1898年間在《勸學篇》中的詮釋,即既要堅持三綱五常,又要學習“西政、西藝”;所謂西政指的是“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8]也就是說,要發展教育;發展經濟;用新武器裝備和訓練部隊;建立新式的財政稅收制度;制定律例,依法治國。至於西政的核心:法治和民主政治則排除在視野之外;即使把這些字眼寫在紙上,在他們的心目中,不過是多了一些統治老百姓的手段,與真正的民主、法治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了解這個中國社會轉型期屢見不鮮的現象,我們才能比較準確理解他這一類統治者新舊參半的言行。例如,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既標榜法治,又成立軍政執法處,可以不經法定程序,搜查住宅、逮捕乃至處死有關人士(湖北革命元勛張振武就是如此“就地正法”的)。又如,口口聲聲“依法治國”,又對當時的憲法——《臨時約法》規定的公民自由視而不見;把封報刊、抓記者、檢查來往信件等侵犯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為統統不當一回事。 這不等於說在民國時期,他的作為一無是處。 袁世凱是被政治錯誤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領域,最少有幾條也是應該肯定的: 首先,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着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這些科目設計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語、電腦兩門,用來考選今日中國的高級文官,我們的官僚機構一定大不一樣,必將對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大有裨益。順便說說,有些朋友老覺得廢掉科舉有點可惜。冷靜想想,除了現代社會職業分化,為知識階層開闢了遠非科舉這座獨木橋可比的眾多上升途徑外,即使以官吏選拔來說,這樣的文官考試不是更高明嗎? 再次,他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也是完全正確的。 總的看來,在1913年3月20日暗殺宋教仁事件發生前,他的施政有可取之處,不能一概抹殺。 友:不能光看表面,他是野心家!例如,在冠冕堂皇的軍民分治背後,無非是冀圖剝奪國民黨都督的權力。 袁:中國知識階層有兩個奇特的傳統:一是正心誠意的老傳統,動不動就先審查道德取向和人們的動機。其實,野心、雄心有多大區別?道德判斷受判斷者的主觀影響很大;從社會生活的全局看,有些政治人物的道德缺陷,也無關宏旨,儘管它往往令人噁心乃至氣憤。他們大都是政客,把他們當聖人,是幼稚者的蒙昧。對政治人物,與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認真關注他在制度建設上的取向和作為,那才是影響深遠的東西。恰恰在制度層面,袁世凱在執政第一年有可取之處。 另一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新傳統。以軍民分治來說,提倡者是袁世凱、黎元洪;胡漢民、李烈鈞等國民黨都督則反對得很厲害。是不是胡漢民、李烈鈞等革命家就代表正確路線?不一定。當時的總理唐紹儀(國民黨人)說得好:“紹儀等按之東西各國,皆恃此法(指軍民分治)以為治,行之久遠,因進於強盛之域,我民國自當引為導師。”[9]黎元洪不學無文,但他的智囊給他寫的鼓吹軍民分治的通電,洋洋灑灑有聲有色:“自各省光復,軍人柄政……文武兼資,古難其選……學識所蔽,左道乘之”。“司法獨立,憲國所同……自重兵在握,任意執行,假軍法為護符,視民命為兒戲”。“軍民並轄,積厚培高,權力之雄,罕與倫匹……稍擁重兵,即圖反側……兵連禍結,更嬗為雄。”“內訌不息,外患相乘”。”消隱患於無形……惟有將軍務民政劃為二途。民政長綜攬政綱,必須選諸議會,命諸政府……司法獨立,直隸中央……每省定一都督,轉轄軍隊,悉歸中央委任節制,一除干預政治嬗舉軍官之弊。”[10]如果不以人廢言,應該承認這是一篇擲地有聲切中時弊的好文章。 反對的理由歸納起來,無非一點:“國本未固,亂機四伏,而欲使軍政民政劃然分立……不相統屬,一有緩急,依恃何人?……設使都督於軍政之外,號令不行,財政計劃勢難過問,一有貽誤,餉無所出,兵何能戢?”[11]我想,這裡對危機和如何解決危機兩方面的判斷都不準確。 民國成立,南北統一,各地治安狀況確實不佳。經濟發展不足於解決人口膨脹帶來的種種問題,清末已經民變蜂起,辛亥革命召喚和遣散“民軍”,又使局勢更為混亂。但這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爭。當時,幾乎每月都有兵變消息傳來。但兵變大都出於欠餉。除前清陝西巡撫(曾任陝甘總督)升允1913年6月規模不大並迅速平息的叛亂外,幾乎不存在來自清皇室及其支持者的武力反抗。發展經濟、吸納破產貧民是治本之策;建設正常的治安管理機關,防匪緝盜,也是當務之急。兩者都需要建立和健全現代國家機關。“軍政統一”,聽任軍人予取予奪,只能增加經濟和財政混亂,飲鴆止渴,製造更多土匪;而在政治上,這樣的“軍民統一”,妨礙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更是貽害無窮。看看後來的歷史發展,黎元洪的通電,可謂不幸言中了。 友:他一上台就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不經國會同意,答應苛刻條件,同六國銀行團簽署2500萬鎊的“善後大借款”。 袁:這是以鬥爭觀點歪曲歷史的又一典型。此事的經手人是財政總長周學熙,他的說明是:“時民國初建……庫空如洗,危急萬狀。乃與六國銀行團續議大借款。由國務會議決定借款大綱五條,出席臨時參議院,說明通過。即本此條款與銀行團磋商……迨十二月間,始將合同擬定。同時具說帖報告參議院,全體通過。”[12]黃興等人最初不明真相,加上黨派鬥爭因素,也曾責罵沒有通過參議院。又一經手人熊希齡曾公開答覆:當時“南北兩方軍餉每月七百萬兩”,而庫存不足九萬!“存亡呼吸,間不容髮。”迫不得已,忍辱借款。“至於事實原委,則國務員全體贊成,參議院亦先商及。”[13]連國民黨議員、堅持認為此事違法的鄒魯也承認,會議記錄證明事先曾兩次在參議院討論,12月27日曾就其中五款單獨舉手表決,均獲通過;“主席諮詢全院,其餘普通條款,毋庸表決。眾贊同。”[14]談判底線和最後文本均經過國會批准;有關文件現在不難查到。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史書以訛傳訛,不足為訓。同時,這件事本身又一次證明,袁世凱政府上台之初大體上是尊重國會的。 友:他走馬燈似的換總理,無非是想大權獨攬,踐踏民主制度。 袁:袁世凱無疑朝思夢想大權獨攬,“二次革命”失敗後更是如此。1913年10月16日,他提出《臨時約法》修正意見三條,要把文武官員任命、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抓到手,擺脫國會的審議批准;並要求規定“大總統為保持公安防禦災患,於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得以教令為臨時財政處分。”[15]但需國會開會後審查批准。邁向獨裁專制的意向,非常明顯。不過,當時的紛爭還有另外的內涵不容忽略: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 《臨時約法》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即將結束之際匆忙制訂的。它按三權分立原則建構國家機關 ,確認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現代公民應有的自由和權利,不愧為中國第一部現代憲法。在行政權的運作上,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並“得發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職員”,包括總理和各部總長在內的“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儼然仿效美國,實行總統制。直到1918年孫文與“非常國會” 的議員談話,仍堅持說:“約法規定為元首制。”[16]但它又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 。”[17]又使總理和各部總長對總統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決權。據此,當時包括宋教仁在內的不少政治領袖和當今的一些學者,又把它理解為實行內閣制。同時也出現了總統免總理職務要總理副署的怪事;也產生了如被免職的總理不副署,該命令是否有效的爭議。據參與制定約法的有關人士回憶,原來考慮美國式的總統制,但在政權即將移交給袁世凱的情況下,為了提防袁氏專橫,特地制訂條文作出種種限制,乃至可以理解為轉而改用內閣制。約法條文的不嚴密,加上沒有設立憲法法院,風浪迭起就難於避免了。 兩種制度各有長短,關鍵是要有正常運作的國會。宋教仁鼓吹內閣制,當然有利鞏固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凱蓄意實行總統制,也沒有逸出民主共和的範圍;何況只要民選的國會還在,他未必可以如願以償。 友:你總不能說撤掉國民黨三都督也不是為獨裁專制鋪路的舉措吧? 袁:宋案發生後,袁世凱確實處心積慮,想一舉摧垮國民黨。但撤換三都督,特別是撤李烈鈞,情況卻比較複雜。1913年6月9日袁世凱下達的免職令是這樣寫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前經臨時參議院咨送議員郭同等以專制殘毒暨罪惡五端兩次質問。又經江西旅京公益會李盛鐸等,全省商會羅志淦等,鐵路股東會朱益藩等,旅滬商會陳三立等,以違法殃民恣睢暴戾,條列十四罪……嗣因任命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該省有反對情形……該督旋又擅自改編師團,並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炮台,迫脅鎮守史弋克安離潯……乃數月以來,復有調兵運械進逼鄂境之舉,商賈停滯,居民播遷”。[18]當時的李烈鈞也許忙於行動,沒有辯白。奇怪的是到了1944年,有空寫自傳和回憶“二次革命”了,他卻只留下這麼幾行字:袁世凱“乃先派大員赴贛遊說,且曰:‘赴北京與袁世凱一晤,當以二百萬為壽,並晉給勛一位。’余不為動……袁見不能利誘,欲去余尤急。余亦燭其奸,思擺脫,乃卸江西都督之任。”[19]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不幹了。究竟如何“卸江西都督之任”,袁氏所說是真是假,居然避而不談! 此外,撤掉李烈鈞,任命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武裝還在國民黨人手中。廣東是胡漢民下台,陳炯明上台,國民黨仍然掌握着軍權,加派了一個廣東人陳昭常為民政長。那時的陳炯明是忠實和能幹的國民黨人。此事也許可以作另一種解釋:推行軍民分治的步驟。 一位深悉北洋內幕的記者說過這樣的話:“癸丑(1913)以後,袁氏厲行軍民分治……袁歿段繼,威望大減,故已經袁氏灌入之‘軍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認以兼省長為應享權利,湖北王占元首開其端,各省相率效尤,軍民兩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20]這段話值得深思。不能認為袁世凱推行軍民分治,就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否則就無法理解國民黨被打下去以後,他還要繼續推行。 如果按林彪說的“歷史為路線鬥爭服務”辦事,只能說國民黨對,袁世凱錯,會不會歪曲歷史呢? 友:“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日益專制,一心想做皇帝,總不能說還有什麼建樹吧! 袁:復辟帝制是踐踏憲法、背叛民國的罪行,但與他在這一時期有沒有做其他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兩件事。恰恰在這個時候,經濟領域卻頗有作為。簡單說來是: 1.起用周學熙、張謇等內行人主管財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憂解難的事。例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各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21]開辦廠礦的手續簡化;有的稅收也降低了。例如,採礦稅就從原來25%降至10—15‰,從而促進了礦山開採。[22]到處設卡,徵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於經濟發展。袁世凱政府沒有徹底廢除,但對頗為大宗的土布免徵厘金,亦不失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會,充分聽取工商業家意見,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沒有法治,現代市場經濟不可能健康發展。袁世凱政府主管經濟的官員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張謇一上台,便痛陳法律對企業興敗的作用,宣布“農林工商部第一計劃,即在立法。”[23]粗略統計,袁世凱政府制定有關經濟法令八十多件,推進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業。 3.糾正清政府混淆壟斷與專利的錯誤,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專營權若干年的規定,專利只給予真正的發明創新,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 4.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24]。 5.整頓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如廣東),統一鑄造銀幣(袁大頭),奠立了統一幣制的基礎。 總的看來,袁世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去有個流傳很廣的說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推動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歐戰確實為中國人騰出較大的發展空間,但決定性的是本國的制度建設。統計數字表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已以較高速度發展,大戰爆發只是加快了發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凱政府在經濟制度方面的建樹,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友:自由經濟加專制政治,許多東方政治家都有此愛好。 袁:專制與法治是勢不兩立的,而沒有法治現代市場經濟不可能長期、健康發展。我們將這個常識問題撇開,還是討論什麼原因使袁世凱變壞吧。 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民間社會比較發達,並有比較強大的大眾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使政府官員不敢為所欲為。二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他們的認識達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員的狀況。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號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是通過挫敗,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這類人的特點是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很不全面,其知識基礎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晚清固然如此,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以前的民國也不例外。以袁世凱來說,本是落第秀才,無論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做重大決策之際,作為他知識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制約其行為方式。他的政事堂不過是大清帝國軍機處的翻版,他要的總理或國務卿無非是皇上身邊的宰相。他心目中的總統不過是開明專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認識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簡單點說,官智未開,擺脫不了傳統文化的羈絆,是袁世凱之流專制統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礎。更深一層看,無非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更新滯後,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其運行機制的常識,仍是部分精英的認識;從而政客們以民族性對抗現代性的說教,還能獲得不少人認同。 國民黨的錯誤選擇 友:傳統文化當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但光有這一條說明不了帝制會成為現實。 袁:這就涉及牽制力量的狀況了。如果沒有必要的監督和制度建構上的互相制約,政治家的獨裁專制乃至貪污腐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後,商會以每年一百個左右的速度繼續增長。其他社團和政黨有如雨後春筍。可是,這些團體沒有正確發揮自己的牽制力,給統治者輕而易舉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統治層在思想上有兩根殺手鐧: 用民族性對抗現代性,宣稱那些外來東西不合中國國情。
友:國民黨又為什麼會作出這麼不明智的選擇? 袁:衝破正統和革命史觀的桎梏,冷靜觀察辛亥革命後的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同盟會),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成熟的革命組織轉型中的艱辛。 友:辛亥前歷經十次武裝起義,還不成熟? 袁:得天下與治天下是兩回事,何況它所組織的武裝起義全都以失敗而告終,武昌起義卻不是它計劃內的產品。 孫中山是個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國一建立,滿清退位,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義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於修鐵路,十年內修二十萬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實在不高。他頭上的光環是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後,為一黨專政的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刻意製作出來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虛名,卻非常缺乏民主素養。早在1906年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孫文就提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三階段論,從奪取政權到實行憲政最少要9年。問題不在時間長短 ,而是沒有給其他政黨留下活動空間,儘管那時的中國早已有與國民黨政見不同而又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黨派。孫中山自己就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豈有獨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後完全按照他的意願組織起來的中華革命黨有關黨員作用的規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觀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國同胞皆有進本黨之權利義務”。[26]把參加某個黨說成是全民的義務,已有點不倫不類,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設計的政治結構中,“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 ;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而這三類黨員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權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27] 一個政治團體的章程,居然規定要剝奪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資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絕無僅有。如此安排實際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黨專政體系。這是20世紀的創舉,比俄德意諸國都早。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實現公民的自由、平等,孫文設計的政治生活藍圖中卻要在一個時期內剝奪大多數國民的公民權,國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黨員則成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權利的特殊階層,而這個特權階層還要進一步依照與一個政黨關係的深淺劃分為三等! 這樣的創舉與民主主義背道而馳,並且直接違反了《臨時約法》關於“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的規定。 再以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那些反民主的舉措令人吃驚。代表半數是指定的;籌備過程中對方針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動輒開除;黨章上明明白白寫上“總理(指孫中山)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28]並把“忠誠服從領袖”寫入《紀律問題決議案》。這些踐踏民主的傳統不但為害全國,國民黨自身也被害慘了。丟掉大陸,在台灣選戰中敗北,不是都與這個黨缺乏民主、自由的狀況息息相關嗎? 從政黨制度的角度看,這是沒有從革命政黨向民主政黨轉變的惡果。現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後,全社會(包括各政黨和各種社會團體)都需要把法治擺到首位,堅決維護公民的自由,維護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運作機制,才能不斷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機;否則必然遭到歷史的懲罰。 與其苛責某個歷史人物,毋寧更多考慮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層面,可以把孫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國文化變遷的一個指標。他學習和吸收了一些西學,但吸收現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則已融入骨髓。[29]更值得重視的是這已經成了一種文化氛圍,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襲了專制文化中以勢壓人的方式去解決他們與政敵之間的歧見,而不是通過辯論或訴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會的張繼、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領四百多人搗毀立憲派的政聞社成立大會的不光彩記錄。[30]民國元年7月7日,同盟會在北京的機關報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領二十多人搗毀《國民公報》社,只因後者報端發表了對同盟會的不敬之辭![31]在近代中國革命家和革命黨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導致他們無法適應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後的新局面。中國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傳統,使中國人在19、20世紀吃盡苦頭。時至21世紀,恐怕還需要幾十年才能彌補這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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