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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是第一破壞力
送交者: 佚名 2006年02月02日09:20:3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沒有言論自由
  
專制政治的一個特色就是沒有言論自由,臣民對國事有什麼想法不能自己想公開就公開,想發表就發表。
  
小民百姓要是真有什麼想法,實在心裡憋不住了,也只能向皇帝上書,也就是向領導向組織反映,而且還必須相信領導相信組織,到處傳播自己的想法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上書提建議也不能離譜,如果沒有了政治正確,一樣會有被判刑勞改誅殺流放的危險。只能向領導反映,這不僅僅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傳統,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是政權凌駕於國家之上的必然結果。近代最有名的就要算1895年康有為他們公車上書了,朝廷也沒有什麼反應。孫中山1894年向中央領導李鴻章上書,卻一點動靜都沒有。
  
除了極少數特立獨行之士,一般人即使有心愛國,在這種制度下,有什麼想法也會藏在心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實,即使中央領導李鴻章認為你的話言之成理,他可能也有自己的難處和偏好,不可能徹底擺脫屁股決定腦袋的規律,成為一個“純粹的人”。有些事情即使你不提,他可能也明白。明知是正確的卻不能付諸實踐。
  
比如同治三年,李鴻章在寫給奕訢、文祥的信中,提過改變科舉取士的辦法,後來都不再提了。更不用說呼籲改革內政了。[1]而張之洞早就明白,“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但他卻不肯為政治改革奔走呼號。[2]朝野上下,暮氣沉沉,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光緒十七年(1891年),劉步蟾多次向提督丁汝昌反映,中國海軍戰鬥力遠遠不如日本,添船換炮不容稍緩。丁汝昌又向李鴻章反映。這年秋天,李鴻章為此向朝廷上了奏摺,掌管戶部的翁同龢卻以財政緊張為由加以拒絕。實際上,清政府為了修整頤和園,不惜挪用海軍軍費。等到甲午兵敗之後,翁同龢責怪李鴻章:“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鴻章說:“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3]制度如此,我們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人,也不能指望大部分人選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再忠公為國的人,也不得不有些委曲求全的苟且之事。
  
  (二)連大炮都轟不醒的國家
  
今天我們在批判西方中心觀,可我們也不要忘了,大清帝國時,中國還以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呢。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廣州這唯一跟外國打交道的窗口。乾隆有詩稱“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愛國聖崽或許認為,閉關鎖國是我們的自由和內政,列強憑什麼大兵壓境?!當時,政府只允許廣州的十三行與洋人做生意,這似乎是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很是體現了“天朝尊嚴”!為了維護統治,對中外交往,限制重重,儘可能把中國和外國隔離開來,頒布種種苛細的限制外國人來往經商旅遊住行。一方面防止外國人了解中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戒懼警惕;另一方面是防止中國人了解世界。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出《防範外夷規條》,他說,本來夷人和中國語音不通,可是,“近如夷商洪任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而漢文字義,亦能明晰;此外夷中如洪任輝之通曉語言文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熟悉?”裡通外國的罪名可是吃不消。小民百姓只應知道官方灌輸的關於世界的知識。
  
清帝國不僅是沒有應付國際局勢挑戰的應變能力,而且心態也不端正。簡直就是一個連大炮的轟不醒的國家。面對歷史的創傷,我們有時真是只能啞口無言。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在廣州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一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而中國可是剛打完敗仗啊![4]直到1866年,第一個出使歐洲清朝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還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日本的福澤諭吉敢提“脫亞入歐”,明治天皇宣布要“尋求知識於世界”,而奕訢設同文館都是一波三折!
  
我有時甚至悲觀地認為,即使1840年爆發的中英戰爭以清軍的勝利告終,也不過是揚了一次天朝聲威,統治者不會意識到問題所在。無論是勝利,還是失敗,都很難使僵化的中國政治呼吸進一點新鮮空氣。其實,這種猜測也不是空穴來風,清帝國是有先例的。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使清帝國面臨俄國的威脅,但是這並沒有促使清政府積極地去了解世界。不但政府自己不關注外界,而且還禁止國民接觸、了解和介紹國外的情況。
  
  (三)明朝政府為什麼對世界那麼麻木
  
如果我們說專制政府就一定對反應遲鈍,就把問題簡單化了。但是中國的專制政府確實是耳不聰目不明。
  
明朝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1508年,葡萄牙國王訓令遠航滿剌加的塞克拉儘量了解中國的情況。[5] 1514年屯門島第一次出現葡萄牙人,自此中國的地方當局就就不斷和葡萄牙人發生矛盾。1557年葡萄牙人占據澳門。[6]可中國的中央政府到了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才知道“蒲麗都家”,但又拒不認可,以為是詭托“佛郎機”。就連當時的兩廣提督吳桂芳在《議阻澳夷進貢疏》中都說:“照得蒲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系佛郎機國人……”[7]只能說是中國特色的反應遲鈍。因為錦衣衛、東廠、西廠,對達官顯貴到黎民百姓,嗅覺又是何等靈敏!勇於內鬥,難於外戰,千年如斯!
  
其實,中國也並不是沒有遠見卓識之輩。
  
1548年,葡萄牙人來漳州經商,卻被朱紈指使殺了九十六人,還謊稱是葡萄牙人行劫到漳州地界。[8]福建名流林希元在《與翁見愚別駕書》中,就主張通商,反對無端攻擊葡萄牙人。他說,如果是侵犯邊疆,殺戮人民,劫掠財物,自然應該予以打擊;但人家只不過是來用貨物跟我們的人民交易,就不應該禁止了。由於葡萄牙人跟邊民作買賣,他們的東西價格公平,而買我們的米等東西,價格又比平時高的多,所以邊民也願意跟他們作生意,“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而且他們為了海上安全,還把為患二十年的海盜,也替我們消滅了。在這種情況下,官府要治他們,道理實在是講不過去。就是收買中國人的子女,不是沒有罪,但也不全在他們,因為“邊民略誘賣與,尤為可惡”。林希元也怕被人懷疑跟洋人有什麼瓜葛,而自己滿腹的諍言,卻又沒有言路可以表達,看到官府處理對外關係不得要領,也沒有誰可以去跟他聊聊,只好長吁短嘆,或縱聲大笑。[9]
  
問題是,高世之見,不能如星星之火,衝破黑暗,以至燎原。藍鼎元認識到西方“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炮火軍械,精於中土”,並且看到“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到處窺覘圖謀人國。”他呼籲“防微杜漸……脫有前此呂宋、噶羅吧之謀,不知何以待之?”“今聖德方盛,威靈既遠迄遐荒,自萬萬無所容其痴想。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籌也。”[10]此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尚有一百多年!可他的話又入誰的耳呢?後來魏源提倡“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海國圖志》,在自己的祖國遭到政府的冷落,而被日本人翻譯過去後,卻對明治維新起了促進作用。魏源晚年皈依佛門的命運,也就是中國的命運。
  
真是曲突徙薪無人問!
  
  (四)維護清朝的政權壓倒一切
  
當我每次想起中學時讀的《病梅館記》,總有一種無言的悲哀:《人權宣言》發表半個世紀後,龔自珍還只能這麼指桑罵槐地寫文章。1839年一月,龔自珍為林則徐送行的一篇文章里,他是主戰的,可他也只能建議林則徐,看看京師火器營的武器行不行,那是乾隆年間攻打金川時用過的;翻翻明朝兵部侍郎胡憲宗寫的《籌海圖編》,看是否有可約略仿用的東西……(《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雖然他有滿腔的愛國熱情,卻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時代,想當醫國手,卻仍然只會用那古時丹。他哪裡知道山海關的炮,還是“前明遺物,勉強蒸洗可用”?這個時代優秀而又有責任感的人尚且處於這種狀態里,遑論一般人?!
  
國家喪失靈氣的根源,卻是維護清朝政權穩定壓倒一切的專制國策。
  
駕馭臣民成了朝廷的最高目的。清政府為了維護統治,一方面利用科舉等方式,利祿誘惑,網羅和箝制社會精英,利用和團結大多數士大夫;另一方面又屢興大獄,打擊異端思想,震懾人心,孤立少數敢做敢為的異己分子。為了苟全性命,大部分知識分子就只能降志辱身,變成三家村裡的學究,逃避現實,鑽進故紙堆里討生活。“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是那個時代的生動寫照。本來八股取士就鉗制創新人才的出現,而到了18世紀末以後,連“策問”都取消了,考生不能談現實問題,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但如此,還禁止在任何場合批評當局,違者處死,家屬為奴,沒收財產。結果培育了數以百萬計的書呆子。[11]這種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在利慾、偏見、恐懼的羅網之中,又如何能夠關注世界局勢呢?
  
其實,統治者並不是不知道八股的危害。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人主張在科舉考試廢八股,改“策論”,但都不被當局採納。乾隆時維護舊制的鄂爾泰,一語中的:“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籠絡人才,舍此莫屬。”(蕭一山《清代史》第77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其危害之大,可見一斑。外國知我,而我不知彼。西方東來的人就認為:“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惟有林則徐積極地開始謀求了解西方。[12]就是這位被後世譽為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其實在到廣州禁煙之前,也對世界只有茫然和激情。他曾經以為 “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 ,而且英國人沒有了中國的大黃茶葉就活不成。就是他也只能想到,把從美國人那裡買的,裝有34門大炮、千噸級的“劍橋號”,橫在珠江口內,當障礙物兼作炮台用![13]他在軍事上也表現出了無知,以為:“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1840年8月7日,林則徐聽到定海失陷後,還說英國兵“一仆不能復起”。[14]而最高統治者孤陋寡聞的道光皇帝還在問:“英吉利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甚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15]連魏源都感嘆:“以通市二百年之國,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離合,尚可謂留心邊事者乎?”而實際上早在明朝,就有了世界地圖。利瑪竇刻印了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幅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後又刊布《萬國輿圖》;艾儒略為中國出版了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職方外紀》,還有其他傳教士也出版了不少關於世界地理的書籍和地圖。古巴、地中海等,就是當年留下的名稱。[16]如此國情,要是能夠打敗英國軍隊那才是怪事呢!
  
聽到這些,說不定當年那些漂洋過海或者跟英國人長期打交道的人,心裡暗暗發笑,但是他們卻被時人看成“漢奸”,哪裡有他們說話的地方!實際上,那些當時被視為“漢奸”的人,恐怕比林則徐、魏源對世界大勢有着更多、更準確的了解。將林則徐視為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依然表明今天的歷史學家們,還戴着有色眼鏡,認識不到昔日“漢奸”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林則徐獨享此譽,不正是中國制度和觀念僵化的標誌?
  
當1862年同文館設立招生,規定學習外語,畢業後可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可士大夫都不願意進同文館。夏燮認為出洋學習是“相率而為漢奸”,“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17]到了1870年代初,第一批留學的幼童在國外還要上《孝經》、《五經》這樣的課程。從1872年到1875年,在容閎的主持下,先後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原定以15年為期,學成回國。本來這可以為中國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緊缺人才,但頑固派卻不這麼想,在他們眼裡,舊制度、舊體制、舊文化的存亡,比國家的存亡與發展更重要,他們擔心幼童會被“美化”,從而就“不復卑恭”的清朝“順民”了。既然培養順民高於一切,又怎能不挖空心思死力阻撓呢?終於這些留學生在1881年被全數撤回。
  
本來列強闖進了家門,而專制主義統治又自戕生機,真是裡應外合!
  
  (五)大國更需要自由
  
清帝國無論從人口還是從地域上說,都是一個大國。而這兩點因素對清帝國的負面影響,我們過去關注得遠遠不夠。老大帝國,要創新,很不容易。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西學書籍,三十年才賣了13000本。平均每年才400多本,而這時清帝國的人口已經有四億了。而當時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一部有關西洋文化的書,出版後很快就賣了25萬冊![18]在日本這樣的小國家,新思想容易傳播。
  
而在中國,這一萬本書培育就是出了一萬個先知先覺,相對幾億個無知無覺,真是極少數一小撮,在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很容易被包圍和消滅了。這就為腐朽的舊制度、舊觀念動輒利用民眾的情緒打擊和迫害新思想、新人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對清帝國這樣的專制國家來說,國家越大,惰性也就越大,越容易苟延殘喘。因此,清帝國對於自己的子民,幾乎是可以為所欲為;而對於列強這套對付國民的辦法不管用,只能是苟且屈服。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承平時節,以為事事比別人強,想學人長處,就是崇洋媚外,就像清初楊光先那樣認為“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或者如後來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誤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準點”!不把國家弄到積貧積弱不可收拾,決不罷休!民眾的非理性一旦成了氣候,任何理性的聲音都將無濟於事。最後政府自己也受制於它,就是想改弦易轍作出理智的外交選擇,也是騎虎難下。因為,你不是一向說只有這樣才是愛國麼?為什麼你自己又出爾反爾呢?害國就得害到底!
  
自由在大國容易被扼殺,但是大國更需要自由。
  
  
  注釋:
  
  [1] 蕭一山《清代史》第180頁
  
  [2]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48頁
  
  [3] 蘇同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第327頁
  
  [4]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26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5] 陳樂民《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第41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 陳樂民《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第7頁
  
  [7] 陳樂民《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第95頁
  
  [8] 陳樂民《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第70頁
  
  [9] 陳樂民《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第74-78頁
  
  [10] 轉引自鄭學益《走向世界的歷史足跡》第21-2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
  
  [11]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282頁
  
  [12] 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第57頁
  
  [1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97頁
  
  [14]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135頁
  
  [15] 轉引自鄭學益《走向世界的歷史足跡》第31頁
  
  [16] 鄭學益《走向世界的歷史足跡》第13頁
  
  [17] 轉引自鄭學益《走向世界的歷史足跡》第32頁
  
  [18]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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