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對義和團的評價早已成為人們爭論的熱點,但我一直試圖避免對義和團運動做出評估,因為我一直認為義和團運動同時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他是小生產者愚昧、狹隘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是一群落後於時代的人們試圖抵制現代化潮流對他們生活方式的影響而做出的一種掙扎,這一點與今日四處搞自殺性恐怖襲擊的穆斯林極端分子有些類似之處;另一方面它的確又具有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殖民主義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性質。
但是,當年的義和團和今天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卻是代表了一種陳舊的思想觀念、落後的生產方式和守舊的生活方式。面對現代化的全面的強大挑戰,當年的義和團和今天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無論從思想、文化、政治、經濟還是生活方式上都無法提出較現代化更吸引人的東西來,因此他們只有藉助暴力來抵禦現代化,同時藉助暴力恫嚇那些試圖嘗試接受現代化的的本國人民。
落後性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即使是暴力的使用上,這些人也是落後於時代的。他們既沒有現代化的武器,也沒有現代化的使用暴力的法則。因此,註定了他們的反抗既是悲壯的,又是可憎的。由於實在無力與現代化對抗,當年的義和團和今天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只能乞助於神靈,期盼神靈能保佑其“刀槍不入”,企求神靈能夠創造奇蹟。無論是今天的穆斯林極端分子還是當年的穆斯林,都只能企求其各自的神靈保佑。當一種政治勢力只能靠企求神靈來賦予它力量時,它實在是不堪一擊的。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源於愚昧落後與狹隘思想的反抗本身,是非常殘忍的。人類在感受到威脅、產生恐懼和進行垂死掙扎時行為會變得非常殘忍暴虐,特別是在屢戰屢敗的狀況下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挫折感和怨恨感,進而會走向仇視社會的歧途。因為作為一些深信自己代表了“正義”、“真理”的人們來說,他們往往不會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自己,而是歸咎於社會,歸咎於“叛徒”,歸咎於一切他們所能找到的原因。因此無論是穆斯林極端分子還是義和團,都會殘殺他們所怨恨的一切東西,以報復社會。
總的來說,義和團和當代恐怖主義這樣的現象是一個落後國家的傳統勢力面對現代化挑戰時通常會出現的,既不甘心、又無可奈何的表現。因此,無論是義和團還是穆斯林極端分子,他們的掙扎註定是失敗的和徒勞的。但是他們這種徒勞的掙扎所帶來的破壞也是驚人的,並且使得反抗者落下濫殺無辜的不義罪名。在今天,隨着人類技術的進步,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毀滅自己幾十次的技術,假如這種技術落到絕望的極端分子手中,後果將不堪設想。
作為被動接受現代化的國家的國民來說,除了少數先知先覺者之外,一般的國民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會顯得手足無措,甚至感到屈辱。特別是在一些古老的、值得自豪的文明被現代化拋在後面時更是如此。在此狀況下,必然會有一部分人走向極端和絕望。這沒什麼好屈辱的,因為任何國家、任何種族都有可能產生此類現象。之所以義和團運動發生在中國,恰恰是中華文明太古老、太輝煌,以至於當我們發現自己落後時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日本沒有義和團,因為日本文明從來不是一個獨創的文明。日本文明的要害就是模仿,既然可以模仿中國,也就可以模仿西方。因此,日本的維新運動很容易。而中國就不同,中華文明曾經是如此輝煌,以至於上至統治階級、下至平民百姓,都普遍存在着“天朝大國”、“中央帝國”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成為一種虛榮,認為中國什麼都比外國好。當列強的文化與技術伴隨着炮艦來到中國時,自然會使得驕傲的天朝居民覺得憤恨(想想今天的穆斯林何嘗不是如此)。特別是統治階級,西方的平等、自由觀念對他們壟斷一切構成了現實威脅,因此,他們拒絕維新並慫恿人民採取最極端的措施來抵制這些觀念的入侵。
因此,我更傾向於將義和團及穆斯林極端分子的出現歸結於人類走向現代化道路上所付出的一種消極代價。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我們應當保持寬容的、努力學習的心態,積極面對、吐故納新、順應歷史潮流。因為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防止再發生義和團現象和八國聯軍入侵,只有一條道路可走——改革與新思維,除此以外你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