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7年，我於彼岸雜誌發表一系列回憶舊時師友的文章。

    閒着也是閒着，故重新刊出。 

憶臧克家           畢汝諧（紐約 作家）

詩人臧克家是我青年時代的三位恩師之一(另外兩位是哲學家賀麟、劇作家曹禺).
   早在抗戰時期,臧克家及夫人鄭曼與家父母便相識了;當時家父母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奉命於文化教育音樂界廣交朋友；臧克家是左傾文人,在國民黨方面也有許多摯友（比如同是新月派文人的葉公超等），左右逢源,活躍於陪都文化界.
   解放後, 臧克家與家父母疏於交往；然而,我家的書架上，不時出現有作者簽名題贈的臧克家的著作,因而,我對臧克家的生平及作品都不陌生.
   小時候,我不喜歡臧克家的短小詩篇,覺得比較淺白、直露,缺乏巧思和哲理.那時，我喜歡馬雅柯夫斯基的長詩“好!”、“列寧”,艾青的長詩“大西洋”;而且，臧克家在詩歌理論方面也無系統建樹,而艾青畢竟還有一部“詩論”.
   臧克家曾經編發<<毛主席詩詞>>,並建議毛澤東對個別字句做了改動,算得上是半個帝師; <<毛主席詩詞>>公開發表,這是當年舉國矚目的盛事;毛澤東寫給臧克家、徐遲的關於詩歌的一封信風行一時,皇恩浩蕩.為此, 臧克家寫過一首詩,將自己與毛澤東談詩和列寧接見高爾基、斯大林稱讚馬雅柯夫斯基相提並論,我頗不以為然,童言無忌地對家母道:“臧克家就是自高自大!”家母笑而不語.

   文革前,電視轉播詩歌朗誦會,臧克家用一口山東話朗誦的詩篇是“凱旋”;所謂凱旋,即長期住院而返家是也.
   我不忍心卻又必須寫出這樣一件事:文革初期,我去中國作家協會看大字報,有一張大字報是臧克家的聲明,大意是昨天革命群眾開會批鬥我,我完全贊同; 開會期間我因氣管和肺部有病,不斷地發出“呋呋”的聲音,這是一種生理現象,並非對革命群眾不滿;特此聲明...... 臧克家的聲明已經批上了許多污言穢語.
   我悲傷地閉上眼睛. 一代大詩人,自輕自賤到了這種地步；這不僅是詩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1973年秋,我創作了批判孔老二的獨幕歷史話劇”孔子誅少正卯”,想請老輩名家看一看,然而家父母細數起來,他們認識的老輩名家不是被打倒便是放逐鄉野,只有臧克家的處境尚可,就給他寫了封信,很快便收到熱情回函,謂“當年重慶的許多舊友,已經作古了......令郎有志從亊革命文藝，自當略盡綿薄......”
   臧克家住在東單的一個小院子裡。臧老伯高高瘦瘦(有錢難買老來瘦!)，多少有些謝頂,和顏悅色，笑嘻嘻.客廳布置典雅,我有些詫異――不見其與毛澤東的合影(那個時代最時髦的辟邪之物!),只有一幅郭沫若於臧克家四十初度的題詩.
   見我注目於郭詩, 臧克家感嘆道:“時間真快,我已經七十歲了!”
   寒暄過後，言歸正傳;談及周朝禮制, 臧克家做出一個我萬難預料的舉動:一屁股坐在地板上,雙腿盤起,兩掌撫膝……不似老叟,仿佛幼童.
   臧克家對我的劇本頗為欣賞,還交給孟超、葛琴(邵荃麟夫人)葛一虹以及趙朴初等前輩傳閱, 眾老一致的看法是:這個劇本寫得不錯,作者是當代青年裡不可多見的人才.
   我感到歡欣鼓舞.
   1964年,歷史學家黎澍(我家的老鄰居;文革後期, 黎澍家與落魄的王光美家比鄰,雙方結下深厚友誼)以光明日報評論員名義發表著名文章“讓青春放出光輝”,這篇雄文連同周恩來在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中國正處於工業革命前夜”的溫和論斷,曾經使我產生海市蜃樓般的美麗幻覺……
   然而,遭遇文革,一事無成,我內心的痛苦無法形容. 眾老的稱讚於我有如“黑暗王國里的一線光明(杜勃羅留耶夫斯基語)”!
   臧老伯的女兒臧蘇伊告訴我一個消息:文革前的青年藝術劇院、實驗話劇院、兒童藝術劇院等已經合併為中國話劇團,招兵買馬,負責人是任虹、白凌.我自然不會錯失這個機會,將劇本寄給他們,很快就得到約見的邀請.
   白凌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中年婦女,笑眯眯地對我說:“團里的領導和幾位編劇、導演傳看了你的劇本,覺得你有一定的創作才能和文字功底.當然,這個劇本是不能上演的,讓反面人物(指孔子)充當第一號人物,這不符合樣板戲的三突出的原則.”
   任虹是一位白髮老人,同樣笑眯眯地道:“我們這次只有招聘演員的名額,打算把你作為演員吸收進來,進一步熟悉舞台,寫出好的作品.”
   我大喜過望:演員就演員吧,只要能夠擺脫體力勞動,從事文藝工作就行!嘴上卻謹慎地問道:“聽說,你們招演員要經過現場考試,我什麼也不會呀.”
   白凌接道:“你就朗誦一篇文章吧,走一個過場.”
   然後,又說了一些閒話:英若誠(文革後的文化部副部長)的英文根底深厚,沈西蒙(南京軍區作家,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的作者)的作品值得一讀等等.
   而後，我特意找了詩人顧工(詩人顧城之父)輔導我朗誦;顧工有一把好嗓子,咳嗽一聲,驚飛蒼蠅.為省心省力,我挑了魯迅的一篇極短的雜文“立論”，在顧工、胡慧鈴(原八一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夫婦的指導下,儘可能做到聲情並茂.其間還與顧城打了幾次照面,印象不深.
   招考演員那天,人頭濟濟.許多專業、業餘演員當眾表演了拿手的節目, 我煞有介事地將“立論”朗讀了一遍；以後就是等待錄取的消息了.
   臧老伯建議我將劇本投稿,爭取公開發表.
   當時,全北京只有兩家文藝刊物:“ 北京新文藝”(即文革前的“北京文藝”)、“ 解放軍文藝”.我命女朋友將劇本複寫多份,同時投寄;很快便收到“ 解放軍文藝”編輯部的手寫的退稿信,謂劇本寫得不錯，然本刊只發部隊題材作品,無法採用.而“ 北京新文藝”則派編輯趙金九(文革後為北京市文聯負責人)騎自行車來到我家,面告好消息:全體編緝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作品,將於2月份頭條發表.主編周雁如邀我去編緝部見面.
   次日,我依時來到位於西長安街七號的編輯部,一位中年女編輯驚訝地站起身來:“呀,作者很年輕嘛.”
   周雁如五十歲左右,眉眼和善,她重申將於2月份頭條發表劇本,並對目前暫無稿費制度表示歉意.還說:“浩然家裡生活困難,他愛人常年有病,所以用生活補助的名義給了浩然一些錢,不是稿費.”
   我表示對稿費並不介意.周雁如建議我繼續寫下去,將孔子的一生分期寫出來,然後出書.我的心裡樂開了花,連連點頭.
   然後,周雁如、趙金九兩位留我在編輯部食堂用飯;又隨便扯了一些彼此熟悉的人與事；我方知周雁如是首都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周冠五 (其子周北方為文革後太子黨要角,與鄧公子莫逆;那是後話)的妹妹.
   臧老伯得知此事,高興得連連稱好.片刻,臧老伯又擔憂地道:“現在發東西太難了,就是我們這些老專家,也難發表作品.所以,你的劇本要發出來才算數.”
   那時,我家住在西郊,每日騎自行車進城,以臧家為落腳點,還免不了叨擾茶飯.社會的冷酷(我在詩人田間那裡吃了閉門羹)與臧家的溫暖形成鮮明對比.
   臧老伯不幸而言中了!“北京新文藝”第二期出現在郵政亭,沒有我的劇本,沒有我的名字!周雁如再電話中表示歉意:“市文化局的領導(好像是北京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王力民?)不同意發表,說是全國都沒發過這類作品,北京不能開這個先例.我們爭了半天,領導不拍板,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撤下來.”
   禍不單行. 中國話劇團的美事也告吹了!
   任虹悄悄地對我說:“吳德(時任國務院文化組長,相當於文化部長)同志沒簽字,演員名額沒批下來.只要有一個名額,我們都會要你的……”
   那麼,如何讓“吳德同志”簽字呢?我央求一位在吉林時與吳德相熟的老世伯寫信,老世伯苦笑道:“吳德在台上,我在台下,我怎能給他寫信?我告訴你吳德住址,你是年輕人,自己去闖一闖吧.”
   於是,我單槍匹馬去闖吳德家,撳響了電鈴;大灰鐵門打開了一個長方形窗口,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說是某伯伯讓我來的,遞上陳情信及劇本;那人收了下來,無一語.
   正在這時,載着臉潤身肥的“吳德同志”的大紅旗轎車到了,大鐵門立即開啟,待車尾進入後,又快速關閉……即令是頭等刺客,也無法下手……
   大紅旗捲起的輕塵拂在我的臉上,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李太白、杜工部的著名詩句在耳畔交響;我在吳德家門口痴立許久,眼睛潮了.
   陳情信及劇本自然是石沉大海.
   當我把這件事說給臧老伯時,他贊道:“很好,很好,你敏感、細緻,這種氣質很適合搞文學創作.”
   我用儘可能平緩的詞句,傾訴內心的痛苦(我的一位插隊東北的朋友,因前途渺茫痛哭流涕;三十年後,他成為中國美國大使館的參贊);臧老伯靜靜地聽着,間或發出愛莫能助的嘆息.
   當劇本不能發表已成定案,臧老伯安慰我道:“現在發表作品真難呀，我在幹校寫了組詩，字字苦吟，千錘百鍊，也找不到地方發表……不要難過,你還年輕，將來有的是機會……”
   臧老伯又道:“你和另一個青年錢世明都很有才氣,我很驚訝.”他介紹我和錢世明認識,卻終因文人相輕,未能成為朋友.如今, 錢世明已是著名的易經學者了.
   臧老伯建議我自行油印劇本,以便在更大範圍內徵求意見;我嘗試了一下,便放棄了---那年月,油印機是公家物品,人人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豈能借得?
   某日,臧老伯由我的劇本談及文革前發表於“人民文學”的兩個著名的歷史題材短篇小說“廣陵散”、“陶淵明寫輓歌”(作者陳翔鶴)。文革前曾經鬨動一時,文革後被批得臭不可聞.我冷笑道:“陳翔鶴寫稽康、陶淵明,說明他對稽康、陶淵明理解得很深;然而，陳翔鶴又不甘寂寞,寫出並發表這兩個短篇,卻又說明陳翔鶴並不真正懂得稽康、陶淵明----懂得稽康、陶淵明,就應當懂得在晉朝那種嚴酷的社會環境下,文人的生存之道……這是哲學上的二律背反命題呀.”
   這時,臧老伯的身體抖了一下(他自然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一言不發,卻把椅子向我拉近了---以肢體語言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我自然知道林彪與孔子並無甚瓜葛,卻將林彪的話揉入孔子的台詞,這種做法使得嚴肅的歷史劇有了活報劇的色彩;而眾老及所有人都視這種做法理所當然---統治者的思想是統治思想.)
   閒談時，臧老伯懷着旁聽者可以品出的一絲快意道:“丁玲、艾青犯的錯誤太嚴重了;不可能出來工作了.”
   臧老伯的忍耐功夫近於化境---提及有人罵他以詩歌邀寵於毛主席,招搖撞騙,仿佛是言他人之事,平心靜氣.
   這一回,輪到我無言了.
   1976年清明,大規模的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下去了. 郭沫若、臧克家相繼發表頌詩;臧老伯的詩里竟有“（工人民兵的）拳頭就是驚嘆號”這樣粗鄙的句子,我又一次悲傷地閉上眼睛. 是夜,我痛苦地用只有自己識得的隱語,在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時代的最後階段,怎麼如此漫長?!”
   同年金秋, 郭沫若、臧克家又賦詩歡慶打倒四人幫、華主席上台……
   同是當年活躍於霧重慶的非黨的左傾文人，老舍於文革高潮中玉碎,而臧克家以九十九歲(若是再加上天、地、人各一歲,則是一百零二歲)善終.原因何在？性格使然---齒以剛而折,舌以柔而存！哦, 臧克家是真正懂得稽康、陶淵明的現代文人!

   老舍與臧克家的不同命運,是專制制度下,文人悲劇命運的兩種不同形式;作為晚輩,我只能嘆息,卻無權品評齒與舌的高下.
   在空前的政治壓力下,文人被迫委曲求全,苟全性命於亂世；並非所有文人都有跳太平湖的決心和勇氣.
   臧老伯最為人知的詩篇是“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有的人活着,卻已經死了……”
   臧老伯已逝,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