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充滿謊言的國家」 令中共陷入巨大輿情危機(ZT)

四個孩子、四起疑點重重的校園案件，令中國政府陷入巨大的輿情危機當中。

5月9日晚上9時，魯女士接到電話，17歲、就讀成都四十九中二年級的兒子林唯麒在學校墜樓身亡。這天是母親節，她的兒子在返校之前還高興地祝她節日快樂，她怎麼也不相信，孩子僅僅回學校1個多小時，就與她天人永隔。

失去孩子的魯女士坐在校門口嚎啕大哭，校方拒絕讓她進入校園，拒絕讓她觀看命案發生全程的監視器畫面，後方成都四十九中建築的八字校訓「求真求實，至善至美」顯得諷刺至極。她當時只知道，林唯麒在5月9日下午5時40分左右進入校門，從樓道墜落的時間是6時40分，「救護車8點半到學校時，我兒子已經停止了心跳，甚至沒有去醫院，直接就拉去了殯儀館」。

國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學生林唯麒離奇墜樓身亡，引發中國社會關注。（取自微博）

「學校現在將我們家長全部拒之門外無可奉告，想看監控不給看，想問問同學老師到底發生了什麼，學校第一時間遣散了班裡所有學生並警告他們三緘其口……我們在校門口守到深夜，沒有任何正面回答，我們是守法講理的好公民，我們沒有破門沒有暴力，但是作為一個母親，我現在只想看看我的兒子，他現在還一個人冰冷的躺在哪裡，有沒有人告訴我？」魯女士在隔天早上發布微博求助，她的呼聲獲得400多萬中國網友迴響。

新浪微博相關熱搜不斷「被消失」，發出事件相關訊息的學生與網友遭到帳號停用。有學生匿名爆料稱，林唯麒當天墜樓的地方是教師辦公室，他的死與占了一位老師孩子留學名額有關，並聲稱害怕爆料之後遭到退學、無法參加高考，令中國人熟悉地感受到有股無形的力量在壓制輿論。

但也只有微博能讓中國官方看見輿情的不滿，當網友群情激憤地轉發校園墜樓案，使微博討論量衝到數十億，「你我皆螻蟻，幫人皆是幫自己」、「某位獲獎導演（意指趙婷）所言甚是，中國是充滿謊言的國家」等留言獲得數萬贊，成都成華教育局11日凌晨悄悄發布稱，經聯合調查認定，「該生在學校發生高空墜亡屬個人行為，排除刑案；未發現存在體罰、辱駡等師德失范問題，未發現該生受到校園欺凌情況。」

11日上午，魯女士表態堅決不認同這份調查報告。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接連發文打太極：「這一不幸事件後針對孩子父母的善後過程肯定是艱難的，換誰家父母，也不會這麼快就接受自己好好的孩子去上學突然在學校里跳樓輕生的現實。」重量級官媒《新華社》也趕緊發布評論：「期待有關部門直面輿論關切，用確鑿的事實給墜亡學生一個交代，給他家人一個交代，也給公眾一個交代。」

中國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學生林唯麒離奇墜樓身亡，引發中國社會關注。（取自微博）

渴求真相卻換來「警察打人」

「作為一個母親我真又痛又恨，走投無路的我們也試着打了各種媒體熱線，均被敷衍了事，沒有媒體願意發聲，」魯女士在10日當天連發了幾則微博表達悲痛，「今早去看了監控，唯獨事發那一段沒有監控……這種新聞我看了很多遍，卻沒曾想有一天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母親，一直以來都是本本分分的好公民，相信政府、相信黨、更相信我們的人民，現在我兒子沒了，我卻像一個啞巴。」

這位母親的悲痛引發很多網友的共鳴，他們質疑如果校方心中沒有鬼，又何必遮遮掩掩？「第一，他們沒有任何權利直接越過監護人送屍體去殯儀館。這件事就足以讓人產生疑問：是不是屍體有什麼證據見不得人，一手遮天銷毀證據。第二，為什麼威脅學生們說出真相。第三，為什麼監控不完整。為什麼時間不對勁。」

11日整天，成都四十九中的校門口聚集着渴求真相的學生、家長，他們給死者鞠躬獻花，並對校方呼喊：「若沒有真相，怎麼放心讓孩子進去？」聚眾集結引來警察維安，一名在場的新聞專業學生透過微博指出，警察威脅她與同伴把手機交出來，把照片都刪除，「晚上八點半，群眾和記者們站在警戒線外等待，學校里突然出來很多警察。」

中國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學生林唯麒離奇墜樓身亡，引發中國社會關注。（取自微博）

該名目擊者表示，警察扯記者朋友們的頭髮和衣服，當時「很混亂，很恐怖」，也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人被押留在學校里，「剛認識的記者朋友，我見到她的時候，她的手被警察抓掉了一小塊肉，不停地流血，頭髮特別亂。她說剛才保護她的男孩子被抓進學校了。」現場還留出另一段影片顯示，警察不由分說地將一些情緒激動的民眾壓制在地，現場民眾相當恐慌，不斷地喊：「警察打人啦！」

中國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出現警察維穩。（取自微博）

林唯麒、馮夢希、蔣雅琪、丁宜君…活生生的名字

令整個中國社會更為震驚的是，疑點重重但未獲查證的校園墜樓案不僅一件。山東省萊陽一中的16歲高一學生丁宜君，2020年8月28日以680分優異成績入學，卻在高中開學10天內離奇墜亡，家屬見到孩子時已經在殯儀館，而且只看了遺體一眼就遭到員警拖離，甚至後來被跟蹤、關押。

江西贛州一位李女士懸賞20萬人民幣（約新台幣87萬元），尋找15歲女兒蔣雅琪在學校墜亡的真相。去年10月9日凌晨，蔣雅琪在宿舍墜樓，警衛發現後竟未直接送醫，而是打電話通知上級，然後把人抬到警衛室，半小時後才開車送醫。然而由於警衛疏於說明情況，使她在醫院躺了50分鐘都無人聞問，後來醫生發現情況不對，要求做手術，等到親戚從其他地區趕來簽字，早上9時才進手術房，李女士趕到醫院時，女兒已經變成冰冷的屍體。

重慶涪陵區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的15歲學生馮夢希，在今年3月14日離奇墜樓。她的母親吳女士稱，案發當時監護人都不在重慶，學校老師在孩子送醫搶救後，一直不願在手術單上簽字，過了3小時，親戚趕到醫院才讓孩子進到手術房。馮夢希在搶救19天后死亡，吳女士質疑學校為何拖延救治，並且至今不肯公布女兒墜樓真相。

而林唯麒案在5月11日深夜又獲成都成華警方通報結論，聲稱經現場勘驗、走訪調查、調閱監控、電子資料勘驗，提取書證、屍體檢驗，認定林某某系高墜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公安機關已依法將調查結論告知林某某家屬，家屬對調查結論無異議。」但在一連串的事件之後，當局公信力已經在民眾心底蕩然無存，獲得17萬贊的最熱門留言寫道：「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敷衍我們。」

中國四川成都四十九中學生林唯麒離奇墜樓身亡，引發中國社會關注。（取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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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華」門檻有多低？王婉諭揭趙婷一句話：擊碎中國玻璃心(ZT)

記者陳政宇／台北報導

中國出生的趙婷以「游牧人生」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成為繼台灣的李安和韓國的奉俊昊之後，第3位獲此殊榮的亞洲導演，卻遭中國官方「冷處理」。對此，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揭露，趙婷過去曾稱「中國充斥謊言」，被政府判定為「嚴重辱華」，「如今，趙婷的成就彷彿擊碎了中國的玻璃心」。

趙婷26日以「游牧人生」（Nomadland）一舉拿下最佳導演、最佳影片、以及女主角獎，讓她成為史上第一位獲得此殊榮的非白人女性，同時，也是繼台灣的李安、韓國的奉俊昊之後，第三位登頂奧斯卡的亞洲導演。趙婷發表得獎感言時表示，小時候住在中國時，會背誦三字經，其中「人之初，性本善」對她影響至深，始終相信人性本善。

不過，王婉諭在臉書表示，「過去中國總喜歡吃台灣人豆腐，聲稱李安拿下奧斯卡是中國之光，然而，如今出生在中國的趙婷拿下此殊榮，中國卻完全噤聲。只因為多年前受訪時，趙婷曾說，『要從我小時候在中國說起，這是個充滿謊言的地方』、『我小時候收到的很多訊息都不正確，我開始對自己的家人和背景變得非常叛逆』。這番言論，被中國判定為嚴重辱華」。

王婉諭無奈說道，「如今，趙婷的成就彷彿擊碎了中國的玻璃心，在趙婷獲獎後，中共刪除所有社群上討論關於趙婷的文章，也『屏蔽』了所有關於趙婷獲獎的新聞。其實，趙婷這番話放在民主國家裡，再自然不過，人民本該就擁有批評國家政策、政治狀態的權利，但，在中國並非如此」。

另外，王婉諭也提到，「這次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講述反送中示威的《不割蓆》（Do Not Split），也挑起了中國敏感的神經，讓香港無線電視自從1969年以來，首次停播奧斯卡。雖然官方表示是『商業原因』，但其實我們也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王婉諭說，「你不能說中國不好、不能批評中共政治、不能說三道四，否則你將辱華。輕則遭抵制，重則被清算，因為中共在牆內，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控制輿論，甚至安插罪名。然而，中共這樣的行為，只會讓世人看清他們的蠻橫與鴨霸，也一再讓中國與世界脫軌」。

王婉諭批評，「由中國驕傲，淪為辱華導演，不只是展示了辱華的門檻有多低、多任性，更再次展示了，中共究竟有多可悲。」

(以上轉自台灣三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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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裁」形容中國實在太輕描淡寫：在這裡，連極權主義都有中國特色(ZT)

文：斯坦．林根（Stein Ringen）

極權主義的？

在中國過你自己的生活，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你理解並接受這些限制：有些事，你不能做，或不能說；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或假裝要做；有些事，你被要求去相信，而且因為各種目的，你必須宣稱自己相信；還有些事，你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說並宣稱自己相信；有些信仰，你不許去信；有些團體，你不能去組織；你得被迫容忍和愚蠢的政治教育；你得被迫遷就政府官員濫用職權這種生活事實；

最終，黨國設定規則並拍板定案，你沒有權利去質問黨，同樣你也沒有諸如生孩子的權利；你必須繳納名下的費用；你處於監視和控制之下；你若打破了規矩，或是當局所說的任何規矩，或者你的親朋好友打破了規矩，你就會有被騷擾、帶走、消失、挨打及可能喪命的危險。在中國的新資本主義之下，人民沒有權利經商，他們之所以能夠經商，是因為憲法說，國家「允許私有經濟存在」。

有這些限制和條件，那麼，中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嗎？在毛澤東時代，是的，但改革開放有把中國的國家體制帶離極權主義並予以現代化嗎？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漢娜・鄂蘭把極權主義的性質解釋為超越了僅僅是獨裁的一種統治形式。當統治滲透入社會之深，以致「政治的」不存在時，這樣的統治就是極權主義。在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沒有空間，讓公民們可以相對安全地公開講話、行動，做他們自己，並就社會及政治事務、道德及治理等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集體地一起這樣做。於是，會思考的人和會行動的人，沒有辦法在不被上頭控制的情況下，在公共空間發展和顯露他們的個體性，或通過思索去增進他們對政治生活的理解，或與他人進行即使是最基本的交流。人類作為個體不被承認，最終無足輕重。對民眾來說，所剩餘的政治生活，是被迫進入地下，進入隱蔽、秘密和孤立狀態。

鄂蘭繼續臚列使統治成為極權主義的四大機制，她的定義具有清晰的力量，並且經受得起時間的檢驗：

1. 統治靠恐怖來維持；

2. 統治深入到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連結及私人領域，包括家庭連結及習俗、甚至心態；

3. 管治是通過普遍的及非人性的官僚機構來施行，而且，

4. 國家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權威下運作，該意識形態解釋國家的使命，並為其掌權及掌控手段予以正名。

在現代且改革過的人民共和國，還有恐怖統治這回事嗎？答案是有的。每個人都受到監視，所有的公家機關都是情蒐單位，黨看到所有事情，並知道一切。安全機構及其雇用的惡棍隨時待命，軍隊也是如此。在法庭上，勇敢的活動分子楊茂東把中國的「連續打擊」（blow-by-blow）比作歐威爾《一九八四》書中的噩夢國度。他是對的。雖然管控專制是手法巧妙的，並不依賴恐怖的無處不在，但恐怖的威脅確實無處不在，而且，威脅是有實際運用暴力作為後盾的，足以讓公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樣的待遇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有很多事情是那些只想過日子的人必須接受的，有很多關於規矩以及劃定界限的不確定性，這使得在中國的生活因為縱容默許或充滿恐懼而深受挫折。在目前的領導層統治之下，控制收緊的後果之一，是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更深的恐懼。現在，沒人知道規矩為何。溫和的穩健派被抓，彷彿是禍從天降，理由莫名其妙。在公共服務的範圍，獨創和行動變得危險，因為沒人知道什麼會被視為顛覆性的破壞。所有形式的表達都受到審查，不管是印刷品或是電子媒體，一直落實到只想過正常生活的老百姓，每個人都被思想工作搞到自我審查。管控專制使用恐怖時，也會伴隨着一些經濟實惠，這是真的；但它掌握了恐怖手段，而且該出手時就出手，毫不遲疑，這也是真的。

統治真的滲透到了對私人領域的控制嗎？答案是肯定的。思想工作是統治的一部分。人民之所知是被控制的，他們之所聞也是被控制的，他們應該怎麼想，也受無處不在的宣傳、政治教育和群眾運動的影響。他們生活的環境充斥着謊言、半真半假、虛構和扭曲的語言。通過生育控制政策，國家使自己以至高無上的存在出現在幾乎每個人的發展階段中，而這個最私密的層面本來應該歸屬於私人生活。

毫無頭腦的GDP發展主義所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粉碎了家庭結構。中國文化是以家庭為本位的。人們有一個預期和熱望，即人生在家庭中度過，家庭成員互相關懷，家庭是一個人求得幫助與支持的首要依賴。這一期望是設計社會保護政策的基礎，理應受到社會法規的珍視。然而，生育控制政策旨在縮小家庭的規模，導致人們滿足社會期望所需的生育資源遭到剝奪，結果是太多的老人沒有必需的家庭支持，太多的兒童作為獨生子女長大並缺乏多子女家庭的完整體驗，太多的青年人沒有兄弟、姐妹可幫襯，太多渴望有孩子的父母無法擁有孩子，而且太多的青年男子找不到老婆、成不了家。這些「失敗」的男子帶着挫折與憤恨會往何處去，或許無人知道；令我嵴背發冷的猜測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會被吸引到軍隊和安全機構。

經濟發展一直是，且目前仍是動員一支農民工大軍的前提。這一人口流動，導致家庭普遍地被連根拔起。許多農民工不得不把家人拋下背井離鄉，無數家庭的親人天各一方，「留守兒童」由單親、或爺爺奶奶、或親戚照管，或有時自己一人，這樣的兒童有三千三百萬住在不合標準的寄宿學校。當全家人是一齊出外，往往只能住在低劣的住房及生活環境中，勉強湊合地生活在他們無法擁有正常權利的城鎮，包括沒有醫療保健和上學的條件，而且往往受到鄙薄、歧視和排斥。

國家要進一步管控的人際連結，是社會網絡。所有獨裁國家最害怕的，不是反對或抗議的個人或小團伙，而是能夠由下而上、不限於一地、能形成網絡組織的行動主義。中國的國家處理這一危險靠兩手：一方面，儘可能地把社團生活拉入黨控制的軌道；另一方面，對任何看起來像草根組織的事物加以壓制或取締。即使這個組織是從事官方鼓勵的事業也不足惜，它本身是一個組織這一事實就是危險的。任何不受控制的組織，都會對黨的權威形成威脅。人民可以批評國家，但他們不能做的，就是參與集體行動。最終的恐怖威脅就是為了對付此一危險。一旦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連結，到了能夠自由地公開聚集，自由地互相商議，那麼這些連結就要被消滅。

管治是由官僚機構來執行嗎？答案明顯是；但世上沒有一個官僚政治的國家像中國這樣。這一官僚機構不僅龐大，還野蠻地非人性。它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黨服務。公務員不是向下對其服務的民眾負責，而是向上對讓其服務的上級負責。至於向下濫用權力一事到處猖獗。

由於這些影響導致的結果，鄂蘭所謂「政治的」存在於今日中國的何處呢？顯然並沒有很多空間。實際上，幾乎沒有自由表達和發展政治理解的公共空間，而不受控制的政治組織或網絡的公共空間則根本沒有。我們不知道人們是如何在私下及監控之下進行生機勃勃的交流。或許普通中國人會在私底下搞些有的沒的予以報復，但或許管控專制連搞這些也不會給他們真正的空間。

對一九八九年鎮壓（我把此事件視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關口）的一個解釋是，政治開放的一個可能性被堅決地關閉了。我在第一章論述過，當時所發生的事是希望本身被屠殺了，一夜之間，唯一剩下的現實就是遷就獨裁體制。中國人，或大多數中國人，可能已經適應了這一現實，隨着時間流逝，顯然極權主義已悄悄地獲勝。

極權主義獲勝的證據來自一篇美麗而動人的證言。那是一位勇敢的旅港大陸學生，在二○一四年九～十月間的雨傘革命期間，（使用假名）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亞洲文學評論》上，文章的題目是〈給香港學生的一封信：今夜我選了邊。〉作者一開始解釋了她自己對政治示威此一「不成熟」主張所具有的本能疏離，然後她又如何逐漸看到政治行動中的勇氣，因此決心「站在你們這一邊，因為你們正在做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她繼續說，我們大陸學生，「不僅極少關心香港的問題，我們幾乎也不瞭解自己的問題。在我們的心態中，甚至沒考慮過〔我國政治〕程序的正當和誠實與否。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問這一問題的：『我們需要什麼？』今晚，我看到自己從未經歷過的決心和團結，這在中國已經有很久見不到了。今晚，我看到你們變成了兄弟姐妹。有人說，這恰恰不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式，但認真地說，我們何嘗處理過任何事情？我無法掩蓋自己的羨慕之情，羨慕你們有機會去戰鬥。在我的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們從不知道可以有這樣的選擇。」她承認，遊行示威可能實現不了目標，但儘管如此，「現在你們所擁有的—你們的勇氣和希望、團結和紀律—是如此珍貴。你們不知道世界上陰暗的角落裡，有多少人，包括我，多麼渴望擁有。」

Photo Credit: Depositephotos

這封非同尋常的信來自一位年輕聰明的女性，她通過香港的事件發現了一個她以前從未見過的社會，在其中，「政治的」存在着，且在公共領域以公開的行動被保留着。由此，她也發現，且能連到她自己社會的現實，在其中，「政治的」已停止存在，甚至潛入每個人的政治意識、潛入「我們的心態」。而且，即使你的心態不被控制，培育它或採取行動的空間又在哪裡？我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裡，同一位正準備出國讀研究所的年輕學生聊天。我問她有沒有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獨裁體制中？她若有深思，緩慢地回答「沒有」，但隨後經過更多的思考，又一次輕聲地緩慢說，「生活在這裡不安全」。

林建樞二○一四年十二月與同一個網絡的十至十五個志趣相投的理想主義青年一起被拘押，他的妻子說（對《紐約時報》）「現在，我若是有三個小時沒聽到某個朋友的消息，我就開始緊張了。我們每天保持聯繫看誰失蹤了。我擔心這幾天我也會消失。」

按照鄂蘭的第一個標準，那麼，中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剩下的問題，又一次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嚴酷的。它運用嚴重且持久的鎮壓。這需要動機、決心和合理化。然後這又需要實施意識形態。極權主義統治的思想，若沒有一套既向實施者又向被施者解釋的說辭，是行不通的。

把中國的國家描述為非意識形態的，並不正確。黨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處取得正當性。在中國，史達林一直未受到譴責，當然，毛澤東也是一樣。不僅不聲討，今天的領導人又揀起毛澤東的衣缽。鄧小平強調宣傳與思想工作，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若不在語言及行動上祭起意識形態，習近平一無所有。黨仍然是歷史及真理的最高權威，而且靠着此權威之力要求人民忠順。它依仗自己掌握真理，實施控制、宣傳和教育。它鎮壓其他的真理、信仰和實踐，因為它有權利決定什麼是正確的。重點是，不僅僅是這個國家在統治天下，而且它是靠歷史及天命的敘事這樣的力量在統治。

面對拒絕承認中國的國家仍是個意識形態國家的中國分析，我將繼續延遲我的判斷。目前我只會舉旗表示，我是懷疑的。黨國有渴求意識形態的內生邏輯：黨的權威高於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絕對不等於質問國家的敘事，它「只是」拒絕了一直革命的道路。從那時起，隨後的領導人並未拆除國家意識形態的鷹架，反而還給它加添了新的元素。意識形態還在那兒，且正在被培育、發展和重新創造。為了給國家一個最後的評價，我們並不會避開不問它真實的自我理解。

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把它描述為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國家或許也是對的。但是，用「獨裁」一詞來捕捉中國壓迫的複雜性太過於簡單，同樣的，無條件限定的「極權主義」也太簡單。在這件事情上，就像所有別的事情一樣，中國迥然不同。它的極權主義就跟其他事情一樣，也有中國特色。

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一書，以悲觀的第二卷展望未來，他看到一個可能朝向他所謂「軟性專制」的演進：在民主形式的外殼之內，對自由的徐進的腐蝕，它是逐漸的、幾乎不被察覺的。這位政治分析的先驅教導我們，既要知道，複雜的治理並不總是按照它似乎是或被搞得看起來是的方式來運作；又要知道，理解事情如何運作的方式，常常是問它們正在向何處前進。

在中國也是這樣，在表面的展示與下面的現實之間，明顯有一個巨大的差別。趨勢是朝向愈加收緊的管控專制。正在湧現出來的，是新型態的極權主義，但看起來卻不太像極權主義。它不是一個份量不足的極權主義，意即比應該要有的本色稍差一點兒。它是一個百般武器齊備隨時準備上陣的極權主義，但也是這些武器若不需要就不拿出來張揚的極權主義。不是什麼軟的極權主義，而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

鄂蘭借鑑了歐洲極權主義統治的經歷，不相信中國會變成極權主義國家。她認為，中國太大且太複雜，無法置於官僚主義的控制之下。事實證明，她低估了中國的黨國內已被建立起來的能力。這個國家，在其龐大的人口當中，知道反對它的人叫什麼名字；於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藏族活動分子從手機上接到一通電話，邀請她去美國駐華大使館吃飯，國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進而採取行動防止這麼危險的人物去出席這麼危險的活動；於是，一群平民計畫前往一位死於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墓前悄悄聚會，安全機構事先就曉得了。

它的行政管理和控制能力一直在穩步改善，以至於現在，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裡，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但實情是黨無處不在，黨看到一切，黨控制一切。我們只是不太清楚，它為什麼看得到一切，控製得了一切；還有，它只是為了自保萬年江山，還是服務於一個更高的使命。

(以上轉自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