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世界第一的喜與憂】

文/蔡慎坤

一個現在可以平視世界的大國，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財政收入是多少？不少人對此頗感好奇。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坦言：2020年財政收入為18萬億元，財政支出為24.7萬億元，一年出現了6.7萬億財政赤字。劉昆還透露：“十三五”時期財政收入總量達到88.6萬億元，財政支出總量達到109.8萬億元。

發改委官員說，財政收入連續15年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也是連續15年世界第一。除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還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龐大的罰沒收入和大幅增長的土地出讓收入，其總額在GDP比重中占30%以上。與GDP相比，財政收入對政府來說更重要。GDP是虛的，財政收入是實的，是攥在手裡的錢，是政府可以動用的財力，是能夠轉化為政府意志的行動力！

財政收入世界第一，對政府來說無疑是值得喝采的大喜事，但對民眾來說，增加個人和家庭收入更為緊迫，如果囊中羞澀，面對物價高漲貨幣貶值，生存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去年受疫情影響，很多人處於失業狀態或半失業狀態，尤其是從事服務業製造業和建築業的農民工一旦失業失去收入，就只能靠存款來維持生計，而沒有存款或存款不多的人，將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

雖然我們讓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了，會不會出現返貧現象，隨着通貨膨脹物價飊升，現有貧困線標準能不能維持溫飽？雖然我們有許多富可敵國的富豪，依然還有6億多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6億多人，相當於兩個美國的人口，每人每月1000元，相當於每月150美元。世界銀行對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貧困標準是每天生活費5.5美元，折合人民幣1056元/月。如果按世界銀行的標準，貧困人口還有一半以上。

最近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的文章“財政困難不是近期、短期中期也非常困難”的文章被廣泛轉發，說明“財政困難”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為什麼財政收入世界第一卻依然非常困難，就在於無節制的政府投資，無底線的行政開支，無監督的對外援助，如同一個個黑洞，吞噬了民脂民盲，而真正用於民生福祉的資金嚴重不足，導致民眾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耗費巨大。

中國宏觀稅負也是世界第一，連“中國石油”這樣的壟斷企業也一再坦承一箱油半箱稅！他們抱怨囯內油價高不是因為壟斷的緣故，主要是稅收太高，油價中至少包含了48%的稅費。而火爆的房地產業涉及稅費多達180多種，房價里70%是稅費，堪稱世界之最！中囯房價只漲不跌，就在於房地產己經成為最重要的支柱產業或者說各級財政的“搖錢樹”，也是苛捐雜稅的主要來源。

再看看中囯市場上無論進口車合資車，價格都遠遠高於囯外同類車型，究其原因，除了壟斷經營，主要還是高稅收所致，中囯對進口車徵收25%的關稅、17%的增值稅、10%的購置稅以及依照排量徵收高額消費稅，使得進口車在中囯價格翻倍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以一輛從德國進口的4.4升寶馬X6為例，到岸價不到50萬元，上完三種稅，進口成本就達到121.8萬元。

難怪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公開坦言：中國宏觀稅負高達44%！世界銀行曾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類型提出過一個劃分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一般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一般為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一般為21.59%；人均GDP大於965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一般為28.90%。

目前我國共有19項稅種，除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契稅、煙草稅、關稅、車船稅等等，貫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流轉稅的比重占稅收收入的七成以上。這意味着，納稅人需要繳納的很多稅，是看不到的流轉稅，並沒有反映在個人開支的稅單上。

中國稅制與國外稅制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財政收入除稅收之外，還有一個幾乎可以與之並駕齊驅的收入主體：包括預算內收費、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只有把這些統統加起來與GDP相比較，才是真正的“宏觀稅負”。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還有形形色色的腐敗賄賂支出以及因通貨膨脹而提高的實際稅率，那就更說不清楚到底是多少。

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財政收入17.2萬億，政府性基金收入61462億元，同比增長34.8%，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52059億元，同比增長40.7%，全國社保基金2017年總收入為6.64萬億元，同比增長23.9%，加上國有資本經營收入2579億元，行政交通罰沒收入等等，這個數字是多少？恐怕沒人計算！如果算上各種隱形稅費乃至見不得陽光的腐敗成本，中國稅負水平超過世界上許多富裕發達國家。

高稅收低福利是中國模式令世界矚目的致勝法寶，無論是中國企業和個人對高稅收都具有強大的承受能力，試想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不會有如此龐大的低保人口，僅憑每月不到100美元艱難生活。中國不像歐洲全民享受高福利，因而財政壓力並不大，在中國享受高福利的的階層不到人口總數的5%，因而中國完全可以持久笑傲宏觀稅負世界第一。

企業和個人的稅負高了，全社會的消費熱情被抑止了，個人購買力下降了，消費水平也就下降了。從2018年起國內消費的80%是由10%的富人和政府共同完成的，另外90%的人群僅靠20%的基礎消費活着而已。玻璃大王曹德旺早就說過，10多億中國人沒有消費能力，有消費能力的不到兩個億。既使是這個比例都是高估了，大凡了解真實現狀的人都知道，所謂內循環不過自欺欺人。

所謂內循環就是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歷史上徹底的內循環包括朱元璋制定海禁政策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持續50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封閉的國門，被迫對外開放，參與到外循環之中，最終使得清王朝土崩瓦解。第二次內循環則是1949到1978，前後僅30餘年。這兩個內循環時期，導致中國經濟，文化，政治，科技抑或人民生活水平，都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

所謂經濟內循環，是指閉關自守，不與外界接觸，嚴格限制對外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把自己關進籠子，別人休想進來，我也不出去，各玩各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封閉政策很多中國人記憶猶新，幾乎所有人在幾十年中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雖然當時產業門類比較齊全，東部沿海製造業也紛紛向西部轉移，但折騰幾十年的結果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高速增長的GDP很大程度上是貨幣超發催生的怪胎，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工薪階層平均月薪38元左右，那時候發行貨幣總量為700億元；2020年貨幣發行總量超過200萬億元，是70年代中後期的3143倍，那麼對應的平均月薪應該是：38x3143=119434元。而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27540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4037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5204元。

金融學家佩蒂斯曾在《金融時報》撰文提醒中國，應把財富從國家轉移到普通大眾手中，利益集團必須停止掠奪大眾財富。佩蒂斯解釋，中國持續的快速增長是由越來越浪費的投資帶動的，是由不可持續的債務增加帶動的，這顯然犧牲了普通大眾的利益。政府為了保持高增長，讓普通大眾付出巨大代價，結果，個人購買力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下降到危險的低水平，消費水平也下降到了危險水平。為了將經濟重新平衡轉向消費，中國必須通過大幅減少投資和貸款，來消除全民未來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