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成功是否可能帶來中國社會重組的機會，洪秀全本質乃鄉下流氓，非一代英主。十九世紀中葉或清朝末期中國也曾有過可能重組社會的機會，卻失之交臂，這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無疑曾經有過一鼓作氣，推翻滿清皇朝的機會，由於戰略錯誤與內鬥，終使轟轟烈烈，曾經有望奪得天下的太平天國最後灰飛煙滅。中國歷代皇朝開朝的歷史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同時也是英雄造時勢的歷史。比較太平天國事件與中國歷史上歷代皇朝興替，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並不具備一代開朝君王的胸襟與謀略，先失大權於楊秀清，而後大開殺戮，自毀羽翼，都是略短才拙之必然。縱使太平天國不內鬥而推翻滿清，中國也必然是戰亂不斷，一如民國軍閥混戰，再受列強操控，中國之國運將更加危難。如果洪秀全是李世民或朱元璋之類的一代明主，中國或將不會有近代的悲慘歷史，馬上得天下的一代明主與新皇朝更加自信，比舊皇朝更容易感悟與主動改變以適應社會之變革。新皇朝之官僚也必然以新血為主，比舊官僚更願意學習與接受新事物，中國社會也會因皇朝興替，一掃萎靡之氣，像倒幕戰爭之後的日本上下精歷圖治，新朝盛世也是可期的。即使有甲午之戰敗亦不足懼，歷代皇朝新創之初，皆有對外戰敗之事例，也皆能及時調整而適應或再戰，不若舊皇朝治末期一敗而一蹶不振，新舊皇朝之社會人心氣數是決然不同的，這就是天時。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太平天國領袖也不具備李世民與朱元璋才能與謀略，而清廷這條掌握中國命運之破船就將就着往前漂泊，這就是潛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族命運密碼，以當時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與歷史之沉疴，非一代英主無以安天下，悲也，命也。
太平天國運動一方面打擊撼動了清廷的社會結構，而另一方面卻也從外部迫使清廷權力體製做出相應調整，並使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官僚與社會精英得到為清廷及社會服務的機會，一些重要洋務官員既是在鎮壓太平天國嶄露頭角的官吏，這些官員積極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洋務運動，出現所謂中興的時局，清廷統治得以在內外壓迫與風雨飄搖中拖延時日。 

7.8 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
積弱而內憂外患受列強欺凌，使古老中國放下文化的自大與傲慢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而甲午戰敗無疑打破中國社會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純技術路線改變中國的企圖，僅以學習技術是不夠的，洋務運動受舊文化與皇權體系的掣肘，難於及時適應社會變革，從而改變中國落後的境況。公車上書要求改變，並出現許多民間議政團體，要求學習先進的社會制度，從各方面，包括政治體制進行變法維新，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這都是受甲午戰敗催生，也得到清廷的回應，然而最後卻落得政變收場，維新推動者或被殺或流亡海外，皇權暴力站在十字路口決定中國的命運，維新戛然而止。戊戌變法的失敗有兩個根本原因，其一觸動舊體制即得利益，激發作為統治者的滿人對漢人的疑慮，導致維新帶來阻力與困難。其二是康有為等維新黨人狂妄無知，企圖推動不切實際的‘合邦’，以及軟禁慈禧的傳言，使維新落為高層權鬥而敗落。維新黨人所作所為也表現出中國維新人士與明治維新推動者的根本不同，明治維新的推動者都具有藩地管理及治軍經驗，計劃紮實可行。而康有為等人不明國內外社會現實就裡，改革設想不切實際，這也是中國傳統精英重仕途，輕農工商，落下與社會實際隔離的普遍問題。戊戌政變導致維新失敗加深中國社會各方面矛盾，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之門，咫尺天涯。清廷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中國命運第二條路，社會重組之路只能是革命之路，以暴力重組中國社會已是不可避免。

7.9 中國道路1911-1949
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中國歷史最後一個皇朝，但並未等於中國從此擺脫舊文化，進入新時代。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群體記憶，絕不會因為某個社會集團退出政治歷史舞台，甚至被殘忍的消滅，以及革命帶來的政權的更迭而改變。社會文化的改變只能是漸進而漫長的，既然文化改變漸進而漫長，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也必然帶有許多舊歷史的必然痕跡，即皇朝興替之時，烽火遍神州，城頭變幻大王旗，群雄並起，逐鹿中原，也是華夏塗炭，黎民遭難的日子。
中國人都知道這樣的一句經典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即謂每隔五百年必有一位聖明君王出現，期間也必定伴有傑出的曠世奇才相輔佐。此預言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更符合華夏歷史的解讀，‘五百年必有’一語道盡華夏歷史周期的悲慘與艱辛，‘王者興’乃舊王者無道，官逼民反，草頭王並起，接着便是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的割據與戰亂，社會生產與物質資產遭受極大的破壞，戰爭帶來人口的大批滅絕，而此時的華夏歷史也是一部逐鹿天下，建立一統皇朝之戰爭歷史。沒有統一，戰爭就不會終止，至少不會有太久的全面和平，統一是中華文化大一統的表現，也是根本，像血液流淌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管，統一戰爭會出現最後的勝利者，最後的王者，即名世者，非名世王者無以安天下。原意之名世者指王者出現，也必有大才能之士，即名世者出現安撫天下，而歷史的現實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名世者常有，而王者不常有。以華夏之歷史，真正的王者才是真正的名世者，炎黃子孫，誰人不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真正王者與華夏歷史同在，又有幾人記得在王者麾下的大才能之士。讖語乃隱語，言讖語者孟子也未必明了這一層讖，這就是讖語或隱語的弔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語成讖，民族文化決定民族命運。
辛亥革命勝利，順利推翻滿清皇朝並不意味中國必定進入和平建國的時期，未來如果不是歷史的簡單再現，至少也是歷史的濃霧摸索前行，而像中國這樣幾千年歷史與穩定文化傳承的國家，其不斷重複的歷史周期也預示着難於逃脫的分裂隔離與統一戰爭的命運。推翻滿清到新中國建立，經歷了四個歷史時期，北洋政府，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而處在當時歷史迷霧中的中國，軍閥及各種政治力量眾多，最有機會者，袁孫蔣毛，而袁孫蔣毛，誰是名世者，將決定未來中國的道路及中華民族復興的命運。

7.10 袁孫蔣毛 誰是名世者
袁世凱原滿清官僚，靠編練新軍起家，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歷史每逢皇朝興替，社會必有大亂，袁世凱在推翻清皇朝至民國建立的過渡過程中，以軍事為後盾，政治為折衝，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使中國社會不至於由於政體的更迭為外敵所乘或陷入內戰，進而遍地王者興的混亂，袁世凱是有功勞的。就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言，袁世凱有機會成中國新時代的為名世王者，然而袁世凱或許對中國社會的誤讀誤解，或許缺乏真正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為空名而急於稱帝，成為歷史笑柄。後人看來在民國改制稱帝是及其愚不可及之事，然而當年在資產階級革命獲得成功的法國，拿破崙稱帝是否也及其愚蠢呢，不是同樣有人也懷疑革命成功的法國社會不接受一個皇帝，然而拿破崙稱帝並獲得成功。關鍵的問題不是一個皇帝的名號，而是社會大眾不需要一個舊皇帝，社會需要一個新領袖，一個能夠保護革命成果，對內維護社會秩序與穩定，對外保家衛國的新領袖，而新領袖的名號，總統或皇帝，對當時備受動亂與革命恐怖的社會而言，並無關宏旨，而拿破崙滿足了法國社會大眾者最根本最重要的願望。拿破崙的軍事勝利及一系列措施不僅捍衛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也喚起法蘭西民族的極大自豪感，拿破崙法典不少法條沿用至今，說明拿破崙是一個跨越所處時代的政治領袖。在新皇帝的領導下繼續革命，無疑是絕無僅有況世無雙的，也僅有法國文化才擁有的法蘭西式英雄浪漫。
袁世凱不是拿破崙，在一個受盡列強欺凌的國家，沒有取得任何對外戰爭勝利以及社會認可成就，而其作為權力基礎的軍事集團內部也並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僅通過對社會的軍事威脅與政治壓迫，以及賄賂而稱帝，這對當時已普遍接觸與認知西方新文化思想的中國社會各界無疑是難於接受的。如果袁世凱能像拿破崙一樣在對內安定社會，對外取得一定的軍事勝利的基礎上稱帝，歷史也許有不同結局。也許有人對此種評論不以為然，然而中國社會數千年之傳統文化，新皇朝絕非不無可能，與拿破崙不同的是，拿破崙先建功而後立業，袁世凱想先立業而後建功，無功無德，無於使社會信服，社會也不給他建功的機會。袁世凱稱帝也許是只有舊中國傳統社會才會有的中國式笑話，袁世凱也終成笑話，說明袁世凱儘管洞察時代變遷，積極推動維新，亦有成效，本質仍然是一個舊式政治人物，眼睛看見了新時代，也經歷時代的變遷，而思想還停留在舊時代，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無疑是中國許多近代政治人物的普遍特徵，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是何等之滯重，中國傳統社會接受新時代是何等之艱難。袁世凱謝世之日，據說書案上留有親書‘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曾以一代英雄自許，冀望帶領華夏抗擊列強，尤其是狼子野心的倭寇，而一朝失策，回首已是百年之身，亦惟望中華再造共和。英雄也罷，梟雄也罷，袁世凱是滿清垮台後中國的第一個王者，可惜個人才略所限未能成為名世王者，而他是當時中國最大軍事集團，北洋軍閥的共主，袁世凱稱帝失敗，北洋軍閥也出現分裂，雖有其他領袖，不論是誰，都不足於成為北洋共主，中國軍閥混戰都勢不可免，中國又進入皇朝興替過程的至暗時期，軍閥混戰。後人應站在當時歷史環境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不應該用後世標準，更不應該以意識形態標準苛責歷史人物。
孫中山，袁世凱之後，孫中山無疑是最有機會統一中國，帶領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政治領袖。孫中山致力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海內外奔波，喚醒國家民族，無論其革命生涯，社會人望還是革命之思想都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眾望所歸不二人選，而中華時乖運蹇，孫中山竟在多年努力，生聚教訓，改組國民黨，聯俄容共，辦軍校，南方廣州終成進步青年及志士之革命聖地，有望以武力脅迫或北伐，統一中國之時，天不假年，竟撒手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中國走出皇朝興替過程之戰亂再遭破滅。孫中山之後，誰可能成為中國真正的王者，名世者。
孫中山之後，國民黨幾個領袖人物都無擔當大任之能，廖仲愷被暗殺，胡漢民許崇智都被汪精衛蔣介石聯手排斥出局。最可笑的是汪精衛，汪精衛無疑是中國近代史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卻也是最糟糕的政治人物，年輕時謀刺清朝攝政王，抗戰最艱難之時判國投敵，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表現其人的意氣用事以及政治上致命的短視，正是這種短見為蔣介石成為中國軍政獨裁者掃清道路，也使與他結盟共同反蔣各式人物恨之入骨，這是政治才拙視短，反覆無常所致，最後落千古罵名。
蔣介石是孫中山之後，孫中山革命事業與政治遺產的全面接盤之人，孫身邊的幾個國民黨要員都是靠大樹的乘涼者，也惟有蔣能完成他統一中國的遺願，然而蔣介石並沒有意願全面接受孫中山的政治理想。蔣介石能成為國民黨，進而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時也運也，也應驗了一句古語，‘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此處並非指蔣無英雄之雄才大略，而是孫中山走後，國民黨原有幾個領袖皆政治才能平庸之輩，不僅使蔣成為領袖，更使蔣的權力失去掣肘，一意孤行，蔣性格之偏狹與不足表露無遺，私心剛愎自用，終使中國再次陷入內戰。
北伐勝利使中國看到和平建國的曙光，然而蔣介石想一心獨大獨裁，借裁軍獨吞北伐勝利成果，釀成中原大戰。公平而論，孫中山病逝後留下的政治遺產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國民黨班底的幾個領導者，無論歷史評價如何，蔣介石無疑是唯一可擔當領導北伐與統一大業的軍事領袖。國民黨陣營雖然有幾大軍事集團，除蔣介石的中央派系，其他都是外來加入的軍事集團，也遠在外省，而近在一側且能征善戰的桂系李白，在國民黨黨內資歷及軍事力量都不如蔣，蔣無疑是國民黨內最有朝氣與魄力的政治與軍事領袖，他也領導北伐，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蔣介石對北伐勝利與統一中國是有功勞的，不論蔣馮閻之戰原因如何，蔣桂大戰明顯蔣系預謀在先，設下圈套，讓桂系去跳。蔣桂大戰爆發之時，桂系頭領李宗仁白崇禧皆不在桂系駐軍所在地，李宗仁在首府，其任職地南京，白崇禧在天津，桂系之部隊零散於各省駐地，無法形成有效集中集群之戰鬥力，開戰之前，還有意給桂系軍隊送情報，中央軍有異動，並提醒遠在南京已受監控的李宗仁有電報，趕快跑，分明下套給桂系鑽，至於為何不直接抓李白，那太過明顯抓捕在先，於法無據。蔣要桂系擔挑動內戰之名，更重要的是蔣認為已穩操勝卷，戲碼演足，黨內外也無非議。如此情節如非歷史真實發生，令人難於置信，惟有電視劇可以編設出來，蔣介石卻做到了。桂系倉皇應戰，也自然敗北。從此埋下中國地方政治及軍事集團對中央或蔣介石集團的極度不信任，中原大戰接着爆發，而蔣馮，蔣閻之戰誰是誰非，誰先開戰，已無關宏旨，至少作為中央的蔣絕不會吃虧。中國從此軍閥內戰不斷，耗盡國力，為倭寇所乘。中國的軍閥混戰也為中國紅色革命力量創造生存與發展的時空，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應該成為從政者必讀的政治分析教科書，並非意識形態，而是條理清晰剖析透徹的社會政治分析文章是訓練基本思想方法的極好範本。
民族文化決定每個作為文化載體的社會個體的行為，從而決定民族的性格與命運。在孫中山的離世之後，國民黨無法產生一位足於讓全黨信服的領袖，高層及各種派系明爭暗鬥，北伐勝利帶來不同軍事集團的力量膨脹，以中國的文化傳統，國民黨政內部必然走向分裂，各個政治與軍事派系合縱連橫，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為私利互斗，也必然走上傳統暴力文化的老路，內戰，以軍事實力決定是非成敗。國民黨已從一個為理想為國家民族利益奮鬥的革命政黨墮落成為政客及新軍閥的工具。孫中山的救國理想與堅韌不拔的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之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孫中山的病逝對中華民族之國運乃一劫數，以中國之文化命運，只能以最傳統最暴力的方式來決定，誰是掌握中國命運的最終的王者，名世者。然而二十世紀的世界已不是中世紀東西方隔離的世界，中國已被西方堅船利炮強行拖入西方資本生產模式的世界體系已一個世紀，中國已不可能隔離世界之外，獨自玩逐鹿中原的老遊戲，列強環伺，隨時找機會從中國身上撕下血淋淋的一塊，而推翻滿清的中國也一直在內戰與列強的壓迫之下艱難的前進。實現工業化的日本必然把工業化與社會轉型失敗，內戰不斷，積弱不堪的中國作為其爭霸世界的第一個目標，這就是中國近代的必然命運。袁氏誤國，推翻滿清到北伐，中國失去十餘年（1911-27），蔣介石偏狹，容不得人，又才拙無法迅速統一中國，以舊軍閥手腕統治中國，各方離心離德，北伐之後中國僅是名義上的統一，而非達成實質統一，北伐勝利至抗戰全面爆發，連年內戰，中國又失去十餘年，國家積弱也激發日本覬覦中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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