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和建設 --抗戰以前的國民黨統治狀況評述
一、1928~1937年的總局勢
從1928年到1937年,國民黨政府的總局勢,是實現從形式上的統一到實質上的統一 。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解決"藩鎮"問題和"赤匪"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 內戰一直未能停止,南京政府在對地方實力派和對中共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幾乎不間斷的 征伐和圍剿。
1929年,蔣介石為了收歸權力,查處桂系控制的武漢政治分會不經中央擅自任命湖 南省主席一事(傾向於南京的魯滌平被傾向於桂系的何健所取代),引發了蔣桂戰爭。 蔣氏以分化收買為主(先後收買了被白崇禧收編的湘軍唐生智舊部李品仙、桂系師長李 明瑞、楊騰輝,收買了馮玉祥部的韓復榘、石友三),以計謀為輔(起用唐生智,扣留 李濟深拆散粵桂聯盟,拉攏馮玉祥解除後顧之憂),以軍事征討次之,打敗了桂系,迫 使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
就在蔣桂戰爭的同時,蔣介石發表了《和平統一為國民政府唯一希望》一文,聲稱 :"欲消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欲剷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這無 疑是對其他地方實力派也提出了警告。西北軍的馮玉祥,為求自保,以聲援李宗仁為名 ,通電請蔣下野,聯絡閻錫山反蔣。蔣介石又採用慣用手法,策動劉鎮華、楊虎城、馬 鴻逵叛馮,特任閻錫山為全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拆散馮閻聯盟,在河南打敗了馮玉祥 。
接着,由於蔣介石要遣散張發奎的部隊,張發奎起兵反蔣,與唐生智聯合,會同返 回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開戰。蔣介石在閻錫山的支持下,打敗了唐生智。
閻錫山打敗唐生智後,提出了"黨人治黨,國人治國"的口號,實際上是重新豎起 了反蔣大旗。對蔣介石不滿的改組派(汪精衛等人)、西山會議派、桂系以及其他地方 實力派紛紛聚集到閻錫山的旗下,又形成了新的反蔣大同盟。1930年4月,以閻錫山為總 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未就職)、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通電就職討蔣,中原大戰爆發 。馮玉祥30萬人沿隴海路東進,晉軍20萬人沿津浦路南下至濟南,李宗仁、張發奎部沿 平漢路北上至長沙。反蔣同盟在汪精衛、陳公博的改組派、謝持的西山會議派的支持下 ,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個國民政府。這一次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反蔣,是北伐以來對蔣 介石的最大威脅。
蔣介石看準了張學良的力量,在他的策動下,加上1000萬元賄賂的影響,張學良最 後下定了決心,發出擁蔣通電,東北軍南下,占領平津,形勢迅速由對蔣不利向對蔣有 利逆轉。在張學良的配合下,歷時7個月,用兵110萬的中原大戰,到1930年11月,以蔣 介石的勝利告終。中原大戰的勝利,為蔣氏政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並沒有把中共勢力的發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來考慮。對蔣介 石來說,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馮玉祥和閻錫山,還有在西南虎視眈眈的李宗仁, 甚至四川軍閥劉湘,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共產黨重要。因此,共產黨在各地的 發展,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發展,確實令蔣介石惱火,但並未對蔣介石造成致命威脅 。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區域為什麼能夠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可以說,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就是在這種空隙中出現的。
但是,紅軍對蔣介石畢竟是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就在自己的 眼皮子底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因此,從1930年開始,蔣介石組織了對中 央蘇區的數次圍剿。
平心而論,蔣介石在一、二、三次圍剿中,並未投入全力。我們可以看看圍剿蘇區 的時間表:第一次圍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圍剿1931年4月至5月;第三次圍 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圍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紅 軍長征。第一次圍剿時,蔣馮閻中原大戰的餘波未定,蔣介石對各個地方實力派的舉動 比對紅軍更重視,還不敢傾全力剿共,投入圍剿的兵力不但沒有蔣氏嫡系,而且實力極 差。第二次圍剿時,正值古應芬、林森、鄧澤如、蕭佛成四監委因胡漢民案發表《彈劾 蔣中正提案》(4月30日),對付國民黨內的反蔣力量使蔣介石應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 傾全力剿共。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的反對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 議,成立了同南京對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唐紹儀、鄧澤如、鄒魯、古應芬、汪精衛、孫 科、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組成,汪精衛任主席),9月初,廣州政府以50萬元收買了 石友三反蔣,兩廣軍隊北上出擊,進攻湘贛,占領了衡陽、郴州,蔣介石只得先放下共 產黨而去平息兩廣。因此,一、二、三次反圍剿,紅軍能夠取勝,與國民黨新軍閥的內 部爭鬥不無關係。
即使到第四、五次圍剿,蔣介石確實是想一口吃掉共產黨。但日本對熱河的進犯( 1933年1月日本攻占山海關,2月進攻熱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 欽、外交部長羅文干、內政部長黃紹紘等一批大員都到北平商討熱河抗戰問題,長城沿 線戰事一開,蔣介石不會不受到影響。第四次圍剿草草收場,與此不無關係。第五次圍 剿的過程中,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李濟深等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蔣(1933年11 月至1934年1月),使蔣介石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中共沒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打破 圍剿,實在是一大失誤。蔣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變後回過頭來收拾紅軍,終於使他把紅 軍趕出了江西。
到紅軍突破湘江,開始戰略性轉移之時。蔣介石無疑大大鬆了一口氣。在蔣氏的眼 里,共產黨離開了江西福建,就已經成不了大氣候。因此,隨後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 截,在很大程度上是別有用心,追而不擊,從而藉機插手兩廣西南諸省。對薛岳尾追紅 軍但卻要求其保持距離的命令,就反映了蔣氏的心理。配合中央軍堵截紅軍的桂系部隊 ,在空中偵察時發現占絕對優勢的中央軍對紅軍追而不擊,同時又收到其內線電報,謂 蔣介石采楊永泰一石三鳥計謀,準備大舉進軍兩廣,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大為惱 火,下令桂系軍隊讓開通道讓紅軍通過,只是象徵性的掐了個紅軍尾巴。廣東陳濟棠也 深知"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奧妙,放紅軍過路。至此,"剿共"演變為南京政府控 制西南、西北的軍事行動。
就拿蔣介石親自坐鎮貴陽、昆明來說,與其說他是要指揮對紅軍的圍剿,不如說他 是藉機要把中央勢力擴展到西南。在對紅軍的所謂圍追堵截中,蔣介石先到四川,實際 上是同劉湘討價還價,使中央軍的力量向四川滲透,把四川置於中央政府的支配之下, 在向四川派駐中央軍的企圖遭到劉湘拒絕後,總算把賀國光的參謀團、康澤的別動隊派 到了四川。接着,蔣介石又從重慶到貴陽,收拾了已被紅軍打垮的王家烈,用薛岳、郭 思演控制了貴州。然後再到昆明,把龍雲抓到自己手中。可以說,借對紅軍的圍追堵截 之機,蔣介石把勢力擴充到了自己原來插不上手的西南大部分地區。從辛亥以來西南遊 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局面從此被打破了,國民政府第一次對西南地區有了程度不同的控 制權。
紅軍的北上,又給了蔣介石把勢力擴展到西北的藉口。所以,在紅軍開始北上之際 ,根本就沒有軍事上的困難,而只是與惡劣的自然條件作鬥爭。反過來,到蔣氏的勢力 已經控制了西南之後,就不允許紅軍再向西南發展了。所以,比一方面軍實力強得多的 四方面軍再度南下時,就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最後不得不無功而返,掉頭北上。而就 在這一過程中,胡宗南、王均到了甘肅,中央軍開始向陝西、甘肅、青海等地滲透。紅 軍到了陝北之後,中央軍不但從甘肅、河南兩面威逼陝西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而且進 入了從來就插不進手的山西,湯恩伯、李仙洲、關麟征等十餘師中央軍入晉。
通過對紅軍的圍追堵截,蔣介石的戰略目標實現了,西南和西北都歸到了蔣氏的麾 下,建立了國民政府對這一區域的有力控制。這一收穫,對於蔣介石的意義十分重大, 使其以西南、西北為總後方的對日戰略能夠付諸實施。 但是,蔣介石不顧外敵,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使其國內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 降,也給不同派系的反蔣力量提供了口實。在日本的步步進逼下,蔣介石一退再退,一 讓再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紅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 軍"的名義渡河東征,進軍山西。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則以抗日的名義發 動了兩廣事變。身在泰山、軍隊盡失的馮玉祥也躍躍欲試。儘管紅軍東征、兩廣事變這 些軍事行為,沒有對蔣介石造成致命威脅,但是,蔣氏的國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 位,也喪失了軍隊(特別是非嫡系的軍隊)中下層軍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發西安事變 。
訓政時期的財政
訓政伊始,蔣介石面臨的財政局勢異常嚴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貨幣混亂至 極,用"百孔千瘡"來形容也毫不過分。為了眼前維繫住一個政權的需要,南京政府對 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個月籌款一億),激起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嚴重不滿。但如果 不採用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南京政權眼下就維持不住。對此,蔣介石別無選擇。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國民政府採取了幾項重大舉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平心 而論,南京政府的財政措施是極為成功的。這幾項舉措主要是:關稅自主,裁撤厘金, 發行公債,改組銀行,幣制改革。
1.關稅自主
關稅自主有着財政和外交兩方面的意義。國民政府實現關稅自主的動力,主要出自 財政考慮。在南京政府的統治年代裡,關稅收入要占全部稅收的半數以上,因此,徵得 關稅自主權,不僅是一個外交上的面子問題,而且是一個關係國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實質 問題。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復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與各國協商關 稅問題。美國人為了在中國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率先與中國合作,7月25日, 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與宋子文簽定了《中美關稅條約》,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國稅自主權 。接着,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 國先後都與中國締結了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關稅問題上 同中國過不去,遲遲不肯修約。在最惠國條款的約束下,一國不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其 他國家就可援引。在國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與日本也締結了關稅條約,關 稅自主終於實現。
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不但有了較為穩定且數量可觀的財源,而且有了採取其他措 施(如發行公債)的擔保手段。從關稅收入的數量來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數為100,1 928年上升為149,1929年為229,1931年為307,1934年為318。關稅收入的持續增加,為 國民政府提供了財力支持。
2.裁撤厘金
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採用的一項特殊徵稅措施,對於國內工商業的發 展起了極大的消極阻礙作用,外國商人也極為反感。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曾要求中國 政府裁撤厘金。1928年議定中國關稅自主權時,雖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為附加條件,但 撤厘的意圖十分明顯。南京政府為此專門召開了裁厘會議,決定從1929年開始裁厘,半 年完成。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厘金制度,最終在南京政府手裡壽終正寢。 裁厘後,國內商品流通條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統一,交通的統一,國內市場 的大環境有了改觀,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3.發行公債,改組銀行
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發行公債。國民政 府在發行公債中,採取了極大的讓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發行公債10.58億元, 而實際收入為5.38億元,讓利達5.2億元,幾近對摺。這些巨利,使銀行業迅速發展起來 。1928至1931年,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銀行23家。全國28個重要銀行的總資產,由19 26年的13.91億元增長到1931年的25.69億元(當時全國工業資本不到10億元)。1935年 以後,財政部長孔祥熙用公債作武器,拿公債作官股,增加向民營銀行的投資,使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的官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還出任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的 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從此,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 行為首的國家金融系統支配了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 明商業儲蓄銀行、新華信託銀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辦、政府控股、干預人事等方式拉 進了國家金融系統。國家資本在金融業中占據了主體和主導位置。
4.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市面流行的貨幣主 要是銀元,而且種類繁多,還有各發幣銀行形形色色的紙幣。但在商業往來和國際結算 中,使用的單位仍然是銀兩。1933年6月,南京政府在上海首先試行"廢兩改元",4月 起在全國推行,統一了貨幣,實行銀本位制。
但是,銀本位制受到世界銀價的劇烈衝擊。1934年6月,美國實行《白銀法案》,高 價收購白銀,世界銀價暴漲,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使中國出現了銀根緊張的經濟恐慌。 在銀根恐慌的背景下,政府乘機以公債入股救濟,接管了主要銀行。1935年,在英國專 家李茲羅斯的幫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幣制改革方案。
從1935年11月起,幣制改革方案正式實施。按改革方案的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 行、交通銀行三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所有完糧納稅、公私款 項、商業貿易,一律使用法幣,不得再用現銀和銀元。並宣布"白銀收歸國有",民間 的生銀、銀元,均在三個月內兌換成法幣。到1936年6月,民營銀行錢莊向政府交售了2 .255億元的白銀,民間個人和企業向政府交售了3億元白銀,外國在華銀行除日本外,也 都將存銀交售給了中國政府。據楊格估計,到1937年,收歸國有的白銀大約5億盎司。幣 制改革後,南京政府將大量白銀運到紐約、倫敦,換取外匯。有了外匯儲備,法幣也就 有了穩定的基礎。
幣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來。於是,原來發行的本來就還不起公債,開始 被政府以強硬手段賴帳。1936年,南京政府發行了14.6億元的"統一公債",把原來的 各種舊公債統統換成新公債,使舊債徹底了結。新公債利率被壓到低限,而且還本期限 較長。但是,由於有穩定的外匯儲備,公債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統一公債,南京政 府在1936年還發行了復興公債3.4億元,加上鐵路建設公債等小數額建設性公債,當年政 府發行公債的數量達20億元。扣除掉整理舊債的14.6億元,新債也有5億餘。儘管公債數 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價下跌外,其後一直上漲。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公債價格 上升到了最高點。
幣制改革後,物價上揚,貨幣供應增加,民眾購買力上升,銀行利率普遍下降,儲 蓄增加,用於工商業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外匯率的穩定也促進了外貿,出口額迅速增加 ,外貿赤字迅速縮小,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