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東方今報 》的報道說,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在近日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採訪時,徐書記坦言,“我的父親是個農民,是在浙江紹興種水稻的農民。在他20多歲的時候就到了杭州,從事運輸工作,我從那時由農村孩子成了城裡孩子,所以我也是一個打工者的孩子。”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3/04338346795s.shtml
這篇《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我是打工者的孩子》 的報道,是今天各大新聞網站的重頭新聞。
省委書記是打工者的孩子,有什麼奇怪嗎?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地方。在上世紀中國革命成功,新的政權建立後,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出身貧寒的工農子弟能夠上學讀書,接受教育。普通工人農民家的孩子,通過讀書學習,參加革命,要求進步,向組織靠攏,再加上一些幸運,就可以進入社會領導崗位。現在在位的五六十歲的中共高官,出身工農的相當多。
一個人出身農家,父輩是打工者 ,卻能夠成為省委書記,這證明,曾經的中國,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向社會高層的流動是可能的,社會高層的大門對底層是開放的。其實在中國古代,打工者的孩子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國家管理者行列,也是可能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問一句:如今的省委書記的孩子,是否也有像民工那樣打工的情形?有沒有一個省委書記,省長,甚至縣委書記,縣長,站出來,對民工說:“我的孩子,也是和你們一樣的打工者”?
我估計沒有。絕對沒有。從來沒有聽過。如果有這種情況,媒體決不會放過這樣的“人咬狗”的新聞。這至少可以說,雖然在中國有不少高級官員出身寒微,但是,一旦他們官位顯赫,他們的孩子,就絕對不會再次回到他們祖父的那種生活狀態。
因此,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出身農家的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沒有工作,賣肉的,穿糖葫蘆的,卻沒有聽到高級幹部家庭出身的孩子畢業後有找不到工作的甚至去打工的;我們聽到不少出身高級幹部家庭的孩子生活富足,不思學習,成為混混,街頭遊蕩胡作非為的,但從來沒有聽說哪個高級幹部的孩子,去打工謀生的。這就是說,出苦力,打工掙錢,受人盤剝等等,只能是來自普通工人尤其是農民家庭的孩子的宿命,而與幹部家庭的孩子無關。這就是說,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幸成為國家的幹部(且不說高級幹部),跳了龍門,出了農門,則意味着其家庭成員永遠脫離了辛苦骯髒,工錢無着等等打工命運。這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有幸成為國家管理者,作為獎賞,他的兒女家人等等背靠大樹享受蔭庇,從此就遠離下層社會。
幹部,尤其中高級幹部家庭的孩子,為什麼不能成為打工者(這裡打工者只指民工從事的那種工作,並不是給世界著名企業當總裁那樣的打工者)?因為第一,他們並不窮,不會有打工謀生的需要;第二,他們有比農民豐富得多的社會關係網絡,使得他們在這個社會的就業謀生的競爭中,有更為寬廣的道路,即使他們的父輩是一個比焦裕祿還清廉得多的革命幹部,孩子們真有過不下日子的困頓,他們也有絕對多樣的就業選擇,不至於去作一個扛麻袋,建樓房的打工者。
對於一個中高級幹部來說,作為打工者的孩子,是一個自己無法選擇的既成事實,從他作為一個官員的工作來說,並不能證明什麼;但是,對於一個中高級幹部來說,讓他的孩子做一個打工者,卻是自己可以主動作出的選擇。如果哪個中高級幹部能夠主動地讓自己的孩子放棄優厚條件,去作一個民工一樣的打工者(不是作秀),那麼,我將不吝溢美之詞,去歌頌這樣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