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裕延 写于 二零一三年

　　恩格斯运用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理念写了壹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经典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从人们必须劳动生产以解决吃、住、穿的这类既平常又简单的事实出发，分析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氏族制“注定要灭亡”的前提是“生产力极不发达”。分析了原始社会的人们在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期，由于生产力缓慢逐渐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产业，后来终于迎来了父权代替母权的体制革命。壹夫壹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也就产生了。贫富分化出现了，不同利益的阶级对立也随之产生了。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发生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3）通过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壹个重要的国家本质主义的结论：“既然国家是由于必须控制阶级对立性而产生出来的，既然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衝突本身中产生出来的，那末它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的阶级，并且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4）按实质说，国家“在壹切场合都是压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5）可见国家是壹个暴力机关，它是由军队、警察和监狱组成的用来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暴力工具。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做了系统而周密的研究，写成了《国家与革命》壹书。此书进壹步展开揭示了国家本质主义的特徵，对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列宁在这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壹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衝突得到缓和。”（6）“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7）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国家问题时，都未提出国家、法律制度或运行著的国家政府机器应该具有什麽职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终只是围绕“何谓国家”进行诠释论证，他们只试图“发现法律制度的本质功能。”（8）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这类国家的本质主义功能和柏拉图关于“强者应当统治和弱者应当被统治的原则”，（9）“即壹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不受挑战的统治没有商量的馀地”，“这是稳定阶级统治的需要”等壹系列反映“自然特权原则”的观点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尔关于“所有的人际关係都可以还原为壹种主人和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原则”相吻合的，（11）由此可见，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壹致认为，所谓“国家本质主义”，就是认定国家的本质功能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图所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轻鬆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见，国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壹种工具和手段。相反，这个最高目的是血统（即家族）、种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为特定的家族、种族和阶级政党团体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国家本质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是由谁创造的？”“它是由什麽构成的？”“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和统治呢？”谁领导谁，谁镇压谁，谁战胜谁，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内容。

　　根据以上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本质主义的论述梳理，我们可以清析看到国家本质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徵：（A）既然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可见暴力，即以军队、警察和监狱支撑的国家公权力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国家本质主义的壹个重要特徵是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谁控制了军队、警察和监狱这类暴力工具，谁就控制了国家权力。所以缔造暴力，控制国家权力便成了历代风流人物竞相猎取功名的根本途径。（B）国家本质主义的另壹个特徵是特别关注由谁来领导和掌控国家权力。根据柏拉图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的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了权力归谁所有是国家本质主义中最基本的特徵。在柏拉图看来，天生的统治者应该统治，天生的奴隶就应该被奴役。这是壹种本原特权论的认识论，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係是自然形成的。国家的统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这就意味著他们是不需要通过公民的投票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因此，“聪明的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也成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了。柏拉图的这种本源特权论就是国家本质主义。这种本源特权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本源特权论又有三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本源精神特权论，本源自然特权论和本源经济特权论。现在我们来比较壹下这三种“本源特权论”，私下认为可以加深对国家本质主义的认识。“本源精神特权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国家的领导人是上帝挑选的选民，在中国则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本源自然特权论”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出自血统高贵的家庭或种族，在柏拉图看来，生来高贵但却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来低贱的都不能提升上来；（13）统治者的血统必须纯正，血统混杂的人必定是变异荒谬不规则的人，让这类人担当国家统治的重任，必然会招致衝突和对抗；（14）在中国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出自名门望族、士宦家庭或将门之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用“文革”期间高干子女的话说：“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本源经济特权论”的创建人马克思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代表先进生力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列宁则认为应出自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即无产阶级政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他们有权实行最坚决最严厉最无情的国家强制，斯大林称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毛泽东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先进的人们”中产生，他们有权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那末，国家领导人和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从那裡来的呢？柏拉图的老前辈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此人变成奴隶，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是权力之父，也是权力之王。柏拉图信其是，黑格尔信其是，马克思也信其是，毛泽东更是深信不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名著中不是说过和赫拉克利特壹样的话吗？“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毛泽东则说过“枪杆子裡面出政权。”可见在封闭的专制社会裡，国家权力都是通过暴力抢夺来的。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这纯系谎言。只有在开放社会裡通过普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可以说得上是人民给的。由此可见，所谓国家本质主义，说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义和权力崇拜主义。运用这种主义治国的人或政党集团必然反对自由民主人权。（C）国家本质主义的第三个特徵是国家权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国家是壹切，个人什麽也不是”，这种权力具有无限的扩张性。用列宁在《无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书中的话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因此运用国家本主义理念治国的国家，是不容许言论结社自由的，并视自由民主人权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洪水猛兽，视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形成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徵所做的简要说明和分析。

　　中国几千年治理国家的模式，和柏拉图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大同小异。中国的国家本质主义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础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尧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权力角逐场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国的权力和柏拉图痴迷的纯正血统有不解之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就是这种不解之缘生动而又通俗的注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间，这种纯血统论延展为“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成了区分“红X类”和“黑Y类”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祸水肆虐横行推波助澜。北京有位年轻人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这种血统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通向权力的门必须经过血统、门第、出身以及各种社会关係的严格审查验证。这种审查随著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格，以致1949年以后达到了“唯成分论”“唯出身论”的登峰造极的层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血统论，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别出壹格的光怪陆离的政治漫画。反思研究中国历史的血统论，这对我们告别愚昧野蛮，步入进步文明的时代是大有脾益的。

　　中国自夏朝起，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权力归家族所有，随血统关係传承。自夏至商兄终弟及，国家权力在兄弟之间传承，还保留著原始社会血缘关係的不少痕迹。从周朝起，国家权力的传承才由兄终弟及过渡到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秦王赢政于公元前221年统壹中国后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用当代曾广泛流行的话说，就是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所有独裁者的美梦，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与愿违，秦始皇的专制政权传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乱而灭亡。他还动用能动用的国家资源寻找长生不老葯，期望自己能“万寿无疆”。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权永存，确保自己永远处于“东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归皇帝壹人掌握，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壹人裁决，中央文件不经过他的点头同意壹律无效。他废除了诸侯世袭制度，以设郡县代之。郡县行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随时可以调遣，制定严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巨大的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这就是“东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须独揽壹切，视权力为个人私产。秦始皇不仅专注权力的高度集中，他还高度重视意志的统壹，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他极端鄙视和残酷迫害对他的政权持“看壹看”之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他採用李斯建议，严禁私学诽谤朝廷，惑乱民心；下令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首开钳制言论思想自由的先河；彻底剪除敢于反叛、怀疑和抵制朝廷权威的思想意识，目的在于阻止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鬆动变化。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自古迄今，为历代执政国柄者沿袭採用。从此，以家天下为特徵的皇帝权力的世袭制度，在秦始皇统壹中国后被最终确立，历经二千多年，至清朝傅仪终止。在中国通过世袭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怀疑，敢于抵制朝廷权威的人士窥探国柄，防止政治权力向家族外转移。可见，政治权力与血缘关係紧密相连，与家族紧密结合，所以我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往往表现为骨肉相残。三国时代的诗人，魏国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叹：“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舞弄的刀光剑影斩杀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证。在中国，国家本质主义和血缘关係同属古代部落主义观念影响的产物。这种权力传承制度长期被披上“命运”“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国历史上第壹位农民暴动大王陈胜愤愤不平地爆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他是中国最早对国家本质主义进行质疑的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动荡不已，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无法统计的骨肉相残，印证了柏拉图的预言：国家的动乱是由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引起来的，是由争权夺利引起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暴力衝突，都是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引起的。壹句话，都是由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惹的祸。

　　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国家权力才从血缘关係的外衣中剥离出来，国家权力归持枪者集团所佔有，为武装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所有。毛泽东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视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壹切军阀，都爱兵如命，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提出“枪杆子裡面出政权。”这个观点和马克思的“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论断是壹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观点是壹致的。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必须掌握枪杆子，建设强大的军队。从此，国家本质主义的神秘外衣被抖搂。但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实质没有变化，即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权力和暴力归谁掌握，即“谁应当统治国家”的问题仍然存在。谁创建政权，权力就归谁所有，这和谁生孩子，孩子就归谁所有的道理壹样，纯属柏拉图的“本源（自然）论）”。中国二十世纪整整壹百年，从孙中山反清讨袁北伐，到蒋介石时代的国共内战；从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大陆政权之后揭批高饶反党集团，批胡风，反右派，到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邓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邓转弯；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壹系列所谓事关存亡的政治斗争，无不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无不围绕“谁主沉浮”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我领导创建的政权应归我所有，我身后由谁来继承，必须由我钦点，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来继承。任何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许染指，这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这种独佔垄断权力的慾望，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众所周知，这种垄断权力的慾望起源于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据波普尔的研究认为，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壹，也是人类的壹种奴性。（16）而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壹个东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现代。说它很古老，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见之于赫拉克利特说的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衝突，万物通过衝突和必然而生成。”（17）说它很现代，可见之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暴力是每壹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可见之于毛泽东说的：“枪杆子裡面出政权。”（18）然而，不管古代和现代的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于恐惧，起源于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界中雄性动物为了取得垄断独佔对雌性动物的交配权，彼此之间进行残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对方咬得遍体鳞伤，使对方颤抖恐惧，彻底放弃非分之想为止。生物之间的不同群落为已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双方展开大战，直到把对方赶尽杀绝为止，很像共产党内的左派为夺取权力而採取的斗争策略。这样使强者传种繁衍，使弱者陶汰绝种，这叫弱肉强食。这种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大量显现于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逞现出很多相同的特徵。这证明了人类原属于动物的壹种，是属于灵长类动物中的高等动物而已，证明人类社会是从动物世界中演化而来的。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相同特徵，就是弱肉强食。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中，存在壹种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约，不受牵制的权力斗争，像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的那样，追求壹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可见，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发源于动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这不是说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没有区别了。区别还是有的：第壹，动物和动物世界中的强者从来不进行任何包装，它们根本不懂得什麽是包装，因为它们是属于万般皆下品之流。它们之所以感觉自己是强者，就是因为自己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像列宁在1920年12月22日的壹次报告中自我标谤的那样是属于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有资格实行对国家的独佔垄断强制，如此而已。当人类与其祖先分手告别进入到另壹世界时，权力不再是个体的健壮体力，而是壹种众人的合力，能控制驾驭这种合力的人被称为“强人”。这种“强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计对自己进行美化包装。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强人”，或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装，善于自我包装。据考证，有文字记载的权力包装起源于远古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强人”是“上帝的选民”。后来的柏拉图认为“强人”就是“少数聪明人”。再后来黑格尔认为“强人”是懂得和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黑格尔的门徒马克思认为“强人”是先进生力的代表。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列宁认为“强人”是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对落后群众实行国家强制，而这类“强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列宁这裡所说的“领袖”和前文所说的“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的动物世界中的头领的本质是壹样的。是列宁首先把“代表”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化，首先视“强人”为人类社会代表的始作俑者。什麽“苏维埃代表”、“人民代表”、“党代表”等等“代表”之类的名称都是列宁发明创造的。列宁的这套理论传入中国，便形成了人们所熟知“三个代表”的理论。毛泽东壹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壹生都以党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这种“代表”是通过枪杆子造出来的，不是通过普通百姓选举出来的。可见，“代表”理论这个古老的理论，是壹个能够不断变换外部包装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历史已经证明，运用这个理论体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只能导致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导致只承认强权，无视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导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体制下的人类和社会儘管与动物和动物世界有很大区别，但却聊无实质差异。可见，在极权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强人”无异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他们与动物世界的强者又相差有几呢！第二，说极权专制政治体制的那群强人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为他们只是像列宁说的“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盗用人类社会的代表名义独佔笼断社会资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类中却有不少和强人逆向而行的“贤人”，他们怀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衝天勇气探索限制强人独佔笼断权力慾望的思想体系，设计限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和社会大众能有效控制社会权力的制度框架。使社会权力能受限制，受牵制，能切切实实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为某社会集团或某社会阶级服务。使社会权力脱去神秘外罩，洗涤柏拉图，黑格尔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强加到它身上的阶级烙印；努力使社会权力透明化，从而使人类社会日渐向文明进化的轨道滑向，告别野蛮的原始部落社会，远离动物世界。这种探索历经千百年，终于在十七十八世纪探索出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的“三权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价值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此使高等动物中灵长类中的人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就是按照这种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体系，把弱肉强食中的“强人”关在“笼子里”办公和发号施令，使他们想胡作非为也不能胡作非为，这就保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柏拉图擦洗画布式的社会变革，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鼓吹的暴力变革，目的就是要确立极权专制统治，使权力逃避社会监督，帮助强人从约束监督权力的“笼子”里逃逸。因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使历史开倒车的革命，其结局必然使人类社会回到野蛮的社会中，回到和动物世界壹样的部落主义社会裡，这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坍塌，充分说明极权专制主义行不通。可以预测，用“特色论”包装的极权主义也行不通，终有壹天要改弦易辙，告别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中，共享人间的欢乐。

　　毛泽东的壹生既是反对强但又是追求强权的壹生。据毛泽东自己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披露，他小时候就曾和他的母亲、弟弟、加上他家雇佣的长工结成统壹战线，反对专制独裁的父亲，并且累累得胜。毛泽东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毫不掩饰他小小年纪反对强权和追求强权的喜悦情趣，这证实了波普尔说的“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是何等的正确。毛泽东在1910年秋写了壹首《七绝？呈父亲》的言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显示了毛泽东在未冠之年就为将来成为强者出人头地树立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坚定信念，这和蒋介石很有相同之处。这反映了当年的年轻书生普遍怀抱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禄”的儒家普世价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领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会师。此后，朱毛磕磕碰碰相处半个世纪，成就了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佳话。朱毛之间分歧的原因是什麽呢？上井冈山之后，朱德处处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认为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毛泽东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而毛泽东需要的是集权主义。毛泽东在闽西赣南苏区起草撰写的决议著作和通信不少是针对朱德而发。如果独揽大权是战争千变万化的形势所需，尚有理由为人谅解；但是建国后，朱德对毛泽东独揽大权，专制独行，对同志经常进行过火斗争屡屡表达的不解不满，而招致毛泽东的壹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击报复和羞辱，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存在严重的国家本质主义偏向。据周恩来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会议上披露，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朱德都沾过边，说明朱德对毛泽东处理高饶彭黄的事情持有异议。1956年朱德率团出席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拍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支持反对个人迷信，而个人迷信是依附在国家本质主义上面的阴魂，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使毛泽东十分生气。他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紧随其后，把和毛泽东壹直并挂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泽东的愤懑；1958年后任命毛泽东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为中央军委第壹副主席，再泄毛泽东的愤懑。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朱德对彭德怀遭批判持同情态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常委会上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态度比较温和，当即被毛泽东羞辱为“隔靴掻痒”，连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参加上海12月会议，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处理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不肯助纣为虐；又在《五？壹六通知》通过投票时弃权。朱德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和围攻。主持批判会议的是刘少奇，对朱德批判最凶最卖力的竟是陈毅和周恩来，他们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是定时炸弹”。还有许多和林彪“四人帮”并无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干也纷纷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中共高层演出了壹场祸水他引，通过害别人保自己手中的权力，竞相向毛泽东献媚骨的闹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至上的国家本质主义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长期遭受毛泽东的抑压，在“文革”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又遭长期患难相共的同伴战友的狠斗恶打，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信守奉行的是只问权力归谁所有，不问权力是否应受限制；只讲专政，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这是导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说法的根据吗？为此，我认为必须搞清楚三个问题。第壹，毛泽东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是怎样形成的？第二，毛泽东和秦始皇有著怎样化解不开的情结？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

　　第壹，众所周知，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的身分是特派员和党代表，他没有作战经验。当初壹个没有作战经验的人，怎麽能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弄明白什麽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本质主义。毛泽东的政治优势首先体现在他是特派员和党代表的身分上。毛泽东是中共壹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创始人之壹，具有他人无可争辩的经历。此时，具有和毛泽东有同样资历而又努力为权力打拚的壹大代表只有张国焘。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人，张国焘是继秋收起义之后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他们两人都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呼风唤雨吒吒风云的能量。在中国，资历和权力是有密切关係的，资历越深权力越大，说话就越响，这是其壹。另壹方面，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公论。苏俄党代表在其内战期间定亁坤的绝对威力为毛泽东的党代表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因此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通过三湾改编便顺顺噹噹确立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全面控制掌握了这支数量很少规模又小的工农红军，事务巨细且由毛泽东壹人说了算。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前委书记。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并抱怨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朱德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向毛泽东的“书记专政”发起挑战，使得毛泽东壹气之下撂挑子养病去了。直到古田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毛泽东制订了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才恢复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优势，重新取得了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嗣后，又通过长期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的七斗八斗，毛泽东最终才于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宁确立的“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举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确立了在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权”，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地位。从而证实了古代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关于战争“能使人成为神”的伟大预言，也使毛泽东自己关于斗争能使人“其乐无穷”的“乐言”变成了现实。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对“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宁专制主义乐此不疲的原因。这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宁主义原则，最后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是神圣的，不容批评怀疑的共产党的权力运行规则。毛泽东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决定权”，并把这个“最后决定权运用到“弹钢琴”上，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壹文中写道：“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19）从而使党委委员成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个指头，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终于成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红太阳”。毛泽东就是这样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视为“天命”“自然”的产物，以致神化成了万能的帝王权力。1949年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之后反覆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从而把这类社会领域中的建构性规则和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类的自然特徵粘合在壹起，使党的领导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为他即使外行，党委书记和党代表也要领导壹切，控制壹切，为“领导壹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的理论寻找神的支持，（20）制造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威力无比，所向披靡，能呼风唤雨的神话。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懂业务技术的“长”的领导壹直心存疑虑芥蒂，这也许是1929年古田会议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蝉效应。据薄壹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彙报时，对厂长负责制提出严厉批评，我和重工业部长被称为“壹长主义者”。后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责问周总理：推行“壹长制”究竟根据那个党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党中央，还是莫斯科的那个党中央（在此以前，讨论教育体制时，毛主席又提出，大学搞校长制，工厂搞厂长制，这是哪个国家的）？（21）其实毛泽东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定亁坤都是从莫斯科那裡搬来的。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法宝到中国后被毛泽东垄断独佔，如何取捨运用，由毛泽东壹人定夺，不许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从薄壹波的那段引文中，壹方面反映出毛泽东竭力要使党委书记成为像政教合壹、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神职人员那样的内心秘密；另壹方面反映出在经济科学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里，毛泽东最担心政治委员或党代表的大权旁落的壹种失落感。毛泽东不仅不让懂业务的“长”过问权力，也不允许其他高级领导，包括像刘少奇这样的高级领导按党章规定应该行使的权力。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声色具厉地批评刘少奇、杨尚昆：“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使政治委员和党代表的权力成了包揽壹切独佔壹切的绝对权力。在“抬斗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的圣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国，竟成了壹个人说了算，壹把手定亁坤的国家。1964年12月毛泽东当众训斥壹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只要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妳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在谈到中央的另壹位大员彭真的时候说到：彭真是壹个渺小人物，我只要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类事就是朱德在井冈山年代抱怨的“书记专政”的继续发展以至恶性膨胀。在毛泽东天威莫测的面前，权重壹时的刘少奇和彭真的命运是如此可悲，那末亿万苍生的蚁民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对权力的独佔垄断和对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限制的滥用，这是国家本质主义所然；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本质主义大展示。这种国家本质主义曾使数不胜数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曾使中国社会长久动荡不安。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仅无视和遗忘了国家本质主义曾经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反而还用“中国特色论”对其实施美化包装，认为不受牵制不受制约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优势，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泽东？尼克鬆在1972》壹书中记录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过联繫的法国文化部长和作家马尔罗谈及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过：“有壹次我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我当然是他们的继承人’。”（22）马尔罗在这裡说的“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不知是指谁？按中国人的评断，肯定不是嘉庆、道光、咸丰，更不是同治、光绪、宣统。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只推荐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几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皇帝与当代“风流人物”试比高，鲜有人知道他称讚过中国最后的几位什麽皇帝。就我所知，毛泽东最热中于和秦始皇试比高。记得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记录了他说过的壹段名言：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他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秦始皇，不对，我们要超过秦始皇壹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这段话集中展示了他对权力和暴力的崇拜超过秦始皇壹百倍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秦始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徵和代名词。秦始皇的价值取向是法家学说中的暴力文化。它源于荀子韩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和儒家的仁义文化、王道理念相对立的壹种价值观念。儘管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往往儒法兼备，王道和霸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价值取嚮往往有差异，有的侧重暴力霸道，有的侧重仁义王道。秦始皇是运用暴力霸道治国的典型。而毛泽东竟要超过秦始皇壹百倍，充分说明秦始皇与毛泽东的关係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有化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极端的专制独裁，是属于极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体系，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我在此所说的秦始皇和毛泽东是开放社会的敌人，绝对不是要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是要把他们打倒，再踏上壹只脚，像毛泽东对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蒋介石那样，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说他们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是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不利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仅此如已。历史上往往有许多独裁专制者曾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过重大杰出贡献。众所周知，秦国的兴起强大起因于专制极权主义者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的变法，使黔首黎民，即类似后来的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为秦始皇横扫六合，统壹中国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伟大成就。实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的天下人所响往的社会理想。因此，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秦始皇获得了农民的由衷拥戴，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还没有壹个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这样伟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众多风流人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后的数十年的封建割据，使中国大陆实现了统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使农民暂时获得了土地，让农民高兴了两三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壹笔。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的统壹；但凭靠这种名义上的国家统壹，蒋介石却坚持领导了八年抗战，历经千辛万苦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中华民族壹百多年的屈辱苦难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蒋介石这壹成就，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里竟不翼而飞成了毛泽东的囊中物。因此我们谈及专制独裁者时，并不是要对他们全盘否定彻底打倒，而是要对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按照事实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反对的是专制独裁者处处力图对社会对个体实行严密的国家控制，把个体的人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不把个体当人对待。如果要论功行偿，秦始皇应当是中华民族史上第壹受偿人。现在有些中国人出于权力心结，竟掠人之美，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千方百计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和阶级分析论对毛泽东进行美化包装，出于“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列宁创造的独裁理论，对以前的历史否定扭曲，对以前独裁者应该给予的历史地位却以“俱往矣”壹笔勾销，把毛泽东的独裁专制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主义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除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独裁专制主义外，还能说明什麽呢？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独裁专制源于他荒唐的乌托邦愿望。他想在自己话著的时候，做完壹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传至万世。所谓“当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唯壹的愿望。为了实现这壹愿望，他企求长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大造坟墓。为了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他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还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这类豪华宫殿，让子孙代代饱福。筑长城、寻长生不老葯、造坟墓、建宫殿，耗费了无数物力人力。据史学家统计，秦时全中国人口二千万，被征发造宫殿坟墓壹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壮劳动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义的慾望付之现实，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由是苛暴刑法产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见，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于不切实际的愿望理想，产生于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理论界，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义分成反动的和革命的两种，在我看来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都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用这种理念治国，只能祸国殃民。毛泽东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泽东和秦始皇壹样想在自己活著的时候，做完壹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绝种，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建成共产主义，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创造壹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奇迹，组织动员强迫6000多万农民上山砍树掘矿炼钢铁。当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碰壁时，“上怨老天，外怨苏联，内怨右倾机会主义不同调”和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他痛下决心要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使自己开创的事业能二代三代传至万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强化国家暴力。他和秦始皇壹样怀有长生不老的奇怪诉求。据李锐的记载，1950年毛泽东在审查中宣部拟订的庆祝“五壹”国际劳动节的标语口号时，亲自动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后面加上了壹条“毛主席万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和秦始皇两人的独裁专制不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马克思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纪律，是国家强制的象徵。在这上面披上壹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就是靠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超过秦始皇壹百倍”的业绩，无数苍生妻离子散，光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引发了三年大飢荒，饿死三千万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国人，包括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开国元勋惨遭迫害致死。这等等，就是毛泽东说的，“有人骂我们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就是这样不断补充和充实秦始皇的独裁专制理念，使得自己变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被“马克思加秦始皇”壹扫而光，使中国人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就色变，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蛮时代，这就成了毛泽东壹辈子和秦始皇化解不开的情结。

　　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呢？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先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的本质功能再综合归纳壹下，我们可以从中加深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典型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它强调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国家权力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它只讲专政，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被统治阶级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见，国家本质主义是无道理可讲的霸道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表述了壹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因此，改变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宗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要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说明马克主义的理想目标崇高伟大非常诱人。问题是通过什麽途径和手段来实现这壹崇高伟大诱人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通过无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那末，什麽是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坚信这种专政壹定能够成功，“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和说服结合起来”，“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23）列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被强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国家强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宁公开主张，自由民主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由此可以断言，无产阶级专政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没任何道理可讲的霸道主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演绎为“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驳“舆论壹律”》的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制度。”对于反革命，“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所以从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壹个思想改造，壹个暴力改造。这两个方面的改造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即暴力强制和思想强制，行使改造的主体是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其政党，说白了就是这个政党的领袖集团。按列宁的说法，他们是先进阶级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代表，也是毛泽东所称的“先进的人们”。被改造或被专政的对象是反动派、反革命、落后的群众，“落后的人们”。这种把把人区分成“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图的古老理论，没有自己的半点创意；马恩列斯毛把它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柏拉图揭示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的翻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壹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千百万的习惯势力”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斗争。可见，列宁所说的无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千百万小私有者，这是白纸黑字确凿无疑的了。这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说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专政，因为“先进分子”和“先进的人们”无论在什麽时间什麽时代都是少数，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语言称呼，这叫“壹小撮”。毛泽东就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言简意赅地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少数人（“壹小撮”）向多数人专政的经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实施社会改造，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体质主义的根本特徵。这种国家本质主义，必然会致使国家权力以其全部功能渗透和控制人们的整个生活，迫使个人成为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工具。就是说必然导致国家权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当作服务对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视为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国家权力运转的工具，视为被控制国家权力的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任意驱赶的牛和马。毛泽东壹向自诩为“无法无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体制也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他领导的国家也是“无法无天”的国家。他们要控制每个公民思想和行动，办法就是不断的思想改造，不断的斗私批修和什麽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壹句话，不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立场，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鬆自在各走各的路……。”众所周知，运用国家本质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治国，前苏联是典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登峰造极。这充分证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理论是骗人的谎言。

　　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指导下，毛泽东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彻底剥夺知识分子的思想权利和说话的自由；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千百万小业主的壹点少得可怜的财产，把广大的农民和个体所有者捆绑得严严实实，稍有违规抗旨，立即遭到批判斗争和囚禁。根据李锐的记载，1958年在云南陆良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群众出工。陈盛年（时任省监委副书记兼陆良县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省徐水县的农民，因抵制县委书记的浮夸，被县委书记张国忠带领的人马检查发现，结果把五个小队长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改。壹个叫高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人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组成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壹次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就在强迫命令盛行的徐水县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这不是壹件非党耐人寻味的事情吗？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这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其实，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绝非罕见。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下令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跃进期间，对农民实行飢饿纪律的最大祸害莫过于毛泽东大力坚持要办的公共食堂，以致刘少奇也感慨万分地说：“有人想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1958年这种自上而下由毛泽东主张的“书记挂帅”强迫农民的大跃进，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这种灾难，毛泽东从未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些缺乏经验，付了壹笔学费之类无关痛痒的话而已，还远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对社会灾难有下“罪己诏”的勇气。对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强制（按：这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特徵）毫无反省之意，把因国家强制引起的社会不满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会”上仅用“霸王别姬”的典故壹付笑谈中，说明毛泽东对人民的痛苦态度十分冷漠，这是对“人民的大救星”的极大讽刺和嘲弄。紧接著于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制订了人人皆知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的基本路线；在全国深入持久广泛地开展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斗争，使权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泽东壹人手裡，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了赤裸裸的领袖专政。不仅使全国农民黎民百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即使党内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高干也得老老实实诚惶诚恐，最终把全国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文革”的大乱中。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国后搞的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把中国人分成“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惹的祸，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都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不受牵制、不受制衡惹的祸。其祸根就是源自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级专政。这种价值观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延续，严重保留著动物世界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遗传基因。毛泽东说：“共产党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争的哲学”就是弱肉强食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弱肉强食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弱肉强食的专政。弱肉强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牵制的无法无天。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不讲道理，不讲法制，无视自由民主人权的霸道社会主义，是充满血腥暴力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行动及其行动造成的后果和他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坚决站在农民大多数壹边完全是两回事，这足够证明他是壹个典型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过饰非的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壹生是追求权力追求成功的壹生。只要有利于他对权力和成功的追求，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什麽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过饰非，说壹套做壹套，对毛泽东来说从来不会感到犹豫，不存在任何个人的良心道德问题，从而给中国人造成了罄竹难书的苦难。这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霸道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徵，这正是1949年以后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毛泽东去世后，全体中国人，包括深受毛泽东权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层开始对过去不讲个人良心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暴力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其标志就是1978年中共召开的十壹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做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和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决策。在邓小平“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释放了国家控制的部分社会资源，把土地经营权（不是所有权）交给农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则，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业交给从权力机关剥离出来的下海党工官员经营。实现了部分社会资源由政治权力配置向市场效益配置的过渡，使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过渡到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由于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解决了按中国标准的温饱问题。但是这种改革只局限经济体制，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则丝毫未触及。因此在“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握有权力的党政官员及其家属子女亲朋好友，抓住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机遇从事“官倒”聚敛钱财，壹夜暴富。而暴富冒头的都是高干子弟和其亲戚朋友。伴随官倒而来的是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之风席捲全国。这种“官倒”腐败现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有识之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对这种“官倒”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讚同的结论，引发这类“官倒”贪污之源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邓小平改革的立脚点是“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容改变，思想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这仍然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那壹套。“四项基本原则”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具体展示，是维护实现国家本质主义的工具。至于“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係，稍微有些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壹目瞭然，后者为前者护航。“四项基本原则”是要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强大的权力支撑和舆论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国有条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们靠权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权力致富的“倒爷”。由于他们巧取豪夺，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产生了质疑和强烈不满。他们纷纷申讨官倒，强烈要求惩治贪污腐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国家公权力必须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运转，让全国人民能民主监督国家公权的使用，要求开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必须保障基本人权，这种要求得到党内部分高层领导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积极主张，并试图採取措施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主张开放思想言论自由，改善党的领导，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这种社会呼声诉求却遭到了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的强烈反弹。他们把这种社会呼声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辞职。嗣后，由于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进壹步高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百万国民聚会天安门强烈表达了这壹诉求。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终把这种社会诉求定性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乱。从而制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赵紫阳被撤销职务，为此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离开人世。可见，使权力和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是邓小平开革开放的败笔，也是引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对聚会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重拳出击，这使全世界壹片哗然，这种政府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中华民族是壹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的惨案不断发生。远的不说，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代曾记录了多次惨案，但是实施这类惨案的主体都是警察特务而已，未动用野战部队；施暴工具是皮鞭、木棒、水笼头，加上几枝汉阳造的老套筒和手枪之类。毛泽东在世发生的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清明祭事件，平息事件的主体是首都的民兵和工人，使用的武器是棍棒，这些惨案都没有动用野战部队，更没有动用坦克。因此邓小平血洗“六？四”的作法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使邓小平的改革形象大损，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仍然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次事件使中国人如梦初醒，中国人需要什麽？需要人权！这个“人权”不仅仅是生存权，能够填饱肚皮和生儿育女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传宗接代的人权，而且还需要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要求拥有生命保障和个人尊严的人权；要求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马克思加秦始皇”，是绝对不允许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监督毛泽东这批开国功臣创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容忍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马克思列宁创建的思想和主义，即极权专制主义。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镇压“六？四”青年学生，就是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採取的军事行动。不错，毛泽东、邓小平也讲过欢迎人民群众和民主党人士监督共产党监督政府。邓小平就此于1957年4月8日专门撰写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他写道“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壹，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这三条后来只剩下壹条“是党的监督”。这就是十壹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覆宣传的党管党，党内互相监督，党委委员互相监督。“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就成了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管自己，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获得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分。第二条和第三条却成了装饰民主门面的假话。1957年毛泽东授权邓小平挂帅大整右派，那末，邓小平写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也随之成了毛泽东的“阳谋”策略的组成部分了，成了毛泽东钓鱼的钓竿，引蛇出洞的诱饵。1957年邓小平主持制订划分右派的标准，其中有壹条就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衊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24）凭这壹条就把许多响应整风号召的人民群众，即按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打成反革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而长期被专政被剥夺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样使所有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这些自称为“人民公僕”和“人民勤务员”的人，都成了中共卵翼下的碰不得说不得、“老虎屁股”不能模的特权分子；而人民群众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要想置于谁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权威，污衊党的干部”就可以了。由党委书记壹句话“妳攻击我，目的在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量相当大。五十五万右派，多数是属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中共官员的特权产生于国家本质主义是毫无疑义的。这足以说明邓小平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专制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骨子裡是反对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与监督的；也证明了邓小平是党内特权的坚定捍卫者。邓小平壹辈子最揪心的事，就是担心他和他的老战友、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会白白流失，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他抵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被毛泽东支持的什麽“造反派”“社会渣滓”和“妳办事，我放心”的“凡是派”抢去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严防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旁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要确保他们手中的权力能传递给他们认为的可靠接班人，以保证他们“三代”“四代”能首先富裕起来。壹句话，邓小平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这个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邓小平不惜壹切代价也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内在原因。这绝非像邓小平说那样：“这场风暴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壹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这段话迴避了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负的责任，迴避了人的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归根结底这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通过邓小平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打了壹支强心针，使那些老革命老高干的后代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国家权力的荫庇下，抓紧聚敛财富，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催生了壹种畸形的权力资本主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邓小平重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表明了他是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忠实信徒。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的壹次谈话中说：“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壹直讲，妳们也多次听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裡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25）邓小平这段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第壹，“官倒”腐败在1989年成了全国人人喊打的老鼠，使得因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而闻名中国的邓小平，最担心自己家裡出现“官倒”老鼠，使他也赶快撇清与过街老鼠的关係。“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我也经常查我家裡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第二，反映了邓小平对泛滥成灾的过街老鼠显得壹脸无奈。“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为什麽“往往下不了手”呢？邓小平害怕触及这个难言的本质问题，即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第三，反映了邓小平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此时的邓小平最担心的是因全党全国性的腐败会影响自己的权力，他不去认真思考腐败产生的根源，思考如何建立惩诒腐败和预防腐败的政治法律框架，而是考虑如何平息民怨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之所以不去认真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壹方面因为他不愿也不敢去触及引发社会腐败的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从而动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另壹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维模式，使邓小平对产生腐败的根源壹无所知。邓小平不懂得权力是腐败的根源，不懂得绝对权力是导致绝对腐败的根源，这对权力至上，以追求权力为最高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实是壹个致命的问题。邓小平更不懂得或不愿知道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任何壹个人都有可能被权力腐蚀，大权腐蚀高官大人物，小权腐蚀握有小权的小人物，绝对权力腐蚀皇帝、总统、主席、总书记和顾问主任，比如前苏共总书和前苏维埃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革命老高干，从来都没有认识到权力会对他们所认为的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产生腐蚀的危险。在他们看来，权力只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裡才会产生腐败，因为资产阶级是垂死的、腐朽的阶级。而权力壹旦被无产阶级这种所谓的先进阶级，被共产党员这类先进分子控制掌握，就能像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说的那样，能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清理社会腐败。共产党人认为，社会腐败是资产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是由精神污染的环境造成的，而这些东西是不能腐蚀共产党人的。因为共产党员是圣人，按斯大林的说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按中国有些人的说法，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三个代表”，他们能够靠理想、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铁的纪律（按：勿忘邓小平说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拒腐蚀，永不沾”。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壹定能够给共产党人被上壹层攻不破打不烂的防腐盔甲。在毛泽东他们看来，共产党人中即使有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落马的，那是个别少数的“意志薄弱者”，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算是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因此，共产党人根本忽略了“人都有权力崇拜倾向”的遗传基因，忽略了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忘记了自己是普通人中的壹部分，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动物世界那裡演化过来的人，自称自己是什麽“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上人。共产党人的这种盲目自信，使他们失去了权力能腐蚀人的警惕，最终在苏联酿成了腐败亡党亡国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灾顶之灾”；在中国则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致使像被中国人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显得壹脸无奈，“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邓小平说的是真话啊！

　　由于邓小平对权力必然要腐蚀人的事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社会腐败的根源知之甚少，因此他想不出任何惩治社会腐败的新套路。他的反腐治腐的思路只能停留在传统的抓大案要案的认识上。他说：“腐败、贪污、受贿，抓壹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佈于众”，“不管是谁，壹律受惩罚”。这就是传统的杀壹儆百或杀鸡给猴看。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反腐治腐，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反腐治腐，这是壹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其效果最多隻能暂时取信于民，这就是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只是为了“取信于民”而已。邓小平说的“壹定要取信于民”，就是属于这类形象工程。中共建国后的反腐治腐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形象工程。目前中共中央纪委经常高调声称的“反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是虚张声势按抚老百姓的形象工程。这类形象工程不仅使反腐治腐的效果不能彰显，而且使社会腐败变成了越反越腐越治越腐的顽症，成了令中共第壹号头痛问题。难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吗？也成了中国社会大众百思不解、备感困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有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认清找准，同时还要勇于正视社会腐败的根源。既然“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既然权力是社会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那末对权力严格依法限制牵制和制约，这便是抑制社会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具体的办法是：壹，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使它们互相牵制制约，靠权力制约权力，用中医的专业术语表达，这叫“以毒攻毒”，这就是壹部分中国人经常热议的三权鼎立，事实证明，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防腐治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国家官员定期民主选举，不能由上级直接任命或由壹党的组织定夺，防止公权力被壹个政党中的少数人垄断。须知，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这是导致社会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参与选举国家官员的人民代表也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官员指定；中国地广人众，省市壹级领导和国家级的领导不能民众直选，只能由省市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但是这种间接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不能搞等额选举。县市和乡镇必须全民直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对国家官员实行切切实实的监督，起码使人民群众在选举期间能用自己的选票行使壹次监督权。三，切实保障思想言论和新闻结社自由，使人民群众有批评揭发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不可任意侵犯，比如像邓小平1957年制订划分右派标准所做的那样。按照这三条办法做，社会腐败就能得到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就是採用这三条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治理社会腐败的问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环境。但这三条，却遭到了中共的元老们和跟随中共元老为夺取政权而奋勇打拚的老革命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三条触动了他们的权力神经和根本利益，触动了权力归谁所有这类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他们宣布这三条是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化理论。这种论断我绝对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是出于对历史无知而做的凭空妄断。因为这三条是为牵制制衡制约权力设置的政治架构，是为防制权力腐败设计的理论框架。我们此前已经探讨过，在落后封闭的野蛮社会裡，权力高度集中是壹种不受牵制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弱肉强食主义，使人类和动物聊无差异。自从人类进化到十七十八世纪，设计了对权力制衡的理论，即设计了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制度来牵制制衡和制约高度集中的权力，限制强人对权力的垄断独佔的慾望，使人类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这是人类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衡量现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因此，断言自由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硬要给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籤，这是壹种出于贪婪权力和迷恋权力导致的无知妄断。说自由民主的理论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副。因为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是在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什麽科学社会主义未诞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设计绝对不是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可见，“自由化”并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是共产党人蓄意要反对牵制、制衡和制约权力高度集中而杜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纵视听，并千方百计对“自由化”进行污名化，以图彻底搞臭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为什麽要仇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论呢？这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要反对自由化、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那末，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麽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获得“整个世界”。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麽呢？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可见，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夺取权力，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共产党人掌握了这种权力，就能变私产为公产，没收工厂土地，搞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大干社会主义，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共纳税人之产的生活。苏共的历史证明和咱们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反过来又能把公产变私产，使国家或全民所有的财产流向私人腰包，催生出壹个腐败的鱼肉百姓的特权阶层，这就是现在中国人恨之入骨但又对他们无可奈何的“黑领阶层”。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证明，离开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共产党人什麽也办不成，到手的东西也会统统丧失。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武装走来的共产党人是典型的权力崇拜迷，典型的暴力崇拜迷，是典型的权力和暴力万能论者。可见，不是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自由化”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手中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特权要反对自由化，要反对人类自由民主的文明成果。可见，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的伟大曆史功绩，就在于它能抑止人对权力和暴力的独佔垄断的慾望。这就从根本上触犯了共产党人的大忌，击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中权力崇拜的要害，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暴力恐怖手段独霸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大障碍。这是招致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疯狂仇视和激烈攻击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和他的继任人不仅断然否认不受限制的权力高度集中是致使社会腐败的根源，反而还确认不受牵制、制衡和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总优势。把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政治体制贴上“社会主义总优势”的标籤反覆宣传，还把它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改头换面成了“社会主义加秦始皇”。使秦始皇役计的那套老皇曆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仅未弱化，反而与时俱进更加强化。力图在中国使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组织提拔代替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未开，上级指定的官员先期空降而至，使官本位愈演愈烈。现在虽然不提党的壹元化领导，但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臣服于党委书记而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制于党委书记，公检法不能独立，司法不能独立，新闻媒体不能独立，形成了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使得书记的权力不受制约，书记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打著“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跃居道德的最高点，使其所属的每壹个人都成为权力金字塔结构中的壹块砖。据有些资料统计，全国在职处级干部有182万人，这种不受制衡牵制的权力政治体制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热中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以求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地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通俗的话说，这伙官僚群朝亁夕惕梦寐以求的就是陞官发财，扩充地盘。大官发大财，小官就发小财，凡是有点权力的人，都能从公有制的经济中捞取和自己的权力相般配的财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宣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为那些和权力有缘的，尤其是和手握大权的高干及其子女亲朋有缘的人聚敛社会财富洞开大门，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创造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拥有官僚背景的人手裡。这是壹帮黑领富豪，他们攫取民脂民膏，出卖公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败坏社会道德伦理，践踏法律底线。他们是国家的公敌，人类的公敌。这些丧失信仰的黑领们早已将发财致富作为他们的宗教，将金钱作为他们的教主。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奇特处。现在的中国究竟奇特在什麽地方，奇特在中国三十余年来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壹种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就是中国理论宣传部门反覆唸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奇特之处集中表现在金融、外贸、土地开发、大型工程、证劵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据新华网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文章称，“中国大陆财富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2011年2月12日，网上又传出了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双规”落马的消息，又增添了凸现当今中国奇特的材料，据初步统计，拥有18名情妇的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部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中纪委透露，参与国外採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有16位直系亲属在海外。身价数百亿元的刘志军在中国黑领富豪中其实根本不值得壹谈。真正的超极富豪往往与垄断性的政治权力成正比，权力与资本的重合是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是后果。

　　根据以上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分析，可见何谓国家本质主义，通俗地说，这是壹种权力崇拜主义和暴力崇拜主义。每个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这种权力崇拜产生于远古人类的洞穴时代，可以说权力崇拜是与人生俱来的壹种本性。这种本性源于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正因为这种权力根源，使人类长期以来对权力陷入盲目性，不知怎样认识它，不知如何驾驭它。因此，使权力长期充满著神秘性，任其不受牵制和制衡，导致人类对权力长期产生壹种恐惧和害怕心理。像我们的祖先对天然火的认识壹样，在未认识火的特性之前，见到火就像其他的动物拚命逃离而恐惧万状。自从我们的祖先认识了火的特性并能控制使用火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才使人和动物产生了不可逾越有鸿沟，使人终于成了人。人类自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分人种，彼此彼此，并无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这种区分是人类社会形成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其中壹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对权力的认识。最初的人类只有公权没有私权，公权壹直被部落酋长控制掌握。部落酋长拥有生杀予夺的暴力。请看《史记》的记载：尧通过“流共工于幽陵”，“放讙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使“天下咸服”。原始部落社会解体之后，这种公权逐渐被柏拉图所说的是由“聪明人”所控制，后来被黑格尔所说的是由懂得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控制，再后来被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是由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所控制。这种理论传到中国后至现在，认为公权力应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裡或“三个代表”手裡。私权就是人权，是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私权产生之后，壹直被公权视为异端，被公权左看右看都不顺眼。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壹直把私权或人权看成是万恶之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魔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千方百计要加以扼杀痛剿。几千年来有无数的个体因捍卫自己的基权利，为了争壹句说话的权利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惨遭迫害。这种事情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反覆发生过，不过中国尤其多而已，差别就是这壹点。长期以来，人类为捍卫私权或人权的尊严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不懈斗争，直至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壹批人文主义者，他们大声疾呼，公权必须限制，私权或人权必须尊重，不得受公权的任意侵犯。这就是著名的《人权宣言》之由来，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鼎立”政治框架产生的原因，这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运用这种价值观念治理的国家或社会，被称为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这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日趋稳定和谐，欧洲由长期的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动荡地区，已走向大联合大和解的政治经济军事壹体化，充分证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是讲法制讲道理尊重人权促和谐的文明价值观念，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相反，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庞大苏维埃联盟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壹个晚上轰然坍塌，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讲道理、依靠权威暴力专政治国的霸道主义。它的口号虽然是“要解放全人类”，但它首先关注的是壹党之私、集体之私和集团之私的霸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是壹种公权至上，蔑视人权的社会主义。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的改革何去何从，只要对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理性简单地比较壹下，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使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千年的企盼和百年的美梦。如何使这壹企盼和美梦变成现实，强烈地吸引了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智者仁人的关注目光。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有许多杰出的学者和思想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他们都比较壹致地认为，为了使人类的千年企盼和百年美梦变成现实，必须找到科学的治国理念。于是他们设计了各种的治国方案并付诸实践，有的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促成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有的效果不够理想，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乱，致使政治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使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甚至最终导致国家民族的解体。现在，我不揣浅陋把自己了解的各种治国方案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这就是“维稳”和“安民”。

　　所谓“治国理念”，是指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壹种认知。这种认知不是随著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而是在国家产生之后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当今所指的治国理念是几千年的治国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治国理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思想理论家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权威的著作要数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的《古代社会》和1884年恩格斯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我先从“安民”的治国理念谈起。

　　“安民”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出自19 世纪美国的著名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壹书。他在该书中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发现了近代国家的主要政府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近代的参议院是从古代的酋长会议发展而来，近代的众议院是从古代的人民大会发展而来，这两者合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脑，无论是封建国王和立宪国王，无论是皇帝或总统，都是从古代的军事统帅中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见《古代社会》第318页）。可见，根据摩尔根的观点，国家的形成产生绝非像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那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摩尔根在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繫之后，还侧重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重大区别。这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以纯人身关係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而近代国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见《古代社会》第6页）。因为古代氏族部落和近代国家的立脚根基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两者的作用功能存在很大区别。古代氏族部落组织的功能作用就是保护本氏族部落成员的个人安全，使他们在处于忧患困难之际能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尝损害的义务（见《古代社会》第74页）。近代国家的功能就是通过地域关係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见《古代社会》第6页），这决定了国家的职能就是“守土安民”。因此，我认为国家“守土安民”的职能是从《古代社会》这部不朽著作中得出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治国理念。因为摩尔根是历史上第壹位用科学理性的态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和功能的伟大学者，私下认为“安民”的治国理念是摩尔根的壹大发现，这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守土”，就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安民”，就是公民的生命财产尊严，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权不受侵犯。这两个“不受侵犯”就是维护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及社会和睦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裡，由于统治阶级，即掌权阶级只承认国家的主权至上，千方百计贬抑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打著舍小家顾大家的旗号，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导致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的根本原因。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是历史进步发展的产物，不是摩尔根“眉头壹皱，计上心来”的发现。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许多思想家在同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斗争，为保障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中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并誓言要使这个治国理念“永世长存”，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从而确立了近代的人权观念在欧美社会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为欧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欧洲各国步向政治经济壹体化奠定了基石。因此，巩固的不可任意侵犯的人权成了当代的立国之本，国家繁荣强盛之本，国家现代化之本。可见 ，“安民”充满著现代公民社会的色彩，是壹种全新的治国理念。

　　自由是人权中的核心灵魂，它是壹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出自深思熟虑，而是出自本能。但它却是人类的发明创新之源，蕴藏著无限的创造力，给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因此拿破崙说：“科学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引自《拿破崙传》第52页），也就是说，科学也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自由民主科学相提并论是有根据的。经验证明，自由还为科学认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原始材料；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自由是科学之母。可见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不是出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产物，也不是出自纪律的产物。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是要突破领导组织计划纪律的约束而存在。

　　因此鼓吹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自由的那伙人，纯系是壹群以讹传讹不愿思考问题的懒虫。毛泽东有壹句著名的口头禅，“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老人家也认可说话放屁无须经过领导组织的批准，无须列入计划的范围，不应受纪律的约束。企求用组织领导计划纪律来约束钳制思想言论自由，净化社会舆论和网路空间，这无异是壹种禁止限制他人放屁的歪理。这种“歪理”名曰“独裁专制”，它曾经或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无穷灾难。人类进化的历史证明，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没有科学，人类的创造力就会衰竭枯萎。对不妨碍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採取容忍宽容的态度，尤其是掌权的领导阶级对自由是否採取容忍宽容的态度，这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分水岭。

　　因此，捍卫思想言论自由就是捍卫人权，这已经成了文艺复兴之后响彻世界的最强音。但是遗憾得很，由于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特别是明清以降超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周边筑起了壹道密不透风的围牆，长期使中国人无法听到这个世界的最强音，只能偶尔听到壹些微弱的回音。这就为中国的卫道思想家和乡愿姿意扭曲自由人权提供了挥洒的空间，使自由人权长期在中国成了青面僚牙的妖魔，为官场腐败的滋生漫延提供了温床。

　　目前在神州大地流行壹种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名叫“人权是生存权”，也就是毛泽东确认的“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引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繫群众》）。这种“人权”理论在当今的中国理论和网路世界里可谓甚嚣尘上。支持推崇这种“人权”的特色理论家们，疯狂地攻击和扭曲自由民主的人权，把其视为是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的工具；这引起了很多自由民主人士的忧虑和不满，更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好奇与探索。那末，这是壹种什麽“人权”呢？

　　这种“人权”的核心是“生存第壹”，“吃饭第壹”。这种“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最能打动平民百姓的论据是“自由不能当饭吃”。这种中国版的“人权”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享受天伦之乐、老婆孩子热坑头。什麽财产生命尊严不受侵犯呀，自由不许剥夺呀，统统让它见鬼去，只要吃饱肚子就“自由”了。这那裡是“人权”？这纯系是“动物权”，是豺狼虎豹之类的“生存权”。为了这种“生存权”，为了抢饭吃，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杀富、劫富、仇富是实现这种“人权”或“生存权”的根本途径。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包括毛泽东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战争，和以“消灭私有财产权”为宗旨的什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围绕杀富、劫富、仇富而展开。

　　可见中国版“吃饭第壹”的“生存权”，是建立在损害他人财产，伤害他人性命和自由基础之上的“人权”，这和豺狼虎豹的“生存权”，和“动物权”有何异？可见“人权是生存权”，这是壹种假人权理论，伪人权理论。这种豺狼虎豹式的“人权”理论是长期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是危害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第壹号天敌。

　　与中国版“吃饭第壹”的“人权”相对应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权，是壹种维护财产生命尊严和思想言论自由不受侵犯的人权。这种人权的核心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杀富、劫富、仇富的自由，不是贪污腐败的自由，不是壹把手说了算、壹把手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全社会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只有不断的发明革新创造，社会才能不停顿地进步发展繁荣，财富才能井喷式地增长，人类才能最终吃饱肚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社会最缺乏就是这种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十壹届三中全会只给了中国人壹点点这种自由，就立马解决了笃信“吃饭第壹”的毛泽东长期为之疲惫不堪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十壹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的那点点自由，就是西方版的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我想，如果中国共产党多给壹点中国人这种自由，中国的面貌肯定会得到更大的改观。

　　这就是我对“安民”治国理念，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读。

　　与“安民”的治国理念相对应的是“维稳”的治国理念。“维稳”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揭诸于马克思生前托付的，由恩格斯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名著中。恩格斯这部1884年出版的名著比摩尔根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晚七年。这两部名著都为探讨近代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都各有壹批热心的读者和信徒。

　　摩尔根认为，国家是从古代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进化演变而形成的；恩格斯（包括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摩尔根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保卫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尊严不受侵犯；恩格斯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从这两种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的不同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根坚持壹种守土安民的治国理念，坚持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的治国理念；恩格斯则坚持壹种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的治国理念，坚持自柏拉图以降的独裁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治国理念，被后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阐述和展开，从而形成了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维稳”，它是建立在在人与人相互关係的这块基石之上的，宗旨就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我们当今耳熟能详的“稳定压倒壹切”之大政方针形成的理论根源。

　　我们知道，摩尔根的治国理念是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近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壹脉相承，特别是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有直接的关联；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是壹种古老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和延伸。它继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的暴力至上的价值观念；它继承了柏拉图“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权力至上的政治理念；它继承了黑格尔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的哲学原则。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是壹种古老的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历史证明，古今中外凡是坚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独裁者都坚信自己是“天然”的主人，神圣的“天子”；坚信自己是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代表，还自封是“X代表”。古代的专制独裁者认为自己代表了“天命”，当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的“天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因此，他们的意志权力就是国家的意志权力，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意志权力。这伙“代表”组成了列宁说的可以“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阶级，是有权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的先进阶级，他们控制的权力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列宁是古今独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者。是列宁全面精深阐述和展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维稳”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曾全面深入贯彻于前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给前苏联和中国社会造成了致命或重大的损伤。

　　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有什麽特点呢？它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安民”治国理念有什麽重大区别呢？

　　要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首先必须弄清楚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什麽。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壹书中的说法，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政治上也占统治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经济上占统治的阶级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佔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在该书中还确认古代的奴隶主，后来的封建贵族地主，近代的资本家富翁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的这壹国家观念壹直被马克思主义者，更是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我认为，恩格斯关于国家统治阶级的定义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壹下历史，便能发现佔有生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都是国家统治阶级敲诈勒索的首要对象。不然，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18世纪的法国资阶级为什麽要带头革命造反；为什麽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富甲壹方的豪强地主商贾被抄家灭族或被强迫离开故居迁徒远方；为什麽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尽了各路军阀的欺凌讹诈，这都充分证明古今中外许多佔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相反，他们往往成了国家统治阶级的最大受害者或首要受害者。

　　可见国家不是像恩格斯断言的那样，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是属于那些垄断控制了国家权力的同伙，即是掌权阶级的国家。只有掌权阶级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非掌权阶级或无权阶级（按：不等于无产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这是壹个由无权的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的被统治阶级。由此可见，权力与生产力及社会财富之类的经济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繫。

　　那末，决定权力的因素是什麽呢？是暴力。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才是权力之父，是关係壹个人是主人还是奴隶，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决定因素。因此毛泽东说：“枪杆子裡面出政权。”这是几千年权力斗争的最高经验总结。毛泽东的观点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壹致的，和恩格斯的观点却存在极大的区别。

　　那末，暴力又是什麽呢？按恩格斯的提法，暴力“本源的东西”是什麽呢？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是壹种经济力”(引自《资本论》第壹卷第828页）；也不是恩格斯说的暴力“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是佔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引自《反杜林论》第171页）。我认为暴力“本源的东西”是生物个体的意志和体能的展示，是大自然赋予生物个体生存竞争的壹种能力。在生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动物的群落里，特别是在高等动物的群落中，所谓暴力“本源的东西”，就是谁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谁就能成为兽中王。比如猴王、狮王、虎王，它们都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才成了动物世界的主人，成了威风凛凛能够独佔垄断和异性交配权利的兽中之王，它的意志便成了那个动物群落中谁也不能抗拒的意志；而相反的同类却成了可怜巴巴的被统治者。可见，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经济力”，不是“经济力量”，更不是“佔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人和人类社会是由灵长类的高等动物和其群落的长期演变进化而形成的。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暴力和动物世界中的暴力存在相同的基因和本源。人类社会中的暴力是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展示，谁拥有不服输的顽强意志和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谁就能成为人中王，就能当皇帝当总统，当主席当总书记。在此，私下认为，不服输的意志是壹个人能否成为人上人，人中之王，能否挤进国家统治阶级的行列，能否成为掌权阶级的关键因素。

　　所谓“不服输的意志”，就是指人的某种特质和精神，这是壹种经得起失败的折腾，经得起困难的磨炼的壹种精神。“不服输”，对动物而言，这是壹种本能的行为；对人而言，“不服输”则成了壹种自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千方百计要把个体暴力组织提升成为集体暴力，使之成为政党集团的暴力，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被升华成为壹种重要的“不服输”的理论。这种思想意识和理论被毛泽东精闢概括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致胜利”（引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是猴王、狮王、虎王成功的原因，更是皇帝、总统、主席和总书记成功的原因。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仅适用动物世界，也适用人类世界。

　　毛泽东就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通过了二十多年在战场上流血流汗摸爬滚打的痛苦磨炼，最后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壹言九鼎的革命领袖，确立了他在党内军内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以他的意志为国家的意志。从此，使全国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和他同乐同悲同哭同笑，致使全国形成了壹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称讚我称讚，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权力意志高度统壹的政治局面，充分证明革命领袖的意志拥有无穷的魔力。所以暴力不仅是意志的展示，也是权力的展示，是权力的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可以不当国家的主席，但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那是非当不可的。邓小平则比毛泽东做得更聪明，莫说国家主席他不当，就是党中央主席他也不当；什麽权都可以不要，但是军委主席这个权万万不能丢。这是什麽原因呢？这是因为暴力可以成为把壹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或可以使他人折服于自己意志的壹种工具。头可断，血可流，但是权力不能丢；砍头不要紧，权力最要紧，这是共产党人在武装夺权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党性。所以，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观，也是古老的、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观。

　　通过对统治阶级就是掌权阶级，掌权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的认知辩析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稳定压倒壹切”，即权力压倒壹切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徵。在未正式剖析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徵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忆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说的壹段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林彪这段话之所以堪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言，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徵。根据林彪的启示，我把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徵概括如下：

　　第壹，枪杆子维稳，即暴力维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是传统专制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治国理念的基点核心就是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那末，如何才能使这种“统治”与“服从”的关係确立起来而又不动摇呢？这就是赫拉克利特说的，通过暴力来证明“聪明人”是“神”，是“主人”；证明“无知者”“仅仅是人”，是“奴隶”。这是黑格尔辩解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即是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是现实合理的，无知者应当服从统治也是现实合理的。这就是恩格斯主张的“维稳”，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引自《论权威》）。用中国共产党人发掘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来表述，这叫“实事求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或“唯物”地提出了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是“聪明人”统治“无知者”的工具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实质是要维护“统治阶级”、“聪明人”，即掌权阶级的意志权力不动摇。这种意志权力集中体现在皇帝说的话是“金科玉律”，是“圣旨”；哲学王和思想家，比如古代的柏拉图，后来的黑格尔，近代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说的话都是“万能”、“正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代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讲的话都是胜似“九重天”的壹言九鼎。对圣人伟人讲的话必须像中世纪的教徒对“圣经”那样虔诚笃信，不许质疑批评；否则就是犯上，谋反，反革命，破坏社会稳定；就必须进行专政，株连，杀无赦。这就是“稳定压倒壹切”，“权力压倒壹切”的真谛，是马克思主义枪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壹个特徵。

　　第二，笔杆子维稳。其内容是：（1）紧紧抓住舆论导向维稳。严格规定所有的宣传工具，如报刊、电视、网路等必须成为执政党的喉舌，必须引导公众舆论为维护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服务。共产党的宣传部也就成了消弭民怨，禁止发牢骚泄愤懑的，用来制造各种政治氛围的“公共舆论局”，这是人云亦云不许独立思考的“公共舆论局”。

　　共产党人抓舆论导向的拿手戏就是抓典型和靠典型引路。共产党人树立的典型都是出自为维护党的形象，出自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服务的，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壹号领袖的形象和权威树典型。为此可以隐瞒事实或加点事实；可以歪曲事实或捏造事实；可以指鹿为马或颠倒黑白；可以不择手段诱导公众出卖良心和灵魂。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学“毛著”的群众运动中树立的典型，如雷锋、廖初江、黄祖示、丰福生、李素文、陈永贵等等都是属于这类典型，他们都成了过眼烟云的典型。这个典型群体中最后只剩下壹个雷锋，但他却成了像关公之类的“忠”的符号“忠”的偶像而不再是鲜活的人了，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思考。这种舆论导向的结果，竟出现了共产党人办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人民日报》人民群众不爱看的咄咄怪事。由此看来，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树的典型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肯定是负面大于正面，这类典型越多，社会的负面观感就越大，这对维稳治国只能帮倒忙。

　　不断变换理论翻新维稳。世界上没有那壹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推出了那麽多治国理念的新理论新花样，什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呀；什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呀；什麽科学治国，中国梦呀，很像舞台上“妳方唱罢我登台”的戏剧表演。每届领导上任，都要在价值观念的表述上弄点新花样，搞点新花招，都想在历史上留下壹点“不朽”的什麽东西，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眼花缭乱，莫衷壹是，无所适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失衡的壹种表现，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是导致当今中华民族出现信仰危机的壹大原因，使当今的中华民族成了壹个没有信仰的可悲的民族。

　　这些理论花样都随研究维稳治国的新形势，研究维稳治国斗争的新动向而不断推陈出新。而且每次的理论花样翻新，都要制造壹批维稳治国的惩治打击对象。上世纪五十，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后推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当做维稳治国的打击对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和动乱分子做为维稳治国的惩治对象；进入二十壹世纪，则把反对官商勾结暴力拆迁的受难公民当做破坏社会稳定的村匪路霸钉子户加以惩治打击。凤凰卫视还曾披露了山东某地竟敢胆大妄为把上访伸冤的农民弟兄从中央信访办门口处捕获扭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大造维稳恐怖气氛。

　　制定双重是非标准维稳。双重是非标准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通过阶级分析论把犯同样错误的人进行区隔，分别做不同的结论和处理。比如犯同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犯错误是失误，周恩来犯错误是违心，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壹批老革命老功臣，以及在“文革”中掘起的新贵“四人帮”犯错误是反革命，这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的老把戏。

　　我认为二十世纪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这种双重是非标准，即阶级分析的理论。马克主义的阶级分析论传人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进行了壹场大洗劫大扫荡，彻底撕立了中国社会和族群联繫的纽带，把中国社会分为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中国人分为敌人和朋友两大阵营，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派，把中国人贴上各种各样的“份子”标籤符号，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思想观念和做人的底线；把明清以后形成的极权专制主义文化抬升到壹个新的高度。这种新的专制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论表现为极端的唯我独尊和以我划线，对与己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彻底封杀，对敢于犯颜直谏的志士仁人如彭德怀，辽宁的张志新，江西赣州的李九莲进行严厉惩处。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笔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二个特徵。

　　第三，均贫富维稳。众所周知，支配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价值观念，就是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孔夫子有段名言集中概括了他提出的治国理念：“丘也闻有国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引自《伦语·季氏第十六》）。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阶级遵行的维稳治国理念。历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除昏庸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均贫富”治国的理念，都相信“财聚人心散，财散人心齐”的治国经验谈。他们都重视镇压无法无天咨意兼併土地危害农民生命安全的豪强恶霸，重视惩治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力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力行平徭均赋以争取民众对自己的好感；他们都知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都懂得民心的向背和百姓群众的支持是自己能否稳坐天下的合法根据。这些孔夫子的治国理念在中国的史藉中都能找到，我相信这不是史学家的胡编乱造。

　　把孔夫子（公元前552—前479）的学术理念和比他稍后的古代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便能发现这两者有很多惊人的相通之处。大家知道柏拉图之所以闻名古今，就是因为他设计了壹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是壹种均贫富的国家社会。在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裡，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大家过著安贫乐道令后人称羡不已的幸福的好日子。这和孔夫子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愿景完全相符。

　　遗憾的是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最终像苏联那样解体了。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为什麽会瓦解崩塌呢？柏拉图认为，这是因为产生了私有制，是理想国家裡的居民追求财富贪图享乐的结果。于是柏拉图得出了壹个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重要结论：要建成理想的国家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壹切罪恶之源，是人类道德堕落，灵魂龌龊的根源。柏拉图的这壹重要观点被后来形形式式的社会主义学派所继承，也为马克思继承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从此，“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口号，促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成了共产党人凝聚无产者或财产不多的小私有者，贫苦农民，流氓痞子和行踪江湖，落草深山的强盗土匪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旗帜，成了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暴动的旗帜。革命的结果在苏联建立了显赫壹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憧景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

　　为了巩固稳定苏联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斯大林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念，通过暴力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通过消灭富农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从而在苏联建立了没有私有制的均贫富社会。众所周知，苏联终于解体了。使曾经壹度消灭了的私有制，又像白居易的诗歌所描绘的那样“离离原上草，壹岁壹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充分说明私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烈火无法摧毁它的无限生命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和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的故事壹样，是壹场倒行逆施荒唐可悲的人间闹剧。

　　由于柏拉图的学术理念和孔夫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很多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畅行无阻风行壹时，使毛泽东的眼睛为之壹亮，仿佛找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使私有制绝种”。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壹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壹文中信心满怀地声称，使私有制绝种，实现农业合作化，抑制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就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全体农村人民就会壹年壹年地富裕起来。可见，毛泽东把“消灭私有财产权”，建立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视为是“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举措。

　　结果呢？则事与愿违。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之时，也就是使私有制绝种之日起，便意味著全国社会开始进入大动乱之时。从而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空前激化起来了：1957年反右派，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括“共产风”，引发全国三年大飢荒；紧接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乱了敌人，也使共产党几乎受到瘫痪式的创伤，使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反覆折腾，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归根究底都是“消灭私有财产权”，搞什麽社会主义改造，使私有制绝种闯的大祸。最终使“均贫富”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成了划饼。若不是19 78年十壹届三中全会果断制止纠正这种荒唐的理论和荒唐狂热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就真的会令人不堪其忧了。

　　目前中国有壹批“左袒派”的理论家极力鼓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什麽“成就”；认为否定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纲领，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挖共产党人的政治牆脚，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搞颜色革命，充分暴露了“左袒派”的险恶居心就是要否定十壹届三中全会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决策。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证明，消灭私有财产权，均贫富维稳治国行不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均贫富维稳治国的第三个特徵。

　　通过上述对“维稳”和“安民”两种的治国理念的渊源、性能和作用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治国理念。现在我要把形成这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本源的东西”揭示如下：

　　（A）马克思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人压迫人，可以任意侵犯人权的治国理念；安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捍卫人权不受侵犯的治国理念。

　　（B）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关注的是国家权力归谁所有，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巩固掌权阶级手中的权力不动摇；安民治国理念关注的是权力如何使用，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捍卫全体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的权利不受侵犯。前者把关注政治权力放在第壹位，认为只要统治阶级的权力巩固了天下就能太平；后者则把关注民生经济放在第壹位，认为只有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天下才能太平。

　　（C）两者的哲学根源不同。马克思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这是壹种古老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承认矛盾对立的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对矛盾对立统壹的规律我们只能顺应它，认识它，不能违背它；只能因势利导，变更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促使矛盾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时时处处能把握机会佔据矛盾主要方面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壹种争夺统治权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权力进行剥削和统治辩护的哲学，是壹种鼓吹“人压迫人”、“人斗人”和“人整人”的哲学，是壹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黑格尔曾用这种哲学为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辩护；马克思主义者则用这种哲学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共产党人“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壹党专政辩护。

　　安民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实验主义，这是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产生形成的壹种崭新的哲学体系，这和古老的鼓吹人压迫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截然不同的壹种哲学体系。何谓实验主义？按胡适的看法，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的观念：“第壹是科学试验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根本观念都是19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引自《胡适选集》第552页）。科学试验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都不承认“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它只承认壹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壹种思想观念真不真，看它能不能给社会人类带来有益的具有正面效应的结果。任何思想观念都是工具，对社会人类有益的思想观念就坚持，对社会人类不利的思想观念就抛弃。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不受侵犯。这种治国理念在欧美等许多国家试验了几百年或几十年，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推动了世界科学技术和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人类的生活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安居环境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近几百年来欧美国家的试验证明，安民的治国理念是真理。

　　反之，由于马克思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因此，使它成了壹种人压迫人的政治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把捍卫统治阶级的政权摆放到压倒壹切的中心位置上，以致围绕权力归谁所有引发了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长期使社会发生动荡，频频危及多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改善。因此，儘管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为维稳治国穷于奔命，他们都企盼自己的政权能像秦始皇设计的那样壹世二世三世传之万世，或像总设计师设计的那样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结果呢，他们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背离自己的理念初衷，从甲手到乙手转换不停。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维稳治国的试验证明，维稳的治国理念只对少数掌权的统治阶级有巨大的利禄，而对人民大众则弊多利少，对人类社会制造的负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正面效应，这是我们应该摒弃的历史包袱，应该割去的社会毒瘤。我们不应该在“理论自信”的幌子下，把历史包袱和自己背上的痈疽当宝贝传给子孙后代。

　　通过上述比较，“维稳”和“安民”两种治国理念孰优孰劣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计，为共产党的长久执政计，我冒昧陈言，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抛弃撕裂社会族群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人压迫人”的辩证法的思维模式，代之以安民的治国理念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只要翻开历史壹看，壹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便展现在妳的眼前：20世纪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代表，可以概称“X代表”诞生的世纪，是X代表泛滥成灾的世纪。这类代表的发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俄罗斯名目繁多的“苏维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种文化现象是喜是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本拙著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现象的结果。现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是非曲直，吁请读者评述。我深知，本拙著中表述的观点肯定会引发歧义，会被习惯向左看齐的中国人指责为离经叛道，有悖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奇谈怪论。但愿读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在疑义相析的过程中，我乐意接受读者最严苛的评判。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说起“代表”的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隐藏在动物群落的生存竞争的残酷斗争中。动物群落中的雄性强者为了独佔性的支配权利，往往展开妳死我活的嘶咬武斗，胜者成了兽王，如猴王，狮王，虎王是也。它们成了适者生存，成了负责继续藩衍后代和传递香火的代表。兽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从灵长类的高等动物中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人类社会是从灵长类的群落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都是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与异族部落的同仁进行拳打脚踢加嘶咬的搏斗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代表。可见人的“代表”和“兽王”的产生有相似之处。

　　原始社会儘管存在部落酋长这类代表，但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壹律平等的社会氛围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会崩溃，文明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馀产品，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等级制，即马克思主义认定的阶级。等级制和阶级的出现，标志著文明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于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区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这种制度性代表的产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长的产生，和兽王的产生的条件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暴力产生的，通过激烈的社会衝突斗出来的。正如古代希腊极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战争崔生出来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隶”，类似我们今天所称的“被代表”，被统治被专政的阶级。从此，等级制度也随之成了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壹张名片。

　　二 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绝非上帝派来的美丽天使，他们是由战争和暴力崔生出来的怪胎，从头到脚浑身充满血污，龇牙咧嘴，半人半兽令人可憎。为了漂洗这类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饰这类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现了著名学者思想家为其包装打扮。古代希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图极力把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张正义平等的聪明人，把因战争失败沦为奴隶的“被代表”贬称为无知的人。可见，柏拉图伸张的正义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是属于自然主义或具体的正义平等，如列宁在《国家与本命》壹书中伸张的那种阶级的正义与平等如出壹辄。柏拉图由此提出了壹条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这条政治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大有人把其捧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大约比柏拉图稍早的年代出现了壹们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极力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成功者捧为“知天命”的君子，捧为“圣人”，视为聪明的上等人，视为“上知”；把其失败者贬称为“小人”，愚蠢的“民”，视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图相似的政治原则是“学而优则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这类政治原则几千年来壹直被中国的统治者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宝，其影响至现在乃经久不衰。柏拉图和孔夫子不约而同的见解耐人寻味，使人深深感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孔夫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柏拉图则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柏拉图的“聪明”与“无知”不可逆的认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独裁专制的精神支柱。依靠这种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国，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识半斗的凶横和尚，弱智残障和三岁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宝坐，成为“真命天子”而为国人顶礼膜拜。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工具。而“谁应当统治”，这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问题。可惜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灵长类这种高等动物进化来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著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历代人类中的强者和“代表”像“兽王”壹样，视权力为命根子，对独佔垄断权力充满著贪婪的慾望，这是人类最坏的恶劣习俗。

　　通常说，为了牢牢掌握手中权力，历代统治阶级都採用列宁说的靠“暴力和欺骗”，靠后来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把这些名人的主张对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确壹些。因为控制政权不能全靠欺骗。林彪说的“笔杆子”是指学者文人，不能把他们和骗子混为壹谈。学者文人创造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完全是负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对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必须进行科学具体的鉴别和分析；把这些理论知识用“欺骗”壹词概括否定，或把其视为“马克思主义”而完全肯定，都是违背了科学的认知规律。

　　三 论“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对人的思想方法的影响只要对人类的历史稍加研究，便能发现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支柱，就是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的理论，这也是“代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馀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所以最初的国家被称为部落主义国家，或城邦诸侯国家，其首领被称为国王或诸侯王。

　　由于奴隶制部落主义国家规模小，人口少，彼此还保留浓厚的血缘关係，基本上属于壹祖之子孙。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或阶级划分显得很简单，仅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此时虽然产生了社会等级和阶级，但还未形成等级制度。此时虽然产生了人死后魂魄还存在的观念，但还未形成灵肉分离的理论。

　　随著诸侯国之间为掠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战争，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国。有的地区，比如我们中国，最后只剩下壹个统壹的秦帝国。大国的特点是版图大，人口多。国家的首领不再以“王”称呼，而是以“皇帝”称呯了。随著统壹大国的出现，各地的乡土宗教开始融合，最后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要统治壹个大的国家，绝不是治国如像烹小虾那样简单，这绝不是皇帝壹个人所能为的。皇帝必须依靠自己精心挑选的团队，赋予他们大小不等的权力，组成壹个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塔尖是皇帝，接著是内阁首辅大臣，地方诸侯和骑士，这些人被皇帝授权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壹切权力，他们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中世纪欧洲世俗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实际的代表制度。与此相随，宗教王国里也产生了等级制度，上有教皇，下设大小不等的主教和传教士，分别在各国各地区代表教皇行使传教布道的权利。

　　法国是欧洲等级制最典型的国家，第壹等级是宗教界里的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第壹等级控制了思想意识支配权，第二等级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是最重要的纳税大户；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没有话语权。第壹第二等级便成了法国的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就成了被统治阶级。

　　中国长期流行壹种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是统治阶级。比如恩格斯就说，国家“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法国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最强有力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证明恩格斯说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错误的。这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伙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政客组成的。依财产的多寡来区分谁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谁应该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这是产生“红眼病”，社会仇富心态的社会根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红眼病”主义，是“仇富”主义。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大原因，是导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秦始皇统壹中国后，皇帝之下中央设立宰相三公，地方设立郡守县令，里正乡长，由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汉朝中后期出现了士族参政，逐渐形成了士族集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级职务被高级士族垄断，以至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等级结构，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其影响直至现在乃隐然可见。

　　在封建专制社会裡，等级制度最终被确立起来了。这种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壹，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利益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壹个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特权阶级集团；壹个是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正当权利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水浒传》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田裡禾苗半枯焦；农夫心裡如汤煮，王公孙子把扇摇。”充分反映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撕立族群撕立社会的祸首，是引发官逼民反之社会动荡的祸根。

　　第二，等级制度把社会个体分为两种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和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权利的。众所周知，刘邦就是根据这种理念把其所属分成“功人”和“功狗”。刘邦的“功人”是指运筹帷屋，搞战略顶层设计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冲衝杀杀的受令人。这种等级代表制度把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实践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为特权阶级，即行使大小权力的各级代表垄断是非，愚弄欺骗百姓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

　　代表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崔生了人肉分离之理论的形成。这种人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宗教上，这就为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狱。上等人的灵魂上天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壹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即权力之谓也。下等人的灵魂，即平民百姓的灵魂进地狱，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宗教就为人的命运的不可选择做出了默认安排。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们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惯用的“要麽上天堂，要麽下地狱”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最初萌芽。

　　灵肉分离理论反映到哲学或人的认识理论上，便产生了两种“本体论，壹是精神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心论”；壹是物质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物论”。

　　认为皇帝是老天爷在人类社会的代表的中国神传文化精神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决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为都必须遵照老天爷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物质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和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圣人说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物质本体论认为，客观规律能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不能废除或创造规律，只能顺应和适应它。在中国这叫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人必须接受客观规律的命运按排，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唯心论和唯物论表面看来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质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灵肉分离论的产物。它们都承认人的命运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选择，必须由超越于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观规律来安排掌握，彻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经验对物质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

　　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壹种被扭曲了的认识论，是为独裁专制主义培养造就良民和驯臣服务的，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惜自古以来，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产生的弊端祸根，未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反而以种种方式受到推崇袒护，这就更需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理论，是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两根台柱子。千百年来，百姓大众对等级特权制度怒不可遏，对利用权力致富的官僚特权阶层特别恼火，这几乎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基本根源。可见，农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对“等级特权”。但是由于柏拉图包装的自然主义或等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太深了，以至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根本无法动摇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观念。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到底就是要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生存竞争自由，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等级或阶级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义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至于什麽叫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读者可以参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在这壹节里反覆阐述的所谓具体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平等，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萌发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经验，设计壹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游戏规则，去取代由上帝启示安排之下的圣人确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通过这种游戏规则，使本来不自由的变成自由，本来不民主的变成民主，本来不平等的变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推翻了千百年来人的命运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规律主宰的专制主义理念，变成了人类有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见，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乌托邦，不是神话，而是人的理性经验发展到壹定时代的产物。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英国于17世纪爆发了革命，美国18世纪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于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从而使文艺复兴运动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成了普世价值观。因此，那种把自由民主平等说成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美国的乌托邦的中国人，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是中国典型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灵肉分离的理论并未因18世纪的欧洲革命受到触动，反而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袒护，还被广大百姓民众当成抚慰心灵创伤的灵药。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哩！法国革命结束后，崇尚灵肉分离论的思想家和学者还用更精緻的方法把其包装起来，用来複辟巩固独裁专制主义政权。其中最名气的思想家和学者莫过于德国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用神奇万能的辩证法，轻而易举地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绝对观念”，创造了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本体论”。他运用“绝对观念”解释了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普鲁士王朝是怎样产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样成了普鲁士的皇帝，怎样成了绝对观念的载体和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壹句话，黑格尔用他发明的“绝对观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王朝装备起来了。他用运动，矛盾衝突斗争的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称霸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后来卑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人类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黑格尔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谓的“壹切现实”，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合理现实的，都是有效的，是万万不许变动的，这和中国的“实事求是”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强权政治服务的，是为历史的必然性，为独裁专制的普鲁王朝辩护的。

　　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著名论断，是反对理性主义的自由，是伸张具体的自然主义的自由。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是属于壹种必然的权力或权力的必然。谁掌握了这种必然的权力，谁就能获得为所欲为什麽都能干的自由，就能像毛泽东说那样，可以像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可惜，能认识这种“必然”的人，什麽时候都是少数人。所以黑格尔鼓吹的自由，是为少数人的等级特权服务的自由；他主张的自由是少数独裁专制者无法无天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犯了把人的认识方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混为壹谈的错误，犯了用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之自由民主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壹种反动口号， 是黑格尔反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种理论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黑格尔说的“必然”，是指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毛泽东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壹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这是天大的谎言。布鲁诺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局如何呢？被野蛮专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级的狂热病，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实践证明彭德怀和林彪都认识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这两位开国功臣该“自由”了；结果如何呢？他们都非但没有实现毛泽东认为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反而最终都丧失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终身而获得的自由，最后竟滑落到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必然王国”的灭顶之灾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是都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果又如何呢？他们都和布鲁诺的下场壹样可悲。

　　由此可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要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就能到达自由的彼岸，这是十足的谎言。再次证明，壹切谎言，不管是谁鼓吹的，不管是什麽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麽文学家，还有什麽天真烂漫的诗人，不管其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为独裁专制主义服务的反动口号。

　　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中脱胎而出的壹种思潮，这是由马克思本人承认了的公开秘密（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黑格尔主义刚好相反，是属于崇尚“物质本体论”的壹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按壹定的规律运动的。这种规律能被人认识，但人不能违背它，只能顺应它。否则，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马克思根据这种物质本体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壹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神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神话。马克思说：“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 《共产党宣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去取代上帝创造历史，取代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就是用“物质本体论”去取代“精神本体论”，用壹种神话去取代另壹种神话。这种理论或神话更替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捧上了天，认为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实是如此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壹下。

　　主张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只有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是没有资格创造历史的。而区分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是什麽呢？看其能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类少数人群体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其他阶级都是行将没落的阶级。至于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先进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这是否定壹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主张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为众人熟悉的极左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内极左派的老祖宗。这不是我造谣，请读者读壹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定壹切的极左运动。这是无须解释的自明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无产阶级视为是先进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创造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列宁则乾脆把创造历史的重任赋予给“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的身上(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幼稚病》)。这也是列宁津津乐道的“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只有区区少数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组成的。因为无产阶级（只佔总人口中的少数）是使用机器生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文化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是“代表”理论的始作俑者。可见，这种少数先进分子创造历史的理论和上帝创造历史的理论大同小异，其区别无非是五十步与壹百步而已。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却把管理组织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把研发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人员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是多馀的人，而被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或改造对象，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工业革命后使用什麽工具当成区分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从而把因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係扭曲为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係，扭曲为“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係。并把这种对立关係视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与“奴隶”不可移；如同柏拉图的“聪明人”与“无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与下愚不可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不疑的阶级分析论。正是这种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悖而行，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而行。这是壹种被精心包装的灵肉分离的理论，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理论。

　　在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引下，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统治世界的宣言；它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壹篇运用物质本体论和阶级斗争论创造历史的观念，论证“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涉及“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理论，壹定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壹定是把理论和经验视为两截不相联贯的灵肉分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灵肉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壹种哲学。

　　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筹划、由恩格斯执笔写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晚年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的哲学文献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专著之上。这些哲学经典专著的立论基点就是“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灵肉分离之理论。这种处处以“物质本体论”“壹以贯之”的人肉分离的理论，主张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神圣理论，从而否定理论与经验的有机联繫；把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真理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视为是“唯我主义 ”“唯灵论”，视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严加批判；把主张真理有待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的科学家，视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学位的奴僕（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灵肉分离的“物质本体论”，即“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理论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扛著“物质本体论”的旗号，在灵肉分离论的支配下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遵循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从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学术讨论搁置壹旁；却专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杀戮的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派”，即政治哲学理念不同于自己的“反对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代表”，这裡所说的“先进代表”，其实就是把持苏共政权的特权派。这些特权派还自诩是由“特殊材料”铸造的共产党员，列宁的忠实信徒。全书沾满著用“武器的批判”产生的斑斑血迹，是为“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写的教科书。

　　《联共（布）党史》后来被毛泽东捧为“圣经”，捧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导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成了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指南，成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理论源泉。这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而现在还执迷不悟阶级斗争和热中权力的人，还处处以“特殊材料”自诩的“联共”式的党员和“苏维埃代表”们，即被众多中国人鄙夷的“唱红派”“左撇子”，则成了阻碍当今社会进步开放的最大阻力，这难道还不够壹目瞭然吗？

　　四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这隻是针对中国人而言。

　　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壹场大革命。显然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没有脱离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认识理论的窠臼，它充斥著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论的神秘主义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阶级烙印。它的价值取向是特定的阶级利益和最大的权力，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对世界和人类社会进行科学理知的论证和理性的认知评估。这是壹种诉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

　　美国的实验主义和以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它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反对等级观念，反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它的价值取向是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这是壹种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价值观念长期受到被马克思主义支配的中国人的非难，亵渎和污名化，被视为是腐朽没落的垄断寡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被视为是鄙弃神圣真理的“唯我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著名学者胡适被定为“战犯”之后，实验主义竟也成了“纸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取缔。这极大地妨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把中华民族长期置于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幸。

　　当今的中国，要想顺利地实现和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正确认知美国，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利益纠葛。要正确认知美国，必须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因为美国的实验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壹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不仅能正确了解美国人在想什麽，他们需要什麽，还能使我们从美国的实验主义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来丰富充实中国的文化。

　　我们反对盲目崇美，但是我们要诚心诚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为知美派，正确认知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是绕不开的壹道坎，这对化解中美两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歧见，这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这对不断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迈向新的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来在中国的学术界流行壹种什麽中美两国的矛盾，是制度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判断，是继续运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认知中美两国的矛盾，非常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于两国建立壹种新型的大国关係。我们只要通过对两国深层次的文化渊源的研究，找到两国人民心灵深处之间相通的人性共识，就壹定能破解中美两国命中注定衝突的宿命论和化解两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方式不是不可选择的，并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种非衝突不能相处的方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向美国文化学习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这在改革开放前处处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样说，不向美国学习，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三十多年左右时间，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忘记了这壹点，中国人势必犯大错误。现在因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呼声跟官方意识形态真空的邓右开始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有些支持邓右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了，“纸老虎”的观念又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里作祟，胡适批评过的东方民族夸大狂又开始发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国的优秀文化抛之脑后。另壹方而，学美国是否学过了头，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无穷忧虑；但是，“怎样才算学过了头”，也值得全国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这对消除学美国引起的忧虑很有必要；这对素来有“吾从先进”的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对渴望改革开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单是壹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种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现在，我想根据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推介文章，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掀起的巨大变革谈谈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实验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自己的壹点绵薄之力。

　　首先我声明，我未学英语，孤陋寡闻，从未接触实验主义的原著。我对实验主义的了解都是通过胡适大师的介绍；所以本拙著大量引述胡适的著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仅此而言，我是名实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为耻，诚然也不以此为荣，只是出于尊重事实，尊重胡适大师的纯真。但在“抄袭”的过和中，也夹叙著我个人的壹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忧虑，寄托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无限希望。

　　反对等级制和灵肉分离的理论，不是美国实验主义的首创。古代农奴和农民发动的无数次起义，目标就是要摧毁万恶的社会等级制。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的政治理念，每次起义非但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进行的革命，也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也是用壹种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用什麽行政二十七级或二十八级去代替中国历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样，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在过去不是没有人反对批判，只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认知手段做支撑，致使他们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批判像昙花壹现稍纵即逝，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能为人知晓。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范缜写的《神灭论》，即使用今日的学者眼光来评判，他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当代人惊叹不己。

　　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贡献，在它紧紧依靠文艺复兴以来培植的格外坚牢的科学政治理念，紧紧依靠19世纪众多科学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学认知手段，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度观念和人肉分离的理论做了颠覆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类认识历史上的深刻革命。这对社会的进步开放，对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念的推广普及产生了持久的积极的影响。

　　美国的实验主义反映了19至20世纪欧美科学家群体的壹种思想方法论。它不是指某壹个人的主义或思想，而是综合了美国的著名学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的化学家）、马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等人的学说。实验主义的发起人皮耳士，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名学家、物理学家；给“实验主义”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的教授；后来成为实验主义领袖的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他的教育学说在美国影响极大，被美国人称做“教师的教师”。

　　把美国的实验主义和其他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比如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实验主义更像壹座硕大无比的熔炉，综合和融合了许多世界壹流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精华，提炼出壹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是科学家的思想方法论，是为科学家认知评估客观世界服务的壹种方法理论；不是服务于权力斗争的政客理论。因此，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而已。由此可见，实验主义尤其说美国科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说它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学家怎样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于水火为宗旨的什麽主义思想和理论那样，容易和乌托邦结缘，容易和诉诸情感的非理性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仅在美国和欧洲壹些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级制的国家和地区的推广水平却要逊色多了；而在马克思主义占治治地位的国家，即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强调得过了头的国家，实验主义却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敌视。

　　美国实验主义的壹大功劳，就是发现了壹种“历史的真理论”。据胡适的介绍，这种真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裡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

　　我们所谓的真理，原不过是人的壹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裡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壼是壹样的东西；和农民手裡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的观念不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们就该找别的真理来代替它了。胡适的的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写得何其好，是何等地发人深思。

　　美国的实验主义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纱，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为之壹新。实验主义把真理视为和教师用的粉笔，农民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变更真理这类思想观念，像教师换壹根粉笔，农民换壹把锄头，掏粪工人更换壹只粪桶壹把尿杓那样简单方便。这种理论给美国人创造了壹种变更思想观念的良好宽鬆的社会氛围，使美国人稳稳噹噹站到了变更思想观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国人成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创造性的民族。

　　我们知道，壹个民族，壹个国家的进步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观念能否不断更新与世俱进，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价值观念。有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就能创造出壹流的政治体制，创造出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美国的实验主义为美国创造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壹流的政治体制，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有人说，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但我认为，20世纪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思想方法，这就是美国的实验主义。我坚定地相信，在人类未找到比实验主义更好更先进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国民族将能继续保持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儘管美国的经济总量会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这样表述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功绩，并非要肯定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评和愤慨。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和美国的学者科学家群体信奉的实验主义是没有必然联繫的。相反，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国的学者科学家信奉的实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科学，这是两股南辕北辙的思想意识流。美国的霸权主义最终要以损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终，最终要为美国人民抛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壹种争夺权力归谁所有的理论，是服务于壹种争夺权力的政客理论。归根结底，这是属于阶级斗争的壹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持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学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缘：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权力。美国的霸权主义为了追求世界统治权，到处拉帮结派，制造颜色革命；《共产党宣言》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旨在处处制造颜色革命；不过它的“颜色革命”被称为“红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罢了，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党管理统治全世界。两相比较，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追求的目标与主张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伸张的世界共产主义都是属于乌托邦。

　　那末，什麽是乌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办不到而非要办到的主义思想理论都属于乌托邦。历史证明，对上帝创造世界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这是乌托邦；独裁专制主义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骂，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伤是乌托邦；这就是说，凡是推行壹个政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治国治民的，不管其动机出身如何，都是乌托邦；任何壹个民族，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壹个国家要想称霸全世界，这是乌托邦。可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前苏联推行的世界共产主义都属于乌托邦。

　　现在中国理论界有壹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纠正了苏联的乌托邦，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过了头，现在我们又陷入了美国的乌托邦。所以现在的改革开放必须纠正美国的乌托邦，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和美国的乌托邦，走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权主义视为乌托邦，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走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美国的实验主义、美国的优秀方化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混为壹谈，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实验主义是科学家认知评估世界的方法理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利益，超越阶级种族群体的意识主义的普世价值。目标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识和社会共识，创造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这绝对不是乌托邦。

　　众所皆知，美国是壹个移民国家，种族矛盾曾为世人最为诟病的丑陋现象，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但通过两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的种族矛盾得到极大缓和，许多杰出优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鲍威尔和赖斯成了美国的国务卿。这充分说明，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绝不是乌托邦。

　　儘管美国和我们中国壹样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美国的先进思想理念，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进步。如果我们无视美国的实验主义和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势必把这两者混为壹谈，势必会把反对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变成反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就会误导我们对美国实验主义的正确认识，减损我们对美国人民善良品质的信任，减损我们对美国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信念，就会动摇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怀疑美国民族的先进思想理念，我们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倒退，退回到过去封闭的社会状态中。这对渴望改革开放，渴望能过上有尊严而又富裕体面的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现在，我们把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麽那样举步为艰，比从古代的蜀道登天还难。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则认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被视为是永久不变的“天道”或“天理”之类的东西。这种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为人造的，不是造出来供人用的，而是从天而降用来约束或规范人的行为，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天道”或“天理”。谁违背了它，谁就要受到惩罚，如孔夫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在中国真理是神圣的，是不能随便变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要想改变所谓的“天道”“天理”或“真理”，这是壹件天大的难事，这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事，必须动刀动枪，杀他壹个天翻地覆妳死我活，才能获得天老爷的垂青，才能唤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灭人慾”；为了真理，中国人必须放弃壹切慾望，忍飢挨饿是小事，捍卫真理是大事。这种传统文化的真理观壹直保留到现在，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核心，成了当今中国人思想行动的根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间变成了权力。为权力而战就是为真理而战，为了权力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枪齐鸣。妳杀过来，我杀过去；为了权力和真理，中国人自相残杀，短短二十年，弹指壹瞬间死人5000万。诚如李宗仁所说：“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卢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飢号寒者到处皆是，此壹惨绝人环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在中国，真理是不容批评挑战的。谁要批评真理，谁就是搞资阶级自由化挖政治牆脚，谁就得准备接受专政了，甚至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真理观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观念和体制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是阻挠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的绊脚石。

　　在中国，我们什麽时候能像美国人那样，把主义、理论、思想和政治体制之类的真理看成和教师使用的粉笔，农民使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壹样的东西，看成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我深信这壹天的到来之日，中国人再也不要为观念的变革动刀动枪杀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观念的变革彼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这是中华民族插翅腾飞的基本条件。

　　美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难道不能办到吗？“天道”“天理”之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观”就不能允许变更吗？我们中国人难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隶吗？“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这话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韩愈如果能活到现在，肯定会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温《原毁》壹文，我们不妨学壹学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国的实验主义，就其如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才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国大丈夫！

　　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必须了解杜威对实验主义的卓越贡献。正是杜威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美国实验主义中的龙头地位。那末，杜威的贡献是什麽呢？

　　第壹，杜威发现了古代以来的知识论的最大病根，在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区别太严了。造成这种病根的原因，由于古代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的种种阶级。古代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和身，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和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总之，在杜威看来，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使古代以来的知识论和道德论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产生灵肉分离论，知行脱节论，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种种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检查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病根，更可贵的是他找到了治疗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方法和途径。其方法是实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壹）壹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交互影响。

　　其途径是推行平民主义的教育：（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的习惯。“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係的兴趣。

　　平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壹个个地实地证验，对于壹切制度的习俗都能存壹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裡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

　　总之，杜威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壹齐改革，抚平千百年来由于阶级观念造成的社会裂痕，使人类社会成为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受阶级制度的制约影响，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实践论》中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壹个人都在壹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他对此观察的结论和杜威的结论完全不同。杜威认为这是知识论和道德论的病根，必须通过平民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来消除。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消除阶级制度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影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佔领各个思想领域的阵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宁的著名论断：“壹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因此，“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壹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壹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繫起来。”（见《青年团的任务》）在列宁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之下，中共毛泽东壹贯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是争夺接班人的舞台。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教育始终贯穿壹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谁应统治”，贯穿应当由谁来扛旗引路的红线。从而使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教师身心备受摧残。这是导致中国教育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60多年来中国教育不能出“大师”根本原因，这是当今中国人无限怀念西南联大在其极其艰困的环境中竟能培养出壹大批学术泰斗大师的根本原因。

　　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中国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中，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发现了近代哲学的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麽东西。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物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麽叫做经验。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于“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对于我们研究旧派哲学的种种争论之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全文录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 ，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裡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裡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著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连络的关係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麽经验裡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穿的关係。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裡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杜威把经验看作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使得旧派哲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唯物和唯心的争论变得毫无价值了。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壹齐抹煞，壹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壹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壹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壹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裡，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举如同横扫千军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壹个大革命家的地位。

　　经验既然就是思想，经验的活动是要变换现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质是联络未来。可见，经验是应付环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环境，征服它，约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因此，经验裡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係。它含有无数的推论，每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人类的经验全是壹种“应付环境”“约束环境”的“应付行为”。可见，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经常感慨“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杜威对经验的科学解释，赋予了每个社会个体拥有进行思想推论的神圣权利，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些处处以先进思想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论为专利的“X代表”，企图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论的意图，是壹种典型的专制主义的自然流露。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观念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几千年来尊卑长幼贵贱的等级界限之严格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中国的尊者长者贵者向来以“君子”相称；卑者幼者贱者向来以“小人”相称。“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言义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权；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利，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论产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所以在中国思想推论长期成了君子圣人的特权，小人贱者是不允许染指的。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于古代社会阶级区别很严，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和小百姓的种种区别太严的缘故。这份社会负遗产为20世纪的毛泽东完全继承，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执著严格的阶级分析论，把经验和思想看成绝对相反的东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说，毛泽东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麽东西。毛泽东把经验视为是“主观”的，是“靠不住”东西，“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著经过了的事”，“是细碎不连络的分子”，“是细碎的记忆账簿”，是属于“壹孔之见”，这种种观点反映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

　　毛泽东不知道经验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经验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任何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论乃是每壹个人“无时无刻不做”的大事。毛泽东把平常人的“经验”仅仅看做是供圣人供大人物进行思想推论的材料；把平常人的头脑视为是堆积思想原材料的仓库；把圣人大人物的头脑视为是生产思想理论主义的加工厂。

　　总之 ，毛泽东对“经验”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旧派哲学的思想认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泽东只允许别人给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许别人自己加工推论，这已成为了中共的党纪。毛泽东把别人想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思想推论的人，壹律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彭德怀就是因此闯了大祸。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共种种思想文化代表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束缚13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见，中国要想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事业，必须开展壹场“实验主义”的启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壹个“经验即是生活，生活是应付环境”的基本哲学观念。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应付种种环境的过程中取得充分满意的效果。

　　杜威说的思想创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论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论有两大特性：（壹）须有壹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通常人都知道“寻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壹个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推论分做五步说:（壹）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麽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可见，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容易为广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比如什麽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的既对立又统壹呀，什麽认识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啦，什麽“飞鸟之景”，“又动又不动”啦，还有什麽“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类晦涩难懂的经院哲学概念，还有什麽“眉头壹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类上等聪明人的认识理论通通壹扫而光，像拨开乌云见太阳，真是大开人心事，使人有点像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胡适针对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做了精彩点评。现在我把自己认为的精彩部分摘录如下：

　　思想的起点是壹种疑难的境地。杜威壹派学者认为，思想是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著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壹个疑问符号。壹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頣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认定疑难存在什麽地方。第三步，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裡面，提出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第四步，决定那壹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第四步所採用的解决方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进行第五步的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壹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见，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预备将来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在胡适看来，杜威壹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因此，杜威思想推论的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壹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壹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妳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识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的来源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壹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

　　综合胡适介绍的以杜威学派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实验主义，在彻底进行思想方法变革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个重要特徵：

　　第壹，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对人类认识论产生的错误影响，为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创造了宽鬆的社会环境和平台。我们知道，在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甚嚣尘上的专制社会裡，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受到严重的压制，都有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美国的实验主义诞生之后，使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保证了美国社会在自由和谐的轨道上运行，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发展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这都应归功于实验主义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的结果。

　　第二，彻底摒弃了灵肉分离论对人类认识论的错误影响。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徵就是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把实践和理论看成是不相联贯的两件事。而杜威的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为摒弃灵肉分离论提供了轧轧实实的科学根据，为思想解放扫除了壹大障碍。特别是杜威强调的“经验裡面含有无数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从而确认了思想推论是每个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现代科学的认识理论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彻底摒弃了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杜威在其思想推论的五步说中，把认识真理的过程概括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从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这种探索真理的过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语呈述出来，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痕迹，充分展示了实验主义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的风彩。

　　把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坚信等级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裡，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制每个公民像和尚念经做功课壹样，每天必须刀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阶级分析论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任何新观念的出现，都会使权力阶层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认为这是变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变天”防止“道变”，便成了第壹要务，那管百姓大众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不断诱发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还把百姓大众封闭在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汉魏晋”的远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笃信灵肉分离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把精神意识视为第二性。这种把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视为两种相反不相连贯的观念，就是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徵。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知和行的关係上，就出现了把理论认识和行动实践看作不相连贯的两件事，这特别表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的公式上。这种灵肉分离论造成的社会后果，把人分成了两部分，壹部分（少数人）专门从事思想理论加工的人，他们不仅能拟定调查纲目，还熟悉口问手写的奥妙，是思想理论加工厂的总管和技术骨干，是属于劳心者；壹部分（多数人）专门从事实践的人，专门给思想理论加工厂提供经验思想原料的劳力者。前者成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理论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后者则成了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无声的“被代表”。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各种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权利被漠视，人格被蔑视，尊严被贱视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进到人的认识论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麽？是壹种精心包装的神秘主义。波普尔说，黑格尔“作为壹个逻辑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壹种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的变戏法。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裡来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哲学论断，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表述。

　　毛泽东关于物质和精神互变的理论，早在《实践论》就已经提出过：“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壹个飞跃。”毛泽东认识论中的“两个飞跃”和“两个变”充满著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著佛教禅宗派鼓吹的“顿悟”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辩证法”，用波普尔的话说，“可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说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说成假的。就是说，可以把是什麽说成不是什麽，可以把不是什麽说成是什麽。这是导致苏共和中共出现了壹系列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这是导致苏共解体和苏联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义的辩证法，是壹种祸国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当今有壹批向左看齐的中国人，对这种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还存在壹种难以割捨的依恋之情，千方百计把其包装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坚守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吗？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要在中国实现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必须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践已经证明，靠马克思主义是万万不行的。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无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无非是缘木求鱼而已。我认为，只有借鉴美国的实验主义，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等错误观念，才能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