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恩格斯運用柏拉圖的本質主義理念寫了壹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經典名著。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從人們必須勞動生產以解決吃、住、穿的這類既平常又簡單的事實出發，分析了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氏族制“註定要滅亡”的前提是“生產力極不發達”。分析了原始社會的人們在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期，由於生產力緩慢逐漸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形成了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社會產業，後來終於迎來了父權代替母權的體製革命。壹夫壹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也就產生了。貧富分化出現了，不同利益的階級對立也隨之產生了。國家是直接並且主要是從氏族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發生的，“國家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3）通過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壹個重要的國家本質主義的結論：“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它按通例說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又成為在政治上也占統治的階級，並且由此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4）按實質說，國家“在壹切場合都是壓制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5）可見國家是壹個暴力機關，它是由軍隊、警察和監獄組成的用來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暴力工具。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論述做了系統而周密的研究，寫成了《國家與革命》壹書。此書進壹步展開揭示了國家本質主義的特徵，對各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列寧在這部書中寫道：“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壹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6）“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7）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論述國家問題時，都未提出國家、法律制度或運行著的國家政府機器應該具有什麽職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終只是圍繞“何謂國家”進行詮釋論證，他們只試圖“發現法律制度的本質功能。”（8）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這類國家的本質主義功能和柏拉圖關於“強者應當統治和弱者應當被統治的原則”，（9）“即壹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不受挑戰的統治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是穩定階級統治的需要”等壹系列反映“自然特權原則”的觀點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爾關於“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可以還原為壹種主人和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原則”相吻合的，（11）由此可見，從柏拉圖、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壹致認為，所謂“國家本質主義”，就是認定國家的本質功能是統治階級壓迫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圖所說，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能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見，國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壹種工具和手段。相反，這個最高目的是血統（即家族）、種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為特定的家族、種族和階級政黨團體的利益服務的。因此，國家本質主義所關心的問題是“國家是由誰創造的？”“它是由什麽構成的？”“究竟應該由誰來領導和統治呢？”誰領導誰，誰鎮壓誰，誰戰勝誰，這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內容。

　　根據以上對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本質主義的論述梳理，我們可以清析看到國家本質主義有如下幾個特徵：（A）既然國家是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可見暴力，即以軍隊、警察和監獄支撐的國家公權力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基礎，由此形成了國家本質主義的壹個重要特徵是暴力崇拜和權力崇拜。誰控制了軍隊、警察和監獄這類暴力工具，誰就控制了國家權力。所以締造暴力，控制國家權力便成了歷代風流人物競相獵取功名的根本途徑。（B）國家本質主義的另壹個特徵是特別關注由誰來領導和掌控國家權力。根據柏拉圖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的這種觀點，集中表現了權力歸誰所有是國家本質主義中最基本的特徵。在柏拉圖看來，天生的統治者應該統治，天生的奴隸就應該被奴役。這是壹種本原特權論的認識論，就是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自然形成的。國家的統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這就意味著他們是不需要通過公民的投票選舉產生的統治者。因此，“聰明的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也成了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了。柏拉圖的這種本源特權論就是國家本質主義。這種本源特權論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種本源特權論又有三種表現形式：我稱之為本源精神特權論，本源自然特權論和本源經濟特權論。現在我們來比較壹下這三種“本源特權論”，私下認為可以加深對國家本質主義的認識。“本源精神特權論”認為，世界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因此國家的領導人是上帝挑選的選民，在中國則被認為是真龍天子。“本源自然特權論”認為，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出自血統高貴的家庭或種族，在柏拉圖看來，生來高貴但卻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來低賤的都不能提升上來；（13）統治者的血統必須純正，血統混雜的人必定是變異荒謬不規則的人，讓這類人擔當國家統治的重任，必然會招致衝突和對抗；（14）在中國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該出自名門望族、士宦家庭或將門之家，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用“文革”期間高乾子女的話說：“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本源經濟特權論”的創建人馬克思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代表先進生力的先進的無產階級中產生；列寧則認為應出自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即無產階級政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他們有權實行最堅決最嚴厲最無情的國家強制，斯大林稱他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毛澤東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先進的人們”中產生，他們有權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那末，國家領導人和統治者的權力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柏拉圖的老前輩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此人變成奴隸，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戰爭暴力是權力之父，也是權力之王。柏拉圖信其是，黑格爾信其是，馬克思也信其是，毛澤東更是深信不疑。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名著中不是說過和赫拉克利特壹樣的話嗎？“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毛澤東則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可見在封閉的專制社會裡，國家權力都是通過暴力搶奪來的。說權力是人民給的，這純系謊言。只有在開放社會裡通過普選產生的國家領導人，他們的權力可以說得上是人民給的。由此可見，所謂國家本質主義，說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義和權力崇拜主義。運用這種主義治國的人或政黨集團必然反對自由民主人權。（C）國家本質主義的第三個特徵是國家權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麽也不是”，這種權力具有無限的擴張性。用列寧在《無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書中的話說，這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因此運用國家本主義理念治國的國家，是不容許言論結社自由的，並視自由民主人權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洪水猛獸，視自由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是異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對國家本質主義的形成和國家本質主義的基本特徵所做的簡要說明和分析。

　　中國幾千年治理國家的模式，和柏拉圖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大同小異。中國的國家本質主義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礎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堯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權力角逐場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國的權力和柏拉圖痴迷的純正血統有不解之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就是這種不解之緣生動而又通俗的注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間，這種純血統論延展為“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成了區分“紅X類”和“黑Y類”的標準，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禍水肆虐橫行推波助瀾。北京有位年輕人遇羅克就是因為批判這種血統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中國，通向權力的門必須經過血統、門第、出身以及各種社會關係的嚴格審查驗證。這種審查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格，以致1949年以後達到了“唯成分論”“唯出身論”的登峰造極的層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血統論，使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少見的別出壹格的光怪陸離的政治漫畫。反思研究中國歷史的血統論，這對我們告別愚昧野蠻，步入進步文明的時代是大有脾益的。

　　中國自夏朝起，公共權力，也即國家權力歸家族所有，隨血統關係傳承。自夏至商兄終弟及，國家權力在兄弟之間傳承，還保留著原始社會血緣關係的不少痕跡。從周朝起，國家權力的傳承才由兄終弟及過渡到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秦王贏政於公元前221年統壹中國後宣布：“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用當代曾廣泛流行的話說，就是希望自己創建的政權能夠“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是所有獨裁者的美夢，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與願違，秦始皇的專制政權傳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亂而滅亡。他還動用能動用的國家資源尋找長生不老葯，期望自己能“萬壽無疆”。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權永存，確保自己永遠處於“東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歸皇帝壹人掌握，政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壹人裁決，中央文件不經過他的點頭同意壹律無效。他廢除了諸侯世襲制度，以設郡縣代之。郡縣行政長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隨時可以調遣，制定嚴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鄉亭，構成巨大的統治機器，掌管這部機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這部機器的操縱人便是皇帝。這就是“東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須獨攬壹切，視權力為個人私產。秦始皇不僅專注權力的高度集中，他還高度重視意志的統壹，在全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他極端鄙視和殘酷迫害對他的政權持“看壹看”之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他採用李斯建議，嚴禁私學誹謗朝廷，惑亂民心；下令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首開鉗制言論思想自由的先河；徹底剪除敢於反叛、懷疑和抵制朝廷權威的思想意識，目的在於阻止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鬆動變化。秦始皇創建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集中體現了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自古迄今，為歷代執政國柄者沿襲採用。從此，以家天下為特徵的皇帝權力的世襲制度，在秦始皇統壹中國後被最終確立，歷經二千多年，至清朝傅儀終止。在中國通過世襲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懷疑，敢於抵制朝廷權威的人士窺探國柄，防止政治權力向家族外轉移。可見，政治權力與血緣關係緊密相連，與家族緊密結合，所以我國歷史上的權力鬥爭，往往表現為骨肉相殘。三國時代的詩人，魏國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嘆：“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舞弄的刀光劍影斬殺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證。在中國，國家本質主義和血緣關係同屬古代部落主義觀念影響的產物。這種權力傳承制度長期被披上“命運”“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國歷史上第壹位農民暴動大王陳勝憤憤不平地爆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他是中國最早對國家本質主義進行質疑的人。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動盪不已，幾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和統治階級內部無法統計的骨肉相殘，印證了柏拉圖的預言：國家的動亂是由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引起來的，是由爭權奪利引起的。歷史上無數次的暴力衝突，都是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引起的。壹句話，都是由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惹的禍。

　　滿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國家權力才從血緣關係的外衣中剝離出來，國家權力歸持槍者集團所佔有，為武裝集團的最高領導人所有。毛澤東說，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視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壹切軍閥，都愛兵如命，都看重有軍則有權的原則。毛澤東由此得到啟發，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個觀點和馬克思的“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論斷是壹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觀點是壹致的。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必須掌握槍桿子，建設強大的軍隊。從此，國家本質主義的神秘外衣被抖摟。但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實質沒有變化，即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權力和暴力歸誰掌握，即“誰應當統治國家”的問題仍然存在。誰創建政權，權力就歸誰所有，這和誰生孩子，孩子就歸誰所有的道理壹樣，純屬柏拉圖的“本源（自然）論）”。中國二十世紀整整壹百年，從孫中山反清討袁北伐，到蔣介石時代的國共內戰；從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大陸政權之後揭批高饒反黨集團，批胡風，反右派，到廬山會議上整彭德懷；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劉少奇、鄧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鄧轉彎；以及“文革”結束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反對和平演變等壹系列所謂事關存亡的政治鬥爭，無不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無不圍繞“誰主沉浮”而展開。在毛澤東看來，我領導創建的政權應歸我所有，我身後由誰來繼承，必須由我欽點，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來繼承。任何人，包括他的親密戰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許染指，這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這種獨佔壟斷權力的慾望，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集中表現，也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社會大動盪的根源。

　　眾所周知，這種壟斷權力的慾望起源於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據波普爾的研究認為，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蹟之壹，也是人類的壹種奴性。（16）而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壹個東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現代。說它很古老，有文字記載的可以見之於赫拉克利特說的名言：“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衝突，萬物通過衝突和必然而生成。”（17）說它很現代，可見之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可見之於毛澤東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18）然而，不管古代和現代的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於恐懼，起源於自然界中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生物界中雄性動物為了取得壟斷獨佔對雌性動物的交配權，彼此之間進行殘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對方咬得遍體鱗傷，使對方顫抖恐懼，徹底放棄非分之想為止。生物之間的不同群落為已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雙方展開大戰，直到把對方趕盡殺絕為止，很像共產黨內的左派為奪取權力而採取的鬥爭策略。這樣使強者傳種繁衍，使弱者陶汰絕種，這叫弱肉強食。這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現象大量顯現於人類社會，使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逞現出很多相同的特徵。這證明了人類原屬於動物的壹種，是屬於靈長類動物中的高等動物而已，證明人類社會是從動物世界中演化而來的。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的相同特徵，就是弱肉強食。在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和弱肉強食中，存在壹種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約，不受牽制的權力鬥爭，像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說的那樣，追求壹種“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可見，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發源於動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這不是說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沒有區別了。區別還是有的：第壹，動物和動物世界中的強者從來不進行任何包裝，它們根本不懂得什麽是包裝，因為它們是屬於萬般皆下品之流。它們之所以感覺自己是強者，就是因為自己身強力壯，兇狠超群，居高臨下，像列寧在1920年12月22日的壹次報告中自我標謗的那樣是屬於先進階級和先進分子，有資格實行對國家的獨佔壟斷強制，如此而已。當人類與其祖先分手告別進入到另壹世界時，權力不再是個體的健壯體力，而是壹種眾人的合力，能控制駕馭這種合力的人被稱為“強人”。這種“強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計對自己進行美化包裝。人之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強人”，或中國人習慣稱之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裝，善於自我包裝。據考證，有文字記載的權力包裝起源於遠古的猶太人，他們認為“強人”是“上帝的選民”。後來的柏拉圖認為“強人”就是“少數聰明人”。再後來黑格爾認為“強人”是懂得和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黑格爾的門徒馬克思認為“強人”是先進生力的代表。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列寧認為“強人”是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有權對落後群眾實行國家強制，而這類“強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列寧這裡所說的“領袖”和前文所說的“身強力壯、兇狠超群、居高臨下”的動物世界中的頭領的本質是壹樣的。是列寧首先把“代表”系統化理論化建構化，首先視“強人”為人類社會代表的始作俑者。什麽“蘇維埃代表”、“人民代表”、“黨代表”等等“代表”之類的名稱都是列寧發明創造的。列寧的這套理論傳入中國，便形成了人們所熟知“三個代表”的理論。毛澤東壹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說成是群眾的願望，壹生都以黨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這種“代表”是通過槍桿子造出來的，不是通過普通百姓選舉出來的。可見，“代表”理論這個古老的理論，是壹個能夠不斷變換外部包裝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歷史已經證明，運用這個理論體系管理國家管理社會，只能導致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導致只承認強權，無視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導致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這種體制下的人類和社會儘管與動物和動物世界有很大區別，但卻聊無實質差異。可見，在極權專制政治體制下的“強人”無異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他們與動物世界的強者又相差有幾呢！第二，說極權專制政治體制的那群強人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為他們只是像列寧說的“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盜用人類社會的代表名義獨佔籠斷社會資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類中卻有不少和強人逆向而行的“賢人”，他們懷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衝天勇氣探索限制強人獨佔籠斷權力慾望的思想體系，設計限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和社會大眾能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的制度框架。使社會權力能受限制，受牽制，能切切實實地為社會大眾服務，而不是為某社會集團或某社會階級服務。使社會權力脫去神秘外罩，洗滌柏拉圖，黑格爾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強加到它身上的階級烙印；努力使社會權力透明化，從而使人類社會日漸向文明進化的軌道滑向，告別野蠻的原始部落社會，遠離動物世界。這種探索歷經千百年，終於在十七十八世紀探索出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的“三權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權思想價值體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從此使高等動物中靈長類中的人完成了從動物世界到人類社會的跨越。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就是按照這種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念體系，把弱肉強食中的“強人”關在“籠子裡”辦公和發號施令，使他們想胡作非為也不能胡作非為，這就保征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進步發展，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而柏拉圖擦洗畫布式的社會變革，黑格爾、馬克思和列寧鼓吹的暴力變革，目的就是要確立極權專制統治，使權力逃避社會監督，幫助強人從約束監督權力的“籠子”里逃逸。因此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使歷史開倒車的革命，其結局必然使人類社會回到野蠻的社會中，回到和動物世界壹樣的部落主義社會裡，這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坍塌，充分說明極權專制主義行不通。可以預測，用“特色論”包裝的極權主義也行不通，終有壹天要改弦易轍，告別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類社會中，共享人間的歡樂。

　　毛澤東的壹生既是反對強但又是追求強權的壹生。據毛澤東自己在保安對美國記者斯諾的披露，他小時候就曾和他的母親、弟弟、加上他家僱傭的長工結成統壹戰線，反對專制獨裁的父親，並且累累得勝。毛澤東在敘述這段經歷時，毫不掩飾他小小年紀反對強權和追求強權的喜悅情趣，這證實了波普爾說的“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是何等的正確。毛澤東在1910年秋寫了壹首《七絕？呈父親》的言志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顯示了毛澤東在未冠之年就為將來成為強者出人頭地樹立了不成功則成仁的堅定信念，這和蔣介石很有相同之處。這反映了當年的年輕書生普遍懷抱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祿”的儒家普世價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領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會師。此後，朱毛磕磕碰碰相處半個世紀，成就了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佳話。朱毛之間分歧的原因是什麽呢？上井岡山之後，朱德處處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甚至認為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主張成立軍委。毛澤東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領導更有利於作戰，設軍委實際是分權主義，而毛澤東需要的是集權主義。毛澤東在閩西贛南蘇區起草撰寫的決議著作和通信不少是針對朱德而發。如果獨攬大權是戰爭千變萬化的形勢所需，尚有理由為人諒解；但是建國後，朱德對毛澤東獨攬大權，專制獨行，對同志經常進行過火鬥爭屢屢表達的不解不滿，而招致毛澤東的壹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擊報復和羞辱，這就充分說明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存在嚴重的國家本質主義偏向。據周恩來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會議上披露，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朱德都沾過邊，說明朱德對毛澤東處理高饒彭黃的事情持有異議。1956年朱德率團出席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拍電報給毛澤東表示支持反對個人迷信，而個人迷信是依附在國家本質主義上面的陰魂，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使毛澤東十分生氣。他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緊隨其後，把和毛澤東壹直並掛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澤東的憤懣；1958年後任命毛澤東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為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再泄毛澤東的憤懣。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朱德對彭德懷遭批判持同情態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常委會上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態度比較溫和，當即被毛澤東羞辱為“隔靴掻癢”，連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參加上海12月會議，不贊成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處理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不肯助紂為虐；又在《五？壹六通知》通過投票時棄權。朱德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和圍攻。主持批判會議的是劉少奇，對朱德批判最凶最賣力的竟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是定時炸彈”。還有許多和林彪“四人幫”並無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幹也紛紛對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無限上綱，狠斗惡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之際中共高層演出了壹場禍水他引，通過害別人保自己手中的權力，競相向毛澤東獻媚骨的鬧劇，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至上的國家本質主義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長期遭受毛澤東的抑壓，在“文革”暴風雨即將來臨之際，又遭長期患難相共的同伴戰友的狠斗惡打，這充分說明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信守奉行的是只問權力歸誰所有，不問權力是否應受限制；只講專政，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這是導致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大動盪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種說法的根據嗎？為此，我認為必須搞清楚三個問題。第壹，毛澤東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是怎樣形成的？第二，毛澤東和秦始皇有著怎樣化解不開的情結？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

　　第壹，眾所周知，在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之後，毛澤東的身分是特派員和黨代表，他沒有作戰經驗。當初壹個沒有作戰經驗的人，怎麽能取得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弄明白什麽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本質主義。毛澤東的政治優勢首先體現在他是特派員和黨代表的身分上。毛澤東是中共壹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創始人之壹，具有他人無可爭辯的經歷。此時，具有和毛澤東有同樣資歷而又努力為權力打拚的壹大代表只有張國燾。毛澤東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人，張國燾是繼秋收起義之後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建人。他們兩人都在中共黨史上具有呼風喚雨吒吒風雲的能量。在中國，資歷和權力是有密切關係的，資歷越深權力越大，說話就越響，這是其壹。另壹方面，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公論。蘇俄黨代表在其內戰期間定亁坤的絕對威力為毛澤東的黨代表罩上了神聖的光環。因此毛澤東在上井岡山的途中通過三灣改編便順順噹噹確立了對軍隊的領導權，全面控制掌握了這支數量很少規模又小的工農紅軍，事務巨細且由毛澤東壹人說了算。1928年4月朱毛會師後，毛澤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前委書記。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並抱怨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朱德以自己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向毛澤東的“書記專政”發起挑戰，使得毛澤東壹氣之下撂挑子養病去了。直到古田會議通過黨內鬥爭，毛澤東制訂了新的政治遊戲規則，才恢復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優勢，重新取得了前委書記對紅軍的指揮權。嗣後，又通過長期的鬥爭，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的七斗八斗，毛澤東最終才於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寧確立的“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舉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並且確立了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時“有最後決定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地位。從而證實了古代希臘的哲人赫拉克利特關於戰爭“能使人成為神”的偉大預言，也使毛澤東自己關於鬥爭能使人“其樂無窮”的“樂言”變成了現實。也是毛澤東之所以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寧專制主義樂此不疲的原因。這種“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寧主義原則，最後竟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是神聖的，不容批評懷疑的共產黨的權力運行規則。毛澤東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最後決定權”，並把這個“最後決定權運用到“彈鋼琴”上，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壹文中寫道：“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19）從而使黨委委員成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個指頭，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運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終於成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紅太陽”。毛澤東就是這樣把自己手中的權力視為“天命”“自然”的產物，以致神化成了萬能的帝王權力。1949年毛澤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之後反覆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從而把這類社會領域中的建構性規則和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類的自然特徵粘合在壹起，使黨的領導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為他即使外行，黨委書記和黨代表也要領導壹切，控制壹切，為“領導壹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的理論尋找神的支持，（20）製造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威力無比，所向披靡，能呼風喚雨的神話。與此同時，毛澤東對懂業務技術的“長”的領導壹直心存疑慮芥蒂，這也許是1929年古田會議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蟬效應。據薄壹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聽取34個部委彙報時，對廠長負責制提出嚴厲批評，我和重工業部長被稱為“壹長主義者”。後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責問周總理：推行“壹長制”究竟根據那個黨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黨中央，還是莫斯科的那個黨中央（在此以前，討論教育體制時，毛主席又提出，大學搞校長制，工廠搞廠長制，這是哪個國家的）？（21）其實毛澤東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搬過來的，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定亁坤都是從莫斯科那裡搬來的。只是蘇聯老大哥的法寶到中國後被毛澤東壟斷獨佔，如何取捨運用，由毛澤東壹人定奪，不許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從薄壹波的那段引文中，壹方面反映出毛澤東竭力要使黨委書記成為像政教合壹、凌駕於行政權力之上的神職人員那樣的內心秘密；另壹方面反映出在經濟科學文化建設的和平年代裡，毛澤東最擔心政治委員或黨代表的大權旁落的壹種失落感。毛澤東不僅不讓懂業務的“長”過問權力，也不允許其他高級領導，包括像劉少奇這樣的高級領導按黨章規定應該行使的權力。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聲色具厲地批評劉少奇、楊尚昆：“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這樣使政治委員和黨代表的權力成了包攬壹切獨佔壹切的絕對權力。在“抬斗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毛澤東”的聖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國，竟成了壹個人說了算，壹把手定亁坤的國家。1964年12月毛澤東當眾訓斥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傳達的毛澤東在談到中央的另壹位大員彭真的時候說到：彭真是壹個渺小人物，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這類事就是朱德在井岡山年代抱怨的“書記專政”的繼續發展以至惡性膨脹。在毛澤東天威莫測的面前，權重壹時的劉少奇和彭真的命運是如此可悲，那末億萬蒼生的蟻民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對權力的獨佔壟斷和對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限制的濫用，這是國家本質主義所然；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國家本質主義大展示。這種國家本質主義曾使數不勝數的中國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曾使中國社會長久動盪不安。而現在的中國人不僅無視和遺忘了國家本質主義曾經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反而還用“中國特色論”對其實施美化包裝，認為不受牽制不受制約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總優勢，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澤東？尼克鬆在1972》壹書中記錄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斷斷續續和毛澤東、周恩來保持過聯繫的法國文化部長和作家馬爾羅談及對毛澤東的印象時說過：“有壹次我問過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我當然是他們的繼承人’。”（22）馬爾羅在這裡說的“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不知是指誰？按中國人的評斷，肯定不是嘉慶、道光、咸豐，更不是同治、光緒、宣統。毛澤東的著名詞作《沁園春？雪》只推薦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幾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皇帝與當代“風流人物”試比高，鮮有人知道他稱讚過中國最後的幾位什麽皇帝。就我所知，毛澤東最熱中於和秦始皇試比高。記得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記錄了他說過的壹段名言：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他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秦始皇，不對，我們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這段話集中展示了他對權力和暴力的崇拜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秦始皇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徵和代名詞。秦始皇的價值取向是法家學說中的暴力文化。它源於荀子韓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和儒家的仁義文化、王道理念相對立的壹種價值觀念。儘管中國的歷代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時往往儒法兼備，王道和霸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價值取嚮往往有差異，有的側重暴力霸道，有的側重仁義王道。秦始皇是運用暴力霸道治國的典型。而毛澤東竟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充分說明秦始皇與毛澤東的關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人有化解不開的情結，這就是極端的專制獨裁，是屬於極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體系，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我在此所說的秦始皇和毛澤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絕對不是要否定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絕對不是要把他們打倒，再踏上壹只腳，像毛澤東對張國燾、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和蔣介石那樣，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我說他們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是說他們的思想體系和價值取向不利於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僅此如已。歷史上往往有許多獨裁專制者曾為社會為人類作出過重大傑出貢獻。眾所周知，秦國的興起強大起因於專制極權主義者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的變法，使黔首黎民，即類似後來的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為秦始皇橫掃六合，統壹中國奠定了基礎；取得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偉大成就。實現了“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的天下人所響往的社會理想。因此，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始皇時，“民莫不虛心而仰上”，足見秦始皇獲得了農民的由衷擁戴，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可以說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里，還沒有壹個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這樣偉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紀“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那眾多風流人物。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爭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後的數十年的封建割據，使中國大陸實現了統壹，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使農民暫時獲得了土地，讓農民高興了兩三年，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值得書寫的壹筆。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名義上實現了國家的統壹；但憑靠這種名義上的國家統壹，蔣介石卻堅持領導了八年抗戰，歷經千辛萬苦趕跑了日本帝國主義，結束了中華民族壹百多年的屈辱苦難史，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爭取民族獨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蔣介石這壹成就，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裡竟不翼而飛成了毛澤東的囊中物。因此我們談及專制獨裁者時，並不是要對他們全盤否定徹底打倒，而是要對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按照事實給予充分的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專制獨裁者處處力圖對社會對個體實行嚴密的國家控制，把個體的人當成實現目的的工具，不把個體當人對待。如果要論功行償，秦始皇應當是中華民族史上第壹受償人。現在有些中國人出於權力心結，竟掠人之美，把毛澤東捧上了天。千方百計用馬克思主義外衣和階級分析論對毛澤東進行美化包裝，出於“與其妳獨裁，不如我獨裁”的列寧創造的獨裁理論，對以前的歷史否定扭曲，對以前獨裁者應該給予的歷史地位卻以“俱往矣”壹筆勾銷，把毛澤東的獨裁專制說成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豈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澤東的獨裁專制主義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末，除了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獨裁專制主義外，還能說明什麽呢？

　　我們知道，秦始皇的獨裁專制源於他荒唐的烏托邦願望。他想在自己話著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讓子孫世守，二世三世傳至萬世。所謂“當職既定，後嗣循業”，就是他唯壹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壹願望，他企求長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驪山大造墳墓。為了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他發大軍擊匈奴，並築長城。還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這類豪華宮殿，讓子孫代代飽福。築長城、尋長生不老葯、造墳墓、建宮殿，耗費了無數物力人力。據史學家統計，秦時全中國人口二千萬，被徵發造宮殿墳墓壹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五十萬人，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壯勞動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義的慾望付之現實，實非民力所能勝任。由是苛暴刑法產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見，秦始皇的專制獨裁產生於不切實際的願望理想，產生於烏托邦的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理論界，曾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義分成反動的和革命的兩種，在我看來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動的浪漫主義都是異想天開想入非非，用這種理念治國，只能禍國殃民。毛澤東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澤東和秦始皇壹樣想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絕種，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過英國趕上美國，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建成共產主義，於是發動大躍進，要創造壹天等於二十年的發展奇蹟，組織動員強迫6000多萬農民上山砍樹掘礦煉鋼鐵。當自己的浪漫主義的理想碰壁時，“上怨老天，外怨蘇聯，內怨右傾機會主義不同調”和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他痛下決心要挖掉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使自己開創的事業能二代三代傳至萬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強化國家暴力。他和秦始皇壹樣懷有長生不老的奇怪訴求。據李銳的記載，1950年毛澤東在審查中宣部擬訂的慶祝“五壹”國際勞動節的標語口號時，親自動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後面加上了壹條“毛主席萬歲！”由此可見，毛澤東和秦始皇兩人的獨裁專制不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馬克思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紀律，是國家強制的象徵。在這上面披上壹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便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就是靠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業績，無數蒼生妻離子散，光大躍進的直接後果就引發了三年大飢荒，餓死三千萬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國人，包括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的開國元勛慘遭迫害致死。這等等，就是毛澤東說的，“有人罵我們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就是這樣不斷補充和充實秦始皇的獨裁專制理念，使得自己變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傳播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理念被“馬克思加秦始皇”壹掃而光，使中國人談自由談民主談人權就色變，使中國的歷史開倒車，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蠻時代，這就成了毛澤東壹輩子和秦始皇化解不開的情結。

　　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呢？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先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的本質功能再綜合歸納壹下，我們可以從中加深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典型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它強調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的權力，國家權力是憑藉暴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它只講專政，強調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被統治階級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可見，國家本質主義是無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表述了壹個非常著名的觀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而問題卻在於要改變世界。”因此，改變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宗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會，要把人類社會改造成沒有剝削，沒有階級，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這說明馬克主義的理想目標崇高偉大非常誘人。問題是通過什麽途徑和手段來實現這壹崇高偉大誘人的目標。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掌握國家政權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因此，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己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通過無階級專政來改造社會。那末，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列寧的定義，“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堅信這種專政壹定能夠成功，“因為它善於把強制和說服結合起來”，“先進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23）列寧認為這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被強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國家強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寧公開主張，自由民主是統治階級的特權。由此可以斷言，無產階級專政或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沒任何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演繹為“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駁“輿論壹律”》的文章里，毛澤東寫道：“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制度。”對於反革命，“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所以從馬恩列斯毛的有關論述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壹個思想改造，壹個暴力改造。這兩個方面的改造都離不開國家強制，即暴力強制和思想強制，行使改造的主體是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和其政黨，說白了就是這個政黨的領袖集團。按列寧的說法，他們是先進階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代表，也是毛澤東所稱的“先進的人們”。被改造或被專政的對象是反動派、反革命、落後的群眾，“落後的人們”。這種把把人區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圖的古老理論，沒有自己的半點創意；馬恩列斯毛把它當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據，這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柏拉圖揭示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的翻版。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壹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千百萬的習慣勢力”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鬥爭。可見，列寧所說的無階級專政的對象是千百萬小私有者，這是白紙黑字確鑿無疑的了。這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說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實上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向多數人專政，因為“先進分子”和“先進的人們”無論在什麽時間什麽時代都是少數，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語言稱呼，這叫“壹小撮”。毛澤東就是根據列寧的論述，把無產階級專政言簡意賅地概括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少數人（“壹小撮”）向多數人專政的經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實施社會改造，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體質主義的根本特徵。這種國家本質主義，必然會致使國家權力以其全部功能滲透和控制人們的整個生活，迫使個人成為為國家權力服務的工具。就是說必然導致國家權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當作服務對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視為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國家權力運轉的工具，視為被控制國家權力的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任意驅趕的牛和馬。毛澤東壹向自詡為“無法無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體制也是“無法無天”的政治體制，他領導的國家也是“無法無天”的國家。他們要控制每個公民思想和行動，辦法就是不斷的思想改造，不斷的鬥私批修和什麽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壹句話，不允許公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的立場，像柏拉圖說的那樣，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眾所周知，運用國家本質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治國，前蘇聯是典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登峰造極。這充分證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理論是騙人的謊言。

　　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全國性的政權之後，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治國理念指導下，毛澤東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適，批胡風，反右派，徹底剝奪知識分子的思想權利和說話的自由；大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千百萬小業主的壹點少得可憐的財產，把廣大的農民和個體所有者捆綁得嚴嚴實實，稍有違規抗旨，立即遭到批判鬥爭和囚禁。根據李銳的記載，1958年在雲南陸良縣馬街鄉出現了使用皮鞭的“督戰隊”，強迫群眾出工。陳盛年（時任省監委副書記兼陸良縣縣委書記）還在全縣推廣這個經驗。他說：“生產不躍進是大是大非問題，打人是小是小非問題。”“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澤東視察過的河北省徐水縣的農民，因抵制縣委書記的浮誇，被縣委書記張國忠帶領的人馬檢查發現，結果把五個小隊長捆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喝罵，拳打腳踢，然後送到監獄勞改。壹個叫高先的小隊長，勞改三個月就死了。有人說，張國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過兩次捕人高潮，指示縣鄉村三級組成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額完成。他還親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現場會，壹次逮捕358人。張國忠認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就在強迫命令盛行的徐水縣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這不是壹件非黨耐人尋味的事情嗎？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這4643人中有包括兩名支部書記在內的31人死去。其實，在大躍進的過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絕非罕見。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下令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達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躍進期間，對農民實行飢餓紀律的最大禍害莫過於毛澤東大力堅持要辦的公共食堂，以致劉少奇也感慨萬分地說：“有人想在吃飯問題上把群眾卡起來，那比捆綁還厲害。”1958年這種自上而下由毛澤東主張的“書記掛帥”強迫農民的大躍進，給國家給民族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災難。面對這種災難，毛澤東從未做過認真的自我批評，僅僅輕描淡寫地說些缺乏經驗，付了壹筆學費之類無關痛癢的話而已，還遠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對社會災難有下“罪己詔”的勇氣。對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強制（按：這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特徵）毫無反省之意，把因國家強制引起的社會不滿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會”上僅用“霸王別姬”的典故壹付笑談中，說明毛澤東對人民的痛苦態度十分冷漠，這是對“人民的大救星”的極大諷刺和嘲弄。緊接著於1962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制訂了人人皆知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黨的基本路線；在全國深入持久廣泛地開展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通過鬥爭，使權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澤東壹人手裡，使無產階級專政成了赤裸裸的領袖專政。不僅使全國農民黎民百姓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黨內各級領導，包括中央高幹也得老老實實誠惶誠恐，最終把全國推到了萬劫不復的十年“文革”的大亂中。由此可見，毛澤東建國後搞的思想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把中國人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惹的禍，都是國家本質主義惹的禍，都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國家權力不受牽制、不受制衡惹的禍。其禍根就是源自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級專政。這種價值觀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思想體系的延續，嚴重保留著動物世界裡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遺傳基因。毛澤東說：“共產黨產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鬥爭的哲學”就是弱肉強食的哲學。因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弱肉強食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弱肉強食的專政。弱肉強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牽制的無法無天。因此，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不講道理，不講法制，無視自由民主人權的霸道社會主義，是充滿血腥暴力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行動及其行動造成的後果和他口口聲聲要“為人民服務”，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堅決站在農民大多數壹邊完全是兩回事，這足夠證明他是壹個典型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的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壹生是追求權力追求成功的壹生。只要有利於他對權力和成功的追求，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什麽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說壹套做壹套，對毛澤東來說從來不會感到猶豫，不存在任何個人的良心道德問題，從而給中國人造成了罄竹難書的苦難。這正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霸道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這正是1949年以後引發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根源。

　　毛澤東去世後，全體中國人，包括深受毛澤東權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層開始對過去不講個人良心道德，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暴力社會主義進行反思。其標誌就是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口號，做出了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和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的決策。在鄧小平“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釋放了國家控制的部分社會資源，把土地經營權（不是所有權）交給農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則，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業交給從權力機關剝離出來的下海黨工官員經營。實現了部分社會資源由政治權力配置向市場效益配置的過渡，使毛澤東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過渡到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社會主義。由於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解決了按中國標準的溫飽問題。但是這種改革只局限經濟體制，對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則絲毫未觸及。因此在“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握有權力的黨政官員及其家屬子女親朋好友，抓住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機遇從事“官倒”聚斂錢財，壹夜暴富。而暴富冒頭的都是高乾子弟和其親戚朋友。伴隨官倒而來的是行賄受賄、貪污腐敗之風席捲全國。這種“官倒”腐敗現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有識之士，主要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大學生對這種“官倒”腐敗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讚同的結論，引發這類“官倒”貪污之源就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我們知道，鄧小平改革的立腳點是“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容改變，思想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必須受到嚴格限制，這仍然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那壹套。“四項基本原則”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具體展示，是維護實現國家本質主義的工具。至於“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係，稍微有些思維能力的人都能壹目瞭然，後者為前者護航。“四項基本原則”是要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強大的權力支撐和輿論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國有條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們靠權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權力致富的“倒爺”。由於他們巧取豪奪，很快成了眾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鄧小平推行的改革產生了質疑和強烈不滿。他們紛紛申討官倒，強烈要求懲治貪污腐敗，要求改革政治體制，要求國家公權力必須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運轉，讓全國人民能民主監督國家公權的使用，要求開放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必須保障基本人權，這種要求得到黨內部分高層領導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積極主張，並試圖採取措施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主張開放思想言論自由，改善黨的領導，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但是這種社會呼聲訴求卻遭到了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的強烈反彈。他們把這種社會呼聲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辭職。嗣後，由於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進壹步高漲，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百萬國民聚會天安門強烈表達了這壹訴求。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終把這種社會訴求定性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暴亂。從而製造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趙紫陽被撤銷職務，為此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離開人世。可見，使權力和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是鄧小平開革開放的敗筆，也是引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根本原因。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調動野戰部隊，動用坦克對聚會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青年學生重拳出擊，這使全世界壹片譁然，這種政府行為在世界歷史上實屬罕見。使中國人大為錯愕。中華民族是壹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的慘案不斷發生。遠的不說，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時代曾記錄了多次慘案，但是實施這類慘案的主體都是警察特務而已，未動用野戰部隊；施暴工具是皮鞭、木棒、水籠頭，加上幾枝漢陽造的老套筒和手槍之類。毛澤東在世發生的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門清明祭事件，平息事件的主體是首都的民兵和工人，使用的武器是棍棒，這些慘案都沒有動用野戰部隊，更沒有動用坦克。因此鄧小平血洗“六？四”的作法使中國人大為錯愕，使鄧小平的改革形象大損，充分暴露了鄧小平的治國理念仍然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次事件使中國人如夢初醒，中國人需要什麽？需要人權！這個“人權”不僅僅是生存權，能夠填飽肚皮和生兒育女的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傳宗接代的人權，而且還需要言論自由批評監督政府的權利；要求擁有生命保障和個人尊嚴的人權；要求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權。鄧小平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馬克思加秦始皇”，是絕對不允許普通群眾黎民百姓批評監督毛澤東這批開國功臣創建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絕對不能容忍普通群眾黎民百姓批評馬克思列寧創建的思想和主義，即極權專制主義。鄧小平調動野戰部隊動用坦克鎮壓“六？四”青年學生，就是根據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而採取的軍事行動。不錯，毛澤東、鄧小平也講過歡迎人民群眾和民主黨人士監督共產黨監督政府。鄧小平就此於1957年4月8日專門撰寫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文章。他寫道“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第壹，是黨的監督”，“第二，是群眾監督”，“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監督”。這三條後來只剩下壹條“是黨的監督”。這就是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反覆宣傳的黨管黨，黨內互相監督，黨委委員互相監督。“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就成了共產黨自己監督自己，自己管自己，使共產黨的各級領導獲得了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雙重身分。第二條和第三條卻成了裝飾民主門面的假話。1957年毛澤東授權鄧小平掛帥大整右派，那末，鄧小平寫的《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文章，也隨之成了毛澤東的“陽謀”策略的組成部分了，成了毛澤東釣魚的釣竿，引蛇出洞的誘餌。1957年鄧小平主持制訂劃分右派的標準，其中有壹條就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24）憑這壹條就把許多響應整風號召的人民群眾，即按憲法規定的國家主人打成反革命、反動派和資產階級右派，而長期被專政被剝奪自由民主的權利。這樣使所有中共官員及向其靠攏的積極分子，這些自稱為“人民公僕”和“人民勤務員”的人，都成了中共卵翼下的碰不得說不得、“老虎屁股”不能模的特權分子；而人民群眾則徹底失去了法律的保護。黨的官員要想置於誰死地，只要說他“攻擊黨的領導，損害黨的權威，污衊黨的幹部”就可以了。由黨委書記壹句話“妳攻擊我，目的在反黨”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數量相當大。五十五萬右派，多數是屬於共產黨大大小小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假公濟私打擊報復的犧牲品。中共官員的特權產生於國家本質主義是毫無疑義的。這足以說明鄧小平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思想專制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他骨子裡是反對人民群眾、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共產黨的批評與監督的；也證明了鄧小平是黨內特權的堅定捍衛者。鄧小平壹輩子最揪心的事，就是擔心他和他的老戰友、老革命、老高幹手中的權力會白白流失，落到不聽話不聽指揮的人手中。他牴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反對“兩個凡是”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老革命老高幹手中的權力被毛澤東支持的什麽“造反派”“社會渣滓”和“妳辦事，我放心”的“凡是派”搶去了。他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嚴防老革命老高幹手中的權力旁落到不聽話不聽指揮的人手中，要確保他們手中的權力能傳遞給他們認為的可靠接班人，以保證他們“三代”“四代”能首先富裕起來。壹句話，鄧小平最關心的是“權力歸誰所有”這個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問題。這就是鄧小平不惜壹切代價也要鎮壓“六？四”學生運動的內在原因。這絕非像鄧小平說那樣：“這場風暴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壹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鄧小平這段話迴避了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負的責任，迴避了人的良心和道德的譴責，歸根結底這都是國家本質主義惹的禍。通過鄧小平對”六？四“學生運動的暴力鎮壓，給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打了壹支強心針，使那些老革命老高幹的後代更加有恃無恐地在國家權力的蔭庇下，抓緊聚斂財富，使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迅速催生了壹種畸形的權力資本主義，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鄧小平重拳鎮壓“六？四”學生運動，表明了他是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本質主義的忠實信徒。

　　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與李鵬、姚依林的壹次談話中說：“對腐敗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反對腐敗，幾年來我壹直講，妳們也多次聽我講過，我還經常查我家裡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腐敗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25）鄧小平這段話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第壹，“官倒”腐敗在1989年成了全國人人喊打的老鼠，使得因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而聞名中國的鄧小平，最擔心自己家裡出現“官倒”老鼠，使他也趕快撇清與過街老鼠的關係。“對腐敗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我也經常查我家裡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第二，反映了鄧小平對泛濫成災的過街老鼠顯得壹臉無奈。“腐敗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為什麽“往往下不了手”呢？鄧小平害怕觸及這個難言的本質問題，即國家本質主義的問題。第三，反映了鄧小平內心深處的恐懼。“這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此時的鄧小平最擔心的是因全黨全國性的腐敗會影響自己的權力，他不去認真思考腐敗產生的根源，思考如何建立懲詒腐敗和預防腐敗的政治法律框架，而是考慮如何平息民怨保住自己的權力。鄧小平之所以不去認真反思社會腐敗的根源，壹方面因為他不願也不敢去觸及引發社會腐敗的國家本質主義的問題，從而動搖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信念；另壹方面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思維模式，使鄧小平對產生腐敗的根源壹無所知。鄧小平不懂得權力是腐敗的根源，不懂得絕對權力是導致絕對腐敗的根源，這對權力至上，以追求權力為最高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確實是壹個致命的問題。鄧小平更不懂得或不願知道人都有權力崇拜的傾向，任何壹個人都有可能被權力腐蝕，大權腐蝕高官大人物，小權腐蝕握有小權的小人物，絕對權力腐蝕皇帝、總統、主席、總書記和顧問主任，比如前蘇共總書和前蘇維埃主席。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老革命老高幹，從來都沒有認識到權力會對他們所認為的先進階級和先進分子產生腐蝕的危險。在他們看來，權力只有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才會產生腐敗，因為資產階級是垂死的、腐朽的階級。而權力壹旦被無產階級這種所謂的先進階級，被共產黨員這類先進分子控制掌握，就能像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說的那樣，能迅速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清理社會腐敗。共產黨人認為，社會腐敗是資產階級意識和生活方式腐蝕的結果，是由精神污染的環境造成的，而這些東西是不能腐蝕共產黨人的。因為共產黨員是聖人，按斯大林的說法，共產黨員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按中國有些人的說法，共產黨員是先進分子，“三個代表”，他們能夠靠理想、靠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靠鐵的紀律（按：勿忘鄧小平說的“我們往往下不了手”），“拒腐蝕，永不沾”。理想信念和鐵的紀律，壹定能夠給共產黨人被上壹層攻不破打不爛的防腐盔甲。在毛澤東他們看來，共產黨人中即使有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中落馬的，那是個別少數的“意志薄弱者”，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不能算是先進分子和“三個代表”。因此，共產黨人根本忽略了“人都有權力崇拜傾向”的遺傳基因，忽略了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忘記了自己是普通人中的壹部分，忘記了我們的老祖宗是從動物世界那裡演化過來的人，自稱自己是什麽“偉大、光榮、正確”的人上人。共產黨人的這種盲目自信，使他們失去了權力能腐蝕人的警惕，最終在蘇聯釀成了腐敗亡黨亡國的、對共產黨人來說是“災頂之災”；在中國則形成了積重難返的社會腐敗，致使像被中國人稱之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顯得壹臉無奈，“對腐敗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鄧小平說的是真話啊！

　　由於鄧小平對權力必然要腐蝕人的事實缺乏清醒的認識，對社會腐敗的根源知之甚少，因此他想不出任何懲治社會腐敗的新套路。他的反腐治腐的思路只能停留在傳統的抓大案要案的認識上。他說：“腐敗、貪污、受賄，抓壹二十件”，“要雷厲風行地抓，要公佈於眾”，“不管是誰，壹律受懲罰”。這就是傳統的殺壹儆百或殺雞給猴看。中國幾千年都是這樣反腐治腐，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反腐治腐，這是壹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其效果最多隻能暫時取信於民，這就是是我們常說的形象工程，只是為了“取信於民”而已。鄧小平說的“壹定要取信於民”，就是屬於這類形象工程。中共建國後的反腐治腐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形象工程。目前中共中央紀委經常高調聲稱的“反腐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就是虛張聲勢按撫老百姓的形象工程。這類形象工程不僅使反腐治腐的效果不能彰顯，而且使社會腐敗變成了越反越腐越治越腐的頑症，成了令中共第壹號頭痛問題。難道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辦法嗎？也成了中國社會大眾百思不解、備感困惑的問題。解決的辦法是有的。問題的關鍵是要認清找准，同時還要勇於正視社會腐敗的根源。既然“人都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既然權力是社會腐敗的根源，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那末對權力嚴格依法限制牽制和制約，這便是抑制社會腐敗最有效的方法。具體的辦法是：壹，使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開，使它們互相牽制制約，靠權力制約權力，用中醫的專業術語表達，這叫“以毒攻毒”，這就是壹部分中國人經常熱議的三權鼎立，事實證明，這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防腐治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國家官員定期民主選舉，不能由上級直接任命或由壹黨的組織定奪，防止公權力被壹個政黨中的少數人壟斷。須知，少數人壟斷國家權力，這是導致社會腐敗最根本的原因。參與選舉國家官員的人民代表也必須通過選舉產生，不能由上級官員指定；中國地廣人眾，省市壹級領導和國家級的領導不能民眾直選，只能由省市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但是這種間接選舉必須是差額選舉，不能搞等額選舉。縣市和鄉鎮必須全民直選，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對國家官員實行切切實實的監督，起碼使人民群眾在選舉期間能用自己的選票行使壹次監督權。三，切實保障思想言論和新聞結社自由，使人民群眾有批評揭發監督國家官員的權利，這種權利必須得到法律的保護，國家不可任意侵犯，比如像鄧小平1957年制訂劃分右派標準所做的那樣。按照這三條辦法做，社會腐敗就能得到有效抑制。世界上許多國家就是採用這三條辦法較好地解決了治理社會腐敗的問題，創造了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環境。但這三條，卻遭到了中共的元老們和跟隨中共元老為奪取政權而奮勇打拚的老革命的激烈反對，因為這三條觸動了他們的權力神經和根本利益，觸動了權力歸誰所有這類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問題。他們宣布這三條是資產階級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化理論。這種論斷我絕對認為是站不住腳的，是出於對歷史無知而做的憑空妄斷。因為這三條是為牽制制衡制約權力設置的政治架構，是為防制權力腐敗設計的理論框架。我們此前已經探討過，在落後封閉的野蠻社會裡，權力高度集中是壹種不受牽制不受制衡不受制約的弱肉強食主義，使人類和動物聊無差異。自從人類進化到十七十八世紀，設計了對權力制衡的理論，即設計了三權鼎立、民主選舉、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等制度來牽制制衡和制約高度集中的權力，限制強人對權力的壟斷獨佔的慾望，使人類完成了從動物世界到人類社會的跨越。這是人類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所產生的重要成果，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這是衡量現代文明國家和現代文明社會的首要標誌。因此，斷言自由民主的理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硬要給屬於全人類的文明成果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這是壹種出於貪婪權力和迷戀權力導致的無知妄斷。說自由民主的理論是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相副。因為三權鼎立，民主選舉，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的制度設計是在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什麽科學社會主義未誕生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它的設計絕對不是為了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可見，“自由化”並不存在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初衷，而是共產黨人蓄意要反對牽制、制衡和制約權力高度集中而杜撰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以縱視聽，並千方百計對“自由化”進行污名化，以圖徹底搞臭自由民主的思想體系。共產黨人為什麽要仇視自由民主的價值理論呢？這是由於共產黨人的宗旨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決定了他們要反對自由化、反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文明成果！那末，共產黨人的宗旨是什麽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寫道：共產黨人“只有用強力推翻全部現存社會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才能獲得“整個世界”。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又是什麽呢？列寧說，“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可見，共產黨人的宗旨就是要奪取權力，建立“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共產黨人掌握了這種權力，就能變私產為公產，沒收工廠土地，搞暴力拆遷，暴力徵地，大干社會主義，就能過上衣食無憂的共納稅人之產的生活。蘇共的歷史證明和咱們中國的社會現實也證明，共產黨人只要掌握了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反過來又能把公產變私產，使國家或全民所有的財產流向私人腰包，催生出壹個腐敗的魚肉百姓的特權階層，這就是現在中國人恨之入骨但又對他們無可奈何的“黑領階層”。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證明，離開了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共產黨人什麽也辦不成，到手的東西也會統統喪失。因此，用馬克思主義價值觀武裝走來的共產黨人是典型的權力崇拜迷，典型的暴力崇拜迷，是典型的權力和暴力萬能論者。可見，不是三權鼎立，民主選舉和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的“自由化”要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而是共產黨人為了維護自己手中不受制衡制約的權力，為了維護自己手中的特權要反對自由化，要反對人類自由民主的文明成果。可見，三權鼎立，民主選舉和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的制度設計的偉大曆史功績，就在於它能抑止人對權力和暴力的獨佔壟斷的慾望。這就從根本上觸犯了共產黨人的大忌，擊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念中權力崇拜的要害，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暴力恐怖手段獨霸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大障礙。這是招致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對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瘋狂仇視和激烈攻擊的根本原因。鄧小平和他的繼任人不僅斷然否認不受限制的權力高度集中是致使社會腐敗的根源，反而還確認不受牽制、制衡和制約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的總優勢。把中國沿襲幾千年的政治體制貼上“社會主義總優勢”的標籤反覆宣傳，還把它冠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把毛澤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改頭換面成了“社會主義加秦始皇”。使秦始皇役計的那套老皇曆和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不僅未弱化，反而與時俱進更加強化。力圖在中國使權力高度集中的趨勢不可逆轉，以組織提拔代替民主選舉，代表大會未開，上級指定的官員先期空降而至，使官本位愈演愈烈。現在雖然不提黨的壹元化領導，但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嚴重。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權力臣服於黨委書記而無法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行政長官的權力受制於黨委書記，公檢法不能獨立，司法不能獨立，新聞媒體不能獨立，形成了以黨委書記為核心的金字塔權力結構，使得書記的權力不受制約，書記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他們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躍居道德的最高點，使其所屬的每壹個人都成為權力金字塔結構中的壹塊磚。據有些資料統計，全國在職處級幹部有182萬人，這種不受制衡牽制的權力政治體制促使他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熱中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以求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地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通俗的話說，這伙官僚群朝亁夕惕夢寐以求的就是陞官發財，擴充地盤。大官發大財，小官就發小財，凡是有點權力的人，都能從公有制的經濟中撈取和自己的權力相般配的財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長期宣傳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這就為那些和權力有緣的，尤其是和手握大權的高幹及其子女親朋有緣的人聚斂社會財富洞開大門，導致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創造的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到少數擁有官僚背景的人手裡。這是壹幫黑領富豪，他們攫取民脂民膏，出賣公權力，侵吞國家財富，損害國家民族利益，敗壞社會道德倫理，踐踏法律底線。他們是國家的公敵，人類的公敵。這些喪失信仰的黑領們早已將發財致富作為他們的宗教，將金錢作為他們的教主。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奇特處。現在的中國究竟奇特在什麽地方，奇特在中國三十餘年來出現了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從而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壹種新的社會體系。這種體系就是中國理論宣傳部門反覆唸刀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奇特之處集中表現在金融、外貿、土地開發、大型工程、證劵等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乾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據新華網發表的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的文章稱，“中國大陸財富過億的富豪91%是高乾子弟”。2011年2月12日，網上又傳出了中國鐵道部長劉志軍被“雙規”落馬的消息，又增添了凸現當今中國奇特的材料，據初步統計，擁有18名情婦的劉志軍在位期間，鐵道部系統在海外吃回扣，貪污腐敗工程款，由鐵道部系統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額高達600億人民幣，其中和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120億。中紀委透露，參與國外採購高鐵相關設備的28位鐵道部官員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帳戶，12位的帳戶開在瑞士銀行。所有28位都有親屬在海外，其中有16位直系親屬在海外。身價數百億元的劉志軍在中國黑領富豪中其實根本不值得壹談。真正的超極富豪往往與壟斷性的政治權力成正比，權力與資本的重合是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也是後果。

　　根據以上對國家本質主義的分析，可見何謂國家本質主義，通俗地說，這是壹種權力崇拜主義和暴力崇拜主義。每個人都有權力崇拜的傾向。這種權力崇拜產生於遠古人類的洞穴時代，可以說權力崇拜是與人生俱來的壹種本性。這種本性源於動物世界的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和弱肉強食。正因為這種權力根源，使人類長期以來對權力陷入盲目性，不知怎樣認識它，不知如何駕馭它。因此，使權力長期充滿著神秘性，任其不受牽制和制衡，導致人類對權力長期產生壹種恐懼和害怕心理。像我們的祖先對天然火的認識壹樣，在未認識火的特性之前，見到火就像其他的動物拚命逃離而恐懼萬狀。自從我們的祖先認識了火的特性並能控制使用火為自己服務的時候，才使人和動物產生了不可逾越有鴻溝，使人終於成了人。人類自從動物世界分離出來之後的漫長歲月里，不分人種，彼此彼此，並無先進與落後，野蠻與文明之分。這種區分是人類社會形成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其中壹個重要的區分標準就是對權力的認識。最初的人類只有公權沒有私權，公權壹直被部落酋長控制掌握。部落酋長擁有生殺予奪的暴力。請看《史記》的記載：堯通過“流共工於幽陵”，“放讙兜於崇山”，“遷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使“天下咸服”。原始部落社會解體之後，這種公權逐漸被柏拉圖所說的是由“聰明人”所控制，後來被黑格爾所說的是由懂得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所控制，再後來被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是由先進階級和先進分子所控制。這種理論傳到中國後至現在，認為公權力應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或“三個代表”手裡。私權就是人權，是隨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私權產生之後，壹直被公權視為異端，被公權左看右看都不順眼。那些掌握公權力的人壹直把私權或人權看成是萬惡之源，是破壞社會穩定的魔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從而千方百計要加以扼殺痛剿。幾千年來有無數的個體因捍衛自己的基權利，為了爭壹句說話的權利卻被視為大逆不道而慘遭迫害。這種事情在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都反覆發生過，不過中國尤其多而已，差別就是這壹點。長期以來，人類為捍衛私權或人權的尊嚴進行了前仆後繼的不懈鬥爭，直至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出現了壹批人文主義者，他們大聲疾呼，公權必須限制，私權或人權必須尊重，不得受公權的任意侵犯。這就是著名的《人權宣言》之由來，這就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權鼎立”政治框架產生的原因，這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運用這種價值觀念治理的國家或社會，被稱為文明國家或文明社會，這種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日趨穩定和諧，歐洲由長期的四分五裂戰火紛飛的動盪地區，已走向大聯合大和解的政治經濟軍事壹體化，充分證明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是講法制講道理尊重人權促和諧的文明價值觀念，具有無限的生命力。相反，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念建立起來的龐大蘇維埃聯盟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壹個晚上轟然坍塌，這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講道理、依靠權威暴力專政治國的霸道主義。它的口號雖然是“要解放全人類”，但它首先關注的是壹黨之私、集體之私和集團之私的霸道主義，是不得人心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是壹種公權至上，蔑視人權的社會主義。常言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中國的改革何去何從，只要對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理性簡單地比較壹下，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使壹個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與和睦相處，這不僅是中國人，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千年的企盼和百年的美夢。如何使這壹企盼和美夢變成現實，強烈地吸引了千百年來世界各國的智者仁人的關注目光。尤其是自19世紀以來，有許多傑出的學者和思想理論家對此進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他們都比較壹致地認為，為了使人類的千年企盼和百年美夢變成現實，必須找到科學的治國理念。於是他們設計了各種的治國方案並付諸實踐，有的取得了較理想的效果，促成了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有的效果不夠理想，引發了長期的社會動盪和戰亂，致使政治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使人民群眾長期生活在饑寒交迫的困境中，甚至最終導致國家民族的解體。現在，我不揣淺陋把自己了解的各種治國方案歸納為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這就是“維穩”和“安民”。

　　所謂“治國理念”，是指對國家的起源，性質和作用的壹種認知。這種認知不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而是在國家產生之後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逐漸形成的。因此，當今所指的治國理念是幾千年的治國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種治國理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紀的著名學者和思想理論家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權威的著作要數1877年美國學者摩爾根發表的《古代社會》和1884年恩格斯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現在我先從“安民”的治國理念談起。

　　“安民”的治國理念，依我的淺陋之見，首先出自19 世紀美國的著名學者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壹書。他在該書中科學地考察了國家的形成和演變過程，發現了近代國家的主要政府制度，“實生根於野蠻階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則又在更早的蒙昧階段。”近代的參議院是從古代的酋長會議發展而來，近代的眾議院是從古代的人民大會發展而來，這兩者合組成近代的立法機構。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腦，無論是封建國王和立憲國王，無論是皇帝或總統，都是從古代的軍事統帥中發展而來的，這是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見《古代社會》第318頁）。可見，根據摩爾根的觀點，國家的形成產生絕非像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斷言的那樣，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摩爾根在考察了近代國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間的聯繫之後，還側重考察了近代國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間的重大區別。這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以純人身關係為基礎”的根基之上，而近代國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根基之上（見《古代社會》第6頁）。因為古代氏族部落和近代國家的立腳根基不同，這就決定了這兩者的作用功能存在很大區別。古代氏族部落組織的功能作用就是保護本氏族部落成員的個人安全，使他們在處於憂患困難之際能互相支援、保衛和代嘗損害的義務（見《古代社會》第74頁）。近代國家的功能就是通過地域關係來處理財產和處理個人的問題（見《古代社會》第6頁），這決定了國家的職能就是“守土安民”。因此，我認為國家“守土安民”的職能是從《古代社會》這部不朽著作中得出的自然的，合乎邏輯的治國理念。因為摩爾根是歷史上第壹位用科學理性的態度考察了國家的起源和功能的偉大學者，私下認為“安民”的治國理念是摩爾根的壹大發現，這為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守土”，就是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安民”，就是公民的生命財產尊嚴，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即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人權不受侵犯。這兩個“不受侵犯”就是維護壹個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及社會和睦不可缺少的條件。在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裡，由於統治階級，即掌權階級只承認國家的主權至上，千方百計貶抑公民的基本人權；他們打著舍小家顧大家的旗號，任意侵犯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的基本權利，這是導致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社會動盪不安，民怨沸騰的根本原因。

　　“安民”這種治國理念是歷史進步發展的產物，不是摩爾根“眉頭壹皺，計上心來”的發現。自從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許多思想家在同專制主義的國家權力進行了持久不懈的鬥爭，為保障公民的財產、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權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終形成了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的演說》中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念，並誓言要使這個治國理念“永世長存”，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壹代二代三代傳之萬代，從而確立了近代的人權觀念在歐美社會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為歐美社會的繁榮穩定，為歐洲各國步向政治經濟壹體化奠定了基石。因此，鞏固的不可任意侵犯的人權成了當代的立國之本，國家繁榮強盛之本，國家現代化之本。可見 ，“安民”充滿著現代公民社會的色彩，是壹種全新的治國理念。

　　自由是人權中的核心靈魂，它是壹種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是出自深思熟慮，而是出自本能。但它卻是人類的發明創新之源，蘊藏著無限的創造力，給社會的進步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動力。因此拿破崙說：“科學尊重人的創造精神”（引自《拿破崙傳》第52頁），也就是說，科學也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把自由民主科學相提並論是有根據的。經驗證明，自由還為科學認知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原始材料；可以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科學，自由是科學之母。可見自由和人的創造精神不是出自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產物，也不是出自紀律的產物。自由和人的創造精神是要突破領導組織計劃紀律的約束而存在。

　　因此鼓吹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紀律的自由的那伙人，純系是壹群以訛傳訛不願思考問題的懶蟲。毛澤東有壹句著名的口頭禪，“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他老人家也認可說話放屁無須經過領導組織的批准，無須列入計劃的範圍，不應受紀律的約束。企求用組織領導計劃紀律來約束鉗制思想言論自由，淨化社會輿論和網路空間，這無異是壹種禁止限制他人放屁的歪理。這種“歪理”名曰“獨裁專制”，它曾經或將繼續給人類社會製造無窮災難。人類進化的歷史證明，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沒有科學，人類的創造力就會衰竭枯萎。對不妨礙不損害他人的自由採取容忍寬容的態度，尤其是掌權的領導階級對自由是否採取容忍寬容的態度，這是區別人和動物的分水嶺。

　　因此，捍衛思想言論自由就是捍衛人權，這已經成了文藝復興之後響徹世界的最強音。但是遺憾得很，由於幾千年的專制文化，特別是明清以降超強的文化專制主義在中國周邊築起了壹道密不透風的圍牆，長期使中國人無法聽到這個世界的最強音，只能偶爾聽到壹些微弱的回音。這就為中國的衛道思想家和鄉愿姿意扭曲自由人權提供了揮灑的空間，使自由人權長期在中國成了青面僚牙的妖魔，為官場腐敗的滋生漫延提供了溫床。

　　目前在神州大地流行壹種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名叫“人權是生存權”，也就是毛澤東確認的“只要有飯吃就行”的人權（引自《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這種“人權”理論在當今的中國理論和網路世界裡可謂甚囂塵上。支持推崇這種“人權”的特色理論家們，瘋狂地攻擊和扭曲自由民主的人權，把其視為是西方列強對外侵略擴張，干涉他國內政，製造顏色革命的工具；這引起了很多自由民主人士的憂慮和不滿，更引起了眾多中國人的好奇與探索。那末，這是壹種什麽“人權”呢？

　　這種“人權”的核心是“生存第壹”，“吃飯第壹”。這種“只要有飯吃就行”的“人權”最能打動平民百姓的論據是“自由不能當飯吃”。這種中國版的“人權”最終追求的目標是享受天倫之樂、老婆孩子熱坑頭。什麽財產生命尊嚴不受侵犯呀，自由不許剝奪呀，統統讓它見鬼去，只要吃飽肚子就“自由”了。這那裡是“人權”？這純系是“動物權”，是豺狼虎豹之類的“生存權”。為了這種“生存權”，為了搶飯吃，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殺富、劫富、仇富是實現這種“人權”或“生存權”的根本途徑。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毛澤東領導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革命戰爭，和以“消滅私有財產權”為宗旨的什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都是圍繞殺富、劫富、仇富而展開。

　　可見中國版“吃飯第壹”的“生存權”，是建立在損害他人財產，傷害他人性命和自由基礎之上的“人權”，這和豺狼虎豹的“生存權”，和“動物權”有何異？可見“人權是生存權”，這是壹種假人權理論，偽人權理論。這種豺狼虎豹式的“人權”理論是長期引發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根源，是危害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富強和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第壹號天敵。

　　與中國版“吃飯第壹”的“人權”相對應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權，是壹種維護財產生命尊嚴和思想言論自由不受侵犯的人權。這種人權的核心就是自由。這種自由不是殺富、劫富、仇富的自由，不是貪污腐敗的自由，不是壹把手說了算、壹把手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是全社會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只有不斷的發明革新創造，社會才能不停頓地進步發展繁榮，財富才能井噴式地增長，人類才能最終吃飽肚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社會最缺乏就是這種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十壹屆三中全會只給了中國人壹點點這種自由，就立馬解決了篤信“吃飯第壹”的毛澤東長期為之疲憊不堪未能解決的吃飯問題。十壹屆三中全會給中國人的那點點自由，就是西方版的發明革新創造的自由。我想，如果中國共產黨多給壹點中國人這種自由，中國的面貌肯定會得到更大的改觀。

　　這就是我對“安民”治國理念，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讀。

　　與“安民”的治國理念相對應的是“維穩”的治國理念。“維穩”的治國理念，依我的淺陋之見，首先揭諸於馬克思生前託付的，由恩格斯撰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名著中。恩格斯這部1884年出版的名著比摩爾根1877年發表的《古代社會》晚七年。這兩部名著都為探討近代國家的起源、性質和功能作用各自發表了不同的觀點，都各有壹批熱心的讀者和信徒。

　　摩爾根認為，國家是從古代社會的氏族部落組織進化演變而形成的；恩格斯（包括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摩爾根認為國家的作用就是保衛國家的領土不受侵犯，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尊嚴不受侵犯；恩格斯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從這兩種對國家的起源、性質和功能作用的不同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摩爾根堅持壹種守土安民的治國理念，堅持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的治國理念；恩格斯則堅持壹種國家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和意志不能動搖的治國理念，堅持自柏拉圖以降的獨裁專制主義的治國理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治國理念，被後來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獲得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闡述和展開，從而形成了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的核心就是“維穩”，它是建立在在人與人相互關係的這塊基石之上的，宗旨就是要維護統治階級的絕對權力和意志不能動搖，這就是我們當今耳熟能詳的“穩定壓倒壹切”之大政方針形成的理論根源。

　　我們知道，摩爾根的治國理念是和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近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壹脈相承，特別是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念有直接的關聯；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念卻是壹種古老的價值觀念的繼續和延伸。它繼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的暴力至上的價值觀念；它繼承了柏拉圖“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的權力至上的政治理念；它繼承了黑格爾矛盾對立不可調和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辯證法的哲學原則。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是壹種古老的專制主義的治國理念。

　　歷史證明，古今中外凡是堅持專制主義治國理念的獨裁者都堅信自己是“天然”的主人，神聖的“天子”；堅信自己是先進階級先進政黨的代表，還自封是“X代表”。古代的專制獨裁者認為自己代表了“天命”，當代的獨裁專制主義者認為自己代表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絕頂聰明的“天才”，是理所當然的統治者。因此，他們的意志權力就是國家的意志權力，是神聖不可動搖的意志權力。這伙“代表”組成了列寧說的可以“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階級，是有權實行“嚴厲的、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的先進階級，他們控制的權力是“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憑藉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列寧是古今獨裁專制主義治國理念的空前絕後的集大成者。是列寧全面精深闡述和展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維穩”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曾全面深入貫徹於前蘇聯和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給前蘇聯和中國社會造成了致命或重大的損傷。

　　那末，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有什麽特點呢？它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安民”治國理念有什麽重大區別呢？

　　要正確認知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首先必須弄清楚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什麽。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壹書中的說法，國家“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又成為政治上也占統治階級，並由此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由此可見，在恩格斯看來，經濟上占統治的階級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也就是說，佔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恩格斯在該書中還確認古代的奴隸主，後來的封建貴族地主，近代的資本家富翁就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恩格斯的這壹國家觀念壹直被馬克思主義者，更是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奉為天經地義的真理。我認為，恩格斯關於國家統治階級的定義是違背客觀事實的，因而是錯誤的。

　　我們只要稍微瀏覽壹下歷史，便能發現佔有生資料和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都是國家統治階級敲詐勒索的首要對象。不然，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和18世紀的法國資階級為什麽要帶頭革命造反；為什麽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富甲壹方的豪強地主商賈被抄家滅族或被強迫離開故居遷徒遠方；為什麽近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盡了各路軍閥的欺凌訛詐，這都充分證明古今中外許多佔有生產資料或社會財富的有錢人或富人，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相反，他們往往成了國家統治階級的最大受害者或首要受害者。

　　可見國家不是像恩格斯斷言的那樣，國家“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是屬於那些壟斷控制了國家權力的同夥，即是掌權階級的國家。只有掌權階級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非掌權階級或無權階級（按：不等於無產階級）就是被統治階級，這是壹個由無權的窮人和富人共同組成的被統治階級。由此可見，權力與生產力及社會財富之類的經濟因素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

　　那末，決定權力的因素是什麽呢？是暴力。赫拉克利特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戰爭暴力才是權力之父，是關係壹個人是主人還是奴隸，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決定因素。因此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幾千年權力鬥爭的最高經驗總結。毛澤東的觀點和赫拉克利特的觀點是壹致的，和恩格斯的觀點卻存在極大的區別。

　　那末，暴力又是什麽呢？按恩格斯的提法，暴力“本源的東西”是什麽呢？暴力“本源的東西”不是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壹種經濟力”(引自《資本論》第壹卷第828頁）；也不是恩格斯說的暴力“本原的東西”，“是經濟力量，是佔有大工業這壹強大的手段”（引自《反杜林論》第171頁）。我認為暴力“本源的東西”是生物個體的意志和體能的展示，是大自然賦予生物個體生存競爭的壹種能力。在生物世界裡，尤其是在動物的群落里，特別是在高等動物的群落中，所謂暴力“本源的東西”，就是誰擁有不服輸的意志和強壯的體魄，誰就能成為獸中王。比如猴王、獅王、虎王，它們都擁有不服輸的意志和強壯的體魄才成了動物世界的主人，成了威風凜凜能夠獨佔壟斷和異性交配權利的獸中之王，它的意志便成了那個動物群落中誰也不能抗拒的意志；而相反的同類卻成了可憐巴巴的被統治者。可見，暴力“本源的東西”不是“經濟力”，不是“經濟力量”，更不是“佔有大工業這壹強大的手段”。

　　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人和人類社會是由靈長類的高等動物和其群落的長期演變進化而形成的。所以人類社會中的暴力和動物世界中的暴力存在相同的基因和本源。人類社會中的暴力是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展示，誰擁有不服輸的頑強意志和非同尋常的組織能力，誰就能成為人中王，就能當皇帝當總統，當主席當總書記。在此，私下認為，不服輸的意志是壹個人能否成為人上人，人中之王，能否擠進國家統治階級的行列，能否成為掌權階級的關鍵因素。

　　所謂“不服輸的意志”，就是指人的某種特質和精神，這是壹種經得起失敗的折騰，經得起困難的磨鍊的壹種精神。“不服輸”，對動物而言，這是壹種本能的行為；對人而言，“不服輸”則成了壹種自覺的思想意識。這種思想意識千方百計要把個體暴力組織提升成為集體暴力，使之成為政黨集團的暴力，使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被升華成為壹種重要的“不服輸”的理論。這種思想意識和理論被毛澤東精闢概括為“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致勝利”（引自《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種“不服輸”的精神是猴王、獅王、虎王成功的原因，更是皇帝、總統、主席和總書記成功的原因。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不僅適用動物世界，也適用人類世界。

　　毛澤東就是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的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通過了二十多年在戰場上流血流汗摸爬滾打的痛苦磨鍊，最後成了二十世紀中國壹言九鼎的革命領袖，確立了他在黨內軍內的絕對權威，確立了以他的意志為國家的意志。從此，使全國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和他同樂同悲同哭同笑，致使全國形成了壹種“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稱讚我稱讚，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權力意志高度統壹的政治局面，充分證明革命領袖的意志擁有無窮的魔力。所以暴力不僅是意志的展示，也是權力的展示，是權力的基礎。

　　這就是毛澤東可以不當國家的主席，但是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那是非當不可的。鄧小平則比毛澤東做得更聰明，莫說國家主席他不當，就是黨中央主席他也不當；什麽權都可以不要，但是軍委主席這個權萬萬不能丟。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因為暴力可以成為把壹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人，或可以使他人折服於自己意志的壹種工具。頭可斷，血可流，但是權力不能丟；砍頭不要緊，權力最要緊，這是共產黨人在武裝奪權的鬥爭中錘鍊出來的黨性。所以，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志不能動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權力觀，也是古老的、傳統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權力觀。

　　通過對統治階級就是掌權階級，掌權階級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的認知辯析之後，我們就能比較容易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穩定壓倒壹切”，即權力壓倒壹切的“維穩”治國理念的特徵。在未正式剖析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的特徵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回憶林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說的壹段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言：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林彪這段話之所以堪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言，因為它言簡意賅地披露了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的基本特徵。根據林彪的啟示，我把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的基本特徵概括如下：

　　第壹，槍桿子維穩，即暴力維穩。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念是傳統專制主義理念的繼承和發揚，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治國理念的繼承和發揚。這種治國理念的基點核心就是柏拉圖說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那末，如何才能使這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確立起來而又不動搖呢？這就是赫拉克利特說的，通過暴力來證明“聰明人”是“神”，是“主人”；證明“無知者”“僅僅是人”，是“奴隸”。這是黑格爾辯解的“壹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即是說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是現實合理的，無知者應當服從統治也是現實合理的。這就是恩格斯主張的“維穩”，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引自《論權威》）。用中國共產黨人發掘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來表述，這叫“實事求是”。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根據歷史事實，“實事求是”或“唯物”地提出了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是“聰明人”統治“無知者”的工具的治國理念。這種治國理念的實質是要維護“統治階級”、“聰明人”，即掌權階級的意志權力不動搖。這種意志權力集中體現在皇帝說的話是“金科玉律”，是“聖旨”；哲學王和思想家，比如古代的柏拉圖，後來的黑格爾，近代的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說的話都是“萬能”、“正確”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當代的毛澤東、鄧小平和“三個代表”講的話都是勝似“九重天”的壹言九鼎。對聖人偉人講的話必須像中世紀的教徒對“聖經”那樣虔誠篤信，不許質疑批評；否則就是犯上，謀反，反革命，破壞社會穩定；就必須進行專政，株連，殺無赦。這就是“穩定壓倒壹切”，“權力壓倒壹切”的真諦，是馬克思主義槍桿子維穩治國理念的第壹個特徵。

　　第二，筆桿子維穩。其內容是：（1）緊緊抓住輿論導向維穩。嚴格規定所有的宣傳工具，如報刊、電視、網路等必須成為執政黨的喉舌，必須引導公眾輿論為維護執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服務。共產黨的宣傳部也就成了消弭民怨，禁止發牢騷泄憤懣的，用來製造各種政治氛圍的“公共輿論局”，這是人云亦云不許獨立思考的“公共輿論局”。

　　共產黨人抓輿論導向的拿手戲就是抓典型和靠典型引路。共產黨人樹立的典型都是出自為維護黨的形象，出自為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目的服務的，說白了就是為了維護壹號領袖的形象和權威樹典型。為此可以隱瞞事實或加點事實；可以歪曲事實或捏造事實；可以指鹿為馬或顛倒黑白；可以不擇手段誘導公眾出賣良心和靈魂。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全國學“毛著”的群眾運動中樹立的典型，如雷鋒、廖初江、黃祖示、豐福生、李素文、陳永貴等等都是屬於這類典型，他們都成了過眼煙雲的典型。這個典型群體中最後只剩下壹個雷鋒，但他卻成了像關公之類的“忠”的符號“忠”的偶像而不再是鮮活的人了，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回味無窮的思考。這種輿論導向的結果，竟出現了共產黨人辦的《真理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人民日報》人民群眾不愛看的咄咄怪事。由此看來，為了某種目的而人為樹的典型是沒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肯定是負面大於正面，這類典型越多，社會的負面觀感就越大，這對維穩治國只能幫倒忙。

　　不斷變換理論翻新維穩。世界上沒有那壹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中推出了那麽多治國理念的新理論新花樣，什麽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呀；什麽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呀；什麽科學治國，中國夢呀，很像舞台上“妳方唱罷我登台”的戲劇表演。每屆領導上任，都要在價值觀念的表述上弄點新花樣，搞點新花招，都想在歷史上留下壹點“不朽”的什麽東西，使得中國的老百姓眼花繚亂，莫衷壹是，無所適從。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念失衡的壹種表現，是缺乏理論自信的表現，是導致當今中華民族出現信仰危機的壹大原因，使當今的中華民族成了壹個沒有信仰的可悲的民族。

　　這些理論花樣都隨研究維穩治國的新形勢，研究維穩治國鬥爭的新動向而不斷推陳出新。而且每次的理論花樣翻新，都要製造壹批維穩治國的懲治打擊對象。上世紀五十，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後推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臭老九當做維穩治國的打擊對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知識分子，不同政見者和動亂分子做為維穩治國的懲治對象；進入二十壹世紀，則把反對官商勾結暴力拆遷的受難公民當做破壞社會穩定的村匪路霸釘子戶加以懲治打擊。鳳凰衛視還曾披露了山東某地竟敢膽大妄為把上訪伸冤的農民弟兄從中央信訪辦門口處捕獲扭送到精神病院“治療”，大造維穩恐怖氣氛。

　　制定雙重是非標準維穩。雙重是非標準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論。通過階級分析論把犯同樣錯誤的人進行區隔，分別做不同的結論和處理。比如犯同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犯錯誤是失誤，周恩來犯錯誤是違心，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壹批老革命老功臣，以及在“文革”中掘起的新貴“四人幫”犯錯誤是反革命，這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的老把戲。

　　我認為二十世紀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造成最大傷害的，莫過於這種雙重是非標準，即階級分析的理論。馬克主義的階級分析論傳人中國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進行了壹場大洗劫大掃蕩，徹底撕立了中國社會和族群聯繫的紐帶，把中國社會分為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中國人分為敵人和朋友兩大陣營，分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兩大派，把中國人貼上各種各樣的“份子”標籤符號，極大地扭曲了中國人的道德思想觀念和做人的底線；把明清以後形成的極權專制主義文化抬升到壹個新的高度。這種新的專制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論表現為極端的唯我獨尊和以我劃線，對與己不同的思想觀點進行徹底封殺，對敢於犯顏直諫的志士仁人如彭德懷，遼寧的張志新，江西贛州的李九蓮進行嚴厲懲處。以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筆桿子維穩治國理念的第二個特徵。

　　第三，均貧富維穩。眾所周知，支配中國幾千年的主流價值觀念，就是孔夫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術思想。孔夫子有段名言集中概括了他提出的治國理念：“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引自《倫語·季氏第十六》）。這是中國幾千年的統治階級遵行的維穩治國理念。歷代的獨裁專制主義者，除昏庸的帝王都非常重視“均貧富”治國的理念，都相信“財聚人心散，財散人心齊”的治國經驗談。他們都重視鎮壓無法無天咨意兼併土地危害農民生命安全的豪強惡霸，重視懲治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力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力行平徭均賦以爭取民眾對自己的好感；他們都知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都懂得民心的向背和百姓群眾的支持是自己能否穩坐天下的合法根據。這些孔夫子的治國理念在中國的史藉中都能找到，我相信這不是史學家的胡編亂造。

　　把孔夫子（公元前552—前479）的學術理念和比他稍後的古代希臘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的學術理念進行比較，便能發現這兩者有很多驚人的相通之處。大家知道柏拉圖之所以聞名古今，就是因為他設計了壹種理想的國家社會。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是壹種均貧富的國家社會。在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裡，沒有私有財產，沒有人壓迫人的現象，共同勞動，產品平均分配，大家過著安貧樂道令後人稱羨不已的幸福的好日子。這和孔夫子的“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願景完全相符。

　　遺憾的是柏拉圖設計的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最終像蘇聯那樣解體了。這種理想的國家社會為什麽會瓦解崩塌呢？柏拉圖認為，這是因為產生了私有制，是理想國家裡的居民追求財富貪圖享樂的結果。於是柏拉圖得出了壹個影響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重要結論：要建成理想的國家社會，必須消滅私有制。因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之源，是人類道德墮落，靈魂齷齪的根源。柏拉圖的這壹重要觀點被後來形形式式的社會主義學派所繼承，也為馬克思繼承了。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從此，“消滅私有財產權”的口號，促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成了共產黨人凝聚無產者或財產不多的小私有者，貧苦農民，流氓痞子和行蹤江湖，落草深山的強盜土匪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旗幟，成了二十世紀世界革命暴動的旗幟。革命的結果在蘇聯建立了顯赫壹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兩千多年前柏拉圖憧景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

　　為了鞏固穩定蘇聯創建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斯大林遵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念，通過暴力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通過消滅富農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從而在蘇聯建立了沒有私有制的均貧富社會。眾所周知，蘇聯終於解體了。使曾經壹度消滅了的私有制，又像白居易的詩歌所描繪的那樣“離離原上草，壹歲壹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充分說明私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天的無產階級革命烈火無法摧毀它的無限生命力。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和唐吉訶德與風車搏鬥的故事壹樣，是壹場倒行逆施荒唐可悲的人間鬧劇。

　　由於柏拉圖的學術理念和孔夫子的學術思想存在很多契合點，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暢行無阻風行壹時，使毛澤東的眼睛為之壹亮，仿佛找到了鞏固工農聯盟的靈丹妙藥，這就是“使私有制絕種”。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壹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壹文中信心滿懷地聲稱，使私有制絕種，實現農業合作化，抑制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就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同農民的聯盟，全體農村人民就會壹年壹年地富裕起來。可見，毛澤東把“消滅私有財產權”，建立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社會，視為是“維穩治國”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關鍵舉措。

　　結果呢？則事與願違。1956年，當社會主義改造宣布完成之時，也就是使私有制絕種之日起，便意味著全國社會開始進入大動亂之時。從而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以中國特有的方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空前激化起來了：1957年反右派，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1958年的“大躍進”和大括“共產風”，引發全國三年大飢荒；緊接著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終於釀成了史無前例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不僅亂了敵人，也使共產黨幾乎受到癱瘓式的創傷，使全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反覆折騰，使全國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這歸根究底都是“消滅私有財產權”，搞什麽社會主義改造，使私有制絕種闖的大禍。最終使“均貧富”維穩治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成了劃餅。若不是19 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果斷制止糾正這種荒唐的理論和荒唐狂熱的行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中國社會的前途就真的會令人不堪其憂了。

　　目前中國有壹批“左袒派”的理論家極力鼓譟，不許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什麽“成就”；認為否定共產黨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理論綱領，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挖共產黨人的政治牆腳，破壞社會穩定，顛覆無產階級政權，搞顏色革命，充分暴露了“左袒派”的險惡居心就是要否定十壹屆三中全會振興中華民族的戰略決策。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社會的長期動盪證明，消滅私有財產權，均貧富維穩治國行不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均貧富維穩治國的第三個特徵。

　　通過上述對“維穩”和“安民”兩種的治國理念的淵源、性能和作用的考察分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治國理念。現在我要把形成這兩種不同治國理念的最基礎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本源的東西”揭示如下：

　　（A）馬克思主義維穩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基礎之上的，是壹種人壓迫人，可以任意侵犯人權的治國理念；安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基礎之上的，是壹種捍衛人權不受侵犯的治國理念。

　　（B）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關注的是國家權力歸誰所有，它的價值取向是如何鞏固掌權階級手中的權力不動搖；安民治國理念關注的是權力如何使用，它的價值取向是如何捍衛全體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的權利不受侵犯。前者把關注政治權力放在第壹位，認為只要統治階級的權力鞏固了天下就能太平；後者則把關注民生經濟放在第壹位，認為只有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天下才能太平。

　　（C）兩者的哲學根源不同。馬克思主義維穩治國理念的哲學根源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其淵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體系中，這是壹種古老的哲學體系。這種哲學承認矛盾對立的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對矛盾對立統壹的規律我們只能順應它，認識它，不能違背它；只能因勢利導，變更矛盾對立雙方的地位，促使矛盾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轉化，使自己時時處處能把握機會佔據矛盾主要方面的統治地位。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辯證法是壹種爭奪統治權的哲學，是為統治階級控制國家權力進行剝削和統治辯護的哲學，是壹種鼓吹“人壓迫人”、“人斗人”和“人整人”的哲學，是壹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哲學。黑格爾曾用這種哲學為普魯士封建專制主義的皇權統治辯護；馬克思主義者則用這種哲學來論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為共產黨人“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的壹黨專政辯護。

　　安民治國理念的哲學根源是實驗主義，這是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產生形成的壹種嶄新的哲學體系，這和古老的鼓吹人壓迫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是截然不同的壹種哲學體系。何謂實驗主義？按胡適的看法，實驗主義有兩個根本的觀念：“第壹是科學試驗的態度，第二是歷史的態度。這兩個根本觀念都是19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引自《胡適選集》第552頁）。科學試驗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都不承認“真理”是永遠不變的天理，它只承認壹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發生所應該發生的效果。也就是說，壹種思想觀念真不真，看它能不能給社會人類帶來有益的具有正面效應的結果。任何思想觀念都是工具，對社會人類有益的思想觀念就堅持，對社會人類不利的思想觀念就拋棄。

　　安民這種治國理念的宗旨是要維護公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尊嚴不受侵犯。這種治國理念在歐美等許多國家試驗了幾百年或幾十年，都獲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推動了世界科學技術和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使人類的生活質量獲得了很大的提高，安居環境獲得了很大的改善。近幾百年來歐美國家的試驗證明，安民的治國理念是真理。

　　反之，由於馬克思主義維穩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基礎之上；因此，使它成了壹種人壓迫人的政治理念。這種治國理念把捍衛統治階級的政權擺放到壓倒壹切的中心位置上，以致圍繞權力歸誰所有引發了種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長期使社會發生動盪，頻頻危及多數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提高改善。因此，儘管幾千年掌權的統治階級為維穩治國窮於奔命，他們都企盼自己的政權能像秦始皇設計的那樣壹世二世三世傳之萬世，或像總設計師設計的那樣壹代二代三代傳之萬代；結果呢，他們的政權像走馬燈似的不斷背離自己的理念初衷，從甲手到乙手轉換不停。幾千年掌權的統治階級維穩治國的試驗證明，維穩的治國理念只對少數掌權的統治階級有巨大的利祿，而對人民大眾則弊多利少，對人類社會製造的負面效應大大超過了正面效應，這是我們應該摒棄的歷史包袱，應該割去的社會毒瘤。我們不應該在“理論自信”的幌子下，把歷史包袱和自己背上的癰疽當寶貝傳給子孫後代。

　　通過上述比較，“維穩”和“安民”兩種治國理念孰優孰劣就不言而喻了。因此，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計，為共產黨的長久執政計，我冒昧陳言，必須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治國理念，拋棄撕裂社會族群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人壓迫人”的辯證法的思維模式，代之以安民的治國理念和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

　　只要翻開歷史壹看，壹種奇特的文化現象便展現在妳的眼前：20世紀是光怪陸離、五花八門的代表，可以概稱“X代表”誕生的世紀，是X代表泛濫成災的世紀。這類代表的發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鄉俄羅斯。俄羅斯名目繁多的“蘇維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種子隨風飄灑，傳播到世界各地，傳播到了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這種文化現象是喜是憂，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對人類的思想方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個問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也引起了我的關注和興趣。

　　本拙著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現象的結果。現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公諸於眾，是非曲直，籲請讀者評述。我深知，本拙著中表述的觀點肯定會引發歧義，會被習慣向左看齊的中國人指責為離經叛道，有悖中國特色和國情的奇談怪論。但願讀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嘗，疑義相與析”，在疑義相析的過程中，我樂意接受讀者最嚴苛的評判。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說起“代表”的起源，可謂源遠流長。其源頭隱藏在動物群落的生存競爭的殘酷鬥爭中。動物群落中的雄性強者為了獨佔性的支配權利，往往展開妳死我活的嘶咬武鬥，勝者成了獸王，如猴王，獅王，虎王是也。它們成了適者生存，成了負責繼續藩衍後代和傳遞香火的代表。獸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人是從靈長類的高等動物中進化而來的，最初的人類社會是從靈長類的群落中演化而來的。因此，原始社會的部落酋長都是從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即與異族部落的同仁進行拳打腳踢加嘶咬的搏鬥中脫穎而出的成功者，他們構成了人類最原始的社會代表。可見人的“代表”和“獸王”的產生有相似之處。

　　原始社會儘管存在部落酋長這類代表，但在原始社會部落成員壹律平等的社會氛圍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會崩潰，文明社會形成之後產生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大量剩餘產品，逐漸產生了私有制和等級制，即馬克思主義認定的階級。等級制和階級的出現，標誌著文明社會取代了原始社會。於是等級制度和階級區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這種制度性代表的產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長的產生，和獸王的產生的條件極為相似，都是通過暴力產生的，通過激烈的社會衝突斗出來的。正如古代希臘極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那樣，“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戰爭崔生出來的“主人”，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隸”，類似我們今天所稱的“被代表”，被統治被專政的階級。從此，等級制度也隨之成了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和壹張名片。

　　二 代表理論的文化根源

　　從前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代表”絕非上帝派來的美麗天使，他們是由戰爭和暴力崔生出來的怪胎，從頭到腳渾身充滿血污，齜牙咧嘴，半人半獸令人可憎。為了漂洗這類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飾這類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現了著名學者思想家為其包裝打扮。古代希臘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柏拉圖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圖極力把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張正義平等的聰明人，把因戰爭失敗淪為奴隸的“被代表”貶稱為無知的人。可見，柏拉圖伸張的正義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級制的烙印，是屬於自然主義或具體的正義平等，如列寧在《國家與本命》壹書中伸張的那種階級的正義與平等如出壹輒。柏拉圖由此提出了壹條極其重要的政治原則，“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這條政治原則影響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直到現在還大有人把其捧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國，大約比柏拉圖稍早的年代出現了壹們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極力把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成功者捧為“知天命”的君子，捧為“聖人”，視為聰明的上等人，視為“上知”；把其失敗者貶稱為“小人”，愚蠢的“民”，視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圖相似的政治原則是“學而優則仕”，“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這類政治原則幾千年來壹直被中國的統治者捧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至寶，其影響至現在乃經久不衰。柏拉圖和孔夫子不約而同的見解耐人尋味，使人深深感嘆“天下英雄所見略同”。

　　他們的最大共同點是，孔夫子主張“學而優則仕”，柏拉圖則主張“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這已成了中西方幾千年獨裁專制的政治理念。特別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柏拉圖的“聰明”與“無知”不可逆的認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獨裁專制的精神支柱。依靠這種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國，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識半斗的兇橫和尚，弱智殘障和三歲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寶坐，成為“真命天子”而為國人頂禮膜拜。充分顯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圖的政治理念是為“誰應當統治”服務的工具。而“誰應當統治”，這是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問題。可惜人類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從靈長類這種高等動物進化來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著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歷代人類中的強者和“代表”像“獸王”壹樣，視權力為命根子，對獨佔壟斷權力充滿著貪婪的慾望，這是人類最壞的惡劣習俗。

　　通常說，為了牢牢掌握手中權力，歷代統治階級都採用列寧說的靠“暴力和欺騙”，靠後來毛澤東主張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概括為“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把這些名人的主張對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確壹些。因為控制政權不能全靠欺騙。林彪說的“筆桿子”是指學者文人，不能把他們和騙子混為壹談。學者文人創造的理論，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知識，這些理論知識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不完全是負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對人類歷史上留下來的理論知識，必須進行科學具體的鑑別和分析；把這些理論知識用“欺騙”壹詞概括否定，或把其視為“馬克思主義”而完全肯定，都是違背了科學的認知規律。

　　三 論“代表理論”的文化根源對人的思想方法的影響只要對人類的歷史稍加研究，便能發現支撐獨裁專制主義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支柱，就是等級制度和靈肉分離的理論，這也是“代表理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餘產品，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階級，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最早的國家是奴隸制國家，是由原始社會的部落組織演變而來的國家。所以最初的國家被稱為部落主義國家，或城邦諸侯國家，其首領被稱為國王或諸侯王。

　　由於奴隸制部落主義國家規模小，人口少，彼此還保留濃厚的血緣關係，基本上屬於壹祖之子孫。所以社會上的等級制或階級劃分顯得很簡單，僅分為貴族、平民和奴隸。此時雖然產生了社會等級和階級，但還未形成等級制度。此時雖然產生了人死後魂魄還存在的觀念，但還未形成靈肉分離的理論。

　　隨著諸侯國之間為掠奪人口和土地資源而不斷發生戰爭，國家的數量不斷減少，最後只剩下幾個大國。有的地區，比如我們中國，最後只剩下壹個統壹的秦帝國。大國的特點是版圖大，人口多。國家的首領不再以“王”稱呼，而是以“皇帝”稱呯了。隨著統壹大國的出現，各地的鄉土宗教開始融合，最後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要統治壹個大的國家，絕不是治國如像烹小蝦那樣簡單，這絕不是皇帝壹個人所能為的。皇帝必須依靠自己精心挑選的團隊，賦予他們大小不等的權力，組成壹個寶塔式的權力機構。塔尖是皇帝，接著是內閣首輔大臣，地方諸侯和騎士，這些人被皇帝授權代表行使國家權力。他們壟斷了國家的壹切權力，他們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這就是中世紀歐洲世俗社會存在的等級制度和實際的代表制度。與此相隨，宗教王國里也產生了等級制度，上有教皇，下設大小不等的主教和傳教士，分別在各國各地區代表教皇行使傳教布道的權利。

　　法國是歐洲等級制最典型的國家，第壹等級是宗教界裡的神職人員；第二等級是國王和貴族；第三等級是農民、工人和城市資產階級。第壹等級控制了思想意識支配權，第二等級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力，第三等級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是最重要的納稅大戶；但在政治思想上卻沒有話語權。第壹第二等級便成了法國的統治階級，第三等級就成了被統治階級。

　　中國長期流行壹種觀點，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有錢有財產的人就是統治階級。比如恩格斯就說，國家“按通例說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法國第三等級中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最強有力的階級，但在政治上卻沒有話語權，證明恩格斯說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錯誤的。這充分證明，所謂國家的統治階級，是由那伙壟斷國家權力的官僚政客組成的。依財產的多寡來區分誰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誰應該成為革命的打擊對象，這是產生“紅眼病”，社會仇富心態的社會根源。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紅眼病”主義，是“仇富”主義。這是引發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大動盪的壹大原因，是導致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變革屢屢失誤的重要原因。

　　中國自秦始皇統壹中國後，皇帝之下中央設立宰相三公，地方設立郡守縣令，里正鄉長，由他們代表皇帝行使國家權力。漢朝中後期出現了士族參政，逐漸形成了士族集團，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級職務被高級士族壟斷，以至形成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權力等級結構，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其影響直至現在乃隱然可見。

　　在封建專制社會裡，等級制度最終被確立起來了。這種等級制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壹，它把人類社會分成了利益彼此對立的兩大集團。壹個是只享受權利不盡義務的特權階級集團；壹個是只盡義務不能享受正當權利的受壓迫受剝削的集團。《水滸傳》裡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燒，田裡禾苗半枯焦；農夫心裡如湯煮，王公孫子把扇搖。”充分反映了等級制度對人的思想方法，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是撕立族群撕立社會的禍首，是引發官逼民反之社會動盪的禍根。

　　第二，等級制度把社會個體分為兩種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勞心的和勞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權利不盡義務和只盡義務不能享受權利的。眾所周知，劉邦就是根據這種理念把其所屬分成“功人”和“功狗”。劉邦的“功人”是指運籌帷屋，搞戰略頂層設計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沖衝殺殺的受令人。這種等級代表制度把人的認識理論和經驗實踐看成兩截不相連貫的事，為特權階級，即行使大小權力的各級代表壟斷是非，愚弄欺騙百姓大眾提供了理論根據。

　　代表等級制度對人的思想方法產生的最大影響，就是崔生了人肉分離之理論的形成。這種人肉分離的理論反映到宗教上，這就為人死後靈魂的去向做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獄。上等人的靈魂上天堂，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壹人得道，雞犬升天”，“道”即權力之謂也。下等人的靈魂，即平民百姓的靈魂進地獄，除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宗教就為人的命運的不可選擇做出了默認安排。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們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慣用的“要麽上天堂，要麽下地獄”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歷史主義思想方法論的最初萌芽。

　　靈肉分離理論反映到哲學或人的認識理論上，便產生了兩種“本體論，壹是精神本體論，就是哲學家說的“唯心論”；壹是物質本體論，就是哲學家說的“唯物論”。

　　認為皇帝是老天爺在人類社會的代表的中國神傳文化精神本體論認為，世界是由老天爺創造的，人的命運是由老天爺決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為都必須遵照老天爺的意志行事。否則就要受到老天爺的懲罰。

　　物質本體論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規律運動的。物質世界和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中國古代聖人說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物質本體論認為，客觀規律能為人們所認識，但人們不能廢除或創造規律，只能順應和適應它。在中國這叫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人必須接受客觀規律的命運按排，否則就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精神本體論和物質本體論，唯心論和唯物論表面看來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質上它們是殊途同歸的，都是靈肉分離論的產物。它們都承認人的命運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選擇，必須由超越於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觀規律來安排掌握，徹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經驗對物質世界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能動作用。

　　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是壹種被扭曲了的認識論，是為獨裁專制主義培養造就良民和馴臣服務的，是獨裁專制主義統治人民大眾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這樣。可惜自古以來，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產生的弊端禍根，未引起思想理論界的注意和重視，反而以種種方式受到推崇袒護，這就更需引起人們的深思了。

　　由此可見，等級制度和靈肉分離理論，是支撐獨裁專制主義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兩根台柱子。千百年來，百姓大眾對等級特權制度怒不可遏，對利用權力致富的官僚特權階層特別惱火，這幾乎成了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成了引發社會動盪的基本根源。可見，農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對“等級特權”。但是由於柏拉圖包裝的自然主義或等級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響太深了，以至無數次的農民起義或暴動，都根本無法動搖千百年來形成的等級制觀念。於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說到底就是要用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義的生存競爭自由，去取代自然主義的等級或階級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義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藝復興運動就是用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至於什麽叫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讀者可以參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的第五章的第二節，他在這壹節里反覆闡述的所謂具體的階級的自由，階級的民主和階級的平等，就是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想家，首先萌發了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經驗，設計壹種自由民主平等的遊戲規則，去取代由上帝啟示安排之下的聖人確立的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通過這種遊戲規則，使本來不自由的變成自由，本來不民主的變成民主，本來不平等的變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這種新的思想觀念，推翻了千百年來人的命運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規律主宰的專制主義理念，變成了人類有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見，文藝復興時代產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烏托邦，不是神話，而是人的理性經驗發展到壹定時代的產物。在這種理念的感召下，英國於17世紀爆發了革命，美國18世紀發生了獨立戰爭，法國於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級壓迫的基礎之上的專制王朝。從而使文藝復興運動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認同而成了普世價值觀。因此，那種把自由民主平等說成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念，是美國的烏托邦的中國人，是缺乏歷史常識的，是中國典型的“不知漢魏晉”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靈肉分離的理論並未因18世紀的歐洲革命受到觸動，反而還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推崇和袒護，還被廣大百姓民眾當成撫慰心靈創傷的靈藥。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還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哩！法國革命結束後，崇尚靈肉分離論的思想家和學者還用更精緻的方法把其包裝起來，用來複辟鞏固獨裁專制主義政權。其中最名氣的思想家和學者莫過於德國的黑格爾。

　　黑格爾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他用神奇萬能的辯證法，輕而易舉地把柏拉圖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絕對觀念”，創造了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精神本體論”。他運用“絕對觀念”解釋了世界是怎樣創造的，普魯士王朝是怎樣產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樣成了普魯士的皇帝，怎樣成了絕對觀念的載體和歷史必然性的產物。壹句話，黑格爾用他發明的“絕對觀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魯士王朝裝備起來了。他用運動，矛盾衝突鬥爭的觀念為德意志民族稱霸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後來卑斯麥的鐵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支柱，最終使德國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給人類造成了罄竹難書的災難。

　　黑格爾的“壹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謂的“壹切現實”，是指現存的社會秩序，現存的權力歸屬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因而都是合理現實的，都是有效的，是萬萬不許變動的，這和中國的“實事求是”之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是為強權政治服務的，是為歷史的必然性，為獨裁專制的普魯王朝辯護的。

　　他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之著名論斷，是反對理性主義的自由，是伸張具體的自然主義的自由。因為黑格爾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現存的社會秩序，現存的權力歸屬；是屬於壹種必然的權力或權力的必然。誰掌握了這種必然的權力，誰就能獲得為所欲為什麽都能幹的自由，就能像毛澤東說那樣，可以像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可惜，能認識這種“必然”的人，什麽時候都是少數人。所以黑格爾鼓吹的自由，是為少數人的等級特權服務的自由；他主張的自由是少數獨裁專制者無法無天的自由。因此，黑格爾犯了把人的認識方法和人的基本權利混為壹談的錯誤，犯了用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體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思想家主張的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義之自由民主的錯誤。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是壹種反動口號， 是黑格爾反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種理論觀念。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者都深信黑格爾說的“必然”，是指客觀規律，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是持這種觀點的，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和毛澤東關於“人類的歷史，就是壹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的說法就反映了這種觀點。這是天大的謊言。布魯諾不是認識了客觀規律嗎？結局如何呢？被野蠻專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彭德懷認為“大躍進”是小資級的狂熱病，林彪堅持主張設國家主席，實踐證明彭德懷和林彪都認識了所謂的“客觀規律”，按道理這兩位開國功臣該“自由”了；結果如何呢？他們都非但沒有實現毛澤東認為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反而最終都喪失了自己曾為之奮鬥終身而獲得的自由，最後竟滑落到了淒悽慘慘戚戚的“必然王國”的滅頂之災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遇羅克和張志新不是都認識了客觀規律嗎？結果又如何呢？他們都和布魯諾的下場壹樣可悲。

　　由此可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認為只要揚起了理想的風帆，就能到達自由的彼岸，這是十足的謊言。再次證明，壹切謊言，不管是誰鼓吹的，不管是什麽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麽文學家，還有什麽天真爛漫的詩人，不管其動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都是為獨裁專制主義服務的反動口號。

　　馬克思主義是從黑格爾主義中脫胎而出的壹種思潮，這是由馬克思本人承認了的公開秘密（見《資本論第二版的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和黑格爾主義剛好相反，是屬於崇尚“物質本體論”的壹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是按壹定的規律運動的。這種規律能被人認識，但人不能違背它，只能順應它。否則，就會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馬克思根據這種物質本體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壹反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創造歷史的神話，極力鼓吹階級鬥爭創造歷史的神話。馬克思說：“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見 《共產黨宣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總代理毛澤東則說：“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見《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用階級鬥爭創造歷史去取代上帝創造歷史，取代絕對觀念創造歷史，就是用“物質本體論”去取代“精神本體論”，用壹種神話去取代另壹種神話。這種理論或神話更替被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捧上了天，認為這是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實是如此嗎？讓我們來具體分析壹下。

　　主張階級鬥爭創造歷史的馬克思主義者認定，只有先進的，革命的階級才有資格創造歷史；而落後的，反動的階級是沒有資格創造歷史的。而區分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標準是什麽呢？看其能否代表先進的生產力。

　　馬克思及其信徒們認為，只有工業革命後產生的無產階級這類少數人群體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其他階級都是行將沒落的階級。至於農民，與其說是革命的，不如說是反動的。可見，馬克思和其信徒們認為只有少數人組成的先進階級才有資格創造歷史。

　　這是否定壹切，唯我獨革，唯我獨尊，主張和舊傳統舊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為眾人熟悉的極左觀點。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產黨內極左派的老祖宗。這不是我造謠，請讀者讀壹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終生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否定壹切的極左運動。這是無須解釋的自明真理。

　　因為馬克思主義只把無產階級視為是先進革命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然而然地認為創造歷史的重任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了。列寧則乾脆把創造歷史的重任賦予給“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的身上(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的幼稚病》)。這也是列寧津津樂道的“與其妳獨裁，不如我獨裁”的重要原因。這就是說，只有區區少數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才有資格創造歷史。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是由科學技術、生產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組成的。因為無產階級（只佔總人口中的少數）是使用機器生產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思想文化的階級，是最有前途的階級。可見，馬克思和其信徒們是“代表”理論的始作俑者。可見，這種少數先進分子創造歷史的理論和上帝創造歷史的理論大同小異，其區別無非是五十步與壹百步而已。與此同時，值得玩味的是馬克思和其信徒們卻把管理組織機器生產的工廠主，把研發機器生產的科學技術工程人員視為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是多餘的人，而被定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或改造對象，這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嗎！。

　　由此可見，馬克思把工業革命後使用什麽工具當成區分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標準，從而把因社會分工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扭曲為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後的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關係，扭曲為“代表”與“被代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並把這種對立關係視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與“奴隸”不可移；如同柏拉圖的“聰明人”與“無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與下愚不可移”。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認識論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堅信不疑的階級分析論。正是這種理論使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復興運動相悖而行，使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相悖而行。這是壹種被精心包裝的靈肉分離的理論，是為“誰應當統治”服務的理論。

　　在階級分析理論的指引下，馬克思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統治世界的宣言；它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奪取政權，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這是壹篇運用物質本體論和階級鬥爭論創造歷史的觀念，論證“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凡是涉及“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的理論，壹定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壹定是把理論和經驗視為兩截不相聯貫的靈肉分離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就是建立在階級鬥爭和靈肉分離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壹種哲學。

　　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集中反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籌劃、由恩格斯執筆寫的《反杜林論》，以及恩格斯晚年寫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重要的哲學文獻中，反映在列寧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典專著之上。這些哲學經典專著的立論基點就是“物質”、“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靈肉分離之理論。這種處處以“物質本體論”“壹以貫之”的人肉分離的理論，主張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可以離開人而存在的神聖理論，從而否定理論與經驗的有機聯繫；把自然科學家主張的真理是可以用經驗證實的理論假設視為是“唯我主義 ”“唯靈論”，視為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而嚴加批判；把主張真理有待經驗證實的理論假設的科學家，視為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有學位的奴僕（見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種靈肉分離的“物質本體論”，即“物質”、“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理論對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斯大林扛著“物質本體論”的旗號，在靈肉分離論的支配下主持撰寫了《聯共（布）黨史》。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斯大林遵循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誨，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質的武器看成兩截不相連貫的事。從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學術討論擱置壹旁；卻專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殺戮的專政手段，殘酷鎮壓“反對派”，即政治哲學理念不同於自己的“反對派”。從而把自己打扮成無產階級利益的“先進代表”，這裡所說的“先進代表”，其實就是把持蘇共政權的特權派。這些特權派還自詡是由“特殊材料”鑄造的共產黨員，列寧的忠實信徒。全書沾滿著用“武器的批判”產生的斑斑血跡，是為“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寫的教科書。

　　《聯共（布）黨史》後來被毛澤東捧為“聖經”，捧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壹個完全的典型。”（見《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個“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導延安整風的理論指南，成了毛澤東建國後的治國指南，成了毛澤東“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理論源泉。這給中華民族造成的苦難是無法用語言表述。而現在還執迷不悟階級鬥爭和熱中權力的人，還處處以“特殊材料”自詡的“聯共”式的黨員和“蘇維埃代表”們，即被眾多中國人鄙夷的“唱紅派”“左撇子”，則成了阻礙當今社會進步開放的最大阻力，這難道還不夠壹目瞭然嗎？

　　四 重新認識實驗主義方法論的革命意義

　　重新認識實驗主義方法論的革命意義，這隻是針對中國人而言。

　　長期以來中國人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是人類認識史上的壹場大革命。顯然這是有悖歷史事實的錯誤認識。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理論沒有脫離柏拉圖和黑格爾思想認識理論的窠臼，它充斥著等級觀念和靈肉分離論的神秘主義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階級烙印。它的價值取向是特定的階級利益和最大的權力，而不是客觀公正地對世界和人類社會進行科學理知的論證和理性的認知評估。這是壹種訴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

　　美國的實驗主義和以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等人命名的主義思想的根本不同點，就是它旗幟鮮明堅決徹底地反對等級觀念，反對靈肉分離的理論，它的價值取向是要建立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諧社會。這是壹種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這種價值觀念長期受到被馬克思主義支配的中國人的非難，褻瀆和污名化，被視為是腐朽沒落的壟斷寡頭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被視為是鄙棄神聖真理的“唯我主義”。特別是在中國大力宣傳實驗主義的著名學者胡適被定為“戰犯”之後，實驗主義竟也成了“紙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被取締。這極大地妨礙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與世界接軌和對外開放，把中華民族長期置於閉塞的社會環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這是中華民族的不幸，這是中國社會的不幸。

　　當今的中國，要想順利地實現和世界接軌和對外開放，關鍵是要正確認知美國，妥善處理與美國的利益糾葛。要正確認知美國，必須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因為美國的實驗主義對美國的影響，正如中國的儒學對中國的影響壹樣，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不僅能正確了解美國人在想什麽，他們需要什麽，還能使我們從美國的實驗主義中吸取豐富的思想營養來豐富充實中國的文化。

　　我們反對盲目崇美，但是我們要誠心誠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為知美派，正確認知美國的實驗主義，這是繞不開的壹道坎，這對化解中美兩個民族長期積澱的歧見，這對加深中美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這對不斷推動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邁向新的台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來在中國的學術界流行壹種什麽中美兩國的矛盾，是制度結構性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觀點。我認為這是非理性主義的危險判斷，是繼續運用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去認知中美兩國的矛盾，非常不利於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於兩國建立壹種新型的大國關係。我們只要通過對兩國深層次的文化淵源的研究，找到兩國人民心靈深處之間相通的人性共識，就壹定能破解中美兩國命中注定衝突的宿命論和化解兩國之間的種種矛盾。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方式不是不可選擇的，並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種非衝突不能相處的方式。

　　事實上，改革開放後，我們向美國文化學習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是不會忘記的，這在改革開放前處處宣傳美國是“紙老虎”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這樣說，不向美國學習，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很難在三十多年左右時間，已經成為經濟總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經濟體。忘記了這壹點，中國人勢必犯大錯誤。現在因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面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呼聲跟官方意識形態真空的鄧右開始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有些支持鄧右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飄飄然起來了，“紙老虎”的觀念又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里作祟，胡適批評過的東方民族誇大狂又開始發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國的優秀文化拋之腦後。另壹方而，學美國是否學過了頭，引起了部分中國人的無窮憂慮；但是，“怎樣才算學過了頭”，也值得全國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這對消除學美國引起的憂慮很有必要；這對素來有“吾從先進”的優秀傳統的中華民族，對渴望改革開放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不單是壹種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種不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現在，我想根據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推介文章，對美國的實驗主義在思想方法領域中掀起的巨大變革談談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國人對美國的實驗主義的關注和研究興趣，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儘自己的壹點綿薄之力。

　　首先我聲明，我未學英語，孤陋寡聞，從未接觸實驗主義的原著。我對實驗主義的了解都是通過胡適大師的介紹；所以本拙著大量引述胡適的著作，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僅此而言，我是名實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為恥，誠然也不以此為榮，只是出於尊重事實，尊重胡適大師的純真。但在“抄襲”的過和中，也夾敘著我個人的壹些觀點；這些觀點反映了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和憂慮，寄託了我對傳統文化的無限希望。

　　反對等級制和靈肉分離的理論，不是美國實驗主義的首創。古代農奴和農民發動的無數次起義，目標就是要摧毀萬惡的社會等級制。但是由於他們缺乏科學的政治理念，每次起義非但未能觸動罪惡的等級制；其結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舊的不平等。即使在馬克思主義旗號下進行的革命，也未能觸動罪惡的等級制，其結果也是用壹種新的不平等去代替舊的不平等，用什麽行政二十七級或二十八級去代替中國歷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樣，對靈肉分離的理論在過去不是沒有人反對批判，只是因為他們缺乏科學的認知手段做支撐，致使他們對靈肉分離之理論的批判像曇花壹現稍縱即逝，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鮮能為人知曉。比如中國南北朝時期范縝寫的《神滅論》，即使用今日的學者眼光來評判，他對靈肉分離之理論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當代人驚嘆不己。

　　美國實驗主義的偉大貢獻，在它緊緊依靠文藝復興以來培植的格外堅牢的科學政治理念，緊緊依靠19世紀眾多科學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學認知手段，對千百年來形成的等級制度觀念和人肉分離的理論做了顛覆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類認識歷史上的深刻革命。這對社會的進步開放，對自由民主平等價值觀念的推廣普及產生了持久的積極的影響。

　　美國的實驗主義反映了19至20世紀歐美科學家群體的壹種思想方法論。它不是指某壹個人的主義或思想，而是綜合了美國的著名學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國科學家）、倭斯襪（德國的化學家）、馬赫（奧地利的物理學家）等人的學說。實驗主義的發起人皮耳士，是美國著名的數學家、名學家、物理學家；給“實驗主義”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和哲學的教授；後來成為實驗主義領袖的杜威，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哲學家，他的教育學說在美國影響極大，被美國人稱做“教師的教師”。

　　把美國的實驗主義和其他以個人命名的“主義”“思想”“理論”相比，比如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實驗主義更像壹座碩大無比的熔爐，綜合和融合了許多世界壹流科學家和學者的理論精華，提煉出壹種行之有效的科學的方法論——這就是美國著名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這是科學家的思想方法論，是為科學家認知評估客觀世界服務的壹種方法理論；不是服務於權力鬥爭的政客理論。因此，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而已。由此可見，實驗主義尤其說美國科學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說它是全世界科學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學家怎樣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於水火為宗旨的什麽主義思想和理論那樣，容易和烏托邦結緣，容易和訴諸情感的非理性主義同流合污。不過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僅在美國和歐洲壹些國家得到普遍推廣；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級制的國家和地區的推廣水平卻要遜色多了；而在馬克思主義占治治地位的國家，即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被強調得過了頭的國家，實驗主義卻遭到強烈的抵制和敵視。

　　美國實驗主義的壹大功勞，就是發現了壹種“歷史的真理論”。據胡適的介紹，這種真理論關注的重點，在於真理如何發生，如何得來，如何成為公認的真理。真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胎裡帶來的。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它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它們“真理”的美名的。

　　我們所謂的真理，原不過是人的壹種工具。真理和我們手裡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壼是壹樣的東西；和農民手裡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是壹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因為從前這種觀念曾經發生功效，故從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為它的用處至今還在，所以我們還叫他做“真理”。萬壹明天發生他種事實，從前的的觀念不適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們就該找別的真理來代替它了。胡適的的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寫得何其好，是何等地發人深思。

　　美國的實驗主義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紗，這是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為之壹新。實驗主義把真理視為和教師用的粉筆，農民用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是壹樣的東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說，變更真理這類思想觀念，像教師換壹根粉筆，農民換壹把鋤頭，掏糞工人更換壹只糞桶壹把尿杓那樣簡單方便。這種理論給美國人創造了壹種變更思想觀念的良好寬鬆的社會氛圍，使美國人穩穩噹噹站到了變更思想觀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國人成了當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創造性的民族。

　　我們知道，壹個民族，壹個國家的進步發展，關鍵取決於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思想觀念能否不斷更新與世俱進，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價值觀念。有了壹流的價值觀念，就能創造出壹流的政治體制，創造出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美國的實驗主義為美國創造了壹流的價值觀念，壹流的政治體制，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這是有目共睹的，這是沒有疑義的事實。有人說，20 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但我認為，20世紀之所以是美國人的世紀，是因為他們擁有科學的思想方法，這就是美國的實驗主義。我堅定地相信，在人類未找到比實驗主義更好更先進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國民族將能繼續保持他們在思想和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會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這樣表述美國實驗主義的偉大功績，並非要肯定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評和憤慨。但我始終堅定地認為，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和美國的學者科學家群體信奉的實驗主義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相反，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國的學者科學家信奉的實驗主義代表了理性和科學，這是兩股南轅北轍的思想意識流。美國的霸權主義最終要以損害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終，最終要為美國人民拋棄。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霸權主義，是壹種爭奪權力歸誰所有的理論，是服務於壹種爭奪權力的政客理論。歸根結底，這是屬於階級鬥爭的壹種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持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和《共產學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緣：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權力。美國的霸權主義為了追求世界統治權，到處拉幫結派，製造顏色革命；《共產黨宣言》則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奪取政權，旨在處處製造顏色革命；不過它的“顏色革命”被稱為“紅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罷了，目標就是要實現共產黨管理統治全世界。兩相比較，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共產黨宣言》追求的目標與主張何其相似乃爾。因此，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共產黨宣言》伸張的世界共產主義都是屬於烏托邦。

　　那末，什麽是烏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辦不到而非要辦到的主義思想理論都屬於烏托邦。歷史證明，對上帝創造世界這種子虛烏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這是烏托邦；獨裁專制主義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罵，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傷是烏托邦；這就是說，凡是推行壹個政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治國治民的，不管其動機出身如何，都是烏托邦；任何壹個民族，壹個階級，壹個政黨，壹個國家要想稱霸全世界，這是烏托邦。可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前蘇聯推行的世界共產主義都屬於烏托邦。

　　現在中國理論界有壹種說法，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糾正了蘇聯的烏托邦，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改革開放過了頭，現在我們又陷入了美國的烏托邦。所以現在的改革開放必須糾正美國的烏托邦，選擇既不同於蘇聯和美國的烏托邦，走獨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權主義視為烏托邦，就是說，中國的發展必須避免走蘇聯和美國的霸權主義道路，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把美國的實驗主義、美國的優秀方化與美國的霸權主義混為壹談，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知道，美國的實驗主義是科學家認知評估世界的方法理論。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國界，超越階級利益，超越階級種族群體的意識主義的普世價值。目標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識和社會共識，創造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實的、真正的和諧社會或和諧世界，這絕對不是烏托邦。

　　眾所皆知，美國是壹個移民國家，種族矛盾曾為世人最為詬病的醜陋現象，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實。但通過兩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國的種族矛盾得到極大緩和，許多傑出優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學家和思想家。奧巴馬成了美國總統，鮑威爾和賴斯成了美國的國務卿。這充分說明，自由民主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絕不是烏托邦。

　　儘管美國和我們中國壹樣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學習美國的先進思想理念，所以我們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向美國學習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進步。如果我們無視美國的實驗主義和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之間的區別，勢必把這兩者混為壹談，勢必會把反對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變成反對美國的實驗主義，就會誤導我們對美國實驗主義的正確認識，減損我們對美國人民善良品質的信任，減損我們對美國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科學技術文化的信念，就會動搖影響我們對改革開放的信心。懷疑美國民族的先進思想理念，我們的改革開放必然會倒退，退回到過去封閉的社會狀態中。這對渴望改革開放，渴望能過上有尊嚴而又富裕體面的生活的中國人來說，絕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現在，我們把實驗主義的真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理論比較壹下，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麽那樣舉步為艱，比從古代的蜀道登天還難。實驗主義認為，真理是人造的，是為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壹種工具。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則認為真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被視為是永久不變的“天道”或“天理”之類的東西。這種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為人造的，不是造出來供人用的，而是從天而降用來約束或規範人的行為，是任何人不得違背的“天道”或“天理”。誰違背了它，誰就要受到懲罰，如孔夫子所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因此，在中國真理是神聖的，是不能隨便變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在中國要想改變所謂的“天道”“天理”或“真理”，這是壹件天大的難事，這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大事，必須動刀動槍，殺他壹個天翻地覆妳死我活，才能獲得天老爺的垂青，才能喚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滅人慾”；為了真理，中國人必須放棄壹切慾望，忍飢挨餓是小事，捍衛真理是大事。這種傳統文化的真理觀壹直保留到現在，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核心，成了當今中國人思想行動的根據。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間變成了權力。為權力而戰就是為真理而戰，為了權力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槍齊鳴。妳殺過來，我殺過去；為了權力和真理，中國人自相殘殺，短短二十年，彈指壹瞬間死人5000萬。誠如李宗仁所說：“戰禍遍及黃河南北，田園盧舍悉遭摧毀荒廢，無辜人民死傷成千累萬，妻離子散啼飢號寒者到處皆是，此壹慘絕人環之浩劫，實為我國內戰史上空前所未有。”在中國，真理是不容批評挑戰的。誰要批評真理，誰就是搞資階級自由化挖政治牆腳，誰就得準備接受專政了，甚至要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在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真理觀的影響無時不有，無處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觀念和體制真是比登天還難，這是阻撓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的絆腳石。

　　在中國，我們什麽時候能像美國人那樣，把主義、理論、思想和政治體制之類的真理看成和教師使用的粉筆，農民使用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壹樣的東西，看成是供我們使用的工具。我深信這壹天的到來之日，中國人再也不要為觀念的變革動刀動槍殺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觀念的變革彼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了，這是中華民族插翅騰飛的基本條件。

　　美國人能辦到的事，中國人難道不能辦到嗎？“天道”“天理”之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真理觀”就不能允許變更嗎？我們中國人難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隸嗎？“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說這話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韓愈如果能活到現在，肯定會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溫《原毀》壹文，我們不妨學壹學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國的實驗主義，就其如美國的實驗主義。”這才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頂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國大丈夫！

　　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必須了解杜威對實驗主義的卓越貢獻。正是杜威的卓越貢獻，奠定了他在美國實驗主義中的龍頭地位。那末，杜威的貢獻是什麽呢？

　　第壹，杜威發現了古代以來的知識論的最大病根，在於經驗派和理性派的區別太嚴了。造成這種病根的原因，由於古代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的種種階級。古代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和身，靈魂和肉體，心與物，經驗和理性等等分別；論道德便有內和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別。教育學說也受了這種影響，把知與行，道德與智慧，學校內的功課與學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兩截不相聯貫的事。總之，在杜威看來，古代社會的等級制度，是使古代以來的知識論和道德論產生種種弊端的根源，是產生靈肉分離論，知行脫節論，理論與實踐相悖的種種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貴之處，不只是停留在單純檢查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病根，更可貴的是他找到了治療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方法和途徑。其方法是實行平民主義的政治：（壹）壹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分子共同享受；（二）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交互影響。

　　其途徑是推行平民主義的教育：（甲）須養成智能的個性，（乙）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的習慣。“智能的個性”就是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共同活動”就是對於社會事業和群眾關係的興趣。

　　平民主義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經驗得來的意思和觀念壹個個地實地證驗，對於壹切制度的習俗都能存壹個疑問的態度，不要把耳朵當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裡糊塗認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種同力合作的天性，對於社會的生活和社會的主持都有濃摯的興趣。

　　總之，杜威的主張就是要打破從前的階級教育，把階級社會遺傳下來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制度壹齊改革，撫平千百年來由於階級觀念造成的社會裂痕，使人類社會成為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諧社會。

　　毛澤東對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受階級制度的制約影響，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實踐論》中寫道：“在階級社會中，每壹個人都在壹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他對此觀察的結論和杜威的結論完全不同。杜威認為這是知識論和道德論的病根，必須通過平民主義的政治和教育來消除。毛澤東則認為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規律是必須遵循不得違背的。

　　因此，毛澤東認為要消除階級制度對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影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去佔領各個思想領域的陣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寧的著名論斷：“壹切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因此，“只有把學校活動的每壹步驟，把教育、訓練和學習的每壹步驟，同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見《青年團的任務》）在列寧的思想方法的影響之下，中共毛澤東壹貫認為學校是階級鬥爭的陣地，是爭奪接班人的舞台。這就使得中國大陸的教育始終貫穿壹條階級鬥爭的紅線，貫穿“誰應統治”，貫穿應當由誰來扛旗引路的紅線。從而使學校成了階級鬥爭的重災區，教師身心備受摧殘。這是導致中國教育日漸衰落的主要原因，這是60多年來中國教育不能出“大師”根本原因，這是當今中國人無限懷念西南聯大在其極其艱困的環境中竟能培養出壹大批學術泰斗大師的根本原因。

　　長期的階級教育使中國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國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機中，這是當代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發現了近代哲學的根本大錯誤，就是不曾懂得“經驗”究竟是什麽東西。壹切理性派和經驗派的爭論，唯心唯物的爭論，都是由於不懂得什麽叫做經驗。杜威揭示的舊派哲學對於“經驗”見解的五種錯誤，對於我們研究舊派哲學的種種爭論之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全文錄下：

　　（1）舊派人說經驗完全是知識。其實依現在的眼光看來 ，經驗確是壹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舊說以為經驗是心境的，裡面全是“主觀性”。其實經驗只是壹個物觀的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裡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種種變遷。

　　（3）舊說於現狀之外只是承認壹個過去，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著經過了的事。其實活的經驗是試驗的，是要變換現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於壹種“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質在於聯絡未來。

　　（4）舊式的經驗是專向個體分子的。壹切連絡的關係都當做從經驗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我們若把經驗當做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那麽經驗裡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穿的關係。

　　（5）舊派的人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相反的東西。他們以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經驗以外的事。但是我們所謂經驗裡面含有無數推論。沒有壹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

　　杜威把經驗看作對付未來，預料未來，聯絡未來的事，把經驗和思想看作壹件事，這就使得舊派哲學關於本質和現象，唯物和唯心的爭論變得毫無價值了。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壹齊抹煞，壹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壹切理性派與經驗派的爭論，壹切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壹切從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在杜威的眼裡，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舉如同橫掃千軍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學史上壹個大革命家的地位。

　　經驗既然就是思想，經驗的活動是要變換現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質是聯絡未來。可見，經驗是應付環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環境，征服它，約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內容外域永遠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濃厚。因此，經驗裡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它含有無數的推論，每壹種有意識的經驗都含有推論的作用，人類的經驗全是壹種“應付環境”“約束環境”的“應付行為”。可見，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經常感慨“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這件事是人的心思無時無刻不做的。”杜威對經驗的科學解釋，賦予了每個社會個體擁有進行思想推論的神聖權利，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剝奪的權利。那些處處以先進思想文化，先進生產力和人民利益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論為專利的“X代表”，企圖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論的意圖，是壹種典型的專制主義的自然流露。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等級觀念和靈肉分離觀念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幾千年來尊卑長幼貴賤的等級界限之嚴格為任何國家所不及。中國的尊者長者貴者向來以“君子”相稱；卑者幼者賤者向來以“小人”相稱。“君子言義，小人言利”，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按中國的文化傳統，言義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權；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利，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論產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所以在中國思想推論長期成了君子聖人的特權，小人賤者是不允許染指的。產生這種社會現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於古代社會階級區別很嚴，勞心的和勞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貴族和小百姓的種種區別太嚴的緣故。這份社會負遺產為20世紀的毛澤東完全繼承，對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毛澤東的認識論的最大失誤就是執著嚴格的階級分析論，把經驗和思想看成絕對相反的東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說，毛澤東不曾懂得“經驗”究竟是什麽東西。毛澤東把經驗視為是“主觀”的，是“靠不住”東西，“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著經過了的事”，“是細碎不連絡的分子”，“是細碎的記憶賬簿”，是屬於“壹孔之見”，這種種觀點反映到毛澤東的許多著作和講話中。

　　毛澤東不知道經驗是對付未來，預料未來，連絡未來的事，經驗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經驗含有無數的推論，任何壹種有意識的經驗都含有推論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論乃是每壹個人“無時無刻不做”的大事。毛澤東把平常人的“經驗”僅僅看做是供聖人供大人物進行思想推論的材料；把平常人的頭腦視為是堆積思想原材料的倉庫；把聖人大人物的頭腦視為是生產思想理論主義的加工廠。

　　總之 ，毛澤東對“經驗”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舊派哲學的思想認識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澤東只允許別人給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許別人自己加工推論，這已成為了中共的黨紀。毛澤東把別人想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思想推論的人，壹律扣上“經驗主義”的帽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彭德懷就是因此闖了大禍。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這是中共種種思想文化代表產生的根本原因。這是束縛13億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能充分發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見，中國要想順利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事業，必須開展壹場“實驗主義”的啟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貢獻是他提出了壹個“經驗即是生活，生活是應付環境”的基本哲學觀念。杜威的哲學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應付種種環境的過程中取得充分滿意的效果。

　　杜威說的思想創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論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後者發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論有兩大特性：（壹）須有壹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知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通常人都知道“尋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難的境地也是壹個不可少的條件。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胡適把杜威的思想推論分做五步說:（壹）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麽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壹壹想出來，看那壹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可見，杜威的思想推論五步說，通俗易懂簡單明了，容易為廣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屬於平民百姓的認識理論。這種認識理論把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比如什麽主觀和客觀，自由和必然的既對立又統壹呀，什麽認識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啦，什麽“飛鳥之景”，“又動又不動”啦，還有什麽“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這類晦澀難懂的經院哲學概念，還有什麽“眉頭壹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類上等聰明人的認識理論通通壹掃而光，像撥開烏雲見太陽，真是大開人心事，使人有點像如醍醐灌頂大徹大悟。

　　胡適針對杜威的思想推論五步說做了精彩點評。現在我把自己認為的精彩部分摘錄如下：

　　思想的起點是壹種疑難的境地。杜威壹派學者認為，思想是為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便如意，那就用不著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於壹個疑問符號。壹切科學的發明，都起於實際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難，宋朝的程頣說：“學原於思”。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懸空講“思”，是沒有用的。他應該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疑難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認定疑難存在什麽地方。第三步，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知識學問裡面，提出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第四步，決定那壹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方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定。必須進行第五步的實地的證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壹個假定罷了。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見，思想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思想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助現在的生活，預備將來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做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在胡適看來，杜威壹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因此，杜威思想推論的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三步，應該知道這壹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壹樣，壓制不住的；它若不來時，隨妳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學問知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識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的問題的來源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壹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

　　綜合胡適介紹的以杜威學派為代表的實驗主義，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的實驗主義，在徹底進行思想方法變革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

　　第壹，徹底摒棄了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對人類認識論產生的錯誤影響，為人類思想觀念的不斷更新創造了寬鬆的社會環境和平台。我們知道，在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甚囂塵上的專制社會裡，任何思想觀念的變化都會受到嚴重的壓制，都有可能誘發社會動盪。美國的實驗主義誕生之後，使美國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從未引發大的社會動盪，保證了美國社會在自由和諧的軌道上運行，為美國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進步發展掃除了前進的障礙，這都應歸功於實驗主義徹底摒棄了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的結果。

　　第二，徹底摒棄了靈肉分離論對人類認識論的錯誤影響。靈肉分離論的本質特徵就是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對相反的東西，把實踐和理論看成是不相聯貫的兩件事。而杜威的實驗主義則把經驗看作是對付未來，預料未來，連絡未來的事，把經驗和思想看作壹件事。這就為摒棄靈肉分離論提供了軋軋實實的科學根據，為思想解放掃除了壹大障礙。特別是杜威強調的“經驗裡面含有無數推論”，“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從而確認了思想推論是每個社會個體不可剝奪的權利；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現代科學的認識理論之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徹底摒棄了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杜威在其思想推論的五步說中，把認識真理的過程概括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據，由此推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從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後者發生信用”；“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這種探索真理的過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語呈述出來，沒有任何神秘主義和經院哲學的痕跡，充分展示了實驗主義是屬於平民百姓的認識理論的風彩。

　　把實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毛澤東的認識理論比較壹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認識理論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堅信等級觀念和階級鬥爭觀念決定人的思想認識。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裡，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強制每個公民像和尚念經做功課壹樣，每天必須刀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用階級分析論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觀念的變化都被認為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任何新觀念的出現，都會使權力階層如臨大敵神經高度緊張，認為這是變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變天”防止“道變”，便成了第壹要務，那管百姓大眾柴米油鹽醬醋茶。以至不斷誘發社會動盪，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生；還把百姓大眾封閉在與世隔絕的社會環境裡，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漢魏晉”的遠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篤信靈肉分離的理論。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就是承認物質存在為第壹性，把精神意識視為第二性。這種把物質和精神，本質和現象視為兩種相反不相連貫的觀念，就是靈肉分離論的本質特徵。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反映到知和行的關係上，就出現了把理論認識和行動實踐看作不相連貫的兩件事，這特別表現在毛澤東提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論的公式上。這種靈肉分離論造成的社會後果，把人分成了兩部分，壹部分（少數人）專門從事思想理論加工的人，他們不僅能擬定調查綱目，還熟悉口問手寫的奧妙，是思想理論加工廠的總管和技術骨幹，是屬於勞心者；壹部分（多數人）專門從事實踐的人，專門給思想理論加工廠提供經驗思想原料的勞力者。前者成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理論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後者則成了沒有任何話語權的無聲的“被代表”。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是各種代表賴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權利被漠視，人格被蔑視，尊嚴被賤視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馬克思和其信徒們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引進到人的認識論中。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什麽？是壹種精心包裝的神秘主義。波普爾說，黑格爾“作為壹個邏輯大師，從純粹形而上學的絲帽中變出真實的物質的免子，對其強大的辯證法來說，簡直如同兒戲。”（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可見，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壹種無中生有的魔術師的變戲法。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的哲學論斷，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經典表述。

　　毛澤東關於物質和精神互變的理論，早在《實踐論》就已經提出過：“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在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壹個飛躍。”毛澤東認識論中的“兩個飛躍”和“兩個變”充滿著黑格爾的神秘主義色彩，充滿著佛教禪宗派鼓吹的“頓悟”理論的神秘主義。這種神秘主義的“辯證法”，用波普爾的話說，“可以把壹種思想歪曲成它的對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說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說成假的。就是說，可以把是什麽說成不是什麽，可以把不是什麽說成是什麽。這是導致蘇共和中共出現了壹系列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這是導致蘇共解體和蘇聯亡國的重要原因；這是引發中國社會大動盪的重要原因。中國人都能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義的辯證法，是壹種禍國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別值得深思的是當今有壹批向左看齊的中國人，對這種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神秘主義的辯證法還存在壹種難以割捨的依戀之情，千方百計把其包裝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堅守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嗎？

　　總之，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要在中國實現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必須剔除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實踐已經證明，靠馬克思主義是萬萬不行的。寄希望於馬克思主義實現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這無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無非是緣木求魚而已。我認為，只有借鑑美國的實驗主義，才能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等錯誤觀念，才能讓中國成為真正的文明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