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繼繩 寫於二零一五年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是1968年的事，為了敘述方便，這裡提前說壹說。1967年7月，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壹個說法：“壹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 1968年7月，毛澤東在召見北京“五大領袖”時說：“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壹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到1968年，“天下大亂”兩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還沒有影子。此時，毛澤東急切地期待恢復秩序。 “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委會，是1968年的主調。已經復職的官僚們和支保部隊的軍事官僚，借恢復秩序的機會全力擠壓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願地被邊緣化？有的地方搞“反覆舊”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沒成立革委會的就反“革籌”），有的地方造反派頭頭們採取了壹 些極端的對抗行動。廣西造反派“4·22”為了迎戰用支左部隊的槍支武裝起來的“廣西聯指”，竟然攔刧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為此發了嚴厲的針對廣西和全國造反派的“7·3布告”， 要示恢復秩序的態度十分強硬。7 月24 日，中央又頒布針對陝西和全國各地造反派“7·24布告”，要求“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7·3布告”，不得違抗。”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為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不僅是恢復了職務的官員和支左部隊，還是支持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都全力對造反派進行打壓。造反派在走途無路的時候，各省壹些造反派頭頭們聚集北京尋找對策。1968年７月１７日，廣州“紅旗”派負責人、中山大學“8·31”頭頭武傳斌等在北京航空學院聚會，參加者有貴州“4·11”、廣西“4·22”、青海“8·18”、遼寧“8·31”、 河南“二七公社”、廣東“紅旗”、四川“反到底”、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聽了壹會兒就走了。這些造反派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商討對策，卻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黑會”。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在接見廣西來京的兩派群眾組織頭頭和軍隊幹部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口徑壹致地嚴厲斥責造反派，審判式地追問這個“黑會”的詳細情況。

　　毛澤東對造反派已經沒有耐心了。“7·3布告”，“7·24布告”，7月25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對造反派頭頭的嚴厲批評，說明毛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群眾組織問題。而軍管、派龐大的工作隊是最有效的辦法。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3萬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結束了武鬥，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全部權力，兩派群眾組織同歸於盡。這支接管部隊是由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和由這支部隊支左的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單位的工人組成，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入清華。從這壹天起，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戰略終於結束，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

　　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時警告不聽話的造反派：“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於廣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陝西的布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壹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事後，壹些地方不聽話的造反派真的當土匪被圍剿了，廣西“4·22”十萬人被屠殺。其實，搞極端行為的不單是“4·22”，他們的對立面“廣西聯指”也是搞了的。軍隊和復職的老幹部支持“廣西聯指”，“4·22”沒有發言權了。

　　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結束時，韓愛晶記下了這麼壹個意味深長的細節：

　　壹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走幾步，掀起壹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還站著說話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又趕緊迎上去。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妳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了壹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捨地，看看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

　　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又回過頭來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澤東這次召見，是造反派的歷史終結。人們已經受夠了無政府狀態的折磨，是該恢復秩序的時候了。怎樣恢復秩序呢？壹是要告別破壞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復被造反派衝垮的官僚體制。在沒有制度創新的情況下，恢復秩序以後還得依靠原來的官員，官員們還是用原來的方式來行使權力。響應毛的號召起來衝擊官僚體制的造反派，註定成為犧牲品。

　　毛澤東7·28召見時，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領袖”這些激進的造反派，多次批評溫和的造反派“四壹四”，最使他不滿的是《四壹四思潮必勝》壹文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說法。毛所指的不是共產黨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產黨已經坐穩了天下（毛搞文革是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應當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體系來恢復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經使造反派和官僚們結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復秩序，只能讓官僚們坐天下。官僚們坐了天下，造反派勢必成為官僚們砧板上的魚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見中，毛澤東和造反派都流淚了。造反派是因為被邊緣化而流淚，毛澤東是因為對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淚。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被送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從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學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動只有20個月。

　　1969年8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第四條規定:“壹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堅決執行傳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頭、重拉隊伍，都是非法的，要強令解散。”毛澤東恩準的結社自由到此結束。群眾組織退出了政治舞台。社會上的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

　　總的來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如果說文革是“十年動亂”，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動亂的主角。而造反派承受的打擊就不只是三年了，且不說他們開始造反時受到的鎮壓，在此後的“壹打三反”、“壹批三查”、“清查‘5·16’分子”、“清理階級隊伍”等壹系列政治運動中，造反派都受到打擊。

　　本來，造反派和官僚們都是毛澤東王朝的臣民。毛澤東指揮壹部分臣民（造反派）打擊另壹部分臣民（官僚）。這種打擊可能是錯誤的。事後，皇帝還是那個皇帝，朝廷還是那個朝廷，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官僚們壹方面繼續稱頌“聖主英明”、堅持原來的主義，壹方面報復奉“聖主”之命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官渡之戰曹操打敗了袁紹以後，發現袁紹那裡有曹操營壘里的人寫給袁紹的“效忠信”，曹操看也不看，全燒掉了。共產黨的官僚沒有曹操的胸懷！

　　1976年10月開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幫的“黑幹將”、“黑爪牙”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運動，在不少地方演變為壹場專門針對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千上萬的參加過造反的群眾又壹次被鬥爭被關押，致傷、致殘、自殺不在少數。這些情況，本書後面將專門介紹。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護了官員，官員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加上保守派有維護既有的秩序、維護領導的權威的基本素質，適合於文革後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進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頭頭多數受到重用，有的成了顯赫的高官，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不加追究。至於在文革中維護官僚利益殘殺群眾的官員，文革以後，不僅不加追究，反而受到重用。廣西自治區革委會主任、軍區政委韋國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群眾組織“廣西聯指”屠殺了近十萬群眾。文革後不少人和受害者家屬紛紛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壹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韋國清官至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內蒙古原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滕海清是製造“內人黨”特大冤案的罪魁禍首之壹。這壹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髮指的刑訊逼供中共打死16, 222人，致殘87, 188人。但滕海清晚年照樣在他的大軍區副司令級別上頤養天年。相反，內蒙古師院學生造反派東方紅縱隊的頭頭之壹的高樹華，在當時僅是內蒙古革委會常委，曾經對“內人黨”這壹冤案提出過異議，但卻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中被逮捕入獄四年，成為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

　　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辯護中問公訴人：“1966年我21歲，至少有幾個問題沒有看出來：第壹，毛主席犯錯誤；第二，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冤枉的。請問公訴人：妳比我大十歲，1966年，妳以為毛主席犯錯誤了嗎？妳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妳從來沒有喊過‘打倒少劉奇’？”公訴人無言以對。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我認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妳是我非。更不能壹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壹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著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仍然遭到歧視和排斥）……不是說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裡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壹切責任，那麼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接著，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漢軍區搞所謂的“鎮反”壹夜抓成千上萬的群眾，1968 年軍人政權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和1969年在武漢鎮壓所謂的“5·16集團”和“北決楊分子”等迫害造反派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都造成成千上萬人被斗被關、致傷致殘，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後說：“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麼樣的責任？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

　　10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壹月風暴”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真正起來了，群眾組織風起雲湧，文革之火開始燒向機關、工廠和農村。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周歲的生日。他請部分人參加了他的小型生日宴會。吃飯時他說，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他在席間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文革前中國工人階層的狀況。

　　終身在壹家工廠就業。用行政辦法把勞動者統壹分配到企業以後，勞動者和企業保持終身固定的勞動關係。90％以上的職工在壹家工廠從青年干到退休年齡。就業穩定，但勞動者不能根據個人的愛好和特長選擇職業和工作單位。

　　充分就業。對城鎮戶籍人口，政府強調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飯吃。實際是“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工廠冗員約占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壹。

　　工資由國家統壹定級、統壹調整。企業利潤全部上交國家，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沒有關係。實行八級工資制，幾年壹次在全國範圍內統壹調整工資，每次只能有壹部分人能提級。1963年以後工資幾乎凍結。職工家裡幾乎沒有任何財產，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機廠調查，發現80%以上的工人都是二級工，月薪為41元。

　　就業、分配、保險三者合壹。進了工廠就按國家定的級別分配收入，就有了醫療、養老保險。工資、住房、保險都在就業的單位里落實。離開了單位，就沒有收入，就失去了壹切保障。每個人都是“單位人”，單位決定工人的命運。

　　工人居住條件十分惡劣，工作了幾十年連壹間像樣的住房也沒有。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３平方米。祖宗三代人擠在壹間１０多平方米房間裡的情況十分普遍。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鉛吸收、苯中毒、汞中毒、汞吸收、硅肺等職業病相當普遍。

　　廠長平均工資相當於工人平均工資的3倍左右，差別不是很大。有權力人的優勢主要不表現在工資上，而是表現在住房、醫療、短缺商品供應、子女的教育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政治理論和報刊輿論上強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少工人也以此自豪。但是，從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對企業重大事情的發言權上，工人們並沒有主人翁的體驗。

　　文革前工人階層的狀況說明，他們是比較穩定的階層，不容易讓他們起來造反；但他們是非常貧困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是被底層官員的直接控制的。他們和官僚集團有著深刻的矛盾，壹旦鼓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反抗力量是強大的。

　　文革開始以後，讓不讓工人造反，有著激烈的爭論。

　　1966年7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時發出了工交企業開展文化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時期，部分產品質量下降、事故增多、設備維修計劃完成得不好、某些產品產量開始下降”，通知要求工交企業和農村的文革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有領導、有計劃、分期分批地進行，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建設雙勝利。” 這個文件壓制了工人造反。毛當時在外地，對這個文件很不高興。

　　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革命。毛認為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不行。他說文革工人最早也是曾經起來的，可是沒有很好的引導。毛讓陳伯達起草個文件，陳伯達和王力起草了12條（即《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12條指示（草案）》。上海“安亭事件”之前，毛讓把“12條”公開徵求工人的意見。11月10日至13日，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認定工人跨行業聯合組織製造“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而 “12條”強調工廠文革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安亭事件”後，這個提法就變得保守了。

　　1966年11 月16日，中央委託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和石油工業部長余秋里主持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這個會有5部7市及各中央大區有關負責人參加。會議討論工交戰線如何開展文革的問題。陳伯達和王力起草的“12條”交給工交座談會上討論，卻遭到工交戰線的領導幹部們的激烈的批評。會議的發言者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由於生產不能中斷，工交企業文革應與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有所區別，應當分期分批地進行，不能全面鋪開；不贊成在工人中成立聯合造反組織。工交座談會之前，谷牧看到了“12條”，認為“12條”會搞亂工礦企業的正常秩序。在工交座談會上，大家認為，文革如果在工交系統壹下子全面鋪開，後果難以預料。認為文革是“革命熱情”加“兒童遊戲”，是“孫子斗爺爺”。認為“黨政工團加民兵，還有職工代表大會，工廠里組織不少了，還成立什麼群眾組織！”會上，呂正操、段君毅、劉瀾波、呂東、徐今強五位工交領導人走到周恩來面前，說：“我們挨批挨斗沒有關係，生產建設無論如何不能亂搞！”情緒激昂，引起了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共鳴。這就是後來說的“五部長包圍總理”。工交座談會上搞了壹個“15條”（即《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

　　陳伯達看了“15條”很生氣。11月21日，他把谷牧和余秋里叫到他那裡，說：“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看不起，現在妳們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他們二人覺得無法和陳伯達理論，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周說：“明天我和陶鑄再聽妳們壹次匯報。”晚10點，李富春在電話中對余秋里說：妳講的問題，總理和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廠的業餘文革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2）8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在業餘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後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沉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等幾類人的提法刪掉，不要把“當權派”劃寬了。

　　12月4日至6日，林彪在懷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十五條”稿修改情況的匯報。已靠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叫來參加。谷牧匯報時說工交戰線有三個特點：第壹，工交戰線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不存在“黑線”問題；第二，工交戰線的職工隊伍基本是個好隊伍，沒有領導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的問題；第三，工業生產的連續性和協作性要求生產不能中斷。企業黨組織工作不能停止。谷牧可能忘記了毛對甘肅白銀廠和洛陽拖拉機廠的批示，毛在批示中明確指出有些工廠的官僚主義者成了和工人階級對立的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他提的前兩條顯然和毛澤東的估計相差萬里。谷牧的匯報招來了猛烈的批評。早已得知毛的意圖的中央文革成員壹馬當先。王力說：“按照妳說的三個特點，工交系統就不搞文革了？完全是走資派的論調。”王力還說這個匯報受到陶鑄的影響，他問：“試問北京哪個工廠黨委能統壹領導？統壹領導就是鎮壓革命。”康生說：“資本主義要復辟，工礦企業這壹環問題很大，壹個國家的變修，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基礎，還不在於文教部門。”江青、謝富治也對谷牧的匯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周恩來在會上說：“谷牧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拿出來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擺出來了，反映了幹部的思想狀況，反映了現實情況，我們的幹部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條後，找妳們談，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沒有通，還有些意見。林總問我有沒有壹個通的，我說我接觸到的沒有，多數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當頭。”，他還分析了“怕”的三種情況。

　　12月6日，林彪作總結報告。他徹底否定了工交座談會上提出的“十五條”。他說：“工交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要來180度的大轉彎。匯報提綱里的那三個特點的頭兩點要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必須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捲全國，讓它席捲每個領域，滲透於每個領域，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他還說：“幹部是關鍵問題，這個運動在壹定意義上說就是壹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這麼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壹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壹下！要讓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都睡不著覺。”

　　當天，周恩來將谷牧的《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座談會的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批閱時，同時附信說：“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的共同認識，受到常委幾位同志特別是文革小組同志的嚴厲批評，最後，林彪同志作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12月9日，毛澤東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通過了陳伯達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這個文件提出“堅持8小時生產”和“業餘鬧革命”，但是，它強調工廠可以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工人“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進行革命串聯”。學生和工人之間可以互相串連。12月10日，這個文件以中發［66］603號下發。

　　陶鑄參加了中央處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會議，知道毛澤東支持上海”工總司”這樣的跨行業工人組織，卻搞出了這個與毛的態度相反的“十五條”，毛很不滿意，否定了“十五條”。毛否定“十五條”的會，陶鑄參加了，他已經知道了毛的態度，谷牧拿出匯報提綱，他不制止。毛認為陶鑄在劉鄧時期就是這種思想，這次還是堅持這個觀點。１２月４日至６日開了3天會，對工交座談會、“十五條”、匯報提綱進行批評，批評谷牧，批評的內容都與陶鑄有關。林彪等12月６日的發言不僅是針對谷牧，而是針對陶鑄。陶鑄倒台和工交要不要搞文革、如何搞文革有關。

　　陶鑄1958年積極支持大躍進，對毛搞個人崇拜也很賣力。毛也很信任陶鑄，讓他擔任中南局第壹書記。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後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後的第四號人物。進入中央以後，陶鑄說了壹些過激的活，如：可以破除“內外有別”，把大字報貼到街上去；除毛、林以外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打倒。但陶鑄認為，運動要由黨組織統壹領導，群眾組織要服從原來黨委的領導。他經常充當“保皇”和“滅火”的角色。他在中南局和王任重壹起大力鎮壓群眾、大抓右派。中南局總結的抓右派的經驗《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報告》被鄧小平向下批發。

　　12月27日、28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陳伯達把陶鑄造列為走資派，江青也說要打倒陶鑄。１月４日，江青、陳伯達在武漢揪王任重代表團時，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打倒陶鑄！”的大標語貼滿街頭。

　　1967年1月８日，毛在中央會議上講話中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壹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壹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壹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壹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毛說的照片裡有劉鄧的鏡頭，是新華社發稿前把鄧小平的頭置換了陳毅的頭，當時被稱為“換頭術”事件。“換頭”的原因是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陳毅不是，而公開發表照片時常委不能缺席。

　　有人到毛那裡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說壹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就向群眾公開宣布。在２月6日、10日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毛兩次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伯達說：“妳是壹個政治局常委打倒另壹個政治局常委。”毛的這種批評，不是說打倒陶鑄錯了，而是不符合程序。

　　?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７３歲生日宴會上說：“有人藉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壹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壹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衝掉。我同陶鑄的爭論的實質就在這裡。”

　　毛的鮮明態度，《工業十條》和“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群眾組織合法化，工交戰線各種群眾組織迅速成立了起來。此後，工人取代了學生，成為文革的主力軍。

　　工廠是生產單位，不管誰掌握了工廠的權力，除非弱智，都得重視生產。據我當時看到的情況，雖然工廠黨組織被衝垮了，造反派掌了權，生產還在繼續，工人還能堅持8小時工作。1966年12月，由於厭惡清華校內的派性鬥爭，我和幾個同學組織了壹個名為“紅色徒工戰鬥組”，到清河北京毛紡廠住了壹個月。我們每天半天到車間勞動，半天調查工廠文革情況。這個廠造反派頭頭洪某原來是廠里的醫生，開始因造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掌了權，洪某成了廠負責人。聽說他們揪鬥了黨委組織科長，鬥爭會上組織科長的頭髮被人揪下了壹撮。組織科是廠里最有權力的部門之壹，對他的過度報復使我們不安。但這個廠的生產秩序沒有亂，工人堅持8小時工作，生產也沒有下降。不過，由於破除了工廠的壹些規章制度，工廠里的知識分子又受到了排斥，企業管理和技術工作的確是削弱了。

　　在學生造反的時候，壹些比較活躍的青年工人，早就突破工廠的禁令支持學生，甚至把造反學生引進工廠。這些人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新右派”，批鬥、隔離審查、監督勞動，甚至由公安局拘捕。這些被整的工人中的壹些人，後來成了工人運動的領袖。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能量遠遠超過了學生造反派，到1968年初就完全取代了學生造反派，他們對社會影響巨大。“九大”進入中央委員會的紅衛兵只有陳敢峰和聶元梓（其實聶是官員），而工人進入中委的卻有20多人（其中有的人是上面指定的，不是造反派）。

　　“安亭事件”

　　1966年6、7月間，上海的工廠里出現了第壹批大字報。主要是批評本廠黨委和駐廠四清工作隊，起因大多是對某些具體問題處理的不滿。在寫大字報的同時，各單位出現了壹些各種名稱的“戰鬥小組”。這些“戰鬥小組”大多受到本廠黨委的打擊。因造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工人就到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靜安區愚園路311號）求助，要求北京來的紅衛兵幫他們平反。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堅定支持工人造反派。不過，多數北京來的紅衛兵沒有在上海長期停留，北京美術學院雕塑系學生包炮（原名包常甲，因毛的《炮打司令部》而改此名）長期留在上海支持工人造反者。北京來的紅衛兵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者認為，分散在各廠的造反組織勢單力薄，最好建立壹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

　　11月6日，來自上海17家工廠的30多人，在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開會，主持人是包炮。會議從下午開到晚上，與會者先是控訴因造反而受到迫害的情況，有11家工廠將造反工人打成反革命。接著，討論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晚10點，有人家裡有事，每廠留下壹個代表繼續討論。謝鵬飛（上海鐵路裝卸機械廠工人）認為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推薦同廠另壹人留下來，自己退出。這17人當中有王洪文（國棉17廠保衛幹事）、潘國平（玻璃機械廠工人）、葉昌明（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戴祖祥（上鋼三廠工人）、陳阿大（良工閥門廠鉗工）、黃金海（國棉31廠工人）、范國棟（保溫瓶二廠工人）、岑麒麟（822廠的技術員）等。經反覆討論，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然後推選負責人。候選人有五位：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戴祖祥、陳阿大。包炮要求大家報家庭出身和自己的基本情況，在候選人中潘國平和王洪文兩人給人的印象最好。潘國平比較活躍，能說會道，造反精神十足。王洪文，貧農出身，共產黨員，在朝鮮打過仗，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黃金海提名王洪文，認為王洪文是黨員，又比潘國平穩重。包炮也認為王洪文比較可靠。最終王洪文當選。

　　?“工總司”成立後，工人們最擔心的是這個組織的合法性。如果不合法，不僅這個組織不能存在，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將會受到打擊。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實際上壹直禁民間結社。如果民間力量組織起來，就可能打破共產黨的政治壟斷。文革初期退了壹步，但也只允許工人在廠內成立寫大字報的“戰鬥小組”，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11月9日，“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要求市長曹荻秋參加大會，承認他們是“合法組織”。上海市委堅持17年來的政治底線，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市長曹荻秋拒絕出席成立大會。市委還組織保守群眾兩次衝上主席台，阻止“工總司”成立，兩派發生衝突。“工總司”到市委大樓造反。工人要求市長曹荻秋接見，等了幾個小時沒有見到市委領導人。上海市委通知他們到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集中，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根據市委的“三不”方針，宣講中央有關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的精神。此時已是10日凌晨，天下雨，工人們連午餐也沒有吃，又冷又餓，就此回廠又怕日後挨整。在混亂中，有人提著喇叭高喊：“我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主席！”自行車三廠工人孫福祥編造了壹個“特大喜訊”並用喇叭廣播：“周總理來電，曹獲秋不接見，我接見!”大家信以為真，王洪文等組織隊伍上北京告狀。在群體事件中，謠言常常對事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總司的壹群人衝進北站，他們擠上了已經載滿乘客、即將開往北京的626次客車，王秀珍在這批人中間。王洪文、潘國平見這趟車已滿，就率1000多人擠上了開往鄭州的756次客車。國務院接到上海市委報告後，讓勸說工人下車，不要影響正常發車。勸說無效，王秀珍、戴祖祥登上的626次於上午5時發車，王洪文上去的756次臨時改為602次列車上午7時發車。周恩來不同意這麼多人北上，讓鐵道部運輸局下令立即停車。上午8時17分602次停在安亭。這是連上海人也不知道的壹個小站。車頭已摘走，只有列車趴在卸煤的岔道上。王秀珍、戴祖祥上去的那趟626次列車中午被停在南京車站。

　　滬寧線是中國的主要交通動脈。工總司這壹行動，造成滬寧線行車中斷31小時34分。這是壹件很重大的事。上海市委速報中央。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處置辦法。會上確定，分別給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發電報。這兩個電報都是陳伯達起草的。給華東局的電報是要他們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攔車是革命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說服工人。給工人造反派的電報說：“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就是大道理。”“妳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壹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妳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妳們，妳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1966年11月11日晚10時左右，張春橋乘空軍專機飛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張春橋壹抵機場就給中央打電話，問：是先到上海市委，還是先到群眾中去？陳伯達的回答說：先到群眾中去，阻止群眾來北京，就地把問題解決了。

　　張春橋趕到安亭已是11日夜12點。現場十分混亂，找不到領頭者。原先在安亭做說服工作的市委幹部找到了潘國平和包炮。後來又找來了王洪文和幾名工人。張春橋和他們談判。12日凌晨，談判開始。張春橋到達安亭前滬寧線已經通行了。談判的中心內容是讓工人回到上海。張春橋壹開始就先聲奪人：“妳們這樣離開生產崗位，攔截火車，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規定，光憑妳們破壞交通命脈，就夠殺頭的了。現在妳們給我回上海，今天商量是回去不回去的問題，有什麼事，到上海再說。”王洪文、潘國平聽了很緊張。北京來的紅衛兵對張春橋的斥責不買賬。王洪文、潘國平覺得這是壹個下台階的機會，同意動員大家回上海，但提出了條件：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承認他們這次行動是革命的；這次事件的責任在市委；等。

　　潘國平從附近的工廠找了兩輛卡車，裝上了高音喇叭。開到缷煤棧工人聚集的地方。張春橋、王洪文、潘國平站在卡車上，天下雨，王洪文替張春橋打傘，張不要，大家都淋在雨里。張讓王洪文、潘國平動員大家回上海，王潘同意。潘國平向工人宣布談判結果時，大家就轟了起來，說他背叛造反派。張春橋接過來講話，第壹句話就是“工人同志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望妳們！”下面群情激憤，“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經久不息。張春橋講了近壹個小時，最後要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紅衛兵指責張春橋不支持工人。接著工人控訴當權派對他們的迫害，大家爭先恐後地發言。工人的控訴從12日上午8點持續到下午3點多。聽了工人的控訴，張的語氣有所鬆動，承認上海市委執行了資反路線，說這些情況他負責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張春橋事後對徐景賢說：工人的過激行為是有原因的，他們要求成立組織是符合憲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十六條”精神的，他來上海前中央文革的意見也許是應當改變的。但是，他還沒有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沒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只是說先回到上海，到上海再談。

　　整整13個小時，在雨中的張春橋和全體工人都沒有吃飯，沒有喝水。張看到再拖下去沒有結果，讓讓王洪文宣布最後決定。王洪文拿起話筒宣布：工總司決定，全部人員回到上海解決問題。張春橋接著講話：“工人同志們，妳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派我來上海，是來解決問題的，我壹定要把安亭事件處理好，解決不好，我決不回北京！”中午，國棉17廠派出汽車來接工人，王洪文帶頭上了車，其他人也陸續回到上海。

　　工總司的合法性問題沒有解決，回到上海的工人怕回廠後被打成反革命。既然張春橋承諾回上海談條件，他們就直接去文化廣場要求和張春橋見面。黃金海直接把人從安亭帶到文化廣場。其他人也聚集到文化廣場。

　　張春橋半夜才回家，由於淋了壹夜雨，感冒發燒了。下午，他到文化廣場和工人見面。上海市委得知張春橋要和工人見面，中午召開了書記處會議，張春橋參加了。會上決定不能承認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怕這個口子壹開，就會全面失控。

　　11月13日，天氣很冷。聚集在文化廣場的人們都頭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黃金海布置了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下午兩點半，張春橋到了文化廣場。在小休息室里和潘國平等人談判。王洪文把自己工廠的工人安排回廠、回家後也趕到參加談判。人太多，又換到大休息室談判。

　　在談判中，“工總司”提出五條，要張春橋簽字。這五條是：壹，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二，承認１１月９日的大會及工人被迫上北京告狀是革命行動；三，這次行動的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公開作檢查；五，今後對“工總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當時，張春橋不斷地到另壹個房間打電話，每次回來很焦急的樣子，不是電話沒打通，就是沒有得到明確的指示。他乾脆不打電話了，壹個人在空蕩的屋子裡來回走著，從這個牆角走到另壹牆角，反覆地畫對角線。最後，他像下了決心似的回到談判桌上。他在第二條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後面加了壹句話：“以後碰到類似情況應派少數代表”。最後簽上“張春橋 1966、11、13於上海”。

　　１３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匯報了他談判“五項協定”的經過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張春橋電話剛放下，陳丕顯就給陳伯達打來了電話，氣壯如牛，非常氣憤，批評張春橋，說他不該簽字，說他不跟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說他目無法紀。陳丕顯的態度代表了上海市委的態度。陳伯達說：“我的老鄉，不要生那麼大的氣，好好商量，已經簽了字，怎麼辦，再研究。”

　　的確，這是壹個關鍵而危險的簽字。說它危險，壹是因為突破了工人不能搞垮行業組織的規定，而他出發前陳伯達已讓他帶來電報原稿中已有明確的態度；二是壹旦工人像學生那樣參加文革，對生產、對社會影響的後果無法估計。史學界對張春橋為什麼敢簽字，有著不同的看法。壹種看法是認為他事先從毛那裡得到了“密旨”；第二種看法是屈服於工人的壓力。但知情者提供的情況是，張在承認工人造反組織的文件上簽字後，十分緊張，不停地打電話，不停地抽煙、走動，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應。這說明張沒有從毛那裡得到“密旨”，但張對毛的思想有著比別人更貼近的理解。1958年他寫《論資產階級法權》表述了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毛的肯定。1966年12月，毛要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意圖，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他當然也知道，而承認上海“工總司”的五個條件，是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壹個好機會。張猜想毛會支持他，但得到毛的肯定之前，他還不放心。

　　11月14日下午3時，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有參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說：上海“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關於張春橋沒有向中央請示就簽了五項協議的事，毛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要概念。”

　　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本來是合乎憲法規定的。但由於多年的政治壟斷，這個合法要求被虛偽的政治制度所剝奪。工人只能通過非法手段的抗爭，才實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

　　北京和上海是毛澤東最看重的兩個大城市。他在北京扶持了學生紅衛兵，在上海扶持了工人造反組織。上海的產業工人在中國具有代表性。上海“工總司”這個跨行業組織的合法化，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此後，全國各地跨行業工人組織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跨行業的工人造反組織成了文革運動的主角。

　　上海在文革中能在全國起帶頭羊的作用，除了“工總司”以外，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機聯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機聯站”的負責人是徐景賢，他原來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12月18日，徐景賢帶頭造反，並成立了“機聯站”，在上海市委的核心爆炸了壹顆“炸彈”。機關幹部造反在文革中也是壹種普遍現象。當時中國幹部實行任命制，下級幹部的命運由上壹級領導人決定。與領導關係不好的人很難提升，有獨立人格的人還要受到打壓。壹般幹部和上級領導之間常有積怨。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全市性組織，保守派也相繼成立了全市性組織。“安亭事件”剛結束，11月15日，李劍鈺等去市委接待站，去華東局，要求澄清“工總司”的“五項協議”。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宮接見他們，李劍鈺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組織，我們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組織與造反派抗衡？曹荻秋建議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為好，靈活，如果中央以後不同意，也有退路。市委當時有個精神：多數派（即保守派）要成立組織，就讓他們成立吧。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衛隊成立。這個組織得到官方的默許，發展很快，最多發展到80萬人。

　　赤衛隊壹成立就和“工總司”發生衝突。第壹次衝突是“解放日報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12月1日。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辦的《紅衛兵戰報》刊登了壹篇文章，題目是《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紅革會”要求這份報紙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以便“消毒”。解放日報社領導請示市委以後拒絕了“紅革會”的要求。於是，“紅革會”進駐報社並提出三項要求：1，將《紅衛兵戰報》夾附在30日《解放日報》內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必須轉載《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這篇文章；3，把上海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及上海市委對報社的有關指示告訴“紅革會”。雙方僵持不下，《解放日報》停刊。造反派這壹行動得到了在上海的聶元梓和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的支持。造反派的行動引起了保守派強烈不滿，大批赤衛隊員到報社附近遊行示威，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並對“紅革會”進行圍攻辯論。” 當時，進入報社數以千計的造反派和在報社外面圍攻的數以萬計赤衛隊對峙。12月2日，紅革會請求工總司支持。12月4日，“工總司”派出隊伍支援“紅革會”，使得《解放日報》事件進壹步擴大。經過八天八夜的爭鬥，12月8日，上海市委終於承認了紅革會的“三項要求”。

　　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市中心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市長到會。會上提出了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八點要求，要曹荻秋簽字，曹開始不簽，壹直糾纏到凌晨3點，曹又急又累，曾經昏厥過去，最後只好簽字。第二天，上海市委開會，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批評曹荻秋不該簽這個字，要他給赤衛隊做工作，妥善解決這個問題。12月25日，“工總司”也在人民廣場開批判大會，令曹荻秋到場，迫使他當場宣布：給赤衛隊的簽的字作廢，赤衛隊是保守組織。曹荻秋的這壹宣布激怒了赤衛隊。從12月27日起，赤衛隊調動大批隊伍包圍了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這個本來是保守派組織，也反起市委來了。到28日晚已有1萬多人，還在繼續增加，壹直增到3萬。28日下午，“工總司”也調集數萬人的隊伍進入康平路。從四面八方包圍了康平路，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著。市委領導們早已從康平路撤走，院裡住的只有張春橋妻子文靜和已故的原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的家屬。28日晚，赤衛隊在牆上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28日半夜，張春橋同他妻子文靜通電話，文靜向張訴說了康平路的情況。張春橋對文靜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請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組織，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29日早晨，文靜將張春橋的意見轉告了徐景賢。徐景賢立即布置，壹方面把原來的口號進壹步升級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29日半夜過後，“工總司”向赤衛隊發起了衝鋒，從凌晨2點發起攻擊，到凌晨6點，圍攻康平路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91人受傷，最嚴重的是腿骨打斷，沒有死人。繳下袖章六大堆，餅乾幾百箱。7點鐘，近2萬名赤衛隊員排成隊列，分成6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聽取教訓後釋放回家。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赤衛隊挨了打，怎能善罷甘休？ 1966年12月31日，他們仿效“工總司”的安亭事件，率兩萬人衝進了北站，要乘車上北京告狀，在北站被阻後，又轉移到崑山。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員王玉璽是赤衛隊負責人之壹，在他的影響下，調度所多數人離開了崗位，滬寧全線停運。

　　1967年12月31日午夜，周恩來給上海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讓他停止養病，到第壹線工作，先把王玉璽抓起來，儘快恢復滬寧鐵路交通。1 月1日凌晨，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指出了鐵路停運的嚴重情況，要求儘快恢復，告訴了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的情況，對徐景賢說：“不過，現在陳丕顯的話可能不靈了，所以，我打電話給妳，妳可在會上說壹說中央精神，做壹做工作·····”

　　上海市委按周恩來的意見召開會議。陳丕顯穿上軍裝（他是上海警備區第壹政委）出席。他說：“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秩序要搞好。”他說，接到總理電話後，就按總理的要求把王玉璽扣押了起來。陳脫下軍大衣，繼續說：“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崑山壹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80多名工作人員中，有70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線的鐵路交通已完全中斷。從12月30日到現在的26小時中，已經停開列車26列，有5萬多名旅客不能上車，還有5萬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貨車38列，中途停下的還有22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市只剩壹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壹下，怎麼來扭轉這個局面?”

　　造反派頭頭們聽了陳丕顯說的嚴重情況，不僅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意思，還指責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不出張春橋所料，陳丕顯的話果然不靈。徐景賢站在陳丕顯對面，對造反派頭頭們說：“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當務之急，是把散在崑山和其它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里去，使滬寧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該對這個局面負責？應以是妳，陳丕顯！妳這個市委書記長期在幕後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台，妳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持了工人赤衛隊，然後又把赤衛隊甩掉，妳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崑山事件的罪魁禍首，這筆帳我們以後跟妳算！”接著，徐景賢念了張春橋的電話記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有的造反派頭兒離開現場把張春橋的電話記錄印成傳單“中央特急來電”散發。徐景賢順勢出主意：根據中央文革來電，各造反組織起草壹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把矛頭對準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員回到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大家同意這個建議，並逼問陳丕顯同不同意，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後，由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交大的幾位紅衛兵執筆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簡稱“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等候在旁簽字付印。陳丕顯簽字後責成《文匯報》立即印刷20萬份全市散發。徐景賢、王洪文立即赴崑山解決赤衛隊員的問題。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月5日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說：“1967年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面崩潰徹底瓦解的壹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壹年，”走資派“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員藉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革命工人同志們，緊急行動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人人要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這份文件有“工總司”為首的11個群眾組織簽名。

　　1月3日，《文匯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接管了報紙，4日發表奪權聲明——《告讀者書》。1月5日，《解放日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6日發表奪權聲明，宣布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

　　1月8日，毛澤東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痴等開會，談到上海兩家報紙奪權的情況時，他說：“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4日造反。解放日報6日也造了反。兩張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這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這是壹場大革命。這兩張報出來，壹定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上海市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毛還說，《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得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人民日報》1月9日轉載了《告全市人民書》，編者按中轉述了毛1月8日談話的主要內容。

　　1月9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的32個造反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通告”指出走資派與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鬥爭大方向，挑動群眾斗群眾，造成工廠停工、鐵路中斷”，“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貼費，煽動群眾強占公房”，為此提出了十條通告。通告指出：“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說服動員在各地串連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額完成1967年生產計劃。”等。

　　《緊急通告》是針對“經濟主義風”的。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本書第11章介紹，這裡只作簡單說明。“經濟主義風”始於1966年底、1967年初。處於社會底層的臨時工、外包工、學徒工等等人群，乘文化大革命之機，希望藉機解決自己的問題，還組織了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級領導簽字同意。壹些領導或無法抵擋群眾壓力、或為贏得群眾好感，紛紛簽字同意，銀行存款大量取出。王洪文等工總司的頭頭，向張春橋、姚文元緊急匯報情況，要求制止。對那些底層社會的人來說，“經濟主義風”是爭取自己權益的合理要求，但當時是不可能解決的，把注意力引向這方面，無疑會干擾當時的鬥爭方向。

　　1月10日，毛澤東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組“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壹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 《緊急通告》好得很。妳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毛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在“天下大亂”時如何保持社會生產正常進行，如何防止老百姓乘造反之機向政府索要多年來失去的經濟權益。上海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恰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而且是造反派提出來的，毛怎能不高興？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也提高了“工總司”等上海造反組織的聲望，為他們全面奪取上海市的權力作了輿論準備。當然，其影響不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來在外地來京群眾有線廣播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了它的全局意義。周恩來說：

　　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宣告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壹個新階段。（鼓掌）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的戰鬥任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鼓掌）在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廣大革命群眾，把被這些分子竊取的黨權、政權、財權奪回來，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鼓掌）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把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斗臭，鬥垮。

　　?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才能有力地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打倒經濟主義。（鼓掌）上海“壹月風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澤東認為“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此時，保守派組織“赤衛隊”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為了不讓赤衛隊“奪走勝利果實”，根據毛澤東對上海形勢的估計，1967年1月2日，“工總司”等20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決定1月6日召開大會批判上海市委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1月4日來到上海。張春橋對徐景賢等人說：“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妳們站在壹起的。”“我們到上海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張春橋讓徐景賢等不要公開他們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張、姚二人在武康路二號樓接見“工總司”負責人。張春橋說：“現在赤衛隊垮了，妳們這支隊伍步調是不是壹致，關繫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現在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麼幻想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制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

　　1月6日，“工總司”等30多個造反組織聯合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負責人的大會。這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壹場大戲，也是“工總司”的重頭戲。這壹天，天氣陰霾，地上的殘雪被人們踩成泥漿。幾十萬人聚集在人民廣場（後來公布10萬人）。這只是中心會場，另有369個分會場。四條大馬路、12個交通要道安裝了上千隻喇叭。還用電視轉播實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壹、馬天水、王壹平、楊西光、王少庸、梁國斌等被帶到台上成為批鬥對象。還把幾百名廳局級領導幹部揪到台上陪斗。在被斗的幹部脖子上掛著的大紙牌懸在胸前，牌子上顛三倒四地寫著他們的姓名，並被用紅筆打上幾個大叉。站在後面的紅衛兵讓他們面向台下群眾低頭彎腰。王洪文在大會上作題為《揭發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發言，這個發言稿經過張春橋修改多次。最後，北京來的壹位女紅衛兵代表各群眾組織宣讀了大會的三號通令：

　　第壹號通令：壹，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壹切職務，並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號通令說：“勒令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徹底交代”。

　　第三號通令：“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黨中央，請示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門負責人，在改組以前，壹律在原工作崗位上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眾監督，不得消極怠工。”

　　三個通令中對陳丕顯和曹荻秋區別對待，是因為有毛的“最高指示”：對陳丕顯“燒壹下可以，不過不要燒焦了。”張春橋來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見讓陳丕顯出來工作。張來上海後和陳丕顯談話時把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陳丕顯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出來工作有困難。陳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實。

　　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出席大會，在賓館裡看電視轉播。事後張春橋對徐景賢說：“那麼冷的天，地下又是濕的，站在那裡幾個小時，壹動也不動，真有紀律，真有紀律，了不起！”

　　根據張春橋的提醒，徐景賢在會後把大會的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等壹式十五份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

　　毛澤東極力肯定上海奪權。1月8日，他同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痴等人談話中，肯定了上海兩家報紙奪權，還說： “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沒有右派，我們也要翻天。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麼回事”

　　1月11日，經毛澤東簽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32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發往上海，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1月12日，人民廣場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身穿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出現在主席台上，向群眾亮相，發表了他回上海後的第壹次演說。此時他們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小組成員”，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組織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奪權的概念形成以後，讓王力通知張、姚，要他們參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權機構，要他們作為“三結合”的領導成員公開亮相。

　　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上海經驗”作了概括：“這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並說：這是毛澤東“在新形勢下所採取的又壹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措施將推動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壹個新的飛躍。”

　　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策劃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掌握了上海鐵路、海港、郵電以及工礦企業的領導權。又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權力。用“造反組織聯絡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組織豈能讓“工總司”獨享勝利果實？別的造反組織不滿張、姚的作法，都想把權力奪到自己手裡。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出現幾次奪權行動。其中“紅革會”的奪權行動影響最大。

　　在上海，“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是除了“工總司”以外，影響最大的造反組織。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署名中“紅革會”排名第二，《緊急通告》的署名中“紅革會”排名第三。在“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大型造反事件中，“紅革會”都是僅次於“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1月24日晚，“紅革會”組織了十幾支紅衛兵隊伍，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13個區級機關共23個領導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隨後，“紅革會”總部發出通告，宣布“紅革會”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權奪到手了。這些年輕學生以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權力，真是天真。他們這壹行動遭到張、姚的批評。“紅革會”對張、姚十分不滿。1月27日，“紅革會”復旦大學的紅衛兵把徐景賢綁架到復旦大學，意圖從徐景賢那裡打開缺口，進而找到“炮打”張春橋的材料。1月28日，“紅革會”召開常委擴大會，決定進壹步“炮打”張春橋。

　　1月29日晚，在復旦大學禮堂，以“紅革會”為主，聯合其它組織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準備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會後舉行全市大遊行。張春橋、姚文元通過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澤東對此十分關注，親自抓，不斷掌握上海的動態，他不允許把鬥爭目標對著張春橋、姚文元。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復旦大學紅革會發出“特急電報”，指出：“復旦大學紅衛兵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陳丕顯和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張春橋等出動壹切宣傳機器，大力宣傳“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紅革會”被迫放出了徐景賢，取消了全市大會和大遊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紅革會”終於垮了台。張春橋、姚文元等對組織和參加“1·28炮打”活動的青年學生實行鎮壓，受到打擊迫害的達2500人，其中隔離審查的200多人，被辦學習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瘋6人，不少人被打致殘。

　　對待另壹個反對派“上柴聯司”則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會常委、上海工總司頭頭之壹耿金章帶領上海市的工總司、上體司、消革會和紅三司等所組成的文攻武衛大軍，圍剿上柴聯司。耿金章先從水陸兩路包圍上海柴油機廠，截斷聯司的壹切後路，再切斷水源和電源，然後用二十五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大部隊後面跟進，強行衝進柴油機廠。“上柴聯司”群眾見大門被破，只好退守廠內的各幢大樓。他們把樓下的門窗關緊，在樓上的許多窗口，扔下各種磚頭瓦片等雜物進行抵抗。耿金章通過工總司的下屬單位消防隊的造反組織，調來救火車和雲梯。用高壓水龍頭向窗內猛烈的射擊之後，再把全副武裝的戰鬥人員直接送進窗口。“上柴聯司”雖然頑強抵抗，最終還是被“砸爛”。

　　砸“上柴聯司”成為壹個樣板：以後很多地方對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委會籌備委員會）的群眾組織都採取這個辦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亂。

　　探索新的國家組織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2月3日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壹社論是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發表的。文中提到奪權時說：“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受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壹，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形式。” 毛澤東1月30日，審閱時批示說“此件我看了，認為很好。”

　　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創造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這是來自巴黎公社原則，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當造反者發現“新的組織形式”並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則、批判這種組織時，這個組織就以種種罪名將大批造反者投入監獄。這是後話。

　　奪權的勝利者根據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2月2日，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提議，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的41個單位，在新華社上海分社開會，決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力機構，正式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當天發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說：“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壹種新的組織形式。”

　　那麼，需要打碎的舊的國家機器是什麼呢？與其說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不如說就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們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的選票，他沒有必要對人民負責，只對任命他的人負責。這個官僚體系按照等級享受著種種特權，而且逐漸腐敗蛻變。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壹種對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銳。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壹，但他對這個制度是不滿意的。毛澤東壹直尋找出路，他相信馬克思說的“巴黎公社”。“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織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社會人為力量。”“應當拋棄關於這壹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壹詞全部改成‘公團’，這是壹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他想把國家改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麼是什麼呢？列寧說：“顯然是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它即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國家政權的公共職能，又能限制國家政權的階級壓迫和官僚統治的弊端。

　　毛澤東欣賞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盤接受，例如“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他是不會同意、至少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在《十六條》的第9條中也單獨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說：“群眾選舉新的幹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他這個設想壹直沒有付諸實踐。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

　　他設想的“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的大體框架是：

　　壹，“三結合”的政權，“既當官，又當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2，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幹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駐軍負責幹部。毛明確說：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能叫真奪權。在“三結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為關鍵的，沒有這壹條，就不能說是新政權。毛澤東認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壹條，就是聯繫群眾。”造反派“代表廣大革命群眾利益參加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這就使得各級革命委員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對各級政權機構實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監督”。

　　二，消滅社會分工。軍隊裡“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工也是這樣，以工為主，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會使“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 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三，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四，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認為這是產生資產階級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

　　五，黨政不分，議行合壹；

　　六，司法不獨立；砸爛舊的“公、檢、法”，實行“群眾專政”。

　　七，“精兵簡政，對舊機關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實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員會開始那樣做，領導班子小，辦事人員少，克服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防止官僚主義秀草滋生。”

　　以上這些內容，在開始時特別強調“大聯合、三結合”、精簡機構和機關工作革命化。

　　對於政權組織形式的名稱，開始毛澤東曾考慮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龍江都採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兩個電話都是王力打的。1967年2月5日，上海舉行了壹百萬人的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牌子被摘了下來，用鐵錘砸碎，換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會後舉行了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遊行。

　　但是，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放棄了“公社”這個提法。2月12日，毛讓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們從機場接到毛的游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說：我們考慮成立北京公社，但後來想到這個問題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個國家體制問題，修改憲法問題，特別涉及到外國承認問題。毛說，上海公社還是改回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２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進了博物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成員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老幹部）、徐景賢、王承龍（機關幹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毛的理想主義在現實面前碰壁後的妥協與折衷。放棄“公社”這個提法，並沒有放棄他對新政權的構想。

　　當時的革委會實際是壹個什麼樣的情況呢？壹開始，頗有壹點接近群眾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這壹天，市革委會委員和市革委機關工作人員在原市委大樓集中，掛“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招牌，在地下室吃憶苦飯。吃的是粗糧摻糠蒸的窩頭和熬的粥。吃憶苦飯前，由革委會主任解學恭講話： “我們今天吃憶苦飯，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要永遠……永遠……”。革委會工作人員學習解放軍的生活作風，壹度住在機關集體住宿，早晨起來出操、跑步。要求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幹部接受群眾監督，不能“穿新鞋，走舊路”。外出辦公不乘小轎車。

　　在行政機構上，把原來各種機構各並，減少機構、裁減人員。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會成立時，設壹室、二部六組，即辦公室、工業生產指揮部，農業生產指揮部、文教組、經濟計劃組、政法組、財貿組，外事組，接待組。共414人。即：把原來的市委辦公廳和市政府辦公廳合併為“辦公室”；把原來的經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併“工業生產指揮部”；把原來的農委、農林局、水利局合併為“農業生產揮部”；把教育局、衛生局、文化局、體育委員會合併為“文教組”；把經濟計委員會改為“經濟計劃組”；把原來的法院、檢察院合併為“政法組”；把財政局、壹商局、二商局、物資局合併為“財貿組”；將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構合併為“外事組”；將接待來訪的各種機構合併為“接持組”。3個月後，進壹步精簡，改為兩部四組，即政治部、生產指揮部，辦事組、文教組、供給服務組、人民保衛組，由原來414人減為200人。即：把原來市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功能合併為“政治部”；把三個月前成立的“工業生產指揮部”和“農業生產揮部”合併為“生產指揮部”；把三個月前新成立的“辦公室”、“外事組”、“接待組”合併為“辦事組”；把三個月前成立的財貿組和物資局合併為“供給服務組”；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合併為“人民保衛組”。原來市政府下屬的局級機構也大為精簡，如把公共汽車公司、自來水公司、房管局等合併為“公用事業局”。各級領導班子都叫“勤務組”，領導成員稱為“勤務員”。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幹部1000多人，新機構的200多人中有相當壹部分是軍隊來的。原來市委和市政府80%以上的幹部被精簡，送到“五七幹校”勞動。

　　國家壹級政權機構也大刀闊斧地精簡。國務院原有機構為90個部委單位，1970年6月決定精簡為27個部委單位；原有機關工作人員53784人，只規定編制9710人，僅占原有人數的18%。

　　當時從國務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級領導機構都稱為“組”，沒有部長、局長，只有組長。縣壹級是組長，國務院也是組長。“大組套小組，上下壹般粗”，界限不清，權責不明，從上到下，管理混亂。

　　現代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社會管理、社會服務日益複雜，科層制（即官僚體制）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加強對權力的制衡，才能減少官僚體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會，沒有用現代政府管理思想確立政府的職能，更沒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分擔壹些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任務。新成立的革委會還是全能政府，政府職能的邊界是無限的。由於事權沒有變，原來黨政機構幹的事情還得繼續有人干，就設置了很多臨時機構，從基層調了很多“借調人員”。1970年以後，原來的政府機構又逐漸恢復。到1972年，不僅政府機構基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還比原來更加膨脹。可以說，革委會建立之日，就是舊政府開始回歸之時。舊政府的回歸，是為了收拾難以為繼的混亂局面，當時是受多數人歡迎的。但是，對那些相信和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那些人來說，舊政府的全面回歸是不能容忍的。

　　各級革命委員會裡的群眾代表（壹般是較溫和的造反派領袖），從壹開始就沒有讓他們掌握最重要的權力部門，但在革委會內部還可以代表壹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會內部充當反對派角色。他們或在革委會內“頂牛”，或在會外組織群眾施壓，貼大字報。但是，這些革委會內“頂牛”的群眾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種種名義被排擠出來，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進了監獄。

　　革委會裡的群眾代表還在原單位領取工資，沒有特權。王洪文後來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資還在上海領取。吳桂賢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在西安的工廠里領取原來那些工資。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孫健，他妻子還在天津壹家街道小廠里當工人。這家小廠名為天津墊圈廠，只有十幾台沖床幾十名職工，廠址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合作里宿舍院的壹個平房裡。國務院開會，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還要付茶葉費。新的領導機構這些新氣象沒有堅持多久。

　　新的領導機構沒有解決權力制衡的問題，不可能制止腐敗。當時，社會上稱之為“不正之風”。買自行車、手錶等壹些緊俏的生活用品得托關係、“走後門”。群眾最不滿意的是大學招生“走後門”。那時廢除了高考，上大學靠“推薦”。被推薦的很多是有權勢或和權勢人物有關係的家庭的子弟。老幹部恢復職務以後不久，特權也悄悄地恢復。軍人搞腐敗更大膽、更野蠻。天津支左部隊利用職權，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眾公憤，我當時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和另壹名記者合寫了壹篇調查報告，通過新華社“內參”送到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批示，作為中共中央1972年28號文件轉發全國，令全軍退出占用的民房，僅北京軍區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萬平方米（北京軍區占用民房三百多萬平方米）。

　　奪權！奪權! 奪權！

　　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力量發展很快。”“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壹個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讓原來的人去做，我們只管監督。”1949年共產黨剛接管政權時也是讓留用人員做業務工作。但是，隨著奪權運動的深入，多數地方和部門突破了“只管政務，不管業務”的界限。不過，接管是文革中奪權的開始，壹建立了革委會，新政權機構就全面行使權力了。

　　1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用黑體字標出毛澤東的話：“從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認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段話使青年造反者熱血沸騰，使當權派膽顫心驚。

　　對各級政權不加區別的全面奪權，中央領導人在認識上也有反覆。1月15日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陳伯達說“自下而上的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周恩來同意陳伯達的講話。但形勢發展很快，周恩來也轉變了態度。1月2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話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結果，國務院各部都奪了權，工交系統23個部門都奪了權。後來毛說，這樣不行，指出對奪權要有個規定，不能都奪，該不該奪，哪些部門不能奪，特別不能讓外面的人來接管。如部隊、公安部、財政部、外交部、經委、國家計委，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誌、廣播電台、解放軍報，都不能奪。這些不能奪權的單位大多實行了軍管。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這篇社論是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說：

　　“壹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繫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有了權，就有了壹切；沒有權，就沒有壹切。”

　　“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地的奪權鬥爭如火如荼。奪權過程也是毛說的“全面的階級鬥爭”過程，即對領導幹部全面批判鬥爭的過程。領導幹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有壹批領導幹部在群眾的衝擊中失去了生命。此時，周恩來對被批鬥的省委書記伸出援手。1967年2月19晚10點鐘，有人找到挨批鬥後被關押在醫學院的山東省委書譚啟龍，對他說：“楊得志司令員接到周總理的指示，說要接妳到北京去。明早8點鐘，總理派來的專機在機場等妳。楊司令派我先接妳先到機場休息。”在困境中譚啟龍“激動得真是無以名狀”。他在機場專家樓里“美美地洗了壹個澡，吃了壹頓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進了京西賓館9樓的壹個套間裡。譚啟龍發現華東地區的省委書記，差不多都住在這裡。周恩來並沒有壹直保譚啟龍，4月27日，周恩來讓譚啟龍回山東，周是應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這樣做的。譚啟龍壹下飛機，就被揪斗。

　　但是，各地奪權鬥爭伴隨的“全面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沿著毛澤東期待的“大聯合”的方向發展，造反派的各個“山頭”都要“以我為核心”，對其它“山頭”進行排斥和打擊，相互爭權、搶權。毛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遙遙無期。毛澤東說：“有些事情，我們原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壹種有組織的強大力量介入才能夠實現“大聯合”和“三結合”，才能夠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天下大治”。於是，毛澤東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國人民解放軍。讓軍隊介入文革。他沒有想到，軍隊介入文革以後，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它帶來的問題比它能解決的問題多得多。這方面的情況以後再作專門介紹。

　　11

　　第十壹章經濟維權者的悲劇

　　與上海工人總部的造反不同，還有另壹支龐大的勞動者造反隊伍。他們造反不是被意識形態所鼓動，而是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是政治狂熱，而是經濟訴求。然而，當他們把文革從理想的夢幻拉回利益訴求的時候，引起了廣大夢幻群體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國，不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歷次政治運動打成政治賤民，處於社會最底層。這些人在文革中曾抱著壹絲希冀，企圖在批判官僚、砸爛國家機器中得到翻身的機會。但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斥責和嚴酷的“公安六條”，完全剝奪了他們參與文革的權利。然而，還有壹批處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希望通過造反，尋求社會公正，爭取他們應當得到的權益。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各種名義下放到農村的城市職工；臨時工和合同工；每次調整工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職工。上述這些群體的人們不是政治賤民，“公安六條”管不了他們，他們是可以造反的。他們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爭取自己應得的經濟權益，因而被稱為“鬧經濟主義”，他們的造反曾經形成了很大的聲勢。不幸的是，他們的利益訴求，被中共中央和造反派共同扼殺了。

　　底層勞動者的權利訴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國勞動者群體當中，處境最好的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被稱為“領導階級”，工作十分穩定，住房、醫療有最低的保障。但是，這個社會群體經濟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居住條件和工作環境惡劣，患有各種職業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領導關係處理得不好，調工資、分配工種就會受到歧視。

　　在勞動者隊伍中還有壹批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比國營工人低，這就是臨時工、合同工。這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說：“我們現在只有壹種勞動制度，固定工，有勞動保險，招來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難。以後，我看勞動制度不要只是壹種，要儘量用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轉正，我是反對的，不贊成這件事，但是反對不了，還是轉了。轉了好啦，去年前年動員工人下鄉，也算吃了苦頭了。今後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臨時工。勞動保險制度也要修改。”根據劉少奇這個指導思想，從1964年開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合同工。劉少奇提倡臨時工、合同工的出發點是想克服單壹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億農民工都是臨時工。但在文革前，社會保障和就業是聯在壹起的，即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是在就業單位里得到的，不是這個單位的固定職工，就沒有社會保障，臨時工、合同工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還有隨時被辭退的危險。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經濟待遇，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職工低。臨時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參加工會，入黨更是難上加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劉少奇被打倒後，他們借批判劉少奇的名義要求改善他們的境遇。

　　在大饑荒後期，為了減輕城市糧食需求的壓力，根據陳雲的建議，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壹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壹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減少職工1833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這兩三千萬城鎮人口都是勞動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強制他們離開城市的，農村不歡迎他們，很多人回農村後生活無著，他們中的部分人，壹有機會就上訪告狀，要求解決他們的困難。

　　毛澤東時代是統制經濟制度。壹切都由政府統制：資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於政府、經濟決策和執行高度集中於政府，這樣，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統制經濟的最高層總是感到有很大的壓力。為了緩解城市的壓力，政府把農村當作緩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減輕城市的就業壓力，就讓大批城市青年到農村或到邊疆。當時主要是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和其它土地較多的地方墾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城鎮青年就業的壹項長遠方針。1964年開始了全國範圍內運動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下鄉知青就150多萬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重慶市下放到達縣專區的就有14000多人。湖南省下鄉知識青年人數達到8.3 萬餘人。上海市更多壹些。儘管有些人下鄉是出於建設農村的理想，但絕大數是無奈的，是被迫的，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裡很多是被歧視的群體。他們被取消了城市戶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壹方。他們從生存環境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環境較差的農村。到農村以後，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面臨種種困難的歧視。

　　大批勞動者應有的權益被侵害，文革前他們分散在各單位，勢單力孤，無法提出自己的訴求。文化革命開始以後，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上面介紹的幾個勞動者群體，紛紛起來造反，多年積累的怨氣壹下子爆發出來。他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組織，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壹線戰鬥隊”等。這些全國性的組織在很多省設有分支機構，成為當地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他們利用造反的機會開展活動，提出訴求。

　　開始，下鄉知青在農村就地造反，很快，他們得知知青問題不是在農村能夠解決的，問題出下面，根子卻在上面。文革開始後，湖南約6 萬多知青借串聯之機返城。“湖南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聯合調查團”還到外地調查各地知青生存狀態，除了臨湘的黃蓋湖農場、平江的時豐茶場等知青集中地外，還去了湖北的洪湖與赤壁，與當地的武漢知青進行了交流。他們“回城鬧革命”的活動之壹是“造戶口反”，即要求相關部門的領導幹部解決城市戶口、糧食、工作和“革命經費”問題。有的知青趁亂威逼相關單位工作人員辦理戶口遷移，拿到蓋著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欣喜若狂，淚流滿面。湖南省委機關群眾組織“永向東”貼出傳單《造戶口反無理》，參加“反迫害”組織的張揚（八十年代寫《第二次握手》名噪壹時）寫了約七、八千字的傳單稿《評〈造戶口反無理〉》，該文章鉛印了8000份，張貼散發到長沙的大街小巷，因為文字較好，說出了千千萬萬知青和他們的家長的心裡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66年8、9月間，廣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領了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砸開檔案櫃，公布了某些姦污迫害下鄉女知青的案例，開辦接待站接待更多的來京造反知青，還多次召開大會對安置辦領導進行批判。

　　鬧“經濟主義”者的訴求大體是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職工要求復職，並補發下放費、退職費等。

　　——沒有下放的職工中有些人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應補發差額和獎金、補貼等。

　　——非正式職工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就業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國營企業職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資與勞保福利，將計件工資、日工資改為月工資，享受醫療保險和病假工資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夠加入工會，建立自己的群眾組織。

　　——反映與單位領導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懲罰這些領導幹部、伸張正義。

　　——要求發放各種文革活動經費，如串連費、宣傳費、袖章費，或要求脫產參與運動期間工資照發，或要求單位提供運動所需的設備工具，如擴音器、喇叭、汽車、自行車等。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將戶口遷回城市。

　　必須指出的是，從情理上看，這些訴求是合理的，但當時國力不可能滿足。被送到農村的職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讓他們回來，當時城市沒有這麼大的承受能力。國家財政也沒有能力給臨時工、合同工補發工資。政府對勞動者欠債太多，無法壹次還清。如果他們強制要求實現自己的訴求，必定會發生對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和“高尚”目的，這些為利益而爭的勞動者的行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壹樣。他們的結局必然是悲劇。

　　“全紅總”的組織狀況及其活動

　　在爭取經濟權益群眾組織中，影響最大的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

　　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鎮壓的人們逃到北京。他們中有壹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門內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合同工、臨時工。相同命運的人聚集在壹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氣。他們經多次協商醞釀，11月8日，“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在冶金部二招成立。發起人來自北京、江蘇、安徽、廣西、貴州等省市。 “全紅總”領導核心很不穩定，1966 年11 月到1967 年2 月間，“全紅總”的領導核心“五人小組”，共有三屆，第壹屆：王振海(北京)、蕭碧璜 (又名方圓、周牧，貴州)、羅運泉(湖南)、廖閣夫(湖南)、郝維奇(北京) 。第二屆：王振海(北京)、方圓(貴州)、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第三屆：方圓(貴州)、楊政(湖南)、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

　　?“全紅總”成立的當天，就組織了5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他們的合法性，給予註冊登記。但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王志傑等不予理睬。因此，這壹靜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數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志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在口頭上承認了“全紅總”是合法的造反組織。

　　王志傑等看這聲勢越來越大，連忙向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馬純古、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壹報告，馬純古又聯名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交口的副總理李富春作了報告。12月8日，全國總工會經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臨時工表示：支持他們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僱合同工、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

　　12月5日，“全紅總”北京分團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接著，貴州分團、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等相繼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紅總”總部和全國各分團緊密聯繫，每天收到各地寄來的幾千封信，信件內容大多是各地臨時工、合同工被解僱、受壓迫的嚴重情況以及維護權益的強烈呼聲。“全紅總”要求就改善臨時工、合同工待遇問題同國務院勞動部談判。

　　?12月22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覆“全紅總”，確定23日在勞動部禮堂舉行三方會談。但到時又壹再拖延。壹再拖延說明這兩個部門有難處，但兩次延期激怒了“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們。“全紅總”總部會議決定：如果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他們還擬定了活動口號：

　　? 向劉老闆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 徹底剷除壹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 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反解僱，反迫害，反欺壓！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2月25日下午兩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數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人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被阻斷了。人群壹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王振海發表鼓動性講話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向勞動部行進，下午五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泄不通。直到八九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全紅總”的頭頭們還在勞動部會議室沒有離去。中央文革聯絡員通知他們，中央領導人要接見“全紅總”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點，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人大會堂東會議廳，隨同的有《解放軍報》代總編輯胡痴、《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江青坐下後的第壹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妳們的！” 江青情緒激動地說：“合同工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工人，妳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什麼合同工，簡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們（指在座的部長）眼裡簡直就像後娘生的。”江青聽了代表們控訴後流著淚說：“我流淚不是軟弱，是因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謝妳們，妳們給我上了壹堂生動的課！”當代表們控訴到有的工人們因為被解僱後投河上吊，賣兒賣女的時候，江青哭著說：“同志們，我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我對不起同志們啊！” “他們都是老爺（指那些部長），我是壹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大意如下）：1、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2、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得解僱臨時工合同工，必須照發工資。從1966年6月1日以後解僱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上班，工資補發。3、現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周恩來也持這樣的態度，他說：“現在發現臨時工、合同工問題很大，合同工、臨時工，還有半工半讀，實際上完全是資產階級剝削思想。半工半讀，在生產總額中算進去，但工資總額不算，編制也不增加，學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讀每月十幾元，半工半讀到工廠不是學生又不計報酬，半工半讀每天勞動多是6—8小時，剝奪了勞動果實，這是新的剝削方法，這種剝削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來到處鬧事，最典型的是大慶油田，油田儘管存在二派，生產還是很平穩的，形勢是好的，八千多人現在放假鬧革命，每月拿十幾塊錢，妳剝奪我的勞動果實，我不幹了！到處串連，白天睡覺，晚上打砸搶，把壹個最高級的設備破壞了，這就是處罰。列寧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的處罰，主席加了壹句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處罰。’劉少奇就是機會主義，他所發揮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在工廠就為這個鬧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臨時工不轉正，不享受公費醫療，沒有勞保，把工人階級壹分為二，當然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壹開始，要麼轉正，要麼不上班。”

　　12月27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汽車，把“全紅總”的頭頭們接去，讓他們在全總大樓辦公，住宿在小灰樓。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國總工會的壹切工作。直到“全紅總”被取締。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簽署《聯合通告》。《聯合通告》基本內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條：１、為了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壹律不得解僱。２、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僱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僱期間的工資。３、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聯合通告》簽發後，立即送《工人日報》印刷廠套紅大字鉛印30萬份，同時向中央文革和國務院報告。1月4日壹大早，中央文革決定緩發《聯合通告》，接著決定銷毀已印好的《聯合通告》。 但是，“全紅總”不願將爭到手的成果毀於壹旦，有人在昆明將《聯合通告》大量翻印，發往全國。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實。

　　1月8日晚8時，“全紅總”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壹百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李敦白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由蕭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紅總”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工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幾位代表發言後，外國記者紛紛提問，由蕭碧璜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12點鐘才結束。解放軍報記者（此時為中央文革《快報》組成員）邵壹海出席會議，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二十人到會採訪。會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成為“全紅總”頭頭們“裡通外國”的證據，也是以後逮捕他們的線索。

　　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次會議，說：“妳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在外國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麼話！家醜不可外揚嘛！妳們這樣做置中央於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和“全紅總”就很少聯繫了。邵壹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表意見了。

　　1月16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會前周恩來要求大會要提兩個主要口號：壹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壹個“抓革命，促生產。”他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立即離京返回原地。1月17日，在接見首都紅衛兵壹、二、三司和解放軍文藝團體和國務院各部造反派的會議上，江青完全改變了原來支持“全紅總”的態度，還讓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紅總“壓回去”。1月19日，周恩來辦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讓“全紅總”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產。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壹律撤銷。

　　1967年2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布告》，宣布：“經查：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等組織，為反動組織。他們大肆進行造謠污衊，挑動武鬥，大搞經濟主義，衝擊國家首腦機關，搶劫、破壞國家財產，霸占房屋，姦淫婦女等壹系列罪惡活動。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壹致要求，決定予以取締，逮捕其首要分子和個別極壞的分子，對受蒙蔽的壹般成員，只要他們承認錯誤，揭發反動頭目的罪惡，立即返回原地區、原單位，壹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壹線戰鬥隊、全國軍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聾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取締。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謂全國性的群眾組織，都是非法的。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告，應當立即解散，它們的成員要立即回到原區、原單位。”

　　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壹九六七年壹月二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壹切文件，壹律作廢。”“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從1967年2月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北京市衛戍區分別逮捕了“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紅色造反兵團”、“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農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聾啞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的領導人40多人，前三個組織被定為反革命組織。

　　1967年3月初，全國各地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連的群眾無法統計。“全紅總”貴州分團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其中“全紅總”貴州分部負責人蕭碧璜刑期20年。蕭碧璜為貴陽市建築臨時工，貴陽“六六事件”時因看過學生張貼的反省委的大字報，在現場發表過議論，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狀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把自己寫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讓住在這裡的臨時工、合同工傳閱，引起了共鳴，對成立“全紅總”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貴州後組織“全紅總”貴州分部，成員達3000多人。

　　上海的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鬧經濟主義比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也是沒有穩定職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接著是大饑荒年代被迫回鄉的上海職工；以後又進壹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組織最初名為“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不久，為與全國的這類造反組織統壹，改稱“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們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要求與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同等待遇。壹些在“文革”中被工廠辭退了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恢復工作。此類人員召開大會，逼著幹部簽字。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見全國臨時工、外包工造反組織代表並表達同情的講話傳到上海後，臨時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動達到高潮。大批被解僱的臨時工、合同工紛紛回到工廠要求復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共精簡國營單位職工31.2萬人，其中18.3萬人回農村，12.9萬人到上海城鎮街道。。當年精減城市職工時，其它地方的精減對象是1958年從農村來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業城市，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將很多老工人當成精減對象。到1967年年初，當初被動員回農村的18萬人中，有5至6萬人回到上海。他們提出：“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復工！”的口號。那些當年被辭退到上海街道城鎮的12.9萬人，雖然以後有壹半左右陸續進了小集體所有制的里弄生產組或街道工廠，但他們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體所有制的原廠工作。

　　60年代上海為減輕就業壓力，曾動員許多當時被稱為“社會青年”的無業青年和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去上海郊縣農場或遠在新疆的農場工作，這種動員大多是半強制性的。“文革”中他們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市區，不願再待在艱苦的農場或邊疆。如上海郊縣的長興島，各農場共有下鄉青年1萬多人，跑得只剩100人。文革前，為了搞三線建設，上海壹批職工被調往內地。現在這些職工也返回上海鬧戶口。僅儀表、化工、機電壹局三個局支內的26000名職工中有2萬返回。

　　在國有企業里，有些單位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有些單位的職工提出，本單位的領導在過去加工資時，沒有按照有關文件辦理，壓低了工資標準，因此要求按當時的文件重新評定自己的工資級別，並補發這些年的差額。如上海圓珠筆廠工人提出過去評級不合理，要單位領導同意將凡工資低於1963年該廠平均工資的，壹律提高到平均工資水平，並自1963年始補發，共補７萬多元。國務院規定學徒工的學徒期限可以依工種的繁簡分為技術工三年、熟練工二年。上海卻壹律規定為三年。學徒工沒有工資只拿18元津貼，正式工起點工資便是42元。而壹些學習技術工的被分配到熟練工的工種，這部分人紛紛要求縮短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上海第二商業局1967年初曾補發工資63.7萬元，主要便是用於學徒轉正期三年改兩年這壹項。上海港務第四裝卸作業區為此壹次補發近4萬元，平均每人補發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

　　面對各類人員越來越高的經濟要求，各級幹部處於兩難困境：簽字同意各種要求，不符過去的政策；但若頂著不簽字，又可能激怒群眾，使事態擴大，還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眾對抗的帽子。

　　為了緩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後不久，同意將上海郊縣的“亦工亦農”回鄉工人的收入從與生產隊四六分成改為百分之壹百歸回鄉工人。11月22日，中共華東局代表、華東局工業辦公廳主任黃宇齊與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於永實簽字同意臨時工、外包工六項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勞動局局長王克在支農回鄉工人的要求上簽字，市勞動局將這兩份簽字的協議於12月2日作為正式文件下發。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長宋日昌為首的勞動工資接待小組。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主持市委會議宣讀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指示：“現在很被動，要爭取主動，對他們的要求，要儘量解決。”12月15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向中央打報告希望給予明確答覆。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共七條。內容不但包括臨時工、外包工等的工資福利，還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制職工的勞保待遇、病假產假工資、學徒期限、交通補貼等等。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在有關會議上傳達市委書記陳丕顯的意見：“經濟問題放鬆些，不要頂”。會上討論了五條：1，1958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2，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3，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4，郊縣五類地區的工資可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5，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第二天，市勞動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條制定了兩個具體方案並將方案向下傳達。

　　市委領導的讓步，激勵了為權益造反的工人們，他們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捲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搶來搶去，逼著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僅鐵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簽了63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達3,050萬元。

　　幹部讓步、工人們得到了壹些利益以後，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經濟要求。許多工廠和生產單位，人們無心工作，日夜包圍著各級幹部進行各種經濟談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離開生產場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裝卸量從日常的9萬噸下降到3.5萬噸。其它單位也出現了生產下降的情況。

　　由於給這些造反者發放種種補貼，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擠滿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壹天支出現金2800萬元。由於提款數量大、單位多，上海各銀行的現鈔幾乎被擠兌壹空。

　　拿到各種補發款項的人們，馬上購買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壹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總銷售額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壹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壹店壹開門，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壹擁而進，300多人沖向縫紉機櫃檯，100多人沖向自行車櫃檯；手錶是最熱銷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錶也幾乎銷售壹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許多商品脫銷，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壹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住房極其擁擠。搶占房子也是經濟風的壹個方面。徐匯區天平路有200多戶搶占了房子，長寧區天山房管所壹個星期就把1600間房（可住1200戶）全部搶光。

　　本來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實行“經濟問題放鬆些”的指導思想以後，加速了自己的垮台。張春橋等敏銳地看到了對他們有利的時機，就鼓動堅持政治造反的“工總司”對經濟造反者重拳出擊。1月7日，工總司在國棉31廠召開會議，討論經濟主義風潮。王洪文提出必須制止，他要求工總司馬上發傳單。當夜，以工總司的名義發出了《緊急通令》的傳單，呼籲工人不要脫離生產崗位，不要搶占住房，不要為工資造反，矛頭要指向走資派。工總司要大家回去動員工人把領到的錢統統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個造反組織在錦江飯店開會，討論起草了制止經濟主義風潮的《緊急通告》，陳丕賢讓朱永嘉坐在自己旁邊記錄會議發言。朱永嘉將大家的發言歸納為十條，修改後定名為《緊急通告》，陳丕賢最後審定。1月9日，以“工總司”為首的32個造反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緊急通告》指出：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成為“抓革命，促行產”的模範；動員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和各單位工作人員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文革，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各單位當權派簽發的外出串連證明立即作廢，各單位發出的串連費由當權派簽發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產經費、工資開支、文革經費、辦公經費和其它正當開支以外，各企業、事業單位的流動資金壹律凍結，保證國家經濟不受損失；關於工資調整、工資補發、福利待遇等放到運動後期再作處理；不准任何人強占公房，已入住者限壹周內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 《緊急通告》好得很。妳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1月11日，毛澤東要求向全國廣播《緊急通告》，《人民日報》轉載並發編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通知說：

　　有壹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目標，挑動不明真相的少數人大鬧經濟主義，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他們用各種經濟收買的手段，企圖把壹些群眾引向經濟主義的邪路，不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單純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他們不但要恢復而且要擴大過去關於工資，福利制度中的壹些錯誤措施。他們煽動壹些群眾要晉級加薪，隨便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物質。他們煽動前幾年下放到農村業已參加農業生產的群眾，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經濟要求。有些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不按國家規定，強行到銀行提款。地富反壞右分子也乘機妄圖擾亂國家經濟生活，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央認為，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立即制止這種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

　　中共中央這個通知發布後上海的經濟主義風潮還沒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農工人回滬造反總司令部”組織六七萬人到人民廣場靜坐示威，並帶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他們說：“我們是老工人，不屬於當年精簡下放的範圍，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不針對我們。”他們高喊：“壹天不見，壹天不散！”“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問題不解決，死也要死在人民廣場！” “工總司”對他們軟硬兼施，這些人終於屈服。在強大的“工總司”面前，他們還是弱勢。

　　經濟主義風不僅在上海壹地發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檢查中承認：“壹月風暴席捲全國，黨內的壹小撮走資派，孤注壹擲，喪心病狂地颳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在這壹時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嚴重錯誤。我說‘娃娃們要熱鬧些，多給幾個錢’。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把文化大革命這場嚴肅的政治運動，引向了經濟主義的邪路。”

　　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聲勢，各地抓捕了壹些搞經濟主義的群眾組織頭頭，解散了這些組織。經濟主義風被 壓了下去。然而，廣大勞動者對自身權利的要求是壓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不得不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進壹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中發［68］10號，1968.01.18），重申了關於工資、、福利、獎金、附加工資、補貼以及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關係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運動後期處理。還威脅說：“壹切革命群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識破階級敵人利用反革命經濟主義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的陰謀，堅決把那些隱藏在背後進行挑動和破壞的壞人清查出來，交由革命群眾組織和專政機關嚴肅處理，情節特別惡劣的，必須依法懲辦。”

　　從這個文件看，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實際是國家利益和勞動者利益的博弈，國家要維持計劃經濟體制，只能用強力打壓勞動者的合理訴求。但是，職工的合理訴求壹直沒有停止，內蒙古“石拐溝煤礦工潮”就是壹例。1969年夏秋之交，礦務局革委會在清理過期檔案時，發現壹份文革前煤炭部下發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礦工人的附加工資（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這對於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來說是壹個不小的數字。但烏蘭夫當時以財政困難為理由，沒有執行這個文件。消息傳開，全礦五萬多工人向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補發這筆錢。由於數額太大，革委會不敢作主。於是，工人長時間的罷工。全礦工人十分團結，本來已分為兩派的群眾組織並肩作戰。在數萬工人的圍攻下，礦革委會主任楊秀（領導幹部）和副主任呂華（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簽字，另壹位副主任（軍代表）不同意。最後，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歡喜。但是，好景不長。1969年12月19日，中央對內蒙全面軍管以後，軍管會對礦革委會突然襲擊，由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了大禮堂，當場逮捕了楊秀和呂華，宣布周恩來代表中央對工潮的定性：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壹次經濟主義妖風，是性質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楊、呂二人判處死緩，補發給職工的工資再從工資中逐月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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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老紅衛兵被打垮，“聯動”分子被抓，大批幹部被打倒、被批鬥。“壹月奪權”以後，各級官僚機構癱瘓了，黨的組織活動停止了，造反派大亂天下。革命元老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開始抗爭了。革命元老們的抗爭，當時稱為“二月逆流”。伴隨著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國各地的軍政官僚們對造反派施行了新的壹輪鎮壓，當時稱為“二月鎮反”。這壹輪對造反派的鎮壓，從1967年2月開始，壹直持續到夏天。

　　革命元老們的抗爭

　　邱會作回憶說：當造反派鬥爭的矛頭指向我們時，高級幹部自發地起來反抗。有的通過“抓生產、抓業務”的方式來“壓革命”；有的搞純學術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讓群眾亂，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觀；有的組織勞動模範、黨團骨幹參加“四大”；大膽的就刁難造反學生，暗中記賬，想日後整他們。我屬於最後壹種類型的人。

　　壹批革命元老們對造反派不滿意，對中央文革不滿意，他們經常在壹起議論。葉劍英家裡是元帥們的議論中心。同住西山的聶榮臻常去葉那裡，住在外邊的陳毅也常去。陳毅和葉劍英都是美食家，空軍常從南方給葉帶來壹些穿山甲、果子狸、蛇和山龜，他們邊吃邊談。不在軍隊工作的元老們也有壹個議論中心，是在李富春家裡。李富春是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暢又是毛的朋友，元老們想通過李富春把他們的看法傳到毛澤東那裡。這種不滿發展為抗爭：2月11日、2月16日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的抗爭和中央軍委會上的抗爭。這些抗爭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猛烈地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老帥和副總理們不是冒然地公開批評中央文革的，他們抓住了壹個機會：毛澤東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毛澤東的態度是捉摸不定、反覆無常的。陶鑄本來是毛澤東要打倒的，但他對陳伯達、江青在1967年1月4日接見中南地區群眾會上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作法又不滿意。12月10日，毛召開了壹次常委擴大會。毛在會上罵陳伯達：“妳這個陳伯達，妳是壹個常委（指陳伯達）打倒壹個常委（指陶鑄）！過去妳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妳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妳個人，妳從來不找我！”然後罵江青：“妳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妳眼裡只有壹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妳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說了話，江青插了話。”毛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在這個地方說，在中央文革小組裡批評，在別的地方壹概不准談。”但是，葉劍英向老帥們和其他人講了，李富春向副總理們和其他人講了。毛批評中央文革，元老們很高興。

　　那時，不管是哪種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為是非，大家都知道毛是堅決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評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臉色，也要利用毛創造的機會。這次毛批評中央文革了，反對中央文革的人認為機會來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大軍區也受到衝擊。196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後移至西山）召開擴大的常委會，商討在軍隊裡搞“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江青、陳伯達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指摘軍隊裡的運動沒有搞起來，總政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責任在總政，說肖華是“資產階級政客”。並責令肖華到當晚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葉劍英、聶榮臻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周恩來說：沒有我的命令，肖華不能到大會作檢查。周和葉壹起到毛澤東那裡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但是，還沒等毛的保肖指示傳達，軍內造反派就連夜到肖華家抄家抓人。肖華從後門逃脫，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第二天，軍委常委會繼續召開。參加會議的軍隊高級將領們知道了毛保肖的態度，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示弱，追問肖華昨晚躲到哪裡去了。葉劍英拍案而起，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還批評中央文革：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的結果！說話間，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這就是後來說的“大鬧京西賓館”。會後，葉劍英以召集人的身份向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他們攻擊軍隊的說法全部向林說了出來，提出了要穩定軍隊的強烈要求。為了平息軍人的憤怒，1月22日，毛接見了這些軍頭們，壹方面要求軍隊站在左派壹邊，另壹方面又捺著性子聽軍頭們訴說挨整被斗的情況，還表示贊成老帥們穩定軍隊的意見。林彪本來對中央文革批評軍隊有意見，看到毛的態度，就站到軍頭這壹邊，把江青叫到家中，對她大發脾氣。

　　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葉劍英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妳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妳們還嫌不夠，還壹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妳們想幹什麼？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聶榮臻對抓“聯動”成員強烈不滿，他說：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妳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參加者有譚震林、陳毅、李先念、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謝富治、陳伯達、康生、余秋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個會議原來是準備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會議開始前，譚震林質問張春橋：為什麼不讓陳丕顯到北京來？張春橋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壹下。譚震林說：“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咧！妳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妳們把老幹部壹個壹個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乾子弟統統挨整，見高乾子弟就抓，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這是用反動血統論來反對反動血統論。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壹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壹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壹次。”“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譚震林越說越激動；“我不該早年參加革命，我不該很早入黨，不該活六十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要退出會場，周恩來叫他回來。陳毅對譚說：“不要走，跟他們鬥爭！”“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陳毅還說：“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了嗎？他壹上台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陳毅還說：“現在搞的是什麼革命？比當年王明還王明！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陳毅還提到延安整風，他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了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要證明。” 陳毅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年延安整風的積極分子劉少奇、彭真這壹批人現在反毛澤東思想很起勁，現在搞文革的積極分子將來也會變。李先念說：“老幹部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問陳伯達和康生：《紅旗》13期社論這麼大的問題，為什麼不跟我們打個招呼？吵到下午7點，周恩來宣布散會。這個會沒有宣布開會，只宣布散會。在會議中間，周恩來知道事情嚴重，他主持的會議，恐怕脫不了干係，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報告，毛派汪東興來聽會。

　　這就是以後說的“大鬧懷仁堂”。

　　會後，王力、張春橋、姚文元作了追記，由王力執筆寫成壹個記錄稿，經陳伯達、周恩來修改，周恩來作了幾處補充，加了幾處字數不多的插話。王力和關鋒把周恩來、陳伯達修改後的記錄稿交給中央文革辦公室的王廣宇，讓他謄清後找壹個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對，印15份後馬上拆版。王廣宇對周恩來修改印象最深的壹處是：當譚震林氣呼呼地說“我不幹了，叫妳們干吧！”時，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會場，這時，周總理拍了桌子厲聲說：“回來！坐下開會。”王力的原稿沒有這句話，是周恩來自己加上的。記錄稿後面署名的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追記”。當晚，王力給王廣宇開列了壹份分送記錄稿的名單，大約十來位，有主席、林彪、總理和部分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還有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江青、戚本禹。看過原件的高文謙指出周恩來增加的內容是：在陳毅說總理在延安挨整的後面加上了“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還特別註明：“陳毅先挑撥康老，後挑周”。在陳毅明顯針對林彪並影射毛的話後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周恩來宣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告訴了江青會上的情況。江青說要立即告訴毛主席，晚上10點左右他們三人壹起到毛那裡。張春橋說：今天發生壹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把下午發生的情況向毛匯報了壹遍。匯報前面情況時，毛光笑，講到陳毅發言時，毛臉色變了，不再笑了。張春橋還匯報說，周恩來對《紅旗》13期社論沒有送他審查有意見。毛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並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壹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

　　譚震林覺得在懷仁堂話沒有說完，2月17日，他給林彪寫了壹封信，信中罵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則天。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過的。許多高級幹部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信中說：“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心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的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壹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並附了壹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毛澤東批了“已閱”。16日晚上，江青帶王力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上的情況，林彪只是聽，沒講多少話，談到徐向前，林說：“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還說：“陳伯達是壹個書生。”

　　在大鬧懷仁堂以後，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會議，那天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文革小組其它人都沒有參加。康生作了詳細記錄。毛在會上大發脾氣。他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壹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不夠，就把王明、張國濤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壹塊兒來吧！”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壹次不行就開兩次，壹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周恩來勸毛不要這樣生氣，他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緩和了壹下空氣。當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的“生活會”，還要他們三人“請假檢討”。康生回來後對中央文革的人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毛還在會上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壹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壹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要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妳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

　　２月１９日，陳毅得知毛澤東的看法後，深感問題嚴重了，便連夜找了周恩來，並給毛澤東寫了壹信，請求見毛當面說清，但毛卻回信說陳毅“歷來犯錯誤”“改也難”等，暫不見。

　　元老們的抗爭被說成“二月逆流”。毛澤東深知，要反擊，必須穩住林彪。在毛召集會議大發雷霆的前壹天晚上，毛突然找葉群到他中南海的住處談話，壹開始，毛就怒氣沖沖地說：“葉群，我準備帶妳和林彪到南方去。”“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解放軍不跟我，我和妳們到南方另外組織壹支解放軍，重上井崗山，重新開始。”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著毛主席，永遠忠於毛主席。勸毛保重身體。毛說：“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今後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由妳來參加，回去以後把會議情況向林彪同志匯報。”葉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澤東大發雷霆之後，讓周恩來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會議從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 次“政治局生活會”，對“二月逆流”的幾位元老進行批判。在此期間，陳毅白天是作為中國外交部長進行外事活動，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會上發言十分激烈。康生說：“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這是十壹中全會以後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政變的預演，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這些元老搞的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幾位元老壹個個作了深刻檢討。

　　在內部批判幾位革命元老的同時，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學生造反派領袖人物譚厚蘭、聶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層鬥爭的情況，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壹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因此，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譚震林！”“堅決反擊‘二月逆流’！”的大標語。壹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擊“二月逆流”的名義，加劇了與支持保守派的軍人對抗。

　　通過“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的批判，反對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潰不成軍。原來由周恩來主持的、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不買周恩來的帳，周恩來逆來順受，江青權勢大增，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周恩來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說：“以後妳們作決定，我給妳們辦事。”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麼多元老鬧翻了，畢竟不是壹件好事。毛澤東雖然強硬，但深諳壹張壹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為了緩和壹下與黨內元老的關係，毛澤東親自出面和他們談話。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的意見，是老帥們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妳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我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五壹”節，周恩來乘毛澤東緩和之機，讓這些元老上天安門亮相。周又怕這些元老又鬧，就寫了壹封信：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位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壹團結，不要又造成妳們五位同志的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壹個新的反覆。妳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喪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壹課。

　　為著預防妳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1967年5月5日。

　　正如周恩來所警告的，毛澤東並沒有放過“二月逆流”這件事。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判“二月逆流”是壹項議程，再壹次對他們進行清算。這壹點後面再作交待。

　　各地的“二月鎮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會議室里對文革勢力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而全國各地的“二月逆流”則是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成都軍區從2月17日開始，在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還稱之為“二月鎮反”。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是從二月開始的，壹直持續到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後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漢事變被平息後才完全制止。

　　部隊支左以後，壹些受部隊壓制的群眾組織衝擊軍隊。為了穩定軍隊，1月28日，中央軍委發出《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軍委八條”是各地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依據。關於軍委“軍委八條”，本書後面再介紹。2月上旬，毛對如何處理部隊受衝擊的問題作了壹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軍隊，但要處置妥當，首先要做說服工作，他們占了壹樓，部隊退到二樓；他們占了二樓，部隊退到三樓。如果他們進壹步搶占三樓，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的右派骨幹。林彪讓他的秘書張雲生把這個批示送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劍英立即向軍委擴大會上傳達了毛的批示。葉說，從這個批示看，主席對軍隊的穩定非常重視、非常關心。這樣，軍頭們就得到了可以開槍的許可。當時毛心中的右派應當是保守派。但是從穩定軍隊這個角度來看，衝擊軍隊的都是右派。

　　對造反派的鎮壓有兩種情況：第壹種是反對文革的軍政官僚和保守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施實的，這種類型的“二月鎮反”的思想傾向，是和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種情況是在革委成立前後，支左軍隊和壹部分造反派鎮壓另壹部分造反派。鎮壓的理由是這壹部分造反派反對革委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第二種類型的“二月鎮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沒有共同的思想傾向。青海“二二三”事件屬於第壹種情況，貴州的鎮壓屬於第二種情況。從1967年2月到5月，全國規模的鎮反的慘烈程度超過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不過，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槍殺七十多萬人，而是投入監獄。在這幾個月鎮反中，全國抓了數以百萬計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監獄裝不下了，把寺廟改成監獄關人。

　　“鎮壓反革命”、維護軍隊穩定，是中共產黨的基本主張，也是毛澤東的壹貫主張。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批准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要求公安機關“採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在群眾組織衝擊部隊的情況下，軍政官僚們在鎮壓群眾時，都亮出了“公安六條”和“軍委八條”這兩把“上方寶劍”。

　　下面介紹1967年二三月間幾個地區鎮壓造反派的情況。

　　青海“2·23”事件

　　大饑荒年代，青海大量餓死人，按青海省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非正常死亡人數10 .29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5%。實際上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高出此數。1961年春，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到青海任第二書記兼省長，同時，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兼青海省委第壹書記。楊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黨、政日常工作主要是王昭。為了解決大饑荒問題，王昭在青海做了很多好事。但在處置大饑荒問題中傷害了壹些人，在以後的四清運動中又過左，傷害了更多的人。王昭傷害的多是壹些上層人物，文革前夕大多數已甄別平反，這些人影響著文革初期的輿論，王昭就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對象。文革壹開始，羅瑞卿已被打倒了，王昭到青海前是羅瑞卿的副手，這也是造反派要打倒他的原因。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報》發表了題為《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的社論，轉述了４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話精神（《青海日報》社長程光遠兼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較早知道毛的講話。社論由程光遠授意，陳逸起草），號召群眾起來造反。西寧群眾圍繞“六三社論”，展開了空前規模的街頭大辯論。群眾組織“八壹八紅衛戰鬥隊”(簡稱“8·18”)支持“六三社論”；“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捍衛隊”)反對“六三社論”，省委書記楊植霖了解當時的中央精神，表示同意“六三社論”，支持“8·18”；而省長王昭則堅持運動初期的認識，對“六三社論”持不同看法。所以，“8·18”保楊揪王，“捍衛隊”保王揪楊。兩派組織了辯論會，辯論中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隨著矛盾衝突的激化，兩派出現了武鬥，並逐步升級。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壹月風暴”影響下，青海“8·18紅衛兵司令部”等27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了《青海日報》。

　　中共中央發出軍隊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之後，1967年１月２３日，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主持召開了省軍區常委會，學習中央決定，下午６時，通過了支持“8·18”的方針，上報了蘭州軍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和多數幹部不接受這個決定。軍區常委會後，軍區機關幹部便召集會議，成立了“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要求取消支持“8·18”的決定，並推出副司令員趙永夫作為首領，趙當仁不讓。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追隨者是多數。當晚９時許，他們衝進省軍區機關揪斗劉賢權，扒掉了他的帽徽領章。劉賢權被軟禁，電話切斷，門口放雙崗，警衛、秘書均不能接觸。後來劉賢權被保守派揪到軍區機關批鬥、毒打、隔離，家也被抄了。洗恆漢回憶錄說，趙永夫整倒劉賢權“事先事後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壹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洗恆漢當時是蘭州軍區政委，周恩來讓他主持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洗恆漢可能不知道，1月26日，趙永夫派彭克端、白玉興等三人到北京向中央軍委請示。據彭回來匯報：“徐副主席講西寧部隊聯合行動好；劉司令員有問題，與劉志堅、梁必業有關係。”徐副主席是徐向前。這可能趙永夫的底氣。

　　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了電報：“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8·18。”他要求發給中央，機要員卻把電報稿退了回來，答覆是：“趙副司令不同意發。”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把電報稿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了蘭州。蘭州軍區把電報發給了中央軍委，沒有回音。

　　1月25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解放軍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即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支持。趙永夫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此時，中共青海省委內部也意見不壹。王昭早於壹月中旬離開青海治病，省委第壹書記楊植霖支持“8?18”打倒王昭。楊植霖幾次召開會議，支持“8?18”奪權。1月29日，青海“8?18”奪了省委、省人委的權。“8?18”名義上奪了權，其實只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他們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報》社。

　　《青海日報》為造反派大造輿論，報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報社裡“8·18”占絕對優勢，編輯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是“8·18”這壹派的。趙永夫視《青海日報》為眼中釘。洗恆漢在《風雨八十載》中稱，趙永夫曾多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

　　２月３日，以趙永夫為核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西寧地區部隊聯合指揮部”動用青藏公路使用的２５０多台戰備車輛，進行“支持革命派，鎮壓反革命”的武裝遊行。

　　2月14日，趙永夫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發布公告稱：《青海日報》在壹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操縱下，歪曲事實，製造謠言，進行虛假的宣傳報道，欺騙中央，欺騙青海省廣大革命群眾，對青海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決定自即日起，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按這個公告，軍管小組準備進入報社。報社職工堅決抵制，20多所學校的紅衛兵湧進報社，“保衛報社”。進入報社參與保衛的造反派超過了兩千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帳棚里。軍隊要求報社中的“8·18”撤離，“8?18”堅持守不退。西寧市各“8?18”成員組織劃分地段守衛報社。軍隊包圍了報社，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和被軍隊封鎖，成百人趟過刺骨的河水，給守報社被圍的人員送飲食和棉衣。

　　15日，趙永夫支持的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連日遊行，支持對《青海日報》社軍管。

　　19日，“8?18”等組織遊行示威反對軍管《青海日報》。途經《青海日報》社時遭對立派阻攔。“8?18”的車輛不慎壓死了捍衛隊成員張桂蘭，矛盾更加激化。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擬將“8?18”定為反革命組織。

　　雙方在《青海日報》社僵持的九天九夜，省軍區向中央軍委發電報，說“8·18”在報社裡“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幾個人被活活打死。”說“8·18”“擁有槍支、彈藥”“呼反革命口號”。據當時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青海軍區發來十來份電報，林彪“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著急。”

　　21日，趙永夫再次主持會議，確定23日取締“8·18”，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

　　23日上午八時，西寧全城戒嚴，街上空無人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立即取締反革命組織8·18，如再非法活動，壹定嚴加懲辦；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省軍區調動獨立師、獨立團的部隊，計十三個連，團團圍住《青海日報》社，並截斷了與外地的壹切通訊聯絡，斷絕了由西寧通向蘭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壹切車輛通行。?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指揮。報社地勢較低，架在周圍樓房、高地的機槍居高臨下。針對軍人的行為，8·18的廣播站不斷發出抗議的聲音。

　　11時10分，軍隊槍擊8·18的廣播站，所有喇叭頓時全啞。下午2時，賓館（趙永夫的指揮所）和報社後門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十幾分鐘，幾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死傷群眾３４７人，其中：亡１６９人，傷１７８人”。

　　壹位現場目擊者（報社女工作人員）的回憶：

　　事件發生的前壹天晚上，在軍區政治部工作的壹個熟人悄悄透信給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報社，那裡將有重大行動。我立即意識到即將發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我剛起床，就有壹個同志神色倉皇地來我家告訴我，從北大街通向報社印刷廠（那時報社人都在印刷廠上班）的北門坡已經實行戒嚴，禁止人車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臉，隨來人壹起疾行至北門坡想看個究竟。在離北門坡大約還有５０米的地方，就已感覺到氣氛異常。坡上坡下布滿了武裝崗哨，戰士們個個表情嚴肅，嚴密監視著周圍動向。坡下通往報社的馬路已被機槍嚴密封鎖，除非有當時的特別通行證，否則，任何人休想通過。我和壹些人只得站在坡頭的封鎖線外，擠在人群中踮腳翹首向下遙望。大約上午１０點鐘光景，報社方向忽然槍聲大作，它告訴人們鎮壓行動確已開始了。……為了了解確切情況，槍聲壹停，我便隨著人流抄小路（小西門的城牆缺口）涌到報社印刷廠附近，這裡正是多日來兩軍對壘的地方。我踮腳壹看，不禁大吃壹驚，只見壹排排屍首倒臥在血泊之中，沾滿血跡和塵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處都是，有的掛在樹梢上，有的飛到低矮的屋頂上。可以想見那些手無寸鐵的‘造反派’，壹旦看到子彈真的向自己射來時，是如何地驚慌失措。我萬沒想到和平時期鬥爭竟會如此殘酷！

　　事件發生後的當天下午二時，總參作戰部打電話問及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軍隊、地方電話都打不進去？接電話的副政委王文英當時還不太了解情況，經他與趙永夫聯繫後，回話說：“西寧市‘8·18’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首先開槍打死打傷幹部戰士，軍隊為了自衛，實行了還擊，現已平息暴亂。” 葉劍英副主席晚8時看到了趙永夫的加急電報、“戰報”以後，給趙永夫打來電話。電話是青海駐軍55師師長陳如意接到的，陳如意就交給趙永夫接聽。葉帥聽了趙永夫匯報後說：“妳們打得好……對反革命分子要徹底查清，堅決打掉。今晚會不會有反覆？”趙永夫答：“今晚不會有反覆！”（保密機電話記錄存青海省軍區並已報中央軍委。）趙永夫接完電話，興奮地對大家說：“特大喜訊，不是葉帥電話，是林副主席打來的電話……”在場的“聯合指揮部”五人小組成員都非常高興，有人拿起電話向下傳達特大喜訊。第二天清晨，“捍衛隊”的群眾組織爭先恐後地將特大喜訊傳單貼上了大街，並展開了大搜查、大逮捕。事後軍管會調查：有10157人遭到監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綁、吊打、灌涼水等各種殘酷刑法的折磨。《葉劍英年譜》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條目也證實了葉劍英對趙永夫的稱讚。

　　趙永夫為了欺騙視聽，將現場做了壹些安排後，搞了個“屍體展覽”，讓群眾參觀，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8·18’犯下的滔天罪行”，還押解著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是斑斑血跡，有的屍體還在燃燒，發出薰人的惡臭。被丟棄的帽子、鞋子壹大堆。

　　繼‘2·23’事件後，24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學生，打死打傷12人。”

　　三月初，解放軍總政治部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幹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趙永夫卻多次在這個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他成了“平暴英雄”。可見中央軍委支持趙永夫，偏聽了趙永夫的匯報。

　　不久，中央文革接待了大量的群眾來信、來訪，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連生死不明。

　　３月１１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寫的材料上批示：“可以調查壹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共進行了四次調查會，前三次調查的結果是學生手上沒有壹支槍，更沒有開槍。

　　３月２４日晚至２５日凌晨２時半，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安徽廳主持處理“2·23事件的會議，這是第四次調查。趙永夫、張曉川等當事人、群眾組織代表和北京到青海串連的紅衛兵參加。會上，進壹步查清了“2·23”當天的壹些細節。當面證實“8·18”沒有槍支彈藥。最後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對青海問題的決定。然後大聲說：“解放軍同志，把他們三個帶走！”解放軍上去揪趙永夫、張曉川、王昭的領章、帽徽，把他們押了下去。王昭在門口哀叫：“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3月29日晚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蘭州軍區洗恆漢和康健民參加，青海的劉賢權和張江霖也參加了會議。會議壹開始，周恩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稱：根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3月11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批示，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覆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壹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零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8·18’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8·18’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並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8·18’群眾，並沒有槍支。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壹支槍。”

　　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向群眾宣布“8·18”為革命群眾組織。2月23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壹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此時，輪到原來支持趙永夫的壹派群眾受難了。趙永夫的妻子凌勤元，不堪忍受無休止的批鬥，於1967年5月21日，在列車奔馳中，縱身跳入了鐵軌，頃刻身亡。“捍衛隊”的骨幹分子也被清查。

　　1976年毛、周逝世以後，葉劍英指示洗恆漢，讓他把趙永夫從監獄裡放出來，給予平反。?在葉的壹再催促下，洗恆漢把葉的指示向當時的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政委宋長庚作了傳達，張江霖和宋長庚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親自宣布處理的。這麼嚴肅的事情，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就憑葉劍英壹句話，我們不敢放人，也無權平反。日後出了問題，空口無憑，我們去找誰負責？”。後來，葉劍英又親自派遣總政的兩個幹部來蘭州，向洗恆漢傳達他的指示，要洗出面把張江霖、宋長庚找來蘭州談為趙永夫平反的事。洗將張江霖和宋長庚叫到蘭州後，總政的來人向他們當面傳達了葉劍英的指示：儘快把趙永夫從監獄裡放出來並給予平反。張江霖堅持沒有中央正式文件，僅憑葉帥個人壹句話，我們不好辦。洗提議：總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葉帥報告，最好請中央能下達個文件，便於下面執行，也好給群眾解釋。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劍英幾次提到洗“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指示”。不但將洗打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張江霖也成了“四人幫”在青海的“掛帥人物”。趙永夫還是按葉劍英的意願獲釋，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1987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

　　內蒙學生被槍殺

　　1967年1月下旬，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爭奪《內蒙古日報》時，軍區支持保守派，抓捕軍內造反派，和保守派壹起圍毆衝擊軍區的造反派。二三月間，在保守派的配合下，在呼和浩特市和其他地方，大量攻打、抓捕和毆打造反派和其他群眾。

　　2月5日中午，數百名內蒙古造反派學生和工人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軍區大院的南門外靜坐，抗議內蒙古軍區鎮壓造反派，當時周圍還有上千的圍觀者。壹個20多歲的學生拿著擴音器帶領大家呼口號：“強烈要求軍區檢查錯誤！”“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軍區辦公大樓前築起了臨時工事，主樓頂上還架起了機槍，對準門外靜坐的造反派。中午12時15分，壹名軍官右手插在褲兜里，從軍區辦公樓里出來，到大門口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喝道：“不許胡喊，這是軍區！”學生回答：“就喊！”軍官威脅道：“再喊就斃了妳！”學生的回應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軍官突然從褲兜里抽出手槍，對著這名學生連開兩槍，學生應聲倒地，鮮血從前胸汩汩湧出。3個小時以後，那位學生傷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韓桐，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四年級學生，是學生造反組織“呼三司”的成員。開槍殺人者是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

　　四川鎮反

　　由於支持保守組織“產業軍”，成都軍區受到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強烈反對。2月11日，成都軍區抓捕了壹批軍隊內部的造反派，激起了社會上相同觀點群眾組織的憤怒，“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到軍區門口要領導接見，遭到拒絕後靜坐示威。1967年2月17日，葉劍英簽發了中央軍委致“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公開信，嚴厲斥責造反派，警告造反派頭頭，如果繼續煽動群眾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衝擊軍事機關，由此產生的壹切嚴重後果必須由他們負全部責任。成都軍區用飛機在全省範圍內散發80萬份《2·17公開信》。成都市實行全城戒嚴，並在全省範圍開展“二月鎮反”。

　　壹輛輛軍車載滿裝滿荷槍實彈士兵，分別開到壹些造反派集中的單位。在保守組織“產業軍”的積極配合下，成都軍區與地方公檢法聯合行動，逮捕了大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頭目和骨幹份子。成都地區這個最大工人組織“成都工人造反兵團”被定性為反動組織，從總部到基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領導者和骨幹成員大批被抓，其餘的成員則被要求承認錯誤，檢舉揭發“壞頭頭”，揪出“黑後台”。和這兩個組織關係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許多機關造反派、教師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都受到株連。全省取締造反群眾組織1100多個，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8萬多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33000多人。。成都市的監獄暴滿，不得不都把寺廟改成監獄關人了。另壹個數字是抓了十萬人。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誰叫妳搞‘二月逆流’，壹抓就是十萬人？······妳抓錯放了就是了。妳說問題得解決嗎？不是都放了嗎？（張國華：還剩五百人，都是壞人。）妳放了九萬九千五百嘛，還不是自己搞錯了，放了就是了。

　　當年是省轄市的重慶，也實行了對造反派的強力鎮壓。據當時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軍隊支持的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造反派提供的鎮壓數字比官方的數字大得多：被鎮壓的“反到底”派的重慶“公安紅壹方面軍”在壹個文件中稱：“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重慶的“二月鎮反”不是保守派鎮壓造反派，而是軍隊和壹部分造反派（8·15派）鎮壓另壹部分造反派（反到底派）。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中，軍隊都是主角。

　　1967年2月22日，四川萬縣軍分區的高音喇叭宣布：造反群眾組織“主力軍”是反革命組織，“赤旗”是反革命幫凶，還反覆廣播在壹些地段實行戒嚴的通告。學生不服，上街遊行抗議。接著，工人、幹部和市民也加入了遊行隊伍。軍人衝進“主力軍”駐地“真元堂”（原來是壹座教堂）不由分說地壹陣掃射，當場打死5人。打死人更激怒了群眾，更多的人要衝進真元堂搶屍體。在場軍官下令開槍，又有18人被當場打死。加上馬路上誤傷致死1人。共24人死亡。造反群眾抬著18具屍體開展了全城大遊行，後稱此事為萬縣“2·22”鎮反事件。接著，軍公區又開始大搜捕，幾乎各單位都抓人。幾十名造反派頭頭被 抓後，押到各單位批鬥。

　　湖北：《3月21日通告》

　　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通告》，將武漢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並勒令解散。原已垮台的保守組織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幹民兵為基本隊伍組成的“紅武兵”。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組織批判造反派的“壞頭頭”。軍區還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讓壹些支持軍區觀點的、和造反派對立的領導幹部，通過“抓辦”行使行政權力並壓製造反派。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以後的“7·20事件”後的檢查中，也檢查了二、三月間鎮壓造反派的情況。他說：“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麼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壹起，有些聯繫。······在軍內捉了兩百多”“把壹些當權派塞進來，張旺武、閆鈞、姜壹、夏世厚都塞進‘抓辦’。周總理去時說：‘抓辦，抓辦，抓辦里壞得很’。武漢的‘抓辦’，人武部領導的‘抓辦’，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扶植保守勢力，扶植‘三字兵’，這個大專院校‘三字兵’，中等學校的‘三字兵’，都是保舊省委的。已經幾個月的鬥爭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們承認它的組織，把它又恢復了起來”“發表‘3·21’通告，解散工總，這是發展到了高峰，把工人總部這樣大的組織解散了，也不調查，也不研究。報告報了，沒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總，抓了工總的負責人。······叫後勤出汽車，先說抓二百，抓三百，結果壹夜抓了四百七。”實際上，在“3·21”通告發出的前幾天，即3月16日晚到3月17日晨，全市統壹行動，逮捕了“工總”領導人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和各分部頭頭五百多人。

　　陳再道說的李迎希是井崗山時期的老革命， 1955年授少將軍銜。他雖為少將，卻在1955年至1965年為軍區第壹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還是行政六級，在全軍少見。1967年2月後陳再道停止了他的工作。1967年7月下旬，我和幾位清華南下串聯的同學到他家（茶港軍區高幹別墅區的壹幢小樓里）訪問過兩次。他是壹位清癯的老人，他向我們介紹了武漢軍區高級幹部的腐化情況，他談到軍區壹位幹部貼了題為《茶港臭氣薰天》的大字報，揭露軍區高層的腐敗。李將軍還向我們介紹了井崗山時期殺“改組派”的情形。他對軍隊軍銜制度不滿，說：“什麼少將，中將，死了都成豆腐醬！”

　　福州鎮反

　　2月11日，福州20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壹次新反撲誓師大會”。福州了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大會上批評了造反派衝擊軍區的行為，說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3月9日，在萬人大會上公開逮捕了造反組織“紅九二”總部負責人王金泉、福建省教工赤衛隊負責人蔡肇基、吳丘陵等人，並宣讀福建省軍管會公告，勒令解散壹些造反派群眾組織。3月22日，又召開大會逮捕了多人。據福建省軍管會統計，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逮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締和解散了80多個群眾組織，逮捕了軍內和軍區機關違反“八條命令”8人，拘留65人。

　　貴州鎮反

　　1967年二三月間，貴州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000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貴州的鎮反是借中央文革的手進行的，而且是在革委會成立之後。沒有被吸收進入革委會分享權力的造反組織（激進的造反組織由於阻礙“大聯合”和“三結合”，因而被排除），或進入革委會後又被排斥的造反組織，起來反對革委會這個“紅色政權”，因而受到鎮壓。這種情況在1968年在各省發生的更多。

　　湖南鎮反

　　在湖南被鎮壓的是以“工聯”與“湘江風雷”組織為主的造反派，其成員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廠的產業工人為多，人多勢眾。這次鎮壓是湖南省軍區借陳伯達之手實施的。1967年2月初，湖南省軍區向全軍文革小組寫了報告，說長沙有個“湘江風雷”的群眾組織，搞打、砸、搶，火燒樓房、破壞公共財物，擾亂社會治安，是壹個暴行累累的保守組織。省軍區將“湘江風雷”這個造反組織說成是保守組織，正合中央文革的胃口。全軍文革小組則將這份報告又報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辦事組則將這個內容編進了他們每天都要編的《要事匯報》中，2月4日，陳伯達就是在這份《要事匯報》上，做了批示：責成湖南軍區把“湘江風雷”頭頭抓起來，並把“湘江風雷”定為反動組織。

　　“湘江風雷”本來是壹造反組織，是反省軍區的。省軍區得到陳伯達的“2·4”批示後，立即取締了“湘江風雷”，大小頭目大約數萬人被關。保守派帶路，軍人荷槍實彈，監獄、看守所容納不下，省軍區禮堂用來關人。有人統計，這次二月鎮壓中全省被抓的人超過10萬。

　　但事隔半年，武漢“7·20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推翻了“2·4”批示，為“湘江風雷”平了反，全部釋放了所有因“湘江風雷”案而被捕的人員，並宣布“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

　　河南取締“二七公社”

　　河南文革共有三派，壹派叫“二七公社”，壹派叫“河造總”，壹派叫“十大總部”。“河造總”和“十大總部”聯手、共同對抗“二七公社”。1967年3月初，河南省軍區發布“聲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組織”，抓了幾千人。駐河南開封的第壹軍也向示威群眾開槍。3月8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幹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鄭大聯委（持二七公社觀點）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小時內寫出象樣的檢查。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壹批學生被斗，讓他們低頭、彎腰、翻戴帽， 40多名鄭大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月9日，鄭大聯委頭頭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8·24”的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申茂功相繼被捕。

　　1967年二三月，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鎮壓甚至屠殺造反派的事件。

　　為了鎮壓造反派，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將坦克開進了南京城。許世友對軍內造反派更是強硬，他說：“沒有叫妳搞‘四大’，妳偏要搞‘四大’，把妳抓起來，那有什麼可說的？”南京軍區機關和駐三省壹市的所屬部隊有22人被捕、8人被開除，475人看管或隔離反省，南京市有十個造反群眾組織被取締，330多名造反派領袖被關押。吉林駐軍用飛機撒傳單批判造反組織“長春公社”，強迫“長春公社”成員打著白旗“請罪”。駐軍還實行“三個徹底”：即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迫使“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壹五”瓦解。3月1日，廣州軍區宣布取締反革命組織“八壹戰鬥兵團”，壹夜抓捕2000多人，在3月份，還取締了壹系列造反派組織。在廣州國際貿易交易會前的3月22日至28日，壹周內逮捕群眾組織領袖508人。

　　被關在監獄裡造反派，期待北京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對“二月逆流”的反擊

　　對各地軍政官僚鎮壓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北京的造反派召開“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打倒譚震林”巨幅標語貼滿了北京街頭。

　　3月11日，以首都紅代會及農林口機關造反派為主體的近百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首都徹底擊潰譚震林自上而下資本主義復辟聯絡站”。下午，北京師範大學“井崗山”等32個單位齊集農業部前召開了“揪譚”誓師大會。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萬人示威遊行，反擊“二月逆流”。遊行隊伍高呼口號：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打倒譚震林！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聶榮臻！

　　3月16日，178個單位13000人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聲討譚震林大會。3月19日，農口革命造反組織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譚震林大會。

　　造反派的領袖們紛紛發出反對鎮壓造反派的呼聲，如蒯大富發表《迎接第八個回合》的文章，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存在著壹股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這是自文革開展以來兩條路線的第八次交鋒。

　　面對保守派對文革的挑戰，面對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強烈反應，毛澤東舉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壓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中發[67]117號）。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提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通緝令，應壹律取消。”文件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文件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擊另壹方”。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中加了壹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壹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壹事看得太嚴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指出，現在有壹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經垮台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壹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強調“不准隨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不旭普遍認為民，軍委《十條命令》是對軍委《八條命令》的糾偏。

　　這壹系列信號，鼓舞著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熱切地交換各種信息，轉抄和翻印北京動態，舉行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到處刷出大標語:“徹底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各地都提出了打倒當地“譚震林”的口號，武漢提出“打倒武老譚！”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譚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組織紛紛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時的市中區又熱鬧起來了，常常可以見到人們在自發地辯論，有的直到深夜還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眾在人數上和氣勢上都明顯地處於上風。

　　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中央對處理各地的問題的基調是支持造反派、壓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合”。例如，5月7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就明顯體現了這個精神。這個決定明確指出，“產業軍”是保守組織，成都軍區在前階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區最大的走資派。這個決定還對成都軍區加以改組，由張國華出任成都軍區政委，梁興初擔任軍區司令。

　　在1966年底，毛澤東估計1967年底以前可以結束文革。1967年1月開始奪權以後，毛澤東說過“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更長壹點時間。”1967年3月7日，毛澤東批轉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的經驗，同壹天，《人民日報》發表題這《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社論，要求師生回到學校“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中央還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連的學生壹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毛澤東還派解放軍對大中小學生分期分批實行軍訓。中央還要求各地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實行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這些，說明文革開始進入收攏階段。

　　然而，1967的“二月逆流”和反擊“二月逆流”這壹重大反覆，使文革形勢發生了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變化。

　　反擊“二月逆流”鬥爭的興起以後，出現了新的壹波造反高潮。“複課鬧革命”無法實行，解散跨班級、跨單位的群眾組織的要求也不能實現。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中重新掘起的造反派，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其橫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在1967年初，“川大8·26”和“紅衛兵成都部隊”只是大學生的組織。其他單位的造反派有的在觀點上傾向“川大8·26”，有的傾向“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在組織上還是各自獨立的。反擊“二月逆流”以後，許多組織直接打出“8·26”某某分團或“紅成”某某支隊的旗號，壹些外地外縣的造反派也從組織上併入了“8·26”或“紅成”。這樣壹來，“8·26”或“紅成”不僅成了跨單位跨行業，而且還成為跨地區的全省性組織。與此同時，串連活動也再度興起。造反派的學生們下廠下鄉，趕赴郊區外縣，幫助扶植和恢復那裡的造反組織，發展壯大自己這壹派的力量。經歷了“二月逆流”這壹番反覆之後，運動非但沒有收攏，而是更加擴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於在各地實行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合、進而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的指導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壹些支左部隊的強力抵制，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和重組。保守派組織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曠日持久，日趨激烈。毛澤東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13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軍隊和“三支兩軍”

　　毛澤東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要壹段時間裡“天下大亂”，要把幹部都“燒壹下”，這樣，社會就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社會生產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必要的公共服務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社會秩序是不能長期混亂的，靠什麼維持局面呢？靠軍隊。在“天下大亂”以後，軍隊是唯壹的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當時，這支力量可以壓倒壹切、征服壹切。更重要的是，軍隊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過的。

　　在民主國家，軍隊是國防軍，不為某壹黨派所用，在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奪取政權、保衛政權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壇上出現的權力鬥爭，軍隊必首當其衝。由於軍隊是權力鬥爭中最為敏感的部分，所以，在軍隊高層集中了權力鬥爭的壹切黑暗：陰謀、虛偽、欺詐、殘酷。軍隊以“三支兩軍”的方式介入地方文革、領導地方文革，使文革更具有複雜性，更具殘酷性。 “三支兩軍”，使軍隊進入了社會，促進地方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實現“聯合”，進而建立軍人、幹部、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軍隊介入文革也給毛澤東帶來無窮的後患，毛林衝突由軍隊介入文革而來。毛、林衝突，無論是對文革還是毛自己都是最為沉重的打擊。

　　為了理解軍隊在“三支兩軍”中的作為，有必要介紹壹下軍隊自身的情況。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的軍隊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靠槍桿了打出來的。在新的政權里，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軍人勢力是壹大難題。1954年高崗事件給這個難題以解決的機會。高崗曾有“白區黨，根據地黨”的說法，認為“白區黨”壓制了“根據地黨”，即劉少奇山頭壓制了軍隊。高崗失敗，這種說法被批判，鞏固了以劉少奇為主的非軍人在權力機構中的地位。將領們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壓抑下來，成為文革中推倒劉少奇的壹支重要力量。

　　在1959年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剝奪了他的壹切權力。總參謀長黃克誠也被打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被撤職。這個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17日，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林彪任軍委第壹副主席，賀龍為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

　　1959年9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決定對軍委進行改組，成立新的軍委，毛澤東仍為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軍委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常委是：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羅瑞卿為秘書長，副秘書長為蘇振華、肖向榮，很快又增補肖華為副秘書長。10月20日，決定在軍委常委下設壹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肖華、邱會作，肖向榮組成，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

　　林彪提出羅瑞卿當總參謀長，他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託羅瑞卿、肖華他們。”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是羅瑞卿具體負責。當然，林彪對軍隊的工作不是什麼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了“四個第壹”和“三八作風”。四個第壹是：在武器和人的關繫上，人的因素第壹；在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繫上，政治工作第壹；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繫上，思想工作第壹；在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關繫上，活的思想第壹。“三八作風”是指三句話、八個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林彪這些作法十分讚賞，大力支持。提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口號，並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解放軍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是軍委成員。但由於歷史原因，周恩來對軍隊的影響力、控制力很大。鄧小平在軍隊裡也有壹定的影響力。劉少奇、陳雲對軍隊的影響力遠不及周、鄧。

　　文革前的軍委領導班子是在1959年反彭德懷的鬥爭中上台的。1965年底，打倒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了羅瑞卿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撤銷彭、陸、羅、楊的職務的同時，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66年8月八屆十壹中全會，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軍隊的政治地位更加強固，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需要軍隊支持。在十大元帥中，葉劍英排名最後，文革開始後，葉劍英的地位上升，超過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帥。

　　?“山頭”林立 嚴重腐敗

　　中共黨內長期存在著“山頭”，這是“打天下”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為中國共產黨“打天下”作出貢獻的，有馳騁南北的軍隊；有革命根據地，即通過軍事割據建立的“國中之國”；有潛伏在“白區”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據地之間關山阻隔，各支軍隊都有不相同的歷史淵源，“白區”工作自成體系。從大的方面講，根據地和軍隊是壹塊，“白區”黨組織是壹塊。從小的方面講，壹塊根據地就是壹個“山頭”，壹支部隊就是壹個“山頭”。壹個大“山頭”下又有許多的小“山頭”，軍隊中有紅壹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壹方面軍中又有紅壹軍團、紅三軍團。由於毛澤東強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權謀，也由於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中的卓越貢獻，各個“山頭”都對他臣服，他也具有駕馭和平衡各個“山頭”的權威和手腕，他成了各個“山頭”的共主。對待這些“山頭”，毛澤東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逐步消滅“山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軍政的權力布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澤東還是採取這個方針。在建國以後的黨內政治鬥爭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頭”問題的影響。在文革複雜鬥爭中，“山頭”也起作用。

　　毛澤東開始搞軍隊時，在井岡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隊是紅四軍，以後擴大結合了彭德懷的部隊，組建了紅壹方面軍，也就是中央紅軍。林彪的紅壹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紅壹方面軍的主力。紅壹方面軍和毛澤東壹起長徵到陝北，與毛澤東關係很密切。但最密切的還是其中的林彪為首的紅壹軍團。紅壹軍團與毛的歷史淵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戰爭年代，紅壹軍團和紅三軍團壹直配合得很好，有時是相互指揮，但兩支部隊也有矛盾。

　　建國後，毛澤東掌管軍權是靠紅壹方面軍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懷紅三軍團，即“紅壹三”（紅壹方面軍紅三軍團）的人。打倒彭德懷後，才開始用“紅雙壹”（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把軍隊指揮權全部交給“紅雙壹”，毛澤東既放心也不放心。說放心，因為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支持他；說不放心，林彪也是壹代梟雄，完全依靠他壹個人，也有危險性。葉劍英雖然是元帥，但壹直從事參謀工作，沒有帶過大的隊伍，沒有自己的“山頭”。沒有“山頭”的葉劍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許是毛應對這個危險的壹著棋。

　　軍隊的生命力在於戰爭，和平是對軍隊最強的腐蝕劑。自從朝鮮戰爭以後，軍隊很少打仗。和平年代軍事官僚的腐敗程度比行政官僚更嚴重、更大膽、更野蠻。

　　1967年“7·20”事件後，陳再道在他的檢查中是檢討他自己的，實際上也是軍隊的狀況，他說：“壹天就是看到那裡房子好，走到那裡看到設備好，回來就搞設備。汽車、釣魚、獵槍、表、沙發、生活方式極端腐化，至於說勞動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進城以後，總是學資產階級的東西，看到那裡有地毯，自己搞個地毯，買沙發，買餐具，燉什麼果子醬，麵包。都是學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志，護士，就是流氓習氣，動手動腳，生活糜爛，亂搞女人。”陳再道說的在高級將領中不是個別現象。有的將領玩過的女人可以編壹個連，因而被稱為“連長”。軍事將領沉於酒色可以消磨他們的政治野心，皇權專制時的最高統治者對此常常放縱。同時，軍隊是自成體系的封閉系統，封閉系統內部的腐敗對地方影響不大，所以，只要軍隊聽他的話，毛對軍隊裡的嚴重腐敗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軍事官僚們的嚴重腐敗，畢竟是人們所詬病的，也與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指導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裡把“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划進了文革鬥爭對象之內。但是，毛澤東是矛盾的。他壹方面鼓動學生“炮打司令部”“反對資反路線”，另壹方面又防止“反軍亂軍，毀我長城”。明明是“5·16”通知里提出要打倒軍隊裡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待關鋒提出“揪軍內壹小撮”時，又將此作為罪狀，把關鋒打倒。毛在軍隊內部的文革上，是反反覆覆、出爾反爾的。這反映了他的兩難選擇：既要在軍隊裡“反修防修”，又要保持軍隊的穩定。軍隊真的亂了，文革也就沒有支撐力量了。

　　軍隊裡的造反和鎮壓

　　毛澤東既想利用軍隊支撐文革，又想保持軍隊穩定。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態度是：壹是希望軍隊穩定，不能像地方搞得那麼亂；二是希望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這兩點是壹致的，壹旦軍隊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難保持自己的穩定。

　　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規定，軍事院校、軍事科研單位和軍隊文藝團體，這些非戰鬥部門是文化革命的重點部門。按照中央的部署，總政讓各單位“摸底排隊”，把“革命對象”找出來，整理了材料。壹些批評軍隊領導的人受到打擊，被扣上了種種政治“帽子”。顯然，這是利用劉少奇抓右派的指導思想進行的。劉、鄧垮台以後，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開展“四大”，要求銷毀“黑材料”。

　　1966年5月間葉劍英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彪提出的軍隊文化大革命的總方針：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對地方文革採取不介入的方針。葉劍英、聶榮臻都反對在軍隊內搞“四大”。在壹次軍委常委會上，葉劍英說：“現在有人組織什麼造反突擊隊，並公開說：‘主席表揚了聶元梓，軍隊為什麼不可以出聶元梓？’這種想法要不得呀？”聶榮臻插話說：“軍隊幹部不許造反，什麼人要造反，我們同他涇渭分明。”

　　1966年5月25日，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確指出軍隊的運動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規定師以下戰鬥部隊著重進行正面教育，軍隊壹律不准上街遊行，壹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軍隊文革只在軍內的宣傳、文化部門有限度地開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軍委發出《六條指示》，要求對軍事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軍委常委會議繼續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文革壹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軍委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不准軍隊院校學生來京串連的三條指示”，即軍人不准組織“紅衛兵”，不准地方到軍隊串連，不准軍人到地方串連。

　　這些，都反映了軍方領導人的意志，也反映了毛澤東穩定軍隊的願望。但從根本上說，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意志相悖。更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以軍隊特殊為名，對軍事院校的里批評領導的學生實行殘酷鎮壓。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軍隊中受到打擊的人們要求翻身，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軍內造反者提供了理由。

　　《紅旗》第13期社論發表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不得不緊跟。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發 ［66］515號，簡稱“緊急指示”），這個文件指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連，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斗學生，打擊左派，嚴重違反了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壹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當宣布壹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 “緊急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有不同的看法，邱會作認為，這是劉志堅、李曼村、謝鏜忠等全軍文革的人搞的，幾位元帥沒有擋住，在當時情況下誰也擋不住。王力回憶說，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當時是第二醫科大學的學生）和另壹位姓屠的高乾子女到林彪家裡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眾的情況，因此林彪決定發壹個緊急指示，說軍隊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情況後口授的。

　　“緊急指示”壹下達，軍事院校學生的造反潮流如決堤之水，大批穿軍裝的學生湧入北京，矛頭指向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機關。這樣，原來堅持軍隊不搞四大、壓制和打擊造反派的軍隊幹部就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１００多所軍事院校的班子全都癱瘓了。毛澤東高興地說：“軍隊院校咬咬咬（１１１所院校），的確有妖。”不過，“緊急指示”還規定，軍隊和軍事院校不參與、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組織還不斷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他們為什麼要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呢？有兩個原因：壹是，軍隊按中央規定代為保管省委重要檔案材料，而造反派懷疑其中有省委整群眾的“黑材料”；二是軍方有些單位提供秘密住所為群眾要揪斗的“走資派”避難。

　　為了使中央軍事領導機關能正常工作，經林彪同意，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個十萬人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生回校參加文革。陳毅在講話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線鬥爭，可能立大功勞，也可能犯大錯誤。”“有人說，噢！妳陳老總今天在體育場又是潑冷水！潑冷水不好，但是頭腦太熱了，用冷水毛巾擦壹擦也是有好處的。”“妳們有問題，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過限度，不能採取直接行動，不能衝破大門，不能占大樓，砸窗戶，剪電話線。這樣搞不好。”葉劍英講話說：批判資反路線的“二醫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過份了，搞過了頭就錯了。”“我們是閉壹個眼睛，睜壹個眼睛的。閉壹個眼睛，儘量地放；但我們還是睜著壹個眼睛，這隻眼睛是雪亮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壹小撮，只占百分之壹，二，三，以前有的人鎮壓學生運動是不對的，挑動群眾斗群眾是錯誤的。但是現在轉過來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也是不對的。”“我希望同志們不要被敵人利用。”“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有個戰士叫李繼才，遞了壹個條子給肖華同志，問我們：今天這個大會經過林副主席批准了沒有？他懷疑這個大會是我們偷偷開的，同志們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讓我代表軍委及總政全體同志向除去李繼才以外的全體同志表示感謝。······他說他是獸醫紅色造反團的戰士，他不是戰士！（眾呼：把他揪出來！）李繼才，妳聽到了嗎？”造反派對兩位元帥的批評不滿，會場局部出現騷動，肖華和劉志堅立即宣布散會，並護送老帥們離開會場。１１月２９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大會，陳毅和葉劍英再次嚴厲批評了造反的軍校學生，回擊了上次大會後造反派對兩位元帥的批評。

　　為了回應兩位元帥批評造反派的兩次會議，中央文革準備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同樣規模的會，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為主，點名讓陳毅、葉劍英等幾位元帥和軍隊領導人參加。打算對他們開展鬥爭。由於陳毅、葉劍英等不出席，會議取消了。學生在體育館白等了壹天，挨了壹天餓，火冒三尺，事後，打倒陳毅、葉劍英的大字報就多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召開了壹次兩千人的會議，指名要葉劍英作檢討，劉志堅主持會議。葉的檢討還沒有念完，就遭到學生的圍攻。會議結束後，有關情況反映到林彪那裡，林彪向毛作了匯報。毛說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說：“這件事壹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責任推給了劉志堅。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劉志堅被江青點名，撤消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被隔離審查、關押。劉志堅被打倒後，林彪在壹次會上宣布，徐向前任全軍文革組長，江青為顧問，空軍政委余立金和海軍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組長。

　　為什麼讓徐向前當全軍文革組長？邱會作說，江青為了抓軍隊，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帥的使用問題。按當時的規矩，徐向前有兩個歷史包袱：壹是他是四方面軍的，和張國燾關係密切，二是1936年率紅軍西征，兩萬多人全軍覆沒，徐單身回延安。其實，西征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責任還是中共中央，責任不在張國燾，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是張國燾那個“山頭”的。四方面軍的壹號人物張國燾走了，二號人物陳昌浩被毛澤東長期放逐蘇聯，回來後又壓著不用，毛就把徐作為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給了壹個元帥，算是承認四方面軍這個“山頭”，但不讓徐管軍隊，讓他管民兵，他索性說身體不好，在家賦閒。1966年11月初，有關軍隊文革問題，江青連續幾次找林彪。最後壹次江青直截了當地說：“要搞軍隊文化革命非有元帥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林彪看到江青態度很堅決，江青走後，立即向毛主席報告：“在當前情況下，徐帥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志負責。”毛同意林的意見。

　　江青任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實現了她介入軍隊的願望。徐上任的第壹次會議上，他提出軍隊文革的三條方針：第壹，不要怕亂；第二，要徹底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三，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這三條完全符合當時毛澤東的想法，當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講這三條之外，還號召向地方造反派學習。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評肖華怕群眾，是膽小鬼。徐的講話使到場的高級將領很不滿意，陳毅調侃地說：“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妳也同我們壹樣害壹樣的病吧？現在妳的病好了。”聶榮臻說：“我確有病，但我決不怕死！”

　　為了搞好軍隊文革，全軍文革小組主張調幾個造反派來軍隊領導機關搞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來京後，徐講話表示支持。據邱會作說，這樣壹來，“全軍院校，從亂到垮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以外，全都亂了。”壹些高級將領被揪斗，邱會作差壹點被整死。

　　1967年１月上旬，經請示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開了三個月。林彪委託葉劍英主持會議。會議的目的壹方面是想把軍隊領導幹部接到北京保護起來，避免當地的群眾揪斗，二是研究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大革命。來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對群眾揪斗領導幹部極為不滿。南京軍區的八位領導被揪斗、被罰跪。司令員許世友為此經常喝酒，還跑到了大別山，並警告說，誰要揪他，他就開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說：首都三司跑到福州來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如果再這樣搞，我就上山打游擊了。

　　在這個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制訂了17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下發）、《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1967年1月28日下發）、《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2月11日下發）、《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1月23日下發）、《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3月19日下發）。．．．．顯然，這些文件都是毛澤東提出或同意的，軍委擴大會只不過是討論壹下。

　　葉劍英說，這次會是把和領導幹部叫到北京避壹避造反派的鋒芒，是壹種保護，是林彪交待這麼做的。葉劍英讓與會者探望被造反派打傷後被營救出來的邱會作，激起了大家的憤怒。有些人當場圍住葉劍英，讓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麼特權這麼整老幹部？！

　　俗話說：“可憐的人常有可恨之處”。邱會作差壹點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眾整他也是有原因的。文革壹開始，邱會作將總後政委李聚奎、副部長湯平、副政委李躍等作為重點批鬥對象，到1966年底，就批鬥軍以上的幹部22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矛頭就指向了邱會作。1967年1月12日，總後政治部壹些群眾貼出了壹張《靈魂何其丑也》等大字報，揭露邱會作的生活作風問題。在批判邱的會上，壹位被邱會作從陸軍總醫院弄到他家當保姆的護士，泣不成聲地控訴邱會作如何把她當洩慾工具的惡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邱會作的秘書呂玉潤揭發邱要搞秋後算帳，說“反我的將來壹個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萬個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鬥邱會作時就實施了武鬥，1月23日、24日，總後又連續召開大會批鬥邱會作，對他進行了各種刑罰。會後，二醫大的學生又把他關了起來。他妻子胡敏求葉群，林彪和陳伯達兩人聯名寫了條子，二醫大才把邱放了出來。

　　邱會作1967年3月底回總後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個壹小撮”，對整過他的人施行加倍報復。他對總後專案人員提出“三狠”的方針：“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滅他，這是專案工作必須站穩的立場。” “應當狠斗（堅決地打擊他的反革命態度）、狠審（可以連續多少天進行審訊）、狠專（敵人拒不交待就審他）” “專案人員心裡要狠，鬥爭要狠，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呀！手軟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原總後軍械部副部長梁冰，因反對邱會作，給他施加了23種刑罰，身體致殘，親友中12人被株連，其中四人死亡。邱會作在總後機關炮製出大大小小的集團假案29個，如李（聚奎）饒（正錫）盧（南樵）反黨集團35人；叛國外逃特務集團295人；“1·12武鬥邱會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黨集團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為了搞專案，邱會作私設監獄七處，動用300名戰士看管。在邱會作“三狠”方針下，總後整死、逼死143人。在總後，“壹人反邱，全家遭殃”，邱會作讓專案組上報“黑家屬名單”，並指示要把這些家屬管好，看好，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在總後系統，被邱會作“重點審查”的幹部、群眾3200多人，被株連的家屬親友數以萬計。邱會作成為九大政治局委員以後，將總後系統中曾經反對過他的人進行組織處理：1005名幹部送到工廠、養馬場、農場、倉庫長期關押、勞動和降級使用；3302名幹部流放到寧夏賀蘭山總後“五七”勞動學校勞動；4738名幹部作了復員處理；147名幹部調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軍委八條》是為了解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造成的亂相，對造反派的行為作了壹些限制。關於“軍委八條”的產生過程，吳法憲和邱會作都根據親身經歷寫了回憶。

　　1967年１月下旬，由於軍隊領導機關受到衝擊，壹些軍隊領導人被揪斗，林彪緊急約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和楊成武，林彪說：“軍隊這樣下去很危險，要搞壹個條條。” 林彪就口授秘書寫下《軍委命令》七條。在場的幾位軍隊領導人都同意。但在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江青和幾位中央文革成員不同意。林彪就帶徐向前見毛澤東，毛同意了七條，加了壹條“加強對子女的教育”。顯然，毛澤東加的這壹條是針對高乾子弟搞“聯動”而言。這就成了八條。毛還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說：“主席妳簽了這個字，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正式頒發了《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這個文件規定：“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1月29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委八條”，在講話中既興奮、又憤怒，說到“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時重重地拍了壹下桌子，致使右手掌邊端骨折。有了“軍委八條”，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造反分子壹律實行軍紀制裁。內蒙古軍區警衛營300多人集體到北京要求搞“四大”，葉劍英代表中央軍委動用了相當的兵力把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軍訓練改造，然後，大部分遣散回家了。各地軍隊領導人也利用“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有的省軍區向造反派群眾開槍，造成流血事件。“軍委八條”成了“二月鎮反”的政策依據。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當然為不會讓這種鎮壓造反派的狀況持續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提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通緝令，應壹律取消。”文件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文件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擊另壹方”。

　　在《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之後，在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造反派的壓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十條命令》和4月1日的中發[67]117號的精神是壹致的，是對“軍委八條”的否定。強調“不准隨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澤東對《十條命令》的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十條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來了。對《十條命令》軍隊裡是有牴觸的，陳再道坦言：“這還得了啊，又要來衝啊，又要搞亂啊”，他“不執行十條命令，不貫徹，不討論。”

　　由於《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軍內外造反派占了上風。但軍內保守派是不甘心的。當時由北京軍區文工團“燎原戰鬥隊”組織海軍、空軍、工程兵、二炮等軍事單位的文工團聯合起來排練節目，並數次在北京軍區禮堂組織演出，和這幾個單位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也聯合起來了，成為“老三軍”派（也稱“三軍革命派”）。這壹派擁護軍委《八條命令》，支持黨委工作，反對搞亂軍隊。在空軍擁護吳法憲，在海軍擁護李作鵬，在總後擁護邱會作。由此引起對立面觀點也組織起來了，是軍隊內的造反派，稱為“新三軍”派，這壹派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軍委《十條命令》，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支持。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軍隊對造反派的態度走了壹個“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軍委發出了“緊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頒發了“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支持造反派。

　　為什麼走“之”字路呢？這源於毛澤東對軍隊的矛盾態度：既想讓軍隊支持造反派，又想穩定軍隊。在這條“之”字路上，每向左拐壹次，壹大批領導幹部受到打擊；每向右拐壹次，大批造反派受到鎮壓。

　　1967年4月初的這壹次左拐，軍隊內的造反派“新三軍”占上風；“老三軍”處於劣勢。造反派力量最強的是炮兵、軍藝、後勤學院、海軍、空軍、北京軍區文工團、二炮文工團等這些知識分子較多的單位。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斗各單位領導幹部。軍隊的領導人和“老三軍”決心要把造反派占優勢的形勢翻過來。

　　“5·13事件”：美女轉乾坤？

　　怎樣扭轉軍內保守派的被動地位？壹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這位美女名叫劉素媛。

　　劉素媛，空政文工團歌劇演員。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時年18歲，從此與毛澤東結下了特殊關係。由於她可以經常到中海和毛澤東跳舞，有機會和毛澤東說話。當時，空政文工團分兩派，壹派是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的，另壹派立場相反。劉素媛是保守派，她這壹派只剩下５個人，常受另壹派的圍攻。劉素媛找毛澤東哭訴，並向毛摸底：“對吳法憲應當採取什麼態度？”毛澤東回答說：“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能打倒。”於是，她這壹派就堅定地保吳法憲了。有了毛的態度，空政文工團形勢急轉直下，劉素媛這壹派壹下子成了多數派，劉素媛成了這壹派的頭頭，人稱“劉司令”。空政文工團了就成了“老三軍”的壹支重要力量。

　　劉素媛對毛說：為慶祝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北京部隊各文工團想搞聯合演出。毛說：“妳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告訴葉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這事後反覆掂量：主席是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主席對打擊造反派不高興，但他還是要軍隊。林彪看到這是壹個支持保守派從而穩定軍隊的機會。他讓葉群馬上約見劉素媛等人，支持“老三軍”聯合演出。葉群對劉素媛等說：“林彪同志和妳們的觀點是壹致的。不要怕當老保，只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衝擊。”

　　“老三軍”搞演出，“新三軍”當然不高興。他們不知道是毛澤東支持“老三軍”的演出，就組織隊伍衝擊演出會場。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為了保護演出，防止“新三軍”衝擊，肖勁光、王宏坤、余立金、曹里懷、李天煥、吳烈、熊伯濤、付崇碧等海、陸、空高級軍事將領，聚集在小劇場東側小樓，由衛戍區調兩個連來制止武鬥。李作鵬回憶說，由於有軍隊保護，“新三軍”最終沒有衝進去，壹場不太嚴重的武鬥幾十人受傷。“老三軍”演出成功。而“新三軍”的壹位進入現場的人回憶說，“新三軍”衝上了舞台，“舞台上已經是我們的人在揮舞占領中央高地的大旗；樂池裡空無壹人，壹些大型樂器胡亂丟棄在那裡……”後“老三軍派已經調集大批人馬將我們反圍困在劇場裡面，如果不立即衝破包圍圈，我們就出不去了。於是，我們就趕緊聚集人馬沖了出來。”接著聽到廣播:“林副主席辦公室來電話說，衝擊紀念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演出是錯誤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辦讓我們撤走。現場的大專院校主要組織現在都要撤了。”沖派和造反派學生撤出來以後，“老三軍”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軍”和“新三軍”在展覽館激戰時，劉素媛在毛處。劉對毛說：“革命派勝利了。”毛說：“妳高興個屁！過壹會兒造反派還會翻過來。”邱會作說：“毛是支持劉素媛的，幸虧劉是革命派，如果劉是造反派，毛也會支持她。”老三軍演出時，周恩來、陳伯達、肖華、張秀川等人在大會堂。肖華認為最好是兩派聯合演出，任何壹派單獨演出、把另壹派拒之門外，難免發生武鬥。周不知道毛、林的態度，還在人大會堂做兩派頭頭的工作，希望能能夠聯合演出。劉素媛趕到人大會堂，告訴總理，毛主席是支持她們的。總理得知毛的態度以後，立即告訴造反派不要衝擊演出會場了。當時人大會堂很亂，總理就站在椅上高喊：“不要衝演出會場，再沖就沖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周還讓陳伯達、肖華到演出現場制止衝擊。壹位小小的女演員，憑靠她的美色，能夠自由行走於中南海、人大會堂這樣的政治核心場所，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對她惟命是從，這是皇權專制的時候也不可能出現的情形，而在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下卻出現了！

　　?“三軍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後，又大造聲勢。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還組織遊行示威慶祝。5月16日，他們召開慶祝演出成功的大會，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來發表支持的講話。５月２３日，在天安門廣場搭起臨時舞台，進行了長時間演出。６月９日，又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演出，中央領導人都來觀看，並上台和演員合影，給“老三軍”撐腰。

　　“5·13”演出以後，軍事官僚們對軍隊內造反派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軍隊內的造反派紛紛瓦解。從此，軍隊幹部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黃永勝主持的軍委辦事組對軍隊內部的各大單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強的，都從組織上進行了調整。不便調整的，就用特殊辦法處理。例如，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是上海壹月風暴造反奪權的主要單位之壹，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沒有辦法進行組織調整的，於是，軍委辦事組就以“換防”名義把這所學校遷到了西安，然後在西安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就是對造反派進行清洗和打擊。黃、吳、李、邱壓垮了軍內造反派，保持了部隊的穩定，也強化軍委辦事組的權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黃、吳、李、邱，從而形成了後來說的“林彪集團”。

　　文革史專家王年壹從另外壹個角度解釋了“老三軍”打敗“新三軍”的原因：在全面奪權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大軍區在支左中都支持了“保守組織”，因而被認為犯了“路線錯誤”。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壹個秘而不宣的決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穩住北京軍內局勢。通過穩定北京軍內局勢，達到穩定全軍局勢的目的；通過穩定全軍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實行這個決策。5月13日以後，“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它的對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從此，解放軍的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先後被吳、李、邱掌握。北京軍內局勢很快穩定下來。黃、吳、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代替了軍委常委，全面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陸、海、空三軍都在他們控制之下。有軍事實力的林彪集團由此形成。

　　王年壹說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應該包括毛，而且以毛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穩住北京軍內局勢“秘而不宣的決策”，那麼，劉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這壹派，肯定是符合這個決策的。毛並不是因為和她有特殊關係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劉素媛只不過是毛撥弄的壹個棋子，通過支持她來實施這個決策。沖派壹位頭頭事後察覺到，“毛澤東事先就知道三軍要聯合演出並且對立面要衝擊的消息，然後再指示女文工團員去找葉群。”毛這樣做，顯然是執行“秘而不宣的決策”。美女轉乾坤是表面現象。

　　?“三支兩軍”：軍隊全面主導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奪省委書記李葆華的權，為此召開萬人大會，要求軍隊警衛會場，南京軍區給中央軍委打報告請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澤東在南京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接到毛的這個批示後，林彪立即行動，第二天，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於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

　　中發［67］27號文件指出：“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壹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文件規定：壹，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壹律作廢；二，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求軍隊援助他們，軍隊應當派出部隊去支持他們；三，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四，重申不當保護“走資派”和保護“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軍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教育，進行對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這壹指示傳達到解放軍每壹個戰士。

　　中發［67］27號文件顯然是讓軍隊為各地造反派奪權保駕護航。這個文件看起來旗幟鮮明，但是，對什麼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什麼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什麼是“走資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都沒有明確的界定。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為軍隊“支左”還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選擇的空間；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都要求軍隊支援自己鎮壓對方。群眾已經分為不同的派別組織，支左就是支派。無論支持哪壹派，都會引起另壹派對軍隊不滿，都會加劇群眾組織間的對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３月１９日，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這就是“三支兩軍”，其核心是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是維持社會穩定。這個決定指出：“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的‘四大’，壹般在三月底左右暫告壹段落。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三分之壹，二分之壹，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 “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包括各軍區所屬的這些單位），可在整風告壹段落後，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從此，“三支兩軍”成了軍隊的壹項重要任務，從1967年2月開始，到1969年底，解放軍先後派出280萬指戰員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全國實行軍管的省有9個，實行軍管的大城市有25個，幾十個專區和數以百計的縣實行全面軍管。那些沒有實行全面軍管的省、市、縣，也都實行了部分軍管。縣級以上的革委會軍人擔任主任的達80％以上，其中，雲南和湖北達97％。壹些中央部委實行軍管，如，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實行了軍管。

　　“三支兩軍”以後，軍隊成了文革的主導力量。當時軍隊的任務是：促進“大聯合，三結合”，保證奪權和社會穩定，推進革委會的成立，軍隊幹部參加“三結合”和革委會。

　　軍隊本來是秩序的化身，軍隊是靠紀律和秩序維持戰鬥力，“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軍人看到不服從的造反派從心裡就反感。讓軍隊支持破壞秩序的造反派，是勉為其難的事。毛澤東讓造反派“火燒”官僚集團，而軍隊裡的高層和官僚集團是壹體的，而且是官僚集團中最核心、最腐敗的壹部分。他們怎麼會支持造反派呢？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軍隊裡的高級將領，大多數人對造反派是不滿的。葉劍英、陳毅等幾位元帥，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兩軍”的軍委辦事組的幾位成員都持保守態度的。其中，在軍委辦事組中具體負責“三支兩軍”工作的邱會作，文革初期鎮壓造反派，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對他施行報復，差壹點被打死。他對造反派懷著刻骨的仇恨。所以，讓軍隊“支左”，勢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從外地新調入駐地的21軍（軍長胡煒，1967年2月把21軍從山西調進陝西）、38軍（1967年2月從吉林調河北），12軍（軍長德生，1967年8月從江蘇調安徽），等部隊以外，幾乎都是反對造反派的。特別是省軍區管轄的地方部隊，和駐地官僚有著密切的關係，鎮壓造反派的更為普遍。

　　山東左派是王效禹，是山東省革委會主任，青島市左派楊葆華是青島市革委會主任。北海艦隊和駐徐州和連雲港地區的68軍卻不支持這兩位造反派。

　　在廣西，開始支左部隊是6984部隊，他們是支持“4·22”這壹派，後來6984部隊要調走，“4·22”哭著挽留，當然留不住。6984部隊壹走，“4·22”壹派大批人慘遭屠殺。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力是旗鼓相當，僵持不下，周恩來就把新疆的黨委、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請到北京開會，壹談就是幾十天。軍委辦事組維護王恩茂、丁盛壹派，周恩來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裡通不過，就請出賽福鼎出來主政，實行了兩派聯合，賽福鼎是聽王恩茂的。軍委辦事組又從湖南軍區把龍書金調到新疆，任軍區司令員和革委會主任。“9·13”事件龍書金垮了台，新疆亂了壹陣，粉碎“四人幫”以後，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較強的壹個省。劉結庭、張西挺是兩位造反的老幹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不支持劉結庭、張西挺，但軍區政委張國華比較接近造反派。司令員和政委態度不壹致。為了加強壓製造反派的力量，軍委辦事組調炮兵政委陳仁琪任成都軍區第二政委。“9·13”以後，梁興初、陳仁琪被定為“上了林彪賊船”，四川又開始混亂。1975年趙紫陽從廣東調入四川任省委書記。

　　軍隊支左壹開始，就暴露了軍事官僚的本質，很多地方發生軍隊鎮壓甚到屠殺造反派群眾的慘案。這些慘案構成了文革中最為血腥的壹部分。

　　毛澤東及時對執行支左任務的軍隊加以引導。21軍進入陝西以後，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領袖李世英請到軍隊，奉為上賓，聽取他的意見，表示支持。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中央文革編的1967年4月21日的《快報》1940號上登了此事，毛澤東批示：“林彪、恩來同志：建議將此材料印發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軍隊這樣做是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用此種做法。”軍長胡煒壹時成了支左明星。

　　葉劍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責難，楊成武主持軍委辦事組時，就在軍隊和中央文革之間“踩鋼絲”。軍委辦事組從全軍挑選支左幹部，邱會具體負責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由於軍隊幹部文化水平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幹部很難找，周恩來急著要人。有壹次，周到京西賓館，邱和吳法憲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後揪著邱的耳朵，開玩笑地說：“妳給不給我派人來？”邱會作說：“給給給，壹會開會，把名單給妳，妳看中誰就給誰！”

　　軍事官僚是官僚集團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軍事官僚支持造反派，從而實現整治官僚集團的目的，這本來就是壹個悖論。毛對軍事官僚集團採取矛盾的態度：批評他們抵制文革的行為，卻保護他們，讓他們免受衝擊。批評是虛的，而保護是實的。官僚集團和文革集團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而隨著秩序的恢復，文革勢力不斷消弱，軍事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坐大，最終必然造成軍事官僚集團和毛澤東的衝突。其結果兩敗俱傷：以林彪為首的軍事官僚集團覆滅，毛澤東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創。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軍委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文件提出：“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在黨委建立後，軍管即可撤銷”。 “已經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軍宣隊應即撤回部隊”。“地方各級黨委建立後，各級支左領導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應即撤銷”。此後，持續了五年多的“三支兩軍”工作隨之結束。

　　詭譎的楊、余、傅事件

　　在軍隊參與文化革命過程中，發生了壹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楊、余、傅事件”。從這個事件中看不出“路線”、“觀點”的鬥爭，卻可以看出文革中軍內鬥爭的詭譎、骯髒、陰暗和殘酷。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68年3月24日，他們三人同時被打倒。在這之前，他們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

　　1967年9月23日，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陪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宣布，把原軍隊四人小組正式改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為：楊成武、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楊成武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楊成武、吳法憲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把全軍文革小組和總政治部的工作集中於壹身，它有三項任務：壹，領導軍隊文化大革命；二加強戰備，領導軍隊日常工作；三，組織全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羅瑞卿倒台以後，軍隊裡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葉劍英、肖華、楊成武。葉劍英比林彪大十歲，肖華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認為楊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葉劍英、肖華相繼失勢後，楊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楊成武也極力討好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討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軍報》當時由軍委辦事組領導，肖力（即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是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拉肖力參加軍委辦事組的壹些重要活動，對肖力畢恭畢敬，只要肖力答應到會而未到之前，壹定要等她來了才開會。1967年冬，楊成武署名發表了《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的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這篇文章本來是總參大批判組寫的，楊成武拿了過來組織人多次修改。楊說，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統壹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福州軍區壹個戰士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楊成武下令審查這位戰士，把這位戰士復員回家了。（“9·13事件”以後，楊成武卻說這篇文章是林彪那裡搞的，硬逼著以楊成武的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幾天，毛澤東說：“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接著毛又作了指示：“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 “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在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跨下來。”

　　楊成武親自主持編寫《黨史綱要》，調集了幾十位筆桿子集中在京西賓館做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江青的名字擺在第三位。周恩來的名字出現過，但不占重要位置，其它領導人榜上無名。《黨史綱要》不僅點名批評了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還點名批評朱德。點名批評朱德，是經毛同意的。大約在1968年2月間，楊成武可能得到了什麼風聲，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全部銷毀，壹份也不准留下。

　　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楊成武還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紅太陽展覽》，展出的300多張圖片也是突出毛、林、江三個人。江青的地位也提到第三位。

　　羅瑞卿倒台後，毛、林都很器重楊成武。1966年5月9日，邱會作、李天煥在楊成武家裡，李天煥吹捧楊成武說：“總長同副統帥的關係，早就是同桌辦公了。在我軍高級幹部中，早已明確：楊總長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楊成武面帶笑容，聲音很大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後，林副主席的事業，總要有人繼承的！”楊成武在同高級幹部接觸中，常談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樣器重、培養、信任他。楊成武常在辦公室談他和江青的關係。有壹次他故意問吳法憲和邱會作：“江青同志找妳們單獨談話沒有？”二人說沒有。楊說：“江青同志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裡談了幾次話。江青同志說：‘不是最親近的同志，我不在家裡談話；另外，我今天第壹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艱辛貧苦，江青同志壹邊講壹邊流淚，我壹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淚。”楊成武自以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時打著江青的牌子對付林彪。林彪傷心地說：“人壹失去友情，就什麼也沒有了。”楊成武也不是完全疏遠林彪，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林彪軍團長教我當師長》的文章，歌誦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親密關係。

　　邱會作認為，楊成武踩在林彪、江青兩隻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楊成武下台的導火線是壹件兒女小事。楊成武的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工作，她愛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書單世充。單世充也願意。單的老婆縱素梅發現後到空軍領導那裡鬧。吳法憲讓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和副主任周宇馳找單世充談話。談話成了僵局，王飛和周宇馳就把單世充軟禁起來了。吳法憲認為王飛的作法是有意擴大事態，就批評周宇馳並讓他馬上把人放出來。周宇馳不服，就通過林立果向葉群告了吳法憲的狀。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妳說周宇馳就是說立果，因為他們兩人是在壹起的。”剛放下葉群的電話，又接到楊成武老婆也是楊成武的辦公室主任趙志珍的電話，讓吳法憲到楊成武家。吳法憲到了楊家，楊成武不見，趙志珍對吳法憲大發脾氣，說把單世充抓起來是為了把楊毅搞出空軍。回家以後，吳法憲向葉群打電話告知此事，葉群說：“余立金早就和楊成武串通壹氣要奪妳的權了。”第二天上午，趙志珍帶著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對葉群說是他讓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制，我這個政委沒有權，什麼都得聽吳法憲的。許多人反映，劉亞樓時是吳（無）政委，現在是余（多餘）政委。”葉群把趙、余的談話告訴了林彪。林彪很生氣，下午就把吳法憲叫去，對吳說：“趙志珍和余立金告妳的狀，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妳搞掉。這種行為是錯誤的，妳要堅持原則，要勇於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硬起來，要頂住！”恰好這時，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要北京派專機，說他們從敵偽檔案里發現余立金是叛徒，要親自給毛主席送來材料。材料中說，在1941年皖南事變中，余立金被俘，辦了手續獲釋。余立金身份壹落千丈，楊成武很沮喪。

　　王年壹認為，武漢“7·20事件”後，楊成武隨毛視察華東、華南、華中三大區時，返京後，楊成武把毛在視察時的談話向幾位老帥作了傳達，但沒有告訴林彪。葉群多次追問毛對林怎樣評價，楊成武壹直避著沒有回答。“無產階級司令部”要楊成武對老帥停發文件，楊成武壹直沒有照辦，這些，為林彪、江青忌恨。當時毛、林並沒有什麼分歧，毛視察三個地區沒有批評林彪，楊成武為何要瞞著林彪？王年壹的說法還得有更多的資料證明。

　　邱會作說，1968年3月中旬，林彪找吳法憲商量，解決楊成武問題總的原則是“爭取息事”。但林彪說服不了楊成武，才讓葉群向毛報告。毛親自召開了四次會，反覆詳盡聽匯報。毛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行了。在匯報楊成武問題的時候，江青發現楊成武耍橫的本錢在於她，她就壹反常態，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堅決要打倒楊成武。

　　楊成武被打倒的原因還有壹種說法，就是關於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檔案問題。江青早年壹邊從事文藝工作，壹邊參加革命活動。1933年入黨， 1934年9月，她作為“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參加抗日救亡的遊行被捕。兩個月後月教聯求保獲釋，但和黨組織失去聯繫。作為壹名電影演員，難免有些緋聞。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10月恢復黨籍，改名江青。1938年11月與毛澤東結婚。由於江青影壇緋聞和被捕問題，對毛江結婚中共高層有不同意見，新四軍政委項英還根據楊帆提供的情況，向中央發電報提出批評。1954年3月，江青收到壹封的匿名信，信中說“妳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已寫了材料送中央組織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偵查寫匿名信的人，多年沒有破案。直到1961年，公安部門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寫的，朱明當即自殺身亡。後來江青得知，當年偵破此案的檔案放在在上海。1967年4月，江青、葉群、戚本禹、楊成武組織了總參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陳虹帶領王育民、王成恩、朱鐵錚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備區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這是偵查匿名信的過程中形成的23個卷宗，裝在壹個壹尺四寸的小箱子裡。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筆跡照片、偵情簡報、偵查對象調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報紙上發表的江青寫給她丈夫唐納的公開信和劇照等）。陳虹給楊成武打電話，報告任務已經完成，準備夜航返京。楊成武說，“關於那壹箱‘通天’材料，下午已報告了周總理、江青同志，他們說，管他什麼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來再說。江青還特別交代，壹個字也不能丟!”這個箱子帶回北京以後，楊成武說，那壹箱“通天”材料，江青叫妳們看壹下，別人不得插手，不許擴散，看後向中央報告。

　　陳虹和王育民審閱了材料後寫了壹個報告，建議仍由公安部專人負責處理。報告送上去，江青大為不滿。她到林彪那裡說，保存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對江青說，這事好辦，讓他們重新寫個報告，將材料銷毀。林彪讓楊成武落實。

　　過了壹個多星期，楊成武又找陳虹和王育民到他的辦公室說：“報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殺身亡，材料也沒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楊成武口述的內容，由陳虹和王育民署名寫了壹個報告，上報中央。林彪看後用紅鉛筆批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關鋒四人負責集體銷毀。”並將批件轉給了周恩來。周閱後加批：“連同北京圖書館保存的材料和吳(法憲)、傅(崇碧)送來的壹包材料壹並銷毀。”轉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楊成武和汪東興隨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8月關鋒又被抓了起來。因此，銷毀材料的事被擱下來了9月23日，楊成武隨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謝富治告訴楊成武，江青幾次大發脾氣，說是楊成武要放長線釣大魚。楊成武將實情向周恩來報告，請示如何處理。周指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三人監銷。他們通知王育民將材料送到汪東興那裡，先按目錄核實材料，然後由謝富治動手點火，王育民負責向火里壹卷卷扔。他們三人坐在壹邊守著，燒完後，三人都在報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此後，江青多次說楊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接見中央專案壹、二、三辦全體人員時，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面說：“‘二辦’饒漱石這個專案是我負責的，而楊成武卻對我封鎖，還給我立了壹個專案。讓陳虹、王育民、朱鐵錚三個人整我的材料。”

　　在尋找和銷毀江青的材料過程中，楊成武是直接負責人，可能江青對他的行為有猜疑和誤會，這成為楊成武倒台的壹個推動力。陳虹也被關押6年。

　　３月２３日凌晨１點鐘，吳法憲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那裡參加壹個會議。吳法憲到達時，會議已經開始了。會場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對吳法憲說：“妳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妳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過了壹會兒，毛問林彪：“誰來當這個總長呢？”吳法憲這才知道，在他來之前，已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林彪推薦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毛同意了。對余立金怎麼處理呢？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裡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判吧。”接著，江青提出，北京衛戍區這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係很密切，為了防範，還是動壹動為好。毛澤東同意了，決定調傅崇碧到沉陽軍區當副司令員，讓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問題定了以後，毛對林彪說：“下面的事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毛、林離開以後，周恩來繼續主持開會，對毛、林的意見作了具體安排。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團以上幹部的萬人大會，這個會議從晚９點等到25日凌晨才開始。會議宣布撤消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撤消傅崇碧衛戍司令的職務。林彪首先講話，這個講話事先和毛商量過，毛要林講三個問題，壹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講壹講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的問題。林彪講話說，“主席說這是壹件不大不小的問題。”“最近從空軍里發生楊成武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說：“過去在總參或在總參以外，被楊成武反對過的，譬如像王尚榮、雷英夫、張愛萍等等。他們有自己的帳。當時反對他們，批判他們，是做得對的，是黨領導的、黨批準的、中央批準的。王尚榮、雷英夫是賀龍的人，······這些人不能夠因為這些事情來翻天的。”林彪在講話中特別讚揚了江青；“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壹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

　　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說：“根據剛才林副主席已經作了具體的指示，那種錯誤是屬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錯誤，是屬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兩面派的錯誤，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在進行這些陰謀活動的時候，他是用封鎖林副主席的極其卑鄙惡劣的手段，實際上也是同樣的封鎖了毛主席，封鎖了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這種卑鄙的活動，使我們極其憤慨！”

　　周在講話中用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後說，楊余傅事件“可以說是壹個新的‘二月逆流’，而這個新的‘二月逆流’還是繼續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後的8屆12中全會公報有“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楊、余、傅的某些行為。楊、傅二人與“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聶榮臻是晉察冀山頭的，余立金在新四軍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陳毅部下，整這三人是對“二月逆流”再壹次打擊。

　　接著，周恩來高調稱讚江青。他說：“江青同志是壹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壹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壹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壹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周恩來還講到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壹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的迫害。”講江青在文藝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績。周恩來講完話，又領著全場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接著，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講話。在這之後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主席台上，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會以前，就對楊成武採取了措施。這些措施都是周恩來安排的。

　　周恩來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衛團把楊成武家裡的警衛換掉，把楊家全部控制起來。然後，周恩來對邱會作說：“妳帶兩個人去，把楊成武帶來，就說我讓他到人大會堂來開會。”邱會作對周說：“他都歇工壹二十天了，總理給我打個條子，我把人給妳領來。”周看了邱壹眼說：“對楊成武隻字不留。”楊成武過去很注重儀表，今天他的胡茬很長，頭髮既長又露出白頭髮茬（文革前老幹部只有個別人染髮），像病了很久的人壹樣。他用沉重而悲慘的聲音問：“妳們要把我搞到哪裡去？”邱會作等帶著楊成武下樓時，楊的家屬被集中在門口的會客廳，老婆和孩子發出了悽慘的叫聲。只有二女兒楊俊生站在橙子上說：“爸爸妳放心吧，不要惦記家裡，這裡有我們呢！”楊壹走，王新亭帶人抄了楊的家，封存了文件。

　　楊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壹牆之隔，周恩來布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員的警惕，徐的秘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向前元帥也扣了起來，並收繳了徐保密文件櫃的鑰匙，引起了壹場誤會。中央領導人的警衛人員，受雙重領導。除了直接服務的首長之外，還必須接受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徐的警衛員除了保衛他的安全以外，還負有監視他的任務，所以才發生這樣的誤會。

　　２３日上午１０時左右，林彪、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全體成員同楊成武談話。林彪說：“今天找妳談話，主要是處理妳的問題。妳的錯誤是什麼呢？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妳和傅崇碧勾結在壹起要打倒謝富治，和余立金勾結要打倒吳法憲。還想排擠許多和妳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等。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妳的問題，決定撤銷妳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壹書記職務。”楊成武想申辯幾句，但沒有讓他講，林彪接著說；“妳先不要回家了，人大會堂已經給妳找了壹個住的地方，妳先在這裡休息。中央已決定，要妳離開北京，住到武漢東湖去。可以帶上全家，包括妳母親、老婆和孩子壹起去。要用的東西了可以統統搬走，妳到那裡壹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壹下。”

　　楊成武下台以後任命黃永勝當總參謀長。林彪提的是“代總長”，毛說不帶“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永勝同志，請妳馬上趕到北京來，我已經叫吳法憲派了專機到廣州。”周還讓黃永勝帶上夫人。黃問周有什麼事，周說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3月23日，黃永勝在吳法憲的帶領下進了人大會堂壹個廳里，黃對周恩來和葉群說：“總理，葉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讓他二人坐下。此時，周向警衛人員作了個手勢，對面的壹道門帘掀開，楊成武在兩個身材高大的軍人的伴隨下走了出來 ，臉色蒼白，精神萎頓。周恩來面對面地對楊成武說：“楊成武，妳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工作了。妳把妳那壹攤子交給黃永勝，自己好好檢討錯誤。妳回去吧。”楊成武看了黃永勝壹眼，聲音嘶啞地答了壹聲：“好”，就被兩個軍人帶了出去。

　　楊成武先是被帶到武漢，不幾天被人發現了，周恩來又決定把他帶到洛陽。楊的母親死在洛陽城裡的壹家醫院，楊要求去送終，周恩來沒有批准。

　　傅崇碧為什麼被打倒呢？因為傅崇碧和楊成武是關係密切的“老華北”，掌握著北京的要害部門，把他打倒是為了安全，是預防性的。李作鵬回憶說，傅崇碧於3月5日接受了江青給予的任務，到某處尋找被遺失的魯迅的書信手稿，結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興，於3月8日沒有請示批准，就帶上秘書（秘書手提公文包等）乘車親自到釣魚臺江青住處報告情況。到江青處後，傅的秘書過於緊張，壹進會客室就被地毯絆腳，“拍”的壹聲倒地，皮包拋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嚇了壹跳。這就成了“衝擊”中央文革的大罪。

　　當時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的李傳俊目睹了傅崇碧“衝擊”中央文革的情況：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十六樓找魯迅手稿，當時釣魚臺東門警衛電話請示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帶著他的秘書進了十六樓。傅崇碧進來後，直接往會議室走，氣沖沖地說：“我是衛戍區司令員，這是我管轄的地盤，誰敢攔我！”他是很不滿意的。這個時候，楊成武（當時是代總參謀長）也來到了十六樓。他們剛壹到，江青就過來了（江青住在釣魚臺十壹樓），她聲音特別大：“誰讓妳們進來的？還發脾氣！妳們有什麼資格衝擊中央文革！”這是我親耳聽見的，這時她已經在會議室了。江青跟楊成武吵了起來，我在值班室聽到聲音特別大，江青還拍了桌子。接著，江青就通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等陸續來到了十六樓會議室，江青大聲指責他們倆非法衝擊中央文革！楊成武連忙解釋說是總理交給的任務，找魯迅手稿，而且強調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魯迅手稿的。江青馬上反駁：“胡說！我們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魯迅手稿，誰指使妳們來的？”這個時候江青就胡說了，指著傅崇碧說，“妳的秘書還要拿手槍把子打我！”——我在現場，根本沒有這回事。這個秘書很緊張，我看見他直流虛汗，有點虛脫。後來我才知道魯迅手稿確實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員卜訓榮說，魯迅手稿後來是在保密室找出來的，裝在幾個箱子裡。卜訓榮他不知道那幾個箱子裡有什麼東西，所以沒有告訴江青等人）。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來安排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和吳法憲完成的。吳法憲回到家裡，通知空軍副參長梁璞和警衛營長田廣林到他家。楊德中已經到了。吳法憲讓秘書通知余立金到吳法憲家來壹趟。院子裡黑黝黝的，靜悄悄的，余立金走進了院子，楊德中走上前對他說：“余立金，妳被捕了！”緊接著幾個警衛戰士把余立金帶走了。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十萬人的大會。題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首先周恩來宣讀了中央對楊、余、傅的決定。然後，江青、康生、陳伯達、周恩來都作了講話。

　　周恩來說：

　　我在這裡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奮鬥的生平，我們要曉得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當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分子，國民黨的反動派對她的迫害（會場喊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似的敢於向迫害、壓迫、摧殘誹謗、造謠的人反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所以當時江青同志戰鬥過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來讀壹讀，那是紅文章。至於有些反動派誹謗者他們寫的壞東西，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這些黑幫、壞分子收集的台灣、香港、美帝蘇修的材料。（黃永勝：學習江青同志戰鬥革命精神！）······在抗日戰爭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體不好的時候，也能勤懇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里，還參加了我們解放戰爭。到了解放以後，這些黑幫分子，就是剛才說的，從大叛徒劉少奇起，劉、鄧、陶、彭、羅、陸、楊、彭德懷、賀龍，壹直到楊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等，還有譚震林，壹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跟他們鬥爭，所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我們就看見江青同志的表現嘛，1964年的戲劇革命，八個樣板戲劇到今天還是光輝燦爛！（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這個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個二月提綱的時候，正是林副主席委託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文藝會談紀要的發表的同時，妳們看壹看鮮明的對照，壹個是黑的，壹個是紅的，多麼鮮明的對照啊！光輝的紀要，值得我們大家學壹學，再重新學壹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每壹歷史時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也是嚴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度，來考察每壹個同志，分清敵我的界限。當著是同志的時候，她非常誠懇熱心地幫助同志；當著判明是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勇敢地把他端出來。這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以我們要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我不敢當，我還要學。（伯達：互相學習）因此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的人民解放軍，誓死保衛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誓死保衛我們的紅衛兵，還要誓死保衛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

　　楊成武倒台時林彪和周恩來高調歌誦江青，讚揚江青的歷史，這說明，江青的歷史檔案問題，是楊成武倒台的壹個原因。據曾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說，毛對黨內搞宗派十分反感，壹旦捲入宗派之中，他打擊起來是毫不手軟的。這可能的毛下決心搞掉楊余傅的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組軍委辦事組，新的軍委辦事組組成如下：組長 黃永勝（總參謀長兼廣州軍區司令員，以後丁盛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副組長 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成員 葉 群（林辦主任，軍委辦公廳黨委常委）；李作鵬（海軍第壹政委，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謀長）；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謀長）。3月28日，毛澤東在同林彪接見黃永勝等時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其權力在軍隊裡至高無上。物極必反。這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變埋下了因子。

　　高文謙認為，“楊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最後壹次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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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全國山河壹片紅”

　　毛澤東本來設想，通過“天下大亂”摧毀舊的政權之後，建立革命群眾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軍代表“三結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權”。在“新生的革命政權”的領導下搞“斗、批、改”，通過這個途徑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計三年就可以完成這個過程。但是，現實比毛澤東設想的要複雜得多，實現“大治”的過程極其艱難複雜。

　　建立革委會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面臨兩個難題。

　　壹是軍政官僚集團的抵制。從表面看，由於毛澤東的威望，官僚們唯恐緊跟而不及。但是，從深層看，文革觸及了他們的利益，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抵制。1966年表現為建立官辦紅衛兵，派工作組抓右派，鎮壓群眾；1967年軍隊介入後，除了“鎮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壹派、壓制壹派。

　　二是無法無天的造反派違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時官方把造反派的這種行為稱為“派性”。如果沒有明確而嚴格的法律約束，全面放開結社自由，其結果必然是群眾組織山頭林立、各行其是。毛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威，以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夠“令行禁止”，實際上，他的“最高指示”群眾組織也是拿來為我所用。

　　對第壹個難題，毛澤東從原則上是不讓步的，但在策略上有進有退，有剛有柔。他對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這個態度：在對文革的問題上不讓步，對具體個人則儘可能採取團結的方針。毛的進與退、剛與柔，也是他對龐大的官僚集團的無奈之舉，他要改造官僚，又離不開官僚。他要把官僚機器送進修理廠，但還得讓這部處於修理狀態的機器繼續運行。

　　毛澤東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幹部，都打倒了誰支撐這個政權？但他希望對幹部要“燒壹下，不要燒焦”，就是讓所有的幹部都接受壹次群眾批判的洗禮。在1966年全國性的“炮轟”、“火燒”的高潮中，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遭到攻擊。進入建立新政權的階段，就得把“燒了壹下”的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參加“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強調：“必須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骨幹，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領導。”於是就讓幹部“亮相”。什麼叫“亮相”？就是從思想路線上作出深刻的檢查，表明自己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從而取得群眾組織的諒解和信任，還要表明站在哪壹個群眾組織壹邊，即“站隊”。當然要站在造反派這壹邊。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組織，幹部“站隊”就很難。所謂“革命領導幹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欽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結合對象；這壹派支持的另壹派要打倒；另壹派支持的這壹派要打倒。

　　對於群眾組織，毛開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這壹邊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壹書記被中央定為走資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沒有明確表態要保護的省委領導的地方，保守派都垮台了。中央明確表態保護的領導人所管轄地區（如廣西），保守派沒有垮台。在“二月逆流”以後，有些地方已經垮台的保守派又在軍隊的支持下恢復了（如武漢）。1967年夏，中共中央對武漢“7·20”事件的表態旗幟鮮明，“百萬雄師”頃刻垮台，各地的保守組織也大多隨之垮台。但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了保守派“百萬雄師”的勢力那麼大，從而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此時，毛澤東對造反派出現矛盾的態度：壹方面提出“武裝左派”，另壹方面提出“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壹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的談話中說：“為什麼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講造反派要“文攻武衛”。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壹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武裝左派”的口號提出來以後，全國武鬥從拳頭、棍棒升級為真槍實彈。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長春、沉陽、重慶、長沙等地接連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這裡說的武鬥是指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不是指在批判會上對被批判者拳打腳踢，也不是指掌權者對無權者的屠殺。武鬥開始發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以後是造反派不同派別間的武鬥。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發生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早期武鬥是用冷兵器，後來發展到真槍真炮。群眾組織手中有多少槍？據不完全統計，到1969年9月，被搶奪的各種槍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搶奪的各種火炮10，266門，收回火炮14，828門；被搶奪的各種槍彈44，217萬發，收回槍彈34，004萬發；被搶奪的各種炮彈390，642發，收回炮彈294，259發；被搶奪的手榴彈2719，545枚，收回手榴彈2734，381枚。收回的數字大於搶去的數字，是因為搶的數字中沒有統計從軍工廠中流失的武器。群眾組織是怎樣得到這麼多槍？當時說是搶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裝的軍隊裡搶到槍？還是毛澤東說得坦率，是部隊送的。毛澤東要求“武裝左派”。誰是左派？這就由軍隊作主了。軍隊支左，大部分支持了保守派，槍當然送給自己支持的壹派。軍隊介入以後，造反派與軍隊矛盾、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別的矛盾都更加激烈。軍隊介入以後，文革從口水戰、棍棒戰發展為槍炮戰。

　　從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壓制軍人的危險性，就在軍隊和造反派二者之間搞平衡，天平傾向了軍隊。先是批判與“5·16”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軍內壹小撮”；不久，拋出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位中央文革小組中激進的、但沒有實力的人物。毛澤東這些玩平衡的舉動，為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和保守力量鼓了勁，各地造成了新的反覆。

　　為了恢復秩序，對桀驁不馴的造反派紅衛兵採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連，由解放軍對他們搞軍訓，接著是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送進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最麻煩的是工人造反組織。

　　毛澤東用“大聯合，三結合”的方針來解決群眾組織的問題。他要求：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前提下奪權。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奪權，中央不承認。但是，各個山頭的聯合，有“以誰為主”的問題，即權力分配問題。各個造反組織堅持己見，互不相讓，武鬥不止。當時稱之為“派性鬥爭”。1968年“兩報壹刊”的元旦社論強調“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頭爭奪主導權的時候，軍隊、行政官員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聯合，三結合”的複雜性。

　　在文革中的對毛的任何壹個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將毛的指示為我所用，使運動不按毛的戰略部署發展。“圍剿派性”也逃不出為我所用的陷阱。軍政官僚們用整“派性”來打壓造反派，中央文革針鋒相對地提出對“派性”要作階級分析，認為“無產階級的派性”是必要的。對“派性”的為我所用，使得“派性鬥爭”愈演愈烈。

　　當時中央還有相當的權威，各地矛盾難以在當地解決，就是讓那些省份“軍、干、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來，找個賓館住下來辦“學習班”。參加學習班隊伍龐大，有的省壹兩千人；學習班的時間很長，通常是壹兩個月，最長的達8個月。在“學習班”上，關起門來談情況、論是非、講條件。學習班上吵壹陣，有點進展，中央領導接見壹次，講壹次活；再吵壹陣，有進展，中央領導人再接見壹次，講壹次話。有的地方學習班要接見五六次、八九次，才能達成“大聯合、三結合”的協議。顯然，這樣的協議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標大相徑庭。學習班基本是周恩來起主導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參加，“九大”以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參加。有的地方連“稀泥”也和不了，就實行軍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亂”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會。這時，他們不管這個“新政權”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省、市革委會是按巴黎公社原則選出來的；也不管“新政權”的作為，“撿到筐里就是菜”，不管周恩來“和”出什麼樣的“稀泥”，毛澤東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軍政官僚集團的關係而言，各地大體有如下的經歷：群眾造官僚集團的反，官僚集團鎮壓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澤東為被鎮壓的群眾平反，官僚集團軟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團之間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取得主動權，各地官僚政權癱瘓（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奪權，造反派分裂為不同的山頭，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混亂（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後兩年）——軍方鎮壓反革命，中央軍委下達，《八條命令》，大批造反派頭頭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對“二月逆流”的反擊，中發[67]117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第二次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頭間的鬥爭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開始，以後各地時間段不同）；——毛促進“大聯合、三結合”，軍方在組織“大聯合”中支壹派、壓壹派，被壓的壹派和軍方及軍方支持的壹派鬥爭；——1968年9月5日，各地軍方起主導作用的革委會全部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軍政官僚控制的革委會“復舊”，造反派“反覆舊”；——鎮壓反對革委會的造反派，鞏固革委會，第三次鎮壓（1968年到1972年，各地時間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臨厄運的壹個月：月27日，毛澤東派3萬軍人、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 “工人階級領導壹切”；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和造反派訣別。——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頭，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機會，第三次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對造反派再壹次鎮壓，以各種名義將造反派頭頭趕出革委會；——1975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部分造反派最後壹次得到翻身機會，第四次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變成功，造反派隨之徹底覆滅。

　　文革以後，主流輿論把文革中的壹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這完全違背歷史事實。就文革中大量死人這個突出問題上，絕大多數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勢的時候，而是死在鎮壓造反派的過程中和軍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於武鬥，而是死於專政機器對普通群眾大規模虐殺。“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鎮壓他們的人往往更野蠻，總的來說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兩年，而造反派被整卻長達8年，文革以後還遭到更加殘酷的整肅。“造反派”的受難人數和程度百倍於“當權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是文革的犧牲品。

　　文革像壹個長期革命過程的濃縮、巨大革命畫面的縮微：開始批判壹切、否定壹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舊的秩序破壞以後，反潮流者內部分裂，相互鬥爭，經歷了反反覆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今天這壹派得勢，明天那壹派掌權；今日座上客，明日階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日的仇敵。再接著是不同派別的聯合、吞併，由動亂向穩定轉變，主流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為由革命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後革命波濤完全平息，進入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在1966年到1976年這段歷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蹤跡。

　　政治運動，特別是大國的全民政治運動，壹旦發動起來，是很難控制的。被鼓動起來廣大的人群中，有多種利益取向，勢必形成多種政治派別。誰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種派別在每壹個節點上的態度和行為。毛澤東雖然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也不能控制每壹步事態的發展，不能讓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設想進行。

　　上面介紹的運動的大體發展線索，各省情況千差萬別，很難進行歸類分析。

　　以正式成立奪權後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先後為準，排列順序如下：

　　（壹）黑龍江省， 1967年1月31日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成立，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龍江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為主任（二）山東省，1967年2月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成立，23日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

　　（三）上海市，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後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

　　（四）貴州省，1967年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改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

　　（五）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

　　（六）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

　　按照毛澤東的估計，這種“全面奪權”在1967年２、３、４月就要看出眉目來。但是，事情遠不是他所設想的那麼簡單。“大聯合”，困難重重；“三結合”難以形成。壹些省份的奪權不是難產，就是不為中央所承認。近四個月沒有革委會成立。

　　（七）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賢權，副主任有張江霖、達洛等。

　　（八）內蒙古自治區，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滕海清。

　　（九）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

　　（十）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

　　（十壹）甘肅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洗恆漢。

　　（十二）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勛。

　　（十三）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

　　（十四）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

　　（十五）廣東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

　　（十六）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

　　（十六）江蘇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

　　（十八）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南萍。

　　（十九）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黎原。

　　（二十）寧夏自治區，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康健民。

　　（二十壹）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

　　（二十二）陝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

　　（二十三）遼寧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陳錫聯。

　　（二十四）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張國華。

　　（二十五）雲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

　　（二十六）福建省，1968年8月1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韓先楚。

　　（二十七）廣西自治區，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

　　（二十八）西藏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曾雍雅。

　　（二十九）新疆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會。主任龍書金。

　　從1967年1月6日上海奪權到1968年9月5日最後壹個革委會成立，經20個月社會大動亂的多次反覆，除台灣省外的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才先後勉強成立革命委員會。官方喜稱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在這29個省市中，革委會主任只有潘復生（黑龍江）、王效禹（山東）、張春橋（上海）、劉格平（山西）、解學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劉建勛（河南）、李瑞山（陝西）8人是地方幹部，21個革委會主任都是軍人。最初成為２９個、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從這些人在文革中的沉浮可以看到實現“全國山河壹片紅”以後政局繼續動盪。

　　在九大以後不久，遭到整肅的，共有5人: 山西的劉格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職；貴州的李再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職；山東的王效禹，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職；黑龍江的潘復生，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職；內蒙的滕海清，１９７１年５月被免職。

　　劉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復生這四個人都是文革早期出來表態支持造反派的幹部。在以後的反覆中，他們或者是捲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無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軍方實力人物。滕海清是因為清查“內人黨”搞亂了局勢而下台。

　　這壹波革委會主任下台，接任者多是軍隊幹部。到“林彪事件”發生，２９名主任中的軍隊幹部上升到２３人，占79.3%。毛澤東依靠軍隊穩定局勢。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會主任下台，他們是：河北的李雪峰，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撤職。廣東的黃永勝，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職。在此之前已經調任，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接任。浙江的南萍，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江西的程世清，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新疆的龍書金，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此外，因工作調動，有5位省革委會主任回軍隊任職。他們是：江蘇的許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遼寧的陳錫聯；福建的韓先楚。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除了去世的３人(北京的謝富治、四川的張國華1972年病逝，雲南譚甫仁１９７０年遇刺身亡)以外，２６名在世的主任當中只有１５人成為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占57.7%。“林彪事件”以後接任省革委會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幹部。

　　1976年十月政變以後，各省市革委會主任又壹次大換班。有４人遭到整肅：上海的張春橋；吉林的王淮湘，１９７７年免職，後被開除黨籍；甘肅的洗恆漢，１９７７年被撤職；天津的解學恭，1978年被免職，1987年被開除黨籍。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壹大召開，２４名在世的省革委會主任當中，進入十壹大中央委員會的總只有１０人，為總數的42%：他們是許世友、解學恭、劉建勛、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陳錫聯、韓先楚、韋國清。如果加上十壹大後不久被撤職的解學恭，則為9 人，占在世中央委員的37.5%。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會主任當中，先後遭到整肅的壹共是１6人，占55.2%。在成立革委會時擔任主任職務的軍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牽聯外，調回軍隊的人都進入了11屆中央委員的行列。

　　“復舊”和“反覆舊”

　　以軍人為主導的“新生的紅色政權”並不“新”。它沒有制度創新，沒有從權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義，也沒有解決政府的職能的問題。但確實裁減了人員，壓縮了機構，進入了造反派群眾組織頭頭。開始時也有壹番新氣象。但這番新氣象很快就沒有了，出現了“復舊”。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會被排斥。進入革委會的老幹部，大多是“穿新鞋，走舊路”（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造反派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擊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復舊”也表現為行政權力不斷擴張，特權日益嚴重。辦公用房的擴張是行政權力擴張的壹個表現。以天津為例，文革前，天津是河北省轄市，河北省會設在天津。1966年，天津成為直轄市，河北省委遷到保定（後來遷到石家莊）。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會領導機關和所屬各部委辦（當時稱壹級組、二級組）占用辦公用房總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當時稱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當時稱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四家的辦公用房還多出26，000平方米。官僚特權隨著官員職務的恢復而恢復。他們充分利用權力為子女謀取利益，為逃避上山下鄉而參軍、“走後門”上大學。軍事官僚搞起特權來比行政官僚更為肆無忌憚，他們赤裸裸地以權謀私。天津市和平區文革初期共壓縮（即減少原住戶的面積）、查抄了9，190戶，壓出房屋13，404間。私產被接管需要處理的5，384戶，房屋3，025所、2，4321間。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各類高級統戰人士，騰出的房子大多被軍官家庭占有，壹個團級幹部就占壹棟小洋樓。有些幼兒園的小洋房也被軍隊幹部占作私宅。在天津駐軍２０個單位即66軍、警備區、獨立師、八分部、０５部隊、海軍航海保證部、空軍高炮二師、空軍燈三團等，在文革中占用民房108處、9167間，共400，853平方米。這還是不完全的統計。軍隊占用民房不是天津的個別現象。北京軍區壹個文件稱，全軍區共占用學校161所、醫院13所，工礦房舍111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396處，共239萬平方米。其它各省、市、自治區的支左部隊也占用大量民房。

　　軍政官僚們復舊，造反派就反覆舊。山東、湖北、甘肅、福建、江蘇、山西、黑龍江等地，造反派都開展了反覆舊活動。山東的反覆舊是省革委會會主任王效禹發動的。

　　王效禹，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4月任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反右時，因不同意將將四位下屬劃為右派，被貶到德州國棉壹廠任副廠長，行政級別從10級降為13級。他的右傾問題被甄別後，1965年任青島市副市長。1966年8月25日，紅衛兵反青島市委，市委調動工人保青島市委，王效禹公開支持紅衛兵。9月7日毛澤東在壹個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東成立革委會，王效禹任革委會主任。

　　濟南軍區支左部隊中多數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聯合，三結合”中，壹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單位成立革委會時，造反派也受到擠壓。 1967年北京的元老們搞“二月逆流”，濟南軍區的將軍們也有表現。在北京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王效禹在山東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與跟“三支兩軍”的軍隊負責人矛盾開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來、康生、楊成武、蕭華等人在北京當著王效禹和山東造反的面，批評在場的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袁昇平。1967年5月，正是楊得志、袁昇平與王效禹矛盾衝突的時期，經毛澤東批准，軍委5月18日發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濟南軍區第壹政委，他雖然深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濟南軍區的將軍們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區（徐海地區駐軍68軍隸屬濟南軍區，支左由濟南軍區管）解決兩派群眾組織的矛盾，改組了徐州革委會，讓許世友信任的軍人革委會主任下台，扶持徐州鐵路分局壹位年輕造反派替代。徐州屬江蘇省，是南京軍區的管轄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壹個重要問題》，社論提出了“反覆舊”的問題。社論批評了“統統是原班人馬，沒有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的領導班子，說這樣的領導班子“把敢於向階級敵人衝鋒陷陣的、敢于堅持階級鬥爭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復舊的地方，由於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原則基礎上的團結，常常形成兩個中心”，“‘獨立王國’氣味甚濃”。毛澤東審閱這篇社論時，將原安排在目錄中的第四篇提到第壹篇，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王效禹和社論的思想壹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東省革委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決定開展“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和復舊傾向”，簡稱“反覆舊”運動。

　　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連續發表文章為“反覆舊”造輿論。這些文章說 “在壹些單位和部門,扶植壹直沒有轉過來的保守勢力,為去年的逆流翻案。並極力重用舊機構的原班人馬,大搞獨立王國,與革委會鬧獨立,或妄圖把省革委會‘架空’。”這裡說的“獨立王國”,指的是軍人把持的省革委會的生產指揮部和組織組。

　　山東的“反覆舊”運動做了幾件事情：

　　——派工宣隊進駐省革委的生產指揮部。生產指揮部的職能相當於“文革”前的省政府（相當於湖北省的“抓辦”）,正副組長由軍人擔任，吸收到幾名前省政府的老幹部。王效禹等認為，生產指揮部成了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不服從革委會領導的“獨立王國”。山東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組織的工宣隊進駐生產指揮部後，奪取了生產指揮部的壹切權力，撤銷了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成立了生產委員會；召開了“反覆舊”大會。

　　——工宣隊進駐省革委的組織組下屬的材料組。材料組是由18位軍隊幹部組成的審幹小組,負責審查省革委以及所屬各室、組的領導成員。王效禹等認為,組織組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排擠造反派。工宣隊進駐後,查封了材料,並驅趕了軍隊人員。

　　——派工宣隊進駐軍隊中的開展“四大”的單位，由工人組織去領導這些軍隊的單位。

　　——由“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接管公安派出所。公安系統已被軍管，但王效禹等認為公安系統復舊嚴重，還認為“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負責人黑材料，妄圖顛覆省、市革委”。1968年12月17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以清查黑材料為名,強占濟南市館驛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市區的4個公安分局和38個公安派出所,聲稱“公、檢、法壹切大權歸文攻武衛”。

　　——在反覆舊風潮中，被邊緣化了的老造反再次奪權，全省短時間內約40%的縣、市革委會被推翻或改組。聊城地區地、縣革委會被工宣隊奪權，90%的基層革委會被改組或衝垮重建。

　　山東“反覆舊”的實質是,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及其造反派勢力奪取軍隊控制的地方權力。

　　王效禹的“反覆舊”激怒了將軍們。將軍們通過各種渠道多次向中央狀告王效禹，要求解決山東問題。“九大”會議期間，各地軍隊領導人就“反覆舊”對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澤東仍舊保王效禹。4月28日,在九屆壹中全會上,毛澤東特別提到山東問題,並說是人民內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要求楊得志“要搞好團結。”

　　但是，王效禹的對手是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其他有關大軍區的眾多將軍們，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也站在軍隊壹邊反對王效禹“反覆舊”。

　　毛澤東不能得罪這麼多的將軍。從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陸續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項職務,由楊得志擔任山東省革委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袁昇平擔任山東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這時,全省各級權力機構和重要生產部門幾乎全是軍人掌權,人們說山東是“軍人政權”。

　　山東的反覆舊顯示了軍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1969年的山東，文革派的王效禹失敗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文革派張春橋勝利了。這是後話。

　　黑龍江和山東的情況大體相似。1958年，時任河南省委書第壹書記潘復生，被打成“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另兩人是書記處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他們挨整的主要問題是對階級鬥爭、農業集體化、統購統銷持消極態度。潘復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職下放到農場勞動。1962年平反後，調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黨組書記。1966年1月，調中共黑龍江省委任第壹書記兼省軍區第壹政委。1966年8月他站出來支持黑龍江的造反派，1967年1月31日，潘復生成為全國第壹家省革委會主任。1967年5月10日 ，毛澤東任命潘復生為沉陽軍區政委（黑龍江省屬沉陽軍區防守）。1968年，潘復生搞“反右傾，反覆舊，反覆辟”，壹大批已結合到革委會裡領導幹部以“復辟”、“復舊”的罪名被撤職。據統計，在“反右傾，反覆辟”鬥爭中，全省被揪斗的大隊以上的幹部29，091人，受株連被觸動的達5萬多人。他這壹行為不僅得罪了壹大批官員，也違反了毛要求“走向大治”的戰略部署。1971年，潘復生被撤銷壹切職務，由軍人汪家道任革委會主任。

　　“從大亂到大治”，就是恢復秩序。既然沒有制度創新，只能恢復文革前的舊秩序。恢復舊秩序是就是否定文革，“反覆舊”又和毛澤東“走向大治”的目標相悖。所以，毛對反覆舊持矛盾態度。他先是通過1968年10月14日《紅旗》社論鼓動反覆舊，當反覆舊衝擊了“新生的紅色政權”時，他又說：“反覆舊必復舊，反覆舊就是復舊。”。周恩來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妳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反覆舊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鎮壓，鎮壓的名義是“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

　　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的垮台，各省革委會的壹些主要負責人人因和林彪有牽聯而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亞、湖北省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省的南萍等。進入七十年代，毛澤為削弱軍隊對地方的控制力，將八大軍區司令員互調，在革委會裡的軍人有的回到部隊，有的轉業到地方。在革委會裡的造反派頭頭被邊緣化。這樣，革命委員會只剩下了被結合進去幹部了，省與省以下的地方基層政權，又重回到文革前就執掌政權的官僚們的手中了。

　　既然成立革委會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國家機器”，那只能是恢復17年的國家機器。這就標誌著文革的失敗。從這個角度說：“全國山河壹片紅”之日，就是文革失敗之時。何況實現“壹片紅”以後，還有多次反覆。在實現“全國山河壹片紅”複雜過程中，廣大群眾反覆多次地經受了血與火的折磨。“全國山河壹片紅”，是廣大群眾的鮮血染紅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從下面介紹的幾個省的情況可見壹斑。

　　湖北：長江濁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鄉，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兩次到湖北串連。“7·20”事件發生後，7月24日，我又到了武漢，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況除了我自己的記憶以外，還參閱了徐海亮先生的《東湖風雲錄》、吳火金口述 鍾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鍾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生與死》等文獻資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壹方面拋出壹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另壹方面在群眾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導下，1966年7月，武漢市很多工廠、機關、學校、醫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鬥會壹個接壹個，全市數萬人被關在各單位自辦監獄中，“五類份子”再壹次受到打擊。遊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捲整個武漢，不少人投江自殺。

　　８月１９日，省委出面組織的官辦紅衛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稱他們是“三字兵”）。“三字兵”到處掃四舊、破壞文物、古蹟，還將歷次運動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資本家揪斗遊街，抄他們的家。在這個期間，因“反抗和破壞文革罪”，武漢全市被捕４００多餘人（其中中學生１５９人）。武鋼綜合經營廠工人龐玉來，被同廠四清積極分子黃連生貼大字報，說他曾被資本家收養。龐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小工人，又不是當權派，就撕下了大字報，與黃髮生衝突，誤傷壹位勸架女工。事發十幾天之後，即7月5日，在武鋼、壹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時狂風大作，雷鳴電閃，大雨傾盆。6月20日，湖北大學發生工作組整師生的“6·20”事件， 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點名批判即將被打成“右派”的學生40多名。

　　１９６６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調，中共武漢市委根據省委指示，決定逐步撤出工作組(隊)，並開門整隊，要求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革小組，接替工作組(隊)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當然，這些文革委員會和文革小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後，首都紅衛兵南下武漢煽風點火、炮轟湖北省委。據統計，到12月22日止，全市陸續接待外地學生共400萬人。湖北省委發動“三字兵”大抓“南下壹小撮”。湖北省運動的起落與陶鑄和王任重兩個人的命運相關。毛澤東很器重王任重， 曾說王有“總理之才”。陶鑄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創意早於林彪。毛澤東發動“文革”，陶、王 也都是緊跟的。６月１日，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奉調北京任中央文革顧問，後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後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則接任中南局第壹書記，兼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們二人壹方面在北京緊跟毛的部署，另壹方面，盡力防止後院起火，在中南地區壓製造反派。後來毛澤東說陶鑄是“兩面派”大概就是指這種情況。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陶、王被打倒了，但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運動思路，在湖北省幹部和群眾當中還有很深的影響。

　　造反派掘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說：“在工作組時期，封了壹批左派，抓了壹批右派，這為以後武漢群眾中的派系鬥爭播下了種子”，“武漢的造反派主要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而是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他說的“反向動員”就是因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的確，造反派頭頭大多數是被官僚集團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王任重迅速轉彎，武漢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資反路線”的高潮，要求給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黨政幹部所犯壓制群眾的錯誤。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漢文化革命問題寫出檢查，公開承認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1966年9月，成立了官辦的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壹司”）壹度是多數派。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派）商討成立統壹司令部，由於席位問題沒有達成了共識，湖北大學、華中工學院代表退出聯合，後來各自成立了“新華工”（第壹號頭頭張立國）和“新湖大”。加上“新華農”合稱“新派”。１０月２６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漢測繪學院黨員學生楊道遠是二司的負責人。

　　1966年１１月１０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第壹把手是重型機器廠工人朱鴻霞，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廠工人胡厚民。“工總”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張體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到會，張體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張體學授完旗就走了。接著是趙修講話，他很明確地告訴全體與會者，省委不能承認工人總部這個名稱，要改成聯絡站。人們感覺被愚弄了，這時台上有人對著麥克風叫：“我們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於是，數百人搶上火車到了北京。那時上海工人正在安亭臥軌。陳伯達給上海工人發電報，說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武漢工人打著“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來到中南海西門，貼出標語：到底革命是“大道理”還是生產是“大道理”？我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武漢工人總部成立以後，12月8日，“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簡稱“工造總司”，壹說是11月10日成立），第壹把手是電子扳金工吳火金。１２月１２日，武漢鋼鐵公司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9·13戰鬥兵團”（簡稱“9·13”，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視察武鋼的時間命名）成立，第壹把手是武漢鋼鐵公司電銲工李湘玉。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等造反組織及北京來的紅衛兵遊行到《湖北日報》社造反，他們要求徹底改組編輯部，勒令該報停印。１１月１７日，省委通知壹司紅衛兵保衛黨報，驅趕造反紅衛兵。兩派在報社紅旗大樓激烈衝突，發生流血事件。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負責人張體學、趙修（此時已改名趙立公）、張華，凌晨４時到報社與造反派談判，張體學承認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動”。

　　12月初，在武漢市委的支持下，部分職工在武漢機床廠開會倡議成立全市的“革命職工聯合會”，很快發展為４０萬人的保守工人組織。“革命職工聯合會”反對批判省委，要求解散“工人總部”，反對學生到工廠串連。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漢數十萬造反學生、工人在新華路體育場連續兩次批判鬥爭王任重。張體學、趙修等省市領導參加陪斗。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讓他在廣州休養，造反派把他從廣州揪回來。批鬥時給他戴了高帽子，患著嚴重肝炎的王任重臉色發青。造反派工人姜詩存把自己的大衣脫下給王任重穿上。批鬥王任重之後，各單位都組織批鬥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壹時，領導幹部站在汽車上被游斗，成為武漢三鎮的壹大景觀。武漢各個學校、機關和工廠黨委癱瘓，許多單被造反派控制了權力。

　　奪權流產，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1967年1月26日上午，學生和工人造反頭頭在湖北大學召開奪權籌備會議。會議由工人總部負責人朱鴻霞主持。因革委會常委名單分配而激烈爭吵，“二司”代表憤然退出了會場。下午2時，在朱鴻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禮堂舉行了奪權大會，發布了《奪權公告》和《壹號通令》，宣布奪取省、市委的權力。二司搶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總司”代表搶走了武漢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禮堂象徵性的奪權大會之後不了了之。奪權因各造反組織意見不壹而流產。

　　“1·26”奪權流產加深了造反派組織間的矛盾。在武漢三鎮，反對“工人總部”、“9·13”、“二司”等造反組織的聲音強烈起來，很多地方貼出了“工人總部、二司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二司的頭頭修了”、“砸爛工人總部”、“工人總部、9·13組織嚴重不純”等標語、口號。造反派哪能忍受？2月8日，“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簡稱2·8聲明)。2·8聲明對上述批評進行了反擊，聲明不僅表達了造反派的激進情緒，還指責“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托派”，指責他們要下山“摘桃子”。還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這篇文章壹發表，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造反派組織認為這篇文章是“大毒草”。“工人總部”、“九壹三”、“二司”等組織認為文章是“大香花”。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軍隊鎮壓造反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聲明），認定“‘2·8聲明’大方向錯誤，是壹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製造分裂、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了鬥爭大方向”，聲稱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2月22日，朱鴻霞、胡厚明、楊道遠三人署名文章《資產階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覆辟》的長文在《長江日報》上發表，此文與軍區的“2·18聲明”針鋒相對。“工人總部”、“二司”等組織了10萬人大遊行，抗議“2·18聲明”。武漢的激進派造反組織和軍區直接對抗。2月23日下午，武漢部隊出動70餘輛軍車，乘載3000多名全副武裝的軍人遊行，高呼“2·8聲明是大毒草”等口號，同時，飛機大量散發“2·18聲明”的傳單。武漢部隊還把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推上第壹線，極力宣傳“2·18聲明”。武漢軍區這些行動給造反派強大的壓力。而造反派高唱《紅軍想念毛澤東》，廣播中經常播送《坐牢算什麼》、《就義歌》等歌曲。

　　3月4日，本來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報》發表社論《堅決粉碎“秋後算賬派”的反攻倒算》批評軍隊對造反派的壓制，軍隊認為這篇社論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立（簡稱“抓辦”），並宣布即日起開始辦公。“抓辦”擔負起了原來省政府的工作，由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群眾代表三者組成。3月15日，武漢軍區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幹部大會，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副司令員韓東山等出席大會。會上，軍區負責人嚴厲批評了造反派。 “抓辦”由軍代表控制，造反派稱“抓辦”是“軍政府”。“抓辦”用行政權力和造反派對抗。周恩來說：“抓辦，抓辦，抓辦里壞得很。”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五百多名大小頭目。3月21日武漢部隊發表通告（“3·21通告”），認定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予以取締。工總有幾百名頭頭被抓以後，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台的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等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幹民兵為基本隊伍的“紅武兵”。手執鐵矛、頭戴柳條帽的“紅武兵”，威武地站在壹輛又壹輛卡車上呼嘯而過。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開始批鬥造反派的“壞頭頭”。

　　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造反派內部已經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壹起。他們共同喊出“揪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口號。3月27日，“新華工”組織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漢的譚震林!”4月11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造總司”衝擊軍區。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漢三鎮聯合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遊行隊伍高喊：“陳大麻子算老幾，老子就是敢揪妳，抽妳的筋，剝妳的皮，看妳復辟不復辟！”面對武漢造反派的聯合抗爭，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於5月16日正式成立。參加“百萬雄師”的保守組織有四五十個，人數約92萬人，後來發展到129萬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漢市委大院辦公，市委壹百多位老幹部集體亮相支持。他們的口號是：“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壹掃光。”“牛鬼蛇神”名義是指“地、富、反、壞、右”，實際是是指造反派。

　　6月4日 ，武漢部隊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不得把矛頭指向解放軍。“6·4公告”發布後，百萬雄師加緊了對造反派的武裝打擊，發生了壹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帶殺死造反派群眾多人。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位於武昌楊園的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餘人。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壹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並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遊行。著名詩人白樺是現役軍人，他在“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的武鬥現場散發他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作家姚雪垠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冊子散發。他把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鎮壓通告這壹天稱為“新馬日”，比作１９２７年湖南長沙軍閥何鍵鎮壓革命群眾的“馬日事變”。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北京的“文革”是學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 革”，武漢的“文革”則是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文革”。這話有道理，但還得加壹個特點：武漢的造反派因奪權而分裂為“香花”和“毒草”兩派以後,又重新團結起來反抗鎮壓他們的軍隊，這在全國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達武漢，周恩來還通知在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問題的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漢。毛澤東坐鎮武漢，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他們態度鮮明地支持造反派，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明確指出武漢軍區犯了路線錯誤。毛、周的態度遭到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的強烈抵抗，釀成了轟動全國的“7·20事件”，當時稱為“武漢兵變”。這壹事件使得武漢軍區領導人倒台，保守派全軍覆沒，壹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徹底翻身，到處張貼“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這個事件深深刺激了毛澤東，開始他提出“武裝造反派”，同時又怯於軍方鬧事，調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導思想。關於“7·20事件”本書另闢壹節敘述。

　　“鋼派”和“新派”實現大聯合

　　“7·20事件”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讓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沉陽軍區副司令），政委劉豐（原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空降兵十五軍軍長方銘，政委張純青主持湖北、武漢的工作。此後很長壹段時間是“曾、劉、方、張”為首的軍人掌權。

　　“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壹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由於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壓力消失，“鋼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顯出來。

　　“鋼工總”是中央點名的、全國有名的“響噹噹”的造反組織，他們希望全市所有的造反組織都在“鋼工總”的旗幟下實現大聯合，提出了“鋼化江城“的口號。“新派”認為，我們提著腦袋為“工總”翻案，死了那麼多人，朱鴻霞沒有半句感謝的話，還要收編我們，這辦不到。工造總頭頭吳火金建議“新派”工人組織建立統壹思想、統壹行動的“新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司令部”（“新武漢”）。軍方沒有批准，周恩來也批評了這壹行動。“鋼化江城”沒有實現，“新武漢”胎死腹中。

　　1967年10月8日，周恩來陪同來訪的外賓來武漢，抽空接見了武漢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周恩來說：“我說以鋼派為主實現大聯合，鋼派就歡迎，新派不高興；我說以新派為主實現大聯合，新派歡迎，鋼派不高興。我看還是不要鋼，不要新，成立壹個革命的工代會好不好？”結果全場熱烈鼓掌，周總理說：“大家通過了，就這樣聯合起來，妳們高興，我也高興。”

　　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武漢造反派籌備成立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在“曾、劉、方、張”的領導下，造反派頭頭和軍隊幹部開了多次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實現了大聯合。1968年1月20日，武漢市革委會正式成立。方銘為市革委會主任。8位副主任中，軍人3 人，幹部3人，“鋼派”工人壹名，“新派”工人1名。27名常委中，軍人5 人，幹部5人，其餘“鋼派”和“新派”的群眾代表。1月22日，《人民日報》就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雄的武漢人民熱烈祝賀》。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會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劉豐、張體學，還有幾名造反派頭頭成為副主任。《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長江萬里起宏圖》。

　　進入革委會的群眾組織代表大多沒有實權。“鋼工總”頭頭朱洪霞雖然任省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揮部總指揮；“鋼9·13”頭頭李想玉雖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工造總司”（新派工人造反組織）頭頭吳火金亦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修舊利廢辦公室主任；至於學生組織“新華工”、“鋼二司”頭頭張立國、楊道遠名義上是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只有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革委主任的實職，1968年秋“工宣隊”進校後，他們都回到班上接受“再教育”。

　　“復舊”和“反覆舊”

　　革委會成立以後轉向斗、批、改，按《十六條》規定，斗，是鬥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而武漢的鬥批改卻針對造反派。工造總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火金的感受是：“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謂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將走資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革委會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前的官僚勢力占主導地位，軍人和官僚看法壹致。當然，與造反派桀傲不馴也有關係。

　　1968年，很多單位利用 “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整造反派。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將造反派集中起來，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準會見來訪人員），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專案審查對象，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當局認為造反派掌權的單位是“馬蜂窩”，要“捅”掉。很多單位出現了“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1969年4月10日，在漢口市中心水塔貼出了朱鴻霞、李想玉、吳火金三人署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高調發出了“反覆舊”的號召。他們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就是把造反派趕出各級革委會。這張大字報迅速轉抄到武漢三鎮，又鉛印大量散發。造反派派紛紛響應。朱、李、吳還在武漢三鎮作了十多場“反覆舊”的報告，每場聽眾都是數萬人。4月27日在漢口中山大道工藝大樓門前召開反覆舊誓師大會，到會有十幾萬人，武漢“反覆舊”運動達到了高潮。

　　?“反覆舊”期間，正逢中共的“九大”召開。4月29日上午，中央請朱鴻霞、李想玉、吳火金、楊道遠、張立國五人到北京去解決武漢問題。 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會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眾組織代表到京， 1969年5月份壹個月內，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四次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群眾代表。中央領導人嚴厲批評了“反覆舊”行動。康生說：“現在形勢大好，復什麼舊？黨的九大召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嘛，妳們是反哪個的復舊？”5月27日晚上，中央領導人第四次接見武漢造反派領袖時，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覆舊’問題的報告”》（中發〔69〕28號），中共中央認為，“所謂‘反覆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於壹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壹元化領導的教導的。”此後，“反覆舊”偃旗息鼓，但造反派與革委會的對抗情緒沒有消除。

　　“北決揚”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隨著造反大潮就有壹股“新思潮”，隨著文革的進展，“新思潮”不絕如縷。1967年秋天以後，隨著“大聯合”和“三結合”的推進，造反運動漸入頹勢，被打倒的幹部逐漸恢復職務，造反派頭頭們捲入了革委會的席位之爭，革委會並沒有使政權帶來新氣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遙派越來越多。壹些對文革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們感到困惑，他們開始思考壹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們以極大熱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繼續下去？中國向何處去？1967年秋，毛澤東壹段話激發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說：“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夠思考問題而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壹定要成為曇花壹現的人。”然而，在毛澤東時代，民間很難接觸到其他思想，能閱讀到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和馬列著作。“新思潮”還是來源於馬、列、毛，當然是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會的壹面。這些表達“新思潮”的文章詞鋒犀利、文采飛揚，表現了作者非同凡響的才華和學識。當然，異端思想壹旦成為思潮，就會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就會突破毛澤東思想的局限成為它的對立面。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思潮”表達了青年們對文革現實的不滿，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甚至整個社會體制。在武漢出現的“北決揚”也屬此類。

　　以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馮天艾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學會”，並在漢口水塔民主牆上張貼了《北斗星學會成立宣言》。宣言的結尾說：“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將是誰主沉浮？”魯禮安等人12月下旬又組織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出版了《揚子江評論》。社會上稱他們為“決派”，當局後來把他們簡稱為“北決揚”。他們的人數最多時才二十多人，沒有什麼聲勢，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他們觀點激進，公開批革命委員會、批軍區、主張武裝鬥爭、批周恩來、批張春橋。由於他們走得太遠，鋼、新兩派頭頭都不支持他們，新華工等還批判過“決派的極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這股思潮的危險。9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中發〔69〕67號），文件說“北決揚”是“由壹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必須堅決取締。” 說《揚子江評論》“是壹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必須查封。”這個文件提出“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

　　這個文件無端構陷這些青年人，顯示了中共中央穩定革委會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後，武漢的造反派強大到難以駕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劉豐鐵腕軍人的手，以清理階級隊伍、清查“北決揚”和“5·16”的名義對造反派狠加打壓。1968年5月17日，魯禮安到黃石市為印刷《揚子江評論》找紙張，在鐵山被新派抓獲，長達11年的關押沒有審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訴。馮天艾也在監獄裡關押十年。湖北的清查運動長達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結束。據當時統計，作為“5·16”、“北決揚”被審查的共33659人。另有資料說整了60萬人。

　　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頭頭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漢市抽調有關人員及鋼、新兩派大小頭頭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軍學院，參加中共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學習班的共1600人）。在學習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據陳伯達的指示，要“上掛劉（劉少奇），下聯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燒頭”，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和罪行，深入揭、批“北決揚”和“5·16”，對造反派的頭頭，批判、逼供、誣陷。先是將鋼工總頭頭、漢陽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萬泰、鋼“9·13”頭頭張鵬程、工造總司頭頭、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王錦銘3人定為現行反革命，在全體學員大會上批鬥後宣布逮捕，押回武漢。後來又將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漢批鬥後關押。1970年6月底，長達八個月的北京學習班結束了，他們分別回到各自的單位繼續作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後，劉豐被定為林彪死黨，自殺未遂，被開除黨籍。曾思玉被定為林彪“活黨”，繼續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漢的“三支兩軍”軍代表回到部隊。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曾思玉與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換了位置。趙辛初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之後，造反派壹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遊行，慶祝胡、李獲釋。壹部份造反派參加了“反潮流”遊行，獲釋的造反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被“補台”到省總工會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鄧小平搞治理整頓，造反派頭頭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接下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造反派頭頭們又活躍了壹陣。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張、江、姚“四人幫”，12月28日，湖北“四人幫”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明）張（立國）被捕。夏邦銀，中共黨員，第九，十屆中央委員，原漢陽軋鋼廠工人，判刑13年，2001年逝世。朱鴻霞，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判刑15年。胡厚明，中共黨員，武漢造船廠工人，省革委會常委，判刑13年，死於獄中。張立國，共青團員，華中工學學生，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判刑13年。其他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二司頭頭楊道遠判12年，刑滿後經商，因收中介費3萬元，以貪污罪判刑15年，共坐牢27年。任愛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堅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鋼工總”，後任省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期被判刑。

　　貴州：雷聲不息

　　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實現“壹片紅”的省份。《人民日報》為貴州奪權勝利發表了題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但是，革委會成立後，貴州依然是雷聲滾滾。

　　從“6·6事件”到革委會成立

　　貴州的“四清”是在劉少奇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貴州“四清”工作團認為，“貴州已爛掉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四清後改組了中共貴州省委，省委第壹書記周林下台，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書記。1965年1月，毛澤東找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並當即對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李井泉把周林安排為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為貴州省委第壹書記，取代了李大章。

　　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壹書記的中共貴州省委，把“四清”時就遭過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拋了出來，作為貴州“文革”第壹個犧牲品。

　　1966年6月6日，《貴州日報》用三個版面刊登了長篇署名文章《堅決拔掉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旗》和編輯部文章《徹底揭露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文中的小標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省略了主語“汪小川”。貴陽五中有學生蒙住內文突出小標題，就說“這些小標題是反動標語”，得到很多師生認同。自從1964年開展全民革命大批判以來，青年學生睜大眼睛尋找“階級鬥爭新動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當天傍晚六七點鐘左右，五中師生將《貴州日報》報社圍困起來，要求報社交出在《貴州日報》上刊登反動標語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郵局停售當天“刊登有‘反動標語’”的《貴州日報》。並張貼大字報，認為批汪小川是“捨車保帥”，提出要“徹底揭露省委‘捨車保帥’的陰謀”，“徹底揭開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同日，貴陽師範學院出現批判貴州省委的大字報。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開緊急會議，把向省委和報社寫“質問信”、貼大字報等行動定為“6·6反革命事件”。

　　省委抽調幹部130人組成7個工作組和1個觀察組分赴8所大專院校，對“6·6事件”全面反擊。據不完全統計，在“反擊”中，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鬥、關押、勞改。到7月10日，貴陽地區被迫自殺的達189人，其中身亡107人。

　　貴陽醫學院是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的文革試點。這個院黨委是四清後新建立的。在“6·6事件”中大抓反革命，教職工總數的15.9%的人被批鬥。賈啟允緊跟毛澤東，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師生平反。8月22日，賈啟允派人到貴陽醫學院召開大會，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紅旗”。貴醫“紅衛兵?紅旗”是由被省委平反的人為骨幹，擁護省委、反對院黨委。

　　8月27日，南下串連北京學生“炮轟”中共貴州省委，貴陽部分學生響應，形成了“炮轟派”。貴陽醫學院保黨委的師生成立了“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成立，站在反對省委的“炮轟派”壹邊。

　　8月31日晚，首都南下串連學生和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貴州師範學院等200多人造反。省委組織數千人圍攻造反者，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書記被迫自殺。地化所是1966年2月從北京搬遷到貴陽的。這裡集中了壹批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北京聯繫密切，在貴州造反中起了重要作用。

　　9月5日，3000多名學生到省委要求賈啟允接見，要他回答問題。省委組織12萬人，對學生進行分割、圍攻、鬥爭，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省委的這壹作法激起了更多人造反。

　　9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的貴州學生，回到貴州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大多以9月15日這壹天命名。如貴州工學院“9·15紅衛兵團”、貴州大學“9·15革命造反團”。

　　為了應對炮轟派的衝擊，按照賈啟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9月28日又成立紅衛兵糾察大隊。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擔任紅衛兵總隊的政治輔導員，不久就成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

　　10月9日，在首都南下串連紅衛兵的幫助下，貴陽地區大中專學生成立了炮轟省委的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10月初，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簡稱“紅衛軍”）成立。“紅衛軍”迅速發展成勢力最強大的工人群眾組織，號稱33萬之眾，頭頭李鐵乃是貴陽市壹家汽車修配廠的工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李再含公開支持“紅衛軍”。

　　按賈啟允指示，於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工人糾察隊。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工人糾察隊力保省委。他們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造反派的口號是“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1月底，炮轟派成立了“貴陽市統壹行動指揮部”，紅衛軍、地化所等所有炮轟派組織都參加了。這是貴州造反派大聯合的最初形式。

　　李再含成為省文革小組成員以後，先後向中央文革和林彪發出18份反映省委情況的電報，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讚賞和支持。12月10日，李再含在給林彪轉毛澤東、黨中央的壹份電報中說：“省委已完全癱瘓”，“全盤機器已完全失靈”，“有影響三線建設的危險”等。

　　12月3日，貴陽市發生壹起交通事故，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開車壓死2名“紅衛軍”工人，市公安局沒有及時出面處理。李再含為了取得“紅衛軍”的信任，將市公安局長王玉奎撤職，並帶頭簽字同意在全市停產3天，遊行追悼。次日，造反派“統壹行動指揮部”舉行追悼會，李再含與賈啟允聯名送花圈，並致悼詞，還追認這兩名死者 為“烈士”。事後，“紅衛軍”要求解散“工人糾察隊”，把躲在省軍區地下室的賈啟允揪出並扣押起來，鬨動省城。“紅衛軍”聲威大振。李再含和“紅衛軍”頭頭李鐵乃被人們並稱“二李”。此時“二李”是反對省委的風雲人物。

　　12月5日，“紅衛軍”以查抄“黑材料”的名義，從《貴州日報》社抄出很多材料運回總部。李鐵乃聲稱掌握了李再含的“鋼鞭材料”，說“李再含比賈啟允更壞”。“二李”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李再含對李鐵乃的態度變為“壹看、二幫、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鐵乃和地化所造反派頭頭徐英年到省軍區商量大聯合問題。李再含讓李鐵乃把領導權交給徐英年。李鐵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統壹行動指揮部”，另行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有“紅衛軍”、“赤衛隊”等74個大小組織參加，並舉行了“打倒折衷主義”大遊行。

　　1967年1月初，李鐵乃經昆明、重慶前往北京告狀，在京貼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標語，舉行了記者招待會。1月3日，李再含從“紅衛軍”中扶持另壹個頭頭成立“紅衛軍造反聯絡站”。

　　1月20日，李再含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文革發出電報，電報說紅衛軍及其頭頭把鬥爭矛頭任指向軍隊，綁架戰士並奪走武器彈藥·····”21日，根據李再含的電報，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鐵乃，押回貴陽批鬥。李鐵乃從此經歷了15年的鐵窗生活。“赤衛隊”的黃世明、“貴州兵團”的施其利等工人群眾組織的頭頭也在貴陽被捕。這些工人造反組織的總部被瓦解。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對李再含的電報批示：“總理：似應將李再含、軍區司令員、省委個別革命幹部及若干群眾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領袖，共若十幾人，找來北京，加以研究,確定政策，然後叫他們回去執行。請與文革小組商量決定。每個省市似可都照這樣辦。壹個壹個地解決。”

　　根據毛澤東批示，1月24日，周總理派飛機接李再含、何光宇等貴州代表團12人到達北京。25日至30日，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先後五次接見貴州代表團。

　　1月25日，貴州省和貴陽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行動，奪取了中共貴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貴陽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權，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表了《奪權通告》。

　　1月26日凌晨，貴州某師部隊和省公安廳，查抄了“紅衛軍”總部和“紅衛軍”甘蔭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軍區認定“紅衛軍”是反革命組織。

　　1月27日，貴陽煤礦發生保守組織“工人糾察隊”向紅衛軍“反奪權”，“紅衛軍”有54名成員被捆綁吊打。貴陽鋼鐵廠、貴州水泥廠等單位也發生類似事件。這些單位早些時候被“紅衛軍”奪權，“工人糾察”反奪權後紛紛到省軍區報喜。

　　1月28日，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貴州代表團。聽了省軍區司令員何光宇的介紹後，江青說：“李鐵乃是流氓！他想當西南王。情況我們搞不清楚，我們是根據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況和電報決定逮捕的。”代表團中的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反映了“紅衛軍”在貴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來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遭遇。江青說：“紅衛軍當然不是反革命組織。對廣大群眾，不能這樣說。主要頭頭已經抓了。”

　　2月1日，《人民日報》以“西南的春雷”為題發表社論，祝賀貴州奪權勝利。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奪權的省份，僅在黑龍江、上海、山西之後。

　　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紅色政權”的反對派

　　李再含總結的貴州奪權經驗是“上奪下掃，左右開弓”，其含義就是：上奪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的權，下掃李鐵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擊“紅衛軍”，向右打擊“工人糾察隊”。奪權期間“紅衛軍”總部被瓦解，“工人糾察隊”宣布解散。

　　“上奪下掃，左右開弓”是壹種鎮壓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67年二三月間，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000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貴州的“二月鎮反”是新成立的革委會實施的。

　　鎮壓必然帶來反彈。李再含用再鎮壓來消除反彈。

　　2月26日，李再含出動2，000餘人，其中有三個連的武裝部隊，對貴州醫學院“紅衛兵·紅旗”進行反奪權（由於這個組織最早反校黨委，成了該校的掌權者）。被反奪權的“紅衛兵·紅旗”，當天就成立了反對省革委會的貴醫“2．26兵團”。

　　3月3日，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貴州報》發表社論“我們就是要行使鎮壓之權”，進壹步壓製革委會的反對派。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李再含決定召開貴州省紅衛兵代表大會，用革委會的力量把紅衛兵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但他無法處理已經分裂為兩派的紅衛兵組織。

　　例如，貴陽醫學院壹派是貴醫“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其群眾基礎是“6．6” 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內革外保”（反校黨委、保省委），不讓他們參加貴州省奪權。另壹派是“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但因他們“內保外革”（保校黨委、反省委），在社會上獲得造反派身份，參加了貴州奪權。在籌備省紅代會時，貴陽醫學院被允許參加省紅代會的只有“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被排斥在省紅代會之外。

　　4月10日，省紅代會在貴陽市六廣門體育館舉行開幕式，貴醫“2·26”兵團、“東方紅”戰鬥團和貴陽六中“狙擊兵”衝擊會場。4月11日，省紅代會在軍隊掩護下繼續開會。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工學院、貴州大學、貴州農學院、貴陽市六中等支持貴醫“2·26”的行動，吹起衝鋒號，再次衝擊會場，會場頓時混亂，代表們紛紛離場。接著，反對派遊行示威，要求省紅代會休會。省革委會拒絕接受休會的意見。4月12日，要求休會的紅衛兵在貴陽市舉行示威遊行，人數達壹萬多人。

　　4月12日晚，省革委調動了解放軍、公檢法和支持革委會的群眾，舉行了數萬人的示威遊行，口號是：“紅代會，好得很，堅決支持開下去！”“打倒無政府主義！”“誓死保衛紅色政權！” 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紅代會第三次、第四次被沖。衝擊者高呼口號：“紅代會，大雜燴，不能開，快休會”。這就形成了“支紅派”和“反紅派”。

　　省紅代會在4月20日宣布結束，產生了45名委員，成立了由9人組成的常設委員會，都是從“支紅派”選出來的，更加劇了“支紅派”和“反紅派”的對立。

　　4月11日衝散紅代會後，要求休會的各校隊伍未解散，而是從六廣門遊行到郵電大樓前廣場開大會。在會上籤到的有77個單位，成立了“4·11”紅衛兵聯絡站，從此形成了省革委會的反對派——“4·11”派。

　　李再含說“與‘4·11’鬥爭是路線鬥爭。是左右派的較量。”4月18日，貴州省公安廳拘留了貴陽醫學院教師李吉傑，說他是“貴醫2·26沖紅代會的黑後台”。5月13日，由17所院校組成的紅衛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廳，要求釋放李吉傑。沒有達到目的人們進入公安廳禮堂靜坐示威。李再含說參加靜坐的學生是“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5月19日，李再含在貴陽市郵電大樓前廣場的萬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宣布對“4·11”要刮“十二級颱風”，揚言要在半個月內，將“4·11”徹底摧垮。

　　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會的地區和單位普遍成立“捍紅中心組”、“保衛紅色政權聯絡站”、“衛紅兵團”等等，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的、跨行業的“支紅派”隊伍。廣泛宣傳“‘4·11’的要害在於反奪權”、“攻擊紅色政權”、“要搞垮省革委”。省革委委會辦事機構和各部門中持“4·11”觀點工作人員，都被清除出去；各大中學校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進行重新登記，凡“4·11”觀點的壹律取消紅衛兵資格。

　　為了成立支持李再含的“新貴陽醫學院革命委員會”，省革委調動了壹萬多人保衛成立大會會場，貴醫“2.26”奮起反抗，雙方發生衝突，90人受傷，3人重傷。5月27日，在貴陽師範學院，李再含強行成立第二個壹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6月2日，李再含緊接著又在貴州大學成立第三個壹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調來公檢法等外單位人員3，000多人保護會場，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上述三所高校壹派掌權的革委會的成立，通過《新貴州報》的大力宣傳，成為全省各單位、各縣市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樣板。

　　支持省革委會的學生組織“支紅串連會”成立不久，與其對立的群眾組織紛紛成立。6月8日，貴陽市大中專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4·11兵團，貴陽地區工人支持“4·11”聯絡站同時宣告成立。8月中旬，支持“4·11”的各個工人組織聯合籌建了“貴陽地區4·11工人兵團”。

　　為了“保衛紅色政權”，李再含組織了專業武鬥組織“貴州8?18兵團”，對“4·11”進行武力圍剿，僅在貴陽地區從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個月內，就先後調動2萬多人進行了13次圍攻，製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1967年8月，省革委會在“打倒劉鄧陶，踏平4·11！”的口號下，對反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圍攻。這個行動被稱為“八月踏平”。

　　?“八月踏平”使得“4·11”學生、工人和幹部，紛紛外逃。外逃的6萬多人，他們分別在北京、上海、武漢、鄭州、徐州、長沙、株洲、衡陽、桂林、柳州、昆明、重慶、成都以及烏魯木齊等地，向公眾揭露李再含在貴州武裝壹派、鎮壓壹派的作法，堅持同李再含作鬥爭。

　　1967年11月，“4·11貴陽前線指揮部”在貴陽秘密成立，以“隊自為戰”和“人自為戰”的方式開展地下鬥爭。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貴州‘4·11’全省代表大會”在北京清華大學主樓舉行，在清華大學成立貴州“4·11”總司令部。並和貴州的“4·11”地下組織保持聯繫。

　　1968年3月6日上午“4·11”地下組織在貴陽市郊華家山開會，上午9點多鐘，“8·18兵團”出動了近1000人，荷槍實彈，把華家山團團包圍，由山腳往山頂搜捕。“4·11”到會200多人，除少數人突圍外，被抓住170多人。

　　對“4·11”的鎮壓，保證了地、縣革委會的建立。1968年4月14日，全省85個縣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委會大多是壹派掌權，因而很不穩定。

　　李再含下台，藍亦農主政

　　1968年11月18日前後，在貴州的野戰部隊換防。原來在貴州的支左的7611部隊（49師）調到雲南省保山地區，0276部隊（41師）從雲南調到貴陽。新來的部隊支左方向和原來的部隊不同。“貴陽地區4·11兵團”很快恢復重建，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據點”，繼續同李再含進行鬥爭。貴州形勢更趨複雜。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決貴州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發出《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給貴州部隊的指示》，指示內容各有五條，人們稱之為“雙紅五條”《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要繼續鞏固和發展已有的革命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和“要堅決支持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擁護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緩和矛盾，李再含把關在監獄裡“4·11”幾個頭頭放了出來，解散了武鬥組織貴州“8·18”兵團。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針對山西和全國造反派的布告（簡稱“7·23布告”），要求制止武鬥、懲辦壞人和恢復生產。李再含以落實“7·23布告”為由，下決心在8月份之前拔掉“4·11”據點迎國慶，開展了對“4·11”的據點的武力圍剿。7月29日，在貴陽市止林庵廣場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打死54人，傷壹百多人。

　　1969年8月下旬，周總理在看過新華社記者寫的調查材料後，將貴州省、地區的頭頭87人調到北京進學習班，由中央直接領導解決問題。

　　9月2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呈送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李再含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使省軍區領導人之間長期分成兩派，41師和獨立師，軍分區、人武部內嚴重對立，各支壹派，這是貴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的壹個重要原因。

　　1969年10月19日凌晨，中央領導人接見貴州匯報團時嚴厲批評了李再含，周恩來說：“造成目前這種情況，就是省革委核心組對抗毛主席，對抗中央，這種對抗就是兩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個典型。”“可以告訴妳李再含，中央在某種程度上對妳失掉了信任。雖然沒有完全失掉。妳過去反對李井泉，賈啟允，還有點功勞，但妳尾巴翹到天上了，那麼霸道，壹次講話、插話，就搞掉18個縣革委。我們聽了毛骨悚然！就連李立三也沒敢這樣膽大妄為。”陳伯達、康生也嚴厲批評了李再含。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達（69）71號文件，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奪權以後，大權在手，頭腦膨脹，逐步陷入了資產階級派性，搞兩面派，鬧‘獨立王國’，對抗中央，鎮壓群眾，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文件宣布：調昆明軍區副政委藍亦農兼任貴州省軍區第壹政委。調43軍軍長張榮森擔任貴州省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並統壹領導全省駐軍支左工作。

　　為了落實中央（69）71號文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舉辦貴州問題學習班，全省共有2019人參加。兩派頭頭都作了自我批評，促進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4·11”主動解散了組織。

　　1971年5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會舉行“補台”協商會議，對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貴州省革委會補台意見：

　　藍亦農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張榮森為第壹副主任，副主任多達15人。“4·11”補台進入省革委會的委員9人，其中副主任1人，常委2人。撤銷李再含貴州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貴州省革委會主任職務。5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命令，撤銷了李再含在軍內的壹切職務。

　　1971年“9?13”事件後，全國各地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藍亦農說，我不會“賣友求榮”，對批林持消積態度。1972年9月3日，中央令貴州的藍亦農、張榮森、賈庭三、等13人到北京，在中央領導人指導下，對全省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進行了總結，9月15日中央發出關於貴州省的“中發（72）38號文件”。文件指出：“藍亦農、張榮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黨集團壹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藍亦農同志的錯誤更嚴重。”藍亦農調離貴州，下放勞動。

　　1972年9月16日，中央決定調魯瑞林到貴州工作，任解決貴州問題工作組組長。197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魯瑞林任中共貴州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委員主任。1977年2月，魯瑞林在貴州工作五年後離任，馬力接任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這些都是後話。

　　重慶：炮火連天

　　重慶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水陸交通樞紐。抗日戰爭時期，南京淪陷之後，重慶是中國的陪都。文革前夕，重慶是四川省轄市，轄八區三縣，人口400多萬，是當時的全國八大城市之壹。

　　文革之初，中共重慶市委仿效北京的作法，揪“三家村”、打“黑幫”，《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雜文專欄主持人和作者被打成了“三家村”，將1963年已受到批判處理的所謂“蕭、李、廖反黨集團”定為“三家村”的“黑後台”。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定性為“黑幫”，在《重慶日報》上點名批判。市委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發動師生員工揭發批判校領導人。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成員穆欣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文中說到“周揚的壹個追隨者攻擊魯迅”時，在注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就是重慶市委第壹書記兼市長任白戈。《紅旗》雜誌這壹條注釋使任白戈當即下台。書記處書記魯大東代理第壹書記主持重慶工作。

　　保守派造反派

　　按市委領導的布置，1966年8月24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統壹成立了赤衛軍。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9月15日，重慶市委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將中學生紅衛兵合併，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指示，成立了重慶工人糾察隊。重慶還有壹個文化系統的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革命軍”。

　　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工人糾察隊和文藝革命軍這四大官辦組織，被造反派群眾譏稱為“保皇四軍”。

　　破“四舊”、抄家是主要保守派組織的行為。據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統計，全市共有13，160戶“牛鬼蛇神”被抄家。

　　重慶造反派最早的發源地是重慶大學，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重慶大學的造反派不是反對校領導，而是為校長鄭思群鳴不平。鄭思群，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中共，行政七級幹部，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望。鄭被重慶市委正式點名批判後，市委工作組組織師生對其進行了多次批判圍攻。８月２日凌晨５時，鄭用半片剃鬚刀割頸動脈自盡。8月3日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市委領導人魯大東到場宣布市委決定：鄭思群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開除黨籍。８月３日晚，電機系學生周孜仁貼出大字報：《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壹封信》，接著，貼出了很多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直接批評市委工作組和市委的大字報。8月13日，周孜仁起草的號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報得到全校數千人的簽名。從而形成了學生周家喻、查正禮、熊代富、黃順義為骨幹的造反團體，反對工作組的壹派占優勢。

　　8月15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反工作組壹派師生向重慶大學求援，重慶大學數千師生前往聲援，與師範專科學校保工作組壹派展開辯論，附近學校的學生和居民也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聚集了4000多人。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這稱為“8·15”事件。1966年8月26日，重慶大學造反派以這個日子為名成立了“8·15戰鬥團”。

　　9月3日，位於重慶市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成立了造反派學生組織“8·31戰鬥縱隊”。9月29日，造反派的重慶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10月更名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於9月2日成立了重慶市文聯紅衛兵戰鬥組。使文聯成為重慶市最早實現了造反派奪權的單位。

　　重慶最早的造反者都受到黨委或工作組組織的圍攻、揪斗、遊街、強迫請罪，壹些頭頭被打成反革命。南下串連的北京學生的，如首都三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是在造反派學生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於1966年9月30日成立，頭頭黃廉是復員軍人。文革初期，他被本單位批鬥、關押。北京南下串連學生將他救出來參與文革運動。

　　進入10月，在批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被鎮壓的造反派紛紛起來批判各級當權派。

　　10月11日晚上，100多名工人到市委請願，要求市委領導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是合法的群眾組織，要求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市委領導拒絕接見和答覆他們的要求。10月15日，“工人造反軍”600多人的“北上告狀團”步行北上。重慶市委聯繫重慶駐軍派出軍車，將告狀團全部送到永川火車站改乘火車北上。“北上告狀團”人員在北京參加了11月3日舉行的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和遊行。11月中旬，在北京鼓足了信心和勇氣的“北上告狀人員”回到重慶後，正式成立了“工人造反軍總部”，很快發展為重慶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到11月下旬，重慶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已經形成較大聲勢，同“保皇四軍”分庭抗禮。

　　1966年12月4日，重慶“工人戰鬥軍”（由李井泉支持的工人糾察隊更名）在大田灣重慶市體育場召開“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造反派認定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陰謀”，衝擊會場，引起激烈衝突，數百人受傷，還傳出“‘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這次武鬥被稱為“12·4”事件。

　　隨著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很多與“8·15”觀點相同的造反派組織匯合形成了龐大的“8·15”派。在1966年文革之初，54軍是支持保守派的，軍長和政治部主任都奉命擔任了保守派學生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總輔導員，因此還曾遭到“8·15”派的批判。在批判資反路線的大背景下，中央支左命令下達後，54軍轉而明確支持“8·15”派。此時重慶的保守派已經瓦解。

　　奪權使造反派分裂

　　1967年1月奪權以後，重慶造反派出現了分裂，以重大“8·15”為核心而形成的重慶“8·15”派得到軍隊支持，在全市占主導地位；以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工人造反軍等則與“8·15”派對立。

　　1967年1月24日到26日，“8·15”派等50多個群眾組織，在54軍支持下，宣布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壹切權力，組成了以54軍軍代表為首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簡稱革聯會）。2月1日，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1·24奪權” 是“假奪權”。他們提出“砸爛革聯會”的口號。反對“革聯會”的這壹派群眾組織被稱為“砸派”。

　　2月8日，“1·24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54軍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

　　“1·24奪權”形成了“8·15”派和“砸派”的尖銳對立。由於造反派沒有實現大聯合，“1·24奪權”沒有得到中央承認。

　　“革聯會”自認為是新生的紅色政權，他們動用專政工具、利用“8·15”派群眾組織，對“砸派”進行鎮壓。從2月中、下旬開始，“砸派”的群眾組織被駐軍、“革聯會”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被查抄、砸爛、圍攻。大批人被逮捕、捆綁、毆打、罰跪、遊街。“工人造反軍”頭頭黃廉等被抓入獄。小說《紅岩》作者之壹的羅廣斌因反對“革聯會”被逼自殺身亡。從2月24日到3月18日，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公安紅壹方面軍”稱，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此間，重大“8·15”出動20多卡車人員，浩浩蕩蕩開到北碚去，把反革聯會的核心組織——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的隊部砸了個稀巴爛。十多天后，北碚區的駐軍宣布西師8·31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對其核心成員，在學校批鬥後實行逮捕。

　　批判“二月逆流”，“反到底”掘起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這兩文件都強調：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兩個權威文件，加上全國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形勢，被“革聯會”取締的群眾組織迅速恢復，受到打擊的人立即活躍起來，組織了“反擊二月逆流，砸爛非法革聯會”的集會和遊行。

　　在二月被抓的“砸派”頭頭從監獄中放出，其中有反到底的頭頭黃廉。他們和54軍參謀長耿志剛等軍隊幹部壹起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5月，“砸派”大專院校學生組織“重慶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中發[67]159號，重慶人當時稱“紅五條”），這個文件認為支左部隊“是有顯著成績的。他們支持的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的缺點錯誤在於，在二，三月間，······錯誤地支持了壹方，壓制了另壹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眾，把壹批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文件要求“對被錯誤宣布為‘非法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眾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要釋放，並恢復名譽。”“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並指定54軍副政委藍亦農為組長，副軍長白斌為副組長，負責組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革籌組”）。

　　《中發 [67] 159號》文件迴避了兩大派矛盾的焦點“革聯會”，還讓支持革聯會的54軍領導人擔任“革籌組”負責人。

　　5月17日，“砸派”在市內舉行擁護“紅五條”和“歡呼革聯會壽終正寢”的盛大集會遊行。5月18日，“8·15”派在市內舉行“誓死保衛革聯會”的示威遊行，對“紅五條”未承認革聯會公開表示不滿和抗議。

　　在54軍領導人的勸說下，“8·15”派明白了“革聯會”、“革籌組”只是名稱不同，實質都是支持“8·15”派的54軍領導掌權，重新舉行了擁護“紅五條”的遊行。

　　“紅五條”下達後，“革聯會”不能再作為“臨時權力機構”存在，將有關工作移交給“革籌組”。“砸派”不承認這個傾向於“8·15”派的“革籌組”。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劉結挺提議，將“砸派”名字改為“反到底”派。從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現。

　　“8·15”派和“反到底”派成了陣線分明的兩大派別。

　　全面內戰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注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釺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岩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釺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台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垻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沉，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沉船隻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衝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厂部隊衝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餘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錶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餘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台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瀰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餘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餘人衝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志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衝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複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杆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衝鋒鎗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餘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廣西：血勇邕江

　　要了解廣西文革，必須了解韋國清這個人。韋國清，廣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將軍銜。五十年代，他帶領的軍事顧問團，幫助胡志明打勝了越南奠邊府戰役，為建立北越紅色政權立下了功勳。1955年後，壹直在廣西擔任軍政高層職務。1964年兼任廣西軍區第壹政委，196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了韋國清廣西第壹書記的職務，調任中南局第二書記，任命喬曉光代替韋在廣西的職務。但是，韋國清沒有到中南局上任，還是在廣西當第壹書記。這是因為抗美援越需要他，廣西地處抗美援越前線。1967年3月，中央對廣西實行全面軍管，讓韋國清任軍管會主任。當時，由於他執行資反路線，“站不出來了”，周恩來說“我們做工作”。1968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從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韋國清不僅沒有被打倒，壹直處在廣西最高的領導崗位上。這樣的領導人在全國各省委書記中是很少的。

　　韋國清雖然是廣西壯族人，但他卻壹直嚴厲打擊“地方主義”、“民族主義”，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幹部，壓制廣西本地的民族幹部。而與廣西相鄰的廣東，“地方主義”使毛不放心，只能親自打壓。韋國清對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澤東的信任。韋國清又深受毛澤東的朋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信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國和越南交戰。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表示：“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抗美援越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戰略重要的壹局，韋國清是這個棋局上可以起重要作用。

　　韋國清善於揣摩聖意，緊跟形勢，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為“不倒翁”的壹個原因。1966年9月3日，他在廣西大學貼出大字報——《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壹張大字報》，說“妳們向區黨委（特別是我）貼出的大字報還不夠多，火藥味還不夠濃。”1967年1月29日，韋國清貼出第二張大字報——《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說劉少奇、鄧小平是“潛藏在黨內的危險人物，是兩顆定時炸彈。”1967年2月1日，韋國清貼出了他的第三張大字報——《揭發兩面派陶鑄》，說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頑固地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王任重倒台以後，1967年2 月 5日，他又貼出了第四張大字報——《揭發王任重的幾個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韋國清揭發劉、鄧、陶、王的大字報，帽子扣得很大，卻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所以，文革結束後他又取得了鄧小平的信任。

　　長期在廣西工作、不能被打倒的韋國清，和廣西官僚們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他不可能支持反對廣西官僚們的造反派。被毛澤東鼓動起來的造反派和壹個不能打倒的、廣西最大的當權派對立。這就決定了廣西造反派的悲慘命運。

　　兩派衝突和中央調解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全國各地壹樣，也出現了反對和保衛當地黨委的兩種觀點。各種觀點都有壹些群眾組織。廣西第二大城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造反派起來得較早壹些。因為南下支持造反派的北京紅衛兵到桂林的較多。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班的幾位同學到桂林串連，是支持造反派的。桂林吸引我們的還是七星岩和蘆笛岩。當時蘆笛岩開放不久，從桂林市區到蘆笛岩沒有公路，我們是從田間小徑步行去的。桂林的造反派到1966年冬就成了多數派（簡稱“老多”）。在全國各地奪權的1月，桂林造反派已成主流。

　　省會南寧造反派起來稍晚壹些。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自治區直機關的幾個群眾組織則主張無條件支持這壹提議。另壹部分群眾組織持反對態度。於是，圍繞著“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各個群眾組織中形成了兩大派。4月19日，自治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候補書記霍泛聯合發表聲明，聲明表示：“在對韋國清同志的錯誤沒有揭深批透，他本人沒有認真悔改以及這股逆流（指當時壓製造反群眾、扶持保守組織）的策劃真相沒有澄清以前，提出堅決支持韋國清同志站出來搞‘三結合’是錯誤的。”後來，伍晉南被打成“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

　　1967年4月22日晚，“廣西紅總”、“南寧8·31”、“紅衛兵聯絡站”、“新工總”等數十個“反韋”組織萬餘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南寧4·22”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廣西“4·22””)。在廣西各地都有和“4·22”同觀點的群眾組織。桂林“老多”也屬此派。他們的口號是：“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

　　5月25日，“支韋派”打著“維護軍管，保衛《廣西日報》”的旗號，在區人委大樓成立了“5·25”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廣西聯指”)，在廣西各地也有“聯指”同觀點的群眾組織。

　　“聯指”雖然保韋國清，卻反對自治區副主席伍晉南。他們積極批判“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說他們是保守派是因為他們保的是廣西權勢最大的當權派。

　　1967年初夏以後，“支韋”和“反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在此期間兩派都組成龐大的上訪隊伍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各自的意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也參與上訪：支韋的喬曉光、安平生；反韋的伍晉南、賀希明、霍泛等都到北京上訪。

　　6月1日至12日“4·22”大批人員，六次衝擊廣西軍區，強行進入軍區院內貼大字報，塗寫標語，在軍區大門口和院內，集會和示威遊行，控訴“黨政軍內壹小撮”的“罪行”。在此期間，“聯指”組織成千上萬人馬，紛紛集會，六次到軍區院外周圍示威遊行，抗議“4·22”衝擊、進駐軍區。

　　6月上半月，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盡力調解兩派群眾組織，但效果甚微。雙方衝突不斷發生。“聯指”幾次組織農民進城圍攻“4·22”據點，造成大量傷亡，國家物資損失嚴重。

　　6月26日 “聯指”從糧食廳方向攻入文聯大樓，“4·22”600多人全部被俘，並被押解至區物資局院內，其中部分人被捆綁、蒙眼、審訊，有些還遭毒打。

　　6月29日，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代表，主要聽取“4·22”代表的意見。周恩來總理對廣西出現武鬥流血事件極為關注，對制止武鬥作了指示。但武鬥沒有停止。大批“4·22”群眾被趕出。

　　7月13日，“聯指”組織部分人到省軍區警衛連和6984部隊搶走步槍、衝鋒鎗300多支、輕機槍三挺、六零炮壹門及部分彈藥。

　　1967年8月9日晚飯後，廣西“4·22”赴京匯報團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衝進京西賓館，打傷韋國清和警衛戰士數人。

　　8月18日 晚11時左右，“4·22”組織300多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炮彈四千多發。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交還後，“4·22”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8月20日晚， 南寧“聯指”攻打東方紅醫院和民族電影院等“4·22”據點。醫院被嚴重破壞，死10人(“聯指”1人，“4·22”9人)。有些“4·22”人員被俘後慘遭殺害。武鬥後，“聯指”把10具死屍和醫院原死屍壹具，共11具，當作是本派被“4·22”殺害的罪證，現場陳屍展覽。

　　8月25日，“聯指”以“保護邕江大橋暢通”為由，動員所屬組織武力攻打“4·22”設在邕江大橋附近的據點。南寧地專“聯指”出動三、四百人，參與攻打南寧市郵電局、民族電影院、邕江橋頭等處“4·22”據點。槍聲響徹夜空。

　　1967年8月24日，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群眾代表。周恩來還明確指出：“過去軍區支左支錯了，現在軍區決定支持‘4·22’。” 周恩來要求：“要把廣西局面穩定下來，第壹步停止武鬥；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來；第三步被趕出的同志歡迎他們回去。他們的組織還可以存在，不同的觀點可以辯論。”周恩來對“4·22”的群眾代表說：“軍區過去拉壹派，打壹派，是不對的。妳們‘4·22’造反派是不錯的，很有勁，矛頭向上，精神不錯。但妳們把韋國清從京西賓館拉出來打，過火了壹點。現在，軍區轉過來支持妳們了，妳們不要反過來去壓人家。”周恩來要求立即釋放被軍隊抓起來的“工人總部”頭頭熊壹軍、丁友儀，恢復被解散的工人總部。

　　1967年8月26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又經過中央領導人的反覆調解，11月8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14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在京匯報團。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中發〔67〕353號文件《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文件肯定了兩派在北京達成的這些協議，並宣布，中央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11月23日下午3時，在京的廣西革籌小組成員和兩派赴京代表團乘專機回南寧。在南寧的革籌小組成員王斌和廣西““4·22”、廣西“聯指”及駐軍數千人到機場歡迎。

　　廣西問題終於有了解決的希望。

　　風雲再起

　　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之後。“4·22”派乘機加強政治宣傳攻勢，壓“聯指”。“聯指”有的群眾倒戈，有的發表聲明退出；有的原表態“支韋”的領導幹部也改變觀點，發表聲明支持“4·22”。

　　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壹派壓壹派的“方向路線錯誤”，表示支持“4·22”。但是，口頭上表態只能是壹句空話，省軍區仍然暗中支持“聯指”。在籌建革委會的過程中，“聯指”和支持他們的軍隊還是占主導地位。地、縣的武裝部起主要作用。

　　11月下旬，廣西軍區根據中央指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後，廣西“聯指”集隊衝進軍區大院，聲稱要揪“出賣原則”的軍區負責人。桂林地區12個縣的農民代表桂林市慰問“聯指”。接著武鬥頻頻發生，廣西各地“4·22”派仍然處在受壓制的地位，壹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公開圍剿“4·22”派的軍事行動，壹些地方的“4·22”成員被“聯指”屠殺。

　　19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4·22”造反大軍組成“反屠殺控訴團”，赴南寧到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革籌小組和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兇手。12月29日 ，“4·22”在軍區院內召開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1968年1月5日，“聯指”大、中學校紅衛兵壹千多人來到廣西軍區大院遊行示威，聲稱區革籌小組成員伍晉南和賀希明、霍泛犯下了“嚴重罪行”，把伍晉南拉到軍區球場批鬥。當晚，“4·22”在南寧市“造反樓”前召開萬人大會，強烈抗議“聯指”揪斗、圍攻、折磨伍晉南。

　　1967年1月中下旬以來，兩大派的造反組織都企圖採取武力鎮壓對方，摧毀對方，以爭取壹派掌權，致使不少地方發生大規模武鬥。不少幹部、群眾被打死，有的全家慘遭殺害。省軍區支持的“聯指”，是武力鎮壓的主要責任者。

　　1968年2月，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下令，將支持“4·22”的軍隊（6984部隊）調走。2月12日“4·22”5000多人到廣西軍區舉行挽留6984部隊的大會。當時“4·22”派的小報上有壹首洔：

　　?

　　邕江的水啊流呀流，我們從來不挽留。

　　可是我們的6984啊，決不能走啊不能走。

　　如果6984壹走，就會失去千萬個人頭。

　　我們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頭，萬叩頭，請您把6984留。

　　6984啊，妳們不要走啊，不要走！

　　?

　　2月18日 下午，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對“4·22”挽留6984部隊的行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6984部隊調走後，廣西“聯指”就步署向“4·22”據點進攻。

　　在兩派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1968年2月下旬，自治區革籌小組壹周之內連續兩次發出《關於建立專區、市、縣革委會的通知》。為了落實這個通知，壹些地方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口號，連續發生成批殺人的事件。對“4·22”的屠殺為建立革委會掃清了道路。此後各地區、市、縣革委會在武力鎮壓下陸續成立。

　　2月28日，廣西“4·22”常委黃達升等在南寧市新聞電影院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廣西“4·22野戰軍”。他說“野戰軍”的主要任務是抗擊“聯指”的大屠殺。3月16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請示報告說：“4·22野戰軍”是由“黑手”、壞人和極左分子操縱的組織，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提出要向“4·22野戰軍”武裝包圍。4月3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就“4·22野戰軍”問題向中央再次報告，說“4·22”所屬的“野戰軍”是“干擾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張採取行動。

　　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繼續壓制“4·22”。所謂“大聯合”，實際是吃掉“4·22”；所謂“三結合”，就是在“三結合”的領導成員中儘可能減少“4·22”的席位。

　　5月5日 晚12時至次日凌晨四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3800多人，出動汽車45輛、火車壹列，到南寧市長崗嶺軍區軍械庫搶走各種槍支7044支，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60炮4門、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望遠鏡50架。這是“文革”以來廣西搶槍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事件。周恩來三次命令：5日搶槍事件要嚴肅處理，搶走的武器彈藥限期交回。5月10日，柳州“聯指”搶奪6985和519部隊武器裝備。共搶去各種槍支316支，子彈11056發，六零炮、追擊炮2門，四○火箭筒2具，並打傷幹部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

　　5月14日， 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形勢的情況報告(並報廣州軍區)。說全區已有5個專區、兩個市、75個縣成立了革委會，另有兩個專區已批准成立革委會。但是“壹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他們大搞右傾分裂主義”，“南寧“4·22”新指揮部已成為當前運動的阻力，是急需解決的壹個主要矛盾，必須迅速解決”。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發出報告說：“我區破獲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文革後，中共中央派出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調組（簡稱“處遺”）認定，“反共救國團”子虛烏有。

　　5月21日拂曉，柳州市“4·22”壹派“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等人，以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為名，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援越子彈11888箱，共計1700多萬發。並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下了“收條”。25日，駐柳部隊對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造反大軍”和“工機聯”壹方的武器彈藥。接著，柳州有數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壹派、壓壹派，‘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後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七百多支槍。從此，柳州局勢進壹步惡化。

　　“聯指”搶省軍區的武器連連得手，實際是半搶半送。“4·22”很難搶到軍區的槍，就到鐵路上搶援助越南的武器。

　　4月4日，“4·22”在南寧朝陽廣場舉行8萬多人參加的“反右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師大會”，發表《聲明》說，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批准成立的南寧市革委會是“派委會”，強烈反對成立。8日，“聯指”3萬多人集會，“敦促南寧市革委會成立”。13日 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兩派發生衝突。《廣西日報》壹版報道：《南寧市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風暴中勝利誕生》。

　　5月30日 廣西“4·22”常委決定拔除距本派據點區展覽館僅壹路之隔的廣西“聯指”的林業廳據點。中午由闕家穩帶領12人，喬裝打扮，冒充解放軍，進入林業廳，衝上大樓，搗毀“聯指”據點，殺害“聯指”成員12人，開槍打傷1人，搶奪據點裡的兩挺機槍，十多支步槍及壹批財物，炸壞辦公樓和宿舍大樓各壹幢。“聯指”總指揮部發現後，組織反攻，壹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時，被“聯指”打死二人。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把派性殺人的“5·30”事件定為“極端嚴重的反革命犯罪行為”。

　　6月4日，“聯指”所屬的“後備軍”等十三個組織，約3500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支1859支，六零炮8門，子彈100多萬發。連日來，桂林、柳州、南寧各專區、各縣人武部、革委會和“聯指”調集數萬武裝人員進城圍殲“4·22”。

　　6月19日 ，“聯指”武裝攻打區水電廳設計院“4·22”“火種”大樓據點，殺害62人，投屍於邕江。

　　6月23日，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4·22”“航運工總”控制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打了幾個小時攻不下，要求“聯指”指揮部通知河南片“聯指”給予炮火支援。南寧糖紙廠民兵炮連立即把壹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後面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來壹門炮參加轟擊。打到第二天下午三點多，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風”號等四十多艘船隻被炮火擊中，全部起火焚燒。

　　?“聯指”和“4·22”雙方武鬥頻頻，互相殺戮。得到區和革籌支持的“聯指”占盡優勢。“4·22”搶援越的武器，引起了周恩來震怒。

　　《7·3布告》發出以後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針對廣西問題發出布告（簡稱《7·3布告》），布告列舉了“壹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這是壹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7·3布告》是中共中央根據廣西軍區匯報的情況寫成的。

　　《7·3布告》要求保證鐵路暢通，收回被搶的援越物資和武器，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明明知道廣西革籌小組和省軍區與“4·22”是對立的，《7·3布告》卻讓“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來解決廣西問題，這實際是將“4·22”置於省軍區的砧板之上!《7·3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成了他們屠殺“4·22”的尚方寶劍。

　　7月6日 《廣西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德保縣革命委員會《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穩准狠打擊階級敵人》的消息。這壹報道，對全區各地發生的亂殺人的嚴重局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7月8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7·3布告》傳單9萬多份。駐南寧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五千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強調《7·3布告》是鎮壓“階級敵人”的銳利武器，要求幹部人人要學，人手壹冊。全區共翻印散發《7·3布告》壹千萬份，要求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7月11日，各地、市、縣所在地都召開幹部群眾大會，“熱烈歡呼中央《7·3布告》”，全區共約有三百萬人參加大會。

　　7月8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當時，所謂流竄人員，實際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避難人員，“聯指”以清理“流竄犯”為名，追捕、屠殺“4·22”壹批人。

　　7月12日至8月3日《廣西日報》連續發表9篇社論，號召“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7月15日，廣西軍區，區革籌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7·3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動員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前來參加大會的河南片“聯指”通過邕江大橋時，遭到“4·22”據點開槍射擊，打死群眾二人，傷二人。大會宣布“這是壹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7·3布告》的反革命事件”。下午，解放軍和廣西“聯指”及數縣“聯指”武鬥隊向“4·22”在南寧的據點和控制地區(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進行了包圍。

　　16日，從中午12時至晚上，“4·22”控制區——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炮擊。同日，南寧市革委會、廣西“聯指”遵照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壹些人生死不明。

　　17日， 解放軍、廣西“聯指”和數縣“聯指”武鬥隊全面包圍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壹帶，槍打炮擊，雙方互相投汽油彈，使南寧市的永寧街、和樂街、上國街、自強路、滅資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燒。部隊和“聯指”圍攻解放路壹帶時，“4·22”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邕江河邊的船隻遭到“聯指”炮擊，“興無”號和“反修”號等壹批船舶中彈燒毀。“聯指”從邕江兩岸據點向航運“工總”據守的船隻開槍射擊，1431號和1404號兩艘船內裝汽油1426桶、航空機油24桶，因中彈全部燃燒。共燒毀船隻166艘。當時船舶裝載有物資3600多噸，全部燒毀。事後，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和廣西“聯指”宣傳廣播說“4·22匪徒”放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犯下“滔天罪行”。

　　7月18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以及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圍攻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壹帶。“4·22”所控制的幾條街道被“聯指”和部隊炮擊起火，同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和廣州軍區發出報告，栽髒到“4·22”頭上。1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4·22”解放路壹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瀰漫，壹片火海。南寧警務區發表公開信，說這是“反革命分子製造的火災”。

　　7月25日，周恩來和康生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和廣西黨政軍負責人，所有中央首長講話都壹致地對“4·22”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少有的，把廣西發生的問題（包括搶槍，鐵路不通、南寧大火等）全部都強加在“4·22”頭上，並不允許“4·22”派代表申辯發言。在接見中，康生說：“我現在要問問妳們：妳們反美不反美？（眾答：反！）妳們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眾答：支持！）現在援越抗美物資被搶去了，火車不通了，誰高興？美帝高興！蘇修高興！叛徒、特務高興！妳們口裡喊革命，實際上是反對革命！”周恩來說：“‘7·3’布告是鎮壓反革命的，妳們說是‘宣判了韋國清的死刑。’韋國清同志是中央委託的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戰爭中有過貢獻，今天越南人民還把他看成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老戰友。妳們貼出這張標語，對中央是什麼態度？妳這張標語是向誰宣戰？是向中央‘7·3’布告宣戰。妳想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面對越南人民的國際主義的老戰友，中央這樣信任他，妳們還這樣搞！”

　　27日，廣西“聯指”攻打南寧百貨大樓，動用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將大樓東北面牆炸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和機關宿舍中彈起火燃燒，而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司、廣西“聯指”當時廣播說，是廣西“4·22”自己爆炸了百貨大樓。

　　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自治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路、百貨大樓、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船隻等4·22派據點。”會後，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6966、6939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裝人員共三萬多人，向4·22這些據點發起猛烈的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座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下午攻下了展覽館，8月8日圍剿結束。屠殺了萬餘人。僅南寧火化場就有5000多具屍體。有人看見，解放路被打下後，多輛翻斗車拉了三天屍體，有的拉到廢棄的煤礦坑道里，有的丟進了邕江。當時邕江下游的西津水電站的閘門被屍體堵住了。壹些被俘的人也被殺害。

　　據區委書記范清濤1981年對中央調查組說，最少死了6000 人。躲進南寧地下人防工程里的幾千人，軍隊和“聯指”無法攻入，便用“水攻”，大批人被淹死。

　　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壹帶，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

　　圍攻解放路勝利後，廣西“聯指”從總部到基層組織都召開“慶祝大會”，大擺宴席。

　　8月10日 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處理南寧市解放路壹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將燒掉解放路壹帶33條街(巷)和河邊的船舶的責任全加在“4·22”壹方。

　　8月19日，在北京學習班的廣西“4·22”的九個頭頭：白鑒平、廖偉然（柳州）、章英、農烈（南寧）、王反修、李振林、錢文俊（柳鐵）、劉振林、劉天償（桂林）被在京壹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廣西“4·22”赴京控告團的427人，也成了“聯指”的俘虜，被押回廣西關押、摧殘。

　　軍隊和“聯指”攻克“4·22”展覽館據點後，在展覽館舉辦所謂“反革命罪證”展覽。展出時間52天，先後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參觀。展覽共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覽”，將攻打展覽館和解放路壹帶抓獲的“戰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在鐵籠里，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52天，然後將他們送進警司，長期關押。

　　“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為了加速建立壹派掌權的革委會，南寧以外的地方也動用武裝力量對“4·22”派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這壹天，人武部長馬政華召開緊急會議，他說：“為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每個鄉可幹掉個把罪大惡極，民憤大的四類分子或壞頭頭”。從3月8日至27日的20天裡，全縣連續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被殺害630多人。3月11日和13日，向都區祥元鄉的兩起殺人事件，被殺害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3月17日，崇左縣人武部長張洪恩帶領崇左縣15人，前往天等縣祝賀該縣革委會成立。回崇左後召開會議，張洪恩講話：“天等縣紅色政權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學習，也要用槍桿子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崇左縣在籌備成立革委會前發生殺害94人。

　　在“7·3布告”發布之前，桂林市軍分區就調集了12個縣7800多名武裝民兵圍剿“老多”，“7·3”布告後還繼續圍剿。6955部隊進入兩派武鬥前沿，實行武裝隔離，要求兩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鬥。軍分區政委陳某向“老多”表示，只要“老多”交槍，保證“聯指”也會交槍，並保證不抓人。“老多”交出了3000多條槍，撤出了據點。“聯指”只交出30條槍，不撤據點，還以市革委的名義，將“聯指”武裝人員改編為“工人糾察隊”，把“4·22”交來的槍支部分配給他們。8月20日凌晨5時，駐軍派出近壹個團的兵力，配合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和各單位“聯指”成員，按事先劃好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地搜捕“4·22”成員，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被抓人員都遭到嚴刑拷打，壹大批被殺死。。臨桂縣直屬機關被抓318人，僅釋放了25人，其餘293人全被殺害。

　　賓陽縣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某親自布置大屠殺。從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裡，被殺害3681人。

　　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7月24日調動八縣、兩礦、壹廠、壹郊的 “聯指”武裝人員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4·22” “造反大軍”的據點，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這次共打死146人。他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又補了壹槍，婦人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大哭，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

　　1983年，融安縣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上訪團向中央“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反映：“從1968年8月14日縣革委會成立到9月底壹個半月的時間裡，全縣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八百餘人。大將公社小圩鎮龍妙街殺死45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

　　只有24萬人的上林縣，被殺5000人，1968年7 月的壹個晚上就殺死250人，屍體堵塞河道，鮮血染紅河面。

　　革命老根據地鳳山縣 “革老派”（屬“4·22”）是多數派，1968年2月占領了縣城，“聯指”逃往東蘭縣。8月12日，廣西省軍區調集11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6911部隊圍剿“革老派”，協助逃到外地的“聯指”打回鳳山建立革委會。革委會成立後，全縣抓了6000人左右，批鬥了5000多人，殺死了2700到3000人。

　　8月25日，《廣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題為《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親切關懷下，廣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空前大好》的消息，聲稱：全區以《7·3布告》為武器，在勝利地鎮壓“階級敵人”的凱歌聲中，各專區、市、縣終於在8月25日前全部成立革委會，實現了廣西大地“壹片紅”。

　　1968年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並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魏佑鑄、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同日 《廣西日報》在頭版套紅通欄標題下，刊登預告消息：《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於今天舉行》。二版發表社論《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熱烈歡呼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勝利誕生》。在成立大會上韋國清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要穩、准、狠地打擊壹小撮階級敵人······肅清國民黨殘渣餘孽”，講話傳達後，全區各地又對不服從革委會的人大開殺戒。“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染的都是普通百姓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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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武漢事變”和毛澤東的戰略轉變

　　1967年1月，毛讓軍隊支持左派，但大部分軍隊都支持保守派。毛澤東必須調整軍隊的支左方向，他選擇了武漢軍區。如果讓位於九省通衢的武漢軍區轉彎，不僅可以解決中原幾個省問題，對全國部隊轉變“支左”方向也就樹立了壹個樣板。以毛澤東絕對權威親自坐鎮武漢，動員武漢軍區轉彎子，本來是不很困難的事情。毛澤東信心滿滿，還準備解決問題以後，在長江暢遊壹番。但是，毛沒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漢期間，爆發了轟動壹時的“7·20事件”。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壹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壹月奪權”的策源地；第 三是武漢，震驚中外的“7·20事件”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了“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終於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推到了頂峰。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清華“4·14”讓我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由我寫了聲援信，鉛印了上千張準備到武漢張貼。7月24日到了武漢，但清華“團派”已經走在我們的前面，武漢造反派更歡迎他們，再張貼“4·14”的聲援信沒有意義。我住進了武漢軍區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軍區第三招待所的有清華“4·14”的幾十人，“4·14”總部委員張雪梅成為臨時的頭兒。在武漢這段時間，我們經常到軍區大院參加活動。在此期間，武漢軍區保衛科長王振英還專門向我們介紹了營救王力的經過。但是，當時的筆記本已經丟失，只留下壹些印象，感受壹些氣氛。這壹章的內容主要是採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漢文革的專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等當事人的回憶錄。

　　1967年春夏武漢文革形勢

　　要了解“7·20事件”，先得介紹7月20日以前武漢文革的形勢。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委壹方面拋出壹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報紙上大加批判，另壹方面在群眾中抓“右派”。遊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捲整個武漢。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按照北京的步調，湖北省委停止了各院校的“反右”鬥爭，決定撤出工作組，改派聯絡員觀察、指導有關單位的運動。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武漢市出現了造反派學生組織“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九壹三”、“工造總司”等。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奪權流產。“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2·8聲明”，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聲明”），認定“2·8聲明”大方向錯了。組織部隊上街武裝遊行，對激進造反派施加了強大壓力。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近500名大小頭目。 “3·21通告”認定“工總”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予以取締。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台的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批鬥造反派的“壞頭頭”。

　　雖然武漢軍區支持“毒草派”，打擊“香花派”，但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香花派”和“毒草派”走到壹起。他們共同喊出“揪出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口號，上街遊行抗議。面對武漢造反派的聯合抗爭，5月16日，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保守派聯合組織“百萬雄師”正式成立。這個組織從上層到基層，都有現役軍人指揮，配備了軍用卡車、柳條帽、長矛、鐵棍等武器，是壹支準軍事隊伍，造反派無法與之抗衡。6月4日 ，武漢部隊發布的 “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6·4公告”發布後，百萬雄師對武漢造反派占優勢的學校、工廠、廣播站採取了武裝掃蕩，試圖壹舉清除造反派，實現奪權。6 月 8 日，百萬雄師發布《反逆流緊急動員令》，製造了壹系列的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帶殺死造反派群眾多人。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餘人。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壹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並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華師、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遊行。

　　武漢造反派組織和保守派組織的力量都很強大，軍隊深深陷入保守派之中。“百萬雄師聯絡總站”就設在8201部隊軍管的3506軍需工廠里。作為平衡兩派、維持局面的支左部隊已失去了維持局面的資格。更激烈的鬥爭正在醞釀之中。中共中央打算讓武漢軍隊領導人和群眾組織頭頭到北京匯報，在北京解決武漢問題。

　　中央對武漢問題的處置方針

　　7月10日，周恩來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匯報了，我們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毛澤東要親自到武漢。

　　武漢地處中國東西南北水陸交通要衝，號稱九省通衢。毛澤東準備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湖北問題，自有壹番考慮。為了確保毛澤東在武漢成功，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跟隨毛澤東左右。周又打長途電話給在四川的謝富治、王力壹行，要他們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

　　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決中的河南、湖南問題壹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組織和團結保守派群眾，最終實現以造反派為核心的大聯合。為實現這個方針，先解決武漢部隊的問題。如果軍區領導承認錯誤，可以不打倒。

　　毛澤東14日凌晨3時乘火車離京，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同行。當晚9時到達武漢，住東湖客舍梅嶺壹號別墅。周恩來等乘飛機當日早晨到達武漢，住東湖客舍百花壹號。由於毛要在武漢游泳，讓海軍司令李作鵬參加陪同，李作鵬同周恩來同機到達。周恩來、李作鵬飛抵漢口王家墩機場時迎接的是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政委蕭前。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軍先行接了總理，心裡十分納悶，很不高興。

　　６月２０日，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和幾位北航紅衛兵（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吳介之）組成的中央調查組到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的問題。接到周恩來７月１３日電話後，１４日到達武漢，先到武漢的李作鵬到機場迎接。毛讓謝富治來武漢，除了關心西南的形勢以外，還有壹個重要意圖，即武漢駐軍中的壹支部隊曾是謝富治的部下。老陳謝兵團（陳賡為司令謝富治為政委）的９縱，改編為第１５軍，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１５軍。

　　周恩來先趕到武漢後，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分兩派，毛來漢以前工作人員多是百萬雄師這壹派的，周恩來換成了另壹派。可見，中央對武漢兩派已有明顯的傾向性。對換班心懷不滿的個別工作人員，２０日凌晨帶路，領著百萬雄師衝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這是後話。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現出中央的看法，周恩來不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毛的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周恩來把８２０１部隊（獨立師）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獨立師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都都囔囔的，說把東湖客舍警衛換了，不相信他們。

　　7月16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武漢地區文革情況，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會議。毛聽完匯報後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應該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萬雄師壹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又說；“軍隊犯錯誤，要承認得快，改正得也要快。”

　　7月17日上午，毛在東湖客舍聽取謝富治、王力匯報雲南、四川的情況，研究武漢地區的問題。毛說，武漢軍區起草個稿子，發表個公開聲明，壹是有功，二是有錯嘛。支工支農有功，支左就有錯嘛。“工人總部”要平反，抓的“工總”幾個頭頭沒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陳再道只要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倒。下午，周恩來等在百花壹號樓召集武漢軍區領導和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會議，聽取情況匯報。有軍隊幹部匯報了“工人總部”的“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中央首長插話希望部隊同志要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抓住事物的本質，提高路線覺悟。

　　從17日到18日，周恩來、謝富治、余立金、王力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聽取武漢軍區領導人的匯報，也透露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用這些原則說服軍區領導人。周恩來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並改正錯誤。周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妳們。”陳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匯報會上，中央領導人和武漢軍區領導人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有解決問題。

　　７月１８日下午，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會議上作總結報告。報告指出，“‘2·8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二司’在‘3·21公告’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壹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抓辦’搞的）在軍區開過會，6月8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周思來最後提出幾點建議：第壹，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工人總部的解散。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有關案子。第二，肯定“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是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報復，這工作中央幫助來作。第五，“紅三司”是群眾組織，偏保。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組織農民進城來參加武鬥。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第八，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對解放軍的行為要澄清。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楊成武證明，周恩來的講話提綱是經毛澤東審定過的，是經他的手將周的講話稿送給毛，毛批示後又是他還給周的。

　　當時陳再道不知道毛澤東在武漢，他聽了周恩來這個總結報告後十分激動。他把軍區整的工人總部的材料給周，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總部的種種問題。還說，妳可以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還說，毛主席說要相信大多數。幹部的大多數、軍區戰士的大多數、群眾中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妳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說：“周鬍子，妳有什麼了不起，妳······我還不知道。”他指著周的講稿說：“如果真是毛主席在妳的講話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拍著桌子說：“妳不要以為我們拿妳沒辦法。”

　　18日晚，周恩來帶陳再道、鍾漢華到東湖客舍見毛澤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接見。毛澤東對陳、鍾說：四川問題很嚴重，妳們武漢還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沒有那麼嚴重。軍委‘八條’壹出來，軍隊就有勁了，於是就抓人，解散組織。‘十條’出來了，造反派又有勁了。妳們要做百萬雄師的工作，犯錯誤不要緊，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麼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現在主要是做軍隊和百萬雄師的工作，很快轉過來，否則他們被動。談話結束時，毛把陳再道送到走廊上，對東湖客舍的幾位服務人員說：再不要打倒妳們的司令了吧！毛在對陳再道、鍾漢華談話中還說，第壹，妳“三支兩軍”有錯也有功，支左支壹派，錯了，支農、支工有功勞；第二，要檢討，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第三，路線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他們（周恩來）要做工作，壹起做到群眾擁護妳陳再道為止。在毛講話後，陳再道、鍾漢華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意見，願意做好部隊的說服工作。會開到9點半，周恩來於11點半乘飛機回北京。臨行前，周又強調讓武漢空軍絕對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周恩來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前負責。

　　武漢軍方抵制中央的處置方針

　　在中央領導人來武漢以前，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就有了確定的看法。7月9日武漢軍區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統壹口徑，統壹思想: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工人總部不能翻案，批判“2·8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

　　中央這麼多要員來到武漢解決武漢問題，引起武漢兩派群眾組織的強烈關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謝富治壹行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對圍觀群眾透露了中央的壹些精神。消息迅速傳開，造反派刷出標語表示歡迎。東湖客舍的燈光（武漢大學可以看到）顯示中央來人。各學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來》，可見他們還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漢。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員和軍區領導人的多次會議期間，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已經透露。文革中的壹些事情很難保密，軍隊、“抓辦”和百萬雄師本來靠得很緊，中央的精神很難讓“抓辦”和百萬雄師不知道。7月16日，武漢街頭出現了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抓辦”和百萬雄師的情緒影響軍區領導人；軍隊的態度也影響百萬雄師的群眾。軍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動，使情緒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來離開武漢以後，他當天的講話通過兩個渠道向全市公開了。

　　第壹個渠道是軍隊。周恩來再三向武漢軍區領導交待，他的講話不要向下傳達。但軍區政委鍾漢華同意8201部隊傳達。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立即傳達到團以上幹部。次日傳達到排級、戰士。並把派到地方單位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軍代表又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蔡炳臣除了介紹周的講話以外，還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匯報，作了壹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匯報的，但壹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匯報。鍾政委在匯報時說壹句，總理問壹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匯報提綱放在壹邊作檢討”，“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指師長和政委）”。“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傳達這些時，群情激憤。牛、蔡二人說：“妳們對外不要講是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蔡又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消息那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這是百萬雄師中傳出的謠言）。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這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匯報。”2007年，“百萬雄師”常委兼聯絡部部長章迪傑接受採訪時說：“四點指示”是從部隊傳出來的，“百萬雄師”的各個分站都是軍代表傳達的，傳達時都說是王力講的。

　　第二個渠道是王力和謝富治。18日晚，謝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來之後，由機場直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裡是工人和學生造反派“逃難”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場的數千人發表了講話：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人總部平反；“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表達了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漢造反派在全市廣播“四點指示”，更是激起百萬雄師群眾和部隊指戰員的強烈不滿，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淡化他在武漢水電學院的講話，是推脫責任。中央黨校教授、文革史專家金春明聽了王力講話的錄音，的確有相當的煽動性。武漢的造反派說，軍隊傳達周的講話在先，王力在水電學院講話在後。實際上，這兩個渠道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不過軍隊可能行動更快壹些罷了。

　　武漢軍方把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歸罪到王力顯然是壹種策略：只反王力個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時說：“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的工人總部，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

　　?“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行為

　　7月19日下午，在武漢軍區小禮堂召開軍區黨委擴大會，師以上的幹部參加，由謝富治傳達周總理18日的講話。王力講文革的理論問題，陳再道、鍾漢華作檢查。王力講話時獨立師師（即8201部隊）長牛懷龍要求發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氣沖沖離開會場，牛懷龍跟著離開，回到洪山下的師作戰部。牛師長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著，數十名獨立師幾個戰士衝進武漢軍區大院，要謝富治接見並回答問題。他們質問軍區領導人：“王力憑什麼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時半，獨立師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政委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此時，已有200多名獨立師的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阻止軍區作檢查，阻止軍區為工人總部平反，要求見王力、謝富治。19日晚，獨立師所屬的307醫院聽說軍區要為工人總部翻案，連打三次電話問師部是不是有這麼回事，師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後，大批工作人員湧向軍區，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

　　軍代表向“百萬雄師”各分站傳達“四點指示”後，“百萬雄師”各分站的人涌到軍區大院。據19日晚統計，各分站到軍區的車輛有273輛，1萬3千餘人。 “專揪王力指揮部”就設在武漢軍區對面的武漢鐵路局大樓的七樓。

　　19日，陳再道、鍾漢華已經按中央的調子認錯，起草、印刷公告，準備去釋放造反派頭頭。前兩天，軍區有人讓另壹群眾組織派小車將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接去，告訴他們，毛主席就在東湖，有什麼問題，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反映。壹些人決定找毛當面反映“百萬雄師”的意見。最先衝擊東湖客舍的人是“百萬雄師”下屬的“武漢公安”。在７月２０日零點30分，“武漢公安”１４人，乘車衝擊東湖客舍北門（在省博物館邊的後門，靠近毛澤東下榻的梅嶺院落），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等趕到北門，攔住１４人。他們拿出武昌區公安局軍代表──獨立師某團政治部主任王某開的介紹信，口氣十分強硬，“今天晚上來了１４個人；來，就是準備闖禍的。要是天明還不接見，就要來幾千人！” “謝富治副總理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要找他。告訴妳們，謝副總理住哪個房子，我們都知道，這裡面我們熟得很，妳不傳達，我們就沖！”在大門內１００米處，雙方對峙下來。王振英立刻報告中央警衛團，汪東興讓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趕到北門。王振英又電告鍾漢華，鍾已入睡，王振英要求鍾漢華立即採取措施，秘書才去傳達，但始終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給軍區值班的首長報告，要他電告軍區領導，立即調29師（即8199部隊）來。張根成向“武漢公安”來人解釋，說明天下午就準備接見妳們和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妳們先回去。但來人硬往裡面沖。凌晨３點左右，29師奉軍區之命帶了壹個排戰士和秘書科長、偵察參謀趕到，手挽手攔住來人。“武漢公安”領頭的說：“妳們不是8201部隊，這裡沒有妳們的事，妳們這是武裝鎮壓我們。是誰派的？交出幕後指揮！”並向8201衛兵說：“他們不相信妳們，派另外的部隊來了。”

　　“百萬雄師”屬下的“園藝軍”受命控制東湖客舍水路、碼頭，首先衝擊賓館西門（前門）和後門（北門）。在統壹調度下，“園藝軍”東湖分部雷某帶壹車人，從北門衝擊賓館，眾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沒有找到謝富治，雷就帶領賓館內的的彭、唐、畢、王等十餘人，向西越過第二道崗位，率先沖入謝富治住的百花二號院落。隨後，集結在武漢重型機器廠壹帶的“百萬雄師”的群眾手持長矛、腰插匕首、頭戴安全帽，分乘五輛汽車，壹輛車同“武漢公安”結合，封鎖北門，其餘四輛衝進西大門，他們不聽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圍了哨兵，控制了電話機，然後沖入百花二號，包圍了謝、王的住房，要見謝、王。謝出來說：“我就是謝富治”，又問：“妳們是哪裡的？來幹什麼？要綁架嗎？我們準備今天下午接見妳們的代表，妳們這種行為是非常錯誤的。”壹些群眾自覺理虧，悄悄退出，還有５、６個人仍在糾纏。

　　20日５點10分，8201部隊軍車２１輛，宣傳車６輛，３輛吉普，１輛小轎，從前、後門衝進賓館；緊接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３輛大型救火車也衝進來了。由獨立師的某副營長帶隊，端著衝鋒鎗的獨立師軍人，槍口直接對著謝、王，有人直衝進王力房間翻箱倒櫃搶材料，又跑到草坪。首先碰到陳再道，戰士用槍托毆打陳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陳大叫：“我是陳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場的獨立師某股長忙叫“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陳再道。這時已是２０日早上6點左右。軍區王振英科長聞訊與8199部隊的張昭劍商量，留下8199秘書科長滕某帶壹排戰士守北門，其餘人直奔西門。他們趕到百花壹號後草坪，見“百萬雄師”打人。張昭劍等趕到用身體阻攔，肋骨被打斷。隨謝富治等來武漢的北航學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車。張根成、北航兩個學生被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帶走。牛懷龍師長當時就在西門。軍區王振英科長忙叫來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綁架王力的車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說：“不要搞得這麼凶嘛！搞這麼凶幹什麼？把機槍收起來！”說完轉身就走。

　　當時緊張的氣氛籠罩在毛的住地內外，有傳說已發現有人從東湖對岸，嘴銜著小刀游了過來。汪東興向機要員謝靜宜和樊壹民交代：“手裡時刻拿著火柴，萬不得已時燒掉密碼，把密碼機從窗戶上沉入湖底。”為了安全起見，領導讓工作人員（包括新華社攝影師）手中拿壹個木棒。

　　張根成回憶：7月20日他被抓進獨立師部隊以後，門口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有人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壹個調！”蔡炳臣政委進來以後，對張根成說：“領導通了好辦，下邊不通，領導的話不聽，我也沒辦法。並問：“妳們那裡還有文件嗎？（指總理講話稿和其它關於處理問題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來的領章、帽徽還給了張根成。這時，師政治部壹位主任進來問：“那個人怎麼樣了？”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那個老頭。”張根成知道“那個游泳的老頭”就是指毛澤東，心裡頓時咯登壹下：“這不是造反了嗎？”被抓走的王力聽到打他的人說：“老頭子也在這裡，我們馬上找老頭子去”王力懷疑他們說的“老頭子”就是毛澤東。

　　他們把王力揪到了軍區大院，很多人頭戴柳條帽，手執長矛，整整齊齊地坐在兩邊，讓王力從中穿過。把王力揪到壹間房子以後，打他，搶走了手錶和鋼筆。政委鍾漢華在講台上向群眾磕頭，哀求說：王力是毛主席的人，壹定要放他回去。上午，在軍區大院二號樓３樓４６房，獨立師人員和“百萬雄師”圍攻王力。壹個人拿起話筒照著紙條問：“我們提幾個問題要妳回答！第壹，妳們四點指示到底有沒有？要沒有，就當面闢謠！第二，妳到武漢這幾天，到三新二司里幹了些什麼？要回答！第三……”這時現場秩序大亂，牛懷龍師長叫喊“靜壹下，好錄音”！眾人反剪著王力雙手，將他推到四號樓二樓平台，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群眾逼迫王力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

　　20日上１０點後，除部分人仍在軍區圍攻王力外，保守派軍民進行武裝大遊行。遊行隊伍有各種車輛３９６部，其中消防車２７輛，空軍軍車１５輛，打８２０１、８２１６旗幟的車８３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百萬雄師”群眾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嘴銜匕首，軍人荷槍實彈、刺刀寒光逼人。軍人們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領章，拉開風紀扣，站在車門邊和坐在車頂上。車頭架著輕重機槍，子彈帶搭拉在車上。車子開到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衝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宣傳車喇叭高叫“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壹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壹小撮混蛋！” “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壹掃光！” “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宣傳車廣播的口號聲，消防車的尖叫聲，形成了強烈的恐怖氣氛。接連兩三天，”百萬雄師”圍攻和衝擊武鋼、壹冶壹中、新湖大、新壹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壹附中等十多個單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學生、教師２００餘人。”百萬雄師”從２０日凌晨２時開始對武鋼圍攻，由百餘輛卡車、十多輛消防車，包圍了３３街坊的新壹冶、業餘大學、壹冶壹中和工人村，闖進工人宿舍和造反派辦公室，抓捕１００多人。

　　20日晚，武漢市“抓辦”副主任紀輝召集”百萬雄師”會議，會上提出：壹，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每天要有2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逃離武漢；三，全面奪取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

　　２１日上午，“百萬雄師”在３５０６工廠召開奪權動員會議，商討如何利用”百萬雄師”占優勢的條件，奪省市委的權。還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那時，“百萬雄師”完全控制了武漢市的電信系統，新華社湖北分社發往總社的有關武漢文化大革命情況的稿件，都逃不過他們的檢控。為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分社記者所寫稿件大都站在“百萬雄師”的立場上說話；此間，分社還特意派出壹位記者住在總社，待分社稿件發到總社後，先由該記者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加以改寫，再交總社編審交發稿。在新華社湖北分社周圍，有“百萬雄師”的人監視。

　　中共中央的應對措施

　　周恩來7月18日深夜從武漢飛回北京，19日凌晨接見湖南來京人員，解決湖南鐵路中斷問題。２０日的上午，周恩來正在北京釣魚臺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楊成武從武漢來的緊急電話打到會場，告知武漢的亂象。

　　周思來立即告訴楊成武，根據情況將毛主席隨時轉移到安全處所，並決定安排壹下北京的事，馬上飛到武漢。下午，林彪與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武漢問題對策，周隨後也趕到。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壹個文件，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求武漢軍區轉變立場。並且要求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公開表態，支持武漢造反派。會議還要求，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打電話給所轄的駐武漢部隊，做好工作。吳法憲就給武漢空軍司令員傅傳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要求他們按中央決定辦。會上確定海軍在武漢的艦隻上的水兵上岸行動，空１５軍隨即進城維持局勢。

　　20日下午4點，邱會作奉命到人大會堂見林彪，李文普帶他先見葉群。葉群告訴邱會作：“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反革命分子已經衝進來了，快衝到主席住處’。”“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葉群親自到武漢去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電話里讓毛離開武漢，毛不同意離開。林彪接過電話，用很堅定的語氣說：“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這是中央的集體決定！”林彪寫了壹封勸毛離開武漢的信，交給戚本禹修改，陳伯達、關鋒參與修改，信的末尾簽的是江青的名字。林彪派邱會作帶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行前，葉群帶邱會作見了林彪，林給邱交待任務：1，向毛主席報告全國形勢；2，建議主席轉移壹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安全就是黨的安全”，妳就說這話是我說的；3，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而陳再道又不聽指揮，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妳如果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設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繫。武漢地區的29師和空降軍已經做好戰鬥準備。” 林彪說：“妳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壹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乘飛機於20日晚上11時左右到了武漢王家墩機場。與邱會作同時離京赴漢的還有解放軍總醫院的醫療隊。

　　周恩來20日下午飛回武漢，但他的行蹤已經暴露。百餘名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的卡車衝進王家墩機場，來人帶著武器，大叫：”我們要見周總理！要向周總理告狀！”據吳法憲回憶，山坡機場的安全性遠不如王家墩機場，他接到武漢空軍劉豐電話，說有十多輛汽車衝進了王家墩機場，只好降在離武漢６０公里的山坡機場。

　　周恩來的隨行醫生張佐良回憶：“這次飛武漢的除了周恩來的專機以外，還有兩架飛機，載有8341部隊指戰員。飛機抵王家墩機場低空盤旋時，看到下面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機長走到周面前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向另壹方向飛去，十多分鐘後降落在山坡機場。此時大約五點鐘。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又上飛機飛到王家墩機場。為了不暴露目標，待到天黑以後，周恩來穿上便服，帶上墨鏡，帶上少數隨從人員乘兩輛吉普車，由空軍派人引路開往東湖客舍。周到達百花壹號，迅速安排毛安全撤離。空１５軍上甘嶺特功八連調至武昌護衛毛澤東到漢口機場支線專列上。

　　邱會作20日晚11點左右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後，立即和周總理通電話。周說：“好，妳在機場待命，過壹會兒有人找妳。”21日凌晨3點多，楊成武來了，第壹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轉移出來了。邱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開往毛主席在漢口機場支線的專列。毛在專列上接見了邱，說：“興國佬來了。妳那個總後勤部還聽妳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關心毛的話轉告了毛。毛從東湖轉移出來後只是叫人通知陳再道找回王力，對自己是否離開武漢還沒有發表意見。毛看完邱會作帶來的信後，可能是感到情況嚴重，說：“準備飛機，我們離開武漢。”凌晨２時許，毛澤東和劉豐，楊成武、李作鵬乘坐武漢空軍的小車，在中央警衛部隊的保護下，直奔機場。楊成武問：“是準備專機還是坐空軍的飛機？”毛說：“都準備。”快上飛機時，毛才告訴楊成武：“坐空軍的飛機。”機長問：“往哪個方向飛？”毛說“先飛起來！”飛機離開了大地，在武漢上空盤旋，毛才說：“往東飛，去上海。”中央過去有規定，為了安全，毛外出壹般不乘飛機。這次破例乘飛機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時，毛澤東等人的飛機抵達上海，直到9月16日才離開。執行飛行任務的是飛行團副團長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那位飛行員。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周恩來留在武漢繼續處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鵬住在同壹別墅里的不同房間，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換房間住，但李住周的房間還按周的開燈時間開燈，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別墅里再次接見陳再道，李作鵬在場。周要陳把王力找回來，陳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麼地方。”周說：“妳派人去找回來。”陳說“我找不回來。”看到陳這樣的態度，周很生氣，“啪”地壹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妳這是什麼態度？妳不要以為妳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什麼？如果把妳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八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妳們。妳看八億人民力量大，還是“百萬雄師”力量大。妳既然採取這樣的態度，妳離開這裡到北京去！”陳再道低著頭，告別了總理。

　　周恩來急著尋找王力。“百萬雄師”獨立師的人審問了王力後，孔慶德進去了。孔慶德叫“百萬雄師”頭頭劉敬勝、謝敏華退出去，把王力交給了29師領導人張昭劍，張帶著王力往山上跑，深壹腳、淺壹腳，慌不擇路，把腿摔傷了。張昭劍把王力保護在29師二連，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從張昭劍處找到了王力。劉豐救王力，是因為吳法憲事先打了招呼，要劉豐不要聽武漢軍區的。到21日上午周恩來還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劉豐向周恩來報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師。找到後，劉豐秘密將王力轉移到武漢空軍的壹個部隊隱藏起來。總理聽到後很高興，表揚劉豐立了大功。

　　21日深夜，周恩來指示，由李作鵬和劉豐兩人到武漢空軍部隊接王力並負責護送到山坡軍用機場。在機場，周恩來召開會議布置穩定武漢局勢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隊調動。

　　７月２２日凌晨３點鐘，李作鵬、王力、劉豐乘車從武空司令部下屬部隊到山坡機場。不久，周恩來、謝富治壹行，也在空１５軍王銀富科長帶領與特功八連護送下趕到機場。連鬍子都未刮的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裡？”趕到屋裡，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壹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22日下午，周恩來把王力、謝富治送上飛機，周和李作鵬的專機後來起飛。到北京後，周讓王力乘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以便周恩來和李作鵬早壹些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周先趕到機場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眾達萬人以上。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儀式的氣氛非常熱烈，仿佛是歡迎打了大勝仗、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穿了壹身不太合體的空軍幹部服，由人扶著走下飛機，因他腳被打傷，周恩來和江青在兩側攙扶著他，壹瘸壹拐地接受聚集在機場上的人群的熱烈歡迎。

　　武漢事變很快傳到北京，長安街上貼出了“打倒大軍閥陳賊盜！”（有意把陳再道寫成陳賊盜）。紅衛兵上街流行抗議陳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把武漢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毛對陳再道等還是採取懷柔政策，他說：武漢的問題我看當作錯誤問題處理。如果他（指陳再道）有什麼決心，我們出不來，總理他們也進不去。同意總理提出的把陳再道保護起來。

　　２３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謝、王壹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漢三鎮頓時爆炸了，幾天來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眾紛紛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貼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

　　獨立師部隊和“百萬雄師”轉不過彎，除了繼續遊行以外，還有大批人乘火車到北京。武漢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獨立師的軍人在北京永定門車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圍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學裡做說服工作，實際是圍攻，圍攻中領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２５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３０萬人大會（壹說100萬人），歡迎中央代表團回到北京。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全體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王力坐輪椅在最中間的位置，林彪和周恩來站在他兩邊。王力反對高規格的機場迎接和天安門廣場的歡迎大會，這壹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作法，不是為了妳，而是為了主席。

　　7月26日，經中共中央討論、毛澤東批准後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張胆地反對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支持‘鋼工總’、‘鋼二司’、‘鋼九·壹三’、‘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堅決同他們團結在壹起，戰鬥在壹起，勝利在壹起。”，同壹天，《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復電》中說：“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妳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復電連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壹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 ［67］227號））下發。復電指出，“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妳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 7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事管制委員會，各軍區，各省軍區、各總部發電報指出，中央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在全國城鄉廣泛張貼。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壹封信》中說：“妳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妳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那壹小撮人的叛逆行為壹敗塗地。”“妳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壹律釋放。”

　　7月26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第壹會議室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對陳再道、鍾漢華進行了批鬥。陳再道、鍾漢華等是按林彪、周恩來的安排，於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鬥會上，周恩來說：“妳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為！”吳法憲、劉豐等人撕掉了陳、鍾兩人的領章、帽徽，還對他們做了“噴氣式”，吳法憲還給陳再道壹個耳光。

　　７月２７日，陳再道、鍾漢華被撤職，曾思玉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任武漢軍區政委。“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壹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官方公布的數字是：打死600人，重傷6萬4千人。輕傷18萬4千人。官方這個數字是誇大了的。武漢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龍）提供的數字：打死17人，打傷四百餘人。這個數字顯然是縮小了。

　　八月失控和毛的戰略轉變

　　武漢“7·20事件”發生時，北京流行的說法是“武漢兵變”。7月22日早上，蒯大富傳達戚本禹的電話指示：“妳們要去西山遊行，懂嗎？”北京西山是軍隊領導機關所在地。蒯大富參加了7月25日天安門廣場歡迎王力的大會，上了天安門城樓。蒯大富回憶說：“群眾代表在天安門大會上發言呼喊‘打倒軍內壹小撮’、‘打倒陳再道’等口號時，林彪也都舉了手。在天安門城樓休息時，林彪對周圍的人說，武漢‘7·20事件’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與王力談話中，我認為到了揪軍內壹小撮的時候了。·····下壹步的戰鬥任務就是專門解決各大軍區的問題。”北京的造反派壹下子把矛頭指向了軍隊，蒯大富還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帥的家，說他是陳再道的後台（都是四方面軍的）。四方面軍的徐海東將軍也受到衝擊。林彪垮台後有人認為，這是林彪曾企圖借武漢事件清除非“紅雙壹”的勢力，但沒有搞下去就終止。

　　毛澤東從武漢飛到上海還沒有冷靜下來的時候，不僅沒有反對“揪軍內壹小撮”，還提出了“武裝左派”的問題。毛在武漢時就有了武裝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的談話中說：“為什麼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毛還說武漢“鋼工總”在水電學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要親自去看壹看。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見河南代表時講“文攻武衛”。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上海的時候，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調動十幾萬人，以棍棒、長矛、木槍為武器，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武力鎮壓了反對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當天晚上，毛澤東坐著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親自到外灘巡視，親眼看到了手執長矛、短棍、稱為“文攻武衛”的“工總司戰士”。他還觀看了上海電視台播放的“工總司”沖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稱讚雲梯上的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張春橋趁打完“上柴聯司”取得成功的機會，向毛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裝上海十萬工人。”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毛回答：“每人先發壹根棍子。”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發槍。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壹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這封信還提出“群眾專政”，說“北京過去大體上就是這麼做的。”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毛武裝左派的號令壹出，各地迅速行動。當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在壹次講話中說：

　　武裝左派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四川有幾個地方巳經武裝了經得起考驗的革命左派，壹個是萬縣，壹個是涪陵，還有瀘州。萬縣、涪陵革命派經過幾個月同保守組織的鬥爭是經起了考驗的。所以在前幾天把他們武裝起來了。革命派的武裝要成為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護國家財產，維護社會秩序，防止壞人殺害革命群眾的強大力量。武裝革命派要有計劃、有步驟的實施，要經中央批准後再作，壹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裡。我們這兩個地方都報了中央，經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隨便武裝。需要武裝的革命派必須有這麼幾條原則：(1)武裝的必須是左派；(2)革命派手頭的槍，只准自衛，不准進攻，不許拿槍去鎮壓群眾，那是不容許的；(3)武裝要按單位（壹個工廠、壹個學校）來解決，不能跨行跨業，跨行業不行，那種武裝搞法有危險；(4)武裝起來的單位，即革命派必須絕對聽從調動，聽從當地駐軍最高的指揮員調動。在成都來說，要絕對聽從警備司令部的調動，服從指揮；(5)必須是造反派占優勢的地方，解放軍要派人去加強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

　　軍隊“武裝左派”只給他們相信的壹派發槍，另壹派當然不服，就搶槍。很多是半搶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接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周恩來陪同。毛對客人說：“兩邊都發槍，壹共發了壹百萬支槍吧。這壹派軍隊支持這壹派，那壹派軍隊支持那壹派，打。”周恩來補充說：“名義上是搶槍，實際上是送槍。”槍支流到群眾手中的數字比毛說的100萬支要多得多。

　　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接過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使武鬥全面升級，從長矛、棍棒發展到真槍實彈。

　　由於支左部隊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的，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軍隊的壓制。“武漢7·20”事件壹出，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衝擊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在中央文革的引導下，壹度出現了“揪軍內壹小撮”（“揪出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的高潮。“揪軍內壹小撮”的提法來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澤東親自加上的那壹段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後這種提法在《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權威文章中多次出現過。

　　據王力回憶，他們從武漢回到北京以後，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提法。7月27日中央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壹封信中也有“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

　　不在於“揪軍內壹小撮”的提法有沒有合法性，而在於“7·20事件”以後，這個提法變成了全國造反派的實際行動。受軍隊壓制的造反派，借陳再道倒台的機會，紛紛起來衝擊軍隊。當時各軍區，包括大軍區和省軍區的告急文電，雪片似地飛向中央、飛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各地在揪“本地的陳再道”。在幾個月前的“二月鎮反”中，很多地方的軍隊實行了鎮壓造反派的行動，現在是造反派翻身的時候了。

　　全國造反派都起來衝擊軍隊，而文革必須依靠軍隊來支撐局面，這是壹個沒有迴旋餘地的剛性矛盾。如果軍隊像地方政府那樣全面癱瘓，那就無法收拾了。軍隊受到全面衝擊以後，表示出強烈不滿情緒。毛雖然是政治強人，但他還必須權衡各種力量，使自己處在各種力量的平衡點上。只有這樣才會有掌控各種力量的主動權。為了平衡，他不惜犧牲忠於自己的左右兩邊的極端力量，也不顧他前些時發表的壹些言論。毛澤東從武漢“7·20”事件中冷靜下來以後，改變了文革的戰略。

　　在這期間，外交戰線也出現了失控。年輕的學生們認為外交部對帝、修、反太軟弱，就採取了種種激烈的行動。同中國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最突出的是8月22日壹把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本書第29章有介紹。

　　外交部本來是周恩來分管的領域，外交部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聯絡站”壹成立，就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造反派基本上還是執行了周恩來所定並得到毛澤東同意的“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的原則，並沒有奪取外交部的業務大權（只是在業務上有壹些越權行為，如擅自批發了壹些電報）。

　　從武漢回來的王力，風頭正健，頭腦壹時膨脹，8月7日，他主動找外交部造反派談話。他說：“毛主席和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裡說的。”他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妳這外交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妳們壹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動壹動班子？”“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妳們要充分利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二十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麼不可以？····我看妳們現在權沒掌握，有點權才威風。”

　　王力講話以後，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奪了政治部的權。奪權後新的領導小組向駐外使館拍發幾十件電報，其中使用了“打倒劉、鄧、陳”的口號，陳就是陳毅。

　　陳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詞激烈，毛很惱火，希望造反派對陳毅施加壹些壓力，但不準備打倒他。王力8月7日講話以後，批判陳毅升級。“打倒陳毅！”的口號滿天飛。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參加的“批鬥陳毅大會”，陳毅遭到批鬥。

　　在武漢“7·20”事件以後的八月，全國和各個領域、各個地區的造反派壹時狂熱，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需要控制局面。

　　他拋出了幾個沒有實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為犧牲品，他們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文章。該文提出：“要把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這是當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國正在掀起壹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該文由《紅旗》雜誌編委林傑起草，關鋒修改後由陳伯達簽字發表。

　　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篇社論，指出要“還我長城”。“長城”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8月12日，毛澤東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策略。 “軍內壹小撮”沒有被揪出來，關鋒卻倒霉了。倒霉的還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關、戚倒台周恩來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時，周恩來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了控制。王力有壹個“八七講話”，壹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壹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壹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飛往上海向毛報告。8月26日上午，楊成武向毛轉述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正在“治”、“亂”之間作選擇的當口，聽了楊成武的匯報。 8月26日，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總理壹個人報告，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妳只單獨向總理壹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的問題。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毛還對王力的8月7日的講話批示：“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飛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晚上，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壹個重要決策。”隨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閻長貴回憶說：“總理走了，江青大哭壹場”。“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1968年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春節後，未經審判，他們三人都投入了秦城監獄。在文革十年中，他們下獄8年多，在這期間，趕上1975年獄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陳伯達和王關戚外”，文革後戚本禹又被判刑18年。他們的家屬也受牽連。

　　王關戚倒台是周恩來力促的結果。與周恩來、鄧穎超有私交的英國作家韓素英在她的書中寫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組中的王、關、戚三人清洗掉了，幹得乾淨利落，削弱了毛夫人壹派勢力。”韓素英沒有提毛澤東，只說是周恩來。也許她說的有道理，周恩來在關鍵時刻通過楊成武向毛進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進的壹翼，使文革鋒芒頓挫，這正是“清君側”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錄》中說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說周總理保他。這是因他寫反思錄時江青和康生已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而周恩來是中共唯壹的光輝形象。

　　王關戚倒台以後，周恩來找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副主任吳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談話，要求把與王關戚有關的人員清理出市領導機關。原來北京市革委會裡，學部（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進去的。按照周恩來的意見，清理出了壹百四五十人。

　　王力的地位在壹個月間從天堂掉進了地獄。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來了壹個180度的轉變。對王力態度的轉變是毛澤東文革戰略轉變的壹個環節。毛雖然權高壹切，但他的行為還要受各種力量左右。他是“偉大的舵手”，舵手得見風使舵，逆風使舵會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實際上他也有他的難處。此時，王海容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對王海容隨口念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毛引用的是唐朝羅隱的《籌筆驛》中的兩句）毛在這裡講的“時”、“運”就是大勢，就是風向；不僅指王力的命運，也是自身狀況的感嘆。

　　毛從武漢飛到上海後，就採取有別於上海、黑龍江等地的方針處理南京問題。南京地區群眾組織分兩大派，壹派是南京軍區支持的“8·27”，另壹派是上海張春橋支持的“紅總”。紅總力量占優勢，他們聯合江蘇、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對南京軍區，反對許世友。許世友跑到大別山軍區農場躲避。還說，誰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別山打游擊。毛讓張春橋到大別山把許世友請到上海，立即接見許世友，說許世友是好同志。許世友也不是後來宣傳的愚忠莽漢，而是壹個乖巧的人。許壹見面就跪在毛澤東跟前，毛將他扶起來，說了壹些安撫他的話。他在大別山打了兩隻豹子，壹只送給楊成武，壹只送給張春橋（官史作者為了貶低張春橋，說送給張春橋的是兔子），還送張春橋壹箱茅台酒。許世友還主動積極地為王洪文的得力幹將馬振龍介紹對象。

　　9月1日，中央文革幾位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宣布了文革戰略轉變。江青壹反過去支持造反派的常態，說：“我認為北京應該帶頭搞好鬥批改，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如果不搞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個年頭呢？妳們想過沒有？”“不要怕人家說妳們右傾。”“要堅決反對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她批評造反派：“妳們鬥爭鋒芒完全錯了，不是對準劉鄧陶，而是對準所謂‘軍內壹小撮’，到處抓‘軍內壹小撮’指向革委會。”“揪軍內壹小撮，這口號是錯的，打亂了我們的軍隊，這是自毀長城，······即使我們軍隊老幹部說了壹些錯話，做了壹些錯事，但壹旦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 陳伯達說：“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是代表小組的，代表中央說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壹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這些激進的文革領導人都在講話中批評造反派的過激行為，要他們支持解放軍。周恩來最後歸結幾點：（1）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形勢的估計。壹年來全國布局已經搞好，現在第二年就是爭取勝利的壹年，第三年掃尾。（2）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軍，不要自毀長城。（3）動員在北京的外地群眾回去。制止武鬥。（4）停止串連，所有外地串連的馬上回本單位。（5）今年每個單位都要把大聯合、三結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產。生產是最後結果。（7）66年畢業生從九月壹日起開始按畢業生待遇。

　　從這時開始，從1967年9月開始，1966年的畢業生雖然還在學校，卻領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等接見安徽群眾代表。康生說“中央關於當前的重要問題是形勢問題，關于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堅決擁護解放軍的問題，這都是大的方向問題。”江青講話中再次強調“抓軍內壹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強調克服無政府主義和派性，重申中央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發出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9月16日，毛澤東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回北京，他沿途找這些省的負責人談話。他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發出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這個文件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接著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在談到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毛說，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說，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毛主席說，正確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毛的南巡講話，壹改文革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的凌厲，也沒有他那《我的壹張大字報》的鋒芒。“7·20”事件後，已經“天下大亂”，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為了安撫軍隊，毛把軍隊各總部、各兵種和各大軍區領導人安排到北京辦學習班。像1966年接見紅衛兵那樣，毛壹次又壹次接見參加學習班的幹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請剛從南方回來的毛澤東接見軍隊學習班的代表。接見開始時，毛大聲問：“陳再道來了沒有？”陳趕快站起來，大聲回答：“主席，我在這兒！”毛向他招手點頭，說：“好！，好！來了就好！妳學習壹段時間好！不要泄氣，要繼續革命。”“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階下囚，“720事件”的禍首卻成了座上客。這隻有兩個月時間！

　　幾年以後，陳再道、鍾漢華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江青在廣州療養的時候，在廣州機關部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她講到武漢“7．20事件”時說：“我們怎麼搞的，搞錯了，是王關戚搞的。”鍾漢華那時是廣州軍區副政委，聽了以後很感動，很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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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謎

　　文革中整人時間最長、受害者最多的運動是清查“5·16”運動。這個運動發端於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對本書作者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5·16壹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5·16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5·16？為什么九大以後還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樣進行的？ 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5·16是個謎。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金春明說：“關於清查5·16的檔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請看，沒有批准。”

　　在檔案沒有開放以前，這個歷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壹點是很清楚的：這個大案是官員整群眾，而且目標是對著造反派的。這個運動，不僅把造反派的激進分子打盡殺絕，還殘害了大批無辜百姓。清查“5·16”和“壹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壹樣，是官員整老百姓的運動。“民整官”的運動（即衝擊“走資派”）只有壹年多時間，官方文革史卻大寫特寫，“官整民”的運動持續時間之長、被整人數之多，手段之殘酷，遠遠超過“民整官”的運動，官方文革史卻惜墨如金。

　　起因：激進學生惹起禍端

　　周恩來在文革中壹方面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意圖，另壹方面也在不違反毛的意圖下乘機對壹些老幹部施與壹些力所能及的保護。周恩來是支持造反派的，當然這是順著毛的意圖；但周對造反派中的激進勢力也採取了壹些壓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軍隊的鎮壓，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認為劉、鄧已經垮台了，在中央壹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後台，那就是周恩來。1967年3月22日晚，在鋼鐵學院“革造”紅壹團的內部會議上，張建旗作了長達壹小時多的發言，說周恩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中央文革的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張建旗的觀點。北京外語學院和北京商學院也有反周恩來的活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達，沒有公開發表。1967年5月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壹些年輕人以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劉少奇，這次公開發表也會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團”，6月2日，張建旗貼出《給周總理的壹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提出23個問題質問周恩來。 與此同時，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劉令凱為首的“6·16”戰鬥組公開攻擊周恩來。壹些激進的造反派認為，劉少奇被打倒以後，主要矛盾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毛澤東嚴厲批評“二月逆流”以後，有人認為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黑後台”。然而，無論是北外“6·16”，還是北京鋼鐵學院“5·16兵團”，都是人數很少的學生戰鬥組，用“兵團”壹詞是虛張聲勢。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這些反對周恩來的學生組成的“首都5·16紅衛兵團”，在北京外語學院召開了第壹屆代表大會，大會決議上寫道：

　　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壹員干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壹。解放以來兩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第壹戰略階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風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後台，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黨內出現的壹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壹，是最近全國發生壹連串大規模屠殺的客觀支持者，是壹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的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我們“首都5·16紅衛兵團”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壹死戰！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記者站的壹位通訊員，得知北京鋼鐵學院“5·16兵團”準備貼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就將情況報告了中央文革記者站。中央文革記者站北京記者組負責人袁光強，及時向中央文革報告了這壹情況。中央文革沒有制止。午夜後，“5·16兵團”貼出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後，馬上就有人用其它內容的大字報覆蓋上了。幾天以後，由戚本禹出面叫辦事組的專職黨總支書記王道明組織人調查“5·16兵團”背景和活動情況。調查結果是：壹、所謂“5·16兵團”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壹個小群眾組織，參與攻擊周恩來活動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懷疑中央文革記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5·16兵團”反總理活動的通訊員，同“5·16兵團”骨幹分子有密切聯繫。這位通訊員外出採訪用的是《紅旗》雜誌記者站通訊員的名義（當時中央文革記者站對外活動都是以《紅旗》雜誌記者站的名義出現）因此這事又和《紅旗》雜誌社掛上了鈎。三、在調查中，從“5·16兵團”骨幹分子的筆記本中，發現記載著《紅旗》雜誌社編輯周英的電話號碼，而周英是《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關鋒的妻子。在審查壹位“5·16”骨幹分子時得知，他們同《紅旗》雜誌社編輯部負責人林傑有聯繫。這樣又進壹步分析，“5·16”兵團同《紅旗》雜誌有瓜葛。但是，到底有什麼瓜葛，也沒有查出什麼。

　　8月8日，5·16兵團在西直門、北海、王府井、師大、農大、政法、商院等處散發“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十九個為什麼?”等五種傳單，攻擊周恩來，並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傳單說：“扭轉了的乾坤我們再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面目!”8月9日， 在北京市許多單位，公共場所，出現了“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傳單、標語和大字報。此間，來自長沙的造反派也參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動。

　　反周活動當時就遭到多數造反派組織的批判和抑制。據當時報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國在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共壹千多個單位在鋼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516兵團’”大會，會上鬥爭了5·16的頭目張建旗等五人。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開大會批鬥學生中的“5·16”頭頭以外，還抓捕了這些學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頭頭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記者調查組，曾經向中央文革及時寫了調查報告，說明“‘5·16’是壹個人數不多的組織，已被徹底摧毀，不復存在”。9月10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接見中學紅衛兵代表時說：“5·16”兵團“他們人數不超過50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後台老板，走資派。”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十萬人大會，慶祝粉碎“5·16”分子的勝利。

　　到1967年10月，北京學生組織“5·16”兵團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該結束了。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升級：扭轉形勢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曾考慮1968年結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間，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漢“7·20”事件之後，各地造反派乘機衝擊1967年春夏之交曾經鎮壓過他們的軍隊，軍隊有可能被搞亂；反對周恩來，反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舊政府”，這使得在文革中維持局面的政府機構搖搖欲墜；“大聯合”“三結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會都受到衝擊，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紅色政權”處於動搖之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形成了影響很壞的國際事件；在中南海周圍建立“揪劉火線”，十萬紅衛兵，晝夜不停地廣播，要把劉少奇揪出來批鬥，這是向中央施加壓力；武鬥不斷升級，很多地方發展到真槍實彈的戰爭。······這些亂相，都是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的結果。這些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大多是堅定執行 “毛主席革命路線”、為毛澤東衝鋒陷陣的人。至今，毛澤東這個政治魔術師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漢“7·20”事件後，毛對文革有壹個戰略轉變，即運動衝擊的重點從官僚集團轉向造反派中的“壞人”，從壓制保守派到抑製造反派，從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拋出“王、關、戚”是這個戰略轉變的第壹步，接著，就要打擊堅持“王、關、戚”看法的造反派頭頭。“王、關、戚”看法就是毛在運動初期的看法，現在戰略轉變，這些看法也隨之被拋棄。毛澤東1967年夏秋視察華中、華東、華北的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清查“5·16”是毛澤東的緊篐咒，造反派不聽話，就念這個使造反派頭痛的咒語。毛澤東念這個緊篐咒降服“魔鬼”，結束混亂。他說“要警惕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 “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儘快穩定局勢的意見。

　　此間，北京市送上有關北師大的壹個報告，報告中說：“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這句話旁批示：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還批評北京市不抓“5·16”。“這就好了”是什麼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辦法了。這個辦法就的抓“5·16”。什麼是“5·16”？應當是毛說的“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澤東壹旦把鬥爭矛頭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對立的軍隊、運動初期被造反派整過的官員、革委會中的新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澤東給的這個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眾組織也利用這個機會抓對立組織中的“5·16”分子。

　　毛澤東戰略轉變意圖在中央形成了共識。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紛紛出來發表口徑壹致的講話。

　　1967年8月11日，陳伯達和江青在講話中說：“‘5·16’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5·16’組織，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兩方面，‘左’的或右的來動搖中央。”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不能再搞大串連，要求造反派在本單位搞“斗、批、改”，要相信軍隊，她講到“‘5·16’以極左面貌製造混亂。”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軼歐等第三次接見安徽群眾代表。江青說：“目前拿北京來講，就有這麼壹個東西，我叫它是東西，就是因為它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組織叫‘5·16’。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穩定。而真正的幕後人是很壞的人。”接見後，安徽兩派群眾組織表示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中央很快發出通知，批轉《安徽“P派”和“G派”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這個通知說: “目前，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事物，各個革命群眾組織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撥離間、混水摸魚、挑起武鬥、大搞破壞活動的壞頭頭、黑後台劃清界限，揭穿其罪惡陰謀，不讓他們搞亂我們的陣線，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同時發聲，批評“極左”，批評“懷疑壹切”。他們批評的正是壹年前他們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文章說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這兩本散文集是劉少奇“黑《修養》”的姊妹篇。這時陶鑄已經被打倒，在全國高呼“打倒劉鄧陶！”的時候，發表這篇文章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但是，在這篇文章中有壹段話，卻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壹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取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壹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謂“5·16”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壹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過來，反戈壹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有兩個，壹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壹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這壹段話中“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澤東在審定姚文元的文稿時親自加上去的壹段話。這篇文章毛作過三次修改，完全體現了毛的意圖。

　　毛親自修改、審定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中，列出的“5·16”的兩條罪狀來看：分裂中央領導，即反周恩來；反對解放軍。這兩項是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的行為。毛澤東搞文革，壹是離不壹軍隊，二是離不開周恩來。軍隊是保持政權穩定的柱石。沒有周恩來主持政務，國家機器難以運轉；沒有周恩來執行，毛澤東的意圖難以貫徹。

　　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號令，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終於開始。

　　清查“5·16”的幾個高潮

　　第壹個高潮：1967年八、九、十月。

　　8月17日，通過北京鋼鐵學院的群眾組織“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組織部長李芳（女）。8月20日，又通過鋼鐵學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頭頭張建旗。在此期間，其他壹些“5·16”兵團的學生頭頭也相繼被捕。

　　抓了學生以後就抓“黑後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級幹部陳家康，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機要局的王煥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經周恩來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林傑（《紅旗》雜誌編輯）、周景芳（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趙易亞（《解放軍報》總編輯）和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等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左派都當作“5·16”的“黑後台”壹個壹個地被投入了監獄。

　　9月12日，學部 “革命大批判指揮部”召開“憤怒聲討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洪濤反黨集團罪行大會”。

　　10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開緊急會議，會上傳達軍委首長指示：“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取締反革命組織‘5·16’兵團的決定。” 軍委辦事組表示：“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這些反革命挖出來！挖不出來死不瞑目！”，軍隊清查“5·16”，目標對準1967年“5·13”演出的“沖派”，即軍隊內的造反派，“沖派”是軍委辦事組黃、吳、葉、李、邱的對立面。

　　清查“5·16”的第壹個高潮之後的幾個月，似乎沒有大的動作。

　　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的大會，卻說楊、余、傅是 “5·16”的“黑後台”,和楊、余、傅有關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向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的歷史終結。自1967年秋後，壹些進入了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相繼被邊緣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幹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壹些省市搞“反覆舊”，反對革委會，這使得清查“5·16”運動又開始升溫，壹批“反覆舊”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68到1969年，清查“5·16”運動時斷時續地在壹些單位內部進行，在全社會並沒有很大的聲勢，這可能是由於的確沒有“5·16”這個所謂“反革命陰謀組織”，難以進行下去。

　　第二個高潮：保衛紅色政權。1968年9月5日，隨著新疆革委會的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很多地方的革委會在權力分配上排擠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會的權力鎮壓造反派（很多地方槍斃進入了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如山西槍斃了楊成效，天津槍斃了程國富，槍斃前遊街示眾。當時公布了他們的罪行，即使這些罪行屬實，也不夠槍斃）。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會成立以後還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後，中央領導集團恢復秩序的願望更加強烈，而被邊緣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運動初期的指導思想繼續造反，這就引發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來在1969年9月20日晚講話中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妳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這就不簡單是極‘左’。如果不改，還要鬧，後頭就必然有壞人。”“他們的這種做法，其性質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動。”“原來搞‘5·16’、挖‘5·16’的時候，我們提了四條：第壹，不要擴大化；第二，不要讓老保翻天；第三，要區別對待，第四，要促進大聯合。提了這四條，當時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強調了不擴大化，就不敢動了，就縮手縮腳了。中央各單位還沒有搞深搞透嘛！”

　　1969年年10月29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學部的講話中說“‘5·16’反革命集團是很兇惡的敵人，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動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時，這個反革命集團把矛頭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他們是破壞無產階級文件大革命的。”他強調，“要放手發動群眾，把清理階級隊伍搞透，特別是把‘5·16’反革命集團搞深搞透”，“要堅決搞，放手搞，發動群眾搞，不要只是少數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並講話。周恩來說：“‘5·16’不單是在1967年發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動是有根據的，早就存在，通過兩年半，逐步認識，得到了壹些資料，現在比以前認識清了。······現在還是要繼續揭發、批判”，周恩來指出“5·16“有兩個系統：“大的以學部為中心，還有外事口、政法口、農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傳、民族、統戰，軍隊壹個口，大的是方面軍，軍隊是沖派，是‘新三軍’····還有學校叫小‘5·16’，大專院校以學生為主”。康生說：搞清“王、關、戚、楊、余、傅、蕭華是怎樣陰謀篡奪機要大權，這是‘5·16’專案的主要問題。”江青說：“‘5·16’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單線聯繫，他們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兒女，他們搞秘密活動，這是不許可的。”

　　第三個高潮：“3·27通知”。經過緊鑼密鼓的動員，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中發 ［1970］20號）（通稱“3·27通知”），這個文件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文件壹方面提出防止擴大化（有的單位七分之壹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壹方面又說“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麼組織就叫什麼組織，是什麼性質就定什麼性質，不要壹律叫‘5·16’”。

　　當時清查“5·16”時都追查什麼時候參加“5·16”組織，填什麼表格，由於根本沒有這個組織，追查不出結果。“3·27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半年以後，周恩來進壹步闡述了“3·27通知”，他說：“搞陰謀活動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稱是什麼。”“重點不在這個組織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要重在罪行。”這樣壹來，只要參加了某些活動，就要當作“5·16”分子進行追查，從而使清查進壹步擴大化。有些單位本來清查有困難，由於“3·27通知”中有反擴大化的內容，就鬆了下來。1970年11月20日，周恩來說：“今年3月27日發了個通知，他們又抓住‘3·27通知’中提到防止擴大化，變成壹風吹了。運動規律就是這樣，幾番起伏。這次無論如何要追到底……”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5·16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發［1971］13號）（通稱“2·8決定”），宣布成立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以楊俊生、黃作珍、於桑等為組員共13人組成中央“5·16·專案聯合小組”。這個文件規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壹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壹系列罪行，將它壹個壹個落實，而不要壹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號召大家認真學習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還要貫徹執行毛主席在當時關於“壹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指示。至於現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當然不在此例。”

　　外語學院“紅旗”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的狀，說謝在外院支持的壹派“6·16”兵團是反總理的，海軍在外語學院的支左坐在“6·16”這壹邊。毛對章的信作了指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請周總理出面解決外語學院的問題。周就調走了來自海軍的支左部隊的大部分，改為8341部隊，加強了外交部系統對“5·16”的清理。

　　北京市群眾揭發涉及到5萬多人，觸動的有壹萬四五千人，下面報上來的重點人七百多人，三千人進入了留宿學習班。

　　清查“5·16”運動中，由追查是否參加“5·16”組織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確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參與者。這使“5·16”的罪行面不斷擴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兩條：反軍和反無產階級司令部；“九大”以後，又加了壹條：反對革委會。到1971年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幾乎包括了文革以來造反派所有的行動。1971年6月30日，清查辦公室負責人陳偉（部隊幹部，原秦皇島航校校長）在話話中提到“5·16”的11項罪行和15件事。15件事是：燒英國代辦處；“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揪軍內壹小撮；搶劫國家機密檔案；衛生部黃樹則專案，泄露中央領導人的健康機密；利用搞專案為幌子，搜集整理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的材料；1967年5月13日沖三軍演出；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學院等地開會成立全國無產階級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演黑戲，出黑書，開黑會包括天津黑會，砸爛公檢法，等；7月27日，清華大學開槍打工宣隊，等。有的地方以掌權的軍政領導人劃線，把反對當地軍政領導人的活動也作為清查“5·16”的內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個“重大事件”中，把“發動打謝運動”壹事，也排了進去，謝是四川支左部隊負責人謝家祥。南京將反對過許世友的人都當作“5·16”分子清查。按這樣清查，所有的激進造反派都不能倖免。

　　清查“5·16”運動成了不可收拾的亂局。清查運動的重點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誰是黑後台呢？開始說黑後台是“王、關、戚”。楊、余、傅被打倒後，又說“黑後台”是“楊、余、傅”。“3·27通知”又把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都列為操縱者。1970年9屆2中全會陳伯達倒台以後，又說清查“5·16”專案組的組長陳伯達是“黑後台”。在各省，壹些與掌權的軍政官僚不壹致的老幹部都成了“5·16”的“黑後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評林彪是“5·16”的壹條重要罪狀，反對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後，又說林彪是“5·16”的“黑後台”。

　　更為蹊蹺的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5·16”聯合專案組副組長、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李震，被發現死於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熱力管道溝內，死亡時間初步判定為２１日夜間，死亡原因不明。開始中央認為是他殺，還對有關人員採取了措施。後又定為“畏罪自殺”。李震雖然是聯合專案組副組長（組長吳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但他兼管專案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就設在公安部，“5·16”專案組具體由公安部負責。李震在公安部管業務工作，承辦中央直接交辦的事，直接向周恩來匯報。“畏罪自殺”，什麼“罪”？沒有公布。

　　值得壹提的是，周恩來生前已經弄清，全國並不存在壹個“5·16”組織，但作為全國抓“5·16”“總司令”的周恩來，始終沒有表過態，更不用說認錯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是毛澤東直接關注和周恩來自始至終具體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國抓‘5·16’的先行單位和樣板單位。

　　文革之初，在陳毅部長的指示下，以姬鵬飛常務副部長為首的外交部黨委，進行“橫掃外交部的牛鬼蛇神”運動，部黨委將壹批大小幹部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部黨委委員兼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孟用潛和壹批司局級幹部，組織群眾對他們進行了殘酷鬥爭。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造反派抄出８個麻袋材料，是部黨委對所謂有問題的幹部與群眾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１２月２０日，外交部的200多人發起成立了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交部黨組織力圖予以解散，１２月２６日，周恩來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員迅速增加到１７００多人，而當時外交部全部人員也就２２００多人。

　　1967年１月１８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向部黨委奪權。周恩來與陳毅都支持這次奪權行動，並祝賀奪權勝利。對於外交部的奪權方式，周恩來卻明確規定：外交大權在中央，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成立部、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周總理還態度鮮明地指示：（今後）沒有部（造反派）監督小組簽名的文件，我不看。

　　2月16日陳毅參與了大鬧懷仁堂，在反擊“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壹些人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由於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陳毅，而只想讓造反派對陳毅“燒壹燒”。因此，造反派搞了二個多月的“打倒陳毅”活動，沒有實質性進展。陳毅雖然因“二月逆流”挨批，還是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參加外事活動。得知毛澤東底牌的周恩來，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每次都是旗幟鮮明的保陳毅。結果，想打倒陳毅的造反派，就對周恩來不滿，壹些人將鬥爭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第壹把手王中琪等少數人，也以“5·16縱隊”等戰鬥隊名義，公開貼出了影射周恩來的大字報。毛澤東得知出現反周大字報後，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上書毛澤東，反映外交部和社會上有壹股攻擊總理的風氣，毛澤東批示說：“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

　　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長韓念龍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全部大會，宣布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周恩來的指示壹公布，長期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頃刻瓦解，所屬成員紛紛退出。

　　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外交開始了抓“5·16”的運動。當１９６８年中央正式部署開展抓5·16運動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為運動中心。當陳伯達流露出抓“5·16”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時，周批評說，運動才開始怎麼能講擴大化，這會對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強調，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是不是填了加入組織的表格。“姚登山參加“5·16”，難道還要填表嗎？”姚登山就被定為外交部頭號“5·16”分子，在工人體育場萬人大會上批鬥，後送入秦城監獄關了9年。

　　姚登山，1936年入黨，解放戰爭時期任獨立團團長兼政委。他是壹位直來直去、城府不深的幹部。1966年3月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贊。1967年，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蘇加諾政權，殺害了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和大批共產黨人。中國壹直是印共的堅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輸出革命。蘇哈托政變也隨之引發了反華浪潮，大批人圍攻中國大使館，斷絕了大使館的供水和糧食，中國駐印尼大使應召回國，留下姚登山任臨時代辦。姚率領使館工作人員與印尼圍攻使館的勢力進行鬥爭，受到毛澤東的表揚。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驅逐姚登山，他壹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達北京，壹下飛機，受到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5月1日晚上，周恩來又讓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毛澤東接見了他並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見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上。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的姚登山壹舉成名。回北京後，姚登山捲入了外交部的鬥爭，站在造反派“聯絡站”壹邊。被“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聘為顧問。周恩來點名說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壹樣，因外交部的文革問題壹下子從大紅大紫的英雄變為秦城監獄裡的囚徒。

　　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來到外交部親自動員。他找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壹些頭頭和骨幹，勸說他們坦白交待，讓他們起帶頭模範作用。新聞司科員成綬三和黃安國響應號召，承認他們是外交部“5·16”的組織部長，還供出上百人。周恩來動員林兆南坦白交待，林交待了，後又不承認，姬鵬飛又動員，又交待，又不承認，被人們傳為“七進七出”。林兆南是壹位老幹部，文革後出任駐土耳其大使。

　　和中央其它部門壹樣，清查“5·16”分子很長時間是在“五七”幹校里進行的。由於逼供信，幹校的大部分人都變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方那個班裡連壹個黨小組長也找不到了，只好請外單位隨丈夫到幹校的壹名非黨行黨小組長的職責。

　　1968年秋，突然將外交部屬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漫畫家朱根華關了起來，說他是“5·16分子”。他被關在壹個暗房裡，24小時不見陽光，大小便都在室內。1969年，他被兩人押往湖南攸縣的外交部五七幹校。還將他妻子和兩個孩子下放到甘肅，壹去十年，家庭從此離散。在幹校里，除了勞動以外，經常是24小時連續審訊。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幹校開批判大會，當場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鬥會上被扭斷了手臂，成了終生殘疾。

　　1970年4月5日，蘇歐司唐賢耀被逼自殺，死後說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幹校附近的山上。後來幹校撤銷了，唐的孤墳很長時間還留在那裡。外交學院的青年教師彭寧也在審查“5·16”中被逼自殺。

　　外交部清查5·16的運動有三個階段：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底，為摸底排隊時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為全面鋪開時期；１９７２年至文革結束，為“戴帽”掃尾時期。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取得了“輝煌戰果”，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數分別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劃為敵我矛盾性質待處理的３１人；因5·16問題給予各種處分的８０餘人；定為犯嚴重錯誤的１７０多人；因5·16問題而屬壹般錯誤的１４０８人；共計１７００多人。受到懲處的人占外交部總人數的壹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２０名幹部，八十年代都獲平反，並分配了工作。文革結束後，直到８０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待遇，分配工作或離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還留下“留黨察看壹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處分。1980年8月姚恢復行政11級，1985年6月離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農林口清查“5·16”

　　譚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將。毛澤東批評“二月逆流”之後，各院校的紅衛兵紛紛進駐農林口的各部機關，到處尋找攻擊譚震林的“炮彈”。他們發現：當年創建解放軍“南京路上好八連”有功的上海警備區政委秦化龍，在農林口機關被作為反黨分子受批鬥。他的秘書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批鬥秦化龍是根據譚震林的意圖。秦化龍曾是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政委，後調任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農林口文革小組組長，參與中央文革匯報活動，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既然整秦化龍的是譚震林，現在譚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龍該平反了。於是，紅衛兵強烈要求周恩來為他平反。但是，國務院農辦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對為秦化龍平反。造反派認為，“延安公社”的這種態度實質就是保譚震林。周恩來建議群眾組織就秦化龍問題進行辯論，通過辯論統壹認識。造反派對周恩來不滿意。

　　1967年5月16日，進駐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的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宣布成立“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5·16兵團”，並貼出“成立宣言”，聲稱要“堅決反擊‘二月逆流’，‘捨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宣言要求“旗幟鮮明地為秦化龍將軍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農大東方紅5·16”的行為受到批判，在政治壓力下，他們馬上貼出大字報承認錯誤，解散“5·16兵團”，停止壹切活動。“農業大學東方紅5·16”雖然只有壹兩天的歷史，但後來卻給大家帶來了災難。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將們，秦化龍不是好人，妳們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後台，還有新疆叛徒集團的問題。妳們不要保他了，要反戈壹擊、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來接見農大東方紅的代表。周說：“妳們很主動嘛！四個‘5.16’分子首先是妳們抓的，妳們又揪出了學校里的八個‘5.16’分子，秦化龍妳們又揪出來，說明妳們劃清界限了。” 經周恩來批准，農大“東方紅”將秦化龍扭送北京衛戍區，周恩來親自給衛戍區領導人傅崇碧、黃作珍寫信，令其“請予接收、監護，聽候中央處理”。

　　這僅僅是清查5·16的開始。1969年9月以後，國務院農辦、農政和農林口各部機關幹部，分別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農村辦“五七”幹校。

　　不久，中央機關的“五七”幹校按照上面的統壹部署，大規模開展清查“5·16反革命”運動。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軍代表宣布：中央已將秦化龍定為“5·16反革命黑後台”，正式批准逮捕關入秦城監獄。那些保秦化龍的幹部，被劃為“5·16反革命”骨幹分子，被隔離審查，殘酷鬥爭，強迫隊們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剛過，幹校軍代表召開逮捕大會，宣布：經中央批准，將農林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吳文平（上海警備區宣傳部原副部長）作為“5·16反革命骨幹”，由公安機關正式逮捕入獄。會上，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揚、宣傳部長黃天祥、教育處長劉子兵和秦化龍的秘書許人俊，分別作為“5·16”反革命後台和骨幹陪斗。隨後，“5·16”專案組趁熱打鐵，突擊審訊，大搞逼供信。他們實行三班倒審訊法，有壹次，對許人俊連續72小時殘酷審訊。壹些幹部不堪侮辱虐待憤而上吊或跳井自殺。

　　1970年3月，清查“5·16”的“3·27通知”下達後，農林口機關的清查運動進壹步“深挖”和擴大打擊面。

　　1970年11月29日，紀登奎到農林部給核心組成員的指示中說：“‘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很兇惡的階級敵人，不肅清會有後患。農林部的‘5·16’問題沒有揭開蓋子。”紀登奎要求追查以下問題： （1）有沒有人去沖中辦學習班的？沖中辦學習班是整汪東興同志的材料，抓汪聯絡站就在水產部大樓辦公。（2）農林部有沒有人去圍困中南海（即“揪劉火線”）？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嗎？（3）有沒有人參加秦化龍的八七黑會？回來怎樣貫徹的？交代了沒有？（4）砸機要室，搶檔案有沒有？（4）為秦化龍平反，對抗周總理指示，查清了沒有？（5）農林口各部與吳傳啟、潘梓年，農大“5·16”的聯繫要查清。（6）在抓“5·16”時出現的反動標語“抓‘5·16’防止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沒有？持續了四年的清“5·16”運動在農林口繼續進行。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發生後，專案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開會宣布：“妳們5·16反革命集團的後台林彪，已經徹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聽後面面相覷，哭笑不得。

　　林彪集團垮台後，農林口乾校清查“5·16”專案組搖身壹變，又成為反林彪的英雄，他們繼續對被清查的人進行審查。天天讓清查對象反覆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要求聯繫思想，活學活用，交代“5·16反革命”的活動和組織。

　　1974年，設在湖北沙洋勞改農場的國務院農辦、農政“五七”幹校宣布撤銷，清查“5·16”專案組也解散了。被關押隔離審查5年多的清查對象，終於獲得自由，被允許回北京同家人團聚。

　　但是，清查“5·16”並沒有宣布結束，要清查對象在北京家中繼續等待處理。後來，政治形勢有所變化，清查對象們不甘心當“5·16反革命分子”。壹心想搞清楚到底什麼是“5·16”，以便營救仍然身陷獄中的秦化龍和吳文平。有壹次，清查對象許人俊和上海警備區黨委辦公室原主任劉子兵相約，壹起去見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

　　劉傳新曾經擔任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龍是他的老領導，吳文平、劉子兵和許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間，劉傳新隨部隊進北京執行軍管任務，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多年不見，劉傳新在天安門附近的辦公室熱情接待他們。對老首長秦化龍和老部下吳文平的悲慘遭遇，劉傳新早有所聞，也深表同情。許人俊等們希望從他那裡探聽壹些有關“5·16”的信息。劉傳新眉頭緊鎖，指著辦公桌上壹大堆檔案說：“妳們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許多‘5·16’，關在監獄裡，材料壹大堆，至今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呢！”劉傳新還傷感地向許人俊等訴說：“我在這裡抓‘5·16’，我妻子在江蘇卻被人家當做‘5·16’抓起來，至今還關押審查啊!究竟什麼是‘5·16’，我也說不清!” 文革結束後，劉傳新因鎮壓1976年的“四五”運動、參與了其它“四人幫”的活動接受審查，1977年5月19日自殺身亡。

　　糧食部清查“5·16”

　　在糧食部，軍代表製造了“糧食部‘5·16’陰謀集團”的冤案。這個“集團”以朱相遠（原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綿陽所技術員，文革後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糧食部辦公廳辦事員、文革後為國家糧食儲備局的司局級幹部）為“黑頭目”，陳國棟（原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文革後為糧食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浦通修（原糧食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文革後為教育部副部長）為“黑後台”，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副組長蘇生（行政10級）、原計劃司司長吳園宏（行政10級）被打成“黑顧問”。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監察員竇桂林（行政12級）、原農村糧食管理司價格處處長馬洪柱（行政12級）、原機關黨委辦公室主任顧志達、原政治部組織處處長徐銳、宣傳處處長秦煥民、原計劃司計劃處處長鄭志勛、原辦公廳宣傳處副處長吳碩等7人被打成“黑參謀”。原機關黨委辦公室辦事員陳其陣被打成“集團”第五號人物。在遊行集會人群後邊搖旗吶喊的司機、電工、理髮員、收發員、服務員、保育員都未能倖免。多人被打掉牙齒、打聾耳朵、打斷胳膊，兩人被整死。糧食部被打成“5.16”分子123人，占幹部總數六分之壹。另外，據保衛科幹部王某的統計，糧食部還有“壞分子”和各類“階級敵人”共300多人，占部里總人數近壹半。

　　1967年9月，國務院決定向各部委派軍代表。9月20日，解放軍總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樊省軒，進駐糧食部任軍代表。當天兩派群眾實現了大聯合，坐到壹起開大會歡迎他。在群眾組織大聯合實現不久，樊對原來兩派成員從親壹派、疏遠壹派發展到支壹派、壓壹派。陳其陣和壹些人多次跟他面談，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壓的壹派就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寫信。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聯名，共寫了十來次。結果，這些信轉回到軍代表的手裡，他以“斗私”、“圍剿派性”等名義辦學習班，批評寫信的人，說有人要把軍代表趕出糧食部，要這些人檢討。寫信的人拒作檢討。軍代表認為階級鬥爭複雜、敵人隱藏很深。

　　1969年8月，國務院將糧食部、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併，先合署辦公。9月，糧食部留下三十幾個人搞業務，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軍代表翟夢僧率領六七百人到河北省固安縣的五七幹校搞斗、批、改，運動的重心移到五七幹校。

　　1970年1月18日軍代表在北京召開糧食部清查”5·16”動員大會，傳達了中央領導人關於清查“5·16”的講話。樊省軒在會上聲稱：“‘5·16’的魔爪伸向了糧食部，朱相遠、殷嵩義有問題，給他們辦學習班”。於是，這幾個人被隔離審查。殷是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安陸所的技術員，是糧食部造反組織“大聯委”12名“勤務組”成員之壹。動員大會以後，樊省軒到固安五七幹校坐鎮指揮清查。

　　2月5日，給陳其陣辦“學習班”，對他隔離審查。審查陳其陣的專案組有5個人，不許他走出房間，上廁所要請假，經允許後，由“學習班”的人陪同去。買飯，由“學習班”的人代辦。不許和外界聯繫。讓他解下腰帶、鞋帶，交出刮臉刀，搜走了所帶的東西。與此同時，派人到陳其陣妻子單位，要那裡出人到他家裡搜查。隔離審查期間，每天要他交代和‘5·16’關係和活動，不按要求交待就讓他到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腰，幾個小時至十幾個小時。後來，將陳其陣轉移到離生活區200米以外的壹所房子裡。房內有兩間屋。陳其陣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戶用木板釘死，與大屋隔板上有壹塊玻璃，二尺見方，也從外邊糊死。靠下方留了壹個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內放壹痰盂，供大小便用。壹天給壹暖瓶熱水，供飲用、洗臉、漱口。每天拂曉，准他出屋壹次，倒屎尿，接壹臉盆涼水。專案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來當天，組長就掄開膀臂，壹連打了陳其陣五六十個耳光，問：“厲害不厲害？”“不交代有妳好受的！”此後幾乎每天挨打受罵。除拳打腳踢外，還用木棍子、木板子、門上的彈簧弓子、捅爐子的鐵鈎子打。除專案組兩人打以外，隔幾天還從連里（五七幹校採用軍事編制：連、排、班）找四五個人來，打兩三個小時後揚長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溫度降到零下十幾度，沒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後凍成冰棒。這樣的冷天，把陳其陣的棉衣褲扒下來，剩下貼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腳踝，被打得由青變紫、變黑，像焦炭壹樣，兩個多月不能邁步，走路得慢慢蹭。專案組長用鐵爐鈎子打他的手，打壹下問壹句：“說不說？”打得手指手背青腫，無法握拳，拿不住東西。頭髮長了，不准理髮；鬍子長了，不准刮臉。十來個月沒有洗換衣服。沒有褲帶，站起來就得手提褲子。

　　12月上旬，專案組組長讓陳其陣看糧食科學研究院翻譯胡某寫的“認罪書”，胡承認是“5·16”，還描述了參加的經過。過了幾天，專案組又把陳其陣押進壹間空屋，收聽“5·16集團”另壹個人的認罪錄音。他在供述“罪行”時，點了陳其陣的名，編造了“策劃陰謀”時陳其陣說的話。收聽後，組長說：“妳上邊的交代了，下邊的也交代了，同夥都交代了，妳想想怎麼辦吧？”陳其陣被折磨得難以忍受，就向專案組說1967年4月19日參加了“5·16”和以後的活動。專案組窮追不捨，逼他交代更多問題。他無法再編下去，就對專案組說：“我不是‘5·16’，前兩天說是‘5·16’，那是假的。”組長壹聽，頓時火冒三丈，劈頭蓋臉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陳其陣太陽穴的血管劃破了，鮮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說：“把妳以前交代的假情節給我改掉了！” 陳其陣說：“都是真的。”“都是真的？為什麼叫‘5·16’，不叫‘4·19’？”陳其陣現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團是5月16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態度。”專案組說：“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防止再翻供，組長問陳其陣：“跟妳們活動的那伙人，妳說誰不是‘5·16’吧？”陳其陣說了壹個尊敬和信賴的人名，組長說：“他承認了！”第二天，專案組又叫來兩個是陳其陣的好朋友，看見他倆，陳其陣泣不成聲。他倆語意雙關地對陳其陣說：“抗是抗不過去的，都各奔前程了，爭取個好出路吧！”陳其陣看到這麼多人都頂不住了，心想：“我頂得了嗎？那就編吧！”他就開動腦筋編造。1971年2月16日幹校召開群眾大會，叫陳其陣“認罪”。陳其陣宣讀他編造後經專案組審改的“認罪書”，說“1967年5月下旬，先後經三人介紹，三次參加‘5·16’陰謀集團”。認罪以後，專案組宣布軍代表決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給家裡寫信，可以和“學習班”的其他人壹起到食堂買飯；可以去小賣部買東西；上廁所不必請假。但仍不許和外界聯繫。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樣經受像陳其陣這樣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經恢復工作的陳國棟在幹校召開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參加的座談會。壹些被整的人訴說了自己挨整的情況。原糧食部政治處的龔誠說，他被打掉八顆牙齒，胳膊打斷。手不能動了，飯拿來，用嘴從碗裡舔，像狗吃食壹樣。半年沒洗腳，頭髮長了，鬍子長了，不能理髮，不能刮臉。原儲運司科員牛夢辰說，“李×（五連指導員，原財會司15級處長）打李有發（原財會司辦事員）100多個耳光，壹邊打還壹邊問：‘我打過妳嗎？’”儲運司科員范大林說：“我從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19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幹校。我脖子上被掛八塊磚，壹掛就是兩三個鐘頭，甚至三四個鐘頭，連續有80天。打我，打斷了幾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張強（原政治部17級幹部，被打成“集團”第四號人物）說：“點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糧食部副部長、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組長、老紅軍）是後台，把大便打到褲子裡，坐‘老虎凳’（把腿綁在長凳上，往腳下加磚）從下午兩點到六點，四個小時。”原糧科院翻譯胡××說：“杜子誠（原糧科院翻譯，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還扎個稻草人，召開批鬥會。還派人到他妻子那裡（廈門）去，拿了兩張照片，說杜有作風問題。”

　　被打成“5·16”骨幹分子的廖祝南2010年給《炎黃春秋》的投稿中寫道：“天寒地凍，屋內無暖氣，我穿著棉衣棉褲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殫精竭慮，卻實在‘供’不出什麼‘5.16’分子。白天寫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構思新‘故事’，都不對他們的“胃口”。專案組人員便刑訊逼供，揪頭髮、扇耳光、跪地板、潑冷水、拳打腳踢。專案組還將20多斤重的“鐵疙瘩”，用粗繩捆結實後，掛在我的脖子上，低頭彎腰。掛了不到五分鐘，我便氣喘吁吁，大汗淋漓，雙腿發抖，腰酸背痛。晚上12點，未寫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經常會在半夜被叫醒“審訊”。他們用粉筆在地上劃壹個鍋蓋大小的圓圈，讓我站在中間，每天從早到晚站16小時。期間，只給幾分鐘小解時間，三頓飯站著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專案組人員用涼水把我潑醒，或猛踢幾腳，勒令暈厥的我馬上站起來。

　　1973年，對糧食部清查的結論是：“經清查，原糧食部沒有發現‘5·16’反革命組織，也沒有發現‘5·16’分子。”?

　　其它中央單位的清查“5·16”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是清查“5·16的重點單位之壹。1966年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潘梓年當了學部文革主任，吳傳啟也成了學部文革領導成員。由於他們和關鋒有壹些關係，積極參與造反，後來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點。文革期間，學部成立了幾個觀點不同的群眾組織，他們從王、關、戚等渠道得到上面壹些信息，看風造反，互相攻擊。這幾個個組織的頭頭也成了清查“5·16”的重點。學部被打成“5·16分子”占總人數的壹半以上。近十人死於非命，我中學的壹位同學、在歷史所當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的死了。“9·13”事件後，由於沒有向重點審查對象傳達林彪問題，清查對象故意在大會小會上繼續交代“反對林副主席的罪行”。為了阻止這樣的交代，11月初專門召開了這部分人的會議。會議開始後，支左部隊66軍壹個師的副政委宣讀文件後說：“妳們這些‘5·16’骨幹分子，交代了二三年，連妳們的黑後台都還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確告訴妳們，妳們的黑後台就是林彪！妳們必須老實交代與林賊的黑關係！”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有壹百多人被打為“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來的最大冤案。

　　衛生部也是壹個清查重點。1967年3月10日，衛生部的造反派開了壹個會議，批判“城市老爺衛生部”，會上把壹些中央領導人享受醫療特權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層腐敗情況。周恩來說“孫正搞了個‘3.10’。······把老爺衛生部和中央首長的病歷混同在壹起……劉維棟在衛生戰報第49期上把對方許多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集中起批評對方，把內部東西公開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來。拘留是為了防止擴散。”李先念說，搞3·10會議的這些人都是特務。周恩來說著名醫學專家、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葉心清是個江湖醫生，葉被打成了“5·16“分子。

　　中央樂團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5·16”運動中，有4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楊被判刑10年。合唱隊員王芃被判刑8年。同時，近百位嫌疑對象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樂團兩派造反派組織“井岡山”、“東方紅”幾乎全軍覆沒，骨幹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審查別人“5·16”，後來自己也成了“5·16”。交響音樂《沙家浜》創作組組長、在交響音樂《沙家浜》中飾演郭建光的演員張雲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嫌疑對象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各地清查“5·16”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國各地都開展了清查運動。以廣西為例，在自治區清查“5·16”領導小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後成立了清查“5·16”領導小組，組成4219人的專案隊伍。在清查過程中，全區列出清查事件68起，涉及幹部群眾數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訊逼供、捆綁、毆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

　　各省清查“5·16”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反軍“、“反對大聯合”、“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籌”）都是“5·16”的“罪行”。這次運動的鎮壓者是支左部隊或是革委會，被鎮壓者是造反派中激進分子和大批無辜百姓。有些地方與“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名稱也有不同。貴州踏平“4·11”。天津清理“二黑壹砸”。江西為“三查”。廣東和廣西為“貫徹《7·3布告》、清查‘反共救國團’”。湖南為“貫徹《1·24指示》，批判‘省無聯思潮’”。湖北為“貫徹《9·27指示》，清查‘北、決、揚’”。四川先為“貫徹《12·25批示》，批判劉結挺、張西庭”，後為“壹批雙清”，省革委中的軍隊負責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決了數萬人。由於各地群眾組織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機會打擊對立面，軍政官僚集團的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對各自的政治對手實行鎮壓。清查“5·16”運動，全國各地大小監獄再次爆滿。整死、逼死的人無數。

　　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除了中央單位大規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屬單位也無壹倖免。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搞文革的試點單位，當時被當作執行政策的樣板。1970年3月，8341軍管會在二七廠開展清查“5·16”運動，全廠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職工數以千計。其中，徐鎧名列第壹，被軍管會隔離審查，多次組織全廠大會批鬥，1972年11月被宣布為“5·16反革命的骨幹”，實行群眾專政，1978年12月23號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徐鎧7年徒刑，從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鎧失去自由13年多。徐鎧何罪？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23歲，是鑄工車間壹名工人，任車間團總支書記，他響應號召參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廠推選壹名工人群眾代表，籌備北京市工代會，為建立北京市革委會做準備，壹開始讓工具車間的劉鐸喜去了籌備組，因為他職稱是技術員，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劉譯喜回到二七廠。經過討論，認為徐鎧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選他到北京市工代會籌備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徐鎧被推為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工代會第壹副組長。這是他被打成“5·16骨幹分子”的主要原因。當時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純屬子虛烏有。

　　從江蘇清查“5·16”運動的情況可見壹斑。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南京軍區內的造反派與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紅總”這壹派）聯手，幾次衝擊南京軍區首腦機關，要揪斗司令員許世友。毛澤東力保許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世友被中央任命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許世友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反軍是“5·16”的主要罪狀，反對許世友就是反軍，許世友又是毛澤東信任的中央領導人，這樣，又可以將“5·16”的另壹主要罪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加在江蘇造反派的頭上。

　　許世友不饒恕反對他的人。他在壹次會上說：“江蘇的主要工作是‘兩挖’，壹是挖煤，二是挖‘5·16’！”說到這裡，他舉起拳頭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響應毛澤東要改變中國“北煤南運”的情況，在南方找煤。許世友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找煤，結果是勞民傷財，以失敗而告終。抓“5·16”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當時許世友等人認為，“５·１６”組織在江蘇已遍布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據這壹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壹場全殲“５·１６”的“人民戰爭”。

　　省地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第二專案辦公室（簡稱“二辦”，南京稱“３２０”辦公室），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關押、審訊“５·１６”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關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並從部隊調來壹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受許世友委託，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５·１６”，還列出３１個問題（事件），不管有沒有填表參加“５·１６”組織，只要沾上其中壹條，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許世友調往廣東，彭沖主持省委工作。江蘇省在清查“5·16”運動中受害者的人數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蘇省委第壹書記彭沖說：“江蘇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區，被定為‘五壹六’的有13萬人。”

　　當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根據後來官方公布的數據，在1970和1971年運動高潮期間，江蘇全省有13萬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訊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證其罪，有6,000多人在關押審查期間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體或精神殘疾。

　　據江蘇省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統計：江蘇省在清查深挖“5·16”運動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達26萬多人（其中被關押批鬥的13萬多人），死傷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蘇省的清查深挖‘5·16’運動，比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傷害面要大20倍。”

　　壹些被確定為清查運動“重點”的單位，被害者人數令人震驚。例如在南京電子管廠，3,800多名幹部職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審查，1,226人被認定為“5·16分子”，7人死於刑訊逼供。在南京市政建設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審查，約占該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

　　1970年４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京大學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抓，派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委尚未恢復）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學關押“5·16分子”108人，點名“5·16分子”248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10人捲入了“5·16”漩渦。其中有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5·16分子”？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鬥幾晝夜（最多１３個晝夜）的疲勞審訊。為了攻下“頑固堡壘”，對被審查者施用十幾種刑罰。校體育室壹位老職員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對清查“5·16”運動不滿，寫了壹封匿名信寄給《新華日報》，很快就被查出來了，軍宣隊就在壹次全校大會上宣布了她的“罪狀”，然後直接從大操場拉出去槍斃了。

　　在南京大學蹲點抓“5·16“的遲明堂，是壹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地方領導幹部。南大被打成“5·16”的壹位中層幹部檢舉他是“5·16”，遲明堂於1971年10月被隔離審查，不久，投進監獄。這壹“突破”後，省“二辦”對全省地市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摸底，查出涉嫌“5·16”問題的人，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占７２％，廳局級領導幹部中占３８％，15個地市領導幹部中占41%，地市壹把手中占69%。

　　在江蘇“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壹位被打成“5·16”骨幹的人泄憤檢舉。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壹位被無端懷疑，壹位被蒙冤審查。

　　在南大突破後，就重點清查省級機關。當時省級機關連同省五七幹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壹部分是省革委會機關的“留守人員”，另60%以上的人進入省五七幹校的“脫產人員”。在省級機關“留守人員”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經過“春季攻勢”，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人占33.4%。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發動“秋季攻勢”，到1971年11月，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多達2400餘人，連同已經打成“5·16”的，竟占省級機關幹部總數的70%以上。

　　軍隊幹部也未能倖免。據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省“二辦”秘密檔案中發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幹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幹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關的軍級領導幹部就有11名。

　　省革委會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８名軍隊“支左”幹部。其餘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壹的彭沖竟也掛上了“大名單”。

　　在省五七幹校是清查的重點。到1971年底，幹校3000多人中，點名為“5·16”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幹校已變成集中審查關押“5·16”的勞改營。

　　在幹校被審查的對象壹律與他人隔離，不分晝夜對清查對象搞車輪戰，經常罰站10多小時。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5·16”，又繼續窮追猛打逼交“同夥”，清查對象像滾雪球般的擴大。壹時間幹校出現了壹種景象，幹校內的“5·16”口供壹批批送出去，幹校外的“5·16”審查對象壹批批送進來，雪球越滾越大，“5·16”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壹個不漏、壹網打盡”，幹校還發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發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5·16”。這就給被審查者泄憤檢舉的機會。以幹校壹大隊為例，壹名小分隊長今天斗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壹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5·16”繳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壹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幹校引起了壹場混戰。

　　南京市被認定為“5·16”大本營。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後組織了２萬多人的清查“5·16”專案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鬥學習班3900多個、２萬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20多萬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鬥會、寬嚴會等1200多場，收到舉報材料２萬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４個多月內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幹600多人。到1972年底，２萬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300多人，僅市商業系統就有33人自殺身亡。當時南京有壹句順口溜：“五壹六，家家有，不是親來就是友”。

　　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歷史問題冤案被關押批鬥開除黨籍，清查“5·16”時又被掛上鈎。此時劉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後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5·16”黑後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後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壹位女幹部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是“5·16”黑後台，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組織網絡後才罷休。

　　南京歌舞團副團長，女演員李香芝在清查“5·16”運動中慘遭殺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來造反，並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她貼了壹張反對找女演員為首長陪舞的大字報，並寫了壹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後，審查者抓住她挨整後說的瘋話，將其判處死刑，於1971年9月2日舉行公審，然後押赴刑場槍決。

　　江蘇其它地市也步步緊跟地清查“5·16”。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６人，掛上“大名單”的４人；中層幹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區公檢法機關500餘幹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徐州在抓“5·16”運動中整了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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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清隊是用政權的暴力對所謂“階級異己分子”進行壹次殘酷的清洗，受害者主要是是歷次政治運動造就的“政治賤民”和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舊人。清隊全面開展的1968年，正是毛澤東要求儘快實現“大聯合”、重建新秩序的時刻。群眾組織中出身不好的人、雖然出身好但阻礙重建秩序的人，也成了清隊的受害者。

　　清隊的指導思想和法律依據

　　1967年1月30日，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值得壹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妳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全國各單位領導人按這個批示，用階級鬥爭的眼光審視職工、審視舊社會過來的人。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必須堅持不懈地狠抓階級鬥爭。在執政者的眼裡，到處都是敵人。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對敵鬥爭”。

　　1968年2月9日，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到天津新港採訪，這個港口在1967年4月3日實行了軍管。軍代表向我們介紹：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17個舊企業合起來的，經過美、英、日、國民黨統治的港口，有“中華海員特別黨”、“國民黨”、“三青團”、“興中協會”、“共濟會”等多種反動組織。解放前夕，很多壞人混進港區。劉少奇路線招降納叛，敵偽人員全部留用。1962年又把社會成份十分複雜的5000名搬運工人全部納入港口。目前還有敵偽的軍、警、憲、特、反動會道門等反動人員1800多人，占全港口7400名職工總數的25%，其中混入黨內的313人，占現有黨員數的19%。軍代表認為，文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派性鬥爭、港口停產等）都是階級敵人造成的。他向我們表明，對這些人要“認真查明。徹底批倒”。其實，這些舊社會過來的人，已經受過多次清理和打擊，絕大多數不會對社會構成危害。

　　自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級政權癱瘓，社會秩序開始混亂。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紅衛兵，以掃“四舊”、搜查、抄家的方式入室搶劫。僅1967年1月25日夜裡，合肥市就發生這類搶劫案27起，被搶劫37家，受害者都以為是紅衛兵掃“四舊”，不敢反抗，不敢報案（即使報了案，也沒有人管），有3名省、市領導人家被冒充紅衛兵的劫匪以抄家名義搶去財產4萬多元；壹位副市長稍有微詞，被打傷住院。壹時間，分不清誰是紅衛兵，誰是入室搶劫的犯罪分子。

　　1967年初，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壹個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中發 [67] 19號）（即“公安六條”）。這個文件於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 這個文件認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 “公安六條”第壹條就規定：“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第二條）“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中的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壹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第四條）第二條是以思想和言論定罪，不能“攻擊污衊”的對象除了毛、林以外，在執行中還擴展到周恩來、江青、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第四條將專政對象擴展到21種人及其家屬。這是壹部惡法。這部惡法成為後來清理階級隊伍的法律依據。

　　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各省開展試點，1968年5月，運動在全國推開。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槍殺，用她的鮮血為清理階級隊伍祭旗。

　　1968年春發表的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為清理階級隊伍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這條指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1968年10月，正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中，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訪華代表團長巴盧庫等人說： “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所以我們不說最後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餘孽。有些人鑽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鑽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壹次算是壹個壹個作了清理。在過去，壹些工廠主要領導權掌握在這些壞人手裡”， “新華印刷廠有四朝元老，北洋軍閥時印鈔票，日本人占領時也印鈔票，以後國民黨接管了這個工廠還印。解放以後幫我們共產黨印，裡面主要的人沒有動過。這次運動了他們，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有些國民黨的中將、少將搖身壹變，變成工人了，什麼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 “這壹次黨、政、軍、民來了壹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七億人來說，壞人大概千分之壹，這是指敵我矛盾嚴重的。廣東清除出來的包括國民黨士兵、憲兵、警察、國民黨軍官、國民黨黨部的人、三青團、壹貫道，大體清理壹下，有四十萬人。廣東省有四千萬人，四十萬占四千萬的百分之壹，這四十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憲兵、警察、黨員，不都是壞人。如果按千分之壹計算，四千萬中有四萬人。······大概還有半年到壹年搞清理階級隊伍、整黨。這樣可以保持壹個時候的安寧，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說這壹次搞得那麼乾淨了”

　　毛澤東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這是壹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發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發布公報稱：“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壹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躲在廣大群眾中的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

　　清隊的政策樣板

　　1968年2月21日，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派出的軍管人員進入了新華印刷廠開展“對敵鬥爭”。到5月，就總結了壹整套“對敵鬥爭的經驗”。5月13日，姚文元在這個材料上寫“此件總結了清理隊伍中壹些政策性問題。”呈送給毛。 5月19日，毛澤東在批示中指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中發［68］74號）。這個文件下發後，就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中發［68］74號文件特別強調要注意政策——“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放手發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擊壹小撮階級敵人。”

　　?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清理階級隊伍壹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談到清理階級隊伍時，也壹再強調政策。謝富治說：“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把廣大群眾和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區別開來，把有壹般歷史問題的人同叛徒、特務區別開來，把壹般性的錯誤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張春橋說：“要掌握好黨的政策，不然的話，壹個個跳樓，這是不行的，不能解決問題，妳們（華東）師（范）大（學）壹下子搞了這麼多，人家要告妳的狀來了。學生要處理好，不要打擊面過廣。”

　　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和中央文件及中央領導人講話相反，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打擊面越來越大，鬥爭越來越殘酷。為什麼出現了和毛的意願相反的效果呢？由於多年向全民灌輸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各級領導人和政治運動的骨幹分子滿眼都是階級敵人。他們覺得，抓少了是立場問題，抓多了是政策問題。寧可犯政策錯誤，不能犯立場錯誤。在極權制度下，下級為了迎合上級，總是將上級的意圖壹級壹級地放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凡是整人的運動都是擴大化的。此外，在兩派群眾組織還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地區和單位，為了搞垮對方，就競相在對立派中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壞人”；為了不讓對方抓辮子，各派又主動地“純潔隊伍”，在本派內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

　　本書作者沒有找到新華印刷廠這個樣板的真實情況的資料，我的朋友、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夏俊生提供了另壹個樣板——二七機車車輛廠的資料。二七機車車輛廠（原稱長辛店機車廠）是文化大革命中“六廠二校”之壹。由於“六廠二校”的“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隊”是由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派出的，這些單位被稱為“毛主席的試點”。在1969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九屆壹中全會上，毛澤東說： “相當大的壹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裡……比如二七廠，就是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修理廠，是壹個大工廠，8000工人，連家屬幾萬人。過去國民黨有9個區分部，三青團有3個機構，另有8個什麼特務機構。”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全市轉發了《北京二七廠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二七機車車輛廠就成為全國“清理階級隊伍”執行政策的樣板。從當時看，二七廠的經驗是糾左的，是強調政策的。實際上，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糾正幾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卻被打成反革命，最後不戴反革命的帽子，也算執行了政策。

　　二七廠，這個“注意政策”的樣板單位，原來是8341部隊製造的壹個假典型。文革結束以後，二七廠在“清隊”中被整錯的許多老工人喊冤叫屈， 1978年7月，鐵道部派出工作組，與北京市工業交通辦公室壹起，幫助二七廠落實政策。經調查核實，1969年影響全國並被毛澤東引用的這個《報告》裡的許多材料，竟然是假的。所謂1949年前的8個特務組織，有的根本不是特務組織，有的完全是無中生有搞出來的大冤案。涉及全廠278人（連同廠外計500多人）的所謂軍統特務組織“戡亂救國潛伏小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麼“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計劃潛伏下來的特務組織”。二七廠解放前的地下黨支部地下黨員沒有壹個是叛徒，卻定為定為“叛變了的地下黨支部”。至於《報告》中所的“裡通外國分子和進行間諜活動的天主教骨幹分子”，都是沒有的。

　　《報告》說：在全廠155名中層以上幹部中，已查出有各種政治歷史問題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們竊取了黨委書記、副廠長、監委書記和副總工程師等重要領導職務，把持了全廠黨、政領導大權。叛徒當上了幹部部長，壹貫道壇主當上了組織部長，保衛科3個科長有2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全廠27個車間中20個車間的領導權和17個科室的領導權也大部或全部落入這些人手中。事實是：二七廠在“清隊”中因歷史問題被審查的中層以上幹部有97人，其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有42人。經過1975年落實政策的複查，只有1名副廠長能不能定為叛徒還有待進壹步複查（他的問題過去已經交代並按壹般歷史問題作了結論）。其餘41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

　　《報告》說：全廠已清查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特務外圍組織和其他反動組織的壹般成員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廠敵特組織的系統和關係，清出了壹些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並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等若乾重大線索。事實是：“清隊”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複查時，只有12人仍定為敵我矛盾，其餘203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至於373名國民黨員等反動組織的壹般成員，多數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壹般歷史問題，大多數早已主動作過交代。所謂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的重大線索，純屬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案；所謂“清出了壹些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沒有壹個能落實；所謂“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錯案。

　　為了“挖得深，戰果大”，二七廠“清隊”肆意擴大敵情，製造冤案。這些人被定為“反革命”後，黨員都被開除出黨，幹部全部監督勞動，其親屬和子女也受到株連。

　　二七廠在“清隊”時規定，不管本人承認不承認，只要有三個人揭發就可以定案。《報告》說的人證、物證、旁證“三證俱全”，其實都是逼出來的假口供。

　　另據資料，在清隊中，二七廠1949年以前進廠的1400多名老工人有900多人遭到審查，占老職工的64%，定案處理的有230多人，其中32人被帶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帽子，有20多名老黨員，老工人被逼自殺。在清理階級隊伍那壹段時間，二七廠的職工不敢串門，不敢互相說話，全廠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二七廠這個清隊樣板，使北京市群眾大受其害。1968年9月2日 北京市革委會向中央寫了《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截止8月28日，全市揪出的各種壞人已達68123人，其中叛徒2827人，特務3721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2688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942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24161人，反動學術權威151人，反動資本家1855人，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2284人，新揪出的五類分子10819人，其他11675人”。此後，北京被迫害的人繼續增加。 1969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報送中央的《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報告》中說：“到2月底，全市已揪出99000人”。到2月20日的不完全統計，全市已定案15000人，占新挖出壞人（不含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總數的22%，其中定為敵我矛盾的占已經定案總數的54%。

　　根據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最高指示，全國各地都組織了群眾專政隊伍。到1969年春天，群眾專政組織遍布安徽全省城鄉每個角落，隊員發展到110萬人。群眾專政不顧法律，想揪誰就可以揪誰。安徽省群眾專政組織存在的三年多時間裡，在軍管會或革委會“人民保衛組”領導下，先後對150多萬人實行專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來的43萬“壞人”）。那些被專政的對象，遭到殘酷批鬥、毒打，受盡折磨，其中有18萬多人被非法長期關押、拘禁，直到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會通知撤銷群眾專政組織時，仍有5萬多人被非法關押。

　　為防止“階級敵人”漏網，根據“樣板”單位的經驗，各單位都成立了專案組，對本單位“有問題”的人進行內查外調。專案組是在工宣隊或軍宣隊的領導下，組織本單位政治可靠、歷史清白的人組成。1968年，在火車上的乘客很多是專案組成員。各省市還組織專門隊伍清理敵偽檔案，清查敵偽檔案上記載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清查出來的都壹壹建立卡片，並通報這些人的工作單位。江蘇省革委會成立清理敵偽檔案辦公室，組織數千名工作人員，清理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摘編成組織卡片8000多張，人物卡片42萬多張，匯編個人材料1100份。涉及的人都是清理對象。四川由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掛帥，組織大量人力共建立了16萬張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務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

　　受害者以千萬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斗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斗，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衝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颱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斗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製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係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台關係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台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係”，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颱風”，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陝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陝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陝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陝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陝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斗、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遼寧台安縣成立以原來的縣委武裝部長為首的革委會後，就清理階級隊伍。城鄉各單位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門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用細鐵絲勒到脖子上）、舉磚頭、跪碗渣，無奇不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135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殘。43人被判刑投獄。

　　1968年4月，遼寧省新金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到夾河廟公社了解革委會成立後領導班子建設問題。他聽說欒家大隊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李本柱和壹位23歲的女子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許連榮是農民許長家的三女兒。許長家的三兒子1958年因參加所謂反動組織被判刑三年。6月3日王立龍到欒家大隊，斷定 “這是階級敵人用美人計拉攏腐蝕革委會幹部，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宣布停止李本柱的職務並組織群眾批鬥。李本柱在高壓下不敢否認他和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1968年7月11日對許長家嚴刑拷打，並被群眾專政“法庭”判10年徒刑，交群眾管制。7月16日，許連榮被抓去打得遍體鱗傷，不得不“招供”。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壹起上吊自殺身亡。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兩萬多人。”江西省開展“三查”運動才壹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000人。在江西的水電部某工程局派有壹個工程隊，開展“三查”運動以來，這個工程隊有兩人自殺。壹個工程技術人員在辦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壹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腸子壹節節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兩旁各個辦公室的門口圍觀的人被驚呆了，沒有壹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在走廊上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另壹個自殺者在挨斗的時候，趁上廁所之機硬是用磚頭將壹枚鐵釘打進頭部的顱腔，另壹枚打進壹半就倒下了，死於送往醫院的途中。

　　據江西省公安部門統計，從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個公社（鎮）的群眾專政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標等銳器，殺死202人，被害者最大的81歲，最小的9歲。寧岡縣葛田公社葛田大隊，在1968年的“三查”運動中，逼出“反共救國團”，將91人打成“反革命”，設立監獄58間，刑訊逼供用了42種刑罰，11人死亡。奉新縣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殘、逼死73人。宜春地區在“三查”和“壹打三反”中，錯定“反共救國軍”等“反革命集團”644個，“反革命分子”3384人，錯劃階級成份7709戶，錯定“四類分子”9793人，非法抄家39002戶，“群眾判刑”4512人，被迫自殺4378人，被打致殘217人。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就抓了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這些“階級敵人”，慘遭毒刑，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槓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電擊、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為了製造紅色恐怖氣氛，1968年5月18日到21日，江西貴溪縣革委會出動12輛大卡車將360多名被清理出來的人拉到各公社進行批鬥。

　　江西上饒地區在“三查”運動中，95768人受到迫害。于都縣在“三查”中揪出“三查對象”11165人，壹些人被迫自殺。1968年6月25日，全縣統壹行動，對“四類分子”和“三查對象”進行大抄家，大搬遷，提出“政治上要進行大掃除，經濟上要徹底搞垮”。1968年7月4日，龍南縣革委會政治部在縣體育場舉辦“學習班”，開展清查運動，嚴刑逼供，製造出“反共救國軍”假案，數千人受牽連。

　　雲南省清理階級隊伍是1968年12月開始，到1969年底，全省共清出“九種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務5481人，現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66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208，901人。破獲“反革命集團”1854起，其他集團818起，各種反革命和刑事案件6769起。

　　1968年11月9日，雲南省公檢法軍管會在宜良縣羊街部隊營房舉辦“學習班”，集中公檢法幹部900多人，歷時壹年零9個月。學習班上製造了“裡通外國的雲南特務組”等8大假案，涉及原公安廳幹部的70%。學習班上219人被批鬥拷打，60多人被致殘，9人被迫自殺（死3人），9人被逼瘋。德宏州盈江縣的昔馬是壹個不足5000人的公社，被捆綁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務的180人。人人自危，不斷離境外遷，從1969～1971年，全省邊民被迫離境外遷的約3萬餘人。

　　雲南省清隊和“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1967年初，雲南群眾組織分裂為“炮派”和“八派”。3月間，中央對雲南實行軍管。雲南省軍管會支持“八派”（8·23無產階級派）壓制“炮派”（毛澤東主義炮兵團）。“八派”仗勢進壹步排擠、壓制“炮派”，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1968年5月，工程兵政委譚甫仁調任昆明軍區政委，8月13日任革委會主任。譚甫仁上任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八派”，反對“炮派”。革委會壹成立就把“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工作”作為重要任務。清理階級隊伍和“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所謂“劃線站隊”就是看妳站在哪壹派。“炮派”成了被清理的重點。12月9日、25日，譚甫仁在幾個地區講話時提出：“妳們對敵人不要手軟，要狠壹點，要克服右傾思想，不要怕。有壹千抓壹千，有壹萬抓壹萬，有十萬抓十萬，有壹百萬抓壹百萬，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限制。”在“劃線站隊”中，玉溪地區揪斗群眾27，900多人，打傷致殘1700多人，打死逼死了1089人。昆明市受迫害的群眾5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1703件，迫害致死1486人，使用刑罰100多種。在紅河州，從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底，共批鬥了54，324人，到9月底全州批鬥人數上升到62，397人。在巧家縣，“八派”觀點的群眾組織（當地為“紅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於1968年五六月間，無辜殺害另壹派群眾277人。6月10日，巧家縣“新店區貧下中農審判大會”宣布農民周明太死刑。周被處死後，兇手楊國有等把周的心臟挖出示眾。兇手彭其德把周的腦袋砍開取走腦髓，兇手彥家申將生殖器煮了吃了。1969年1月22日，巧家縣成立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掀起了捆綁打人的高潮，施以刑罰80多種，2438人被批鬥，定案87件計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傷殘21519人。幾天之內32，500多“站錯隊”的人逃難到四川。

　　1968年11月29日，譚甫仁在全省黨代會上的總結報告說：“雲南150萬人口地區是和平協商土改，還有90萬人沒有劃分階級成分。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解決劃分成分問題。”1969年初，全省派出83，687人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土改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就是在文革中的“站隊”，把壹大批“站錯隊”的群眾劃為地主、富農。據保山、臨滄、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紅河等十個地、州、市的部分縣統計，原為貧下中農而被升格為地主、富農的有7605戶，共抄家30，620戶。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壹次大抄家。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甘肅慶陽縣“深挖底財”、“金銀大掃除”。5062人被揪斗和實行群眾專政。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颱風”，僅3000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里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２８萬多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全縣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餘人。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壹年多。直到1970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23，000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錶等。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大致搜羅殆盡。

　　清隊的打擊面如此之大，毛澤東也不滿意。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壹個學校那麼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麼辦呢？妳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麼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壹。壹個是關，壹個是放。壹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壹個不殺。”

　　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都受到打擊

　　知識分子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重點群體之壹。大學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重災區。清華大學6000名教職員工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的有1228人，據清華大學教授、文革專家唐少傑統計，清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非正常死亡人數16人，占文革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27.6%。其中有陳祖東、楊景福、李丕濟、鄒致圻、程應銓、路學銘、李玉珍、王大樹和殷貢璋、王慧琛夫婦。1968年8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碰腿”（毛澤東曾說過北京大學“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全校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占全校教職總人數的22.5%，迫害致死的有23人。

　　在科學院的京區單位，有物理學家張宗燧、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動物學家劉崇樂等著名科學家被迫害致死。當時科學院京區職工總數9279人，被群眾專政和隔離審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敵我性質的102人。副研究員以上高級研究人員180名中，被立案審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資被扣，每人每月僅發給相當於原工資6%的生活費。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166位、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110位老科學家和青年科技人員打成特務。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在革委會主任、軍代表單奎章的把持下，刑訊逼供，整出了四條“特務線”。全所有300多人被誣陷“與特務有牽連”，150多人被隔離審查，5人被送公安機關，13人被逼自殺。

　　安徽馬鞍山鋼鐵設計院978名職工，被揪斗134人，大多數是專家、技術權威，沒有壹個是真正的壞人。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00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未逐。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化學博士。本來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職。1950年懷著愛國之心從美國歸來，為中國石油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到懷疑和衝擊。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把蕭光琰抓進“牛棚”，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財物。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已經死亡。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自殺。他剛剛48歲。工宣隊宣貼出了“特大喜訊”的大標語並通報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壹切階級敵人”。由大連多個單位組成了聯合專案組，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301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株連11個單位的26人。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他妻子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去，向她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妳要繼續交待。”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14歲的女兒洛洛就開始孤身壹人，無人照料。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甄素輝壹定和女兒進行過壹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壹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壹切是有準備的。甄素輝和洛洛壹起包了餃子，壹起吃了餃子。幾天后，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

　　對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有突出貢獻的23安裝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牛棚”里關的人越來越多。軍代表在群眾專政大會上講：“有人說，抓的人太多了。多什麼？！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團結兩個95%，剩下兩個5%，加起來，就是10%。我們要按10%的比例抓！” 當時這個工程處擔負著國家最大的原子能反應堆801工程的建設。公司的第三工程處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會影響工程進度。但是，“牛棚”在不斷擴大，被抓的已超過了150多人，此時軍代表又說：“現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蝦米，大魚還沉在水下，要繼續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發生過兩次全廠武鬥。第二天，蘇聯對華電台廣播說，中國最大的原子城發生了壹次大武鬥。軍代表斷定，我們的隊伍中有蘇聯間諜，要不然，他們怎麼會如此清楚。於是，壹個深挖蘇聯間諜的大網鋪開了。公司很多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曾在蘇聯學習過。去過蘇聯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過了壹段時間，懷疑對象又開始擴大。凡是無線電愛好者，自己裝過收音機的人，也不放過。被抓的人，已達到了170多人，占職工總數的11%以上。幾年以後，經複查，當時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風捉影造成的冤假錯案。

　　中國物理學泰斗葉企孫，在1968清理階級隊伍時已經70歲，因他的學生熊大縝的事，被捕入獄。1938年，他的學生熊大縝去冀中抗日。葉企孫幫助學生在後方搜購壹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那些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黃色炸藥地雷，就是這些學生製造的，並不是電影《地雷戰》中說的是農民土法製成。戰爭中，熊大縝被懷疑為漢奸，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清理階級隊伍時重提此事，將葉企孫關押。提審他的時候他只說壹句話：“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放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他是中國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的壹代宗師。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饒毓泰，1891生，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壹，1948年當選第壹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清理階級隊伍”時，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樓自來水管上上吊自殺身亡。時年77歲。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壹。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梁，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在美國參與第壹代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編程。1956年放棄壹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清隊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被關押審查，19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

　　趙九章：1907年生，著名氣象學家、空間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1949年後籌組並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擔任國家科委氣象組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1960年代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壹。1968年10月10日在極度絕望中服藥自殺。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壹級研究員，就多達20位！其中有“壹代數學宗師”熊慶來、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劉崇樂，真菌專家鄧叔群，化工冶金專家葉諸沛等。

　　李廣田，著名作家。1949年後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協副主席。1968年投水自殺。

　　傅雷，著名翻譯家。1958年被劃為“右派”。1968年傅雷與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受盡人格凌辱。9月3日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廣東和平縣，“刮12級颱風”全縣共有38000人被揪斗，其中750多人致傷致殘，249人非正常死亡。中、小學教師是清理重點，被抓起來“審查”的占教師總數的38.5%。

　　體育界也受到衝擊。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體育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1957年他歸國時才19歲，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死在壹棵槐樹上，年僅30歲。

　　文藝界在清隊中是重點。

　　1968年11月，上海電影製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

　　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以“資產階級反動藝術權威”成為批判對象。在軍代表劉萬泉的領導下，“紅梅劇院”（安徽省黃梅戲劇院文革中改名為“紅梅劇院”）對她大會批、小會斗。為了達到摧殘心靈效果，讓她的兩個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場，壹同接受批判。根據省軍管會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專案組捏造她反江青、抵製革命樣板戲、潛伏特務三大罪名。在軍代表、專案組的壓力下，她的老搭檔、黃梅戲劇團主要演員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也貼出大字報誣陷她，使嚴鳳英受到極大震動和傷害。1968年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藥，然後寫遺囑，準備徹底解脫。丈夫王冠亞發現後，報告軍代表劉萬泉，請求組織搶救。可劉萬泉等人來到她家後，不是馬上送醫院搶救，而是在她的床頭開批鬥會，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說話，才草草收場，耽誤了寶貴的搶救時間。從送醫院門診部折騰到住院部，沒有救護車，靠丈夫王冠亞借來拉貨的板車拉來拉去，又耽誤了些時間。到了醫院，沒有醫生給予及時搶救，直到8日凌晨2時，嚴鳳英帶著滿腔悲憤離開了人間。全國人民心中那個美麗、善良的“七仙女”，死時還不到38歲。人死了以後，軍代表劉萬泉率領壹批人趕到醫院，胡說嚴鳳英是接受特務機關指令而自殺的，發報機和照相機就藏在她的肚子裡，要開腸破肚，搜出特務證據。劉萬泉勒令醫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進入“三結合”的壹名革命幹部、兩個個群眾組織頭頭的監督下，醫生剖開她的腹腔，把內臟扒出來普遍翻了壹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藥外，所謂特務證據子虛烏有。劉萬泉還對著屍體說：“嚴鳳英，我沒看過妳演的黃梅戲，也沒看過妳演的電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妳的原形。”

　　1949年以前進廠有老工人也普遍受到清查。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是1949年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18歲的都要“過篩子”。1968年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油礦革委會負責人說：“我們現在揪出了壹些敵人，可以說只挖了幾尺深，面上的敵人好挖，十二級颱風把他們壹刮就刮出來了。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挖兩千多，不算多。”“我們把原封未動的舊企業接過來也原封未動地接過了特務組織。”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通過對老技工朱迪清嚴刑拷打，逼出了所謂“俞國安特密小組”。又將已經調走的原廠黨委副書記聶鴻信揪回來，連續審問17個晝夜，用18刑具、60多種刑罰，逼著聶鴻信交待出了247個特務。結果，4名處級幹部、6名科級幹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數百人被毒打，幾千名親屬受株連。玉門油礦是中國石油工業的發源地，有“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的說法。在清隊中，所謂“偽玉門油礦應變潛伏特務組織案”便波及整個石油系統。“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製造了很多冤案。

　　大城市的壹些老企業都是清查的重點。本書作者1972年在天津汽油機廠調查得知，全廠不到四百人，就有壹百多人在清隊中被抄家。

　　株連眾多的重大集團冤案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了很多重大冤案，迫害了大批無辜者。1968年，正是毛澤東大力推進“大聯合”、“三結合”的壹年，期望從“大亂”走向“大治”。壹些支左部隊主持的“大聯合”進壹步使造反派邊緣化。造反派哪能服氣？他們就成了“大聯合”的障礙。有些地方就製造冤案，把造反派群眾組織打成各種“反革命集團”，加以消滅。有些重大冤案是中央和地方共同製造的。

　　“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冤案

　　1968年7月25日凌晨1時5分至6時15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中央領導人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嚴厲批評了廣西“4·22”這派群眾組織，還提到了壹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周恩來說“妳們（指廣西‘4·22’）組織里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妳們廣西有分團。”康生說：“妳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妳們那裡也有這個問題。”周恩來、黃永勝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廣東省革委會常委武傳斌。武傳斌是廣東造反組織“紅旗派”頭頭。

　　中央領導人提出“反共救國團”是來自廣西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上報中央的《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壹案報告》。這個報告是1968年5月17日送上去的。報告說，已捕獲團長、副團長、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並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印鑑，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這份報告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2月3日正式合併定名為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發展組織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南華僑有聯繫。”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以“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的名義，組織過反叛活動，這件事當時就由公檢法處理過。1968年初，廣西“聯指”出於派性，又將20年前已經處理的案件加以編造，加在“4·22”頭上。

　　1968年1月17日，《廣西聯指報》稱容縣有43個“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組織”。1968年2月17日，《廣西聯指報》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壹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壹文，公布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壹批“反共救國團”組織。這批“反共救國團”是：容縣“4·22革總”的“反共救國隊”；長壽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鵬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國軍”、“殺人戰鬥隊”及“反共救國軍第三軍”；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國軍”；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和“反共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團第四軍”；尋陽公社的“反共救國團”等等。

　　5月20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軍分區和革委會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要求把偵破這壹案件當作壹個戰役來打。6月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簡稱“6·17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這壹《公告》發布後，在全區掀起了所謂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狂潮。在追查所謂“反團”的旗號下，公開地、集中地對“4·22”進行鎮壓，造成了壹大批冤假錯案。數以萬計的人被殘酷批鬥。其中有的人被殺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殺死亡，不少人被打致殘。這壹冤案直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才得到平反昭雪。

　　?“6·17公告”發布後，廣西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掀起了圍剿“反共救國團”的高潮，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同時還把“反共救國團”案與“4·22”群眾組織掛鈎，開展 “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把參加“4·22”組織或傾向“4·22”組織的幹部、群眾，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壹大批。

　　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共救國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共救國團”的有5213人；百色地區僅僅那坡縣—個縣就逼出“反共救國團”４０名“團長”；河池地區被打死、逼死7864人；欽州地區７個縣市打死、逼死、失蹤人數達10420人；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共救國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與“反共救國團”有關，迫害致死，全縣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柳州地區柳江縣，打死了所謂“反共救國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共救國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

　　周恩來、康生的“7·25講話”點了造反派中有“反共救國團”以後，下面就變本加厲地迫害無辜。7月30日、31日，廣州省革委會召開全委會批鬥武傳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國團”問題，同時還要交代與被打倒的王、關、戚的關係、揪軍內壹小撮問題等。8月4日《中大戰報》、中山大學革命造反委員會“衛二紅”戰鬥團發表《反革命小臭蟲武傳斌罪行錄》。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武傳斌、莫竟偉、劉繼發、高翔、林昌文、丘學科等“旗派”頭頭交代問題，8月12日，廣州紅代會作出清除武傳斌、林凡（廣醫紅旗頭頭，紅代會常委兼核心組副組長）的決定。

　　由於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廣西軍政官僚的鎮壓，“反共救國團”案涉及廣西全區，關押、判處了幾十萬人，株連幾百萬人，被打死、槍殺的人數以萬計。直到1984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結束時，才對“反共救國團”的受害者給以平反、昭雪。

　　雲南趙健民特務集團案

　　趙健民，1912年出生於山東冠縣，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鐵道部副部長、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省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雲南和越南接壤，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1964年，經周恩來批准，在雲南省內修建壹條國防公路。雲南勞動力缺乏，就從山東、河南徵調了17，000名青壯勞動力，組成五個工役制工程團，其中山東人組成了“工七團”、“工八團”。當時雲南省領導人向這些勞工承諾：完成任務後“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省委分工趙健民負責援越工作，這批成建制的工人由趙健民領導。文革開始後，這批修路工人也捲入了文革，且大部分持“炮派”（軍管會不支持的壹派）觀點。1967年6月份，雲南省軍管會整理了《趙健民近況》，說趙反對“八派”（軍管會支持的壹派）。文革中，軍管會負責人改變了原來“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的承諾，要將17，000名精壯青年遣送回老家。“工八團”強列反對。趙健民主張履行原來的承諾。工程團去留問題和派性糾結在壹起，“炮派”的對立面“八派”說趙健民是這批工人的後台。1968年1月5日，“工八團”在下關蒼山飯店遭到“八派”的“4·20”組織的武裝攻打，7人致死。這壹事件引起了“工八團”在昆明西山省委黨校等待退役回山東的人員的關切。“工八團”負責人李國貞率77人從1968年1月10日離開昆明西進，企圖解救在下關被圍困的600多人，說不能讓壹個人丟在雲南。這77 人13日到達下關。1月16日，“八派”和“炮派”在下關發生壹場武鬥，李國貞任這場武鬥的副總指揮，“工八團”有300 多人參加。武鬥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1月21日，“工八團”離開下關去昆明。1月19日，支持“八派”的當地駐軍向昆明軍區報告，說“昆明‘炮派’所屬工八團壹部，在走資派和少數壞人操縱下，組成所謂‘滇西挺進隊’，全幅武裝，西進了450公里，攻占了很多重要城鎮····”，還說“滇西挺進隊”殺害軍代表、殺害群眾等。昆明軍區未經核實就上報中央。中央未經調查聽信了軍區報告。中央領導人批示：同意對“工八團”回竄以堅決堵截，勸他們放下武器，交出他們西竄沿途搶槍、殺人的壞頭頭。1月27日，軍隊對回昆明的“工八團”進行武裝圍剿，當場打死近200人，將100多名俘虜捆綁關押。

　　實際上，“工八團”從來沒有使用過“滇西挺進隊”這個名稱，“工八團”西進時沿途沒有發生武鬥和打砸搶行為，說他們攻占城鎮、搶槍殺人也純系捏造！然而，工八團被定為“反革命匪幫”，趙健民又是這個匪幫的黑後台。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上，康生說，昆明“工八團”成立了壹個“滇西挺進縱隊”，打死了軍代表。謝富治（他是支持“八派”的）說，趙健民在北京遙控‘炮派’進行武鬥，‘炮派’組織的‘滇西挺進隊’都是山東人，是趙健民指揮的。”趙健民據理力爭、矢口否認，激怒了康生。康生說：“憑我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妳是個叛徒！”謝富治宣布：“中央決定對趙健民監護審查。執行！”趙健民當場被荷槍實彈的軍人帶走，從此開始了2，089晝夜的鐵窗生涯。在關押期間，長期遭受戴背手銬、強燈烤、飢餓等酷刑。與此同時在全省清查子虛烏有的“趙健民特務案”，全省上下、軍內軍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階級隊伍與派性的“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被審查人數達138萬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為“炮派”群眾。

　　內蒙古“內人黨”冤案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華北局會議。參加華北局會議的內蒙古黨政軍領導人共146人。這個會上，將內蒙古黨政壹把手烏蘭夫定為“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還加上了“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在這壹會議上把烏蘭夫定性為“民族分裂”的反黨叛國集團頭子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不是毛的決策有待資料揭曉）。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撤銷了烏蘭夫的壹切職務，將其監禁在北京。華北局會議以後，中央將內蒙古軍區降為省軍區，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任代司令。滕海清到任以後，對自治區公安廳和盟、旗的公安機關實行軍管。1967年11月1日成立內蒙自治區革委會。滕海清是革委會主任。

　　解決“民族分裂”問題就是內蒙文化大革命的主線，這條線貫串始終。

　　從1968年7月開始的清隊中，搞“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運動（簡稱“挖肅”），就是針對“民族分裂”問題。“挖肅”主要任務是清查“反黨叛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還將烏蘭夫定為“內人黨”的總頭目。這是張冠李戴。在華北會局議上，烏蘭夫申訴陳情，說，內蒙有沒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正在抓這個分裂集團，這個“集團”就是原來的“內人黨”，人數200人。的確，他在文革前是抓了“內人黨”。

　　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曾是共產國際的壹個支部。它的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漢族主義。1927年蔣介石“清黨”反共，“內人黨”也壹分為二：部分投奔了國民黨，部分繼續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日本投降後，哈豐阿、博彥滿都、特木爾巴根等“內人黨”領袖發表宣言，提出內蒙古將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導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友邦的中國革命緊密提攜，以期公平徹底地解決蒙漢民族問題。”隨後又重建“內人黨”東蒙黨部，並創建“內蒙古人民青年團”。並派代表團赴烏蘭巴托商議合併統壹大業。在遭到外蒙的拒絕後，哈豐阿等人轉而獨立，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月中，烏蘭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與東蒙自治政府負責人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見面，洽談內蒙古東西部統壹問題。經過洽談，哈豐阿等放棄了獨立自治的主張，決定停止“內人黨”的活動。“內人黨”到1947年5月以後就不存在了。

　　六十年代初，壹位從內地調入內蒙古大學的歷史教師，不了解內蒙革命歷史，在查閱歷史資料中，得出壹個結論：原先的“內人黨”頭目都混進了共產黨，在內蒙掌握了領導權。他向校黨委書記郭以清密報“敵情”。恰好在1963年2月6日，公安機關郵檢中發現了壹封以“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二次代表會議”署名的信，是寄給蒙古人民共和國主席澤登巴爾的，這封信要求與外蒙合併，爭取民族統壹。但這個案件始終沒有偵破。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區黨委密報“內人黨”。1967年滕海清任革委會主任後，郭以清向他講“‘內人黨’有長期搞民族分裂的歷史”。因華北會議製造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滕海清就相信了郭以清。“挖肅”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還有壹個蒙古族人——內蒙古文聯副主席、《草原烽火》的作者烏蘭巴干（原名寶音達賴）。他在1967年9月建立“內蒙古揪叛國集團聯絡站”，這個“聯絡站”專揪“內人黨”。康生在揪“內人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7月，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革委會認定：“內人黨”是“潛藏在內蒙古地區搞民族分裂的反動組織”，是“烏蘭夫的暗班子”。首先由內蒙古大學和軍區政治部逼供出來了“新內人黨分子”。10月的壹天，內蒙古革委會在呼和浩特市體育場召開敦促“新內人黨”成員自首登記群眾大會，提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求限期登記，否則從嚴處理。接著發出1號通令、2號通令，勒令“新內人黨”成員登記自首。當時宣傳：“新內人黨”是壹個極具能量的龐大的“鑽進內蒙自治區三里五界的反革命組織”。“挖出‘新內人黨’比揪出烏蘭夫的成就還要大。”於是，“挖肅”運動又發展為“挖烏、哈、特勢力”（烏指烏蘭夫；哈是哈豐阿，自治區副主席；特是特古斯，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運動。鬥爭矛頭直指蒙古族幹部，而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派”了。

　　滕海清說：“烏蘭夫有個龐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內人黨，····這批暗班子已經混入了革委會，在革委會裡掌權，·····他們比叛徒、特務還危險，黨政軍權力都由他們掌握了。”於是，在剛成立的革委會內深挖“新內人黨”。華北局會議後西部蒙族幹部基本都被打了下去，有的漢族幹部受牽連被批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人有的得到了解放。成立革委會時，其中個別人如王再天（時任內蒙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特古斯（時任內蒙宣傳部副部長）都被“結合”到革委會。挖“內人黨”時首先針對這些人。對蒙族壹般幹部和文教戰線的工作人員，“挖肅”運動更加殘酷。

　　隨著運動的深入，打擊面的擴大，革委會核心小組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開始緊跟滕海清的核心小組成員權星垣感嘆：“現在的形勢是，凡是揪出來的是蒙古人，不用問，打！”核心小組成員高錦明說：“這就是大漢族主義，但不能說運動就是整蒙古人。”“不能再挖了，再挖挖到自己頭上來了。”滕海清說：“從內蒙古的歷史看，由於烏蘭夫搞民族分裂在組織上培植了他的黑勢力，民族幹部倒下去要多壹些，這是事實。”在滕海清這種指導思想下，下面就無所顧忌了。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說：“哲盟敵情嚴重，光蒙族就有70萬！”錫盟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說：“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國也是壹小撮。”

　　高錦明的意見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區進行了批判。文革前高錦明是自治區常務書記，烏蘭夫很信任他。但1966年5 月的華北局會議上，他揭發、批判烏蘭夫的“民族分裂罪行”，是反烏蘭夫的主要干將。後來滕海清管內蒙時，他和滕壹起主管內蒙工作，是滕海清的得力助手。但挖到壹定階段，他和滕海清產生了意見分歧。對高錦明的批判，使“挖肅”運動越來越擴大，越來越殘酷。內蒙自治區只有200萬蒙古族人，挖了十幾萬還不停手，普通的工農牧民，幾乎家家都有反革命。還挖了很多長期在內蒙工作的漢族幹部、職工。在“挖肅”中大搞逼供信，動用各種刑罰：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鎮冰塊、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夯 、木棒捅陰道、熱鹽水澆傷口等。在烏蘭察布盟，盟計委主任比力格圖門的牙齒被專案組用老虎鉗壹顆壹顆地拔掉，接著又把舌頭和鼻子割掉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書敖日布扎木蘇夫婦二人，被專案組用刮臉刀片將身上的肉壹道壹道地割開，在傷口裡揉進鹽，再用燒紅的烙鐵烙傷口。夫婦二人被虐殺後，剛滿五個月的孩子活活餓死。達茂旗黨委書包國良的妻子被打成“內人黨”後，兇手們用繩子“拉大劇”，將陰道和肛門拉通，慘不忍睹。

　　伊克昭盟有15萬人被打成“新內人黨”，占總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殘2322人。圖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占成年人的71%。另有被懷疑的270人。在“挖肅”中致死49人，嚴重傷殘270人。為了逼口供，將女牧民脫光衣服，用燒紅的濕柳棍燙肚皮，腸子露出來再燙陰道，外陰燒壞，變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纏鐵絲，連打20多鞭後，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傷口腐爛不給治療，活活臭爛而死。

　　成千上萬的“挖肅”積極分子被迅速提拔重用，兇手們受到鼓勵，傷亡者越來趙多。

　　“內人黨”冤案造成的傷亡人數有三種說法。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數字：34.6萬人被關押，1.6222萬人被迫害致死， 8.1808萬人致殘；二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學者巴赫的說法：逮捕關押了80萬人，50萬人致殘，5萬人被迫害致死；三是半官方學術機構內蒙古大學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的說法：2.79萬人被迫害致死，12萬多人致殘，該文沒有提到被關押人數。學界認為第三種看法比較接近實際，即：致死兩三萬，致殘12萬，關押50萬。

　　挖“新內人黨”搞亂了局勢，加劇了民族矛盾，中共中央採取了行政分割的辦法。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將內蒙行政區劃出了6塊：東三盟（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分別劃給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巴盟所屬的三個旗劃給了寧夏和甘肅。從此，內蒙古自治區面積只剩下原來的38%，蒙古族人口只剩下原來的16%。

　　1969年春天，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在清隊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 4月19日（九大期間）滕海清、吳濤、李樹德3人對前壹段工作中的錯誤，向中央作了檢討。經毛澤東和林彪批准，1969年5月13日和16日，中央將滕海清、吳 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李質找到北京談話。對挖“內人黨”事作了研究。5月19日，滕海清、吳濤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這個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在挖‘內人黨’的工作中，產生了‘左’的傾向，犯了嚴重的逼、供、信和擴大化的錯誤”，“混淆了兩類矛盾和階級陣線，傷害了不少基本群眾，損害了各族人民的團結，壹些革委會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壹些地方的革命大聯合遭到破壞”，“挖‘新內人黨’的工作應立即停下來，對誤傷的好人要徹底平反，並做好善後工作；因‘內人黨’問題被關起來的，除確有證據和少數有重大嫌疑的要繼續審查外，其餘都要立即放出來。該解放的幹部要迅速解放出來。”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呈報的這個文件。中共中央的批語中要求“迅速糾正前壹段時期在清隊中所犯的擴大化的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毛澤東批示：照辦。這就是“5·22”批示。

　　“5·22”批示以後還有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壹種意見認為，挖“新內人黨”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這種意見以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所主張；另壹種意見認為，“新內人黨”子虛烏有，挖“新內人黨”運動完全錯了。在挖“內人黨”時，造反派群眾組織比較消極且有抵制，還壓制保守派參加“挖肅”。為此滕海清號召保守派群眾起來踢開壓制他們革命的“假洋鬼子”，在“挖肅”運動中立新功。壹些保守派的幹部群眾成了“挖肅”的積極分子，他們立功心切，在“挖肅”中心狠手辣。1969年“5·22”毛的指示下達後，“挖肅派”被動， 而反對“挖肅”的群眾形成了強大的“批滕派”隊伍，“挖肅派”就成了“保滕派”。“保滕派”有軍隊支持仍有恃無恐。兩派尖銳對立。

　　1969年12月19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實行全面軍管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 [69] 85號，簡稱“12·19決定”），由北京軍區負責執行。北京軍區由鄭維山司令員、杜文達副司令員、黃振棠、張正光副政委組成前線指揮所，進駐呼市。從此，內蒙古革委會的壹切活動都在“前指”控制下進行。以鄭維山為首的“前指”，堅持“挖肅”只是擴大化了，不能否定。鄭維山執行軍管任務後，扶“挖肅派”，壓“批滕派”。軍管會將內蒙幹部分為四等：壹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肅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肅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批滕派批判軍管，批判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這樣，原來的“挖肅派”和“批滕派”的鬥爭轉化為擁軍派和反軍派的鬥爭。

　　直到1971年“9·13”事件後，鄭維山因和林彪的關係，被接受審查，調離內蒙。接替鄭維山的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他和前兩任壹樣，繼續把“民族分裂”問題當作文革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他強調保護那些挖“內人黨”的積極性。

　　王鐸1975年2月復出任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10月尤太忠調走後，王鐸接管清查工作（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在內蒙主要是清查“挖肅”），他將保守派組織“無產者”定為“正確的壹派”，是“保黨派”，有些在“挖肅”中罪行累累的人受到保護。阻止“挖肅”的造反派再壹次受害。任自治區革委會常委的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迴批鬥，接著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三年之久。還準備判重刑，在胡耀邦的干預下，才得以釋放，但釋放後還是放在工廠勞動。

　　河北省深澤叛徒集團案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將天津部分幹部召到北京，發表了講話，指出了天津“二黑壹砸”問題。這次會後，天津立即開展了清查“二黑壹砸”運動，這是天津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內容，受害者沒有統計。就在2月21日晚上，江青點了天津文藝界許多人的名字，還點了河北省獻縣、深澤縣有大叛徒集團。深澤縣、獻縣都是冀中老根據地，在這裡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很多，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澤縣的。江青的講話，實際上誣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2·21”接見之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隨即進行了壹次改組。市革委會常委王亢之自殺身亡。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三萬多。

　　廣西地下黨案

　　1969年3日 廣西自治區革委會把廣西地下黨作為“大案”“要案”列入所謂鬥批改的“主要任務”。自治區壹位負責人說： “廣西地下黨受敵人的破壞是很大的，據初步掌握的部分資料，先後發生過35起重大事件，破壞面達到8個專區58個縣(市)，其中重點縣市28個”。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了“清查廣西地下黨小組”，又在全區解放前有地下黨活動的74個縣市，都組織了地下黨問題專案組，專案人員共700多人。對廣西地下党進行全面審查，時間長達三年多，製造了壹大批冤、假、錯案。例如桂林地區地下黨游擊隊先後共5000多人，被審查的有3910，遭迫害的達2087人，被迫害致死的201人。1968年2月，廣州軍區、廣西軍區、欽州專區“三辦”派人到合浦縣、北海市組織106人的工作隊，調查清理地下黨所謂“南路黨”的問題。在審查所謂“南路黨”事件中，合浦全縣被審查13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傷致殘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務”4人，“土匪”109人。

　　廣東地下黨案

　　1968年3月，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親自掛帥，設立31號辦公室，部署審查“廣東地下黨問題”，把地下黨組織說成“特務組織”、“叛徒支部”、“國民黨支部”，被關押、批鬥的有7000多人，數以萬計的家屬和知情人被株連。

　　很多地方都有集團冤案

　　在清隊運動中，憑空製造的集團冤案很多地方都有。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北京密雲縣高嶺公社，造出壹個“反共救國軍北京地下野戰軍”，構陷壹百餘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山東棗莊製造了“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游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四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000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1969年11月13日，安徽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禮堂因電器短路失火，當時正是“清隊”高潮，市人保組（軍管會）認為是階級敵人縱火，對公司6名所謂嫌疑對象隔離審查。壹位被審查者在嚴刑中被迫交代自己參加了“中華民族新生黨馬鞍山區十七冶特別執行委員會”反革命集團。並編造出蕪湖市、池州地區、馬鞍山市、馬鞍山鋼鐵公司壹大批領導幹部都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計劃在馬鞍山搞反革命暴動，因暴動未成，所以縱火燒禮堂。以軍隊幹部為主的專案組信以為真，組織幾百人進行偵查，將712名人員作為審查對象，關押133人，被刑訊逼供自殺人8人，在關押中病死1人。安徽東至縣在清隊中清出58個反革命集團，成員3564人，被打死、逼死37人，事後調查，全是假案。靈璧縣在“清隊”中，挖出了壹個“特務網”案件，涉及4省、6市、9縣、30個公社、12個縣直單位，挖出所謂特務組織70個，特務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調查231人，關押審查965人。在辦案中刑訊逼供致死120人，致殘146人。在抓這個特務網案過程中，縣、社、隊先後辦學習班1629期，被強迫進學習班的人數達到28.3萬人次，占全縣人口總數1／2。壹段時間靈璧縣成了壹座大監獄。如此荒唐的“特務網案”，安徽省革命委員會還作為清隊典型，於1970年初在合肥進行展覽，讓全省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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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壹打三反”

　　“壹打三反”運動源於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的三個文件，即《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1970】3號，1月31日發出，以下簡稱“壹打”）、《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中發【1970】5號，2月5日發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中發【1970】6號，2月5日發出）。本書作者是親歷過、採訪過這段歷史的人，我對“三反”沒有留下記憶，而“壹打”印象深刻。“壹打三反”的重點是“壹打”。

　　“壹打”就是鎮壓現行反革命，就是鎮壓文革運動中的政治異己分子。1970年2月11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公布的55名“罪犯”當中，除了少數幾人因殺人獲罪外，絕大部分人是因“思想反動”“散布反革命言論”而獲罪的。“壹打”是極權政府發動的壹場大規模以扼殺思想言論為目的政治運動。

　　如果說清理階級隊伍的受害者主是文革前的政治賤民，那麼“壹打”的受害者主要是挑戰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者，他們是政治犯，是“言論犯”、“思想犯”。

　　“壹打三反”運動從1970年初開始，到秋天風頭正健，這時卻發生了毛、林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全國轉入“批陳整風”運動。1970年11月，“壹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也有些地方結束得晚壹些。這場運動有多少人受害？文革史專家王年壹認為，1970年2月到11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很多學者認為，“殺了數以千計的人”這個數字偏小，文革研究者王銳估計，殺人數在2－3萬人之間，旅美學者丁抒認為，“壹打三反”殺了十萬人， 他又說過15萬到20萬之間。多數研究者認為被殺人數有幾萬人。

　　清查“5·16”（1967年8月到1972年）、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初到1970年初）、“壹打三反”（1970年初到年底）都是當權者鎮壓群眾的運動。這三個運動時間有交叉，有些地方在某個時段上把三個運動結合在壹起進行。所以，很難單獨統計出“壹打三反”的受害人數。我估計，這三個運動加在壹起，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200萬，相當於文革中幹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20倍。

　　?“壹打三反”運動的開展

　　1970年1月30日，周恩來將《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毛澤東批：照辦。第二天，這個文件以中發【1970】3號文件下發。

　　“壹打”文件的起草之前，沒有看到毛澤東有什麼指示（例如“公安六條”是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再由周恩來主持制訂）。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是周恩來主動提出“壹打”的。周恩來說：“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壹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壹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並且向毛交上了這個文件的“成品”。

　　為什麼周恩來“認為現在需要這樣壹個文件”？有三個原因。第壹是備戰。當時中蘇關繫緊張，全國都在落實元旦社論提出的“落實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為了不讓國內的“反革命分子”成為“帝修反的內應”，預先嚴厲鎮壓，這是加強戰備的壹個方面。第二是維持社會穩定。當時各地革委會已經成立 ，“九大”已召開了半年多，就各地軍政要員來說，鞏固革委會、維持地方穩定是他們最關心的事。當時，群眾組織已經解散，造反派雖然成了被邊緣化了的散兵游勇，但還有壹定的勢力。他們搞“反覆舊”，挑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河南省革委會負責人劉建勛憂慮地說：“有的人提出‘打壹場政治建廠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軍威’，實際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謂‘反覆舊’的硬仗，重振軍威，就是重新打旗。”“他們提出‘反覆舊’的口號，······他反的是什麼復舊？他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很多地方革委會領導人也有劉建勛這樣的想法，他們用“鎮壓反革命”的震懾力逼迫不服從者就範。第三是社會上出現了反對文革的力量。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三四年，問題越來越顯露出來，懷疑文革、批評文革的言論逐漸多了起來。

　　“壹打”文件強調：“為了落實戰備，鞏固國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反必肅’的教導，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穩、准、狠地予以打擊。”“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會人心大快，敵人震懾。”文件規定，殺人權下放到省革委會，在中央備案。

　　周恩來不僅主動提出鎮壓反革命的文件，掀起了這場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周恩來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周恩來年譜》多處記錄了他對這場運動的關注。

　　?“壹打”文件（中發【1970】3號）正式下發前，北京市已經行動。1970年1月9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1月27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遇羅克謊稱有“5·16”重大問題要交待，這次沒有處決。

　　2月11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發出通知，公布了包括顧文選、沉元、張郎郎、聞佳等55人“罪犯”名單。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

　　有首都的示範，中央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迅速行動。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查金華等人。查金華組織了壹個馬列主義小組，對當時的政策提出了批評。處決查金華等人當天，江蘇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報道公判大會實況同時，發表了殺氣騰騰的評論員文章《迎頭痛擊階級敵人的進攻》，號召“掀起壹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當天夜裡，陳卓然、蘇小彬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拼合成六條標語，貼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標語的主要內容有：“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這些標語猶如夜空的閃電，使人震驚。省市公安機關作為要案偵查。陳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畢業後赴江蘇省洪澤縣人河公社插隊落戶。兩個月後，因知情者告密而案破。在4月28日公判大會上，陳、蘇等人鎮定自若，當陳卓然看到那個賣友求生的告密者時，憤怒斥責道：“總有壹天要跟妳算賬····”話沒說完，勒在他脖子上的壹根尼龍繩被狠狠抽緊。大會宣布，陳卓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蘇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

　　3月6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公判大會，當場宣判1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判處其他幾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這天下午，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商店停業，上百萬人被集中到主要幹道兩旁列隊“觀摩”，十餘部刑車加上警車、軍車，殺氣騰騰地押解“現行反革命分子”遊街示眾，所有“犯人”均被揪住頭髮強迫仰起面孔，以便讓廣大革命群眾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車隊出五台山體育場北大門後，沿廣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東路→大行宮→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昇州路→水西門等路段遊街後，直馳鳳凰西街盡頭處刑場，在那裡11名被判死刑者當場處決。死者家屬由於事先不知親人會判死刑，因此所有死者骨灰全都不知去向，真正乾淨徹底被“消滅”了。

　　繼“三六公判”之後，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1970年相繼召開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大張旗鼓地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1970年4月28日殺12人；7月30日殺24人；12月10日殺10人。

　　以上四批慘遭處決的57人，罪名幾乎完全壹致——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當時簡稱為“惡攻”罪。1980年前後，上述57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確認為冤案而獲“平反”，冤殺率為100％！

　　上海的“壹打三反”運動在1972年底漸漸平息。僅上海市郊區的10個縣，有64，000人被揪出來進行鬥爭。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

　　廣東省從1970年1月到1971年6月，在“壹打三反”運動中，殘酷鬥爭，隨意株連，全省共挖出“階級敵人”26，000多名。其中絕大部分是冤案。1972年1月，廣州市革委會宣布，在“壹打三反”運動中破獲了2，168起“大案”，發現了147個“反革命集團”。

　　浙江全省立案審查的達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運動深入到基層，隨意定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廣場開大會，隨手拿張上面有毛主席語錄紙墊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

　　2月17日：哈爾濱市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對運動進行了動員和部署，全面開展了“大揭發、大檢舉、大圍剿”的群眾運動。3月1日，哈爾濱市革委會保衛組在省革委第壹招待所門前廣場召開“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宣判大會”，10萬餘人參加，殺了壹批人。在“壹打三反”運動中，黑龍江省僅“在全省財貿戰線”就破獲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經濟案件”。1970年5月，黑龍江省革委會人民保衛部《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情況綜合匯報提綱》中說：“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分子5，927人，歷史反革命1，043人，叛徒61人，特務172人，地富反壞分子1，805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72，069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長春市在1970年共組織了6個戰役，搞了四次全地區大清查，召開五次公審大會，判處各類“罪犯”1，068人，多數是錯案。在“壹打三反”運動中，長春地區被逼自殺死亡248人。

　　河北省保定市，運動壹直延續到了1972年12月。接連7場公開審判會使恐怖達到了高潮，17人被處決，1325人得到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懲處。石家莊地區，地、縣兩級普遍建立了“壹打三反”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先集中時間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6月份轉向經濟領域的鬥爭。壹年來，全地區被列為“重點對象”的共46，738人，其中被劃為敵我矛盾的3，942人。全地區曾先後公判8批“罪犯”，判處死刑100名、關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

　　四川省萬縣地區革命委員會建立了“壹打三反”領導小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清隊”和“壹打三反”骨幹學習班和“受蒙蔽群眾及知情人員學習班”。先後將進入萬縣各級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頭頭和其他被清查對象1，167人送進了隔離學習班。清理了群眾組織頭頭以後，召開了萬縣地區9縣1市號稱有100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發動了聲勢浩大清查和打擊。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區揭發出反革命集團225個，現行反革命、叛徒特務和敵偽軍警憲骨幹分子17，497人，貪污盜竊、大投機倒把分子2，999人。

　　1970年2月10日，中共西安市革委會核心小組對“壹打三反”運動作了具體部署。截至3月底，全市共檢舉、揭發各種問題15萬餘件，涉及42，000多人。運動開始僅2個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殺（死亡125人）。西安交大在 “三、五、六”（即中央3號文件、5號文件、6號文件）學習班期間，錯定現行反革命35人，錯定反革命集團多起，6人被迫自殺致死，13人被無辜送司法機關拘捕。陝西安康縣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是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湖南省在“壹打三反”運動是由軍宣隊、工宣隊主持的。各單位都成立了“三號”（即中共中央3號文件）辦公室，原來參加過造反派活動的頭目與骨幹分子在這場運動中也遭到打擊。從中央委員唐忠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至區街小廠、街道居委會中的原造反派負責人，幾乎都被整肅。少數被槍決，相當部分被拘捕入獄，其他大部分則統統從各級革命委員會中開除，進行批鬥，並關進所謂“學習班”予以隔離長達數月、甚至近壹年時間的“反省”。當時，《長沙晚報》的壹篇社論中，竟連續提出九個“殺”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正國法，殺、殺、殺、殺、殺、殺、殺出壹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

　　大批思想者被槍斃

　　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判死刑卻倖存下來的張郞郞說：“壹打三反”“是壹次‘坑儒’的運動。因為被殺的大都數是知識分子。”當時，壹些人對文革、對專制制度的獨立思考，產生了與官方不壹致的看法，他們傳播和堅持自己的看法，就被槍殺。槍殺思想者是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行徑。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屠殺的思想者成千上萬，本書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介紹以下被害者。

　　張志新

　　張志新，1930年生於天津市，1957年調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工作。1968年11月下放到遼寧盤錦“省五七幹校”。12月，同壹幹校的女幹部告發了她的“現行”問題，就被關在幹校的“學習班”里。此後張志新口頭、書面發表了壹系列的言論，被多次批判。她在《對“文化大革命”有關問題的觀點、看法》中寫道：“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的錯誤，所以沒能總結吸取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經驗和教訓。”“我認為當前我國進行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那種‘左’傾政治路線錯誤的繼續、擴大和發展。是毛主席在建國後應用馬列主義學說處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時發生的‘左’傾教條主義性偏差、錯誤的繼續和發展。先是發生在經濟建設上的錯誤，進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領域。”“歷史事實本身就否定了從1967年以來，存在著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資產階級地下司令部。（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所列舉的路線鬥爭史事件，是不真實的，違背歷史本來面貌的。”1969年9月24日張志新被逮捕。1970年5月被判處死刑，當時遼寧省的最高負責人陳錫聯發話：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8月20日，改判無期徒刑。此後，張志新在極度摧殘中神經錯亂，多次書寫 “打倒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標語。1973年11月16日，張志新參加“批林批孔”大會，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等口號。1975年4月4日再次判處死刑，慘遭殺害，時年45歲。幾個大漢，把張志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刀子割斷喉管。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遇羅克

　　遇羅克上學時是壹位品學兼優的學生。自1957年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兩次參加高考都因家庭出身而沒有錄取，他只好在人民機器廠做學徒工。在困境中，他苦讀中外哲學名著，對文革有壹套自己的想法，他把這些想法寫在日記上。在恐怖的“紅八月”中，這本閃爍著思想光輝的日記被抄走了，作為“變天帳”放在“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上。他也被帶進了“學習班”。1966年9月他從“學習班”上被釋放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壹生中最難過的事。”他開始向猖獗壹時的“血統論”宣戰，寫下了《出身論》。

　　《出身論》分三部分：壹，“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二，“重在表現問題”；三，“受害問題”。前兩部分從理論上分析“血統論”的荒謬，第三部分列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的情況。第三部分痛斥了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出身歧視，然後說：“‘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象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麼區別呢？” “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妄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偽裝的特權階層，以至反動的種性制度，人與人之間新的壓迫。” 文章最後大聲疾呼：“壹切受壓迫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出身論》寫成後，他先寄給中共中央，沒有回音。他自刻鋼版，油印了幾百份散發，大批受“血統論”迫害的人如得甘露，傳抄，議論，深思。贊同《出身論》的北京四中的幾位學生辦起了《中學文革報》，全文刊載《出身論》，第壹期印了3萬份，壹搶而空。很快重印6萬份，又壹搶而空。接著，難以數計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飛來。這些信表達懇切的支持，憤怒的控訴，使遇羅克激動不已。1967年下半年，他又寫了《工資論》，提出工齡工資作為基礎，其餘按貢獻分配。1967年底，遇羅克寫了《1967年總結》，又寫了1968年讀書計劃（要讀104冊書）。寫完總結的第五天，遇羅克被捕了。面對無理的強權，遇羅克沒有恐懼，沒有妥協。他在獄中寫的《贈友人》中寫道：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十萬人的宣判大會上，遇羅克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被剃光頭、身掛大牌的遇羅克昂然挺立，不肯低頭。壹顆罪惡的子彈奪去了這位思想者的生命，時年27歲。

　　蔡鐵根

　　蔡鐵根生於1911年，1936年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了平型關戰鬥。1949年後在中央軍委軍訓部任職。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56年調任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

　　1958年的5月至7月，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批判劉伯承、肖克的“教條主義”。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蔡鐵根也受到批判。批判會氣氛恐怖，有些高級軍官甚至對被批判者破口大罵：“媽了個×，反革命！槍斃他！”蔡鐵根問軍事學院政委鍾期光：“政委，妳說還有沒有真理？黨內難道就不講真理了嗎？”鍾期光苦笑著對蔡鐵根說：“我的同志，難道妳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蔡鐵根據理力爭，有人衝上台來，七手八腳地動手扯掉了他的肩章領章，把他連推帶搡地拉下台來。

　　1958年10月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降為14級，放到常州壹家公司工作。接著是幾年大饑荒。他對這場人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記中記錄了大饑荒時“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慘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領袖、所有制和社會制度。他寫道：

　　“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可真稱得起是‘亙古壹人’，他能夠干出古今中外各個歷史時期的統治者都辦不到的事——統治思想。”

　　“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壹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壹些卑鄙，惡濁，不惜壹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於是壹些懷著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圖的人們，便今天斗這個，明天斗那個，據說只有他或他們才是正確的，於是便要求人們喊他或他們萬歲！”

　　“……為了篡奪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袖，他要求全黨都成為他的‘馴服工具’，他把壹切持有不同意見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反黨集團’等等的封號。他把黨章踐踏得狗屁不值，把黨內民主消滅得乾乾淨淨，還企圖消滅黨內外壹切不同意見和異己。”

　　“這些年來有那麼多人‘犯錯誤’。只有壹個人是永遠正確的，那就是毛先生。不過壹切錯誤的罪魁禍首其實就是他。可是沒有人敢說他不對。因為他有比上帝更大的無限的權威，因而他也就是真理。”“他五八年曾吹牛說‘再過壹年便可吃飯穿衣不要錢’，結果吃穿不僅要錢，而且還要許多種形式的‘錢’，比鈔票更貴重的‘錢’（指各種票證——引者注）。”

　　“社會主義革命使壹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壹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制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注意的小玩藝，竟會使六億人民都失掉自由。”

　　“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要國家壹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什麼都要管，(但只要他們壹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

　　“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壹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壹下子宣布壹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壹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六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壹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

　　在常州期間，蔡與壹些有獨立見解，對時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壹樣被從軍內處理到地方的某部團級幹部吳翼等。他們的言行引起了有關方面注意，先是列為“政治案件”，後來上升為“反革命集團”。蔡鐵根作為“首犯”入獄。獄中蔡鐵根曾三次絕食抗議，並曾想逃出監獄赴京告狀，被察覺後上了沉重的鐵鐐。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將與蔡有牽連的15人，以辦“學習班”名義集中審查。“壹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整個案件驟然升溫。3月初，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作出判決，以“蔡鐵根、吳翼為首糾合反革命活動”之名，將蔡鐵根、李業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長，40年代從事革命的老地下黨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吳翼死緩。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時40分，蔡鐵根、李業舫被槍殺於常州市西門外公墓刑場。

　　張師亮

　　張師亮，河北省易縣人（壹說淶水人）1930年畢業於北平大學經濟系，同年留學日本。1936年回國，先後在幾所大學校教書。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1965年秋，在學術討論中他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不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只講階級鬥爭，就丟掉了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他這個觀點壹出，立即遭到歷史系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初，進駐師大的省委工作團組織群眾對他進行批判。他指責工作團把正常的學術爭論提高到政治問題，是“對我實行專政”。在歷史系的壹次批判會上，他站起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工作團欲擒故縱，讓他把話說完。張教授不知道工作團的陰謀，整整講了壹天。張師亮被扣上了反工作團、反黨、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1970年3月17日，張師亮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宣布他死刑的時候，他掙扎著想站起來，但很快壓了下去。這位堅持正確學術思想的老教授，連喊壹聲冤屈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毛應星

　　毛應星，生於1921年，西南農學院畢業，蘭州農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在甘肅夾邊溝勞動教養。4年後回到農校，不久夫妻雙方被下放到寧夏靜寧縣農牧站。文革開始後，看到社會上對毛的越來越荒唐的神化，她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嘩從取寵，奴顏媚骨地宣傳捧場”，“捧場者投革命之機，受損失的還是革命事業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她認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論”。因此，她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鬥。從她家中抄出他哥哥留下的照片和郵票，其中有蔣介石的頭像。成了罪證。抗日戰爭期間，其兄毛應斗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與時在聯大附中任教的楊振寧（後來的諾姷彌鰨┩�住壹问nＦ浼洌�曾参加西莫M�大讬┋的假普幟兄x疃�，与砚[衲�导x計鶚艿焦�地夫滭政首脑絾妖并合影。毛应稄U不都�邮、收操懶見A┕�家翑碳日bは裼勢薄Ｃ�应斗赴脩恤学前，将准s翰糠炙餃宋鍥罰ò�括照片和觿荼）交妹妹毛应袧摚管�?969年1月23日，毛應星被捕，7月1日被判刑5年，關押於甘肅省第四監獄，在獄中對文革現實及中國革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寫下30多萬字筆記。這些筆記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滿。針對亂批、亂鬥的現象，她寫道：這“有利於資產階級野心家、資產階級政客，倒霉的是老百姓。”針對“破四舊”，她寫道：“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有許多珍貴的歷史遺產；誰否認這壹點，就壹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針對黨媒對形勢不切實際的美化，她寫道：“這明明是掩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她還寫道：“康生、陳伯達····對個人極盡諂媚之能事。林彪的文章和報告使人感到突出的就是歌功頌德，實際上是假崇拜，真醜化。”“壹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對其“罪行”的認定升級，4月9日，當局派人在獄中向毛應星宣布死刑判決。4月14日押赴刑場槍決忻元華

　　忻元華1934年生於浙江，1952年赴新疆從事鐵路建設。1962年，他自學完了大學有關課程，還讀了大量政治理論書籍。1963年他任哈蜜水電段的經濟計劃員期間，深入思考“三面紅旗”直接引發的大饑荒，寫下了很多筆記，他在筆記中寫道： “既然錯誤和缺點是全國性的，而且繼續了三年之久，這就明顯地是指導思想的錯誤。各省、市在執行中央指示上雖然也有偏差，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領導問題。”他給毛澤東寫信，在信中把毛比作太陽，希望毛“承認自己是銀河系中普通壹員”，“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掙脫壹切‘渴望’的魔爪，把自己放在壹個更高的水平上。”他先後向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全國48家報社雜誌社，投寄了9封共177份陳述意見的信件和詩詞。1963年7月3日，忻元華被捕。1965年，忻元華被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改造。

　　1967年1月24日，在監督改造期間的忻元華交給了哈蜜水電段保衛股壹封信，這是忻元華寫的第十封信。信中說：“祖國的上空籠罩著個人崇拜的陰雲”，“兩面派是在個人迷信泛濫成災的情況下必然產生的普遍現象。”信中說，自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傾之後，“黨內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說白話而說暗語了！”“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偉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說假話的民族了。”信中說：“毛主席已經生活在歌頌的迷霧之中，脫離了現實世界，脫離了工農大眾，這是比糖衣炮彈還要厲害千倍的糖衣炮彈啊！”他堅信：“籠罩著整個祖國上空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烏雲，必將在空前覺醒的億萬人民風暴的衝擊下，迅速地被驅散，壹個無限美好的祖國，已經在微笑地向我們招手。”

　　保衛股將信交給鐵路哈蜜公安段以後，第二天忻元華就被游斗以後拘留。在無數次審訊中，他把審訊廳變成宣傳他的思想的場所。1970年5月13日，上面批准了對忻元華的死刑判決。5月30日，他們對忻元華作最後壹次審訊。忻元華鎮定自若，堅定地說：“誰是誰非，歷史將作出正確的結論！”1970年5月30日，忻元華在新疆被槍決。

　　丁祖曉

　　文革中，掀起狂熱的造神運動，開會前跳“忠字舞”，講話前向毛澤東“表忠心”，每天站在毛澤東像前瞻“早請示”、“晚匯報”。在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家家升起了“忠字旗”，戶戶掛起了“忠字匾”，村村樹起了“忠字碑”，過去安放神龕的地方變成了“寶書台”，供上了“紅寶書”。還把“早請示”、“晚匯報”等表忠心的五項宗教式的程序稱為“五個第壹”，要求大家每天必做。女社員丁祖曉和她姐姐丁祖霞不滿意這些作法，寫傳單散發，批評“忠”字運動：“這‘五個第壹’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像封建社會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帝王，天天朝拜。”“每天喊7億或14億聲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也不會真的活到壹萬歲。”“吃飯時也做‘五個第壹’，把飯菜盛齊擺上，做了‘五個第壹’再吃，這又好笑又好氣，毛主席還沒死，就把他當死神來敬奉，太不應該了。”她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不要甘心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曉被捕，不久，她姐姐也投進了監獄。下鄉女知青李啟順，得知丁祖曉受到殘酷的折磨，就刻印了《告革命人民書》，為丁祖曉辯護，說丁祖曉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先鋒”，並和她妹妹、17歲的李啟才深夜到縣城散發。李氏姐妹很快被逮捕。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丁祖霞被判20年，17歲的李啟才判了十年徒刑。

　　馬綿珍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藍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裡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逮捕後她就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最後懲罰，死時年僅30歲。執行前，因怕她呼口號，竟給她嘴裡塞上彈簧。

　　林舜英李立榮母女

　　1970年的12月10日下午，南京五台山露天體育場，十萬看客又壹次席地而坐。在被綁上審判台的死刑犯中有壹對母子：26歲的李立榮和他60歲的老母林舜英。他們因“現行反革命”罪同時被處決。母子罪名雷同：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十年之後，南京市中級法院給這母子二人的平反結論：“經查，所謂反革命活動，並無事實，應予否定。所謂攻擊言論，主要是對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不滿，只是其中說過比喻不當的錯話。因此，原以反革命論處顯屬錯判。”

　　吳曉飛

　　1970年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壹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說文革對劉少奇的迫害是“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施大偉

　　西安第八設計院技術員施大偉，因對林彪、江青不滿，對1957年至文革期間的壹些方針、政策進行議論，1970年3月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家設計院是第壹機械工業部第八設計院，位於西安和平門附近。本書作者1970年在西安第八設計院牆上看到“槍斃反革命分子施大偉好得狠！”的巨幅標語，壹筆工整的宋體字，顯然是工程設計人員的傑作。本是同根生的工程設計人員卻說同類被殺害“好得狠!”令人震驚。

　　余正常

　　西安市衛生宣教館美工余正常，僅因為保存部分名人字畫及自己創作的寫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保存黑畫、利用黑畫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由，按反革命罪處以死刑。

　　陳耀庭謝聚璋

　　陳耀庭，江蘇吳縣人，江西贛南醫學專科學校教員。從1966年到1967年，他與妻子謝聚璋壹起匿名寄出十多篇文章，批評文革。1967年7 月，他們寄出的信件被定為“特大反革命案件”在全國各地追查。1967年12月，陳耀庭被捕，1968年2月，謝聚璋被捕。1967年3月16日，陳耀庭被判處死刑，四天后被槍決。謝聚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71年7月11日死於江西勞改農場。

　　石仁祥

　　石仁祥，1942年生於安徽和縣，1964年參軍，1966年調西藏某部隊任文書。他對林彪的“5·18”講話寫下了評語：“這個講話舉出了壹些中外政變的例子，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隨意解釋，存在著‘英雄造時勢’的反動觀點，是壹個變相的在革命詞藻的掩蓋下的反革命‘白皮書’。” 1968年4月退伍到安徽和縣水利局工作。他寫了《致中共中央的壹封信——關於林彪問題的匯報》，列舉了林彪的28條罪狀，信中說:“林彪打著紅旗反紅旗，耍弄反革命兩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他在信的末尾無畏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戰士石仁祥。在毛的生日1968年12月26日，他將這封信分別寄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和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他原來所在的部隊。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軍保衛部派出2名軍官到安徽，向省革委會和人保組傳達吳法憲對石仁祥信的口頭指示：“這是壹個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組織專人立即偵破，及時查清，查清後必須依法懲辦，並查清這封信的擴散面，肅清流毒，不准再擴散。”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獄中在牆上寫“打倒林彪”的口號。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審處決時他的喉管已被割斷，鄉親們聽不到他最後的聲音。

　　徐惠昌

　　上海人，因為他家只有這壹個兒子，家裡不讓他上山下鄉，在家待業。他喜歡音樂，學油畫，讀壹些俄國和歐洲的壹些古典作品，他把普希金的《葉普根尼·奧涅金》這本書全部抄下來。他聯繫當時的社會現實，思考了壹些問題。他收聽了台灣《中央電台》的廣播，裡面說妳們如果有什麼情況要反映的話，可以寫信到香港的ＸＸ號信箱。十八、九歲的徐惠昌，不知道信寄不出去，按照廣播上講的地址寫了三封信，內容是關於上海街道和壹些部門為了接待黑格，準備尼克松的到訪，清理街道，要求基層對地富反壞右和精神病人嚴加控制，把他們集中起來管理，把出身不好的流放邊疆，…寫的都是事實。署名“李明”。

　　信寄出後很快被截獲，被定為“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當時不過就是向海外新聞媒體投稿，他的所作所為是新聞自由範疇里的權利。

　　周恩來知道此案後要求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下令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親自到上海破案。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發給每壹個單位，叫大家查對筆跡，13天就把案子破了。

　　1972年9月30號，在虹口體育場對徐惠昌和其同案犯進行了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後沿著四川路、南京路、當時的西藏路，再轉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後到閘北射擊場槍斃。徐惠昌在壹輛卡車上，被兩個警察架著。車上架著機關槍。徐惠昌掛著壹塊很大的牌子，寫著：“現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個字上面打了壹個叉叉。他的頭頸是被尼龍繩勒住的，臉像豬肝那樣的顏色，舌頭被繩子勒出來了。

　　徐惠昌被捕後，他父親為了救兒子的命，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說是他自己寫的，他父親被判刑十年。後來死在監牢裡。他母親本來就是癱瘓的。他有個姐姐，姐夫原來是在空四軍工作，因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離婚了。

　　方運孚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職工，在文革中，他向人坦露自己的觀點：“劉少奇是對的。他主張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有什麼錯？”“劉少奇打倒了，但這些主張打不倒。”“彭老總的萬言書字字閃金光，他的行為將與日月同光輝，與天地共久長，千秋萬代受人崇拜。” “壹打三反”中，方運孚被捕。經辦者擬判15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20年，最後還是被槍殺。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多人被殺

　　1970年春節剛過，寧夏首府銀川破獲了壹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吳述樟、吳述森、魯志立、陳通明、張維智、張紹臣等13名青年被捕。這個“反革命集團”就是“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這13位年輕人在1966年、1967年曾經滿懷熱情地參加文化大革命，隨著運動的深入，他們感到迷茫，從運動中退出來埋頭讀書。他們是中學生，1968年都成了插隊知識青年。吳述樟在寧夏山區西吉縣玉橋公社范溝二隊。他在小屋門前貼出了“茅屋通天下，殘書達萬里”對聯。每到夜深人靜，青年們就聚集在小茅屋裡讀馬列著作。他們表示：“我們決不隨波逐流，決不意志消沉！”1969年11月23日，他們以“認識真理、堅持真理，為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為目的，成立了“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在兩年時間內，他們帶著文革中的現實問題，閱讀了《馬恩選集》、《資本論》等著，在他們的《學刊》上有20多篇讀書心得。他們在《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中寫道：“禁止壹切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壓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取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地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經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他們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確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他們說，林彪像當年袁世凱壹樣利用文革篡權。他們在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旁邊批“放屁”二字。“共產主義自修大學”13人中，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徐兆平被判處15年徒刑；張維智被判處8年徒刑；張紹臣被判處3年徒刑；其餘6人受到拘捕關押和在本單位隔離、批鬥。22歲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殺身亡。

　　福建“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30多人被殺?????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1938年生，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幫人打鐵，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裡妻子離去，孩子餓死。直到1961年搞“三自壹包”，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在文革中，他聽說大饑荒救命的“三自壹包”是劉少奇搞的，就對被打倒的劉少奇充滿了同情。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進行秘密串連。讀過中學的青年農民謝永祺1960年幾乎餓死，積極響應。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1967年5月，他們印發的口號是：起來，爭自由爭幸福！堅決打消壹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對統購統銷！擁護繳公糧，擁護三自壹包、四大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幸福委員會萬歲！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劉主席萬歲！萬萬歲！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幸福會”幾乎成了半公開的組織，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當局從1970年3月立案，列為打擊對象。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殺身亡，8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山西“中國共產主義聯盟”13人被殺

　　1970年3月28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機關軍管會貼出布告，宣布了對所謂“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刑事判決。布告說，這個“反革命集團”在勞改農場裡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他們“公開承認南修綱領和蘇修路線。”“先後書寫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詩詞300多首、反革命書信179件，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惡毒地攻擊、誹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極其瘋狂地誣衊、咒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徐關增、王汝強、任大熊、劉世廣、鮑明、常瀛清、任宗正、白微錄、陳威權、曹介弘、吳國延、湯福璽、關煥章，共13人。其他人都判了長期徒刑。

　　他們的主要成員都是在押犯的政治犯。徐關增，1960年因組織“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62年改判無期徒刑。王汝強，1958年任英國駐京記者辦公處翻譯，“因向英帝記者提供我國政治、經濟情報，攻擊、誣衊我黨和政府”，被判刑15年。任大熊：1957年時為北大數學系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裡供同學們閱讀。反右時3人都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劉世廣：1957年反右時為清華大學學生。被打成右派後，於1958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官方意識形態強力灌輸，毒化了很多人的靈魂，加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在家中講壹些和政府不同的看法，有的親屬也會舉報。1970年2月13日，安徽省固鎮縣方忠謀和她的丈夫張月升、16歲的兒子張紅兵在壹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方忠謀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張月升和張紅兵非常恐懼，立即對方忠謀進行批判鬥爭。張月升對她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妳劃清界限，妳把妳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方忠謀寫完壹張紙，張月升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壹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揭發材料的最後寫：“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軍代表接到舉報後來到家裡，對著方忠謀踹了壹腳，她壹下跪倒地上。然後像捆粽子壹樣，把她捆了起來。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響聲。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後槍決。張紅兵回憶說：“當時覺得家裡出現了壹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壹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1979年。看到報紙上報道張志新的事情後，他們父子意識到：“我們做錯了。”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但張紅兵為此悔恨終生。

　　無辜的受害者

　　有壹些在“壹打三反”運動中的被害者不是思想者，而是壹些荒唐的原因慘遭橫禍。

　　貴州榕江縣忠誠小學教師莫定欽，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利用業餘時間，閱讀、抄錄、剪貼了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中、美、英、蘇、法五大國首腦人物的照片、簡介，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詩詞和重要歷史資料。他將這些資料匯成了壹本集子，並命名為《黃金難買》。這本資料放在小學辦公室的桌子上，老師、學生爭相翻閱。1970年4月，在“壹打三反”高潮中，《黃金難買》成了反革命罪證。小學裡貼滿了大字報，批判《黃金難買》。廣播中吼叫著莫定金欽的“滔天罪行”。接連幾個月，莫定欽遭到多次批鬥，頭髮被揪掉壹大把，遍體鱗傷。他忍受不了批鬥，就偷偷出逃。3個月後壹天夜晚潛回家，壹群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人衝進屋子，用泡過水的麻繩緊緊地將他捆住。縣政法負責人立即趕到宣布正式逮捕。1979年9月29日，莫定欽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莫定欽勞改期間，回鄉女知青、莫定欽的學生張友珍，幫助莫的愛人給莫寫過幾封家信，被扣上“勾結反革命”罪，多次被批鬥。

　　1968年6月10日，安徽宿縣石油公司壹名副科級幹部酒醉後臥床吸煙，引起火災，被燒成重傷，搶救無效，次日死亡。當時結論是災害事故。1970年“壹打三反”開始後，派到該單位的工作組認為石油公司“清理階級隊伍”不徹底，需要補課，說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燒死的，是“大貪污集團殺人滅口行為。”石油公司73%的幹部職工受到殘酷的刑訊逼供。全公司43人，22人被長期關押，3人被活活打死。經過2年審查，沒有查出壹分錢的貪污事實，專案組並不死心，強令石油公司從銀行貸款中提出2965.58元，冒充贓款，證明貪污集團存在。

　　湖南黔陽縣高陽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想搞出點成績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後，向公社報告說狗被人毒死。公社書記正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馬上批評大隊支部書記右傾，並責成副書記主持破案。副書記在大隊部架起壹挺機槍，將社員抓去過堂。他聲稱揪出了壹個16人的“反革命集團”，槍殺1人，逼得自縊身亡2人打殘二人，受株連者115人。

　　製造全民恐怖

　　“壹打”文件規定：“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鼓勵殺人時製造深入人心的恐怖。為了達到這壹目的，在殺害被害者之前，對思想者進行殘酷的折磨和羞辱。

　　方子奮是南京“三六公判”大會上被判刑的“現行反革命”之壹，倖存下來的他，40年後在回憶中寫道：

　　在公判大會主席台上，當主持人宣讀死刑判決後，我記得身旁那11位被綁得面孔紫黑的受難者們臉上的那種憤懣、痛苦、恐懼、無奈、絕望的神色；從主席台押往刑車停放處的通道上，受難者們因為捆綁過緊、難以呼吸而發出的那種不忍卒聽的呻吟，那已經不屬於人的聲音，完全是壹種動物被宰殺前從喉嚨里擠出的悽慘低嚎；刑車緩緩行進的遊街示眾途中，街道上空迴蕩的那悽厲的警笛，正在向整個城市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壹個聽者的神經；那插入受難者頸背高高豎起的11支白色亡命標牌，隨著車輛的顛簸在輕輕搖曳，就像地獄中伸出來的天線壹樣，它們正在向人世空間發射死亡的信息；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臉上那種混合著驚悸、恐怖、疑慮的神情，刑車經過之處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由驚呼、嘆息、竊竊私語彙成的低頻聲浪；……那時我就在第7部刑車上，這些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親身所感的可怕場景伴隨我壹直走到了今天，走了40個年頭！

　　北京市的“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的壹個多月里，被分成小組，天天拖著沉重腳鐐，戴著緊鎖的手銬，分別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壹次又壹次鬥爭、示眾。有的單位沒有揪出反革命，就“借”別的地方的反革命到本單位開鬥爭會，肆意摧殘。上海煤氣公司青年技術人員桑偉川寫文章為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辯護，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此後，全市各單位都向煤氣公司“借斗”桑偉川，桑偉川被各單位游鬥了290多次，然後押送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

　　殘酷地扼殺最後的聲音

　　不僅是在民主國家，就是在專制國家，在執行死刑前得讓他留下最後的話。有的還提供紙筆，讓他寫下留言。而在“壹打”執行死刑時，執行者卻害怕死者發出最後的聲音。為此，採取了種種令人髮指的作法。

　　用麻繩勒喉管：蔡鐵根1970年3月11日執行死刑前，他剛要申辯，執行人員就勒緊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說不出話來。這是各地殺人時常用的辦法。

　　竹筒塞嘴：1970年10月，海南島白沙縣女醫士官明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被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壓舌板”：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使用壹塊木板緊壓舌頭，使其無法喊叫。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了壓舌器，外面再扣上壹只口罩。

　　割喉管：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也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遼寧在處決張志新前，監獄當局割她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在下達處死張志新的命令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

　　1971年初，新華社天津分社向記者們傳達了壹條最高指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毛的這句話使大家震驚，震驚來自兩個方面，壹是聯繫到“壹打三反”的現狀，殺人太多了！另壹個是對毛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毛真的反對殺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殺人，毛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當然這只是心裡想的，不敢說出口。

　　後來查到了壹個文件，即《中央批轉〈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的通》以“中發（1971）20號”（1971年2月26日）。在這個“會議紀要”的第壹部分中有這壹段話：“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對公安工作非常關懷，會前，毛主席提出了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重要指示。”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於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開了整整兩個月）。毛的這段話是在公安會議之前說的。12月月3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會議的匯報。周說：專政機關不專政比什麼都嚴重，但殺人也不可過多，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看來，周恩來是轉述毛的話。

　　毛下達這個指示的時候，九屆二中全會剛開完不久，他面對新的對手是林彪集團。他的這個指示是防止殺人過多干擾了對林彪集團的鬥爭。他的這壹指示，“壹打三反”就降溫了。

　　斯大林對反對者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後果嚴重。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延安整風審幹時毛提出“壹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但並不是不殺人，在1950年代初期，大規模“鎮反”時，毛親自代中央多次草擬電令，讓各地加緊“鎮反”，甚至給地方規定處決指標。但毛澤東對殺人還是比較謹慎的。1959-1960年，信陽地區餓死100多萬人。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農民痛恨在農村作惡的基層幹部，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壹批，關壹批，管壹批。”王任重說：“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壹批不可。”但在毛的干預下，壹個也沒有殺。原來決定只殺壹個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毛澤東卻讓判死緩。

　　毛澤東不主張殺人，但他締造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是“殺人”的，而且是大批“殺人”。

　　“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最高指示下達後，“壹打三反”的勢頭削弱了，但“殺人”並沒有停止。就在中共中央轉發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在肯定這場“壹打三反”的成績的同時，要求“繼續抓緊‘壹打三反’運動。要加強調查研究，分析敵情，總結經驗，克服麻痹鬆勁情緒，深入發動群眾，打擊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把運動搞深搞透。結合‘壹打三反’運動，認真抓好社會上特別是城市街道的清隊工作。”

　　19

　　第十九章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

　　這裡說的集體屠殺，是指在文革中成批處決沒有抵抗能力的平民。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基層的黨團骨幹分子。因此，可以說這是基層政權的統治者對他們治下的臣民的殺戮。

　　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中，有些地方發生過集體屠殺，如本書介紹過的青海軍區趙永夫對群眾組織“8·18”的大屠殺。此外，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為了儘快建立和保衛已建立革委會，為了清理階級隊伍，又發生過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利用縣誌對文革中的集體屠殺規模進行了分析研究。他將壹次殺死10人以上定為集體屠殺。1966年的中國大約有2,250個縣。他選取廣東、廣西和湖北3省共計235個縣作深入研究。廣西自治區所轄縣共計83個，他選取了樣本縣65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78.3％；廣東省所轄縣共計80個，他選取樣本縣57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71.3％；湖北省所轄縣共計72個，選取樣本縣65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90.2％。

　　在他所掌握的廣西65部縣誌中，有43部（占66%）記錄了該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有15個縣記錄的死亡人數超過壹千人，又以武鳴縣為最，死亡總數高達2,463人。廣西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526人。他研究的廣東省在57個縣誌中有28個縣（49.1%）記錄了過集體屠殺，其中有6個縣的被害人數超過壹千。廣東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278人。湖北省有38個縣誌（在他研究的樣本縣中占60%）報導了受迫害期間挨過打的人數過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終生殘疾。但未導致集體屠殺。

　　縣誌是官方的出版物，是經過嚴格政治審查的。很多縣誌掩蓋了大屠殺，即使記載的大屠殺數只能是最低數。蘇陽依據縣誌的研究結論，當然是最低數。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沉痛地指出：“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壹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了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識無睹，這是另壹重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壹重恥辱。”為了洗刷恥辱，讓我們回顧這段痛史，總結集體屠殺的慘痛教訓。

　　北京郊縣大屠殺

　　1966年8月，北京老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迅速由城裡擴散到郊縣，在北京的昌平縣和大興縣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1966年8月27日，昌平縣公安系統傳達謝富治前壹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分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富治“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開始行動了，由最初打殺“表現不好”的“黑五類”分子，發展到消滅壹般的“黑五類”分子，直至亂殺家屬。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紅衛兵負責人開會，布置“掃四舊”。會上宣讀並印發了西城糾察隊“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全公社統壹行動。當晚，燕丹磚廠傳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動，為防止暴動，打死了“黑五類”分子4人。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趕赴現場表示支持。

　　28日、30日，公社兩次召開電話會議，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數字，宣稱“‘破四舊’進展順利，打死‘黑五類’大快人心”。回龍觀行動不力，在電話會議上受了批評，於是連夜打死30餘人。到9月6日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殺“黑五類”的消息傳到黑山寨公社以後，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隊在中學操場打死“四類”分子2人。同壹天，經公安員批准，辛莊大隊打死9人。隨後打殺之風蔓延到望寶川、南莊、北莊等大隊。殺人者提出了“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婦女則被逼改嫁。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興縣殺人數比昌平縣少3人。從29日到31日，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由於31日殺人最多，故後人稱之為大興“8·31事件”。

　　大興縣有13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殺人的藉口是馬村的“階級敵人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實際上，“階級敵人暴動”子虛烏有。

　　大興縣的打殺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縣公安局根據謝富治的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在局務會議上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繫紅衛兵。

　　8月26日下午，張某在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參加者有河北林校、黃村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和黃村鎮鎮長、黃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會上張某介紹了27家“四類”分子的情況，成立了指揮部（設在黃村派出所），劃分了戰鬥組，對屠殺對象的居住地區進行了分片包幹。

　　8月27日下午，黃村開始“破四舊”，當天就打死2人。

　　同壹天，黃村公安派出所指導員和公社武裝部幹部聯合召開黃村公社各大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會議，派出所指導員在會上說：“‘四類’分子不老實，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為強。”29日，黃村公社“文革”小組組織四個大隊的紅衛兵去李莊子大隊打殺“四類”分子，公社管委會主任則親自去東磁各莊大隊“點火”。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審隨殺，隨殺隨埋，“壹條龍”行事。最後還是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張益三趕到，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34人，救出108人。

　　大興縣動手最晚、殺人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這個公社指揮殺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遭殺。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其中黎明殺人最多。

　　8月29日晚，在公安局張某的支持下，高福興和胡德福召開全公社17個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秘密會議。會議由9人小組主持，會上制定了殺“四類”分子的計劃，胡德福當場宣布：31日夜間10點半統壹行動，是“拔尖子”還是“壹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最後要求與會者宣誓：嚴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個大隊殺了人，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個大隊同時行動。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宏升殺得少（殺2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11戶、56人）。這天夜裡全公社共殺死110人。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更殘忍，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地殺人的程序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壹個個叫出去，出去壹個殺壹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大辛莊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累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壹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幾天后，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里人把壹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葦塘，然後把井填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壹片葦塘里。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葦塘拖，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在馬村，有壹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鏟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壹會兒就不迷了。”

　　北臧公社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殺死53人，馬村殺死34人，六合莊殺死11人，共計殺死98人。

　　屠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壹家院子裡，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審問者凶神惡煞，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西白疃大隊的幹部反對屠殺。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參加了公社“九人小組”召開會議，會上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280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壹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200多人要是急了，還不壹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世代貧農，又當過“八路”，說話硬氣。本來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昌平和大興的濫殺無辜，震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9月1日北京市委秘書長馬力向全縣做了廣播講話，市、縣又向殺人的社隊派了工作組，事態才基本上得到控制。9月2日，市委下達“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壹切打死人的現象。”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此後的北京，雖然還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規模的打殺風潮總算遏制住了。

　　事後，對殺人兇手的處理得很輕。大辛莊公社的禍首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壹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提前釋放），出獄後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

　　湖南道縣大屠殺

　　1986年，我的湖南朋友譚合成由於工作關係，接觸到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此後，他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士，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這場大屠殺關鍵人物。譚合成寫成了書稿《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應他的請求，我為這本書寫了前言並介紹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出版。我認為他的書是可信的，這壹節的資料來源是他這本書。

　　湖南道縣有壹條的河叫瀟水，瀟水穿過道縣縣城流進雙牌水庫，再流入湘江。1967年8月， 大屠殺的高潮時候，每天有幾百具屍體流過道縣縣城，有人統計，平均每分鐘1.6具。惡臭的屍體進入雙牌水庫，擁堵大壩水道，水電站半年不能發電。屍體使水庫變了顏色，水面上浮看壹層腥紅的油膜。水庫惡臭薰天，幾里外都能聞到。壹具具腫脹得像水牛壹樣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單獨漂流，有的被繩索或鐵絲串在壹起。有十幾具屍體圍成壹個圈浮在水面上，遠遠望去像水上開了壹朵花。原來這十幾具屍體是被壹根鐵絲穿琵琶骨串在壹起。

　　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3個公社，占當時區、社總數的100%。死亡人數4519人（其中自殺的326人）。被殺絕的有117戶。按當時階級成份分，被殺的4519人中，四類分子占41.4%，四類分子子女占49.9%，貧下中農占8%，其它成分占0.7%。按職業分，農民占95.2%，教員占3.19%，國家幹部占0.38%，其他為醫生、工人等。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1，槍殺；2，刀殺；3，沉水；4，用炸藥炸死；5，丟進岩洞或廢棄的礦井；6，活埋（很多是埋在廢棄的紅薯窯里）；7，棍棒打死；8，用繩子勒死；9，火燒死；10，摔死（主要用於孩子）。這十種還不能包括殺人者的創造性和殘忍性。開膛剖肚、挖眼割舌、先奸後殺，乃至將梭標捅到陰道里、將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處死等，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將壹名富農分子捆起來丟進壹個廢棄的石灰窯里，蓋上生石灰澆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過程發出的熱將他燒死，還說這叫“石灰燒雞蛋”。

　　壽雁公社壽福大隊有壹個叫何明德的人，因搞“投機倒把”被定為“壞分子”，殺何明德的頭壹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代表大隊黨支部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找何明德的兩個兒子何昌保、何壹功談話：“明天要殺妳老子，妳敢不敢革妳老子的命，殺了他？”何昌保膽小，嚇得混身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何壹功馬上表態：“我革命！我革命！我壹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壹功親手將他父親處決。楊家公社鄭家大隊也有威逼地富子女親手殺死生身父母的案例。

　　道縣在文革中出現了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壹個是“紅聯”，另壹派是“革聯”。“紅聯”與當地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中的多數人出身好，是既得利益或者是歷次政治運動的依靠對象，傾向於維護政權。所以，“紅聯”擁有當權者和整個鄉村政權的支持。“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和少數幹部組成，有不平遭遇經歷的人比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具有反抗精神。“革聯”在縣城的勢力比較大，第二中學是他們的據點。“紅聯”在縣城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握著道縣的政權和廣大農村。“紅聯”將總部從縣城大院搬到營江公社，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營江和二中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個中心。

　　“紅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他們把鬥爭矛頭對準四類分子。嚴懲四類分子，符合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沒有風險。當時還謠傳“四類分子要造反，8月大組織，9月大暴動，10月大屠殺”、“先殺黨，後殺干，貧下中農殺壹半。”還造謠：革聯總部二中是四類分子的窩子，二中里掛了蔣介石的像，遊行時喊“蔣介石萬歲！”的口號，台灣的空降特務躲在二中里指揮。這些謠言是通過正規渠道向下面傳播的。於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導思想。道縣屠殺四類分子還有壹個背景，那就是1962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時候，道縣拾到過台灣空投的傳單。大屠殺前，縣裡開了三次會，縣委領導提出：凡是有風吹草動，就把四類分子統統殺光，讓蔣介石的人來了找不到壹個帶路的。

　　1967年道縣派性鬥爭雖然激烈，也發生過武鬥，但是，縣、區、公社、大隊的權力組織依然存在，大體上也能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著解放軍的身份，處於支左的地位，實際掌握著大權。縣級領導幹部和武裝部暗中支持甚至鼓動殺人。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的“紅聯”總部召開“政法幹部工作會議”以後，8月28日到9月1日，形成了殺人高潮。唐家公社這五天殺了100多人。殺人前得到營江負責人的同意和鼓勵後，各大隊召開了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民兵隊長、貧協主任“四巨頭”會議，壹方面講階級鬥爭，部署殺人，壹方面部署“雙搶”工作，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

　　各公社在殺人之前，都有壹個動員和醞釀過程，動員和醞釀都是基層政權主導的、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運作方式進行的。8月26日，午田公社午田大隊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13人集中控制起來，其中壹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死賴著不走，就當場殺死了。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打電話請示公社書記熊禮衡，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擬定了要殺的人的名單。他還把這些人的成分壹壹作了匯報。熊禮衡回答前先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然後說：“妳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但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子女和分子分開。”朱報生放下電話就召開有11人參加的民兵、幹部會議，決定對五個子女寬大，對其中壹個平時不聽招呼的子女朱牛仁殺掉，共殺6人。27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將要殺的6個人捆綁跪在台上，朱報生主持大會，宣布6個人的罪狀，然後發揚民主，讓大家舉手表決。他念壹個名，問大家：“同意不同意殺？同意就舉手。”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舉了手。民兵就將這6個個人牽到後山上用銃打死。

　　梅花公社殺人具有典型性，壹是緊跟上級，營江開壹次會，梅花公社就殺壹次人；二是殺人時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被殺者進行批鬥，由貧下中農協會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8月29日，梅花大隊最後壹批殺了三個人。在決定殺人的會上，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桃安和大隊幹部吳德學三人提出了殺文尚易和他的兒子文守福。為什麼要殺文尚易？因為在四清中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為了防止文尚易的兒子文守福將來報仇，就將文守福壹起殺掉。但文尚易是貧農，只殺貧農不好交待，於是就搭上了富農莫德生。殺文尚易時何桃安有點猶豫，就請示公社領導廖隆國，廖回答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該殺的還是要殺。”吳德學、何國慶等將三個要殺的人捆在壹起，中間放好炸藥。點火以後轟的壹聲響，文尚易和莫德生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上去把文守福的兩個眼珠挖了出來塞進了文的嘴裡。

　　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已有12個大隊殺了人，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隊還沒有動手。這是因為，8月24日開會討論貫徹公社的“殺人會”精神時出現了不同意見：壹是，殺豬還要上面批個條子，殺人恐怕也得有個文件，等上面來了文件再動手也不遲，反正四類分子已經圈起來了。二是，把四類分子都殺光了，以後派工就難了，那些沒有人願意做的事派誰去做？8月27日，小甲大隊治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殺人的電話後，又開了壹次會，意見還是沒有統壹。幾個大隊幹部甚至說：“公社要殺，讓他們來殺，我們不殺。”公社領導氣壞了：“這還了得！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竟出現了‘土圍子’！”第二天，公社派出壹個排的基幹民兵，由武裝部長廖隆久親自帶隊，幫助小甲大隊“革命”。將12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繩子捆在壹起，中間放上壹大包修水利的炸藥，壹點火，，轟的壹聲，大塊大塊的血肉像雨壹樣落下來。沒有炸死的哭爹喊娘，滿地亂滾，廖隆久命令民兵用鋤頭、大刀壹頓亂砍·····小甲公社共殺死237人，讓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和預備黨員到階級鬥爭第壹線“刺刀見紅”，爭取“火線入黨”。

　　祥霖鋪區有壹位“鐵姑娘突擊隊隊長”，她身材高大，膀濶腰園，力氣大，幹活從不偷懶。1965年在修西源水庫時，她帶領“鐵姑娘突擊隊”在勞動競賽中超過了男人，成為全區、全公社的標兵。1967年8月，大隊開殺人會議時，領導說：“這個任務就交給鐵姑娘突擊隊吧！”鐵隊長站起來說：“保證完成任務！”為了完成任務，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鋒快。但到殺人時，其他鐵姑娘都退縮了，她只好壹個人上陣。被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在殺場上壹字排開，等待她處決。她走到壹字長蛇陣的右邊，舉起大砍刀，稍微比劃了壹下，手起刀落，“嚓”的壹聲，壹顆人頭應聲落地。人倒下去了，鮮血從頭腔里噴出，壹點沒有濺到她身上。壹會兒功夫，十多顆腦袋都滾到地上。這時，刀卷了口，越殺越不順手，殺到第16個時，刀被骨頭卡住了，連拔兩下拔不出來。鐵隊長用腳蹬住這個“階級敵人”的肩背，用力提刀，刀拔出來了，壹股血直衝她腦門噴過來，弄得她滿頭滿身都是血，頭髮都被血沾成壹塊。兩個還活著的“階級敵人”早已嚇倒在地。鐵隊長壹手抓住他的頭髮，壹手揮刀，像砍柴壹樣，把腦袋砍了下來。鐵隊長殺了18人的時候，刀從手上滑落，全身無力地癱在地上。後來，鐵隊長的男朋友在部隊裡當了幹部，結婚以後，她作為軍人家屬到了廣西。1980年代“處遺”工作組把她從廣西找了回來，問及當時殺人的動機，她回答說：“我覺得這跟生產隊裡出工壹樣，不能出工不出力！”

　　唐家公社唐家大隊有壹個殺人兇手，名叫雷康古，用馬刀砍了36顆人頭，奪得了全縣殺人冠軍。處遺工作組進場後，發現這個數字有浮誇，經逐壹落實，他只殺了18個。他為什麼要浮誇呢？是為了多領“手續費”。當時道縣每殺壹個人給劊子手2元到5元的報酬，也有記工分的。

　　唐家大隊有壹個23歲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賢，人比較老實，幹活也很賣力氣。當時生產隊幹部說：“這個就不殺了。”但他妻子長得漂亮，惹得壹些人眼紅。壹個名叫熊天苟的貧農老光棍看上了她，堅決要求殺胡祥賢，這種殺人奪妻的事情在道縣有40多起。胡祥賢被殺以後，熊天苟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官，有兩個貧農光棍跟他爭奪這個漂亮女人。熊天苟說：殺地主時妳們躲在鵝毛山上，現在分果實了，妳們下山摘桃子。三個人差點打起來了，熊天苟壹生氣，壹刀把女的殺了。

　　有的基層幹部利用這次鎮壓階級敵人的機會實施報復。清塘公社月岩大隊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貧農女社員曾保保揭發過貧協主席陳智才等人的問題，在“殺人風”時，陳智才等人將曾保保殺害。當時曾保保懷有6個月的身孕。曾保保向陳智才等人苦苦哀求，請他們等孩子出生後再殺。陳智才說她是緩兵之計，壹刀剖開了曾保保的肚子，胎兒翻了出來還在蠕動。

　　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貧農社員唐從蛟，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揭發了大隊支部書記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第六生產隊隊長唐進學等人貪污集體財物、多吃多占的問題，在1967年“殺人風”時，唐共求、唐福洪、唐進學等人藉口唐從蛟之子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9口人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孕即將分娩的兒媳。

　　1967年8月19日，上關區富塘公社主任丁天志參加了區裡的“戰備會議”後，回來的第壹件事就是將“地主兼歷史反革命”熊貫益抓起來。8月23日，用炸藥讓熊貫益的身體變成了“天女散花”。殺死了熊貫益以後，目標就是19歲的美女梁先蓮，她是地富子女，不僅漂亮，而且聰明伶俐。8月18日，上關區武裝部長劉厚善等人說梁先蓮參加了“反動組織”革聯，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務（其實，她沒有參加“革聯”，也沒到過二中），把她抓到上關區民兵自衛隊審訊。審訊沒有結果，區里就將梁先蓮交給東陽大隊處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決定判處梁先蓮死刑。8月26日，梁先蓮慘遭多人輪姦之後，身體捆綁炸藥點火做了“天女散花。

　　? 8月26日上午，蚣壩公社沿河塘大隊文革主任賀新昌讓民兵將21名四類分子捆綁起來，押送到壹處叫葫蘆岩的地方。這裡有壹個深不見底的石灰岩溶洞。賀新昌叫壹個名字，民兵就牽壹個到洞口，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標、棍棒之類將人打昏後，丟進溶洞。有的人丟進溶洞沒有死，在裡面拼命呼喊。賀新昌讓人將稻草點燃丟進洞裡，還不放心，就拿來壹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後丟進洞裡，壹聲沉悶的巨響以後，賀新昌等才放心離開。他們接著議論著：“地富分子都殺了，他們留下的老的小的怎麼辦？”“讓生產隊養他們，那不是負擔太重了？”“留著小的，將來報仇怎麼辦？”賀新昌請示公社和區里以後，決定將這些老的小的全部殺掉。這壹次不是丟溶洞，而是沉河。他指揮民兵準備了壹條大木船，每個老人和孩子身上吊壹塊大石頭，將船劃到河中間，壹個壹個丟進了河裡。沿河塘大隊共殺死52人，最大的74歲，最小的才56天。這個56天的孩子還沒有起名字，他母親叫張秀華。她72歲的婆婆、37歲的丈夫、13歲和3歲的兩個兒子全都被殺，只剩下她和56天的小兒子。祖宗三代是貧農的蔣癲子想讓張秀華作他的妻子，就向領導提出:“是不是把秀華留下來？”周書記同意，還表示：“凡是嫁給單身貧下中農的，給改成份。”周支書這個土政策壹出台，村里好幾位年輕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蔣癲子保住了張秀華這條命 ，現在該享受勝利果實了。他闖進張秀華家裡，拖著張秀華上床，張死死抱著孩子。蔣癲子覺得這個孩子礙事，就從張秀華手裡奪走孩子，壹口氣跑到河邊，通的壹聲將孩子投進了河裡。張秀華早已嚇呆了，像木頭人壹樣任他擺弄。

　　1967年8月28日，油湘公社躍進大隊黨支部書記何芳乾從公社裡開會，公社領導批評在“抓階級鬥爭”中，油湘公社落後了。他領導的躍進大隊只殺兩個人，拖了全公社的後腿。何芳乾的工作過去是不落後的，公社的批評對他震動很大，回來當晚就召開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會議。會議決定將6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壹下子殺這麼多人，怎麼殺法？石頭山水庫附近有三眼窖，把這些人放進窖里壹填土就行了。第二天壹早，何芳乾帶隊押著61.5個被殺對象（其中壹人是孕婦，算壹個半人），向石頭山水庫走去。到了目的地，簡單地開了壹個群眾大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人死刑。然後用大刀壹陣砍殺，不論死活，推下窖里。又將稻草淋上煤油點燃投入窖里。燒了壹陣蓋土掩埋。事後，何芳乾非常興奮，到處表功：“老子殺得混身是血，成了個血人。”這個“血人”後來被提升為公社書記。

　　道縣愈演愈烈的大屠殺在湖南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中共中央、湖南革委會籌備小組和支左的47軍開始關注。省革籌、47軍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道縣“紅聯”營江指揮部於8月26日到28日，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屠殺問題。然而，這個會議卻變成了動員屠殺的會議。會後出現了又壹次殺人高潮。在會後五天內全縣共殺2454人，占殺人總數的54.5%。因為這個會議還肯定成績，說前壹段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是“民主革命補課”。會上提出“不准濫殺”，“罪大惡極的可以殺壹兩個”，有的公社聽說要制止殺人，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要殺就快殺，不然就沒機會了。”

　　1967年8月29日，47軍6950部隊（炮兵團）進駐道縣制止殺人。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通告說：“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其主謀者要嚴加追究，依法懲辦。”緊急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並用飛機拋撒。47軍還派出多個工作組到各地制止屠殺。到9月下旬基本沒有殺人了，最後壹個被殺的是仙腳區橋頭公社上壩大隊中農何余祥。因為大隊長易長進想占何余祥的房子，何余祥又同民兵隊長唐貴庭為壹些小事結過仇。易長進和唐貴庭二人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10月17日，他們二人把何余祥拉到馬鞍橋，用鳥銃把他打死了。

　　江西瑞金大屠殺

　　江西省壹些地方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壹級，稱為“民辦槍斃”。公社、大隊幹部想殺誰就殺誰，不必立案，不要證據，不必審批。根據可靠統計，興國縣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了300多人，于都縣殺了500多人。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等。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瑞金縣壹個幹部到支左指揮部反映，22日縣裡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廣東壹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敵人很猖狂，他們要殺我們，我們怎麼辦?要拿出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他說，這個殺戒壹開，不得了。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對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幾天之內，可能全部殺光。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瑞金縣今天繼續來人向支左部隊反映該縣搞“民辦槍斃”，亂殺多人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3日、24日兩天之內，全縣各公社、大隊大約殺了120多人。大多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暗殺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真是駭人聽聞!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群眾專政組組長慶賀壹行三人，去瑞金縣調查“民辦槍斃”，亂殺人的問題，共去了10天，昨晚歸來。

　　他說，瑞金縣各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四類分子。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

　　9月23日，殺34人；24日，殺90人；24日晚，縣革委會徐主任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即召集各公社幹部開會，叫堅決制止，但沒有制止住。又連續殺了3天。25日殺15人，26日殺16人，27日殺19人。到28日才基本剎住車。

　　瑞金縣這次搞“民辦槍斃”的，共有8個公社壹個鎮。其中殺得最多的是律陽公社，共殺了89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壹半。這個公社從解放到現在才槍斃34人。這次殺人相當於過去的兩倍半還要多。

　　廣西大屠殺

　　中央調查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著文說：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作組行將結束，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數字是，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000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二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也就是說，89700人當中，有79000多人是有組織的集體屠殺的，占死亡人數的88%。這還沒有考慮失蹤和無名無姓的死者5萬人。自治區黨委調查研究室楊誌慶向中央調查組反映，商業部門發布票，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萬人，區直屬機關壹些比較負責的同志說死亡20萬人。也有人說全區死亡四五十萬人。中央調查組認為死人最少在十萬以上。就按十萬人計算，就有8萬人是被集體屠殺的。

　　據中央調查組的統計分析，死人的情況是：有組織的屠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造反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死僅4人。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只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餘1862人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死的“4·22”群眾。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壹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在農村颳起“紅色風暴”，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殺了壹批“地、富、反、壞”分子和“4·22”成員。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日，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營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７６人，集體坑殺於蛇形黃瓜弄。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和的貧農出身的妻子有兩個分別為１歲和３歲的孩子，劉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營長黃天輝求情：“天輝，我有兩個仔。政府能不能把壹個判給我老婆？我抱壹個跳下坑，留下壹個給我老婆。”黃天輝說：“那不行！”結果兩個孩子全部活埋。７月至１２月各公社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８５９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集民兵統壹行動，把全大隊地主、富農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殺死。

　　除了對“四類分子”這些政治賤民進行大屠殺以外，廣西大屠殺規模最大、殺人最多是與廣西文革進程有關，為了建立壹派掌權的革委會，以中央“7·3布告”為號召，大量屠殺“4·22”這壹派群眾。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名義實行有組織的大屠殺，本書“全國山河壹片紅”這壹章的“廣西：血勇邕江”壹節中已有介紹。

　　廣西殺人的手段駭人聽聞。據1981年廣西區黨委辦公廳向中央調查組匯報，武宣縣被分屍吃肉、吃心肝的有38人。《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記載：從6月15日至8月底，武宣縣“造反大軍”及其觀點的幹部群眾，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吃掉。女民兵班長黃文留，不僅吃過人肝，還親自割下五個男性生殖器泡酒喝。她因立場堅定，當了縣革委會副主任。據不完全統計，武宣縣的國家幹部和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和人肝。上思縣百包公社提高大隊那審生產隊，全隊壹百多口人，被殺30多人，男人都殺光了。小學教師劉智和商店出納員李文興，被背靠背地綁在木樁上，兇手先挖出劉的肝給李看，再挖李的肝。武鳴華僑農場共批鬥560人，整死107人。被打死的人，有的被剖腹割頭，有的被挖肝割肉，參加吃肝吃肉的有20多人。柳州鋼鐵廠和柳州第二化工廠將“4·22”成員身上綁上炸藥，壹按電鈕，人就炸得血肉橫飛，說這叫“天女散花”。柳州鋼鐵廠“天女散花”的發明者之壹岑國榮由於殺人有功，被提為廣西總工會主席，任中共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十壹屆中央候補委員。直到1985年才開除黨籍。

　　7月1日晚，同情“造反大軍”的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學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第二天早晨黃佩農、張繼鋒等挖他的肝，剝他的肉，只剩下壹副骨骼。接著壹批人在學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焦味腥風在學校飄蕩。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廖金福、鍾振權、鍾少廷等四人，他們把廖天龍等四人殺死後將屍體拉到平昭碼頭，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在貴縣，縣醫院副院長劉子凌夫妻、兒女四人被殺，在殺死女兒前，還當著她未婚夫面前輪姦。覃礦李多才夫妻被殺後，其妻腹中的胎兒還在蠕動。

　　被殺人的家屬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和“被殺家屬”加以歧視。而殺人有功者卻升官晉級。殺了45人（其中36人是被抓後的俘虜）的劉慕忠被提為柳州鋼廠黨委副書記，後又提為廣西總工會副主席。根據“處遺”—整黨總結時統計，當時全廣西共有近五萬黨員在“非武鬥”狀態下參與殺人，其中20，875人是入黨後殺人，9956人因殺人“有功”入黨，17，970人“與殺人有牽連”。

　　雲南沙甸事件

　　沙甸是回族聚居的村寨，有1500多戶、7200多人，是昆明至個舊、蒙自的必經之地。在其相鄰處還分布了大莊、茂克、新寨等較小的回族聚居村。

　　“四清"運動中，工作隊強行關閉了沙甸當時僅有的三所清真寺。“文革”初期，沙甸就圍繞著清真寺的關與開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有的人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應該打開清真寺；有的人認為清真寺是“四舊"，打開清真寺就是否定“四清”運動的偉大成果。沙甸村全是回族，98％的群眾都強烈要求打開清真寺。於是，清真寺被打開了。沙甸絕大多數人屬雲南的“炮派”，少數人屬雲南的“八派”。“炮派”支持打開清真寺，“八派”反對打開清真寺。

　　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搞“劃線站隊”，沙甸大多數群眾被劃為“站錯隊”。全省範圍內，凡站錯隊的頭頭、骨幹都被揪斗。沙甸“站對隊”的人很少，“站錯隊”的人沒有人整他們。於是，附近市縣“站錯隊“的頭頭為躲避揪斗、遊街，紛紛跑到沙甸躲避，並寫大字報和派人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派人來解決“劃線站隊、支壹派壓壹派”的問題。省革委會把沙甸視為“馬蜂窩”。

　　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會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名，派出壹個加強營編制的軍人宣傳隊到沙甸“捅馬蜂窩”。

　　沙甸回民大眾寄希望於軍人宣傳隊，以為他們進村後能認真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l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支左部隊進村，並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給解放軍。令回民失望的是，軍人宣傳隊進村後，挨家挨戶搜查躲在沙甸的外地“炮派”的骨幹，給這些人掛上“滇南挺進縱隊”的黑牌．被所在單位的民兵五花大綁地帶走，去接受各單位的殘酷的批鬥。沙甸的軍人宣傳隊還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來進行吊打批鬥，其中84人被扣上“反軍亂軍黑幹將”罪名，使用種種刑罰，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軍人宣傳隊進村後，駐紮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關閉。軍人在清真寺里吃豬肉，把豬骨頭丟在清真寺水井裡；在清真寺禮拜大殿裡唱歌跳舞亂踩亂踏。軍宣隊在沙甸搞“以信教不信教劃線”，他們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對做禮拜、把齋者，壹經發現就成為批鬥對象。

　　軍宣隊壹面反宗教，壹面清理階級隊伍，兩百多人分別被打成“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丑”、“趙氏小爬蟲”(趙是指當時受迫害省委領導之壹的趙健民)，遭到慘無人性的批鬥，捆綁吊打。在壹次批鬥會上強迫壹位回民把豬頭掛在脖子上，並要他用舌頭去舔，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在1969年1月30日的壹次大型批鬥會上，強迫60位回民掛上“宗教復辟的急先鋒”的牌子遊街批鬥後，把他們押到壹個廁所旁，強迫他們學豬用嘴拱廁所牆，學豬爬，學豬叫，還說這是“豬拱長城”。後來又強迫50多位回民學豬滾，即從十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滾。壹位有孕的婦女因學豬滾當天就流產。這樣的批鬥、侮辱長達壹年，沙甸回民心靈中埋下了憤怒之火。

　　1973年10月，沙甸群眾推舉代表向沙甸大隊黨總支請求打開清真寺，供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群眾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絕後，於1973年l0月強行打開沙甸金雞寨清真寺，1974年2月又打開沙甸大清真寺。紅河州、蒙自縣的當權者認定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是“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宗教復辟”，並立即派出由70多人組成的州縣工作隊再次進駐沙甸。工作隊關閉清真寺的行為被多數群眾阻止，就放廣播干擾群眾的禮拜活動，過開齋節會禮被誣陷為“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工作隊隊員在群眾進行肅穆禮拜的時候，跑到大殿裡“宣傳中央文件”。對宗教的褻瀆，激起回民強烈不滿。

　　1974年4月“批林批孔”運動中，工作隊又揚言“批林批孔要結合批清真寺”，並點了沙甸代表馬伯華、馬紹華等人的名，逼得他們進京上訪。5月10日，他們到京後即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希望中央責成雲南省委撤走駐沙甸的工作隊，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將此信摘報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問題對雲南省委明確指示，由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主任周興親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實，並把有關情況報告中央。

　　周興即按照中央要求親自到沙甸調查處理，召開各種會議，聽取民眾意見，民眾提出四個方面意見：1、落實民族宗教政策，打開被關閉的清真寺。2、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對被批鬥民眾給以平反。3、清理生產隊工分賬目，撤換多拿多占的基層官員。4、將沙甸改為經濟作物區，增加口糧供應，解決民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周興對開放清真寺，准許回民進入清真寺內做禮拜和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問題沒有表態，對另兩個問題則表示可以解決。但他答覆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沒有兌現。

　　周興卻向中央報告：“沙甸問題已經解決。”1974年9月雲南省委發出(1974)45號文件，文件指出，打開清真寺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已經關閉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開作宗教活動場所，已經強行打開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礎上，由群眾自行關閉。”文件還對伊斯蘭教作出了十條管理規定，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蘭教的高潮。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號文件，幾百人到昆明上訪，隨後又有紅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眾1000多人到昆明遊行，並兩次爬上開往北京的火車，要求赴京告狀。周興等人將回民到昆明上訪定性為“鬧事”、“反對黨的領導”。

　　在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地方當局又採取了進壹步激化矛盾的措施。1974年11月底，在距沙甸僅壹公里多雞街成立了“雞街地區民兵聯合指揮部”。軍隊發槍給民兵，民兵荷槍實彈進行示威遊行。以後經常組織民兵在雞街、沙甸周圍巡邏。在雞街地區民兵的威懾下，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民兵團”。從此兩個民兵組織劍拔弩張，大有決壹死戰之勢。不到半個月就在開遠、蒙自、建水等地發生群眾搶奪軍隊槍支，發生武鬥，造成人員傷亡。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等回民代表l0人與省委領導等壹起到北京解決問題。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等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此間，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中發【1975】2號文件)。雲南省委成立了收繳槍支執行小組，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繳了，而“民兵指揮部”的槍並未上繳。

　　3月5日，部隊按命令包圍了回族村鎮納家營和玉溪大營。部隊在玉溪、峨山、通海三縣收容審查了上百名回民，幾百名回民被強制進了學習班，幾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搶罪”判了刑，其間大搞刑訊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傷致殘。

　　1975年5月，部隊和工作隊又強行進駐沙甸。沙甸群眾對1968年部隊進村“捅馬蜂窩”的情景記憶猶新，他們表示：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來就不讓工作隊和部隊進村。成千群眾在村口阻攔部隊和工作隊進村，部隊和工作隊只好在雞街糖廠等地駐下．隨時準備進駐沙甸。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會發布通告。通告稱，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協助下進駐沙甸。不許任何人抵制工作隊進村。

　　1975年7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軍幾個團奉命對沙甸實行了軍事包圍，同時拉斷了整個村的電源。凌晨3點，壹支偵察部隊“摸掉”回民的哨兵，悄悄進入大清真寺後院——沙甸民兵團的辦公地點，想捉沙甸民兵的頭頭。不料壹位住寺人員發現有武裝軍人深夜進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樓三樓敲鐘報警。“叭叭叭”壹排槍聲，敲鐘人應聲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槍聲驚醒，整個村子壹片漆黑，村民們驚恐不已。

　　凌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藉地形熟悉，利用自製的武器向占領大清真寺的武裝人員反攻。經過激烈的交火，沙甸回民奪回了大清真寺，並從對方手中奪得了壹些現代武器。在漆黑的夜晚，軍隊和沙甸回民展開巷戰。天亮時，回民奪回了部分民房據點。但同時付出了幾百人的生命代價。看著數百名回民被打死，群情憤怒，他們憑藉奪來的幾支步槍、機槍、幾枚手榴彈和自製的土武器奮起抗爭，頑強抵抗。

　　中午，部隊開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幾乎同時被炮擊。入夜，炮火雖有所減弱。但哪裡有亮光，炮彈就轟炸那裡。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壹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毀燒光。這場戰鬥進行了七天八夜，炸毀民房4400多間，回民死亡900多人，傷、殘600多人。部隊也有傷亡。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列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五名倖存者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能打死的。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被打死。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其中開遠市新寨的傷亡比例最高，超過了沙甸。

　　事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行進學習班的數百人。

　　1979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合下發了（19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經黨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但是，這個“平反通知”認定沙甸事件責任是“譚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出動野戰軍鎮壓是中央決定的。當時周恩來生病住院，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內政、外交、軍事都由鄧小平全權處理。派出幾個團的野戰軍進行武裝圍剿，沒有鄧小平的首肯是不行的。2007年，《炎黃春秋》第11期發表了周康先生的《駭人聽聞的雲南沙甸慘案》，這篇文章雖然也把責任加在“四人幫”身上，當局還是嚴厲批評，指責不該發這篇文章。

　　其他地方的大屠殺

　　現存資料證明，對普通平民的大屠殺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

　　1968年1月5日，廣東省陽江縣程村公社中平大隊黨支部書記、治保主任黃某主持召開群眾大會，自立法庭，宣判槍殺兩名地主。3月31日，新洲公社龍潭大隊槍殺了壹名地主。同期新洲公社東安大隊槍殺了幾名所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5月11日到15日，湛江地區在海康縣召開會議，以反右傾為主題，提出在農村要把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各地貫徹海康會議精神，陽江縣個別地區的亂打亂殺演變為全縣性的亂打亂殺。各公社革委會主任回去以後，迅速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布置對四類分子摸底排隊，對表現不好的開展批鬥、毆打、屠殺。至6月1前的不完全統計，全縣被被殺死的地、富、反、壞、右人員178名。6月1日，縣軍管會召開2，800人的四級幹部會議。會議強調，要主動地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會後，各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落實貫徹。到7月23日，全縣亂打亂殺致死573人，其中。槍斃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殺95人。7月下旬以後，軍管會開始制止屠殺，屠殺有所減少，但壹些地方還在屠殺，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亂打亂殺持續了13個月，共致死909人。屠殺手段極度春殘忍，有槍殺的，有用鋤頭鋤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頭砸死的，有用煤油燒死的，有推入河中淹死的，還有活埋的。

　　集體屠殺的總體情況和根本原因

　　從上面介紹的情況可知，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有幾個特點：第壹，屠殺規模大、殘忍無比，殺人方式的野蠻程度令人髮指；第二，被殺者是無辜平民，純系冤殺；第三，集體屠殺以當局長期灌輸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思想基礎，屠殺前捏造罪名，傳播謠言；第四，集體屠殺的組織者是基層政權，如縣武裝部、革委會（或革籌）、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領導機構。

　　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殺有三個高潮：第壹個高潮是1966年“紅八月”，是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的旗幟下進行的，還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的“血統論”背景。這次屠殺高潮壹些地方都有發生，以北京昌平和大興兩縣的大屠殺為代表。第二個高潮是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前後，壹些地方以清理“階級敵人”為名，清除軍政官僚集團的反對派。這次高潮發生的地方比第壹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縣大屠殺為代表。第三個高潮是屠殺反對革委會或軍管會的群眾組織成員，是軍政官僚集團對反對派的屠殺。這次高潮是打著“掃除‘大聯合’、‘三結合’的障礙”、“保衛新生紅色政權”的旗幟下時行的，這次高潮發生在很多地方，以廣西大屠殺為代表。其中，第三個高潮中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時發出警告：“堅決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要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有了這個“最高指示”，本來對造反派不滿意的支左部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大開殺戒。

　　無論是哪壹種大屠殺，除了“階級鬥爭”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層幹部挾嫌報復、殺人奪妻、殺人奪財的行為。

　　屠殺對象主要有幾種人：壹是文革前確定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對他們的屠殺常常採取斬草除根的殘酷手段。二是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革籌”）的群眾組織成員。第三種屠殺對象是宗教信仰者，這隻發生在少數地區，如雲南沙甸。對宗教信仰者的屠殺既有“破四舊”（認為宗教信仰是“四舊”）的藉口，也是對軍政官僚反對派的鎮壓，如沙甸的回民絕大多數是反對雲南軍政權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風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這些整農村幹部的運動中，揭露和批評過基層幹部的普通農民，也有壹些被殺害。綜合各方面情況估計，在文革中，被集體屠殺的總數不低於30萬人。

　　直接鼓動和組織大屠殺的是極權制度的基層政權，即縣以下的農村政權；制止大屠殺的是省以上的政權。基層政權的屠殺行為是對高層政權歷來政策的繼續和極端化。中央和省級官員不斷對過火的暴力行為發出警告。只要下面傳來集體屠殺的可靠消息，上級政府總是予以批評，派出官員或派軍隊前去制止。但這並不能排除高層權力對大屠殺的責任。權力末梢橫行無忌，大屠殺暢通無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根源。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高層政權造成的。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下，中國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會分層還是沿用毛澤東1926年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那種敵我兩分的思想。農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從經濟上消滅了階級，但卻更強化了政治上的“階級”（這裡打引號是因為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本來是壹個經濟範疇）。政治上劃分“階級”的標準就是對“革命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革命時期已經過去了，卻還把革命時期劃分的敵、我、友作為壹種政治身份固定下來，並給以敵、我、友的政治待遇。有地、富、反、壞、右、資政治身份的個人和子女，就是政治賤民。文革前中國的政治賤民是壹個龐大的群體。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壹個文件中透露，全國達2000萬人。按壹家四口人計，政治賤民群體總數為8000萬人。文革前17年，政權機器所控制的壹切輿論工具，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對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壹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在文革初期保衛官僚的群眾組織（當時稱為“保皇派”、“保守派”），為了表現其革命性，就把屠刀指向政治賤民，屠殺政治賤民不僅不會遭到抵抗、不會受法律懲罰，還可以表現“階級覺悟高”。

　　極權制度壹方面造就了壹大批政治賤民，也造就了壹大批政治愚民。信息壟斷、真理壟斷和長期單壹的意識形態灌輸，使得人們不僅對現代文明壹無所知，也拋棄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他們只能知道政府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讓他們相信的。在嚴酷的極權制度下，政治愚民也處於恐懼之中，壹不小心他們也會成為政治賤民。無知和恐懼使他們絕對聽從政治權力的指揮，政權指向哪裡，他們就打向哪裡。1980年代，到道縣處理大屠殺遺留問題工作組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妳，我也會殺。”在第壹次和第二次大屠殺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屠殺。當然，屠殺政治賤民的兇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還有流氓、地痞。痞子歷來是中共政治運動衝鋒陷陣的力量，政治運動離不開們，毛澤東早年就肯定了“痞子運動”，認為他們是“革命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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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清除劉少奇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中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五年壹次。但是，自八大以來，已經十多年了沒有開黨代會。1966年8月12日，毛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提出“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明年壹個適當時候再開。”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意見的通知，說毛主席最近提出什麼時候召開九大的問題。1968年9月，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召開“九大”再不能拖延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任務就是為“九大”做準備，周恩來秉承毛的意志，為全會作了精心的準備和組織。

　　毛澤東主持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1968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在開幕式上，周恩來介紹了出席會議的人員情況。由於許多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97名八屆中央委員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人，其中有壹些是從被關押地點放出來出席會議。因不夠法定人數，周恩來宣布，“通過無產階級司令部商定”，從候補中央委員中挑選出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10人為中央委員。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占97人的51%。再加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委員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擴大”了進來，共133人參加會議。周恩來宣布這次會議的議程有四：壹，“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二，“九大”上要通過的新黨章草案；三，國際國內形勢；四，專案審查工作，主要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九大”以前必須徹底解決劉少奇問題，這個任務落在十二中全會上。自1966年8月以來，已經對劉少奇採取了壹系列措施。

　　從政治上搞臭劉少奇

　　八屆十壹中全會裭奪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排名從第2位降到第8位，但還沒有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劉少奇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6年10月1 日，劉少奇最後壹次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本書前面已作介紹，毛、劉之間不僅有權力之爭，更有政見之爭。清除劉少奇是文革的壹項重要任務。雖然毛說過，要選劉少奇當中央委員，但這只是壹個姿態。毛不是讓他的政敵王明當中央委員嗎？要當可以，先得從政治上搞臭。“大批判”是搞臭劉少奇的重要手段。

　　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官員沒有退出機制，劉少奇不當接班人了，不當中央領導人了，能不能退居山林過著退休生活呢？不可能。下台的人必須徹底打倒、徹底搞臭。因為最高領導人下台是“路線鬥爭”，“路線鬥爭沒有調和的餘地”，即要明確勝利者為“是”，下台者為“非”。路線鬥爭還必須肅清下台者的影響，包括思想影響和組織影響，不這樣，勝利者就無法順利地推行他的路線。要徹底搞臭，就必須加上種種罪名。在台上時對他大力歌誦，把他說得完美無缺，他的壹舉壹動都被奉為楷模，他不管講什麼話都是“重要講話”。他壹旦下台，就罪惡萬端，壹無是處，他過去的“重要講話”都是“大毒草”。

　　為搞臭劉少奇，毛澤東親自出馬。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5期《紅旗》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據戚本禹說： 1967年初，江青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對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批示：“寫得很好”，還親自加寫了重要的壹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在戚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裡增加幾句。”戚照做了。戚文中把壹個歷史人物的名字寫錯（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毛澤東改正了。周恩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都是經過討論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文中批判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看就知道是指劉少奇。文末向劉少奇提出八個質問，然後說：“妳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戚本禹提議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周恩來說，社論或編輯部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壹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戚壹眼，戚覺得江青認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這個意見。

　　劉少奇從報紙上讀到戚本禹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壹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5期還發表了《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的本刊評論員文章，是王力、關鋒撰寫的。毛親自審定，並在文章最後加上了這樣壹段話：

　　千萬不要上《修養》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傳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1967年5月8日，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對劉少奇的這本書大加撻伐。此後，批判“黑修養”成了壹股浪潮。連美國人李敦白也到處作批判“黑修養”的報告。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來京群眾代表時講話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壹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當時群眾都認為她是傳達毛澤東的意思。

　　此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從黨刊、黨報、軍報到遍布全國的紅衛兵小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鋪天蓋地、連篇累牘。1967年8月15日又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嚴厲譴責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對這篇文章送審稿的批示是：“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引證，不足以說服人，請再加考慮”發表稿是根據毛的意見修改的。

　　批鬥王光美和“揪劉火線”

　　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召見蒯大富。張對蒯說：“中央那壹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妳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明白了：中央布置我們打倒劉少奇。後來，王力告訴蒯大富，張春橋這次召見蒯大富是毛的意思。12月19日，在中央領導人再三督促下，清華大學三個造反派群眾組織（井崗山紅衛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聯合成“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聯合起來的第壹個行動就是打倒劉少奇。12月25日，清華井崗山組織6000人冒著嚴寒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聲討“劉鄧路線”。學生們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同時將“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刷遍全市。為了侮辱劉少奇，將“奇”字橫過來寫成“狗”字。12月30日，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表示對“12·25行動”非常滿意。

　　打倒劉少奇從王光美入手。王光美是清華工作組的顧問，而清華工作組又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將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清華學生要求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這個要求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壹直沒有落實。12月的壹天晚上，井崗山兵團組織數千人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集會，壹遍又壹遍地齊聲高喊：“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十多天后，電機系“捉鬼隊”戰鬥組演出了“智摛王光美” 的鬧劇，1月6日，劉少奇之女劉平平在師大附中作檢查，“捉鬼隊”不讓她回家，並以公安局名義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車禍，已送到北京第二醫院。王光美不相信，讓劉少奇的警衛員和劉平平的妹妹劉婷婷來看。“捉鬼隊”讓劉婷婷按他們的意思打電話，劉少奇和王光美兩人都來了。“捉鬼隊”讓劉少奇走了，把王光美揪回清華。劉少奇回去後向中央報告，周恩來給蒯大富電話指示：1，可以讓王光美到清華作檢查；2，不要打她；3，不要侮辱她；4，檢查後讓她回去。晚上，在西大操場讓王光美站在體育館的陽台上檢查，當時我在操場觀看。王光美是見過世面的人，“捉鬼隊”的幾個學生哪是她的對手？她說：妳們問吧，我回答。學生問什麼，她回答什麼，對答如流，滴水不漏。讓她“交待”的問題壹點也沒有“交待”。她完全占了主動。提問的學生再提不出問題來了。周恩來派秘書孫岳把王光美接回去了。對“1·6”行動，清華井崗山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剛聯合進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反對。我也是反對的，覺得這樣欺騙的手段不光彩，效果也不好。

　　19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蒯大富給周恩來寫了壹個條子：“總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響了向資反路線總決戰的衝鋒號，我們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強烈要求批鬥資產階級分子王光美。”周恩來看了之後就遞給陳伯達，又傳給康生、江青，他們幾個人都點了點頭。然後，周恩來對蒯大富說：“可以，妳們準備壹下，我們溝通壹下。”4月10日，清華大學在主樓前搭台批鬥王光美。參加批鬥會的30多萬人擠滿了清華大學。北京市調來壹千多名警察來維持秩序。井崗山總部讓我們非核心派的人參與維持秩序，沒有機會進入主會場。那天我在南校門壹帶引導來校客人。事後得知會上作批判發言的有：蒯大富：《糞土當年萬戶侯》；被工作組整得臥軌自殺而致殘的學生朱德義控訴了王光美對他的迫害；原工作組長葉林反戈壹擊，作了題為《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劊子手》的揭發和批判；河北省桃園大隊代表發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惡》。國際反修戰士李敦白也作了發言，他說：揪出劉少奇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壹害，立了壹功，我們感謝妳們！”陪斗的有彭真、陸定壹、薄壹波、蔣南翔和200多名清華幹部。在批鬥王光美時對她極盡羞辱，讓她穿上當年訪問印尼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錬。

　　1966年8月3日，劉少奇曾到北京建工學院的“八壹戰鬥團”講過話。劉少奇被打倒的風聲傳出以後，這壹講話成了他的“罪證”。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壹直要求劉少奇做檢查。劉少奇在1967年7月8日寫了壹份《向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壹戰鬥團及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劉少奇哪裡知道，“新八壹團”是從老“八壹團”分裂出來的。劉少奇只向“新八壹團”做檢查，老“八壹團”怎肯罷休？於是，7月9日，老“八壹團”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派人到中南海西門外架起帳篷，安裝高音喇叭，聲稱“不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斗臭誓不罷休”。

　　建工學院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陳伯達說：“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揪劉少奇是當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確的嘛!”北京建工學院帶了頭，其他學校不甘落後，紛紛在中南海周圍搭起了帳棚，建立了各自的“揪劉”據點。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也紛紛仿效。短短幾天功夫，府右街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號聲此起彼伏，大字報貼得層層疊疊。據說，當時中南海周圍有7000多個棚子，500多個高音喇叭，3000多面旗子。他們的口號是“捨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學生無知，真正的皇帝是毛澤東，劉少奇算什麼皇帝？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市的“揪劉火線”。在清查“5·16”時，參與“揪劉火線”是“5·16”的壹條罪狀。

　　將劉少奇定為叛徒集團的頭子

　　在中共，要將壹個領導人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確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鐵板釘釘。對劉少奇也是這樣。為把劉定為叛徒，毛蓄謀已久，分三步走。第壹步，大造揪叛徒輿論；第二步，將61人重新定為叛徒集團；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

　　第壹步：大造揪叛徒的輿論

　　在美國，規定交戰中彈盡援絕幾個小時後即可投降，以保全將士生命，被俘後被強迫作出的言行不予論處。中國古代，對那些為了保全生命而暫時投降敵方的人，也是比較寬容的。三國時代的關羽在敵方曹操那裡住了很長時間，受到曹操的優待，但因“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人否定他對劉備的忠心。《四郎探母》歌頌的是投降對方的楊四郎回國探母，沒把楊四郎當叛徒。列寧在他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冊子中也談到，如果遇到強盜攔路打劫，不要同強盜對抗，把財物給他以求脫身。

　　但是，在共產黨內卻沒有這種寬容精神。早在1963年到1964年，中國史學界有壹場關於忠王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壹位重要領導成員，被洪秀全封為“忠王”。1864年7月19日（同治3年6月16日），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即南京）被清軍攻陷。李秀成護著洪秀全的兒子衝出重圍。三天后李秀成被俘。在關押中寫了壹些文字，曾國藩將這些文字編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述》講了李秀成壹生的經歷，涉及太平天國的歷史，也總結了天平天國失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其中有壹些自污和對曾國藩阿諛奉承的話，“自述”沒有出賣革命。1864年8月7日，李秀成被殺害於南京。在這之前，中國史學界主流壹直對李秀成持肯定態度。1963年8月出版的第4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戚文認定李秀成是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在周恩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20多位歷史學家討論戚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江青把這期《歷史研究》連同《北京晚報》、《光明日報》對這篇文章的報道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完戚的這篇後，讓秘書找來其它有關資料。其中有台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這是壹本藍色封皮線裝書，是張春橋從香港買來的。毛在學術動態的壹份資料上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江青對戚本禹說：“妳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妳不要驕傲，要繼續寫文章。妳別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妳，怕什麼。”毛讓江青把《李秀成供狀》給戚，讓戚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此文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

　　批判李秀成的第壹個受害者是已故的瞿秋白，他在被敵人槍殺之前寫了《多餘的話》，其中表達了對革命的厭倦和無奈。毛澤東說：《多餘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於8月停辦。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談到“保持晚節”時說：“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壹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壹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壹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壹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紅衛兵將周恩來的話變成了行動：八寶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蘇州忠王府也遭到破壞。瞿秋白已死了三十多年，和毛早無權力之爭。搞瞿秋白只不過是為搞當代“叛徒集團”作鋪墊，因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

　　第二步：確定“61人叛徒集團”

　　劉少奇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在他周圍有壹批在白區工作的領導幹部。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從事革命活動，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被捕後如果真正堅貞不屈，就可能被處死。如果要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妥協是必要的。本來，妥協和叛變應當是能夠分得清楚的。山東省革委會曾發了壹個文件，文件規定：革命者向敵人自首，出賣同志、出賣組織、出賣黨的機密者，均為叛徒。在敵人威逼利誘下，履行了壹般的登記悔過手續，沒有罪惡的，應視為妥協、變節行為，不以叛徒論處。毛澤東將李秀成、瞿秋白定為叛徒以後，壹些妥協行為也當叛變。“61人叛徒集團”就是這種情況。

　　1936年，為解決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位被國民黨政府關押的人的問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寫了壹封信，信中說：“只要履行壹個不反共不發表的普通手續，犯人即可出獄。”張聞天同意了。薄壹波等寫的《反共啟事》，在當時官辦的《華北日報》上發表了，出獄前還舉行“自新儀式”。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被關在草嵐子監獄的人分9批辦了手續出來了。事後，為了明確此舉的性質，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做出《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其中第三條規定：“凡在獄中表示堅定坐滿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辦自首手續，或填壹般反共自願書，才能出獄。如他們曾經組織允許填寫這類文件後出獄的，得恢復其組織。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經組織允許者，經過工作中考察後，亦得恢復其組織。”中組部這個事後的決定顯然比張聞天同意的三個條件要寬壹些。廖魯言在《華北日報》上發表的《反共啟事》寫道：“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壹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作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這種聲明可能是國民黨寫好讓他們簽字的，但在文革中拿出來，紅衛兵難以接受。劉格平當時和他們是壹個案子，不願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就沒有出獄。到文革前，這61人中仍健在的有41人，其中22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

　　這61人沒有出賣同志、沒有出賣組織和機密，如果這61人安排壹般的工作，可能爭議不會那麼大。可劉少奇把其中的壹些人安排在重要崗位上，就難免產生壹些非議。邱會作回憶說：“八大在組織上安排得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白區工作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康生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壹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 1962年春天，林彪曾對高崗夫人李力群說：“劉少奇從華中回來，七大後當了第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

　　文革開始以後，天津南開大學“8·18”紅衛兵和衛東紅衛兵調查校領導人高仰雲的歷史問題，在舊報紙上發現了劉瀾濤的《反共啟事》。紅衛兵把這個材料送到周恩來那裡。1966年11月24日，周在批覆中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的同學說明，他們發現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將電報稿送毛審批，附信說明：劉瀾濤等同志出獄事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在當天批覆“照辦“。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毛澤東看到紅衛兵的揭發材料後改變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中提到：“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壹些什麼東西。現在壹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開大學兩個紅衛兵組織進壹步調查，1967年1月中旬，他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恩來、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壹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妳們把材料交來。’”文革後把揪叛徒的事完全歸罪於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其實，周恩來也是支持的。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群眾代表時講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壹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說北大揪叛徒活動“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7］96號）明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餘人的叛徒集團。這些叛徒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出獄後，由於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其中有少數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61人被正式確定為“叛徒集團”，是劉少奇讓他們“叛變”而後重用他們的，劉自然就是這個“叛徒集團”的頭子。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中發［67］200號），“通知”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揭露了黨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長期包庇的叛徒集團，為挖出了壹批混進黨內的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個通知對抓叛徒問題作五項政策性規定：“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採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布材料。”“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他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黨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要把有壹般歷史問題的幹部同叛徒，特務，嚴格區別開來。”等。這個中央文件肯定了群眾抓叛徒的行為，因而在各群眾組織中出現了很多抓叛徒調查組，成千上萬的人被當作叛徒揪了出來。

　　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劉少奇曾三次被捕，毛澤東懷疑他有變節行為。1953年初，毛讓東北黨政壹把手高崗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即現在的沉陽）被捕的情況。高崗把任務交給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張秀山讓組織部副部長郭鋒辦這件事。張向郭交待任務時，對查閱的對象沒有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更沒有對郭說是調查劉少奇，只說調查那個歷史時期所有的叛徒。郭鋒調查中發現其中有壹個叫趙之啟的招供了不少材料，還向張學良寫了認罪書，稱張為“再生父母”。郭鋒不知道趙之啟是誰。

　　1968年10月18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八屆十二中全會提交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構陷劉少奇的？今天怎樣看這些指控？

　　“壹，劉少奇壹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5年11月，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從上海潛逃長沙。當時，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恆惕正在厲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12月16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過審訊，趙恆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這時，劉少奇的後台，紛紛出動。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長洪賡揚和省府會計、趙恆惕的至親楊劍雄，夥同軍閥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少奇的胞兄劉雲亭出面，進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劊子手趙恆惕，向劉少奇這個“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條件。劉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接著劉少奇於1926年1月16日，奉趙恆惕的旨意，捧著趙恆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劉少奇接受了什麼條件呢？即趙恆惕對楊劍雄說的：“妳要他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裡亂搞。要庶務股去買壹冊四書五經送給他。好好去讀。”這個條件既沒有出賣同志，也沒有出賣機密，這當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審訊時被定為“斬決”，說明審訊中劉沒有與趙恆惕合作，沒有叛變。

　　“二，劉少奇壹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壹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7年6月，“劉少奇適應國民黨的反革命需要，與汪精衛，陳公博進壹步秘密勾結，並被指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充當特務，向國民黨提供“工運情報”。劉少奇向陳公博獻策：（壹）調走武漢工會骨幹，使“干群脫節”；（二）解散工人糾察隊，“防止暴動”。劉少奇並且利用他竊據的職務，實行了這個極其惡毒的陰謀，解散了在革命鬥爭建立偉大功勳的工人糾察隊，於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槍支彈藥，甚至連童子團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齊齊，裝上卡車，拱手交給了國民黨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說的：“所謂1927年當內奸壹事，證據只是丁覺群的證詞。丁在1927年時曾任漢口特別市國民黨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1928年被捕後脫離共產黨。1967年夏，他被監押起來，專案組逼他寫誣陷劉少奇的偽證。”實際上，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除了提供丁覺群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董鋤平、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成柱周、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候補執行委員張登平等人的證明，這些人在文革期間都在監押中寫的證明，不足為憑。

　　其實，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和蔣介石合流以前，汪精衛還是國民黨內的左派，共產黨人和汪精衛還有很多合作。上述劉少奇的這些活動，是在7月15日以前。他的這些做法是否恰當，值得討論，但說他是“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還需要研究。

　　“三，劉少奇壹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9年8月21（或22日）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趙之啟）與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在奉天（今沉陽市）紗廠被大軍閥張學良逮捕。劉少奇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是省委組織部長，供出省委委員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丁君羊，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出賣了滿洲省委所屬東滿，北滿，旅大，撫順等十多個特（縣）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個支部。當敵人要劉少奇帶著特務去抓人時，他積極出謀獻策說：省委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如果將他“釋放出獄”，他就可以“搜集共產黨的情報”，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三省地方黨組織。大軍閥張學良對劉少奇的獻策，頗為讚賞。於是將“共產黨案”改為“工潮案”，並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將劉少奇“釋放”。劉少奇奴顏卑膝地給大軍閥張學良寫信說：“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解釋這段歷史的：“1929年劉少奇在中共滿州省委書記任內，確曾被捕過。但因為堅決鬥爭，身份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證據不足而取保釋放。”“江青壹伙卻逼使當時任中共滿州省委組織部長、與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做了偽證。雖然孟用潛在關押期間寫了20多次申訴材料，要求推翻偽證，但壹律不准上報，《審查報告》中只選了偽證。”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審查報告》除了孟用潛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十多個旁證。不過，這些證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提供的證詞。高崗秘書趙家梁和高崗女兒李潔曾對本書作者說，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和1953年郭鋒的調查材料是否相符，無法核對，不能斷定。如果劉少奇被捕後承認了自己的身份、職務，還供出了其他省委領導人和滿州省委所屬組織，這應當算是變節行為。不過，敵人要他帶特務抓人時，他找壹個藉口沒有去。以後他壹直努力為共產黨工作，要不要定叛徒，還是可以討論的。和他同案的孟用潛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1949年以後只是壹個司局級幹部（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文革壹開始就被外交部黨組拋了出來批鬥。可見1929年這段歷史決定了孟用潛的終生命運，而對劉少奇以後的升遷卻沒有影響。這是值得繼續研究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壹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壹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與會者壹致聲討劉少奇。林彪說：“ 把暗藏了四十幾年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這壹伙子人挖出來了，這是重大的勝利。”“把這些傢伙挖出來，可以說，是給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權第二次生命。”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對劉少奇的批判用“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稱，這次會之後，就直接批判劉少奇了。在全國各地，每個單位，每次開會時都要高呼“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各省、各單位，在劉、鄧、陶的後面，還要加上本省、本單位被打倒的人。如，山西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衛、王、王！”，到縣壹級，還要加上本縣被打倒的人，得喊壹長串的“打倒”。新華社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吳、朱、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是審查高級領導人的專案組。主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總負責人是周恩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下設三個辦公室：壹辦、二辦、三辦。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壹、楊尚昆、陶鑄等國家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這壹級的人，歸壹辦審查。被打倒的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壹批軍隊將領，歸二辦審查。被打倒的中央、國家機關副部以上、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人士，歸三辦審查。（清查“5·16”也歸三辦負責）。

　　江青在劉少奇的專案中起了重要作用。1968年9月16日 ，江青審閱了劉少奇的“罪證材料”後批示：“我憤怒！我憎恨！壹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滑、最歹毒的階級敵人。······”看了劉少奇專案材料，周恩來給江青的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妳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註著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壹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壹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妳學習，我更要向妳學習！”（江青閱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據說，周恩來在對劉少奇的處理報告上還寫“此人該殺”但沒有看到可靠資料。在全會上，周恩來親自宣讀長達數十頁的劉少奇罪證，本來不壹定要他親自宣讀的。林彪對這個報告是什麼樣的態度呢？1968年9月中央專案組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江青的批示後，林彪聽秘書講過這份文件後，並沒有任何表態，只是用手在空中劃了壹個圓圈，意思是同意。葉群聽說林彪只是表示劃個圈時，便立即驚叫起來：“怎麼不提醒首長呢！這是十壹樓（指江青）親自掛帥的專案，是中國第壹大專案呢！主席非常重視，十壹樓親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勞啊！大家都表態了，首長怎麼能只劃壹個圈呢？”接著，葉群就喊：“李根清，過來。”李根清是模仿林彪筆跡代林彪簽署文件的工作人員。等李根清走過來，葉群已經替林彪想好了批語：“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親歷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對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在表態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出義憤填膺的樣子。開除劉少奇黨籍時，出席會議的只有50名中央委員有表決權。當時會議是壹致通過的（陳少敏投票時是什麼樣子沒有印象，事後才知道她不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這50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後來被打入另冊的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6人外，還有44人中，半數以上去世後都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會上，葉劍英在批劉的同時，對朱德了發表了系統的批評意見。王震批劉少奇也相當厲害。還有不少人對劉少奇利用職權打擊老幹部表現出極大的憤恨！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中發［68］155號）傳達到基層。

　　劉少奇住院就醫的時候，得知八屆十二中全會將他永遠開除出黨，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開始嘔吐，血壓、體溫陡然升高。”從此他再沒有說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直到1969年11月逝世，在最後的歲月，他面容憔悴，身體消瘦，頭髮、鬍子又長又髒，常常是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為了防止他自殺，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囚禁處——銀行金庫地下室含冤而死，終年71歲。送火化場時說是壹名“烈性傳染病人”，火化單上填寫的是：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九大”以後，中央專案組又提出王光美是美蔣戰略潛伏特務，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決定，對王光美判處死刑，呈報毛澤東，毛說留下活口，做劉少奇反動罪行的證據。早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在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上羅瑞卿等研究幾個重大案情時，曾有王光美是特務的揭發。毛主席批示，大意是：除劉少奇外傳閱，以免造成思想負擔。

　　再批“二月逆流”

　　批判“二月逆流”是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壹項重要任務。全會公報指出：“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壹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壹個重大勝利。”

　　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壹起集中揭批“二月逆流”，妳壹言，我壹語；妳揭發，我補充，指名道姓地揭發批評。林彪10月26日的長篇講話中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壹中全會以來發生的壹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他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鄧、陶翻案。並且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

　　在批判“二月逆流”時，周恩來重點批評幾位元帥。他說：“聶榮臻在科學院、國防科委鎮壓群眾”、“聶榮臻同志硬把趙爾陸同志逼死，還說趙爾陸是自殺的，經化驗，服過安眠藥，但不至死的程度。他們是怎樣保護老幹部的？”、“聶榮臻同志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百團大戰，他很積極；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也很積極，大量裁軍，不按毛主席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辦，其惡果使晉察冀邊區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時還沒有恢復起來。”

　　周恩來重提1966年11月13日、27日幾位元帥接見軍事院校學生的事，他說：“林副主席不同意，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八次接見了紅衛兵，但他們背著林副主席還是接見了。”“在會上，他們把長春獸（醫）大（學）的李基才大罵了壹頓，葉、陳、徐、聶都講了話。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他們還把他搞出去，擺在第壹位講了話。”“聶、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還說：‘要燒，要燒焦。’群眾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

　　周說：“兩個元帥帶頭大鬧懷仁堂，葉劍英在壹個小時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聶藉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浙江軍區張學倫的兒子領著省軍區、省委、人委的高乾子女組成壹個連，到處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兒子送來，他不送來，給粟裕打電話，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沒理他。高乾子女作壞事，就是高幹縱容的。”

　　周恩來批評葉劍英，說他女兒“沖軍事科學院，他是知道的，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的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後的全國綁架。”

　　周恩來發言中還談到，討論“軍委八條”時，幾位元帥和中央文革有爭論，散會後葉劍英說：“今天是舌戰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說：“不愧為元帥葉參座。” “軍委八條”出來了，葉劍英說：‘有了上方寶劍就好了。’”周恩來說：“把‘軍委八條’當成鎮壓群眾的‘上方寶劍’是非常錯誤的。”

　　周恩來還批評葉劍英參與四川鎮壓群眾：“16日大鬧懷仁堂後，17日甘渭漢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壹切後果由妳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壹起，來了壹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壹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

　　談到青海事件，周恩來說：“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把《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卻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二月開軍委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到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劉賢權同志被軟禁後，1月8日給中央寫了壹封信，報告他被看管起來了、電話也不通等情況，到2月26日（信）還被徐向前扣壓著。當時徐向前是全軍文革小組長，23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裡查了出來。”

　　周恩來的批評，幾位老帥都認了，他們都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比別人批評他們的調子還高，給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陳毅站起來誠懇地說：“過去的幾十年裡，我總的來說是擁護毛主席的，是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今後我再也不反了，用九大的標準來衡量，我恐怕不夠格．．．．”毛澤東打斷了陳毅的話，說：“妳可以當個右派代表嘛！”陳毅挨了當頭壹棒，楞住了，尷尬地站在那兒。周恩來讓與會代表將會上批“二月逆流”的情況向軍隊裡的軍以上、地方省、中央部委常委會上傳達。傳達以後，“右派代表”就成了陳毅、葉劍英等壹批老幹部的代名詞。

　　在十二中全會以前，毛澤東對“二月逆流”講了很多話，講得老帥們灰溜溜的。等這些人徹底承認錯誤以後，毛在十二中全會上說： “這件事情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因為他們有意見嘛，就是要談壹談嘛。幾個人在壹起，又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黨內生活是許可的，不是兩個大鬧嗎？壹個大鬧懷仁堂，壹個是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嘛，就證明他公開出來的。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在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

　　“窮寇莫追”，毛澤東懂得這壹點。他知道如果把事情做絕，把元帥們得罪光了，把老幹部全得罪了，文化大革命也很難進行下去。他找機會轉圈。在這次會上對“二月逆流”再次猛批以後，他又做好人，採取寬容的態度。

　　批“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肯定文革。林彪在26日的講話中全面、高調地肯定了文革，他說：“我過去曾經講過，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現在，這個損失是越來越小，是比過去說那個話的時候還小，而比過去說那個話的時候的成績越來越大，將來還要更大，這是可以斷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這個損失和收穫，實際上是等於壹換百，壹換千、壹換萬，是壹本萬利的收穫。”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引用毛澤東的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公報還肯定了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央文革正是參與“二月逆流”的元老們攻擊的對象。公報壹發表，更加鼓舞了文革中的激進派。全國各地都敲鑼打鼓地歡迎、慶祝。

　　林彪的講話也有使毛澤東和江青不滿之處。林彪拿歐洲文藝復興和文革作比，以讚揚文革。毛認為貶低了文革，不高興。江青認為文藝是她的“領域”，林講話沒有和她商量。江青說：“這樣大的事也不事先商量壹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嘛。”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復興問題）有意見時就說：“我就是要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為自己了不起！”直到九大以後，江青還和姚文元批註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壹篇文章，主要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壹些看法。他們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來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10月31日，毛在閉幕式上講話。他在講話中為鄧小平等壹些幹部說了好話：“打倒的譚啟龍、江渭清，過幾年以後，大家氣消了，也可以做點工作嘛。” “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參加就是缺點。所以我們還是推薦各地把他們選作代表。陳毅同志說他沒有資格，我看妳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派嘛。妳對九大代表三個條件中的第二條不那麼符合，可以協商嘛。有少數人參加有好處。”他還為幾位著名知識分子解圍：“ 馮友蘭妳不叫他搞唯心主義壹套，我看也難。還有壹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妳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 毛澤東壹方面保了鄧小平，壹方面推出政治新星王洪文，這是為他身後做出的人事預設。他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應該說，鄧小平同劉少奇有區別。事實上也有點區別。”他讓王洪文站起來亮相：“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看。上海工總司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這次會，有年青的同志參加很好。”

　　從十二中全會以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逐漸變了。林彪對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毛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壹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是必要的。”原來以為毛對江是公事公辦，直到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等才知道，毛是支持江青壹伙，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林彪不讓江青壹伙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裡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以後，為了防止江青壹伙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壹樣嚴格。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在這次會議上初露端倪。在文革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邱會作的觀察，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係，沒有人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的賬的，即使是假的，也是要買賬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這個文件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領導的起草小組起草的。在新黨章第壹稿中有“林彪同志壹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提出把“接班人”刪去。康生說：“林彪同志很謙虛，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壹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壹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九大開幕之前，林再次向毛提出刪去這句話，毛說：“壹個人過分謙虛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說服人了。”在起草黨章時，除了寫林彪以外，張春橋還寫了“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康生說：“妳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丟得壹干二淨。”所以江青的名字沒上黨章。

　　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是“充分民主協商，高度集中”，實際上代表都是指定的。這種由黨委指定黨代表的作法，壹直延用到文革以後的若干年。

　　全會公報說：“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份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21

　　第二十壹章“九大”——從團結到分裂的大會

　　1969年3月3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開九大，會期十天左右。談到九大以後的機構設置時，毛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準備工作。同時把下放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找來，他安撫幾位元老說：說妳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老同志參加到九大各代表團中去。二月逆流，政治報告中不講。我們還是按過去的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人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毛說：就在四月1日開大會，議程就三個，通過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不要什麼都搞。

　　毛想將九大開成壹個團結的大會，產生壹個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然後逐步結束文革。

　　毛澤東在“九大”開幕式的講話中提出要“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九大”真的是壹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嗎？

　　高度集中的秘密會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黨員選舉產生的，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里還沒有恢復黨組織，以軍人為骨幹的“黨的核心小組”起決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壹個秘密的大會。事先沒有公布開會時間，不邀請外賓，也不准記者採訪。

　　為了保密，除極少數軍政高級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兩三個月，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到省里的壹個賓館，切斷了與外面的聯繫，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到北京出席大會。

　　三月下旬，參加“九大”的代表陸續住進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各賓館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壹律不准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能打開，晚上必須拉上窗簾。那麼多人從賓館進入會場怎樣保密呢？住各賓館的代表壹律乘大交通車，每車45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後每隔三四分鐘，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這般，每個賓館只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開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1公里，行車時間只需兩、三分鐘。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前門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入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地由便門進入會場。4月1日的大會，自始至終沒有壹人從人民大會堂正門進入會場。會場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

　　3月27日，“九大”代表齊集北京，開始醞釀主席團名單，當然也是秘密進行的。毛指示，主席團不設常委，設正副主席及秘書長各壹名。這樣，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九大”於1969年4月1日開幕。出席代表1512人。通常大會是上午9時開始，而“九大”開幕式卻在下午5時，這是按毛的作息習慣安排的。壹切以毛為中心，“九大”的開會時間也得順從毛個人的生物鐘。

　　主席台上排的座次很有講究。以毛為中心，毛的右邊有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毛的左邊有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當時的說法，右派都在右邊，左派都在左邊。緊靠毛左右的林、周，壹個是主席團副主席，壹個是秘書長（雖然此時還沒有選出，但是明擺著的），當然不在此例。

　　大會開始，毛澤東宣布了大會議事日程。第壹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選舉大會主席團，早已內部確定的176人的名單已提前發給全體代表。毛澤東問大家贊成不贊成？下面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於是舉手通過。

　　選舉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秘書長時出現了壹個令人玩味的場面。毛澤東說：“我提議林彪同志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趕緊把嘴向擴音機前湊了湊，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來，笑著對大家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代表們笑著高高舉起右臂，林彪高喊：“通過！”會場又響起熱烈掌聲，接著是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毛澤東接著說：“壹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當主席團副主席，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再次舉手，鼓掌。毛澤東又說：“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又舉手，鼓掌。毛澤東高興地說：“好，通過！”

　　“九大”再壹次將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澤東致開幕詞，口號聲此伏彼起，講話二十幾分鐘，竟被打斷數十次之多。壹些人也不管毛澤東講到哪裡，甚至壹句話還沒講完，便站起來領呼口號。那時的口號都是成系列的，壹喊就是壹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領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帶標點符號不到800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毛的開幕詞主要是講中共的歷史，從“壹大”講到“八大”。在其他人在發言中，借講歷史進壹步神化毛澤東。周恩來4月4日的講話中說，只有懂得了黨的48年歷史，“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四個“才能懂得”歸納起來壹句話，才能懂得毛澤東的光榮、正確、偉大。黃永勝在14日的發言中說：“我黨、我軍幾十年的鬥爭歷史，證明了壹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倒退，就失敗，就喪失壹切；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前進，就勝利，就有了壹切。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用鮮血換來的經驗。”

　　“九大”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黨內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讀的“九大”政治報告集中闡述了這個理論，並得到大會通過。這個理論，就是“九大”確定的政治路線。

　　14日大會，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號。毛說今天大會有三項議程：壹是要通過林彪同志的報告，是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二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還有幾個同志講話。

　　毛澤東已經76歲，接班人是壹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九大”的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八大”黨章曾經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壹人”，這是因為毛向中央建議，在壹定的時候，他當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讓劉少奇接班。1961年，他對英國客人蒙哥馬利說：“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九大”黨章取消了設立“名譽主席”的規定，這表明，只要毛澤東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過人的林彪不可能沒有看到這壹點。這中間就蘊藏著危機。

　　會議的前兩項議程很順利完成了，發言的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尉鳳英等。周恩來的發言除了歌頌毛澤東、贊成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外，還大力讚揚林彪。他說：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後率領壹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壹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壹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這裡，周恩來用林彪取代了眾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義時林彪只是壹個排長。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的餘部在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井岡山會師時，21歲的林彪只是壹名連長。紅四軍建立後，才是壹名營長，以後升為28團團長。周恩來接著說：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壹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是林彪。按照慣例還應該有壹個修改黨章報告 。如果要作這個報告的話，這個人理應是周恩來。然而九大的議程中只有“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卻沒有修改黨章的報告。而在 1973 年的十大時，又恢復了修改黨章報告的議程 ，由王洪文來作這個報告。可見，九大沒有修改黨章報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來，也許這是周恩來自己安排的。

　　政治報告起草中的爭論

　　政治報告是歷屆黨代會的重頭戲。但是，在九大，代表們對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暢有點遺憾。他們那裡知道，圍繞政治報告毛、林之間開展了壹場鬥爭。這場鬥爭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後才由周恩來公開。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談到“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他說：

　　“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壹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壹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

　　周恩來這個講話說明，“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壹個是林、陳稿，壹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春橋、姚文元稿）；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毛稿主張“九大”以後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林、陳稿最終被否定。此時林彪摔死快兩年，周恩來把起草政治報告作為林彪的壹條罪狀。

　　下面具體介紹是周恩來事後披露的這壹情況。

　　1969年2月1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毛澤東指定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陳伯達負責，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陳伯達當天就同他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談了政治報告的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抓生產了，經過壹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他讓秘書收集經濟建設方面的資料。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談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毛提議陳伯達牽頭，林彪掛帥，春橋、文元參加。會上商定2月20日搞出初稿，九大3月15日開幕。會後，陳伯達向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要北京市經濟方面的資料，謝富治不給，還說：“伯達同志，妳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材料，要多少，給多少，可妳要我不能給，請妳理解我。”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已經很僵了。陳伯達乾脆甩開張、姚，自己壹個人幹起來了。但力不從心，不能按期交稿。19日，毛催促陳伯達。3月3日，仍然沒有消息，毛很生氣。7日，還沒有消息，毛更不滿。13日，毛提出換人。說：“是不是，請妳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毛明顯點出報告的主題：“總之，要寫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鬥爭，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3天后，毛說：“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壹個月，給妳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張姚二人於16日起陸續將報告稿分批送審，毛澤東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林彪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以後，他壹方面約陳、張、姚三人到他家裡商量了壹次，委託他們代勞。說報告內容由陳考慮，他就不多過問了。另壹方面找秘書們準備壹個口頭講話稿（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做。

　　陳伯達從林彪處回到辦公室後，寫了壹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面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壹次，回來後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秘書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澤東寫了壹個報告，附上提綱呈毛。

　　毛圈閱退回陳伯達的提綱以後，他就甩開張姚二人自己寫了起來。姚文元來電話，他也不接。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妳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會向上報告的。”陳回答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由我來寫，他們就是想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寫完了第壹部分，就送毛。送上的稿子沒有回音。九大開完以後，陳伯達處收到了毛主席處退回的壹袋文件，就是陳伯達寫的政治報告第壹稿，陳的秘書吃驚地發現，毛未拆封看過。陳伯達用了壹個月時間，只剩下最後壹點了，他的稿子被否決了。他非常痛苦地對周恩來說：我的稿子只剩壹點了，怎麼辦？周說：那妳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 。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以後，葉群給陳伯達打電話安慰：“不用妳的稿子沒關係，他們要搞就讓他們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妳的，妳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讓陳伯達先拿出寫完的稿子交中央文革碰頭會。會上，張、姚說陳的稿子鼓吹唯生產力論。陳伯達說張、姚的稿子：“這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壹切，目的是沒有的！”

　　在陳伯達和張、姚爭論中，毛是站在張、姚壹邊。在毛決定使用張、姚的報告後，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壹次批評陳伯達的會。說他搞唯生產力論。毛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陳伯達，他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妳的報告，妳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妳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妳腳踏兩邊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1950年妳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邊船，妳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批准，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壹把？”毛對陳伯達發這麼大的火，可能是看到陳的稿子把經濟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偏離了繼續革命思想。

　　“腳踏兩邊船”，延安時是指張聞天和毛澤東，現在是哪兩邊？只有毛、林了。也就是說，在政治報告、也就是“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這個重大問題上毛、林產有分歧。

　　對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毛澤東在1969年三四月間作了多次修改，每修改壹次都送林彪那裡。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壹次也不看，壹字也未改，頂多隻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報告前，張春橋要林彪政治報告稿上簽名，林彪壹口回絕。林彪放棄了作口頭報告的打算，只念毛定稿的文本，還念得結結巴巴。這表明，林彪不僅是對張姚寫的報告不滿，還包括對毛的不滿。

　　毛從什麼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鵬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的不同態度，是重大轉折之壹。

　　選舉和選票

　　4月24日下午，是第三次全體大會，也是最後壹次全體大會，大會的任務就是選舉。會場劃分為七個區，每區設壹個票箱，主席台上單設壹個票箱。由於主席團成員比大會場其它區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結束，主席團成員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壹個排隊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選票投入票箱後，沒有跟隨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卻轉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見他雙手扶著主席台的前沿壹撐，兩腿壹蹬，便輕鬆地躍上主席台，然後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領袖們自然都壹壹與他握手。這位代表的成功舉動，使得許多青年代表從投票的隊列中或從座位上向著主席台跑去。原來躲在大幕後面的警衛人員紛紛出來阻攔，還是有不少人成功地衝到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面前，如願以償，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後，台上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在台前組成壹道人牆，才使局面得以控制。當時認為和毛主席握手是最最幸福的人，他回去後暫時不能洗手，大家要和他握手，讓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大會結束時，再次出現了狂熱的“表忠”場面。林彪宣布大會閉幕，毛澤東等坐在第壹排的中央領導人剛剛離席，坐在會場前部的許多青年代表，幾乎在同壹時間蜂擁而上，壹瞬間把主席台上領導人用過的茶杯、鉛筆、紙張全部搶光。

　　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2人請假。分兩次投票：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彪獲得1508票，會後有權威人士透露，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得1509票。風頭正健的江青獲得1502票，少了8票，江青認為有人背後搞鬼，要求調查。

　　江青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這兩個權力很大的機構“貌合神離”，經常發生互相拆台的事。吳法憲和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承認軍委辦事組的幾位在選舉中搞了名堂。

　　選舉前，葉群對吳法憲等人說：“林總講，現在江青太猖狂了。張春橋、姚文元過去都是榜上無名的小卒，現在的威望這麼高，看來當中央委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使他們的選票少幾張，不讓他們得全票，以殺壹殺他們的銳氣。”在這以後，吳法憲等人作了布置，指定軍隊裡有的人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午飯時，黃、吳、李、邱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黃永勝和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談。談完以後，袁昇平開玩笑說：“哦，原來不是給自己拉票呀。”公布選舉結果時公布每壹個人的票數，江青少了8票，張春橋、姚文元可能少了十多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的票比中央文革的人多。江青聽到票數後就退席了。選舉後邱會作和肖勁光、粟裕閒談。邱說：“選舉的中心問題是當選和落選的問題，多幾票少幾票沒有意義。”粟裕說：“對壹般人沒意義，對特殊人物意義就大了。”在閉幕當晚的中央碰頭會上，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搞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而是壹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姚文元也提出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黃永勝感到不安，對李作鵬和邱會作說：“可能惹禍了，妳們看出來了沒有？”江青壹伙要查選票的事，周恩來向毛匯報了，毛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違反黨章的大合唱。”4月25日下午，周恩來對邱會作說：“妳回去同吳、黃說壹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麼擔心。原則問題妳們要堅持，在些小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辮子，要吃大虧的。軍隊裡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壹致，這次關於選舉的問題有人給我寫了壹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這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

　　毛澤東在4月11日講話中說：“我提議幾位老同志，就是妳們講的幾個老機會主義，都選進去。”“幾位老帥，李先念、李富春要選。” （許世友插話：應當選。）“王明他們（江青插話：王明不同。）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麼要緊！（許世友：他們反了幾十年，選進去了，他們還是要反，怎麼辦？）我們就永遠準備他反。（許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選。）那不就成命令主義？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嘛！朱德、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選進去。（董老：幾個老帥選進去是可能的，張聞天、王稼祥要選進去有困難。）”4月23日，毛又打招呼，說明天選舉把這些人選進去。

　　但是，把這些“對立面”選進中央委員會，並不是無條件的。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既要保證這10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受領任務：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面”的票，落實到“人頭”；各代表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後，必須以“三忠於”的高度、以黨性保證，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團不敢馬虎，由代表團領導親自動員、布置，有的還作了演練。大會秘書處還不放心，4月23日晚以大組為單位進行了預選，對結果感到滿意。

　　24日選舉結果，這些人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當選：朱德809票；陳雲815票；李富春886票；陳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聶榮臻838票；葉劍英821票；鄧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張鼎丞1099票。

　　“九大”選舉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名，共279人，其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53人，占八屆中委和候補委員167人（死亡者除外）的31.7%。

　　在九大剛剛閉幕到九屆壹中全會之前，發生了壹件事，這就是“李必達事件”。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他發現黃、吳、葉、李、邱在“九大”前後經常秘密集結，議論江青。他還在電話中竊聽了這些人反對江青的言論。1969年4月26日，他寫好了壹封給毛澤東的信，共20多頁，壹式三份。壹份走機要，壹份請副總參謀長溫玉成轉交，壹份走地方郵局。李曾當過溫的秘書，他知道黃永勝與溫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溫玉成把信轉送中央。溫玉成看完信，經過壹番考慮，沒把信交給中央，而交給了葉群。葉群立即告訴了黃、吳、李、邱。4月28日，黃永勝命令他的警衛參謀李學金逮捕了李必達。4月30日，吳法憲派了壹架專機，將李必達押送到廣州。在飛往廣州的飛機上，李必達在《毛主席語錄》最後壹頁紙上寫下：“因為我揭發反革命集團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幫助我向毛主席報告。”機組人員在飛機上拾到語錄本，交給吳法憲，吳法憲交給葉群，葉群又把黃永勝和項輝芳叫到毛家灣研究對策。李必達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

　　李必達通過郵局寄的那壹份，被黃永勝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過機要的那壹份送到了中央。事後，黃永勝打電話試探江青的反應。江青對黃說：“妳要來抄我的家嗎？”江青也曾給周恩來打電話：“我可能要遭到暗殺。”

　　李必達這件事會使毛澤東了解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私下裡有反對江青的秘密活動；李必達給毛寫信，卻受到秘密迫害；李必達被關在黃永勝長期管轄的廣州軍區；秘密迫害李必達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集體行動。這是高層政治鬥爭的重要動向。毛對這壹重大動向深藏於心，毫無表露。

　　軍隊裡的人為何反對江青？幾位軍頭的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反對文革。因為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就是政治正確。實際不完全是這樣的。軍人反對江青和文革小組有幾個原因：壹，在文革中，代表中央辦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軍委辦事的就是軍委辦事組。這兩個權力最大的小組的意見時常對立，而且有權力之爭。江青想插手軍隊，軍委辦事組“像防賊壹樣防著她”；二，江青憑藉毛夫人的地位指手劃腳，令人討厭。壹些在戰爭中出山生入死的將軍們怎能看得起她？三，作為“大內主管”的汪東興，對性格乖張的“主婦”不敢怒不敢言，就向軍人們散布毛、江關係不好的假信息，變相鼓動軍人反對江青。

　　4月28日，舉行了九屆壹中全會，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九屆壹中全會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只有壹個副主席，就是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在公布的名單的排列方式上，極力突出林彪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周恩來的名字排位由通常的第三降到第四。宣布後，周立即從台上走下來，坐到第台下第壹排，毛把他請上了台。這樣的排名方式，可能是周恩來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不投江青的票的那幾個人，在壹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時，照樣沒有投江青的票。這印證了張春橋的那句話：“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也就是說，不投江青票的幾個人都在新選的中央委員之內，當然是軍委辦事組的那幾個人。陳伯達也沒有投江青的票。

　　在軍隊方面，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有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8人為軍委辦事組成員。實際上，林彪通過軍委辦事組掌控軍隊，五位元帥只是掛名而已。軍委辦事組權力大了，中央文革小組逐漸取消了。幾位老帥不參與軍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不存在以後，在政治局內部，文革派和軍委辦事組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兩個集團。

　　“九大”以後，周恩來的權力加強了。“九大”前的“碰頭會”周恩來僅是召集人，“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是名符其實的主持人。在毛確定的大框子內，周恩來是執行過程中的決策人。他將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半個國家主席（董必武代國家主席不管事）的權力集於壹身。多年來，毛壹直凌駕於政治局之上，周恩來主事以後，這壹情況更加明顯了，政治局集體領導要向毛澤東個人請示工作，聽他的指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說：“那時中央里發生的重點的事，沒有壹件不是毛主席決定的，沒有壹件不是周恩來辦成的。”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屆壹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指定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三人小組，委託這個小組為九屆壹中全會提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名單。三人小組除了毛、林的電話以外，其他電話壹概不接，不與外界聯繫。

　　黃永勝事後對吳、葉、李、邱說：“在主席那裡，中央常委曾經定了7個人的名單：毛、林、周、陳、康、黃，還有江青或張春橋。但是我推掉了。”黃不願當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當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當常委。我不能給他這個機會。”江青曾放言：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

　　三人小組第壹次上報的政治局委中名單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葉劍英、謝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黃永勝說：“我開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應講功勞，但不壹定要當政治局委員，這是為了大局，為了主席。康生壹聽就火冒三丈。會後，周總理對我說：‘妳太不懂了！’不懂什麼？總理沒有說。”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報名單。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加上了葉群。在王效禹、葉劍英名字下了壹個槓。後來毛說，王效禹就不考慮了。

　　林彪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劃了壹個大叉，但沒有加上江青。邱會作認為，“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是什麼態度。”

　　在三人小組會上，周恩來說：“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的名字，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都列上，這也是從當前大局來考慮。”這樣，又加上了江青、葉群的名字。

　　在新的名單，毛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了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壹樣，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

　　林彪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參加會議，壹向由葉群出面。作為林辦主任，葉群在壹定程度上代表林彪，電話由葉群接，林彪的意見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提出“更好”的意見林彪也會接受。江青不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這兩個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態。所以，周恩來為這兩個人進政治局大傷腦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組繼續工作，主要是討論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壹定要進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匯報，12時後向林副主席匯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27日上午10時，三人小組到了毛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志壹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壹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壹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選人名單。”毛說：“妳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麼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三人小組到林彪家裡，周對林說：“關於葉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問題，從現實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壹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黃永勝說剛才到主席那裡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康生也提出了請求。林說：“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最後，在毛處開會把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定下來了。毛、林、周、康、黃五個人在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

　　黃、吳、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幾次向他們講什麼是“中央政治”以及關於“中央政治”的範圍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周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邱會作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沒想到就是這麼壹句普通的話。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後，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會作後來對“中央政治”的理解是：壹，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而是和主席聯在壹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實際上，毛是想讓江青進政治局的，他劃掉江青，加上葉群就是為江青進政治局作鋪墊：江青的資歷和政治影響力都在葉群之上，葉群進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進政治局？

　　江青在有些時候很難相處，周恩來對她委曲求全。黃永勝對他兒子黃正說：就我親眼看到的，周恩來在政治局簡直就是壹個受氣的小媳婦。江青整他，他就是逆來順受，壹句都不敢反駁。有壹次開政治局會議，有重要的議題要研究。會還沒開始，江青就鬧，說：“總理，妳要幫我解決壹個嚴重的問題，不然就要出大事情！”周恩來問：“江青同志妳有什麼嚴重的事情？”江青說：“我房裡那個馬桶現在天冷不敢用，太涼，壹上廁所就感冒，壹感冒我就不能去見毛主席，怕傳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鬧大病，這個問題還不嚴重啊？”周恩來說：“怎麼辦？我開完會派人去看壹看？”江青不干，說：“總理妳對我沒有階級感情，階級敵人恨不得我快點死！”周恩來沒辦法，會也不開了，就帶著我們幾個到江青那裡去。周恩來對著江青那個馬桶，用手托著下巴，這樣看看，那樣看看，想來想去，最後說：“江青同志，這樣好不好，我們沒有技術把這個馬桶的墊圏加熱，但可以用保暖的東西把墊圈包起來，外面再用軟和的布料包起它來，就可以臨時解決了。”江青同意了，周恩來馬上叫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做好。

　　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凡是有毛澤東出場的場面，江青的位置總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情況下，江青總是同林彪並肩出場，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後；凡是周恩來領頭的場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單獨出場，江青總是走在前頭，後面的人還要跟她保持壹段距離。有壹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要吃藥，護士拿來了壹杯開水，周恩來用手在杯子上摸了壹下，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毛主席的特殊關係，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賬的。

　　?“九大”以後林彪、江青的關係

　　江青和林彪的關係是很微妙的，壹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壹方面，江青這個人有時做事不得體，令人討厭。特別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軍隊內的造反派，林彪要穩定軍隊，在觀點上就有衝突。因此，從軍隊支左開始，文革派和軍隊就有矛盾。

　　吳法憲回憶，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在京西賓館開壹個小型會議。會上陳伯達批評肖華，把很多問題引到軍委頭上。陳伯達說：“肖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政治工作引到資產階級的軌道上了。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清規戒律多，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壹路過三座門（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裡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進這個三座門。”陳伯達這番話使在座的軍隊幹部憤憤不平。就在這幾天，肖華的家被北京軍區文工團和壹些軍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搶走了壹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了這些情況。林彪聽了勃然大怒，讓秘書打電話把江青叫來。說：“妳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妳們不同我商量，就罵肖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妳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除我的壹切職務。”林彪說話時，江青想插話解釋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憤怒之下，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參謀備車，要和江青壹起找毛澤東。葉群在兩人中間，壹面哭，壹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還在林彪面前跪下來，抱著林彪的腿，不讓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說：“妳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妳可以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壹定要到毛主席那裡去呢？”在林彪罵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葉劍英、徐向前，讓他們兩人主持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即“抓肖華，抄肖華的家，搶檔案是不對的。讓肖華寫個檢討過關。”並通知肖華本人參加會議。結果，中央文革只有關鋒壹人參加會議，說：“陳伯達昨晚講話之前是因為喝了點酒，糊裡糊塗亂說的講了壹些錯話，江青在中央文革會上批評了他，陳伯達了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先沒有和江青同志商量。”關鋒說完後，引起了軍人們更強烈的批評。

　　在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不久，軍委辦事組就和中央文革之間發生了碰撞。1968年夏，軍委辦事組向毛報告，建議凡涉及到部隊戰備、調動等重大問題的軍委文件，主送毛、林、周三人審批後即執行。毛批准了這個建議。這樣，中央文革就不能過問軍事。江青說黃永勝封鎖消息，讓黃檢討。黃沒有檢討。1968年秋，中央決定由黃永勝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阻止黃出國，還怒罵黃永勝：“國民黨搞黨國，妳們搞軍國，妳們搞軍隊領導壹切，妳們搞軍閥專政。妳們戴五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衣，不受黨的領導，不覺得恥辱嗎？”毛還是讓黃率團出國。江青更加不滿。

　　九屆壹中全會以後，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頭會照常開。江青到會最早，她坐在周恩來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她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壹個問題，現在有人在搞陰謀，壹切事情都不告訴我，連電話都不打壹個，這是壹個嚴重的問題。” “妳們以為文化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麼委員就保險了？妳們的歷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柜裡，有種的，我們來較量壹下吧！”江青放了這段狂言後就走了。邱會作認為，江青說的搞陰謀就是周、康、黃三人小組提名單時沒有跟她通過氣，實際是她知道了李必達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會堂召開中央政局全體會議，周恩來傳達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取代了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

　　邱會作認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進行了壹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彪勝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勝利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九大”以後的鬥爭更激烈了。

　　?“九大”以後，黃永勝幾乎沒有壹天不議論江青這些人的事。黃、吳、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關於林、江關係，他們四個人無話不說。黃永勝對李作鵬、邱會作說：“我們是壹根繩上的螞蚱，出了什麼事，我們壹個也跑不了的。妳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黃、吳、李、邱說江青有宗派，其實他們自己也結成了宗派。他們這個宗派談起江青總有說不完的話。“九大”期間的壹天，黃、吳、李、邱四人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裡從晚上八時談到第二天早晨六點，整整談了十個小時，集中談林、江關係。

　　“九大”以後，江青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具體的分管部門。江青先到毛澤東那裡要求分配工作，毛沒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葉群藉口林彪身體不好，擋了五、六次駕。最後實在不好再擋了，就讓江與林彪談了壹次話。江青說：“請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說：“政治局委員就是工作。”江青說：“壹點權力也沒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說：“在集體領導中，妳贊成或者反對就是權力！”江青急了，說：“現在我在政治局裡是多餘的人！”林彪說：“像我們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多餘的人！”說完就閉目養神，不再開口了。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謝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處釣魚臺11號樓開會，李德生也參加了。江青壹氣講了３個小時，講她的革命經歷，以及在延安和毛結婚的前前後後，然後就逐壹評論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三位常委。說周恩來有行政能力，勤勤懇懇，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看得不准，決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體工作。還說“這與他這個人在歷史上走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歷史上他就是東風來了擁護東風，西風來了擁護西風，跟著王明跑，蘇區損失很大。·····”說康生“有理論水平，同修正主義鬥爭很堅決，是有功的，但他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少。”說伯達“是書呆子，不會辦事，沒有主張，經常講錯話我們都給他擦屁股。整個中央文革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聽到江青這些不得體的話，黃永勝離開了會場，吳、李、邱也跟著走了。他們認為江青講這些話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說了這件事。林讓黃永勝、吳法憲兩人到毛主席那裡去，據實向毛主席報告，並讓葉群親自打電話給毛處聯繫。由於馬上要參加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他們兩人向毛作了簡短的匯報。毛說的第壹句話是：“壹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壹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妳們知道江青也是壹霸。”第三句話是：“妳們今天同我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妳們就不好混了。”吳法憲回憶說：“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的匯報不感興趣。”“毛澤東聽了我們的匯報後若無其事，好像江青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似的。毛澤東當時的這壹態度，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事後，吳法憲、邱會作向周恩來作了匯報，把整個過程都說了。周當時很激動，連眼眶都有些濕了，他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理解大事的！”

　　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關係密切，軍委辦事組的人討厭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關繫到底怎麼樣，就經常向汪東興摸底。汪也討厭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動軍委辦事組的人反，所以盡說毛對江不好的壹面。後來黃、吳、李、邱發現，他們上了汪東興的當，毛是很看重江青的。毛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1日的南巡講話中，談到路線鬥爭時還表揚了江青。毛說，江青直接參與的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與伯達和那個人（那個人是誰沒有點名，聽者都知道）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潄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裡來。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壹點我應當向她學習，妳們也應當向她學呢。軍委辦事組的人上了汪東興的當以後才明白：“其實，主席和江青關係很深，毛從來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歷史的人會發現，毛每次講江青的壞話，都不是動真格的。

　　毛澤東對“軍事官僚專政”的憂慮

　　“九大”和九屆壹中全會，是軍人的勝利，是林彪的勝利。“九大”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軍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勢力占主導地位；在九屆中央委員（１７０名）和中央候補委員（１０９名）中，軍人占４９％，接近壹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壹把手，也絕大多數是“支左”的軍隊幹部。以天津為例，當時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軍隊幹部共有４０３５人，其中有３１７２人參加了地方政權和企、事業單位領導班子。全市區、局黨委書記６０人（６０個單位）中，軍隊幹部４４人，占７３．３％，市級機關壹級組（當時稱“組”，即現在的部、委、辦）組長１１人當中，軍隊幹部就有１０人，占９０．９％。和其它省、市、自治區相比，天津軍人比例不是很大的。擔任江蘇黨、政、軍壹把手的許世友，將當地的行政權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軍隊幹部手中。截至1970年，軍方的集權統治已達到如下程度：江蘇全省14個專區的黨政壹把手全部是軍隊幹部；而在全省68個縣裡，有61個縣的黨政壹把手也都是軍隊幹部。當時的中國，頗有“軍天下”之趨勢。毛在九屆壹中全會上說：“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麼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產黨人》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雖然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但不排除他內心深處的憂慮。

　　九屆壹中全會以後不久，5月31日，毛澤東到達武漢，隨行攝影記者錢嗣傑看到：“毛澤東抵達梅嶺壹號，走進過廳，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走廊的毛主席照片上；隨後，他走進客廳，又走進書房，再到臥室，看到了更多的照片和語錄。毛澤東的臉色越來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員立刻將語錄和照片統統摘下！”毛主席語錄是林彪壹大發明，也是他的政治資本。毛澤東下令摘掉是出自“偉大的謙虛”？顯然不是，毛主席語錄掛遍全國已多年了，遲不摘，早不摘，為什么九大以後摘？為什麼是摘的時候臉色不好看？這也是奧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後，不僅林彪集團（黃、吳、李、邱等）和江青集團（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澤東對林彪的猜疑也逐漸加深。林彪壹直韜光養晦，千方百計地避免毛對他的猜疑。但百密總有壹疏，有壹件事加深了毛對他的猜疑，這就是“林副主席第壹個號令”。

　　1969年，是中蘇關係最為緊張的壹年，1969年3月2日發生了珍寶島事件。8月13日，在新疆發生了鐵列克提事件，中蘇邊境形勢全面惡化。為緩和兩國緊張局勢，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見了從越南回國路經北京的蘇聯政府領導人柯西金，雙方舉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可是，柯西金回國後，蘇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卻沒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隨後，中方要求兩國政府換文，確認周、柯達成的諒解，被蘇聯拒絕。當時中國領導人確信，蘇聯有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10月5日，林彪在黃永勝、吳法憲等陪同下，乘子爵號飛機勘察張家口壹帶的地形，並檢查了部隊的戰備工作。從張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分析中蘇關係的發展趨勢，研究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而這時，柯西金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建議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來，告知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根據“布拉格事件”的教訓，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的那壹天，很可能就是蘇聯進攻的時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壹定要做好準備。

　　由於要準備打仗。1969年國慶節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緊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先後被“戰備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剛剛“疏散”到蘇州才兩天的林彪，向黃永勝發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讓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記壹記，向部隊傳達。閻仲川讓作戰值班室參謀整理出壹份電話稿。為應對蘇聯襲擊，成立了前線指揮部，這是開設前線指揮部以來第壹個首長指示，所以就標“林副主席指示第壹個號令”。這個號令18日用電話向下傳達，共6條：壹、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是19日、20日應特別注意。二、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立即疏散隱蔽。三、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防止美帝、蘇修可能突然襲擊，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執行情況，迅速報告。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讓秘書加了壹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東興同志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指示為準。”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主席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麼意見。根據“第壹個號令”，當時95個師、大約94萬士兵、4100架飛機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艦艇都進行了疏散隱蔽。從“第壹個號令”產生的情況來看，這是林彪應該做的事，但“第壹個號令”影響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權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澤東看到汪東興給他“急傳閱件”的“電話記錄”，壹臉不高興地說：“燒掉！”汪東興以為是讓他燒掉，毛自己劃根火柴給燒了。為了留下傳閱件的編號，汪東興把信封留下了。1971年12月11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壹）明確指出這“實際上是壹次篡黨奪權的預演。”“9·13事件”後，閻仲川因“第壹個號令”關押了7年。

　　多年有壹個傳說，由於林彪的“壹號命令”，１９６９年黨政軍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嚴重後果，劉少奇死在開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成員，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當前形勢估計作出決定：在京老同志於10月20日或稍後戰備疏散到外地。周恩來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到廣東；陳雲、鄧小平、王震到江西，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去開封。劉少奇送到開封，陶鑄送安徽合肥。周恩來說“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專機或專列。”“壹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住處均保留不動。”毛澤東14日去了武漢，林彪16日去了蘇州。黨政軍元老疏散外地是戰備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與林彪“壹號命令”沒有關係。

　　毛澤東搞文革有壹個總目標，就是實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但在具體實施上卻是走壹步，看壹步。說是“偉大戰略部署”，實際上還是問題導向，相機而動。毛澤東哪裡會想到，毛藉助林彪除掉劉少奇以後，發現林彪是壹個比劉少奇更難對付的對手。這完全打亂了毛召開“九大”來鞏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漸恢復穩定的戰略部署。“九大”閉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揚鑣開始之時。毛澤東建立新秩序設想成為泡影。

　　全國各地敲鑼打鼓地歡慶“九大”勝利召開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發酵之時。15個月以後，在1970年秋的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毛、林之間的衝突終於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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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霧鎖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廬山，坐落於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內，聳立於長江中游的鄱陽湖畔，風景秀麗，夏天涼爽宜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廬山出現了英、俄、美、法等18個國家不同風格的別墅近千幢，20世紀30年代，廬山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與雞公山、北戴河、莫干山並稱中國四大避暑勝地。壹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於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廬山是壹個多事之地。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加劇了正在發生的大饑荒；1970年的廬山會議，又是壹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然而，這場鬥爭的真實情況，壹直被蒙在廬山的迷霧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委員100人。上山之前，雙方的鬥爭就很激烈，毛澤東察覺到高層涌動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警告： “要把這次全會開成壹個團結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

　　在新的壹場鬥爭中，壹方是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還有陳伯達，他們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台是林彪，通稱林彪集團；另壹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員，即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也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台是毛澤東。這兩派的鬥爭，也稱釣魚臺（中央文革辦公地）和三座門（中央軍委辦事組辦公地）的鬥爭。陳伯達本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他在中央文革里是壹個受江青等欺負的角色，葉群出於政治目的，在陳伯達被釣魚臺冷落時，給以關照。陳伯達發現林彪集團有反江青的傾向時，逐漸向林彪靠攏，希望藉此鞏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後還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團的幾位骨幹，在戰爭年代是壹個山頭的（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在1967年“5·13事件”中，他們對文革又形成了壹致的看法，他們支持軍隊內的保守派，打擊軍隊內的造反派，從而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以後，他們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記載，1970年夏，毛家灣（林彪住地）接待的客人有壹個很窄的範圍，經常就是那幾個人：陳伯達和黃、吳、李、邱。他們相聚的時間大都在晚上，力圖避開釣魚臺（中央文革）的注意。例如，陳伯達到毛家灣來，通常是從釣魚臺出發後，先在市內其它地方兜圈子，然後再轉向毛家灣。黃、吳、李、邱到毛家灣“看電影”，也是對釣魚臺嚴加保密的。有壹次，吳法憲在毛家灣看電影，江青要找他接電話，吳法憲的秘書告訴江青，吳不在家，江青問吳去什麼地方了，秘書說不知道。其實秘書知道吳在毛家灣。等江青放下電話後，秘書急忙掛電話找吳法憲，吳法憲不是在毛家灣給江青回電話，而是坐車到三座門回電話。如果林彪集團中的壹個人和中央文革的人發生衝突，馬上向其他人通報，共同商量對策。

　　在沒有議會上爭論和傳媒開放的專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現朋黨之爭。沒有桌面上的公開辯論，必定有背後的秘密鬥爭。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共，“反黨集團”總是壹個接著壹個的出現，其原因蓋出於此。

　　上山前的第壹輪博弈：要不要設國家主席

　　九屆二中全會是為召開四屆人大作準備。1964年12月召開三屆人大到這時已經6年了，超過了五年壹屆的期限。時至1970年，中學紅衛兵到農村插隊，大學生紅衛兵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群眾組織已經解散，毛放出的“孫悟空”們已壓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亂”的局面已經結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會，地方黨組織正在重建，現在該是重建政府機構的時候了。

　　重建政府機構面臨壹個繞不開的問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這個禮儀性職務好幾年了。董必武已84歲，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誰當國家主席？在壹黨專政的條件下，如果不是黨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則是沒有權力的空銜。毛壹向厭煩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也不願意承擔行政事務。他已經大權在握，沒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國家主席這個職務。當時，除了他以外，只有壹個人選，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三支兩軍”以來，軍隊進入了各級政權機構，林彪勢力空前強大，毛擔心軍隊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經出現裂痕，他對林彪的信任程度大減。

　　站在林彪的立場來看，讓林彪當國家主席是名正言順的。他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是副統帥，而他的行政職務還是國務院副總理。這個職務是1954年安排的，壹直沒有變動。林彪處於壹個名實不符的狀況。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屆和第三屆人代會，毛的接班人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按這個先例，作為接班人的林彪自然該當國家主席。毛任中共中央主席，接班人擔任國家主席，這是當年毛澤東向劉少奇逐步交班的模式。現在，毛廢除了這個交班模式，不讓林彪擔任這個職務。從林彪的身體狀況和性格而言，他不壹定在乎國家主席這個職務。但是，湖北蠻子的犟勁，毛越是不讓他當，他越是要較勁。因為他知道，讓不讓他當國家主席，是測量毛對他信任度的試金石。他在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和毛較勁，逼出毛對他的真實態度。由此，就國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間妳來我往，進行了六次拉鋸式的博弈：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汪東興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的意見和建議。

　　周恩來讓葉群向林彪轉達毛的意見，3月9日，在蘇州的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問題給毛寫了壹個請示報告，毛審閱後明確批示不設國家主席。

　　3月17日到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黃永勝、吳法憲等堅持設國家主席，會上為此激烈爭論。周恩來打電話給汪東興，讓他把會上的爭論向毛匯報。毛聽完匯報後說：“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妳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林彪通過他的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沒有理會，只讓秘書打個問候性電話。

　　4月11日晚11點半，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給中央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他三點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建議仍然由毛主席擔任，這樣作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同意林彪的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擔任的意見。政治局向毛寫了報告。毛當天看了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但林彪仍然堅持己見。《周恩來傳》說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壹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

　　4月下旬，毛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孫權讓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我放在爐子上烤，我勸妳們不要把我當曹操，妳們也不要當孫權。”再壹次表達了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5月17日下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林彪家，談起毛說的“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由林彪來當”時，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壹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壹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

　　邱會作認為，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同意設國家主席，都是從國家體制去考慮。毛說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也許毛把設國家主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壹起考慮了。吳法憲認為，林彪也不想當國家主席。其理由是：國家主席是虛位，林彪現有的職務都是實的，沒有必要爭這個虛位；林彪身體不好，又不喜歡出頭露面。林彪不存在“急於搶國家主席”的想法。

　　毛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是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林有沒有野心；林堅持設國家主席，也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毛對他的態度：讓他當接班人是真還是假。於是，國家主席就成了壹個焦點。當然，這個焦點是外表，其核心還是毛對他的接班人已經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換接班人不會引起激烈的衝突，但在專制制度下，換接班人，對林彪就是災難，劉少奇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鑑。毛、林這個鬥爭焦點就要在廬山會議上反映出來。毛後來說“設國家主席”是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反黨綱領”。從接班人這個鬥爭焦點來說，毛的這個說法的確點中了要害。

　　上山前的第二輪博弈：關於“政治武器”

　　在新的壹場政治鬥爭中，林彪集團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圖先聲奪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經過多年煉成的。神化毛澤東，從延安整風時就開始了，中共“七大”時就成了定規。經過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陶鑄、柯慶施等黨內高層人物的大力吹捧，經過20多年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營造，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政治氣氛：對毛澤東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判別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崇毛，就是政治正確；不崇毛，就是政治錯誤。誰壹旦被打成“反毛”，就會身敗名裂。幾十年崇毛輿論的薰陶，對反毛者血腥鎮壓的恐怖，中國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發生了變化：崇毛就感到安全，聽到反毛的言論就感到不安和恐懼。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崇毛的主動權，誰就站在“政治正確”的制高點。林彪主持軍隊工作以後，就搶占了這個制高點。他大張旗鼓地、千方百計地神化毛澤東。他這壹作為，不僅為他地位上升撈得了政治資本，也把崇敬毛、忠於毛的政治氣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將“崇毛”這個政治武器煉得更加威力無比，壹旦祭起這個武器，就能夠攻無不克。

　　毛澤東早期需要個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劉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壹系列崇毛的作為。以毛之精明，他不會陶醉於十億人對他神壹樣的崇拜，只是利用別人對他的崇拜實現他的政治目標而已。壹旦發現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壹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討嫌。毛察覺到林彪集團已將“崇毛”作為政治武器來使用，他就不聲不響地拿掉了林彪集團這個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領神會，審慎地緊跟。而軍人們對他們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還渾然不覺。為了保衛他們得心應手的政治武器，他們和文革派抗爭。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憲法修改小組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開始爭論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雙方相持不下。接著，吳法憲主張在國務院這壹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康生、張春橋說：“再寫上重複，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張春橋還說：“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地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的、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壹種諷刺。”“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林彪的話。吳法憲質問：“張春橋，妳解釋清楚，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妳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吳法憲說張春橋“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陳伯達在衛生間聽到了聲震屋瓦的爭吵，出來後站在吳法憲壹邊。還對吳說：“今天的事情不簡單，妳應該向林副主席反映壹下，向周總理和黃總長反映壹下。”吳法憲聽取了陳伯達的意見，首先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表示支持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吳法憲又給葉群打電話，向她匯報了會上爭吵的情況。壹個小時後葉群回電話：林彪說吳法憲的意見是對的。

　　8月15日上午10點半，在徐州的李作鵬接到黃永勝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修改憲法小組發生很大爭論，吳胖子很孤立，妳趕快回來。”當天下午，李作鵬回到北京到黃永勝處，黃向他介紹了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還對李作鵬說：“現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

　　林彪是壹個精明並且工於心計的人。旁人看來，他壹直是緊跟毛澤東。但是，緊跟只是在公開場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門城樓，林彪總要比毛早到壹兩分種，在電梯前迎候毛。這是葉群精心安排的。葉群對林彪的警衛處長李文普說：“上天安門城樓，首長不能搶在主席前半步，但到達城樓下的時間，首長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鐘。這是最大的政治，妳懂嗎？”大家都知道林彪“語錄不離手”，其實，林彪每壹次參加群眾集會，都是由李文普拿著語錄本，到了現場李文普才把語錄本交給林彪。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拿起語錄揮動。口號聲壹停，語錄本又回到李文普手裡。在表面上看，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說毛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的真實想法卻相反，他私下寫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毛 “最大的憂慮是在表決時能否占有多數”毛搞“小幫幫”“他先為妳揑造壹個‘妳的’意見，然後他來駁妳的意見，並無，而揑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壹套。”基於對毛看穿，林這自己定的對策是：“不建言，不批評，不報壞消息。”“最迅速地響應他的每壹個新的倡議，因為他正迫切地等待著別人的態度。”“不提不同的主張，永遠不會出亂子，聽命。”“妳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聽他先說才可壹致。”在中共所有領導人中，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質。

　　極權政治制度是兩面派、陰謀家的肥沃土壤。在這種制度下“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語）。林彪將兩面派做到了極致。他這樣做毛澤東不可能壹點沒有察覺，在他需要的時候，容忍並接受了這些虛偽的吹捧，時間長了也會反感的。所以，毛澤東壹方面自己主動地“反對個人崇拜”，另壹方面對軍隊的指揮權保持高度的警惕：

　　壹，刪掉“三個副詞”。“三個副詞”即“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斯列寧主義”，最早見於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講話，後來寫進了八屆十壹中全會公報。1966年12月16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又寫進了了這“三個副詞”。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毛澤東圈去《黨章》中的“三個副詞”。因此，“三個副詞”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和新《黨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團的成員渾然不覺。為了保衛這句話，還和文革派爭吵。直到廬山會議上他們慘遭失敗後的8月27日早上，林立果送給吳法憲壹本“九大”的黨章，說是林彪讓他送的，讓吳法憲看壹看，還說：早在“九大”黨章中，就沒有這三個副詞。吳法憲壹看，果然如此。上午，吳法憲拿黨章，問周恩來：黨章中三個副詞為什麼刪掉了？後來周恩來讓辦公廳的人查，結果是，毛在審閱黨章時自己圈掉的。1970年6月11日，毛在接見外賓時，曾兩次以諷刺的口吻談到，蘇共21大決議把赫魯曉夫的報告稱作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壹刊”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沿用了好幾年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句話中加了四個字，改為“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加上了“毛主席和”這四個字，就不是林副主席壹個人直接指揮了。陳伯達與張春橋發生爭執。陳主張把 “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在報刊上的標準提法中沒有這四個字，如果突然加了這四個字，會引起外界議論。張春橋則堅決不讓。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設法調解。他們專門作了調查，才發現上壹年的“十壹”社論中已經增加了這四個字！這四個字是張春橋、姚文元加的。張、姚沒有這個膽量，顯然是毛澤東的意圖。毛在壹年以後的南巡講話中就明確地點出來了：“難道締造就不能指揮嗎？”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裡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斯諾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總有壹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壹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壹概辭去。”斯諾問：“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毛答：“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1971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中共中央將這次談話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聽了這個文件的傳達，人們自然想到林彪。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在同政治局同志談話時，批評了形式主義的種種現象。他說，妳們最好把人大會堂的語錄統統取下來，不把那些東西取下來，我再也不進人大會堂。他讓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辦這件事。李德生就把人大會堂、京西賓館的所有語錄都取了下來，換上了圖片或國畫。當時，全國各地，從單位到家庭，從牆壁到報紙，毛主席語錄無處不在。

　　上山前的第三輪博弈：誰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帶著張春橋等到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親自看望林彪，確實少見，必有要事。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林彪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毛談周的接班人是繞彎子，接著進入實質，毛問林彪：我年紀大了，妳身體也不好，妳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妳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林彪開始沒有回答，過壹會兒，林彪借談反修防修的問題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他說的小資產階級，暗指張春橋。文革前夕，毛對劉少奇不滿意，曾考慮讓林彪或鄧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對鄧小平欲除之而後快。現在冒出來壹個張春橋，林彪怎能容忍？顯然，毛澤東不是想用張春橋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讓張春橋當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體不好，壹旦確定了張春橋是林彪的接班人，隨時可以替代。回過頭來看，如果毛不想讓林彪當接班人，讓林彪體面地過渡幾年，然後將權力交給對毛的思想領會最深的文官張春橋，也不會出現“9·13”悲劇。然而，無論從思想上和經歷上，林彪和張春橋沒有多少共同的東西，林彪對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慮。

　　在東方專制國家，最高專制者讓自己的兒子接班是常事。毛澤東著意培養他的長子毛岸英，對他嚴格要求。1936年，14歲毛岸英被安排到蘇聯，開始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以後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讓他到農村上“勞動大學”，給他創造了解農村的機會。朝鮮戰爭壹開始，又把毛岸英交給彭德懷，讓他經歷戰爭。人算不如天算，毛岸英死在朝鮮。如果林彪上台，很可能交班給他的兒子林立果。九大之後，林彪將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讓兒子接班的意圖。這不僅否定了毛澤東隔代指定張春橋接林的打算，更是刺中了毛澤東心靈深處的隱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他姐林立衡1962年上清華大學自控系，因嫌數理化負擔重，轉到北京大學文科）。北大物理系是6年制，文革開始時林立果是三年級學生。1967年，林彪、葉群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排在空軍司令部。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對林立果大力栽培。他先把林立果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還讓黨委辦公室的科長周宇馳和劉沛豐“傳幫帶”。吳法憲還向黨辦主任王飛交待：“林副主席把他的獨子交給我們，我們壹定要把林立果培養成才。”林立果進入空軍半年就入了黨。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提拔林立果的同時，周宇馳、劉世英也被提拔為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這時王飛已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吳法憲當著王飛、周宇馳的面對林立果說：“妳在空軍可以調動壹切，指揮壹切。”這種拍馬屁的話雖然不可能成為現實，但確實大大提高了林立果在空軍的地位。

　　據和林立果在壹起工作過的陳昭說，“在我印象中，林立果是個有才華、有思想的青年人。他跟人談話，要求對方談出思想和觀點來。”“他是個有魅力的人。口才很好，講話很吸引人。他還愛好科技，搞過空軍雷達天線的改造。毛澤東對此還專門有過壹個批示，說是不能叫作發明，叫作技術革新。”毛的批示無疑是對林立果的勉勵，林彪趁勢把林立果推出。1970年7月23日，林彪帶著林立果到壹家大型軍工廠視察。進入廠區，林立果緊隨林彪之後，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接受軍隊的夾道歡迎。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長達7個小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報告》。林彪聽了“講用報告”的錄音，得意地說：“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軍常委決定在空軍系統“三代會”上放林立果“講用報告”的錄音。吳法憲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放了壹顆政治衛星”，林立果是“偉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彪對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勵。有資料說，毛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在私下對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還沒死呢，林彪同志身體不好，有點迫不及待地準備自己的接班人了。?

　　林彪不同意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在新的壹場鬥爭中，張春橋成為林彪集團的攻擊對象。

　　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1970年8月18日下午1點，毛澤東乘坐的專列火車到達九江（毛外出都是兩列火車，前壹列是警衛部隊，後壹列是他的座車），汪東興是隨毛壹起到的。吳法憲和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楊棟梁到九江迎接。吳法憲到機場再接其他人，程世清和楊棟梁送毛壹行上了廬山。汪東興對程世清說，這次開會，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裡擺。毛的隨從汪東興說的這話，人們以為是毛的意思。“林副主席往哪裡擺”這句話本來出自汪東興之口，後來加在葉群頭上，說是葉群對吳法憲說的。“9·13”事件以後，專案組在審查吳法憲時，吳法憲只好按專案組的要求承認了，在他出獄以後寫的回憶錄中否定了這個口供。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處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確認了議程。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壹元化，即形式上有壹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希望毛擔任黨的主席兼國家主席。毛聽了很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妳們願意要國家主席，妳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毛還嚴厲地說：“要把這次會開成壹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失敗的會。”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布會議議程，康生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康生講完後，毛澤東宣布：請林彪同志講話。林彪講了壹個半小時。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30條中間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壹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林彪還講到天才問題。“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毛主席的著作中間所發揮的，所具體化的，所增加的新的東西，妳們翻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他們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他說：“關於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我有壹點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延安召開“七大”時提出來的。······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好像天才論不對。這如果是下面的人這樣說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講的，就會影響到全國，就會引起混亂。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提出多年了，這個問題是不能動搖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刪了這“三個副詞”，他說“中央的同志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是批評否定“三個副詞”的張春橋。與會者多數人聽不明白，講話博得了大家的熱烈鼓掌。林講完後康生說：“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講了毛主席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運動中間的偉大歷史地位，以及對憲法的說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擁護。”並且說，在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壹致的。”康生講完毛澤東就宣布散會。這時，不僅軍委辦事組的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很多人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

　　吳法憲回憶，會前，葉群兩次告訴他，林彪在會上不講話。林彪為什麼突然講話呢？陳伯達告訴邱會作，８月２２日晚，陳伯達到林彪處對林彪說：“九大以後，無休止地運動，不但沒的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裡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伯達非常希望林彪講講話。林彪被陳伯達說動了。會後，吳法憲從葉群那裡得知，２３日開會前的常委碰頭會上，毛曾問林講不講話，林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紹了在憲法修改小組上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毛說：“這個要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林說：“想講兩點，壹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二是講壹講天才問題。”林彪還對毛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背後搞的鬼。妳可以講，但不要點張春橋的名。”官修《毛澤東傳（1949-1976）》說林彪講話“事先沒有打過招呼”，“到全會臨開幕的前壹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幾個常委提出‘要講幾點意見’”。官史也承認，會前林和毛及常委談過，這印證了葉群的說法，但毛林交談，不是“壹刻”，而是“時間不短”，當事人陳伯達回憶說：“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壹個房間裡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壹房間裡等待，等的時間不短。”“散會後，我去問林彪：妳的講話是不是事先向毛主席講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這裡需要研究的是，葉群說毛同意林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是不是真實。毛為什麼同意林批評張春橋？是不是像有的歷史學家說的“引蛇出洞”？如果是“引蛇出洞”，林彪被引出來了，毛應當高興。但是，毛的警衛隊長陳長江說：“出席會議的代表都為林彪的講話鼓掌，只有主席沒鼓掌，表情悶悶不樂，宣布散會。主席沒有像往常壹樣與各位握手，就從側門出來，乘車回到住處。”毛的服務員張玉鳳說：“下了會場，主席就很不高興。吃飯時間壹推再推，飯菜壹熱再熱。再讓他吃，他就發火。”

　　林彪講話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這隻有了解高層鬥爭內幕的人才懂得。多數人是聽不出來的。

　　“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林彪講話不點名批評了張春橋以後，吳法憲、葉群、邱會作等人很興奮。23日晚8時，邱會作給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打電話：“山上熱鬧，妳知道了嗎？”黃說：“剛才吳胖子來過電話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說了，真高興啊！晚上還多吃了壹碗飯。”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天天給黃永勝打電話，通報山上的情況。晚上，邱會作和李作鵬讓吳法憲到葉群那裡了解壹下情況。吳從葉那裡回來說：葉群講，開會前主席和林交談了很久，林向主席反映了壹些情況，主要是吳法憲和張春橋吵架的事。主席說，張春橋的後台是江青。主席說林彪可以在會上講壹講，但不要點名。然後，陳伯達、吳法憲、邱會作等在吳處談到24日凌晨3時才散夥。談話內容主要是張春橋。

　　8月24日上午，葉群同吳法憲等商定採取統壹行動；各組討論時，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要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發言，擁護林彪講話，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極力煽動“揪人”。

　　8月24日下午，吳法憲到西南組對成都軍區政委謝家祥說：“妳叫梁興初壹起到我那裡去壹下。”晚飯後，謝、梁二人到了吳法憲的住處，吳法憲問：“妳們發言沒有？”謝說還沒有發言。吳說：“妳們是老同志了，妳們應該發言，這是保衛毛主席嘛。”他說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張春橋。並告訴我們“要保密”。第二天，謝、梁就發了言。邱會作也到東北組和王輝球和王秉璋串連，要他們發言支持林彪的講話，要他們批評張春橋、姚文元。

　　邱會作24日下午參加西北組的小組會，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姓汪的來電話說，他已經發言了，叫我們快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它軍隊同志發言。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今天發言表示妳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今天發言很重要。要儘快發言。”邱會作說：“姓汪的指揮到我們頭上了。”吳說：“人家也是好心嘛！語錄妳拿到了嗎？這是汪主任親自給我的，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台先得月。”邱說：“對，對，對，知道了。”24日晚，汪東興逐個給吳、李、邱打電話，詢問他們發言情況，汪很亢奮。汪東興的發言是全會發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議設國家主席”，並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筆桿子壓槍桿子”，提出要揪人。

　　全會按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組。24日下午，在連續收聽兩遍林彪講話錄音以後開始分組討論。與會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講話指誰，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會錯，擁護副統帥林彪的講話不會錯。多數人隨大流，說林彪的講話好，跟著喊讓毛當國家主席，說毛是天才。能看出來揪張春橋的只是少數人。

　　陳伯達在華北組首先發言，他壹開始就大力讚揚林彪的講話，接著大講天才。他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壹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陳伯達引用林彪幾年來說毛是天才的話，然後攻擊否定天才的人。他說：“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壹種諷刺。” “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壹中全會公報上，是十壹中全會通過的。十壹中全會公報上就是這樣寫的。八屆十壹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壹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壹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汪東興在華北組發言先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既吹捧毛，又吹棒林。然後說：“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插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陳還手舞足蹈地模仿。）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簒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壹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參加會議的吳德回憶說：“當時，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慮，汪東興壹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話。”汪東興在發言中還說，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是中央辦公廳和8341部隊的意見。

　　汪東興在回憶錄中寫道：“本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壹職的壹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還是我傳達的。但是，我當時沒有看出林彪、陳伯達等人積極主張設國家主席的險惡用心。在華北組討論會上，我壹聽陳伯達的發言就激動起來，沒有認真分析考慮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的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壹些不該說的話。”毛是很難捉摸的人，他公開說的話不壹定代表他的意思，連他身邊為他傳話的汪東興都理解錯了。

　　華北組由於有汪東興和陳伯達的高調發言，氣氛最熱烈，態度最激烈。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及陳毅都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陳毅說：“現在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偉大的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我陳毅壹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後發表這樣的言論，是壹種罪惡，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背後講的。說這種話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交群眾批判。他們是什麼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義憤。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壹方面參加戰鬥。別以為我靠邊站我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旭旯里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這次我可要堅決與他們斗！他們已把我打到陰溝里，我還是要努力和他們斗！華北組解學恭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陳毅以極左的面貌發了言,······他的發言，引起同志們的反擊,指出他的立場不對,言不由衷。”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汪東興進壹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壹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設國家主席、讓毛當主席、林當副主席，在當時有相當的合理性，這是得到當時多數人支持的壹個原因。

　　24日晚12時正在夜餐，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催要簡報簽發。李雪峰簽了字。解學恭覺得帽子太多，李雪峰說中央會議，有聞必錄,如實反映。解說,陳毅同其他同志並列壹起不好,李雪峰、吳德說勾出來，解勾了出來,寫了壹句,其他未動。李雪峰說趕快拿去發吧，解簽了字,吳德也簽了字。李雪峰是華北組組長（河北省革委會主任）、吳德是華北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解學恭是華北組副組長（天津市革委會主任）他們簽發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印出，第二天上午發到各組。這份簡報介紹了華北組討論的情況，主要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內容，肯定了林彪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簡報寫道：

　　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聽秘書念了六號簡報以後說：“聽了這麼多簡報，數這份有分量，講了實質問題。”六號簡報在各組引起了強烈反應，各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拿著陳伯達選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西北組、西南組作口徑統壹的發言。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竟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這是黨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就肯定下來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了的，怎麼能不寫？不承認，就是推翻了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決議，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六號簡報發到各組以後，有些人知道，簡報里說的“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那個人就是張春橋。全會的氣氛壹下子緊張起來，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人們對揪張春橋這麼大勁頭，表面上是說他反對毛主席，實際上是對文革中自己被揪斗的不滿。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對文革的怨氣只能撒在張春橋身上了。早在1958年，張春橋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壹文就得到毛澤東的欣賞。毛親自寫按語肯定了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報》發表。自開展文革以來，張春橋是毛的堅定支持者，毛澤東對他很信任。 毛知道揪張春橋，就是反文革；出於保文革，他也必定保張春橋。但軍人們以為張春橋是壹個無足輕重的“小記者”，沒有想到毛澤東會鼎力支持他。

　　8月25日下午兩點，在華東組，許世友宣布大組討論開始。很多人手裡都拿著六號簡報。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第壹個發言，他說：“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壹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說毛主席是天才，都憤怒地斥責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陰謀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時炸彈”，有的發言者直接引用六號簡報中的話。壹位中央委員慷慨激昂地發言說“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這時坐在張春橋旁邊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打斷了這位中央委員的發言，站起來沖著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全場為之震驚。張春橋臉色非常難看，眼光躲開陳勵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煙。會場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省壹位穿海軍服的候補中委索性站起來帶領大家高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全場隨之高呼，聲震屋宇。

　　當時，贊成“天才論”，高調歌頌毛澤東思想，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壹個政治代名詞，其真實內容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那幾個人。因此，已經被邊緣化了的陳雲、陳毅了站在歌頌毛澤東思想這壹邊，站在林彪這壹邊。

　　邱會作回憶說：從24日那天下午開始，廬山的戰火確實燒得很旺盛。這實際是對中央文革進行討伐！在二中全會上，並不只是陳伯達、汪東興，吳、葉、李、邱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的要員，而是相當多的中央委員共同的思想行動。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各寫壹封信給毛、林、周。要把“犯錯誤的人”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聽許世友壹講他立即響應，說：“我也給這個鱔魚眼（指張春橋）補壹槍。”。周恩來收到這三封信時政治風向已轉，周把三封信給葉群，叫葉不要向上送。李作鵬回憶說：“討論壹開始，中委們就見爭先恐後地報名要求發言，每個人的發言聲音大，調子高，措詞激烈，‘機關槍’、‘大炮’、‘刺刀’、‘手榴彈’同時使用，群情激憤地壹定要揪出陰謀家野心家，揪出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看來，毛澤東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在廬山，毛終於發現了林彪軍事集團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江青張春橋等人持如此強烈的否定態度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這場鬥爭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過周恩來、姚文元、毛遠新透露出來。解學恭日記寫道：9月3日，總理參加華北組討論，他在會上說:“主席說，八月‘順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陳合流。”二陳是指陳伯達和陳毅。在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會議上，毛遠新說“廬山會議是壹次未遂政變。”

　　毛澤東拋出了陳伯達

　　通過“三支兩軍”，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革命委員會，都被軍隊控制。而軍隊又控制在林彪的親信軍委辦事組這幾個人手中，軍人防江青“如同防止盜賊壹樣嚴格”，不讓她沾邊，毛在九屆壹中全會中提出了“軍事官僚專政” 的問題，江青也說：“蔣介石搞了壹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壹個軍黨，軍國。” “軍事官僚”們在廬山會議上聲勢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員張春橋，毛澤東能容忍嗎？

　　８月２５日早上，張春橋到江青住處談了半小時。張春橋走後江青就讓秘書楊銀祿找來六號簡報。先是說到總理那裡去，卻直接到了毛澤東住處。江青從毛那裡回來表現出洋洋得意的樣子。她沒有進樓，就到總理那裡去了。江青從總理處回來以後，還是那副高興的樣子。２６日晚上，江青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４個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們通報情況。他們走了以後，江青好像打了勝仗壹樣高興。

　　徐景賢的《十年壹夢》壹書記載了26日晚上在江青住所，江青和張春橋向王洪文和徐景賢談向毛告狀的情況：

　　江青說：“25日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壹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壹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麼搞的，壹直開到主席那兒去了。……”“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張春橋在壹旁補充說。“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準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划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壹期簡報。”

　　1967年2月16日，軍頭們“大鬧懷仁堂”，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向毛澤東告狀，促使毛反擊“二月逆流”；1970年8月24日，軍頭們的“八月順流”，也是這幾個人告的狀。林彪集團不跟毛打招呼，在自己眼皮底下揪文革的堅定支持者張春橋，還有這麼大的號召力，連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這些不是壹方面軍的將領也支持林彪的講話，毛必須扭轉局勢。

　　8月25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各組壹個召集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大發雷霆，他重複了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堅決表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還說：“妳們要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妳們去鬧，等妳們鬧完 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辭掉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提出：停止討論林彪報告；收回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人作出檢查。26日宣布休會。

　　休會以後，壹般中央委員白天遊覽廬山，晚上看電影。但周恩來十分忙碌。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來找吳法憲、李作鵬、康生、汪東興到他那裡開會，周說：“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況搞清楚。”為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調集了各大組的會議記錄，發現吳、李、邱等人在各組的發言內容相似。這說明他們事先有串連。周恩來和康生壹起找吳、李、邱談話，追查他們統壹口徑的情況。還查清了陳伯達編選的、汪東興印發的《恩格斯、列寧、毛離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出籠經過。

　　8月27日，周恩來、康生到林彪處，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壹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還有陳毅跳出來。”林彪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造過謠。8月14日的爭論妳也在場，怎麼是造謠呢？”8月28日，周恩來讓吳法憲作檢討，替“副統帥”擔責任，保護“副統帥”。晚飯後，吳法憲向林彪談起此事，林彪說：“妳不要寫檢討！妳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彪還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壹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話不該講。”

　　8月27日下午4點，陳伯達約吳、邱和李作鵬到他住處談壹談，吳、李、邱對去不去有點猶豫。陳說，是主席讓他找幾個人的。他們去了，談了約壹個小時。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裡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還說：“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我準備妳陳伯達殺我的頭。”臨走時，陳伯達說：“我犯了錯誤，從此中斷聯繫！”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上山，是毛讓他上山的，毛安排李德生回北京替換他。要批判軍委辦事組，讓組長黃永勝留在北京掌握軍隊是非常危險的事。黃永勝雖然在北京，但和廬山上的吳、葉、李、邱天天有電話聯繫。黃還讓軍委辦事組宋誠為他寫了壹個發言稿。黃壹上山，毛就找他談話。毛說：“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妳們要搞他幹什麼？”毛還對黃說：“妳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黃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槍林彈雨我都是跟主席的，都是擁護主席的。” 毛說：“現在問題解決了，不要把問題帶下山去。今後主要是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大家都要執行九大路線，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毛澤東同林彪的談話中也談對張春橋要再看兩年。吳法憲回憶說，8月28日，林彪告訴我：“毛主席和我談了話，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妳。”

　　毛還對黃永勝說：“壹方面軍的幹部不如四方面軍的幹部好。四方面軍的幹部比較謹慎，壹方面軍的人驕傲自大。”關於黃永勝上山後毛還對他談了什麼，黃永勝出獄以後，和他兒子黃正有壹段對話。黃正問：“他跟妳說了些什麼？”黃永勝說：“他要是明說，我倒也會聽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說，就是繞著彎讓我猜。壹會兒講井崗山，壹會兒講幾次路線鬥爭，壹會兒又講文化革命的重要性，還有林副主席怎麼怎麼好，中央文革哪裡哪裡不對，哪裡哪裡對。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倒是猜到壹點點，似是而非。可這樣的事是能靠猜測來處事嗎？萬壹猜出問題就是天大的事！”黃正說：“妳知道了毛澤東要搞林彪，妳就聽他的嘛。”黃永勝說：“他能讓我聽出來他要搞林彪？那不是等於就下指示了？他的話就是在江青、張春橋身上繞，這兩個人又是我最討厭的。張春橋是個叛徒 ，文件我們原先都看過，最後呈到毛主席那裡。我就說：主席，張春橋是個叛徒，妳也知道。該怎麼處理，請明示我。他不講怎麼辦，又把話繞開。”

　　為了了解毛同黃永勝談了些什麼，吳、李、邱在黃永勝住處等到下半夜。黃永勝從毛處回來後，他們壹直談到30日凌晨4點。後來葉群也來了，黃、吳、葉、李、邱商量了幾條原則：壹是各自檢討，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沒有聯繫，檢討不涉及林彪、黃永勝；三是不揭發陳伯達和汪東興，以便保護他們。吳法憲說：“現在周總理要我作檢討。我是副組長，由我來作檢討承擔責任，以保護林副主席。”大家壹致同意吳的意見。黃永勝強調說，壹個是要保護副帥，叫吳法憲檢討自己，不要扯別人；壹個是要保護陳伯達和汪東興，問到自己頭上就實事求是地說。老夫子也是手無寸鐵；山上山下沒有聯繫，山上幾個人的意見是壹致的，不承認我們是壹伙。

　　在休會期間，林彪等毛表態，沒有主動要求見毛。毛卻主動要求林彪找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說，他們犯了錯誤，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就解決了。從28日開始，林彪每天找這幾個人開兩小時的會，只說軍隊幹部要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第二天開會，林彪調侃地說：“妳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妳們為什麼在同壹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壹句話，也沒有主動向毛報告他們開會的情況，只是讓汪東興去匯報。

　　從25日到31日，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們個別談話。他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文字：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壹，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壹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壹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壹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壹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壹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壹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壹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壹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壹些人的當。

　　周恩來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三天以後才寫出來的。9月1日，周恩來將毛的《我的壹點意見》稿送給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個別文字修改，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陳伯達閱。

　　陳伯達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蔣介石“清黨反共”時，即共產黨最危急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當年，中共送陳伯達到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後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1934年以後，他和艾思奇等人發起“新啟蒙運動”，將“五四運動”開創的啟蒙運動的“科學、民主”的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1937年陳伯達到延安。 1939年經毛提名調到毛身邊工作，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實際成了毛的政治秘書。對毛的理論體系的建立作出了貢獻。1948年4月，毛澤東壹行住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被國民黨軍隊察覺。壹天，國民黨的轟炸機飛臨上空，毛正忙碌著。陳伯達把毛喊了出來。毛剛離開，炸彈準確地命中了毛澤東的住地。陳伯達救了毛的壹命。在《我的壹點意見》中，毛澤東把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說得壹無是處，將陳置之於死地，但卻緊緊拉住林彪。說：“我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壹致認為．．．”實際上，這件事毛、林完全不壹致。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陳伯達是壹起的，但把林陳二人切割開來，先穩住林彪和軍隊，把“手無寸鐵”的陳伯達拋出來痛打。毛不僅把林彪從中切割出來，也把與“軍事俱樂部”沒有關係的汪東興等人也切割出來。在廬山會議上，汪東興起的作用比陳伯達大得多，但毛認為他是忠於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團的人。6年以後，汪東興成了抓捕他妻子的主要人物，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周恩來明明知道這場風波是林彪講話引起的，陳伯達只是壹個替罪羊，但他還是按照毛的意圖，極力避免把火燒到林彪身上。他勸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他對吳說：“現在要保護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妳出來作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並給吳出主意說，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的講話“理解錯了”。全會轉入批判陳伯達以後，西南組把矛頭指向了吳法憲，周恩來立即到西南組坐鎮，對凡是涉及到吳法憲的發言，周立即以“主席的指示要重點批陳”為由擋了回去。

　　林彪、葉群上廬山後的頭幾天，葉群還經常給毛家灣留守的秘書們打電話，後來好幾天沒有信息。突然壹天，和林彪壹起上山的李春生打來電話，他說：“首長和主任讓查壹個典故。有壹句古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出在何處？”留在毛家灣的學者楊尚奎查出，這句話的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壞。”毛在講話中用了這句話，林彪、葉群聽不懂，就讓家裡查。廬山出事後，林立果給秘書張雲生打電話，說：“我告訴妳，廬山這裡出事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了壹場大亂子。陳伯達帶頭跳出來，被主席抓住，已經挨批了。主任和李、吳、邱、都在會上作了檢討。他媽的，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車，我從心裡高興，但他媽這個代價太大。連首長的威望也受損失。·····”葉群的兒子林立果、女兒林立衡都稱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親的關係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親。

　　9月4日，毛在他的住處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講話，說陳伯達是托派，是叛徒，是國民黨特務，壹貫追隨王明。但他說：“對陳伯達還要看壹看，如果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 葉劍英突然發言，說：“我看陳伯達的事不能就這樣完了！”毛聽了葉的話，就決定對陳伯達進行審查。9月10日成立的陳伯達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組成。專案組委託葉劍英到福建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廬山會議以後陳伯達回到北京，在飛機上沒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和余秋里的坐位挨著，對余秋里說：“妳在會上說劉少奇把房子讓給了我，這件事妳不大清楚···”話還沒有說完，余秋里板著面孔說：“妳不要說了，就是那麼回事，妳不要說了。”在陳伯達挨批之前，余秋里經常往陳伯達那兒跑，還用手拍著陳的秘書王文耀的肩膀說：“小王呀，伯達同志有事妳常給我打電話啊。”9月5日，在廬山上，毛找陳伯達談了壹次話，回北京後，陳伯達三次求見毛澤東都被拒，不久就被軟禁，1971年“9·13事件”壹發生，他就被關進秦城監獄，從67歲壹直到85歲，18年刑期滿釋放（後幾年是保外就醫）。

　　9月4日，毛同林彪談了壹次話，《毛澤東年譜1049-1976》6卷第332頁講了這件事，但沒有透露談話內容。這應該是影響毛、林關係的壹次重要談話。

　　９月６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其中當然不設國家主席。閉幕式的主席台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消失了。本來穿軍裝的林彪卻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台上，臉色煞白，壹聲不吭。毛澤東在閉幕式上講了話，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時，毛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妳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妳的。妳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妳去當嘛，我是不干。妳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干。妳有啥辦法呀？”毛大講團結：“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所謂講團結是什麼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毛在講話中還出人意料地說這次廬山會議上“二陳合流”，他是指陳伯達和陳毅。四天以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會議公報，對廬山鬥爭的情況壹個字也沒有透露，還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最後的口號是：“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對普通百姓而言，廬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濃霧緊鎖著。

　　9月6日下午，葉群打電話給黃、吳、李、邱，約他們去看望江青。他們壹行到了江青住處，葉群對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麻煩楊秘書，請妳報告江青同志，就說我請求江青同志見見我。妳們做秘書工作的知道不少情況，不怕妳見笑，我是請求江青同志批評幫助的。謝謝妳，楊秘書。” 楊銀祿通報後，江青故意端架子，遲遲不答應會見。見面只有半個小時，江青打鈴叫楊銀祿送客。楊銀祿看見她們二人肩並肩手挽手高興地走出辦公室。在走廊里，葉群對江青說：“江青同志今天見了我，使我很受感動，您對我的幫助，我壹輩子也忘不了。” 邱會作回憶說，江青讓我們足足等了半小時才穿著睡衣下來，邊走邊說：“我歷來是反對陳伯達的，妳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過去妳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今後聽主席的話就是了。主席和我對妳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是壹樣的。妳們主要是上了陳伯達的當。”五人從江青那裡走出來，異口同聲地說：“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緊握手，面面相對，壹句話也沒有說。黃、吳。李、邱到九江機場為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大家合影。林彪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妳們有事多向總理報告。”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壹直等林彪檢討，沒有說出他對廬山鬥爭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間，他在南巡講話中，他才嚴厲地談到廬山會議：

　　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裡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指林彪、陳伯達瞞著毛、周、康——引者注），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壹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壹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壹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林立果對廬山會議上的這場鬥爭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對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是壹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壹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壹個通盤考慮，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裡。”這表明，林彪集團的青年激進派們不僅像他們的父輩壹樣不甘心失敗，還要拋開他們的父輩，採取獨立的、極端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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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從批陳整風到林彪出逃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使毛澤東看到了林彪集團的勢力，看到了這股勢力採取集體行動的那種聲勢。為了扭轉軍人集團尾大不掉的局面，毛從“手無寸鐵”的陳伯達身上下手，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逼林彪集團的幾個人認錯，徹底對他臣服。同時採取“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的辦法瓦解林彪集團。

　　華北會議和改組北京軍區

　　廬山會議“六號簡報”來自華北組，毛既然說“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華北當然是追查的重點。毛將38軍的壹份報告當作“石頭”甩了出來，引出了華北會議。

　　38軍在朝鮮戰爭中被稱為“萬歲軍”。朝鮮戰爭結束以後，38軍駐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年2月15日，軍委電令38軍換防河北保定地區，由沉陽軍區調歸北京軍區建制，代號改為4800部隊。原駐防河北省的69軍調往山西。

　　1967年1月，河北省軍區和69軍在保定地區支左。在全國的“二月鎮反”的潮流下，支左部隊宣布有三萬餘人的“河北省工農榮復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壹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壹總部”）為反動組織，取締了“八壹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抓了1200餘人。38軍換防保定以後，成為保定支左部隊的主體。1967年4月，中發[67]117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各地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為造反派平反。自1967年4月以後，以“八壹總部”平反與否為爭論焦點，保定造反派組織重新組合成“工總派”和“工籌派”兩大派系。較穩健、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得到38軍的支持。

　　38軍與河北省軍區在支左中各持己見，最後導致水火不容。北京軍區站在省軍區壹邊，對38軍的支左持批評看法。保定兩派群眾組織各恃有軍方支持，衝突四起，武鬥不斷。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間，陳伯達在當時的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視察，為省革委會的成立清除障礙。陳伯達在天津支持穩健的“五代會”，使天津比較穩定。他在河北也支持穩健的壹派，就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壓制了38軍支持的壹派。1968年11月，省軍區機關隨省會搬遷，由保定移駐石家莊。1969年２月，北京軍區新任政委謝富治召38軍政委王猛到京，當著鄭維山的面宣布：保定問題由38軍負全責，北京軍區和河北省革委會不要介入。38軍統管保定以後，對兩派都採取了嚴厲的高壓政策，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武鬥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1968年秋保定地區實現了“大聯合”、“三結合”。

　　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挨批，李雪峰、鄭維山因六號簡報受到牽連。1970年12月10日，38軍黨委向軍委辦事組並中共中央報送了《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這個報告說“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說“陳伯達在處理保定問題中，大搞分裂，挑動武鬥，鎮壓群眾，破壞大聯合、三結合”。加在陳伯達身上的這些罪狀是言過其實的。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在38軍的報告上寫下致林、周、康及中央、軍委的批語：

　　此件請妳們討論壹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壹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壹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使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38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

　　1968年3月，楊成武倒台後，由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委會的任務很重。為了解決各省的問題，儘快成立革委會，由周恩來主持做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華東。康生參與內蒙、山西。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後來山西、內蒙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又讓陳伯達負責。這是“陳伯達在華北到處亂跑”的起因。他作為中央領導人，華北的軍政領導人接待並隨同調研，不能說是把陳伯達當“太上皇”。陳伯達倒台了，中央沒人出來說他分管華北的事。中央文革內部的分工又沒有形成文件，毛這樣批示，沒有人敢說事實真相。1970年7月，陳伯達到華北之前，給毛寫了壹封請示信，是毛批準的。7月21日，陳伯達結束華北之行，兩天后，他給中央寫了壹封匯報信。毛在38軍報告上的這個批示與實際情況不符。

　　12月19日，周恩來給毛寫報告說：昨晚政治局討論了主席對38軍報告的批示，大家壹致擁護主席要北京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的建議，認為這次會議應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人要多壹些，時間要長壹些。周還談了這個會議的安排。毛對周的報告當即批示“照辦”，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參加會議。黃永勝、李作鵬同李德生、紀登奎壹道參加這個會議，後稱華北會議。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黃永勝等參加。外賓走後毛把黃永勝留下，批評黃說：“廬山會議發難，妳黃永勝是個頭。妳們辦事組壹統天下，我要打破妳們壹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妳們的辦事組。”毛說的“壹統天下”，是指林彪、黃、吳、李、邱，都是來自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紅雙壹”）。從井岡山開始，“紅雙壹”壹直是毛澤東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又是林彪帶領這些人從東北打到海南島。1949年以後，“紅雙壹”的領導人大都占據了軍隊的主要位置。文革壹開始，毛澤東又是依靠這些人。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聯繫密切，形成了“壹統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勢。毛對此懷著極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來由張國濤領導的四方面軍中尋求幹部，謝富治、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軍的人，成為他打破“壹統天下”、制約“紅雙壹”的力量。

　　1970年12月19日，請假回安徽檢查工作的李德生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要他立即回北京，說毛主席有事情找他。李德生是12軍軍長，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他因對蕪湖事件的處理得到毛澤東的賞識，成為“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4月30日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還兼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2月20日，他壹到北京就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住地見毛。毛鄭重地對他說：“我和恩來商量了，確定妳到北京軍區去擔任司令員。”這說明，華北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就決定改組北京軍區，周恩來參與了改組的準備。毛澤東把改組北京軍區叫做“挖牆腳”。他對付林彪集團採取了三手，另兩手是，“甩石頭”，即拋出《我的壹點意見》和批轉３８軍的報告；“摻沙子”，即派李德生、紀登奎參加由“紅雙壹”獨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為了解決林彪問題，拱衛首都的北京軍區必須完全可靠，毛澤東提前下手，防患於未然。毛澤東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對他們說：“妳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像粘土壹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摻了壹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妳們再派壹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麼樣啊，妳們歡迎不歡迎啊。”

　　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到會的有北京軍區、華北各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華北有關部門負責人共449人。會上首先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學習38軍的報告。除了揭露批判陳伯達以外，還讓李雪峰、鄭維山作自我批評。毛澤東認為這個會“批陳不痛不癢”，同時召開的軍委座談會也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開了壹個月還根本不批陳”，軍委座談會是軍委辦事組主持的。從1971年1月9日起，出席軍委座談會的143人也參加華北會議。周恩來親自主持，會上按毛澤東的調子對李雪峰、鄭維山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華北會議期間，毛澤東又甩出壹塊“石頭”：1971年1月5日，濟南軍區政治部向中央軍委報送《關於學習和貫徹毛主席關於“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1月8日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說：“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壹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壹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軍隊支左以後，權力膨脹，壹些支左人員胡作非為，占用民房、大搞特權，群眾敢怒不敢言。毛澤東這個批示對當時現實有針對性，也是向林彪集團施加壓力。

　　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會議結束前作了講話。他在講話中羅列了陳伯達的壹系列“罪行”，然後列舉李雪峰、鄭維山的錯誤：“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背著中央，同陳伯達勾結在壹起，把他捧為太上皇，擴大他的影響。”“鬧宗派、拉山頭，搞獨立王國，在組織上犯了嚴重錯誤。”“追隨陳伯達、楊成武，打擊和陷害三十八軍”等。周恩來說：“中央認為李、鄭兩同志繼續留在北京軍區和河北省擔任原來的領導工作是有困難的”，他宣布中央決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同志任第壹政委，紀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謝富治同志任北京軍區黨委第壹書記，李德生同志任第二書記，紀登奎同志任第三書記。周恩來這個講話於2月2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6號）發到縣團級。此時，謝富治已病重，1972年3月逝世。

　　李雪峰免職後即被押送至安徽關押審查。1973 年被定為“林彪集團”成員開除黨籍。1982 年才為其平反恢復黨籍。鄭維山免職後被押送安徽部隊農場隔離審查，直至1979 年12 月中央下發《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時平反，1982 年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受李、鄭牽連的還有不少人，池必卿是其中之壹。池必卿本來是華北局書記處書記，“九大”後不久在天津市抓工業，為了打好電子工業基礎（陳伯達主張發展電子工業），1970年他主持“單晶爐會戰”，搞得有聲有色。在這期間我壹直跟著他採訪。後來他突然消失了。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在市常委會上說，池必卿是拿著鄭維山寫的壹個條子到天津的。此後，池必卿沉寂多年，文革後是貴州省委書記，在貴州做了不少好事，退休後貴州人對他的評價很好。

　　批陳整風，毛等待林彪檢討

　　廬山會議結束後，林彪沒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北戴河，在那裡住到九月下旬才回北京參加慶祝紀念活動。1970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毛澤東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門，林彪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還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國慶節後，開始了批陳整風運動。

　　批陳整風，開始壹段時間叫“批修整風”。陳伯達的問題在全黨公開以後，就叫“批陳整風”。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轉發了毛澤東的《我的壹點意見》。這個文件開始發到地、師級，後來傳達範圍不斷擴大。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罪行材料》，指出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的“壹系列罪行”。報刊上把陳伯達稱為“劉少奇壹類騙子”，進行連篇累牘的批判。對普通黨員幹部來說，批陳整風運動只是學習、開會，學習中央指定的馬、恩、列的六本書和五本毛主席著作。開會是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 “唯生產力論”、“唯心主義先驗論”。“唯生產力論”是針對陳伯達為林彪起草的政治報告，“唯心主義先驗論”是指林陳的“天才觀”。在高層，毛澤東和林彪正在暗中較勁。

　　據吳法憲回憶，1970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澤東約林彪到他那裡談了壹次話。在談話中有換掉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的意思，林彪盡力保護吳法憲。從毛那裡回來，林彪對吳法憲說：“過去我不同意妳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贊成妳到毛主席那裡去說壹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的爭論再向主席說壹遍。今後空軍的情況，妳要直接向主席匯報。”吳法憲三次求見毛澤東，毛都不見。從過去的情況看，受到批評的高級領導人壹旦毛不再見他，他就完了。吳法憲把毛拒見的情況告訴林彪，林說：“那就沒辦法了。”吳法憲準備寫書面檢討，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吳法憲的檢討送到了毛那裡，10月14日，毛在吳的檢討上十個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說：“作為壹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軍委辦事組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報告，又是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壹個藉口。”“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我從來沒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壹次反潮流。”毛在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中還說：“我願意看到其他宣講員的意見。”“其他宣講員”是黃、葉、李、邱，毛逼他們作檢討。

　　1970年10月13日，葉群給毛澤東寫信，檢討她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10月15日，毛就在檢討信上寫了很多批語。葉的信中說：“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在“是路線性”下劃槓，寫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葉群信中講到黃永勝、吳法憲1970年8月中旬給林彪和她打電話，反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上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情況時說：“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他們當時是出於熱愛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澤東在“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下面劃槓，寫了“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寫道：“由於自己沒有提到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來認識這個問題，總以膚淺之見勸林彪同志不生氣，和稀泥，力求息事寧人，結果幫了倒忙”。毛澤東在引文和“結果幫了倒忙”壹句下劃槓，寫了“壹個傾向掩蓋另壹個傾向。‘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壹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了。請同志們研究壹下，是不是這樣的呢？”。葉群在信中講到8月24日晚她參加中南組的發言中引用了天才論語錄時，毛在下面劃了槓，寫下了“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討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葉群的信中寫道，“由於自己路線覺悟政治水平低，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毛澤東在“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下面劃槓，並寫：“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麼會去同他鬥爭？”毛澤東在葉群的信上最後批示：“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壹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像對待吳法憲的檢討壹樣，毛澤東將他批示的葉群的檢討信送林彪、周恩來、康生及其他有關領導人閱。

　　拿到毛澤東對葉群檢討的批示，黃、吳、李、邱將毛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比較了壹下，認為“毛澤東對葉群的批評更厲害，批葉群直接關繫到林彪，只不過給林彪壹個面子，沒有點林彪的名。”毛在葉群檢討中提到的“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是什麼？應當是陳伯達起草的、被毛否定了的九大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林彪也有責任。

　　“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在軍隊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1970年11月6日，在毛澤東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屬政治局直接領導。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的單位包括：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紅旗雜誌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工、青、婦中央壹級機構等。組長為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康生有病，後來李德生調往沉陽軍區，中央組織宣傳組就控制在江青等人手裡，實際上就在毛的直接控制之下，成為對抗軍委辦事組的重要力量。中央組織宣傳組所管轄的單位中，壹些重要的單位已經軍管，現在，就從軍隊的控制轉為毛澤東直接控制。

　　毛澤東認為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是壹次路線鬥爭。他既然認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窮追猛打。但是，毛還是希望林彪主動檢討，和緩地解決問題。在批陳整風會議期間，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處釣魚臺請江青照了壹張照片，林彪光著頭拿著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將這張照片題為《孜孜不倦》，署名“峻岭”，發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軍畫報》和《人民畫報》上。這是林彪最後壹張半身免冠照，離“9·13”只有三個月。對此，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解讀。有人說是毛為了麻痺林彪（高華）；也有人說是毛想把林穩住（丁東），江青的秘書楊銀錄是這次照相的當事人之壹，他說，實際上都不是。江青給很多人照過相，有小護士，有周恩來。江青跟陳伯達還照過壹張兩人壹塊的照片。楊秘書但是，他想的是否過於簡單？在激烈的政治搏鬥中，林、江間還有這樣和諧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剛過，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去，說：“妳寫句話掛在葉群臥室”，接著口述：“說到底，壞不到哪裡去。”他想安慰正在發愁中的葉群。這說明林彪的心態是平和的，認為毛澤東不會把他怎麼樣。

　　1971年2月19日，毛澤東對批陳整風運動批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加強了對陳伯達周圍人和事的揭發批判。

　　3月21日，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寫了書面檢討。毛將三人的檢討送周恩來等閱，讓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壹下，給黃永勝等人壹個機會，讓他們在壹定範圍內作檢討。23日，周、康、江三人商量決定開壹次批陳整風匯報會，讓黃、吳、葉、李、邱在會上作檢討。並將黃、李、邱三人檢討送還毛。3月24日，毛在黃永勝的檢討上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3月24日下午，毛約周恩來、康生、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談批陳整風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廬山會議的事就出在沒有調查。同意召開壹次批陳整風匯報會。吳法憲、葉群二人需要重寫檢討。讓周恩來把黃、李、邱的書面檢討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閱。要求在場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車到北戴河向林彪作壹次匯報，時間在林彪看完黃、李、邱的書面檢討之後。親歷者邱會作回憶，毛對他們很熱情，微笑著，說：“早就要請妳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毛說：“中央準備開壹次會，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妳們之中的壹些同志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是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妳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黃永勝立即表示擁護這個決定。雖然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都寫了檢查，可林彪壹直沒有任何表示。毛澤東希望林彪就廬山會議問題表態。

　　毛是讓周恩來壹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書面檢討。讓犯錯誤的人做書面檢討，是毛控制下屬的常用辦法。向他交“檢查”，就是交“認罪書”，就是繳械投降；讓人自己將錯誤記錄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舊事重提。對林彪這樣的人，更需要他作檢討。這是因為，林彪作了檢討，表示林彪集團主帥投了降。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檢討，就掌握了解決林彪問題的主動權:如果在檢討中真心誠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換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況，就為把林彪換下來提供壹個依據。

　　1971年3月29日，周恩來帶領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6個人乘專列到北戴河。他們乘坐的是周恩來的專列，周除了有專列以外，在空軍和民航還各有壹架專機。夜深了，吳法憲從走廊到周恩來處，看到女服務員正在為周剪指甲，周問：“妳怎麼還不睡？”。吳說：“我不知道檢討怎麼寫，想請示壹下總理。特別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寫不寫。”周說：“這不要寫，越寫越複雜。”

　　3月30日、31日，周恩來等人在林彪的住處開匯報會。屋子裡放著暖氣，林彪面色蒼白，毫無表情。周向林匯報了批陳整風的情況。周對林說，中央準備下月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他們幾位也好把廬山的問題在小範圍內向大家有個交待。周還委婉地說：主席建議，請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在會上講幾句話。林彪聽完匯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自廬山會議以來壹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對黃、李、邱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壹次書面檢討”。“絕沒想到”陳伯達問題那麼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林彪還為他在廬山會議上講話事作了辯解，但林彪沒有表示參加會議，更沒有作檢討的意思。

　　4月1日，周恩來壹行到毛澤東處，向毛匯報北戴河之行。毛聽了周的匯報很不滿意，當面指責黃、吳、李、邱，嚴厲地批評說：“妳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妳們自己了！”邱會作回憶說，我們進去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吳、葉、李、邱的檢查。接著談路線鬥爭問題，還說：“妳們幾個人的問題，在我這裡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毛不想同林彪周圍的幾員大將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說的“到了懸崖的邊沿”，實際是指林彪。

　　軍委辦事組的人壹直過不了關。有壹次，邱對黃說：我看現在的溫度（指毛的指責）比山上還高了，“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可能是空話。黃說：完全是空話。他們商議，建議林彪作壹點自我批評。他們向葉群提了這個建議，過了三天，葉轉達了林彪對這個建議的意見：壹，自我批評本來是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式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

　　毛等林彪的檢查，林彪就是不檢查，毛、林之間形成了僵局。林彪認為毛是有意整人，周恩來向毛呈上了關於批陳整風匯報會安排的請示報告，毛批“同意”，林卻壹反以往畢恭畢敬的態度，讓秘書代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還公然寫上“遵囑代寫”四個字。

　　壹天，葉群讓內勤李根清把毛澤東的壹個批件給林看。葉念了毛澤東的批語，然後拿著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動，說：“妳看看，這不是沖著妳來的嗎？”林彪對葉群怒吼：“妳不要在這裡煩我了！妳走，我要休息！” 此時的林彪的心境沒有年初那樣平靜，他煩躁不安了。

　　批陳整風匯報會於1971年4月15日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軍政領導幹部99人。毛澤東特指定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參會加會議。黃永勝、吳法憲作了檢討性發言。會議前7天主要是討論黃永勝等人的書面檢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後幾天是揭發陳伯達，交流各地批陳整風經驗。

　　4月18日，毛指示“會議時間（原定7天））不夠，應延長。”毛在延長中等林彪的態度。

　　開始林彪不回北京來，是特意迴避這個會議，周恩來讓黃永勝每天給葉群打電話。會議中間，王輝球、王秉璋揭發，廬山會議上邱會作到東北組串連與鼓動。這是原來不知道的新情況，林彪怕把事情鬧大，4月19日急忙趕回北京。周恩來給林彪送去會議文件和毛的有關指示，並請林彪在會上講話，林彪表示“堅決不講”，也沒有到會的意思。主持匯報會的周恩來還希望緩和局面，4月24日，他在會議情況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壹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林已回北京還不出席會議，毛豈能屈尊？他表示：“我這幾天不出門。”周的報告中提出：“主席如有新的設想，亦請批告，如能約我們壹談，更所盼望。”毛批示：“可以不要談了。”

　　兩位主角不上台，周恩來只好唱獨角戲。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託，他在會上按毛的調子作總結講話，他在講話共四個部分：壹，會議的過程和評價；二，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陳伯達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三，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的錯誤，是方向路線錯誤；四，今後辦法。周說：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還說：經過會上同志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志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壹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他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周恩來還是和稀泥。

　　批陳整風匯報會壹結束，就趕上了五壹國際勞動節。當晚，天安門廣場照常舉行焰火晚會。出發時間到了，林彪表示請假不去。葉群再三勸說，他仍舊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壹動不動。周恩來來電話催促：“主席已經出發了，請副統帥動身吧，今晚的活動不參加不好。”林彪還是無動於衷。葉群雙膝跪在林彪前哀求：“妳去吧，妳不去，我們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說：“沒有那麼嚴重嘛！”他還是緩緩起身，穿上內勤遞過的大衣，出門乘車了。跟林彪上天安門的內勤小畢說，林彪坐下不壹會兒，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許，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灣。在現場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毛澤東率先走向城樓的平台。他坐在中間圓桌的東首，緊挨著的是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側。林彪靜靜的坐著。毛澤東略略地抬了抬頭，朝對面的林彪瞥了壹眼，又側過臉來和西哈努克說話，仿佛根本沒有看到什麼！林彪帶著壹幅萎靡不振的樣子出現在人們視線里，壹句話也沒有說，和近在遲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甚至沒有看壹眼。5月的天，林彪披著壹件軍大衣皺著眉，雙手抄在袖筒里，壹臉枯寂的樣子。董必武探過頭去，關切地問林彪：“身體不大好？”林彪拉著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著桌面回答：“不好。”······林彪雖然沒有正眼看誰，但他用眼睛的餘光觀察著周圍的壹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相應令人不易察覺地震動壹下。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壹切舉措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對他正眼望壹下。林彪的濃眉顫動過幾次，陰鬱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壹下亮，那裡透出壹股銳氣和火氣。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剎那，他驀然站起，轉身，旁若無人的揚長而去。

　　五月中旬的壹天，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到跟前，說：“下午總理要來，妳找壹張大紙寫幾句話貼在這裡。”他走出客廳，指著客廳門口南側的牆壁說：“這裡。”接著口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戰爭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說完，林彪用雙手比劃了壹個大圓圈：“字要寫得大壹點。”林彪想通過周恩來向毛傳達什麼信號？

　　林彪堅持不認錯，卻給毛寫了壹封信，向毛提出了條件。“9·13事件”以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清查林彪住處毛家灣時，發現了這封沒有發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寫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內團結和相當於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我要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現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並盼主席能找總理談壹談，由總理採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後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後（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塗的人和冒險家採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紊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到了以下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壹，實行“四不壹要”的做法。即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壹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後，現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評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對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壹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壹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或相當於中央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令，如果他們藉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令，則其本人應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決不可託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華北、山東各派壹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第四，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以調往別處，換壹個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我想，為了防止萬壹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

　　關於第壹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布，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複向士兵傳達壹次，十年不懈。十年後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幹部。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儘可能免除副作用的發生。

　　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麼時候有時間，請約我壹談。

　　此致

　　敬禮

　　?

　　吳忠說：信寫完了以後放了三天，林彪考慮不送了。林彪和總理說過此事，總理說：有這個必要嗎？李根清回憶，這封信是林彪向秘書於運深口授的。於運深把信稿交給李根清，讓李謄清後送林彪簽發。後來，這封信始終沒有交給李根清通過機要渠道送發。

　　怎樣解讀林彪的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體不好，已經精疲力竭，想找壹個台階下來？“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至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在中共的路線鬥爭中，高層領導人沒有退出機制，這是不是為他自己設計的退路？林彪要退下來，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護：“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壹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林彪“ 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換壹個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把自己指揮過的部隊調離首都，這是向毛澤東表示，我已“解除武裝”了，妳可以放心了。

　　周恩來不讓將此信送到毛那裡，可能認為毛是不會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壹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令林彪陪同。林彪開始說出汗不能去，毛執意要林去，林彪還是不想去。後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在會見時賓主剛剛寒喧完，林彪隨即退出，壹人枯坐在大廳的角落裡，壹直到會見結束。這是毛、林這兩位“親密戰友”最後壹次見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來、熊向暉等人，在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後到毛處匯報。熊向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曾經多年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此時的熊向暉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毛撇開中美關係這樣的大事，卻關心黃永勝在總參謀部的表現，他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回答沒有。那“五個大將”的檢討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壹級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壹下茶几，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周恩來當時以自己歷史上也犯過錯誤打圓場，毛說：“那個不同。妳犯錯誤是陽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毛這裡不僅是指出林彪問題的嚴重性，更是拉攏周恩來。在同林彪的鬥爭中，必須讓周站在自己這壹邊。

　　7 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後壹個多月中，林彪、葉群在毛家灣住地搞起了裝修。林彪本人則因毛家灣大興土木，搬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居住。此外，林彪、葉群還加緊籌辦兒女的婚事。這是林彪沒有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迷惑毛的假動作？

　　1971年8月3日，葉群回北京，因醫生懷疑她有乳腺癌，找醫生檢查身體。來前向周恩來請示，是經周同意的。檢查結果排除了癌症。8月6日，葉群向毛的秘書打電話，報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況和準備很快回北戴河去，請秘書代她請示壹下，看毛主席對她有什麼指示要交待。按過去的作法，這是要見毛澤東。但這次等了兩天，毛那裡沒有動靜，她被毛拒絕了。葉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葉群在京期間，黃、吳、李、邱到毛家灣探視。

　　毛澤東南巡，將火直接燒向林彪

　　在批陳整風中毛把林彪切割出來，批陳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檢查，徹底臣服。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檢查沒有觸及林彪，批陳整風運動也沒有追溯到林彪那裡。林彪絲毫沒有認錯的意思，毛澤東徹底失望，他安排了從組織上解決林彪問題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國慶前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確定由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三人組成籌備小組。這個小組由林彪反對的張春橋主持，林彪集團的幾個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南方視察。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工作，並準備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帶了壹個中隊100多人隨行保衛。每人兩枝槍，壹只手槍，壹枝步槍，還有機關槍。毛在南巡中雖然講“對犯錯誤的同志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但林彪集團的人反應很強烈。吳法憲事後認為，“他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作準備。”

　　8月16日，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周向林通報，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周的通報，進壹步給林彪增加了壓力。

　　毛澤東南巡主要是向領導幹部打招呼，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統壹思想，防止各地高級幹部跟著林彪走，以免再出現二中全會上的情況。

　　８月１６日，毛到達武昌，住東湖客舍。直到27日離開。當天就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談話，17日同河南軍政領導人劉建勛和王新談話。25日同華國鋒談話。汪東興等參加了這些談話。離開武昌前跟劉豐談話說：“全國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軍隊了。我光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我就不相信。”

　　８月２７日到達長沙，住到31日。毛在長沙談話到會的有：華國鋒、韋國清、汪東興、丁盛、劉興元、卜占亞。毛和在場的人壹起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軍政領導人“壹切行動聽指揮”。

　　８月３１日晚到達南昌，毛在在南昌談話到會的有：許世友、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楊棟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對毛說：空軍周宇馳兩次到南昌，讓江西仿造水陸兩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談了林彪、葉群的壹些問題，要他不要同林彪壹家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毛若有所思，沒有講壹句話。，９月3日凌晨到達杭州，毛在杭州談話到會的有：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白崇善。毛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談話中，感覺到陳沒有講真話。

　　9月8日晚，毛提出轉移專列停放地點，9日凌晨，專列從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壹條支線上。

　　9月10日下午4時，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駛向上海。離開杭州前，讓汪東興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讓南京的許世友到上海，準備同他們談話。晚10點前到達上海虹橋專用線，因許世友不在南京，沒聯繫上，毛說等許來了壹起談。

　　11日上午10時，毛在專列上同許世友、王洪文、馬天水談話。12點30分專列離開上海，經濟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濟南讓汪東興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臺支線開會。

　　９月１２日下午1時10分，毛的專列抵達北京豐臺，在車站支線找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汪東興在場。毛先講中共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接著談到廬山會議。吳德記憶中說，整個談話的內容，總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壹點意見》上的內容。他記得最清楚的有兩點：壹點是要搞唯物論，不要搞唯心論；另壹點是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吳德意識到陳伯達後面還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談話結束時，陳先瑞還高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壹路下來，毛到底談了些什麼呢？

　　他說：“希望妳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他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壹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他說：“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麼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他講了中共歷史上的路線鬥爭，他說，歷次路線鬥爭中企圖分裂黨的人都沒有得逞。他把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放在中共歷次路線鬥爭之後，說：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壹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麼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毛澤東對劉豐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上這個問題要講清楚。”“在廬山會議以來，有的人壹句話都沒有說，大人物不開口，其他人即使講，也是講無關重要的問題。”

　　在南巡講話中還說： “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這把林彪和歷史上犯路線錯誤中“為首的”放在壹起了，雖然說“對林還是要保”，但說“改也難”，不抱希望。他在談話中直接批評林彪：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壹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壹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壹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壹個呢？什麼“頂峰”啦，“壹句頂壹萬句”啦，妳說過頭了嘛。壹句就是壹句，怎麼能頂壹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壹次就算講了壹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壹句頂壹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壹個人嘛。

　　毛澤東表示了他繼續鬥爭的決心：“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他說華北組六號簡報“是壹個反革命簡報”，“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妳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他說的黃永勝，實際就是指林彪。他還批評，在林彪領導下，軍隊“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毛澤東說：“我壹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裡，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他在長沙對廣州軍區領導人劉興元、丁盛說：“妳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怎麼得了呀？”

　　毛澤東南巡，壹路走壹路談，越談越嚴厲。對林彪，從旁敲側擊到公開點名，從簡單說說，到把問題越說越大。原先毛還說“對林彪同志要保護”，說只是對廬山的事“負壹定的責任”，後來這個話不提了，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分裂”、“不光明正大”、“陰謀詭計”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斷派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恩來，讓他了解最新動向。周恩來知道毛林間的壹場惡鬥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對手。他審時度勢，由原來的和稀泥轉而堅定站在毛這壹邊。雖然在九大以後中國怎麼走的問題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壹致的，但他沒有站在林的壹邊。專門研究周恩來的高文謙說：周是從來不站在失敗者壹邊的。

　　?

　　8月底到9月初，吳法憲連續給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的行蹤。掌管飛機的吳法憲知道毛澤東到了什麼地方，專機接了誰，但不知道談話內容。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經毛同意，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召開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大會，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偷偷在香煙紙上作了些記錄，9月5日晚上，顧同舟和於新野在電話上講了劉興元的傳達，但沒有提到直接與林彪相關的內容。此間，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武漢，從劉豐那裡得知毛談話的壹些內容。李作鵬9月6日回北京同黃永勝談起此事。當晚，黃永勝就電話告訴了葉群。9月6日壹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下午駕直升機帶著15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讓顧同舟再整理壹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顧同舟向王璞借來傳達記錄本，親自動手，連夜整理出長達50頁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專機送到北京。

　　?“小艦隊”紙上談兵

　　在毛向林彪集團步步緊逼的時候，林彪還是蟄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認錯以外，抱著壹種消極態度。據知情人說，林彪得知毛南巡講話以後,最初的想法是什麼也不做，哪裡也不去,擺出壹副坐等挨整的架勢。9月11日12點30分內勤聽到林彪對葉群說：“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裡，壹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林彪這種態也許是壹種較好的選擇。從力量對比上，他不是毛的對手。他不是說“大不了是彭德懷第二”嗎，如果他消極挨整，只不過是挨批，下台養病。憑他的戰功，日後會給他相當的地位，不致於落到全家死無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極等待挨整的時候，他的老婆葉群和兒子林立果卻不甘心失敗。年輕氣盛的林立果認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對他姐姐林立衡說：“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壹線希望！”林立衡阻止他冒險。

　　葉群是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擔任科長，1942年林彪從蘇聯返延安後和葉群結婚。葉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讀書，有較高的悟性。毛澤東讓她代替林彪參加政治局會議。林彪身體不好，事事依賴葉群，也相信葉群的判斷能力。她控制著林彪的信息來源，她給林彪的講話和批示文件“把關”，防止林彪的意見“走火”。她以林彪的名義聯絡親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壹樣，葉群是軍委辦事組也是說壹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軍羽翼漸豐，憑藉他是林彪兒子的地位，目空壹切。他認為廬山會議上的失敗是老軍人無能，他要擺脫這批老軍人另起爐灶。在林立果還沒有當作戰部副部長的1968年，根據王飛和周宇馳的提議，王飛、周宇馳、林立果等成立了壹個“調研小組”，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合小艦隊”的雛形。“小艦隊”這個詞，本來是空軍黨委辦公室壹些人聊天的時候壹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壹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後，空軍有25人被認為是林立果“小艦隊”的人，關進了秦城監獄）。面對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狀況，林立果決心破斧沉舟，奮力壹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密謀對策。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和平過渡，被人搶班，自己提前搶班。最後傾向是提前搶班。“提前搶班”有兩個辦法，或是把張春橋壹伙搞掉，保持“首長”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或是直接謀害B-52（他們用作毛澤東的代號）。但B-52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儘可能不這樣干。他們商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讓空四軍組建壹個“教導隊”　�幦　昂推竭^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最後又討論了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壹個“571工程”紀要。這個紀要還沒有成形，只是於新野記錄在壹個筆記本上，看來是壹個討論稿。 “9·13事件”以後十多天，這個筆記本才在北京他們的壹個據點找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沒有看過“571工程”紀要，林彪、葉群是否看過不得而知。這個紀要把黃、吳、李、邱的軍委辦事組定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見，沒有讓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參與武裝起義。“571工程”紀要有9個部分：（壹）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是對形勢的分析。說廬山會議以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說：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他們分析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時寫道：“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紀要還說，毛“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壹小撮，明天壹小撮，加起來就是壹大批。”“他是壹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在他手下壹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紀要提出的口號：“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壹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571工程”紀要中的壹些內容壹針見血，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當時我聽傳達時，會場壹點聲音也沒有，人們屏住呼息靜聽，會後人們默默走出會場，不敢評論。“571工程”紀要表現了青年軍人的銳氣。但是，其中也表現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樣，這份文件是對社會現實深刻的批判，是抨擊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最強音。林立果祭起反對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旗幟，準備採取“刺秦”的行動，“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這反映了當時中國壹些人的意願，“天下苦秦久矣！”

　　?“571工程”紀要說：“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利用上層集會壹網打盡”，“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壹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

　　9月6日，“小艦隊”得到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加緊了行動策劃。事後的官方文件說，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9月8日晚上21時48分，林立果與劉沛豐等人從北戴河飛回北京，密謀刺殺毛澤東。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這壹天，林彪派人給江青送了壹筐四個西瓜，放在釣魚臺10號樓的前廳。12日江青要到頤和園去玩，叫服務人員帶上西瓜。江說：“我請大家吃海南西瓜，這是林副主席送的！”還說：“把中間那個瓤拿出來，外面那壹層妳們吃啊，我吃中間那個芯。”毛的南巡講話9月6日就傳到林立果手裡，林立果已經布置“刺秦”行動，送西瓜是為“刺秦”行動作掩護，還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刺秦”活動？江青12日游頤和園，說明她不知道當晚將發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對她來說是突然的，可能對所有人來說也應該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凌晨，林立果分別在空軍學院和西郊機場工字房召集“小艦隊”成員開會，參加人有周宇馳、江騰蛟等人。會上商議謀殺毛澤東的辦法：壹是用火焰噴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車；二是調壹○○高射炮平射打火車；三是要王維國乘主席接見時動手。後來周宇馳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辦法”，即在鐵路、橋梁上放炸彈；“把碩放機場的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乘混亂之際動手”。但是，在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都被壹壹否定。在束手無策時，他們把原來在林彪辦公室工作過的、時任洛陽步兵師政委的關光烈叫來，希望得到他的幫助。9月10日晚上，關光烈乘10次特快列車到北京，周宇弛給關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的豎寫的，而是橫寫的），提出調兩個營攻打釣魚臺，調壹個噴火連到上海。關光烈說：“別說壹個連，壹個排也不行。個人無權調動部隊，除非軍委下命令。而且調動部隊手續很多，壹級壹級上報，申請火車皮，由軍運部門調撥，才能坐上火車。”林立果說：“冒充軍委下令呢？” “呼號頻率不壹樣，還要配密語，更不好辦。”看來確實不行了，林立果決定，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餘地了。

　　12日19點30分，林立果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準備次日早晨直接飛到廣州。行前，他把王飛等召集到空軍學院讓他們作南逃廣州的準備。

　　晚8點，周宇馳到空軍學院，他對等候在那裡的王飛、江騰蛟、於新野、李偉信宣布：首長決定，立即轉移到廣州，到那裡另立中央，實行割據。周宇馳對他們說：明天上午8點鐘林彪等從北戴河直飛廣州，北京的這些人明早7點鐘起飛，用林彪名義通知黃、吳、李、邱上飛機，如果不願去，就強迫他們上。他們還安排壹架伊爾18飛機到上海江灣機場，接上海小組到廣州。他們沒有想到，周恩來已經控制了飛機，南逃廣州是閉門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議論的武裝起義的計劃，都是不著邊際的空想，被指定的執行者都退縮不干，最後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紀要,只是紙上談兵，紙上也是壹個草稿，根本沒有行動。在“9·13事件”以後的長時間嚴格的清查中，沒有找到他們行動的實物證據。九大以後的林彪雖然不願意跟毛“繼續革命”，很難說他有“刺秦”的意圖。如果林彪也參加了“刺秦”行動，以他的軍事才能和他在軍隊裡的影響力，也許是另壹種結果。直升飛機上迫降後俘獲的李偉信在審判林彪集團法庭作證：“571工程”紀要“這事與首長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劃。”首長是指林彪。學界壹直懷疑李偉信的證詞。

　　既然“小艦隊”沒有採取危害毛澤東的實際行動，即使毛澤東的信息再靈，他也不會得到他將遭到謀殺的信息。壹些著作濃墨重彩地描繪說毛如何機警地躲過了林立果的暗殺，都是為了“坐實”林彪集團“搞反革命政變的罪行”。其中壹些細節都是出自汪東興，難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東興的敘述中，毛躲過暗殺的行動，都是汪東興實施的。

　　不過，在與林彪這個龐大的軍事集團處於尖銳對立的情況下，警惕性極高的毛澤東當然有所戒備。

　　9月10日下午4時左右，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駛，晚10點前到達上海，依靠在飛機場附近的支線上。毛卻沒有下車，讓上海市的黨政軍領導王洪文等人到火車上來談話。

　　9月11日上午10點，毛與許世友、王洪文在專列上談話。到吃飯時間，毛澤東說，我今天不留妳們吃飯了。王洪文妳請客，陪陪這位老將軍喝幾杯酒，妳們都去，我在這裡等候妳們。他沒有等候許、王，12點30 分，專列離開上海。

　　18點35分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專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檢修，僅用了15分鐘，便又啟動了。從上海乘飛機趕回迎候的許世友，沒有讓他上車見面。

　　9月12日凌晨5點，專列到濟南。毛讓汪東興給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等到豐臺站。毛澤東專列從濟南開出後，7時40分抵達德州，停車20分；11時15分抵達天津西站，停車15分。

　　12日中午1時10分，專列在豐臺站停下。毛同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到3點多鐘。毛不進直接進北京，他對北京的安全狀況還沒有把握。談話結束後，毛讓李德生留下，鄭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從38軍調壹個師到北京郊區南口。第二天，按照調兵程序，周恩來與黃永勝、吳法憲、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完成了這個師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點零5分，專列到達北京站，毛乘汽車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這關鍵的兩天“小艦隊”是怎樣活動的呢？請看魯珉的回憶。魯珉，1952年12月5日，在朝鮮戰場上打下了美軍飛機F-86（佩刀式），成為戰鬥英雄。“9·13”前夕是空軍作戰部長，他回憶了那兩天的幾個關鍵時刻：

　　1971年9月11日晚約8點半，我被江騰蛟用汽車拉到西郊機場的平房裡。林立果看到我就說：現在要進攻啦，副統帥有令，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周宇馳拿出壹張硬白紙，林立果遞給我。我看到的是用紅鉛筆寫的“按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林立果說，現在的情況很緊張，馬上要開三中全會，全會壹開，林副主席就不占優勢了。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讓魯部長的第二次進攻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壹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

　　魯珉對他們說：我空戰次數不少，可沒有在陸軍幹過，對炸藥從來沒有擺弄過，甚至連看也沒有看過。有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呢？這是魯珉的託詞，聽說要謀害毛主席，他頭都炸裂了。但在那幾個佩槍者面前，他不能說“不”。

　　討論沒有結果。於新野傳來壹個電話：毛主席已經離開上海。林立果便倉皇宣布：情況有變化，今天的議論全部作廢，就當沒有發生什麼事，什麼話也不能傳出去，不然就會殺頭。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魯珉害怕了，想辦法擺脫林立果等人。當醫生的妻子想出了辦法。當時正流行“紅眼病”，用濃鹽水、過期金黴素抹在他的眼上，壹會兒雙眼赤紅，住進了空軍總醫院。

　　但他沒有擺脫。9月12日晚8點多，王飛電話通知他：立即到辦公室來，有重要文件傳達。（林立果已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魯珉按王飛的要求到了辦公室，見氣氛十分緊張。王飛說：“時間已經很緊迫了！林副部長已經到了北戴河，來電話要我們立即組織壹批可靠人員，護送黃、吳、李、邱幾位首長，明天由西郊機場起飛，去廣州。現在的任務是，立即擬好名單，編好組，做好壹切行動準備！”於新野在旁邊記錄，逐個核對名單，分別編組，記下名字。第壹組王飛、魯珉等23人，共6個組。

　　大約晚11點鐘，壹個電話傳來，王飛臉色煞白，他慌裡慌張、語無倫次地說：“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大家趕快回家睡覺！”原來是周宇馳來的電話，說：“暴露了，不搞了！”原來是南下廣州的飛機被周恩來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裝起義”簡直是兒戲。

　　林彪葬身溫都爾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謀害毛澤東不成，就到廣州。9月12日下午4點多，周宇馳讓胡萍安排6架去廣州的飛機。當晚7點，胡萍通知34師副政委潘景寅，要他親自駕駛三叉戟256號，當晚送林立果到山海關機場。潘景寅讓給飛機加油16噸，實加15噸，比平日飛行多加了3噸。到廣州的6架飛機，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點40分，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號飛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關機場。晚8點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9點左右，他們就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領導人休假地的96號樓。

　　這時的北戴河，正在為慶祝林立衡和張清林的訂婚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賀之後，就到葉群臥室同葉群密談。大約晚10點，林彪、葉群、林立果壹起密談。林立果此時和林彪談了些什麼，是決定林彪下壹步行動的關鍵。如果林立果將他策劃並實施的“刺秦”行動失敗的情況告訴了林彪，林彪肯定會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可能當第二個彭德懷了，他的下場比劉少奇還慘！所有的歷史資料都沒有林家父子在這個關鍵時刻的對話（林立衡說，她讓內勤偷聽，隱隱約約聽到了林彪說“我是個民族主義者”，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內關門密談，能聽清多少？）。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說在這之前林立果可以瞞著他父親；現在“刺秦”行動已經失敗，情況萬分危急，他必須如實告訴父親，必須和父親商量對策。南下廣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對策，他已就此對策向周宇馳等作了布置。然而，毛南巡講話的內容已傳到林彪那裡，知道廣州軍區已將毛的講話傳達到師以上幹部。廣州軍區能不能支持他們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廣州軍區支持另立中央，在強大的毛澤東面前，也維持不了多久。在作戰中力求十拿九穩的林彪，應當不會同意南下廣州的。他們的決策十分困難，逃跑是唯壹的決策。跑得越快越好！

　　?“刺秦”失敗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帶回的消息對林彪來說是突然的。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決定是倉促的。毛澤東的接班人逃跑，絕大多數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的官兵）是不可思議的事。“9·13事件”是突發事件。當然，這個突發事件是醞釀已久的。

　　9月12日晚，林立果告訴林立衡馬上去廣州（這是在和林彪、葉群密談之前）。林立衡決定馬上報告警衛部隊。她來到8341部隊2大隊駐地58號樓，找到大隊長姜作壽、副團長張宏，說：“葉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飛機已停在山海關機場。”要他們立即向中央報告。22點20分，張宏打電話給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辦副主任張耀祠，張耀祠立即報告汪東興。汪東興馬上打電話告訴在人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9月12日晚9時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在北戴河負責林彪警衛的領導電話報告，說林彪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裡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過了壹會兒，又接通到報告說：“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乘專機從北京來，這架飛機就停在山海關機場。”周恩來的電話通常都由紀東接，此時周恩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紀東他在中南海西華廳周的辦公處值班。23點多鐘，張宏給張耀祠打電話說：“林立果、葉群正在商量要挾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還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張耀祠副團長報告，保衛好毛主席。”林立衡沒有向張宏說“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這句話，張宏不可能擅自加這句話，這可能是張耀祠把當時的猜測寫成了事實。周恩來知道林家母女關繫緊張，怕林立衡把家庭糾紛摻進來。但周恩來還問吳法憲，是否知道有架飛機飛到北戴河去了？吳法憲說不知道。周讓吳法憲查證。汪東興通過張宏了解到，山海關機場的確有壹架飛機。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的機場，晚11時整，周打電話向海軍政委李作鵬查問，李作鵬晚11點5分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明後回報了周恩來：的確有壹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李作鵬回電話是紀東在西華廳接的，他向周轉告時周只說“知道了”，紀東從電話中感到，周沒有回到會場，壹直守在電話旁邊，這是很反常的。

　　吳法憲向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查證，胡萍說，是壹架剛改裝好的三叉戟，試飛山海關。周恩來立即指示：“這架飛機立即飛回北京，飛機上不准帶任何人。”胡萍立即將周恩來追查飛機事告訴周宇馳，並要他轉告林立果。還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周恩來追查飛機的事，還統壹口徑，說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飛不回來。周恩來聽說飛機有故障後，讓他們修好後立即飛回，不准帶人。

　　晚11點30分左右，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問林副主席身體好不好，葉回答說很好。周問葉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專機，葉開始說不知道，停了壹會，她又說：“有壹架專機，是我兒子坐來的。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要上天轉壹轉。”周又問：“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回答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裡天氣有些冷了。”周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說：“晚上不飛，明天天氣好了再飛。”周說：“別飛了，不安全，壹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周恩來進壹步試探，對葉群說：“需要的話，我到北戴河看壹看林彪同志。”葉群急忙說：“妳到北戴河來，林彪更緊張，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周恩來從葉群說話支支吾吾、前後矛盾中斷定，北戴河那裡的確出了問題。他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對這架飛機作出安排。李作鵬記錄下四點：第壹，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第二，他要飛夜航，妳就告訴山海關機場，等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我的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妳的指示才能飛行；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11點35分，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傳達總理命令：“這架飛機要聽總理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壹人指示放飛才能起飛。”13日零點6分，李作鵬再次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重申四人中壹人指示才能放飛。周恩來後來說，他指示周、黃、吳、李四人壹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後來李作鵬為自己辯解說，是他將總理的電話理解錯了。

　　周恩來的追問三叉戟飛機，還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這使得林立果、葉群方寸大亂。晚１１點４０分，葉群對李文普說：“快點調車，越快越好。”葉群又對李文普說：“快點吧！什麼東西都不能帶了，有人要來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妳快去調車。”林立果又對李文普說：“老李，快點吧！有人要來抓首長。我給周宇馳打個電話，妳在這裡看壹下。”他通知周宇馳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

　　晚11點50分，警衛秘書往96號樓（林彪住處）調車，現場壹片混亂，葉群披頭散髮，林立果跑來跑去，劉沛豐手上提了4個提包十分著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兩個皮包走到外邊。楊振剛把車開上來，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李文普壹壹登上了大紅旗轎車。林彪汽車跑出約200米，李文普急叫停車，並從車裡出來。這時連響兩槍，李文普左上臂負傷。晚11點55分，汽車離開96號樓直向山海關行駛。

　　零點22分，林彪汽車高速駛入機場，停在三叉戟飛機左後方。葉群第壹個下車，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林彪第二個下車。他們急急忙忙跑到飛機艙門下，順著駕駛艙的工作便梯壹個個地爬上了飛機。佟玉春此時剛從場站調度室奔向專機，正要向機長潘景寅傳達不准起飛的命令，但沒有見到潘，便告訴了正在停機坪給調度主任打電話的機械師邰起良。邰聽後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槍督迫邰最後上的飛機。飛機緊急啟動，強行滑出，右機翼的端部碰在還沒有完全離開油車頂部的把柄上，刮壞了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隨後乘吉普車趕來的8341警衛部隊的人，還沒有來得及採取有效的阻攔飛行的措施，飛機就緊急起飛了。零點32分，在起飛條件不充分的情況下，飛機在黑暗中強行起飛。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等機組人員都沒有上飛機。

　　山海關機場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三叉戟256號飛機強行起飛了。李作鵬立即打電話告訴周恩來。周讓李作鵬查飛機的航向。李作鵬向機場詢問以後電話告訴周恩來：航向西北。這時已是13日零時55分。周恩來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的雷達監視這架飛機，並要調度員向這架飛機呼叫，要林彪等飛回來，告訴他們：“不論飛機在何處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但飛機上壹直沒有回答。

　　9月13日零點32，汪東興分別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林立衡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說飛機已經起飛了。汪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大會堂到主席那裡，我從中南海南到主席那裡，我們在主席那裡碰頭。”他們兩人幾乎是同時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匯報。

　　周恩來、汪東興向毛匯報時，吳法憲來電話請示：飛機已經飛了30分鐘，即將進入內蒙古，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毛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1點55分，林彪的飛機越過中蒙邊境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漸漸在雷達的屏幕上消失了。由於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襲，經周恩來安排，毛從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會堂118房間暫住。

　　為了防止再有飛機外逃，防止有人調動飛機來危害中央，周恩來和毛商量後下了禁飛令：從現在起，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黃總長、吳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壹架飛機都不准起飛。1點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達完畢。周恩來派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跟蹤；派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派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從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說：“廬山會議第壹次全會上第壹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去了！妳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下午，周召集副總參謀長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人到人大會堂新疆廳參加政治局作戰會議。他鄭重地說：“我現在考慮的第壹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還是打仗！”周恩來擔心林彪出逃到蘇聯以後，蘇聯乘機進攻中國。

　　在下達禁空令的同時，又向全軍發出命令，全軍進入壹級戰備狀態。周恩來要海軍艦隊和各地空軍直接聽各大軍區指揮，讓陸軍進駐重要機場。這樣就把海軍司令部和空軍司令部的指揮權解除了。這是出於對吳法憲和李作鵬的不信任。

　　周宇馳接到林立果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的電話後，帶著34師直升飛機大隊副大隊長陳士印到北京沙河機場，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騙了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於13日凌晨3時15分劫持了3685號直-5型直升飛機。凌晨3點15分，北京沙河機場緊急報告：飛走了壹架直升飛機。機上有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和副駕駛員等5人。周恩來下令，派飛機攔截，迫降。不聽就打下來。直升飛機飛到張家口上空時，駕駛員陳修文覺察他們要逃跑，就想往回飛，周宇馳察覺後，用槍逼迫他繼續北飛。陳修文東轉西繞，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9月13日6點47分，在懷柔縣沙峪迫降。陳修文被周宇馳開槍殺害。北京衛戍司令吳忠命令警衛三師派出機械化部隊包圍現場，同時發動民兵包圍。周圍群眾和民兵聽到直升飛機降落聲和槍聲從四面八方趕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從飛機上下來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盡停下來，發現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壹，二，三”同時開槍自殺。周宇馳和於新野自殺死亡，李偉信抬高槍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虜，被俘的還有陳士印。

　　9月14日中午12時20分，外交部收到駐蒙古大使館特急電報：今天上午8點，蒙古副外長約見中國大使許文益，通知有壹架中國飛機於13日凌晨2時30分左右，在蒙古境內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議。後來得知飛機墜毀的地點是東經111度17分、北緯47度41分，壹個叫溫都爾汗的地方。下午兩點，周恩來的秘書紀東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電話：“外交部收到我駐蒙古使館的特急報告，要送總理。”不壹會兒，王海容到人大會堂北門，將壹個大牛皮紙信封交給紀東。紀東交給周。紀東在現場觀察到：“開始，只見總理眉頭緊皺，隨著目光在文字間移動，臉上的神情逐漸舒展開來。他拿著報告的雙手微微顫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妳看，摔死了！摔死了！’”周還對紀東說：“我要到118號房間主席那裡去報告，妳也跟著我。”說完，周恩來換了衣服，帶著紀東和高振普向大會堂118號房間毛住處走去。紀東和高振普在走廊等著，20分鐘後，總理回來了，紀東看到他步履輕鬆多了。

　　在三叉戟飛機上9 人全部死亡。他們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楊振剛（林彪專車司機），潘錦寅（機長），李平（主管機械師），邰起良（特設機械師），張延奎（機械師）。從壓在屍體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9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燒死的。

　　9月14日傍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了林彪等機毀人亡的消息，在會上分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

　　整整三天三夜，73歲的周恩來只睡了三個小時。得知林彪摔死以後，政治局委員們集合在人大會堂福建廳，會場壹片輕鬆。周恩來說，要好好吃壹頓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舉杯歡慶。還破例喝了茅台酒。短暫的輕鬆以後，周恩來卻當著李先念和紀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最後還說：“妳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紀登奎和高文謙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國思想不同，經濟建設的思路也不同。毛、周的不同會怎麼樣呢？林彪死後，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輪到他和毛髮生摩擦了，所以說“還沒有完”。

　　張春橋聽到周恩來宣布林彪死亡以後，親自到外邊服務台拿來壹瓶茅台酒和幾個酒杯，笑嘻嘻地對大家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干壹杯!”他給每人斟了壹杯酒，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做好工作。”

　　9月17號，黃永勝在西山前敵指揮部，他站起來對著牆上巨大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軍用地圖，憤憤地大聲說：“跑什麼跑？！真是害死人呀！”黃永勝認為林彪出逃是下策，還要牽連很多人。在以後的揭批運動中，壹大批軍隊幹部被清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成員都判了重刑。軍隊幹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為了減小林彪出逃對社會的震動，這個文件先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幹部，9月28日傳達到地師級，10月6日，通報到縣團級。

　　?“9·13”事件迷團重重

　　雖然中共中央對“9·13”事件作了結論，但是很多疑團沒有解釋，壹些重大問題存在爭議：

　　第壹，林彪是否參與了謀害毛澤東的軍事政變？

　　官方認為，林彪參與了謀害毛的政變，證據是他親筆寫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 林彪 9月8日”。

　　壹些研究者認為林彪沒有參與政變。“九八手令”是別人摹仿他的筆跡寫的。林彪簽發的文件不少是讓別人用他的筆跡代簽的。林立果、周宇馳都曾練習過林彪的字跡，毛家灣也有人練習過。事後發現“九八手令”有三個：第壹個是9月13日清晨，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被周宇馳撕碎的紙片。經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紅筆寫著：“盼照……宇馳同……的命……林，九月八日。”是豎寫的。寫在壹張16開白紙上。第二個手令是9月16日，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等在北戴河的96樓清理出壹張32開大的白紙，上面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九月八日。”第三個手令林立果給關光烈看的，是“橫寫的”。林彪不可能寫三個手令，摹仿者多寫幾張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裝政變為什麼不動用軍委統帥部的指揮機構？為什麼不動用他的親信黃、吳、李、邱？林彪是大軍事家，在他指揮的戰爭中總是十拿九穩，務求必勝，林立果等搞的那壹套像兒戲，和林彪作戰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動出逃還是被葉群、林立果挾持？

　　主流意見認為，林彪是主動的出逃的。林立果“刺秦”失敗，匆忙來到北戴河。他們都知道，出逃是壹條生路。如果能在廣州抵抗壹陣，也許有點希望。但周恩來已下禁飛令，廣州去不了了，國內已無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這壹行動將使他壹世英名毀於壹旦。在進退兩難的抉擇中，最終考慮壹家人的生命，還是順從了葉群、林立果的意見。

　　李文普回憶：大約23點以後，葉群叫我到林彪臥室，她先進去跟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說：“今晚反正也睡不著了，準備馬上夜航到大連去，到大連壹個星期就回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了。妳準備壹下，現在就走。” 林彪內勤陳占照證明：23點50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壹起到林彪客廳。過了壹會兒，葉群和林立果走出來。林彪又打鈴，對我說馬上夜航去大連，不休息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夠用就行了。到大連住壹個星期就回來，回北京過國慶節。兩人證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藥被綁架走的。林彪自己從簡易舷梯上爬進機艙說明林彪不是被綁架的。

　　另壹種意見認為，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騙走的。邱會作認為，葉群對林彪封鎖消息，壹切都由她決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挾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9·13”發生的當夜，邱會作在與李作鵬在京西館聊天時說：如果林彪決心要走，臨走時下幾命令，在短時間內，也會大亂的呀!看起來是高明夫人腦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塗透項了。邱會作在回憶錄中還認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

　　邱會作只是分析。林立衡和提出了壹些證據。也有人提出了證據。張恆昌回憶：首長吃了安眠藥，比平時晚睡了15分鐘。是從床上拽起來。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沒有壹點自主動作，完全由我們倆擺布。林彪衛生員小張（恆昌）給林立衡愛人張清林電話：“他們（指葉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長，情況十分緊急！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車再有十分鐘就開動了！妳們快。快，快呀······”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內勤服務員陳占照、張恆昌在“9·13”後給專案組寫的證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藥睡下後被葉群拽起的情節。

　　第三，官方意見說，林彪等要在廣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據。很多人對此質疑。

　　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釋》壹文中指出，“所謂‘南逃廣州’僅僅是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和王飛的自說自話，無證據證實這是林彪本人的意圖”，“‘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是‘小艦隊’核心成員非常倉促的臨時決定，未及付諸行動便已夭折。”質疑者問：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得有點準備吧？這種準備工作當然是廣州軍區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林彪在四野時的部下）來做。丁盛說： “當時，我是廣州軍區司令，主要負責人之壹。劉興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負責任地說，當時所有人都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鄭重聲明：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軍區領導同志都不知道，我的秘書、辦公室主任、作戰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為沒有的事情，從哪兒知道啊？沒有嘛。至於林立果，他寫的那個《571工程紀要》提到什麼廣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寫的關我們什麼事？他愛怎麼寫，寫了就是我們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許世友在清查林彪死黨時，也沒有查到廣州軍區接應林彪南逃的證據。丁盛在這本書中還講了修建南湖賓館的情況，這是汪東興讓廣東給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修的。花了6000多萬。“9·13事件”後硬說是給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後到這裡住的。為此，丁盛在廣州給汪東興寫信：妳親自坐鎮，三番五次來。按妳的指示搞的，妳要說話呀？韋國清到廣州以後，才肯定房子是給主席修的，不是給林彪修的。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報告葉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領導人為什麼沒有阻止？

　　李作鵬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李作鵬還認為，周恩來在處理山海關機場“9·13”事件的過程中，有重大失誤。既未及時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隊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沒有採取諸如關閉山海關機場，控制三叉戟飛機，軟禁空軍機組人員等措施李作鵬還推測：周恩來“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迷團。”

　　1980年3月20日，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和女婿張清林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壹個材料，這個材料記述了9月12日晚，他們向8341部隊和北京的張耀祠五次請求，請求用部隊阻止林彪壹行從北戴河逃走的情況，但部隊沒有阻止。中央讓林立衡和張清林也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據林立衡這個資料和李作鵬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認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壹個大的政治陰謀。林立衡從北戴河的報告到汪東興那裡，毛第壹時間就知道此事，有意讓林彪充分暴露。周恩來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抓住那架飛機窮追不捨，只是虛晃壹槍，說要到北戴河看林彪。這使葉群更加倉促，卻沒有採取阻攔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陰謀說”。因為林彪壹行出逃是突發事件，這事出於毛、周意料之外。多年來壹直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不了解上層政治鬥爭內幕的部隊官兵，沒有中央的明確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張耀祠回憶說：23時40分，張宏報告：“‘林彪他們調動汽車了。’我問張宏‘妳們準備好了沒有？’張宏說：‘準備好了。’我對張宏說：‘他們走時，妳們要跟上他們，特別要注意他們去的方向。’”張耀祠沒有讓張宏阻止林彪車隊逃跑。為什麼：張耀祠說：“這事還沒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沒有指示，我只能向張宏交待注意林彪去的方向。”

　　?第五，林彪想叛逃蘇聯嗎？

　　官方意見認為，林彪就是叛國投敵，是漢奸、賣國賊。另壹種意見認為，林彪沒有叛逃蘇聯的動機，“9·13事件”以後多年來，沒有證據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們與蘇聯或蒙古官方有過有關聯繫。說林彪叛逃蘇聯的證據只有李文普提供的壹句話。這句話在“9·13事件”半年以後專案組審查他時交待的。他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要飛多長時間？”他才發現他們不是去大連，而是要叛逃蘇聯，才跳下了車。林彪作為壹個軍事家，那幾年又壹直把蘇聯當主要敵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林彪辦公室保密員李根清回憶，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圖邊，有時乾脆踩到地圖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鏡看，看圖很仔細。特別叫我找出伊爾庫茨克，讓我拿尺子量壹量，量北京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以此計算導彈飛行時間。林彪計算蘇聯從伊爾庫茨克發射導彈到天安門的位置要9分鐘，也就是說，我們有9分鐘的預警時間。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蘇聯。林立果“刺秦”失敗，闖下了彌天大禍，林彪壹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禍。到境外只有能選擇香港和蘇聯。事實上飛機就在逃往蘇聯的路上失事。當然，即使是林彪主動出逃蘇聯，也不是“叛國”，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飛機起飛到墜毀這段時間，在飛機上發生了什麼？飛機為什麼在空中繞大圈？

　　256號三叉戟飛機所屬的專機組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運用他對這架飛機的熟悉情況和專業知識，著文提出了壹系列的問題。飛機在空中飛行，航向是用“度”來標示的。按照順時針方向，壹周為360度。正北方向為0度（Ｎ），正東方向為90度（Ｅ），正南方向為180度（Ｓ），正西方向為270度（Ｗ）。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按照正常的飛行規則、程序，它必須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間轉彎到航線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256號三叉戟飛機外逃的航向，應該是325度），然後再繼續爬高，到達預定的高度之後，再改為平直飛行。完成這個過程，在三叉戟飛機來說，只需要幾十秒鐘的時間。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完成這個過程卻用了二十來分鐘的時間！

　　那麼，在這樣長的時間內，256號三叉戟飛機，又在哪些航向上穩定過呢？第壹階段：飛機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壹致，為244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穩定了四分鐘左右；第二階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又穩定了4分鐘左右，且平直飛行。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時念堂當時正在西郊機場。從雷達員那裡獲悉這個航向後，已經認為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返回北京。第三階段：飛機的航向從290度越過叛逃航向325度而到達航向340度。第四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壹個碩大的問號。這個碩大的問號，也向人們提出了壹大堆問題：1，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的時候，僅剩下了12．5噸的油料。這些油料僅是飛到蘇聯所需油料的壹半左右。林彪要去蘇聯，就得最大限度地節省油料作直線飛行。然而，飛機卻在空中繞大圈浪費油料。這是為什麼？2，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首先穩定在去廣州的航向上。林彪壹伙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是否曾經想去廣州？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來已經封鎖所有機場，無法去廣州？3，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還曾經穩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飛機上是否有人曾經想回北京？如果是，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改變了航向？4，飛機的航向曾經從290度越過叛逃的航向325度到達340度。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幹什麼？飛機上是否發生了爭鬥？飛機起飛後，周恩來曾經通過航空聯絡系統對林彪喊話，希望他回來。林彪是否聽到了周恩來的喊話？如果聽見了，他是怎樣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這些疑團就可解決。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中央發動機進氣口處炸斷的。飛機的機尾，被拋在離著陸點500米的地方，這是全機中最大的壹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因此，可以斷定：裝在這裡面的飛機狀態記錄器黑匣子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也可以斷定：語音記錄器也不會損壞。但是，多年來最為重要和最為敏感的兩件黑匣子都不見了。潘景寅死後，先是作為林彪死黨和叛徒追查的。後來，鄧小平將其定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他有沒有企圖把飛機開往別處？鄧小平是否從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變對潘的定性？但是，據蔣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這架飛機上，根本沒比有“黑匣子”。蔣健對這架飛機比這個師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還熟悉？

　　儘管“9·13”事件迷團重重，對林彪事件也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有壹點看法是壹致的：林彪出逃機毀人亡是事實。這件事不僅是當代中國上最大的政治醜聞，也是當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醜聞。這件醜聞不僅給毛以沉重的打擊，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每天都宣傳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讓人們祝福他“永遠健康”的副統帥，竟然出逃摔死！這給中國人以強烈的震動。這壹震動粉碎了文革以來官方製造的壹切謊言。

　　林彪事件這樣的驚天醜聞，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會發生的，它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的產物。正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這個事件給人們留下的種種疑問，恐怕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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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風：批左還是批右

　　林彪事件的的震憾稍加平息，人們在迷茫和惶惑中尋找路徑：下壹步往哪裡走？在選擇方向的時候，兩股力量在博弈：

　　第壹種力量是以毛為首的堅定文革派，他們不承認、不甘心文革失敗。在上層，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成員，他們處於政治局委員的高位。在下面，在“反派性”、清查“5·16”等壹系鬥爭中被排擠出權力機構的群眾代表，有被軍政官僚們整得死去活來的造反派中比較激進的人們，還有壹些相信“繼續革命”能給中國以新的出路的人們。他們主張繼續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將文革進行到底。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官僚腐敗的事實，恢復職務以後官員的某些表現，使文革的積極分子和壹部分群眾，反對恢復文革前的官僚體制。

　　第二種力量是已經恢復職務和等待恢復職務的官員，掌權的軍代表中的壹部分人，還有日益增多的不相信“繼續革命”的群眾以及對派性鬥爭已厭倦的人們。他們要求糾正前幾年的錯誤、恢復秩序，讓被打倒的官員儘快“解放”，已經“解放”了的官員儘快恢復職務。

　　經過五年的反覆折騰，相當多的人對毛澤東的那壹套產生懷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為什麼要謀殺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人為什麼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的形象、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力，在人們的心目中開始大打折扣，懷疑文化大革命的人多了起來。“繼續革命”難以繼續下去。

　　第壹種力量有毛澤東的支持，掌握著組織、宣傳大權，在權力中心處於主導地位。毛澤東也不是完全不承認前五年的錯誤和造成的問題。他在不否定文革的大前提下，在政策上作壹些調整。第二種力量雖然處於弱勢，他們利用毛澤東調整政策、修正錯誤造成的機會，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他們的意願。隨著文革問題日益暴露，隨著被打倒的官員的職務不斷恢復，第二種力量不斷壯大。

　　毛澤東其所以能把壹大批革命梟雄置於自己的麾下，他善於搞政治力量平衡是壹個原因。毛澤東是玩弄政治平衡的高手。不過，在搞政治平衡時，他通常不放棄自己的原則。林彪事件打破了“九大”建立的政治平衡，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他必需要對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軍政官僚們作些讓步。1971年11月14日晚，他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軍隊領導人，講話開始時葉劍英到會。毛說：妳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壹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妳們吵壹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毛的這些話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反對文革的人也很願意聽這虛偽的話。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突然參加了陳毅追悼會。12月，毛澤東對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的來信作了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壹律廢除。”6月28日，周恩來陪毛澤東接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毛說：“我們的‘左派’是壹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裡頭。”1973年12月21日，毛在接見中央軍委全體成員時，肯定朱德是“紅司令”，說賀龍同志搞錯了，要翻案；說楊、余、傅也要翻案，說是林彪搞的；說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也是聽了林彪的話。

　　毛澤東的上述行為只是在維護“文化大革命”前提下的局部退讓。他既要保護“文化大革命”，又要尋找結束文化革命的方式，以便使國家回到正場☆態。他既支持周恩來“解放”壹大批老幹部，讓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來，同時又重用文革派，讓張春橋、王洪文當政治局常委，並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既批評周恩來，又批評文革派。批周恩來是帶根本性的，防止他否定文革；批文革派是策略和操作層面，希望他們不要過急，要注意策略，要他們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是保衛文革、堅持“繼續革命”，還是否定文革、恢復秩序？這是以後的五年文革的主線。以後五年，政治鬥爭雖然形式多樣，但都是圍繞這個主線展開。

　　毛澤東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

　　林彪事件以後，原來的“批陳整風”改稱為“批林整風”。實際只有批林，沒有整風。上述兩種力量的鬥爭最初集中在對林彪的批判上。第壹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右；第二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左。那時的左，就是堅持文革初期的思想和作法，也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時的右，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否定前五年的作法和造成的現狀，批判無政府主義，恢復文革前的秩序。批右的邏輯結果就是堅持文革；批左的邏輯結果就是否定文革。

　　從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來看，要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反對無政府主義，批判極左思潮，符合多數人的意願。1972年春天，人民日報工商部召開了工業記者座談會，讓幾位駐大工業城市和工業集中地方的工業記者匯報當時的工業狀況。主持人是當時的工商部主任馬沛文，匯報人有楊瑛（上海分社）、陳談強（北京分社）、楊繼繩（天津分社）、張行端（江蘇分社）、李玉秀（黑龍江分社）、王青海（甘肅分社）。魯瑛、王揖等人民日報所有領導人都聽了匯報。6個人每人匯報半天。匯報者集中反映了當時工人勞動積極性不高、勞動生產率下降、企業管理混亂、技術人員被迫離開了技術崗位、軍代表不懂經濟且獨斷專行等方面的情況。李玉秀幽默地介紹了“突出政治”在黑龍江造成的思想混亂。他說，《人民日報》1965年說“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受到批判；後來《解放軍報》說“政治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最近也受到批判。政治哪裡也不能落實，只能端在手上了。他用手比划著，引起轟堂大笑。我在發言中介紹了“突出政治”在工業戰線的影響：天津鐵路分局所屬壹個車站，有壹次“天天讀”時間雷鳴電閃，要下雨了，生產組長要職工去搶外面堆放的物資，指導員說“天天讀雷打不動”，眼看著外面堆放的物資被雨淋。群眾要求紡織品增加花色品種，而印染行業的設計人員怕搞出的新圖案“不突出政治”，只是照抄報刊上的圖案。

　　林彪死後，周恩來試圖治理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壹大批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老幹部，其中不少人對文革是很反感的。他們“穿新鞋，走舊路”，恢復文革前的那壹套對他們是輕車熟路，他們是周恩來的有力支持者。造反派，在“三結合”領導班子中逐漸被邊緣化，“清查5·16”、“壹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批判極左思潮等運動中受到打擊。這部分造反派此時不僅有壹股怨氣，還有壹股“反覆辟”、“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意願。他們經常對革委會提出批評，這種批評被掌權者視為極左思潮。周恩來作為恢復秩序的代表人物，勢必要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客觀上也就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

　　周恩來和在國務院工作的領導人，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急需建立秩序。從林彪事件發生後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座談會、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許多場合，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1971年 12 月 26 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問題的匯報，明確提出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周恩來對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指示說，過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業務和訓練是錯的。他說 ：“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文藝質量的提高。”“現在要提倡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齊放。”在全國計劃會議召開前，周恩來聽取匯報時說：現在我們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這是文革以來第壹次提“整頓”。由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的1972 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要整頓企業管理，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又發出關於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辦法，要從實際出發；強調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周恩來在廣州接見廣東省領導幹部時的講話中，著重批判了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產品質量帶來的影響。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他在觀看部隊文藝演出時也強調要肅清文藝工作中的極左思潮。針對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傾向，周恩來批評說：“否定壹切，不壹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在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中強調：“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關於政治和業務的關係，周強調政治持帥要落實到業務上。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批左，就是扭轉國內的政治方向，批左，勢必造成否定文革的局面。王洪文事後點破：“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為了抵制周恩來批左造成的影響，毛讓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出馬。從此，批左還是批右，在黨內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很長壹段時間沒出門，1971年11月底，毛澤東曾患重病，經醫生全力搶救，方才脫離危險，但身體壹直不好。1972年1月6日，“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陳毅逝世。1月8日，周恩來審定陳毅悼詞時強調陳毅“功大於過”，毛刪去了功過評價的文字。1月10日，陳毅的追悼會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毛突然破例地參加追悼會，衣服了來不及換，穿著睡袍罩上壹件軍大衣就來了。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追悼會，不得不改為周恩來主持追悼會，成了最高規格。周恩來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負責人參加。毛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是個好同志啊。”毛還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讓陳毅家屬將毛的話傳出去。

　　周恩來利用毛澤東這些安撫老幹部的政治表演，客觀上為政治上解放老幹部造了勢。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查同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儘快對被打倒的老幹部落實政策。壹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官員們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除了某些“有歷史問題”的外，沒有壹個被組織部門定性的“走資派”，即使是曾經被中央點名的“走資派”，也沒有壹個人再戴這個帽子。

　　周恩來的壹系列行為引起了文革派的反彈。1972年7月，根據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物理學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把北大理科辦好。還說：“這是我交給妳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10月初，《光明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壹些看法》，這是落實周恩來的交代。張春橋明明知道這是周恩來的意見，卻追查這篇文章的“出籠背景”，還說：“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開展了對周培源文章的批判。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張春橋不會有這樣的膽量。

　　1972年的國慶社論又是壹次較量。起草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意圖，寫上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勾去了“批判極左思潮”的詞句。周恩來暫時退讓，不寫批判極左，而是強調 “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落實這些政策，也是對文革糾偏。

　　1972年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報送《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批示同意，報送毛澤東和政治局成員。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說：“當前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壹些。”江青則直接了當地指出“批林就是要批極右，同時要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中“應該著重講壹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妥協讓步，同意刪除了中聯部和外交部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

　　1972年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人民日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業務領導小組的幾個人談話，張說:現在有些地方批“精神萬能論”，可是毛主席說過“人總是要有壹點精神的。”有人說林彪是“唯意志論”，不對，他是“唯武器論”。張春橋說的這些話是毛的意見，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很多人以為是張春橋的看法。他們還繼續批“唯意志論”。

　　1972年3月，國務院業務組負責人華國鋒、李先念、余秋里專門約黑龍江革委會有關人員匯報情況。匯報者認為黑龍江無政府主義嚴重，壹些重要廠礦紀律渙散。華、李、余當場表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因此，黑龍江革委會寫作組寫了壹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署名“龍巖”交給了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李定中。河北省革委會寫作組也寫了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也交給了李定中。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龍巖”文章的題目是《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河北省文章的題目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是胡績偉，文革前他是人民日報第壹副總編。建立不久的“業務領導小組”成員王若水分管理論部的業務。

　　人民日報14日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記者當天就發了壹條電訊，說這篇文章是為老幹部講話的，是批評紅衛兵的。有9家省、市報紙全文轉載，還有8家報紙陸續發表了自己組織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上海《文匯報》明確反對這組文章。當時上海寫作班子的主要成員朱永嘉出面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詢問作者是誰？誰組織的？給什麼人看過？他還說：“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反應強烈。”11月4日，《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312期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說這壹版文章，特別是“龍巖”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眾頭上。姚文元要求人民日報討論《文匯情況》反映的工人意見。報社“業務領導小組”討論了4次，沒有討論出什麼結果，姚文元又讓他們學習中央文件以提高認識。王若水在學習中央文件中發現，由毛澤東批發的批林整風文件中多次提到反無政府主義。王若水認為，“左”的根子就在張、姚身上，他沒有想到毛。王若水認為，張、姚這樣做，是與周恩來作對，但周恩來無法糾正張、姚的錯誤。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希望毛定曲直。12月5日，他通過人民日報的機要交通把信送了上去。

　　這封信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了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8月1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是，張、姚卻在8月8日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了壹個問題：到底批“左”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為總理講的是對的。王若水的信中還報告了《文匯情況》對《人民日報》的批評和《文匯報》對林彪路線性質的提法，說這種情況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局面。到底《文匯報》講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匯報》怎麼有那麼大的膽子？如果是，為什麼《人民日報》不知道這個中央精神？王若水在信中還表示，不同意《文匯報》說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信中還說張春橋不同意批判“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我不懂，為什麼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壹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王若水哪裡知道，不要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是毛的意思。

　　王若水上書第2天，1972年12月6日，毛約見了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由他們找王若水等談話。12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傳到人民日報社。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壹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麼了不起。······停止黨的生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麼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人民日報》的同志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麼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王若水不為這些話所動，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在那樣的時刻，把反右作為重點。

　　12月15日和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王若水的信。12月17日，周、張、姚到毛那裡開會，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2月19日晚，上面通知魯瑛、吳冷西及報社軍宣隊負責人壹起去人大會堂江西廳等待中央首長接見。晚8點半，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共同接見了他們。王若水發現，他的信已經落到江、張、姚手中。周恩來講話說：“王若水同志聽到8月1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壹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11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周說《人民日報》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是錯誤的。他說：“有些地方說批林就是批極‘左’思潮，這就批錯了，批到群眾頭上了。”“主席認為妳這封信是不好的。這篇文章不對，這封信超過了這篇文章。當然妳寫過《桌子的哲學》，學了壹點馬列主義，妳是不是都讀進去了？”“王若水同志這封信，壹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壹團，象《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壹樣;壹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多事不贊成。妳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江青說：“妳組織的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群眾。《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這不是對著林彪，是對著群眾!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壹個感覺，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壹個場合某壹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這個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是批林。”江青說，《人民日報》“要開展壹場大批判，就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塊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張春橋說：“就在批林的問題上分清是非。通過這場批判，《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就出來了。”當時《人民日報》沒有正式的領導班子，只有壹個管業務的“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的魯瑛。

　　會議足足開了五個半鐘頭，從19日晚8點半開始，到結束時已是次日凌晨二時了。會議結束時，照例壹壹握手。王若水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壹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

　　中央領導接見後，《人民日報》開展了壹場大揭發、大批判。胡績偉被調離《人民日報》，王若水到五七幹校壹邊勞動，壹邊檢查交待。李定中也到五七幹校勞動。主持工業記者匯報會的馬沛文也調離了人民日報社。

　　毛澤東態度明確：批右。從此，全國所有的報紙、電台都掀起了批右的高潮。

　　從1972年到1973年，由於毛澤東有明確的態度，《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所有的報刊雜誌，都是批判林彪的右。但是，實際工作中卻糾正文革前五年的偏差，也就是用實際行動糾左。輿論和實踐這兩種不同的方向，是因為，文革派掌握著宣傳，而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握著政府和經濟的操作權。從實際工作上說，1972年是周恩來勝利之年，這壹年，他完全控制了局勢。1972年夏，政府機構重建工作明顯加快。1969年有18個部委可以進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個。國家計委於1972年7月恢復了工作。政府里的軍代表的比例從57%降到40%。1972年到1973年，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除了身體和其它特殊原因之外，基本上全部恢復原職；恢復工業生產秩序，抓企業管理；在大學和科研單位，大力恢復教學和科研秩序，抓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批林整風匯報會

　　林彪事件以後，“九大”確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周二人，在人大會堂參加常委碰頭會的政治局成員也減少了壹半。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來支撐局面。周恩來處在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幫助毛剷除劉少奇後，希望儘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搞經濟建設。作為國務院總理，無政府狀態給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難，他有切膚之痛。周恩來成了被打倒的官僚們的靠山，成了期待恢復秩序的人們的希望。在治國方面，毛離不開周恩來，但不相信周恩來。面對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時刻，毛對周更不放心。

　　毛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受了風寒，病情惡化，由肺炎轉為肺心病，1972年2月12日晨突然休克，晨2時周恩來趕到。經搶救後甦醒。毛對周說：“我不行了，全靠妳了······”周立刻回答：“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以後，事情全由妳辦。”毛又說：“就這樣定了，妳們去吧。”毛估計自己來日無多，無可有奈何地向周恩來交班。但他不相信周恩來能實現他的遺願。他身體壹度好轉過來，更加深了對周的猜忌。

　　1972年5月3日，毛向周提出要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當天，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的這壹提議。5月6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經毛同意的《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的通知》。批林整風匯報會於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共312人。這次會的主要內容是揭發批判林彪，按毛的意圖解釋林彪事件，挽回林彪事件的負面影響。為了證明毛對林彪“早有覺察”，會上印發了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的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妳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裡住壹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妳。自６月１５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壹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２８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壹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壹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壹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壹生還是第壹次。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的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壹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妳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壹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妳講過多次，妳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壹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說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壹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我死後的壹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壹做，他們就要倒霉了。

　　中國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20年（蔣介石）。人民壹造反，他們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壹個黃埔學校，收羅了壹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壹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20年中，他從來沒有統壹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壹群海島上去了。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壹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壹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另壹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壹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壹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壹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壹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

　　周恩來在1972年5月21日的講話中介紹了這封信：“主席寫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壹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壹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麼清楚。”江青在《批林整風華東組和中南組會上的講話》裡也說毛主席對林彪有“英明的預見”。

　　歷史學家陳小雅對這封信提出了質疑，她認為：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壹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表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謀，演出壹場‘三年早知道’”。華裔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孫萬國考證，毛澤東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掩飾他對林彪的誤判誤用，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把後來的反思喬裝為事先的洞察，馬後炮成了先見之明。

　　不管1972年公開出來的信是否有改動，毛澤東對不是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如此重大的問題，可見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何等信任！家事國事不分是歷代專制者的通例。

　　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中間，毛單獨找周談話，讓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壹發言。這是讓周檢查自己在這六次路線錯誤中的責任。

　　從1927年以後，中共內部“國際派”（周恩來、王明、李立三等，官史通常只說王明，實際周的作用不小於王明）和“地方派”（以毛為首）在關鍵時刻都有不同的主張。國際派模仿俄國城市革命的道路，造成壹次又壹次的大失敗，中央機關在上海無法生存，只好轉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蘇區。周恩來從上海到中央蘇區，接管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在軍事問題上周恩來繼續遵循國際派的進攻路線，目標從村寨轉向城市，如贛州，結果失敗。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批毛，迫使毛離開軍隊。國際派的作為，使得“白區黨垮了百分之百，蘇區黨垮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長征”（實際是逃亡）。延安整風時對國際派進行了清算，周恩來徹底臣服。在以後的關鍵時刻，毛就用這段歷史來敲打周恩來，成了毛控制周的緊箍咒。現在，毛又念緊箍咒了。

　　毛又念緊箍咒的目的何在？是讓周檢討後、放下歷史包袱好接班，還是毀周的形象不讓他接班？此時，周的身體狀況比毛好得多。清末，慈喜和光緒搞生命競賽，如果光緒在慈喜死去之後再活幾年，中國有可能實現君主立憲。林彪事件結束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也進行生命競賽。毛行動困難，大部分時間在床上，除了接見外賓，連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也很少會見，也極少主持會議、約人談話；服藥、吃飯、睡覺、看書、聽讀和圈閱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周恩來比毛澤東小四歲半。無論年齡還是健康狀況，周恩來都占優勢。剩者為王，周恩來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測風雲。1972年5月12日，在對周恩來每月壹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四個紅細胞。5月18日，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意見匯總，對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意見完全壹致。治療小組向黨中央寫了壹份書面報告，提出應爭取早治療。如果及早治療，有80％－90％的治癒率。

　　為什麼沒有及時治療呢？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周恩來工作太忙“也是重要原因之壹。”還有什麼其它重要原因？張佐良沒有說。

　　按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的治療方案，必須經毛批准才能實施。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療小組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是怎樣的態度呢？他通過汪東興向治療小組傳達了四點指示：第壹，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由於誤了最佳治療期，病情發展很快。

　　身患癌症的周恩來還得奉命檢查歷史錯誤。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他起草《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提綱。他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都穿不上了。6月7日，周將所寫的提綱送毛審閱，並附信說：“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毛圈閱了提綱和附信。6月9日，周修改、補充了這個報告提綱，形成二稿，次日，將此稿送給中央政治局成員閱。

　　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連續三個晚上周恩來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報告。在講述黨的歷史之後表示：“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是沒有毛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我入黨五十年，沒有離開黨的隊伍。經過長期的複雜而又激烈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考驗，我還在為黨工作，繼續堅持對敵鬥爭；年老了，也還有些革命朝氣。”又說，這幾年我常說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來也並不容易。周恩來還在發言的末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壹直而且永遠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妳們了解我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妳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妳們有權力讓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毛遠新說，這是毛主席讓周講的，周講兩次王明路線他都犯了錯誤。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壹次會議上，周恩來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對1932年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事件”的情況作了詳細說明，還講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專門寫信給毛主席的報告，公布了毛1968年1月16日為此寫的批示。並在會上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

　　為什麼周恩來對自己在路線鬥爭中的錯誤和所謂“伍豪啟事”如此認真？也許是他深知自己所處地位的危險，為了減少毛對他的疑慮，他不得不這樣做；也許是他將登大位前向全黨表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毛在他之前逝世，他必登大位。

　　批判周恩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發生朝鮮戰爭，中美兩國壹直處於對抗關係。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中蘇關係壹直不好。1969年珍寶島軍事衝突以後，中蘇兩國持戈相向。毛澤東力圖走出孤立的狀態。1971年4月7日，毛澤東批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訪問，“乒乓外交”使中美關係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1971年7月9日到11日，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壹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恢復了中斷25年的中美關係。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在1971、1972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這兩年之內有33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和中國的建交國從1965年的47個國家增加到88個國家。

　　在外交問題上決策權在毛澤東，執行在周恩來。身患癌症的周恩來出色地完成了繁雜的外交事務，應當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卻招來了壹場嚴厲的批判。

　　為什麼要批周恩來？高文謙認為，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毛由此對周不滿意。作為第二把手的周恩來，內政外交都贏得了好的口碑，引起了毛的猜忌。中共十大召開在即，讓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當接班人黨內不服，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呼聲很高。何況1972年2月12日，毛在重病時已向周有了交班的承諾。毛從來不相信周。他擔心，如果周恩來真的接了班，就有可能否定文革。敲打壹下周恩來，是為了敲掉他當接班人的勢頭。

　　1973年6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美，同尼克松簽訂了《美蘇關於防止核戰爭協定》、《美蘇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關於進壹步限制進攻性核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等文件。這是當時世界上的大事。駐外大使金伯雄著文說，6月25日，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意見，約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表示：“我們對美蘇簽訂核協定等持懷疑的態度。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在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不喪失立場。”26日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談話記錄後，贊同周恩來的表態，說“這下腰杆硬，布魯斯舒服了。”另有資料稱，外交部起草了周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審定。毛審閱時將周恩來修改的地方全部刪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杆不硬，並傳話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金伯雄是駐外大使，雖然了解外交情況，高文謙以看到的手稿為據，更加可信。

　　美蘇會談還在進行之際，周恩來就提醒外長姬鵬飛說，美蘇關係問題是個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鵬飛隨即指示美洲大洋司司長林平落實，林平召集主管美國的副處長張再和蘇歐司主管蘇聯的處長田曾佩商討、研究後，由張再寫了壹篇調研文章，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上。文章簡要介紹了美蘇會談的情況並分析和評論了美蘇簽訂協議後的國際形勢，認為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

　　周恩來認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這篇文章，有些分析寫得不錯，要外交部參考這篇文章，重新修改壹下關於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內部通報。毛澤東從他在外交部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那裡得知情況以後，嚴厲批評了《新情況》153期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毛的批評以後，要求撤回這壹期《新情況》，並檢討：“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7月4日，毛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再次批評《新情況》第153期，指出：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太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壹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又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妳們年紀還不太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恩來時，說主席談話時說的是“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姬老爺（指姬鵬飛）的賊船”，是指周恩來，因為喬冠華、姬鵬飛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在談話記錄稿送審時，毛將喬、姬二人的名字刪去了，表明是指周恩來。

　　1973年7月4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的談話內容。毛如此嚴厲的批評使得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7月12日，周約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研究起草批評《新情況》第153期的文章。7月14日，周恩來修改外交部起草的題為《[新情況]第153號錯誤何在？》的文章。15日，周將此文送毛審定後傳部分政治局委員核閱。周附信說：“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批示：“檢討不要寫了。” 《[新情況]第153號錯誤何在？》除發各駐外使館以外，發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至此，《新情況》153號事件總算告壹段落。

　　壹波未平，壹波又起。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訪華，這是他首次以國務卿的身份來的，是帶著“核保護傘”來的。10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和他的隨員洛德在人大會堂進行了壹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向周恩來透露了他五六月間訪問蘇聯的情況，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對他說：“我們共同的責任就是防止中國成為壹個核國家。” 基辛格透露，蘇聯準備摧毀中國的核能力。基辛格表示美國願意向中國提供幫助，保證在蘇聯襲擊前提前報警，減少傷亡。周不相信蘇聯會馬上襲擊中國，但還說：“不管怎樣，還是謝謝妳的情報和忠告。”11日下午，周思來在人大會堂接見基辛格並舉行第壹次正式會談。不了解中國上層內部情況的基辛格稱讚周：“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馬上回答說：“這句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

　　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基辛格說：“我已經公開對妳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指蘇聯）特別要摧毀妳們的核能力。”“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毛澤東說：“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澤東的理解，基辛格這番話的用意是，如果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而不是美國深感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這使毛澤東感到不快。

　　11月13日晚10時，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再次進行會談。基辛格進壹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第壹，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以在裝備上及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妳們的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以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給妳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和北京之間建立壹條熱線，幾分鐘內就可以把消息傳妳們。”“另壹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簽署協議。”對此，周恩來回答：“至於妳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壹下。明早在妳離開之前我將去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會談壹直持續到14日零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馬上要答覆，要報告主席，立即向中南主席匯報。據稱，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詢問毛澤東是否已經入睡。對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覺的，說什麼現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來沒有叫醒毛澤東，決定按照毛澤東已經同意過的口徑繼續同基辛格會談。據喬冠華回憶，會談結束時，周恩來當場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明天基辛格登機前答覆，然而，周沒有請示毛，在第二天早晨就答覆了基氏：此事需要進壹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各指定壹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14日早晨7點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最後壹次“壹對壹”的會談。參加者有中方的周恩來和翻譯唐聞生，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對美國協助中國的建議，周恩來只是說：“如果妳們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如此壹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建立壹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壹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基辛格最後留下兩份協議，壹份是建立熱線的，另壹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周恩來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

　　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毛讓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立即整理出周同基辛格會談記錄，並與周核實。11月17日，毛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說“有人要借我們壹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壹把核保護傘。”“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麼軍事同盟壹套。”還說：“當著妳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妳們可以來，在後面擺壹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妳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妳們的職務。”

　　11月17日，根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毛還讓周恩來自己主持政治局批判會。江青在批判會上指責周恩來“右傾投降主義”、“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周恩來當場拍桌子：“我周恩來壹輩子犯了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頭上！”18日，周向毛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周恩來沒有深入檢討，毛澤東隨即下令將原來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從釣魚臺搬到人民大會堂。主持人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會議開始後，江青提議，經毛批准，成立批周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6人組成。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半年前復出的鄧小平；外交部的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足足講了8個小時。會議就根據她們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進行批評。從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續開了十幾天。與會人員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批評周恩來。毛澤東壹聲令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全都表態支持毛的意見，對周恩來進行圍攻和斥責。會上，許多批評用語和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壹模壹樣。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江青稱這是第11次路線鬥爭。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許世友還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周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臉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

　　令人關注的是，毛指名鄧小平參加批周的會。鄧小平雖然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還不是政治局委員。毛想用鄧小平來取代周恩來，但需要考驗。鄧小平在批周會上最後發言，他警告周恩來：“妳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壹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妳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妳能夠十分警惕這壹點。”鄧這是警告周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實，周不壹定有當第壹號人物的願望，但是毛對此放心不下。毛的擔心通過鄧的嘴講出來了。鄧小平話雖不多，分量很重。毛從王、唐二小姐那裡得知鄧小平發言，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壹時興起，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時已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要決定委鄧小平以重任。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壹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政治局不議政”，顯然是針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軍委不議軍”，則是沖著“9·13”事件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12月1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介紹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了壹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壹生大概是三七開。妳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壹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妳呢，人家有點怕妳，我送妳兩句話，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壹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壹改吧。”肯定了鄧小平，毛又肯定造反派，他說：“現在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妳們都是吧。妳們那個青年時期，二十幾歲，就那麼高明，我就不相信。”他這是支持王洪文等人。

　　看來，毛澤東對他的身後事作了初步安排，在他和周身體不行以後，希望造反派王洪文、老幹部鄧小平共事，壹起處理國家大事。

　　周恩來挨批期間，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像往常壹樣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裡商量下壹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壹些人與他劃清界線，原來見了他熱情打招乎的人現在則盡力迴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現冷淡。過去領導開會，領導人的秘書、警衛、醫生等隨員們互相打招呼，開玩笑，拍肩膀，都湊在壹個桌子上吃飯。周挨批期間，連周的隨員也受到冷落。多數領導人的隨員見了周的隨員，即使擦肩而過，也不理睬。只有周的隨員自己聚集在壹起，默不作聲地吃完飯就離開。

　　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還痛苦地流下了眼淚。在此之前，周恩來要求見毛澤東當面檢討，毛說沒有必要，就在會上檢討。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自己動手寫檢討，其它人不得插手。周恩來向王海容、唐聞生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手發抖，想請她們幫助壹下，結果被訓斥。周恩來在檢討末尾強調：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工作應當由別人來主持。毛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

　　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周恩來已經威風掃盡，毛開始轉彎。12月9日，毛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后，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和王海容、唐聞生談了話。毛對他們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壹個是講11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壹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他對周恩來說：“總理呀，妳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妳不亦樂乎啊，說妳愛插我的話，弄得妳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壹言堂’。”毛還指著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還說：“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整周，卻說是“幾個娘們”。王海容、唐聞生只能在背後發牢騷：“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毛澤東起用鄧小平

　　毛澤東和周恩來共事壹生，鬥爭不止。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從來沒有相信過周恩來，卻相信鄧小平。他為什麼相信鄧小平呢？這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要堅決攻打大城市，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指導思想，被撤銷了紅壹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剝奪了軍權。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以後，繼續反對毛澤東的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主張。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會昌中心縣委卻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當時在中央蘇區的毛澤覃（毛澤東的弟弟）、謝唯俊、古柏，也和鄧小平壹樣，反對左傾冒險的中央蘇區的領導。於是，中央蘇區的領導人就組織了對鄧、毛、謝、古的鬥爭。1933年3月5日，在臨時中央和中央派員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過了對鄧、毛、謝、古的決議，給他們以組織處分。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說：“在40年後，這個三十年代發生的事件，卻成為決定父親政治生命的相當重要因素，而且是積極的因素。”，鄧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為他們執行了毛澤東的主張，所以這件事毛澤東記了壹生。這四人中三人已經不在世，只剩下了鄧小平。

　　1949年以後，鄧小平繼續堅持執行毛澤東的政策和路線。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鄧小平是堅決的執行者；1958年大躍進，周恩來因反對“冒進”，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差壹點辭職，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代替了國務院的職能，堅定執行毛澤東的政策；1963年以後，批評修正主義，和蘇聯開展鬥爭，鄧小平又站在第壹線，堅定支持毛澤東的路線。

　　1965年秋，周恩來告訴王稼祥，毛主席委託他打招呼：“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

　　文革初期，鄧小平和劉少奇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違背了毛的意志，被說成“劉鄧司令部”，但毛壹直將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開來。1967年5月，毛澤東剛從外地回北京，讓汪東興來看鄧小平。毛澤東讓汪東興轉達三點意見:第壹，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毛澤東寫信。不久，毛還見了鄧小平壹次。”

　　鄧小平也知道毛對他抱有希望，壹次壹次地深刻檢討，壹次又壹次地保證“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中說：“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壹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壹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

　　1968年7月5日，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寫道：“文化大革命壹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壹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壹步壹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壹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壹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6日，鄧小平和卓琳夫婦被通知去工廠參加壹個會議。他們回來後十分興奮。卓琳把女兒拉到廚房，悄悄地在女兒的手心上寫了４個字：“林彪死了”。原來他們聽了“9·13”事件的傳達。這天晚上，鄧小平全家高興地坐在壹起打撲克，壹直玩到深夜。

　　鄧小平看到了中國政治將要出現轉機。1971年11月8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除了對毛表示忠誠以外，要求給他安排工作，沒有得到毛的表態。

　　1972年8月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長信，信中說: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壹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他在信中說林彪歷史上犯了兩次錯誤，“壹次是在長征中，他和彭德懷搞在壹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再壹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壹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完全知道，象我這樣壹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壹。”

　　８月１４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封信作了批示：

　　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壹）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壹，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的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壹件好事都沒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講壹遍。

　　毛澤東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的批示，解除了對鄧小平的禁錮。經有關部門的妥善安排，他帶著全家老小到井崗山和贛南舊地重遊，壹路上受到了黨政軍要員的熱情接待。1973年2月22日，鄧小平壹家從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年４月１２日，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盛大宴會，第壹次在大庭廣眾中公開亮相。有了毛澤東的信任，鄧小平壹路高升。毛讓鄧復出的本意是讓鄧替代周。和當時中央的幾個人相比較，鄧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卻阻撓。

　　鄧小平多次承諾“永不翻案”，上台以後就徹底翻案，中國人他這種作為對多有微詞。我在《鄧小平時代》壹書中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承諾對他的復出十分重要。”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李湘魯，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為鄧小平辯解。韋伯說，政治家有兩種倫理，壹種叫信念倫理，壹種叫責任倫理。責任倫理同意妳說“永不翻案”轉臉就翻案，因為妳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責任”；信念倫理就是要堅守底線，堅持自己的信念。鄧小平選擇了責任倫理；趙紫陽選擇了信念倫理。我的這段話是1995年寫的，現在看來對鄧評價高了壹些，但和李湘魯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鄧小平參加了葉劍英為首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這個小組的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兩天以後又增加了蘇振華。

　　1974年3月，聯合國第6次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出席這個會議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主管外交的周恩來參加是順理成章的，據說，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壹趟聯合國，他曾不止壹次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3月25日，毛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江青卻出面阻撓。27日，毛批示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妳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正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身在武漢的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用電話向王洪文傳達，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毛這壹提議引發了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江青不答應，企圖阻撓鄧小平進入權力中樞。

　　在專制制度下，如何確定最高領導者的繼承人，歷來是壹個十分棘手的事。在中國古代，從第壹個中央集權的秦王朝開始，歷數千年，為爭奪繼承人的位置，流血衝突不斷發生。始皇崩，其小兒胡亥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蘇自盡。他登基以後，為了消滅政敵，壹次就殺了12個哥哥，10個姐妹也被車裂。到最後壹個王朝清，兄弟之間的爭奪和殘殺，母子間的明爭暗鬥，也是代代不絕。

　　為了防止因繼承人的爭奪造成動亂，專制王朝時代採取了長子繼承的方式。這種辦法排除了擇優而用的原則，用天然的、無可爭議的標準來防止爭端，甚至連最小範圍內（幾個親兄弟之間）的擇優也不允許。這個辦法也沒有避免悲劇的不斷發生。

　　在缺乏繼承人民主選拔機制這壹點上，毛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歷代王朝有著相似之處：最高領導者壹人具有絕對的決定權。這樣，在他生前，獻媚和陰謀環繞；在他身後，對立和爭奪不停。劉少奇的接班人被廢以後，林彪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九大”以後，毛對林彪不滿意，加上林彪身體不好，毛澤東曾在林彪面前推出張春橋，從而引發廬山會議上軍人倒張的政治風波。林彪死後，順理成章應是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對周不放心，曾想讓王洪文接班，張春橋輔佐，但這兩個人黨內高層很難接受，於是選定鄧小平。

　　毛的身體狀況壹天不如壹天，離“見馬克思”的時間越來越近了，誰接他的班，成了毛最為緊迫的問題。毛雖然在選擇接班人這件事上有絕對的決定權，但他必須考慮到他選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後能不能站得住。張春橋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思想，對文革最堅定，廬山會議上的風波已經表明張春橋很難被軍政官僚們接受，毛只能安排他當副手。江青雖然在同劉、林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往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王洪文當過農民，當過兵，當過工人，又是文革的堅定支持者。毛對他寄以希望，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希望他有自知之明，要好學上進。從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開始，在會見外賓時，都是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坐在毛的兩側作陪，壹直到1974年5月底，報刊上發出他們三人會見外賓的照片共16次。外國記者認為，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在不到兩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現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層軍政要員不願意接納王洪文，說他是“兒童團”。老幹部極力讓鄧小平進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符合才能幹部們的要求，也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人選作的安排，那時周恩來身患癌症已經兩年多了。

　　“十大”之後，葉劍英向毛提議，讓鄧小平兼任軍隊工作，並進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同志任職的通知》（中發［1975］1號）：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壹）任命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二）任命張春橋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小平在治黨、治政、治軍方面“人才難得”，也容易被上層軍政要員接受。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幾個人集體接班，分工協作，是當時的方案。周恩來住院以後，毛安排王洪文負責黨務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和外事，張春橋負責意識形態並在軍隊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鄧、張三人核心，王、張二人堅持文革路線，鄧小平主持實務，這大概是毛的願望。但是，王、張二人遠不是鄧的對手。本來鄧是排在王后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王就被派到上海“蹲點”，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和張春橋勢同水火，無法合作，毛不得不選華國鋒，希望張春橋安心當副手。最終還是在軍政官僚集團中有深厚基礎的鄧小平取勝，但老資格的陳雲不服鄧，鄧又年紀太大，他只好放棄當壹把手的名義，掌握壹把手的權力。這是後話。

　　第十次黨代會和軍區司令互調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大之前，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從5月20日到31日。會議的第壹個議程就是為十大作準備。這個會議規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額和代表中工、農、解放軍、其他勞動者、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的比例。5月26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5月25日的講話。新華社傳達時我記了壹些，我這裡將《毛澤東年譜》裡沒有的內容作上介紹：毛說：“即使路線對了，多數人不同意，妳還得服從。”“要堅持原則，但事物不可能是純的。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人是有缺點的。”林彪事件以後，毛向官僚派妥協，大概是出於這壹思想。毛說：“如果自己正確，被人家搞下來，妳就安心讀書。”周恩來傳達這句話後說：“主席几上幾下，從不介意，十分感人。”毛說：“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幫助青年。”這是針對老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毛還說：“只注意生產，不注意路線不對，要注意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中的問題。”“妳滿腦子生產，我滿腦子路線，生產固然重要。”這是對華國鋒說的，毛要求華國鋒“要學壹點歷史。”“普通黨員也要注意路線。”

　　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黨員。軍隊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28%降到16%；幹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12%上升到19%。這是林彪事件後的形勢所決定的。會議議程有三項：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宣讀的政治報告是由張春橋主持起草的。

　　十大是由於林彪事件而提前召開的。為了準備十大召開，中央專案組於7月10日將《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報送中共中央。十大召開前對林彪集團成員作了處理決定。8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決議：批准中央專案組將林彪永遠開除黨籍，陳、黃、吳、葉、李、邱和李雪鋒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的建議。

　　和九大壹樣，十大也是秘密召開的。十大預備會是各省市分別開的。天津代表團團長解學恭說，我們壹到北京，總理就要求保密，說這是主席的指示，壹句話，壹片紙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說：蘇聯派了很多特務，大使館五六十輛汽車到處轉，又騎自行車轉，還偷走了兩個郵箱，也沒有搞到我們的情況。預備會從8月13日開始，開了10天。預備會上討論了文件，把提出的修改意見報送中央。主席指示：會議要短，文件要短，講話要短。成立了由104人組成選舉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副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7人。主席團的任務是協商十大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成員名單，協商提名十屆中委名單，協商中委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名單。是協商，不是選舉，這便於毛澤東掌握局面。

　　周恩來作的政治報告中全面肯定了九大，他說：“黨的九大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舉行的。”“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壹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對於林彪事件，周恩來報告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九大以後取得的最大的勝利，是對國內外敵人沉重的打擊。”“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九大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九大路線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對於林彪集團，報告為毛澤東“用人不察”辯解：“他有壹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也有壹個認識過程。”報告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垮台，並不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政治報告關於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抓好在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

　　談到國際形勢，報告說：“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並且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列寧逝世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

　　這次大會修改黨章。修改重點是總綱部分。毛事先多次指示：1，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不贊成“三個里程碑”的說法；3，黨章不要寫人名。王洪文宣讀的修改黨章報告說：“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壹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壹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壹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壹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爭經驗的內容，這也是各地送來的修改稿的共同特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壹次深刻的整黨運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這次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重大意義，並且明確寫上了：‘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從兩個報告可以看出，十大肯定九大路線，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肯定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估計。十大沒有什麼創新，是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線，完全是九大的延續。

　　8月28日，選出了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李葆華、廖承志等壹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成了十屆中央委員。8月30日，十屆壹次中央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共9人，除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外，還有朱德、張春橋、董必武。政治局委員21人，除了常委以外，還有江青、許世友、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等。

　　吳德回憶說：“毛主席的確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開的黨十大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里的壹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壹樣。”

　　官方文革史認為，十大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按這個說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幫”，而“林彪集團”也只存在於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續了十年。那麼，官史這壹說法——“文化大革命是壹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裡說的“反革命集團”就是指“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就不完符合實際。

　　林彪事件以後，從林彪住處查出壹些資料，其中有壹些軍隊領導人給林彪的信。如許世友、楊德志、韓先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給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處。又發現十大剛當上黨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給林彪寫過信。還有在1967年衝擊軍隊時，有些軍區領導人寫信給林彪，發泄對中央文革的不滿情緒。毛澤東對手握重兵的軍區司令們是否忠誠深懷憂慮。解除他們對當地軍隊的控制權是最安全的辦法。“兵無常帥，帥無常兵”是中國古代防止藩鎮割據的老辦法，毛澤東對此是爛熟於心的。他決定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宣布了這個決定。他說：“我提議，議壹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妳（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妳的意見。我代表妳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壹個人在壹個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澤東建議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說：“步調要壹致，不壹致就不行。”於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便壹起唱了起來。

　　在這次會上，毛對八大軍區司令員作了如下調動：

　　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調任沉陽軍區司令員；沉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到沉陽後不久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陳錫聯，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不久又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皮定鈞到福州軍區任職後，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７日，在視察福建沿海線時，因飛機失事而死。

　　沒調動的軍區司令員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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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鬥爭

　　文革敗勢已定，毛澤東不甘心，在他的生命最後時期，盡力向否定文革的力量作鬥爭。他努力向他的子民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希望後人按照這個“理論”每隔七八年再搞壹次文革。

　　周恩來批左、批無政府主義的主張，被毛澤東否定。但周的主張在幹部和群眾中還有廣泛的支持者。毛善於借題發揮，在政治鬥爭中用曲筆。批林批孔，表面上是歷史、文化之爭，實際上是否定文革和保衛文革的壹場搏鬥。不過，保衛文革的忠實而堅定的執行者，只剩下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各地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了。

　　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

　　林彪事件以後，厭倦政治鬥爭的人越來越多，恢復秩序是多數人的期盼。但是，由於毛澤東排斥現代政治文明，文革只有“砸爛”，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後期所恢復的秩序還是文革前的秩序，所恢復的制度還是文革前的制度。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稱這種現象為“回潮”、“復舊”，甚到稱為“復辟”。他們說的“回潮”、“復舊”，是指以下情況：

　　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恢復了職務，雖然“5·16”通知和“十六條”將“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作文革的重點，卻沒有壹名領導幹部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復職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明確的政策界線，打倒他們也不是按法律程序。他們文革前即使有錯誤，有特權，是當時的制度造成的，把他們全部打倒，對他們進行人身摧殘是不應該的。被打倒的官員中，不能說沒有壹個是罪有應得的，但在“落實幹部政策”的風潮中，全都壹風吹了。官員們經過群眾的摧殘，心中難免有怨氣。壹旦恢復職務，不僅對造反派實施報復，其中有的人私下大膽地發表否定文革言論。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文批評文革的言論，被人整理出《高揚文反革命言論》，因此，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將他從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在壹家招待所里。但他的言論得到很多老幹部的共鳴。王震說：“高揚文的這些話我也說過。”周恩來接口說道：“是的，妳說的比這些還多。”由於王震等老幹部的多方保護，高揚文的問題逐漸降溫。周恩來、鄧小平也保護高揚文，毛澤東只好批示：高揚文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王震是八屆中央委員。在九屆中央委員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繼續連任的只有18.9%。王震幸列其中，可見他開始並不反對文革，後來才對文革持否定態度。

　　二，自“大聯合”“三結合”以來，各地都對造反派進行了多次清洗和鎮壓。進入“三結合”領導機構的群眾代表（多數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也以種種名義被清除出去，“三結合”中只剩領導幹部和軍代表，林彪事件以後，就剩下文革前的領導幹部了。就是上海這樣由文革派起主導作用的地方，到1972年，工業、財貿所屬單位領導班子裡的“群眾代表”近壹半被清洗出局。其它地方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造反派是毛製造“天下大亂”的工具，是打倒劉少奇的“石頭”。1968年以後要實現“天下大治”，這些“石頭”必然被拋棄，已經恢復了職務的官員難免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被“造反有理”武裝頭腦的造反派們，豈能甘心？

　　三，在利益分配方面，官民差別明顯拉大，這主要表現在對子女的安排上。子女的安排是每個家庭最大的利益。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這是結束紅衛兵運動運動最有力的措施，也減輕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這些下鄉青年在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掙的“工分”還不能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他們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女青年被強姦的事件多有發生。據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資料，姦污女知識青年案件兩萬多起，大部分是黨員幹部作惡。壹些地方捆綁吊打知識青年、姦污猥褻女知識青年的情況令人觸目驚心。千萬個父母都為遠在邊遠山村的孩子日夜憂愁。而少數有權勢的家庭卻將孩子送到部隊參軍，不僅逃避了上山下鄉的苦難，從經濟上、政治上、前程上軍人都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韓先楚任司令的福州軍區，就安排了二百多個高級幹部子女。高級將領這樣做，有權力的人紛紛仿效。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病退、頂職等名義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麼時候回城，與父輩的權勢相關：父親官大，回城就早，父親官小，回城就晚；父親還沒有“解放”的，子女就很難回城。父親壹恢復職務，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兒女從苦海中撈了回去。當時下鄉知青中有“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無權兒無望”的說法。平民子弟只能在農村苦熬了。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這樣招收的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從這壹年開始，各大學就接收軍隊和地方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能被推薦上大學的除了少數確實表現突出的以外，相當多的是利用父輩的權勢。父輩官大的可以上名牌大學，父輩官小的可以上壹般大學。無權無勢的，很難被推薦上大學。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供的材料說：“走後門問題，相當嚴重，相當普遍。高中級幹部利用職權走後門更多。上行下效：招壹次工，招壹次生，都是各種政治勢力的爭奪戰。‘官大憑官氣，官小憑關係，無官憑力氣。’‘農民學大寨，幹部忙後代。’‘毛主席健在，他們就這樣明目張胆地謀私，毛主席百年之後，他們不搞修正主義才怪呢！’”南京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鍾志民，是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的兒子。他是靠父親的關係上大學的。1972年4月，鍾志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時發現，班上30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壹是幹部子弟。鍾志民覺得自己“走後門”上大學不光彩，就給學校里打了報告，要求回到下鄉插隊的江西。他真的退學下鄉了。這個事情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民日報》作了突出的報道。

　　林彪事件後，撤銷了軍委辦事組，由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來承擔其職責。為了穩定軍隊，為了得到軍人的支持，毛澤東不想得罪葉劍英這些軍頭，他對“走後門”採取了寬容、妥協的態度。在1974年1月25日發動批林批孔的大會上，遲群、謝靜宜在講話中批評了走後門，還說“走後門”“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江青等對葉劍英“走後門”壹事窮追不捨，逼葉寫檢查，葉劍英鄭重其事地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表面上是檢討，實際是告了江青壹狀。2月6日，周恩來乘機向毛進言：“只研究走後門壹個問題，這又太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對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2月25日，毛致信葉劍英，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走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毛壹直以底層民意代表自居，在官僚特權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這件事上，他卻站在特權壹邊。這是為了維持權力平衡。

　　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恢復職務以後，除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謀利益以外，在住房、汽車等方面也開始恢復原來的特權。當時商品供應緊張，自行車、手錶等都要憑票證購買。在稀缺商品的購買方面，特權也大行其道。實際上，當時特權所得到的利益和改革開放以後特權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特權不在於特權者得到利益的多少，而在於和周圍人們的差別。很多人是懷著反特權的目的參加文革的。在文革中，群眾對特權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毛澤東對此也很警覺。

　　到1974年，在毛澤東之下有兩股政治力量在較量：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要恢復秩序，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堅持“繼續革命”。雖然後壹種力量更體現毛的意願，但毛更需要恢復秩序。“繼續革命”的支持者越來越少了。此時的周恩來成了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他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他的權力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劉少奇，更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林彪。他事必恭親，全面處理壹切國家大事。壹大批恢復職務的幹部支持周恩來，已經厭倦文革、要求恢復秩序的民眾也支持周恩來。如果毛壹旦去世，周恩來就會接班。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決定了毛身後中國的走向。毛清楚地知道，周雖然支持他搞文革，但很多重大問題上和他的看法不壹致。毛採取了對周壹邊使用、壹邊敲打的方針。使用，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離開周是不行的。敲打，有兩個目的，壹是希望周接受毛的思想路線，如果周接班，不至於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壓制周的力量，使得力量對比中，文革派比周恩來那壹派強大。

　　毛澤東既是文革的發動者，希望通過發動文革來改造“舊政府”；他又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必須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不能像造反派群眾那樣不顧壹切地“砸爛”，也不能像周恩來那樣千方百計地維護。這樣的雙重角色使他不得不在“舊政府”與“新文革”之間搞平衡：當文革派的極端行為使國家機器無法運轉時，他就壓制壹下文革派；當“舊政府”的官僚們要否定文革時，毛就支持文革派。林彪事件以後，毛的這種態度更加明顯。

　　到1974年，毛澤東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不願意在他生命的終點再出現天下大亂。他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復社會秩序。他左敲右打，駕馭兩股力量，企圖維持權力平衡。但這種平衡的維持是不容易的。當他敲打周恩來時，文革派就利用這個機會把火燒得過旺，恨不得立即將周打倒。這樣，毛又不得不敲打壹下江青，抑制他們的過火行為。周恩來這股力量也利用毛敲打江青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意圖。毛澤東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實現他心中的文革目標。他從長計議，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傳下去。只要留下“火種”，不愁日後不再燃燒起來。批林批孔與其說是壹場政治運動，不如說是壹場宣傳運動，是對毛澤東最後意願的宣傳運動。宣傳運動是對群眾而言，上層是妳死我活的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