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运人士谈中共政权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24日00:11:4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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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罗祖田：从六四后红二代专权，看中共还有多少生命力 一、终结文革，改变毛泽东路线的权斗因素。 作为中共也曾承认的一场空前浩劫，文革到底结束了也不能不结束。从常情常理和一般历史经验看，此时应是民情汹涌，大放悲歌时刻。只一个直接受苦难和被株连的人数，竟占了全国总人口约四分之一，便能想象此前的杀气深重。但是上述情况并未出现。此前发生过的“四五”运动，当然部分地反映了社情，但整体上不但算不得民变，而且连民主行为都算不上。其中坚人物多为失势的高干子弟，得到了幕后大人物邓小平的策划与支持，反映的是失势旧官僚的诉求。这一点预告了尔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舞台上的明星主演只能是那些在党内，军内拥有相当人脉和影响的老官僚。 民情的愚昧加上习惯了逆来顺受，竟然还发酵为同情权斗中失势的旧官僚，对毛泽东的不满也主要是针对他老人家不该重用身边的几个“佞臣”，于是，由伟大领袖传位于英明领袖，便显得顺理成章。上层权力和社会生活皆平稳过渡，仿佛一夜之间，曾经的苦难生活成了遥远的故事，如此中国特色不但不假，而且世所罕见。 近二十年中共屡屡宣称它的统治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想来依据就在这里。但是，存在的事物必定是有原因，不是存在的事物必定有理。否则，匪徒强暴妇女，女子选择忍气吞声，或归之于命，便也是合理了。中共统治的血腥与民众的麻木，正是此种匪徒与受辱女子的关系写照。 然而这号极不正常的关系便是皇朝时代也不可能持久，此种令人心情沉重，痛苦的关系当然不全是中共的原因。它反映了中共建立的共和国无非旧皇朝的借尸还魂，中共党文化实际很契合中国传统的皇权文化。中共摧毁了温情的乡绅文化和行业操守，却光大了残忍的宫廷文化与权术操作，当阶级斗争发酵了此种皇权文化，便演绎了文革的种种匪夷所思。中共无论身处上世、中世、下世，不可原谅的罪行在于它对疯狂嗜血行为的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关心的一直是享受权利的快感，文革后最是不堪回首失去权利的痛苦。但无论晓之以理或动之以情，于中共权贵仍无异于对牛弹琴。诚然，文革中失势的官僚，某些人受到的苦楚较之阶级敌人还不如。就事论事，对他们做过了，不合现代精神。但事态另有更重要的一面：此种互相仇杀越来越升级的惨剧，是谁主导的？无权无势者是无此能量的，这一点，相信新旧权贵也否认不了。文革前十七年，自建政中共屠杀、侮辱、冤屈、饿毙了多少人，不下一亿人，中共各级官僚该不该有点最起码的忏悔？他们在十年文革的痛苦和民间未停止过的痛苦，两相比较，天平该不该偏一点？ 没错，中共仍存良知未泯者，突出如胡耀邦。问题是彭德怀，胡耀邦只能是中共的异类，过去属于凤毛麟角，以后再无来者，而不倒的明星主演只能是邓小平，习近平之流。至此，中共的性质还要论证吗？ 不过，专制权力的丑陋不等于出不来歪打正著的戏剧性效果。往往，历史是由“英雄”创造，中国是个有力证明。当时，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到底死了，权力场与社会皆实现了平稳过渡，于中共本不失为幸事。但这是表面的风平浪静，文革遗留的两大后遗症皆急待化解。一是国民经济已不能为继，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等民生工程必须恢复常态。二是需要平反数不清的冤假错案，排除社会隐患，特别为失势的旧官僚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已利消除权力场震荡源。使用百废待举这个形容词，可称贴切。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新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及其团队身上。华国锋就其秉性而言为人并不孬，才干不足以驾驭复杂局面也是显然的。例如，他的领袖像到处悬挂也就罢了，这方面很明显有抬轿人的曲意迎合因素，但他到处用不可恭维的中学生书法水平去题词，就缺失了自知之明。他最大的弱项是资历浅，权力场少了自己人，秉性忠厚加剧了他对邓小平等老官僚的献忠的轻信。这样的弱项连我们老百姓都能看出来，如何能逃过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从绞肉机滚爬出来的犀利目光。他作为过渡人物乃是必然。 但又幸亏华国锋秉性忠厚，中共上层未再上演血雨腥风场面。他若属于毛、邓之流，满可以与江青暂且联手，在毛的最后几个月矫诏弄死邓小平，去掉权力场最大对手。此前的粉碎“四人帮，”实属江青、张春桥太不屑于华国锋，导致了“兔子逼急了也要蹦三蹦。”当然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既已获得再出山机会，他就一定会要大显身手。此非他的追求所决定，而是他的性格所决定。他有国家观念，但无人权观念。他的人情味只限于家庭。当然也不妨这样说，专制体制下，成大器，干大事的人还离不开这性格。 邓小平既已出山，百废待举的现实于他一样是个巨大考验。相比较华国锋，他的优势在于资格老资历深，故旧门生仍在，很多人仍掌实权和兵权，他的话有人听。此其一。其二是他擅长以镇压开道的雷厉风行作风，此魄力在上层近乎独有。不过，他也有无从克服的短板。截止1975年大整顿，他在党内外的形象并不佳。他并无拿得出手的战功；主政西南未有实惠于老百姓；不如彭德怀是公认的海瑞第二；强势作风加上除毛皇外他看不起其他大员，使他从无真心朋友；文革初期对他的污名化仍余音在耳；他写给毛皇的检讨书和写给华国锋的表忠信，那些自污语言和屈膝态度当然情有可谅但也算不得光彩事。特别是，要让自己东山再起名正言顺，他就必须否定文革派才能自证清白，另须改变文革路线才能重建合理合法性。否则，他清算文革派便少了合理合法依据，也不能赢得大批复出的旧官僚的诚心拥戴。这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经济搞上去，便成了利剑出鞘。 此后的事态发展属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不能不说，邓氏新路线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实际。他一度重用的几个人，胡耀邦，万里，赵紫阳，莫不使改革大放异彩。既然国家生活出来了公认的良性变化，邓小平当然乐于续举改开大旗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被改开推著走。因此，谈韩信的功绩，必要先谈萧何。反过来说，当时若无邓小平镇住场面，那三人很难招架住顽固派的围攻。改革夭折是大概率。 我以为此便是邓氏主导的改革开放由来。大势逼迫是基础，权谋策划是杠杆，并未跳出史上专制王朝为化解重大危机的突围套路。
二、六·四后复辟八旗特权制度，中共便准备好了也只能从此一条路走到黑。 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是如此贫血，用邓小平一句“摸著石头过河”便足以反证出来。 为什么要摸著石头过河？古今中外，改革以图中兴的故事还少吗？中国的专家学者并不少，如果改革的目的真是一心为了民族与国家，那么只消交出这个底，要不要摸著石头过河的答案很容易出得来。但是，这个底是不能交的，超出了邓小平本意。很简单，诚心改革，就要彻底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再往后就是否定共产党，包括邓小平。这题目太大了。既然只能在禁区内打转转，当然要摸著石头过河。 六·四的无情镇压，无疑是学运，民运要闯禁区而触雷。这雷，乃是中共中上层大多数人早就预埋了的，不应只归罪于邓小平一人。要让这号体制下的国家机器骤然转向，兴许史有先例，但也会极少。中国不同于苏东，它们至少还有个很突出的民族压迫问题。邓小平的罪责在于他杀人杀顺了手，每到重要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惜用滚滚人头来立威，当时若换了另一人，例如观念一样陈腐但手软一点的陈云或杨尚昆，方式很可能大不同。 果然如此，就会有另一个很可能大不同，便是中共犯不著很快就彻底撕下遮羞布，公然赤裸裸地复辟八旗特权制度。他们不知道此事性质的恶劣和后患深重吗？此事等于国家公器只配红二代享有。红二代里面，又以老革命家子女优先。其发展逻辑必然是寒门子弟即便入了党也只能是八旗贵族的奴才，党国红色权贵成了奴隶主，十亿草民成了习惯法下的奴隶。这就比毛泽东时代走得更远了。 事实上，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不曾这样干过。诚然，无分社会制度，这世界的权力场在哪里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不等于哪里都可以这样赤裸裸做。骗钱本质上也是抢钱，但骗钱与抢钱给人的感受大不同。中国共产党与苏东的共产党有同又有异，苏联境内一百五十余个民族的同化远未形成中国境内汉人占了压倒多数。红军的坦克对东欧国家只能是耻辱。不应把中共行为事事都与马克思学说扯一起，中共的黑社会基因更多，这里是一大理由。 此种黑社会基因主要源自陈胜，吴广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另类解读，严重缺失贵族的大度气质。尔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队伍，夺得政权后莫不是围著坐江山，吃江山转。可以说，邓氏改革开放，出来六·四后从政治上说就终结了。从经济上讲全因了世界新变化，否则叫停也是大概率。 至此，中共完成了它的化蛹成蝶过程：由夺权时的小农流民革命党，到建政后的凶残法西斯党，再到六·四后的骄奢淫欲奴隶主党，一次比一次进步。 可悲的是，这样明明白白的事理，几个中国人正视呢？由这帮奴隶主主导的改开，真能把中国引上文明正道？ 当然，不少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了。这从当局对各种刺耳声音的高度敏感和恐惧，反证得出来。其实，新生的奴隶主，八旗贵族，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是邓小平、陈云之流把他们推上火坑的。使他们白日里尽享荣华富贵，夜深人静时一样没有安全感，因为须担心变天后被清算。他们无奈无解的是，他们已无退路，因为欠下的债还不清了。这事，决定了中国尚未告别革命，不是和理非的善良愿望能奏效的。
三、习近平新时代，闹剧加丑角表演。
中共权贵没了退路，当然得横下一条心一条路走到黑。此为习近平得以登上大位的时代背景。 红二代乃至太子党并非铁板一块，需要对具体人事具体区分，但拙文只能谈共相，不谈殊相。整体上看，这个群体可悲可恶的成份远远大于可怜成份。 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畸形的，党教育扭曲了他们的人性，家庭教育又助长了他们虚骄气，文革爆发，他们被迫辍学，遭株连，必须上山下乡。日子安定了，却又纷纷过了而立之年，仍学无所长，身无长技，出路何在？他们庆幸的是血统高贵，发财，做官，混文凭不难。更兼门当户对下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一荣虽未必俱荣，但一损皆损的关系。有理由相信，日后中国的民主制度不会路途坦荡，这个丑陋的蜘蛛网会玩花样。当然，预计到了第四代，这个群体会走向分崩离析。至于现在，他们当然要捍卫红色江山。其它的事，他们想不来也不愿去想。 这里插几句：我曾接触过几个响当当的红二代，其父辈皆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他们著名牌，开豪车，语气壮，不屑于无背景的人，农民工无须说，中小企业主也不例外。因为农民工受苦遭穷是天生的命，企业主能挣钱乃是靠了共产党。“你找死哎？”“老子做了你。”是他们的口头禅。谈及党史，他们一套又一套。但知识老化，逻辑不通，多说上几句话便暴露出惊人的无知。这就是中共的红色接班人，自以为是的天潢贵胄。鄙人说过，从习近平身上看得见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得见习近平。他们当然热衷于延安儿女聚会，唱红歌，讲正能量，认宗毛泽东。 近二十年他们的变化是：讨厌江泽民，蔑视胡锦涛，近几年也开始了严重不满习近平。全因六·四以来首推“人心不古”，出来的不是他们希望出现的局面。他们的愿景，是再现文革前中国社会大多数愚民拥戴共产党的社情，至少也要再现改开伊始时少胡思乱想的社情。相应地，便是他们迁怒于这几人的无能，不由他们不回味毛、邓的手段，只一个本能便仇视搞乱了人心的民主、人权、宪政观念。 江、胡两朝，实在给足了他们面子，代他们管理红色江山尽了心力，替他们呼风唤雨积攒了财力，他们仍不满足，始终心病难去，担心血统不纯正的管家会引来和平演变。江、胡有何胆量否决习近平上台，敢不看仔细红二代新贵抱团的力量。看看习近平上台伊始，红二代发出的“不要打横炮”的鼓噪吧，何其露骨又自信。 他们说不出的苦，还只能苦酒自吞，当然是习近平让他们目瞪口呆。红色江山接班人的代表，理应多谋善断，张弛有道，尽显红二代特别太子党的风采。习近平却牛皮吹上天，笑料百出，原来只配做个乡镇党委书记。事儿没完，习大帝位子一坐稳，便不甘心被架空被遥控，招募了新人便淡忘了旧人。这不明明成了有了新欢便忘了旧情，甚或过河拆桥，但是迟了。他们只有一点尚能想得通，谅习大帝纵然疏远宗室兄弟也不敢毁太庙，那只会先让自己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是。 今日中南海，夜里是黑风寨，白天是马戏团，习近平，是寨主加主演。 四、众神的审判日，还应缺席审判已往的独裁者。 我个人以为，需要关注今日中国的内外纷纷乱象，但展望未来，更需要关注两条基轴线。1、中共还有多少生命力？2、总加速师还会闹出什么新花样？ 先谈第一点。 当今中国，无疑已被中共高度绑架，无分内政外交。说到底，是对人的绑架。 重心在党内。普通党员被支部书记绑架，小书记被大书记绑架，全党被中央绑架，中央被习近平绑架，习近平又被党的利益绑架，党的利益再被各个利益集团特别高端家族绑架。那些高端家族成员又被位子、票子、面子、女子、亲友绑架。 今天的习当局不但更加不信邪，而且视眼下的相对平安无事为制度优越的证明。习近平的红卫兵视野肯定弄不懂战后新的文明内涵，我度王沪宁也未必读懂了世界史。他曾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反对美国》，充其量属于二流水平，与他的一流政客水平不相称，中共竟视为至宝。因为美欧的长治模式决非几个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的心血来潮，而是通过对三百年实践总结的较优方案。简言之，新生活方式的列车总在提速，对制动装置的要求亦高。或者说，中共既然离不了工商业，又强令工商业服从农耕文明的权力指令，甚至用黑手党规矩来指导工商业发展，如何行得通？这叫用后羿射日的神箭来射今日的卫星。此非讲神话，他们的潜意识就有如此奇葩：既然神箭可以射日，射卫星也就不在话下。 再谈第二点。 据说，习当局每月都要组织政治局学习会，学习什么呢？吾等自不得知，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些授课的专家是不敢妄议的，他们还要不要饭碗？他们作为国宾尚且如此，那些党校，官媒，央视的编导人员又怎敢乱讲话？这一来，那些官样文章能当真吗？ 看来，习总书记也有我们难以体谅的苦衷。他必须保党。他不拼命保党，他会是什么呢？他敢让戈氏叶氏的解散苏共宣言出现在微信微博，供中国人讨论吗？没有了党，他若什么都不是了，他还能保住乃父的皇陵吗，他怎么去见拥戴过他的红二代，官二代？甚至他还会无颜去见老婆女儿。很可能，他还会丢掉性命。谁不惜命呢？而他惜命的表现太多了。 前进不能，后退无路，要他命的人越来越多，火星又去不了，他也就只能死抱权力不松手，继续吹牛皮，吓唬看不明真相者，把一切不轨行为和杂音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条件具备，他也会冒险一搏的，例如武统台湾。其实他多半是虚张声势，要显示他是男儿，但以攻代守，主动多了。一旦成功，他成了英雄，余生就有了保障。我以为这就是习总书记现在的心态。说他向左转开倒车，就事论事似也说得通，准确的说法他无非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哪个末世王朝，是对中世，上世开倒车？晚清几十年，是对康乾时代的“倒退”向皇太极的“左转”吗？不得不说，持倒退一说者，和党主立宪者，坚持继续改开者，莫不对中共仍存幻想，近乎第二种忠诚。可惜，只要你不是自家人，任你什么样忠诚，中共已不信了。 具体地说，只要能躲过疫情追责，私下里向美欧日印多示好，特别国内只要经济不垮，每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率，当然是不掺水的数据，值此人人只认钱的中国社会，中共就倒不了，它就仍是大爷。如果此盛世也能持续五十年，中共便可能再活五十岁。因为一个眼下有奶便是娘的社会，操什么空心啊。 可惜经济规律不会听中共的话。纵然世界资本仍如胡、温时代大力帮助中共，中国仍会爆发经济大萧条。是因中国经济结构不能持续发展，走的是一条届时不发动战争就不能转嫁危机之路。例如房地产，它曾有大功于民生，但十年前便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今天仍大兴土木已是盲目扩张，典型的饮鸩止渴。又如基建，它的回报周期从来都长，今天的内循环受得了十年二十年后才能见著回报吗？遑论那些注定了永远亏损的项目。这两大支柱产业一倒，中国经济还有什么呢？ 当真对外发动战争？那好，美国和盟友正等著。 总之，认为中共三两年内便退出历史舞台，从国内社情看依据不足。去岁香港的抗争如火如荼，隔河的深圳仍人人只求发财，是个有力说明。但若经济大萧条降临，大量中产者三两年内便返贫，原有的贫民活不下去，大资产者又一毛不拔，中共的丧钟就敲响了，多半就是现在起的五年到八年。这又是中共自酿的苦酒，叫中共反对中共也可以。前面说王沪宁所写《美国反对美国》无非二流水平，理由就在这里，因为谁都一样，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重要的是这条路上的纠错机制。中共自建党始，便无纠错机制，但战争时期乃至改开伊始，曾有过纠错勇气和相当的纠错行为也不假。今天，庙堂还有纠错勇气吗？只恐想都不去想了。它太傲慢，连讲道理的民运人都不容忍。它太贪婪，至今连个走形式的阳光法案都不肯出来。它太迷信谎言，终使自己掉入塔西佗陷阱。它太凶残霸道，它的人权就是老子让你吃上了饭你就该知足了。既然它垄断了一切，把各行各业推向了只认钱，没了钱它拿什么养官，维稳？你不是大爷了，又欠太多的账，又怎挡每个人登门讨债？ 今日中国，若不能五到八年之内终结中共的变态统治，这个古文明将不是走向复兴，崛起，领导世界，而是走向昙花一现的强盛，再迅速走向大动荡，长期严重贫困，更加社会不公，被世界孤立和冷对。事态很显然，中共为了它的奴隶主统治利益，正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鼓动民族主义激情。而这种疯狂整体上竟然一呼万应。清醒的声音不被官方允许有市场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种声音在各行各业中极少市场。而这种听不得逆耳声音的民族不可能有大出息，报应极难免。或许，此为自诩历史悠久，文化优越文明的宿命，曾经的德、日也是受不了报应才回头的。所幸的是，五至八年内，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是大概率，对众神的末日审判也就不可免。今天，我们追求民主的人不必气馁，届时，我们务必坚持对死去的独裁者一并审判。民国从根本上否定对建立民国并非无贡献的袁世凯，积极效应是尔后再无人敢公然称帝了。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独裁者，无分他姓毛、姓邓，有过哪些行为，中国人需要从子孙后代著眼补上这一课。否则，民主制度下仍不免独裁者借尸还魂。毕竟，独裁者皆土生土长，不是天外来客。 张青：中共夺江山关键在苏援 “百年魔怪舞翩跹”，恍如中共祖师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形容的“怪影”（或译“幽灵”），“伟光正”这个荼毒生灵的恶魔，居然降临泱泱神州快满一百週年了！而它主宰大陆乾坤也近七十二载，按中国传统说法是“六轮”。何故继承孙中山宪政遗教的国民党，1949年会败于它而丢掉将近960万（959.6960）平方公里的江山呢？ 对此，海峡两岸政要及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下以为，毛所言值得思考。彼于登上中南海金銮殿宝座前夕自诩：“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採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繫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 相比之下，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纪律极度涣散，军队往往不听指挥，无论党政高层均派别林立，内奸层出不穷。故国共内战只短短三年光景（1946-7－1949-4），便天翻地覆“金陵王气黯然收”，最后蒋不得不退守东南一隅面积仅3.6万平方公里的几个孤岛。 然而，上述“三大法宝”均属内因。毛没有提到外因，即苏联的援助。后者其实乃中共夺取江山的关键。 为此，我们可以简略回顾中共自1921年呱呱堕地起的历史。 毋庸赘述，中共乃列宁即俄苏一手豢养出来的：始而给经费，继而给军火，二者绵延不绝。牛津大学国际关係学哲学博士徐泽荣先生简称之为“饷械”。这有已经解密的苏俄档案为证。其具体数额是多少呢？ 先说“饷”。 据中国人民大学杨奎松教授考证，1920年夏天，上海中共小组成立之后，每月获宣传用的苏饷1000银圆；小组成员每人每月得作薪金的苏饷30银圆。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各地代表每人收到作旅费用的汇款100银圆，13人共得1300银圆。”（2） 中共“一大”前后的1921年7月至1922年12月，一年半中，苏饷月额估计为1850银圆”。（3）1923年月额1750银圆，其中出版报刊和印刷传单费用佔31%，各省市组织员、宣传员工资（每月35银圆）佔49%。而当时香港蓝领阶层最高的海员工资亦不过20-30银圆。（4） 1924年I 月至1925年3月前后15个月的月额均为2250银圆。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10500银圆；1926年7月至9月24500银圆；1926年10月至12月29750银圆。”“1928年55000银圆”（5） 苏俄即列宁之所以如此大手笔地拨款给中共，乃基于其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目的。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时，列宁曾说：“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而此前欧洲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国巴伐利亚等几个于一战后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均仅维持数月或数週，故列宁寄望于亚洲尤其是中国。这实际上乃苏俄性命攸关，他们那怕勒紧裤腰带也得给这个钱！（6）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李济深在广州积极响应，大开杀戒。同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中共党人遭到镇压，转入地下。旋即先后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均以失败告终。 同年9月9日毛发动秋收起义，10月27日率其残部到达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朱德所部会师。中国工农红军正式诞生，苏俄军火的接济提到日程上。 但此期间苏饷有增无减，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28年7月－1931年6月）的向中发被捕后向国民党的交代，三年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每月获苏饷约55000银圆。（7）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江西瑞金。政府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经苏方帮助，上海中共中央总部与苏区间联络畅通，至1932年底前后，苏方按每月七万银圆标准向上海中共总部供饷。（8） 小结一下：自建党后迄迁赣前，前后11年半共138个月，如仅按苏方预算月额计，上海中共总部共得苏饷3998452银圆，平均每月28974银圆。如其中一半用于发放工作人员工资，则第一、二期（1921年7月至1923年12月共30个月）每月可养30人，第十一期（1930-1932年前后36个月）每月可养917人（9）。杨奎松文透露，1923年中共“三大”时已有党员400人左右。 有必要提一下，苏联政府当时每年从中国东北中东铁路赚的利润据估计达到2000万银圆（10），故归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用的钱来自中国人！ 1933年1月，上海中共总部迁往中央苏区。至1934年10月止，苏饷“总额为321.46万银圆，应由上海分批转送瑞金”（11）。徐泽荣猜测苏区总找陈济棠、余汉谋（以美元）兑换。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1933年1月至1935年7月负责白区工作），苏方仍有定期拨款，只是数量大减。”（12）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馀部抵达陝北彼此恢复联繫后，给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额大大增加。（13）杨奎松“信手拈来一例：1937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通知；苏方汇去80万美元由它支配。”（14） 杨奎松还写道： “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总数，就达到385.2394万美元。”“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上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载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著。……1944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还在向联共（布）领导人转达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并提议帮助中共中央五万美元。”（15） 不言而喻，苏饷对于中共起了救命的作用。 下面说“械”，即军火。 概而言之，早期苏械输共路线： 南线获陈济棠、余汉谋协助。其中，红军割据赣南时期乃为‘陈济堂小道’：广东始兴－南雄－江西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会昌。陈济棠运输车从始兴县城郊玲珑岩，或者南雄县梅岭下钟鼓岩军火库，装上苏联援共日制步枪及其子弹，经上述路线，至会昌县筠们岭卸下，交给中共外贸机构；然后装上中央苏区各矿运来的钨砂，运返广州或者香港出口欧美。苏及中共已授权陈氏钨砂贸易专营权作为对其协械中共之回报。（16） 以上是陆路。水路为于都江口至信丰，中经桃江与资水交汇处，由驻赣南的粤军李振球（陈济棠同乡兼亲戚）部以‘武装截运’方式收货，原船（固定为20艘苏区木船）上驶信丰。”这些木船可于返程载回由始兴、南雄武库取出的苏援枪支弹药。”（17）此外，福建厦门－漳州也是中央苏区白皮红心港口，苏海军伪装民船，专门用于秘运苏援中共饷械，经厦漳口岸入赣南苏区，兼且运人。（18） 至于北线陆路，也有两条，先是：苏联－乌鲁木齐－新兰公路－兰西公路支路节点陝西长武－甘肃庆阳。在庆阳卸下货物，交牛马队、骆驼队运往延安、河防、华北、华东等地。……后是：苏联伊尔库茨克－上乌金斯克－恰克图－外蒙乌兰巴托－内蒙满都拉口岸－百灵庙－大青山包头段－后套黄河。此后，一支线去往陝西绥德以及河防大门；一支线去往内蒙伊克昭盟西部桃力民──鄂托克前旗城川－陝西三遍地区的靖边－延安地区。这是1927年鲍罗廷由华返苏之时大概踏察过的路线。（19） 苏援饷械能安全通过傅作义晋绥军防线，便是毛向斯大林建议的行贿之功。依按苏规矩，既已给董其武小部份武器，那董就得派兵护送大部份武器由满都拉口岸运抵陝甘宁边区。（20） 再有空中输械路线：苏联－新疆哈密－甘肃庆阳以及苏联－外蒙－甘肃庆阳两条。偶可用作客运，到达延安。（21） 上述抗战时期国际路线，均有苏方文献及中方展馆说明文字与其引用文献证实。前者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均为1935年苏联情报部门所撰写，共产国际于同年据之考虑两条红色国际交通线。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咨询此事，毛予以肯定答覆。（22） 由此可见，苏援械饷使毛共得以一再“咸鱼翻生”，且于抗战胜利后势力迅速膨胀。 这里补充一笔，即1945年6月，王震、王首道奉命千里迢迢率部五千人南下，建立湘粤赣边根据地。实质旨在前往南雄、始兴，取得该处剩馀的苏援军火。但8月下旬抵达该处后遭国军数师包围，无法与接应的东江纵队会师，只好北返靠拢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后来二次内战战端即起自李部）。 至于共军最终赢得内战则须归结于火炮之力，用徐泽荣的金句就是：“四野苏援后膛火炮轰垮蒋家王朝”！（23） 说到此，不能不提出斯大林这个魔头。早在1937年抗战之初他就吩咐王明传话指示毛曰：“火炮乃是现代战争之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首先建立砲兵部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兵工厂，为此我们将提供一切设备和技术人员。”（24） 正是基于上述战略构想，“苏军顾问选址苏区著眼运炮”：赣闽边苏区可接收苏海运至汕头或厦门之重型武器；鄂豫皖苏区可进击宁沪杭后方；赣东北苏区可联通赣闽边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可夺取、保护将来中央红军西去北上背靠苏蒙之时所需安全渡口；陝甘宁边区、盛世才后方可作军事基地；入绥远东征军可接受大批苏援饷械；左右江苏区可迎接法共越南地下组织，通过越桂公路、越滇铁路，运进苏援重型武器配套部件，然后将其装上苏联军用运输机，运往三处较大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25） 就像粤语讲的：“鸟枪换炮，零捨唔同（压根儿不一样）”。共军拿到苏援军火后，战斗力大为提升。日本投降后国军虽在美国帮助下迅即抢佔东北各大城市，可是苏军却“将缴自日本关东军、驻朝军、溥仪军的枪，缴自德军的数量不明的枪，以及自身携带的美援美式火炮以及自产苏式火炮的其中一部，还有坦克、汽车等”，全部移交给共军。据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电台广播《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所提供的资料：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万－1.4万挺，各种抛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馀架飞机和炮艇若干。”（26） 共军接收苏军移交的美援火炮及苏联库存炮弹后，炮兵佔尽优势。淮海战役中，由华北和东北送往前线的炮弹约有1640万发，远远超过了国军方面的相应供应数量。故徐泽荣称：“国军败于共军主因，乃为国军不敌共军炮兵。”（27） 在索炮过程中，曾留苏八年之久的共军四野军需部部长杨至成（1903-11-30-－1967-2-3）居功至伟。1957年12月，毛设家宴招待杨氏夫妇，此为极为罕见的毛私人款待下属之举。但1967年初杨氏遭受文革衝击，毛未予援手，致其激愤而亡。呜呼哀哉！（28） 行文至此，有必要评述一下毛津津乐道的“三大法宝”。 先谈共党。它是“有纪律”，可是强调“个人服从组织，部分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造成领袖金口玉言，一个人说了算。跟邪教一个样。 根据大陆最高法院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相关“法律”：“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中共便是不断“神化、鼓吹首要分子（毛），发展、控制成员”，和平时期造成至少八千万人惨死，其中饿死至少三千七百万，极大危害社会。何况该党从未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显然属非法。 而所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更是其万恶之源。1886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写道：“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係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更坏。”可见恩格斯晚年已修正了其理论，放弃暴力革命。列宁和毛共则食古不化，坚持武装夺权，实行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就如同毛诗词中形容的“洒向人间都是怨”，欧亚美非几大洲的多个国家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至于“自我批评”和“联繫群众”，前者可谓“马列主义手电筒－照人不照己”毛根本不屑一顾，他自称从来不下“罪己诏”；后者则属骗人的别称。毛口才和笔头均十分了得，舌粲莲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不明真相的群众哄得团团转。抗战时期他竭力鼓吹“民主”即是一例。不过，正如林肯所言：“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个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文革期间毛所云“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很应该奉还给毛自己！ 讲到共军，固然有“苦大仇深”的贫民及其子弟，但更多的是被迫入伍者。这从韩战后遣返战俘的情况可见一斑：“志愿军”战俘2万1千人中，1万4千人选择去台湾，7千人愿回大陆。后者先经隔离审查，继则悉数开除军籍（党员开除党籍），返回原籍农村种田，辛苦度日。前者在台衣食无虞，多数小康，八十年代获准到家乡省亲，无不风光于桑梓。由此观之，儘管一直处在共党“绝对领导”下，解放军未必百分之百“忠于党”也。 末尾分析“统一战线”，除了里面的中共卧底（如民革王崑崙、民盟胡愈之等），其中组成人员不见得都那麽“革命”。八个“民主党派”无非“上了贼船”而已。此乃毛1949年在河北西柏坡接见几位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时的原话。 总之，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毛共1949年在战场上是赢了，可是两党决战又岂止在战场？中华民国依然屹立在台湾，以其宪政民主繁荣昌盛蜚声国际！ 环顾全球，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仍属主流，专制独裁是逆流。歌剧《白毛女》宣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毛魔头就把人变成虫－害人虫（得势者）或应声虫（附和者）、可怜虫（芸芸众生）。北京御用文人喜欢吹嘘什麽共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殊不知历史有反覆，套用骆宾王《讨武曌檄》的话：试看未来的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2021年4月12日修订于香江） 裴毅然：马克思主义之谬根 共产赤祸 国际共运，百年赤难。今年正值中共百年，还真该好好梳理总结一下中国赤祸，这项工作目前自然还只能在海外进行。寰内至今没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恰恰正是中国赤难“标志性建筑”之一。 今天评说马克思主义已非百年前瞿秋白的“隔著纱窗说晓雾”[①]，失去未来时的朦胧，共产赤说原形毕露，赤旗不再新艳。更重要的是：今人已能捏著结果下结论，实践检验“真理”，最硬的论证。2018年10月，白宫官方推特帐号发文：“抛开政治不谈，社会主义应丢入历史垃圾箱。”[②] 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勃兴百年，除了彼岸“时间差”，还有一些鲜亮外衣——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大公无私、终极解决所有社会矛盾……尽管岁月鉴伪、赤祸证邪，但追溯吾华赤难之源，必须溯及马克思主义，必须剖挖赤色谬根。尤其对“墙内”大陆同胞，“金盾”网络风火墙长年阻隔海外正能量信息，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大饥荒，“80后”、“90后”有的甚至不知文革，进入暮年的知青一代也不清楚共产主义歪在何处，更不认识“民主自由”，狭隘民族主义泛滥，小粉红分贝尤高。大陆意识形态，如今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颠覆价值序列 任何社会制度实为各项价值之排序。所有颠覆性革命均始于否定既有制度合理性，而否定的核心，即在于颠覆性重码社会价值序列。 人类从原始蒙昧走来，一路上的“规矩”只能约定俗成，存在即合理，形成自然人文生态，而制约社会制度的决定性要素为人性。因为，制度毕竟得为社会服务，至少得兼顾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尤其自然需求），也必须保护生产力、维持社会秩序。长期沿续的制度，必含历史的相对合理性。 人性，天然自成。《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性核心内涵，本然之欲也。人之欲望，既为社会发展自然动力，亦为社会进化服务目标。合理合度满足各种欲望，人类幸福当然之义。作为动物，人性本私也应私，必先利己才可能利他，必先自爱才可能兼爱。先己后人，方便自然，效率最高。因此，制度设置必须尊重自然，先私后公。合理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人性的分泌，所谓社会进步，即制度与人性的叠合度拾阶而上，叠合度越来越高，权益均沾率随之越来越广。 马克思主义逆趋人性，高唱大公无私，从源头上倒置价值顺序。因此，所有赤国尽失第一生产力（社会成员的求富积极性），经济立萎、饥荒踵至、长年短缺经济。本应激励努力劳动、勤奋工作的规章制度，成了经济勒脖绳。毛泽东伸腿的1976年，中国人均GDP仅$165，[③]欧美1977年$6980。[④]经济当然是政治的决算，经济基础当然最有力“说明”上层建筑的质地。 价值序列的适时适度码放（各种合理制度形成），无法人为设计，只能摸著石头过河，前人经验乃最重要台阶。马克思主义“两个彻底决裂”，彻底否定前人经验，宣称太阳从自已脚下升起，以主观设计取代客观生态，先天性心脏病，危险性可想而知。 大凡成功革命（如英美），均为衔接性渐变式（不起撬近代社会地基的私有制），不仅成本低、动荡小，更因保持修正性而获得灵活性适应性，一路证效——从一项成功走向另一项成功。国际共运因彻底革命而不可逆，最后只能碰鼻子转弯，只能“二次革命”——对革命进行再革命，各赤国均经受两次社会大震荡，先革私有制的命，再革公有制的命，来回两遍大折腾，“学费”甚巨，全球殉难者至少一亿。 文革后，中共被迫改革开放，实质悄悄“二次革命”——渐渐恢复私有制。所谓确立“市场经济”，即赧颜否定1949年以来一力扶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拆除经济领域的“违章建筑”。一路高分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用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的命。如今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就”，均出自私有制，而非出自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公有制。 中国经济所谓的“高速增长”，除了借助私有制“焕发青春”，还有低起点的恢复性增长。别忘了，1949年远远落后大陆的台湾，2019年人均GDP$4.1万，还翻你两翻(大陆$1.03万)；香港2019年人均GDP$4.87万、澳门$8.6万。[⑤] 理想悬离现实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始终是一对主要矛盾。所谓历史理性，即体现对这一矛盾的平衡掌控。马克思主义摆错理想与现实的位置，犯了低级哲学错误。共产主义以主观愿望强行超越现实，大方向悖反，原点即误，放射出来的赤祸才如此巨烈。 就是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应客观存在决定主观认识，而非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共产主义无视自然人性、既有社会基础等一系列客观存在，逆向要求人性倒趋共产意识，逆天性而违自然，岂可得乎？ 中华祖先早有训谕：中庸。中者，适也；庸者，常也。万事不可极端。共产主义从根部起撬所有制，极端之极端，百年赤难再次见证“中庸”的含金量。 无产者无自由 所谓人权，财产权乃主轴，两手空空者如何维护人身权益？一个伸手乞丐，如何保持自身尊严？还剩多少自由度？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就在于财产权不仅维系社会制度（现代文明地基），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青一代尝过毛时代的红色滋味，所有生活全得“组织安排”，从住房、调薪、移职……直至婚恋、生育，而之所以只能服从组织，还不是一个字——穷。无产者无自由。既然你的一切生活资源都捏在单位头头手里，还有什么个人独立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生活窘迫，还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也正因为公有制无法分泌强大生产力，“东风”硬不敌“西风”，谤议四腾、怨声盈衢，各赤国只能用枪杆子捍卫“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压维稳，封杀各种“阴暗面”信息，同时从言论思想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摇篮中。 文革后，中共明知坏在共产大锅饭，经济上低首松绑，但囿于政权来源“合法性”，仍高调挺持“激情燃烧的1950年代”，拒绝对赤难根源的溯析。“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浓缩为关键两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政权也；社会主义道路，红色革命价值也。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这儿的“代表”，毋须选票毋须程序。 结语 马克思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套用一句俗语：都是认识惹的祸！想要一步进入天堂，结果坠入地狱。 2006年，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1917～2019）： 我们在这个党内生活了近七十年，我们入党时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新社会”还没有到来。[⑥] 新华社副总编穆广仁（1925～ ，1947年加入共党）： 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认同“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奥斯特洛夫斯基）……[⑦] 为什么追求七十年，目标与结果豁差如此之大？马克思主义原点即歪呵！整个南辕北辙，背向而行，如何抵达彼岸？怎么可能驶向目标？ 中共至今不肯降旗，还在坚持“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肯从意识形态领域折返，自然意在坚持红色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毛像之所以至今在墙、毛尸之所以仍然在堂，当然不是当今中南海对老毛还没有“历史性认识”，而是那份政治利益呵！“阶级立场”呵！大家都懂得。可是，随著红旗褪色，失去马克思主义的保驾护航，尴尬呵！中共当然明白一旦改旗易帜，那…… 中共百年，不仅中南海一切明白，国人也大多明白一切呵！ 张杰：中国极权主义研究 我们考察中共百年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那就是极权主义。中国的极权主义从源头上说来自于前苏共。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没有苏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中国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对中国是舶来品，它与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具有本质区别。 1949年中共建政后，全盘苏化，极权主义在中国像病毒一样扩散、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极权主义导致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发动并念兹在兹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具有绵延千年的皇权专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交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极权主义呈现出与苏联极权主义诸多不同的特征。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进入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开启了长达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绥靖政策的推动下，国家资本主义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由于后极权主义与市场经济和中国人民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邓小平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支撑的“跛脚鸭”改革开放弊端丛生，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走向宪政民主，还是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的老路？ 习近平的新时代给出了答案。他表示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出了“无有一人是男儿”哀鸣。他重新打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通过军队整编、设立改革领导小组和反腐败集中国家权力，他要终结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在国际关系上，习近平抛弃邓小平27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展开咄咄逼人、俯视世界的战狼外交。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中国刻意隐瞒疫情，酿成全球上亿人感染，300余万人死亡的惨祸。 习近平时代背离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拥抱宪政民主的愿望，它的逆风而行和末路狂奔正在唤醒世界和中国人民。中共极权暴政与世界民主自由面临生死较量，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 习近平在画一个中国极权主义的圈，它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回归到极权主义。 第一，极权主义始于“善”而终于“恶” 极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著悠久的历史，按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说法，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也具有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1]但阿伦特（Hannah Arendt）、塔尔蒙（Jacob Talmon）则认为，极权主义出现在18世纪，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构成要素。[2] 极权主义秉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但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分道扬镳，形成了以列宁、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左翼极权主义和以希特勒纳粹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塔尔蒙在《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向》一书中指出：列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则强调了国家和种族。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但却有著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可怕的一幕。[3] 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4]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5]“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6]“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7] 关于极权主义的特征，法国政治学家阿隆（Raymond Aron）提出了五要素说[8]，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六特征说[9]。1941年7月，时任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在此演说中，胡适引述了美国作家、评论家伊斯特曼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10]胡适认为，这二十个特征准确地画出了极权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本文中，笔者采纳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特征的描述：全面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大众政党；使用秘密警察和国家暴力等机制的恐吓体制；对武器和军队的垄断；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11]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 极权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种族灭绝、苏联共产党大清洗、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和中国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上亿的人在这场乌托邦运动中成了无辜的冤魂。 极权主义一开始并不是“恶”而是“善”，是“拯救”，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并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最终从“善”走向了彻底的“恶”。[12] 第二，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 1949年中共建政后，国家制度全盘苏化，成为苏共极权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但由于中国千年绵延不绝的皇权专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而使极权主义有了更多中国特征，最终形成了中国版的左翼极权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与苏联极权主义具有相同的反文明、反传统、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的特征，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一是，意识形态。苏联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构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中共的意识形态除了苏联乌托邦外，还杂糅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思考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大同社会理想。文革中，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二是，皇权专制。由于中共具有千年的皇权专制文化，中国极权主义具有强烈的传统专制特征。毛泽东直言不讳称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崇拜源于中国传统的“圣君情节”和“权力崇拜”，如文革中主政上海的柯庆施所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13] 三是，群众造反。西方极权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是通过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中国极权主义则截然不同，它采取群众造反的方式，动员群众推翻中共自己建立的官僚体制。毛泽东要阻止私有制对中共的侵蚀，他认为已建立的官僚体制将使中共蜕化为资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炉灶重建。群众造反的方式为“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下而上。 四是，游民文化。中国极权主义与毛泽东的个性有著密切关联。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极权主义无非是苏联的翻版，甚至难以发生党内大清洗。毛泽东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总设计师和践行者。毛泽东早年在外求学，后长期从事农民起义和军事活动，对民间游侠小说兴趣浓厚，如《三国演义》、《水浒传》[14]等，致使毛泽东的个性具有强烈的游民特征，体现为反社会性、攻击性和残暴野蛮。 毛泽东的反社会性体现在崇尚“斗争”，曾自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主张“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攻击性体现在对政治对手的毫不留情，如他对待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残暴野蛮体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曾批示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反右运动中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等。游民文化不仅反映在毛泽东身上，在文革中也呈现出严重的流氓化特点。李慎之先生曾指出：“说句实在话，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15] 第三，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 毛泽东去世后，“文革”随之结束，中国开始进入邓小平时代。笔者界定的邓小平时代涵盖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其基本特征是：在确保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了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较充分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控制适度宽松；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中国民族性，冠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弱化国有经济，强化私有经济等。 邓小平时代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劫后余生，休养生息。邓小平时代也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另一个是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到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在胡赵执政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社会自由宽松，大量西方学术经典涌入中国，这是中国难得的政治“小阳春”。但随著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赵紫阳被罢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为挽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开始进入到权贵资本主义时期。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淡化了意识形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开始强势崛起。 如何看待邓小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对此，学术界分歧较大。主要学术观点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党国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 2005年，徐贲在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认为，中国文革结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为后极权主义时代，之后中国进入新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著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著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16] 徐贲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17]“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18] 对于徐贲将“六四”后，邓小平极权主义界定为新极权主义的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尽管“六四”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邓小平开启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也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危机。但它的极权主义特征与文革结束到“六四”前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社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已。 张博树将邓小平时代极权主义界定为党国威权主义[19]，但党国威权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根据他对邓小平时代特点的概括，笔者认为并没有超出后极权主义范畴，可归为后极权主义。 冯崇义、张千帆将邓小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界定为后极权主义。冯崇义指出：随著毛泽东的死亡和“文革”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后极权社会。这种转变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随著个人迷信的倒塌、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和意识形态狂热的消退，极权控制在合法性危机中发生衰变和弱化，变得松弛疲软、力不从心；另一个层面是中共统治者为了转危为安、挽回民心、休养生息，主动推行“改革开放”，给个人自主、市场经济、国际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让部分空间。从政权类型的角度说，后极权主义政权和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政权，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后极权主义政权对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发生松动和裂变而呈现半多元状态，但在政治领域还维持著一元化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未必向极权主义时期那样密不透风、铁板一块。[20]张千帆指出：“从1989至今，中国政治基本上胶著于‘后极权’模式”[21]。李凡认为邓小平时代不是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他认为是晚期极权主义。但李凡对晚期极权主义特征的描述[22]与后极权主义基本相同，所以，笔者将晚期极权主义归并为后极权主义范畴。 笔者赞同冯崇义的观点，理由为： 1、极权主义理论的通说认为，极权主义衰退后的阶段为后极权主义。徐友渔指出：“半个世纪之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不断分崩离析，到现在已不成气侯。但极权主义并未寿终正寝，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即哈维尔说的后极权主义尚存活于世。这种极权主义和波普尔揭露批判的不同，它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意识形态，即从柏拉图、黑格尔那里承袭下来的思想，而是靠惯性。统治机器依条例照章办事，虽然没有活力，但运转依旧，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变化并没有发生，大家都宁愿顺著旧轨道走。其实，这种状况，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不幸。”[23] 胡安·林茨（Juan Linz）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观点，对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描述[24]： （1）动员力：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参与组织动员的兴趣日益下降，对国家赞助的组织内的人员的常规动员，目的是获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从。许多“干部”和“军人”只是职业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主导价值的厌倦、淡出以及最终的私人化成为公认的事实。 （2）领导权：后极权主义政治精英越来越强调个人安全，通过政党结构、程序和“内部民主”实现对高层领导权的制约。高层领导人很少是克里斯马型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但很少取决于政党组织内的事业发展。高层领导人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中政党技术专家。 （3）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责任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因为政党仍正是掌握著垄断的权力。 （4）意识形态：指导性意识形态仍是法定的，且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对乌托邦的忠诚和信仰已经减弱。 2、邓小平时代符合后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时代经济开放，社会控制放松，淡化意识形态，发展私有经济等符合以上后极权主义理论。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言中写道：“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25] 由于邓小平时代处于后极权主义，并未演进到威权主义时代，这就注定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脆弱性，也就习近平极权主义回归提供了条件。 第四，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时代 随著胡锦涛执政十年任期的结束，中共的权力接力棒传递给了习近平。此时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但正如《零八宪章》所言：“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著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这一切都标志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需要社会变革，需要走进宪政民主的时代。 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改革派人物习仲勋。习近平上台之初，众多民主人士对他抱有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衣钵，像戈尔巴乔夫和台湾蒋经国一样，顺应历史的潮流，实现中国宪政民主。但习近平却选择了背离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意愿的道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归。习近平执政八年多的经历表明，他的时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一个人权灾难的时代，一个国际关系全面恶化的时代，一个充斥个人崇拜、谎言和暴力的时代，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时代。 习近平时代并未告别邓小平时代，它继续对外开放，继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体现在：1、全方位强化社会控制；2、通过反腐败的名义打压政治异己和清除政治对手；3、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4、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和弱化私有经济；5、恢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6、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5、打破邓小平时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政治规矩；6、强行同化少数民族，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7、废止中英联合声明，通过出台香港国安法和改变选举制度，对香港全面管制；8、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军机、军舰绕台常态化；9、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10、实施战狼外交，俯视世界。 如何看待习近平时代极权主义？目前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新极权主义说 笔者曾在《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一文中指出，与江泽民的十五大和胡锦涛的十七大不同，十九大标志著中共将告别近四十年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它是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倒退。[26] 张博树认为习近平时代是新极权主义，它具有五个特征，即：高扬民族主义大旗，诉诸“中国梦”，标志著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转换的最终完成；习重新回到个人独裁，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习的个人认知层面似乎有某种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绝普世价值时更加坚决、镇压异议声音也更加严厉，且缺少负罪感；同时继承毛、邓一切有利于党国统治的东西，在打造“完美独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可谓精准发力，更上一层楼；创造了党国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的新模式，对内实现“党国中兴”，对外催动红色帝国崛起。[27] 第二，极权主义回归说 冯崇义对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习近平时代只是邓小平后极权主义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潮。他指出：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极权或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没有必要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而且，将当前中国政权定义为“新极权”，夸大了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即便是一党专政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都实行过，尽管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8]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其二，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其三，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政治体制。”[29] 江棋生认为，习近平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没有反对和告别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没有反改革，试图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返回计划经济；他也没有反开放，意图重新闭关锁国。而正是邓主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毛时代毫无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走向邓时代政治一元化、经济和社会呈现有限多元化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既在所谓“旨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开大计上沿袭邓（江胡），未敢造次而邓规习随，那么他上位以来所搞的，就显然不是新极权。事实上，习近平所搞的，还是后极权。更精准地说，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鸣得意地翘起了尾巴的后极权。[30] 笔者赞同冯崇义的“极权主义回潮”的观点，对自己之前“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观点予以修正，其理由为：一是，尽管习近平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重大改变，但这些变化并没有突破后极权主义的范畴。今天的中国，政治倒退是明显的，但与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公共空间尚存，尽管删帖、喝茶已成新常态，但微博、微信还存在，一些公共事件还能掀起舆论高潮。大多数老百姓的私人生活还没有被侵扰。二是，习近平时代还在演进之中，其极权主义回潮遭遇国内外强大阻力。名义上习近平掌握了国家权力，但至今他连为文革翻案都做不到。三是，纵观邓小平时代，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也出现诸多新的特点，徐贲就将“六四”事件后的邓小平时代称之为新极权主义时代。事实上，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必须对他面临国内外危机作出应对，都会体现出新的统治特点，都可以称之为新极权，这样相反模糊了极权主义的类型。至于习近平时代借助现代高科技，如防火长城、社交媒体、大数据、电子商务、现代通讯科技、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DNA数据库和健康码系统等[31]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也只是控制技术的提升，并不构成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类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极权主义时代的回归，它期待完成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画上一个极权主义的圈。 习近平的圈画得圆吗？我认为画不圆。主要是民心和时代不同了。 极权主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与国家民族危难、魅力型领袖和民众被长期宣传洗脑有著密切关联，但今天的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存在。首先，习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来唤醒中国人民族苦难感很难，因为今天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对富足。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多年来众多学者对百年耻辱真相的客观解读已经消解了中国人“救国图存”的激情。其次，习近平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击鼓传花”规矩，他无法达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再次，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民智已开，官方谎言欺骗很难。正如徐贲所言：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著存在。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32] 习近平执政八年多，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仍然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行进。有中国朋友称，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与邓小平时代差异不大，“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的过程并未完成，也难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国出现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主形式，是一种群众运动。但中国显然已经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即使是粉红，他们也以出国留学和享用西方奢侈品为荣。简单地说，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马克思在讽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时说过，每当那一类历史人物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无论习近平模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闹剧。在中国从极权社会演化为后极权社会四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和世道人心都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习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华民族在这些闹剧中活受罪，根本无法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根本无法阻挡中共后极权政权的败亡和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33] 习近平在画一个中国极权主义轮回的圈，但人类历史或许正在画另一圈，那就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毁灭，它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 王维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前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听惯了的歌声。2020年中国在习近平的引领下，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就是中共的红太阳、毛泽东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在CCTV《经济半小时》被曝光，脱贫掺假主要涉及的是农村贫困人口饮用水问题。本文并不关注这个爆料是否是剑指习近平的脱贫奇迹，而是关注人们忽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系教授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指出，中国乡村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这里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富兰克林·H·金在1909年到访中国，1911年撰写了这本书，那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中国五亿农民依靠老天恩赐的资源，循环利用，精耕细作，造就了东方的永续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与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得居民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动的改造山河运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河流干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夺性的矿产资源开采、工业污染以及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所形成的污染等，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步显现出来，一步一步地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问题。遍布中国广大农村的癌症村、不断升高的癌症得病率与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实证。 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中国政府参加了这个行动，世界银行等组织提供大量贷款，外国专家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知识。两年后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转发了关于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文件，1991年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资金才纳入五年规划。参照世界银行专家带来的标准，2004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和水利部制定农村饮用水评价标准，包括水量、水质、范围和保障程度。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中国饮用水质量标准》，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与城镇饮用水质量标准的106项检测指标相比，检测指标只有14项，而且限值标准低。可以说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确保饮水安全被认为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但是按照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中共的脱贫目标根本无法按期实现。为此，一个根本无权制定国家标准的中国水利学会于2018年出台了一个新的农村饮用水评价，再次降低了农村饮用水标准，特别是在水质方面，只要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即算符合标准。就这样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谓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最后回到陕西洛南县，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关中”之称。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号称森林覆盖率68.9%。在水土资源如此丰富的地区，出现缺水贫困现象，这不是老天待洛南县不公。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只是揭开了中国脱贫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发现问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中共依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大量资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还是需要依靠瞒报、需要数据造假、需要降低标准来粉饰。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敢于追究问题的来源。不知道问题的来源，是无法最终解决问题的。爱因斯坦说：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会有人这么去做。本文尝试著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1]，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哗然，因为脱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可以标榜的最大成就。 根据记者的报道，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的生活饮水安全问题上。这里摘录其中的几段报道[2]： ——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竟然“政绩斐然”。 ——这位大姐介绍，从她住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没有通水，取水设施旁，记者看见水泥池子已经废弃了，水管上的水龙头也早已不见踪影。 ——程线军家真实的用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程线军说，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买来了拉水用的三轮车，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几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两小时，烧油就得二三十块钱。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脱贫群众家庭用水的实际情况，记者决定跟著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从村里出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陕西省来到了河南省的一个蓄水池。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做起了准备工作，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连到塑料桶里之后就开闸接水。在接水过程中，为了防止管子断开，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丁先锋一直用手抓著接口处。记者发现，水里明显能看到很多杂质。丁先锋告诉记者，在当地，像他这样有车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实并不多。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现在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 ——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由于取水困难，村民们只能是省之又省。 ——灵口镇三星村同样是在2019年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乔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里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她指著一个长满了青苔、直径不到两米的水池说，这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乔春娥娴熟地撇开水面上漂浮著的杂物，记者看到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乔春娥告诉记者，这个水洼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等到天气热一点或是农忙的时候，大家伙甚至抢著来挑水。 ——为了解决吃水难题，三星村的村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去水洼里挑水，一位村民还在房檐上铺设了管子，这样雨季来临时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灵口镇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亲们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摘录完） 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涉及脱贫中确保饮水安全的四条标准：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无力支付和不愿支付的高水价。 首先要纠正央视报道中对洛南县区位和自然条件的评价。报道说，陕西省洛南县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在秦岭南麓的山区里，受区位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一直是当地一项重要的任务。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秦岭东段南麓，华山之阳，洛河源头。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官仓颉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创文字。《河图》《洛书》为《周易》之源，其中“洛书”，俗称“神龟负书”出洛水于洛南灵口。曹植写的《洛神赋》开篇就是：“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传说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于洛水而为神。关中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秦始皇就是利用关中平原的经济实力统一了中国。而洛南县则有陕西小关中之称，可见当地水土资源的富裕。 洛南县面积2830平方公里，2016年户籍人口46.33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4人（实际常住人口更少）。洛南县属于暖温带南缘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1.1℃，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入选“中国避暑名县榜”，全域处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国北方地区、在陕西省属于降雨多的地区。洛南县河流众多，境内长度在1公里以上大小河沟1366条，构成扇形或叶脉形的水系网络，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大的河流上有属于黄河水系的洛河和属于长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资源较为丰富，总径流量8.449亿立方米，人均径流量1824立方米，高于陕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横穿洛南县灵口镇。洛南生物资源得天独厚，种类繁多。大鲵、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栖息，设立灵口大鲵自然保护区。林业用地面积248.91万亩，常见树种160多个品种，主要有柏、松、壳斗、桦树、杨树、玄参、核桃、柿子、蔷薇、漆、苦木、槭及竹亚等科，号称森林覆盖率68.9%。这里做个简单对比：德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盖率33%。 秦岭被认为是中国的龙脉，中国风水最好的地区，也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森林覆盖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64人的地区，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缺少安全饮用水的问题，确实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据说中国现行的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指标，2020年收入达到人民币4000元左右，并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简单说一共是三个概念： ——年收入4000元； 脱贫标准中并没有关于饮用水安全这一条，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也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中共政府部门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是这么宣传的：提高政治站位，确立农村饮水安全首要位置。农村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最基本的目标和底线性任务之一[3]。2018年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号）指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是中央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4]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这个说法是来自习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指示说：“还比如，‘三保障’工作不扎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5] 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特别指出：“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习近平并没有说明，贫困中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是自什么时候开始？产生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到2020年底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 中共党史认为，中共取得政权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共最为关心的问题。“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国农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有一些人吃不饱饭的问题，有粮食产量不高的问题，有水利灌溉设施匮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农村人口的饮水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是个水资源条件相当不错的国家[6]。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中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正说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此外浅层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来源。富兰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乡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并没有缺少饮用水的问题。笔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龙江省富锦县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插队落户。村子里的老乡大多数是从山东胶东半岛“闯关东”到这里来的。龙阳大队四百多口人，村子里有几口水井，满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国有不少研究毛泽东水利思想的书籍和文章，有纪录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关心水利建设的书籍和文章，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没有把中国农村饮水视作是一个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7] 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现在官方版本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程建设……[8]专家们用笔轻轻一带，时间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一些学者把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人口缺乏饮用水安全的问题归之于老天，老天待中国不公。张春玲等在《浅析中国水资源短缺与贫困关系》一文写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多，减贫任务艰巨。多数贫困农村水资源相对短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水安全难以保障，农业靠天吃饭现象严重。张春玲等认为，中国水资源短缺是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饮水问题之所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正说明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匀，而是另有原因。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迁徙，中共用城乡户口制度将农村人口牢牢地绑在那一块土地上，哪怕是某个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 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换地重整河山、大跃进、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围垦河流、湖泊、湿地等等运动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再者是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近10万座水库大坝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河流，阻碍了水的自然流动，致使河流自净能力锐减； 第四是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第五是农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范围之广，世界第一； 最后是中共对水资源的垄断，控制取水权而收取高额水费。 黄河、海河、辽河、淮河、西北诸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达其可利用量的133%。为了弥补地表水的不足，继而大量开采地下水乃至深层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坏了原有的农村人口的供水设施，导致农村人口饮水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不断扩大。 刘昌明等在《浅析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文认为：世纪之交，当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时，又面临著第二贫困——水贫困，水的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重大问题。这个判断是十分中肯的。刘文以黄河流域加以说明。首先是水资源开发过度，水资源利用率太高。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水资源利用率超过40%的极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仅为719亿立方米，1990年黄河流域工农业及城乡生活总取用水量为478亿立方米，1990年为517亿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费，地下水严重超采。随著工业与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断增加，西安、太原、洛阳、呼和浩特等城市，由于连年过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第三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废污水排放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18.5亿吨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亿吨，到90年代初达到32.6亿吨。在90年代初，水质满足III类标准以上的河段长度已不足总河长的三分之一。水质呈明显恶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危机。[10]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共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对黄河水资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规划中都有黄河的分水计划。刘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719亿立方米，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不可靠的数据。贾绍凤，张士锋在《黄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条件下，黄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亿立方米，比原来估计的最高数低出许多。[11]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黄河流域水量分配，出发点是那个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径流量并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总是偏离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径流量达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区还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计划定量取水。这样有的省区就无法得到计划分配的水量。特别是特枯年份，径流量的差额就更大。黄河三门峡站的实测年径流量最大值为544.4亿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仅为267.2亿立方米（2002年）[12]。黄河干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不同，各支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更大。在这个平均值基础上做的各省区的分配水量计划，最后结果造成各省区抢水，使得原有的水资源显得更加匮乏。而沿河省市抢水的结果，导致了中央政府对黄河水量更加严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国有工业。农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尽管黄河支流洛河发源于洛南县，并穿过县境，但是洛南县的百姓，并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们没有中央政府颁布的取水权。在中共推荐的电视剧《山海情》中就有具体的表现：黄河上刘家峡水库管理处不给移民点放水、移民点不支付高昂的水费，就得不到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水。[13]洛南县的另一条大河是丹江，它是汉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进京的贡水，洛南县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垄断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权，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县农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为所谓的“水资源匮乏地区”。 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开的。不久海河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库，控制水源，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控制洪水。在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中出现了人民公社这样半军事化的组织。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动了水库大坝的建造。党委书记一挥党旗，几十万农民上阵，推车挑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现一炮炸出一个东川口水库大坝的奇迹。海河诸河流汇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决定在天津建海河闸。工程于1958年7月1日开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闸的泄洪能力仅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库大坝没有发挥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坝，也包括一炮炸出来的东川口水库大坝。一时间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于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闸的阻挡，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样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广大地区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特别严重。大洪水过后，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11月18日周恩来带著钱正英等一大批官员到达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区再多建水库大坝，在平原开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条新河，扩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弥补建造天津海河闸后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开挖的五条新河及渠道破坏了华北平原的水系。平日里这些新河中无水，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随著新河的开挖迅速下降。这就必须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里才能有一点水。1965年之后，海河流域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干旱，加上当时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修水利多产粮食，钱正英等号召在华北平原打深井、建机井。过去这里提取的是浅层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时补给；现在提取的是隔水层下面的深层地下水，重新补给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这样华北平原上的机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于是又促使机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现了地面沉降问题，出现了深层地下水的水质问题。中共政府采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得以制止，结果是导致地下水全面污染。这样，海河流域、华北平原就成为了中国水资源特别贫乏的地区。这个水资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而是中共人定胜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黄万里先生在《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一封信》中对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黄万里先生还指出，沦陷（日本侵华）期间华北普遍设有手压吸水机，每机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五亩地[14]。这也是当时华北平原农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淮河流域则是中国地表水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淮河流域第一次爆发大规模严重水污染的时间是1994年7月。当时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库乘机开闸泄污。洪水所经之处鱼虾尽死。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长达54天之久，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中共政府出台淮河流域治污规划，从1995年开始在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治污行动，要实现在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经过10年时间，花费巨资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依旧。2004年7月，淮河又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污染事故。据说淮河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洪泽湖上氨氮超过平时的60倍，水质全为劣五类。洪泽湖湖面约3500平方公里，蓄水总量约30亿立方米，成为完全没有水功能价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温比亚”台风影响，淮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上游水库泄洪夹带污水，造成洪泽湖湖水污染，大量鱼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署名为“徐超-环保研究员”的新浪微博用户表示，中国数十“癌症村”中，64个由水污染导致，排名第一。国内网路上更是出现了《在中国，90%的癌症，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协和大学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联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发表，图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环境变化、水污染频度时空变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图。图集利用现有监测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过去30年来水环境变化和当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肿瘤死亡水平变化。图集向中国民众揭示了水污染与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官方机构首次证实淮河两岸数十个“癌症村”的出现与水污染有直接关系。[18]最近几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全球第一！”“中国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这样的消息在网路上广为流传。[19]由于高额的治疗费用，一个癌症病人可以摧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谈癌色变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图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请求环保团体帮助检测，希望能有科研、卫生部门和环保团体写出评估报告，具体证明癌症村居民得病与企业排放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没有一个科研、卫生部门或环保团体愿意伸出双手帮助受害的居民，也没有一个法院接受这样的案件。科学家只是提供理论性的、宏观的认识，不敢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唯恐触犯某根红线。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与中国式“气候变暖”》一文中写道：佛教大师阿底峡用优美的诗歌赞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尝一口冰凉爽口，新鲜纯净，清澈又香甜；喝起来不伤脾胃又滋润水田，这就是有八种优点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他出家时，拉萨河水可以喝，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病毒，但现在很可惜，河水已经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区对黄金等矿藏的野蛮开采。有的矿区甚至就没有设置污水处理，导致含有化学药物的污水横流，使得附近村庄不但失去饮用水，只能从遥远而崎岖的山后连接简陋的水管来解决生活用水。不少农牧民患上难治的怪病，生活变得很艰难。[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 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7年3月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的建议[21]。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定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预计这项活动将耗资1400亿美元。[22]。 中国政府决定参加这一活动，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获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这框架下，联合国所属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开发计划署等多项国际支援与合作项目在中国多个省份展开，加快了贫困农村地区供水与环境卫生改厕的进程。从1985年至2004年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共投资约69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约33亿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统6042处，分散式供水系统65772处，供水受益人口2437.71万人，其中自来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随著世界银行等机构资金的投入，外国专家也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的知识以及规范、规程和标准等。比如世界银行投资项目规定了世行贷款项目供水工程建设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资额的指导控制标准。在中国气温较高的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国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资额控制的标准为30美元/人以下。[24]请读者在这里注意一下当时定下的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每人每日60至100升。 配合联合国的活动，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暂行办法》。这是中央政府批转的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转了《关于加快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农村人畜饮水工作的暂行规定》。[25] 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绍说，根据1987年的统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多，用水标准不一。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国共有牲畜2.8亿头，其中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区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头每日饮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头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标准，当时还定下一个饮用水困难的取水距离标准： ——用水距离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国农村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地区的人口1.65亿，牲畜1.07亿头[26]。这篇文章收在钱正英主编的1991年出版的《中国水利》一书中，该书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来头，该书钱正英主编的最重要书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决农村饮水困难才正式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一项工程只有编入五年规划才算是受到了重视。1991年国家制定了《全国农村人畜饮水、乡镇供水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八五”计划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和以工代赈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中国多个省市开展了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工程，如甘肃省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贵州省实施了“渴望工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了“380饮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国家统计局编写的《新中国五十年》一书中指出，到1998年全国农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卫生水[28]。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顾历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按照1984年发布的农村人饮困难标准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仍有4639万人饮水困难，其中2042万人属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2597万人是由于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国家编制了《全国解决农村饮水困难“十五”规划》（“十五”规划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阶段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目标，第一阶段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饮水困难问题，尽快完成和实现该计划所确定的饮水解困任务和目标；第二阶段解决新出现的饮水困难问题，力争到“十五”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现存的饮水困难问题，保证群众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97亿元，地方和群众筹资85.5亿元，解决了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29] 根据中共政府发表的数据，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再解决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中国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到了2004年底，出来了新的数据。根据全国调查结果，截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分散式供水人口为5.8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为3.6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8%（主要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2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4%。其中，饮水水质不安全人口为2.2722亿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人口为9558万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数据暗含中国农村人口9.4亿。 经过2001～2004年四年时间，投资682.5亿元资金，原有的有饮水困难问题的5618万农村人口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到3.228亿人，其中70%的人是因为饮水水质问题，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可见中国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是主要问题，而不是中共所称的水资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水量等问题。扣除2005年《应急规划》已解决的1104万人，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1176亿人。原定的目标，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存在的饮水困难问题可以基本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证，全部泡汤。中共政府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计划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解决3.228亿人中一半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以2005年为价格水平年，实施“十一五”规划全国人均需要投资403元/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资650亿元。 五年之后，出台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总结道：“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安排投资1009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590亿元，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超额完成任务。《规划》还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民饮水问题，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计解决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其中“十一五”期间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里暗含从中共执政以来至“十五”期末，解决了1.9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个数据与《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中的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信息是矛盾的。《规划》又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解决全国2.98亿农村人口（含国有农林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11.4万所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使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质量和工程管理水平显著提高。[31] 据说“十一五”期间超额完成任务，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一五”规划时，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亿人，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问题，应该还剩1.128亿人，但是“十二五规划”期间却要解决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人口是2.98亿，又多出了1.148亿人。 “十二五”结束时，水利部部长陈雷宣布，“十二五”期间解决了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决6434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32]又比原来饮水不安全的2.98亿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张汉松总结说，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825亿元，解决了5.2亿农村居民和4700多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20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拟安排中央补助资金220亿元，重点用于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情况。 2020年8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宣布，中国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十三五”期间，中国决定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巩固提升受益人口2.56亿人，其中解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别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将“十三五”期间的成绩做些修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从上述发表的数据可以得到下述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累计数字： 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人口：约2.16亿人；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期间（2005年至2015年）：5.2亿人； 十三五规划期间（2016年至2020年）：0.2889亿人（不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累计7.6489亿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人口9.4亿人。那么从1949年到2020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占农村总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员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据1987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村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地区的人口为1.65亿，占中国农村人口8亿多的20.6%。 对比两组数据，5.9989亿有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后产生的。这些有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的产生，不是确定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指标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标是大大降低了，特别是水质指标。 下面谈谈农村饮水水质标准的变化。 根据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数据，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国债资金97亿元，地方和群众筹资85.5亿元，一共解决了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基本结束了中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35]。 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问题已经基本结束，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时中国农村饮水的严重问题才真正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这是中共最高层对大好消息的非逻辑信反应。2005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提出：“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科学规划，落实措施，统筹考虑城乡饮水，统筹考虑水量水质，重点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等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以及局部地区饮用水严重不足的问题。” 按照中央领导关于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卫生部编制了《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200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规划。按照国家对“十一五”（2006至2010年）规划编制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卫生部共同编制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在这个规划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卫生部颁布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体系》。[36] 《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两个档次，由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四项指标组成。四项指标中只要有一项低于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为饮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项指标如下：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为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根据气候特点、地形、水资源条件和生活习惯，将全国分为5个类型区，不同地区的具体水量标准可参照附表确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为安全；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为基本安全。 保证率：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卫生部颁布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体系》中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指1985年由卫生部提出的国家标准（GB5749—85），该标准适用于城乡供生活饮用的集中式给水（包括各单位自备的生活饮用水）和分散式给水。这个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共有35个指标。 对于农村饮用水则采取更低的要求，即农村则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检测指标从35个减少到20个，许多指标的限制值也都放宽。 城镇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高，农村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低，在中国这个二元社会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命贵，农村居民的命贱。 2006年12月29日卫生部联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85）。新标准自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1985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只有35项水质指标，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增加至106项水质指标，其中新增71项，并修订了8项。 据说2006年《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欧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国（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罗斯（俄罗斯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2002年1月实施）和日本（日本饮用水水质基准（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质基准に关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共媒体确实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也有针对农村地区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在城镇供水方面，水质指标从35项增加至106项，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对农村的水质要求，水质指标从1985年的20项减少到2006年的14项，一些水质指标的限值也有了放宽。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的标准比城镇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低了许多。 农村和城镇饮用水标准对比： 指标 农村标准 城镇标准 按照规定，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没有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厂可以说，它的自来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这106项水质指标的要求。大多数自来水只能满足部分水质指标的要求，所以自来水厂只是公布它们检测合格的指标，不合格的、没有检测的指标就不公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云川曾经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对于国家规定的106项饮用水指标，能够满足检查的仪器设备不足50%。最严重的、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指标，没有办法检查，甚至连装备都没有。”[37]国内媒体时有报道说，某某水厂的自来水106项指标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按照质量标准，自来水中不得含有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但是无论自来水厂设备如何先进，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城镇自来水质量不好的关键在于原水质量不好。按照中国现行标准，自来水厂水源地的水质达到III类水即符合标准。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陶涛教授认为：“我们希望水源区的水可达到II类。但由于污染严重，即使水源地标准已降至III类，许多城市仍然尚未达标。”[38]陶涛教授没有道明的是，现行的III类水只是过去的IV类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饮用水水源的。现行的II类水是过去的III类水，是合格的饮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过降低标准，才使得中国地表水水质的数据变得好看一些，但是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严重污染的事实。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笔者的《连个水都没法喝 厉害啥？我的国！》[39]。 同样，针对农村地区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也难以得到完整的落实。如前面已经论述的，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40] 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习近平定下的死任务，而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的前提。如果继续执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那么“全面完成脱贫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说中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上，中共的办法是不断降低标准。 2017年11月，中国水利学会开始《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的编制工作。标准于2018年3月29日通过理事长办公会审议并发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8年8月，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了《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号）。该《通知》规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国水利学会发布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开展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国有两套《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套是卫生部编制的，一套是建设部编制的（两个部的名称时有变化），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是各地自来水厂属城建部门管理，根本不听卫生部的。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组织、协调和编制国家标准。2006年卫生部联合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编制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国才有统一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如今，中国农村地区又有了两套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套是卫生部联合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编制的；一套是中国水利学会编制的。中国水利学会编制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并不是国家标准，而只是行会标准，并不具备权威性。而且中国水利学会编制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标准低，起不到保护公民身体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却同意采用了这个低标准。 2018年与2004年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的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比2004年的标准更低，特别是在水量和水质方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银行帮助中国搞农村供水设施，制定的人均综合用水量标准是：在气温较高的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标准降低为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标准再次降低，丰水地区每人每天可获取的水量不低于35升，缺水地区不低于20升。 农村饮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须的饮用水，烧饭烧菜用水，还包含日常个人卫生用水，即洗脸、洗澡、漱口用水等，并统筹考虑饲养畜禽和二、三产业等用水等等。 作为对比，2018年中国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国农村地区脱贫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不低于20升，仅为城市人均消费量的15%。用这个标准来判定是否脱贫，实在是太低了。 在水质方面，2018年的评价标准更是没有了道德底线。2004年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里面有水质标准20项，与当时城镇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质标准35项相比，一半多的指标要求检测，虽然各项标准的限制值有所差别，但也要经过实验室的化验，才能确定是否合格，就是说，还有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到了2006年，水质标准下降到14项，但是各项标准依然保留有限制值，也还要经过实验室的化验。到了2018年，水质标准只剩下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和无异色异味。就是说，水质检测不用到实验室去了，没有任何定量的指标，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闻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质的好坏了。难怪洛南县农民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这样经过纱布过滤的水，就能满足2018年水质标准的要求了。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喜欢说“与时俱进”。但是中共在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方面，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颁布的农村饮水安全的低标准，才有了2020年全面脱贫的胜利。这种胜利有意义吗？喝了这种“合格”的饮用水，能保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吗？能保证不得癌症吗？能保证不返贫吗？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词条中关于水质的解释，还是说应该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谈到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一些专家都把问题推到中国城镇化率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有9.4亿之多。说到中共的伟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农村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但是根据中国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9.4亿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农村人口达到8.0739亿人，这是农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说，从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占农村总人口最高时8.0739亿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 城镇人口 比例 农村人口 比例 如果中共政府发布的数据为真，那么，中国农村有饮水安全问题的7.6489亿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产生的，其中绝大多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是在2000年之后产生。人们不仅要问：中共到底是问题的解决者？还是问题的制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发布的数据为假，没有解决7.6489亿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那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是2000年之后，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五、六千亿元的投资[44]到底进了谁的腰包里？ 回到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村民拉来的地表水经过纱布的过滤，便达到了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的要求，也就达到了脱贫的要求。 就是这样饮用水的水质，村民一个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水费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中共政府现在最为焦急的问题就是农村地区的水费收不上来。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在全国农村水利水电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农村供水水费机制[45]。这些年来，水利部的领导喋喋不休地宣传要建立合理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采取刚性措施收缴水费，指导督促地方落实现行水价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制宜实施单一制、两部制、阶梯式等水价制度，推行计量收费等等。 四、五千年中国农村居民习惯于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时的水质也都能满足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的要求，现在他们并没有获得安全洁净的自来水，没有享受到便利优质的供水服务，当然不愿意缴纳高昂的水费，因为商品的质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垄断了全国的水资源和水权，所以中国农村居民将不得不为低质的饮用水交纳水费，而且水价只会越来越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周傥：百年歧途——中国共产党孽生100年祭 总览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生产工具、生活设施和科学技术是从无到有、从原始到先进、从地下到天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符合文明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步的逻辑和规律；但是，思想文化、精神意识的发展历程则完全不同，它几乎是在人类初始和刚一进入童年期的时候就瞬间爆发，几近达于巅峰；而之后，有漫长的停滞、大步的倒退，甚至彻底的毁灭——直到今天，中国的先秦文明、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等等，还没有人能够超越和突破、还都是在它们的覆盖和照耀下打圈圈。 一般人很少能意识到上述这一事实，所以总凭空以为近代史之前的人类精神文明是一片荒芜。中国1949年以后长达七十二年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更是企图使人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全都是谬误和邪说；马克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人类被压迫和不平等深切同情、致力变革和改造社会、为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奋斗一生的革命家。 事实上，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人类社会从一开始运行的同时就伴生和伴随著社会变革的力量，人类努力改造社会的深刻思想和丰富行动自古有之。由于变革主体的不同人格特性和成长际遇以及对客观世界矛盾、冲突剧烈程度评判的差异，变革的方法和手段自始至终存在著温和与激进、左与右的选择。在欧洲，激进左派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理论和行动的激烈、绝决，在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的过程里已经表演的淋漓尽致，绝非无产阶级的革命所独有。马克思主义并非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诞生的革命理论，而只是欧洲激进左派传统一脉相传、并运用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时代产物。 但是，马克思仍然有自己空前的独创，他最独一无二、骇人听闻的发明，不是“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些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早已被卡尔.波普尔证明和批判为一种理论上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的反科学和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历史定论主义”——，也不是他幻想出的社会改造的目标、方向以及“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和蓝图，甚至不是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像他自我坦承的那样：“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好像怕光是马克思的自言自语还不足以让世界与人类战栗与颤抖，他的信徒、集大成和实践者列宁，在几十年后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更明白地断言：“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被马克思及其徒子徒孙们拼命抢注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专利版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确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它的影响空前绝后、深远巨大，让数以亿计的人们付出了生命和头颅的代价。在这个理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是暴力革命，自认肩负天赋改造社会使命的阶级，首先必须采取和通过革命、战争等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继续同样暴力和流血的永久掌握和维持权力、彻底消灭自己之外的其他阶级。也即是说，只有通过对另一部分人、另一个阶级经济上、精神上直至肉体上的暴力剥夺，才能完成社会变革、达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和人类大同。 以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一致认同，不同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共生共存，一切理论的宗旨、社会改造的方向、公平正义的目的，都是要努力使一个社会中的各个阶级达到更加和谐、更加融洽、更加均衡的共存状态；以往的所有国家形态，包括权力垄断和专制独裁的国家，目标都是要努力成为一个超越阶级之上、尽力实现所有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保护所有人和所有阶级的政权。而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公然宣布：阶级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在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判定另一部分人是否应该存在、可以而且必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力，一个阶级有权利可以而且必须消灭另一个阶级。同样，马克思从古至今第一次认定而且毫不隐瞒地宣告：他追求建立的新政权，目标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消灭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和一个阶级——由此根本颠覆了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国家的作用由保护人变成了消灭人。 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对人类满怀关切的思考家和理想主义者，是像罗伯斯比尔一样不惜用千百万生灵的鲜血引灌一条通往理想彼岸之河、浑身沾满无辜者肝脑的“纯洁无暇的人”，那么列宁则是一个一切目的在于攫取和独霸国家政权的残酷无情和不讲原则的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甚至说他激进左倾都抬举了他。除了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里灵光一现的有关民主、人民自治、大社会、反对强化国家权力和对美国社会结构赞赏与向往的思想，明确断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从而把马克思学说中的暴力、残忍、反人权和反人类推向极致和唯一化并在夺取和维护政权时付诸实践外，列宁最大、也是给全世界和全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创造就是他的“建党思想”。 此前，马克思仅仅设想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在1883年给倍倍尔的信中论及建党原则也只是说：“党的现行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而列宁则首创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 和“集中制”原则。 列宁坚信：党必须是小规模、特定时期还是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职业革命家是党的骨干和核心；党是“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只有共产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列宁彻底颠覆了现代意义上政党的普遍规则，把党定义为在统一指挥下有严密纪律的组织，党中央靠金字塔型的组织系统分层对成员实行强制性、军事化管理。列宁说：“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党的成员不能自行入党，只能由党的一个组织接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纪律和上级领导，这是“党性”，违反者将党纪处分直至开除。 列宁这些建党原则，被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后来共产党奉为经典和不二法门，称之“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能不说，列宁的建党原则成功地使共产党成为了一个阴谋、暴力、秘密、恐怖、欺骗的组织，而这类组织在破坏现存秩序、摧毁当前社会、夺取既有政权的行动过程中是非常高效和有力的：这种职业革命家集团，这种阴谋、暴力、秘密、恐怖、欺骗组织，是一个法制、民主或者官僚的体制与机构很难或根本无法应对的。因此，这之后的共产党才能在全世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夺取政权并造成一场场空前绝后的人类灾难；因此，我们才看到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一次次的黑暗战胜光芒、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取代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进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列宁的建党原则仍然被中共视为至宝——“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全党始终保持及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 列宁建党原则的另外一个核心是：共产党必须单独垄断全部政权和领导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来领导，不应该和其他政党分掌”。早在俄共篡政之初，列宁就在俄共（布）八大决议中明确要求：“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劳动者的一切组织（工会、合作社、农业公社等）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握全部领导。共产党特别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同一决议规定：在所有苏维埃组织和一切非党组织中都必须成立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党的监督。” 列宁主义另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是创造了二十世纪的一种崭新的国家形态：极权主义国家。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独裁政权、近现代上百年的一党专政党国体制，控制、垄断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而极权主义则是对社会生活和全体人民的一切方面、一切角落、一切领域、一切权力、一切身体与灵魂、一切生理与心理的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全面控制与侵犯。这其中尤其体现在对社会和人民的文化观念、精神生活、思想意识的控制与侵犯：早在俄共刚刚建政还岌岌可危的时候，列宁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发展一种新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充满党的精神的文化、艺术与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而在1924年5月俄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则一口气通过了七个关于思想文化的决议。 极权主义国家固然是列宁的创举，但在马克思那里早就初见端倪。在马克思之前，所有政权更迭——不论通过和平还是暴力途径——的共同点都是只涉及执政集团、统治形式、政治结构的改变，而绝不会用国家权力去强行干预、改变和消灭以往与既有的道德、伦理、人性、观念、文化、传统、风尚、习俗、世界观、精神世界、生活方式、个人权力与私域、经济关系和所有制以及所谓“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绝不去人为的“移风易俗”和“造就一代新人”；而第一次完整阐述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共产党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昭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如果套用顾炎武“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旧思想旧道德的蒋介石搞的只是“党国”，而共产党搞的则是储安平说的“党天下”——这种“党天下”和极权主义，远远邪恶过旧时代的传统、道德、伦理甚至专制，以至于一生致力于自由主义和人权、始终与蒋介石保持观念差异和政治距离的胡适，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犹豫地坚决选择了国民党。 当马克思“在儿女的啼哭声中”（鲁迅：《幸福的家庭》语）创作《资本论》、构建革命学说、计划埋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刚刚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知道向西方学习、开始致力于西学东渐。不幸的是，中国人觉悟的太晚了：就在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兴起并蓬勃发展；结果，中国人不但看到了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光芒万丈，同时也看到了对它们的无情揭露与抨击。这种对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批判与攻击，非常容易引起无法去掉对中国文化道德和农业社会的眷恋与温情、缺乏对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与执著追求、对资本主义早期弊端特别敏感的浅尝辄止的中国学界的强烈共鸣；他们和本来就对西方思想和制度深恶痛绝，视为违天理、乱人伦、毁纲纪的洪水猛兽的吹毛求疵、幸灾乐祸的守旧派们殊途同归，在资本主义还遥遥无期的积贫积弱年代的中国，已经看到了被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们放大了的西方文明的缺点，企图另寻一条想象中更佳的中国特色道路。 更不幸的是，恰恰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一战的残酷和毁灭性，给敌视和贬低西方制度的人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口实、使迷信和热爱西方文明的人信念破灭；十月革命及其之后布尔什维克的许诺与宣传，则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无数迷茫、惶惑、绝望的人类感觉找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提。中国启蒙运动领袖之一陈独秀的著名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很多人都心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应该向苏俄一样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更更不幸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在从来没有人权意识和自由主义观念、文化和性格基因中饱含著残暴和冷酷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中不但不以为忤，反倒大有市场和极易被接受，所以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显露的暴行却一再被中国人赞美与欢呼。最后一个最最万劫不复的不幸是：最早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自我见解和自觉信仰，也尚存自由精神、理性思维、清醒判断、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以及对中国传统道德传统秩序守持的创党知识分子迅速全体退出，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或变为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死敌，或独善其身、潜心治学，或成为共产主义深刻的批判者，如戴季陶、邵力子、沉定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张申府、施存统、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等等；而留下来的，已经完全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毫无头脑的工具、机器、奴隶以及对一切文明道义、规范纲常都蔑视摒弃、嗤之以鼻的拆白党、流氓、暴徒、恶棍、无赖，于是中国的百年歧途也就呼之欲出了。 布尔什维克像旋风一样崛起、又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摧毁与横扫一切障碍，轻而易举的统治了整个俄国，证明在列宁政党理论指导下建立的阴谋、暴力、恐怖、欺骗集团在破坏现存秩序、摧毁当前社会、夺取既有政权的行动过程中所向披靡，法制、民主或者官僚体制中的朝野各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在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旧兵器时代，成功取决于哪一方的底线更低，最终的胜者通常是最野蛮、最阴险、最凶残的势力：仁义之师的宋襄公无疑必败于泓水之战中的楚国，关东文明进化的各国注定被残忍嗜血的暴秦吞并，数不胜数的不同类型的各国政府根本无法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背信弃义，正统道德濡染下讲规则、守自律的蒋介石一定打不过流氓成性的毛泽东，中国的百年歧途必定无可逃避。 中国共产党总企图以自己成功地攫取了政权来不证自明是当然的“三个代表”、是历史的必然，其实正像前文所说，社会发展根本不存在直线进步，黑暗战胜光芒、落后打败先进、野蛮取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今已觉不新鲜”。璀璨绚烂的古希腊被原始的马其顿颠覆、光芒万丈的古罗马被日耳曼蛮族终结、“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罗绮丽”的南宋被蒙古铁蹄蹂躏、资本主义萌芽已然诞生的明朝被女真部落践踏、洋溢著人文精神和优雅情趣的沙俄被苏维埃粗粝的马刺碾碎……中国共产党窃国僭政，让中国从人间四月天坠入无底深渊、从人间正道沦为百年歧途，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文明的倒退往往在一瞬之间、一念之间、一错之间，而且往往会倒退几百年、停滞几百年、沉寂几百年。中共以为残民以逞七十年就会国祚永续，以为为非作歹一百年就能习以为常，以为暗无天日一个世纪就可以永远黑暗、就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七十年、一百年、一个世纪又算个什么？欧洲还有过一千年的黑暗岁月呢！可一千年的黑暗还是黑暗、一千年的黑暗之后终究还会迎来光明。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现象，是由于当时‘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无非是为中共历史必然论的谎言提出另一种论据罢了。五四运动到1927年南方革命党激进的北伐和反帝运动兴起，中间整整隔了八年；在这八年时间里，启蒙运动的坚决倡导者和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胡适名声持续不断崛起、直至如日中天，五四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负笈出海、长期欧美求学、潜心治学中西，这一切都说明当年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救亡需求，也没有全国普遍、主流转向左倾的趋势。中共在1921年的成立和其后一直到1927年的迅速坐大，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煽动“世界革命”与颠覆中国的国际战略、孙中山为了统一全国采取的不择手段的策略、五四中尝到风头和名利双收甜头五四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一帮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后续行为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就是这种结果，看似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其实不但在整个中国被警惕和敌视，而且连他们自己内部都忍无可忍，最后在蔡元培、张静江、邹鲁、林森、谢持、吴稚晖、李石曾、冯玉祥等的道义支持下，孤独的先知蒋介石以一己之力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免于恐惧和彻底沦亡整整22年之久。纵观世界战后历史，古巴也好，印支三国也好，共产党的成功从来不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选择——如果非要把共产党胜利和国家、民族危亡扯到一起，那就是：共产党永远利用国家危亡、不顾民族大义地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我们祭奠中国共产党孽生100年，不是为了悔恨、不是为了悲戚，也不只是为了控诉、不光是为了存信。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梳理历史、厘清过去、拨开迷雾、拆穿谎言，让中国共产党现了本相、露出原形，让今天的国人了解和明悉中国百年歧途、中共世纪肆虐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以史为镜鉴，反省当今、矫正未来。 一个必须我们反省的事实是：在中国百年歧途的路上，那些第三种势力、那些民主党派、那些进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百岁老人周有光暮年说：当年我们去延安、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说自己反对独裁、说自己要实现民主。周有光说了大实话，当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除了一小撮人激进极左、邪魔入脑，绝大多数绝非认同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是蒙蔽于中国共产党拉著民主、自由的大旗蛊惑人心、欺世盗名、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周有光话另外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受了共产党宣传、统战的骗。不错，中国共产党是极其具有欺骗性而且不择手段、翻云覆雨、两面三刀、谎话连天、无耻成性的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狗脸一翻、原形毕露的，从1927年到1949年足足22年中，中国共产党还是在野、还在流亡、还被追杀，还距祸国殃民、荼毒天下差十万八千里，就已然狼性毕露、残贼无遗，就作孽急不可耐，就行恶只争朝夕，就施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能糟蹋多少人先糟蹋多少人。这22年间，血淋淋的事实在那里摆著、白骨成山在那里堆著，富田事变尸河血流，反AB团万人填壑，鄂豫皖赣闽肃反屠刀霍霍，延安整肃王实味身首异处。不算这些惊天动地的，就连周恩来亲手屠灭顾顺章一族无辜几十口的血案暴行也曾闹得动地惊天，再加上赤都苏联大清洗的有如人间地狱——这还只是共产党祸害的自己人，至于它祸害的外人就罄竹难书了——……那时的中国还是中华民国，那时的共产党还不能一手遮天，那时的舆论还独立自由，那时的人们还不用翻墙，那时的外媒还不敢封号禁言；要说共产党欺骗犹可，要说共产党掩盖绝无：它不但做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而且根本懒得掩饰装扮——《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宣示：“共产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人家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白纸黑字，你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还一厢情愿的“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最后被坑的家破人亡才大喊上当了，你怨谁呀？ 事实是，那些第三种势力、那些民主党派、那些进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识分子是有私心的、是想投机的。他们或是遭汰于时势，如龙云、唐生智，或是失势于政争，像陈铭枢、黄绍竑，或是不见爱于前朝，如章伯钧、罗隆基，或是不得志于故主，像张东逊、章乃器；他们有的已然走投无路，像冯玉祥，有的依旧野心勃勃，如柳亚子；他们集体飞蛾扑火、铤而走险、与虎谋皮、附逆新朝，以为能谋富贵、佐君侧。哪想到共产党一是使命不与人共，二是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绝对不招降纳叛，最后只能落得挨整、被罚、受难和横死。 另一个必须我们牢记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中的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基因，使它对权力的执著、对暴力的热衷远远超过一切政党和一切专制独裁者。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和文革教训时把一大原因归结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这实在是玷污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暴力绝不像共产党那样如此热爱，他们打天下时靠马上、治天下时靠仁政，而共产党自始至终直到坐了七十年江山后的今天还要靠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平安；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一家鸡犬升天足矣，绝不像共产党那样还要把全体国人从田头到炕头从大头到小头统统管起来、绝不去违反和灭绝人性的搞什么消灭私有制——其实毛泽东自己的概括更准确：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共产党对权力的执著、对暴力的热衷以及源自于的极权和恐怖基因，使它毫无办法汲取之前的教训和避免前人造成的不幸，只能一次次的重复灾难：列宁和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惨绝人寰的共产主义实验，在苏联党和赫鲁晓夫已经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之后，中共还是要来一次青出于蓝的历史浩劫；在苏联和中国的前车之鉴下，柬埔寨还是要国小志气大的来一场欲与前辈试比高的种族灭绝；苏联和红色高棉早已灰飞烟灭，朝鲜却仍然一往无前的步其后尘……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执著、对暴力的热衷过去如此，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1949年颠覆的枪炮声甫一停歇，中共就自食其言，残杀了无数放下武器的国军将领；新民主主义的誓言犹在耳畔，中共就镇反、三反五反、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批胡适、批《清宫秘史》《武训传》，剥夺了自己之外所有人的政治经济精神权力；1957年，中共篡政仅仅八年，就已经天怨人怒，让人民忍无可忍、在大鸣大放中人人喊打，以至毛泽东说出“执政才八年，意见就三十多万条，看来又得去打游击了”——其实八年算什么，俄共刚刚八个月就背信弃义的处决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党人了呢！反右章伯钧遭到整肃后，一天被罗隆基告知两个人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反右”条目，章伯钧心潮澎拜、彻夜难眠，激动地对章怡和说：“我要向你宣布：反右时的爸爸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国离两院制南辕北辙、越行越远。43年前，中共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的永远正确的执政党的党格向全中国、全世界信誓旦旦地昭告：永远不会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近年的所有倒行逆施，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共已经无可救药、失去了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人民早已给了它太多的机会，今后再也不会给它另外一次机会。中国的百年歧途、中共的100年孽生，明白无误、一而再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相信它，不但我们应该看不起自己，连它都应该看不起我们呀。 张智斌：中共百年：搜寻历史的碎片，解读中国之未来 —苏共消亡、苏联解体 30 周年：留给中国的思考 1991 年 12 月 25 日，西方国家正沉浸在圣诞节欢乐的气氛中。当天晚上约七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办公室里，签署了辞去总统的法律文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表了最后一次举世瞩目的电视讲话。 就在十七天前（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舒什克维奇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州（Brest）密会后签署“别洛韦日协议”（Belavezha Accords）[1]；12 月 21 日，十一位苏联加盟共和 戈尔巴乔夫在辞职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命运早就已经注定，当我成为国家元首时，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拥有一切丰富的资源：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聪明的才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 今天，在苏联解体、苏共消亡将满 30 周年和中共建党临近 100 周年、中共政权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尖锐的内部矛盾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再来回顾苏共和苏联曾经走过的路径，重温苏共和苏联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前瞻中共和中 一、从“六四”镇压到苏联解体：历史的阴差阳错 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辞职讲话的八个月前，即 1991 年 4 月 24 日，苏联共产党迎来了建党 74 周年生日。在苏联威武强大的表象之下，苏共其实与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一样，已经时日无多。但是，透过如此强大的外表，又有多少人能够看 仅仅四个月后，出于对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地推行全面改革的不满，党内保守顽固势力乘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Foros）疗养这一权力真空时机，在 1991 年 8 月 19 日悍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一场 而实际却是事与愿违，8 月 21 日政变宣布破产。这场政变给苏联和苏共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格鲁吉亚出生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这位苏共政权的受害者和列宁主义的忠实捍卫者、斯大林主 在之后的四个月里，这段时间正如一场比分相差悬殊的球赛中剩下的最后几分钟“垃圾时间”一样，对改变苏共与其紧密相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运已经显得毫无意义。这场政变，导致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认知彻 但是客观地说，苏共与苏联的命运并不只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里，他们在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仅仅是压在这头巨大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捆稻草。而正真压垮这头骆驼的，其实正是苏共这个腐朽的体制本身。回顾苏联 而对国家和社会破坏最大的，要算是列宁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斯大林残酷的暴力统治。经历了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等许多重大政治灾难后，苏联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摧残得面目全非。这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经历过毛泽东专制残暴的文革十年， 人类的历史总是这样不断相似地重复。毛泽东集列宁的暴力革命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于一身，把中国拖入灾难深重的黑洞。经过炮火的蹂躏和 1949 年后发动的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的各个阶层历尽磨难，国民经济已走向彻底崩溃的程度。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围绕著一场尖锐复杂的权力争夺，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国民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也是当时最能够笼络人心的一项工作。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 确实，对中共执政后的中国而言，在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时期能够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充满朝气和希望了。那个时代物质是匮乏的，但人们心中的希望却是满满的，理想也是丰实的。记忆里那时电台开播教 当邓小平一人独统权力、在政治上确立以邓为中心的绝对权威之后，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路径就已经确立，“六四”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权力位置决定思维结果，已经处在权力巅峰的邓小平其政治理想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会放弃既得的政治权威地位而使得当时的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打破权力的垄断选择走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4] 纵观历史，“六四”镇压对中国走向文明的打击是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六四”之后，权力自身已阻断了改良之路，也失去了自 1949 年以后最佳的改良机会，之后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也只能从“稳定压倒一切”去考量，已无其它出路可言。 但“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是尤其深刻的。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中苏两国经过二十多年敌对状态的对峙后，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和上海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最具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元首级别的破冰之旅。但他在中国看到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象，正是 1989 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应该说，1989 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对戈尔巴乔夫下决心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与“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对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研读许多史料从中都能够体会出来。[5] 在 1991 年苏联发生的 8 月政变中，保守势力指挥下的军队在坦克的护卫下占领了红场，空降兵和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包围了莫斯科“白宫”，拿下改革派领导人叶利钦已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写道：“强攻定在 8 月 21 日凌晨 3 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察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的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6]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有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写道，“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7] 确实，此刻苏军中已经没有军官为了迎合权力的意志愿意用手中执掌的武器去屠杀同胞，他们不会重蹈“六四”的覆辙。但如果他们果真动用武力血洗改革派，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又会变得怎样？ 1989 年中国发生的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以及 1991 年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于中苏两国、两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苏联从1989 年中国发生的“六四”镇压中吸取的教训和中共从 1991 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中苏两国、两党在各自面临一系列命运抉择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个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一个却进一步强化了党所掌控的权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管控，这对 1989 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但其间却包涵著各自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必然性。 二、权力斗争 VS 外部威胁：危机来自何方？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我总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某件历史事件笼统地划分成大事件或小事件。历史是不断延续的，没有某件小事件的发生，或许也就不会再有后面的某件大事件去改变世界。从总体上说，要人为地去控制每一件小事件是不现实的，所以，历史的走向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冥冥之中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不为人的意志所控制。 2012 年 1 月，薄熙来只是朝著相对来说权轻位低的王立军脸上打了一巴掌，却搅动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就是一个由小事件改变了大事件的典型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对于一个专制政体而言，由于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权力体系自身的命运、预期和前瞻总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权力体系的脆弱性和它所面临的危险性，其来源于权力内部的风险要远比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更强烈、更具挑战。从苏联的解体、苏共的消亡和柏林墙的坍塌、东德政权的瓦解中都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导致政权崩溃的重要因素，而非直接来自外部势力的破坏。对于专制体系中的权力个体而言更是如此，除了健康原因和极少数的意外、事故，最具毁灭性的危险几乎一定出自权力内部的斗争，即使其起因看似有著非常正义、合法的包装——如反腐和反腐中某些因腐败而自杀的官员。王立军事件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实例，他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首选的逃生之处便是被称作敌对势力的美领馆，而不是曾经宣誓效忠的组织怀抱，这就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像王立军这样的“小人物”身上。越是处于权力高层的人物，在权力斗争中一旦发生状况，在其系统内部也就越不容易寻找到对自身安全能够依托的对象，而不得不选择外逃。当年像林彪这种级别的官员一旦出现 回顾苏联最后的岁月，这种现象同样俯拾皆是，而且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身上。 阅读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自传《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从字里行间都能读出随著戈氏仕途一路亨通，但他对苏共组织的信任度却在一路走低。1985 年 3 月 10 日，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契尔年科去世，权力层随之展开了一场对新的苏共总书记职位的 处于软禁中的戈尔巴乔夫极度恐慌，他深知苏联权力更替的历史和残酷性，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胁迫医生“昧著良心”出具了证明：“1991 年 8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三天后该证明在记者会上被作为政变的托词， 那些赶来福罗斯逼迫戈尔巴乔夫签字就范的，正是他曾经一手提拔的部下。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还能相信谁？还敢相信谁？他在回忆录中大篇幅摘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事发当时记录的日记，来描述这次政变的亲身体验。日记中 无论什么人。我则作比较详细的日记。”[12]、[13]“我脑子里联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记录片的画面：庆祝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14] “西方电台广播说：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调进了军队；莫斯科、列宁格勒不支持阴谋分子。广播要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他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同时还报道说可能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 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15 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15]、[16]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 月 20 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著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发展了……”“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 确实，即使是在平安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也一直偷偷带著一台“索尼”收音机，他知道一旦自己处于非常时期，就可以用这台收音机来获取信息——来自西方的信息！而在紧急状态发生之后，国内媒体一言不发，对他来说可以信赖的只能是来自“西方”的消息；当他一旦获得自由、恢复了权力，他却先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了电话，然后再发布一道道至关重要的紧急命令！ 乔治·布什在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重要性究竟怎样？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这本书中写道，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获权力后，“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 48 小时在这儿站著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芭芭拉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祷告。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18]、[19] 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对象？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已经用行动表达得明明白白。 三、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基础：不可持续的原因 一个专制的政体，其对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败坏是无孔不入的。1991 年 12 月25 日，戈尔巴乔夫在总统辞职讲话中说道：“我们拥有一切丰富的资源：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聪明的才智，然而与发达国家 对于经历过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人不知道当时的苏联有多么强大，其所表现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武姿态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其军队与美国一样 但是，苏联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科技力量，既挽救不了苏共的灭亡，也无法挽回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自身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性，而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治决策方式支撑下，其表面强大的背后也必然会产生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体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外，中共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特殊、更加复杂。中共政权目前不但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存在著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军备竞赛、外层空间竞赛、外交和国际关系竞争等一系列传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在通常状况下，任何一个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都取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体制自身也就无法长久依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城市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省际间高速铁路纵横交错，GDP、贸易顺差蒸蒸日上，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无人不知。这一切在意识形态的包装下，曾经成了一张漂亮的中国 但是，在这表象的背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比已经取得的成绩更值得思考。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严重问题，政府曾经推行的计划生育国策是促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而生活的重 政府地方债的规模同样触目惊心，据“第一财经”发布的分析报告，“截至 2020年年中，以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表示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达 43.8 万亿元，高于显性债务的 23.9 万亿元；两者合计对应的地方杠杆率超 67%、债务率接近 250%，远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发展的成果。最近因为深圳第二高的摩天大楼“赛格大厦”发生震颤而引起各方关注。深圳是中共宣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赛格大厦”曾经创造了平均每 2.7 天建设一层的速度而被誉为“深圳速度”。 1958 年大跃进期间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已经被权力完全忘记。 而像“赛格大厦”发生震颤这种类似的事件也并非罕见，2020 年 4 月湖北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5 月广东虎门大桥、6 月浙江舟山西堠门跨海大桥就相继发生结构波动摇晃等问题。中国过度建设的高铁、机场、港口、交通枢纽、大型桥梁、高 文明的制度以科技和创新带动经济不断增长，而野蛮的体系却常用压榨人民的手法来维持经济勉强延续。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专制政权不可避免地普遍带有其致命的通病，重面子而不顾实际，通过表面的强大来激发起国民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是其惯用的做法。苏联昔日表面的“辉煌”，也无一不是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为其展示出虚假的强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专制政权不但扭曲了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正常发展，还严重消耗了整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26] 专制政权所宣传的发展模式，其方式既缺乏人性化，其成果也无法普惠国民，其运作更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跨越千年的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对于任何封建、专制的政权而言，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的不可持续性，是一个由制度因素而决定的必然规律。 四、面对中国的未来：乐观，还是悲观？ 对待历史，中国是一个很容易扭曲事实、产生失忆的国家。不说遥远的往事，文革至今才刚过去 45 年，经历过文革的那代年轻人今天还大都健在，这代人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那场政治运动对生命的蔑视，对个体的迫害，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格的侮辱，对精神的伤害，对文化的毁灭，对财富的糟蹋，对社会的破坏；亲身经历了文革所造成的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贫瘠，人生的无奈和家庭的不幸这些伤痕累累的灾难，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可是今天， 我们从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和俄罗斯的现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历史的真相被扭曲、被遗忘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正常思维和认知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直到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其中许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不稀罕，我们同样可以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的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身上找到这些“怀旧”情结的每一个细节——他本人在共产主义时期深受其害，但苏联解体后他却变得对共产主义 当独联体成立，苏联解体，国有资产私有化，有人一夜暴富，自己却贫穷潦倒时，在历史的洪流中他无法割裂个体与集体的利害关系，难以摆脱个人对整体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会产生出这样的认知，实在是太正常了。 由于权力对法制随心所欲地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加以运作和意识形态对人生观的扭曲导向，中国在经济无序发展下形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和社会道德体系整体沦落的困难局面。腐败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人们对待权力腐 在那些政治转型的东欧国家中，毫无疑问捷克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抛弃得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但这并非是偶然的特殊现象。从客观条件上看，柏林墙倒塌后的东德人民，可以依托西德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影响，原本应该会更快更好地融入到现代政治文明中去。但事实上他们做得远不如捷克人民那样，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危害性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追溯到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便可以看出捷克国民从上至下对共产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破坏和必须扭转这种状况的认知，在当时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全民共识。民族性和对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是在政治和社会形态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保持捷克国民头脑清醒的重要原因。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捷克能够出现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捷克人民的彻底觉醒更不是偶然发生的。[27] 确实，对于那些国民经受了漫长的折磨和遭到毒害侵蚀，民族主义强烈、民族性散漫，对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在总体上认知错乱、容易遗忘的国家而言，至少我个人认为很难对其前途在短期内作出盲目乐观的判断。一个国家要真正走向文明，必须在观念上和行为上都作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正确对待历史，拒绝遗忘，提高国民的辨别力，仅仅是为了重生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也毋须悲观。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戈尔巴乔夫先生讲过的诤言，为这个难以预料的世界作个归纳：“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is facing today are 吴祚来：‘五四’之后无中华：历史大视野下看‘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的历史成果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先生们建构了中华文明的思想道德体系，周秦之变的历史却由儒家的‘学生变法运动’（法家）所决定，法家联手暴秦终结了诸夏多元化的封建邦国文明。 秦终结了诸夏多元文明形态，汉初道家与儒家等精英们延续了先生们的思想，遵循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重建了中华文明政治伦理体制，君主儒政体制从汉至清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 尽管宋朝被北方草原民族蒙古所灭，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中国人’，但是异族征服者却接受了中华道德文明，既祭祀孔子，也由儒政精英参与政治治理，元朝因此被纳入到中华编年史之中，可以说，宋朝亡国而没有亡中华之天下，满清灭明亦是如此，满清统治者较之蒙元更加尊儒，重加重视中华政治道德与社会伦理；鸦片战争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大清由天朝被打成一个‘国家’，从‘天朝’变成了现代国家，没有了天子与朝贡体系，中华也因此被赋予新的政治涵义：五族共和、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中华文明开启了现代政治的进程。 中华文明在新文化‘先生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被终结，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先生们对中华传统进行了否定，而五四学生爱国主义运动之后，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共产中华压倒了共和中华，中华文明从此深陷百年灾劫。
一、新文化与五四运动：进步毁弃了传统，革命压倒了共和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先生运动’，先生们引进了西方理念，欲以‘德先生’、‘赛先生’取代‘孔先生’，发起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要在思想、信仰领域发动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宪政民主的德先生作为制度已然确立，1840以降的社会精英们抬眼看世界，通过认知世界、开展了洋务运动与变法维新、预备立宪，没有成功实现君主立宪，但开启了国家经济与军事、思想与观念上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这场先生文化运动之前，一场持续七十年的儒家先生们的思想运动已然引进了赛先生与德先生，辛亥革命之后，大清和平逊位，实现了东方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光荣革命式的政治转型，清末民初宪政民主是主流社会的共识，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政集团开始了共和宪政的进程，中华五族共和，民族与国民平等也成为共识。 民国初年面临的是政治的技术性妥协、宪法的确立与可实行，而新文化运动的先生们，致力于文学革命、打倒孔子，在社会领域用德先生、赛先生取代孔先生，致力于在民族性与人性领域发起运动式革命。在政治革命已然完成的时代，缺的不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而是通过美国当年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系列论述，使临时宪法成为永久宪法，使临时政府变成宪政政权，使共和精神取代革命精神，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先生们在保守文化与文化革命上争讼，思想领域里革命压倒了继承，政治领域中革命精神也压倒了共和理念，随之军人政治取代了议会政治，北洋民国在内卷与外力双重作用下失败。 尽管批判是先生们的使命，但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源于西方的宪政文明嫁接在数千年君主儒政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与美国建构非君主制度下的联邦共和制度一样，知识精英们参与政治建构比批判重要，如果没有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系列文章在争论与思辨中进一步建构，美国的制宪就难以行宪或无法行宪。北洋时代不断修宪，府院之争，袁世凯复辟帝制，都是宪法无法成为宪政所造成的，宪政专家宋教仁遇刺引发的政治动荡，说明宪法与宪政精英的匮乏，如果宪法、宪政专家像新文化运动参与的先生们一样的众多，一样的有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并成功地影响政治，当时的南北冲突不会如此险恶，并引发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用革命与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历史大转型时代的悲剧之源。新文化‘先生运动’转而进入‘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某种意义上意味著先生运动的失败，进步的先生们随之也卷入到学生运动之中，成为苏联的学生与政治工具（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倒逼国际政治的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受伤害的是脆弱的北洋民国政府与相关官员，从呼喊美国总统‘威尔逊万岁’到对‘巴黎和会’的不满，使得年轻一代对美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绝望。 一战英美等协约国胜利，陈独秀认为公理战胜了强权，但公理的阳光没有解决山东问题，对日本的仇恨、对国际社会的绝望，使‘新青年’学生们走向运动与革命，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的先生们致力于告别一个旧中华，那么五四运动开始，学生们要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新中华。这个新中华将按照苏联模式建构，而非北洋民国的美国模式，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本是建构五族共和的中华国族，以形成美国联邦共和，通过宪法建构民主政治体制，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而误入歧途。因为爱国所以政治正确，就可以突破法律与人伦底线，爱国与革命的流氓化因此成为必然。 五四之后一年，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又一年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华基地，用中华人民的血肉，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长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道德正义被政治正确的革命所取代，儒家建构的传统中华成为应该废弃的旧文化，马恩列斯作为导师（相当于其思想祖宗或革命圣贤）主导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倡导的中华民族（国族）也因此失败，一个更‘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组织‘共产国际’更为伟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仅要终结中国的旧文明旧制度，还要终结全世界的旧文明旧制度。 五四‘学生运动’之前的新文化‘先生运动’在精神上打倒了中华第一店‘孔家店’，在理念上丑化了中华传统二十四史里只有‘吃人’二字（鲁迅），宣告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政治流氓运动与底层流氓运动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而获得合法性，革命成为时代主流，传统中国社会是讲道德讲道理的常识社会，而革命主义不再讲道德讲道理，而是讲政治讲革命，不讲人伦道德，不讲人性只讲党性。 清末民初的儒家主流精英们致力于保守传统、和平地转型到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反传统的文化革命运动，传统儒家精英认为英美文明的良风美序是儒家建构的理想国‘三代’之境，所以要引进宪政民主，‘西儒’与‘东儒’在价值理念是可以一致，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从批判礼教到打倒孔子，进而解构传统家庭模式以求平等与个人自由，这为五四后选择苏联作为理想国将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的扫清了路障，新文化运动由反儒家转而尊法家。 法家是中国传统的丛林病毒（古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能够突破人伦道德底线只求成功，儒释道二千年的的遏制，这一病毒只会间歇性传播，而到了五四之后，布尔什维主义病毒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法家病毒合流，迅速传播，赤化了中国，它成为一种红色基因，使中华黄变成了马列红，完全异化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属性，中华民族的属性从根本上被改变，代之以阶级划分民族性，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这个民族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不是中华基因，而是红色基因。 五四之后无中华，中华文明因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侵入，而第一次失去文明主体性，而中华民族共和主义也因此失败。
二、‘先生运动’、‘学生运动’与‘中华’、‘中华民族’
从历史大视野看，中华史经历过多次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其中两次引发思想性与社会性大革命：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先生运动’，百家争鸣，产生了影响中华思想史的诸子百家，随之而起的‘变法运动’则由学生辈的法家发起，引发社会性的革命，它不是和平的进步运动，而是突破习惯法与人伦底线的社会革命，导致大一统君主帝国的形成，终结了周封建社会，另一次是清末民初的‘先生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与文化运动平行的是北洋军政力量与南方国民革命力量宪政共和建国运动，这两项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开始改变了方向，五四之后不再有宪政共和的中华，爱国与革命、斗争与战争成为成为主流思潮与运动形态。最终结果是既没有了共和，也没有了中华，宪政民主共和的中华国族建构被终结，中华成了苏维埃的中华，传统的人文中华、道德中华被完全异化、蜕变、毁弃。二千年中华史或始于商朝的诸夏中华都拥有信仰与道德的主体性，包容异族异教文明，苏维埃中华时代使中华文明第一次失去主体性，中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地，从此没有了文明的主体性。 春秋战国时期与清末民初两场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领域的革命均由‘先生运动’发起与主导，而后续的社会革命则由先生们的学生发起与主导，‘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影响甚至决定中华文明的性质与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先生们的思想运动，建构了中华文明，而北洋时期的新文化先生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开启了解构中华文明的进程。 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运动，以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为代表，先生们通过道德保守主义挽救礼乐崩坏的社会，无法完成使命，学生的革命运动反其道而行之，商鞅、韩非、李斯等学生一代变法运动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使秦一统天下，终结了周封建制度，使中华史进入到漫长的后封建时代；封建诸夏本质是氏族联邦，以周为共主，即‘宗周共和’，以亲戚为纽带，形成一个诸夏文明共同体，对抗的是蛮夷，孔子认为管仲的伟大是九合诸侯，避免了诸夏文明的覆灭（‘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见《论语》），“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以服饰与礼仪来区别华夷，自视诸夏为文明而蛮夷没有进入文明状态。 汉以后的中华成为多民族共同体，以魏孝文帝元宏（467－499）汉化为标志，唐朝达到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明末名士瞿汝夔（字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如果说中国与汉族更是一个区域性的族群概念的话，中华则超然于中国与汉民族之上，尽管语义有重叠使用之时。 ‘中华’被赋予人文道德内涵，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生思想运动建构的成果，这个时代既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复述出尧舜禹‘三代’圣贤之治，孔子儒家重视礼乐之制、倡导仁义礼智信，形成中华道德核心价值体系。孔子圣者地位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朝代，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著东亚文明。由此 建立了中华-东亚文明的天人秩序：天地圣、君亲师，天地信仰之下，圣人至尊，中华圣人孔子在所有君主之上，中华文明的精神一致性、道德价值的一致性由孔子奠定，也因此决定了中华二千年文明史的一致性。 中国、中原是一个可以逐鹿问鼎的开放平台，孔子奠定的中华文明则是一套人文道德编程，一旦中原逐鹿游戏结束，就接受儒家的编程，进入和平治理模式，并以此维系统治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中华文明因此成为一个中央人文道德高地。儒家无法遏制丛林生态中的国族博弈与战争，但无论战争结局如何，胜出的王者都要拜祭孔子，尊孔子为圣人，用孔子的学生参政理政，接受孔子倡导的道德礼制，通过人文、人伦重建中华天下秩序，否则天下无序，统治不可和平持续。 孔子如果被打倒，意味著中华文明的精神领袖被清除，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亲情社会与亲情伦常一并溃败，整个社会就陷入无序与流氓化状态。 ‘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被蒙元灭国之后，终结了一千年中原汉族为主体的统治史，‘蛮夷’开始统治中原，但儒家的道德普世性与儒政精英的治理能力，使蒙古征服者以元朝之名，被编入中华史，尽管元朝并没有汉化，却遵守了儒家道德政治，并由儒家精英参与治理，而满清统治者儒化程度最高，对儒家道德的践行甚至超过了许多前朝汉人皇帝，蒙元与满清均进入中华史编年，崖山之后尽管不再由中原汉人统治，但元朝与清朝的异族统治因为尊崇了孔子确立的中华文明道德宪章，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宋朝与明朝‘亡国没有亡天下’。 这一切都是春秋时代先生们思想运动的伟大成果，主要功绩在孔子儒家，它的宪章编程具有超级兼容功能，不仅使北魏等融入汉儒文明，还使征服者蒙元、满清融入中华文明，孔子的圣人地位与儒家道德宪章的普世性或普适性，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后封建帝国的君主儒政，是区域文明中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形态，它带来了一定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它使人文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与扩散，成为东亚文明的主导者。 近代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从林则徐抬眼看世界开始，1840年代开始东西方文明大碰撞，激荡出认知与思想革命，儒家精英成为西洋学生，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到李鸿章落实的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时康梁们启动的是学生运动，而维新变法时，他们是变法运动的主力，他们是预备立宪的先生，大量的讲演与著书使维新与立宪成为主流社会的常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革命先生孙中山也应运而生，革命成为他的生命追求与政治宗教。这个时代的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同时进行，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是西方思想与理念的学生，却又在中国引领时代思想，辛亥革命是新兵起义或者说是学生起义，而袁世凯迫使大清逊位，他的身份既是李鸿章的后学，也是西方兵家的新学。有限的辛亥革命与北洋军人集团的逼宫，内外合力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光荣革命，中华进入到新的宪政共和文明时代。 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革命运动与政治妥协、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几乎是完美的配合，不仅使大清王朝被终结，二千年的后封建制度也被终结，中华成为一个宪政共和国家的名字出现在东亚与人类文明史册上，中华史从主导区域天下朝贡体系，成为新世界文明中的一员。历经元朝与满清，中国实质上已成为中华帝国，中华成为一个包容异族、异教的‘天下’共同体，从汉后形成的相对单一的中原汉民族，已成为一个复合民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呼之即出。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是清末伟大的国族建构设计，意味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新的宪政体制中，通过统治民族的平身，所有民族的人民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人民平等与民族共和，终结民族间仇恨，实现永久的和解与融合。 清末立宪运动之时，君主与人民关系将被颠覆、礼法、宗法与宪法、民法将要调适，还有民族问题，统治民族将要与其它民族平等共和，梁启超与满清精英达成了共识，就是五族共和，以儒家的大同精神，建构中华民族（国族），清朝君主在逊位诏书中表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继承了国族主义理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认为美国文明强大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几十、上百种之种族、民族融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如果中国要实现统一与富强，也必须将国内诸族融合为一个民族。
三、五四之后无中华，中华文明失败
如果说1840年以降是英美等列强主导了大清的国门开放与经济上融入近代世界体系，晚清七十年，是近代的春秋时代，大义尚存，国家领土完整与信仰道德并没有被破坏，五四运动或192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进程则由苏联主导与控制，中国由此进入战国时代，分水岭就是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延伸，后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作为苏联的延伸，成为国外或国际力量在华的政治工具。 五四学生运动的负面清单： 一是转移了社会主题，由倡导民主、科学，转到了爱国主义，进而异入到共产主义； 二是学生无视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以运动倒逼政府不遵守国际约定，无法达到目的，却导致政府失信与失效，为革命力量推翻政府制造了声势； 三是破坏了北洋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西原借款’维系了北洋政府的运行，英美日支持的北洋政权被颠覆，苏联扶持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因此做大，苏联力量对华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不可逆转； 四是导致年轻一代对美国的失望，加之英美欧洲一战后对华保持中立，使中国被苏俄与日本逐鹿，日本与俄国两种不同的侵略与占领，决定著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而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爱国反政府，年轻一代因此投奔革命，不惜流血牺牲。 五是被新青年与共产主义思想教化的青年学生，是精英无产阶级，除了年轻与热血，理想与躯体，一无所有，他们与乡村流氓无产者合流，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 六是进步青年开始形成一个共识，世界上的理想国不是英美，更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蓝图已有马克思设计，并由苏联实现。 毛泽东列出了五四运动对共产党人的正面清单，在《五四运动》等文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这种新式革命，五四运动后的指导者属于无产阶级了。 五四学生运动之后，《新青年》变成了党‘青年’（共产党机关刊物），新媒体第一影响力平台从此被国际共运与苏联资助、收编。五四运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共产党利用学生运动制造社会动乱，达到政治目的成为其斗争的重要法宝，与五四运动一样，五四后的学生运动均是‘革命先生’们利用了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本质没有充分的认知，卷入历史事件，被中共政治利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促使更多的热血青年投入到中共红色革命的洪流中，最终摧毁的是传统的中华与民国中华，而建立的是苏维埃中华、共产中华。由革命先生们策划与主导的学生爱国运动，均以反合法政府、反西方特别是反美国、反日本为主题，苏联成为红色中华的祖国。 这个时期的先生运动、学生运动与周秦之变一样，使中国发生了社会大革命，而非仅仅的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与周秦之变不同的是，秦一统天下后二世而斩，而中共极权政治建政后已持续七十多年，仍然是革命的党章高于人文道德宪章，领袖高于一切。 五四之后，中共主导的媒体，不再讲民族共和，而是倡导地方自治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压倒了中华共和：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使湖南脱离中国北洋政府独立，并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 作为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一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人成为革命者，中华传统是黑暗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卖国、腐败，是应该被推翻的，中华共和应该被解构，北洋民国的失败意味著民主共和的失败，一个崭新的理想国模式，在苏联实验成功，苏联也正在以全新的传教与殖民模式，向周边国家与全世界扩张，这种扩张模式不是传统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殖民，也不是宗教传教，而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在全世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收购或控制其媒体，影响一代年轻人，然后通过党组织建立国中之中苏维埃红色根据地、苏维埃共和国。它像一种极其先进的病毒，攻入生命体内部，使健康细胞被病毒感染后转而攻击生命体，最后整个生命体成为一个病毒体，也成为病毒源，向更多的生命体传染，通过控制生命体的意识，使其受病毒操纵。 五四运动意味著日本扶持的北洋政府与新生的共和宪政体系即将失败，它掀起了整个国家的反日运动与仇日情感，并对西方文明绝望，苏俄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空间，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共产党合作，推翻北洋政权。当蒋介石意识到苏联扶持下的中共的性质时，为时已晚，共产党的力量快速扩张到全国各地，中华苏维埃在南方诸省建立，1931年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权，共产党人在苏维埃统治区印制的钞票上印著列宁的头像。所以苏联支持的力量成功，将完全改变中华文明的属性。 五四之后无中华，是五四运动终结了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构，它在精神与行动上开始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契合的整体，学生运动者是天然的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与城乡流氓无产阶级合流，成为共产主义最理想的战士，无产阶级知识精英们得到了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力量，而流氓无产者可以通过阶级理论与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睡地主家的小老婆’。 所以，五四运动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终结了北洋时代来之不易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建设，还开始毁弃中华文明的信仰与道德价值。
中华史的尾声：先生与学生被运动、被镇压
苏联利用宏大的共产主义叙事，利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与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获得传播与苏维埃基地建设，中共像一头食血魔兽，中华儿女的血肉喂食它成长强大，它最终却成为异教将中华吞噬，使中华成为外壳虚饰，共产专政才是它的本质。 中华苏维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里的‘中华’只是一个区域概念，传统人文道德内涵被归零，‘人民’所指是党的人民，一切异于共产党的力量都不是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是党的专制之下的组合，通过暴力征服与屠杀，西藏新疆失去自治权，通过政治运动，民主党派的先生们与对中共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1957），政协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废弃，当年追随共产党的民主先生们，被中共的政治运动所迫害与虐杀，1966年毛泽东发起的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先生们不仅被学生政治运动迫害，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这些在传统与民国文化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们，是中华文明的‘逸民’，在封建与后封建数千年朝代更替的政治革命后，都会被推举到新政权中，既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知识精英的尊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的中华人文传统被终结。 学生运动之后，毛泽东又开展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学生们像被右派的先生们一样，被运动到农村，与1930年代学生运动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巨大的反讽，共产党只要创造一个宏大叙事，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就能无成本的使一代人成为其政治工具与牺牲品。 文革时斯的学生运动是打倒先生的运动，文革群众运动是造神运动，先生与学生从共产党成立开始，一直追随著共产党而运动，而中共建政之后，是被共产党运动，由主动的受害者，开始变成被动的受害者，学生们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城市无法供给新生代的工作机会与住房，没有犯罪的年轻人被集体流放，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质上是一次集体‘劳改’运动。文革打倒了最后的传统精英，同时毁弃的还有物理意义中的中华文化遗产，从精神上与物质上消灭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一种人文灭绝，与对政治异已的灭绝（屠杀与虐杀）同时发生在中共治下，从中共成立的那一天起，至今没有停止。 中共建政后中华概念淡出，‘世界人民’概念突出，中华文明的天空被重新建构。传统亲情代之以革命化、阶级化：亲不亲阶级分，亲情社会与人伦被破坏，中华传统是讲道德、讲道义、讲道理的社会，而文革确立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法则，不讲道德、道义与道理。 正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龚自珍），还要加一句：欲灭其族，必毁其神，中共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述了中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将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历史的正面价值被删除：即，人类各民族间的和解妥协共和带来了文明，而战争与斗争带来的只是征服与屠杀。因为中共将斗争与革命视为历史进步的价值，所以以制造斗争与革命为正义，以推动所谓的历史进步。 中共将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一概归之为封建迷信进行人文灭绝，却神化中共的历史与领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始于造反、终于造神’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成为共产中华的神圣与精神领袖，而在这个过程中，‘批林批孔’运动上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打倒孔子，以树立中共领袖的思想至尊之位。 集权的最高境界是形成宗教狂热式的神圣崇拜，毁弃传统神圣的同时，解构传统亲情，所有人的土地与工作机会被政府控制后，千万颗红心只能向著北京、向著‘红太阳’，无数的话儿不是给父母亲人讲，而是要对北京、对党、对领袖歌唱与倾诉。党、人民、领袖成为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人格神是伟大领袖，即党和人民的领袖。 当毛泽东与文革谢幕，中共出现 统治危机，又开始使用‘中华’概念，通过中华民族来重建人民对中共的信心，中华概念甚至恢复传统人文道德，中共的目的是通过民族主义来补充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空洞，用传统道德人文来弥补马克思主义荒诞与不适应新的经济市场进程。这个过程中，‘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不是为共产主义而读书）、‘中华文化复兴’（而不是共产主义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共重建合法性与凝聚民族民粹主义的宏大叙事。 经济改革成就了中共的权贵腐败，政治领域没有改革也没有自由开放，文革结束后，一场先生思想运动又开始萌发，由文艺界到思想界，由媒体人到出版界，而中共则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进行打击，一场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席卷北京与中国，这就是举世罕见的1989年民主运动，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民运动，市民与先生、体制内外广泛参与，从纪念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胡耀邦逝世开始，升级到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最和平理性的运动，结局却是世界民运史上最惨烈的结局，被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与枪杆子镇压。真正的先生思想运动与学生争自由民主的运动，却为中共所不容，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一页，无数抗争者以血为证，共产党人不属于中华民族，也不属于人类文明任何一族，它是由虚拟的红色基因决定其邪恶特性，与中华传统文明为敌，也与人类普世文明为敌。 中共没有共和的理念，只有统战的政治，没有法制下民主，只有造反与斗争的利用。中共的早期提出民族独立自治只是统战的需要，宗教信仰自由与民主协商制度也是为了统战目的，以对抗国民政府，一旦党的敌人被消灭，统战的意义也就解除，所以对民主党派与被统战的民族以及宗教信仰全部纳入维稳机制之下，任何力量只要出现不稳定因素，就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不仅中华共和难以重构，民主宪章更无法超越中共党章，习近平当政后重视祭拜的是红色圣地，第二个任期开始带领常委到中共的诞生地对南湖红船宣誓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祭拜过黄帝陵等象征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纪念地，对‘中华民族’也只是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大叙事一语带过，对五族共和与民族自治更是从不言及。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都是以高压的方式严厉对待，使中华多民族共和的重建越来越不可能。 五四之后有中共无中华，有专政无共和，中共不除，中华文明不可能复活，更不可能复兴。
综述： 暴秦之后无诸夏：暴秦一统天下，改变了诸夏多元文化生态； 余杰：苏联死、中国生：纵龙出匣谁之过？ 尼克森与季辛吉对中国敞开门户时，搁置不碰中国政治制度本质这个棘手问题，不愿他们的大构想胎死腹中。……在东欧反共，却接受中国的共产制度，找得到任何合理的说词辩解吗？……天安门屠杀事件提醒美国人正视中共政权的基础。东欧的革命亦证实，共产政权不一定会长命百岁——中、美对此一事实，感受各有不同。我们今天仍在和这段历史格斗，而且短时间内仍摆脱不开这段历史。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一点二十七分，美国总统尼克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周恩来率领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与尼克森象徵性地握手，并夸张地说：“这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他对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之握手仍耿耿于怀。 而尼克森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同样夸张：“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按照惯例，外国元首来华访问，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阵容通常由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五人组成，而中共给尼克森准备了三百七十一人组成的三军仪仗队，这是中共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规格。尼克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时，“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麽激动人心。”他如此描述他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仪仗队：“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盛大国宴款待美国贵宾。国宴的菜品规格是中共建政后少有的排场，多达几十道，包括周恩来特意准备的三十年国酒茅台。美方最初提出所有食品都从美国空运，中方为了面子，承诺可按照美方要求提供所有食材。 当时负责搜集食材是“三十四号特供处”——这个在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食品“特供”机构，对外只用数字“三十四号”。该机构是对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理论的莫大嘲讽，也证明了“新阶级”理论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尼克森访华前，周恩来就打听到美国人喜食海味，吩咐准备一千公斤新鲜鲍鱼。国务院将採捕鲍鱼的命令层层下达，直至辽宁大连长海县漳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接到任务后，从来不在这一季节捕鲍的潜水队员，冒著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和被鲨鱼袭击的危险，经历上百次深海捕捞，终于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周恩来专门致电辽宁，表扬潜水队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当年奉命下海捞鲍的大连獐子岛老渔民王天勇接受香港《苹果日报》採访时表示：“那时不知要给谁捞，上边说是‘政治任务’，又正是寒冬腊月，上边都不理，一定要下水，还指定要最好最大的。……我们一共收穫了一千五百公斤鲍鱼，又从中选出一吨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运抵北京。”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现代版本。 《纽约时报》记者马托夫报道说，被驱使在天寒地冻中打捞鲍鱼的十名渔民中，有三位渔民被冻死，其中一位年仅十七岁，名叫何高。后来尼克森夫妇读到报道，一度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开始下大雪，但按照计画，尼克森第二天要去长城。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森夫妇惊讶地发现，昨天夜裡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周恩来早就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佈置扫雪任务，北京连夜出动一百多辆洒水车、六十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雪到烽火台。从这个细节就能联想到，柏林墙只存在不到三十年，而长城存在两千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共产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帝国（儘管其添加了不少史达林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由没有自由意志的奴隶与暴君共同组成。 尼克森和季辛吉很享受他们在北京得到的东方帝王般的款待，假装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乃是一个超级大的“波坦金村”。 尼克森的这次访华，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成为中共政权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中共执政至二零二一年，已长达七十二年，看来必将超过苏共（俄共）执政的七十四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将成为现代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党。此一形势的形成，就国际因素而言，尼克森罪莫大焉。
美国外交教父季辛吉：“大三角”战略弊大于利
一九六一年，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季辛吉终于挤进白宫。哈佛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充斥美国政坛高层，犹如北京大学出身的聪明人充斥中国政坛高层，但这两所顶级名校对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却是灾难性的“贡献”。此时季辛吉的职务只是每週只用上一两天班的兼职顾问，但这对于这名有十四个亲人死在纳粹集中营、十五岁时逃到美国、当时只会几个英文单词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已然是一个莫大的成就。 一名差点亡命于纳粹魔爪的犹太难民，后来却成为美国民主的破坏者，表面上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若仔细分析就能知道原因所在：记者兰道（David Landau）认为，季辛吉是“魏玛之子”，挥之不去“革命及政治秩序失序、所有公认权威消失的可怕幽灵”。这跟邓小平一看到学生游行示威就联想到文革，然后断然下决心对威胁其权力的学生和市民展开血腥屠杀，是同样的道理。 季辛吉不喜欢受官僚系统的规规矩矩的束缚，更蔑视民意和舆论，对民主价值持玩世不恭的态度，执迷于诉诸个人魅力、具前瞻性和非民主的政府决策。与之同时代的评论家们指出，“季辛吉主义”意味著“迷信秩序与权力而牺牲人性”、“认同全球现实政治，置务实主义于道义之上”，季辛吉“拥有近乎邪恶的心理直觉、可抓住暗藏性格根源的本能、知晓什麽会驱使或毁灭他人的本能”，还有“操弄权力的天赋：善于利用对手性格的优缺点”，“在他的世界裡权力代表著一切：均衡不只是秩序的必要条件、正义的先决条件，均衡就是秩序，就等于正义”。 季辛吉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者，但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为之撰写的传记中却标新立异地将其形容为理想主义者，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信徒（比康德还康德）——当然，弗格森特别界定说，他指的是年轻时代的季辛吉。 但这种界定是毫无意义的：年轻时代的季辛吉是学生和学者，那时他是什麽主义者，跟公共利益关係不大。对季辛吉的历史评价，完全取决于其当权时的政策产生了什麽样的结果。 弗格森对季辛吉的激赏，是因为他与之分享同样的观念秩序。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惊人地一致，他们都主张对中国採取绥靖主义政策。弗格森在论文《让中美共同体再次伟大》（Make Chimerica Great Again）中沿袭“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的概念，希望中国与美国“寻求和解”，所以在川普执政期间，他撰文呼吁川普的对华外交沿袭季辛吉的政策。 此后七年，季辛吉在学界和民间积攒名望，逐渐形成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弗格森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大多数策略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是由他人自我体悟中获取类比和洞见的宝藏；做决定基本上是靠推测，而某些行动方向的政治回报可能低于按兵不动或报复，儘管后者的最终代价也许更高；外交政策遵循现实主义，如表现于俾斯麦身上的，是充满危险，不只导致民众疏离，政治人物沦落到只顾追求权力而已。弗格森进而认为，季辛吉在个人事业早期反对历史唯物论及经济命定论，因而认为冷战非关经济、甚至无关核武器储备，更别说战车部队，而主要是理想之争。然而，这种解读宛如缘木求鱼，实际上，季辛吉丝毫不具备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和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认信，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偶然：“演进过程不会像后世看来进行得那麽顺利，或方向如此明确。西方的多元主义来自数以百计的选择，每次若做出不同选择，可能带来南辕北辙的结果。……演化并非沿直线进行，而是经由一连串複杂的变异。一路上的每一步都有弯道和岔路，无论好坏都得走下去。左右抉择的条件也许是最细微的差异。事后看来那抉择也许几乎是随意的，或是在当时普遍状况下只容许此一选项。” 他不相信上帝之手对人类历史的操纵。 作为知识菁英的季辛吉长期看不起出身卑微、教育背景寒碜的尼克森。然而，一九六八年，当尼克森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时，季辛吉审时度势，出任其外交顾问。尼克森当选之后，他成为其国家安全顾问，两人达成了一个“不可能的组合”。尼克森对季辛吉的提名甚至排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前——季辛吉拥有比副总统和国务卿大得多的权力，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人戏称为“助理总统”。 尼克森宣誓就职时，美国已深陷越战泥潭，决策部门的菁英们发现，越战不光打不赢，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尼克森将收拾残局的希望寄託在季辛吉身上，从此季辛吉与尼克森形影不离，被称为“尼克森的保姆”，有人甚至拼凑出一个新的英文名词：尼克辛吉。 尼克森是一个不受既定规则约束的政客。他突发奇想——美国要从越南脱身，可借助中国的帮助，不妨改变过去二十多年封锁中国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末，季辛吉接受且完善了这一想法，认可敲开中国大门值得一试——经过越战，美国实力下降，对抗苏联力不从心，必须联合中国才有胜算。中国的加入能让美、苏双边关係变成三角关係，这种关係有利于美国。这就是其“大三角”战略。“要在我们能够与他们两边都维持更胜于他们之间的关係，对我们的帮助才能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美国将凌驾于两者之上，维持双方的平衡或均势，季辛吉使用了一个关于国酒的比喻：“谨慎关注双方的首都，我们就能继续饮我们的茅台，继续喝我们的伏特加。” 季辛吉并没有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他既不信仰解犹太教，也不信仰基督教，对各种主义都不感兴趣，就连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价值分歧在他看来也不重要。尼克森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感觉到他像我一样，不是那种宗教感很强烈的人。” 后来，当尼克森在水门事件的幽暗时刻，请求季辛吉与之一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跪下来祈祷，这位权术大师勉强跪下，却言不由衷——他心中没有上帝的位置，没有祷告的对象。 季辛吉不承认自己是马基维利主义者或梅特涅主义者——他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採访时说，马基维利“对我丝毫没有影响”、“我与梅特涅不可能有共同的地方，我只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反之，他炫耀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斯宾诺莎和康德两位哲学家”，并且强调“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没有什麽吸引力”，但实际上，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权力。 季辛吉认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有三个：与越南和谈、与中国接近、与苏联建立新的缓和关係。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不能依靠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去解决，他批评反共的右派“缺乏时间感，或脉络感，或感觉不到现实的绵密交织”。他指出：“我们转向中国，不是要为一九四零年代末自由派中国政策的过错赎罪，而是要重塑一种全球均势。”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季辛吉做了一份给媒体的解释政府外交政策转变的简报，简报中如此写道：“我们一向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评断其他国家，特别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国内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是由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为了意识形态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没有最左，只有更左”，很多时候跟国家利益背道而驰。 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为尼克森打前站，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一见面，他就被周恩来征服，直到晚年仍对周讚不绝口，“周恩来是我在六十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当然，他不知道周恩来身兼秘密警察头子，以及文革期间跪在江青面前的丑态——即便知道了也不会相信。 当见到毛泽东之后，这个哈佛博士在只有中学学历的暴君面前变成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的小学生，乖乖听毛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偶尔画蛇添足式地表示讚同。毛泽东与希特勒一样具有某种恶魔式的、卡里斯玛的领袖魅力，从季辛吉对毛的顶礼膜拜可以推测，若季辛吉早生二十年，若季辛吉不是犹太人，他一定会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劳。 季辛吉认为，国事访问很少能给国际事务带来重大影响，但尼克森访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又回到了世界外交的舞台上，美国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机会，这都给国际体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弹性。中美之间磋商的频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间都是极其罕见的。”他强调说：“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恆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也许，随著时间的推移，双方还能在价值观上达成更大的融洽。” 然而，此后半个世纪，中美双方在价值观上并未达成“更大的融洽”，反而渐行渐远；倒是季辛吉个人的利益跟中国水乳交融——他实现了“靠中国，发大财”的初衷。 屠杀初始时，美国驻东巴基斯坦的领事 布洛德要求美国介入制止。但季辛吉认为，巴基斯坦是北京的老牌盟友，不想在跟北京建立长期友谊之前，因孟加拉问题开罪于北京。而印度表态支持孟加拉，印度在当时友苏又反中，更让季辛吉对孟加拉独立没有好感。布洛德的建议如石沉大海，他在电报上严厉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道德破产”，这几则有名的电报后来被称作“血色电报”。季辛吉充耳不闻，将布洛德调离孟加拉地区。在战时最激烈的时刻，尼克森政府一度考虑派有核弹投射能力的轰炸机前往战场，支援西巴基斯坦军方。想到这裡，只能感到不寒而慄。 季辛吉的所作所为，与他残害他家人的希特勒庶几近之。 尼克森式的外交，有极强烈的个人色彩。它超越政府一般程序，使中国领导人得以专心只与一个类似季辛吉的高阶美国官员打交道，也可以对此人奉承讨好，投其所好，再加以利用。季辛吉访问中国近百次，随著中国开放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他马不停蹄地协助美商在中国寻求门路。他本事通天，可以为美商引荐中国最高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他是薄熙来倒台前在重庆会见的最后一位重要的外国客人，他的家族和客户在中国边陲的重庆有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项目。 季辛吉常因混淆评论与顾问的分际，为人诟病。他无视美国的立国价值，无视美国的国家利益，仅仅为满足个人的权力慾望和利益即可不择手段、厚黑无边，他是二十世纪给美国带来重大灾难的政客之一。他从来不以当年主导放纵中国、养虎为患的政策感到后悔，从来不为肉麻地称颂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中共历届党魁和独裁者感到羞耻。二零一八年，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九十五岁的季辛吉出席，再度表示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
尼克森对华秘密外交，是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错误
从派遣季辛吉到中国访问开始，尼克森就对此高度保密，传统上负责外交的国务院、对外交事务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国会、五角大楼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全都被蒙在鼓裡。 季辛吉后来解释说：“尼克森任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森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于众，则需要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複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我们商议，这样会影响我们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 这种解释是典型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正是共产党的思路和做法。他丝毫不尊重美国宪制。 尼克森践踏了美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众的知情权，最终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那就是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民主党和左派媒体为尼克森设下的圈套，尼克森的敌人们并非后来书籍和电影中描绘的那麽大义凛然；但尼克森本人并非完全无辜，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常在水边走，不可能不打湿鞋子。 一九九三年，尼克森在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不无苦涩地说：“历史会记得我两件事：水门案和敲开中国大门……我并不悲观，但水门案，这件愚蠢的事情，其历史评价将与我在这裡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 实际上，敲开中国大门的危害性千百倍于水门案，前者更应当受到谴责，尼克森直到去世也未能明白这一点。若非他向中国敞开大门，当初经济和政治状况比苏联更糟糕的中共政权未必能比苏联更长命，比苏联更早崩溃的或许是中国。中国的救星不是毛泽东或邓小平，而是尼克森。 尼克森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说：“我在艾森豪政府中任职时，我的看法与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係也必须改变。就像总理与季辛吉博士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只会被大潮所吞噬。”尼克森曾是坚定的反共斗士，在希斯案中穷追猛打获得全国性知名度，且一度与麦卡锡并肩作战。当上总统之后，他发现，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摊牌或许对美国来说是一座桥樑，美国可以“将冷战的前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经过修订后完整发表的“关岛主义”和“尼克森主义”的发言中，他承诺在东南亚缩减美国的干涉力量。表面上看这种考量的核心是财政问题，其实是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对于尼克森所说的这种“改变”，季辛吉进一步阐释说： 在尼克森的设想中，中国起了关键作用。两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森则将其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他想利用对华开放向美国公众表明，即使在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中，美国还是能制定长治久安的蓝图。于是他和他的属下们竭力争取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联繫，以减轻从东南亚黯然撤军的痛苦。
实际上，这种“改变”并未成为美国社会、朝野两党、尼克森政府乃至共和党人的“共识”。尼克森的国务卿罗吉斯（William P. Rogers）非常不讚同“改变”。共和党的反共力量仍遵循杜勒斯的做法：杜勒斯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艾森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其去世之后仍对甘乃迪和詹森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杜勒斯对冷战做出了准宗教式的诠释，他的基本立场，用其下属、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局长罗伯森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然百分之百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百分之百反对北京的共产党政府。……除非共产党人改头换面不再当共产党人，否则一切免谈。” 尼克森深知对华政策的转变会引起党内保守派反弹。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扫雷”工作。他鼓励季辛吉打电话给高华德参议员和加州州长雷根等共和党保守派大佬，简报北京之行。他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说服雷根，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在当年十月到台北出席双十节国庆庆典，安抚感到被出卖的台湾政府。日后出任雷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艾伦（Richard V. Allen）说：“雷根一直遗憾，被这麽利用；但当时他认为，总统要求他效劳，他就会从命。” 对许多保守派来说，反苏比反华更具吸引力，他们被说服接纳“强化与中国关係以制衡苏联”的“中国牌”观念——反苏最力的参议员杰克逊讚同尼克森的与中国关係正常化的观点。但保守派舆论推手、《国家评论》杂志主编巴克利反驳说，杰克逊犯了对中国“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比苏联更极权专制。 当时，尼克森执意拉拢巴克利，邀请他作为媒体人员参与访华之行。巴克利冷眼旁观尼克森与周恩来的觥筹交错：“那感觉就好像是让萧克罗斯爵士在纽伦堡审判时，从检察官席走下来，拥抱戈林、邓尼茨、赫斯，乞请他们加入打造美好世界的行列。”巴克利看透了中国的本质，也看到了尼克森对华政策的致命局限与偏差。 尼克森与季辛吉自行秘密处理对华政策，把国务院当作敌人，保密到家。在访问北京期间，尼克森排斥隶属国务院的翻译，主动借重中方翻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森与季辛吉两人之间也在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在派遣季辛吉访问中国前夕，尼克森一度要求季辛吉前往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以便日后自己能成为进入中国首都的第一位美国官员。但季辛吉虚以委蛇搪塞总统，他一心一意只想到北京去。等到尼克森访华时，他本来希望至少有一次在没有季辛吉陪同的情况下与周恩来展开会谈，却被季辛吉阻挠而未能实现——每一次重要会谈季辛吉都在场，以确保对每一个环节的掌控。 有趣的是，当季辛吉陪同尼克森进入毛泽东的书房展开会谈时，毛泽东说，今天不谈外交政策，只谈哲学，季辛吉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哲学博士，所以，“今天请他主讲，如何？”后来，季辛吉在回忆录中写道：“毛好像出于一种习惯，要在来宾之间挑起‘矛盾’。他一边表示谦虚，一边调侃了别人，又可以在总统和安家安全顾问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一般来说，总统是不会乐意被自己的安全顾问抢了风头的。” 尼克森、季辛吉对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的争风吃醋，后来在法拉奇採访事件中再次发酵。季辛吉在接受採访时情不自禁地炫耀说：“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关键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即便不带手枪也没有关係，就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一样。”这段话惹恼了尼克森，为此在数日内拒绝与季辛吉见面，也不接他的电话。懊丧不已的季辛吉声称接受法拉奇的採访是他“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 尼克森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说：“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就是一个用东方神秘主义的油彩层层包裹的希特勒，但以尼克森为代表的西方政客却被这些油彩所迷惑了，被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的“哲学”弄糊涂了，丝毫没有意识到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是个残暴的屠夫，而他成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屠夫的救星。 尼克森通过在中国短短一个星期的访问，得出中国比苏联好打交道的结论——或者说，他是先有了这个结论，然后才寻找支持此结论的素材。他认为，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而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都不例外，江青主动要求尼克森对其主导的样板戏提意见。 多年后，尼克森总结他在中国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係。否则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的敌人”。 尼克森生得晚，没有赶上去观摩纳粹的党代会和奥运会，否则他将会有更大的惊奇。但从纳粹让人生畏的群众运动中就能得出必须与纳粹搞好关係的结论吗？尼克森意识到了中国的可怕，却帮助它变得更加可怕，他不可能改变中国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对（除非美国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并融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所以最终美国还是必须面对中国这个可怕的敌人。 尼克森对中国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周恩来“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 数十年来，周恩来几乎实现了对西方来宾的“通杀”——从马歇尔到尼克森，无不拜倒在周恩来这个孔夫子式的共产党员脚下。这个个案再度表明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多年之后，成色弱了很多的新版周恩来——温家宝——照样博得中外偶像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 尼克森和季辛吉建立的模式，经后来历任政府奉为圭臬：对华交涉很特殊，要脱离正常的外交及体制管道。当然，在美国历史上，秘密外交不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的发明，罗斯福参与雅尔塔会谈就是恶劣的先例。如历史学者所指出的，就风格和内容两方面而言，尼克森与季辛吉的外交，至少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裡，指导著美中关係发展。尼克森政府设计、议定的主调，主导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思维：与中国亲善有助于美国与苏联打交道；华府与北京可以携手在东亚地区解决各项事宜；同时，美国不应、也不会挑战中共领导人。后来历任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在尼克森与季辛吉建构的大厦上添建，偶尔略作修葺；他们很少挑战尼、季中国政策的基础，或重新评估其基本假设是否依旧说得通。的确，随著时间流逝，尼、季对华政策成为新教条，取代了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指导美国外交行动的旧教条。
尼克森北京朝圣，毛泽东绝处逢生
尼克森访问北京，享受著历史创造者的殊荣，随后在竞选连任中以绝对优势获胜。美国很快从越南撤军，苏联也退缩了。他即将迈入伟大总统的行列。但是，从巅峰跌入谷底如同过山车一般：当水门事件爆发之时，民众并没有因为他是让中美关係解冻的“英雄”而原谅他。 这场外交战中真正的胜利者是毛泽东。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交恶，中共的首要敌人从美国转换为苏联。一九六九年，中苏在边境爆发珍宝岛衝突，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防部队遭受重大伤亡。随即，苏军发动反击，在新疆边境上消灭中国一个营。部署在中国边境上的苏联部队增加到四十二个师，达一百万人。苏联的中层官员开始向全世界各国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核设施，各国将会如何反应。中国的同情者寥寥无几。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远逊于苏联，毛泽东只好启动“深挖洞、广积粮”政策，命令北京的高官疏散到南方各地。 同年，毛泽东重新启用在文革初期受到衝击的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四名元帅，请他们分析中国的战略选项。四人在报告中提出，若苏联大举侵华，中国可以打美国牌。陈毅为这个看上去离经叛道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历史支点，他建议毛泽东参考史达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经验——这个细节说明，陈毅本人及毛泽东都是史达林的同类，都不认为史达林与希特勒签订和约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可耻的背叛。毛泽东是余英时所说的“打天下的光棍”，毛多次赞扬日本侵华帮助共产党崛起，跟史达林与希特勒共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叶剑英提出《三国演义》中的例子：“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这个比喻与季辛吉的“大三角”战略不谋而合。 季辛吉在为尼克森准备关于毛泽东的性格资料时，煞费苦心地为两人寻找共同交集的对话主题。尼克森记下来：“尼、毛都是重视人民的人”，两人都“与知识分子不对头”。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尼克森虽嫌恶知识分子，却不曾把他们打入阶级斗争的炼狱，或是下放到农村去养猪养牛。 毛泽东比尼克森更期盼这场会谈，却又刻意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段。季辛吉在回忆录中写道，中方邀请尼克森在抵京几小时之内就与毛泽东会面，“其实，用‘邀请’一词不太准确，因为跟毛泽东的会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像从天而降的消息。这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 实际上，毛泽东在会面前十分焦虑，报告尼克森一行人行踪的电话不断打进来。当时，毛的身体状况已非常糟糕，医疗组为此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移到旁边的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裡，其他设备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以便因应紧急之需。 毛一直掌握著谈话的主导权，像老师称讚学生一般称讚尼克森写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森恭维说：“你读得太多了。”毛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毛在谈话中主动且多次表示，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说到底，毛个人权力及中共政权的安全才是问题，台湾问题可先搁下。 毛虽病入膏肓，却思维敏捷，老奸巨猾，避重就轻；比之年轻一代的尼克森，却处处被动，紧张而毛躁。这场对话，宛如此前甘乃迪与赫鲁晓夫的对话，尼克森的表现比甘乃迪还要不堪。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十五分钟，实际却按毛的意愿延长到一小时五分钟。尼克森的来访，让毛泽东相当振奋，健康亦大为好转。根据中美双方事先的意向，毛泽东还准备会见尼克森一次，毛自己也有这个强烈慾望，但终究因为身体状况而放弃。 此次破冰会谈，没有迅速达成中美建交的结果（尼克森承诺将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完成中美正式建交，但他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未能完成第二个任期，也未能实现此一承诺；一直要等到民主党总统套卡特上台，才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美国与中国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係。），却让中国从此摆脱铁幕的阴影。北京凭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在东亚的权力诉求，并同时让自己成为该区域的强国。在意识形态上，这一点体现在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当中。 中美敌对状态的结束，对中国同日本、欧洲及苏联的国家关係产生强烈衝击。日本在同年九月与中国恢复关係，其他十七个国家在前后几个月内做了同样的事情。毛取得巨大成功：中国走出四分之一世纪被孤立、封锁和战争的风险，从而减轻经济建设难以承受的重负。 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共政权，而是毛泽东与美国的缓和拯救了中共政权。毛从来不以意识形态为旨归，他与季辛吉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美国昨天还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今天就可以成为座上宾。他的转向之快，让西方的毛主义者均措手不及、乃至理想破灭。毛对此根本不在意，他在意的唯有政权和其个人权力的稳固。 中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影响著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的外交政策反过来又影响著国内的政治形势。内政外交一番互动之后，中美两国的握手言和，使国际格局呈现出表面上美苏中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随著林彪集团的覆灭变换为激进派和务实派的两极天平——毛泽东成为天平的支点。毛总的倾向是利用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但有时刻警惕著避免出牌的权力为美国和国内其他人所左右——所以，他偶尔利用时间差来敲打一下从中美缓和中获利最大的周恩来，以显示自己才是最高仲裁者。 尼克森在中国的表现未能维持他在美国政坛的平均水平。由于时差和压力的关係，他屡屡犯错。在中国的最后一夜，他喝了很多杯茅台酒，在晚宴上进行唯一一次真正的即席致辞。他似乎远超出原本的交涉，提出一个近似于与中国成立军事防御同盟的主意。季辛吉吓了一跳，但暗喜“此时新闻界也兵疲马乏，没有注意到它”。 这些细节上的错误，跟整个决策的错误相比，反倒显得微不足道——让中国走出铁幕，比当年丢掉中国还要可怕。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犯的最大错误，不是越战，而是将中国从铁幕后释放出来，原本希望以毒攻毒，结果却是纵龙作恶、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方世界没有想到，冷战结束三十年后，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比当年的苏联更难对付的敌人。 在与中国恢复关係的初期，尼克森政府的官员几乎都在中国领土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美国试图无中生有，创造出关係。当初，季辛吉和尼克森前往北京，可比中国领导人来华府访问容易得多，尤其是美国的主要谈判对象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健康情况都很差。但是，美国人前往北京朝圣的模式，后来逐渐变得难以打破，使得中方“天朝对待属国朝觐”的意识大增。多年之后，美国人急欲与北京来往的心态不仅已经没有必要，反倒使中方在谈判上佔了优势。历史学者索乐文研究中国的谈判术之后，得出一项结论：“在中国首都谈判，使得中方有机会包围谈判对象，扩大对方的感谢、依赖、敬畏与无助之意识。”这句话对于中方及前往北京的美国官员的心理，描绘得入木三分。 美国人始终未能理解中国根深蒂固的天下帝国观念及其朝贡外交的体制，结果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
邓小平打越南是给美国的投名状，中国成为美国的准盟友
毛泽东比史达林更加狡诈，邓小平也比勃列日涅夫更加狡诈，他们知道即便一度与美国为敌，却不能永远与美国为敌，若永远与美国为敌，就无法避免国破身灭的命运。所以，出于生存的本能，要跟美国交往；出于“韬光养晦”的原因，要从美国那裡得到一张参与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通行证。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后，苏联当局才明白这个道理，比毛泽东邀请尼克森访华晚了十三年，比邓小平访美晚了六年。迟到的改革是找死，苏联死掉了；竭尽所能地坑蒙拐骗偷，中国活了。 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係仍相当冷淡。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定给两国关係点一把火——要得到美国颁发的“国际良民证”，首先需要缴纳投名状。美国需要什麽样的投名状呢？邓小平胸有成竹。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风尘僕僕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革命输出者，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 毛泽东一生中只出境过一次——到莫斯科朝拜史达林，此后便在其住处接见八方来客；邓小平则放低身段，走出共产主义阵营，他在访问资本主义国家时多次公开承认中国积贫积弱，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再是以“自力更生”包装的唯我独尊。邓小平并非第一个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二年与尼克森和季辛吉谈判时，周恩来就使用过同样一招“苦肉计”——他不讳言中国相对脆弱，“而且我们也承认我们很落后”。周恩来曾向美国外交官露出他长裤底下的卫生裤说：“瞧，我们不指望这种品质的产品可以外销。” 周恩来不会想到数十年之后，中国生产的廉价衣服、鞋子和玩具等倾销全世界。周恩来告诉季辛吉：“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还是不会认为自己是个超级大国，不会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如果美国人天真地相信周恩来和邓小平所的话，就等于自掘坟墓。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赴美访问，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这也是中共建政之后访美的最高官员），这次出访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这次出访是他赢得美国信任的一次大考，也是一出演给苏联看的大戏，更是对越南作战提前进行的心理战。 中越关係剪不断、理还乱。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后，即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共对抗法军。 在美国出兵越南后，中国是北越最坚定和最慷慨的盟友，提供的实质性帮助比苏联更大。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毛说：“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解放军帮助北越训练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援建工业设施和铁路。前后累计共有三十二万解放军官兵被派往北越，巅峰时的一九六七年有十七万人在北越，在越南伤亡的中国军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近六千人。在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总援助加上中国援越部队和技术人员开支，超过两百亿美元。 中越两个政权的关係，正如中国与北韩，堪称“血盟”。 然而，越战后期，因中美关係解冻，越南认为被中国抛弃，遂倒向苏联。越战刚结束，越南开始做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东南亚的“小中华”）的大梦，出兵推翻中国支持的赤柬政权，驱逐在越南的数十万华侨。中国认为越南成为苏联在南方包围中国的打手，中越迅速交恶，屡屡发生小规模的边境衝突。 毛死后，邓小平结束文革，在权力斗争中胜出，需要一场收发自如的、小规模的对外战争转移民众的不满及凝聚民心。同时，邓小平也将打越南视为一份给美国的投名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离不开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金融支持。第三，打越南可以切断苏联在东南亚的黑手，遏制苏联的威胁。 二十九八日，在邓小平抵美国第一天夜裡，应邀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Ian Joseph Brzezinski）位于维吉尼亚麦克林的家中做客。在这次非正式交谈中，邓小平对主人说，他希望与卡特总统有一个小规模的会晤，谈一谈越南问题。 在会谈中，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下午的正式会谈结束后，应邓小平要求，双方转到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一场参与人数更少的秘密会议，除了总统卡特、副总统孟岱尔（Mondale）、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和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之外，美方其他人员全部退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出了对越南发动惩罚性打击的计画。 邓小平说，他考虑到了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北京从北方边境撤退了三十万平民。不过，如果只是打一场对越南的有限战争，能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做“大反应”；而且时值寒冬，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又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 儘管此前从情报中得知，中越关係已恶化，卡特听闻此言仍大吃一惊。平庸而缺乏魄力的卡特，被邓小平吓破了胆，一时不敢接过这张投名状。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企图劝说邓放弃惩越计画，他告诉邓，此举可能造成极大的反效果，世界舆论可能同情越南。但卡特没有谴责或直接反对邓的计画，他的温和的否定暗含著含糊的默许：“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背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转变。……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定，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支持中国对越南动武的布里辛斯基日后写道：“我担心总统可能被范锡说服，对中方施加最大压力，不让他们动武：因为这只会使中国人认为美国乃是‘纸老虎’。”他甚至对邓表示了一定的钦佩之意：“我私下希望，邓小平重视动武这件事，能对美国某些关键决策者有所启发。”其弦外之音是，他早已对卡特软弱的外交政策有所不满，他认为卡特缺乏邓小平的魄力。 次日早晨，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只有一名翻译在场。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一封他连夜亲笔写好的信——这封信至今尚未公开。布里辛斯基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裡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麽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 卡特的担心是：“中国挑起的武装衝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未来能否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产生严重关切。”但卡特只是要求中国“节制”。 邓小平向卡特保证，中国军队不会长期侵佔越南领土，将在开战十天到十二天后撤出越南境内。邓还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是长期的，也符合美国利益。中国表面上是在打越南，实际上是在打给越南撑腰的苏联。如果中国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一样利用越南。他知道这个设身处地的说法颇能打动美国人——越战的失败是美国鬱积至今的一个莫大屈辱，中国帮助美国出一口气，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必然大大改观。邓小平果然是心理战的大师。与之相比，卡特懵懵懂懂，既未看穿邓小平的隐秘用心，甚至也与国舆论脱节。 邓小平回国后不到两个星期，中国即出动二十万（也有说四十万）大军对越南发起攻击，世界舆论皆称之为“侵略战争”。儘管中国军队面对的是越南的二线部队（越南的精锐部队正在柬埔寨作战），但仍付出惨重代价。文革期间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伤亡数万。然而，“捨不得孩子套不来狼”，邓小平在国际战略上是成功的：经过此役，中国骗取了美国的信任，中美关係进入蜜月期，美国在此后的四十年裡养虎为患——这是美国为越战付出的又一个巨大代价，试图摆脱越战后遗症，却又饮鸩止渴，中毒更深。 当时，对外秘而不宣的是，美国一直介入中国攻打越南的细节。在中国的整个军事行动期间，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每天夜裡都秘访白宫，与布里辛斯基碰面，后者将美国通过卫星侦察到的苏联兵力部署的情报交给中国方面——苏联方面果然没有大规模异动，如此中国方省却了后顾之忧。 美国、中国和越南的“小三角”关係，从冷战延伸到后冷战，风云诡谲，变化多端。美国支持中国侵越，彰显出其在亚洲的角色起了大变化。十年前，美国民众被告知，参加越战是因为必须遏制中国在亚洲的扩张行径。接下来，美国民众获悉，越南不是中国的傀儡，中、越事实上是敌人。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又发生更大的颠倒：中国跨越边界攻打越南，美国竟秘密协助中国。 故事还没有结束。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从美国建构的战后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利致富的中国高呼“大国崛起”，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发起对美国的挑战。美国这才从梦中惊醒，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首要敌人。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屡屡发生领土争端，主动“联美抗中”，美越关係进入快车道。为了遏制中国的新帝国主义野心，越南与美国多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已然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沃尔福威茨到蓬佩奥：终结季辛吉主义，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尼克森辞去总统职务，黯然离开白宫，副总统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继任总统。季辛吉没有跟尼克森共进退，留了下来，还高升一步：人脉不足的福特希望藉助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季辛吉帮他稳住局面并赢得公众支持。 在福特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会议都由季辛吉主持，他和他手下的人员控制著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季辛吉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讚赏有加（儘管法拉奇嘲讽说，“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 就在福特宣誓就职第二天，季辛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给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季辛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季辛吉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会议。季辛吉成为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大权力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两个职位前所未有地合二为一。一九七五年初，小说家约翰·赫什在白宫停留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季辛吉垄断了外交政策，“现任总统在就职前很少接触外交事务，我听说，他只听一个声音，一个反复无常的声音，那就是亨利·季辛吉的声音。这是我整整一週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国外情报，怎麽能每天只听一个声音？”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变化。福特站稳脚跟之后，开始任用自己的人马——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新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这些新人很快蚕食季辛吉的权力。季辛吉被迫让出国家安全顾问的要职，虽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其前副手斯考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但他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后来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正成为“季辛吉的终结者”。同样也是犹太裔美国人，同样也是常春藤大学政治学教授，在七零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季辛吉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季辛吉的反对者，是季辛吉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季辛吉在其博士论文中赞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平衡的目标，他本人追求对苏联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中，他以厌恶的口吻谈及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设计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竭力去除道德的制约。道德的背后是宗教信仰，季辛吉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主义者。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国家利益更重要。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他更重视政治自由。这显然是施特劳斯学派的论点。施特劳斯指出，“将军的目标是追求胜利，而政治家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只有那些道德迟钝的人，才迴避价值判断，但相对主义必然走向虚无主义。人必须区分高贵的目标与不高贵的目标，或者区分理想主义的正直与小气的自私自利。 沃尔福威茨对此深有同感。“我记得他说过，季辛吉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著某些普遍原则，”受沃尔福威茨提拔、在国际关係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福山回忆道——然而，福山本人后来变成了跑到中国与狼共舞并肯定中国模式的季辛吉主义者。 废掉季辛吉主义和制止对共产世界缓和，这并非沃尔福威茨的个人意见，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係的一个转折点。季辛吉后来承认，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他未能把握到这一变化脉动。 在六零年代末至七零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历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越战失败之后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係？ 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季辛吉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相当悲观，有人拿他与德国哲学家、《西方的衰落》的作者斯宾格勒相比。布里辛斯基说，“季辛吉是斯宾格勒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在衰退，苏联正在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多年以后，美国首要妥协的对象由苏联变成了中国。 季辛吉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他的确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七七年进行的一次採访中，季辛吉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季辛吉秘密访华代表团成员，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说，季辛吉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季辛吉的另一位助手斯考罗夫特说，季辛吉认为，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季辛吉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支持与苏联对抗。 然而，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主义者驳斥了季辛吉及其派系的这一悲观论调。他们认为，美国并未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不用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季辛吉的影响力在卡特时代之后中断了，雷根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沃尔福威茨影响。当时，中国要求美国做出完全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承诺。在对此展开的讨论中，曾在对北京开放期间担任季辛吉副手的国务卿黑格，一如既往提出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他警告说，美国不能把中国惹毛了。 虽然是下级官员，沃尔福威茨勇敢地对国务卿的观点提出质疑，进而对华盛顿有关中国的假想发起更全面的批驳。他指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虽然中国在东亚地区很重要，但美国的军事集结以及中国解放军自身明显的弱点意味著，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中国对于美国不会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中国有理由比美国更担心苏联的入侵，因此，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远比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大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再次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前几步，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七十年代末，包括新保守派的守护神亨利·杰克逊参议员（Henry M. Jackson）在内的大多数华盛顿鹰派人士认为，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尽可能地坚决支持中国。但沃尔福威茨却认为，美国必须摆脱通常的反苏架构，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美国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在冷战中借助中国的帮助。 很快，雷根任命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取代黑格，这一变化标志著雷根政府朝著远离尼克森-季辛吉外交遗产迈出的又一步。沃尔福威茨被提升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是其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 在小布什执政时代，沃尔福威茨出任国防部负责制定政策的副部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五角大楼，他几乎成为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然而，由于轻率地启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战争遇到困境和舆论压力时，他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道辞职。之后，沃尔福威茨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但左派继续追杀这名观念秩序上的劲敌，他遭受了跟尼克森相似的命运——因为安排女友到国务院任职的“丑闻”而被迫辞职，之后出任民间组织“美台商业协会”主席。 沃尔福威茨离开了权力核心，但他的思想观念继续在川普政府发挥影响。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有力地阻止了尼克森主义和季辛吉主义的回潮——他是季辛吉的反面，是杜勒斯之后最坚定地反共的国务卿，也是百年来最具高瞻远瞩的全球战略的国务卿。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其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教授的安排下，蓬佩奥在加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森图书馆这一象徵性的地点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宣告尼克森访华近半个世纪之后，尼克森对中国的憧憬寿终正寝。中国没有朝著自由与民主演变，美国自身以及后代的和平前景并未更大。蓬佩奥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二十一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决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
蓬佩奥呼吁说，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当年，尼克森认为，“除非中国改变，世界不会安全”，因此，美国需要“引导中国改变”。但是，正如尼克松晚年始终念兹在兹的担忧，“我是否创造了一个‘怪物弗兰肯斯坦’”——而这正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当年，苏联只能用核武器才会摧毁美国，但那样做意味著苏联自己也会被美国的核武器摧毁；今天，中国无需动用数量和质量都不如美国的核武器，但中国在每一个有形无形的战场上都主动出击，中国用“中国制造”这一红色供应链卡住了美国和西方的脖子。对此，蓬佩奥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最终，中国共产党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摆佈。他们的行动是当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战。” 当年，尼克森访华时，观看了中共精心组织的乒乓球和体操这两项中国人最擅长的体育运动之后，在日记中用颇为阴鬱的笔调写道：“不仅是我们，包括各国人民在内，都必须竭尽所能的努力，才能与中国人民巨大的能力、干劲、纪律相匹敌。否则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遭遇世上史无前例、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强敌。” 近半个世纪后，蓬佩奥认为，乔治·肯楠的“遏制”政策以及杜勒斯的“解放”政策，都已无法对付中国，因为“这是关于我们从未面对过的一个複杂的新挑战：苏联当时与自由世界是隔绝的。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境内了”。从来没有哪个极权帝国，包括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和共产苏联，对美国的渗透达到了共产中国的程度。美国已被染红一半，诸多美国菁英集团蜕变成中国的“在地协力者”，他们遍及美国的三大权力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媒体、学术界甚至教会。 新时代的新挑战，需要新战略和新战士。蓬佩奥认为，如果美国有明确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气，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结合肯定足以应对这一挑战。而且，既然中国已经成功地玩残了联合国等旧有的国家组织，现在也许是美国牵头建立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新联盟、一个新的民主联盟的历史时刻。 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及西方和平共处。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伊斯兰世界之上，中国的威胁远大于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来说，击败极权中国是一场甚于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的前所未有的硬仗。在亚太地区，美国需要与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国结盟，乃至建构一个亚洲版的“新北约”。时不我待，蓬佩奥指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美国必须改变被动挨打的处境，全方位地主动出击，而最后的决战乃是观念秩序的对决：“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美国处于领导这个使命的最佳位置，因为我们的建国原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人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什麽时候，美国人失去了对美国传统、美国宪制、美国观念秩序的信心，美国就必然陷入软弱、衰落和失败之中；什麽时候，美国人坚守美国传统、美国宪制、美国观念秩序，美国就能战胜所有的敌人——无论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苏联还是共产中国。而终结中共这个“百岁幽灵”，唯有靠“美国队长”及其队员们。 裴毅然：百年中国共运回眸——防赤八诫 赤潮祸世百年，从最根本的源头上，套用一句熟语：“都是理想惹的祸”。社会发展离不开理想灯塔，因此各朝各代总有借披理想外衣或被理想所惑的兴乱者，分辨正义理想与兴乱邪说实为提炼赤难训诫之重头。为防赤潮再起，循灾因堵漏缺，止乱于初，扼灾于苗，尤须补上历时性文化漏洞，即提高全社会理性层次、加强辨误能力、提高“度”之掌控——既有理想又不偏方向。
马克思主义炫称“科学社会主义”，披罩“无私”靓衣，倚靠世人拨辨新说的时间差，赤旗一时新艳，惑力强劲。因此，针对靓丽“无私”、时间差“彼岸”，训诫相应为二：⑴一切以灭私为旨的“主义”均为邪说；⑵一切以“彼岸”证效的革命方案均须抵制。社会进化必须持守的基本原则：以经验为据、以实践为准。只能用实践证效之策济贫扶困，不能仅凭主观理想。
百年中国共运，前后八千余万国人陪葬。[①]笔者提炼防赤训诫为八——
共运赤难核心谬因乃哲学性问题：理想与现实之关系。人类进步需要理想牵引，进步动力亦源于济世愿望，但理想必须合乎客观现实，主观的“应然”必须符合客观的“实然”，而非客观“实然”倒趋逆吻主观“应然”。追求理想不可降低已有文明水平为代价，更不能为理想而毁现实。
人类只能渐趋完美，要求立时完美，势必脱离现实。丘吉尔名言：“完美即瘫痪”。共产主义追求“完美”，自称“最后斗争”，各赤国无一不瘫痪。
西方学界掷评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愚蠢的极致……把乌托邦主义看作现代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种邪恶力量。[②] 马克思主义以“未来”名义重新安排社会秩序，所谓“只接受未来检验”，实为躲避现实检验，各国共运一路滴淌暴力血腥，无法以现实为证。历史一再证明：文明只能缓进渐变，拾阶而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有“最后斗争”“直入天堂”，定为裹邪之说。 美国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社会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③] 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得太远，今天的局部修正，就是通往美好明天的台阶，积量变才能成质变，直接质变，一锹挖口井，可能乎？
共产主义彻底否弃传统，颠覆一切秩序，大乱甲乙，赤难直接成因。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就在于它是人类经验仓库，凝含一系列历史理性，尊重传统就是带上祖先最好的东西。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1625～1696）：惯例乃自然法的一部分。[④]长期形成的惯例实为博弈之果，存在即合理，凝含种种实践经验。
开来只能立足继往，立足既有台阶，尽量利用已积淀的经验、已有建筑材料。尽弃传统岂非极其愚蠢地退回周口店，一切从头摸起？不沿著既有台阶前进的革命，势必偏离理性中轴，拐入旁门左道。中国共运肇难如此惨烈，跌入吾华历史黑暗谷底，从最低标准再出发。二十一世纪初，王蒙：“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⑤]
社会秩序的核心就在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精细协调、精密码放价值序列。与时俱进的制度修订，合理性只能来自实践试错，无法人为设计。中国这样的古国大国，现代化转型必须带著传统一起走，骤然与传统脱节，失去检验新说标尺，一切乱套失控。赤色革命宣称只接受未来检验，当下一切（包括赤区灾难）失去检验赤色革命合法性，实践失去检验“真理”的资格，吾华由是走向绝地。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卢布哈恩（Clyde Kluckhohn，1905～1960）： 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⑥] 1775年美国“大陆会议”，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著名讲演词——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未来。[⑦] 世界近代史也证明：成功的社会变革多为渐进衔接型，可逆可改，留有校正余地。如英国光荣革命（1689），如西北欧、北美、亚洲四小龙（韩台港新）、约旦、摩洛哥、印度……这些成功范例所凝结的经验得到广泛认可。 激进论、突变说，以主观设计否定客观经验，危险系数极高。社会变革，牵一发动全身，不经实践，各项变量难以预测，宁慢勿错，宁可摸著石子过河，脚踏实地，安全第一。断裂式突变，与传统完全脱钩，弃经验而就未知，革命成赌博，脱轨列车，势必坠渊。“五四”左翼士林认定现代化必须首弃传统，中国现代化走了大弯路直接首因。 传统≠消极，保守≠落后，尊重传统=尊重自然。吾华经典“中庸”、古希腊箴言“凡事勿过度”，不走极端、可控可逆，至要箴言。
创新之日即易错之时。大胆设计，必须小心求证，岂能倚新自圣？艳说求靓，必悖常俗，以新求艳，以靓炫世。史实证明：越靓丽的“主义”势必越脱离现实，因为距离现实越远才可能越显靓丽。悬幌“终极解决一切”，一定是无法到达的乌托邦。至少两三百年内，人类只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再则，真若到达尽善尽美的终点（不必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岂非相当可怕？
士林向以救世济民为职志（“开万世之太平”），先天左倾，容易接受大尺度变革方案。这一士林弱点，恰为马克思主义所趁。追丽逐艳，迷醉幻影，人性重大弱点，赤潮发韧滥觞。 德国诗人弗·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⑧]
认清邪说、褪其靓衣，需要一定时间，存在致命“时间差”。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访苏访华，不断为赤色共运高声辩护。1953年，大教长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齣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⑨] 1965年，伯兰特•罗素仍在挺共：“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⑩]1972年，费正清认为中国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管理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值得美国仿效。[11] 人文学科乃错误高发区域，各种主义各套逻辑，解释历史、规划未来、校正现实。意识形态决定价值排列秩序、看待事物的立场角度，每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均起于意识形态之萍末。西方社会学家： 观念一旦确立就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最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动荡就是由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造成的。 信仰使人成为自己梦想的奴隶。[12] 世上本就不存在一匙开千锁的“主义”，治世良方也不可能从一种“主义”中提取，只能综合各维度经验不断调试修正。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经验，谁都无法成为导航万世的上帝。
再贤明的领袖也可能犯错，再伟大的个人也难敌集体智慧，国家命运决不可拴系一人之识、握于一人之手。三权分立虽存弊端（易引纷争），但能及时纠错，防止独裁，利弊相权，历史现阶段最精密的政治制度。尤其较之一党专政，中共都很清楚矮了一大截。毛泽东独裁祸国，中共无法程序性制止，解决“四人帮”仍靠老套路宫廷政变，中国政治目前仍处于暴力集权封建低层次。
欧美民主政制凝结政治操作各种历史经验，兼顾人性方方面面。三权分立历经欧美三百余年修订调整日臻完善，模仿照抄，成本最低，便宜可靠，为什么非要“中国特色”？还不是中共强硬坚持赤色意识形态、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一元化领导”、“不松劲”？！
自由的价值根柢在于保护个体权益，任何人为灾难均起于对个权的剥夺，如大饥荒时期规定不准给濒临饿死的“两劳”人员邮寄食品。[13]1975～76年英国皇家学院邀请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访英，因“个人出访审查极严”而搁置。1977年，对方再发邀请（瑞士国际函数论会议），中科院外事局递呈报告月余，经政治局在京成员一一画圈，两位数学家才得出访（文革后首例）[1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迁徙自由、无择业自由、无进出境自由……直至无思考自由。今天，中国仍没有第一台阶的言论自由，更无组党自由，任何集会（包括家庭教会）都会有麻烦，甚至会入狱（2020-2-15北大法学博士许志永因厦门聚会被捕）。[15]
自由为现代人文理念轴心。自由不仅为创造之源，言论自由还保障对各种新说的及时拨辨。同一体系内思维运行同轨，很难发现体系本身的庐山之限。东汉王充（27～97？）已看到“二论相订”的必要性——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自由保证多元，各体系通过互诘浮露局限、修订完善。绝对尊奉一种学说一则主义，等于拒绝辨谬剔误，很愚蠢的固步自封。辨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得走出庐山，才能终识“庐山真面目”。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青年壮志，雄视天下，一揽子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天翻地覆慨而慷。然社会纷繁复杂，起底变革，各种变量难以预测。百年赤难惨烈证明：宁改良勿革命，宁慢勿迫，尤须警惕青年革命。曾经也是革命青年的钱理群（1939～ ，中右），晚年引用米兰•昆德拉名言警示后人：“青春是可怕的”。[16]青春热情冲动，发愿宏大而识见尚浅，不易看到社会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
北伐时期青年学生大面积信仰激进赤说，先红后黑的陈公博（1892～1946）：“学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异的，也是比较单纯的，三民主义太复杂了，焉有共产主义那样明了！”[17]1932年，章太炎：“现在青年第一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18]
西方知识界从法国大革命看到暴力革命的巨大负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认定秩序乃自由的前提： 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御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 我体会到这场变革不是带来了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革命的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她原来的立足点上来。 柏克精辟分析：英美革命以维护传统价值为宗旨，法国大革命则以破坏传统为目的；英美革命指导思想以现实为基础，法国革命则以抽象哲学观念为依据。[19]英国的保守正来自对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识，确立非暴力原则。保守主义也是英国得以摒拒赤潮的文化绝缘层。 秩序本身就是革命质量的保证，至少保持前后衔接，减低变革成本。现代文明度也集中体现于非暴力。任何暴力革命学说，源头上即应堵截。 中国一日不送客马列，中共一日还能“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吾华赤难就尚未结束，就还在为马克思主义缴纳暴力性“学费”，中国人民还在熬受红色暴力。 8、“平等”之辩
平等，赤潮借以发韧的价值初始支点，最有煽动力的号召语。但是，历史现阶段还只能达到基础平等——生存权平等、教育权平等、种族平等、法律平等，尚不可能达到财富平等、机遇平等、能力平等、实现愿望平等……非洲贫困孩子的命运如何与欧美中上层家庭孩子“平等”？就是欧美国家，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旅途也不可能“平等”。同时，欲望无限而“蛋糕”有限，“平等”实现各种愿望本无客观可能。硬要一律平等，不承认差异的必然性，不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势必摧毁殖富机制，共同富裕只能得到共同贫困，均富成均贫。
“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陷赤漩，自就“平等”缚绳。1974-12-26毛泽东谓周恩来：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0] 不同努力不同禀赋得到不同结果，也是一种平等，一种更重要的平等——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平等。公有共产只顾穷人一头，不同工而同酬，等于鼓励不劳可获，制造更大不公——弱者剥削强者。追求单一“平等”而打碎整体平衡（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以偏概全以小损大，除微疵而毁整器。
共产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原理错误原点歪斜，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全球赤国一律经济瘫痪、持续饥荒、政治恐怖、特权腐败。实践证明：失去绩效酬差，根本无法“按劳取酬”，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人性本私应私，理性制度只能兼私含公而非灭私纯公。
辨邪说于新兴，识凶险于初萌，史学最重要功能。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共产”“平等”对穷人诱力永存。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有可能披新衣而还阳。因此，必须警惕各种花哨艳说（挂幌拯溺济贫），说得越靓，越得提高警惕！ 王庆民：赤龙盘踞中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它也已在中国大陆执政了70余年。中共的发迹、崛起和当权，贯穿了中国整个现当代历史。如今的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执政时间最久（之一）、统治最为稳固的独裁政权，且越发变得难以撼动。中共从建党到执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响著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每个中国国民的人生。要想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推动民主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就要剖析中共建党以来的史迹、挖掘中共的隐秘内情、远望中共未来的动向走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寻到击破中共“完美独裁”的方法，进而为实现变革铺平道路。 （一）中共的发迹史暨因何夺取政权 研究中共，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它的发迹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统治中国的庞然大物的。关于这些，事实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共官方自己还是他的敌手对头，都有长篇累牍的史料和分析。不仅它的发迹至其执政这一过程，本文所论述的其他许多关于中共的议题，也都有数不清的现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则尽可能不采用其他学者已有的成体系的、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据那个时代基本历史背景和初端史实，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综述。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但论述分析过程是独立的。 （1）外部势力 言归正传。中共的诞生和早年的发展，是带有强烈的外来、西方背景的。众所周知，近代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均诞生于西欧，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志人，《共产党宣言》则首先发表于英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早期组织第一国际也主要活动于西欧诸先发工业国。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又在俄国风起云涌，俄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长期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溯及本源皆是来源于西方和北方（俄国）。 不仅在来源上共产主义是“西来”的，中国早期（1915-1935）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活动、中共的建立与运作，也深受中国以外力量的影响。实际上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曾长期操纵甚至主导著中共的运作，指导或说指挥著中国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 外部势力对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金钱、物资支持，还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协助建立组织机构、提供情报，都是中共得以建党并在中国立稳脚跟的前提。虽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后，外部势力对中共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但依旧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共的各种支持，例如移交缴获的数十万计的日军装备，以及对国军接收与布防的阻挠，就对中共赢得辽沉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继而奠定了中共夺取整个内战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外部势力，中共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更不用说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虽然外部势力的支持并不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的历史史实，对照当今中共动辄指责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唾骂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等“勾结境外势力”，是十足的讽刺。 （2）三大群体尤其农民的支持 当然，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内因还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内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内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能够吸引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人数众多且代表现代化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颇具影响力的关键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共同而广泛的支持。 不同于俄国革命和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中共最大的依靠是农民，准确说是佃农、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等农民中的中下阶层。毛泽东的成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问题，还设计了鼓动农民运动乃至农村武装暴动的详细可行方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了占当时国内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阶级的巨大潜力，以及以佃农与地主关系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并选择成为佃农和小自耕农等“贫下中农”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国民党则倾向于支持地主阶级、农村精英）。他们通过宣传和动员，拉拢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参军，而更多普通农民则被领头人和大势裹挟著成为中共的支持者，成为中共基层组织和军队的成员。 中共选择依靠农民阶级的决定无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更普遍的形式，实际重要性超过了城市工人暴动。无论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还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来源，农村是中共物资和给养的主要来源。在中共武装起义到开国大典这22年间，除最后几年的攻城略地外，绝大多数时间中共势力范围几乎全在农村。而大城市都是国统区，中共大多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只有在抗战期间可以在重庆等少数城市进行有限的公开活动。而地下活动和地上公开的占领和活动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维度。所以，称解放战争胜利前的中共为“农民党”都不为过。 中共夺取政权的最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中共在军事上胜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著比国民党多出数倍乃至更多的自愿兵源。在两次国共内战时期，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其实并不大，兵力数量仍旧非常重要，人海战术仍是这种较低级水平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贫下中农”阶层的人数远多于地主、乡绅阶层。“贫下中农”受益和感激于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愿的、积极的参加中共军队及民兵组织。此外，也有许多在强制土改/流血的土地斗争中受益的农民，也被迫参军帮助中共打赢战争，以避免被地主还乡团清算。在战争中，无论是出于被洗脑的政治理想还是为捍卫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实际利益，或者担心被国民党和地主清算，他们普遍会积极和勇敢的战斗。中共对军队的极强控制力、对军队基层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共军队逃兵少、作战积极的重要原因。中共军队的士兵也担心逃亡回乡后遭到中共基层组织的清算和批斗。而国民党军除得到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支持外，只能通过“抓壮丁”等方式补充兵源。这样补充的兵源往往兵无战心，战斗意志薄弱、易叛变和逃亡。国军对士兵及士兵家乡也没有足够强的控制力，逃兵不担心回乡后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战场。中共还经常发动心理战，劝诱国军投诚，对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异的方式诱降。这样情况下，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逐渐逆转，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农民是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根基，而工厂、工人则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铁臂。在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跃的早期，工人曾与中共亲密合作，包括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一些城市的武装暴动。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后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为白色恐怖的“白区”或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区遭遇沉重打击，中共与工人的关系变得疏离。虽然中共仍旧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积极经营，但影响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进城时，刘少奇就感叹城市工人已变得陌生，习惯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与资本家的调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阂。但是，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真正的被国民党政权驯服，它在内心依旧更亲近中共，打算做国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厂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工人还是发动了不少运动掣肘国民党。当中共重新进城后，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边，并在中共建政后旋即超越了农民阶级，成为中共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宪法上写著“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评论建国前中共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恰恰需要倒过来，即当时的中共是主要依靠农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势力。 知识分子则是中共取得政权过程中一支关键的力量。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及农民和工人，无法成为社会的主体，但却有著“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仅只是共产党人，更是当时中国文坛、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有留欧、留苏、留日经历，在国内也是万里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博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好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中共都和中国知识界来往甚密。而中国知识界则普遍有著亲共倾向，有些还不远万里从国统区投奔中共。大批在那个时代稀缺而珍贵的青年学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国统区进行学运甚至地下工作，代表著未来中国精英的选择。中共还成功的拉拢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三势力”，结成对抗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战线。从重庆谈判到内战，再到中共主导的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为中共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观的舆论、意识形态、人脉支持。 总之，中共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成功的争取到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三方的大力支持，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国民党政权。所以中共说决定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并没有错。只是，中共对于这三大群体只是利用，通过虚假的、欺骗性的承诺得到支持，而掌权之后就逐渐变脸。知识分子、农民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工人也并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说中共的特权阶层、领导干部）成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食利者。 （3）军事因素 如前所述，军事上的胜利是中共夺取政权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当然还有战争本身的、战略战术等作战层面的因素。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共指战员的水平要高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当国民党执著于对大城市的占领时，解放军选择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实力、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国军策划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被解放军瓦解，国军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军利用局部优势，集中力量消灭突出的、最精锐的国军，其余部队不战自溃。对这类战术的纯熟运用，让解放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国军还面临内部不团结、号令不统一的问题。虽然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军阀、各派军队，但实际上军中各势力依旧拥有较大自主权，高级将领将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在内战中经常将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对同袍被围见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国军整体的战斗力。而解放军相反，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全国的解放军一律听令于中共中央，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某个将领的“私兵”，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军权高度集中的同时，又将具体战术制定权下放，保障各级指战员的灵活性能动性。 在军纪和战斗意志方面，国军也显著差于解放军。国军不同军队军纪和素质有很大差别，如嫡系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强，但杂牌军就差劣很多。而国军只有少数嫡系，大多数都是杂牌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何而战，只是被迫当兵或为填饱肚子。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势明显时，军队更是兵无战心一溃千里。而解放军军纪虽不如中共吹嘘的那样严明，但无论如何都好于国军。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和战斗动员都落实到了基层，让本就有信仰和明确利益诉求的官兵更有战斗力。解放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时仍能坚持作战，不屈不挠，最终逐步壮大。 中共的又一个军事优势是，有一个稳定支持军队及军事行动的后方、根据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农村和农民，并且在抗战期间开辟了大量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由各地党组织控制，统一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根据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粮、出钱，提供情报，掩护主力军队转移，合格的完成了作为战争后方的任务（哪怕从地理位置这些根据地并不一定在解放区内部）。这些根据地平时除受到少量渗透和微乎其微的骚扰破坏外，可谓安如磐石。国军如派主力部队进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无法对化整为零的中共基层力量造成太大杀伤。与中共如鱼得水相反，国民党虽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国连成一片的国统区，但却无力对基层进行控制，城市乡村都被中共渗透。各大城市经常爆发学潮、工潮，反国民党的各政治团体活动已半公开化，让国民党疲于应付。这样的“后方”根本起不到作为后方应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报战上的胜利，成为解放军战胜国军的关键。中共情报系统早已渗透到国民党高层，以致中共对国军的部署和动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国军决策层的少将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战役中国军的兵力部署，导致原本实力占优的国军被解放军围歼。还有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也是中共间谍，直到国军撤到台湾时才暴露。而国民党方面完全无法渗入解放军指挥系统，对中共高层的战略决策一无所知。双方在情报战方面的成果可谓差距悬殊。 “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共争霸中，军事较量的结果是最直接的、具决定性的。中共能够取得政权，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说到底还是凭借暴力实现的。当然，军事上的胜负受许多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例如兵源就取决于双方的支持基础，外援则取决于外交。 （4）运气与机遇 不得不说，中共最终取得政权，也在于其有著非凡的运气。在创党初期，中共就险些被“一锅端”。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差点让中共在“白区”中枢被一网打尽。但相对于这些，对中共最有幸的，莫过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1927年到1934年，经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中共控制的地盘不断压缩，最终被迫“长征”。值得强调的是，红军在江南苏区的溃败，主因并不是中共所称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的意外结果，而是当时国共实力对比和中国政治军事社会情势下的必然。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武力打击下，中共已无法继续再在靠近国统区中心的华东、华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数路红军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来到陕北落脚。此时仅仅几万残兵疲兵，却面临著驻扎在陕西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现在的人们将陕北理所当然的当成长征的终点，以为到了陕北红军自动就安全了，其实并不是真相。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陕北对于红军，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样，是逃亡过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离开的一个地点。那时，虚弱的红军即将面临国军的致命一击。如果攻击发生，红军不是被歼灭，就是再度“长征”，逃往苏联和蒙古。虽然这期间红军也取得了如直罗镇战役那样的胜利，但仍不足以与陕西的国军主力抗衡。红军西路军惨败于西北地方武装马家军，就证明了当时红军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并向红军抛出橄榄枝。结果不仅提前暴露了蒋介石筹备的抗日计划，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华，还让红军绝处逢生、死灰复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著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著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确实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战结束后，中共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始终犹豫不决。不同于在欧洲坚定的建立“铁幕”对抗苏联，在亚洲美国只把日本、韩国作为不可侵犯的底线，对中国的未来暧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国军政要员，让他们对这支看起来淳朴和富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充满好感。两相对比，这些美国人更加厌恶腐败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替国府说什么好话。而继罗斯福上任的杜鲁门与蒋介石有隙，不愿意全力支持后者。美国主导的调停工作还让中共在关键时刻有了喘息之机。不像苏联给予中共实实在在的支持，美国一直限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导致国军仅有少量美械部队，大多数军队武器装备与中共军队并无太大差距，空军力量也不足以对地面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在美国的犹豫不决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时间击败了国民党政权。即便如此，杜鲁门还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一度打算默认中共统一中国，试图以此换取中共在美苏冷战对抗中的相对中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权入侵半岛南部，美国才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覆灭。但这只能让蒋介石保住那块小岛，中共则很快占据了全部中国大陆，并成为统治它至今的主人。 （5）综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既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期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也有运气和机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奋斗与能动性非常可观，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它当政的最直接原因，“枪杆子里出政权”诚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为列宁式政党典范所有的严密组织性、毛泽东等领导人个人的强大能力、得到国内地域性利益集团的支持等。但因为比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论述了。 （二）历次政治运动浩劫惨痛中共却屹立不倒的原因 从苏区的肃反，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镇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镇压，都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创伤，不仅国民深受其害，许多时候中共内部的党员干部也难以免灾。但这个政权却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看起来令人费解。 首先，中共政权对于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垄断了包括暴力资源在内的各种重要资源，没有人可以进行制约和对抗。一个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够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则，暴政再肆虐，受害者无力反抗，那再残酷的暴行都无法使政权覆亡。而中共正是有这个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时，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进行反抗，零星的抗争根本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大饥荒更典型，即便几千万人饿死，也没能阻止和团结起来争个活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权垄断，而户籍制度及队社、街道、单位及相关基层党组织等的存在，则让原子化的民众根本无力对抗，甚至连逃荒要饭都被遣返。中国大陆全部置于中共控制之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带领中共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政府，但它执政后却最为提防基层的星火燎原，不允许再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出现。 非常类似的例子还有朝鲜的金家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是制造了惨重灾难却并没有导致人民的有效反抗。东方社会崇尚秩序、集权，个人自由原本就被剥夺许多，而深受列宁和斯大林现代极权主义影响的各东方共产党政权则变本加厉，在利用旧有的巢窠基础上编织更密的罗网，让受害者只能任人摆布。当整个社会就是大监狱，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牢笼中的人们，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于他们与东方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他们认为允许人自由迁徙、私有领地受到保护是天经地义，完全想不到有连穿衣吃饭都被严格管束的国家。 第二，中共是一个体系严密、内聚力强的组织，其团结性、纪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惊人。这样的组织就意味著它不容易从内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权对国家有强大的控制力，统治阶级之外的人无力反抗。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呢？ 中共统治集团的运转，结合了列宁式政党、斯大林式官僚体系、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多种政治机体的特点，这是毛泽东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具体的运作细节我并不了解，从它显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来看，它的确能够让成员对党保持忠诚，哪怕党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会看成是党内一些人的个人行为，而不会因此反党和背叛（除非有强劲的外部力量拉拽）。当一个人成为中共体系内的成员，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会将残酷的政治斗争包括对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应，主动为中共及它的体制辩护，很难跳脱出党营造的价值体系。 第三，中共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纠错能力。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无限期进行，在出现某个机会或达到某个阈值后就会停止。中共还会对此前发生的错误做出一定的补救，哪怕这种补救受益不均、杯水车薪。这样党内外都不会对中共彻底丧失信心，自然也不会想去推翻它、摧毁它。何况，国人普遍对强权强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伤害或者只是减少伤害（还在继续伤害），人们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补偿和追责。所以政权不断犯错、改错，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无论如何受害，也还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异化的资源分配，总是可以让既得利益者对政权忠诚。虽然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党内成员甚至高层受害，但是他们所受苦难普遍低于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如果不死，他们都有复出的机会，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成为显贵就是例子。现在进监狱的贪官污吏，也比牢狱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况这些人通过各种假释和减刑，很快就又过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们自己无出头之日，子女还能利用他们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源和关系网。 所以他们知道，只要还是党的人，就还有日子过，未来还有好日子等著。如果叛党反共，挑战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不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径），还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还牵连子女。他们当然会做出相对最优的选择。 （三）中共不同领导人当政时期的特点及演化趋势 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领导人个人价值观和性格不同，不同时期的中共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并反映在现实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识形态上。但另一方面，中共从建党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贯之的特点，不同领导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著一致的观点与主张。 （1）毛泽东掌权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时期，中共还是一个很富有理想主义的、非暴力的政党。那时候的中共，还没有变成列宁式政党，党内的民主气息还很浓厚。 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开始蜕变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功利性明显的政党。这时中共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鱼龙混杂。虽然这时已开始变成列宁式的具有严明纪律的政党，但还没有形成党内的专权独断。北伐战争期间中共在城市和乡村的作为，已经显露了它暴力、残忍、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特征。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遭遇惨痛打击，整个党变得敏感和神经质。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中共变得越发残忍，并且这种残忍开始大范围针对内部。在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这时的中共已与苏共无异，党内没有民主法治和及时纠错机制，人与人的分歧争端没有和平解决的渠道，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为政党的“纯洁性”及排除异己的私人目的，反动肃清变本加厉，肉体消灭成了党内斗争中司空见惯的手段。 （2）毛泽东时代 1936年之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中共的大权，并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毛泽东是一位个性鲜明、权力欲旺盛、斗争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响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响持续至今。在毛权力鼎盛时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实现了思想意志上的统一、纪律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指的是宏观上的、整体上的，并不是说在何时何地中共所有成员都步调一致、没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为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却没有一个现实的领导核心。毛的出现，让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实际效忠的对象。同时，个人崇拜也出现并形成，毛泽东被神化，其言论成为金科玉律，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伟光正的含义，批评的声音日渐消失，毛成为中共、中国的主宰者。 毛泽东掌权后，中共不仅确立了领导核心，也明确了具体要实现的目标、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来。毛泽东既是天才的理论家，又是坚定的实干家。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充满著毛的神思妙想，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共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正确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时代的中共总体是暴烈的、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变动是剧烈而涉及广泛的。无论是抗战和内战中的军事冲突，还是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都是到处见血和出人命的。这与后面几任中共领导人掌权时的情况有显著差异。 毛泽东掌政时期的中共，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混合体。一方面，它依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建国前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承诺、在解放区推动民主试验和“三三制”等，建国后实行公有制、集体化，乃至发动文革，将政治理想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权后中共实际上放弃了对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坚持，代之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如依靠农民而非工人赢得革命胜利、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驭民之术操控社会、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个人主义思想、坚持国家独立自主高于国际共运力量合作等。毛对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改造，让中共得以“接地气”的存在于中国。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为拉拢更多力量，主动对各阶层伸出橄榄枝，包括对地主和资本家妥协，建立统一战线。中共进军东北后，还赦免、收编、留用了大量日军及前伪满军人（包括一些战犯），以及伪满经济、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都是为中共生存发展而做出的务实举措。建国后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务实主义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如选择与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和解联美制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开七千人大会检讨冒进过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却爽快赦免国军将领、每次政治高潮后都会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等。 毛时代中共的这些特征，既有时势造成的，也有毛个人决策的因素。无论如何，毛泽东的主观行为对于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更加主观和主动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是顺应时势，毛则带领中共制造和改造了时势。 由于毛泽东掌权时间很长，所以毛时代的中共特点是有明显变化的，如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差别。但共性大于差异。 （3）华国锋时期 华国锋当政期是众所周知的过渡期。“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是他当政时的关键词。之所以说他“当政”而不是“掌权”，是因为他当时并不握有全部实权。他是依赖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遗忠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强坐了大位。 华国锋时期的中共在守旧和改革间摇摆。当时人心思变，普遍对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如经济崩溃和无政府状态不满，希望让国家走上正轨。但因毛刚刚去世，余威犹在，极左力量还把持著重要职位，反对大幅改变毛时代的方针政策。 随著邓小平的复出和改革派的崛起，过渡期走向终结，华国锋也结束了他短暂的“英明领袖”生涯。 （4）邓小平时代：胡赵开明派主导的政治春天与民主化夭折后江泽民治下的“闷声发大财”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最高掌权者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都只是不同时期邓路线的执行者。当然，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被邓小平的阴影笼罩的。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几乎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全面拥抱了务实主义。如邓的“猫论”、“不争论”，都在强调实践、发展、积蓄力量。内部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停止输出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放开私营和个体经济、国企改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流行和集体经济的瓦解，都标志著资本主义的回归。中国在进行数十年破坏性探索后又“回到解放前”，经济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并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资本主义成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并非坚持政治理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为经济建设护航。 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趋势的。当时中国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后于苏东国家。政治开明带来的是舆论的开放、社会的自由，中国迎来了中共统治下第一个比较长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转型顺利，中共就可能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由专制政党变为民主政党，彻底改变它的性质。 可八九六四终结了这样的趋势，中国的民主进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镇压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内心都反对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他们只赞同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底线就是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他们不希望中国继续毛时代的贫穷和动荡，但更不希望中国“走上邪路”。胡赵二人虽然曾在名义上位居最高领导人，但实权尤其军权还是在邓小平及中顾委那些元老手中，这些根基浅薄的开明派怎斗得过老奸巨猾、经历过战争和历次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共元老。 江泽民执政后的发展模式，才是邓小平内心最中意的。这个模式特点就是在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给予民众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通过差异化的分配保障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过来，特权阶层为维护这些既得利益，又会积极捍卫中共政权。从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众，也会认可政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共政权就可以稳固，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时的中共，其政权合法性来源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红利。中共也彻底蜕变为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再也没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为了弥补实质上放弃共产主义追求和革命斗争精神导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为了政权遮羞和对内思想凝聚需要，邓时代及之后的中共选择高擎“爱国主义”的旗帜，将中共与中国、中华民族捆绑和甚至强行等同，以此抵御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思潮。虽然事实上，中共才是损害和出卖中国及中华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团。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确成功的将“反共”和“反华”划上了等号，利用狭隘的天朝和国族观念束缚人民、对抗西方。但归根结底，中共还是通过发展经济等实用主义争取的人心，“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更多只是一种宣传罢了，已经无法像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那样激起疯狂的政治热情。 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将其一手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的路线在其死后仍旧长期的执行了下去。邓不需要有毛泽东死前那种怕被翻案、政策被终止的担忧，因为改革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从上到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物质极度匮乏、残酷的政治斗争接二连三的岁月。 （5）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胡温执政时，邓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纵观胡温时期，处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影子。 胡温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步伐，继续埋头发展，并针对一些新问题或日益突出的问题做出一些小修小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被胡温一字不落的继承了下来，经济继续腾飞，政治继续专制，人们还是“闷声发大财”。这段时间可谓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 在胡温时期，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凸出，经济改革因政治滞后而面临瓶颈、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等，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维稳体制应运而生。广义的维稳体制从中共建政时就存在，但专门针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及其他群体事件或个人激进行为的专业化压制体制，是在胡温时代成型的。 胡温政权也面临著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他们不愿也无力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以政权惯性和维稳体制将问题拖下去。胡温既不想倒退，也不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在处置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模糊态度。激进的政治运动被镇压，但温和的反对力量在滋长。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了国民相对自由的探索历史、评论现实的条件。那时的互联网管控还不严厉，民主自由的气氛就这样弥漫于网上，又常常作用于线下。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让被维稳体制制压的中国民间，意外的获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间。“围观改变中国”就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 就在这亦紧亦松的状态下，胡温政权落下帷幕。温家宝在最后一次出席记者会时说，“政治体制不改革，文革悲剧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达了一种心向变革的态度。胡温二人都是技术官僚，做事循规蹈矩，既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与专制欲望，也没有厉行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只能萧规曹随般的延续邓江时期旧的政策，带领中共沉默的统治著中国。
（5）习近平时代 当人们以为中国将继续在渐进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进、官方进行有限的变革或起码不倒退、民间力量发育的也将更加成熟时，习近平的上台将这一切逆转了。这样的逆转颇有些出乎国人世人的预料，但的的确确发生了，而且将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现了一种亲自由主义的姿态。他声言要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反腐，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曾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气象。但到了2013年，局势就急转直下。以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为标志，中国有限的新闻自由也被剥夺。后来的“党媒姓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整顿事件，进一步实现了中共对舆论的完全控制。而公盟、传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组织和公益机构相继被取缔或被迫停止运作，则让中国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间组织化公民力量被摧毁。“709”大抓捕则打击了公民维权抗争的关键力量--维权律师群体，使得广大冤民们难以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也彻底沦为空话。“七不讲”和“十六条”标志著习时代中共对高校控制的强化，原本应是学术、启蒙、社会变革前沿的学校，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大监狱。 习近平不但对党外的反对力量不遗余力的打击，对党内挑战他的势力也不手软。“红二代”意见领袖任志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开除并被迫流亡国外就是例子。还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发起的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同样是以肃清政敌、号令一致为目的，屡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遗毒”，将孙政才等没有听令于他的高官送进监牢。“不许妄议中央”也让中共长期提倡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随著十九大的召开和次年任期限制的废除，中共曾一度实行的固定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被终结，习近平实现了空前的政治集权，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权力上效仿毛泽东，其执政风格和价值导向也向毛时代贴近。如重提毛时代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政治口号，公开提出效仿毛时代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等。习近平政权也越来越多的提出学习毛时代的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把弘扬红色传统当成对国民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相反，改革开放越来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很低调。至于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则被严厉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思潮。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积极扩展中国对外影响力，与美国竞争。在执政最初几年，习近平对外姿态颇为强硬，包括高调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但随著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上对中共抵触的加深，中共对日韩印等邻国放低了身段，转向应付美国的贸易战、“五眼联盟”的外交与情报围堵、欧洲的人权攻势。不过，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问题等因素，中共政权对外关系越发捉襟见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挣脱。 对国内的两个“热点地区”香港和新疆，习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策略。中共在连续挫败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后，通过出台《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机制，挤压自由主义在香港的势力及对大陆的渗入，试图将香港完全置于中共统治之下。习近平政权在新疆更是以建设集中营、超大规模的长期拘禁方式，压制维吾尔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动，以暴力和高压维持稳定。习政权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为虽遭遇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制裁，但其毫无退缩的迹象。不过，这种激烈的行动在所在地区和外部都面临著巨大压力与风险，激进手段能够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习政权在这两个重要边疆地带的强力行动，展示了习时代中共面对剧烈内部矛盾时自信与焦灼的并存。 新疆是习近平政权治下中国相对最窒息的地区，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构筑著这种高压维稳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随时可以在全国其他任何地区推行。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而建立的大数据极权，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甚至毛时代都难以企及，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将人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监视和记录下来。习近平政权既有著相应的技术手段，其权力又不受制约和监督，黑箱政权将民众变成透明人，后者面对科技的降维打击只能任前者鱼肉宰割。 习近平统治的这近十年是中共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它没有毛时代的暴烈革命和残酷运动，却有毛执政中的反智、野蛮与偏执；它不像邓小平那样旗帜鲜明的强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却在巩固邓路线造成的官僚资本主义膨胀、贫富差距和道德堕落。习时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温时期一样是在继续拖延改革、得过且过，但习明显在通过开倒车的方式制造历史逆流，主动而强烈的阻止时代的变革。习近平也在效仿毛泽东，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和蓝图，试图重新塑造中共，开创一个由他领导的盛世，成为毛邓之后中国的又一“伟人”，甚至试图超越毛邓的“功绩”。但从现实来看，习的企图是失败的，即便他还可以再执政十几年，也看不到他的梦想在未来有成功的希望，反而会将中国拉入更黑暗的深渊。习领导的中共更加成为一个强固的、与群众对立的利益集团，通过内部的利益捆绑与阶梯式分赃维护著内部团结和对外一致，绑架著国家、民族与人民，击鼓传花般的延续著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世代相传。 （6）演化趋势 从中共建党至今，中共政权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但不确定中也有一些规律和轨迹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颇具理想主义的政党，一切以推翻旧秩序、实现天翻地覆的变革为目的。随著中共逐渐拥有实权，其理想主义日益褪色，务实主义、功利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到了掌权后又尤其1990年代后，中共逐步变成了固守既得利益、维护既有秩序的保守主义政党，形左实右成为它的底色。显而易见的，中共也从意识形态浓厚的政党，蜕变为利益至上的集团。 中共经历了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再次集权几个阶段。在毛泽东掌权前，中共没有哪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到了毛时期才变成党首说一不二。邓时期党的领导权有所分散，胡温时期进一步实现了集体决策。但习近平再度让中共变成“定于一尊”、党一把手说一不二的高度集权体制。 在对待民主政治、人民呼声和对外关系方面，中共在开明和保守间摇摆不定，但总体趋于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现出亲民主和开放包容的强烈倾向。但在其余的大多数时候，它都牢牢的掌握著政治权力，通过制度、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构筑统治的高墙，警惕的对待民主的呼声以及自由开放的外部世界。 （四）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质 根据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历史和各种特性已经比较清晰明了了。那么，根本上说，中共是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笔者的结论是，中共是一个专制的、暴力的、灵活善变的、强硬顽固的、混合中外统治技能的、以信仰为招牌以利益为纽带的极权主义政党。它在夺权和执政中，总体上是排斥其他政党、垄断政治权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权和实施统治；高度务实而手段灵活，为维持统治愿意在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上进行重大妥协和调整；在维护统治、捍卫特权阶层利益上毫不手软，政治红线有位移但始终存在；结合了中国传统儒法思想与外来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义要件；构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全党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荣誉，但本质上是以共同的现实利益为基础团结和巩固全党，以维护和拓展党内成员特别利益为第一目的。中共这样的性质在将来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除非时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五）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著罕见的务实性、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掌控著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上一党专制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著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雕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著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著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著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著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著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著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著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著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制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制国家对高校的管制严酷，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复了严酷的管制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里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制的关键一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体制，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制者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保持著对体制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中共政权就会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台，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著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雕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著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著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著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著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坐视中共政权继续统治中国、让国人活在不公不义、没有民主法治的处境中吗？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责任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们要尝试每一个方向，不放弃任何促成变革的可能。 当行动暂时不可能，我们还能倾听、思考、记录、传播。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先有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国，也是先有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的启迪，后有的反满反帝制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布之时虽没能撼动苏联体制，但让西伯利亚监牢里的声音得以流传广布，本身不就很伟大吗？同样巫宁坤的《一滴泪》无法改变文革的悲惨过往，但记忆和倾诉本身不就是一种珍贵的价值吗？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确是虚弱无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连这块阵地都放弃，那才是十足的堕落。知识分子就要在这绝望的时代著书立说，为革命做启蒙、为时代留记忆，为后人铺前路。 思想启蒙的重要一点，是促使国人将日常生活中涉及权利及生计的问题，与国家体制、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中国的许多民权民生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体制问题。当然政治民主化后各种问题还会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决途径。政治的枷锁一日不除，一切问题都没有公正公开解决之时。当人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就不会再对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变革才会在众望中到来。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终归还是有有良心之辈的，或者说良心不会彻底泯灭。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哪怕还有10%没有被利欲和环境所污所吸，就有萌发变革的种子。我们又要回忆清末民初了，那时中国上层家庭的青年们，正在超越自身的阶级和私利，去为那些被压迫者争取解放，为著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奋斗与牺牲。难道，一百多年后的国人，真的全都堕落了吗？我相信并不是的。当到了某个时机，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处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学生站出来，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数人也不会死硬的对抗到底。 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把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条件。当然，在中国如今中产阶级大都是体制内或间接依附体制者，所以这一条看起来失灵了。不过，中产阶级壮大的一些影响还是存在的，如对权利、法治和尊严的追求，以及更加丰富的知识、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其带来的更强的议价能力，都对实现民主有促进作用。如果中国中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壮大到超过人口的一半，组成成分更加复杂，非依附者或浅依附者越来越多，他们整体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政权顺从吗？到时民主转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动力。 一旦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并且形成联动和呼应，中共政权就很难镇压下去了。只要未来某个时间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群体、各阶层都普遍参与了游行示威，政权就投鼠忌器，不愿意冒著与全国人民为敌的风险大规模镇压。那时政权想要进行完全的信息封锁和屏蔽，也很难做到。想实现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这一步实现，人数足够多、声势足够大，超过了中共可以以较小代价平息的阈值，那人民的抗议就可能促成政治变革的成功。 关心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们，世界同胞们，也不要再袖手旁观了。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体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这个世界，还有几个如中国这样处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舆论控制和网络封锁中？这里有十几亿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国的政治家、议员、各界贤达，不要忽视和遗忘，不要被欺骗，不要麻木不仁。 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并且都实现了一种高水平的、真实的（而非如今如俄罗斯那种空有民主躯壳的国家）民主政治，那么孤立的专制中国也就很难独立支撑下去了。等到如朝鲜这种高度专制的近邻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坚持多久呢？世界各处民主力量的胜利，也都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胜利做了贡献。 中国也需要戈尔巴乔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陆也要有蒋经国，需要有意愿主动推行改革的当权者。我们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个肯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人，会让变革早许多年到来，让变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国更需要理性和有责任心的大众。变革过程必然是惊心动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但也需要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协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轮血雨腥风和尔虞我诈。强者克制、弱者有节，转型才会公平和文明。这些虽是变革发生后的事，但提前做些设想和预备总是好的，哪怕到时候这些天真的想法会被现实迅速打碎。 中共盘踞在华夏大地已过了百年，它早该退出历史舞台或进行彻底转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亿计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没有抗争就没有正义，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我想，终有一天中国从北上广到疆域边陲，到处都是拳头与呐喊，暴力机器也将为众志成城的正义所慑，枪口上插满鲜花，亿万民众一起欢呼，昭示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没有政权可以万世永存。再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天，中共专制终结、中国民主到来的一天。我们也明白，那并不是正义的终点，只是中华民族由黑暗驶向光明旅途中早该抵达的一座大站。 解颜：中共政权的民意基础与文化发明家的使命 在海外中文世界里，对中共政权各种行为的谴责和怒骂到处可见，反映出许多华人对它的仇恨和恶意。持这种态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普通大众。同样的态度在国内虽然没有公开表达的空间，但在民间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试图论证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立现象，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水乳交融。中共不过是这个历史无比悠久、体量无比庞大的传统在当代的发言人。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前有古人，后也还会有来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对待中共政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怒气、仇恨和恶意都不会起到改变传统的作用，而徒然招致传统的继承人们的怒气、仇恨和恶意。 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华夏大地上长大的人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所以敌人或政治对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华人对中共政权的怒气、仇恨和恶意正是中国的极权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这是在国内和海外都极为常见的“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反对共产党”的现象的一部分。以极权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后也只能达到极权的目的。 本文然后讨论另一种可能的心态：把注目之处从远处的敌人那里转回到近处的自己这里，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摆脱传统的塑造、开始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这样的改变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由此注意到现实的表面之下的许多丰富的层次、发现越来越多的可为之事。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有实效的反抗传统的方式不是仇视和咒骂传统及其发言人，而是体行颠覆它的生活方式。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向文明方向的代价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进更多时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进的。
一．极权体制的几个特点 中共政权所有遭到诟病和谴责的行为或许都可溯源到同一个原始动机：权力。在民主社会中，所有的权力，包括总统的权力、军队的权力、媒体的权力、法庭的权力，都是受到制约的权力。而中共政权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 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权力，包括行政、财政、军队、司法、新闻媒体、文学艺术、教育，不是互相制约、各自为政，而是互为支撑、遥相呼应、铁板一块。最高权力在一个主题上弹出新的旋律，所有领域的权力都跟著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个庞大而精美的交响乐团。 其次表现在权力的管辖范围。率土之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没有例外。服从于其权力者可讨得一碗饭吃。不服从者则只有苦头可吃。在建政初期，给不服从者吃苦头的方式是公开羞辱、劳改、杀头。在当代，进化为电子监控、下狱、酷刑、恐吓其父母亲友、切断其生活来源。 权力的绝对性最后还表现在，在中共政权的价值观中，权力的稳固重于所有其它的考虑。是非、善恶、诚实、社会成员的所有权利以至于生命都没有自己手中权力的稳固来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处理所有的案件和社会矛盾时所依据的最高准则都是看这些手段能否维护政权权力的稳固。在1960年代初，整个权势阶层眼睁睁看著三千多万大众饿死而心无所动，因为一个领袖要满足他当世界老大的权力欲、各级官员要保住他们各自的乌纱帽。 为了使大众乖乖服从，政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系统性的工作：（1）夺去大众的认知自由，让他们只知道一个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闻、历史、世界局势，因而使大众没有动力去思考、也没有其它版本的事实和解读去比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2）以对不服从者羞辱、迫害、下狱、酷刑等来在大众的心中制造恐惧感，让他们自己首先便为自己的异端之想害怕得发抖。（3）授予权力阶层以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权，以此给大众以抱紧体制向上攀缘的视觉激励。
二．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权力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与权力相关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情结： 1. 服从情结 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服从情结的培养从他们降生就开始了。培养工作在两个方面展开： 2. 竞争情结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来自于两个驱动力： 另一个驱动力是对在有限资源的争夺战中居于人后的恐惧感，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著周围那些“混得差”的人对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不用功，将来就是他们的下场”时，一种恐惧感就牢牢确立在孩子的心中：社会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当猛兽，就只能沦为猎物。对许多人来说，吃亏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它带来的居于人后的挫败感更是精神上的打击、对自己无能的宣判，所以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也务必要胜出别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关头就更要打破头皮。 中国人的竞争情结意味著他们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状态视为社会的正常状态。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长得丑的人，以及与自己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拥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都是嘲笑和鄙视的对象。中国人并不满足于与他人平等的生活状态。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跳出现在所属的阶层、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个阶层。与弱者平等是自己的无能。孩子之间比父母的身份；大学生之间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气；成年男人之间比官衔级别和车的豪华程度；女人之间比衣著饰品的名贵程度。比拼成功带来的优越感给中国人的每日生活赋予了意义，而比拼过程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竞争情结意味著中国人更多使用外在的价值标准，即在与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羡和妒嫉眼光中实现自己生活的意义；更少使用内在价值标准，即以自己独立的是非善恶观来指引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国家社会的大尺度层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价值标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应该为其公民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超过某个标竿大国。他们眼中的国家跟他们眼中的个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他们对强权的心态是嫉恨，对小国的心态是蔑视。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当代人的“弯道超车”都是被外在价值标准驱动的结果。 中国人著称于世的勤奋和善于学习也不是出于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而是被竞争情结驱使，在个人层面是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国家层面是实现四海蛮夷来朝颂圣的优越感。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人对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几乎是零，对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满足之后的“奢侈品”，而竞争情结所致的时时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国人很难拥有这份“奢侈”。 3. 统一情结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的“皇帝”；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皇帝”是所有问题上的唯一内行，他的见解是唯一合法的见解，他要想尽办法用自己版本的见解来统一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科长的势力范围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科长的见解。一个母亲的势力范围是她的家和孩子们，家里的孩子们都必须服从母亲的见解；她喜欢吃的东西，孩子们也必须喜欢吃。任何疑议都被“皇帝”视为对自己的人身攻击和对自己地位的挑战，必遭致强力镇压。如果把“皇帝”的势力范围比作一盘棋，只有“皇帝”的规则才是棋盘上的唯一合法的规则，其他人要么遵守，要么走人。多数的夫妻纠纷都是由于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愿来统一对方的意愿而引起。 在社会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机构之内的开会和讨论通常都预设了这个机构的“皇帝”指定的结论，不预设结论的开放探索式的争论或对话几乎不存在。《新闻联播》拒绝讨论任何不同见解，“春节联欢晚会”拒绝显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这些不只是政权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渊源都是统一情结。 “皇帝”对其目力所及之处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并会尽一切努力捍卫这个结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并不感兴趣。在“皇帝”的见解与真相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地位赋予了他扭曲和掩盖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随意删除或修改真实世界里他不喜欢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从文革结束时到新冠肺炎期间的四十多年之间有许多人提倡过各种版本的“讲真话运动”，而每次都无疾而终，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压，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多数人对挖掘事实真相没有兴趣。 “皇帝”接受一个不同意见的情形经常不是因为他忽然开始尊重事实，而是因为那个意见的持有者比他的权力更高。驱使他改变的动力是他对那个更高权力的恐惧。 “皇帝”的统一情结需要手下人的忠实支持。中国历史上，不诚实的“奸臣”永远都是远多于诚实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永远维护皇帝对世界的见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数诚实的所谓“忠臣”们是迂腐和不识时务的悲情角色。同样的“奸臣”和“忠臣”的悬殊比例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和组织中。 大众对于 “忠臣”的定义实际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色彩：他们既要服从于皇帝，又要诚实，而服从和诚实经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属具备的首要素质都是服从，而不是诚实。 面子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顾名思义，面子就是遮盖真相的那层表面修饰，是将真相施行整容手术之后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装》里的那样，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实，但他们都必须坚持。这是对他人的不诚实，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在社会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诚实为自豪。指出“皇帝”的问题的人是不识相的人；指出国家和民族的问题的人是汉奸和卖国贼。 中国人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也有浓重的统一情结。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虎视台湾、镇压香港抗议活动和强迫边疆少数民族纳入汉文化的做法不仅是政府的行为，而且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倾力支持。不管在社会的哪个角落，只要提及“独立”二字，必会遭致全民共讨之的激愤场面。 政权的统一情结也延伸到了国境之外：它要投巨资购买其它国家对自己的赞歌；它对别人领土之上的反对自己的声音如芒刺在背，要虽远必诛，尽管发出那些反对声音的人并没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领土的企图。这些作法是因为虽然“皇帝”的物理领土有疆界，其心理领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远处。
由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到如下的关联： 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是建筑于沙滩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无比深厚而坚实。虽然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选举产生的权力结构，却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权力结构。中共政权做了那么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摇过市，是由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之中的不公在纵容著这些事的发生。在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之中，多数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真正热爱（下一节对此将有更多的讨论），而是出于想用自己的极权来取代中共极权的权力欲。一个尊重民主原则的人如果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会承认中共或中共式的极权组织是中国人应得的统治者。 近来美国政府试图把中共和中国大众进行切割、分别对待。看起来，中共是统治者，中国大众是被统治者，两者是一对矛盾，美国政府这样的切割是有利于他们外交运作的一个聪明的技巧，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之间的渊源要比表面看起来的深厚得多。 中国人的三种情结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它们其实都是人类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会中，儿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励孩子从这些原始天性中成长出来：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对他人使用同情心和爱心；尊重他人的独特见解和行动自由。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们的服从情结、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但把另外一些价值播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价值随著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断成长，并且被成人社会的主流价值鼓励，对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国，三种情结则在儿童阶段被父母和学校的教育体制、在成人阶段被社会现实一再加固。
三．中国人与民主政体的距离 与中共政权的深厚民意基础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由于权力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无痛。这里讨论这个转型之路上的三块拦路巨石。 1. 权力欲与自由和自律的冲突 权力欲与个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价值。权力欲是要求别人服从于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绝服从于别人、仰望别人。一个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不认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于呼喝别人的权力。在一个看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权力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在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种限制。 极权体制维持社会稳定靠的是恐惧感和他律：其社会成员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为他认为该做或不该做，而是因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们驾驭这样的自由靠的是善恶是非观和自律。 美国2020年大选后，总统川普拒绝认输，并亲自打电话给数个州的共和党选举官员，责令他们“找出选票”来翻盘，被这些官员拒绝。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家吴修铭对此的观察是：“这个令人松了一口气的结果该归功于宪法的设计吗？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宪法框定的权力结构，而是州级选举官员的个人品质。是他们对选举公正原则的忠诚将这个共和国从一场生存劫难的边缘挽救了下来。……过去的四年告诉我们：结构性权力制衡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样大的能力。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生存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中的工作人员 – 尤其是文官、检察官和军官 – 的个人素质。……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约束可以完全取代个人的是非感。”【2】 在习惯了靠恐惧感和他律来行走于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看来，是非善恶并不重要。中国政府高官龙永图曾撰文回忆：“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 孩子要想在家长、教师、学校大环境等权力的虎虎环伺之下生存，就必须忘掉事情的真伪和问题的是非，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情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被残酷的社会现实一再加固。对多数中国成年人而言，对是非感的追求远没有对安全感和权力的追求来得重要，这意味著如果他们的恐惧感一旦解除，他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为。 这不等于说民主社会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来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会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但民主社会只能承受有限数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时，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尝民主滋味的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垮掉的。驱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动机就是他们的权力欲和统一情结。即使某一天中国奇迹般地实现了民主制度，这个脆弱的小屋能经得住多大的风浪也值得怀疑。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来的话 – 不会重复民国政府的下场，最终灰头土脸地收场，被一个比上个政体更极权的政体取代。所以靠“变天”来救中国的想法是幻想。 2. 竞争情结与平等精神的冲突 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制约，所以，在根本的意义上，民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不管是总统、演艺界明星还是亿万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总裁会为司机与自己的平等感到骄傲，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这里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气相等，而是个人权利平等。 当一个习惯于以权力来构筑优越感的人来到民主社会中，他会发现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经济上得到救助、在个人权利上得到保护，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发言权、或许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还可能靠选举取得立法权、行政权，将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为法律。他会发现少数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落后”文化、抵制“先进”的强势文化的同化。他还会发现，不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很难体验到在中国常见的成功者的前呼后拥的威风，也没有对弱者呼来喝去的权力。他还必须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对弱者彬彬有礼；他的言辞稍有出格就可能给自己惹出麻烦。这些都会让适应了极权社会的运作方式的人极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被强者统治的恐惧感，却不能忍受弱者与自己平等带来的失落感。他们处心积虑要与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奇迹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要想办法将其踢翻。 3. 统一情结无处安放的挫折感 统一情结的实现靠的是自己与他人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的官职或财产数量并不保证有话语权、不保证别人会接受自己版本的见解。甚至父母也无法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愿。所以一个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愿，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去搜集事实、厘清逻辑。他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准备好他的观点、对听众的欣赏口味和独立判断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讲完以后泥牛入海的准备、要做好被听者驳得体无完肤的准备。他需要有对知识的好奇心、有创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证据的支持。在做了所有这一切工作之后，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领袖、商界巨贾、知名科学家，还是演艺界明星，只要停止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很快就会被大众遗忘。对于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足了“皇帝”瘾的人来说，要想在民主社会中争取到说话有人听的地位，其投资将浩大无比而其产出将远不及他的期望。 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与民主社会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国哪天魔术般地建立了民主政体，它将会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细长的棍子，一股轻风就可将它吹倒。 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兴趣寥寥。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观察是：“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3】受这样的传统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开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热衷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时期的日本，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们大声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5】、“农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顾忌”【6】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众的广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帜之际，除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怀著对共产党政权的无限憧憬留在大陆，另有不少留欧美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赶回来参与在中共体制之中，这也是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所致。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就更是如此。多数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喊出这些口号的原因只是因为实践这些观念的欧美日都比中国富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价值与自己的绝对权力欲无法相容。如果极权手段能将中国重新送上天朝帝国的高位 – 这在当代正在变成现实 – 他们就会随手将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丢入垃圾筐。 中国要想过渡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需要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换掉一所房子的室内装饰的难度，而是换掉其地基的难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纽约时报记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顾了十年间的事态发展，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一面镜子： “在突尼斯的抗议者逼得其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后，大规模的抗议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爆发。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个国家的首脑被赶下台。” 然后两位作者话锋一转，“但是大众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时获得的那种快感未能持续。” “十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大众抗议运动与旧有权力秩序的冲突把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变成了硝烟弥漫的废墟。利比亚和也门的内战把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各种武装势力割据的马赛克。在埃及、叙利亚和巴林，权力仍然掌握在独裁者手中，各种反对势力被一一消灭。突尼斯，据称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经济困境中艰难地领受著民主制度的好处。曾经让这个地区的大众兴奋不已的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 “从许多角度来看，叙利亚是这些国家中最糟的一个：一场起义最后变成了一场内战，毁灭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其它极端势力的崛起，数百万的难民被迫逃亡国外。” 文章最后引述了一位利比亚的抗议运动参加者的反思：“我们那时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是冲突、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治。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推翻那个暴君就万事大吉，但没有想到暴君已经将他的魔法施给了我们所有的人。”【7】
四．怒气的起因和效果 由于中国人的极权式思维，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民意基础无比深厚。它的权力无边无际，无人可以挑战；它对成千上万人的不公得不到应有的追究，这激起许多人的屈辱感。许多人盼著中共政权赶快倒台、中国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但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的倒台和中国的民主转型遥遥无期，这激起他们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导致同一种情绪反应：怒气。 怒气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应对冲突的情绪：强者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发怒、弱者为自己被强者肆意踩踏而发怒、地位平等者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对对方发怒。竞争情结和统一情结的每一次受挫都导致怒气的郁结或发作。许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师、伙伴的怒气的潜移默化中长大。历史上被称颂的英雄，如荆轲、岳飞，都是怒气满腔。 发泄怒气的效果是让对方感到威胁，让他们恐惧、屈服，从而解决冲突，所以可以说发泄怒气是极权式的处理冲突的方式。另一些时候，比如冲突的对手比自己权力更强大时，人只能压抑自己的怒气，即俗话说的“敢怒而不敢言”。这并不是冲突的和平解决，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潜在暴力倾向中再记上一笔帐。如果日后得到机会，他会要对方加倍偿还。在这两种情形中，冲突双方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在双方关系较为平等的冲突中，由于如下的几个因素，怒气通常无助于解决冲突： 其次，怒气和指责把责任完全推给对方，而事实上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对方，这会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过来会导致更多的怒气。长年累月活在怒气和指责之中的人徒然毁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滞了自己智慧的成长。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的背后是他对对方的恶意，其效果是激起对方对他的恶意。同时，他的恶意和偏执也让他在旁观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来可能得到的道义支持。不管是在历史书和回忆录中，还是在新闻报道和法庭陈述中，平静而准确的对事实的叙述比怒气冲冲而无法聚焦于事实的控诉有力得多，因为听者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本不需要当事者或转述者来替他们作出是非善恶的裁决。 由于这些原因，多数人会尽力避免对他人动怒；即使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而发泄出来，过后他们经常会为之感到懊悔。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怒气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寻找对对方伤害较小的冲突解决方式的训练。在美国，怒气管控是孩子从小就会被父母和老师经常培训的处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态解决冲突的方式保护了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 大尺度的国家社会层面的矛盾互动与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多数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离是有限的，所以，冲突双方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越远，就越容易起恶意、越难起善意。 最后，一个人的怒气经常是出于他无法完全掌控冲突走向的焦虑感。如果一个人对冲突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理解、对他该采取的心态和行动有完全的掌控，他没有必要发怒，而中国的极权体制树大根深，它的反对者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不断郁积怒气和恶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于中共政权、盼著各种恶事发生在它身上、盼著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种统一情结。敌人无比强大时，持有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气之外一筹莫展。当世易时移，敌人一朝变得软弱可欺时，他们便忽然得势，郁积多年的恶气得以发泄，社会便成为血雨腥风之地。这就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躲不开的轮回。 在双方地位极度不平等的冲突中，弱势一方的怒气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帮助自己摆脱恐惧感、鼓起与强势一方对抗的勇气；其消极作用是这样鼓起来的勇气不能持久。民众怒气大规模发泄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门运动。在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华门事件、四二六社论和绝食行动激起大众对政府的怒气，这激励著越来越多的人甩掉恐惧感，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之中，全国的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到上千万人的规模。随著运动向纵深的发展，运动的驱动力从最开始的单纯美好的愿望演变成充满仇恨和毫无理智的空洞口号，而运动的组织则从充满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倾轧。而在政权将运动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大众的恐惧感比运动开始之前尤甚。其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当年的参加者对那场镇压的态度是在屈辱中缄默，然后在无奈中遗忘。这是以怒气为驱动力的反抗运动的典型运行规律。 极权组织的反抗者们的怒气和恶意也正说明他们和他们反抗的对象是同一个师门的弟子。许多反共的活动家、媒体、政治组织和宗教或准宗教组织并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宽容的精神。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中共那样凶恶的原因只是他们还没得到充分的作恶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于怒气。极权的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铁腕控制使得绝望和暴怒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唯一想得到的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为之事 极权政体数千年来在中国稳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的服从情结。即使在一个王朝已经与大众离心离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著另一个强权崛起，然后欢欣雀跃、依附、服从。同样，对于当代痛恨中共政权的人来说，敌人无限强大，而自己无限弱小，他们的绝望之情无处安放，只能指望著外国的制裁、贸易战和军事对抗将中共压垮。这样的思路脱不出权力斗争的死结：自己的权力对付敌人差得太远，就在想象中加入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强权，好像是武侠小说中绝望的群众苦等著武功盖世的大侠从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论国际冲突将会对每一方带来什么样的人道和经济的代价、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所推进，他们的问题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强权们会做什么，而忘了自己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仍然有随时听命于自己大脑指挥的一双做事的手。找不到可为之事的挫折感反过来更增加了他们的怒气。 1. 检视传统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维方式是：别人的问题一箩筐，自己则完美无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无比、体量巨大无比，其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传统的产品，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检视传统在如何驾驭著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经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宝座，给不喜欢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经常以敌意看待价值观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经常用蔑视和幸灾乐祸的眼光对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会群体和种族等。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来对待周围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就是极权心态。如果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那么他应得的统治者就是极权政体。多数中国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所以中共式的极权政体就是他们应得的统治者。 如果一个人愿意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那么他就应该从自己开始，放下统一情结，在与周围的人的交往中实践这些价值，视他们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给他们以相信自己价值观和继续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虫的壳，一个人继承的传统保护了他在社会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进一步成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身上培养出来的壳尤其厚重。多数人终生都意识不到保护了他们、但也裹紧了他们手脚的这层壳的存在。如果能意识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强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长，人就有可能开始蜕去这层壳。而蜕壳过程的艰难也会让他对周围那些被传统的厚壳紧裹著无法脱身的人们产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对成功的定义 近代以来，从清末的革命党人、其后的共产党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们，直到当代的以“反共”、“灭共”为己任的革命家们，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都视野极为宏大，习惯于将注目处直指最高政权，非在最高权力那里作出改变算不得成功。他们的理想是：第一步，夺得政权或迫使政权作出改变；第二步，用政权的权力把社会中的个人改造为天使。 他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从古到今，第一个努力每次都让华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个努力每次都把大众改造得更加虚伪、恐惧、冷漠、残暴。 理想高远者们的想法出于两种心理：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统一情结，一种是被强权长期压迫的受害者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 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注目点高、视野宏大就意味著自己与假想敌之间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所以必须要依附于某个强权才能获得行动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服从情结也正好决定了他们只能苦等著青天大老爷、武功盖世的大侠、精神领袖、外国的飞机导弹来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于水火。最终，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就演变为强权之间的血腥厮杀。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将注意力从国家社会的层面转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义从发生在遥远未来的“灭共”等事件转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一点一滴的改变。前者虽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观者、鼓噪者、跟随者；后者虽然渺小，却是自己的行动力所成就。 这样的转变需要他们放弃统一情结，也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可怜的受害者。这会给他们以自由、帮助他们把生活的重心从盼著敌人倒霉转变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获得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给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欢的现实 中国人远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民主政体。许多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许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职业革命家们自己都无法摆脱专制思维，要求在中共体制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拥抱民主自由的价值就更是天方夜谭。极权政体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是如万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且不会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来把山背走。 但这些人的统一情结又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现实。他们更习惯于咒骂现实、以自己的意愿代替现实。这与把身家性命全数押入股市的股民看著指数一天天暴跌时的心理活动如出一辙。 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现实的更积极的心态是接受和尊重。尊重万有引力定律不等于不可以造飞机和火箭上天，与引力对抗。正相反，只有尊重万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创造力才能开始工作，从一个一个的零件造起，最终得以翱翔于高天。同样，人在愿意尊重现实时，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现实背后的那些无限久远的历史和无限精密的运作规律。他就可以开始与它和平共存，将自己从受害者情结之中解脱出来，然后在现实的框架中重新定义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么。应对大的挑战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专注。在耐心和专注之中，应对挑战的有效而可持续的路径就会显现。 一个儿时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对儿时的苦毒回忆中，也可以把他的经历转化为他的人生财富。同样，一个不喜欢他面前的现实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现实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时代定位为让自己开了眼界、给了自己有所作为的机会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4. 对具体的人报以善意 不管在哪个社会，在其间传播的所谓“事实”都难免带有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的染色，去伪存真是极难的事。这些所谓的“事实”塑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每个人的价值观又充当了他进一步获取“事实”的过滤器，而这些过滤之后的“事实”再进一步加固他已有的价值观。所以没有人能完全卸下传统的包袱。事实上，多数人会终生背著传统的包袱而不自知。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背后都有深厚的传统的支持，也因此几乎不可能被外力改变。这就是古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中共政权和它的激烈反对者们本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传人。他们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于这个传统之中的统一情结；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愿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愿，而别人的意愿都该被自己的意愿统一；他们都只关心如何操纵他人的命运、不关心如何改变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他们都在不经意之间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份无比丰厚的“遗产”。 愿意对自己这份“遗产”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尝试在每日的生活中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够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们会发现这比对遥远的假想敌喊打喊杀是难得多的事。开始习惯了对近距离的、具体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开始对更远处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权是适合于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体制，那就应该承认它有生存权，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话和理念竞争的伙伴。 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实际的益处。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现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极少数人有在冲突中被对方施以恶意时以善意回应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人对对方使用恶意，他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会被报以恶意，但如果他现出善意，他经常能得到善意的反应。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冲突的解决经常是由于一方首先现出善意而导致双方冰释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恶意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毁灭了，也不会有我写这篇文章，也不会有读者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爱的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这件事的证明。”【8】 对对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于懦弱、回避冲突、或放弃原则。甘地对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坚持表达自己，一方面不强求对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对手的暴力，而拒绝对对手还以暴力，包括言语和身体暴力。在甘地看来，冲突双方之间的不同只是意见的不同；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也都有表达的权利。在理想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在实际的意义上，这样的存在方式在对手那里激起最小的敌意，因此给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机会。 5. 向不诚实的文化传统注入诚实的元素 人对安全感和权力欲的追求胜过对事实的尊重时，不诚实就是自然的行为。服从情结是服从于强者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统一情结是迫使弱者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即使这意愿与事实相悖。这些都是对事实的背叛、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对自己的诚实是接受现实、把现实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上、愿意根据现实来改变自己。现实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对手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认世界的复杂和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意愿并不具备“皇帝”的圣旨的资格，而只是社会中成千上万个意愿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现实也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这要求人承认自己的恐惧感、挫折感、权力欲，也承认自己与对手一样，都被传统的厚壳裹紧，即使经过卓绝的努力也不可能蜕去多少。面对两种现实的诚实都需要勇气。对自己开始诚实时，对别人的诚实才有可能。 怒气是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意愿被现实压垮的事实，所以怒气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如果能够诚实地接受眼前的冲突超出了自己的驾驭能力的事实，怒气就会平息，人就开始获得平安。 诚实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见之争中，自己永远高对方一等；在事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对于不诚实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无从谈起。 诚实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著经常会有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有自己不喜欢的意见被通过为法律，如果多数社会成员不能诚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动作、动辄要以暴力来推行自己意愿的冲动，这个政体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诚实的商人使得商业交往变得容易，对自己诚实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就是事实。在足够多的事实面前，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找到共同点，社会的裂痕会慢慢开始弥补。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价值观不同的人不是处心积虑要置对方于死地，也不只是设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设法彼此交流，通过交流发现冲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价值，一起创造新的文化。这个过程需要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的诚实。 总之，如果一个人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注入一点新鲜血液，他有许多可为之事，这包括（1）检视传统如何决定著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2）将成功定义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改变；（3）心平气和地尊重现实，不管这现实是自己如何不情愿面对；（4）以善意对待每日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尊重他们的独特价值观；（5）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渺小、无知、恐惧感和挫折感，用事实与他人交流，而不是为意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生出恶意。 这些事也可以归结为放弃权力欲、放弃统一情结、放弃用自己的意愿来驾驭他人、修改现实。借用生物学的术语，这可以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对传统的变异。 一方面，这些事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个人要在实际生活中体行这些事谈何容易；这是要做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让中国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他除了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之外并无它途。实际上，传统刻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个人用了全力去实践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变自己。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社会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别人，而他们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实践这些心态和行动，他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只有束手无策、怒气和恶意。当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也能做一点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会开始消退，他就会平静下来、开始看到现实和理想之中的丰富的细节。这些认知的突破是对他自己的教育；他会因此发现更多的可为之事。他会开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来源于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觉，而是来源于他在面对强者时的镇静和行动力。当他的自尊多起来时，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领袖、法师、武功盖世的大侠和外国的飞机导弹的解救。 如果一个人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的欣赏只是叶公好龙，他去说服别人接受这些价值就是笑谈。反过来，如果他愿意改变自己、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这些价值，他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内容会在他自己的改变中丰富起来；这些会传染给周围的人。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对社会的改变。如果一种理想在一个社会中有潜在的生命力，那么当一些人提前活在这个理想中时，他们的群体就会如土壤中的一颗种子一样开始长大。 六．文化发明家的角色 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之悠久、体量之庞大，让任何改造它的企图都显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一棵老树，虽然在远处看起来，其树冠的轮廓在几年之内没有什么变化，但仔细观察之下会发现它的细节处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枝不断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脱落。 社会中每一点这样的改变都不是自动发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识的努力促成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社会的文化。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大众对宗教的态度、对妇女投票权的态度、对种族关系的态度、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对同性恋的态度、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等都在不断演变。每一点演变都是许多人的毕生努力的结果。美国人不仅在发明著电灯、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也在不断重新发明著他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 将新观念注入现存社会秩序的人可以称为文化发明家。文化发明家的使命并不是完全摧毁现有的文化 –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也不是在发明一种全新的文化 – 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发明的是一些新观念在现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这并非易事：一个文化和一个生物体一样，都有强大的排异功能，会顽强抵制任何试图侵入他们身体的异物。所以在现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观念需要文化发明家的灵感和汗水，如同发明电灯泡需要爱迪生的灵感和汗水。当新观念在文化中扎下了根、获得了生命力之时，与之对立的老观念也就自动失去了生存空间。这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代价较小的方式。 文化发明家面对的挑战比爱迪生面对的要严酷得多：爱迪生发明的是给大众带来便利、受大众欢迎的工具，而文化发明家发明的东西会遭致许多人的排异反应；爱迪生的烦恼只限于实验室的进展不够顺利，而文化发明家可能会搭进去自己的性命。文化发明家的每一个发明在最初都会碰许多钉子，其中的绝大多数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扎根、发芽、长大，最终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近代最成功的文化发明家或许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岁的金博士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毕业，来到南方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担任牧师。当时美国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如果一位游客在抵制公交车运动发生之前访问蒙哥马利，他会听到公交车司机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会经常注意到黑人乘客从公交车的前门上车，付了车费，然后得下车，走到后门再上车。他有时还会注意到，在那个乘客走到后门之前，公交车已经带著他的车费开走了。这位游客还会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边站著，即使车上没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挤满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车最前面的四个座位上，因为那是白人乘客专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专座已经坐满，而继续有白人乘客上车，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会被要求把座位让给白人。如果他们拒绝，他们会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坐在非白人专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为拒绝给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让座而被捕。金牧师和另外几位同行决定发起抵制公交车的行动，倡议全市黑人以步行或个人拼车等方式上下班，以声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马利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参加了抵制运动。“抗议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他们本来可以搭车却选择步行。对于许多人来说，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一次一位拼车司机在一位步履艰难的老太太身边停下来，说：‘老奶奶，上车吧，你用不著步行。’老人挥手让他开走，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为我的儿子和孙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采取了离间黑人社区组织者、以“反抵制法”的名义逮捕运动领导者、取消黑人拼车的保险单等办法以应对。抵制运动的组织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金牧师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我讲了一些考虑欠周的充满仇恨的话。但我随后意识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酝酿怒气，’我告诫自己，‘你必须承受对手的怒气而不还击。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对手如何情绪激愤，你必须镇静。’”【11】 白人警察们不断找金牧师的麻烦。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义将他抓上警车，拐弯抹角开向荒郊野外。车经过一座废弃的桥下时，金牧师认为他们要杀人抛尸（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时有发生）。“我全身从里到外在发抖。我请神给我勇气承受我要面对的任何结局。”【12】当警车终于开到监狱门口时，金牧师才松了一口气，不禁自嘲刚才的慌张。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车行动开始近一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阿拉巴马州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违宪。金牧师回忆：“最高法院裁决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几乎是每五分钟就响一次。一个打电话者说：‘如果你让黑鬼们坐在公交车前边的座位上，我们一个晚上就会烧掉五十个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静地告诉他，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没说完，他又说：‘黑鬼，闭嘴！否则我们现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个打电话者大骂最高法院。他说他有证据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最后说：‘我们等著那个该死的布莱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马，然后我们就把他和你吊死在同一棵树上。’”【14】 那天晚上，三K党驱车到黑人社区示威。“平时，三K党威胁要来时，黑人们会躲回自己的家中，锁上门，拉下窗帘或关上灯。他们怕死，所以他们装死。但这次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三K党徒 – 报纸上说‘大约四十车穿白袍、戴白高帽的党徒’ – 来时，每个房子的灯开著，门也开著。党徒们开过去时，黑人们像观看马戏游行一样看著他们。……驶过几个街区后，三K党徒们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条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种族主义者们在这里使用的手段与中共政权一样，都是让弱势群体恐惧、让他们只能“装死”、乖乖就范。金牧师的对策是首先与自己的本能斗争：克服自己的恐惧、控制自己的怒气；然后帮助黑人兄弟们克服恐惧、控制怒气。在强权面前，于平静中生出的勇气比怒气中生出的勇气更持久，也更聪明。 虽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决，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与习惯了歧视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邻座同样是个挑战。在组织黑人们回到公交车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师在黑人社区大会上讲话：“这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时候。我们必须阻止情绪变得疯狂。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们回到公交车上时，必须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公交车种族隔离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车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机旁边，尽管车厢后部有好几个空座。有人建议他到后面的空座上坐下来，他说：‘我宁愿死了下地狱也不坐在黑鬼的后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车前被一个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绝报复。她后来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拧断那个小个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离开大会的时候就决定了照金牧师说的去做。’”【17】 历时一年的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车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1）抗议的方式简单易行（拒绝乘坐公交车），因此呼召了众多的参加者（拒乘比例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拒乘时间长达一年多）。（2）不谴责、谩骂对手、不喊大的口号，而是聚焦于一个具体的目标（公交车公司取消歧视政策）。正如高墙的倒塌是从一条小小的裂缝开始，从小事做起是应对大挑战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自立和自尊。这些特点大大提升了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由此导致的全美民意的转变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决的重要推动力。 蒙哥马利的黑人民众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动给自己、也给全美的黑人照亮了变革命运的路径。他们的对手们则因为使用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而丢失了全社会的广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车行动的成功催生了历时十多年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种族歧视的法律法规被废除，种族之间的平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今天，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包括华人，都在享受著这场运动带来的成果。金牧师刚到蒙哥马利时在公交车上见到的那些景象在当今的美国已经很难想象了 – 这不仅是由于法律的约束，更是因为当今美国社会的多数人认为那样的言行有违自己的是非观。 金牧师挑战的不只是某个政策、法律法规、执政团体，而是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南方文化中的一个痼疾。他的对策不是企图全面摧毁这个文化，而是从一件具体的事入手，在这个文化中嵌入一个新成分，以此来改变这个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对每个具体的人 – 文化的承载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陈述自己的案情，并不抢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们 – 所有的对手和所有的观者 – 的裁决。只要他的陈述有足够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们的良知就会开始做工作。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用丛林法则来看待种族问题的法官们，金牧师的“用足够的爱来把敌人转化为朋友”的冲突处理方式给他们的视野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价值考量：是非感，这促使他们开始质疑自己那些丛林法则的正当性。这就是文化发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面对的真正对手也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痼疾。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对挑战者的敌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这要求中国的文化发明家们拿出比金牧师更强大的创造力、更强大的克制怒气和对对手展现善意的能力。 文化发明家与革命家的不同之处包括： 其次，革命家的冲天怒气让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只流于口号，而文化发明家从身边小事开始的心平气和的工作让他们能在当下就生活在未来的理想之中，于是未来的丰富细节不断在他们眼前展开。如果说革命家们的做事方式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闪电，文化发明家们的做事方式就是不离不弃的润物细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发泄对象是对手其人，而文化发明家将人与事分开：他们尊重对手其人，只是促请他们考虑接受一些新的观念。革命家不感兴趣改变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改变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发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门只能从里边打开”。 最后，革命家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的成功靠的是大众的盲目追随，所以革命家的组织是极权组织，并且会在革命的过程中逆向淘汰，变得越来越极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化发明家的成功靠的则是启发每个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动力，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当自己生活圈内的文化发明家。在文化发明家发起的运动中，每个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蒙哥马利的抵制公交车运动固然得益于金牧师这样年轻有为的组织者，运动的成功最终靠的则是每个参加者改变自己的心态、甩掉恐惧感、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创造的自尊。这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都是文化发明家。 不首先改变自己而试图去驾驭他人是出于权力欲。历史已经证明，通过权力争夺战来挑战极权政体带给中国的只是血流成河。通过自己的改变而在周围的人那里产生改变则是出于爱。对白人对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视、羞辱、打压，金牧师称之为“我们许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这是爱的心态。 借用金牧师的说法，虽然许多中国人看起来麻木、冷漠、自私、权欲熏心、有时残忍，但这同样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样能被爱唤醒；它醒来需要的唯一条件是文化发明家们的坚持。爱虽然没有权力争夺战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激起他们的亢奋情绪，它改变社会的步伐虽然是婴儿步，但走对了方向的婴儿步同样可以走得很远。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最初都是从一个不及拇指肚大的种籽开始的。 WEISSE TAUBE V. SOMMER：简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背景之一： 共产国际与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 中华民国的邻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内外交困。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由俄国临时政府所替代。1917年10月，俄国临时政府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91年解体。 1919年，苏维埃俄国的内部环境稍稍稳定之后，列宁便开始著手他的世界革命战略佈局。虽然当时俄国的世界革命中心是在欧洲，但其整体战略框架却直接影响到了当时中华民国的命运。 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918-1883）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提出了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共产主义社会。1864年，马克思作为创始人之一，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IWA）。1889年，世界各国工人政党成立了国际联合组织‘社会主义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人们习惯上将前者称为第一国际，将后者称为第二国际。由于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止了活动，又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德国政府，被认为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1917年4月，回到俄国的列宁提出了重建‘国际’的问题。列宁曾表示‘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1918年1月6日，英国工党通过了恢复第二国际的建议。为此，列宁加快了建立第三国际的步伐。经过一年多的紧急筹备，1919年1月24日，以俄共（布）为首，会同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芬兰、美国等国及巴尔干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召开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3月2日，在苏维埃俄国首都莫斯科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内彙集了来自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团体和派别的五十二名代表，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列宁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多项决议。会议正式向世界宣佈，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并定名共产国际。 通观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发言记录，再结合俄罗斯公佈的部分前苏联解密档案可以断定，共产国际根本就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它只不过是苏俄最高当局操控领导的一个下属机构。它的所有重大决策均需要请示莫斯科。它的地位看似高于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其实差不太多。两者的工作虽有交叉，特别是隐秘部分，但职能完全不同。外交人民委员部主要处理国家之间的事务，共产国际则肩负颠覆外国国家政权的职责。 由于共产国际的诞生，本已命运多桀的中华民国在苏俄利用它所掌控的这一国际组织的强势介入下变得更加危机四伏。在1919年开始的两个针锋相对的世界潮流的博弈中，中华民国被苏维埃俄国裹挟进了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将共产主义新秩序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愿景的潮流中。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2019年，在回顾100年前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国际媒体用相当的篇幅回顾了100年前在中华民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却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100年前诞生的共产国际对中华民国的影响，以及由于共产国际的诞生而出现的、延续至今的两个世界潮流的碰撞和发展朝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社会紧张关係的影响。实际上，中共至今的所作所为，都能在1919年找到源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22年，在被称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共产国际所议决的加入条件，并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 称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根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解密档案全宗第514号、卷宗第24号的记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1922年12月5日闭幕之前做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现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而斗争。’[1] 在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四大文献中并未收录该决议。苏俄解密档案注明，该决议是‘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签署人是共产国际书记处拉狄克。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决议是共产国际书记处内部的一个决议，而不是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全体通过的一个决议。
2.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秩序’——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在共产国际一大会议决议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中，共产国际向世人描绘了这样一幅可怕的世界图景：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残，人类本身也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那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在，也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 ‘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2] 早在1848年，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社会——打破国界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那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空想。而现在，列宁则要通过共产国际著手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秩序。 那麽列宁的共产主义秩序跟马克思想要建立的那个共产主义秩序是一脉相承的吗？或者说，马克思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新的世界局势下是否有了具体的、实质的内容呢？ 共产国际一大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共产主义秩序’全新的诠释： 共产国际一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裡戈裡·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对成立共产国际的目的做了直言不讳的说明：‘我们的口号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谁也不能说这是乌托邦。我们坚信，这在最近的将来就能实现；难道我们还不敢成立第三国际，以此作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目的的一种手段吗？’[3] 列宁在共产国际一大的《闭幕词》上也再次重申：‘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4] 作为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最终目标，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新奇口号：‘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5] 由此我们看到了列宁通过共产国际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秩序的具体形态——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国际成立后的当天，列宁在莫斯科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信誓旦旦地将他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计画做了进一步明确地说明： ‘现在，当人人懂得“苏维埃”这个词的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在这个大厅裡的同志们已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现在他们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怎样成立的，他们也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将是怎样成立的。’[6] 当然，在列宁的算计中，中华民国也是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中的一个成员。 那麽列宁将如何建立起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呢？
3．开展国际苏维埃联盟运动，建立新的联邦国家
为了把马克思的乌托邦转变为一个‘为期不远’的实体——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提出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国际苏维埃运动的计画：‘共产国际当前的任务是，在各国日益广泛地展开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苏维埃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7] 为在各国开展‘苏维埃运动’，列宁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战略措施。其著眼点是：‘立即夺取（各国）国家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苏维埃制度是新型国家政权的制度。’而在各国建立的这种新型国家政权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现成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效仿的模式，那就是‘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8] 1920年7月，在莫斯科再次彙集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名代表，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共产国际二大）。会上，列宁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国际开展国际苏维埃运动的任务：‘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9] 这裡我们看到，共产国际一大提出的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计画仍然是一个比较虚幻的目标，于是在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列宁向参加的各国各方代表提出了更为实际的概念——‘新的联邦国家’。列宁要求共产国际对此进一步研究，并提供实际检验。这就是说，在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之前，需要一个过渡形式——新的联邦国家。从列宁的意图、会议文献和后来‘实际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新的联邦国家’即包括了既定目标，也包括了实现的过程与进程。其时空的态势大体如下展开： 首先，通过国际苏维埃运动夺取各国的政权，在各国建立起俄式苏维埃政权； 其次，由于在各国夺权不可能齐头并进同时展开，因此，不分先后，凡先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就应该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为联盟，组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新的联邦国家； 第三，随著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扩展，将不断有新的苏维埃政权加入已存在的联邦国家； 第四，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最后将所有国家裹挟併入俄罗斯苏维埃联盟。 至此，我们可以给列宁提出的、人们一向所认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个苏维埃运动给出一个准确的名称：国际苏维埃联盟运动。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产国际郑重宣佈：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只要苏维埃俄国没有成为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个成员，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就决不甘休。’换句话说，少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算不上是‘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俄国都不会善罢甘休。这倒与传统中国的一统天下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就这样，一个国家掌权者的利益和权力欲望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被巧妙地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列宁那些危言耸听的或花裡胡哨的辞藻背后，不过是一个逐渐扩大苏维埃俄国版图的计画。 问题是，面对如此多的各国、各方代表，列宁怎麽敢于向大会提出如此明目张胆的扩张计画？ 从会议文献所揭示的情况看，特别是根据代表们的发言可以推断，列宁是基于这样一些有著内在逻辑关联的缜密考虑： 1）苏俄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通过列宁领导成功夺取全国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因而成了无可替代的领头羊。 2）大部分与会代表奉列宁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神明。 3）‘一战’后的各国各地区左翼激进的共产主义组织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和发展机遇。特别是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党、组织在本国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欧洲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在生存与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尤为严峻；这些政党或组织要想生存和发展，进而在本国夺取政权，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国际共同战线，依靠苏俄的国家力量，才有可能生存、发展、壮大；共产国际为他们搭建了这样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战斗平台。 4）相当一部分参加会议的组织已经被苏俄牢牢掌控。 5）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到1919年，苏俄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红军。 在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文献中，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但在为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信中，与列宁一起代表俄共（布）签署的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的创建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两次全会上，托洛茨基的发言并不多，但他的发言却能在与会代表的心理上造成微妙的震撼。在共产国际一大一次会议上，针对当时西方国家对苏俄发展军国主义的指责，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如果这也算军国主义，那就是我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我们绝不放弃它。’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托洛茨基进一步向与会代表做出了承诺：苏俄红军‘不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而且也是第三国际的红军。’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时机到来，我们的西欧兄弟向我们求援，我们就回答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学会了运用武器，我们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10]共产国际一大还专门向苏俄红军发送了致敬电。 在‘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和牺牲在所不辞’的豪言壮语背后，这种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的‘在所不辞’在后来前苏联处理国际事务中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从1939年同纳粹德国一道瓜分波兰，强佔立陶宛等国，到‘二战’后将佔领区域的东欧各国强行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再到出兵镇压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 除以上考虑外，对来自参见共产国际会议的欧洲大国的政党组织代表，如法国、德国、英国的一些大党中的左派代表，列宁则採用敲打、逼压的办法。一方面列宁即想利用这些大国的代表壮大共产国际的声势，另一方面则试图逼这些政党彻底脱离第二国际，将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对当时被列宁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的策略，从大会对美国与会代表的参与方式的做法上可看出其中的端倪，这也构成了两次大会最为滑稽的一幕。会议语言是德语和法语，偏偏将英语排除在外。美国的与会代表三番五次提出将英语也作为会议语言，结果均遭到否决。美国代表要求会议为他们配备翻译，可直到全部决议通过，会议闭幕，翻译也未出现。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代表在会议表决时恐怕并不清楚要表决的决议的实质内容是什麽。不过他们还是投了赞同票。至少会议文献并未显示，在会议各项表决中，美国代表弃权或反对。[11] 正是在这样一种明显带有强迫且狡诈的运作下，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建立联邦制同盟的决议：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亚塞拜然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係中，还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係中，联邦制都已经在实践上表明它是适当的。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同盟。’[12]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二战之前，列宁的‘联盟’计画仅在苏俄的周边国家和区域获得了极为有限的成功。 1918年1月1日，苏俄正式设立新的行政区划，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经过近4年的鏖战，新生的政权击败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击溃了白军，佔领了一度宣佈独立的国家，如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等。到1922年12月30日，苏俄通过签署条约，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格鲁吉亚的乔治亚苏维埃政权、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和亚塞拜然等）正式成为苏联的创始成员国。而《决议》中提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不过是昙花一现。 二战期间及之后，前苏联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又吞併了立陶宛、拉脱维尼亚、爱沙尼亚等。这些国家都成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过这已经不是列宁的国际苏维埃联盟运动的产物，而是史达林地缘政治的产物。这些都是后话。
4.中华民国政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在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中，如何对待那些相对贫弱落后的国家呢？也就是说，按照列宁世界革命战略佈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加入列宁的‘为期不远’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而1919年的中国还远没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那麽在这样的国家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为此，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投机性的、全新的阐述。 在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中，列宁提出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这一新概念。这一点至关重要。之前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而‘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提出，在列宁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整体计画中有著重要的战略意义。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展开。然而，既然是摧毁现存国际社会的一切制度，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那麽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又该怎麽办呢？或者说，如何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那些非帝国主义国家联繫在一起呢？‘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提出就是为了化解这一矛盾，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沿著两条战线同时展开。 第一条战线，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展开反帝运动。 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国际联盟’成为苏俄最主要的敌人。在1919年年初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各国代表于1月25日批准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提案。这意味著，一战结束后，将出现一个由美、英等发达国家推动建立的新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因此，美、英两国被共产国际定性为真正的帝国主义强国。[14]‘世界资本并不甘心，正在准备决一死战。它打著“国际联盟”的旗号，高唱和平主义，进行最后挣扎，要把自动裂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15] 第二条战线，在非帝国主义国家中展开反帝运动。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提出并非仅针对美、英及其它发达国家和‘国联’，它的理论难点在于，如何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以夺权为目的国际苏维埃联盟运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列宁就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的问题。[16]1916年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他在为大会制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强调：‘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现在全世界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的压迫民族。’ 根据这一划分，帝国主义国家是压迫民族，其他所有国家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这样一来，列宁就把全世界除他掌控政权之外的所有国家都纳入到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也就是纳入到他的世界苏维埃体系中了。 结果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武库中又出现了‘本国帝国主义’或称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概念。‘在资产阶级佔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裡，必须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者。’[17]这就是说，一切非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本国帝国主义，都必须加以反对。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贯穿著一个基本思想：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係、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的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的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18]这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说辞又回到了根本的著眼点：一切都是为了苏维埃俄国！ 对中华民国来说，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民国于1920年加入‘国联’，而‘国联’被列宁视为最主要敌人；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是被列宁点名划归到了半殖民地的国家。根据‘帝国主义代理人’理论，中华民国政府则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1922年，这个头衔被戴在了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前的北京政府头上。‘该政府反对俄国，履行帝国主义者的意志。’[19]而在第一次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即国共合作[20]）破产之后，又被戴在了北伐之后的南京政府头上。特别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苏俄认为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自己的附属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红军对战争的领导。[21]在1931年10月21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非常会议的记录中，发言者引用了列宁的原话：‘每个革命的工人政党，每个共产主义在战争时或者在帝国主义侵略时，都应该进行首先是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22]在列宁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在理论指导下，1932年12月，共产国际又进一步提出来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实际上有两个中国：苏维埃中国和国民党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解决头等重要意义的全国性问题，即建立新的政权，组建红军并进一步加强红军。扩大和联合苏区。’[23] 这裡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如果追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就应该将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这一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建立‘国联’的决定仅仅两个月之后，《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就向这一新的国际秩序公开发起了挑战，比纳粹德国早了很多年。 另外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理论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对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影响致为深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难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目前中美、中欧（盟）衝突的深层原因。 通过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嫁接，在传统‘天朝上国’崩溃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屈辱-反抗’心理特徵，在中国共产党内演变成了‘反帝’与‘爱国’连接在一起的情结，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叙事话语系统。也是中共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根据之一。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强大没有直接关係。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弱的国力并未削弱中共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斗志。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也是建立在反帝基础之上的，是在六四屠杀之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共的背景下提出的。‘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24]在国际社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力量，掌握有分量的发言权，这才是韬光养晦的目的所在。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卧薪嚐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终于有了显著提升，中共自以为有条件可以向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其实这不过是一战后列宁向美英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挑战的翻版。可以说，从毛经邓到习，其反帝心态一脉相承，其理论支撑仍然离不开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理论。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也未能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史达林的地缘政治算计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中醒悟过来。当今国际社会对此的认知也十分有限。 以上通过对列宁世界革命战略的目的、任务、宗旨和理论的归纳、梳理，我们已经大体能够看到中华民国在其中将会遭遇的厄运。 然而，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不过是一个大的框架，列宁以中国为话题的言论也不多。苏俄建国之前，列宁谈到中国问题，多散见于报纸。[25]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特别是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开展的国际苏维埃联盟运动所必须实施的具体的战略和策略，其中有一些涉及中国的言论，不过多放在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和亚洲问题中，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总体框架下提出的。[26]那麽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又是如何具体地落实在中华民国的命运当中的呢？或者说，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甚至战火纷飞、内乱不止、军阀割据、政权分裂的中华民国又能在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中起到什麽作用、扮演什麽角色呢？原来在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出台了一个主要针对中、日、美三国关係的东亚总政策。而在这个东亚总政策中，中华民族必须为维护苏俄的远东安全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在于此。对这一话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凌霄：陈独秀的罪与罚——兼论共产党的“建党伟业”、“开天辟地” 和二十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罹难与觉醒 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从1915年开始大力宣传倡导“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当时，《新青年》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部基地”，而陈独秀几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虽然到五四时陈独秀还相信“民主”和“科学”，还主张“应该拿英美做榜样”（1919年11月2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但是，他的个性，他的气质，他的道德，他的学养，他的兴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价值取向，他的政治启蒙，他的教育环境，他的学术地位，他的信誉遭遇，使他早在“文学革命论”的时代就已经露出残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了（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2卷6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时代氛围加上个人际遇，让陈独秀更加激进，居然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自由主义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风问题”被迫离开最高学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身份，成为边缘化人物的陈独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1920年9月1日陈独秀《谈政治》）。这时的陈独秀，已近于走火入魔了。当然，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这里，他留下了一个活扣、一个暗语，就是“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这个活扣，为后来人留下了无穷可能；这个暗语，为后来事埋下了无限想象。这个活扣和这个暗语，也昭示了陈独秀毕竟比专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的毛泽东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民国以来中国政治的黑暗、混乱和停滞，军阀的骄横、专制和为祸，无不愤怒与焦虑，连胡适这样温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说出相当难听的话来。因为民主求而不得产生的对民主的失望以及对民主是否符合国情的怀疑，使知识分子逐渐转向和追求急进。如果说，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夺目和大道之行，那么进入二十世纪，让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弘扬发微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弊端，虽然离我们的世界还那么遥远但却已经纤毫毕现地让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看在眼里，立刻引起了浅尝辄止的中国学界的强烈共鸣。加上帝国主义不肯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加上一战带来的西方的危机和混乱、加上王八蛋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假惺惺发表的“废除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的《对华宣言》，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主流价值、关注马克思主义、同情苏联革命，并企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连蔡元培都曾经私下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所作为”，更遑论其它人了。 但是，像陈独秀那样热衷、那样急切、那样不求甚解、那样迫不及待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实践、将苏联革命付诸实施，确实有他很深很强的个人因素，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 张国焘回忆说，陈独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创始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觉悟”不但不属于最深、最早的那批中国人，而且还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陈独秀反复表示了他对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研究”的羡慕和钦佩。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运用于政治实践，组织共产党，却是以陈独秀为最积极、最先进、最热衷。张国焘说：“他（陈独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这非常清楚的说明，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鼓吹苏联式革命，根本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坚定信仰，根本不是基于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是“由实际政治”出发、而是因为他个人的挫折和愤懑、而是源于他希望以别辟蹊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类似江青在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后远走延安求得新生。 相比好斗的陈独秀，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的李大钊，当时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学科来探讨、研析。就在陈独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却在中肯、学究、认真和善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却在截然相反地认为“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得也还嫌少”，却在细水长流地“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为“现在应该建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时不过问政治”。不但如此，李大钊还深刻地看出，很多人——当然没有好意思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于信仰和研究”。 当时不但李大钊这样老成持重的人，就连张国焘这样少年轻狂者，也只是“抱有从事共产主义的意向和热情……偏于兴趣”，而没有当成一件正经的事业，以至于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轻狂、共产党一大代表李达则“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张国焘《我的回忆》）。 情况还不止如此呢。据张国焘回忆，在1920年7至8月陈独秀走火入魔、信心满满的筹划“建党伟业”这一段紧锣密鼓的时间里，“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由此彻底戳穿了《建党伟业》、《开天辟地》里编造的“历史必然”、“民心所归”等等骗人的鬼话。 还不要说上面张国焘提到的等而下之的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陈独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党时，居然连“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初级课程都搞不明白，以至于想组党，却连一个党纲和政纲都提不出来，以至于他自己都担心，未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竟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就在这个时候，王八蛋苏联派出了共产国际伊尔库斯科远东局的特务、间谍威金斯基和汉奸杨明斋逶迤来到中国，试图寻找东方傀儡、建立国外基地组织、搞第五纵队、策划国际恐怖事件。他们辗转找到陈独秀，和陈独秀一拍即合，许诺给于理论、组织、金钱等各方面资助，使陈独秀大喜过望。他们暗中的阴谋与策划，细致入微到核算出一个职业共党每月需要苏联提供多少块大洋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的地步！于是，组党的准备就在苏联直接指导、监督和资助下终于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建党伟业，完全是陈独秀个人的揠苗助长；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开天辟地，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强行输入；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苏联样板照猫画虎的移植。这种揠苗助长、强行输入和照猫画虎，是如此的轻率、毛糙、儿戏、胡闹，远远无法和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的奉献、投入、执著和艰辛相提并论。 就这样，一个以“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宗旨的，完全与当时中国民主、自由、进步、开明的发展主流和时代趋势背道而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 就这样，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捍卫人权、激浊扬清、书斋苦修之时，在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办《现代评论》周刊、研究《红楼梦》、研究禅宗、研究神会和尚之时，陈独秀风云际会、呼喝天下、纵横捭阖，“唯使君与操”，名势熏天，俨然中国命运之决定者。 就这样，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实现、事业成就、名声权势、背景靠山、活动经费，陈独秀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丧失独立思想和人格，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唯唯诺诺、奴颜媚骨的猥琐之辈。 乍一想，人们一定会问：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下，在民主和科学的大趋势中，为什么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终却走上了一条那么可怕、邪恶、残暴、极端、恐怖和阴谋的道路，最终却变成了一帮屠夫和刽子手？ 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分析，就会发现：最早发起、创立共产党的一批人，远远不是当时最优秀的、而且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除了陈独秀、李大钊算是独立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只能算是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比如戴季陶、邵力子、陈望道；其余的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张国焘、张申府、施存统、刘仁静、李达、李汉俊、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等，当然还有根本和知识分子无关的沉定一。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钱玄同、蒋梦麟、刘半农、刘师培、辜鸿铭、章太炎、胡适以及最优秀的学生娃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根本不屑于去赶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根本不会去跟现实政治的风。而就是上边提到的那些不优秀的知识分子、二把刀的知识分子、没有受过自由主义训练的激进的学生娃、与知识分子不搭界者，最后也一个个、一步步、批次、先后、殊途同归地认清、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虚伪和残忍，全伙反正、集体“投诚”：戴季陶、邵力子、沉定一——彻底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最积极的反共派，差不多毕生与共产党殊死抗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张申府、施存统——很快脱离中共，独善其身，成为学者、教育家；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迅速退出中共，坚持无政府主义理想；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逐一被共产党驱逐、迫害、侮辱，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深刻的觉醒者和批判者。 如果用“古史辨”的方法假设，我相信，以李大钊之前表现出的理性、深沉和学养，假以时日，他的觉醒和批判，会远远比陈独秀、张国焘们更提早、更自觉、更彻底。 也就是说，仅仅六、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和知识分子无关，已经和最初一批先行者、创立者的目标、理念背道而驰，更和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水火不容，成为农民、暴民、土匪所掌握、为核心的暴力团。 1903年初，梁启超游历美国，拜访了科学家摩尔根，摩尔根向他送赠了一句名言，使他极为感佩：“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著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因此，与其说斯大林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其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慢慢变了质，不如说从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理论和组织基础就注定了它的最终方向。 1929年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籍，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投狱。在关键时候，他的共产主义的同志、晚辈们对他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翻脸无情地诬蔑他是“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而反倒是他的自由主义的旧交、后来的不同道者们，为他挺身而去、为他奔走呼吁、为他仗义执言、为他慷慨陈词，这里面有他早已与之分道扬镳的昔日的朋友和现在的敌人章士钊、胡适之、傅斯年，这里面也有他从未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罗素、杜威。他当年的金主、恩公，他为之颠沛、为之流离、为之造次、为之下狱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托匪”，栽赃他是“日特汉奸”，必欲置他死地而后快，而他的死敌国民党蒋介石却给他公开审判，给他最有名的大律师辩护，给他狱中优待条件，给他大量古今中外书籍阅读，给他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研究，让他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共产党统治区的《红色中华》就他的庭审发表《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的不实之文，国民党统治区的《益世报》和其他报纸却全文登载他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一时轰动全国；反动派的亚东书局还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在如此善恶分明下，在这般冷暖对比中，陈独秀再怙恶不悛，也该觉醒了。因此他在1936年3月《火花》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41年，陈独秀“以六十二的老头子，表示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了，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门面语而已”。这种现象，他认为是很“不幸”的。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列了一张对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栏下：“（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栏下，却是：“（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他结论说：“每个康民尼斯特（指共产党）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陈独秀的最后结论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李敖说，“在这些‘最后见解’中，我们清楚看到陈独秀又回归他五四时代‘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老路。彭述之《悼陈独秀》一文中骂他‘有始无终’，其实陈独秀的可贵，正在他有始有终，他始于英美式民主、终于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间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后行云深处，却停云文就，为中国指出最后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陈独秀的可贵啊，正在这里！” （李敖《五四以后的陈独秀〉》） 可是，当年国民党中国是个“法治社会”，没有搞新闻封锁和讯息管控，苏联的肃反、大屠杀、灭绝农民、毁灭经济文化、消灭少数民族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陈独秀必定耳濡目染，他怎么能够一直到了1941年、一直到了62岁的老头子、一直到了濒死的前一年，才明白过来呢？虽然“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他觉醒的未免太晚了！我们虽然不能就断言他是“利令智昏”，但至少他是“后知后觉”的典型。不过，就是这种典型的“后知后觉”，就是这种在自由世界里连小学生都视为金科玉律的见解，在共产党的天下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天下里，却是多么超前、多么突出、多么另类、多么光彩夺目、多么振聋发聩啊！他之后多少代中共领袖、他之后八十年里的芸芸众共们，连他的一个零头也赶不上、连给他提鞋也不配呀！ 陈独秀最令人称道的，还有他晚年的硬骨头。1937年共产党提出只要他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他的党籍。但陈独秀断然拒绝，以至于王明、康生用最阴毒的伎俩来诬陷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也被他拒绝。此后他又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因为他的彻底独立，他晚年贫病交加，仅靠微薄稿费收入维持生计，最后更被赶出所住医院。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他，周更资助他100银元，仍然被他拒绝。 陈独秀死于1942年5月27日。幸亏他在这一年死了，如果他不幸再多活上7个年头，大变临至，他将面临著一个极其危险和无法挽回的抉择：何去何从？如果那样，他会怎么选择呢？以陈独秀的身份、经历和骨气，他应该不会去台湾、去香港、去美国，他应该会留在大陆，自愿沦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是这样，陈独秀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将成为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王国维遗嘱里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连仅仅经历了对他优礼有加的温和的北洋军阀一朝换代，连仅仅是对激进革命党其势汹汹可能连带的迭变祸难的担心，高傲的王国维都用一死来殉道成仁、都用一死来表示对现实彻底的否定、拒绝与蔑视，宁做孤臣孽子而不与浊世合流，那么，经历了自己同志的背叛、自己朋友的嫁祸、自己战友的陷害、自己亲人的罹难、自己敌人的迫害，经历了几个朝代的起起伏伏和荒唐闹剧，最终注定要在自己徒子徒孙的践踏、蹂躏、欺凌和侮辱下度过残生，倔强的陈独秀又会以一种什么样惨烈的行为来和这个世界诀绝呢？ 从陈独秀，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罹难。他们时值乱世，忧患丛生，他们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革命中，在屠刀下，在欺骗里，在蛊惑间，他们是那么弱小，那么无助，那么被强风所摧残，那么被暴雨所凌戮。“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们的宿命，或是在离乱时刻“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像王国维；或是在强权之下苟且偷生苟延残喘，终身抑郁呻吟，像陈寅恪；或是在夹缝中不屈不挠地“将以有为也”，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像梁漱溟。王国维以其一死，赢得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哲人奇节”的荣宠——其实，王国维死的冤枉了，因为他不知道被他视为共产暴徒一伙而恐惧的蒋总司令，已经在为了他生存的希望而孤军奋斗、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成为举国中唯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 了；他要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应该再等上二十二年，等到1949年北京的第二次沦陷——，而陈寅恪、梁漱溟没有这种“古今仁圣所同殉”的勇气，于是他们最终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劫难、祸乱和奇变。 1927年，在陈独秀还欲火焚身的时候，先驱梁启超就看透了共产党，他在当年5月11日《与顺儿书》中写到：“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1927年，在共产党还没有本领大面积祸国殃民的时候，先知王国维就不惜用死来背对共产党，容庚在《甲骨学概况》说，王国维谈到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深表忧郁，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共产党没杀王国维，王国维却因共产党而死：当共产党自己还面临被追杀的时候，他们的淫威和邪瘴就足以害死一个个千古奇才——。随后，共产党劣迹一点点昭彰，苏联的大清洗、大迫害，苏区的大屠杀、大斗争，连党的创始人、祖师爷陈独秀、张国焘都不能装聋作哑地熟视无睹了，都幡然悔悟了、都起而谴责了，可那么多有知有识的“民主人士”们，却飞蛾扑火、铤而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个个勇敢无畏的与虎谋皮。究其原因，明处里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以为共产党被国民党压迫过，应该懂得民主的可贵，应该不会再用国民党的手段去压迫别人；以为中共毕竟是受中华文化和传统濡染，有古泱泱君子之风，不会像苏共的图穷匕见——，受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之骗，实质上是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利欲熏心和墙草投机，以为附逆新朝，能够帮助共产党马下治天下，成为开国郦食其和东方朔。他们哪里知道，共产党“使命不与人共”，虽然是一帮土包子，但自视甚高，哪里用得著别人帮忙治国，哪里有别人插足劈腿的空间。等到共产党狗脸一翻、原形毕露，已经大势已去，悔之晚矣。所以这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后来挨整、被罚、受难和横死，追根溯源，实属咎由自取。放眼当时，举国滔滔尽是糊涂透顶、私心和失心风的知识分子，只有伟大的胡适能铁口直断、能洞悉未来、能火眼金睛、能写出《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写到：“这一切（指中共建立的准备过程）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 ‘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1927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18年苦力的人，当时也绝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最后这段话，与陈独秀晚年的结论何其相似，虽然相差二十五年；和蔡元培的断言何其一致，虽然晚了四十年；同戴季陶的认识何其雷同，虽然迟来三十五年。 看一看中共理论上、组织上最重要的三个缔造者和奠基者陈独秀、张国焘、戴季陶，看一看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创者、没有他就没有共产党的蔡元培，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经历了相异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起点，相差甚迥，他们的际遇，殊为不同，他们的觉醒，早晚各异；但他们殊途同归，他们的人生终点万宗合流。他们都从阵营内走出，然后最坚决地反戈一击。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出于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他们否定共产主义，却是惊人的一致：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共产主义，他们真正认识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一旦了解、真正认识了，他们就彻底放弃了、否定了共产主义和那个邪恶、无耻、下做中国共产党。 一真溅雪：建党百年 祸害无穷 今年七月一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当局正在不惜代价地大肆准备隆重庆祝。中共当局的厚颜无耻令笔者震惊。因为自中共成立起的一百年来，这个党及其领导人带给中国大陆各族民众的只有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实在没有任何值得炫耀、值得庆祝的地方。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之后，中国实际上并未建成统一的、真正的共和制国家，而是陷入了各地、各派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 中央集权独裁的满清王朝崩溃之后，这种各地、各派军阀割据，以及各地、各派军阀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发生的彼此连年征战不息的状态，虽然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但也因军阀们的时间、精力、财力都耗费在彼此之间互相争战之上，加之各方势力为赶时髦、为争取民心以及争取西方列强的好感，都纷纷打出了“民主共和”的招牌，因而不得不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以致使从1911辛亥革命成功起，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大陆为止的这一段时间(甚至包括直至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篡夺政权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内)，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统治者对社会、对民众的管控最为宽松的时代。 这为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迅速涌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此时除了西方的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等先进思想文化之外；进化论、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谬误和极端的思潮也一同涌入了中国社会。 正当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中国社会，一心想寻找一副救国救民的良方之时。此时由国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便迅速为许多处于仿徨苦闷、深感救国无门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所接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迅速被处于仿徨苦闷、深感救国无门的许多中国知识精英们所接受，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自由平等的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这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且看不到希望的中国知识精英和劳苦大众，具有不可抵御的巨大诱惑力和欺骗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又有些不谋而合，所以容易为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们所接受；三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向中国宣告要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众的好感。 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思想，最早是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的。到1919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已为不少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蔡和森……等最有名。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和当时的“第三共产国际”(简称“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为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就把处于战乱和贫困之中的中国当作其推广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便多次派人带著它们的指示和金钱到中国宣扬和推动中国的共产革命事业，他们与李大创、陈独秀……等中国共产革命的先驱多有接触。 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把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时，由于缺乏付印的资金，这年8月由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出资两千元给陈独秀，供他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付印，当月《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一千册很快就销光，9月印第二版一千册也很快销光。此后又多次印刷，到1926年，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己经印刷了17版，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的势头有多么的迅猛。 共产主义思想随著《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迅速扩散，这个在欧洲和俄罗斯已经徘徊了七十余年的共产主义幽灵，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华大地上旷日持久的徘徊直到今天。 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鼓动和金钱的支持之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著手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来因故，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共计13人，他们是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著全国58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实际上是主持和指导)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表明：它是一个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鼓动和金钱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党，它的成立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实施世界共产革命战略的一部份。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出思想理论、出金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建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一切行动都听从于来自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令 实际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壮大，直至最后在中国大陆取得“共产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两件事本身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的组织，而实际上中共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中，不仅几乎全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们本人也没有一个是工人或贫苦农民。他们之中除毛泽东一人连中专都未毕业(毛虽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了五年(其中预科一年)，但因数理科成绩太差而未能毕业)之外，其他57人都是中高级知识份子。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出自马克思凭自己的想象杜撰出来的、有先进思想、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和高尚品德的“无产阶级(工人)” ；按照马克思关于国际共产革命的理论，国际共产革命只能在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已走向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而且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同时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然而最早的共产革命却爆发在欧洲资本主义最不发达、无产阶级队伍最不壮大的俄国，而且当时仅在它一个国家就取得了成功。而被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还刚刚萌芽，真正的产业工人极少的中国，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完全不具备发生共产革命条件的地方，不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建立了共产党，并且在1949年中共就取得了中国大陆共产革命的成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革命成功之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消灭剥削阶级、消灭私有财产之后，先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建成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美好社会。然而事实确是：凡是共产革命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实观了马克思描绘给他的追随者们的：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目标。恰恰相反，凡是按共产体制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深重而持久的巨大灾难。 而中国共产党自它成立以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与在这些方面最极端的共产极权政权(诸如：前苏联、柬埔寨)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外来的共产主义极端思想和共产国际、俄共(布)的金钱支持之下而建立的政党，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之下，就把在中国推进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使命和奋斗目标。 从在中国鼓动工人罢工、鼓动农村中的地痞、流氓、懒汉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中共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等武装暴乱后，便开始了在中国的武装割据。 中共置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中国的野心于不顾，于“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于日寇铁蹄之下不久的1931年11月，就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注：1] 。中共在中国的武装暴乱和割据造成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使日冦认为有机可乘，加剧了日冦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在湘赣闽、鄂豫皖、湘鄂和陕甘宁等地发动的共产革命暴乱和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所谓“苏维埃政权”所推行的“士地革命”；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内战；以及中共内部残酷的内斗都给这些地区的民众(包括中共内部)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以致这些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革命老区”的地方，至今仍是中国大陆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由此可知中共当局在这些“革命老区”所发动的武装暴乱、“上地革命”、中共内部彼此之间残酷的内斗和“十年内战”[注：2]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到什么程度。 当中共流窜到陕北之后，此时已经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正把它的侵略魔掌进一步伸向内蒙、绥远和华北，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中共当局为了摆脱覆灭的命运，竟置民族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悍然唆使反动军阀张学良、杨虎臣发动了震惊中外、祸国殃民的“西安事变”。 尽管“西安事变”在前苏联的干预[注：3]和国民政府中以宋美龄、宋子文等为代表的有远见人士的努力之下，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未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使中国暂时摆脱了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 然而“西安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内部的混乱、虚弱，促使日本的军国主义份子产生了“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的错觉，从而促使了中日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便于1937年7月7日提前爆发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一贯打著抗日招牌蛊惑民众的中共当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一总方针成为洛川会议的决议。这一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为一党私利的“总方针”，成为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指导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告诫他的手下：“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国民)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和中共的这种不顾民族存亡，只图一党私利的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收编地方土匪和地方抗日武装以扩大中共的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泽东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卄四名、伪军一百卄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抗战期间中共当局不仅不积极抗日，一心保存、扩展自己的势力，还多次策反、收编甚至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队，如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生的晋西事变[注：4]、江苏的黄桥事变[注：5]，此外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还在其他一些地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力量[注：6]。除此之外，中共当局还暗中与汪伪政权和日寇特务机关勾结，向日伪出卖国军情报、与日伪军达成互不攻击的默契[注：7]。 中共在抗战时期，为了给自己扩大势力范围、扩展军队提供经费，竟然以“大生产”的名义在陕甘宁边区大肆开展鸦片种植，将所生产的大量鸦片运往沦陷区和国统区销售，危害那里的中国民众[注：8]。 在抗日战争中奉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己卖国政策的中共，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不仅毫发未损，反而得到发展壮大，其军队由抗战初期的两三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另有一百数十万中共领导的民兵(这些民兵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先后转为正规军)；其占领的地盘也遍佈华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地，为中共后来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羽翼逐渐丰满的中共，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的这一政治路线充分暴露了其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用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狼子野心，所以抗战胜利之后，爆发国共内战已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尽管抗战胜利后，中共当局迫于国内民众和各界政治势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压力，不得不也装出也赞同和平、民主的假象，以蒙骗国内外人士和舆论，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双方还签订了“双十协定”。 然而实际上就在国共和谈的同时，中共却在全国范围内抢占地盘、运兵东北，制造磨擦、扩充军队(把大量民兵转化成正规军、收编日伪军、地方武装和土匪、策反国民政府官兵) 、在国统区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欺骗拉拢收买民主党派……。中共利用国共和谈赢得的时间，迅速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和佈署。接著便撕毁刚达成下久的国共“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通过谎言、制造骗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内战爆发的原因和责任完全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 国共内战(中共称之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当局利用谎言、假象和对民主宪政的虚假许诺，成功欺骗了国内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迎得了他们的友持，又利用活跃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利用“反内战”、“反(国民党)独裁”、“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蛊惑国统区的知识份子、学生、民众发动反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并骗得了民心。 为了骗得解放区农民的拥护和扩大兵源，中共当局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区开展“士地改革”运动，把地主的土地财产无偿地分配给农民，然后以“保卫胜利果实”的名义诱骗、胁迫农民参军参战，这一召不仅使中共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而且使中共获得了源源下断的兵源补充。 为了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采取了许多卑鄙无耻的方法：为了弥补与国民政府军队武器上的差距，甚至不惜采取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有时甚至驱使无辜地富份子作前锋，充当砲灰以消耗国军的火力，然后共军再冲上前去击溃国军[注：9]；在围困长春时，中共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阻止长春市民逃离长春，让他们在长春城内消耗城中的粮食，故意在长春城内造成严重的大饥荒，在造成三十余万长春军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惨状之后，迫使长春城内守军“起义”或投降，从而迎得了长春城的“解放”[注：10]。这些做法充分表现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蔑视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本性。 在夺取了大陆政权之后，首先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了挑动农民对地主富农的仇恨，毛泽东指示：(土地改革运动)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组织的士改工作队的唆使、鼓动之下，贫下中农们不仅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有的连他们的妻女也被土改积极份子们瓜分；与此同时，土改工作队还唆使、鼓动农民对地主、富农进行批斗、殴打、残杀。据国内外揭露的资料显示：在“土地改革”期间至少有200万地主富农未经任何公正合法的审判，便被中共当局处决，地主富农们被“土改运动”搞得家破人亡。 1950年为了减轻前苏联在欧洲所遭受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压力，和实现将共产革命推往全世界的战略目标，在斯大林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怂恿和支持之下，北朝鲜的金成日发动了试图吞并南朝鲜的侵略战争，在遭惨败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不顾解放战争后，民众困苦不堪，百废待举，民众极需休养生息的严酷现实，也不顾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极力反对，于当年十月悍然出兵朝鲜，参加支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在付出了近百万中华儿女死亡，二万二千余人被俘，[注：11]；九十多亿原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和从事建设的宝贵资金[注：12]被白白地耗费在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之中。 在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不仅未能实现侵吞南朝鲜的目标，到双方于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时，北朝鲜还丧失了1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美军仅战死3.65万人(一说五万余人)，另有约6千人被俘，韩国战死13.79万人，另有数万人被俘，而北朝鲜仅被俘的就达十余万人，战死的至今未见北朝鲜公佈真卖的数据，估计不会比韩国战死的军人少(以上数据来自维基解密和美国、前苏联的解密资料)。 这场伤亡如此惨重、代价如此高昂、侵吞韩国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让北朝鲜丢失了1500平方英里国土的败仗，却被中共吹嘘成用落后武器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伟大胜利。 在“士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共当局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政府时代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被关押、判刑和处决[注：13]。在“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中共还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的城乡人口进行了阶级成份划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室儿女一起都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任人侮辱、欺压的“贱民”。 接著中共又掀起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侮辱、丑化，并迫使知识份子们以作思想检讨的方式，向自己自泼髒水、自我丑化，还胁迫、唆使知识份子们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互相丑化。 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对资本家进行打击、批斗和勒索他们的财产[注：14]。 中共于1955年发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迫害，并胁迫文艺界人士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注：15]。 1955年中共又在其体制内部开展了“肃反运动”，主要对其党政军干部，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清洗[注：16]。 1957年中共使用“阳谋”发动“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子、大学生、民主党派人士进行打击迫害，317.8万余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被判刑、被劳动教养，他们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农村，劳动改造思想；或是作为“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让他们从事打扫卫生和后勤之类的简单劳动，他们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与地富反坏份子一起沦为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溅民，从此将“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晋升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注：17]。 解放后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近四千年的脊梁骨。 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著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继续向世人展示著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荪(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注：18]、储安平(失踪，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注：19]、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北大唯一从未认过错、作过检讨的右派，她被长期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陈寅恪(著名国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 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 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表示臣服，他们不得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这些人之中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吴唅、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沉钧儒、史良、翦伯赞、赵朴初、雷洁琼……之流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强、郭永怀、程开甲、黄旭华、华罗庚……之流。这些人无视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他们绝大多数至死也未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泽东和中共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这些东西当作他们实现世界共产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到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产阵营的霸主地位，企图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技术上创造奇迹，全面赶上并超过前苏联及英美等发达国家，居然违背客观规律和不顾现实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提出所谓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企图在几年之内就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导致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生活日用品、粮食、副食品极度匮乏，从而导致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造成在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之下饿死4500余万人[注：20]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不仅如此，为了“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和农业夺高产、粮食产量放卫星，几乎砍光了山上的树木，铲光了地上的草皮，导致整个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西北、内蒙等生态系统脆弱的地方，这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仅危害那个时代，而且祸及子孙后代。像现在沙尘爆、泥石流的肆虐、江河的断流、水资源的枯竭、水旱灾频繁……等等，都是当年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 “大跃进”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严重后果，已危及到中共统治政权的稳定，中共当局不得不暂时放松了一点对农民和市场的管控。当国内经济刚刚有所恢复的时候，中共当局的党魁毛泽东，为了实现其将“党天下”转变成他的“毛家天下”并使它永世不绝地传承下去的封建帝王梦想，从而于1966年5月发动了以打击阻碍他向江青和毛远新顺利移交他打下的江山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为目的的、历时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了打倒阻碍毛泽东建立毛家天下的、那些为毛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的老干们，一开始毛也打算用他在中共历次党内斗争之中惯用的手法：先拉拢一批，打倒几个，然后再拉拢另一批，再打倒另外几个。所以当毛决定第一批要打倒的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和陆定一这几位关键老干时，从组织批判到最后彻底打倒前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到最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决是否通过撤销罗瑞卿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时，仅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通过。 这让毛觉得以这种方式来打倒那些劳苦功高的老干们速度太慢、风险太大，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也不可能全部打倒那些阻碍他把江山交到毛远新手里的全部老干们。善于蛊惑民众、善于发动群众运动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毛，决定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毛利用林彪和其他不明里就的老干们共同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不惜中断生产、中断交通、停课把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运到北京，以接受毛的检阅为名，毛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名义对他们进教唆和鼓动。唆使、怂恿他们回去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代名词)”的反。 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在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动和支持之下，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悉数打倒；或是将他们惩得服服贴贴、唯毛命是从。 在1967年元月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之内，刮起了向老干们夺权的“一月夺权风暴”，在此后的一两年内，就以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把从上到下各级被打倒的老干们手中的权力剥夺到由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和那些被惩得服服贴贴、对毛唯命是从的所谓“革命领导干部”们的手中。 毛通过“文化大革命”自认为已扫清了自己把“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的所有障碍，但直到他临死之前不久，他才撕下了披在“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假面具，露出了毛复辟封建王朝的真实面貌。 毛死之前的1976年7月15日毛神智清醒时，最后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等人时，毛在向他们交待的最后一份政治局常委名单时，排名次序依次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和张玉凤。对此张玉凤、毛远新都有详细记载[注：21]。这份名单终于暴露出了他发动这场旷日持久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毛远新为首的毛氏王朝。 然而毛死后不到一个月，毛复辟封建毛氏王朝的美梦，就被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等人于当年10月6月晚发动的一场宫庭政变击得粉碎。 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继“大跃进”之后再一次使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深渊，而且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中共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这些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对当时中国大陆社会所造成的明显的巨大灾难和破坏，其对中国大陆社会更为深远、更为隐蔽的恶劣影响，到今天已开始显现出来。 当年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余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一个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此外当年的“红卫兵”和“知青”们在他们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也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剥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无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当年的“红卫兵”们下放农村成为“知青”之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份丧失了通过教育和阅读增加新的多元文化知识来建立新的适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价值观念的机会。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至今仍定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价值观。这样的人，此后他们处在多么高的地位，就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前“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大陆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有多么深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中国大陆社会不仅至今仍远离民主宪政、至今仍与普世价值观念无缘，而且日益往毛泽东时代、往“文化大革命时代”倒退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造成生活物资匮乏、各行各业的发展陷于停顿甚至倒退，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和“红卫兵”们无业可就，只能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大陆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这已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时重新上台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并趁机从华国锋手中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及为了支持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难兄难弟、已被越南打垮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恐怖政权，中共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集结数十万兵力，悍然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给越南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中共军队在从它所占领的越南土地上撤军时，不仅劫掠了大量物资财富，还对越南的城乡奉行“三光政策”。此外由于越南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越南北部山区多为喀斯特地貌，不仅山势陡峭、多山洞易守难攻，使中共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国际上中共的侵越战争也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为了挽救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在城乡允许小型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在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平反，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对民众的管控也有适当的放松，西单民主墙，反映解放后的苦难、宣扬人性的伤痕文学、解冻文学大量涌现、知识份子被承认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份子已开始形成风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顽固保守派华国锋、汪东兴……等已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搞下台。 此时的中国大陆给人一种中共从此要洗心革面，要抛弃危害了中国；同时也危害了中共自己几十年的马列主义及其共产极权教条，从此将率领全国民众走上民主、自由、法制，繁荣、富强的正道的希望(包括一直对中共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笔者在内，当时都对中共心存希望)。此时是中国大陆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农民因分田到户从此摆脱了困扰了他们几十年的饥馑；工人因恢复多劳多得和奨金制度，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中青年干部因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而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当时的农民、工人、知识份子和中青年国家干部都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充满感激和希望。 而此时手握党政军实权的邓小平，如果能顺应世界民主化的潮流；顺应民众希望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抛弃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共产极权教条，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遵从普世价值观念成功的希望最大、遇到的阻力最小、付出的代价最小的一条途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邓小平有首的中共，竟然错过了这一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千古良机，邓小平也错过了使他自己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的千古良机。 邓小平为了一己和一党之私利，居然选择了一条在经济上适当引入一些市场经济因素，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而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其共产极权体制的、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道路，使他沦落为中国历史上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出于对自己个人和其共产党帮伙的利益的考虑，邓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原则”[注：22] ，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将以西单民主墙、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伤痕文学”、“解冻文学”为代表的啓蒙运动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且也断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好前程。使此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沦为现代版的以马恩列斯毛思想为体，以西方市场经济为用的新“洋务运动”。所以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与满清末年的“洋务运动”一样，失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邓复出掌权之后，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观访问，面对数十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声称为“万恶的”、“腐朽没落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裕祥和的社会风貌、文明而有教养的民众，这些无情的现实使邓及其帮伙的头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成就，也使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从事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潜力。这使邓产生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来推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想法。 为了挽救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和继续维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于是以邓为首的中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然而以邓为首的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是试图在维持中共领导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之下，利用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和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来摆脱眼前政治、经济上的困境，以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的目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市场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而这种经济形式只有在完善的、有效的法制社会之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才能有效遏制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弊端。 而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共产极权的非法制社会，引进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市场经济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弊端却完全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在经济得到畸形的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必将导致贪污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便是导致“八九.六四”事件爆发的根源，而被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非法废黜的、有真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愿望，且良知人性未泯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意外去世，却成了“入九.六四”事件爆发的导火索。 “八九.六四”运动期间，面对学生、民众反贪腐、反独裁、争自由、要民主的、有秩序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邓为首们中共元老们不是反省、检讨自己政策、方针的失误；不是采取妥协、引导、协商的方式来平息学生、市民的不满。竟然是采取激化矛盾的暴力镇压的方式来对待学生、民众的爱国举动。 先是把学生、民众的游行示威定性为“动乱”；接著又升级定性为“暴乱”；先宣佈戒严，接著出动数十万军警用机枪、坦克对爱国学生、民众进行疯狂的镇压和屠杀，导致数千学生、民众死伤的惨烈后果。 而对学生、民众的爱国举动持同情态度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被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非法废黜，并被非法软禁在家中直至去世。 此后中共当局并没有从“八九.六四”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反而是为了维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和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加大了对大陆民众思想言论的控制力度，加大了党内外异议人士的控制和打压力度。 从邓小平垂帘听政起，除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对民众的管控有所放松，对政治经济改革也进行了一些认真的试探之外，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上的管控有所松动之外，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到习XX上台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出现了向毛泽东时代大倒退的状况。习XX在经济上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大了对私有企业的管控和打压力度；通过一带一路加大经济对外扩张的力度；在政治上加强了个人独裁、集权、修改宪法，为自己像毛泽东一样长期把持党政军大权铺平道路；颁佈一系列恶法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力度；加大了对民众维权行动进行暴力镇压和舆论打压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内外异议入士、维权律师的管控和打击的力度；强化对习XX个人迷信的宣传力度；篡改党史、历史，试图漂白、美化“解放”前后中共对大陆民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回复到毛泽东时代作舆论准备。 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加强了在经济上、思想、舆论上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和蚕食；军事上习加强了对军队的清洗，力图使军队成为给习XX保家护院的习家军，投入大量金钱疯狂扩军备战，对外奉行武力扩张的军国主义政策；强化了对台湾和南海周边国家的武力威胁，与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 习还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国际大会上露骨地表示：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其试图把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推向全世界，完成毛泽东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用共产主义赤化全球的梦想，其狼子野心，已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习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内外政策，正在一步一步加速中共走向灭亡的进程。习上台以来以反贪腐的名义对党内高层和军内的异己势力进行清洗打压，己令中共党内军内高层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习修改宪法为自己长期独裁执政铺平道路，断送了党内、军内那些早就在觊觎习这个位置的潜在的接班人们的不满，这些人一旦时机到来，随时都有可能联合起来把习拉下马。而习的一系列政策正在为这些潜在的接班人们创造这一“时机”。 习对中美贸易战的误判、应对失策、习对党政军高层的清洗打压、对国内奉行的高压政策，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公然破坏，对香港民众游行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东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蚕食、和扩张，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武力威吓……等等一系列言行，都在加速中共走向灭亡的进程，都在为中共体制内的反对派在制造推翻习自己的机会。 所以国内外都有人将促使中共走向灭亡的“总加速师”的名号加在习的头上，实在是实至名归，习本人也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 纵观中共自它成立之日起，便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使和金钱支持之下，鼓动工人罢工、发动武装暴乱、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在苏区实行“士地革命”、挑动仇恨残杀民众；开展“十年内战”导致国共双方军民死伤惨重，使苏区的社会、经济遭到难以恢复的巨大破坏；为了挽救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唆使反动军阀张学良、杨虎臣发动了祸国殃民的“西安事变”，因而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又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奉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己卖国的方针，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和扩张自己的地盘。 抗战胜利后，中共不顾全国民众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强烈愿望，为了夺取政权，建立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悍然发动所谓“解放战争”；中共利用欺骗、隐瞒和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真像的宣传骗得了民心，用卑鄙无耻、惨无人道的战争方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建政后为巩固其政权、推行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展开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 从中共最早掀起的罢工、武装暴乱、十年内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侵越战争战中死伤的军民，和解放前解放后中共发起的数以十计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杀死的、被迫害死的、被饿死的中国民众据国内外的不完全统计：总数不低于八千万人[注：23] 。 中共不仅残杀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从，就连它自己内部也互相残杀，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党内互相残杀时曾说道：死于中共自己手中的共产党员要远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多。 中共诞生一百年来带给中国大陆的不仅仅是超过八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大量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逆转的毁灭和破坏，大量的文物、古建筑、历史文化遗迹被毁坏、无数珍贵的古代典籍被付之一炬，或是被当作造纸的原料予以销毁，而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被摧毁殆尽，而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槽粕却被中共不声不响地“发扬光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以毛为首的中共为了加强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集体化、对粮油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粮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中。 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和控制，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个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中共完全剥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正常情感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民众之间彼此争斗，中共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那样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遗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五类分子”的家属和处于最低层“五类份子”；农村分成国家干部、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五类份子”家属、“五类份子”。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险的手段来震慑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中共震慑、控制中共内部各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与此类似)。 到现在中共又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政治经济特权的不同层级的党政军干部及其离退休人员、红二代、官二代、国企和事业单位高层领导、国企工作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企老板、私企员工、小型国企和私企退休人员、农民工、农民和城市贫民等阶层，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以利于中共对他们的操纵与管控。 中共利用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现在还要加上中共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来剥夺民众手中的财富、剥夺他们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时间和精力。 中共还通过宣扬一些低俗、滛诲、歪曲历史、宣扬美化封建帝王的文艺、电影和影视作品；制作种类繁多的无任何现实意义、鼓吹暴力、美化战争的网络游戏来腐蚀民众的思想和意志、耗费民众本来可以用来思考现实社会问题的时间和精力。 一百年来中共通过隐瞒历史和事实真真像、颠倒黑白的宣传，通过学校、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对民众灌输被中共歪曲了的历史和事实真像、灌输马恩列思毛的共产极权教条以对民众进行洗脑，又通过严密的网络封锁管制，以阻止大陆民众获知历史和现实真像。以致到现在，大部份大陆民众对中共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和中共一百年来对中国大陆民众所犯下的罊竹难书的种种罪恶都缺乏起码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网络通讯已如此发达、生活水平较之毛时代已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毛粉、愤青、爱国贼、五毛党、鸟有之乡乡民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出了那么多诸如：孔庆东、金灿荣、金一男、公方彬、张维维、房宁、张召忠、宋晓军……之类的“砖家”、“叫兽”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大陆社会有那么多在这个社会底层苦苦争扎、自身的民主自由权力和尊严以及财富被中共当局几乎剥夺殆尽的民众，依然感觉岁月静好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唱红歌、跳红舞、怀念毛时代、怀念“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根本原因。 一百年来中共对中国大陆民众所犯下的最大罪恶，还不在于造战八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难以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惨重破坏、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且不可调和、民众的创造性和反抗精神几乎被扼杀殆尽、一切公共权力被以习为首的中共所垄断、民众个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几乎被中共剥夺殆尽……等等。 一百年来中共对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它对中国大陆民众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以及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论理道德观念的彻底的摧毁和扭曲。中共通过教育、宣传、洗脑灌输和一个按著一个的政治运动宣扬美化阶级斗争、宣扬中共的所谓党性，对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诸如：善良、真诚、爱美、同情心、对趋利心的自我遏制、对信仰和传统的敬畏……等)进行丑化、打击；对人性中恶劣的一面(诸如：自私、贪婪、虚伪、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进行褒扬、奖赏和鼓励。 中共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观念进极力的歪曲、批判和打击，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诸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君为轻，民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被摧毁殆尽；而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诸如：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韩非的严刑峻法、孔孟之道中的三纲五常、对以皇权为代表的权力和权威的顺从和崇拜……等)竭尽全力“发扬光大”(只有对商君书之类因其赤裸裸地反文明、反人性实在拿不上台面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只好釆取做而不说的方式加以推行) 一百年来中共以其倡导的无神论对大陆民众的宗教信仰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进行歪曲、丑化、打击、迫害；或加以收买以及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等方式使之异化成为中共的御用工具。 中共解放后首先通过没收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的土地、资产的方式断绝各种宗教神织人员自食其力的生活来源，迫使他们加入由中共统战部宗教事务局领导的各种宗教协会，然后由各地中共的宗教事务局向各个宗教场所拨付活动经费和维修宗教场所的费用，所有的神职人员都由各地的中共宗教事务局，依据他们对中共的态度评定级别，中共按级别给各级神职人员发放工资或生活费，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消灭了宗教、宗教场所和神职人员的独立性和独立生存的能力，成了掌控他们所有生存资源的中共的附庸和工具。 中共还通过市场化、商业化对神职人员进行拉拢腐鉵，使神职人员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披著宗教外衣的贪敛财物、贪图市俗享乐、欺蒙拐骗信众的伪神职人员，成为中共破坏人们宗教信仰的工具，这种情况在道教、佛教之中最为严重。 现在中国大陆除极个别的之外，几乎所有的道观、寺庙都被商业化、市场化了，成了道士、和尚、尼姑们与中共宗教局、旅游局沆瀣一气向信士、游人聚敛财物的场所。 依靠中共的施舍生活的高僧、老道、阿訇、牧师、主教们纷纷加入由中共领导的“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成为中共向外人展示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橱窗里的“花瓶”。中国大陆民众的宗教信仰就这样被中共当局摧毁殆尽。 而中共一直向中国大陆民众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已因苏联和东欧共产极权体制的崩溃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共产主义给大陆民众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和中共自身的贪污腐败，使得共产主义信仰不仅在大陆民众中早已崩溃，就连中共内部也很少有人还在保持这种信仰。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他们没有敬畏，他们的行为除了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之外，不受任何约束。这就是中国大陆社会一切罪恶、一切社会弊端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此外中共一百年来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各种政治运动挑动民众互相争斗，鼓励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友之间、师生之间、邻里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互相残害。奨励、吹捧出卖亲友、同事、邻里和朋友的卑鄙小人；打击、迫害、丑化坚守做人基本道德底线的正人君子，导致大陆民众道德沦丧、天良丧尽，各种伤天害理之事在中国大陆层出不穷。中共一百年来对中国大陆民众人性、道德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不仅祸及中国大陆的过去、现在，而且还将祸及子孙后代。今后即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之后，要恢复被中共摧残扭曲了的人性、要树立符合普世价值标准的伦理道德观念，不经过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顽强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由上面例举的事实和所作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中共建立百年以来祸害的不仅是中国大陆的过去、现在，而且还将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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