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運人士談中共政權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24日00:11:4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羅祖田：從六四後紅二代專權，看中共還有多少生命力 一、終結文革，改變毛澤東路線的權鬥因素。 作為中共也曾承認的一場空前浩劫，文革到底結束了也不能不結束。從常情常理和一般歷史經驗看，此時應是民情洶湧，大放悲歌時刻。只一個直接受苦難和被株連的人數，竟占了全國總人口約四分之一，便能想象此前的殺氣深重。但是上述情況並未出現。此前發生過的“四五”運動，當然部分地反映了社情，但整體上不但算不得民變，而且連民主行為都算不上。其中堅人物多為失勢的高乾子弟，得到了幕後大人物鄧小平的策劃與支持，反映的是失勢舊官僚的訴求。這一點預告了爾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舞台上的明星主演只能是那些在黨內，軍內擁有相當人脈和影響的老官僚。 民情的愚昧加上習慣了逆來順受，竟然還發酵為同情權鬥中失勢的舊官僚，對毛澤東的不滿也主要是針對他老人家不該重用身邊的幾個“佞臣”，於是，由偉大領袖傳位於英明領袖，便顯得順理成章。上層權力和社會生活皆平穩過渡，仿佛一夜之間，曾經的苦難生活成了遙遠的故事，如此中國特色不但不假，而且世所罕見。 近二十年中共屢屢宣稱它的統治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想來依據就在這裡。但是，存在的事物必定是有原因，不是存在的事物必定有理。否則，匪徒強暴婦女，女子選擇忍氣吞聲，或歸之於命，便也是合理了。中共統治的血腥與民眾的麻木，正是此種匪徒與受辱女子的關係寫照。 然而這號極不正常的關係便是皇朝時代也不可能持久，此種令人心情沉重，痛苦的關係當然不全是中共的原因。它反映了中共建立的共和國無非舊皇朝的借屍還魂，中共黨文化實際很契合中國傳統的皇權文化。中共摧毀了溫情的鄉紳文化和行業操守，卻光大了殘忍的宮廷文化與權術操作，當階級鬥爭發酵了此種皇權文化，便演繹了文革的種種匪夷所思。中共無論身處上世、中世、下世，不可原諒的罪行在於它對瘋狂嗜血行為的樂此不疲。因為他們關心的一直是享受權利的快感，文革後最是不堪回首失去權利的痛苦。但無論曉之以理或動之以情，於中共權貴仍無異於對牛彈琴。誠然，文革中失勢的官僚，某些人受到的苦楚較之階級敵人還不如。就事論事，對他們做過了，不合現代精神。但事態另有更重要的一面：此種互相仇殺越來越升級的慘劇，是誰主導的？無權無勢者是無此能量的，這一點，相信新舊權貴也否認不了。文革前十七年，自建政中共屠殺、侮辱、冤屈、餓斃了多少人，不下一億人，中共各級官僚該不該有點最起碼的懺悔？他們在十年文革的痛苦和民間未停止過的痛苦，兩相比較，天平該不該偏一點？ 沒錯，中共仍存良知未泯者，突出如胡耀邦。問題是彭德懷，胡耀邦只能是中共的異類，過去屬於鳳毛麟角，以後再無來者，而不倒的明星主演只能是鄧小平，習近平之流。至此，中共的性質還要論證嗎？ 不過，專制權力的醜陋不等於出不來歪打正著的戲劇性效果。往往，歷史是由“英雄”創造，中國是個有力證明。當時，禍國殃民的毛澤東到底死了，權力場與社會皆實現了平穩過渡，於中共本不失為幸事。但這是表面的風平浪靜，文革遺留的兩大後遺症皆急待化解。一是國民經濟已不能為繼，科學、教育、文化、醫療等民生工程必須恢復常態。二是需要平反數不清的冤假錯案，排除社會隱患，特別為失勢的舊官僚恢復名譽恢復工作，已利消除權力場震盪源。使用百廢待舉這個形容詞，可稱貼切。艱巨的任務落在了新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及其團隊身上。華國鋒就其秉性而言為人並不孬，才幹不足以駕馭複雜局面也是顯然的。例如，他的領袖像到處懸掛也就罷了，這方面很明顯有抬轎人的曲意迎合因素，但他到處用不可恭維的中學生書法水平去題詞，就缺失了自知之明。他最大的弱項是資歷淺，權力場少了自己人，秉性忠厚加劇了他對鄧小平等老官僚的獻忠的輕信。這樣的弱項連我們老百姓都能看出來，如何能逃過鄧小平等老革命家從絞肉機滾爬出來的犀利目光。他作為過渡人物乃是必然。 但又幸虧華國鋒秉性忠厚，中共上層未再上演血雨腥風場面。他若屬於毛、鄧之流，滿可以與江青暫且聯手，在毛的最後幾個月矯詔弄死鄧小平，去掉權力場最大對手。此前的粉碎“四人幫，”實屬江青、張春橋太不屑於華國鋒，導致了“兔子逼急了也要蹦三蹦。”當然根本原因在於，鄧小平既已獲得再出山機會，他就一定會要大顯身手。此非他的追求所決定，而是他的性格所決定。他有國家觀念，但無人權觀念。他的人情味只限於家庭。當然也不妨這樣說，專制體制下，成大器，幹大事的人還離不開這性格。 鄧小平既已出山，百廢待舉的現實於他一樣是個巨大考驗。相比較華國鋒，他的優勢在於資格老資歷深，故舊門生仍在，很多人仍掌實權和兵權，他的話有人聽。此其一。其二是他擅長以鎮壓開道的雷厲風行作風，此魄力在上層近乎獨有。不過，他也有無從克服的短板。截止1975年大整頓，他在黨內外的形象並不佳。他並無拿得出手的戰功；主政西南未有實惠於老百姓；不如彭德懷是公認的海瑞第二；強勢作風加上除毛皇外他看不起其他大員，使他從無真心朋友；文革初期對他的污名化仍餘音在耳；他寫給毛皇的檢討書和寫給華國鋒的表忠信，那些自污語言和屈膝態度當然情有可諒但也算不得光彩事。特別是，要讓自己東山再起名正言順，他就必須否定文革派才能自證清白，另須改變文革路線才能重建合理合法性。否則，他清算文革派便少了合理合法依據，也不能贏得大批覆出的舊官僚的誠心擁戴。這樣，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把經濟搞上去，便成了利劍出鞘。 此後的事態發展屬於開弓沒有回頭箭了。不能不說，鄧氏新路線契合了當時中國的實際。他一度重用的幾個人，胡耀邦，萬里，趙紫陽，莫不使改革大放異彩。既然國家生活出來了公認的良性變化，鄧小平當然樂於續舉改開大旗同時自覺不自覺地被改開推著走。因此，談韓信的功績，必要先談蕭何。反過來說，當時若無鄧小平鎮住場面，那三人很難招架住頑固派的圍攻。改革夭折是大概率。 我以為此便是鄧氏主導的改革開放由來。大勢逼迫是基礎，權謀策劃是槓桿，並未跳出史上專制王朝為化解重大危機的突圍套路。
二、六·四後復辟八旗特權制度，中共便準備好了也只能從此一條路走到黑。 改革開放的原動力是如此貧血，用鄧小平一句“摸著石頭過河”便足以反證出來。 為什麼要摸著石頭過河？古今中外，改革以圖中興的故事還少嗎？中國的專家學者並不少，如果改革的目的真是一心為了民族與國家，那麼只消交出這個底，要不要摸著石頭過河的答案很容易出得來。但是，這個底是不能交的，超出了鄧小平本意。很簡單，誠心改革，就要徹底否定文革，進而否定毛澤東，再往後就是否定共產黨，包括鄧小平。這題目太大了。既然只能在禁區內打轉轉，當然要摸著石頭過河。 六·四的無情鎮壓，無疑是學運，民運要闖禁區而觸雷。這雷，乃是中共中上層大多數人早就預埋了的，不應只歸罪於鄧小平一人。要讓這號體制下的國家機器驟然轉向，興許史有先例，但也會極少。中國不同於蘇東，它們至少還有個很突出的民族壓迫問題。鄧小平的罪責在於他殺人殺順了手，每到重要時刻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惜用滾滾人頭來立威，當時若換了另一人，例如觀念一樣陳腐但手軟一點的陳雲或楊尚昆，方式很可能大不同。 果然如此，就會有另一個很可能大不同，便是中共犯不著很快就徹底撕下遮羞布，公然赤裸裸地復辟八旗特權制度。他們不知道此事性質的惡劣和後患深重嗎？此事等於國家公器只配紅二代享有。紅二代裡面，又以老革命家子女優先。其發展邏輯必然是寒門子弟即便入了黨也只能是八旗貴族的奴才，黨國紅色權貴成了奴隸主，十億草民成了習慣法下的奴隸。這就比毛澤東時代走得更遠了。 事實上，蘇東地區的共產黨不曾這樣幹過。誠然，無分社會制度，這世界的權力場在哪裡都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但不等於哪裡都可以這樣赤裸裸做。騙錢本質上也是搶錢，但騙錢與搶錢給人的感受大不同。中國共產黨與蘇東的共產黨有同又有異，蘇聯境內一百五十餘個民族的同化遠未形成中國境內漢人占了壓倒多數。紅軍的坦克對東歐國家只能是恥辱。不應把中共行為事事都與馬克思學說扯一起，中共的黑社會基因更多，這裡是一大理由。 此種黑社會基因主要源自陳勝，吳廣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另類解讀，嚴重缺失貴族的大度氣質。爾後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隊伍，奪得政權後莫不是圍著坐江山，吃江山轉。可以說，鄧氏改革開放，出來六·四後從政治上說就終結了。從經濟上講全因了世界新變化，否則叫停也是大概率。 至此，中共完成了它的化蛹成蝶過程：由奪權時的小農流民革命黨，到建政後的兇殘法西斯黨，再到六·四後的驕奢淫慾奴隸主黨，一次比一次進步。 可悲的是，這樣明明白白的事理，幾個中國人正視呢？由這幫奴隸主主導的改開，真能把中國引上文明正道？ 當然，不少的中國人開始覺醒了。這從當局對各種刺耳聲音的高度敏感和恐懼，反證得出來。其實，新生的奴隸主，八旗貴族，某種意義上也是受害者，是鄧小平、陳雲之流把他們推上火坑的。使他們白日裡盡享榮華富貴，夜深人靜時一樣沒有安全感，因為須擔心變天后被清算。他們無奈無解的是，他們已無退路，因為欠下的債還不清了。這事，決定了中國尚未告別革命，不是和理非的善良願望能奏效的。
三、習近平新時代，鬧劇加丑角表演。
中共權貴沒了退路，當然得橫下一條心一條路走到黑。此為習近平得以登上大位的時代背景。 紅二代乃至太子黨並非鐵板一塊，需要對具體人事具體區分，但拙文只能談共相，不談殊相。整體上看，這個群體可悲可惡的成份遠遠大於可憐成份。 他們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畸形的，黨教育扭曲了他們的人性，家庭教育又助長了他們虛驕氣，文革爆發，他們被迫輟學，遭株連，必須上山下鄉。日子安定了，卻又紛紛過了而立之年，仍學無所長，身無長技，出路何在？他們慶幸的是血統高貴，發財，做官，混文憑不難。更兼門當戶對下互相聯姻，結成了一個一榮雖未必俱榮，但一損皆損的關係。有理由相信，日後中國的民主制度不會路途坦蕩，這個醜陋的蜘蛛網會玩花樣。當然，預計到了第四代，這個群體會走向分崩離析。至於現在，他們當然要捍衛紅色江山。其它的事，他們想不來也不願去想。 這裡插幾句：我曾接觸過幾個響噹噹的紅二代，其父輩皆是省部級以上高官。他們著名牌，開豪車，語氣壯，不屑於無背景的人，農民工無須說，中小企業主也不例外。因為農民工受苦遭窮是天生的命，企業主能掙錢乃是靠了共產黨。“你找死哎？”“老子做了你。”是他們的口頭禪。談及黨史，他們一套又一套。但知識老化，邏輯不通，多說上幾句話便暴露出驚人的無知。這就是中共的紅色接班人，自以為是的天潢貴胄。鄙人說過，從習近平身上看得見他們，從他們身上看得見習近平。他們當然熱衷於延安兒女聚會，唱紅歌，講正能量，認宗毛澤東。 近二十年他們的變化是：討厭江澤民，蔑視胡錦濤，近幾年也開始了嚴重不滿習近平。全因六·四以來首推“人心不古”，出來的不是他們希望出現的局面。他們的願景，是再現文革前中國社會大多數愚民擁戴共產黨的社情，至少也要再現改開伊始時少胡思亂想的社情。相應地，便是他們遷怒於這幾人的無能，不由他們不回味毛、鄧的手段，只一個本能便仇視搞亂了人心的民主、人權、憲政觀念。 江、胡兩朝，實在給足了他們面子，代他們管理紅色江山盡了心力，替他們呼風喚雨積攢了財力，他們仍不滿足，始終心病難去，擔心血統不純正的管家會引來和平演變。江、胡有何膽量否決習近平上台，敢不看仔細紅二代新貴抱團的力量。看看習近平上台伊始，紅二代發出的“不要打橫炮”的鼓譟吧，何其露骨又自信。 他們說不出的苦，還只能苦酒自吞，當然是習近平讓他們目瞪口呆。紅色江山接班人的代表，理應多謀善斷，張弛有道，盡顯紅二代特別太子黨的風采。習近平卻牛皮吹上天，笑料百出，原來只配做個鄉鎮黨委書記。事兒沒完，習大帝位子一坐穩，便不甘心被架空被遙控，招募了新人便淡忘了舊人。這不明明成了有了新歡便忘了舊情，甚或過河拆橋，但是遲了。他們只有一點尚能想得通，諒習大帝縱然疏遠宗室兄弟也不敢毀太廟，那只會先讓自己一下子變得什麼都不是。 今日中南海，夜裡是黑風寨，白天是馬戲團，習近平，是寨主加主演。 四、眾神的審判日，還應缺席審判已往的獨裁者。 我個人以為，需要關注今日中國的內外紛紛亂象，但展望未來，更需要關注兩條基軸線。1、中共還有多少生命力？2、總加速師還會鬧出什麼新花樣？ 先談第一點。 當今中國，無疑已被中共高度綁架，無分內政外交。說到底，是對人的綁架。 重心在黨內。普通黨員被支部書記綁架，小書記被大書記綁架，全黨被中央綁架，中央被習近平綁架，習近平又被黨的利益綁架，黨的利益再被各個利益集團特別高端家族綁架。那些高端家族成員又被位子、票子、面子、女子、親友綁架。 今天的習當局不但更加不信邪，而且視眼下的相對平安無事為制度優越的證明。習近平的紅衛兵視野肯定弄不懂戰後新的文明內涵，我度王滬寧也未必讀懂了世界史。他曾寫過一本書，叫《美國反對美國》，充其量屬於二流水平，與他的一流政客水平不相稱，中共竟視為至寶。因為美歐的長治模式決非幾個資產階級政客，學者的心血來潮，而是通過對三百年實踐總結的較優方案。簡言之，新生活方式的列車總在提速，對制動裝置的要求亦高。或者說，中共既然離不了工商業，又強令工商業服從農耕文明的權力指令，甚至用黑手黨規矩來指導工商業發展，如何行得通？這叫用后羿射日的神箭來射今日的衛星。此非講神話，他們的潛意識就有如此奇葩：既然神箭可以射日，射衛星也就不在話下。 再談第二點。 據說，習當局每月都要組織政治局學習會，學習什麼呢？吾等自不得知，但有一點我敢肯定，那些授課的專家是不敢妄議的，他們還要不要飯碗？他們作為國賓尚且如此，那些黨校，官媒，央視的編導人員又怎敢亂講話？這一來，那些官樣文章能當真嗎？ 看來，習總書記也有我們難以體諒的苦衷。他必須保黨。他不拼命保黨，他會是什麼呢？他敢讓戈氏葉氏的解散蘇共宣言出現在微信微博，供中國人討論嗎？沒有了黨，他若什麼都不是了，他還能保住乃父的皇陵嗎，他怎麼去見擁戴過他的紅二代，官二代？甚至他還會無顏去見老婆女兒。很可能，他還會丟掉性命。誰不惜命呢？而他惜命的表現太多了。 前進不能，後退無路，要他命的人越來越多，火星又去不了，他也就只能死抱權力不鬆手，繼續吹牛皮，嚇唬看不明真相者，把一切不軌行為和雜音消滅在萌芽狀態。如果條件具備，他也會冒險一搏的，例如武統台灣。其實他多半是虛張聲勢，要顯示他是男兒，但以攻代守，主動多了。一旦成功，他成了英雄，餘生就有了保障。我以為這就是習總書記現在的心態。說他向左轉開倒車，就事論事似也說得通，準確的說法他無非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哪個末世王朝，是對中世，上世開倒車？晚清幾十年，是對康乾時代的“倒退”向皇太極的“左轉”嗎？不得不說，持倒退一說者，和黨主立憲者，堅持繼續改開者，莫不對中共仍存幻想，近乎第二種忠誠。可惜，只要你不是自家人，任你什麼樣忠誠，中共已不信了。 具體地說，只要能躲過疫情追責，私下裡向美歐日印多示好，特別國內只要經濟不垮，每年能實現5%以上的增長率，當然是不摻水的數據，值此人人只認錢的中國社會，中共就倒不了，它就仍是大爺。如果此盛世也能持續五十年，中共便可能再活五十歲。因為一個眼下有奶便是娘的社會，操什麼空心啊。 可惜經濟規律不會聽中共的話。縱然世界資本仍如胡、溫時代大力幫助中共，中國仍會爆發經濟大蕭條。是因中國經濟結構不能持續發展，走的是一條屆時不發動戰爭就不能轉嫁危機之路。例如房地產，它曾有大功於民生，但十年前便已基本完成了歷史使命，今天仍大興土木已是盲目擴張，典型的飲鴆止渴。又如基建，它的回報周期從來都長，今天的內循環受得了十年二十年後才能見著回報嗎？遑論那些註定了永遠虧損的項目。這兩大支柱產業一倒，中國經濟還有什麼呢？ 當真對外發動戰爭？那好，美國和盟友正等著。 總之，認為中共三兩年內便退出歷史舞台，從國內社情看依據不足。去歲香港的抗爭如火如荼，隔河的深圳仍人人只求發財，是個有力說明。但若經濟大蕭條降臨，大量中產者三兩年內便返貧，原有的貧民活不下去，大資產者又一毛不拔，中共的喪鐘就敲響了，多半就是現在起的五年到八年。這又是中共自釀的苦酒，叫中共反對中共也可以。前面說王滬寧所寫《美國反對美國》無非二流水平，理由就在這裡，因為誰都一樣，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重要的是這條路上的糾錯機制。中共自建黨始，便無糾錯機制，但戰爭時期乃至改開伊始，曾有過糾錯勇氣和相當的糾錯行為也不假。今天，廟堂還有糾錯勇氣嗎？只恐想都不去想了。它太傲慢，連講道理的民運人都不容忍。它太貪婪，至今連個走形式的陽光法案都不肯出來。它太迷信謊言，終使自己掉入塔西佗陷阱。它太兇殘霸道，它的人權就是老子讓你吃上了飯你就該知足了。既然它壟斷了一切，把各行各業推向了只認錢，沒了錢它拿什麼養官，維穩？你不是大爺了，又欠太多的賬，又怎擋每個人登門討債？ 今日中國，若不能五到八年之內終結中共的變態統治，這個古文明將不是走向復興，崛起，領導世界，而是走向曇花一現的強盛，再迅速走向大動盪，長期嚴重貧困，更加社會不公，被世界孤立和冷對。事態很顯然，中共為了它的奴隸主統治利益，正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地鼓動民族主義激情。而這種瘋狂整體上竟然一呼萬應。清醒的聲音不被官方允許有市場並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這種聲音在各行各業中極少市場。而這種聽不得逆耳聲音的民族不可能有大出息，報應極難免。或許，此為自詡歷史悠久，文化優越文明的宿命，曾經的德、日也是受不了報應才回頭的。所幸的是，五至八年內，中共退出歷史舞台是大概率，對眾神的末日審判也就不可免。今天，我們追求民主的人不必氣餒，屆時，我們務必堅持對死去的獨裁者一併審判。民國從根本上否定對建立民國並非無貢獻的袁世凱，積極效應是爾後再無人敢公然稱帝了。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獨裁者，無分他姓毛、姓鄧，有過哪些行為，中國人需要從子孫後代著眼補上這一課。否則，民主制度下仍不免獨裁者借屍還魂。畢竟，獨裁者皆土生土長，不是天外來客。 張青：中共奪江山關鍵在蘇援 “百年魔怪舞翩躚”，恍如中共祖師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形容的“怪影”（或譯“幽靈”），“偉光正”這個荼毒生靈的惡魔，居然降臨泱泱神州快滿一百週年了！而它主宰大陸乾坤也近七十二載，按中國傳統說法是“六輪”。何故繼承孫中山憲政遺教的國民黨，1949年會敗於它而丟掉將近960萬（959.6960）平方公里的江山呢？ 對此，海峽兩岸政要及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下以為，毛所言值得思考。彼於登上中南海金鑾殿寶座前夕自詡：“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1） 相比之下，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紀律極度渙散，軍隊往往不聽指揮，無論黨政高層均派別林立，內奸層出不窮。故國共內戰只短短三年光景（1946-7－1949-4），便天翻地覆“金陵王氣黯然收”，最後蔣不得不退守東南一隅面積僅3.6萬平方公里的幾個孤島。 然而，上述“三大法寶”均屬內因。毛沒有提到外因，即蘇聯的援助。後者其實乃中共奪取江山的關鍵。 為此，我們可以簡略回顧中共自1921年呱呱墮地起的歷史。 毋庸贅述，中共乃列寧即俄蘇一手豢養出來的：始而給經費，繼而給軍火，二者綿延不絕。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哲學博士徐澤榮先生簡稱之為“餉械”。這有已經解密的蘇俄檔案為證。其具體數額是多少呢？ 先說“餉”。 據中國人民大學楊奎松教授考證，1920年夏天，上海中共小組成立之後，每月獲宣傳用的蘇餉1000銀圓；小組成員每人每月得作薪金的蘇餉30銀圓。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各地代表每人收到作旅費用的匯款100銀圓，13人共得1300銀圓。”（2） 中共“一大”前後的1921年7月至1922年12月，一年半中，蘇餉月額估計為1850銀圓”。（3）1923年月額1750銀圓，其中出版報刊和印刷傳單費用佔31%，各省市組織員、宣傳員工資（每月35銀圓）佔49%。而當時香港藍領階層最高的海員工資亦不過20-30銀圓。（4） 1924年I 月至1925年3月前後15個月的月額均為2250銀圓。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10500銀圓；1926年7月至9月24500銀圓；1926年10月至12月29750銀圓。”“1928年55000銀圓”（5） 蘇俄即列寧之所以如此大手筆地撥款給中共，乃基於其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目的。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時，列寧曾說：“共產國際的成立是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前兆，是共產主義即將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前兆。”而此前歐洲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國巴伐利亞等幾個於一戰後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均僅維持數月或數週，故列寧寄望於亞洲尤其是中國。這實際上乃蘇俄性命攸關，他們那怕勒緊褲腰帶也得給這個錢！（6）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李濟深在廣州積極響應，大開殺戒。同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分共”。中共黨人遭到鎮壓，轉入地下。旋即先後發動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十二月十一日），均以失敗告終。 同年9月9日毛髮動秋收起義，10月27日率其殘部到達井岡山，建立根據地。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朱德所部會師。中國工農紅軍正式誕生，蘇俄軍火的接濟提到日程上。 但此期間蘇餉有增無減，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28年7月－1931年6月）的向中發被捕後向國民黨的交代，三年間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每月獲蘇餉約55000銀圓。（7）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江西瑞金。政府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職）。經蘇方幫助，上海中共中央總部與蘇區間聯絡暢通，至1932年底前後，蘇方按每月七萬銀圓標準向上海中共總部供餉。（8） 小結一下：自建黨後迄遷贛前，前後11年半共138個月，如僅按蘇方預算月額計，上海中共總部共得蘇餉3998452銀圓，平均每月28974銀圓。如其中一半用於發放工作人員工資，則第一、二期（1921年7月至1923年12月共30個月）每月可養30人，第十一期（1930-1932年前後36個月）每月可養917人（9）。楊奎松文透露，1923年中共“三大”時已有黨員400人左右。 有必要提一下，蘇聯政府當時每年從中國東北中東鐵路賺的利潤據估計達到2000萬銀圓（10），故歸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用的錢來自中國人！ 1933年1月，上海中共總部遷往中央蘇區。至1934年10月止，蘇餉“總額為321.46萬銀圓，應由上海分批轉送瑞金”（11）。徐澤榮猜測蘇區總找陳濟棠、余漢謀（以美元）兌換。但對中共中央上海局（1933年1月至1935年7月負責白區工作），蘇方仍有定期撥款，只是數量大減。”（12） 共產國際執委會於中共中央和紅軍餘部抵達陝北彼此恢復聯繫後，給中共提供的資金數額大大增加。（13）楊奎松“信手拈來一例：1937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通知；蘇方匯去80萬美元由它支配。”（14） 楊奎松還寫道： “僅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抗戰開始後，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莫斯科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總數，就達到385.2394萬美元。”“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其他各種物資上的幫助，可以說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即使載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後，這種情況事實上也還在繼續著。……1944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還在向聯共（布）領導人轉達中共中央的援助請求，並提議幫助中共中央五萬美元。”（15） 不言而喻，蘇餉對於中共起了救命的作用。 下面說“械”，即軍火。 概而言之，早期蘇械輸共路線： 南線獲陳濟棠、余漢謀協助。其中，紅軍割據贛南時期乃為‘陳濟堂小道’：廣東始興－南雄－江西全南－龍南－定南－安遠－尋烏－會昌。陳濟棠運輸車從始興縣城郊玲瓏岩，或者南雄縣梅嶺下鐘鼓岩軍火庫，裝上蘇聯援共日制步槍及其子彈，經上述路線，至會昌縣筠們嶺卸下，交給中共外貿機構；然後裝上中央蘇區各礦運來的鎢砂，運返廣州或者香港出口歐美。蘇及中共已授權陳氏鎢砂貿易專營權作為對其協械中共之回報。（16） 以上是陸路。水路為於都江口至信豐，中經桃江與資水交匯處，由駐贛南的粵軍李振球（陳濟棠同鄉兼親戚）部以‘武裝截運’方式收貨，原船（固定為20艘蘇區木船）上駛信豐。”這些木船可於返程載回由始興、南雄武庫取出的蘇援槍支彈藥。”（17）此外，福建廈門－漳州也是中央蘇區白皮紅心港口，蘇海軍偽裝民船，專門用於秘運蘇援中共餉械，經廈漳口岸入贛南蘇區，兼且運人。（18） 至於北線陸路，也有兩條，先是：蘇聯－烏魯木齊－新蘭公路－蘭西公路支路節點陝西長武－甘肅慶陽。在慶陽卸下貨物，交牛馬隊、駱駝隊運往延安、河防、華北、華東等地。……後是：蘇聯伊爾庫茨克－上烏金斯克－恰克圖－外蒙烏蘭巴托－內蒙滿都拉口岸－百靈廟－大青山包頭段－後套黃河。此後，一支線去往陝西綏德以及河防大門；一支線去往內蒙伊克昭盟西部桃力民──鄂托克前旗城川－陝西三遍地區的靖邊－延安地區。這是1927年鮑羅廷由華返蘇之時大概踏察過的路線。（19） 蘇援餉械能安全通過傅作義晉綏軍防線，便是毛向斯大林建議的行賄之功。依按蘇規矩，既已給董其武小部份武器，那董就得派兵護送大部份武器由滿都拉口岸運抵陝甘寧邊區。（20） 再有空中輸械路線：蘇聯－新疆哈密－甘肅慶陽以及蘇聯－外蒙－甘肅慶陽兩條。偶可用作客運，到達延安。（21） 上述抗戰時期國際路線，均有蘇方文獻及中方展館說明文字與其引用文獻證實。前者如《關於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均為1935年蘇聯情報部門所撰寫，共產國際於同年據之考慮兩條紅色國際交通線。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諮詢此事，毛予以肯定答覆。（22） 由此可見，蘇援械餉使毛共得以一再“鹹魚翻生”，且於抗戰勝利後勢力迅速膨脹。 這裡補充一筆，即1945年6月，王震、王首道奉命千里迢迢率部五千人南下，建立湘粵贛邊根據地。實質旨在前往南雄、始興，取得該處剩餘的蘇援軍火。但8月下旬抵達該處後遭國軍數師包圍，無法與接應的東江縱隊會師，只好北返靠攏新四軍五師李先念部（後來二次內戰戰端即起自李部）。 至於共軍最終贏得內戰則須歸結於火炮之力，用徐澤榮的金句就是：“四野蘇援後膛火炮轟垮蔣家王朝”！（23） 說到此，不能不提出斯大林這個魔頭。早在1937年抗戰之初他就吩咐王明傳話指示毛曰：“火炮乃是現代戰爭之神，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首先建立砲兵部隊……我們準備幫助你們建立兵工廠，為此我們將提供一切設備和技術人員。”（24） 正是基於上述戰略構想，“蘇軍顧問選址蘇區著眼運炮”：贛閩邊蘇區可接收蘇海運至汕頭或廈門之重型武器；鄂豫皖蘇區可進擊寧滬杭後方；贛東北蘇區可聯通贛閩邊蘇區和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可奪取、保護將來中央紅軍西去北上背靠蘇蒙之時所需安全渡口；陝甘寧邊區、盛世才後方可作軍事基地；入綏遠東征軍可接受大批蘇援餉械；左右江蘇區可迎接法共越南地下組織，通過越桂公路、越滇鐵路，運進蘇援重型武器配套部件，然後將其裝上蘇聯軍用運輸機，運往三處較大蘇區，尤其是中央蘇區。（25） 就像粵語講的：“鳥槍換炮，零捨唔同（壓根兒不一樣）”。共軍拿到蘇援軍火後，戰鬥力大為提升。日本投降後國軍雖在美國幫助下迅即搶佔東北各大城市，可是蘇軍卻“將繳自日本關東軍、駐朝軍、溥儀軍的槍，繳自德軍的數量不明的槍，以及自身攜帶的美援美式火炮以及自產蘇式火炮的其中一部，還有坦克、汽車等”，全部移交給共軍。據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華語電台廣播《蘇軍粉碎日本侵略軍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所提供的資料：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萬－1.4萬挺，各種拋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餘架飛機和炮艇若干。”（26） 共軍接收蘇軍移交的美援火炮及蘇聯庫存炮彈後，炮兵佔盡優勢。淮海戰役中，由華北和東北送往前線的炮彈約有1640萬發，遠遠超過了國軍方面的相應供應數量。故徐澤榮稱：“國軍敗於共軍主因，乃為國軍不敵共軍炮兵。”（27） 在索炮過程中，曾留蘇八年之久的共軍四野軍需部部長楊至成（1903-11-30-－1967-2-3）居功至偉。1957年12月，毛設家宴招待楊氏夫婦，此為極為罕見的毛私人款待下屬之舉。但1967年初楊氏遭受文革衝擊，毛未予援手，致其激憤而亡。嗚呼哀哉！（28） 行文至此，有必要評述一下毛津津樂道的“三大法寶”。 先談共黨。它是“有紀律”，可是強調“個人服從組織，部分服從全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就造成領袖金口玉言，一個人說了算。跟邪教一個樣。 根據大陸最高法院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相關“法律”：“冒用宗教、氣功或者以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製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條規定的‘邪教組織’。”中共便是不斷“神化、鼓吹首要分子（毛），發展、控製成員”，和平時期造成至少八千萬人慘死，其中餓死至少三千七百萬，極大危害社會。何況該黨從未在民政部門正式註冊登記，顯然屬非法。 而所謂“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更是其萬惡之源。1886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寫道：“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更壞。”可見恩格斯晚年已修正了其理論，放棄暴力革命。列寧和毛共則食古不化，堅持武裝奪權，實行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就如同毛詩詞中形容的“灑向人間都是怨”，歐亞美非幾大洲的多個國家生靈塗炭，血流成河。 至於“自我批評”和“聯繫群眾”，前者可謂“馬列主義手電筒－照人不照己”毛根本不屑一顧，他自稱從來不下“罪己詔”；後者則屬騙人的別稱。毛口才和筆頭均十分了得，舌粲蓮花，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把不明真相的群眾哄得團團轉。抗戰時期他竭力鼓吹“民主”即是一例。不過，正如林肯所言：“你可能在某個時刻欺騙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某個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刻欺騙所有人。”文革期間毛所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很應該奉還給毛自己！ 講到共軍，固然有“苦大仇深”的貧民及其子弟，但更多的是被迫入伍者。這從韓戰後遣返戰俘的情況可見一斑：“志願軍”戰俘2萬1千人中，1萬4千人選擇去台灣，7千人願回大陸。後者先經隔離審查，繼則悉數開除軍籍（黨員開除黨籍），返回原籍農村種田，辛苦度日。前者在台衣食無虞，多數小康，八十年代獲准到家鄉省親，無不風光於桑梓。由此觀之，儘管一直處在共黨“絕對領導”下，解放軍未必百分之百“忠於黨”也。 末尾分析“統一戰線”，除了裡面的中共臥底（如民革王崑崙、民盟胡愈之等），其中組成人員不見得都那麽“革命”。八個“民主黨派”無非“上了賊船”而已。此乃毛1949年在河北西柏坡接見幾位民主人士頭面人物時的原話。 總之，一時成敗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毛共1949年在戰場上是贏了，可是兩黨決戰又豈止在戰場？中華民國依然屹立在台灣，以其憲政民主繁榮昌盛蜚聲國際！ 環顧全球，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仍屬主流，專制獨裁是逆流。歌劇《白毛女》宣揚“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毛魔頭就把人變成蟲－害人蟲（得勢者）或應聲蟲（附和者）、可憐蟲（芸芸眾生）。北京御用文人喜歡吹噓什麽共黨上台執政是“歷史的選擇”，殊不知歷史有反覆，套用駱賓王《討武曌檄》的話：試看未來的域中，竟是誰家的天下！（2021年4月12日修訂於香江） 裴毅然：馬克思主義之謬根 共產赤禍 國際共運，百年赤難。今年正值中共百年，還真該好好梳理總結一下中國赤禍，這項工作目前自然還只能在海外進行。寰內至今沒有最起碼的言論自由，恰恰正是中國赤難“標誌性建築”之一。 今天評說馬克思主義已非百年前瞿秋白的“隔著紗窗說曉霧”[①]，失去未來時的朦朧，共產赤說原形畢露，赤旗不再新艷。更重要的是：今人已能捏著結果下結論，實踐檢驗“真理”，最硬的論證。2018年10月，白宮官方推特帳號發文：“拋開政治不談，社會主義應丟入歷史垃圾箱。”[②] 不過，馬克思主義畢竟勃興百年，除了彼岸“時間差”，還有一些鮮亮外衣——人人平等、消滅剝削、共同富裕、大公無私、終極解決所有社會矛盾……儘管歲月鑒偽、赤禍證邪，但追溯吾華赤難之源，必須溯及馬克思主義，必須剖挖赤色謬根。尤其對“牆內”大陸同胞，“金盾”網絡風火牆長年阻隔海外正能量信息，大多數國人至今不知大饑荒，“80後”、“90後”有的甚至不知文革，進入暮年的知青一代也不清楚共產主義歪在何處，更不認識“民主自由”，狹隘民族主義泛濫，小粉紅分貝尤高。大陸意識形態，如今仍在“水深火熱”之中。 顛覆價值序列 任何社會制度實為各項價值之排序。所有顛覆性革命均始於否定既有制度合理性，而否定的核心，即在於顛覆性重碼社會價值序列。 人類從原始蒙昧走來，一路上的“規矩”只能約定俗成，存在即合理，形成自然人文生態，而制約社會制度的決定性要素為人性。因為，制度畢竟得為社會服務，至少得兼顧社會成員的個人需求（尤其自然需求），也必須保護生產力、維持社會秩序。長期沿續的制度，必含歷史的相對合理性。 人性，天然自成。《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人性核心內涵，本然之欲也。人之欲望，既為社會發展自然動力，亦為社會進化服務目標。合理合度滿足各種欲望，人類幸福當然之義。作為動物，人性本私也應私，必先利己才可能利他，必先自愛才可能兼愛。先己後人，方便自然，效率最高。因此，制度設置必須尊重自然，先私後公。合理的社會制度只能是人性的分泌，所謂社會進步，即制度與人性的疊合度拾階而上，疊合度越來越高，權益均沾率隨之越來越廣。 馬克思主義逆趨人性，高唱大公無私，從源頭上倒置價值順序。因此，所有赤國盡失第一生產力（社會成員的求富積極性），經濟立萎、饑荒踵至、長年短缺經濟。本應激勵努力勞動、勤奮工作的規章制度，成了經濟勒脖繩。毛澤東伸腿的1976年，中國人均GDP僅$165，[③]歐美1977年$6980。[④]經濟當然是政治的決算，經濟基礎當然最有力“說明”上層建築的質地。 價值序列的適時適度碼放（各種合理制度形成），無法人為設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前人經驗乃最重要台階。馬克思主義“兩個徹底決裂”，徹底否定前人經驗，宣稱太陽從自已腳下升起，以主觀設計取代客觀生態，先天性心臟病，危險性可想而知。 大凡成功革命（如英美），均為銜接性漸變式（不起撬近代社會地基的私有制），不僅成本低、動盪小，更因保持修正性而獲得靈活性適應性，一路證效——從一項成功走向另一項成功。國際共運因徹底革命而不可逆，最後只能碰鼻子轉彎，只能“二次革命”——對革命進行再革命，各赤國均經受兩次社會大震盪，先革私有制的命，再革公有制的命，來回兩遍大折騰，“學費”甚巨，全球殉難者至少一億。 文革後，中共被迫改革開放，實質悄悄“二次革命”——漸漸恢復私有制。所謂確立“市場經濟”，即赧顏否定1949年以來一力扶立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拆除經濟領域的“違章建築”。一路高分貝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用資本主義救社會主義的命。如今所謂“改革開放的成就”，均出自私有制，而非出自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公有制。 中國經濟所謂的“高速增長”，除了藉助私有制“煥發青春”，還有低起點的恢復性增長。別忘了，1949年遠遠落後大陸的台灣，2019年人均GDP$4.1萬，還翻你兩翻(大陸$1.03萬)；香港2019年人均GDP$4.87萬、澳門$8.6萬。[⑤] 理想懸離現實 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理想與現實、主觀願望與客觀可能，始終是一對主要矛盾。所謂歷史理性，即體現對這一矛盾的平衡掌控。馬克思主義擺錯理想與現實的位置，犯了低級哲學錯誤。共產主義以主觀願望強行超越現實，大方向悖反，原點即誤，放射出來的赤禍才如此巨烈。 就是按馬克思主義原理，也應客觀存在決定主觀認識，而非主觀意識決定客觀存在。共產主義無視自然人性、既有社會基礎等一系列客觀存在，逆向要求人性倒趨共產意識，逆天性而違自然，豈可得乎？ 中華祖先早有訓諭：中庸。中者，適也；庸者，常也。萬事不可極端。共產主義從根部起撬所有制，極端之極端，百年赤難再次見證“中庸”的含金量。 無產者無自由 所謂人權，財產權乃主軸，兩手空空者如何維護人身權益？一個伸手乞丐，如何保持自身尊嚴？還剩多少自由度？私有財產之所以神聖不可侵犯，就在於財產權不僅維繫社會制度（現代文明地基），也是保障個人自由的物質基礎。我們知青一代嘗過毛時代的紅色滋味，所有生活全得“組織安排”，從住房、調薪、移職……直至婚戀、生育，而之所以只能服從組織，還不是一個字——窮。無產者無自由。既然你的一切生活資源都捏在單位頭頭手裡，還有什麼個人獨立性？ 社會主義國家不僅生活窘迫，還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紅色恐怖百倍於白色恐怖。也正因為公有制無法分泌強大生產力，“東風”硬不敵“西風”，謗議四騰、怨聲盈衢，各赤國只能用槍桿子捍衛“社會主義優越性”，高壓維穩，封殺各種“陰暗面”信息，同時從言論思想尋找“階級敵人”，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搖籃中。 文革後，中共明知壞在共產大鍋飯，經濟上低首鬆綁，但囿於政權來源“合法性”，仍高調挺持“激情燃燒的1950年代”，拒絕對赤難根源的溯析。“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濃縮為關鍵兩項——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黨的領導，政權也；社會主義道路，紅色革命價值也。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核心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這兒的“代表”，毋須選票毋須程序。 結語 馬克思主義非不熟之果，並非生產力尚未達到相應階段而失敗，而是永不可能也不應實現，共產之弊遠遠大於設計之利。套用一句俗語：都是認識惹的禍！想要一步進入天堂，結果墜入地獄。 2006年，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1917～2019）： 我們在這個黨內生活了近七十年，我們入黨時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學、法治的新社會”還沒有到來。[⑥] 新華社副總編穆廣仁（1925～ ，1947年加入共黨）： 不能不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個人迷信時代所表現出的盲從和暴政下的屈從感到臉紅，既有損害個人尊嚴和人格的無休止的“檢討”，也有對“同類”無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類似的人不能說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間有一段甚至是“醜陋”。……認同“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奧斯特洛夫斯基）……[⑦] 為什麼追求七十年，目標與結果豁差如此之大？馬克思主義原點即歪呵！整個南轅北轍，背向而行，如何抵達彼岸？怎麼可能駛向目標？ 中共至今不肯降旗，還在堅持“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肯從意識形態領域折返，自然意在堅持紅色政權的歷史“合法性”。毛像之所以至今在牆、毛屍之所以仍然在堂，當然不是當今中南海對老毛還沒有“歷史性認識”，而是那份政治利益呵！“階級立場”呵！大家都懂得。可是，隨著紅旗褪色，失去馬克思主義的保駕護航，尷尬呵！中共當然明白一旦改旗易幟，那…… 中共百年，不僅中南海一切明白，國人也大多明白一切呵！ 張杰：中國極權主義研究 我們考察中共百年歷史，有一個很重要的視角，那就是極權主義。中國的極權主義從源頭上說來自於前蘇共。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說，沒有蘇共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有中國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對中國是舶來品，它與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1949年中共建政後，全盤蘇化，極權主義在中國像病毒一樣擴散、蔓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一直持續到今天。極權主義導致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最典型的就是毛澤東發動並念茲在茲的文化大革命。由於中國具有綿延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後，中蘇交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極權主義呈現出與蘇聯極權主義諸多不同的特徵。 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開啟了長達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綏靖政策的推動下，國家資本主義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由於後極權主義與市場經濟和中國人民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存在難以調和的內在衝突，鄧小平缺乏政治體制改革支撐的“跛腳鴨”改革開放弊端叢生，中國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順應世界文明的潮流走向憲政民主，還是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的老路？ 習近平的新時代給出了答案。他表示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出了“無有一人是男兒”哀鳴。他重新打出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通過軍隊整編、設立改革領導小組和反腐敗集中國家權力，他要終結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將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在國際關繫上，習近平拋棄鄧小平27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展開咄咄逼人、俯視世界的戰狼外交。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初，中國刻意隱瞞疫情，釀成全球上億人感染，300餘萬人死亡的慘禍。 習近平時代背離世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擁抱憲政民主的願望，它的逆風而行和末路狂奔正在喚醒世界和中國人民。中共極權暴政與世界民主自由面臨生死較量，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場雙方都輸不起的戰爭。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的圈，它從極權主義到後極權主義，再回歸到極權主義。 第一，極權主義始於“善”而終於“惡” 極權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按照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說法，柏拉圖的學說就是鼓吹極權主義的學說，而古希臘的斯巴達也具有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1]但阿倫特（Hannah Arendt）、塔爾蒙（Jacob Talmon）則認為，極權主義出現在18世紀，產生於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的發展，為它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觀念為構成要素。[2] 極權主義秉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但在19世紀上半葉逐漸分道揚鑣，形成了以列寧、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左翼極權主義和以希特勒納粹主義為代表的右翼極權主義。塔爾蒙在《民族的神話及革命的意向》一書中指出：列寧闡釋了無產階級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則強調了國家和種族。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左右手臂,宛如兩翼，但卻有著相同的特質並相互融合，最終演繹了二十世紀可怕的一幕。[3] 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4]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為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5]“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注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6]“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7] 關於極權主義的特徵，法國政治學家阿隆（Raymond Aron）提出了五要素說[8]，美國政治學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六特徵說[9]。1941年7月，時任民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了《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演講。在此演說中，胡適引述了美國作家、評論家伊斯特曼對極權主義二十個特徵的概括。[10]胡適認為，這二十個特徵準確地畫出了極權主義的猙獰面目。在本文中，筆者採納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全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通常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大眾政黨；使用秘密警察和國家暴力等機制的恐嚇體制；對武器和軍隊的壟斷；對通訊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制。[11]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而言，我們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 極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如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種族滅絕、蘇聯共產黨大清洗、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和中國1959-1961年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上億的人在這場烏托邦運動中成了無辜的冤魂。 極權主義一開始並不是“惡”而是“善”，是“拯救”，最後上升為國家意志，意識形態，並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最終從“善”走向了徹底的“惡”。[12] 第二，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 1949年中共建政後，國家制度全盤蘇化，成為蘇共極權主義陣營的一部分。但由於中國千年綿延不絕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後，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而使極權主義有了更多中國特徵，最終形成了中國版的左翼極權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與蘇聯極權主義具有相同的反文明、反傳統、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的特徵，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 一是，意識形態。蘇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構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中共的意識形態除了蘇聯烏托邦外，還雜糅了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思考和中國農民樸素的大同社會理想。文革中，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自毛澤東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二是，皇權專制。由於中共具有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中國極權主義具有強烈的傳統專制特徵。毛澤東直言不諱稱他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時代的領袖崇拜源於中國傳統的“聖君情節”和“權力崇拜”，如文革中主政上海的柯慶施所言：“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13] 三是，群眾造反。西方極權主義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是通過官僚機構自上而下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中國極權主義則截然不同，它採取群眾造反的方式，動員群眾推翻中共自己建立的官僚體制。毛澤東要阻止私有制對中共的侵蝕，他認為已建立的官僚體制將使中共蛻化為資產階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爐灶重建。群眾造反的方式為“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下而上。 四是，遊民文化。中國極權主義與毛澤東的個性有著密切關聯。可以說，沒有毛澤東，中國極權主義無非是蘇聯的翻版，甚至難以發生黨內大清洗。毛澤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總設計師和踐行者。毛澤東早年在外求學，後長期從事農民起義和軍事活動，對民間遊俠小說興趣濃厚，如《三國演義》、《水滸傳》[14]等，致使毛澤東的個性具有強烈的遊民特徵，體現為反社會性、攻擊性和殘暴野蠻。 毛澤東的反社會性體現在崇尚“鬥爭”，曾自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主張“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攻擊性體現在對政治對手的毫不留情，如他對待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殘暴野蠻體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他曾批示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反右運動中將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等。遊民文化不僅反映在毛澤東身上，在文革中也呈現出嚴重的流氓化特點。李慎之先生曾指出：“說句實在話，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遊民意識的大爆發。”[15] 第三，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 毛澤東去世後，“文革”隨之結束，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時代。筆者界定的鄧小平時代涵蓋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其基本特徵是：在確保共產黨統治的前提下，進行了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和較充分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控制適度寬鬆；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中國民族性，冠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弱化國有經濟，強化私有經濟等。 鄧小平時代結束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社會劫後餘生，休養生息。鄧小平時代也可以分為二個時期，一個是1978年改革開放到1989年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另一個是八九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到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在胡趙執政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社會自由寬鬆，大量西方學術經典湧入中國，這是中國難得的政治“小陽春”。但隨著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趙紫陽被罷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戛然而止。為挽救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鄧小平開啟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國開始進入到權貴資本主義時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淡化了意識形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開始強勢崛起。 如何看待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對此，學術界分歧較大。主要學術觀點有：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黨國威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 2005年，徐賁在文章《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殺為後極權主義時代，之後中國進入新極權主義時代。“中國的斯大林模式之極權主義時代隨著毛澤東的去世而結束，那時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政治上相對寬鬆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相對寬鬆和經濟改革的開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比較典型的後極權主義體制。[16] 徐賁認為，可以把中國1989年以後逐漸成型的這種制度稱為“新極權主義”體制，因為它不同於極權主義原型，但政治上與極權主義原型有極深的淵源；另一方面，它變自後極權主義，卻和後極權主義有明顯的區別。“新極權主義”是體現了部分地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之企圖的後極權體制的一種變形。寄生於這種體制的利益集團雖然通過採取這樣的變形得以生存，但這種“新極權主義”自身處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極權主義”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劇的現實表明，這種變形顯然不是一種具進步意義的脫困之道。”[17]“從“新極權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它的兩個原則。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識，此意識支配下的冷酷決定了它對被統治者不再“手軟”。其二是用靈活策略化解難題，為統治集團創造機會。這樣的靈活性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針（如鄧小平針對“姓社姓資”這個意識形態重大問題提出的“不爭論”方針）和經濟制度選擇等許多方面。”[18] 對於徐賁將“六四”後，鄧小平極權主義界定為新極權主義的觀點，筆者持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儘管“六四”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鄧小平開啟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造成了貧富懸殊、腐敗盛行、環境污染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危機。但它的極權主義特徵與文革結束到“六四”前並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社會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已。 張博樹將鄧小平時代極權主義界定為黨國威權主義[19]，但黨國威權主義不是一個政治學上的概念。根據他對鄧小平時代特點的概括，筆者認為並沒有超出後極權主義範疇，可歸為後極權主義。 馮崇義、張千帆將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界定為後極權主義。馮崇義指出：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和“文革”的結束，中國進入了後極權社會。這種轉變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隨著個人迷信的倒塌、共產主義信仰的崩潰和意識形態狂熱的消退，極權控制在合法性危機中發生衰變和弱化，變得鬆弛疲軟、力不從心；另一個層面是中共統治者為了轉危為安、挽回民心、休養生息，主動推行“改革開放”，給個人自主、市場經濟、國際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讓部分空間。從政權類型的角度說，後極權主義政權和一般意義上的威權主義政權，仍然存在本質的差別。最關鍵的區別在於，後極權主義政權對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控製發生鬆動和裂變而呈現半多元狀態，但在政治領域還維持著一元化控制，儘管這種控制未必向極權主義時期那樣密不透風、鐵板一塊。[20]張千帆指出：“從1989至今，中國政治基本上膠著於‘後極權’模式”[21]。李凡認為鄧小平時代不是後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他認為是晚期極權主義。但李凡對晚期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22]與後極權主義基本相同，所以，筆者將晚期極權主義歸併為後極權主義範疇。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觀點，理由為： 1、極權主義理論的通說認為，極權主義衰退後的階段為後極權主義。徐友漁指出：“半個世紀之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不斷分崩離析，到現在已不成氣侯。但極權主義並未壽終正寢，一種新形式的極權主義，即哈維爾說的後極權主義尚存活於世。這種極權主義和波普爾揭露批判的不同，它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即從柏拉圖、黑格爾那裡承襲下來的思想，而是靠慣性。統治機器依條例照章辦事，雖然沒有活力，但運轉依舊，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因循守舊、膽小怕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變化並沒有發生，大家都寧願順著舊軌道走。其實，這種狀況，不論對個人，還是對民族，都是不幸。”[23] 胡安·林茨（Juan Linz）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後極權主義”的觀點，對後極權社會的基本特徵作了如下描述[24]： （1）動員力：領導人和非領導人參與組織動員的興趣日益下降，對國家贊助的組織內的人員的常規動員，目的是獲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從。許多“幹部”和“軍人”只是職業家和機會主義者，對主導價值的厭倦、淡出以及最終的私人化成為公認的事實。 （2）領導權：後極權主義政治精英越來越強調個人安全，通過政黨結構、程序和“內部民主”實現對高層領導權的制約。高層領導人很少是克里斯馬型的，高層領導的選拔僅限於執政黨內，但很少取決於政黨組織內的事業發展。高層領導人可能來自國家機構中政黨技術專家。 （3）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責任的社會、經濟和體制多元化，幾乎沒有政治多元化。因為政黨仍正是掌握著壟斷的權力。 （4）意識形態：指導性意識形態仍是法定的，且作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對烏托邦的忠誠和信仰已經減弱。 2、鄧小平時代符合後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鄧小平時代經濟開放，社會控制放鬆，淡化意識形態，發展私有經濟等符合以上後極權主義理論。李慎之先生在《哈維爾文集》序言中寫道：“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25] 由於鄧小平時代處於後極權主義，並未演進到威權主義時代，這就註定鄧小平時代的政治脆弱性，也就習近平極權主義回歸提供了條件。 第四，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時代 隨著胡錦濤執政十年任期的結束，中共的權力接力棒傳遞給了習近平。此時的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但正如《零八憲章》所言：“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這一切都標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需要社會變革，需要走進憲政民主的時代。 習近平的父親是中共改革派人物習仲勛。習近平上台之初，眾多民主人士對他抱有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繼承父親的衣缽，像戈爾巴喬夫和台灣蔣經國一樣，順應歷史的潮流，實現中國憲政民主。但習近平卻選擇了背離世界潮流和中國人民意願的道路，從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歸。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的經歷表明，他的時代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一個人權災難的時代，一個國際關係全面惡化的時代，一個充斥個人崇拜、謊言和暴力的時代，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時代。 習近平時代並未告別鄧小平時代，它繼續對外開放，繼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體現在：1、全方位強化社會控制；2、通過反腐敗的名義打壓政治異己和清除政治對手；3、強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共產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4、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和弱化私有經濟；5、恢復黨政合一，政企合一；6、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5、打破鄧小平時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政治規矩；6、強行同化少數民族，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7、廢止中英聯合聲明，通過出台香港國安法和改變選舉制度，對香港全面管制；8、對台灣進行武力恐嚇，軍機、軍艦繞台常態化；9、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10、實施戰狼外交，俯視世界。 如何看待習近平時代極權主義？目前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新極權主義說 筆者曾在《習近平新極權主義時代》一文中指出，與江澤民的十五大和胡錦濤的十七大不同，十九大標誌著中共將告別近四十年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那就是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時代。它是中國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後最嚴重的政治倒退。[26] 張博樹認為習近平時代是新極權主義，它具有五個特徵，即：高揚民族主義大旗，訴諸“中國夢”，標誌著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轉換的最終完成；習重新回到個人獨裁，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習的個人認知層面似乎有某種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絕普世價值時更加堅決、鎮壓異議聲音也更加嚴厲，且缺少負罪感；同時繼承毛、鄧一切有利於黨國統治的東西，在打造“完美獨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經驗和教訓，可謂精準發力，更上一層樓；創造了黨國內政與外交相互支撐的新模式，對內實現“黨國中興”，對外催動紅色帝國崛起。[27] 第二，極權主義回歸說 馮崇義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習近平時代只是鄧小平後極權主義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潮。他指出：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並沒有超出極權或後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一種新的政權類型，沒有必要使用“新極權”這一模糊概念來描述。而且，將當前中國政權定義為“新極權”，誇大了它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即便是一黨專政與半市場經濟相結合，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都實行過，儘管原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有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8]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其二，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其三，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政治體制。”[29] 江棋生認為，習近平在言論和行動上都沒有反對和告別鄧（江胡）的改革開放政策：他沒有反改革，試圖從半吊子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返回計劃經濟；他也沒有反開放，意圖重新閉關鎖國。而正是鄧主張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從毛時代毫無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化的極權主義社會，走向鄧時代政治一元化、經濟和社會呈現有限多元化的後極權社會。習近平既在所謂“旨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開大計上沿襲鄧（江胡），未敢造次而鄧規習隨，那麼他上位以來所搞的，就顯然不是新極權。事實上，習近平所搞的，還是後極權。更精準地說，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鳴得意地翹起了尾巴的後極權。[30]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極權主義回潮”的觀點，對自己之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予以修正，其理由為：一是，儘管習近平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了重大改變，但這些變化並沒有突破後極權主義的範疇。今天的中國，政治倒退是明顯的，但與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還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公共空間尚存，儘管刪帖、喝茶已成新常態，但微博、微信還存在，一些公共事件還能掀起輿論高潮。大多數老百姓的私人生活還沒有被侵擾。二是，習近平時代還在演進之中，其極權主義回潮遭遇國內外強大阻力。名義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權力，但至今他連為文革翻案都做不到。三是，縱觀鄧小平時代，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也出現諸多新的特點，徐賁就將“六四”事件後的鄧小平時代稱之為新極權主義時代。事實上，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必須對他面臨國內外危機作出應對，都會體現出新的統治特點，都可以稱之為新極權，這樣相反模糊了極權主義的類型。至於習近平時代藉助現代高科技，如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現代通訊科技、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數據庫和健康碼系統等[31]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也只是控制技術的提升，並不構成一種新的極權主義類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了鄧小平後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向極權主義時代的回歸，它期待完成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輪迴，畫上一個極權主義的圈。 習近平的圈畫得圓嗎？我認為畫不圓。主要是民心和時代不同了。 極權主義的產生一般來說與國家民族危難、魅力型領袖和民眾被長期宣傳洗腦有著密切關聯，但今天的中國這些條件都不存在。首先，習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來喚醒中國人民族苦難感很難，因為今天中國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對富足。模糊的歷史記憶和多年來眾多學者對百年恥辱真相的客觀解讀已經消解了中國人“救國圖存”的激情。其次，習近平的權力來自鄧小平的“擊鼓傳花”規矩，他無法達到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威望。再次，四十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中國人民智已開，官方謊言欺騙很難。正如徐賁所言：既然民眾越來越不相信這些意識形態謊言，這些謊言就只能依靠強制手段才能維持著存在。這樣的謊言具有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瞭然在胸；雙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遊戲”，只要誰也不公開說出來。[32] 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無論個人崇拜也好，國進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列車仍然在鄧小平的軌道上緩慢行進。有中國朋友稱，在今天的中國，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與鄧小平時代差異不大，“馬照跑，舞照跳”。這個現象恰恰說明，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的過程並未完成，也難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國出現的仇視西方的情緒，基本上是民族主義導致的，這一點與毛澤東時代截然不同。極權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主形式，是一種群眾運動。但中國顯然已經沒有這樣的民意基礎。即使是粉紅，他們也以出國留學和享用西方奢侈品為榮。簡單地說，中國人很新，但習近平和他的時代很舊。 “馬克思在諷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崙的獨裁專制時說過，每當那一類歷史人物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無論習近平模仿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鬧劇。在中國從極權社會演化為後極權社會四十年之後，社會結構和世道人心都發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習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華民族在這些鬧劇中活受罪，根本無法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根本無法阻擋中共後極權政權的敗亡和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33]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輪迴的圈，但人類歷史或許正在畫另一圈，那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毀滅，它始於毛澤東，終於習近平。 王維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前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聽慣了的歌聲。2020年中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習近平就是中共的紅太陽、毛澤東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在CCTV《經濟半小時》被曝光，脫貧摻假主要涉及的是農村貧困人口飲用水問題。本文並不關注這個爆料是否是劍指習近平的脫貧奇蹟，而是關注人們忽略的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物理學系教授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徵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裡依靠的是自然淨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富蘭克林·H·金在1909年到訪中國，1911年撰寫了這本書，那時中共還沒有成立。中國五億農民依靠老天恩賜的資源，循環利用，精耕細作，造就了東方的永續農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與城鄉二元戶籍制使得居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動的改造山河運動，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河流乾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奪性的礦產資源開採、工業污染以及農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所形成的污染等，農村人口的飲用水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逐步顯現出來，一步一步地成為中國農村貧困的一個主要問題。遍布中國廣大農村的癌症村、不斷升高的癌症得病率與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實證。 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中國政府參加了這個行動，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大量貸款，外國專家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知識。兩年後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轉發了關於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文件，1991年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資金才納入五年規劃。參照世界銀行專家帶來的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和水利部制定農村飲用水評價標準，包括水量、水質、範圍和保障程度。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中國飲用水質量標準》，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與城鎮飲用水質量標準的106項檢測指標相比，檢測指標只有14項，而且限值標準低。可以說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而確保飲水安全被認為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但是按照2006年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制定的農村飲用水質量標準，中共的脫貧目標根本無法按期實現。為此，一個根本無權制定國家標準的中國水利學會於2018年出台了一個新的農村飲用水評價，再次降低了農村飲用水標準，特別是在水質方面，只要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即算符合標準。就這樣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謂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造了一個人間奇蹟。 最後回到陝西洛南縣，這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關中”之稱。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號稱森林覆蓋率68.9%。在水土資源如此豐富的地區，出現缺水貧困現象，這不是老天待洛南縣不公。陝西洛南縣脫貧造假，只是揭開了中國脫貧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現問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經40多年過去了，中共依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為什麼大量資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問題還是不能得到解決？還是需要依靠瞞報、需要數據造假、需要降低標準來粉飾。原因很簡單，沒有人敢於追究問題的來源。不知道問題的來源，是無法最終解決問題的。愛因斯坦說：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會有人這麼去做。本文嘗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陝西洛南縣脫貧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財經頻道在《經濟半小時》欄目中，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1]，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譁然，因為脫貧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可以標榜的最大成就。 根據記者的報道，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體現在農村人口的生活飲水安全問題上。這裡摘錄其中的幾段報道[2]： ——無水可用的村鎮，水利部門竟然“政績斐然”。 ——這位大姐介紹，從她住進這個院子就一直沒有通水，取水設施旁，記者看見水泥池子已經廢棄了，水管上的水龍頭也早已不見蹤影。 ——程線軍家真實的用水情況又是怎樣的呢？程線軍說，幾年前，他咬緊牙關、東拼西湊買來了拉水用的三輪車，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噸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幾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兩小時，燒油就得二三十塊錢。 ——為了更準確地調查脫貧群眾家庭用水的實際情況，記者決定跟著丁先鋒一起去拉一趟水。從村里出發，行駛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從陝西省來到了河南省的一個蓄水池。丁先鋒和兒子輕車熟路地做起了準備工作，把一節節水管接起來連到塑料桶里之後就開閘接水。在接水過程中，為了防止管子斷開，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裡，丁先鋒一直用手抓著接口處。記者發現，水裡明顯能看到很多雜質。丁先鋒告訴記者，在當地，像他這樣有車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實並不多。由於大多數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現在大多數村民還要花錢請人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 ——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由於取水困難，村民們只能是省之又省。 ——靈口鎮三星村同樣是在2019年退出了貧困村的序列。喬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裡從來不出水的水龍頭，就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她指著一個長滿了青苔、直徑不到兩米的水池說，這就是周圍十幾戶人家的水源。喬春娥嫻熟地撇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記者看到在水中還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喬春娥告訴記者，這個水窪可是周圍十幾戶街坊眼中的寶貝，等到天氣熱一點或是農忙的時候，大傢伙甚至搶著來挑水。 ——為了解決吃水難題，三星村的村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除了去水窪里挑水，一位村民還在房檐上鋪設了管子，這樣雨季來臨時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靈口鎮的走訪中，記者發現，很多面臨飲水難題的鄉親們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在他們家中的“明白卡”上，飲水一欄卻都打上了飲水安全的標誌。 （摘錄完） 洛南縣脫貧摻假主要涉及脫貧中確保飲水安全的四條標準：水量、水質、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證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無力支付和不願支付的高水價。 首先要糾正央視報道中對洛南縣區位和自然條件的評價。報道說，陝西省洛南縣是個偏遠的小縣城，在秦嶺南麓的山區里，受區位和自然條件的限制，這裡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攻堅一直是當地一項重要的任務。 洛南縣位於陝西省東南，秦嶺東段南麓，華山之陽，洛河源頭。這裡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史官倉頡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創文字。《河圖》《洛書》為《周易》之源，其中“洛書”，俗稱“神龜負書”出洛水於洛南靈口。曹植寫的《洛神賦》開篇就是：“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傳說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於洛水而為神。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秦始皇就是利用關中平原的經濟實力統一了中國。而洛南縣則有陝西小關中之稱，可見當地水土資源的富裕。 洛南縣面積2830平方公里，2016年戶籍人口46.33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64人（實際常住人口更少）。洛南縣屬於暖溫帶南緣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1.1℃，總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入選“中國避暑名縣榜”，全域處於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區。洛南縣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國北方地區、在陝西省屬於降雨多的地區。洛南縣河流眾多，境內長度在1公里以上大小河溝1366條，構成扇形或葉脈形的水系網絡，河網密度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大的河流上有屬於黃河水系的洛河和屬於長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資源較為豐富，總徑流量8.449億立方米，人均徑流量1824立方米，高於陝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橫穿洛南縣靈口鎮。洛南生物資源得天獨厚，種類繁多。大鯢、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棲息，設立靈口大鯢自然保護區。林業用地面積248.91萬畝，常見樹種160多個品種，主要有柏、松、殼斗、樺樹、楊樹、玄參、核桃、柿子、薔薇、漆、苦木、槭及竹亞等科，號稱森林覆蓋率68.9%。這裡做個簡單對比：德國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蓋率33%。 秦嶺被認為是中國的龍脈，中國風水最好的地區，也就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網密度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森林覆蓋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64人的地區，出現農村貧困人口缺少安全飲用水的問題，確實是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據說中國現行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指標，2020年收入達到人民幣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簡單說一共是三個概念： ——年收入4000元； 脫貧標準中並沒有關於飲用水安全這一條，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也有人解釋說，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這一條之中，中共政府部門在政府信息公開中是這麼宣傳的：提高政治站位，確立農村飲水安全首要位置。農村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全面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最基本的目標和底線性任務之一[3]。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指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飲水安全問題，是實現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總體目標中“不愁吃”的重點工作，是中央對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重要內容。[4] 飲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這一條之中，這個說法是來自習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習近平指示說：“還比如，‘三保障’工作不紮實，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等方面還存在薄弱環節。”[5] 2021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今天，我們隆重召開大會，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習近平特別指出：“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群眾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說明，貧困中的飲用水安全問題是自什麼時候開始？產生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到2020年底中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是否真正得到了解決？ 中共黨史認為，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共最為關心的問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國農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的問題，有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有水利灌溉設施匱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農村人口的飲水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個水資源條件相當不錯的國家[6]。人類逐水而居，過去中國農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說依靠水資源的自然分布而滿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詞人李之儀的《卜算子》中有：“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正說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此外淺層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來源。富蘭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中國的鄉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淨化的環境，實施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並沒有缺少飲用水的問題。筆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龍江省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插隊落戶。村子裡的老鄉大多數是從山東膠東半島“闖關東”到這裡來的。龍陽大隊四百多口人，村子裡有幾口水井，滿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國有不少研究毛澤東水利思想的書籍和文章，有紀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關心水利建設的書籍和文章，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沒有把中國農村飲水視作是一個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7]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現在官方版本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農村飲水工程建設……[8]專家們用筆輕輕一帶，時間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人口缺乏飲用水安全的問題歸之於老天，老天待中國不公。張春玲等在《淺析中國水資源短缺與貧困關係》一文寫道，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多，減貧任務艱巨。多數貧困農村水資源相對短缺，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供水安全難以保障，農業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張春玲等認為，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中國農村貧困、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飲水問題之所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正說明農村供水安全難以保障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勻，而是另有原因。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中共用城鄉戶口制度將農村人口牢牢地綁在那一塊土地上，哪怕是某個地區的自然社會條件發生了很大的不利於人類生存的變化； 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換地重整河山、大躍進、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圍墾河流、湖泊、濕地等等運動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 再者是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近10萬座水庫大壩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河流，阻礙了水的自然流動，致使河流自淨能力銳減； 第四是工業和農村中小工業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謂名列世界前茅； 第五是農村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範圍之廣，世界第一； 最後是中共對水資源的壟斷，控製取水權而收取高額水費。 黃河、海河、遼河、淮河、西北諸河流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量已達其可利用量的133%。為了彌補地表水的不足，繼而大量開採地下水乃至深層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壞了原有的農村人口的供水設施，導致農村人口飲水問題的範圍和嚴重程度不斷擴大。 劉昌明等在《淺析水資源與人口、經濟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一文認為：世紀之交，當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時，又面臨著第二貧困——水貧困，水的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突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斷是十分中肯的。劉文以黃河流域加以說明。首先是水資源開發過度，水資源利用率太高。根據國內外有關研究，水資源利用率超過40%的極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僅為719億立方米，1990年黃河流域工農業及城鄉生活總取用水量為478億立方米，1990年為517億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費，地下水嚴重超采。隨著工業與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斷增加，西安、太原、洛陽、呼和浩特等城市，由於連年過量開採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較大範圍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第三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污水排放量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18.5億噸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億噸，到90年代初達到32.6億噸。在90年代初，水質滿足III類標準以上的河段長度已不足總河長的三分之一。水質呈明顯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黃河流域的水資源危機。[10]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共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對黃河水資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規劃中都有黃河的分水計劃。劉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黃河流域及內流區水資源總量多年平均值719億立方米，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不可靠的數據。賈紹鳳，張士鋒在《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條件下，黃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億立方米，比原來估計的最高數低出許多。[11]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做黃河流域水量分配，出發點是那個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徑流量並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總是偏離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徑流量達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區還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計劃定量取水。這樣有的省區就無法得到計劃分配的水量。特別是特枯年份，徑流量的差額就更大。黃河三門峽站的實測年徑流量最大值為544.4億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僅為267.2億立方米（2002年）[12]。黃河幹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不同，各支流徑流量的年際變化更大。在這個平均值基礎上做的各省區的分配水量計劃，最後結果造成各省區搶水，使得原有的水資源顯得更加匱乏。而沿河省市搶水的結果，導致了中央政府對黃河水量更加嚴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國有工業。農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儘管黃河支流洛河發源於洛南縣，並穿過縣境，但是洛南縣的百姓，並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們沒有中央政府頒布的取水權。在中共推薦的電視劇《山海情》中就有具體的表現：黃河上劉家峽水庫管理處不給移民點放水、移民點不支付高昂的水費，就得不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水。[13]洛南縣的另一條大河是丹江，它是漢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庫，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進京的貢水，洛南縣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壟斷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權，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縣農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為所謂的“水資源匱乏地區”。 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馬上開始大規模的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開的。不久海河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庫，控制水源，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控制洪水。在建造水庫大壩的運動中出現了人民公社這樣半軍事化的組織。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動了水庫大壩的建造。黨委書記一揮黨旗，幾十萬農民上陣，推車挑泥。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現一炮炸出一個東川口水庫大壩的奇蹟。海河諸河流匯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決定在天津建海河閘。工程於1958年7月1日開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閘的泄洪能力僅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庫大壩沒有發揮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也包括一炮炸出來的東川口水庫大壩。一時間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於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閘的阻擋，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樣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廣大地區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特別嚴重。大洪水過後，1963年11月17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11月18日周恩來帶著錢正英等一大批官員到達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區再多建水庫大壩，在平原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衛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條新河，擴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彌補建造天津海河閘後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問題。開挖的五條新河及渠道破壞了華北平原的水系。平日裡這些新河中無水，但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隨著新河的開挖迅速下降。這就必須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裡才能有一點水。1965年之後，海河流域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乾旱，加上當時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修水利多產糧食，錢正英等號召在華北平原打深井、建機井。過去這裡提取的是淺層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時補給；現在提取的是隔水層下面的深層地下水，重新補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這樣華北平原上的機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於是又促使機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現了地面沉降問題，出現了深層地下水的水質問題。中共政府採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問題得以制止，結果是導致地下水全面污染。這樣，海河流域、華北平原就成為了中國水資源特別貧乏的地區。這個水資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而是中共人定勝天、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黃萬里先生在《致水利部錢正英部長的一封信》中對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黃萬里先生還指出，淪陷（日本侵華）期間華北普遍設有手壓吸水機，每機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淺層水灌五畝地[14]。這也是當時華北平原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 淮河流域則是中國地表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淮河流域第一次爆發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的時間是1994年7月。當時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庫乘機開閘泄污。洪水所經之處魚蝦盡死。沿河各自來水廠被迫停止供水長達54天之久，百萬淮河民眾飲水告急。中共政府出台淮河流域治污規劃，從1995年開始在淮河流域進行大規模治污行動，要實現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經過10年時間，花費巨資集中治污以後，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淮河又爆發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污染事故。據說淮河裡“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洪澤湖湖面約3500平方公里，蓄水總量約30億立方米，成為完全沒有水功能價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溫比亞”颱風影響，淮河流域出現大暴雨，上游水庫泄洪夾帶污水，造成洪澤湖湖水污染，大量魚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署名為“徐超-環保研究員”的新浪微博用戶表示，中國數十“癌症村”中，64個由水污染導致，排名第一。國內網路上更是出現了《在中國，90%的癌症，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和中國協和大學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聯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發表，圖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環境變化、水污染頻度時空變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腫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圖。圖集利用現有監測數據，通過對數據進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腫瘤死亡水平變化。圖集向中國民眾揭示了水污染與腫瘤發病率之間的關係。根據《德國之聲》報道，中國環保人士認為這是官方機構首次證實淮河兩岸數十個“癌症村”的出現與水污染有直接關係。[18]最近幾年，“中國癌症發病率全球第一！”“中國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這樣的消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19]由於高額的治療費用，一個癌症病人可以摧毀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談癌色變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圖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著受污染的水，請求環保團體幫助檢測，希望能有科研、衛生部門和環保團體寫出評估報告，具體證明癌症村居民得病與企業排放污染物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沒有一個科研、衛生部門或環保團體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受害的居民，也沒有一個法院接受這樣的案件。科學家只是提供理論性的、宏觀的認識，不敢深入到具體的個案，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與中國式“氣候變暖”》一文中寫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優美的詩歌讚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嘗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純淨，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傷脾胃又滋潤水田，這就是有八種優點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年他出家時，拉薩河水可以喝，絕對不可能有什麼病毒，但現在很可惜，河水已經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區對黃金等礦藏的野蠻開採。有的礦區甚至就沒有設置污水處理，導致含有化學藥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莊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從遙遠而崎嶇的山後連接簡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農牧民患上難治的怪病，生活變得很艱難。[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質變壞的過程。 中國農村飲水問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顯露出來。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7年3月在阿根廷馬德普拉塔召開的聯合國水事會議上．提出了開展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活動的建議[21]。1980年聯合國第35屆大會決定：為實現“人人享有安全飲水與衛生”的全球性目標。自1981年至1990年定為《國際飲水供應和環境衛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預計這項活動將耗資1400億美元。[22]。 中國政府決定參加這一活動，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獲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在這框架下，聯合國所屬機構如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開發計劃署等多項國際支援與合作項目在中國多個省份展開，加快了貧困農村地區供水與環境衛生改廁的進程。從1985年至2004年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共投資約69億美元，其中世界銀行貸款約33億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統6042處，分散式供水系統65772處，供水受益人口2437.71萬人，其中自來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隨著世界銀行等機構資金的投入，外國專家也給中國帶來了農村給水設計規範、農村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等新的知識以及規範、規程和標準等。比如世界銀行投資項目規定了世行貸款項目供水工程建設的人均綜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資額的指導控制標準。在中國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國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資額控制的標準為30美元/人以下。[24]請讀者在這裡注意一下當時定下的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每人每日60至100升。 配合聯合國的活動，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暫行辦法》。這是中央政府批轉的第一部有關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轉了《關於加快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問題的報告》以及《關於農村人畜飲水工作的暫行規定》。[25] 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紹說，根據1987年的統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用水標準不一。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農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國共有牲畜2.8億頭，其中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區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頭每日飲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頭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標準，當時還定下一個飲用水困難的取水距離標準： ——用水距離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1.65億，牲畜1.07億頭[26]。這篇文章收在錢正英主編的1991年出版的《中國水利》一書中，該書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來頭，該書錢正英主編的最重要書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解決農村飲水困難才正式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在中國一項工程只有編入五年規劃才算是受到了重視。1991年國家制定了《全國農村人畜飲水、鄉鎮供水10年規劃和“八五”計劃》（“八五”計劃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困難納入《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進一步通過財政資金和以工代賑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銀行的貸款，中國多個省市開展了解決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的工程，如甘肅省實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貴州省實施了“渴望工程”，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380飲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在國家統計局編寫的《新中國五十年》一書中指出，到1998年全國農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水[28]。 《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顧歷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按照1984年發布的農村人飲困難標準統計，到2000年底，全國農村仍有4639萬人飲水困難，其中2042萬人屬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2597萬人是由於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國家編制了《全國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十五”規劃》（“十五”規劃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階段解決農村飲水困難的目標，第一階段解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的飲水困難問題，儘快完成和實現該計劃所確定的飲水解困任務和目標；第二階段解決新出現的飲水困難問題，力爭到“十五”末基本解決我國農村現存的飲水困難問題，保證群眾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5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29] 根據中共政府發表的數據，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再解決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中國農村的飲水困難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到了2004年底，出來了新的數據。根據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分散式供水人口為5.8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為3.6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8%（主要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2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34%。其中，飲水水質不安全人口為2.2722億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人口為9558萬人，占飲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數據暗含中國農村人口9.4億。 經過2001～2004年四年時間，投資682.5億元資金，原有的有飲水困難問題的5618萬農村人口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到3.228億人，其中70%的人是因為飲水水質問題，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證率低、取水不便，可見中國農村飲用水的水質是主要問題，而不是中共所稱的水資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勻造成的水量等問題。扣除2005年《應急規劃》已解決的1104萬人，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為3.1176億人。原定的目標，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存在的飲水困難問題可以基本解決，群眾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證，全部泡湯。中共政府未解釋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計劃在“十一五”規劃期間解決3.228億人中一半即1.6億農村人口的飲水不安全問題。以2005年為價格水平年，實施“十一五”規劃全國人均需要投資403元/人，西部、中部、東部地區分別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資650億元。 五年之後，出台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總結道：“十一五”期間，國家累計安排投資1009億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590億元，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超額完成任務。《規劃》還特別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農民飲水問題，不斷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計解決了4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十一五”期間解決了2.1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裡暗含從中共執政以來至“十五”期末，解決了1.9億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這個數據與《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中的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了約2.16億人的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信息是矛盾的。《規劃》又提出了“十二五”時期要解決全國2.98億農村人口（含國有農林場）的飲水安全問題和11.4萬所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使全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質量和工程管理水平顯著提高。[31] 據說“十一五”期間超額完成任務，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一五”規劃時，中國農村飲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億人，解決了2.1億農村居民的問題，應該還剩1.128億人，但是“十二五規劃”期間卻要解決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人口是2.98億，又多出了1.148億人。 “十二五”結束時，水利部部長陳雷宣布，“十二五”期間解決了3億多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決6434萬農村居民和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32]又比原來飲水不安全的2.98億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張漢松總結說，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通過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億元，其中中央投資1825億元，解決了5.2億農村居民和4700多萬農村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十三五”期間（2016年至202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擬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20億元，重點用於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情況。 2020年8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宣布，中國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已得到全面解決。“十三五”期間，中國決定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鞏固提升受益人口2.56億人，其中解決了1710萬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全國農村集中供水率和自來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別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將“十三五”期間的成績做些修改：“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和鞏固提升工程，累計解決2889萬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飲用水量和水質全部達標，3.82億農村人口受益；貧困地區自來水普及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從上述發表的數據可以得到下述解決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的累計數字： 到1999年底中國累計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的人口：約2.16億人； 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期間（2005年至2015年）：5.2億人； 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年至2020年）：0.2889億人（不包括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累計7.6489億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人口9.4億人。那麼從1949年到2020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員劉善建《中國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據1987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需要解決飲用水困難的地區的人口為1.65億，占中國農村人口8億多的20.6%。 對比兩組數據，5.9989億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後產生的。這些有飲水安全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不是確定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標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標是大大降低了，特別是水質指標。 下面談談農村飲水水質標準的變化。 根據水利部農村飲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數據，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國債資金97億元，地方和群眾籌資85.5億元，一共解決了561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問題，基本結束了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歷史[35]。 至2004年底中國農村嚴重缺乏飲用水的問題已經基本結束，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時中國農村飲水的嚴重問題才真正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這是中共最高層對大好消息的非邏輯信反應。2005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人民群眾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座談會提出：“要把切實保護好飲用水源，讓群眾喝上放心水作為首要任務。科學規劃，落實措施，統籌考慮城鄉飲水，統籌考慮水量水質，重點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鹹水等飲用水水質不達標的問題以及局部地區飲用水嚴重不足的問題。” 按照中央領導關於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編制了《2005～2006年農村飲水安全應急工程規劃》，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規劃。按照國家對“十一五”（2006至2010年）規劃編制工作的總體部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關於“加快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水利部和衛生部共同編制了《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規劃》。在這個規劃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36] 《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兩個檔次，由水質、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證率四項指標組成。四項指標中只要有一項低於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為飲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項指標如下： 水質：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的為安全；符合《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的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根據氣候特點、地形、水資源條件和生活習慣，將全國分為5個類型區，不同地區的具體水量標準可參照附表確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10分鐘為安全；取水往返時間不超過20分鐘為基本安全。 保證率：供水保證率不低於95%為安全；不低於90%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衛生部頒布的《農村飲用水安全衛生評價體系》中的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指1985年由衛生部提出的國家標準（GB5749—85），該標準適用於城鄉供生活飲用的集中式給水（包括各單位自備的生活飲用水）和分散式給水。這個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共有35個指標。 對於農村飲用水則採取更低的要求，即農村則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檢測指標從35個減少到20個，許多指標的限制值也都放寬。 城鎮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要求高，農村居民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低，在中國這個二元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合理的。這是因為城鎮居民的命貴，農村居民的命賤。 2006年12月29日衛生部聯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85）。新標準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1985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只有35項水質指標，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增加至106項水質指標，其中新增71項，並修訂了8項。 據說2006年《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歐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國（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羅斯（俄羅斯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 2002年1月實施）和日本（日本飲用水水質基準（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質基準に關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是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共媒體確實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也有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在城鎮供水方面，水質指標從35項增加至106項，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對農村的水質要求，水質指標從1985年的20項減少到2006年的14項，一些水質指標的限值也有了放寬。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的標準比城鎮使用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低了許多。 農村和城鎮飲用水標準對比： 指標 農村標準 城鎮標準 按照規定，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全部指標最遲於2012年7月1日實施。但是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沒有一個城市的自來水廠可以說，它的自來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這106項水質指標的要求。大多數自來水只能滿足部分水質指標的要求，所以自來水廠只是公布它們檢測合格的指標，不合格的、沒有檢測的指標就不公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雲川曾經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對於國家規定的106項飲用水指標，能夠滿足檢查的儀器設備不足50%。最嚴重的、對人體危害最大的指標，沒有辦法檢查，甚至連裝備都沒有。”[37]國內媒體時有報道說，某某水廠的自來水106項指標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這些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按照質量標準，自來水中不得含有大腸菌群、耐熱大腸菌群和大腸埃希氏菌。但是無論自來水廠設備如何先進，也還是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城鎮自來水質量不好的關鍵在於原水質量不好。按照中國現行標準，自來水廠水源地的水質達到III類水即符合標準。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陶濤教授認為：“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污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38]陶濤教授沒有道明的是，現行的III類水只是過去的IV類水，是污染水，是不能做飲用水水源的。現行的II類水是過去的III類水，是合格的飲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過降低標準，才使得中國地表水水質的數據變得好看一些，但是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的事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筆者的《連個水都沒法喝 厲害啥？我的國！》[39]。 同樣，針對農村地區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質指標及限值》也難以得到完整的落實。如前面已經論述的，確保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中最基本的底線。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目標：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40] 到2020年，確保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這是習近平定下的死任務，而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是實現脫貧的前提。如果繼續執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那麼“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說中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 2017年11月，中國水利學會開始《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的編制工作。標準於2018年3月29日通過理事長辦公會審議並發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8年8月，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了《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水農[2018]188號）。該《通知》規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國水利學會發布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開展農村飲水安全評價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國有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編制的，一套是建設部編制的（兩個部的名稱時有變化），鬧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是各地自來水廠屬城建部門管理，根本不聽衛生部的。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織、協調和編制國家標準。2006年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制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國才有統一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如今，中國農村地區又有了兩套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一套是衛生部聯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編制的；一套是中國水利學會編制的。中國水利學會編制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並不是國家標準，而只是行會標準，並不具備權威性。而且中國水利學會編制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標準低，起不到保護公民身體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發布的《關于堅決打贏農村飲水安全脫貧攻堅戰的通知》，卻同意採用了這個低標準。 2018年與2004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的對比 通過對比可以看到，2018年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比2004年的標準更低，特別是在水量和水質方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幫助中國搞農村供水設施，制定的人均綜合用水量標準是：在氣溫較高的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氣溫較低的北方，人均綜合用水量的標準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標準降低為每人每天可獲得的水量不低於40－60升為安全；不低於20－40升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標準再次降低，豐水地區每人每天可獲取的水量不低於35升，缺水地區不低於20升。 農村飲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須的飲用水，燒飯燒菜用水，還包含日常個人衛生用水，即洗臉、洗澡、漱口用水等，並統籌考慮飼養畜禽和二、三產業等用水等等。 作為對比，2018年中國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國農村地區脫貧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不低於20升，僅為城市人均消費量的15%。用這個標準來判定是否脫貧，實在是太低了。 在水質方面，2018年的評價標準更是沒有了道德底線。2004年農村實施《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準則要求裡面有水質標準20項，與當時城鎮實施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質標準35項相比，一半多的指標要求檢測，雖然各項標準的限制值有所差別，但也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才能確定是否合格，就是說，還有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到了2006年，水質標準下降到14項，但是各項標準依然保留有限制值，也還要經過實驗室的化驗。到了2018年，水質標準只剩下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和無異色異味。就是說，水質檢測不用到實驗室去了，沒有任何定量的指標，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聞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質的好壞了。難怪洛南縣農民從取水點拉回來的水，用紗布裹住管子，就算過濾了。這樣經過紗布過濾的水，就能滿足2018年水質標準的要求了。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喜歡說“與時俱進”。但是中共在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標準方面，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頒布的農村飲水安全的低標準，才有了2020年全面脫貧的勝利。這種勝利有意義嗎？喝了這種“合格”的飲用水，能保證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嗎？能保證不得癌症嗎？能保證不返貧嗎？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詞條中關於水質的解釋，還是說應該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談到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一些專家都把問題推到中國城鎮化率低，農村人口眾多，農村人口有9.4億之多。說到中共的偉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農村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 但是根據中國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從來沒有達到過9.4億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農村人口達到8.0739億人，這是農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說，從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決了7.6489億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占農村總人口最高時8.0739億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國人口 城鎮人口 比例 農村人口 比例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真，那麼，中國農村有飲水安全問題的7.6489億人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產生的，其中絕大多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是在2000年之後產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到底是問題的解決者？還是問題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發布的數據為假，沒有解決7.6489億農民的飲水安全問題。那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是2000年之後，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五、六千億元的投資[44]到底進了誰的腰包里？ 回到陝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脫貧摻假被曝光，村民拉來的地表水經過紗布的過濾，便達到了飲用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的要求，也就達到了脫貧的要求。 就是這樣飲用水的水質，村民一個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來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來，一噸水需要花費50到60元錢。水費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中共政府現在最為焦急的問題就是農村地區的水費收不上來。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在全國農村水利水電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完善農村供水水費機制[45]。這些年來，水利部的領導喋喋不休地宣傳要建立合理水價形成和水費收繳機制。採取剛性措施收繳水費，指導督促地方落實現行水價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制宜實施單一制、兩部制、階梯式等水價制度，推行計量收費等等。 四、五千年中國農村居民習慣於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時的水質也都能滿足水中無肉眼可見雜質、無異色異味、長期飲用無不良反應的要求，現在他們並沒有獲得安全潔淨的自來水，沒有享受到便利優質的供水服務，當然不願意繳納高昂的水費，因為商品的質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壟斷了全國的水資源和水權，所以中國農村居民將不得不為低質的飲用水交納水費，而且水價只會越來越高。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周儻：百年歧途——中國共產黨孽生100年祭 總覽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就會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生產工具、生活設施和科學技術是從無到有、從原始到先進、從地下到天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這符合文明由低級向高級逐漸進步的邏輯和規律；但是，思想文化、精神意識的發展歷程則完全不同，它幾乎是在人類初始和剛一進入童年期的時候就瞬間爆發，幾近達於巔峰；而之後，有漫長的停滯、大步的倒退，甚至徹底的毀滅——直到今天，中國的先秦文明、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歐洲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等等，還沒有人能夠超越和突破、還都是在它們的覆蓋和照耀下打圈圈。 一般人很少能意識到上述這一事實，所以總憑空以為近代史之前的人類精神文明是一片荒蕪。中國1949年以後長達七十二年的“社會發展史”教育更是企圖使人相信：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人類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全都是謬誤和邪說；馬克思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對人類被壓迫和不平等深切同情、致力變革和改造社會、為實現人的徹底自由和解放奮鬥一生的革命家。 事實上，遠遠超乎今人的想象，人類社會從一開始運行的同時就伴生和伴隨著社會變革的力量，人類努力改造社會的深刻思想和豐富行動自古有之。由於變革主體的不同人格特性和成長際遇以及對客觀世界矛盾、衝突劇烈程度評判的差異，變革的方法和手段自始至終存在著溫和與激進、左與右的選擇。在歐洲，激進左派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理論和行動的激烈、絕決，在資產階級對抗封建主義的過程里已經表演的淋漓盡致，絕非無產階級的革命所獨有。馬克思主義並非人類歷史中第一次誕生的革命理論，而只是歐洲激進左派傳統一脈相傳、並運用到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中的時代產物。 但是，馬克思仍然有自己空前的獨創，他最獨一無二、駭人聽聞的發明，不是“唯物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這些有關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科學”世界觀，早已被卡爾.波普爾證明和批判為一種理論上不能成立、經驗事實上亦遭否證的反科學和漏洞百出、荒誕不經的“歷史定論主義”——，也不是他幻想出的社會改造的目標、方向以及“美麗新世界”的願景和藍圖，甚至不是他的階級鬥爭學說，而是像他自我坦承的那樣：“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就已闡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做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好像怕光是馬克思的自言自語還不足以讓世界與人類戰慄與顫抖，他的信徒、集大成和實踐者列寧，在幾十年後寫成的《國家與革命》中更明白地斷言：“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被馬克思及其徒子徒孫們拼命搶註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專利版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確是開天闢地、前所未有，它的影響空前絕後、深遠巨大，讓數以億計的人們付出了生命和頭顱的代價。在這個理論中，馬克思首次提出：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決定力量是暴力革命，自認肩負天賦改造社會使命的階級，首先必須採取和通過革命、戰爭等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奪取政權，然後繼續同樣暴力和流血的永久掌握和維持權力、徹底消滅自己之外的其他階級。也即是說，只有通過對另一部分人、另一個階級經濟上、精神上直至肉體上的暴力剝奪，才能完成社會變革、達到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和人類大同。 以往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一致認同，不同階級可以而且必須共生共存，一切理論的宗旨、社會改造的方向、公平正義的目的，都是要努力使一個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達到更加和諧、更加融洽、更加均衡的共存狀態；以往的所有國家形態，包括權力壟斷和專制獨裁的國家，目標都是要努力成為一個超越階級之上、盡力實現所有階級之間的利益平衡、保護所有人和所有階級的政權。而馬克思從古至今第一次公然宣布：階級之間是你死我活的，在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判定另一部分人是否應該存在、可以而且必須剝奪另一部分人的生存權力，一個階級有權利可以而且必須消滅另一個階級。同樣，馬克思從古至今第一次認定而且毫不隱瞞地宣告：他追求建立的新政權，目標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消滅國家中的一部分人和一個階級——由此根本顛覆了政治學的基本原理：國家的作用由保護人變成了消滅人。 如果說馬克思是一個走火入魔、誤入歧途的對人類滿懷關切的思考家和理想主義者，是像羅伯斯比爾一樣不惜用千百萬生靈的鮮血引灌一條通往理想彼岸之河、渾身沾滿無辜者肝腦的“純潔無暇的人”，那麼列寧則是一個一切目的在於攫取和獨霸國家政權的殘酷無情和不講原則的現實主義與機會主義者——甚至說他激進左傾都抬舉了他。除了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等著作里靈光一現的有關民主、人民自治、大社會、反對強化國家權力和對美國社會結構讚賞與嚮往的思想，明確斷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從而把馬克思學說中的暴力、殘忍、反人權和反人類推向極致和唯一化並在奪取和維護政權時付諸實踐外，列寧最大、也是給全世界和全人類帶來無窮災難的創造就是他的“建黨思想”。 此前，馬克思僅僅設想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恩格斯在1883年給倍倍爾的信中論及建黨原則也只是說：“黨的現行紀律，少數必須服從多數”，而列寧則首創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鋒隊” 和“集中制”原則。 列寧堅信：黨必須是小規模、特定時期還是秘密的職業革命家組織，職業革命家是黨的骨幹和核心；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只有共產黨才能成為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並領導全體無產階級的一切聯合行動”。列寧徹底顛覆了現代意義上政黨的普遍規則，把黨定義為在統一指揮下有嚴密紀律的組織，黨中央靠金字塔型的組織系統分層對成員實行強制性、軍事化管理。列寧說：“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個黨員的絕對權力”，黨的成員不能自行入黨，只能由黨的一個組織接收；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的紀律和上級領導，這是“黨性”，違反者將黨紀處分直至開除。 列寧這些建黨原則，被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後來共產黨奉為經典和不二法門，稱之“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不能不說，列寧的建黨原則成功地使共產黨成為了一個陰謀、暴力、秘密、恐怖、欺騙的組織，而這類組織在破壞現存秩序、摧毀當前社會、奪取既有政權的行動過程中是非常高效和有力的：這種職業革命家集團，這種陰謀、暴力、秘密、恐怖、欺騙組織，是一個法制、民主或者官僚的體制與機構很難或根本無法應對的。因此，這之後的共產黨才能在全世界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奪取政權並造成一場場空前絕後的人類災難；因此，我們才看到上上個世紀和上個世紀一次次的黑暗戰勝光芒、落後打敗先進、野蠻取代文明；也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政治文明已經進步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列寧的建黨原則仍然被中共視為至寶——“回顧黨的奮鬥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使全黨始終保持及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鬥力”（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講話）。 列寧建黨原則的另外一個核心是：共產黨必須單獨壟斷全部政權和領導國家一切政治經濟工作——“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一個有鐵的紀律的共產黨來領導，不應該和其他政黨分掌”。早在俄共篡政之初，列寧就在俄共（布）八大決議中明確要求：“共產黨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在勞動者的一切組織（工會、合作社、農業公社等）中起決定性的影響和掌握全部領導。共產黨特別要力爭在當前的國家組織蘇維埃中實現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全部統治。”同一決議規定：在所有蘇維埃組織和一切非黨組織中都必須成立黨團，“黨團的任務是在各方面加強黨的影響、在非黨群眾中實現黨的政策，以及對上述一切機關和組織的工作實行黨的監督。” 列寧主義另一個劃時代的創舉，是創造了二十世紀的一種嶄新的國家形態：極權主義國家。古代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專制獨裁政權、近現代上百年的一黨專政黨國體制，控制、壟斷的只是國家政治權力，而極權主義則是對社會生活和全體人民的一切方面、一切角落、一切領域、一切權力、一切身體與靈魂、一切生理與心理的無所不在、無微不至的全面控制與侵犯。這其中尤其體現在對社會和人民的文化觀念、精神生活、思想意識的控制與侵犯：早在俄共剛剛建政還岌岌可危的時候，列寧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發展一種新的、真正無產階級的、充滿黨的精神的文化、藝術與文學”、“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 、“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而在1924年5月俄共第13次代表大會上，則一口氣通過了七個關於思想文化的決議。 極權主義國家固然是列寧的創舉，但在馬克思那裡早就初見端倪。在馬克思之前，所有政權更迭——不論通過和平還是暴力途徑——的共同點都是只涉及執政集團、統治形式、政治結構的改變，而絕不會用國家權力去強行干預、改變和消滅以往與既有的道德、倫理、人性、觀念、文化、傳統、風尚、習俗、世界觀、精神世界、生活方式、個人權力與私域、經濟關係和所有制以及所謂“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也絕不去人為的“移風易俗”和“造就一代新人”；而第一次完整闡述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共產黨宣言》則明白無誤地昭告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們公開宣布：它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如果套用顧炎武“亡國”和“亡天下”的概念，舊思想舊道德的蔣介石搞的只是“黨國”，而共產黨搞的則是儲安平說的“黨天下”——這種“黨天下”和極權主義，遠遠邪惡過舊時代的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專制，以至於一生致力於自由主義和人權、始終與蔣介石保持觀念差異和政治距離的胡適，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猶豫地堅決選擇了國民黨。 當馬克思“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魯迅：《幸福的家庭》語）創作《資本論》、構建革命學說、計劃埋葬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時候，先進的中國人剛剛開始睜眼看世界、開始知道向西方學習、開始致力於西學東漸。不幸的是，中國人覺悟的太晚了：就在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興起並蓬勃發展；結果，中國人不但看到了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光芒萬丈，同時也看到了對它們的無情揭露與抨擊。這種對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批判與攻擊，非常容易引起無法去掉對中國文化道德和農業社會的眷戀與溫情、缺乏對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與執著追求、對資本主義早期弊端特別敏感的淺嘗輒止的中國學界的強烈共鳴；他們和本來就對西方思想和制度深惡痛絕，視為違天理、亂人倫、毀綱紀的洪水猛獸的吹毛求疵、幸災樂禍的守舊派們殊途同歸，在資本主義還遙遙無期的積貧積弱年代的中國，已經看到了被歐洲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們放大了的西方文明的缺點，企圖另尋一條想象中更佳的中國特色道路。 更不幸的是，恰恰就在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相繼爆發。一戰的殘酷和毀滅性，給敵視和貶低西方制度的人提供了一個難以辯駁的口實、使迷信和熱愛西方文明的人信念破滅；十月革命及其之後布爾什維克的許諾與宣傳，則使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無數迷茫、惶惑、絕望的人類感覺找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前提。中國啟蒙運動領袖之一陳獨秀的著名的一句話代表了當時很多人都心聲：“我們不應當再走歐美、日本的錯路，應該向蘇俄一樣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 更更不幸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鼓動，在從來沒有人權意識和自由主義觀念、文化和性格基因中飽含著殘暴和冷酷的中國的相當大一部分社會成員中不但不以為忤，反倒大有市場和極易被接受，所以十月革命後不久布爾什維克就顯露的暴行卻一再被中國人讚美與歡呼。最後一個最最萬劫不復的不幸是：最早一批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理解、自我見解和自覺信仰，也尚存自由精神、理性思維、清醒判斷、獨立思考、批判意識以及對中國傳統道德傳統秩序守持的創黨知識分子迅速全體退出，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或變為共產黨不共戴天的死敵，或獨善其身、潛心治學，或成為共產主義深刻的批判者，如戴季陶、邵力子、沉定一、陳望道、李達、李漢俊、張申府、施存統、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陳獨秀、劉仁靜、張國燾等等；而留下來的，已經完全是莫斯科訓練出來的毫無頭腦的工具、機器、奴隸以及對一切文明道義、規範綱常都蔑視摒棄、嗤之以鼻的拆白黨、流氓、暴徒、惡棍、無賴，於是中國的百年歧途也就呼之欲出了。 布爾什維克像旋風一樣崛起、又像疾風掃落葉一樣摧毀與橫掃一切障礙，輕而易舉的統治了整個俄國，證明在列寧政黨理論指導下建立的陰謀、暴力、恐怖、欺騙集團在破壞現存秩序、摧毀當前社會、奪取既有政權的行動過程中所向披靡，法制、民主或者官僚體制中的朝野各方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在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舊兵器時代，成功取決於哪一方的底線更低，最終的勝者通常是最野蠻、最陰險、最兇殘的勢力：仁義之師的宋襄公無疑必敗於泓水之戰中的楚國，關東文明進化的各國註定被殘忍嗜血的暴秦吞併，數不勝數的不同類型的各國政府根本無法抵抗共產黨武裝的背信棄義，正統道德濡染下講規則、守自律的蔣介石一定打不過流氓成性的毛澤東，中國的百年歧途必定無可逃避。 中國共產黨總企圖以自己成功地攫取了政權來不證自明是當然的“三個代表”、是歷史的必然，其實正像前文所說，社會發展根本不存在直線進步，黑暗戰勝光芒、落後打敗先進、野蠻取代文明在人類歷史上比比皆是，“而今已覺不新鮮”。璀璨絢爛的古希臘被原始的馬其頓顛覆、光芒萬丈的古羅馬被日耳曼蠻族終結、“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市列珠璣戶羅綺麗”的南宋被蒙古鐵蹄蹂躪、資本主義萌芽已然誕生的明朝被女真部落踐踏、洋溢著人文精神和優雅情趣的沙俄被蘇維埃粗糲的馬刺碾碎……中國共產黨竊國僭政，讓中國從人間四月天墜入無底深淵、從人間正道淪為百年歧途，不過是又一個例子罷了。文明的倒退往往在一瞬之間、一念之間、一錯之間，而且往往會倒退幾百年、停滯幾百年、沉寂幾百年。中共以為殘民以逞七十年就會國祚永續，以為為非作歹一百年就能習以為常，以為暗無天日一個世紀就可以永遠黑暗、就可以視而不見；其實七十年、一百年、一個世紀又算個什麼？歐洲還有過一千年的黑暗歲月呢！可一千年的黑暗還是黑暗、一千年的黑暗之後終究還會迎來光明。 “五四運動後，‘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共產主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先進知識分子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思考、通過不同的途徑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現象，是由於當時‘救亡壓倒了啟蒙’”的說法，無非是為中共歷史必然論的謊言提出另一種論據罷了。五四運動到1927年南方革命黨激進的北伐和反帝運動興起，中間整整隔了八年；在這八年時間裡，啟蒙運動的堅決倡導者和溫和的改良主義者胡適名聲持續不斷崛起、直至如日中天，五四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負笈出海、長期歐美求學、潛心治學中西，這一切都說明當年沒有什麼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和救亡需求，也沒有全國普遍、主流轉向左傾的趨勢。中共在1921年的成立和其後一直到1927年的迅速坐大，是蘇俄和共產國際煽動“世界革命”與顛覆中國的國際戰略、孫中山為了統一全國採取的不擇手段的策略、五四中嘗到風頭和名利雙收甜頭五四後成為職業革命家的一幫激進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後續行為等等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就是這種結果，看似轟轟烈烈、勢不可擋，其實不但在整個中國被警惕和敵視，而且連他們自己內部都忍無可忍，最後在蔡元培、張靜江、鄒魯、林森、謝持、吳稚暉、李石曾、馮玉祥等的道義支持下，孤獨的先知蔣介石以一己之力砥柱中流、力挽狂瀾，拯救了中國免於恐懼和徹底淪亡整整22年之久。縱觀世界戰後歷史，古巴也好，印支三國也好，共產黨的成功從來不是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的歷史選擇——如果非要把共產黨勝利和國家、民族危亡扯到一起，那就是：共產黨永遠利用國家危亡、不顧民族大義地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我們祭奠中國共產黨孽生100年，不是為了悔恨、不是為了悲戚，也不只是為了控訴、不光是為了存信。更有價值和意義的是梳理歷史、釐清過去、撥開迷霧、拆穿謊言，讓中國共產黨現了本相、露出原形，讓今天的國人了解和明悉中國百年歧途、中共世紀肆虐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以史為鏡鑒，反省當今、矯正未來。 一個必須我們反省的事實是：在中國百年歧途的路上，那些第三種勢力、那些民主黨派、那些進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識分子起了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惡劣作用。百歲老人周有光暮年說：當年我們去延安、擁護共產黨，就是因為共產黨說自己反對獨裁、說自己要實現民主。周有光說了大實話，當年的進步青年、知識分子，除了一小撮人激進極左、邪魔入腦，絕大多數絕非認同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而是蒙蔽於中國共產黨拉著民主、自由的大旗蠱惑人心、欺世盜名、占領了道義制高點。周有光話另外隱含的意思是：我們受了共產黨宣傳、統戰的騙。不錯，中國共產黨是極其具有欺騙性而且不擇手段、翻雲覆雨、兩面三刀、謊話連天、無恥成性的黨，但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狗臉一翻、原形畢露的，從1927年到1949年足足22年中，中國共產黨還是在野、還在流亡、還被追殺，還距禍國殃民、荼毒天下差十萬八千里，就已然狼性畢露、殘賊無遺，就作孽急不可耐，就行惡只爭朝夕，就施暴“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就能糟蹋多少人先糟蹋多少人。這22年間，血淋淋的事實在那裡擺著、白骨成山在那裡堆著，富田事變屍河血流，反AB團萬人填壑，鄂豫皖贛閩肅反屠刀霍霍，延安整肅王實味身首異處。不算這些驚天動地的，就連周恩來親手屠滅顧順章一族無辜幾十口的血案暴行也曾鬧得動地驚天，再加上赤都蘇聯大清洗的有如人間地獄——這還只是共產黨禍害的自己人，至於它禍害的外人就罄竹難書了——……那時的中國還是中華民國，那時的共產黨還不能一手遮天，那時的輿論還獨立自由，那時的人們還不用翻牆，那時的外媒還不敢封號禁言；要說共產黨欺騙猶可，要說共產黨掩蓋絕無：它不但做的肆無忌憚、有恃無恐，而且根本懶得掩飾裝扮——《共產黨宣言》早就明確宣示：“共產黨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們公開宣布：它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人家清清楚楚地寫在那裡，白紙黑字，你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還一廂情願的“追逐你一生、愛戀我千回”，最後被坑的家破人亡才大喊上當了，你怨誰呀？ 事實是，那些第三種勢力、那些民主黨派、那些進步力量、那些自由知識分子是有私心的、是想投機的。他們或是遭汰於時勢，如龍雲、唐生智，或是失勢於政爭，像陳銘樞、黃紹竑，或是不見愛於前朝，如章伯鈞、羅隆基，或是不得志於故主，像張東遜、章乃器；他們有的已然走投無路，像馮玉祥，有的依舊野心勃勃，如柳亞子；他們集體飛蛾撲火、鋌而走險、與虎謀皮、附逆新朝，以為能謀富貴、佐君側。哪想到共產黨一是使命不與人共，二是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絕對不招降納叛，最後只能落得挨整、被罰、受難和橫死。 另一個必須我們牢記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機體中的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基因，使它對權力的執著、對暴力的熱衷遠遠超過一切政黨和一切專制獨裁者。鄧小平在總結毛澤東和文革教訓時把一大原因歸結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的影響，這實在是玷污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統治者對暴力絕不像共產黨那樣如此熱愛，他們打天下時靠馬上、治天下時靠仁政，而共產黨自始至終直到坐了七十年江山後的今天還要靠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平安；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統治者一家雞犬升天足矣，絕不像共產黨那樣還要把全體國人從田頭到炕頭從大頭到小頭統統管起來、絕不去違反和滅絕人性的搞什麼消滅私有制——其實毛澤東自己的概括更準確：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共產黨對權力的執著、對暴力的熱衷以及源自於的極權和恐怖基因，使它毫無辦法汲取之前的教訓和避免前人造成的不幸，只能一次次的重複災難：列寧和斯大林的肅反和大清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慘絕人寰的共產主義實驗，在蘇聯黨和赫魯曉夫已經痛定思痛、亡羊補牢之後，中共還是要來一次青出於藍的歷史浩劫；在蘇聯和中國的前車之鑑下，柬埔寨還是要國小志氣大的來一場欲與前輩試比高的種族滅絕；蘇聯和紅色高棉早已灰飛煙滅，朝鮮卻仍然一往無前的步其後塵……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執著、對暴力的熱衷過去如此，今後也永遠不會改變。1949年顛覆的槍炮聲甫一停歇，中共就自食其言，殘殺了無數放下武器的國軍將領；新民主主義的誓言猶在耳畔，中共就鎮反、三反五反、資產階級工商業改造、批胡適、批《清宮秘史》《武訓傳》，剝奪了自己之外所有人的政治經濟精神權力；1957年，中共篡政僅僅八年，就已經天怨人怒，讓人民忍無可忍、在大鳴大放中人人喊打，以至毛澤東說出“執政才八年，意見就三十多萬條，看來又得去打游擊了”——其實八年算什麼，俄共剛剛八個月就背信棄義的處決社會民主黨和孟什維克黨人了呢！反右章伯鈞遭到整肅後，一天被羅隆基告知兩個人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反右”條目，章伯鈞心潮澎拜、徹夜難眠，激動地對章怡和說：“我要向你宣布：反右時的爸爸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而今半個多世紀過去，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國離兩院制南轅北轍、越行越遠。43年前，中共中央代表幾千萬黨員的永遠正確的執政黨的黨格向全中國、全世界信誓旦旦地昭告：永遠不會讓文革的歷史悲劇重演；近年的所有倒行逆施，最後一次證明了中共已經無可救藥、失去了任何自我救贖的可能；人民早已給了它太多的機會，今後再也不會給它另外一次機會。中國的百年歧途、中共的100年孽生，明白無誤、一而再三的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再相信它，不但我們應該看不起自己，連它都應該看不起我們呀。 張智斌：中共百年：搜尋歷史的碎片，解讀中國之未來 —蘇共消亡、蘇聯解體 30 周年：留給中國的思考 1991 年 12 月 25 日，西方國家正沉浸在聖誕節歡樂的氣氛中。當天晚上約七點，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他的辦公室里，簽署了辭去總統的法律文件，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發表了最後一次舉世矚目的電視講話。 就在十七天前（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舒什克維奇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州（Brest）密會後簽署“別洛韋日協議”（Belavezha Accords）[1]；12 月 21 日，十一位蘇聯加盟共和 戈爾巴喬夫在辭職講話中意味深長地說道：“命運早就已經註定，當我成為國家元首時，很明顯這個國家已經出了問題。我們擁有一切豐富的資源：土地、石油、天然氣和其它自然資源，上帝也賜予了我們聰明的才智，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 今天，在蘇聯解體、蘇共消亡將滿 30 周年和中共建黨臨近 100 周年、中共政權面臨複雜的外部環境和尖銳的內部矛盾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我們再來回顧蘇共和蘇聯曾經走過的路徑，重溫蘇共和蘇聯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分析和前瞻中共和中 一、從“六四”鎮壓到蘇聯解體：歷史的陰差陽錯 就在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辭職講話的八個月前，即 1991 年 4 月 24 日，蘇聯共產黨迎來了建黨 74 周年生日。在蘇聯威武強大的表象之下，蘇共其實與這個外強中乾的國家一樣，已經時日無多。但是，透過如此強大的外表，又有多少人能夠看 僅僅四個月後，出於對戈爾巴喬夫大刀闊斧地推行全面改革的不滿，黨內保守頑固勢力乘戈爾巴喬夫離開莫斯科去克里米亞的福羅斯（Foros）療養這一權力真空時機，在 1991 年 8 月 19 日悍然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了一場 而實際卻是事與願違，8 月 21 日政變宣布破產。這場政變給蘇聯和蘇共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格魯吉亞出生的俄羅斯歷史學家、政論作家羅伊·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這位蘇共政權的受害者和列寧主義的忠實捍衛者、斯大林主 在之後的四個月裡，這段時間正如一場比分相差懸殊的球賽中剩下的最後幾分鐘“垃圾時間”一樣，對改變蘇共與其緊密相連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命運已經顯得毫無意義。這場政變，導致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對蘇共的認知徹 但是客觀地說，蘇共與蘇聯的命運並不只是葬送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手裡，他們在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僅僅是壓在這頭巨大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捆稻草。而正真壓垮這頭駱駝的，其實正是蘇共這個腐朽的體制本身。回顧蘇聯 而對國家和社會破壞最大的，要算是列寧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斯大林殘酷的暴力統治。經歷了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等許多重大政治災難後，蘇聯的各個方面都已經被摧殘得面目全非。這對於中國人而言，如果經歷過毛澤東專制殘暴的文革十年， 人類的歷史總是這樣不斷相似地重複。毛澤東集列寧的暴力革命與斯大林的恐怖統治於一身，把中國拖入災難深重的黑洞。經過炮火的蹂躪和 1949 年後發動的歷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國的各個階層歷盡磨難，國民經濟已走向徹底崩潰的程度。1976 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粉碎，圍繞著一場尖銳複雜的權力爭奪，平反冤假錯案和恢復國民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這也是當時最能夠籠絡人心的一項工作。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 確實，對中共執政後的中國而言，在我所經歷過的歲月里，可以感覺到這個國家沒有什麼時期能夠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更充滿朝氣和希望了。那個時代物質是匱乏的，但人們心中的希望卻是滿滿的，理想也是豐實的。記憶里那時電台開播教 當鄧小平一人獨統權力、在政治上確立以鄧為中心的絕對權威之後，其實中國未來的政治路徑就已經確立，“六四”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權力位置決定思維結果，已經處在權力巔峰的鄧小平其政治理想的狹隘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會放棄既得的政治權威地位而使得當時的中國能夠實現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打破權力的壟斷選擇走民主憲政的發展道路。[4] 縱觀歷史，“六四”鎮壓對中國走向文明的打擊是最徹底、最具毀滅性的，“六四”之後，權力自身已阻斷了改良之路，也失去了自 1949 年以後最佳的改良機會，之後衡量任何事物的標準也只能從“穩定壓倒一切”去考量，已無其它出路可言。 但“六四”留給蘇共的教訓是尤其深刻的。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中蘇兩國經過二十多年敵對狀態的對峙後，戈爾巴喬夫來到北京和上海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世界上兩個最大、最具實力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實現關係正常化而舉行的元首級別的破冰之旅。但他在中國看到的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景象，正是 1989 年春夏中國發生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應該說，1989 年中國發生的這場民主運動對戈爾巴喬夫下決心推動蘇聯的政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四”留給蘇共的教訓，與“六四”對柏林牆坍塌和對東歐民主進程的影響都非常巨大，研讀許多史料從中都能夠體會出來。[5] 在 1991 年蘇聯發生的 8 月政變中，保守勢力指揮下的軍隊在坦克的護衛下占領了紅場，空降兵和克格勃的“阿爾法”突擊隊包圍了莫斯科“白宮”，拿下改革派領導人葉利欽已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麥德維傑夫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書中寫道：“強攻定在 8 月 21 日凌晨 3 點。空降兵和特種部隊先上，裝備特種武器的‘阿爾法’小組緊隨其後。偵察結果顯示，‘阿爾法’小組很快就能占領‘白宮’大樓，但這次行動很有可能以‘白宮’內外的警衛和俄羅斯領導人被擊斃的慘痛結果告終。‘接下來怎麼辦？’‘阿爾法’小組的軍官都在問自己，他們最後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上面下達強攻‘白宮’的命令，他們將拒絕執行這個命令。”[6] “空降部隊離‘白宮’很近，但他們沒有做攻占‘白宮’的任何準備。內務部隊和特種部隊甚至還沒有占領攻占‘白宮’的有利位置。列別德在向格拉喬夫匯報陣地布置情況時說：‘行動沒有意義，會導致大量流血，軍隊將永遠無法洗清掉這個罪責。”麥德維傑夫在書中寫道，“軍隊應該執行誰的命令呢？它能讓自己的人民流血嗎？”[7] 確實，此刻蘇軍中已經沒有軍官為了迎合權力的意志願意用手中執掌的武器去屠殺同胞，他們不會重蹈“六四”的覆轍。但如果他們果真動用武力血洗改革派，蘇共和蘇聯的命運又會變得怎樣？ 1989 年中國發生的規模宏大的民主運動和“六四”鎮壓，以及 1991 年發生的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對於中蘇兩國、兩黨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當年蘇聯從1989 年中國發生的“六四”鎮壓中吸取的教訓和中共從 1991 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中獲得的經驗，使得中蘇兩國、兩黨在各自面臨一系列命運抉擇時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個導致亡黨亡國的結局，一個卻進一步強化了黨所掌控的權力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管控，這對 1989 年中國發生的這場民主運動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陰差陽錯的結果，但其間卻包涵著各自內在邏輯和規律的必然性。 二、權力鬥爭 VS 外部威脅：危機來自何方？ 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我總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很難把某件歷史事件籠統地劃分成大事件或小事件。歷史是不斷延續的，沒有某件小事件的發生，或許也就不會再有後面的某件大事件去改變世界。從總體上說，要人為地去控制每一件小事件是不現實的，所以，歷史的走向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冥冥之中有其自身發展的必然性，不為人的意志所控制。 2012 年 1 月，薄熙來只是朝著相對來說權輕位低的王立軍臉上打了一巴掌，卻攪動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就是一個由小事件改變了大事件的典型例子，而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 對於一個專制政體而言，由於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結，權力體系自身的命運、預期和前瞻總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權力體系的脆弱性和它所面臨的危險性，其來源於權力內部的風險要遠比來自外部“敵對勢力”的威脅更強烈、更具挑戰。從蘇聯的解體、蘇共的消亡和柏林牆的坍塌、東德政權的瓦解中都可以看到，專制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因素，而非直接來自外部勢力的破壞。對於專制體系中的權力個體而言更是如此，除了健康原因和極少數的意外、事故，最具毀滅性的危險幾乎一定出自權力內部的鬥爭，即使其起因看似有著非常正義、合法的包裝——如反腐和反腐中某些因腐敗而自殺的官員。王立軍事件算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實例，他在性命攸關的危急關頭，首選的逃生之處便是被稱作敵對勢力的美領館，而不是曾經宣誓效忠的組織懷抱，這就已經說明了許多問題。 這樣的情況並不只是發生在像王立軍這樣的“小人物”身上。越是處於權力高層的人物，在權力鬥爭中一旦發生狀況，在其系統內部也就越不容易尋找到對自身安全能夠依託的對象，而不得不選擇外逃。當年像林彪這種級別的官員一旦出現 回顧蘇聯最後的歲月，這種現象同樣俯拾皆是，而且還可以一直追溯到蘇共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的身上。 閱讀戈爾巴喬夫先生的自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從字裡行間都能讀出隨著戈氏仕途一路亨通，但他對蘇共組織的信任度卻在一路走低。1985 年 3 月 10 日，時任蘇共總書記的契爾年科去世，權力層隨之展開了一場對新的蘇共總書記職位的 處於軟禁中的戈爾巴喬夫極度恐慌，他深知蘇聯權力更替的歷史和殘酷性，全國緊急狀態委員會已經脅迫醫生“昧著良心”出具了證明：“1991 年 8 月 16 日戈爾巴喬夫病情加重，健康狀況惡化。”三天后該證明在記者會上被作為政變的託詞， 那些趕來福羅斯逼迫戈爾巴喬夫簽字就範的，正是他曾經一手提拔的部下。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還能相信誰？還敢相信誰？他在回憶錄中大篇幅摘錄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事發當時記錄的日記，來描述這次政變的親身體驗。日記中 無論什麼人。我則作比較詳細的日記。”[12]、[13]“我腦子裡聯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記錄片的畫面：慶祝赫魯曉夫七十大壽。聖喬治大廳里擺了許多桌子……勃列日涅夫當場授勳……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幾個月後，赫魯曉夫被趕下了台。”[14] “西方電台廣播說：莫斯科宣布實行緊急狀態；調進了軍隊；莫斯科、列寧格勒不支持陰謀分子。廣播要求說明戈爾巴喬夫的情況——他在哪裡？處於什麼狀態？同時還報道說可能停止對蘇聯的經濟援助。”“有人送來了‘前天的’舊報紙。 無論電視，還是廣播，任何關於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的官方報道都沒有。這就怪了：‘總統有病，不能視事’——可是任何報道都沒有。與此同時，電視卻在報道帕夫洛夫總理的自我感覺和健康狀況。”“15 時左右，伊琳娜和阿納托利從‘索尼’中聽到英國‘BBC’電台廣播說：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幾個人，作為‘代表團’，乘飛機飛往克里米亞，去福羅斯，親自看看戈爾巴喬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視事。”[15]、[16]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仔細聽廣播的內容，8 月 20 日我已經感覺到局勢不是朝著有利於政變分子的方面發展了……”“我提出了要求：聯繫不恢復，一切免談。我和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傑緬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國領導人通了電話。和布什也聯繫上了。我開始發布命令。首先撤掉亞佐夫的職務，國防部長一職由莫伊謝耶夫接任，並責成他一定要保證飛往別爾別克的魯茨科伊和其他同志們的飛機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訊部門領導人切斷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所有的 確實，即使是在平安的時候，戈爾巴喬夫也一直偷偷帶著一台“索尼”收音機，他知道一旦自己處於非常時期，就可以用這台收音機來獲取信息——來自西方的信息！而在緊急狀態發生之後，國內媒體一言不發，對他來說可以信賴的只能是來自“西方”的消息；當他一旦獲得自由、恢復了權力，他卻先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通了電話，然後再發布一道道至關重要的緊急命令！ 喬治·布什在戈爾巴喬夫心目中的重要性究竟怎樣？麥德維傑夫在《蘇聯的最後一年》這本書中寫道，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重獲權力後，“戈爾巴喬夫第一個電話打給葉利欽，聽到戈爾巴喬夫聲音，被戰友包圍的葉利欽激動地喊了起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們已經 48 小時在這兒站著等死了！’接下來的一個電話是打給美國總統布什的。美國當時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還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話筒，說他和夫人芭芭拉都為戈爾巴喬夫做了禱告。在此之後，戈爾巴喬夫依次給納扎爾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電話。”[18]、[19] 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值得信賴、可以依靠的對象？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已經用行動表達得明明白白。 三、從政治體制到經濟基礎：不可持續的原因 一個專制的政體，其對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的敗壞是無孔不入的。1991 年 12 月25 日，戈爾巴喬夫在總統辭職講話中說道：“我們擁有一切豐富的資源：土地、石油、天然氣和其它自然資源，上帝也賜予了我們聰明的才智，然而與發達國家 對於經歷過 20 世紀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人們而言，沒有人不知道當時的蘇聯有多麼強大，其所表現出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武姿態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可以與美國相匹敵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其軍隊與美國一樣 但是，蘇聯強大的政治、軍事和科技力量，既挽救不了蘇共的滅亡，也無法挽回蘇聯的解體。蘇聯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其自身內在矛盾不可調和的必然性，而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政治決策方式支撐下，其表面強大的背後也必然會產生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體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外，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問題也更加特殊、更加複雜。中共政權目前不但與當年的蘇聯一樣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軍備競賽、外層空間競賽、外交和國際關係競爭等一系列傳統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在通常狀況下，任何一個政治體制賴以生存的關鍵因素都取決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否則體制自身也就無法長久依存。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城市裡摩天大樓鱗次櫛比，省際間高速鐵路縱橫交錯，GDP、貿易順差蒸蒸日上，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無人不知。這一切在意識形態的包裝下，曾經成了一張漂亮的中國 但是，在這表象的背後，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要遠比已經取得的成績更值得思考。從長遠來看，中國的人口問題會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嚴重問題，政府曾經推行的計劃生育國策是促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結構失衡的關鍵原因，而生活的重 政府地方債的規模同樣觸目驚心，據“第一財經”發布的分析報告，“截至 2020年年中，以城投平台帶息債務表示的地方隱性債務規模達 43.8 萬億元，高於顯性債務的 23.9 萬億元；兩者合計對應的地方槓桿率超 67%、債務率接近 250%，遠超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關於發展的成果。最近因為深圳第二高的摩天大樓“賽格大廈”發生震顫而引起各方關注。深圳是中共宣傳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賽格大廈”曾經創造了平均每 2.7 天建設一層的速度而被譽為“深圳速度”。 1958 年大躍進期間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已經被權力完全忘記。 而像“賽格大廈”發生震顫這種類似的事件也並非罕見，2020 年 4 月湖北武漢鸚鵡洲長江大橋、5 月廣東虎門大橋、6 月浙江舟山西堠門跨海大橋就相繼發生結構波動搖晃等問題。中國過度建設的高鐵、機場、港口、交通樞紐、大型橋梁、高 文明的制度以科技和創新帶動經濟不斷增長，而野蠻的體系卻常用壓榨人民的手法來維持經濟勉強延續。蘇聯和其它一些國家的歷史經驗早已表明，專制政權不可避免地普遍帶有其致命的通病，重面子而不顧實際，通過表面的強大來激發起國民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是其慣用的做法。蘇聯昔日表面的“輝煌”，也無一不是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而為其展示出虛假的強大。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專制政權不但扭曲了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的正常發展，還嚴重消耗了整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26] 專制政權所宣傳的發展模式，其方式既缺乏人性化，其成果也無法普惠國民，其運作更不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跨越千年的歷史經驗早就證明，對於任何封建、專制的政權而言，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基礎的不可持續性，是一個由制度因素而決定的必然規律。 四、面對中國的未來：樂觀，還是悲觀？ 對待歷史，中國是一個很容易扭曲事實、產生失憶的國家。不說遙遠的往事，文革至今才剛過去 45 年，經歷過文革的那代年輕人今天還大都健在，這代人在文革中親眼目睹了那場政治運動對生命的蔑視，對個體的迫害，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格的侮辱，對精神的傷害，對文化的毀滅，對財富的糟蹋，對社會的破壞；親身經歷了文革所造成的物質的匱乏，精神的貧瘠，人生的無奈和家庭的不幸這些傷痕累累的災難，他們之中許多人還經歷過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運動。可是今天， 我們從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和俄羅斯的現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意識形態的引導下，歷史的真相被扭曲、被遺忘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共產主義思想對人的正常思維和認知所造成的破壞是毀滅性的。直到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其中許 遺憾的是，這種現象並不稀罕，我們同樣可以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書的作者、俄羅斯歷史學家、政論作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身上找到這些“懷舊”情結的每一個細節——他本人在共產主義時期深受其害，但蘇聯解體後他卻變得對共產主義 當獨聯體成立，蘇聯解體，國有資產私有化，有人一夜暴富，自己卻貧窮潦倒時，在歷史的洪流中他無法割裂個體與集體的利害關係，難以擺脫個人對整體在認識上的局限性，他會產生出這樣的認知，實在是太正常了。 由於權力對法制隨心所欲地按照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加以運作和意識形態對人生觀的扭曲導向，中國在經濟無序發展下形成了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和社會道德體系整體淪落的困難局面。腐敗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人們對待權力腐 在那些政治轉型的東歐國家中，毫無疑問捷克是對共產主義思想拋棄得最堅決、最徹底的國家。但這並非是偶然的特殊現象。從客觀條件上看，柏林牆倒塌後的東德人民，可以依託西德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力量的影響，原本應該會更快更好地融入到現代政治文明中去。但事實上他們做得遠不如捷克人民那樣，對共產主義的歷史和危害性有如此清晰的認識。追溯到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布拉格之春，便可以看出捷克國民從上至下對共產主義思想所造成的破壞和必須扭轉這種狀況的認知，在當時就已經基本形成了全民共識。民族性和對待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歷史的嚴肅性和科學性是在政治和社會形態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保持捷克國民頭腦清醒的重要原因。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捷克能夠出現像瓦茨拉夫·哈維爾這樣的人物並非偶然，捷克人民的徹底覺醒更不是偶然發生的。[27] 確實，對於那些國民經受了漫長的折磨和遭到毒害侵蝕，民族主義強烈、民族性散漫，對待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歷史在總體上認知錯亂、容易遺忘的國家而言，至少我個人認為很難對其前途在短期內作出盲目樂觀的判斷。一個國家要真正走向文明，必須在觀念上和行為上都作出脫胎換骨的改變。而正確對待歷史，拒絕遺忘，提高國民的辨別力，僅僅是為了重生邁出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儘管如此，也毋須悲觀。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戈爾巴喬夫先生講過的諍言，為這個難以預料的世界作個歸納：“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is facing today are 吳祚來：‘五四’之後無中華：歷史大視野下看‘先生運動’與‘學生運動’的歷史成果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運動’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先生們建構了中華文明的思想道德體系，周秦之變的歷史卻由儒家的‘學生變法運動’（法家）所決定，法家聯手暴秦終結了諸夏多元化的封建邦國文明。 秦終結了諸夏多元文明形態，漢初道家與儒家等精英們延續了先生們的思想，遵循孔子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重建了中華文明政治倫理體制，君主儒政體制從漢至清一直延續了二千多年。 儘管宋朝被北方草原民族蒙古所滅，中國的統治者不是‘中國人’，但是異族征服者卻接受了中華道德文明，既祭祀孔子，也由儒政精英參與政治治理，元朝因此被納入到中華編年史之中，可以說，宋朝亡國而沒有亡中華之天下，滿清滅明亦是如此，滿清統治者較之蒙元更加尊儒，重加重視中華政治道德與社會倫理；鴉片戰爭是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衝突’，衝突的結果是大清由天朝被打成一個‘國家’，從‘天朝’變成了現代國家，沒有了天子與朝貢體系，中華也因此被賦予新的政治涵義：五族共和、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東西方文明衝突中，中華文明開啟了現代政治的進程。 中華文明在新文化‘先生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之後被終結，新文化運動的‘進步’先生們對中華傳統進行了否定，而五四學生愛國主義運動之後，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共產中華壓倒了共和中華，中華文明從此深陷百年災劫。
一、新文化與五四運動：進步毀棄了傳統，革命壓倒了共和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先生運動’，先生們引進了西方理念，欲以‘德先生’、‘賽先生’取代‘孔先生’，發起白話文運動、倡導文學革命、要在思想、信仰領域發動革命。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憲政民主的德先生作為制度已然確立，1840以降的社會精英們抬眼看世界，通過認知世界、開展了洋務運動與變法維新、預備立憲，沒有成功實現君主立憲，但開啟了國家經濟與軍事、思想與觀念上的近代化轉型，也就是說，在新文化運動這場先生文化運動之前，一場持續七十年的儒家先生們的思想運動已然引進了賽先生與德先生，辛亥革命之後，大清和平遜位，實現了東方文明史上一次偉大的光榮革命式的政治轉型，清末民初憲政民主是主流社會的共識，南方革命黨與北洋軍政集團開始了共和憲政的進程，中華五族共和，民族與國民平等也成為共識。 民國初年面臨的是政治的技術性妥協、憲法的確立與可實行，而新文化運動的先生們，致力於文學革命、打倒孔子，在社會領域用德先生、賽先生取代孔先生，致力於在民族性與人性領域發起運動式革命。在政治革命已然完成的時代，缺的不是一場新文化運動，而是通過美國當年聯邦黨人文集那樣的系列論述，使臨時憲法成為永久憲法，使臨時政府變成憲政政權，使共和精神取代革命精神，而新文化運動中的先生們在保守文化與文化革命上爭訟，思想領域裡革命壓倒了繼承，政治領域中革命精神也壓倒了共和理念，隨之軍人政治取代了議會政治，北洋民國在內卷與外力雙重作用下失敗。 儘管批判是先生們的使命，但在東西方文明交匯點上，源於西方的憲政文明嫁接在數千年君主儒政之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偉大的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與美國建構非君主制度下的聯邦共和制度一樣，知識精英們參與政治建構比批判重要，如果沒有聯邦黨人文集中的系列文章在爭論與思辨中進一步建構，美國的制憲就難以行憲或無法行憲。北洋時代不斷修憲，府院之爭，袁世凱復辟帝制，都是憲法無法成為憲政所造成的，憲政專家宋教仁遇刺引發的政治動盪，說明憲法與憲政精英的匱乏，如果憲法、憲政專家像新文化運動參與的先生們一樣的眾多，一樣的有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並成功地影響政治，當時的南北衝突不會如此險惡，並引發無可挽回的歷史悲劇。 用革命與運動的方式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是歷史大轉型時代的悲劇之源。新文化‘先生運動’轉而進入‘學生運動’，五四運動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先生運動的失敗，進步的先生們隨之也捲入到學生運動之中，成為蘇聯的學生與政治工具（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運動作為一次倒逼國際政治的運動，‘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受傷害的是脆弱的北洋民國政府與相關官員，從呼喊美國總統‘威爾遜萬歲’到對‘巴黎和會’的不滿，使得年輕一代對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絕望。 一戰英美等協約國勝利，陳獨秀認為公理戰勝了強權，但公理的陽光沒有解決山東問題，對日本的仇恨、對國際社會的絕望，使‘新青年’學生們走向運動與革命，如果說新文化運動中的先生們致力於告別一個舊中華，那麼五四運動開始，學生們要通過社會革命，建立一個新中華。這個新中華將按照蘇聯模式建構，而非北洋民國的美國模式，這個時代的偉大使命本是建構五族共和的中華國族，以形成美國聯邦共和，通過憲法建構民主政治體制，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因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而誤入歧途。因為愛國所以政治正確，就可以突破法律與人倫底線，愛國與革命的流氓化因此成為必然。 五四之後一年，共產國際與蘇聯支持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又一年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十年之後建立了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中華基地，用中華人民的血肉，建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長城，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道德正義被政治正確的革命所取代，儒家建構的傳統中華成為應該廢棄的舊文化，馬恩列斯作為導師（相當於其思想祖宗或革命聖賢）主導中國革命歷史進程，從清末到民國初年倡導的中華民族（國族）也因此失敗，一個更‘理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組織‘共產國際’更為偉大，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不僅要終結中國的舊文明舊制度，還要終結全世界的舊文明舊制度。 五四‘學生運動’之前的新文化‘先生運動’在精神上打倒了中華第一店‘孔家店’，在理念上醜化了中華傳統二十四史里只有‘吃人’二字（魯迅），宣告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李大釗）政治流氓運動與底層流氓運動通過布爾什維主義而獲得合法性，革命成為時代主流，傳統中國社會是講道德講道理的常識社會，而革命主義不再講道德講道理，而是講政治講革命，不講人倫道德，不講人性只講黨性。 清末民初的儒家主流精英們致力於保守傳統、和平地轉型到君主立憲或民主憲政，而新文化運動開啟了反傳統的文化革命運動，傳統儒家精英認為英美文明的良風美序是儒家建構的理想國‘三代’之境，所以要引進憲政民主，‘西儒’與‘東儒’在價值理念是可以一致，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從批判禮教到打倒孔子，進而解構傳統家庭模式以求平等與個人自由，這為五四後選擇蘇聯作為理想國將共產主義作為最終目的掃清了路障，新文化運動由反儒家轉而尊法家。 法家是中國傳統的叢林病毒（古代社會達爾文主義），能夠突破人倫道德底線只求成功，儒釋道二千年的的遏制，這一病毒只會間歇性傳播，而到了五四之後，布爾什維主義病毒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法家病毒合流，迅速傳播，赤化了中國，它成為一種紅色基因，使中華黃變成了馬列紅，完全異化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屬性，中華民族的屬性從根本上被改變，代之以階級劃分民族性，全世界無產階級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大家庭，這個民族的先進分子共產黨人不是中華基因，而是紅色基因。 五四之後無中華，中華文明因為共產主義革命的侵入，而第一次失去文明主體性，而中華民族共和主義也因此失敗。
二、‘先生運動’、‘學生運動’與‘中華’、‘中華民族’
從歷史大視野看，中華史經歷過多次先生運動與學生運動，其中兩次引發思想性與社會性大革命：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先生運動’，百家爭鳴，產生了影響中華思想史的諸子百家，隨之而起的‘變法運動’則由學生輩的法家發起，引發社會性的革命，它不是和平的進步運動，而是突破習慣法與人倫底線的社會革命，導致大一統君主帝國的形成，終結了周封建社會，另一次是清末民初的‘先生運動’即新文化運動，與文化運動平行的是北洋軍政力量與南方國民革命力量憲政共和建國運動，這兩項運動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後開始改變了方向，五四之後不再有憲政共和的中華，愛國與革命、鬥爭與戰爭成為成為主流思潮與運動形態。最終結果是既沒有了共和，也沒有了中華，憲政民主共和的中華國族建構被終結，中華成了蘇維埃的中華，傳統的人文中華、道德中華被完全異化、蛻變、毀棄。二千年中華史或始於商朝的諸夏中華都擁有信仰與道德的主體性，包容異族異教文明，蘇維埃中華時代使中華文明第一次失去主體性，中華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基地，從此沒有了文明的主體性。 春秋戰國時期與清末民初兩場影響中國歷史的思想領域的革命均由‘先生運動’發起與主導，而後續的社會革命則由先生們的學生發起與主導，‘先生運動’與‘學生運動’影響甚至決定中華文明的性質與歷史進程。也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先生們的思想運動，建構了中華文明，而北洋時期的新文化先生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開啟了解構中華文明的進程。 第一次‘先生思想運動’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運動，以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為代表，先生們通過道德保守主義挽救禮樂崩壞的社會，無法完成使命，學生的革命運動反其道而行之，商鞅、韓非、李斯等學生一代變法運動引發了一場社會革命，使秦一統天下，終結了周封建制度，使中華史進入到漫長的後封建時代；封建諸夏本質是氏族聯邦，以周為共主，即‘宗周共和’，以親戚為紐帶，形成一個諸夏文明共同體，對抗的是蠻夷，孔子認為管仲的偉大是九合諸侯，避免了諸夏文明的覆滅（‘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見《論語》），“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以服飾與禮儀來區別華夷，自視諸夏為文明而蠻夷沒有進入文明狀態。 漢以後的中華成為多民族共同體，以魏孝文帝元宏（467－499）漢化為標誌，唐朝達到一個民族融合的高峰，韓愈認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原道》），明末名士瞿汝夔（字太素）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如果說中國與漢族更是一個區域性的族群概念的話，中華則超然於中國與漢民族之上，儘管語義有重疊使用之時。 ‘中華’被賦予人文道德內涵，是春秋戰國時期先生思想運動建構的成果，這個時代既塑造了人文始祖黃帝，複述出堯舜禹‘三代’聖賢之治，孔子儒家重視禮樂之制、倡導仁義禮智信，形成中華道德核心價值體系。孔子聖者地位超越了民族國家與朝代，甚至決定性的影響著東亞文明。由此 建立了中華-東亞文明的天人秩序：天地聖、君親師，天地信仰之下，聖人至尊，中華聖人孔子在所有君主之上，中華文明的精神一致性、道德價值的一致性由孔子奠定，也因此決定了中華二千年文明史的一致性。 中國、中原是一個可以逐鹿問鼎的開放平台，孔子奠定的中華文明則是一套人文道德編程，一旦中原逐鹿遊戲結束，就接受儒家的編程，進入和平治理模式，並以此維系統治的合法性與可持續性，中華文明因此成為一個中央人文道德高地。儒家無法遏制叢林生態中的國族博弈與戰爭，但無論戰爭結局如何，勝出的王者都要拜祭孔子，尊孔子為聖人，用孔子的學生參政理政，接受孔子倡導的道德禮制，通過人文、人倫重建中華天下秩序，否則天下無序，統治不可和平持續。 孔子如果被打倒，意味著中華文明的精神領袖被清除，對天地的敬畏與感恩，親情社會與親情倫常一併潰敗，整個社會就陷入無序與流氓化狀態。 ‘崖山之後無中國’，宋朝被蒙元滅國之後，終結了一千年中原漢族為主體的統治史，‘蠻夷’開始統治中原，但儒家的道德普世性與儒政精英的治理能力，使蒙古征服者以元朝之名，被編入中華史，儘管元朝並沒有漢化，卻遵守了儒家道德政治，並由儒家精英參與治理，而滿清統治者儒化程度最高，對儒家道德的踐行甚至超過了許多前朝漢人皇帝，蒙元與滿清均進入中華史編年，崖山之後儘管不再由中原漢人統治，但元朝與清朝的異族統治因為尊崇了孔子確立的中華文明道德憲章，所以中華文明得以延續，宋朝與明朝‘亡國沒有亡天下’。 這一切都是春秋時代先生們思想運動的偉大成果，主要功績在孔子儒家，它的憲章編程具有超級兼容功能，不僅使北魏等融入漢儒文明，還使征服者蒙元、滿清融入中華文明，孔子的聖人地位與儒家道德憲章的普世性或普適性，經過了歷史的考驗，後封建帝國的君主儒政，是區域文明中最不壞的一種制度形態，它帶來了一定時期的和平與穩定、發展與繁榮，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它使人文中華民族得以延續與擴散，成為東亞文明的主導者。 近代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運動從林則徐抬眼看世界開始，1840年代開始東西方文明大碰撞，激盪出認知與思想革命，儒家精英成為西洋學生，以林則徐等人為代表，到李鴻章落實的洋務運動。公車上書時康梁們啟動的是學生運動，而維新變法時，他們是變法運動的主力，他們是預備立憲的先生，大量的講演與著書使維新與立憲成為主流社會的常識，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革命先生孫中山也應運而生，革命成為他的生命追求與政治宗教。這個時代的先生運動與學生運動同時進行，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是西方思想與理念的學生，卻又在中國引領時代思想，辛亥革命是新兵起義或者說是學生起義，而袁世凱迫使大清遜位，他的身份既是李鴻章的後學，也是西方兵家的新學。有限的辛亥革命與北洋軍人集團的逼宮，內外合力實現了一次偉大的光榮革命，中華進入到新的憲政共和文明時代。 先生運動與學生運動、革命運動與政治妥協、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幾乎是完美的配合，不僅使大清王朝被終結，二千年的後封建制度也被終結，中華成為一個憲政共和國家的名字出現在東亞與人類文明史冊上，中華史從主導區域天下朝貢體系，成為新世界文明中的一員。歷經元朝與滿清，中國實質上已成為中華帝國，中華成為一個包容異族、異教的‘天下’共同體，從漢後形成的相對單一的中原漢民族，已成為一個複合民族，‘中華民族’的‘國族’概念呼之即出。 ‘中華民族’‘五族共和’是清末偉大的國族建構設計，意味著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在新的憲政體制中，通過統治民族的平身，所有民族的人民成為平等的國民，實現人民平等與民族共和，終結民族間仇恨，實現永久的和解與融合。 清末立憲運動之時，君主與人民關係將被顛覆、禮法、宗法與憲法、民法將要調適，還有民族問題，統治民族將要與其它民族平等共和，梁啓超與滿清精英達成了共識，就是五族共和，以儒家的大同精神，建構中華民族（國族），清朝君主在遜位詔書中表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提出“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就在五四運動這一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繼承了國族主義理念：“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孫認為美國文明強大的根本原因是國內幾十、上百種之種族、民族融合為一個美利堅民族，如果中國要實現統一與富強，也必須將國內諸族融合為一個民族。
三、五四之後無中華，中華文明失敗
如果說1840年以降是英美等列強主導了大清的國門開放與經濟上融入近代世界體系，晚清七十年，是近代的春秋時代，大義尚存，國家領土完整與信仰道德並沒有被破壞，五四運動或1920年代以後，中國歷史進程則由蘇聯主導與控制，中國由此進入戰國時代，分水嶺就是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共產黨作為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延伸，後來成立的中華蘇維埃作為蘇聯的延伸，成為國外或國際力量在華的政治工具。 五四學生運動的負面清單： 一是轉移了社會主題，由倡導民主、科學，轉到了愛國主義，進而異入到共產主義； 二是學生無視國內現實與國際局勢，以運動倒逼政府不遵守國際約定，無法達到目的，卻導致政府失信與失效，為革命力量推翻政府製造了聲勢； 三是破壞了北洋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關係，‘西原借款’維繫了北洋政府的運行，英美日支持的北洋政權被顛覆，蘇聯扶持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因此做大，蘇聯力量對華的決定性影響因此不可逆轉； 四是導致年輕一代對美國的失望，加之英美歐洲一戰後對華保持中立，使中國被蘇俄與日本逐鹿，日本與俄國兩種不同的侵略與占領，決定著中國現代史的走向。而學生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愛國反政府，年輕一代因此投奔革命，不惜流血犧牲。 五是被新青年與共產主義思想教化的青年學生，是精英無產階級，除了年輕與熱血，理想與軀體，一無所有，他們與鄉村流氓無產者合流，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體。 六是進步青年開始形成一個共識，世界上的理想國不是英美，更不是日本，而是蘇聯，藍圖已有馬克思設計，並由蘇聯實現。 毛澤東列出了五四運動對共產黨人的正面清單，在《五四運動》等文中，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這種新式革命，五四運動後的指導者屬於無產階級了。 五四學生運動之後，《新青年》變成了黨‘青年’（共產黨機關刊物），新媒體第一影響力平台從此被國際共運與蘇聯資助、收編。五四運動之後的三十年時間裡，共產黨利用學生運動製造社會動亂，達到政治目的成為其鬥爭的重要法寶，與五四運動一樣，五四後的學生運動均是‘革命先生’們利用了年輕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對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本質沒有充分的認知，捲入歷史事件，被中共政治利用，深刻地影響了社會，促使更多的熱血青年投入到中共紅色革命的洪流中，最終摧毀的是傳統的中華與民國中華，而建立的是蘇維埃中華、共產中華。由革命先生們策劃與主導的學生愛國運動，均以反合法政府、反西方特別是反美國、反日本為主題，蘇聯成為紅色中華的祖國。 這個時期的先生運動、學生運動與周秦之變一樣，使中國發生了社會大革命，而非僅僅的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與周秦之變不同的是，秦一統天下後二世而斬，而中共極權政治建政後已持續七十多年，仍然是革命的黨章高於人文道德憲章，領袖高於一切。 五四之後，中共主導的媒體，不再講民族共和，而是倡導地方自治與民族獨立，社會革命壓倒了中華共和：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主張建立“湖南共和國”，使湖南脫離中國北洋政府獨立，並主張中國應該像其他帝國一樣解體為至少二十七個國家。 作為新文化運動薰陶出來的一代，毛澤東、周恩來等一代人成為革命者，中華傳統是黑暗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賣國、腐敗，是應該被推翻的，中華共和應該被解構，北洋民國的失敗意味著民主共和的失敗，一個嶄新的理想國模式，在蘇聯實驗成功，蘇聯也正在以全新的傳教與殖民模式，向周邊國家與全世界擴張，這種擴張模式不是傳統的軍事征服與經濟殖民，也不是宗教傳教，而是通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在全世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收購或控制其媒體，影響一代年輕人，然後通過黨組織建立國中之中蘇維埃紅色根據地、蘇維埃共和國。它像一種極其先進的病毒，攻入生命體內部，使健康細胞被病毒感染後轉而攻擊生命體，最後整個生命體成為一個病毒體，也成為病毒源，向更多的生命體傳染，通過控制生命體的意識，使其受病毒操縱。 五四運動意味著日本扶持的北洋政府與新生的共和憲政體系即將失敗，它掀起了整個國家的反日運動與仇日情感，並對西方文明絕望，蘇俄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政治空間，支持南方國民革命軍與共產黨合作，推翻北洋政權。當蔣介石意識到蘇聯扶持下的中共的性質時，為時已晚，共產黨的力量快速擴張到全國各地，中華蘇維埃在南方諸省建立，1931年在江西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權，共產黨人在蘇維埃統治區印製的鈔票上印著列寧的頭像。所以蘇聯支持的力量成功，將完全改變中華文明的屬性。 五四之後無中華，是五四運動終結了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建構，它在精神與行動上開始與蘇聯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個契合的整體，學生運動者是天然的有知識的無產階級，與城鄉流氓無產階級合流，成為共產主義最理想的戰士，無產階級知識精英們得到了追求理想社會的精神力量，而流氓無產者可以通過階級理論與革命鬥爭，‘打土豪分田地’，‘參加紅軍，睡地主家的小老婆’。 所以，五四運動之後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僅終結了北洋時代來之不易的中華共和國的政治建設，還開始毀棄中華文明的信仰與道德價值。
中華史的尾聲：先生與學生被運動、被鎮壓
蘇聯利用宏大的共產主義敘事，利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口號與共產國際組織，在中國獲得傳播與蘇維埃基地建設，中共像一頭食血魔獸，中華兒女的血肉餵食它成長強大，它最終卻成為異教將中華吞噬，使中華成為外殼虛飾，共產專政才是它的本質。 中華蘇維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里的‘中華’只是一個區域概念，傳統人文道德內涵被歸零，‘人民’所指是黨的人民，一切異於共產黨的力量都不是人民，共和國的共和，是黨的專制之下的組合，通過暴力征服與屠殺，西藏新疆失去自治權，通過政治運動，民主黨派的先生們與對中共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1957），政協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廢棄，當年追隨共產黨的民主先生們，被中共的政治運動所迫害與虐殺，1966年毛澤東發起的學生運動‘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先生們不僅被學生政治運動迫害，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這些在傳統與民國文化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們，是中華文明的‘逸民’，在封建與後封建數千年朝代更替的政治革命後，都會被推舉到新政權中，既是對傳統的尊重也是對知識精英的尊重，‘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孔子）的中華人文傳統被終結。 學生運動之後，毛澤東又開展一場上山下鄉運動，學生們像被右派的先生們一樣，被運動到農村，與1930年代學生運動由城市轉向農村形成巨大的反諷，共產黨只要創造一個宏大敘事，一個政治正確的口號，就能無成本的使一代人成為其政治工具與犧牲品。 文革時斯的學生運動是打倒先生的運動，文革群眾運動是造神運動，先生與學生從共產黨成立開始，一直追隨著共產黨而運動，而中共建政之後，是被共產黨運動，由主動的受害者，開始變成被動的受害者，學生們上山下鄉運動，是因為城市無法供給新生代的工作機會與住房，沒有犯罪的年輕人被集體流放，通過勞動進行改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本質上是一次集體‘勞改’運動。文革打倒了最後的傳統精英，同時毀棄的還有物理意義中的中華文化遺產，從精神上與物質上消滅中華傳統文明。這是一種人文滅絕，與對政治異已的滅絕（屠殺與虐殺）同時發生在中共治下，從中共成立的那一天起，至今沒有停止。 中共建政後中華概念淡出，‘世界人民’概念突出，中華文明的天空被重新建構。傳統親情代之以革命化、階級化：親不親階級分，親情社會與人倫被破壞，中華傳統是講道德、講道義、講道理的社會，而文革確立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革命法則，不講道德、道義與道理。 正所謂：“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龔自珍），還要加一句：欲滅其族，必毀其神，中共按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重述了中華史甚至人類文明史，將歷史歸結為階級鬥爭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歷史的正面價值被刪除：即，人類各民族間的和解妥協共和帶來了文明，而戰爭與鬥爭帶來的只是征服與屠殺。因為中共將鬥爭與革命視為歷史進步的價值，所以以製造鬥爭與革命為正義，以推動所謂的歷史進步。 中共將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民間信仰一概歸之為封建迷信進行人文滅絕，卻神化中共的歷史與領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始於造反、終於造神’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成為共產中華的神聖與精神領袖，而在這個過程中，‘批林批孔’運動上承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打倒孔子，以樹立中共領袖的思想至尊之位。 集權的最高境界是形成宗教狂熱式的神聖崇拜，毀棄傳統神聖的同時，解構傳統親情，所有人的土地與工作機會被政府控制後，千萬顆紅心只能向著北京、向著‘紅太陽’，無數的話兒不是給父母親人講，而是要對北京、對黨、對領袖歌唱與傾訴。黨、人民、領袖成為三位一體的神，其中人格神是偉大領袖，即黨和人民的領袖。 當毛澤東與文革謝幕，中共出現 統治危機，又開始使用‘中華’概念，通過中華民族來重建人民對中共的信心，中華概念甚至恢復傳統人文道德，中共的目的是通過民族主義來補充無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空洞，用傳統道德人文來彌補馬克思主義荒誕與不適應新的經濟市場進程。這個過程中，‘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而不是為共產主義而讀書）、‘中華文化復興’（而不是共產主義文化的偉大復興）成為中共重建合法性與凝聚民族民粹主義的宏大敘事。 經濟改革成就了中共的權貴腐敗，政治領域沒有改革也沒有自由開放，文革結束後，一場先生思想運動又開始萌發，由文藝界到思想界，由媒體人到出版界，而中共則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進行打擊，一場突如其來的學生運動席捲北京與中國，這就是舉世罕見的1989年民主運動，學生運動迅速發展成為全民運動，市民與先生、體制內外廣泛參與，從紀念中共黨內開明派代表胡耀邦逝世開始，升級到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爭自由，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最和平理性的運動，結局卻是世界民運史上最慘烈的結局，被共產黨的軍隊用坦克與槍桿子鎮壓。真正的先生思想運動與學生爭自由民主的運動，卻為中共所不容，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一頁，無數抗爭者以血為證，共產黨人不屬於中華民族，也不屬於人類文明任何一族，它是由虛擬的紅色基因決定其邪惡特性，與中華傳統文明為敵，也與人類普世文明為敵。 中共沒有共和的理念，只有統戰的政治，沒有法制下民主，只有造反與鬥爭的利用。中共的早期提出民族獨立自治只是統戰的需要，宗教信仰自由與民主協商制度也是為了統戰目的，以對抗國民政府，一旦黨的敵人被消滅，統戰的意義也就解除，所以對民主黨派與被統戰的民族以及宗教信仰全部納入維穩機制之下，任何力量只要出現不穩定因素，就要消滅在萌芽狀態，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現在不僅中華共和難以重構，民主憲章更無法超越中共黨章，習近平當政後重視祭拜的是紅色聖地，第二個任期開始帶領常委到中共的誕生地對南湖紅船宣誓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有祭拜過黃帝陵等象徵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紀念地，對‘中華民族’也只是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大敘事一語帶過，對五族共和與民族自治更是從不言及。對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台灣問題與香港問題，都是以高壓的方式嚴厲對待，使中華多民族共和的重建越來越不可能。 五四之後有中共無中華，有專政無共和，中共不除，中華文明不可能復活，更不可能復興。
綜述： 暴秦之後無諸夏：暴秦一統天下，改變了諸夏多元文化生態； 余杰：蘇聯死、中國生：縱龍出匣誰之過？ 尼克森與季辛吉對中國敞開門戶時，擱置不碰中國政治制度本質這個棘手問題，不願他們的大構想胎死腹中。……在東歐反共，卻接受中國的共產制度，找得到任何合理的說詞辯解嗎？……天安門屠殺事件提醒美國人正視中共政權的基礎。東歐的革命亦證實，共產政權不一定會長命百歲——中、美對此一事實，感受各有不同。我們今天仍在和這段歷史格鬥，而且短時間內仍擺脫不開這段歷史。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一點二十七分，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專機“空軍一號”在北京首都機場降落，周恩來率領葉劍英、姬鵬飛、喬冠華等官員到機場迎接。周恩來與尼克森象徵性地握手，並誇張地說：“這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他對一九五五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之握手仍耿耿於懷。 而尼克森在回憶錄中的描述同樣誇張：“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按照慣例，外國元首來華訪問，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的陣容通常由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五人組成，而中共給尼克森準備了三百七十一人組成的三軍儀仗隊，這是中共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規格。尼克森在回憶錄中寫道，當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時，“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颳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麽激動人心。”他如此描述他看到過的“最出色”的儀仗隊：“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辦盛大國宴款待美國貴賓。國宴的菜品規格是中共建政後少有的排場，多達幾十道，包括周恩來特意準備的三十年國酒茅台。美方最初提出所有食品都從美國空運，中方為了面子，承諾可按照美方要求提供所有食材。 當時負責搜集食材是“三十四號特供處”——這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食品“特供”機構，對外只用數字“三十四號”。該機構是對共產主義人人平等理論的莫大嘲諷，也證明了“新階級”理論並非空穴來風。 早在尼克森訪華前，周恩來就打聽到美國人喜食海味，吩咐準備一千公斤新鮮鮑魚。國務院將採捕鮑魚的命令層層下達，直至遼寧大連長海縣漳子島人民公社的潛水隊。接到任務後，從來不在這一季節捕鮑的潛水隊員，冒著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嚴寒和被鯊魚襲擊的危險，經歷上百次深海捕撈，終於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周恩來專門致電遼寧，表揚潛水隊是中美談判的“幕後英雄”。 當年奉命下海撈鮑的大連獐子島老漁民王天勇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那時不知要給誰撈，上邊說是‘政治任務’，又正是寒冬臘月，上邊都不理，一定要下水，還指定要最好最大的。……我們一共收穫了一千五百公斤鮑魚，又從中選出一噸優質鮑魚裝上軍艦，轉乘飛機運抵北京。”真是“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現代版本。 《紐約時報》記者馬托夫報道說，被驅使在天寒地凍中打撈鮑魚的十名漁民中，有三位漁民被凍死，其中一位年僅十七歲，名叫何高。後來尼克森夫婦讀到報道，一度陷入深深自責之中。 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開始下大雪，但按照計畫，尼克森第二天要去長城。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森夫婦驚訝地發現，昨天夜裡厚厚的大雪驟然“消失”。周恩來早就給北京市領導打電話佈置掃雪任務，北京連夜出動一百多輛灑水車、六十萬人從釣魚臺一直掃雪到烽火台。從這個細節就能聯想到，柏林牆只存在不到三十年，而長城存在兩千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共產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東方帝國（儘管其添加了不少史達林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由沒有自由意志的奴隸與暴君共同組成。 尼克森和季辛吉很享受他們在北京得到的東方帝王般的款待，假裝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中國乃是一個超級大的“波坦金村”。 尼克森的這次訪華，嚴重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成為中共政權延續至今的關鍵因素——中共執政至二零二一年，已長達七十二年，看來必將超過蘇共（俄共）執政的七十四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將成為現代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黨。此一形勢的形成，就國際因素而言，尼克森罪莫大焉。
美國外交教父季辛吉：“大三角”戰略弊大於利
一九六一年，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終於擠進白宮。哈佛大學的教授和畢業生充斥美國政壇高層，猶如北京大學出身的聰明人充斥中國政壇高層，但這兩所頂級名校對各自國家的政治發展所做出的卻是災難性的“貢獻”。此時季辛吉的職務只是每週只用上一兩天班的兼職顧問，但這對於這名有十四個親人死在納粹集中營、十五歲時逃到美國、當時只會幾個英文單詞的德國猶太人來說，已然是一個莫大的成就。 一名差點亡命於納粹魔爪的猶太難民，後來卻成為美國民主的破壞者，表面上看確實有些不可思議。若仔細分析就能知道原因所在：記者蘭道（David Landau）認為，季辛吉是“魏瑪之子”，揮之不去“革命及政治秩序失序、所有公認權威消失的可怕幽靈”。這跟鄧小平一看到學生遊行示威就聯想到文革，然後斷然下決心對威脅其權力的學生和市民展開血腥屠殺，是同樣的道理。 季辛吉不喜歡受官僚系統的規規矩矩的束縛，更蔑視民意和輿論，對民主價值持玩世不恭的態度，執迷於訴諸個人魅力、具前瞻性和非民主的政府決策。與之同時代的評論家們指出，“季辛吉主義”意味著“迷信秩序與權力而犧牲人性”、“認同全球現實政治，置務實主義於道義之上”，季辛吉“擁有近乎邪惡的心理直覺、可抓住暗藏性格根源的本能、知曉什麽會驅使或毀滅他人的本能”，還有“操弄權力的天賦：善於利用對手性格的優缺點”，“在他的世界裡權力代表著一切：均衡不只是秩序的必要條件、正義的先決條件，均衡就是秩序，就等於正義”。 季辛吉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者，但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為之撰寫的傳記中卻標新立異地將其形容為理想主義者，是康德永久和平論的信徒（比康德還康德）——當然，弗格森特別界定說，他指的是年輕時代的季辛吉。 但這種界定是毫無意義的：年輕時代的季辛吉是學生和學者，那時他是什麽主義者，跟公共利益關係不大。對季辛吉的歷史評價，完全取決於其當權時的政策產生了什麽樣的結果。 弗格森對季辛吉的激賞，是因為他與之分享同樣的觀念秩序。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也驚人地一致，他們都主張對中國採取綏靖主義政策。弗格森在論文《讓中美共同體再次偉大》（Make Chimerica Great Again）中沿襲“中美共同體”（或“中美國”）的概念，希望中國與美國“尋求和解”，所以在川普執政期間，他撰文呼籲川普的對華外交沿襲季辛吉的政策。 此後七年，季辛吉在學界和民間積攢名望，逐漸形成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弗格森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大多數策略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歷史是由他人自我體悟中獲取類比和洞見的寶藏；做決定基本上是靠推測，而某些行動方向的政治回報可能低於按兵不動或報復，儘管後者的最終代價也許更高；外交政策遵循現實主義，如表現於俾斯麥身上的，是充滿危險，不只導致民眾疏離，政治人物淪落到只顧追求權力而已。弗格森進而認為，季辛吉在個人事業早期反對歷史唯物論及經濟命定論，因而認為冷戰非關經濟、甚至無關核武器儲備，更別說戰車部隊，而主要是理想之爭。然而，這種解讀宛如緣木求魚，實際上，季辛吉絲毫不具備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和對西方民主模式的認信，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種偶然：“演進過程不會像後世看來進行得那麽順利，或方向如此明確。西方的多元主義來自數以百計的選擇，每次若做出不同選擇，可能帶來南轅北轍的結果。……演化並非沿直線進行，而是經由一連串複雜的變異。一路上的每一步都有彎道和岔路，無論好壞都得走下去。左右抉擇的條件也許是最細微的差異。事後看來那抉擇也許幾乎是隨意的，或是在當時普遍狀況下只容許此一選項。” 他不相信上帝之手對人類歷史的操縱。 作為知識菁英的季辛吉長期看不起出身卑微、教育背景寒磣的尼克森。然而，一九六八年，當尼克森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時，季辛吉審時度勢，出任其外交顧問。尼克森當選之後，他成為其國家安全顧問，兩人達成了一個“不可能的組合”。尼克森對季辛吉的提名甚至排在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之前——季辛吉擁有比副總統和國務卿大得多的權力，真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人戲稱為“助理總統”。 尼克森宣誓就職時，美國已深陷越戰泥潭，決策部門的菁英們發現，越戰不光打不贏，而且還反映出美國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敗。尼克森將收拾殘局的希望寄託在季辛吉身上，從此季辛吉與尼克森形影不離，被稱為“尼克森的保姆”，有人甚至拼湊出一個新的英文名詞：尼克辛吉。 尼克森是一個不受既定規則約束的政客。他突發奇想——美國要從越南脫身，可藉助中國的幫助，不妨改變過去二十多年封鎖中國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末，季辛吉接受且完善了這一想法，認可敲開中國大門值得一試——經過越戰，美國實力下降，對抗蘇聯力不從心，必須聯合中國才有勝算。中國的加入能讓美、蘇雙邊關係變成三角關係，這種關係有利於美國。這就是其“大三角”戰略。“要在我們能夠與他們兩邊都維持更勝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對我們的幫助才能發揮到極致。”也就是說，美國將凌駕於兩者之上，維持雙方的平衡或均勢，季辛吉使用了一個關於國酒的比喻：“謹慎關注雙方的首都，我們就能繼續飲我們的茅台，繼續喝我們的伏特加。” 季辛吉並沒有任何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認同，他既不信仰解猶太教，也不信仰基督教，對各種主義都不感興趣，就連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價值分歧在他看來也不重要。尼克森在回憶錄中承認：“我感覺到他像我一樣，不是那種宗教感很強烈的人。” 後來，當尼克森在水門事件的幽暗時刻，請求季辛吉與之一起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跪下來祈禱，這位權術大師勉強跪下，卻言不由衷——他心中沒有上帝的位置，沒有禱告的對象。 季辛吉不承認自己是馬基維利主義者或梅特涅主義者——他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採訪時說，馬基維利“對我絲毫沒有影響”、“我與梅特涅不可能有共同的地方，我只寫過一本關於他的書”，反之，他炫耀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斯賓諾莎和康德兩位哲學家”，並且強調“權力本身，作為一種工具，對我沒有什麽吸引力”，但實際上，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權力。 季辛吉認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有三個：與越南和談、與中國接近、與蘇聯建立新的緩和關係。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放棄意識形態上的成見，不能依靠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去解決，他批評反共的右派“缺乏時間感，或脈絡感，或感覺不到現實的綿密交織”。他指出：“我們轉向中國，不是要為一九四零年代末自由派中國政策的過錯贖罪，而是要重塑一種全球均勢。”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季辛吉做了一份給媒體的解釋政府外交政策轉變的簡報，簡報中如此寫道：“我們一向表明，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評斷其他國家，特別是像共產主義中國這樣的國家，是根據他們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取決於他們國內的意識形態。”這種說法是自欺欺人：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所作所為，是由其意識形態所決定的，為了意識形態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朝鮮的外交政策“沒有最左，只有更左”，很多時候跟國家利益背道而馳。 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為尼克森打前站，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訪問中國。一見面，他就被周恩來征服，直到晚年仍對周讚不絕口，“周恩來是我在六十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當然，他不知道周恩來身兼秘密警察頭子，以及文革期間跪在江青面前的醜態——即便知道了也不會相信。 當見到毛澤東之後，這個哈佛博士在只有中學學歷的暴君面前變成畢恭畢敬、洗耳恭聽的小學生，乖乖聽毛隨心所欲地談天說地，偶爾畫蛇添足式地表示讚同。毛澤東與希特勒一樣具有某種惡魔式的、卡里斯瑪的領袖魅力，從季辛吉對毛的頂禮膜拜可以推測，若季辛吉早生二十年，若季辛吉不是猶太人，他一定會忠心耿耿地為希特勒效勞。 季辛吉認為，國事訪問很少能給國際事務帶來重大影響，但尼克森訪華卻是一個例外。“中國又回到了世界外交的舞台上，美國也有了更多的戰略機會，這都給國際體系賦予了新的活力和彈性。中美之間磋商的頻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間都是極其罕見的。”他強調說：“中美修好的好處並不是永恆的友誼或互相融洽的價值觀，而是重新達成全球的力量平衡。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還能在價值觀上達成更大的融洽。” 然而，此後半個世紀，中美雙方在價值觀上並未達成“更大的融洽”，反而漸行漸遠；倒是季辛吉個人的利益跟中國水乳交融——他實現了“靠中國，發大財”的初衷。 屠殺初始時，美國駐東巴基斯坦的領事 布洛德要求美國介入制止。但季辛吉認為，巴基斯坦是北京的老牌盟友，不想在跟北京建立長期友誼之前，因孟加拉問題開罪於北京。而印度表態支持孟加拉，印度在當時友蘇又反中，更讓季辛吉對孟加拉獨立沒有好感。布洛德的建議如石沉大海，他在電報上嚴厲批評美國政府，認為美國“道德破產”，這幾則有名的電報後來被稱作“血色電報”。季辛吉充耳不聞，將布洛德調離孟加拉地區。在戰時最激烈的時刻，尼克森政府一度考慮派有核彈投射能力的轟炸機前往戰場，支援西巴基斯坦軍方。想到這裡，只能感到不寒而慄。 季辛吉的所作所為，與他殘害他家人的希特勒庶幾近之。 尼克森式的外交，有極強烈的個人色彩。它超越政府一般程序，使中國領導人得以專心只與一個類似季辛吉的高階美國官員打交道，也可以對此人奉承討好，投其所好，再加以利用。季辛吉訪問中國近百次，隨著中國開放對外貿易與外國投資，他馬不停蹄地協助美商在中國尋求門路。他本事通天，可以為美商引薦中國最高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習近平——他是薄熙來倒台前在重慶會見的最後一位重要的外國客人，他的家族和客戶在中國邊陲的重慶有天文數字般的投資項目。 季辛吉常因混淆評論與顧問的分際，為人詬病。他無視美國的立國價值，無視美國的國家利益，僅僅為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望和利益即可不擇手段、厚黑無邊，他是二十世紀給美國帶來重大災難的政客之一。他從來不以當年主導放縱中國、養虎為患的政策感到後悔，從來不為肉麻地稱頌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等中共歷屆黨魁和獨裁者感到羞恥。二零一八年，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九十五歲的季辛吉出席，再度表示中國崛起“是政策和歷史的必然”。
尼克森對華秘密外交，是二十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錯誤
從派遣季辛吉到中國訪問開始，尼克森就對此高度保密，傳統上負責外交的國務院、對外交事務擁有一定發言權的國會、五角大樓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等全都被蒙在鼓裡。 季辛吉後來解釋說：“尼克森任總統期間最富戲劇性的事件在當時卻鮮為人知，因為尼克森認為訪華若要成功，就必須嚴加保密。若公之於眾，則需要美國政府內部獲得層層批准，走一道道複雜的程序，世界各國也都會堅持要求與我們商議，這樣會影響我們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態度。透明固然重要，但為了建立更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歷史機遇也是必要的。” 這種解釋是典型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正是共產黨的思路和做法。他絲毫不尊重美國憲制。 尼克森踐踏了美國的民主傳統和民眾的知情權，最終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那就是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是民主黨和左派媒體為尼克森設下的圈套，尼克森的敵人們並非後來書籍和電影中描繪的那麽大義凜然；但尼克森本人並非完全無辜，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常在水邊走，不可能不打濕鞋子。 一九九三年，尼克森在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時，不無苦澀地說：“歷史會記得我兩件事：水門案和敲開中國大門……我並不悲觀，但水門案，這件愚蠢的事情，其歷史評價將與我在這裡的所作所為相提並論。” 實際上，敲開中國大門的危害性千百倍於水門案，前者更應當受到譴責，尼克森直到去世也未能明白這一點。若非他向中國敞開大門，當初經濟和政治狀況比蘇聯更糟糕的中共政權未必能比蘇聯更長命，比蘇聯更早崩潰的或許是中國。中國的救星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而是尼克森。 尼克森在與周恩來會談時說：“我在艾森豪政府中任職時，我的看法與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後，世界發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必須改變。就像總理與季辛吉博士會面中所說的，舵手必須懂得該怎樣駕馭風浪，否則只會被大潮所吞噬。”尼克森曾是堅定的反共鬥士，在希斯案中窮追猛打獲得全國性知名度，且一度與麥卡錫並肩作戰。當上總統之後，他發現，中蘇邊境上的軍事攤牌或許對美國來說是一座橋樑，美國可以“將冷戰的前沿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移動”。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經過修訂後完整發表的“關島主義”和“尼克森主義”的發言中，他承諾在東南亞縮減美國的干涉力量。表面上看這種考量的核心是財政問題，其實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對於尼克森所說的這種“改變”，季辛吉進一步闡釋說： 在尼克森的設想中，中國起了關鍵作用。兩國領導人從不同角度審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毛澤東看來，和解是一種戰略必要手段，尼克森則將其視為一個改變美國外交政策和世界領導地位的機會。他想利用對華開放向美國公眾表明，即使在一場元氣大傷的戰爭中，美國還是能制定長治久安的藍圖。於是他和他的屬下們竭力爭取與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聯繫，以減輕從東南亞黯然撤軍的痛苦。
實際上，這種“改變”並未成為美國社會、朝野兩黨、尼克森政府乃至共和黨人的“共識”。尼克森的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非常不讚同“改變”。共和黨的反共力量仍遵循杜勒斯的做法：杜勒斯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艾森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其去世之後仍對甘乃迪和詹森政府具有決定性影響。杜勒斯對冷戰做出了准宗教式的詮釋，他的基本立場，用其下屬、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局長羅伯森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當然百分之百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百分之百反對北京的共產黨政府。……除非共產黨人改頭換面不再當共產黨人，否則一切免談。” 尼克森深知對華政策的轉變會引起黨內保守派反彈。他小心翼翼地開始“掃雷”工作。他鼓勵季辛吉打電話給高華德參議員和加州州長雷根等共和黨保守派大佬，簡報北京之行。他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說服雷根，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在當年十月到台北出席雙十節國慶慶典，安撫感到被出賣的台灣政府。日後出任雷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理查德·艾倫（Richard V. Allen）說：“雷根一直遺憾，被這麽利用；但當時他認為，總統要求他效勞，他就會從命。” 對許多保守派來說，反蘇比反華更具吸引力，他們被說服接納“強化與中國關係以制衡蘇聯”的“中國牌”觀念——反蘇最力的參議員傑克遜讚同尼克森的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觀點。但保守派輿論推手、《國家評論》雜誌主編巴克利反駁說，傑克遜犯了對中國“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比蘇聯更極權專制。 當時，尼克森執意拉攏巴克利，邀請他作為媒體人員參與訪華之行。巴克利冷眼旁觀尼克森與周恩來的觥籌交錯：“那感覺就好像是讓蕭克羅斯爵士在紐倫堡審判時，從檢察官席走下來，擁抱戈林、鄧尼茨、赫斯，乞請他們加入打造美好世界的行列。”巴克利看透了中國的本質，也看到了尼克森對華政策的致命局限與偏差。 尼克森與季辛吉自行秘密處理對華政策，把國務院當作敵人，保密到家。在訪問北京期間，尼克森排斥隸屬國務院的翻譯，主動借重中方翻譯。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尼克森與季辛吉兩人之間也在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在派遣季辛吉訪問中國前夕，尼克森一度要求季辛吉前往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以便日後自己能成為進入中國首都的第一位美國官員。但季辛吉虛以委蛇搪塞總統，他一心一意只想到北京去。等到尼克森訪華時，他本來希望至少有一次在沒有季辛吉陪同的情況下與周恩來展開會談，卻被季辛吉阻撓而未能實現——每一次重要會談季辛吉都在場，以確保對每一個環節的掌控。 有趣的是，當季辛吉陪同尼克森進入毛澤東的書房展開會談時，毛澤東說，今天不談外交政策，只談哲學，季辛吉是這些人中唯一的哲學博士，所以，“今天請他主講，如何？”後來，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寫道：“毛好像出於一種習慣，要在來賓之間挑起‘矛盾’。他一邊表示謙虛，一邊調侃了別人，又可以在總統和安家安全顧問之間埋下不和的種子——一般來說，總統是不會樂意被自己的安全顧問搶了風頭的。” 尼克森、季辛吉對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的爭風吃醋，後來在法拉奇採訪事件中再次發酵。季辛吉在接受採訪時情不自禁地炫耀說：“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但關鍵還不在於此。關鍵在於我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美國人特別喜歡這一點。美國人喜歡獨來獨往的騎馬牧者，即便不帶手槍也沒有關係，就像西部電影裡的人一樣。”這段話惹惱了尼克森，為此在數日內拒絕與季辛吉見面，也不接他的電話。懊喪不已的季辛吉聲稱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他“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 尼克森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說：“我們具有不同的哲學，然而都腳踏實地來自人民，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實現一個突破，這突破將不僅有利於中國和美國，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世界。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毛澤東就是一個用東方神秘主義的油彩層層包裹的希特勒，但以尼克森為代表的西方政客卻被這些油彩所迷惑了，被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談論的“哲學”弄糊塗了，絲毫沒有意識到坐在他對面的那個人是個殘暴的屠夫，而他成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屠夫的救星。 尼克森通過在中國短短一個星期的訪問，得出中國比蘇聯好打交道的結論——或者說，他是先有了這個結論，然後才尋找支持此結論的素材。他認為，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而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甚至連江青都不例外，江青主動要求尼克森對其主導的樣板戲提意見。 多年後，尼克森總結他在中國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終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的敵人”。 尼克森生得晚，沒有趕上去觀摩納粹的黨代會和奧運會，否則他將會有更大的驚奇。但從納粹讓人生畏的群眾運動中就能得出必須與納粹搞好關係的結論嗎？尼克森意識到了中國的可怕，卻幫助它變得更加可怕，他不可能改變中國對美國根深蒂固的敵對（除非美國接受中國的意識形態，並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所以最終美國還是必須面對中國這個可怕的敵人。 尼克森對中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周恩來“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觀點為他那種意識形態的框框所影響，然而他的知識淵博是驚人的”。 數十年來，周恩來幾乎實現了對西方來賓的“通殺”——從馬歇爾到尼克森，無不拜倒在周恩來這個孔夫子式的共產黨員腳下。這個個案再度表明西方對中國的無知到了何種程度。多年之後，成色弱了很多的新版周恩來——溫家寶——照樣博得中外偶像崇拜者們的熱烈掌聲。 尼克森和季辛吉建立的模式，經後來歷任政府奉為圭臬：對華交涉很特殊，要脫離正常的外交及體制管道。當然，在美國歷史上，秘密外交不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的發明，羅斯福參與雅爾塔會談就是惡劣的先例。如歷史學者所指出的，就風格和內容兩方面而言，尼克森與季辛吉的外交，至少在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指導著美中關係發展。尼克森政府設計、議定的主調，主導了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思維：與中國親善有助於美國與蘇聯打交道；華府與北京可以攜手在東亞地區解決各項事宜；同時，美國不應、也不會挑戰中共領導人。後來歷任總統、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都在尼克森與季辛吉建構的大廈上添建，偶爾略作修葺；他們很少挑戰尼、季中國政策的基礎，或重新評估其基本假設是否依舊說得通。的確，隨著時間流逝，尼、季對華政策成為新教條，取代了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指導美國外交行動的舊教條。
尼克森北京朝聖，毛澤東絕處逢生
尼克森訪問北京，享受著歷史創造者的殊榮，隨後在競選連任中以絕對優勢獲勝。美國很快從越南撤軍，蘇聯也退縮了。他即將邁入偉大總統的行列。但是，從巔峰跌入谷底如同過山車一般：當水門事件爆發之時，民眾並沒有因為他是讓中美關係解凍的“英雄”而原諒他。 這場外交戰中真正的勝利者是毛澤東。六十年代中期，中蘇交惡，中共的首要敵人從美國轉換為蘇聯。一九六九年，中蘇在邊境爆發珍寶島衝突，中方設了一個圈套，讓蘇聯邊防部隊遭受重大傷亡。隨即，蘇軍發動反擊，在新疆邊境上消滅中國一個營。部署在中國邊境上的蘇聯部隊增加到四十二個師，達一百萬人。蘇聯的中層官員開始向全世界各國相識的同級官員詢問，若蘇聯先發制人，攻擊中國的核設施，各國將會如何反應。中國的同情者寥寥無幾。由於中國的軍事實力遠遜於蘇聯，毛澤東只好啟動“深挖洞、廣積糧”政策，命令北京的高官疏散到南方各地。 同年，毛澤東重新啟用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等四名元帥，請他們分析中國的戰略選項。四人在報告中提出，若蘇聯大舉侵華，中國可以打美國牌。陳毅為這個看上去離經叛道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歷史支點，他建議毛澤東參考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經驗——這個細節說明，陳毅本人及毛澤東都是史達林的同類，都不認為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和約是對共產主義事業可恥的背叛。毛澤東是余英時所說的“打天下的光棍”，毛多次讚揚日本侵華幫助共產黨崛起，跟史達林與希特勒共舞有異曲同工之妙。葉劍英提出《三國演義》中的例子：“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 這個比喻與季辛吉的“大三角”戰略不謀而合。 季辛吉在為尼克森準備關於毛澤東的性格資料時，煞費苦心地為兩人尋找共同交集的對話主題。尼克森記下來：“尼、毛都是重視人民的人”，兩人都“與知識分子不對頭”。這個比喻不倫不類。尼克森雖嫌惡知識分子，卻不曾把他們打入階級鬥爭的煉獄，或是下放到農村去養豬養牛。 毛澤東比尼克森更期盼這場會談，卻又刻意運用欲擒故縱的手段。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寫道，中方邀請尼克森在抵京幾小時之內就與毛澤東會面，“其實，用‘邀請’一詞不太準確，因為跟毛澤東的會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約好的，而是像從天而降的消息。這好像過去君王召見臣民的方式”。 實際上，毛澤東在會面前十分焦慮，報告尼克森一行人行蹤的電話不斷打進來。當時，毛的身體狀況已非常糟糕，醫療組為此次會面做了萬全的準備。毛澤東書房兼會客室內的氧氣瓶、呼吸器等醫療用具全部搬走，移到旁邊的走廊上，又準備了一些小型輕便的急救設備，將氧氣瓶藏在一個大雕漆箱裡，其他設備則置於室內的大盆景後面，以便因應緊急之需。 毛一直掌握著談話的主導權，像老師稱讚學生一般稱讚尼克森寫的《六次危機》寫得不錯。尼克森恭維說：“你讀得太多了。”毛說：“讀得太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要請你派教員來，特別是歷史和地理教員。” 毛在談話中主動且多次表示，台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台灣事小，世界事大。說到底，毛個人權力及中共政權的安全才是問題，台灣問題可先擱下。 毛雖病入膏肓，卻思維敏捷，老奸巨猾，避重就輕；比之年輕一代的尼克森，卻處處被動，緊張而毛躁。這場對話，宛如此前甘乃迪與赫魯曉夫的對話，尼克森的表現比甘乃迪還要不堪。 原定這次會見只是禮節性的十五分鐘，實際卻按毛的意願延長到一小時五分鐘。尼克森的來訪，讓毛澤東相當振奮，健康亦大為好轉。根據中美雙方事先的意向，毛澤東還準備會見尼克森一次，毛自己也有這個強烈慾望，但終究因為身體狀況而放棄。 此次破冰會談，沒有迅速達成中美建交的結果（尼克森承諾將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完成中美正式建交，但他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未能完成第二個任期，也未能實現此一承諾；一直要等到民主黨總統套卡特上台，才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美國與中國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卻讓中國從此擺脫鐵幕的陰影。北京憑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在東亞的權力訴求，並同時讓自己成為該區域的強國。在意識形態上，這一點體現在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當中。 中美敵對狀態的結束，對中國同日本、歐洲及蘇聯的國家關係產生強烈衝擊。日本在同年九月與中國恢復關係，其他十七個國家在前後幾個月內做了同樣的事情。毛取得巨大成功：中國走出四分之一世紀被孤立、封鎖和戰爭的風險，從而減輕經濟建設難以承受的重負。 不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共政權，而是毛澤東與美國的緩和拯救了中共政權。毛從來不以意識形態為旨歸，他與季辛吉一樣都是現實主義者。美國昨天還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今天就可以成為座上賓。他的轉向之快，讓西方的毛主義者均措手不及、乃至理想破滅。毛對此根本不在意，他在意的唯有政權和其個人權力的穩固。 中國的國內政治需要影響著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的外交政策反過來又影響著國內的政治形勢。內政外交一番互動之後，中美兩國的握手言和，使國際格局呈現出表面上美蘇中三足鼎立的局面；與此同時，國內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隨著林彪集團的覆滅變換為激進派和務實派的兩極天平——毛澤東成為天平的支點。毛總的傾向是利用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但有時刻警惕著避免出牌的權力為美國和國內其他人所左右——所以，他偶爾利用時間差來敲打一下從中美緩和中獲利最大的周恩來，以顯示自己才是最高仲裁者。 尼克森在中國的表現未能維持他在美國政壇的平均水平。由於時差和壓力的關係，他屢屢犯錯。在中國的最後一夜，他喝了很多杯茅台酒，在晚宴上進行唯一一次真正的即席致辭。他似乎遠超出原本的交涉，提出一個近似於與中國成立軍事防禦同盟的主意。季辛吉嚇了一跳，但暗喜“此時新聞界也兵疲馬乏，沒有注意到它”。 這些細節上的錯誤，跟整個決策的錯誤相比，反倒顯得微不足道——讓中國走出鐵幕，比當年丟掉中國還要可怕。在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犯的最大錯誤，不是越戰，而是將中國從鐵幕後釋放出來，原本希望以毒攻毒，結果卻是縱龍作惡、一發而不可收拾。西方世界沒有想到，冷戰結束三十年後，中國搖身一變成為比當年的蘇聯更難對付的敵人。 在與中國恢復關係的初期，尼克森政府的官員幾乎都在中國領土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美國試圖無中生有，創造出關係。當初，季辛吉和尼克森前往北京，可比中國領導人來華府訪問容易得多，尤其是美國的主要談判對象周恩來，以及毛澤東本人的健康情況都很差。但是，美國人前往北京朝聖的模式，後來逐漸變得難以打破，使得中方“天朝對待屬國朝覲”的意識大增。多年之後，美國人急欲與北京來往的心態不僅已經沒有必要，反倒使中方在談判上佔了優勢。歷史學者索樂文研究中國的談判術之後，得出一項結論：“在中國首都談判，使得中方有機會包圍談判對象，擴大對方的感謝、依賴、敬畏與無助之意識。”這句話對於中方及前往北京的美國官員的心理，描繪得入木三分。 美國人始終未能理解中國根深蒂固的天下帝國觀念及其朝貢外交的體制，結果將為此付出沉痛代價。
鄧小平打越南是給美國的投名狀，中國成為美國的准盟友
毛澤東比史達林更加狡詐，鄧小平也比勃列日涅夫更加狡詐，他們知道即便一度與美國為敵，卻不能永遠與美國為敵，若永遠與美國為敵，就無法避免國破身滅的命運。所以，出於生存的本能，要跟美國交往；出於“韜光養晦”的原因，要從美國那裡得到一張參與美國在戰後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通行證。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當局才明白這個道理，比毛澤東邀請尼克森訪華晚了十三年，比鄧小平訪美晚了六年。遲到的改革是找死，蘇聯死掉了；竭盡所能地坑蒙拐騙偷，中國活了。 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之後，兩國關係仍相當冷淡。復出後的鄧小平決定給兩國關係點一把火——要得到美國頒發的“國際良民證”，首先需要繳納投名狀。美國需要什麽樣的投名狀呢？鄧小平胸有成竹。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風塵僕僕地頻頻出訪，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鬥士、革命輸出者，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 毛澤東一生中只出境過一次——到莫斯科朝拜史達林，此後便在其住處接見八方來客；鄧小平則放低身段，走出共產主義陣營，他在訪問資本主義國家時多次公開承認中國積貧積弱，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不再是以“自力更生”包裝的唯我獨尊。鄧小平並非第一個這樣做的中國領導人。在一九七二年與尼克森和季辛吉談判時，周恩來就使用過同樣一招“苦肉計”——他不諱言中國相對脆弱，“而且我們也承認我們很落後”。周恩來曾向美國外交官露出他長褲底下的衛生褲說：“瞧，我們不指望這種品質的產品可以外銷。” 周恩來不會想到數十年之後，中國生產的廉價衣服、鞋子和玩具等傾銷全世界。周恩來告訴季辛吉：“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以後，我們還是不會認為自己是個超級大國，不會加入超級大國的行列。”如果美國人天真地相信周恩來和鄧小平所的話，就等於自掘墳墓。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赴美訪問，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訪（這也是中共建政之後訪美的最高官員），這次出訪以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這次出訪是他贏得美國信任的一次大考，也是一出演給蘇聯看的大戲，更是對越南作戰提前進行的心理戰。 中越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之後，即派出軍事顧問團幫助越共對抗法軍。 在美國出兵越南後，中國是北越最堅定和最慷慨的盟友，提供的實質性幫助比蘇聯更大。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答應向北越提供九萬枝槍炮，毛說：“是越南需要的，我們就優先供應。”解放軍幫助北越訓練軍隊、傳授游擊戰知識、援建工業設施和鐵路。前後累計共有三十二萬解放軍官兵被派往北越，巔峰時的一九六七年有十七萬人在北越，在越南傷亡的中國軍人和工程技術人員近六千人。在整個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對越南總援助加上中國援越部隊和技術人員開支，超過兩百億美元。 中越兩個政權的關係，正如中國與北韓，堪稱“血盟”。 然而，越戰後期，因中美關係解凍，越南認為被中國拋棄，遂倒向蘇聯。越戰剛結束，越南開始做建立“印度支那聯邦”（東南亞的“小中華”）的大夢，出兵推翻中國支持的赤柬政權，驅逐在越南的數十萬華僑。中國認為越南成為蘇聯在南方包圍中國的打手，中越迅速交惡，屢屢發生小規模的邊境衝突。 毛死後，鄧小平結束文革，在權力鬥爭中勝出，需要一場收發自如的、小規模的對外戰爭轉移民眾的不滿及凝聚民心。同時，鄧小平也將打越南視為一份給美國的投名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新政”，離不開美國和西方的技術與金融支持。第三，打越南可以切斷蘇聯在東南亞的黑手，遏制蘇聯的威脅。 二十九八日，在鄧小平抵美國第一天夜裡，應邀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Ian Joseph Brzezinski）位於維吉尼亞麥克林的家中做客。在這次非正式交談中，鄧小平對主人說，他希望與卡特總統有一個小規模的會晤，談一談越南問題。 在會談中，鄧小平將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是蘇聯從南部威脅中國的基地。下午的正式會談結束後，應鄧小平要求，雙方轉到橢圓形辦公室舉行一場參與人數更少的秘密會議，除了總統卡特、副總統孟岱爾（Mondale）、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和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之外，美方其他人員全部退席。鄧小平以嚴肅而又果決的作風，說出了對越南發動懲罰性打擊的計畫。 鄧小平說，他考慮到了蘇聯入侵的可能性，北京從北方邊境撤退了三十萬平民。不過，如果只是打一場對越南的有限戰爭，能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做“大反應”；而且時值寒冬，蘇聯對中國北方發動攻擊也比較困難。鄧又說，中國“不害怕”，但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 儘管此前從情報中得知，中越關係已惡化，卡特聽聞此言仍大吃一驚。平庸而缺乏魄力的卡特，被鄧小平嚇破了膽，一時不敢接過這張投名狀。卡特在回憶錄中寫道，他企圖勸說鄧放棄懲越計畫，他告訴鄧，此舉可能造成極大的反效果，世界輿論可能同情越南。但卡特沒有譴責或直接反對鄧的計畫，他的溫和的否定暗含著含糊的默許：“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背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轉變。……我們很難鼓勵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動作。我的話只能說到這個地步。我們也和世界各國一起譴責越南，但是出兵越南會造成不穩定，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支持中國對越南動武的布里辛斯基日後寫道：“我擔心總統可能被范錫說服，對中方施加最大壓力，不讓他們動武：因為這只會使中國人認為美國乃是‘紙老虎’。”他甚至對鄧表示了一定的欽佩之意：“我私下希望，鄧小平重視動武這件事，能對美國某些關鍵決策者有所啟發。”其弦外之音是，他早已對卡特軟弱的外交政策有所不滿，他認為卡特缺乏鄧小平的魄力。 次日早晨，卡特和鄧小平舉行單獨會晤，只有一名翻譯在場。卡特向鄧小平讀了一封他連夜親筆寫好的信——這封信至今尚未公開。布里辛斯基後來說：“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基調是溫和的，內容是嚴肅的。裡面強調要力行克制，並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後果。我覺得這麽做是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聯手。” 卡特的擔心是：“中國挑起的武裝衝突，將使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未來能否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產生嚴重關切。”但卡特只是要求中國“節制”。 鄧小平向卡特保證，中國軍隊不會長期侵佔越南領土，將在開戰十天到十二天后撤出越南境內。鄧還說，中國攻打越南的好處是長期的，也符合美國利益。中國表面上是在打越南，實際上是在打給越南撐腰的蘇聯。如果中國不給蘇聯一個教訓，蘇聯就會像利用古巴一樣利用越南。他知道這個設身處地的說法頗能打動美國人——越戰的失敗是美國鬱積至今的一個莫大屈辱，中國幫助美國出一口氣，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必然大大改觀。鄧小平果然是心理戰的大師。與之相比，卡特懵懵懂懂，既未看穿鄧小平的隱秘用心，甚至也與國輿論脫節。 鄧小平回國後不到兩個星期，中國即出動二十萬（也有說四十萬）大軍對越南發起攻擊，世界輿論皆稱之為“侵略戰爭”。儘管中國軍隊面對的是越南的二線部隊（越南的精銳部隊正在柬埔寨作戰），但仍付出慘重代價。文革期間解放軍政治掛帥的影響在戰爭中暴露無遺：裝備陳舊、後勤薄弱、人員短缺、戰術僵硬，在這種種因素的拖累下，中國軍隊傷亡數萬。然而，“捨不得孩子套不來狼”，鄧小平在國際戰略上是成功的：經過此役，中國騙取了美國的信任，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美國在此後的四十年裡養虎為患——這是美國為越戰付出的又一個巨大代價，試圖擺脫越戰後遺症，卻又飲鴆止渴，中毒更深。 當時，對外秘而不宣的是，美國一直介入中國攻打越南的細節。在中國的整個軍事行動期間，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每天夜裡都秘訪白宮，與布里辛斯基碰面，後者將美國通過衛星偵察到的蘇聯兵力部署的情報交給中國方面——蘇聯方面果然沒有大規模異動，如此中國方省卻了後顧之憂。 美國、中國和越南的“小三角”關係，從冷戰延伸到後冷戰，風雲詭譎，變化多端。美國支持中國侵越，彰顯出其在亞洲的角色起了大變化。十年前，美國民眾被告知，參加越戰是因為必須遏制中國在亞洲的擴張行徑。接下來，美國民眾獲悉，越南不是中國的傀儡，中、越事實上是敵人。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又發生更大的顛倒：中國跨越邊界攻打越南，美國竟秘密協助中國。 故事還沒有結束。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從美國建構的戰後政治經濟秩序中獲利致富的中國高呼“大國崛起”，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發起對美國的挑戰。美國這才從夢中驚醒，修改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列為首要敵人。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屢屢發生領土爭端，主動“聯美抗中”，美越關係進入快車道。為了遏制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野心，越南與美國多次在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兩國已然相逢一笑泯恩仇。
從沃爾福威茨到蓬佩奧：終結季辛吉主義，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尼克森辭去總統職務，黯然離開白宮，副總統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繼任總統。季辛吉沒有跟尼克森共進退，留了下來，還高升一步：人脈不足的福特希望藉助身兼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幫他穩住局面並贏得公眾支持。 在福特政府內部，所有有關外交政策和國防項目的部門會議都由季辛吉主持，他和他手下的人員控制著信息和情報的流動；他們起草上報給總統的政策建議文件。在政府外部，媒體和全國都對季辛吉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讚賞有加（儘管法拉奇嘲諷說，“不幸的諾貝爾，不幸的和平”）。 就在福特宣誓就職第二天，季辛吉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交給福特簽署，備忘錄將擴大他業已擁有的權力。根據這份備忘錄，季辛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外交政策的全部決策，季辛吉繼續主持最高層政府官員有關外交政策的所有會議。季辛吉成為美國歷史上擁有最大權力的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而且，兩個職位前所未有地合二為一。一九七五年初，小說家約翰·赫什在白宮停留了一個星期，他報道說，季辛吉壟斷了外交政策，“現任總統在就職前很少接觸外交事務，我聽說，他只聽一個聲音，一個反覆無常的聲音，那就是亨利·季辛吉的聲音。這是我整整一週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國外情報，怎麽能每天只聽一個聲音？” 不過，事情很快就發生變化。福特站穩腳跟之後，開始任用自己的人馬——新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新白宮辦公廳主任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這些新人很快蠶食季辛吉的權力。季辛吉被迫讓出國家安全顧問的要職，雖然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其前副手斯考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但他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門聯委會的權力，失去了他在白宮的基礎和接近總統的便利。 更為重要的是，後來出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沃爾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正成為“季辛吉的終結者”。同樣也是猶太裔美國人，同樣也是常春藤大學政治學教授，在七零年代中期，沃爾福威茨不僅對季辛吉的蘇聯政策，而且對他更廣泛的假設、他的世界觀和他對歷史的理解都產生了疑問。沃爾福威茨自認為是季辛吉的反對者，是季辛吉在思想範疇內的對手。 季辛吉在其博士論文中贊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主要大國間建立穩定平衡的目標，他本人追求對蘇聯緩和，基礎似乎就是這種模式。在《重建的世界》中，他以厭惡的口吻談及對道德的關切：“道德的種種主張設計對絕對事物的追求，對細微差別的否定，對歷史的摒棄。”他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竭力去除道德的制約。道德的背後是宗教信仰，季辛吉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主義者。 相比之下，在沃爾福威茨看來，道德原則比穩定或國家利益更重要。比起維持現有的力量均衡，他更重視政治自由。這顯然是施特勞斯學派的論點。施特勞斯指出，“將軍的目標是追求勝利，而政治家的目標是共同的善”。只有那些道德遲鈍的人，才迴避價值判斷，但相對主義必然走向虛無主義。人必須區分高貴的目標與不高貴的目標，或者區分理想主義的正直與小氣的自私自利。 沃爾福威茨對此深有同感。“我記得他說過，季辛吉錯就錯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國家，不懂這個國家信奉著某些普遍原則，”受沃爾福威茨提拔、在國際關係領域嶄露頭角的學者福山回憶道——然而，福山本人後來變成了跑到中國與狼共舞並肯定中國模式的季辛吉主義者。 廢掉季辛吉主義和制止對共產世界緩和，這並非沃爾福威茨的個人意見，這代表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季辛吉後來承認，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他未能把握到這一變化脈動。 在六零年代末至七零年代初，在越戰期間，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特別是美軍——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還是向惡的力量，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民主黨自由派強調的是美國在海外駐軍的負面影響。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實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說，越戰對國家的總體軍事和經歷力量產生了多大影響？美國在越戰失敗之後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國人民是否願意放棄反對共產主義，並且不得不接受與蘇聯的合作關係？ 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上的。他認為，在越戰之後，美國必然要縮減力量、向莫斯科妥協。季辛吉對美國及其未來的觀點相當悲觀，有人拿他與德國哲學家、《西方的衰落》的作者斯賓格勒相比。布里辛斯基說，“季辛吉是斯賓格勒主義者，他認為美國在衰退，蘇聯正在勝利，我們能做的就是與之簽訂對他們崛起有約束作用的協議”——多年以後，美國首要妥協的對象由蘇聯變成了中國。 季辛吉可能並未認定蘇聯真的會取勝，但他的確認為美國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七七年進行的一次採訪中，季辛吉最親密的助手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季辛吉秘密訪華代表團成員，後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說，季辛吉認為美國主宰全球的時代已經結束。季辛吉的另一位助手斯考羅夫特說，季辛吉認為，美國過高估計了自己獨自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季辛吉本人則認為，在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美國公眾根本不支持與蘇聯對抗。 然而，沃爾福威茨等新保守主義者駁斥了季辛吉及其派系的這一悲觀論調。他們認為，美國並未衰退，不應該小視美國的力量，也不用對蘇聯做出新的妥協。 季辛吉的影響力在卡特時代之後中斷了，雷根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受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的沃爾福威茨影響。當時，中國要求美國做出完全終止對台灣軍售的承諾。在對此展開的討論中，曾在對北京開放期間擔任季辛吉副手的國務卿黑格，一如既往提出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他警告說，美國不能把中國惹毛了。 雖然是下級官員，沃爾福威茨勇敢地對國務卿的觀點提出質疑，進而對華盛頓有關中國的假想發起更全面的批駁。他指出，美國誇大了中國的戰略重要性；雖然中國在東亞地區很重要，但美國的軍事集結以及中國解放軍自身明顯的弱點意味著，一旦與蘇聯發生戰爭，中國對於美國不會有多大幫助。事實上，中國有理由比美國更擔心蘇聯的入侵，因此，中國需要美國的幫助，遠比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大得多。 在這個問題上，沃爾福威茨再次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向前幾步，超越了當時盛行的冷戰思維。在整個七十年代末，包括新保守派的守護神亨利·傑克遜參議員（Henry M. Jackson）在內的大多數華盛頓鷹派人士認為，為了對付蘇聯，美國需要儘可能地堅決支持中國。但沃爾福威茨卻認為，美國必須擺脫通常的反蘇架構，用不同的方法來認識中國。美國已經足夠強大，不需要在冷戰中藉助中國的幫助。 很快，雷根任命舒爾茨（George Pratt Shultz）取代黑格，這一變化標誌著雷根政府朝著遠離尼克森-季辛吉外交遺產邁出的又一步。沃爾福威茨被提升為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是其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 在小布什執政時代，沃爾福威茨出任國防部負責制定政策的副部長，其影響力遠遠溢出五角大樓，他幾乎成為新保守主義代言人。然而，由於輕率地啟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戰爭遇到困境和輿論壓力時，他與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一道辭職。之後，沃爾福威茨被小布什總統任命為世界銀行行長，但左派繼續追殺這名觀念秩序上的勁敵，他遭受了跟尼克森相似的命運——因為安排女友到國務院任職的“醜聞”而被迫辭職，之後出任民間組織“美台商業協會”主席。 沃爾福威茨離開了權力核心，但他的思想觀念繼續在川普政府發揮影響。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有力地阻止了尼克森主義和季辛吉主義的回潮——他是季辛吉的反面，是杜勒斯之後最堅定地反共的國務卿，也是百年來最具高瞻遠矚的全球戰略的國務卿。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其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教授的安排下，蓬佩奧在加州約巴林達的尼克森圖書館這一象徵性的地點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宣告尼克森訪華近半個世紀之後，尼克森對中國的憧憬壽終正寢。中國沒有朝著自由與民主演變，美國自身以及後代的和平前景並未更大。蓬佩奧指出：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二十一世紀，而不是習近平所夢想的中國世紀，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決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我們決不能重回這個模式。
蓬佩奧呼籲說，自由世界必須戰勝這個新暴政。當年，尼克森認為，“除非中國改變，世界不會安全”，因此，美國需要“引導中國改變”。但是，正如尼克松晚年始終念茲在茲的擔憂，“我是否創造了一個‘怪物弗蘭肯斯坦’”——而這正是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當年，蘇聯只能用核武器才會摧毀美國，但那樣做意味著蘇聯自己也會被美國的核武器摧毀；今天，中國無需動用數量和質量都不如美國的核武器，但中國在每一個有形無形的戰場上都主動出擊，中國用“中國製造”這一紅色供應鏈卡住了美國和西方的脖子。對此，蓬佩奧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最終，中國共產黨將侵蝕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各國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如果我們現在屈膝，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受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他們的行動是當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戰。” 當年，尼克森訪華時，觀看了中共精心組織的乒乓球和體操這兩項中國人最擅長的體育運動之後，在日記中用頗為陰鬱的筆調寫道：“不僅是我們，包括各國人民在內，都必須竭盡所能的努力，才能與中國人民巨大的能力、幹勁、紀律相匹敵。否則的話，有一天，我們會遭遇世上史無前例、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強敵。” 近半個世紀後，蓬佩奧認為，喬治·肯楠的“遏制”政策以及杜勒斯的“解放”政策，都已無法對付中國，因為“這是關於我們從未面對過的一個複雜的新挑戰：蘇聯當時與自由世界是隔絕的。共產中國已經在我們的境內了”。從來沒有哪個極權帝國，包括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和共產蘇聯，對美國的滲透達到了共產中國的程度。美國已被染紅一半，諸多美國菁英集團蛻變成中國的“在地協力者”，他們遍及美國的三大權力分支機構、跨國公司、媒體、學術界甚至教會。 新時代的新挑戰，需要新戰略和新戰士。蓬佩奧認為，如果美國有明確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氣，美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結合肯定足以應對這一挑戰。而且，既然中國已經成功地玩殘了聯合國等舊有的國家組織，現在也許是美國牽頭建立一個志同道合國家的新聯盟、一個新的民主聯盟的歷史時刻。 中國不可能與美國及西方和平共處。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在伊斯蘭世界之上，中國的威脅遠大於伊斯蘭世界。對於美國來說，擊敗極權中國是一場甚於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的前所未有的硬仗。在亞太地區，美國需要與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亞和台灣等國結盟，乃至建構一個亞洲版的“新北約”。時不我待，蓬佩奧指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共產中國肯定會改變我們”。美國必須改變被動挨打的處境，全方位地主動出擊，而最後的決戰乃是觀念秩序的對決：“從中國共產黨手中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而美國處於領導這個使命的最佳位置，因為我們的建國原則給了我們這個機會。……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即人人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什麽時候，美國人失去了對美國傳統、美國憲制、美國觀念秩序的信心，美國就必然陷入軟弱、衰落和失敗之中；什麽時候，美國人堅守美國傳統、美國憲制、美國觀念秩序，美國就能戰勝所有的敵人——無論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蘇聯還是共產中國。而終結中共這個“百歲幽靈”，唯有靠“美國隊長”及其隊員們。 裴毅然：百年中國共運回眸——防赤八誡 赤潮禍世百年，從最根本的源頭上，套用一句熟語：“都是理想惹的禍”。社會發展離不開理想燈塔，因此各朝各代總有借披理想外衣或被理想所惑的興亂者，分辨正義理想與興亂邪說實為提煉赤難訓誡之重頭。為防赤潮再起，循災因堵漏缺，止亂於初，扼災於苗，尤須補上歷時性文化漏洞，即提高全社會理性層次、加強辨誤能力、提高“度”之掌控——既有理想又不偏方向。
馬克思主義炫稱“科學社會主義”，披罩“無私”靚衣，倚靠世人撥辨新說的時間差，赤旗一時新艷，惑力強勁。因此，針對靚麗“無私”、時間差“彼岸”，訓誡相應為二：⑴一切以滅私為旨的“主義”均為邪說；⑵一切以“彼岸”證效的革命方案均須抵制。社會進化必須持守的基本原則：以經驗為據、以實踐為準。只能用實踐證效之策濟貧扶困，不能僅憑主觀理想。
百年中國共運，前後八千餘萬國人陪葬。[①]筆者提煉防赤訓誡為八——
共運赤難核心謬因乃哲學性問題：理想與現實之關係。人類進步需要理想牽引，進步動力亦源於濟世願望，但理想必須合乎客觀現實，主觀的“應然”必須符合客觀的“實然”，而非客觀“實然”倒趨逆吻主觀“應然”。追求理想不可降低已有文明水平為代價，更不能為理想而毀現實。
人類只能漸趨完美，要求立時完美，勢必脫離現實。丘吉爾名言：“完美即癱瘓”。共產主義追求“完美”，自稱“最後鬥爭”，各赤國無一不癱瘓。
西方學界擲評烏托邦—— 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愚蠢的極致……把烏托邦主義看作現代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種邪惡力量。[②] 馬克思主義以“未來”名義重新安排社會秩序，所謂“只接受未來檢驗”，實為躲避現實檢驗，各國共運一路滴淌暴力血腥，無法以現實為證。歷史一再證明：文明只能緩進漸變，拾階而上，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所有“最後鬥爭”“直入天堂”，定為裹邪之說。 美國學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社會進步並不是一種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③] 人類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得太遠，今天的局部修正，就是通往美好明天的台階，積量變才能成質變，直接質變，一鍬挖口井，可能乎？
共產主義徹底否棄傳統，顛覆一切秩序，大亂甲乙，赤難直接成因。傳統之所以必須尊重，就在於它是人類經驗倉庫，凝含一系列歷史理性，尊重傳統就是帶上祖先最好的東西。法國法學家讓·多馬（Jean Domat，1625～1696）：慣例乃自然法的一部分。[④]長期形成的慣例實為博弈之果，存在即合理，凝含種種實踐經驗。
開來只能立足繼往，立足既有台階，儘量利用已積澱的經驗、已有建築材料。盡棄傳統豈非極其愚蠢地退回周口店，一切從頭摸起？不沿著既有台階前進的革命，勢必偏離理性中軸，拐入旁門左道。中國共運肇難如此慘烈，跌入吾華歷史黑暗谷底，從最低標準再出發。二十一世紀初，王蒙：“對我來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⑤]
社會秩序的核心就在於各種利益關係的精細協調、精密碼放價值序列。與時俱進的制度修訂，合理性只能來自實踐試錯，無法人為設計。中國這樣的古國大國，現代化轉型必須帶著傳統一起走，驟然與傳統脫節，失去檢驗新說標尺，一切亂套失控。赤色革命宣稱只接受未來檢驗，當下一切（包括赤區災難）失去檢驗赤色革命合法性，實踐失去檢驗“真理”的資格，吾華由是走向絕地。
美國人類學家克萊德•克盧布哈恩（Clyde Kluckhohn，1905～1960）： 一個社會要想從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來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⑥] 1775年美國“大陸會議”，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著名講演詞—— 我只有一盞指路明燈，那就是經驗之燈。除了以往的經驗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判斷未來。[⑦] 世界近代史也證明：成功的社會變革多為漸進銜接型，可逆可改，留有校正餘地。如英國光榮革命（1689），如西北歐、北美、亞洲四小龍（韓台港新）、約旦、摩洛哥、印度……這些成功範例所凝結的經驗得到廣泛認可。 激進論、突變說，以主觀設計否定客觀經驗，危險係數極高。社會變革，牽一髮動全身，不經實踐，各項變量難以預測，寧慢勿錯，寧可摸著石子過河，腳踏實地，安全第一。斷裂式突變，與傳統完全脫鈎，棄經驗而就未知，革命成賭博，脫軌列車，勢必墜淵。“五四”左翼士林認定現代化必須首棄傳統，中國現代化走了大彎路直接首因。 傳統≠消極，保守≠落後，尊重傳統=尊重自然。吾華經典“中庸”、古希臘箴言“凡事勿過度”，不走極端、可控可逆，至要箴言。
創新之日即易錯之時。大膽設計，必須小心求證，豈能倚新自聖？艷說求靚，必悖常俗，以新求艷，以靚炫世。史實證明：越靚麗的“主義”勢必越脫離現實，因為距離現實越遠才可能越顯靚麗。懸幌“終極解決一切”，一定是無法到達的烏托邦。至少兩三百年內，人類只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再則，真若到達盡善盡美的終點（不必發展也不可能發展），豈非相當可怕？
士林向以救世濟民為職志（“開萬世之太平”），先天左傾，容易接受大尺度變革方案。這一士林弱點，恰為馬克思主義所趁。追麗逐艷，迷醉幻影，人性重大弱點，赤潮發韌濫觴。 德國詩人弗·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⑧]
認清邪說、褪其靚衣，需要一定時間，存在致命“時間差”。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訪蘇訪華，不斷為赤色共運高聲辯護。1953年，大教長出版《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宣稱在中國看到二十年前蘇聯出現的“人間天國”—— 中國正在上演一齣宗教性的戲劇，它對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⑨] 1965年，伯蘭特•羅素仍在挺共：“中國人曾歷經磨難，但他們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他們應該成功。願成功是他們的！”[⑩]1972年，費正清認為中國文革乃“影響深遠的道德十字軍遠征”，將人性引向“自我犧牲和為別人服務的方向”，管理中國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範，值得美國仿效。[11] 人文學科乃錯誤高發區域，各種主義各套邏輯，解釋歷史、規劃未來、校正現實。意識形態決定價值排列秩序、看待事物的立場角度，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均起於意識形態之萍末。西方社會學家： 觀念一旦確立就擁有很強大的力量。最後我們看到，歷史上的大動盪就是由這些基本觀念的變化造成的。 信仰使人成為自己夢想的奴隸。[12] 世上本就不存在一匙開千鎖的“主義”，治世良方也不可能從一種“主義”中提取，只能綜合各維度經驗不斷調試修正。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經驗，誰都無法成為導航萬世的上帝。
再賢明的領袖也可能犯錯，再偉大的個人也難敵集體智慧，國家命運決不可拴系一人之識、握於一人之手。三權分立雖存弊端（易引紛爭），但能及時糾錯，防止獨裁，利弊相權，歷史現階段最精密的政治制度。尤其較之一黨專政，中共都很清楚矮了一大截。毛澤東獨裁禍國，中共無法程序性制止，解決“四人幫”仍靠老套路宮廷政變，中國政治目前仍處於暴力集權封建低層次。
歐美民主政制凝結政治操作各種歷史經驗，兼顧人性方方面面。三權分立歷經歐美三百餘年修訂調整日臻完善，模仿照抄，成本最低，便宜可靠，為什麼非要“中國特色”？還不是中共強硬堅持赤色意識形態、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堅持“一元化領導”、“不鬆勁”？！
自由的價值根柢在於保護個體權益，任何人為災難均起於對個權的剝奪，如大饑荒時期規定不准給瀕臨餓死的“兩勞”人員郵寄食品。[13]1975～76年英國皇家學院邀請數學家楊樂、張廣厚訪英，因“個人出訪審查極嚴”而擱置。1977年，對方再發邀請（瑞士國際函數論會議），中科院外事局遞呈報告月余，經政治局在京成員一一畫圈，兩位數學家才得出訪（文革後首例）[14]。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遷徙自由、無擇業自由、無進出境自由……直至無思考自由。今天，中國仍沒有第一台階的言論自由，更無組黨自由，任何集會（包括家庭教會）都會有麻煩，甚至會入獄（2020-2-15北大法學博士許志永因廈門聚會被捕）。[15]
自由為現代人文理念軸心。自由不僅為創造之源，言論自由還保障對各種新說的及時撥辨。同一體系內思維運行同軌，很難發現體系本身的廬山之限。東漢王充（27～97？）已看到“二論相訂”的必要性——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論衡•案書》） 自由保證多元，各體系通過互詰浮露局限、修訂完善。絕對尊奉一種學說一則主義，等於拒絕辨謬剔誤，很愚蠢的固步自封。辨識馬克思主義當然也得走出廬山，才能終識“廬山真面目”。
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青年壯志，雄視天下，一攬子解決人類所有問題，天翻地覆慨而慷。然社會紛繁複雜，起底變革，各種變量難以預測。百年赤難慘烈證明：寧改良勿革命，寧慢勿迫，尤須警惕青年革命。曾經也是革命青年的錢理群（1939～ ，中右），晚年引用米蘭•昆德拉名言警示後人：“青春是可怕的”。[16]青春熱情衝動，發願宏大而識見尚淺，不易看到社會問題牽涉的方方面面。
北伐時期青年學生大面積信仰激進赤說，先紅後黑的陳公博（1892～1946）：“學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異的，也是比較單純的，三民主義太複雜了，焉有共產主義那樣明了！”[17]1932年，章太炎：“現在青年第一個弱點，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18]
西方知識界從法國大革命看到暴力革命的巨大負弊。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認定秩序乃自由的前提： 當古老的生活見解和規則被取消時，那種損失是無法加以估計的。從那個時刻起，我們就沒有指南來駕御我們了，我們也不可能明確知道我們在駛向哪一個港口。 我體會到這場變革不是帶來了改進，而是需要一段漫長的年代才能多少彌補這場哲學式革命的後果，才能使國家回到她原來的立足點上來。 柏克精闢分析：英美革命以維護傳統價值為宗旨，法國大革命則以破壞傳統為目的；英美革命指導思想以現實為基礎，法國革命則以抽象哲學觀念為依據。[19]英國的保守正來自對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識，確立非暴力原則。保守主義也是英國得以摒拒赤潮的文化絕緣層。 秩序本身就是革命質量的保證，至少保持前後銜接，減低變革成本。現代文明度也集中體現於非暴力。任何暴力革命學說，源頭上即應堵截。 中國一日不送客馬列，中共一日還能“不忘初心”（堅持馬克思主義），吾華赤難就尚未結束，就還在為馬克思主義繳納暴力性“學費”，中國人民還在熬受紅色暴力。 8、“平等”之辯
平等，赤潮藉以發韌的價值初始支點，最有煽動力的號召語。但是，歷史現階段還只能達到基礎平等——生存權平等、教育權平等、種族平等、法律平等，尚不可能達到財富平等、機遇平等、能力平等、實現願望平等……非洲貧困孩子的命運如何與歐美中上層家庭孩子“平等”？就是歐美國家，不同階層孩子的人生旅途也不可能“平等”。同時，欲望無限而“蛋糕”有限，“平等”實現各種願望本無客觀可能。硬要一律平等，不承認差異的必然性，不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勢必摧毀殖富機制，共同富裕只能得到共同貧困，均富成均貧。
“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深陷赤漩，自就“平等”縛繩。1974-12-26毛澤東謂周恩來：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20] 不同努力不同稟賦得到不同結果，也是一種平等，一種更重要的平等——保持社會整體平衡的平等。公有共產只顧窮人一頭，不同工而同酬，等於鼓勵不勞可獲，製造更大不公——弱者剝削強者。追求單一“平等”而打碎整體平衡（損害社會整體利益），以偏概全以小損大，除微疵而毀整器。
共產主義非不熟之果，並非生產力尚未達到相應階段而失敗，而是原理錯誤原點歪斜，永不可能也不應實現。共產之弊遠遠大於設計之利，全球赤國一律經濟癱瘓、持續饑荒、政治恐怖、特權腐敗。實踐證明：失去績效酬差，根本無法“按勞取酬”，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破壞生產力。人性本私應私，理性制度只能兼私含公而非滅私純公。
辨邪說於新興，識兇險於初萌，史學最重要功能。國際共運肇難如此之烈，當然得用力擰絞經驗訓誡、提煉防堵原則。否則，巨額“學費”就白白繳納了，人類還有可能重蹈復轍。“共產”“平等”對窮人誘力永存。只要還有窮人，共產主義就存在社會土壤，仍有可能披新衣而還陽。因此，必須警惕各種花哨艷說（掛幌拯溺濟貧），說得越靚，越得提高警惕！ 王慶民：赤龍盤踞中華百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餘年。中共的發跡、崛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歷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衝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儘可能不採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系的、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歷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志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著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著中國的工人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沉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歷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刺。 （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多方面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地主關係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係、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人和大勢裹挾著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範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只有在抗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著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制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制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只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志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制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採用因人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沉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係變得疏離。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嘆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著“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係，這句話恰恰需要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只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歷，在國內也是萬里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則普遍有著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里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著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歷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只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只是利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凌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面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面。當國民黨執著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面進攻”、“重點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餘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面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制定權下放，保障各級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志方面，國軍也顯著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有很大差別，如嫡系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只有少數嫡系，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不知為何而戰，只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里。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闢了大量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制，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制，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系統早已滲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瞭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直到國軍撤到台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面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系統，對中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面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桿子裡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藉暴力實現的。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著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制的地盤不斷壓縮，最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陝北落腳。此時僅僅幾萬殘兵疲兵，卻面臨著駐紮在陝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現在的人們將陝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陝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面的變故，陝北對於紅軍，很可能只是如湘西、四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軍即將面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以與陝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復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麼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復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只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制中共。面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只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游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面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制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制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游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麼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游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復性殺戮、強姦，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面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只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制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復，黨員人數從谷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只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麼好話。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國一直限制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面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徹底覆滅。但這只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因，“槍桿子裡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論述了。 （二）歷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 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制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制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推翻它的力量存在。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法使政權覆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徵。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而戶籍制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制之下，又能逃到哪裡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只能任人擺布。當整個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只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系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著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對國家有強大的控制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麼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系、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系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制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值體系。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糾錯能力。歷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罪容忍度高，只要停止傷害或者只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麼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如果不死，他們都有復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在進監獄的貪官污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係網。 所以他們知道，只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著。如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他們當然會做出相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 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面，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徵。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制，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實現個人意志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志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嘆。中共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衝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面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它依舊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民主試驗和“三三制”等，建國後實行公有制、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制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徵，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餘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的“悶聲發大財” 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都只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面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濟、國企改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制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只贊同在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盪，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斗得過老奸巨猾、經歷過戰爭和歷次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擾，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更多只是一種宣傳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問題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制，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面臨瓶頸、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穩體制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制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制體制，是在胡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面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面解決這一問題，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制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稜兩可的模糊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歷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瀰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制制壓的中國民間，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松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會時說，“政治體制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革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制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只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策，帶領中共沉默的統治著中國。
（5）習近平時代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台將這一切逆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復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的完全控制。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十六條”標誌著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制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沉沉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餘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志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隨著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制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制和集體領導制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仿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提出效仿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就稱要堅決抵制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繫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等。但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牴觸的加深，中共對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中共政權對外關係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台《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機制，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方式，壓制維吾爾等民族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制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面臨著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中共面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著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依託現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這種控制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著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不受制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面對科技的降維打擊只能任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歷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近平也在效仿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梯式分贓維護著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著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延續著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6）演化趨勢 從中共建黨至今，中共政權的特點是不斷變化的，但不確定中也有一些規律和軌跡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頗具理想主義的政黨，一切以推翻舊秩序、實現天翻地覆的變革為目的。隨著中共逐漸擁有實權，其理想主義日益褪色，務實主義、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厚。到了掌權後又尤其1990年代後，中共逐步變成了固守既得利益、維護既有秩序的保守主義政黨，形左實右成為它的底色。顯而易見的，中共也從意識形態濃厚的政黨，蛻變為利益至上的集團。 中共經歷了由分權到集權，再到分權、再次集權幾個階段。在毛澤東掌權前，中共沒有哪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到了毛時期才變成黨首說一不二。鄧時期黨的領導權有所分散，胡溫時期進一步實現了集體決策。但習近平再度讓中共變成“定於一尊”、黨一把手說一不二的高度集權體制。 在對待民主政治、人民呼聲和對外關係方面，中共在開明和保守間搖擺不定，但總體趨於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現出親民主和開放包容的強烈傾向。但在其餘的大多數時候，它都牢牢的掌握著政治權力，通過制度、意識形態和暴力機器構築統治的高牆，警惕的對待民主的呼聲以及自由開放的外部世界。 （四）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質 根據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歷史和各種特性已經比較清晰明了了。那麼，根本上說，中共是個什麼性質的政黨？ 筆者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專制的、暴力的、靈活善變的、強硬頑固的、混合中外統治技能的、以信仰為招牌以利益為紐帶的極權主義政黨。它在奪權和執政中，總體上是排斥其他政黨、壟斷政治權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權和實施統治；高度務實而手段靈活，為維持統治願意在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上進行重大妥協和調整；在維護統治、捍衛特權階層利益上毫不手軟，政治紅線有位移但始終存在；結合了中國傳統儒法思想與外來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義要件；構建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全黨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政治榮譽，但本質上是以共同的現實利益為基礎團結和鞏固全黨，以維護和拓展黨內成員特別利益為第一目的。中共這樣的性質在將來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除非時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中共一黨專制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有生命力嗎？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歷史痕跡和當下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歷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行事沉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著罕見的務實性、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掌控著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盪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鬥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面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上一黨專制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成功頂住衝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蹟，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互配合，以維穩體制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制一切不滿與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歷史中，中國長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的社會系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係。專制主義及維繫專制的相關制度、配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捲入全球化後，各方面都受到來自外部的很大衝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系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仿中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系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制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雕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著力發展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著改開的基本方向。只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麼中國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捲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係數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面，從純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捨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面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面是維穩體制的鐵拳，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面、不自由。人既慾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制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蔔”，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只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面。社會治理能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繫到民眾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制）無線性關係，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制政體並存。僅從效率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面，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面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系統治的手段，當然包含著具體的社會管制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者與弱者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信息技術時代，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系統顛覆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係。強者、掌權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鬆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著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系統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監視系統、通訊系統、交通系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面對強者、受壓者面對壓迫者可採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游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程度上對專制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麼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覆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制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繫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著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據著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衝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制而生存和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捆綁、與現行體制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絕不只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係、話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凌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制，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只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麼作用。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著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後才出現，毛澤東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會。它既依靠又受制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制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制，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制的效仿。這樣的體系和制度對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制完善和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制、危及政權存亡的方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益得以維繫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就要去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歷次變革和自強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系，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制國家對高校的管制嚴酷，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只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系一度喪失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復了嚴酷的管制體系，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裡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只能自我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面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制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制的關鍵一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沉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面的道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吸納入體制，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制者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麼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面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制統治，保持著對體制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麼的過分，只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中共政權就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台，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盪都不可能。 （六）由專制走向民主的路徑：中共獨裁下中國的出路何在？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渺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制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雕敝、政權萎縮、體制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制與文化管制越來越疲乏，一切都死氣沉沉，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的影響，還符合東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的訴求有著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仿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嚮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系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歷史、地理各方面也都遠離西方，自成體系，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牴觸的。 韓國、台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制的垮台，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關繫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裁政權，在社會控制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著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制，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制（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制走向民主的例子。“兩亞一非”的前專制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牢固、沒有完整系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層面實行一黨專制或一人專制，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制也無法統制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制體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數量有限的親信，依託槍桿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制政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著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專制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面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裝等大規模和成建制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台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制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制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系統化體系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系，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面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基層的滲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廣泛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制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制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覆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干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制和圍堵有重大關係。還有像烏干達的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制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台。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國專制政權時，外部干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制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著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甚至，它對於武力收復屬於中國的台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都沒有動兵），僅把台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干預、制裁，最終政權覆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採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干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覆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制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麼，我們就什麼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嘗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先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制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制，但讓西伯利亞監牢裡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著書立說，為革命做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國家體制、政治環境聯繫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體制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慾和環境所污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在超越自身的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著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制內或間接依附體制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都對實現民主有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加複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只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著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制和網絡封鎖中？這裡有十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麼孤立的專制中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等到如朝鮮這種高度專制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堅持多久呢？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獻。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者克制、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歷史舞台或進行徹底轉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就沒有改變。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吶喊，暴力機器也將為眾志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制終結、中國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只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 解顏：中共政權的民意基礎與文化發明家的使命 在海外中文世界裡，對中共政權各種行為的譴責和怒罵到處可見，反映出許多華人對它的仇恨和惡意。持這種態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為己任的職業革命家，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普通大眾。同樣的態度在國內雖然沒有公開表達的空間，但在民間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試圖論證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孤立現象，而是深植於中國文化傳統之中、與中國人的價值觀水乳交融。中共不過是這個歷史無比悠久、體量無比龐大的傳統在當代的發言人。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前有古人，後也還會有來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怒氣、仇恨和惡意都不會起到改變傳統的作用，而徒然招致傳統的繼承人們的怒氣、仇恨和惡意。 另一方面，每一個在華夏大地上長大的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繼承人，所以敵人或政治對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怒氣、仇恨和惡意正是中國的極權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體現。這是在國內和海外都極為常見的“用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反對共產黨”的現象的一部分。以極權的方式起意、做事，最後也只能達到極權的目的。 本文然後討論另一種可能的心態：把注目之處從遠處的敵人那裡轉回到近處的自己這裡，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擺脫傳統的塑造、開始對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這樣的改變能讓自己平靜下來，由此注意到現實的表面之下的許多豐富的層次、發現越來越多的可為之事。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更有實效的反抗傳統的方式不是仇視和咒罵傳統及其發言人，而是體行顛覆它的生活方式。從大尺度的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向文明方向的代價較小而效果持久的演進更多時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進的。
一．極權體制的幾個特點 中共政權所有遭到詬病和譴責的行為或許都可溯源到同一個原始動機：權力。在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權力，包括總統的權力、軍隊的權力、媒體的權力、法庭的權力，都是受到制約的權力。而中共政權的權力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 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的權力，包括行政、財政、軍隊、司法、新聞媒體、文學藝術、教育，不是互相制約、各自為政，而是互為支撐、遙相呼應、鐵板一塊。最高權力在一個主題上彈出新的旋律，所有領域的權力都跟著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個龐大而精美的交響樂團。 其次表現在權力的管轄範圍。率土之濱，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沒有例外。服從於其權力者可討得一碗飯吃。不服從者則只有苦頭可吃。在建政初期，給不服從者吃苦頭的方式是公開羞辱、勞改、殺頭。在當代，進化為電子監控、下獄、酷刑、恐嚇其父母親友、切斷其生活來源。 權力的絕對性最後還表現在，在中共政權的價值觀中，權力的穩固重於所有其它的考慮。是非、善惡、誠實、社會成員的所有權利以至於生命都沒有自己手中權力的穩固來得重要。政府制定所有的政策、處理所有的案件和社會矛盾時所依據的最高準則都是看這些手段能否維護政權權力的穩固。在1960年代初，整個權勢階層眼睜睜看著三千多萬大眾餓死而心無所動，因為一個領袖要滿足他當世界老大的權力欲、各級官員要保住他們各自的烏紗帽。 為了使大眾乖乖服從，政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展開系統性的工作：（1）奪去大眾的認知自由，讓他們只知道一個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聞、歷史、世界局勢，因而使大眾沒有動力去思考、也沒有其它版本的事實和解讀去比較。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愚民政策。（2）以對不服從者羞辱、迫害、下獄、酷刑等來在大眾的心中製造恐懼感，讓他們自己首先便為自己的異端之想害怕得發抖。（3）授予權力階層以物質和精神上的特權，以此給大眾以抱緊體制向上攀緣的視覺激勵。
二．中國人價值觀中的權力 中國人的價值觀中與權力相關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三個情結： 1. 服從情結 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服從情結的培養從他們降生就開始了。培養工作在兩個方面展開： 2. 競爭情結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來自於兩個驅動力： 另一個驅動力是對在有限資源的爭奪戰中居於人後的恐懼感，如“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心態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著周圍那些“混得差”的人對孩子說“如果你現在不用功，將來就是他們的下場”時，一種恐懼感就牢牢確立在孩子的心中：社會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當猛獸，就只能淪為獵物。對許多人來說，吃虧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它帶來的居於人後的挫敗感更是精神上的打擊、對自己無能的宣判，所以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也務必要勝出別人一分，在重大利益的關頭就更要打破頭皮。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意味著他們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狀態視為社會的正常狀態。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長得醜的人，以及與自己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擁有與自己同樣的權利、都是嘲笑和鄙視的對象。中國人並不滿足於與他人平等的生活狀態。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跳出現在所屬的階層、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個階層。與弱者平等是自己的無能。孩子之間比父母的身份；大學生之間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氣；成年男人之間比官銜級別和車的豪華程度；女人之間比衣著飾品的名貴程度。比拼成功帶來的優越感給中國人的每日生活賦予了意義，而比拼過程帶來的不安全感是他們的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 競爭情結意味著中國人更多使用外在的價值標準，即在與他人的比拼、在他人的欣羨和妒嫉眼光中實現自己生活的意義；更少使用內在價值標準，即以自己獨立的是非善惡觀來指引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大尺度層面上也主要使用外在價值標準：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這個國家應該為其公民解決什麼樣的實際問題，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在經濟軍事實力上超過某個標竿大國。他們眼中的國家跟他們眼中的個人一樣也分三六九等。他們對強權的心態是嫉恨，對小國的心態是蔑視。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當代人的“彎道超車”都是被外在價值標準驅動的結果。 中國人著稱於世的勤奮和善於學習也不是出於對探索未知世界的興趣，而是被競爭情結驅使，在個人層面是實現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在國家層面是實現四海蠻夷來朝頌聖的優越感。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導致中國人對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幾乎是零，對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滿足之後的“奢侈品”，而競爭情結所致的時時的不安全感使得中國人很難擁有這份“奢侈”。 3. 統一情結 在中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的“皇帝”；在這個勢力範圍之內，“皇帝”是所有問題上的唯一內行，他的見解是唯一合法的見解，他要想盡辦法用自己版本的見解來統一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個科長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科，科里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科長的見解。一個母親的勢力範圍是她的家和孩子們，家裡的孩子們都必須服從母親的見解；她喜歡吃的東西，孩子們也必須喜歡吃。任何疑議都被“皇帝”視為對自己的人身攻擊和對自己地位的挑戰，必遭致強力鎮壓。如果把“皇帝”的勢力範圍比作一盤棋，只有“皇帝”的規則才是棋盤上的唯一合法的規則，其他人要麼遵守，要麼走人。多數的夫妻糾紛都是由於一方想要以自己的意願來統一對方的意願而引起。 在社會上，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機構之內的開會和討論通常都預設了這個機構的“皇帝”指定的結論，不預設結論的開放探索式的爭論或對話幾乎不存在。《新聞聯播》拒絕討論任何不同見解，“春節聯歡晚會”拒絕顯示任何不同感情色彩，而這些不只是政權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淵源都是統一情結。 “皇帝”對其目力所及之處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並會盡一切努力捍衛這個結論。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併不感興趣。在“皇帝”的見解與真相發生矛盾時，“皇帝”的地位賦予了他扭曲和掩蓋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隨意刪除或修改真實世界裡他不喜歡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並不覺得這有何不妥。從文革結束時到新冠肺炎期間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人提倡過各種版本的“講真話運動”，而每次都無疾而終，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壓，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多數人對挖掘事實真相沒有興趣。 “皇帝”接受一個不同意見的情形經常不是因為他忽然開始尊重事實，而是因為那個意見的持有者比他的權力更高。驅使他改變的動力是他對那個更高權力的恐懼。 “皇帝”的統一情結需要手下人的忠實支持。中國歷史上，不誠實的“奸臣”永遠都是遠多於誠實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於他們知道如何永遠維護皇帝對世界的見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數誠實的所謂“忠臣”們是迂腐和不識時務的悲情角色。同樣的“奸臣”和“忠臣”的懸殊比例存在於中國社會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機構和組織中。 大眾對於 “忠臣”的定義實際上一開始就註定了其悲劇色彩：他們既要服從於皇帝，又要誠實，而服從和誠實經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屬具備的首要素質都是服從，而不是誠實。 面子是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占據中心地位的概念。顧名思義，面子就是遮蓋真相的那層表面修飾，是將真相施行整容手術之後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皇帝的新裝》裡的那樣，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實，但他們都必須堅持。這是對他人的不誠實，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不誠實的人在社會上左右逢源，且以不誠實為自豪。指出“皇帝”的問題的人是不識相的人；指出國家和民族的問題的人是漢奸和賣國賊。 中國人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也有濃重的統一情結。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虎視台灣、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和強迫邊疆少數民族納入漢文化的做法不僅是政府的行為，而且得到了多數中國人的傾力支持。不管在社會的哪個角落，只要提及“獨立”二字，必會遭致全民共討之的激憤場面。 政權的統一情結也延伸到了國境之外：它要投巨資購買其它國家對自己的讚歌；它對別人領土之上的反對自己的聲音如芒刺在背，要雖遠必誅，儘管發出那些反對聲音的人並沒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領土的企圖。這些作法是因為雖然“皇帝”的物理領土有疆界，其心理領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遠處。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如下的關聯： 所以中共政權並不是建築於沙灘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無比深厚而堅實。雖然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選舉產生的權力結構，卻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權力結構。中共政權做了那麼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搖過市，是由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之中的不公在縱容著這些事的發生。在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之中，多數並不是出於對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真正熱愛（下一節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而是出於想用自己的極權來取代中共極權的權力欲。一個尊重民主原則的人如果有勇氣面對現實，他們會承認中共或中共式的極權組織是中國人應得的統治者。 近來美國政府試圖把中共和中國大眾進行切割、分別對待。看起來，中共是統治者，中國大眾是被統治者，兩者是一對矛盾，美國政府這樣的切割是有利於他們外交運作的一個聰明的技巧，但實際情況是，兩者之間的淵源要比表面看起來的深厚得多。 中國人的三種情結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它們其實都是人類的原始天性的一部分。在民主社會中，兒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勵孩子從這些原始天性中成長出來：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對他人使用同情心和愛心；尊重他人的獨特見解和行動自由。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們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但把另外一些價值播種在他們的心中。這些價值隨著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斷成長，並且被成人社會的主流價值鼓勵，對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在中國，三種情結則在兒童階段被父母和學校的教育體制、在成人階段被社會現實一再加固。
三．中國人與民主政體的距離 與中共政權的深厚民意基礎相關的另一個現實是：由於權力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中心地位，中國向民主社會的轉型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簡單無痛。這裡討論這個轉型之路上的三塊攔路巨石。 1. 權力欲與自由和自律的衝突 權力欲與個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價值。權力欲是要求別人服從於自己、仰望自己；自由是拒絕服從於別人、仰望別人。一個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不認為他人有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於呼喝別人的權力。在一個看重個人自由的社會中，權力必然受到各種限制；在一個看重權力的社會中，個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種限制。 極權體制維持社會穩定靠的是恐懼感和他律：其社會成員做或不做某事不是因為他認為該做或不該做，而是因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們駕馭這樣的自由靠的是善惡是非觀和自律。 美國2020年大選後，總統川普拒絕認輸，並親自打電話給數個州的共和黨選舉官員，責令他們“找出選票”來翻盤，被這些官員拒絕。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家吳修銘對此的觀察是：“這個令人鬆了一口氣的結果該歸功於憲法的設計嗎？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憲法框定的權力結構，而是州級選舉官員的個人品質。是他們對選舉公正原則的忠誠將這個共和國從一場生存劫難的邊緣挽救了下來。……過去的四年告訴我們：結構性權力制衡並沒有通常想象的那樣大的能力。我們這個共和國的生存至少在同樣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政府中的工作人員 – 尤其是文官、檢察官和軍官 – 的個人素質。……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來自外部的約束可以完全取代個人的是非感。”【2】 在習慣了靠恐懼感和他律來行走於社會之中的中國人看來，是非善惡並不重要。中國政府高官龍永圖曾撰文回憶：“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會見風使舵，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 孩子要想在家長、教師、學校大環境等權力的虎虎環伺之下生存，就必須忘掉事情的真偽和問題的是非，說自己不相信的話。這樣的情形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被殘酷的社會現實一再加固。對多數中國成年人而言，對是非感的追求遠沒有對安全感和權力的追求來得重要，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的恐懼感一旦解除，他們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為。 這不等於說民主社會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來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但民主社會只能承受有限數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時，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初嘗民主滋味的民國政府就是這樣垮掉的。驅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動機就是他們的權力欲和統一情結。即使某一天中國奇蹟般地實現了民主制度，這個脆弱的小屋能經得住多大的風浪也值得懷疑。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制度 – 假如它真的到來的話 – 不會重複民國政府的下場，最終灰頭土臉地收場，被一個比上個政體更極權的政體取代。所以靠“變天”來救中國的想法是幻想。 2. 競爭情結與平等精神的衝突 在民主社會中，所有人的權力都受到制約，所以，在根本的意義上，民主社會中的每個成員，不管是總統、演藝界明星還是億萬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總裁會為司機與自己的平等感到驕傲，認為這是文明社會的標誌。這裡的平等不是收入相等、名氣相等，而是個人權利平等。 當一個習慣於以權力來構築優越感的人來到民主社會中，他會發現自己看不起的弱者能在經濟上得到救助、在個人權利上得到保護，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自己有同等的發言權、或許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還可能靠選舉取得立法權、行政權，將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為法律。他會發現少數民族可以堂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落後”文化、抵制“先進”的強勢文化的同化。他還會發現，不管他的事業如何成功，他很難體驗到在中國常見的成功者的前呼後擁的威風，也沒有對弱者呼來喝去的權力。他還必須尊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對弱者彬彬有禮；他的言辭稍有出格就可能給自己惹出麻煩。這些都會讓適應了極權社會的運作方式的人極不適應。他們習慣了被強者統治的恐懼感，卻不能忍受弱者與自己平等帶來的失落感。他們處心積慮要與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奇蹟般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要想辦法將其踢翻。 3. 統一情結無處安放的挫折感 統一情結的實現靠的是自己與他人的不平等，這與民主社會的平等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主社會中，一個人的官職或財產數量並不保證有話語權、不保證別人會接受自己版本的見解。甚至父母也無法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願。所以一個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意願，他只能老老實實地去搜集事實、釐清邏輯。他必須花最大的力氣準備好他的觀點、對聽眾的欣賞口味和獨立判斷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善意。他要做好講完以後泥牛入海的準備、要做好被聽者駁得體無完膚的準備。他需要有對知識的好奇心、有創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證據的支持。在做了所有這一切工作之後，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領袖、商界巨賈、知名科學家，還是演藝界明星，只要停止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很快就會被大眾遺忘。對於習慣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過足了“皇帝”癮的人來說，要想在民主社會中爭取到說話有人聽的地位，其投資將浩大無比而其產出將遠不及他的期望。 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與民主社會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國哪天魔術般地建立了民主政體，它將會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細長的棍子，一股輕風就可將它吹倒。 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對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興趣寥寥。歷史學家宋永毅的觀察是：“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國強兵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3】受這樣的傳統的影響，清朝末年的開明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熱衷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比之下，在同時期的日本，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們大聲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5】、“農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顧忌”【6】的道理，而這些道理也得到了日本大眾的廣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幟之際，除了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少數幾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懷著對共產黨政權的無限憧憬留在大陸，另有不少留歐美的知識分子熱情洋溢地趕回來參與在中共體制之中，這也是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所致。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就更是如此。多數鼓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喊出這些口號的原因只是因為實踐這些觀念的歐美日都比中國富強；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價值與自己的絕對權力欲無法相容。如果極權手段能將中國重新送上天朝帝國的高位 – 這在當代正在變成現實 – 他們就會隨手將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丟入垃圾筐。 中國要想過渡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需要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的根本改變。這不是換掉一所房子的室內裝飾的難度，而是換掉其地基的難度。 2021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紐約時報記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顧了十年間的事態發展，這或許可以作為中國民主轉型之路的一面鏡子： “在突尼斯的抗議者逼得其長期執政的獨裁者本阿里被迫逃亡之後，大規模的抗議在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和敘利亞爆發。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個國家的首腦被趕下台。” 然後兩位作者話鋒一轉，“但是大眾把權力奪回自己手中時獲得的那種快感未能持續。” “十年之後，‘阿拉伯之春’的大眾抗議運動與舊有權力秩序的衝突把這些地方的大片土地變成了硝煙瀰漫的廢墟。利比亞和也門的內戰把這兩個國家變成了各種武裝勢力割據的馬賽克。在埃及、敘利亞和巴林，權力仍然掌握在獨裁者手中，各種反對勢力被一一消滅。突尼斯，據稱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經濟困境中艱難地領受著民主制度的好處。曾經讓這個地區的大眾興奮不已的對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新時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 “從許多角度來看，敘利亞是這些國家中最糟的一個：一場起義最後變成了一場內戰，毀滅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蘭國和其它極端勢力的崛起，數百萬的難民被迫逃亡國外。” 文章最後引述了一位利比亞的抗議運動參加者的反思：“我們那時不成熟，不知道什麼是衝突、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政治。我們以為我們只需要推翻那個暴君就萬事大吉，但沒有想到暴君已經將他的魔法施給了我們所有的人。”【7】
四．怒氣的起因和效果 由於中國人的極權式思維，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在中國社會中的民意基礎無比深厚。它的權力無邊無際，無人可以挑戰；它對成千上萬人的不公得不到應有的追究，這激起許多人的屈辱感。許多人盼著中共政權趕快倒台、中國一夜之間變成民主國家，但中共政權與中國文化傳統如此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它的倒台和中國的民主轉型遙遙無期，這激起他們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導致同一種情緒反應：怒氣。 怒氣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應對衝突的情緒：強者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發怒、弱者為自己被強者肆意踩踏而發怒、地位平等者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互相對對方發怒。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的每一次受挫都導致怒氣的鬱結或發作。許多人都是在父母、老師、夥伴的怒氣的潛移默化中長大。歷史上被稱頌的英雄，如荊軻、岳飛，都是怒氣滿腔。 發泄怒氣的效果是讓對方感到威脅，讓他們恐懼、屈服，從而解決衝突，所以可以說發泄怒氣是極權式的處理衝突的方式。另一些時候，比如衝突的對手比自己權力更強大時，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怒氣，即俗話說的“敢怒而不敢言”。這並不是衝突的和平解決，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潛在暴力傾向中再記上一筆帳。如果日後得到機會，他會要對方加倍償還。在這兩種情形中，衝突雙方的關係都是不平等的。 在雙方關係較為平等的衝突中，由於如下的幾個因素，怒氣通常無助於解決衝突： 其次，怒氣和指責把責任完全推給對方，而事實上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改變對方，這會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過來會導致更多的怒氣。長年累月活在怒氣和指責之中的人徒然毀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滯了自己智慧的成長。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的背後是他對對方的惡意，其效果是激起對方對他的惡意。同時，他的惡意和偏執也讓他在旁觀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來可能得到的道義支持。不管是在歷史書和回憶錄中，還是在新聞報道和法庭陳述中，平靜而準確的對事實的敘述比怒氣沖沖而無法聚焦於事實的控訴有力得多，因為聽者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本不需要當事者或轉述者來替他們作出是非善惡的裁決。 由於這些原因，多數人會盡力避免對他人動怒；即使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而發泄出來，過後他們經常會為之感到懊悔。現代社會中常見的“怒氣管控” (an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尋找對對方傷害較小的衝突解決方式的訓練。在美國，怒氣管控是孩子從小就會被父母和老師經常培訓的處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態解決衝突的方式保護了雙方之間的平等關係。 大尺度的國家社會層面的矛盾互動與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動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 其次，多數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離是有限的，所以，衝突雙方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越遠，就越容易起惡意、越難起善意。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經常是出於他無法完全掌控衝突走向的焦慮感。如果一個人對衝突的前因後果有完全的理解、對他該採取的心態和行動有完全的掌控，他沒有必要發怒，而中國的極權體制樹大根深，它的反對者們完全束手無策，只能不斷鬱積怒氣和惡意。 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都聚焦於中共政權、盼著各種惡事發生在它身上、盼著它倒霉和倒台的想法是一種統一情結。敵人無比強大時，持有這些想法的人除了空有一腔怒氣之外一籌莫展。當世易時移，敵人一朝變得軟弱可欺時，他們便忽然得勢，鬱積多年的惡氣得以發泄，社會便成為血雨腥風之地。這就是中國社會數千年來躲不開的輪迴。 在雙方地位極度不平等的衝突中，弱勢一方的怒氣的一個積極作用是幫助自己擺脫恐懼感、鼓起與強勢一方對抗的勇氣；其消極作用是這樣鼓起來的勇氣不能持久。民眾怒氣大規模發泄的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在運動的初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華門事件、四二六社論和絕食行動激起大眾對政府的怒氣，這激勵著越來越多的人甩掉恐懼感，加入到抗議的隊伍之中，全國的遊行示威參加者達到上千萬人的規模。隨著運動向縱深的發展，運動的驅動力從最開始的單純美好的願望演變成充滿仇恨和毫無理智的空洞口號，而運動的組織則從充滿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變成赤裸裸的權力傾軋。而在政權將運動殘酷鎮壓下去之後，大眾的恐懼感比運動開始之前尤甚。其後的數十年間，絕大多數當年的參加者對那場鎮壓的態度是在屈辱中緘默，然後在無奈中遺忘。這是以怒氣為驅動力的反抗運動的典型運行規律。 極權組織的反抗者們的怒氣和惡意也正說明他們和他們反抗的對象是同一個師門的弟子。許多反共的活動家、媒體、政治組織和宗教或准宗教組織並不比中共更有民主和寬容的精神。他們看起來似乎沒有中共那樣兇惡的原因只是他們還沒得到充分的作惡的機會。 中國歷史上的各種農民起義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於怒氣。極權的延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鐵腕控制使得絕望和暴怒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唯一想得到的應對社會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為之事 極權政體數千年來在中國穩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即使在一個王朝已經與大眾離心離德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著另一個強權崛起，然後歡欣雀躍、依附、服從。同樣，對於當代痛恨中共政權的人來說，敵人無限強大，而自己無限弱小，他們的絕望之情無處安放，只能指望著外國的制裁、貿易戰和軍事對抗將中共壓垮。這樣的思路脫不出權力鬥爭的死結：自己的權力對付敵人差得太遠，就在想象中加入一個站在自己一邊的強權，好像是武俠小說中絕望的群眾苦等著武功蓋世的大俠從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論國際衝突將會對每一方帶來什麼樣的人道和經濟的代價、是否真的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所推進，他們的問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強權們會做什麼，而忘了自己雖然是個普通人，但仍然有隨時聽命於自己大腦指揮的一雙做事的手。找不到可為之事的挫折感反過來更增加了他們的怒氣。 1. 檢視傳統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維方式是：別人的問題一籮筐，自己則完美無缺。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悠久無比、體量巨大無比，其中的每個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產品，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個有益的出發點是檢視傳統在如何駕馭著自己，比如看看自己是否經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寶座，給不喜歡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經常以敵意看待價值觀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經常用蔑視和幸災樂禍的眼光對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會群體和種族等。 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來對待周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這就是極權心態。如果他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那麼他應得的統治者就是極權政體。多數中國人都可以歸為這一類，所以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就是他們應得的統治者。 如果一個人願意認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價值，那麼他就應該從自己開始，放下統一情結，在與周圍的人的交往中實踐這些價值，視他們為與自己平等的人、給他們以相信自己價值觀和繼續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蟲的殼，一個人繼承的傳統保護了他在社會中的生存，但也限制了他的進一步成長。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身上培養出來的殼尤其厚重。多數人終生都意識不到保護了他們、但也裹緊了他們手腳的這層殼的存在。如果能意識到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強大地存在、如何遏制了自己的成長，人就有可能開始蛻去這層殼。而蛻殼過程的艱難也會讓他對周圍那些被傳統的厚殼緊裹著無法脫身的人們產生真正的同情心。 2. 修改對成功的定義 近代以來，從清末的革命黨人、其後的共產黨人、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們，直到當代的以“反共”、“滅共”為己任的革命家們，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中國人都視野極為宏大，習慣於將注目處直指最高政權，非在最高權力那裡作出改變算不得成功。他們的理想是：第一步，奪得政權或迫使政權作出改變；第二步，用政權的權力把社會中的個人改造為天使。 他們不願意面對的事實是，從古到今，第一個努力每次都讓華夏大地血流成河，而第二個努力每次都把大眾改造得更加虛偽、恐懼、冷漠、殘暴。 理想高遠者們的想法出於兩種心理：一種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統一情結，一種是被強權長期壓迫的受害者情結以及由此產生的報復心理。 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注目點高、視野宏大就意味著自己與假想敵之間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所以必須要依附於某個強權才能獲得行動力。另一方面，他們的服從情結也正好決定了他們只能苦等著青天大老爺、武功蓋世的大俠、精神領袖、外國的飛機導彈來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於水火。最終，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就演變為強權之間的血腥廝殺。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將注意力從國家社會的層面轉回到個人生活的層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義從發生在遙遠未來的“滅共”等事件轉回到每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前者雖然宏大，但自己只是旁觀者、鼓譟者、跟隨者；後者雖然渺小，卻是自己的行動力所成就。 這樣的轉變需要他們放棄統一情結，也不再把自己當成是可憐的受害者。這會給他們以自由、幫助他們把生活的重心從盼著敵人倒霉轉變為提升自己的生活。人只有在自己獲得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給他人以自由。
3. 尊重自己不喜歡的現實 中國人遠沒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已經準備好了接受民主政體。許多在歐美國家生活了幾十年的華人、許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號的職業革命家們自己都無法擺脫專制思維，要求在中共體制中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擁抱民主自由的價值就更是天方夜譚。極權政體在中國的長期存在是如萬有引力定律和愚公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樣無可迴避的現實，而且不會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來把山背走。 但這些人的統一情結又決定了他們難以接受自己不喜歡的現實。他們更習慣於咒罵現實、以自己的意願代替現實。這與把身家性命全數押入股市的股民看著指數一天天暴跌時的心理活動如出一轍。 對待自己不喜歡的現實的更積極的心態是接受和尊重。尊重萬有引力定律不等於不可以造飛機和火箭上天，與引力對抗。正相反，只有尊重萬有引力定律的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創造力才能開始工作，從一個一個的零件造起，最終得以翱翔於高天。同樣，人在願意尊重現實時，他就開始注意到這個現實背後的那些無限久遠的歷史和無限精密的運作規律。他就可以開始與它和平共存，將自己從受害者情結之中解脫出來，然後在現實的框架中重新定義以自己的渺小能力可以做些什麼。應對大的挑戰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專注。在耐心和專注之中，應對挑戰的有效而可持續的路徑就會顯現。 一個兒時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對兒時的苦毒回憶中，也可以把他的經歷轉化為他的人生財富。同樣，一個不喜歡他面前的現實的人可以把自己定位為現實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時代定位為讓自己開了眼界、給了自己有所作為的機會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4. 對具體的人報以善意 不管在哪個社會，在其間傳播的所謂“事實”都難免帶有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的染色，去偽存真是極難的事。這些所謂的“事實”塑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然後，每個人的價值觀又充當了他進一步獲取“事實”的過濾器，而這些過濾之後的“事實”再進一步加固他已有的價值觀。所以沒有人能完全卸下傳統的包袱。事實上，多數人會終生背著傳統的包袱而不自知。每個人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背後都有深厚的傳統的支持，也因此幾乎不可能被外力改變。這就是古語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所以，中共政權和它的激烈反對者們本是同一個文化傳統的傳人。他們的理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於這個傳統之中的統一情結；他們都認為只有自己的意願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願，而別人的意願都該被自己的意願統一；他們都只關心如何操縱他人的命運、不關心如何改變自己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敵人的關係，而是同門師兄弟的關係。他們都在不經意之間從祖先那裡繼承了一份無比豐厚的“遺產”。 願意對自己這份“遺產”有所作為的人可以嘗試在每日的生活中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夠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們會發現這比對遙遠的假想敵喊打喊殺是難得多的事。開始習慣了對近距離的、具體的人使用善意，就有可能開始對更遠處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權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的體制，那就應該承認它有生存權，是與自己平等的對話和理念競爭的夥伴。 對衝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實際的益處。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有現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極少數人有在衝突中被對方施以惡意時以善意回應的能力。所以，如果一個人對對方使用惡意，他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會被報以惡意，但如果他現出善意，他經常能得到善意的反應。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衝突的解決經常是由於一方首先現出善意而導致雙方冰釋前嫌。 甘地注意到，“如果惡意是人類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毀滅了，也不會有我寫這篇文章，也不會有讀者對未來抱什麼希望。我們之所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愛的存在。我們自己就是這件事的證明。”【8】 對對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於懦弱、迴避衝突、或放棄原則。甘地對此的做法是：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堅持表達自己，一方面不強求對手接受自己的理念；承受對手的暴力，而拒絕對對手還以暴力，包括言語和身體暴力。在甘地看來，衝突雙方之間的不同只是意見的不同；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他們也都有表達的權利。在理想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傷害原則 (ahimsa)”；在實際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在對手那裡激起最小的敵意，因此給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機會。 5. 向不誠實的文化傳統注入誠實的元素 人對安全感和權力欲的追求勝過對事實的尊重時，不誠實就是自然的行為。服從情結是服從於強者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統一情結是迫使弱者服從於自己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這些都是對事實的背叛、是對自己的不誠實。 對自己的誠實是接受現實、把現實置於自己的意願之上、願意根據現實來改變自己。現實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對手的強大和自己的渺小、承認世界的複雜和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意願並不具備“皇帝”的聖旨的資格，而只是社會中成千上萬個意願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個。 現實也包括人的內心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自己的恐懼感、挫折感、權力欲，也承認自己與對手一樣，都被傳統的厚殼裹緊，即使經過卓絕的努力也不可能蛻去多少。面對兩種現實的誠實都需要勇氣。對自己開始誠實時，對別人的誠實才有可能。 怒氣是由於無法面對自己的意願被現實壓垮的事實，所以怒氣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如果能夠誠實地接受眼前的衝突超出了自己的駕馭能力的事實，怒氣就會平息，人就開始獲得平安。 誠實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見之爭中，自己永遠高對方一等；在事實面前，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對於不誠實的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無從談起。 誠實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就意味著經常會有自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贏得選舉、有自己不喜歡的意見被通過為法律，如果多數社會成員不能誠實面對這樣的現實，無法克制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動作、動輒要以暴力來推行自己意願的衝動，這個政體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誠實的商人使得商業交往變得容易，對自己誠實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容易：在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能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事實。在足夠多的事實面前，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找到共同點，社會的裂痕會慢慢開始彌補。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價值觀不同的人不是處心積慮要置對方於死地，也不只是設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設法彼此交流，通過交流發現衝突的表面之下的共同價值，一起創造新的文化。這個過程需要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的誠實。 總之，如果一個人希望給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注入一點新鮮血液，他有許多可為之事，這包括（1）檢視傳統如何決定著自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2）將成功定義為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改變；（3）心平氣和地尊重現實，不管這現實是自己如何不情願面對；（4）以善意對待每日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尊重他們的獨特價值觀；（5）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渺小、無知、恐懼感和挫折感，用事實與他人交流，而不是為意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生出惡意。 這些事也可以歸結為放棄權力欲、放棄統一情結、放棄用自己的意願來駕馭他人、修改現實。借用生物學的術語，這可以說是在自己身上實現對傳統的變異。 一方面，這些事看起來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個人要在實際生活中體行這些事談何容易；這是要做一個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真心想讓中國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他除了首先讓自己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之外並無它途。實際上，傳統刻在每個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個人用了全力去實踐這些事，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變自己。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社會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別人，而他們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如果一個人開始去實踐這些心態和行動，他會感到自己並不是只有束手無策、怒氣和惡意。當他發現自己的雙手也能做一點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感就會開始消退，他就會平靜下來、開始看到現實和理想之中的豐富的細節。這些認知的突破是對他自己的教育；他會因此發現更多的可為之事。他會開始尊敬自己：人的自尊不是來源於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覺，而是來源於他在面對強者時的鎮靜和行動力。當他的自尊多起來時，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神領袖、法師、武功蓋世的大俠和外國的飛機導彈的解救。 如果一個人對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欣賞只是葉公好龍，他去說服別人接受這些價值就是笑談。反過來，如果他願意改變自己、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他的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的內容會在他自己的改變中豐富起來；這些會傳染給周圍的人。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對社會的改變。如果一種理想在一個社會中有潛在的生命力，那麼當一些人提前活在這個理想中時，他們的群體就會如土壤中的一顆種子一樣開始長大。 六．文化發明家的角色 中國文化傳統的歷史之悠久、體量之龐大，讓任何改造它的企圖都顯得不自量力。但另一方面，一個民族的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一棵老樹，雖然在遠處看起來，其樹冠的輪廓在幾年之內沒有什麼變化，但仔細觀察之下會發現它的細節處在不斷發生變化：一些新枝不斷生出，一些老枝枯萎、脫落。 社會中每一點這樣的改變都不是自動發生，而是由一些人的有意識的努力促成的。一個例子是美國社會的文化。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大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婦女投票權的態度、對種族關係的態度、對勞資關係的態度、對同性戀的態度、對環境保護的態度等都在不斷演變。每一點演變都是許多人的畢生努力的結果。美國人不僅在發明著電燈、電腦、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也在不斷重新發明著他們生存於其間的社會。 將新觀念注入現存社會秩序的人可以稱為文化發明家。文化發明家的使命並不是完全摧毀現有的文化 – 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也不是在發明一種全新的文化 – 也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發明的是一些新觀念在現有文化中的成功生存。這並非易事：一個文化和一個生物體一樣，都有強大的排異功能，會頑強抵制任何試圖侵入他們身體的異物。所以在現存的文化中嵌入有生命力的新觀念需要文化發明家的靈感和汗水，如同發明電燈泡需要愛迪生的靈感和汗水。當新觀念在文化中紮下了根、獲得了生命力之時，與之對立的老觀念也就自動失去了生存空間。這是推動社會進化的代價較小的方式。 文化發明家面對的挑戰比愛迪生面對的要嚴酷得多：愛迪生發明的是給大眾帶來便利、受大眾歡迎的工具，而文化發明家發明的東西會遭致許多人的排異反應；愛迪生的煩惱只限於實驗室的進展不夠順利，而文化發明家可能會搭進去自己的性命。文化發明家的每一個發明在最初都會碰許多釘子，其中的絕大多數夭折，但也有一些成功地紮根、發芽、長大，最終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近代最成功的文化發明家或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1954年，25歲的金博士從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畢業，來到南方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擔任牧師。當時美國南方實行種族隔離的政策。“如果一位遊客在抵制公交車運動發生之前訪問蒙哥馬利，他會聽到公交車司機管黑人乘客叫‘黑鬼’、‘黑猿’和‘黑母牛’。他會經常注意到黑人乘客從公交車的前門上車，付了車費，然後得下車，走到後門再上車。他有時還會注意到，在那個乘客走到後門之前，公交車已經帶著他的車費開走了。這位遊客還會注意到黑人乘客在空座位的旁邊站著，即使車上沒有一位白人乘客，而擠滿了黑人乘客。黑人乘客被禁止坐在車最前面的四個座位上，因為那是白人乘客專用。更有甚者，如果白人專座已經坐滿，而繼續有白人乘客上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會被要求把座位讓給白人。如果他們拒絕，他們會被逮捕。”【9】 次年12月1日，在蒙哥馬利市的公交車上，坐在非白人專座上的黑人乘客帕克斯女士 (Rosa Parks) 因為拒絕給一位白人男性乘客讓座而被捕。金牧師和另外幾位同行決定發起抵制公交車的行動，倡議全市黑人以步行或個人拼車等方式上下班，以聲援帕克斯女士。蒙哥馬利幾乎所有的黑人都參加了抵制運動。“抗議的精神如此深刻地成為每個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時他們本來可以搭車卻選擇步行。對於許多人來說，步行有了重要的象徵意義。一次一位拼車司機在一位步履艱難的老太太身邊停下來，說：‘老奶奶，上車吧，你用不著步行。’老人揮手讓他開走，說：‘我不是為我自己步行，我是在為我的兒子和孫子步行。’”【10】 白人控制的市政府採取了離間黑人社區組織者、以“反抵製法”的名義逮捕運動領導者、取消黑人拼車的保險單等辦法以應對。抵制運動的組織者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金牧師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氣。 “我講了一些考慮欠周的充滿仇恨的話。但我隨後意識到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你不能醞釀怒氣，’我告誡自己，‘你必須承受對手的怒氣而不還擊。你不能苦毒。不管你的對手如何情緒激憤，你必須鎮靜。’”【11】 白人警察們不斷找金牧師的麻煩。一天晚上，警察以超速的名義將他抓上警車，拐彎抹角開向荒郊野外。車經過一座廢棄的橋下時，金牧師認為他們要殺人拋屍（當時白人對黑人的暴力私刑事件時有發生）。“我全身從裡到外在發抖。我請神給我勇氣承受我要面對的任何結局。”【12】當警車終於開到監獄門口時，金牧師才鬆了一口氣，不禁自嘲剛才的慌張。 1956年11月13日，抵制公交車行動開始近一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阿拉巴馬州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違憲。金牧師回憶：“最高法院裁決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家的電話幾乎是每五分鐘就響一次。一個打電話者說：‘如果你讓黑鬼們坐在公交車前邊的座位上，我們一個晚上就會燒掉五十個黑鬼的房子，包括你家的。’我平靜地告訴他，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還沒說完，他又說：‘黑鬼，閉嘴！否則我們現在就去把你的房子炸掉。’另一個打電話者大罵最高法院。他說他有證據表明所有的大法官都是共產主義者。他最後說：‘我們等著那個該死的布萊克法官回到阿拉巴馬，然後我們就把他和你吊死在同一棵樹上。’”【14】 那天晚上，三K黨驅車到黑人社區示威。“平時，三K黨威脅要來時，黑人們會躲回自己的家中，鎖上門，拉下窗簾或關上燈。他們怕死，所以他們裝死。但這次他們的反應不一樣。三K黨徒 – 報紙上說‘大約四十車穿白袍、戴白高帽的黨徒’ – 來時，每個房子的燈開著，門也開著。黨徒們開過去時，黑人們像觀看馬戲遊行一樣看著他們。……駛過幾個街區後，三K黨徒們感到有些困惑，拐到一條小路上，消失在夜幕中。”【15】 白人種族主義者們在這裡使用的手段與中共政權一樣，都是讓弱勢群體恐懼、讓他們只能“裝死”、乖乖就範。金牧師的對策是首先與自己的本能鬥爭：克服自己的恐懼、控制自己的怒氣；然後幫助黑人兄弟們克服恐懼、控制怒氣。在強權面前，於平靜中生出的勇氣比怒氣中生出的勇氣更持久，也更聰明。 雖然有了最高法院的裁決，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與習慣了歧視黑人的白人乘客坐鄰座同樣是個挑戰。在組織黑人們回到公交車上之前的那天晚上，金牧師在黑人社區大會上講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冷靜的自尊和智慧的自律的時候。我們必須阻止情緒變得瘋狂。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使用暴力，……我們回到公交車上時，必須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16】 第二天，蒙哥馬利的公交車種族隔離政策正式取消，黑人回到公交車上。“一位（白人）老人站在司機旁邊，儘管車廂後部有好幾個空座。有人建議他到後面的空座上坐下來，他說：‘我寧願死了下地獄也不坐在黑鬼的後面。’……一位黑人女士在下車前被一個白人男子扇了一耳光，但她拒絕報復。她後來說：‘我一個人就可以擰斷那個小個子的脖子，但我在昨天晚上離開大會的時候就決定了照金牧師說的去做。’”【17】 歷時一年的蒙哥馬利抵制公交車運動有如下幾個特點：（1）抗議的方式簡單易行（拒絕乘坐公交車），因此呼召了眾多的參加者（拒乘比例幾乎達到百分之百，拒乘時間長達一年多）。（2）不譴責、謾罵對手、不喊大的口號，而是聚焦於一個具體的目標（公交車公司取消歧視政策）。正如高牆的倒塌是從一條小小的裂縫開始，從小事做起是應對大挑戰的最容易取得突破的方式。（3）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自立和自尊。這些特點大大提升了這場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形象，由此導致的全美民意的轉變是促成最高法院的有利裁決的重要推動力。 蒙哥馬利的黑人民眾以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動給自己、也給全美的黑人照亮了變革命運的路徑。他們的對手們則因為使用暴力和非正義手段而丟失了全社會的廣泛的支持。 抵制公交車行動的成功催生了歷時十多年的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種族歧視的法律法規被廢除，種族之間的平等開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今天，美國所有的少數族裔，包括華人，都在享受著這場運動帶來的成果。金牧師剛到蒙哥馬利時在公交車上見到的那些景象在當今的美國已經很難想象了 – 這不僅是由於法律的約束，更是因為當今美國社會的多數人認為那樣的言行有違自己的是非觀。 金牧師挑戰的不只是某個政策、法律法規、執政團體，而是美國文化、尤其是美國南方文化中的一個痼疾。他的對策不是企圖全面摧毀這個文化，而是從一件具體的事入手，在這個文化中嵌入一個新成分，以此來改變這個文化中的一些老成分。他對每個具體的人 – 文化的承載者 – 都抱有善意。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是陳述自己的案情，並不搶坐法官的高椅；他尊重法官們 – 所有的對手和所有的觀者 – 的裁決。只要他的陳述有足夠的生命力，道德法庭上的法官們的良知就會開始做工作。對於那些早已習慣了用叢林法則來看待種族問題的法官們，金牧師的“用足夠的愛來把敵人轉化為朋友”的衝突處理方式給他們的視野之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價值考量：是非感，這促使他們開始質疑自己那些叢林法則的正當性。這就是文化發明家的工作方式。 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面對的真正對手也不是中共政權，而是中國文化中的各種痼疾。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中國文化比美國文化對挑戰者的敵意大得多、手段也狠得多，所以這要求中國的文化發明家們拿出比金牧師更強大的創造力、更強大的克制怒氣和對對手展現善意的能力。 文化發明家與革命家的不同之處包括： 其次，革命家的沖天怒氣讓他們對未來的理解只流於口號，而文化發明家從身邊小事開始的心平氣和的工作讓他們能在當下就生活在未來的理想之中，於是未來的豐富細節不斷在他們眼前展開。如果說革命家們的做事方式是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霆閃電，文化發明家們的做事方式就是不離不棄的潤物細雨。 第三，革命家的仇恨發泄對象是對手其人，而文化發明家將人與事分開：他們尊重對手其人，只是促請他們考慮接受一些新的觀念。革命家不感興趣改變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權力是改變他人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發明家相信的是“心的大門只能從裡邊打開”。 最後，革命家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他們的成功靠的是大眾的盲目追隨，所以革命家的組織是極權組織，並且會在革命的過程中逆向淘汰，變得越來越極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化發明家的成功靠的則是啟發每個普通人的智慧和行動力，每個普通人都可以當自己生活圈內的文化發明家。在文化發明家發起的運動中，每個參與者之間是平等的。蒙哥馬利的抵制公交車運動固然得益於金牧師這樣年輕有為的組織者，運動的成功最終靠的則是每個參加者改變自己的心態、甩掉恐懼感、感受到用自己的雙手雙腳創造的自尊。這場運動的每個參加者都是文化發明家。 不首先改變自己而試圖去駕馭他人是出於權力欲。歷史已經證明，通過權力爭奪戰來挑戰極權政體帶給中國的只是血流成河。通過自己的改變而在周圍的人那裡產生改變則是出於愛。對白人對他和他的黑人同胞的歧視、羞辱、打壓，金牧師稱之為“我們許多白人兄弟的在打瞌睡的良知 (the dozing conscience of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19】這是愛的心態。 借用金牧師的說法，雖然許多中國人看起來麻木、冷漠、自私、權欲薰心、有時殘忍，但這同樣只是良知在“打瞌睡”，也同樣能被愛喚醒；它醒來需要的唯一條件是文化發明家們的堅持。愛雖然沒有權力爭奪戰那樣吸引大眾的眼球、激起他們的亢奮情緒，它改變社會的步伐雖然是嬰兒步，但走對了方向的嬰兒步同樣可以走得很遠。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最初都是從一個不及拇指肚大的種籽開始的。 WEISSE TAUBE V. SOMMER：簡論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時代背景之一： 共產國際與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 中華民國的鄰國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陷入內外交困。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由俄國臨時政府所替代。1917年10月，俄國臨時政府被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以武裝起義的方式推翻，建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91年解體。 1919年，蘇維埃俄國的內部環境稍稍穩定之後，列寧便開始著手他的世界革命戰略佈局。雖然當時俄國的世界革命中心是在歐洲，但其整體戰略框架卻直接影響到了當時中華民國的命運。 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共產國際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918-1883）在1848年發表了《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提出了通過工人階級領導的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共產主義社會。1864年，馬克思作為創始人之一，成立了國際工人聯合組織‘國際工人協會’（IWA）。1889年，世界各國工人政黨成立了國際聯合組織‘社會主義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人們習慣上將前者稱為第一國際，將後者稱為第二國際。由於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停止了活動，又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黨團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戰爭撥款支持德國政府，被認為是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1917年4月，回到俄國的列寧提出了重建‘國際’的問題。列寧曾表示‘第二國際已死，第三國際萬歲’。1918年1月6日，英國工黨通過了恢復第二國際的建議。為此，列寧加快了建立第三國際的步伐。經過一年多的緊急籌備，1919年1月24日，以俄共（布）為首，會同波蘭、匈牙利、德意志奧地利、芬蘭、美國等國及巴爾幹地區的共產主義組織發出了召開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信。1919年3月2日，在蘇維埃俄國首都莫斯科中心的克里姆林宮內彙集了來自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黨、團體和派別的五十二名代表，召開了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由列寧致開幕詞和閉幕詞，並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等多項決議。會議正式向世界宣佈，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決定：成立第三國際並定名共產國際。 通觀共產國際第一次、第二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和發言記錄，再結合俄羅斯公佈的部分前蘇聯解密檔案可以斷定，共產國際根本就不是一個國際組織。它只不過是蘇俄最高當局操控領導的一個下屬機構。它的所有重大決策均需要請示莫斯科。它的地位看似高於蘇俄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其實差不太多。兩者的工作雖有交叉，特別是隱秘部分，但職能完全不同。外交人民委員部主要處理國家之間的事務，共產國際則肩負顛覆外國國家政權的職責。 由於共產國際的誕生，本已命運多桀的中華民國在蘇俄利用它所掌控的這一國際組織的強勢介入下變得更加危機四伏。在1919年開始的兩個針鋒相對的世界潮流的博弈中，中華民國被蘇維埃俄國裹挾進了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將共產主義新秩序作為人類未來發展的願景的潮流中。 在此筆者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2019年，在回顧100年前發生的重大事件時，國際媒體用相當的篇幅回顧了100年前在中華民國發生的五四運動，卻沒有一篇文章涉及到100年前誕生的共產國際對中華民國的影響，以及由於共產國際的誕生而出現的、延續至今的兩個世界潮流的碰撞和發展朝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國際社會緊張關係的影響。實際上，中共至今的所作所為，都能在1919年找到源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22年，在被稱爲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會議上，通過了決議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完全承認共產國際所議決的加入條件，並根據‘共產國際章程’的規定， 稱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 根據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解密檔案全宗第514號、卷宗第24號的記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1922年12月5日閉幕之前做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其中明確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要以在民主基礎上實現中國統一的倡導者的身份開展活動。中國共產黨人要提出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號，為實現同唯一不追求帝國主義目標的大國——蘇維埃俄國結成聯盟的獨立自主的政策而鬥爭。’[1] 在公開發表的共產國際四大文獻中並未收錄該決議。蘇俄解密檔案註明，該決議是‘對東方問題提綱的補充’。簽署人是共產國際書記處拉狄克。由此可以推斷，這個決議是共產國際書記處內部的一個決議，而不是在共產國際第4次代表大會上全體通過的一個決議。
2.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秩序’——世界蘇維埃共和國
在共產國際一大會議決議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中，共產國際向世人描繪了這樣一幅可怕的世界圖景： ‘人類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殘，人類本身也處於完全毀滅的威脅之中，只有一種力量能夠拯救人類，那就是無產階級。’ ‘一個新的時代，即資本主義解體的時代，資本主義內部崩潰的時代，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了。’ ‘舊的資本主義秩序已不復存在，也無法繼續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終結果就是混亂，這種混亂只有最大的階級，生產者階級，也就是工人階級才能克服。工人階級必須建立真正的秩序——共產主義秩序。’ ‘工人階級必須推翻資本統治，消滅戰爭的根源，打破國界，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會，實現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2] 早在1848年，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為未來的人類社會描繪出了一個理想社會——打破國界的共產主義社會。然而，那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空想。而現在，列寧則要通過共產國際著手建立起真正的共產主義秩序。 那麽列寧的共產主義秩序跟馬克思想要建立的那個共產主義秩序是一脈相承的嗎？或者說，馬克思所要建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在新的世界局勢下是否有了具體的、實質的內容呢？ 共產國際一大的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共產主義秩序’全新的詮釋： 共產國際一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格裡戈裡·葉夫謝耶維奇·季諾維也夫（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對成立共產國際的目的做了直言不諱的說明：‘我們的口號是建立一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誰也不能說這是烏托邦。我們堅信，這在最近的將來就能實現；難道我們還不敢成立第三國際，以此作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目的的一種手段嗎？’[3] 列寧在共產國際一大的《閉幕詞》上也再次重申：‘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4] 作為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的最終目標，會議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新奇口號：‘國際無產階級蘇維埃共和國萬歲！’[5] 由此我們看到了列寧通過共產國際所要建立的共產主義秩序的具體形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 共產國際成立後的當天，列寧在莫斯科慶祝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信誓旦旦地將他所領導的共產國際的計畫做了進一步明確地說明： ‘現在，當人人懂得“蘇維埃”這個詞的時候，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有了保證。在這個大廳裡的同志們已經看到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是怎樣成立的，現在他們又看到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是怎樣成立的，他們也會看到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將是怎樣成立的。’[6] 當然，在列寧的算計中，中華民國也是世界蘇維埃共和國中的一個成員。 那麽列寧將如何建立起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呢？
3．開展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建立新的聯邦國家
為了把馬克思的烏托邦轉變為一個‘為期不遠’的實體——世界蘇維埃共和國，列寧提出了一個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展國際蘇維埃運動的計畫：‘共產國際當前的任務是，在各國日益廣泛地展開建立新式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為目的的蘇維埃運動，這個運動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7] 為在各國開展‘蘇維埃運動’，列寧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和戰略措施。其著眼點是：‘立即奪取（各國）國家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政權機構。’‘蘇維埃制度是新型國家政權的制度。’而在各國建立的這種新型國家政權已經有了一個統一的、現成的、每個國家都必須效仿的模式，那就是‘已經實際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即俄國的蘇維埃政權。’[8] 1920年7月，在莫斯科再次彙集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二百多名代表，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共產國際二大）。會上，列寧進一步明確了共產國際開展國際蘇維埃運動的任務：‘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是，進一步發展研究以及通過實際來檢驗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產生的這些新的聯邦國家。’[9] 這裡我們看到，共產國際一大提出的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計畫仍然是一個比較虛幻的目標，於是在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列寧向參加的各國各方代表提出了更為實際的概念——‘新的聯邦國家’。列寧要求共產國際對此進一步研究，並提供實際檢驗。這就是說，在建立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之前，需要一個過渡形式——新的聯邦國家。從列寧的意圖、會議文獻和後來‘實際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新的聯邦國家’即包括了既定目標，也包括了實現的過程與進程。其時空的態勢大體如下展開： 首先，通過國際蘇維埃運動奪取各國的政權，在各國建立起俄式蘇維埃政權； 其次，由於在各國奪權不可能齊頭並進同時展開，因此，不分先後，凡先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國家，就應該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結成為聯盟，組成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新的聯邦國家； 第三，隨著時間的延續與空間的擴展，將不斷有新的蘇維埃政權加入已存在的聯邦國家； 第四，通過這種滾雪球的方式，最後將所有國家裹挾併入俄羅斯蘇維埃聯盟。 至此，我們可以給列寧提出的、人們一向所認知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那個蘇維埃運動給出一個準確的名稱：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共產國際鄭重宣佈：蘇維埃俄國的事業就是共產國際的事業。只要蘇維埃俄國沒有成為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一個成員，國際無產階級的鬥爭就決不甘休。’換句話說，少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算不上是‘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俄國都不會善罷甘休。這倒與傳統中國的一統天下異曲同工，不謀而合。 就這樣，一個國家掌權者的利益和權力欲望與全人類的共同命運被巧妙地捆綁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列寧那些危言聳聽的或花裡胡哨的辭藻背後，不過是一個逐漸擴大蘇維埃俄國版圖的計畫。 問題是，面對如此多的各國、各方代表，列寧怎麽敢於向大會提出如此明目張胆的擴張計畫？ 從會議文獻所揭示的情況看，特別是根據代表們的發言可以推斷，列寧是基於這樣一些有著內在邏輯關聯的縝密考慮： 1）蘇俄是當時世界上唯一通過列寧領導成功奪取全國政權後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因而成了無可替代的領頭羊。 2）大部分與會代表奉列寧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神明。 3）‘一戰’後的各國各地區左翼激進的共產主義組織面臨新的生存危機和發展機遇。特別是參加會議的各國政黨、組織在本國的影響都十分有限。歐洲工業發達國家中的共產主義政黨、組織在生存與發展方面所面臨的問題尤為嚴峻；這些政黨或組織要想生存和發展，進而在本國奪取政權，只有聯合起來形成國際共同戰線，依靠蘇俄的國家力量，才有可能生存、發展、壯大；共產國際為他們搭建了這樣一個生存和發展的戰鬥平台。 4）相當一部分參加會議的組織已經被蘇俄牢牢掌控。 5）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到1919年，蘇俄已經有了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紅軍。 在共產國際一大、二大的文獻中，會議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但在為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邀請信中，與列寧一起代表俄共（布）簽署的不是季諾維也夫，而是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的創建者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兩次全會上，托洛茨基的發言並不多，但他的發言卻能在與會代表的心理上造成微妙的震撼。在共產國際一大一次會議上，針對當時西方國家對蘇俄發展軍國主義的指責，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在大會上公開提出：‘如果這也算軍國主義，那就是我們創立了一種社會主義的軍國主義。我們絕不放棄它。’也正是基於這種社會主義的軍國主義思想，托洛茨基進一步向與會代表做出了承諾：蘇俄紅軍‘不僅是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紅軍，而且也是第三國際的紅軍。’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有一點是肯定的，一旦時機到來，我們的西歐兄弟向我們求援，我們就回答他們說：‘我們來了！我們不失時機地學會了運用武器，我們為世界革命而奮鬥和犧牲在所不辭！’[10]共產國際一大還專門向蘇俄紅軍發送了致敬電。 在‘為世界革命而奮鬥和犧牲在所不辭’的豪言壯語背後，這種社會主義軍國主義的‘在所不辭’在後來前蘇聯處理國際事務中確實表現得淋漓盡致：從1939年同納粹德國一道瓜分波蘭，強佔立陶宛等國，到‘二戰’後將佔領區域的東歐各國強行併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再到出兵鎮壓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 除以上考慮外，對來自參見共產國際會議的歐洲大國的政黨組織代表，如法國、德國、英國的一些大黨中的左派代表，列寧則採用敲打、逼壓的辦法。一方面列寧即想利用這些大國的代表壯大共產國際的聲勢，另一方面則試圖逼這些政黨徹底脫離第二國際，將其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中。 對當時被列寧認為是世界上兩個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的美國的策略，從大會對美國與會代表的參與方式的做法上可看出其中的端倪，這也構成了兩次大會最為滑稽的一幕。會議語言是德語和法語，偏偏將英語排除在外。美國的與會代表三番五次提出將英語也作為會議語言，結果均遭到否決。美國代表要求會議為他們配備翻譯，可直到全部決議通過，會議閉幕，翻譯也未出現。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美國代表在會議表決時恐怕並不清楚要表決的決議的實質內容是什麽。不過他們還是投了贊同票。至少會議文獻並未顯示，在會議各項表決中，美國代表棄權或反對。[11] 正是在這樣一種明顯帶有強迫且狡詐的運作下，共產國際二大通過了建立聯邦制同盟的決議： ‘聯邦制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無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同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現在的亞塞拜然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中，還是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同從前既沒有成立國家又沒有實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1920年建立的韃靼自治共和國）的關係中，聯邦制都已經在實踐上表明它是適當的。既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那就必須力求建立愈來愈密切的聯邦制同盟。’[12] 不過後來的歷史證明，二戰之前，列寧的‘聯盟’計畫僅在蘇俄的周邊國家和區域獲得了極為有限的成功。 1918年1月1日，蘇俄正式設立新的行政區劃，國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後經過近4年的鏖戰，新生的政權擊敗了外國的武裝干涉，擊潰了白軍，佔領了一度宣佈獨立的國家，如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人民共和國等。到1922年12月30日，蘇俄通過簽署條約，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格魯吉亞的喬治亞蘇維埃政權、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和亞塞拜然等）正式成為蘇聯的創始成員國。而《決議》中提到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不過是曇花一現。 二戰期間及之後，前蘇聯的版圖進一步擴大，又吞併了立陶宛、拉脫維尼亞、愛沙尼亞等。這些國家都成了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不過這已經不是列寧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的產物，而是史達林地緣政治的產物。這些都是後話。
4.中華民國政府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在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中，如何對待那些相對貧弱落後的國家呢？也就是說，按照列寧世界革命戰略佈局，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最終都將加入列寧的‘為期不遠’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產生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3]而1919年的中國還遠沒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那麽在這樣的國家又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呢？為此，列寧對帝國主義理論進行了投機性的、全新的闡述。 在共產國際一大通過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中，列寧提出了‘世界帝國主義體系’這一新概念。這一點至關重要。之前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論述，側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而‘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提出，在列寧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這一整體計畫中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當然要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展開。然而，既然是摧毀現存國際社會的一切制度，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那麽在非帝國主義國家又該怎麽辦呢？或者說，如何將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那些非帝國主義國家聯繫在一起呢？‘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提出就是為了化解這一矛盾，讓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沿著兩條戰線同時展開。 第一條戰線，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展開反帝運動。 在當時國際形勢下，‘國際聯盟’成為蘇俄最主要的敵人。在1919年年初召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各國代表於1月25日批准了建立‘國際聯盟’的提案。這意味著，一戰結束後，將出現一個由美、英等發達國家推動建立的新的、和平的國際秩序。因此，美、英兩國被共產國際定性為真正的帝國主義強國。[14]‘世界資本並不甘心，正在準備決一死戰。它打著“國際聯盟”的旗號，高唱和平主義，進行最後掙扎，要把自動裂開的資本主義體系彌合起來，集中力量對付方興未艾的無產階級革命。’[15] 第二條戰線，在非帝國主義國家中展開反帝運動。 ‘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提出並非僅針對美、英及其它發達國家和‘國聯’，它的理論難點在於，如何在非帝國主義國家展開以奪權為目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時候，列寧就注意到了‘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民族戰爭的問題。[16]1916年列寧撰寫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作了進一步發揮。1920年，在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列寧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他在為大會制定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中強調：‘第一，我們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現在全世界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數的壓迫民族。’ 根據這一划分，帝國主義國家是壓迫民族，其他所有國家都是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這樣一來，列寧就把全世界除他掌控政權之外的所有國家都納入到了‘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中，也就是納入到他的世界蘇維埃體系中了。 結果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武庫中又出現了‘本國帝國主義’或稱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概念。‘在資產階級佔有殖民地並壓迫其他民族的國家裡，必須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17]這就是說，一切非帝國主義國家都存在本國帝國主義，都必須加以反對。 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中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保衛蘇維埃俄國的鬥爭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交織在一起的。‘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各民族的相互關係、全世界國家體系將取決於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運動和以蘇維埃俄國為首的各個蘇維埃國家的鬥爭。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確的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無論是文明國家的共產黨還是落後國家的共產黨，都只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能正確的提出和解決各種政治問題。’[18]這樣，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說辭又回到了根本的著眼點：一切都是為了蘇維埃俄國！ 對中華民國來說，蘇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中華民國於1920年加入‘國聯’，而‘國聯’被列寧視為最主要敵人；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是被列寧點名劃歸到了半殖民地的國家。根據‘帝國主義代理人’理論，中華民國政府則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1922年，這個頭銜被戴在了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前的北京政府頭上。‘該政府反對俄國，履行帝國主義者的意志。’[19]而在第一次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即國共合作[20]）破產之後，又被戴在了北伐之後的南京政府頭上。特別是在1931年9·18事變之後，蘇俄認為取得對日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是推翻中華民國，建立自己的附屬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國紅軍對戰爭的領導。[21]在1931年10月21日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關於滿洲問題非常會議的記錄中，發言者引用了列寧的原話：‘每個革命的工人政黨，每個共產主義在戰爭時或者在帝國主義侵略時，都應該進行首先是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鬥爭。’[22]在列寧反對本國帝國主義在理論指導下，1932年12月，共產國際又進一步提出來兩個中國的政策：‘我們實際上有兩個中國：蘇維埃中國和國民黨中國。’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解決頭等重要意義的全國性問題，即建立新的政權，組建紅軍並進一步加強紅軍。擴大和聯合蘇區。’[23] 這裡必須提請注意的是，如果追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源，就應該將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這一重要因素考慮在內。因為建立‘國聯’的決定僅僅兩個月之後，《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就向這一新的國際秩序公開發起了挑戰，比納粹德國早了很多年。 另外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列寧的反對帝國主義理論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基礎之一。對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命運的影響致為深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難以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目前中美、中歐（盟）衝突的深層原因。 通過列寧的反對帝國主義理論的嫁接，在傳統‘天朝上國’崩潰過程中形成的中國人‘屈辱-反抗’心理特徵，在中國共產黨內演變成了‘反帝’與‘愛國’連接在一起的情結，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固定的思維模式和敘事話語系統。也是中共制定對外政策的主要根據之一。這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強大沒有直接關係。毛澤東時代中國，貧弱的國力並未削弱中共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和鬥志。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也是建立在反帝基礎之上的，是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共的背景下提出的。‘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24]在國際社會形成較大的政治力量，掌握有分量的發言權，這才是韜光養晦的目的所在。經過二十年多年的臥薪嚐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力終於有了顯著提升，中共自以為有條件可以向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國際秩序提出挑戰。其實這不過是一戰後列寧向美英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挑戰的翻版。可以說，從毛經鄧到習，其反帝心態一脈相承，其理論支撐仍然離不開列寧的反對帝國主義理論。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也未能從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和史達林的地緣政治算計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中醒悟過來。當今國際社會對此的認知也十分有限。 以上通過對列寧世界革命戰略的目的、任務、宗旨和理論的歸納、梳理，我們已經大體能夠看到中華民國在其中將會遭遇的厄運。 然而，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不過是一個大的框架，列寧以中國為話題的言論也不多。蘇俄建國之前，列寧談到中國問題，多散見於報紙。[25]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後，特別是在1920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開展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所必須實施的具體的戰略和策略，其中有一些涉及中國的言論，不過多放在民族問題、殖民地問題和亞洲問題中，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一總體框架下提出的。[26]那麽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又是如何具體地落實在中華民國的命運當中的呢？或者說，作為一個貧弱的國家，甚至戰火紛飛、內亂不止、軍閥割據、政權分裂的中華民國又能在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中起到什麽作用、扮演什麽角色呢？原來在共產國際成立的1919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還出台了一個主要針對中、日、美三國關係的東亞總政策。而在這個東亞總政策中，中華民族必須為維護蘇俄的遠東安全做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也在於此。對這一話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凌霄：陳獨秀的罪與罰——兼論共產黨的“建黨偉業”、“開天闢地” 和二十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罹難與覺醒 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從1915年開始大力宣傳倡導“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家店”。當時，《新青年》幾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總部基地”，而陳獨秀幾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 雖然到五四時陳獨秀還相信“民主”和“科學”，還主張“應該拿英美做榜樣”（1919年11月2日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但是，他的個性，他的氣質，他的道德，他的學養，他的興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價值取向，他的政治啟蒙，他的教育環境，他的學術地位，他的信譽遭遇，使他早在“文學革命論”的時代就已經露出殘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了（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2卷6號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時代氛圍加上個人際遇，讓陳獨秀更加激進，居然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陳獨秀《研究室與監獄》），自由主義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風問題”被迫離開最高學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貢獻知識分子”和學者的身份，成為邊緣化人物的陳獨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1920年9月1日陳獨秀《談政治》）。這時的陳獨秀，已近於走火入魔了。當然，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這裡，他留下了一個活扣、一個暗語，就是“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這個活扣，為後來人留下了無窮可能；這個暗語，為後來事埋下了無限想象。這個活扣和這個暗語，也昭示了陳獨秀畢竟比專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萬人生命為代價的毛澤東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的黑暗、混亂和停滯，軍閥的驕橫、專制和為禍，無不憤怒與焦慮，連胡適這樣溫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說出相當難聽的話來。因為民主求而不得產生的對民主的失望以及對民主是否符合國情的懷疑，使知識分子逐漸轉向和追求急進。如果說，十九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奪目和大道之行，那麼進入二十世紀，讓歐洲社會主義者們弘揚發微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弊端，雖然離我們的世界還那麼遙遠但卻已經纖毫畢現地讓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災樂禍的中國人看在眼裡，立刻引起了淺嘗輒止的中國學界的強烈共鳴。加上帝國主義不肯放棄對中國的控制、加上一戰帶來的西方的危機和混亂、加上王八蛋蘇聯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假惺惺發表的“廢除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歸還中東鐵路”的《對華宣言》，進步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西方主流價值、關注馬克思主義、同情蘇聯革命，並企圖尋求第三條道路，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連蔡元培都曾經私下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所作為”，更遑論其它人了。 但是，像陳獨秀那樣熱衷、那樣急切、那樣不求甚解、那樣迫不及待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實踐、將蘇聯革命付諸實施，確實有他很深很強的個人因素，這一點是有證可查的。 張國燾回憶說，陳獨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1919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到這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創始人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覺悟”不但不屬於最深、最早的那批中國人，而且還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為這樣，陳獨秀反覆表示了他對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研究”的羨慕和欽佩。但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武器運用於政治實踐，組織共產黨，卻是以陳獨秀為最積極、最先進、最熱衷。張國燾說：“他（陳獨秀）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這非常清楚的說明，陳獨秀創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鼓吹蘇聯式革命，根本不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解和堅定信仰，根本不是基於認定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而是“由實際政治”出發、而是因為他個人的挫折和憤懣、而是源於他希望以別闢蹊徑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是類似江青在上海灘攪得昏天黑地後遠走延安求得新生。 相比好鬥的陳獨秀，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溫和的李大釗，當時真的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門學科來探討、研析。就在陳獨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時，李大釗卻在中肯、學究、認真和善意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來研究，卻在截然相反地認為“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得也還嫌少”，卻在細水長流地“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認為“現在應該建立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時不過問政治”。不但如此，李大釗還深刻地看出，很多人——當然沒有好意思說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只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於信仰和研究”。 當時不但李大釗這樣老成持重的人，就連張國燾這樣少年輕狂者，也只是“抱有從事共產主義的意向和熱情……偏於興趣”，而沒有當成一件正經的事業，以至於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輕狂、共產黨一大代表李達則“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每天都忙於寫作，沒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張國燾《我的回憶》）。 情況還不止如此呢。據張國燾回憶，在1920年7至8月陳獨秀走火入魔、信心滿滿的籌劃“建黨偉業”這一段緊鑼密鼓的時間裡，“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他家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面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陳先生那樣專心致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由此徹底戳穿了《建黨偉業》、《開天闢地》裡編造的“歷史必然”、“民心所歸”等等騙人的鬼話。 還不要說上面張國燾提到的等而下之的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陳獨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黨時，居然連“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的關係”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初級課程都搞不明白，以至於想組黨，卻連一個黨綱和政綱都提不出來，以至於他自己都擔心，未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竟是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就在這個時候，王八蛋蘇聯派出了共產國際伊爾庫斯科遠東局的特務、間諜威金斯基和漢奸楊明齋逶迤來到中國，試圖尋找東方傀儡、建立國外基地組織、搞第五縱隊、策劃國際恐怖事件。他們輾轉找到陳獨秀，和陳獨秀一拍即合，許諾給於理論、組織、金錢等各方面資助，使陳獨秀大喜過望。他們暗中的陰謀與策劃，細緻入微到核算出一個職業共黨每月需要蘇聯提供多少塊大洋的生活費和活動經費的地步！於是，組黨的準備就在蘇聯直接指導、監督和資助下終於完成了。 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建黨偉業，完全是陳獨秀個人的揠苗助長；中國共產黨所謂的開天闢地，完全是共產國際的強行輸入；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完全是蘇聯樣板照貓畫虎的移植。這種揠苗助長、強行輸入和照貓畫虎，是如此的輕率、毛糙、兒戲、胡鬧，遠遠無法和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期間的奉獻、投入、執著和艱辛相提並論。 就這樣，一個以“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高宗旨的，完全與當時中國民主、自由、進步、開明的發展主流和時代趨勢背道而馳的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了。 就這樣，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捍衛人權、激濁揚清、書齋苦修之時，在胡適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辦《現代評論》周刊、研究《紅樓夢》、研究禪宗、研究神會和尚之時，陳獨秀風雲際會、呼喝天下、縱橫捭闔，“唯使君與操”，名勢熏天，儼然中國命運之決定者。 就這樣，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實現、事業成就、名聲權勢、背景靠山、活動經費，陳獨秀從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喪失獨立思想和人格，對蘇聯和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亦步亦趨、唯唯諾諾、奴顏媚骨的猥瑣之輩。 乍一想，人們一定會問：在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下，在民主和科學的大趨勢中，為什麼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一批最先進的知識分子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最終卻走上了一條那麼可怕、邪惡、殘暴、極端、恐怖和陰謀的道路，最終卻變成了一幫屠夫和劊子手？ 其實，如果你仔細研究、分析，就會發現：最早發起、創立共產黨的一批人，遠遠不是當時最優秀的、而且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除了陳獨秀、李大釗算是獨立知識分子，還有一批只能算是二把刀的知識分子，比如戴季陶、邵力子、陳望道；其餘的都是一些沒有受過自由主義訓練的激進的學生娃張國燾、張申府、施存統、劉仁靜、李達、李漢俊、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等，當然還有根本和知識分子無關的沉定一。當時最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錢玄同、蔣夢麟、劉半農、劉師培、辜鴻銘、章太炎、胡適以及最優秀的學生娃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根本不屑於去趕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根本不會去跟現實政治的風。而就是上邊提到的那些不優秀的知識分子、二把刀的知識分子、沒有受過自由主義訓練的激進的學生娃、與知識分子不搭界者，最後也一個個、一步步、批次、先後、殊途同歸地認清、識破了共產主義的虛偽和殘忍，全伙反正、集體“投誠”：戴季陶、邵力子、沉定一——徹底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成為最積極的反共派，差不多畢生與共產黨殊死抗爭；陳望道、李達、李漢俊、張申府、施存統——很快脫離中共，獨善其身，成為學者、教育家；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迅速退出中共，堅持無政府主義理想；陳獨秀、劉仁靜、張國燾——逐一被共產黨驅逐、迫害、侮辱，最終成為共產主義深刻的覺醒者和批判者。 如果用“古史辨”的方法假設，我相信，以李大釗之前表現出的理性、深沉和學養，假以時日，他的覺醒和批判，會遠遠比陳獨秀、張國燾們更提早、更自覺、更徹底。 也就是說，僅僅六、七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經和知識分子無關，已經和最初一批先行者、創立者的目標、理念背道而馳，更和獨立、自由知識分子水火不容，成為農民、暴民、土匪所掌握、為核心的暴力團。 1903年初，梁啓超遊歷美國，拜訪了科學家摩爾根，摩爾根向他送贈了一句名言，使他極為感佩：“凡事業之成就，全在未著手為開辦之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因此，與其說斯大林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其說共產主義在中國慢慢變了質，不如說從一開始共產黨建立的理論和組織基礎就註定了它的最終方向。 1929年陳獨秀被共產黨開除黨籍，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投獄。在關鍵時候，他的共產主義的同志、晚輩們對他落井下石、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翻臉無情地誣衊他是“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而反倒是他的自由主義的舊交、後來的不同道者們，為他挺身而去、為他奔走呼籲、為他仗義執言、為他慷慨陳詞，這裡面有他早已與之分道揚鑣的昔日的朋友和現在的敵人章士釗、胡適之、傅斯年，這裡面也有他從未謀面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羅素、杜威。他當年的金主、恩公，他為之顛沛、為之流離、為之造次、為之下獄的蘇聯、共產國際對他恨之入骨，罵他是“托匪”，栽贓他是“日特漢奸”，必欲置他死地而後快，而他的死敵國民黨蔣介石卻給他公開審判，給他最有名的大律師辯護，給他獄中優待條件，給他大量古今中外書籍閱讀，給他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研究，讓他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共產黨統治區的《紅色中華》就他的庭審發表《托陳取消派向國民黨討饒》的不實之文，國民黨統治區的《益世報》和其他報紙卻全文登載他的自辯詞和章士釗的辯護詞，一時轟動全國；反動派的亞東書局還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 在如此善惡分明下，在這般冷暖對比中，陳獨秀再怙惡不悛，也該覺醒了。因此他在1936年3月《火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1941年，陳獨秀“以六十二的老頭子，表示要‘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他指出：“俄國（十月革命）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門面語而已”。這種現象，他認為是很“不幸”的。他說：“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列了一張對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欄下：“（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等的討論爭辯。（二）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欄下，卻是：“（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五）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他結論說：“每個康民尼斯特（指共產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陳獨秀的最後結論是：“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 李敖說，“在這些‘最後見解’中，我們清楚看到陳獨秀又回歸他五四時代‘應當拿英美做榜樣’的老路。彭述之《悼陳獨秀》一文中罵他‘有始無終’，其實陳獨秀的可貴，正在他有始有終，他始於英美式民主、終於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間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後行雲深處，卻停雲文就，為中國指出最後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陳獨秀的可貴啊，正在這裡！” （李敖《五四以後的陳獨秀〉》） 可是，當年國民黨中國是個“法治社會”，沒有搞新聞封鎖和訊息管控，蘇聯的肅反、大屠殺、滅絕農民、毀滅經濟文化、消滅少數民族的罄竹難書的滔天罪惡，陳獨秀必定耳濡目染，他怎麼能夠一直到了1941年、一直到了62歲的老頭子、一直到了瀕死的前一年，才明白過來呢？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但他覺醒的未免太晚了！我們雖然不能就斷言他是“利令智昏”，但至少他是“後知後覺”的典型。不過，就是這種典型的“後知後覺”，就是這種在自由世界裡連小學生都視為金科玉律的見解，在共產黨的天下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天下里，卻是多麼超前、多麼突出、多麼另類、多麼光彩奪目、多麼振聾發聵啊！他之後多少代中共領袖、他之後八十年裡的芸芸眾共們，連他的一個零頭也趕不上、連給他提鞋也不配呀！ 陳獨秀最令人稱道的，還有他晚年的硬骨頭。1937年共產黨提出只要他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他的黨籍。但陳獨秀斷然拒絕，以至於王明、康生用最陰毒的伎倆來誣陷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也被他拒絕。此後他又拒絕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因為他的徹底獨立，他晚年貧病交加，僅靠微薄稿費收入維持生計，最後更被趕出所住醫院。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他，周更資助他100銀元，仍然被他拒絕。 陳獨秀死於1942年5月27日。幸虧他在這一年死了，如果他不幸再多活上7個年頭，大變臨至，他將面臨著一個極其危險和無法挽回的抉擇：何去何從？如果那樣，他會怎麼選擇呢？以陳獨秀的身份、經歷和骨氣，他應該不會去台灣、去香港、去美國，他應該會留在大陸，自願淪入共產黨之手。如果是這樣，陳獨秀幾乎沒有任何懸念的將成為刀俎下的魚肉，任人宰割。王國維遺囑里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連僅僅經歷了對他優禮有加的溫和的北洋軍閥一朝換代，連僅僅是對激進革命黨其勢洶洶可能連帶的迭變禍難的擔心，高傲的王國維都用一死來殉道成仁、都用一死來表示對現實徹底的否定、拒絕與蔑視，寧做孤臣孽子而不與濁世合流，那麼，經歷了自己同志的背叛、自己朋友的嫁禍、自己戰友的陷害、自己親人的罹難、自己敵人的迫害，經歷了幾個朝代的起起伏伏和荒唐鬧劇，最終註定要在自己徒子徒孫的踐踏、蹂躪、欺凌和侮辱下度過殘生，倔強的陳獨秀又會以一種什麼樣慘烈的行為來和這個世界訣絕呢？ 從陳獨秀，聯想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和罹難。他們時值亂世，憂患叢生，他們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革命中，在屠刀下，在欺騙里，在蠱惑間，他們是那麼弱小，那麼無助，那麼被強風所摧殘，那麼被暴雨所凌戮。“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他們的宿命，或是在離亂時刻“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像王國維；或是在強權之下苟且偷生苟延殘喘，終身抑鬱呻吟，像陳寅恪；或是在夾縫中不屈不撓地“將以有為也”，最終碰得頭破血流，像梁漱溟。王國維以其一死，贏得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哲人奇節”的榮寵——其實，王國維死的冤枉了，因為他不知道被他視為共產暴徒一夥而恐懼的蔣總司令，已經在為了他生存的希望而孤軍奮鬥、砥柱中流、力挽狂瀾、成為舉國中唯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 了；他要自殺“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應該再等上二十二年，等到1949年北京的第二次淪陷——，而陳寅恪、梁漱溟沒有這種“古今仁聖所同殉”的勇氣，於是他們最終經歷了一次真正的劫難、禍亂和奇變。 1927年，在陳獨秀還慾火焚身的時候，先驅梁啓超就看透了共產黨，他在當年5月11日《與順兒書》中寫到：“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1927年，在共產黨還沒有本領大面積禍國殃民的時候，先知王國維就不惜用死來背對共產黨，容庚在《甲骨學概況》說，王國維談到共產黨殺葉德輝的事深表憂鬱，他說：“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共產黨沒殺王國維，王國維卻因共產黨而死：當共產黨自己還面臨被追殺的時候，他們的淫威和邪瘴就足以害死一個個千古奇才——。隨後，共產黨劣跡一點點昭彰，蘇聯的大清洗、大迫害，蘇區的大屠殺、大鬥爭，連黨的創始人、祖師爺陳獨秀、張國燾都不能裝聾作啞地熟視無睹了，都幡然悔悟了、都起而譴責了，可那麼多有知有識的“民主人士”們，卻飛蛾撲火、鋌而走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個個勇敢無畏的與虎謀皮。究其原因，明處里是上了共產黨的當——以為共產黨被國民黨壓迫過，應該懂得民主的可貴，應該不會再用國民黨的手段去壓迫別人；以為中共畢竟是受中華文化和傳統濡染，有古泱泱君子之風，不會像蘇共的圖窮匕見——，受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之騙，實質上是這些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人見利忘義、見風使舵、利慾薰心和牆草投機，以為附逆新朝，能夠幫助共產黨馬下治天下，成為開國酈食其和東方朔。他們哪裡知道，共產黨“使命不與人共”，雖然是一幫土包子，但自視甚高，哪裡用得著別人幫忙治國，哪裡有別人插足劈腿的空間。等到共產黨狗臉一翻、原形畢露，已經大勢已去，悔之晚矣。所以這些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後來挨整、被罰、受難和橫死，追根溯源，實屬咎由自取。放眼當時，舉國滔滔儘是糊塗透頂、私心和失心風的知識分子，只有偉大的胡適能鐵口直斷、能洞悉未來、能火眼金睛、能寫出《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有一段寫到：“這一切（指中共建立的準備過程）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志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 ‘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贊成我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1927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18年苦力的人，當時也絕沒有想到竟會被迫捨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有這些離奇的發展……總括的說，少數人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最後這段話，與陳獨秀晚年的結論何其相似，雖然相差二十五年；和蔡元培的斷言何其一致，雖然晚了四十年；同戴季陶的認識何其雷同，雖然遲來三十五年。 看一看中共理論上、組織上最重要的三個締造者和奠基者陳獨秀、張國燾、戴季陶，看一看中國現代文明的開創者、沒有他就沒有共產黨的蔡元培，他們走過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他們經歷了相異的心路歷程；他們的起點，相差甚迥，他們的際遇，殊為不同，他們的覺醒，早晚各異；但他們殊途同歸，他們的人生終點萬宗合流。他們都從陣營內走出，然後最堅決地反戈一擊。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或出於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他們否定共產主義，卻是驚人的一致：因為他們真正認識了、了解了共產主義，他們真正認識了、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而一旦了解、真正認識了，他們就徹底放棄了、否定了共產主義和那個邪惡、無恥、下做中國共產黨。 一真濺雪：建黨百年 禍害無窮 今年七月一日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日，中共當局正在不惜代價地大肆準備隆重慶祝。中共當局的厚顏無恥令筆者震驚。因為自中共成立起的一百年來，這個黨及其領導人帶給中國大陸各族民眾的只有史無前例的、至今仍未窮盡的深重災難，實在沒有任何值得炫耀、值得慶祝的地方。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之後，中國實際上並未建成統一的、真正的共和制國家，而是陷入了各地、各派軍閥割據的混亂狀態。 中央集權獨裁的滿清王朝崩潰之後，這種各地、各派軍閥割據，以及各地、各派軍閥為擴大自己的地盤而發生的彼此連年征戰不息的狀態，雖然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極其深重的苦難，但也因軍閥們的時間、精力、財力都耗費在彼此之間互相爭戰之上，加之各方勢力為趕時髦、為爭取民心以及爭取西方列強的好感，都紛紛打出了“民主共和”的招牌，因而不得不放鬆了對社會的管控力度。以致使從1911辛亥革命成功起，直到1927年蔣介石統一中國大陸為止的這一段時間(甚至包括直至1949年中共在中國大陸篡奪政權之前的這段時間在內)，中國社會成為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統治者對社會、對民眾的管控最為寬鬆的時代。 這為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想、文化迅速湧入中國創造了條件。此時除了西方的民主共和、君主立憲、普世價值觀念、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等先進思想文化之外；進化論、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謬誤和極端的思潮也一同湧入了中國社會。 正噹噹時中國社會的知識精英們面對積貧積弱、戰亂不斷的中國社會，一心想尋找一副救國救民的良方之時。此時由國外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便迅速為許多處於仿徨苦悶、深感救國無門的中國知識精英們所接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極大地加速了這一過程。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迅速被處於仿徨苦悶、深感救國無門的許多中國知識精英們所接受，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馬克思主義向人們描繪了一幅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自由平等的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遠景，這對於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且看不到希望的中國知識精英和勞苦大眾，具有不可抵禦的巨大誘惑力和欺騙性；二是：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美好遠景與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會”又有些不謀而合，所以容易為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們所接受；三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曾向中國宣告要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獲得了中國知識精英和民眾的好感。 有關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知識和思想，最早是通過留日學生介紹到中國的。到1919年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為不少中國知識精英所接受，其中以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瞿秋白、蔡和森……等最有名。 十月革命之後，俄共(布)和當時的“第三共產國際”(簡稱“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為把共產革命推向全世界，就把處於戰亂和貧困之中的中國當作其推廣世界共產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 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俄共(布)和共產國際便多次派人帶著它們的指示和金錢到中國宣揚和推動中國的共產革命事業，他們與李大創、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革命的先驅多有接觸。 1920年4月陳望道完成把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時，由於缺乏付印的資金，這年8月由共產國際和俄共(布)派駐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出資兩千元給陳獨秀，供他將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付印，當月《共產黨宣言》第一版一千冊很快就銷光，9月印第二版一千冊也很快銷光。此後又多次印刷，到1926年，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己經印刷了17版，由此可見共產主義思潮在當時的中國發展的勢頭有多麼的迅猛。 共產主義思想隨著《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迅速擴散，這個在歐洲和俄羅斯已經徘徊了七十餘年的共產主義幽靈，從此開始了它在中華大地上曠日持久的徘徊直到今天。 在俄共(布)和共產國際代表的鼓動和金錢的支持之下，以李大釗、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們開始著手組建中國共產黨。1920年4月，經第三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並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後來因故，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共計13人，他們是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8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實際上是主持和指導)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等。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過程表明：它是一個在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鼓動和金錢的支持之下建立起來的、一個以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政黨，它的成立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實施世界共產革命戰略的一部份。也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由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出思想理論、出金錢；由中國出人，在中國建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的一切行動都聽從於來自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指令 實際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後來的發展壯大，直至最後在中國大陸取得“共產革命成功”，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極權政權，這兩件事本身就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荒謬。 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的組織，而實際上中共最早的58名黨員之中，不僅幾乎全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而且他們本人也沒有一個是工人或貧苦農民。他們之中除毛澤東一人連中專都未畢業(毛雖在湖南省第一師範讀了五年(其中預科一年)，但因數理科成績太差而未能畢業)之外，其他57人都是中高級知識份子。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出自馬克思憑自己的想象杜撰出來的、有先進思想、有高度組織紀律性和高尚品德的“無產階級(工人)” ；按照馬克思關於國際共產革命的理論，國際共產革命只能在有強大的無產階級隊伍的、已走向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而且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同時行動才能取得成功。然而最早的共產革命卻爆發在歐洲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無產階級隊伍最不壯大的俄國，而且當時僅在它一個國家就取得了成功。而被稱之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還剛剛萌芽，真正的產業工人極少的中國，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完全不具備發生共產革命條件的地方，不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建立了共產黨，並且在1949年中共就取得了中國大陸共產革命的成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無產階級領導的共產革命成功之後，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消滅剝削階級、消滅私有財產之後，先建設美好社會主義社會然後再建成更加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會實現沒有階級、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美好社會。然而事實確是：凡是共產革命成功的國家，沒有一個實觀了馬克思描繪給他的追隨者們的：沒有階級、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自由、人人品德高尚、共同富裕幸福的目標。恰恰相反，凡是按共產體制建立的國家，沒有一個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深重而持久的巨大災難。 而中國共產黨自它成立以來，帶給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而且與在這些方面最極端的共產極權政權(諸如：前蘇聯、柬埔寨)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外來的共產主義極端思想和共產國際、俄共(布)的金錢支持之下而建立的政黨，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在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指導之下，就把在中國推進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作為自己的使命和奮鬥目標。 從在中國鼓動工人罷工、鼓動農村中的地痞、流氓、懶漢在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到1927年中共發動的“八一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等武裝暴亂後，便開始了在中國的武裝割據。 中共置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侵占中國的野心於不顧，於“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亡於日寇鐵蹄之下不久的1931年11月，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註：1] 。中共在中國的武裝暴亂和割據造成中國的分裂和內戰，使日冦認為有機可乘，加劇了日冦全面侵略中國的野心，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在湘贛閩、鄂豫皖、湘鄂和陝甘寧等地發動的共產革命暴亂和在這些地區建立的所謂“蘇維埃政權”所推行的“士地革命”；與國民政府所進行的內戰；以及中共內部殘酷的內鬥都給這些地區的民眾(包括中共內部)帶來了極其深重的苦難，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民生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壞都是史無前例的。以致這些被中共當局稱之為“革命老區”的地方，至今仍是中國大陸最貧困、最落後的地區。由此可知中共當局在這些“革命老區”所發動的武裝暴亂、“上地革命”、中共內部彼此之間殘酷的內鬥和“十年內戰”[註：2]對當地社會、經濟和民生所造成的破壞嚴重到什麼程度。 當中共流竄到陝北之後，此時已經侵占東北的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吞併全中國的野心，正把它的侵略魔掌進一步伸向內蒙、綏遠和華北，中華民族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此時中共當局為了擺脫覆滅的命運，竟置民族和國家利益於不顧，悍然唆使反動軍閥張學良、楊虎臣發動了震驚中外、禍國殃民的“西安事變”。 儘管“西安事變”在前蘇聯的干預[註：3]和國民政府中以宋美齡、宋子文等為代表的有遠見人士的努力之下，得以和平解決，使中國未陷入全面內戰的深淵，使中國暫時擺脫了亡國滅種的悲慘結局。 然而“西安事變”使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內部的混亂、虛弱，促使日本的軍國主義份子產生了“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的錯覺，從而促使了中日全面戰爭在國民政府的軍事政治經濟準備尚未完成之時，便於1937年7月7日提前爆發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一貫打著抗日招牌蠱惑民眾的中共當局，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這一總方針成為洛川會議的決議。這一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只為一黨私利的“總方針”，成為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共的指導方針。此外毛澤東還多次告誡他的手下：“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新四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國民)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軍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在毛和中共的這種不顧民族存亡，只圖一黨私利的卑鄙思想的指導之下，中共所屬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游而不擊，一味擴大地盤、收編地方土匪和地方抗日武裝以擴大中共的武裝實力。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毛和中共領導的軍隊從來沒有和日軍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就連被中共大肆吹噓的所謂一舉殲滅日軍一千餘人的“平型關大捷”，也不過是林彪所率八路軍115師利用閻錫山指揮的國軍與日寇在平型關一帶激戰的機會，在趙家峪伏擊了日軍一支四百餘人的輜重部隊。據日本戰史記載，在趙家峪的戰鬥中日軍僅戰死167人、傷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噓打死打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的“百團大戰”。據日本戰史記載，在這一戰役中日軍戰死302人、戰傷1719人、偽軍傷亡1202人。就是這樣一場時間雖長，但規模卻不大的戰役，還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認為暴露了實力、招致了中共武裝的損失。此後毛澤東和中共就連這樣規模的戰鬥都再也沒有和日軍打過。 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就更差。據一九九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中央電視台拍攝的一個系列紀錄片(主要是紀錄採訪原新四軍當時還健在的老幹部的實況)報導，當時採訪了一位原新四軍的老幹部，這位老幹部非常“自豪”地對記者說，他所在的部隊有一次與日偽軍打了一個“大仗”。共打死日軍卄四名、偽軍一百卄余名，他對記者說這是新四軍在江南與日偽軍打的最大的一場戰鬥。這三場戰鬥就是自吹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偽軍打的最大的戰鬥。 抗戰期間中共當局不僅不積極抗日，一心保存、擴展自己的勢力，還多次策反、收編甚至襲擊國民政府的抗日軍隊，如1939年底至1940年初發生的晉西事變[註：4]、江蘇的黃橋事變[註：5]，此外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擴充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還在其他一些地方襲擊國民政府的抗日武裝力量[註：6]。除此之外，中共當局還暗中與汪偽政權和日寇特務機關勾結，向日偽出賣國軍情報、與日偽軍達成互不攻擊的默契[註：7]。 中共在抗戰時期，為了給自己擴大勢力範圍、擴展軍隊提供經費，竟然以“大生產”的名義在陝甘寧邊區大肆開展鴉片種植，將所生產的大量鴉片運往淪陷區和國統區銷售，危害那裡的中國民眾[註：8]。 在抗日戰爭中奉行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利己賣國政策的中共，在經歷了八年抗戰之後，不僅毫髮未損，反而得到發展壯大，其軍隊由抗戰初期的兩三萬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一百二十餘萬人，另有一百數十萬中共領導的民兵(這些民兵在解放戰爭時期都先後轉為正規軍)；其占領的地盤也遍佈華北、華東、西北、華中各地，為中共後來贏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利用抗日戰爭的機會羽翼逐漸豐滿的中共，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開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中共的這一政治路線充分暴露了其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用武力奪取全國政權的狼子野心，所以抗戰勝利之後，爆發國共內戰已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儘管抗戰勝利後，中共當局迫於國內民眾和各界政治勢力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共同建設新中國的壓力，不得不也裝出也贊同和平、民主的假象，以矇騙國內外人士和輿論，派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於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參加國共和平談判，雙方還簽訂了“雙十協定”。 然而實際上就在國共和談的同時，中共卻在全國範圍內搶占地盤、運兵東北，製造磨擦、擴充軍隊(把大量民兵轉化成正規軍、收編日偽軍、地方武裝和土匪、策反國民政府官兵) 、在國統區發展中共地下組織、欺騙拉攏收買民主黨派……。中共利用國共和談贏得的時間，迅速完成了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和佈署。接著便撕毀剛達成下久的國共“雙十協定”，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與此同時中共當局通過謊言、製造騙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將內戰爆發的原因和責任完全推到國民政府的頭上。 國共內戰(中共稱之為“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前後，中共當局利用謊言、假象和對民主憲政的虛假許諾，成功欺騙了國內知識份子、學生和民眾迎得了他們的友持，又利用活躍在國統區的中共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利用“反內戰”、“反(國民黨)獨裁”、“反飢餓”、“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蠱惑國統區的知識份子、學生、民眾發動反國民政府的遊行示威活動，擾亂國統區的社會經濟秩序，並騙得了民心。 為了騙得解放區農民的擁護和擴大兵源，中共當局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區開展“士地改革”運動，把地主的土地財產無償地分配給農民，然後以“保衛勝利果實”的名義誘騙、脅迫農民參軍參戰，這一召不僅使中共贏得了農民的擁護，而且使中共獲得了源源下斷的兵源補充。 為了贏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共採取了許多卑鄙無恥的方法：為了彌補與國民政府軍隊武器上的差距，甚至不惜採取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有時甚至驅使無辜地富份子作前鋒，充當砲灰以消耗國軍的火力，然後共軍再衝上前去擊潰國軍[註：9]；在圍困長春時，中共採取圍而不打的戰術，阻止長春市民逃離長春，讓他們在長春城內消耗城中的糧食，故意在長春城內造成嚴重的大饑荒，在造成三十餘萬長春軍民因飢餓而死亡的慘狀之後，迫使長春城內守軍“起義”或投降，從而迎得了長春城的“解放”[註：10]。這些做法充分表現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蔑視生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邪惡本性。 在奪取了大陸政權之後，首先在全國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為了挑動農民對地主富農的仇恨，毛澤東指示：(土地改革運動)不能和平地搞恩賜，要組織農民通過鬥爭奪回土地，要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在中共組織的士改工作隊的唆使、鼓動之下，貧下中農們不僅瓜分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有的連他們的妻女也被土改積極份子們瓜分；與此同時，土改工作隊還唆使、鼓動農民對地主、富農進行批鬥、毆打、殘殺。據國內外揭露的資料顯示：在“土地改革”期間至少有200萬地主富農未經任何公正合法的審判，便被中共當局處決，地主富農們被“土改運動”搞得家破人亡。 1950年為了減輕前蘇聯在歐洲所遭受的西方國家的軍事壓力，和實現將共產革命推往全世界的戰略目標，在斯大林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慫恿和支持之下，北朝鮮的金成日發動了試圖吞併南朝鮮的侵略戰爭，在遭慘敗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不顧解放戰爭後，民眾困苦不堪，百廢待舉，民眾極需休養生息的嚴酷現實，也不顧黨內外大多數人的極力反對，於當年十月悍然出兵朝鮮，參加支援北朝鮮對南朝鮮的侵略戰爭，在付出了近百萬中華兒女死亡，二萬二千餘人被俘，[註：11]；九十多億原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和從事建設的寶貴資金[註：12]被白白地耗費在這場罪惡的侵略戰爭之中。 在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之後，不僅未能實現侵吞南朝鮮的目標，到雙方於1953年簽署停戰協議時，北朝鮮還喪失了1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而美軍僅戰死3.65萬人(一說五萬餘人)，另有約6千人被俘，韓國戰死13.79萬人，另有數萬人被俘，而北朝鮮僅被俘的就達十餘萬人，戰死的至今未見北朝鮮公佈真賣的數據，估計不會比韓國戰死的軍人少(以上數據來自維基解密和美國、前蘇聯的解密資料)。 這場傷亡如此慘重、代價如此高昂、侵吞韓國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讓北朝鮮丟失了1500平方英里國土的敗仗，卻被中共吹噓成用落後武器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偉大勝利。 在“士地改革”運動的同時，中共當局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大批國民政府時代的黨政軍工作人員被關押、判刑和處決[註：13]。在“土改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中共還在全國範圍內對所有的城鄉人口進行了階級成份劃分，全國至少二千萬人被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他們連同他們的妻室兒女一起都成為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任人侮辱、欺壓的“賤民”。 接著中共又掀起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份子進行打擊、批判、侮辱、醜化，並迫使知識份子們以作思想檢討的方式，向自己自潑髒水、自我醜化，還脅迫、唆使知識份子們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批鬥、互相醜化。 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對資本家進行打擊、批鬥和勒索他們的財產[註：14]。 中共於1955年發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對文藝界知識份子進行打擊迫害，並脅迫文藝界人士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批鬥[註：15]。 1955年中共又在其體制內部開展了“肅反運動”，主要對其黨政軍幹部，以及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進行清洗[註：16]。 1957年中共使用“陽謀”發動“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子、大學生、民主黨派人士進行打擊迫害，317.8萬餘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他們被判刑、被勞動教養，他們被送往農場、礦山、工廠、農村，勞動改造思想；或是作為“反面教員”留在原單位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讓他們從事打掃衛生和後勤之類的簡單勞動，他們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與地富反壞份子一起淪為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濺民，從此將“地富反壞”四類份子晉升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註：17]。 解放後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反帝愛國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肅反運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和“反右”運動，這幾大運動(還應包括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搶救運動”)像一柄柄千鈞重鎚無情而徹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貴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在中國歷史上挺立了近四千年的脊梁骨。 在這一柄柄千鈞重鎚不堪承受的沉重打擊之下，只有極少數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堅挺著他們那寧折不彎的脊梁，繼續向世人展示著中國知識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張東蓀(被關進秦城監獄折磨至死)[註：18]、儲安平(失蹤，最近有資料證明儲系被當局秘密殺害而非失踨)[註：19]、方勵之(“六.四”後被迫流亡美國後死於美國)、林昭(北大唯一從未認過錯、作過檢討的右派，她被長期關押，後被當局以“反革命”罪處決)、陳寅恪(著名國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等人。 然而絕大多數被毛和中共擊碎了脊梁骨的中國知識份子，都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陷入謹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終日的悲慘境地。 他們為改變自己爭當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慘處境，而彼此互相爭鬥、互相檢舉揭發，甚至不惜往自己頭上自潑髒水，以對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表示臣服，他們不得不爭當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為毛和中共粉飾太平、掩蓋開脫罪惡，這些人之中郭沫若、費孝通、周谷城、吳唅、黃炎培、錢偉長、胡喬木、陳伯達、沉鈞儒、史良、翦伯贊、趙朴初、雷潔瓊……之流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此外還有一些擁有一技之長，被毛和中共豢養為發展軍工企業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識份子如：李四光、錢學森、王淦昌、朱光亞、周光召、錢三強、郭永懷、程開甲、黃旭華、華羅庚……之流。這些人無視民眾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願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來造福國家和民眾的知識和才華，用來為毛和中共製造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核潛艇……等等。白白地為毛和中共耗費了畢生的精力和才華，他們絕大多數至死也未能覺悟，其中有許多，不但不以此為恥，反而以此為榮。而毛澤東和中共把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核潛艇……這些東西當作他們實現世界共產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資本。 到1958年毛澤東和中共為了與前蘇聯爭奪國際共產陣營的霸主地位，企圖在短時間內在經濟上、軍事上和科學技術上創造奇蹟，全面趕上並超過前蘇聯及英美等發達國家，居然違背客觀規律和不顧現實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瘋狂的“大躍進”運動，提出所謂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企圖在幾年之內就實現超英趕美的“宏偉”目標，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結果造成國民經濟的全面崩潰，導致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生活日用品、糧食、副食品極度匱乏，從而導致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的大饑荒，造成在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之下餓死4500餘萬人[註：20]的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不僅如此，為了“大煉鋼鐵”、“大辦公社食堂”和農業奪高產、糧食產量放衛星，幾乎砍光了山上的樹木，鏟光了地上的草皮，導致整個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在西北、內蒙等生態系統脆弱的地方，這種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幾乎是不可逆轉的，這種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不僅危害那個時代，而且禍及子孫後代。像現在沙塵爆、泥石流的肆虐、江河的斷流、水資源的枯竭、水旱災頻繁……等等，都是當年破壞生態環境造成的惡果。 “大躍進”造成的慘絕人寰的嚴重後果，已危及到中共統治政權的穩定，中共當局不得不暫時放鬆了一點對農民和市場的管控。當國內經濟剛剛有所恢復的時候，中共當局的黨魁毛澤東，為了實現其將“黨天下”轉變成他的“毛家天下”並使它永世不絕地傳承下去的封建帝王夢想，從而於1966年5月發動了以打擊阻礙他向江青和毛遠新順利移交他打下的江山的各級黨政軍老乾們為目的的、歷時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為了打倒阻礙毛澤東建立毛家天下的、那些為毛打天下勞苦功高的黨政軍的老乾們，一開始毛也打算用他在中共歷次黨內鬥爭之中慣用的手法：先拉攏一批，打倒幾個，然後再拉攏另一批，再打倒另外幾個。所以當毛決定第一批要打倒的彭真、羅瑞卿、楊尚昆和陸定一這幾位關鍵老乾時，從組織批判到最後徹底打倒前後花了好長的時間，到最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表決是否通過撤銷羅瑞卿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時，僅以四票贊成三票反對的表決結果勉強通過。 這讓毛覺得以這種方式來打倒那些勞苦功高的老乾們速度太慢、風險太大，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也不可能全部打倒那些阻礙他把江山交到毛遠新手裡的全部老乾們。善於蠱惑民眾、善於發動群眾運動以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毛，決定發動一場新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實現這一目標。 毛利用林彪和其他不明里就的老乾們共同吹捧起來的巨大聲望，不惜中斷生產、中斷交通、停課把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運到北京，以接受毛的檢閱為名，毛以階級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名義對他們進教唆和鼓動。唆使、慫恿他們回去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政軍各級老乾們代名詞)”的反。 在短短的一兩年之內，“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就在毛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鼓動和支持之下，將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老乾們悉數打倒；或是將他們懲得服服貼貼、唯毛命是從。 在1967年元月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全國範圍之內，颳起了向老乾們奪權的“一月奪權風暴”，在此後的一兩年內，就以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方式，把從上到下各級被打倒的老乾們手中的權力剝奪到由紅衛兵、造反派、軍代表和那些被懲得服服貼貼、對毛唯命是從的所謂“革命領導幹部”們的手中。 毛通過“文化大革命”自認為已掃清了自己把“黨天下”轉化成“毛家天下”的所有障礙，但直到他臨死之前不久，他才撕下了披在“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假面具，露出了毛復辟封建王朝的真實面貌。 毛死之前的1976年7月15日毛神智清醒時，最後一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等人時，毛在向他們交待的最後一份政治局常委名單時，排名次序依次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和張玉鳳。對此張玉鳳、毛遠新都有詳細記載[註：21]。這份名單終於暴露出了他發動這場曠日持久的、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廬山真面目，那就是要建立一個以毛遠新為首的毛氏王朝。 然而毛死後不到一個月，毛復辟封建毛氏王朝的美夢，就被華國鋒、汪東興和葉劍英等人於當年10月6月晚發動的一場宮庭政變擊得粉碎。 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僅繼“大躍進”之後再一次使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面臨全面崩潰的深淵，而且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對中共的不滿也與日俱增。 這些僅僅是“文化大革命”對當時中國大陸社會所造成的明顯的巨大災難和破壞，其對中國大陸社會更為深遠、更為隱蔽的惡劣影響，到今天已開始顯現出來。 當年毛為了達到他全面打倒老乾們的目的，不惜白白犧牲、耗費中華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頓教育長達十餘年之久，使中國在“紅衛兵”、“知青”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個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一個斷層。使得後來我國在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都出現了一段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局面，嚴重滯後了我國在這些方面的發展。 此外當年的“紅衛兵”和“知青”們在他們長身體、長知識的最佳年齡階段；也是他們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他們被毛和中共剝奪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權利。他們能讀的書只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和冷酷無情、對領袖、權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對法制、對文化、對良知、對傳統、對倫理道德、對憐憫心的蔑視和踐踏。 當年的“紅衛兵”們下放農村成為“知青”之後，他們之中的絕大部份喪失了通過教育和閱讀增加新的多元文化知識來建立新的適合世界發展潮流的價值觀念的機會。這使得他們的價值觀至今仍定格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形成的價值觀。這樣的人，此後他們處在多麼高的地位，就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多麼巨大的災難。 看看現在這些身居高位的前“紅衛兵”們的所作所為，給中國大陸社會所造成的災難有多麼深重，就不難明白這一點。這也是中國大陸社會不僅至今仍遠離民主憲政、至今仍與普世價值觀念無緣，而且日益往毛澤東時代、往“文化大革命時代”倒退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造成生活物資匱乏、各行各業的發展陷於停頓甚至倒退，新成長起來的勞動力和“紅衛兵”們無業可就，只能作為“知青”下放農村，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導致大陸民眾對中共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這已對中共的共產極權統治的穩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此時重新上台的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為了轉移國內的矛盾，並趁機從華國鋒手中奪回對軍隊的控制權，以及為了支持與中共志同道合的難兄難弟、已被越南打垮的柬埔寨波爾布特恐怖政權，中共於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集結數十萬兵力，悍然對“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發動了侵略戰爭，給越南軍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特別是中共軍隊在從它所占領的越南土地上撤軍時，不僅劫掠了大量物資財富，還對越南的城鄉奉行“三光政策”。此外由于越南軍民同仇敵愾、頑強抵抗，越南北部山區多為喀斯特地貌，不僅山勢陡峭、多山洞易守難攻，使中共的軍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在國際上中共的侵越戰爭也遭到大多數國家的反對。 為了挽救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瀕臨全面崩潰的國民經濟，中共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在農村開始分田到戶，在城鄉允許小型私人工商業的存在，在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給右派平反，給地富反壞右摘帽，對民眾的管控也有適當的放鬆，西單民主牆，反映解放後的苦難、宣揚人性的傷痕文學、解凍文學大量湧現、知識份子被承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重視知識、重視知識份子已開始形成風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對“兩個凡是”的批判，頑固保守派華國鋒、汪東興……等已被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搞下台。 此時的中國大陸給人一種中共從此要洗心革面，要拋棄危害了中國；同時也危害了中共自己幾十年的馬列主義及其共產極權教條，從此將率領全國民眾走上民主、自由、法制，繁榮、富強的正道的希望(包括一直對中共持批判和否定態度的筆者在內，當時都對中共心存希望)。此時是中國大陸進行徹底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 農民因分田到戶從此擺脫了困擾了他們幾十年的饑饉；工人因恢復多勞多得和奨金制度，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中青年幹部因領導幹部知識化、年輕化而對未來充滿希望，所以當時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和中青年國家幹部都對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充滿感激和希望。 而此時手握黨政軍實權的鄧小平，如果能順應世界民主化的潮流；順應民眾希望進行徹底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願望，拋棄已經被歷史證明了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共產極權教條，進行徹底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將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遵從普世價值觀念成功的希望最大、遇到的阻力最小、付出的代價最小的一條途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以鄧小平有首的中共，竟然錯過了這一使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的千古良機，鄧小平也錯過了使他自己成為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偉人的千古良機。 鄧小平為了一己和一黨之私利，居然選擇了一條在經濟上適當引入一些市場經濟因素，進行有限的經濟改革，而在政治上頑固地堅持其共產極權體制的、違背世界歷史潮流的道路，使他淪落為中國歷史上不可饒恕的千古罪人。 出於對自己個人和其共產黨幫伙的利益的考慮，鄧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關鍵時刻，提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必須遵守的“四項基本原則”[註：22] ，這“四項基本原則”不僅將以西單民主牆、關於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傷痕文學”、“解凍文學”為代表的啓蒙運動扼殺於襁褓之中，而且也斷送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大好前程。使此後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淪為現代版的以馬恩列斯毛思想為體，以西方市場經濟為用的新“洋務運動”。所以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與滿清末年的“洋務運動”一樣，失敗的結局也是必然的。 鄧復出掌權之後，對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參觀訪問，面對數十年來一直被中共當局聲稱為“萬惡的”、“腐朽沒落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現代化的工農業生產、先進的科學技術、富裕祥和的社會風貌、文明而有教養的民眾，這些無情的現實使鄧及其幫伙的頭腦，突然意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偉大成就，也使他們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從事建設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潛力。這使鄧產生了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來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想法。 為了挽救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瀕臨全面崩潰的國民經濟和繼續維護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共產極權統治，於是以鄧為首的中共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然而以鄧為首的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試圖在維持中共領導的共產極權體制不變的情況之下，利用市場經濟、西方的資本和科學技術來發展本國的經濟，來擺脫眼前政治、經濟上的困境，以擴充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統治全世界的目的。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因為市場經濟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一種經濟形式，而這種經濟形式只有在完善的、有效的法制社會之下，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才能有效遏制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弊端。 而在一個權力不受制約的共產極權的非法制社會，引進市場經濟的結果必然是，市場經濟的優勢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而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弊端卻完全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在經濟得到畸形的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必將導致貪污腐敗盛行、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生態環境遭嚴重破壞、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嚴重後果。 這些後果便是導致“八九.六四”事件爆發的根源，而被以鄧為首的中共元老們非法廢黜的、有真正的政治經濟改革願望，且良知人性未泯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意外去世，卻成了“入九.六四”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八九.六四”運動期間，面對學生、民眾反貪腐、反獨裁、爭自由、要民主的、有秩序的愛國遊行示威活動，以鄧為首們中共元老們不是反省、檢討自己政策、方針的失誤；不是採取妥協、引導、協商的方式來平息學生、市民的不滿。竟然是採取激化矛盾的暴力鎮壓的方式來對待學生、民眾的愛國舉動。 先是把學生、民眾的遊行示威定性為“動亂”；接著又升級定性為“暴亂”；先宣佈戒嚴，接著出動數十萬軍警用機槍、坦克對愛國學生、民眾進行瘋狂的鎮壓和屠殺，導致數千學生、民眾死傷的慘烈後果。 而對學生、民眾的愛國舉動持同情態度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被以鄧為首的中共元老們非法廢黜，並被非法軟禁在家中直至去世。 此後中共當局並沒有從“八九.六四”事件中認真吸取教訓，進行認真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反而是為了維護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共產極權統治和統治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和特權，加大了對大陸民眾思想言論的控制力度，加大了黨內外異議人士的控制和打壓力度。 從鄧小平垂簾聽政起，除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對民眾的管控有所放鬆，對政治經濟改革也進行了一些認真的試探之外，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的“改革開放”，除了經濟上的管控有所鬆動之外，政治體制改革一直處於停頓狀態。 到習XX上台之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但沒有任何進展，反而出現了向毛澤東時代大倒退的狀況。習XX在經濟上強化了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大了對私有企業的管控和打壓力度；通過一帶一路加大經濟對外擴張的力度；在政治上加強了個人獨裁、集權、修改憲法，為自己像毛澤東一樣長期把持黨政軍大權鋪平道路；頒佈一系列惡法加強對網絡、言論的控制力度；加大了對民眾維權行動進行暴力鎮壓和輿論打壓的力度；進一步加強了對黨內外異議入士、維權律師的管控和打擊的力度；強化對習XX個人迷信的宣傳力度；篡改黨史、歷史，試圖漂白、美化“解放”前後中共對大陸民眾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為回復到毛澤東時代作輿論準備。 以習為首的中共當局加強了在經濟上、思想、輿論上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滲透和蠶食；軍事上習加強了對軍隊的清洗，力圖使軍隊成為給習XX保家護院的習家軍，投入大量金錢瘋狂擴軍備戰，對外奉行武力擴張的軍國主義政策；強化了對台灣和南海周邊國家的武力威脅，與以美國為首的東西方民主國家進行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 習還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國際大會上露骨地表示：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是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其試圖把中共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推向全世界，完成毛澤東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用共產主義赤化全球的夢想，其狼子野心，已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習上台以來的一系列內外政策，正在一步一步加速中共走向滅亡的進程。習上台以來以反貪腐的名義對黨內高層和軍內的異己勢力進行清洗打壓，己令中共黨內軍內高層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習修改憲法為自己長期獨裁執政鋪平道路，斷送了黨內、軍內那些早就在覬覦習這個位置的潛在的接班人們的不滿，這些人一旦時機到來，隨時都有可能聯合起來把習拉下馬。而習的一系列政策正在為這些潛在的接班人們創造這一“時機”。 習對中美貿易戰的誤判、應對失策、習對黨政軍高層的清洗打壓、對國內奉行的高壓政策，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公然破壞，對香港民眾遊行示威活動的暴力鎮壓，對東西方民主國家的滲透、蠶食、和擴張，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對台灣和周邊國家的武力威嚇……等等一系列言行，都在加速中共走向滅亡的進程，都在為中共體制內的反對派在製造推翻習自己的機會。 所以國內外都有人將促使中共走向滅亡的“總加速師”的名號加在習的頭上，實在是實至名歸，習本人也可以算得上是當之無愧。 縱觀中共自它成立之日起，便在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指使和金錢支持之下，鼓動工人罷工、發動武裝暴亂、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割據、在蘇區實行“士地革命”、挑動仇恨殘殺民眾；開展“十年內戰”導致國共雙方軍民死傷慘重，使蘇區的社會、經濟遭到難以恢復的巨大破壞；為了挽救自己行將滅亡的命運，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唆使反動軍閥張學良、楊虎臣發動了禍國殃民的“西安事變”，因而獲得了苟延殘喘的機會；又利用抗日戰爭的機會，奉行“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利己賣國的方針，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和擴張自己的地盤。 抗戰勝利後，中共不顧全國民眾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的強烈願望，為了奪取政權，建立蘇俄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悍然發動所謂“解放戰爭”；中共利用欺騙、隱瞞和顛倒黑白、扭曲事實真像的宣傳騙得了民心，用卑鄙無恥、慘無人道的戰爭方式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共建政後為鞏固其政權、推行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大陸展開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深重災難。 從中共最早掀起的罷工、武裝暴亂、十年內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侵越戰爭戰中死傷的軍民，和解放前解放後中共發起的數以十計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殺死的、被迫害死的、被餓死的中國民眾據國內外的不完全統計：總數不低於八千萬人[註：23] 。 中共不僅殘殺中國大陸的普通民從，就連它自己內部也互相殘殺，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談到黨內互相殘殺時曾說道：死於中共自己手中的共產黨員要遠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多。 中共誕生一百年來帶給中國大陸的不僅僅是超過八千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還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對大量歷史文化遺產的不可逆轉的毀滅和破壞，大量的文物、古建築、歷史文化遺蹟被毀壞、無數珍貴的古代典籍被付之一炬，或是被當作造紙的原料予以銷毀，而且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被摧毀殆盡，而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的槽粕卻被中共不聲不響地“發揚光大” 在“改革開放”之前，以毛為首的中共為了加強對全國民眾的控制，就是通過集體化、對糧油的統購統銷，把農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農民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糧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中；通過對城市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及糧油國家專營、定量供應、生活必需品的計劃供應，把城市居民賴以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料也牢牢地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中。 不僅如此，為便於管理和控制，中共還建立了嚴格的戶藉控制制度，人為地把民眾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製造城鄉多種待遇的差異，嚴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遷徙，任何人的外出或遷徙都必須經當局的批准並開具證明才能進行。 這樣中共不僅把個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須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就連個人的生存空間也被他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中共完全剝奪了每一個人賴以生存的基礎──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又是個人的權利、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個人尊嚴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礎。 在這種體制之下，全國各階層民眾都被中共變成了一個個沒有思想、沒有個人權利、沒有人格、沒有尊嚴、沒有正常情感的從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馴服工具。這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變成了掌握了他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生存空間的中共的附庸。 在這種體制之下，中共為便於控制，利用和挑動民眾之間彼此爭鬥，中共把全國民眾人為地仿照奴隸、封建社會那樣分成許多等級：黨政軍官員、黨員、團員、國家幹部、軍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小商販、資本家、知識份子、起義投誠的國民政府的黨政軍人員、國民政府遺留在大陸的黨政軍團人員、勞改勞教釋放人員、“五類分子”的家屬和處於最低層“五類份子”；農村分成國家幹部、黨員、社隊幹部、貧僱農、下中農、中農、上中農、破產地主、“五類份子”家屬、“五類份子”。不論城市還是農村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都排在社會的最底層，排在倒數第二位的是五類份子的家屬和子弟。 對每一階層，中共都給予他們相應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經濟待遇。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趨利和自私的本性，通過一場又一場接連不斷的各種運動，挑動各階層之間和同一階層民眾之間彼此爭鬥、彼此檢舉揭發、彼此爭當毛和中共的馴服工具和奴僕，都試圖得到中共的賞賜爬到上一個階層。 毛和中共通常通過“摘帽”(即摘掉頭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農轉非”(即由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學、入團、入黨、提拔……等方式，對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種運動和鬥爭中表現得最積極、最卑鄙、最無恥、最冷酷無情的積極份子進行奨賞。中共就是用這種殘酷、陰險的手段來震懾和控制全國各階層民眾的(中共震懾、控制中共內部各級黨政軍官員的手段也與此類似)。 到現在中共又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政治經濟特權的不同層級的黨政軍幹部及其離退休人員、紅二代、官二代、國企和事業單位高層領導、國企工作工作人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私企老闆、私企員工、小型國企和私企退休人員、農民工、農民和城市貧民等階層，並給予他們相應的不同的政治經濟待遇，以利於中共對他們的操縱與管控。 中共利用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現在還要加上中共濫發鈔票導致的通貨膨脹來剝奪民眾手中的財富、剝奪他們思考社會現實問題的時間和精力。 中共還通過宣揚一些低俗、滛誨、歪曲歷史、宣揚美化封建帝王的文藝、電影和影視作品；製作種類繁多的無任何現實意義、鼓吹暴力、美化戰爭的網絡遊戲來腐蝕民眾的思想和意志、耗費民眾本來可以用來思考現實社會問題的時間和精力。 一百年來中共通過隱瞞歷史和事實真真像、顛倒黑白的宣傳，通過學校、新聞媒體、文藝作品對民眾灌輸被中共歪曲了的歷史和事實真像、灌輸馬恩列思毛的共產極權教條以對民眾進行洗腦，又通過嚴密的網絡封鎖管制，以阻止大陸民眾獲知歷史和現實真像。以致到現在，大部份大陸民眾對中共反文明、反人性的醜惡本質，和中共一百年來對中國大陸民眾所犯下的罊竹難書的種種罪惡都缺乏起碼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在網絡通訊已如此發達、生活水平較之毛時代已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中國大陸還有那麼多毛粉、憤青、愛國賊、五毛黨、鳥有之鄉鄉民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為什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出了那麼多諸如：孔慶東、金燦榮、金一男、公方彬、張維維、房寧、張召忠、宋曉軍……之類的“磚家”、“叫獸”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當今中國大陸社會有那麼多在這個社會底層苦苦爭扎、自身的民主自由權力和尊嚴以及財富被中共當局幾乎剝奪殆盡的民眾，依然感覺歲月靜好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那麼多人唱紅歌、跳紅舞、懷念毛時代、懷念“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根本原因。 一百年來中共對中國大陸民眾所犯下的最大罪惡，還不在於造戰八千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難以甚至是無法挽回的慘重破壞、貧富不均、社會矛盾激化且不可調和、民眾的創造性和反抗精神幾乎被扼殺殆盡、一切公共權力被以習為首的中共所壟斷、民眾個人的基本人身權利幾乎被中共剝奪殆盡……等等。 一百年來中共對中國大陸所犯下的最大最嚴重的罪行就是它對中國大陸民眾人性的摧殘和扭曲；以及對中華民族幾千年建立起來的論理道德觀念的徹底的摧毀和扭曲。中共通過教育、宣傳、洗腦灌輸和一個按著一個的政治運動宣揚美化階級鬥爭、宣揚中共的所謂黨性，對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諸如：善良、真誠、愛美、同情心、對趨利心的自我遏制、對信仰和傳統的敬畏……等)進行醜化、打擊；對人性中惡劣的一面(諸如：自私、貪婪、虛偽、損人利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進行褒揚、獎賞和鼓勵。 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倫理道德觀念進極力的歪曲、批判和打擊，使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諸如：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君為輕，民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被摧毀殆盡；而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諸如：商君書中的“馭民五術”、韓非的嚴刑峻法、孔孟之道中的三綱五常、對以皇權為代表的權力和權威的順從和崇拜……等)竭盡全力“發揚光大”(只有對商君書之類因其赤裸裸地反文明、反人性實在拿不上檯面的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只好釆取做而不說的方式加以推行) 一百年來中共以其倡導的無神論對大陸民眾的宗教信仰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進行歪曲、醜化、打擊、迫害；或加以收買以及通過市場化、商業化等方式使之異化成為中共的御用工具。 中共解放後首先通過沒收寺廟、道觀、清真寺、教堂的土地、資產的方式斷絕各種宗教神織人員自食其力的生活來源，迫使他們加入由中共統戰部宗教事務局領導的各種宗教協會，然後由各地中共的宗教事務局向各個宗教場所撥付活動經費和維修宗教場所的費用，所有的神職人員都由各地的中共宗教事務局，依據他們對中共的態度評定級別，中共按級別給各級神職人員發放工資或生活費，中共通過這種方式消滅了宗教、宗教場所和神職人員的獨立性和獨立生存的能力，成了掌控他們所有生存資源的中共的附庸和工具。 中共還通過市場化、商業化對神職人員進行拉攏腐鉵，使神職人員拋棄自己的宗教信仰成為披著宗教外衣的貪斂財物、貪圖市俗享樂、欺矇拐騙信眾的偽神職人員，成為中共破壞人們宗教信仰的工具，這種情況在道教、佛教之中最為嚴重。 現在中國大陸除極個別的之外，幾乎所有的道觀、寺廟都被商業化、市場化了，成了道士、和尚、尼姑們與中共宗教局、旅遊局沆瀣一氣向信士、遊人聚斂財物的場所。 依靠中共的施捨生活的高僧、老道、阿訇、牧師、主教們紛紛加入由中共領導的“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基督教(天主教)三自愛國委員會”，他們進入“人大”、“政協”，成為中共向外人展示中國大陸“宗教信仰自由櫥窗里的“花瓶”。中國大陸民眾的宗教信仰就這樣被中共當局摧毀殆盡。 而中共一直向中國大陸民眾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已因蘇聯和東歐共產極權體制的崩潰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實行共產主義給大陸民眾所造成的深重苦難和中共自身的貪污腐敗，使得共產主義信仰不僅在大陸民眾中早已崩潰，就連中共內部也很少有人還在保持這種信仰。 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也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他們沒有敬畏，他們的行為除了受個人利益的驅使之外，不受任何約束。這就是中國大陸社會一切罪惡、一切社會弊端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此外中共一百年來通過一個接一個的各種政治運動挑動民眾互相爭鬥，鼓勵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親友之間、師生之間、鄰里之間互相監視、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批鬥，互相殘害。奨勵、吹捧出賣親友、同事、鄰里和朋友的卑鄙小人；打擊、迫害、醜化堅守做人基本道德底線的正人君子，導致大陸民眾道德淪喪、天良喪盡，各種傷天害理之事在中國大陸層出不窮。中共一百年來對中國大陸民眾人性、道德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不僅禍及中國大陸的過去、現在，而且還將禍及子孫後代。今後即使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之後，要恢復被中共摧殘扭曲了的人性、要樹立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倫理道德觀念，不經過好幾代人堅持不懈的頑強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由上面例舉的事實和所作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中共建立百年以來禍害的不僅是中國大陸的過去、現在，而且還將禍及我們的子孫後代。 |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復熱帖 |
|
|
|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20: | 川普不承認失敗的法律理由 | |
| 2020: | 周六賓州川普敗訴輸在哪裡？ | |
| 2019: | 港台民選與徐水良攻趙家威權見新思體系 | |
| 2019: | 香椿樹是理科生? | |
| 2018: | 中美貿戰的拐點即將到來 | |
| 2018: | xpt: 無恥與霸道就是中共的中國 | |
| 2017: | 郭文貴爆料催生中共第三種勢力 | |
| 2017: | 王岐山的一番話，有三條巨大大信息！ | |
| 2016: | 川普是老年痴呆型偏執狂。將於明年四月 | |
| 2016: | 轉貼：李昌鈺要收可以創造破案歷史的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