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列主义的邪恶本质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24日00:19:16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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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鹏 写于 二零一八年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归宿
在讨论毛泽东及其毛泽东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对的马克思主义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为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共则谥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先认识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弄清毛主义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从马氏学说中继承的东西，哪些是他自己塞进的“私货”。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这就涉及19世纪甚至更前的欧洲社会状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情况和问题。这些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绍，不作深入的探讨，更不纠缠于壹些学术问题。但所引资料都有相应出处，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灾多难的人生催生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景和追求 我们的话题还不得不扯远壹点，即需要从人类理想的渊源说起，因为这是后来壹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源头。 翻开人类的早期历史，几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国”的神话传说，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这正好说明了人类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便寄托在自己创造的神话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义中都有关于人类“原罪”的说法，即是说，人是生来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长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种苦难，去“赎罪”。这其实是壹种对自然、对社会现实无奈的屈从。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顺从，构成了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平衡的两翼。 随著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在人类所有承受的苦难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现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长期的部落争斗中，壹些部落胜利了，壹些失败了，胜利者便惩罚失败者，后者成为前者的奴隶、罪徒，供前者剥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竞争中，由于人的智力、体力以及机遇、环境的不同，其命运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壹些人成了贵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隶、仆役、穷光蛋，前者成了“食于人”者，可以不必劳动而过著优裕的生活；后者则沦为“食人者”，壹年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部奉献给别人，自已却温饱难求。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注定，无法改变，人们壹般只能视为“命运”或“天命”服从。 但是，命运的过分不公。贫富的过度悬殊，终究要引发骚乱和反抗，受到不公命运待遇的人们要起来向抗争，而受到命运“眷顾”的幸运者却不想失去他们的幸运，于是就有了争斗、暴乱和战争，就会导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后靠战争决出输赢，恢复秩序和平衡，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艰难前进。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矛盾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导致的是人类的灾难，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如何医治这种病态，避免这种灾难的反复发生，成为厉代智者、贤人探索不辍的课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撰写了反映这壹愿望的《理想国》，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来治理国家，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设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国“圣人”孔子，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壹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兰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市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西汉学者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的话，编者将其收入《礼经》中，是将它作为壹种治国理想来提倡的。孔子这段话对后世统治者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成为－种社会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传至今。 孔子以后，很多学者都继承和发挥了这种“大同理想”，东汉学者于吉霄著《太平经》，谓“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这是对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释。到了清末，康有为复作《大同书》，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见，中国人民追求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几千年来都未停息过。在欧洲，除了理论探索，还有付诸实践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从另壹条道路追求所谓“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标，那就是历史上的各类造反者，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莫不利用人们对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不满树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实很快证明，这些反叛者只不过是追求“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壹旦他们掌握了壹定的权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宝座，其凶残、腐败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谴责和推翻的统治者更甚，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制造了壹个新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罢了。 于是人们醒悟了，认识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国。 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然而人们依然顽强地探索著。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了十六、七世纪，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产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欧洲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为此，壹些学者和热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会改革发展的新热潮。鉴于大家都认识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资本家集中这壹事实，有人想到财产私有制也许是壹切问题之根源，于是提出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设想。还有先进分子进行这种实验，试图建立起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谐社会。这些人是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社会主义”作为－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为壹种新的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探索通过主动的手段改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达到提高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和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的目的。它还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由于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变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只从亊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进行改革的实践探索。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应首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三个“托马斯”，也就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三位先驱。 第壹位是英国的莫尔·托马斯（1478-1535）。他之所以闻名全球，应主要归功于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书》）。书中内容虽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胆设想和极富浪漫主义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动，比如，作者为了表示对金钱的鄙视和对财富的仇恨，故意说在“乌托邦”，黄金主要用于制作粪桶和尿盆，而“可耻的罪犯们都戴著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还有壹顶金冠”。奴隶们的链铐也是黄金或银制成的。莫尔本人曾任英国议长，大法官，最后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被处以极刑。而“乌托邦”后来成为壹切脱离实际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词。 第二个是闵采尔·托马斯（1489-1525），德国人。他主要是壹位实干家，乃1524-1525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坚决反对教会势力，反对壹切剥削、压迫，他以建立壹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载太平天国”相号召，组织群众武装起义。他的壹些理论著作都是在战斗实践中的演说，因此未形成完整体系。闵采尔的起义军曾壹度夺取政权，失败后英勇就义。 第三个是康帕内拉·.托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乔万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辈改姓托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战斗者，壹生在监狱中度过33年，其在狱中写就的《太阳城》堪比莫尔的《乌托邦》，但更为激进。《太阳城》内没有了奴隶，也没有交换，消灭了家庭，并实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马斯的共同特点是坚决反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烈要求工农劳动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平等，并把私有制当作罪恶之源。不过他们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著作。 进入18世纪以后，直至19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另外三位杰出代表，即：圣西门·昂利（1760-1825），傅立叶·沙利（1772-1837）和欧文.·罗伯特（1771-1858）。这三位也都被马克思推崇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认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壹。其实，他们主要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们的的共同之点是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都主张以新的生产体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并主要依靠教育和示范来改造社会，达到实现“世界的和谐”（傅立叶语）的目的。 三人都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圣西门提出了他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倡导《法郎吉》的社会基本组织模式，欧文.·罗伯特的则可称为壹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家，同时还是工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位20岁就出任纱厂经理，最终涉足英国上层社会的富有的资本家，却壹生都在为工人的福利而斗争，先后致力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卫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设立工厂商店、互助会等等。以致终于成为名震欧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欧文还首创了他亲自设计的、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内人人平等、各尽所能、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里的人们过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后，欧文经过5年斗争，终于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岁的欧文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印地安纳州买地建立实验性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但不幸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欧文也因此破产。但此后他仍不屈不挠地组织、推广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终都无果而终。然而终其壹生为工人和劳动民众的幸福而不屈奋斗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个时代，作为人性的光辉典范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纪念。 三位社会主义的先驱之所以最后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的说法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论其思想、道德和行为都远远跑到整个社会的前面去了，社会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 但他们追求的理想却成了真正的“乌托邦”。不过从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证了他们所探索、追求的事业和方式方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只是壹种善良的愿望。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探索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欧洲人对社会的改革与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样的情况：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的方法、路径上，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种是试图通过教育、示范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实现社会变革，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另壹种是倡导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平等”和财富“均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历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外衣，还有－套烦琐的、貌似高深的论证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但它终究没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骗局！那些打著它的旗号的共产党头目，在掌权后都成了名付其实的独裁者和暴君，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统治者。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靠暴力掠夺、杀戮起家的新统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换来的－切——权力、财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镇压反对者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妳还能指望他们为广大民众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产主义天国吗？！
二、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及归宿 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己经从之前主要限于学术探讨和派别之争发展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和改革浪潮，并进－步发展成为各种政党团体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 19世纪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先说各种“主义”吧，那确是壹个主义“膨胀”的年代，光是打著“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主义（派别），大概就有百来种之多。除了前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魏特林主义”，“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盖得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工团主义”、“伯恩斯坦主义”、 “考茨基主义”等等。以及后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葛兰西思想”、“新村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密特朗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等等。这些“主义”的党派团体又组成各种协会、同盟、国际等，其中光各种“国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第壹、第二共产国际）就有近三十种之多。 对于如此繁复的各种主义，政党、流派，今日之壹般读者肯定没有兴趣去详其究竟，这也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既然提到了它们，也就不能不作简单交代，借用现在的说法，这些政党、组织，基本上它们可分左、中、右三大类（但决不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它们在当时仍属少数的激进派。只是后来因为列宁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俄国夺权成功，才使得暴力马克思主义成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中派可以“工联主义”为代表，稍后的考茨基主义，乃至卢森堡主义也可归入中派。工联主义主要追求工人的经济利益。他们主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思想，主张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排除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右派可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它们抛弃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党纲宗旨，主张走议会制改良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壹派最后演变成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全球的社会党国际体系。 对于这众多组织、派别我们没有进壹步研究和阐释的必要，我们在此需要弄清的应该是下述三个问题，即：为什么19世纪的欧洲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派别后来的命运和结局如何。 关于第壹个问题，简单地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对传统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质则是对欧洲社会的未来走向——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为人类文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人类文明最初发祥地，但它们却后来居上，壹直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当古老的非洲、亚洲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帝国统治的桎梏之中时，欧洲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经济技术上的产业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国最早（17世纪末）在政治上进行了“光荣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则是起于十三世纪初期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运动），初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和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同时在经济和科技上率先进入了“产业革命”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壹流强囯，进而在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18世纪末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到了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欧洲（除了少数国家，如德国、俄国）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和弊端，主要是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谐等问题。而欧洲人民是经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这壹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对其合理性便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了担优。这壹切，促使欧洲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和他们的代言人，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对社会改革和未来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欧洲社会本来就有著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探索的传统，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承传和发扬。所以总的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决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诉求，而是全民性对未来国家和社会走向的探索，或曰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探索。 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赋与了人们广泛的言论、出版、结社和示威游行的自由，从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对政府的思想言论和团体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表意见的园地。很显然，这个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或不充分具备的，那些地方不允许自由探索。这也是近代欧洲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现在己经看得清楚，十九世纪欧洲人的这种探索，最终结出了灿烂的文明之果，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确立了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适价值观，以及民主宪政的国家政治体制。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众多的流派、团体中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由于后来自称马克思传人的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和政治宣传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和正统，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作旁枝末流，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壹个激进派别。它没有也不可能壹统江湖，成为当时的思想权威。这从马、恩的活动轨迹就可以得到证明。纵观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动”（除办报著述外），不外是协助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这两件“大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参加过1939年布朗基领导的巴黎起义，失败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在伦敦恢复活动，并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领导人是魏特林。其时马、恩都在伦敦，他们看中魏特林组织的“国际性”， 于是与之接触，在马、恩的劝说下，魏氏同意将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但魏特林并不完全买马克思的账，他态度傲慢，拒绝马克思对其组织的帮助，结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会上，魏被开除出同盟。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会。只是在同盟于1847年1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同盟的新领导者请马、恩二人为同盟写了壹份宣言，这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员投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德囯起义，但失败并遭到重创。1850年同盟内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11月马克思提议同盟自动解散。这个同盟前、后不过存在四、五年，它原来主要以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带去了马克思主义，与原有指导思想发生矛盾，导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后散伙。但马、恩始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统壹同盟的思想，他们也不是同盟的领导人。 至于“第壹国际”，本名国际工人协会，是个国际性的工人团体，这是它与第二国际作为社会党联盟、第三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总部的重要区别。后因有了“第二国际”，才叫它“第壹国际”。它成立于1864年9月，最初是当时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几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和代表在伦敦为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召集会议成立的国际组织，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主义”无疑对“第壹国际”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成立后主要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且不久就出现分裂，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叛变”， 与资产阶级妥协，反对巴黎公社起义；另壹位领导人埃卡留斯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很快国际内部分崩离析，演变为不同派别思想斗争的角力场。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相互攻击，第壹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是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工联主义的创始者，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统壹的指导思想。第壹国际前后存在了12年，最盛时会员达到1.9万人，它的法国支部参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逐渐衰落。1876年7月，经马克思提议，第壹国际正式解散。 至于恩格斯，他的主要业绩除了参与上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壹国际”的组建外，另有两次较为重要的经历，壹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从伦敦回到德国科隆参加过壹段短暂的武装起义，不过只担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指挥官的“副官”，无甚英雄业绩可言；二是在马克思死后，他参与了创建“第二国际”的活动。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所以又称“社会党国际”。第二囯际内部也不统壹，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见不和。恩格斯本人这时思想也起了变化，对原来暴力马克思主义有所修正，他最后选中的“遗属继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后来苏共、中共“正统”的说法，是修正主义“鼻祖”。第二国际实际上只是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其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国际成立6年后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产党的正统说法，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死后就变“修”了。它在壹战中散伙，1920年恢复成立，其后得到发展，并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党体系。 从马、恩所从亊的活动看，虽然他们可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但其活动范围很有限，例如，被誉为19世纪30-40年代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两人均未参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马、恩也只在外围旁观。这与后来他们被共产党世界赋予的“世界工人运动导师”的称号不太相符。而同期在这些运动中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萨尔、佐尔格、瓦尔兰、杜瓦尔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等人，这些人不仅著书立说，还从事实际的“血与火”的斗争，有的献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马、恩似乎只是理论说教者。 再从马、恩学说在当时的影响力来看，也是被他们后来的信徒们无限地夸大了。如前所述，马、恩当时所控制和影响的不过是壹些小团体、小事件，并未形成大气候。就当时各派活动能力看，“宪章运动派”，“工联主义”，乃至“布朗基主义”、“费边主义”，其实力和影响力都超过马克思主义。宪章运动派活动达12年之久，所组织的三次签名运动人数最多时达330万之众，领导该运动的“宪章党”也成为英国第壹大工人政党。再如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章“哥达纲领”，它实际上标志著德国工人运动统壹的完成，这个党正式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远远大于马、恩当年组建的“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壹国际”。 恩格斯去世以后，“原教旨”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废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国际领导者们的“修正主义”，基本上放弃了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而著重议会斗争。随著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越来多的批判，与之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却大行其道，最终演变成为与当今世界民主宪政主流价值观合而为壹的欧洲社会党体系。到1983年，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达到63个。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垮台后，社会民主主义仍不失其勃勃生机，成为不少国家的主要政党和执政党之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大多数欧洲人民抛弃，是因为它的理论、纲领己经越来越不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和多数人的意愿。比如，后来多数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不断完善，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民代议机构。同时，工人的权益和劳动、生存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工人们通过合法的斗争就能够得到过去靠暴力斗争得不到的东西。 1866年，德国实施了普选法，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50万党员，但只有两个议员；到1890年，社会民主党发展到150万党员，在议会拥有35个议席，成为德国－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连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议会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承认他过去宣扬的“到处筑街垒式”的斗争方式己经过时了。 相对恩格斯而言，马克思是个非常自负而且顽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论敌巴枯宁对他有过如下的评价：“马克思是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上帝。”“他不仅仇视资产阶级，而且仇恨－切与自已意见不同的人，为了打击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加之马克思晚年主要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对于外面现实世界的变化知之不多或视而不见，故依然抱残守缺地坚持他早年创立的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运”的是，他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却在落后的、尚未迈进资本主义大门的俄国找到了市场和代理人，那就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首列宁。依靠列宁，共产党成了苏俄的执政党，马氏的暴力社会主义得以在全世界推广开来，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产主义“教主”的地位，成为全球共产党的“祖师爷”。 最后谈谈第三个问题，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最终命运和归宿。 19世纪的欧洲涌现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实际上是处在社会急速变动时期各个政治派别、政治人物开出的改造社会的“医方”，这里我们把那些众多的，具体的的“医方”加以归类、概括，简单地说，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处方”，两种“疗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派把壹切社会病源都归结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因此，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或叫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由这个政权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然后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天堂。 从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这个社会医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与被他们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著相同之处，但是这些先辈们都失败了，他们又如何能保证成功呢？马克思主义者辩称，他们的公有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条件下整体推进的，这就克服了由少数人在小范围试验所遭遇的种种局限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们将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即运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行由国家统壹计划、统－调配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就可以确保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生产的私有化、分散化与需求的社会性脱节的矛盾。他们认为，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够建成。 与此相反“右派”则认为，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证明靠用强力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和维持社会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没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张在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实行社会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福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资本家的权利，将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业收归国家经营；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在政治上，实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以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为平台，最终达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谐社会的目标。 此后百年，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类政治、社会“处方”、两条路线、两派势力在全球角力的历史。 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欧洲这些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流派、组织，它们的最后归宿大致是：首先，那些临时结成的利益团体，或以某些领导人个人意志组成的政党派别，随著利益的分化，领导人的逝世，也就烟销云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形势已经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两大派别的骨干组织和成员。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主义（暴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结局： 德国是马、恩的故乡，也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主要希望所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宣称：“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历史证明了马、恩的这壹预言的错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反之，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了德国主要的政党之壹，它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改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18年11月发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其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均遭杀害，从此壹厥不振。倒是该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坚持和生存下来，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登上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其党主席勃兰特先后担任政府外长、副总理、总理、成了执政党。1976年勃氏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统壹后，该党仍为德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该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反对壹党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 再看法国。在近代史上，法国几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词，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都震惊了世界。在这数十年中，法国的“共和”与“帝制”各自轮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啸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级政治台风。可就是这个可称之为“革命故乡”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也成不了气候，早期的“可能派”、“盖得派”最后都加入了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壹些左翼小组织，虽然也曾经参政，但最终被排斥出政坛。而坚持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社会党则成了法兰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总书记密特朗1981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再看英国。英国是马、恩长期侨居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也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里写就，可以说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恩曾经预言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可是事实又证明这个预言不灵。马、恩亲手扶植的壹些英国共产主义组织都寿命不长，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最终登上了英国主流政治舞台，直至今天，工党与保守党轮替执政，工党主席布莱尔及继任者连任英国首相。当然，工党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范畴，与暴力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看俄国。在当时的欧洲，俄国可算是最落后的大帝国，那里保持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制度。所以马、恩并不看好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当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壹个俄国的纺织女工曾写信给他，问他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国发生？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论和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回答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国发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国发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马”先生这回又错了！虽然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起步晚，在马、恩都去世后的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立，而列宁则是在该党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才登上政治舞台，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党派（苏共前身）才正式确立。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落后国家的“后起之秀”才挽救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成为几乎拥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占据世界政治舞台的第二把交椅达数十年之久。它还“缔造”出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 和数十个“列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列宁才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救星，暴力社会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 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没有苏共和苏联，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在二十世纪初就没落了、消失了。当时的欧洲、美洲，几乎所有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是“蜕变”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就是被社会党“吞并”了。如果没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后来的“辉煌”，世界政治史也许根本就没有暴力社会主义的壹席之地 但问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是不可能诞生出壹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尽管为此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大的“发展”、“ 修正”，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发生、而且可以在壹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这完全是为建立壹个新的集权专制帝国的诡辩，为的是要抢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到后来，人们看到苏联只继承马克思主义中暴戾的壹面，而没有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的踪影，于是干脆就把它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所以，从根本上说，列宁及其缔造的苏联，能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壹个大问题。也许，充其量只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变种罢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编制壹个简明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派“路线图”，作为本章的归结： 前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团体、政党，大致可归结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后来，暴力马克思主义逐步演变为列宁主义和由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发展成为第三国际控制下的全球共产党体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右派则演变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最终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融为壹体。 到近代，更有壹个人们未曾料到的现象出现了：原来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所谓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和列宁制造的名称，实为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长期斗争中互相取长补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现代民主政体，亦即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者原来声称的很多理想如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全民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股份制、和企业员工参股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使劳、资的界线逐渐模糊，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础和根源。“资本主义”并未像马克思预言那样灭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气勃勃。反之，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却垮台、散伙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资本主义”转变。总的看，在这场长达百年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竟赛、较量中，“资本主义”笑到了最后。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结局，以及其后苏联的垮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至少应有以下几点： （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极其幼稚、极不成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依据对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得出的，实际上连资本主义“初始阶段”都谈不上。而它标榜的改造社会的“药方” 则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特别是其提出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完全南辕北辙，它宣称采取不受约束的 “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谐的共产主义天国，实为梦呓！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诈。随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而实践又证明那些打著马克思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蛮残暴的极权政权，这就更使得“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块招牌声名狼藉，臭不可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后天失调”的必然结局。 （二）所谓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很可疑的。因为连马克思本人都认为那里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完全可以证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幌子，蒙骗那里的劳动人民为其充当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当他们夺权成功，建立起来的则是比被它们推翻的政权更加恶劣、更为专制独裁、更为残暴的极权国家。所以，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连马克思的暴力社会主义都谈不上。 苏联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产党国家就不用说了。 （三）试图消灭私有制、实行所谓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家集中统壹的计划经济，完全是壹种“经济乌托邦”，是违反客观规律行不通的，它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也证明马克思在它对未来国家制度设计上的随意性和欺骗性。 （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总体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发展的，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实践都不能离开或违反这壹总的趋势、总的要求，否则，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兴盛、出局，很好地证明了这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
由于前苏联的瓦解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现存的共产党国家推行以恢复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作为壹种社会政治制度已经破产了。但是作为壹种思想、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历史地存在，也有其壹定的研究、借鉴价值。不过，鉴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准备在这方面花费过多笔墨，只是由于毛泽东及其继承者至今仍然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壹些基本的考察和评判，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也仍然是前苏联和毛中国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马克思主义。 总的看，马克思对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对金钱异化现象的批判，是具有壹定进步意义的。在马氏的早期著作《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重视人的价值，并谴责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从这－角度看，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排除壹般意义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与毛泽东的极端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后的1979年此书才得在大陆中国面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氏也谴责了类似的现象。就事论事来说，马氏的这种谴责是完全正确的，它闪耀出壹定的人性光辉。马氏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具有壹定的认识论价值。这些都不必细述。它的主要问题，是它所开出的医治社会的药方——达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则是绝对错误的，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壹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在革命成功后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消灭阶级，最终诮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天国中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壹种完全的乌托邦幻想；二是在经济上，它设想通过建立全民公有制，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达到消灭壹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消灭商品、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标。这更是壹种信口开河的自欺欺人之谈。由此可见，马克思批判付立叶等人进行的公有制试验是“空想社会主义”，但起码那是壹种“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导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则是壹种可怕的“恶意的空想”。 正因为如此，后来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壹例外地都变成了可怖可恨的“极权主义”怪胎。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说他播下去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其实，马先生播下去的本来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龙种”之有？！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是壹种基于对于现实社会充满仇恨而抛出的偏执、极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彻底否定既往人类社会的壹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毁现实世界的壹切，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从这壹点来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谓得马氏之真传。同时，马克思还辩称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暴力，建立永恒的天国乐园。这种把“专制暴力”和“美妙远景”结合在壹起，本身就是壹种欺诈和哄骗，因为水和火不能容于壹体，天使和恶魔不会同处壹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却用这种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农大众以及壹切对现实不满人们，又装饰了壹些炫目的哲学词句，取悦了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马克思自称他的主义有三个来源：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他只是阉割、歪曲继承这些遗产，比如，他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唯心化，变成随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验论；把黑格尔的任何事物均处在対立统壹状态的思想，歪曲夸张为任何亊物都处于矛盾斗争状态的“斗争哲学”；把人世间－切正常的物资交换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说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剥削与被剥削。从而得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荒唐结论。 马克思还把自由経济制度——市场经济及相关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把议会制民主政体说成是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列宁进壹步将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把人们对财富追求和占有说成是万恶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别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说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进而把富裕当成罪恶，把贫穷说成－种美德。最后把现有人类的壹切文明成果都说成罪恶，从而为其煽动肆无忌惮的抢劫、破坏、杀戮开放绿灯。 以上是从总体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下面，我们著重就其壹些主要论点进行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是点到为止，不作详细论证
所谓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把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当作左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行为唯壹的决定因素，进而制造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所谓“唯物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平生的“两大发现”之－（另壹发现是所谓“剩余价值规律”），是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会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此中最关健的是他在物质生产、分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论”。然而，这个“存在”是先天式注定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种生产关系连同生产力本身就构成生产方式，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钓著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上层建筑只能“随著经济基础的变更” 而“或慢或快的变革。”以此为依据，马克思构建了他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后世暴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正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在人民中大藁“划阶级”、“定成分”、划分敌、我、友，撕裂社会，灭绝人伦，开展残忍的阶级斗争。借以建立和维系其对人民野蛮的极权统治。 马克思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是有主观意识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为生存和繁衍后代而斗争的低等动物。人们为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只是其活动的最低、最基本层次，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学、构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进行法律、道德规范等等，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正因为每壹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断力，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的个体，既定的、千遍壹律的“阶级性”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富人、资本家、贵族热衷于压榨工人和穷人；而有的富人、资本家、贵族（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却要不懈地为工人和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可见，以现实中人们的不同物质处境划定不同的阶级，然后让它们互相劫夺，互相残杀，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为了造反夺权而制造的分裂社会的恶毒阴谋。 放大来说，由于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断力（受过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价值观、是非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是被动地、先验地接受某种固有的“阶级意识”，固守自已的“阶级性”。正因为人的主观能力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才创造了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世界才能不断发展、进步。马克思把这壹切颠倒了过来，陷入机械的、庸俗的唯物论和先验论的陷阱，进而创造出祸害人类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二、错把“初期”当“顶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短视和误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整体错误的主要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経济基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如果不作绝对的、片面的理解，就壹般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对的。马克思据此进壹步提出：“无论哪壹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也是合符逻辑的推论。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时，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却背弃了上述原则，也违背他们所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发展阶段论，犯下了对历史的短视和主观误判的根本性错误，等于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这里先要指出壹点的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即“五阶段”论，是马克思的主观臆造，是绝对错误的。首先，它划分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不科学，有的以“所有制”为标准，有的以“阶级关系”为标准，有的则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而且它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些我们暂且不予置评。这里只说它最严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误判。（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仍然沿用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等概念。） 马、恩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时，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不过壹、二百年，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经济模式的英国不过百年，其他国家有的刚进入这个个门槛，有的仍然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如德国和俄国）。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则尚未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基础的产业革命，则仅处在起步阶段。这－切都标志著资本主义作为壹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连初级阶段都谈不上。然而，马、恩却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硬是判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颠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用壹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取代它，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彻底崩溃云云。 马、恩作出这种判断首先是惊叹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如蒸汽机的发明、火车、铁路、远洋轮船的出现，美洲大陆的发现，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工厂的产生和发展等等。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魔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著这样的生产力呢？” 如果仅仅是看到这些还不至于导致误判，不幸的是，他们也看到了早期市场经济不完善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总供求失衡产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惊呼：“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壹个魔法师壹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了。这就是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必然要崩溃的根据。进而由此断定：“（资本主义）生产力已强大到这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笔者）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产党宣言》，下同)。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进壹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等等。马克思认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自行解抉，如果要加以改变，“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因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倒它，建立壹种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才能解救人类社会的危机。（在这里，马、恩又犯了壹个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了，为什么它不会自己崩溃，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来推翻它呢？） 在上述壹系列论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但是很显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轻率的错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完全的误判。 当今天我们来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论的时候，任何人都会为他们的短视、武断感到幼稚可笑，因为历史证明，尚处于婴儿期的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未如马、恩的预言那样己发展到顶峰，要即将“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不仅依然“健在”， 而且远比马恩当年更加强大，更加生机勃勃，其用“魔法”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己是马、恩所绝对无法想象的了！从现在看，它的财富再增加壹百倍、－千倍，也不会出现因“社会上的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容纳不了”而崩溃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容的生产力还看不到尽头。 为什么当年的马、恩就不想壹想：在少数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壹百年、几十年，还远未在全世界推广，为什么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产过剩”只是壹种经济症状，而且是壹种假象，为什么就不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呢！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明显地都处于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没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异发展，它所蕴含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怎么就走到了“尽头”？ 与上述短视、误判相联系的还有壹个对人类文明史的认识问题。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拥有渊博知识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马克思应该懂得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致轮廓，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大概有百多万年的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即马氏所谓的阶级社会之后，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马氏的人类社会五阶段划分方法，奴隶社会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会占了二、三千年，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才不到壹百年”，怎么它就发展到“颠峰”，就要灭亡了呢？又按照马氏“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便是它的极致，它的“顶峰”，亦即人类社会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了；同样马氏又说，当时已处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立即就要进入它的最高、最后阶段了。但物理学表明，地球还将存在几十亿年。人类社会即使不能存在几十亿年，存在几十万年大摡是是没问题的，如今进入文明社会刚六、七千年，怎么就要进入他的“最后、最高阶段“了呢？这些论断就如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宇宙真理”壹样，从常识上判断都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这壹对历史的短视误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滩上，它进而作出壹系列海市蜃楼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断、歪曲：马克思眼中的人类历发展史。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上面己经介绍并批判过了。这里再讲讲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主要的内涵：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壹开始便宣称：“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家伙！壹切历史当然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了，难道那些刚刚从树上走下地，寻找野果野兽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即使进入了所谓阶级社会之后，难道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和社会的进步，不是因为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压力而向大自然斗争和索取的成果吗？反而只是人们相互斗争和残杀的成果？ 翻开中外任何壹部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凡是壹个社会安定，人们和睦相处的时代（历史上叫做太平时期或太平盛世），总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人类繁衍迅速，社会文明进步的时候；反之，如战乱、或暴政统治下民不聊生引发的天下大乱，也就是马氏所谓的“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就是社会发展停滞、文明倒退、人类遭受苦难之时。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格言。这说明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孙中山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不是常态，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历史前进的唯壹推动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坏，延缓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而且尽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这己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如前文所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主要基于他认定人类的壹切活动和相互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马氏看来，生产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是阶级斗争关系。在马氏眼中，人类之间除了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之外，没有别的关系。马氏眼中的人与动物几无二致，只存在丛林法则，没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宽容，没有精神、文化、知识方面的更高追求。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已经有诸多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比较公认的是人的“需求层次”的推动。作为“人”，首先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如觅食、构巢、避险；其次，是求偶、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再次是为了出人头地，追求事业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最后是完全超越物质利益的探求、奉献，如探索人类和自然奥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业和灵魂的永恒等。这大致上等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整个地看，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才是导致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更高阶段、更高的文明的动力。鼓吹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当然，在现实中，人群之间、不同人群之间、部落、国家之间总会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导致争相互斗甚至武力冲突和战争。这便是社会的“病态”。就像人会生病壹样，难以避免。生病是坏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会的病态也可以通过各种正常机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预防、约束或化解，使其损失和破坏降至最低限度。 马氏及其继承者们为何要制造、推行“阶级斗争”理论呢？初期当然是造反夺权的需要。夺得政权后，则是巩固其残暴的极权统治的需要，煽动民众互相仇视，互相争斗，互相杀戮，自然就可趁机趁火打劫，从中渔利。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论，其主要根据就在于人们生于世上，在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会互斗。其实，这是壹种客观、必然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体力、智力、品性、行为等各方面不对称的结果。但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并非妳死我活的关系，反而多数是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比如地主和佃农、工人和资本家，官员和老百姓等等，他们之间会发生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般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因为和平解决对双方有利，“妳死我活”则两败俱伤。何况人们的“阶级地位”不是壹成不变的，下层等级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进入上层社会；反之，上层等级的人们也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坠入下等级阶层。所以，壹般地说，人们是能能接受这种阶级差别的，也就是说，阶级、阶层之间是可以在壹个国家和社会中和平共处的，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还必需指出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它并且宣示：无产阶级壹旦获得胜利，不是象其他阶级那样，赶紧制定“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 而是相反，“（无产阶级）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然后使整个社会回归到没有阶级、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马克思说的这壹预言从来没有成为那怕壹丁点事实，相反，他的后继者总是在当权后把“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甚至藁到共产党内，还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由此可见，马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个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骗术。
四、为挑动劳资斗争而编造的荒唐无稽的“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被吹嘘成马克思“划时代的伟大功绩”，是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的伟大“科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究竞是个什么东西。 据考察，“剩余价值”壹词原为法国日常商业活动的术语，意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价而获得的价值增长。后被李嘉图的弟子汤普逊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同手工劳动业者相比较而获得的超额利润。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壹书中套用这壹概念，其含意则变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其预付价值的多出部分的价值。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主要借鉴于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在斯密的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 工人的活劳动无疑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因为当时科技元素尚未构成生产力的新因素。但是在壹百年后情况已轻完全不同了，产业革命己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蒸气革命已经显示出伟大的力量，火车、轮船、电报、大机器生产……己经广泛使用。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其实，这壹切并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而是科技发展并运用于生产的结果。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认，“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壹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1卷53页）如此，新的巨大生产力主要归功于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也就无庸置疑了。 可是，马克思在构建他的革命理论时，对这壹切故意视而不见，却从原始的、过时的“劳动创造价值论”中伸引出“剩余价值规律”，认定工人的体力劳动才是财富之源，认定资本家是“剥削者”、“寄生虫”。从而引伸出由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合理性。 鉴于事情本来如此简明而清浙，而马氏却如此“笨绌”，如此视而不见，我们就只能认定他是为了挑动劳资仇恨、煽动工人造反而故意创造的“科学”。 具体点说，这个所谓剩余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而直白地说，就是它只承认工人的体力劳动是创造价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价值创造之外。举壹个最简单的事例：用手工生产某种产品——商品，每个工人壹天能生产10件；而某科学家发明了壹种机器，壹个工人操作该机器毎天便可生产同样的产品1000件。那么这新增的990件产品的价值是谁创造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多生产的990件产品的价值，在扣除产品的成本和机器的拆旧费用之后，就都是这个工人创造的“价值”。这“价值”应全归工人所有。如果这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个报偿，就是资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剥削，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今天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新增价值绝不只是工人创造的，它首先归功于发明这个机器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按今天的说法，他们拥有这种机器的“知识产权”）；其次是为支持这壹发明创造而预付资金的机构或个人，如风险投资家的投入，没有他们的投资，机器只能是图纸；再次便是将这种新发明用于工厂生产、变成现实生产力的资本家或工厂主，他们不但购买了这种机器，还需要新建厂房、增添配套设备、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对机器进行保养、维修等等。接下去，在生产规模扩大了上百倍之后，资本家或工厂主还要在市场营销、商品调运等方面作相应的投入。所以，该机器新创造的价值应该在上述所有环节进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应视各方贡献大小、承担风险的大小综合协商决定。这些已是现在人们的常识，是连小学生也懂得的“游戏规则”。 可是，马克思却不承认这些，他只承认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因为产品最终是经工人之手“生产”出来的，所以，新增财富应该全归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他甚至把发明创造机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都说成是帮助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帮凶。妳看，多么荒谬的逻辑，多么强横霸道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违反科学、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后对抗文明进步的壹种 “伪科学”，建立在这壹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掩饰“剩余价值论”的伪科学本质，马克思故意在价值的产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润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形态变化、以及所谓“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虚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观规律”吓唬人、胡弄人。其实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它的伪科学、反科学的本质，很明显，马克思编造出这个“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规律”目的在于取悦工人，强调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都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借以煽动工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唤起工人们“名正言顺” 地去造反、抢夺。 在这里，也表现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仇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中说： “机器不仅是壹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蒸气机壹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可以写出整整壹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调查》中更表达了对机器发明的敌视态度： “机器上的每壹种改进就抡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壹种改进都像就业危机壹样给某壹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谴责“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从中可见马克思主义 的反文明、反进步本质。 在资本主义初期，当机器的发明和使用逐渐兴盛起来的时候，工人将机器和机器发明者视为自己的死敌，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捣毁机器”运动，机器发明者甚至被杀死。荷兰、英国、法国都出现过这种捣毁机器、追杀机器发明者的运动。这壹事实证明了，工人阶级并不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先天的“先进性”，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学、反进步的愚氓。工人与大机器生产结合是被迫的、被动的。在工人打砸机器的反文明、反进步的行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壹边，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科学，而是相反，它仇视科学、进歩，保护落后和野蛮。它的壹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挑动工人起来造反，让共产党人借机登上国家统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机器代替手工的时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滚滚向前。面对机器取代手工劳动不可阻挡的趋势，马、恩只好把矛头转向“资本”，发洩对资本家创造了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仇视。在《共产党宣言》中，危言耸听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充满了血腥和肮葬”，资本“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为了丑化、诋毁“资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对封建农奴制唱起了赞美诗和挽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情、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这是壹段颇能蛊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说的不是事实，而是掺杂了偏见、歪曲和撒谎。它极力攻击、丑化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和冷酷无情，实际上，以金钱关系和契约关系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欧洲实行的领主——农奴制就是这种关系），是历史和文明的壹大进步。“金钱至上”也在壹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就在马克思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唱赞美诗和招魂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忘记过去不久的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记忆：路易十四、巴士底狱、断头台、以及路易十六的人头……难道马克思要否定这些伟大的革命事件？马氏故意夸大封建制度下温情脉脉的－面，又故意夸大、渲染了资本主义抹杀人性的壹面，这都是以偏概全。事实上，资本家们的精打细算与人性的温情脉脉并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国家很多资本家壹边精打细算赚钱，壹边大手大脚做慈善；资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们热衷艺术，追求享受，他们钟情自由民的宪政制度，开启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都成了它的俘虏。总之，资产阶级开创了比封建社会、比小生产者更加瑰丽多彩的生活，更加发达进步的文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本身绝对无罪而且有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使人类堕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却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门了。倒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斩断了人世间壹切温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后壹块面纱，剩下的只有冷酷无情的、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两相对比，谁是文明进步，谁是野蛮反动难道还不－目了然吗！
五、鼓吹暴力，钟情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 壹个人对待暴力的态度，往往是判断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对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说，壹切鼓吹暴力、钟情血的统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环、披上最美丽的外衣，也掩盖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恶本性。马克思主义就是披著“解放人类”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恶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义之名，行暴虐劫掠杀戮之实。 马克思主义承认，它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认定在获得政权后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钟情野蛮、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质。 马克思主义壹开始就是以壹种造反、复仇者的面目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淋淋尽致的表现，通观全文，到处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挑衅言词，壹付要把现实世界砸个稀巴烂的架式。为了标榜自己的独特，它与欧洲－切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线，独创了“共产党”这－名词，它甚至将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斥之为“反动”、“保守”。总体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其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马氏在他1850年写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壹书中，第壹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字眼。其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后来壹切共产党独裁者推行极权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共产主义天国也就被永远地推后了。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实行的“工人阶级专政”。但指责它专政得不够彻底（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和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彻底“推毁旧的国家机器” ，因而最终遭致失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把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的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界线。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呢？，列宁对它的解释是：“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换句话说，专政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这比之封建帝王的专制又更进了壹步。也因此，后来－切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远比历史上任何政权更为野蛮、残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专政”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从英国的“克伦威尔 ”专政，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专政”的后果除了演变成血淋淋的个人独裁和无法无天的大屠杀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然而马氏不管这些，仍然执意要实行专政。 为了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合法性，马克大肆鼓吹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说他们它与最先进的现代大机器生产相结合，所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又是“无产者”，所以最“大公无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还说：“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已这个阶级的统治。（见《共产党宣言》） 这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欺骗，就是十足的书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类中的“先进者”要么是知识文化上的优秀分子；要么是创造财富中的能人。而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识和财富创造两方面都几乎都是“空白”，处在社会底层，何来先进性可言？至于大公无私云云，则纯粹为政治需要加给对方的壹顶高帽子，有如夸奖乞丐最为“清廉”壹样。至于他们掌权后要消灭自已的统治云云，则近乎痴人说梦。后来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无产者”－旦夺权成功，有了权势，其追求超级享受的本领会让帝王汗颜，而他们的无知和愚味，在统的野蛮残暴方面、在摧残文明方面，都会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简言之，无产阶级既不是什么“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成了万恶之源。 今日，“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臭不可闻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宁版的 “社会主义”国家，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统治，结果，在那里分配更加不公，官员更加腐败，特权更加横行，社会更加黑暗。最后的出路不是垮台，就是“变质”。所以，今日连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共产党国家都不愿意再打这个旗号了。
六、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信口开河式的“设计”， 给后世带来无穷灾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在谈到他未来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具体兰图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黔驴技穷了。这是必然的，因为那只是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谁也不可能为其开出壹套周全的，实用的“处方”。但是，为了自己学说的完整性，马、恩不得不借助于曾被他斥之为“反动”、“保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壹些想象，拼凑成信口开河式的未本社会的兰图。概括地讲，大致是： 共产主义社会是产品经济，物质极端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考虑到这壹目标短期难以实现，便将它分成“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低级（或初级）的阶段叫做社会主义，只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样就把所谓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变成真正的画饼了。 这个社会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由国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实即国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它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货币，不经过交换，而是实行直接的“等量劳动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剥削和被剥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实现这个目标呢？马、恩的说法似乎很简单，很容易，比如消灭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剥夺“剥夺者”（即有产者），来壹场生产资料归公就行了。但实际上绝非如此简单，诸如公有化的具体形式，是全国统壹国有化、还是分级分地区公有化；是实行全国统壹分配还是分地区统壹分配；公有化的企业由谁去管理，怎样监督才能避免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过去雇佣劳动者真正变成企业的真正主人；在企业壹切活动按计划、指令执行的情况下，如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又如按劳分配，衡量个人労动量的具体方法和标准是什么，在没有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什么是“各取所需”，由谁来界定这种“所需”；在社会成员脑力、体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人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其中很多蕴含了复杂的矛盾。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这壹切给出具体答案。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问题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的痼疾，也成了促使这些 囯家垮台或者”变质”的重要因素之壹。 要消灭壹切形式的剥削，首先就必须找到壹种绝对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先精确计算社会的劳动总量，确立总供给和总需求，保证两者总体平衡；然后计算每壹个个人所能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借以确定他从全社会的劳动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产品和服务，使之既不受“剥削”，又不剥削他人。这个重任当然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但在壹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国家，要进行这种精确计算，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难题呢？在马、恩的有关论述中，他们曾试图破解这个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请看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 “在壹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不表现为产品上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著。”于是，“每壹个生产者，在他作了各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妳看他说得多么玄乎，多么轻巧！但几乎是以“不答作答”。妳看，每个人的劳动直接就变成了“社会劳动”，不要经过交换，不要经过价值判定和换算，不需要货币，也不需要考虑各种流通环节，总之，不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全社会的产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上了。 然而谁都知道，社会上每个人的“劳动的量”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从事的具体劳动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取消了“社会劳动”和“价值”的概念，取消了统－的价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呢？马克思没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样指出“应该怎样”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试图解答这个难题，他说：“社会壹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壹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从壹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壹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些产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壹切，而不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原来恩格斯也没有什么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经验”，靠主观的判断。真是越说越玄乎了！在这里，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对壹个村庄、壹个生产队、或者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公社”；然而对于壹个国家、壹个有千百万人口，千百种不同行业、产业，千万种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说；对于不断变幻的供给和需求来说，恩格斯这壹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明显的在愚弄、糊弄大众。 实际上，别说是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钟运算壹万亿次的计算机，也绝不可能把全国人民、全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精确计算出来，并使每个人的付出与获得完全相等。因为它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个人”， 是不断变幻的人的思想、行为。所以，这是个无解之题。 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说教如何去实施？所以，后来列宁也说：马、恩并没有给未来社会经济兰图作出具体设计，马克思不想制造经济“乌托邦”。而实际上列宁及其继任者们只能制造这种经济乌托邦。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尚可应付，壹旦进入正常的经济建设，就发现没有货币、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经济”寸步难行。斯大林只好“变通”：“保留货币的形式即‘外壳’，只作为核算工具”。至于这样变通后，是否能保证“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在作了各种必须的社会扣除之后，刚好等于他给社会付出的劳动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最后它实际上执行的是－种比资本主义更为恶劣的“按权分配”的强制计划经济，这种制度窒息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原来宣扬的“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贫穷”，实行这壹体制的国家无例外地变成了“短缺经济”。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经济乌托邦为什么也能维持了几十年之久呢？答案是：这种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众，官僚们反受其“益”。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只能忍受，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极权统治之下，他们不可能揭竿而起，他们没有选择，只有老老实充当奴隶。 但也 正是这个经济乌托邦，终究使它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行文至此，不觉想起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说得多么精准！而马克思主义恰恰与这个警告背道而驰，它将私人财产“公有化”，而将公权力变相“私有化”。坠入灾难之门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后，还应提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宣示的共产党壹些基本政策主张和价值观，这些本属于公开的东西，但知道的人却很少。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这里仅择其－、二。 壹是该文第二即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提到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的问题，《宣言》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笔者）这种可耻意图表示愤慨。” 那么，“共产党人” 是如何答复这种指责的呢？作者说：资产阶级叫喊“妳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 “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这样我们也就说明白了：“共产党人主张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 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则，他与女仆海伦通奸，使其成为自已的“性奴”，从精神和肉体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伦的劳动也就不用付给报酬了。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所为，个人的实践，还达不到在全社会实行公妻制的目的，因为其时马克思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列宁就不同了，他夺得了政权，在他领导所谓的“十月革命”中，－度实行了 “公妻”—— 在男女关系上推行“壹杯水主义”， 形成了全社会的乱伦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训的领袖们也占染此风，掀起了“换妻、换夫”热潮（参见本书第二部延安整风章节）。又据说列宁本人也因淫乱无度染上性病（梅毒），成为促使他过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见，马氏和列氏不是个壹般的学者，也不是壹般的“革命家”，而是打著“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旗号、充满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当时欧洲各国视共产党为“幽灵”， 视共产主义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的问题。马、恩怎样回答呢？不答作答，他们写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接著进－步强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意思是说，只有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才是最重要的，政权就是壹切，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国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壹提。所以，后来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祖国，不承认自已的民族，他们都只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毛泽东就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祖国是苏联，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祖国”，当然也就不把“卖国”当作壹回事了。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列宁便要求他的第三国际成员，趁本国参战之机进行破坏捣乱，促使自己的国家战败，以便共产党乱中夺权。在中国，当1929年苏联发动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时，中共响应莫斯科的号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装保卫苏联”，原来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 还有如：宣言中说有人认为宗教、自由、正义、道德是“永恒真理”，“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马克思及其传人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都自觉地跟既有的人类文明对著干，逆历史潮流而动，绝对“废除”——而不是“革新”——人类的“道德”，并与“自由、正义”这些“永恒真理”势不两立。 仅仅从这些极不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了。
马克思暴力社会主义的扭曲与发展：列宁主义
在中共的各种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称为“马列主义”，有意将两者混为壹体，目的自然在于说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承和发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两者当作壹回事。比较专业的著述则介绍了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壹些内容，当然都系正面的评价，说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主义的重大贡献云云。 其实，按照真正“正规” 的排序，马死后是恩，恩死后则是他亲自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人。伯氏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修正，这种修正其实是对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应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承传。后来的列宁，则从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为激进的布朗基主义靠拢，形成壹种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结合的极左怪胎。 但是由于列宁后来夺得了俄国政权，便以国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输出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致使在后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宁主义被作为壹种“主义”称呼，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壹样，都是其政敌在论战中攻击它的壹种贬义词，由此可见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者从来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后来他们的信徒将计就计，把它们当作正面的词义加以使用。 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它的传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中对它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氏的意思是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了，它已发展成了“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解释，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别疯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战争。列宁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帝国主义，它们为了争夺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市场，争夺殖民地，产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让，于是就发动战争，第壹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列宁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观奌就是“修正”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且要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认为，这时的帝国主义已经不是铁板壹块，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动革命并取得胜利，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不必考虑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 列宁的这壹修正，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壹来，共产主义革命就可以不是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壹切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推翻了社会发展必须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它在客观上把共产主义革命等同于壹般的改朝换代了，而这种改朝换代的结果，也就很难说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了。 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哪壹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完全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壹“原理”， 因此他所创立的“苏联”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国家”和“社会”，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认定。 其实不管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从事所谓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借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不过是壹种手段，壹种策略。这个手段、策略必须为自己所用，为自已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俄国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还拿什么去号召、组织工农群众呢？所以，经过权衡，列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只要能夺取政权，其他壹切都不重要。从这壹角度说，列宁是壹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同壹著作里，斯大林进壹步指出了列宁主义的“精髓”：“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怎样才能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斯氏在这里亮出了列宁主义这壹“底牌”， 也说出了壹切追求专制独裁者的心声，这乃点睛之笔。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说出这壹点，也是为自己日后继承列宁的位置，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的独裁统治制造舆论。果然，斯氏掌权之后，就进壹步发展了“列宁主义”，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专制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说过，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应遵从“巴黎公社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参与“专政”的政党应代表无产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左、中、右各派），而且，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法官都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并有权监督他们，并可以随时弹核和罢免他们。 然而，列宁在实践中却完全抛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他首先把无产阶级各党各派派共享的“专政”变成“布尔什维克”壹党壹派的专政。接著，很快又将“布尔什维克专政” 变成他个人的独裁，并且宣布：“个人独裁（应）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这样，马克思所说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员必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监督并可以弹核、罢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宁毫不犹豫地将官员的任免权变成他壹人的专利，他壹人随心所欲地独裁。列宁并且如此解释“专政”这壹概念：“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釆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卷第216页、623页） 由此可见，所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壹种虚晃的托词，列宁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壹种为达到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目的的不择手段的极权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抛弃并加以篡改，它釆取马克思主义的壹些做法，如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而是这样做更有利于其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它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壹种新型的、更加恶劣的“君主制”（ 有人称之为“党主制”）。 后来，苏联及所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家”， 都遵行列宁这种模式，所以称其为“列宁主义国家”更为合适。。 列宁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继任的斯大林进壹步发展、完善他的这壹体制，使其变得更完善，更恶劣。 苏联垮台后，中共曾经宣传壹种观点，说列宁选择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个错误，而且在最后关头列宁察觉了这壹错误，想加以纠正，故在临终前写下了壹封遗嘱，要求在其死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中提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粗暴、专断、不善于团结同志，不适合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壹职。这封遗嘱的原文未见公布，据说被斯大林扣下并烧掉了。当局宣扬的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后来苏联出现斯大林的专横暴政主要是列宁选错接班人所致。这就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如中共创始人、首任和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样：“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我们若不从制度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 壹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陈氏的点评可谓壹针见血。就拿列宁遗嘱这件事来说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宁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领袖独裁制给打败了，因为新的总书记有权扣压他的遗嘱并把它给烧了！ 下面我们具体看壹看列宁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 （壹）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不壹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很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可以不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同时取得胜利，而是可以在壹国内取得胜利。从而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质。 关于这壹点，上面己经说过了。经过列宁这壹篡改，于是后来出现了如中国、北朝鲜、印支三国、古巴等－批更加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己沦为落后国家造反夺权的野心家蒙骗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则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实行独裁和恐怖统治的代名词。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起来辟谣，指斥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冒牌货！实际上，迄今为止，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没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没有过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 （二）修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是特指近代产业革命后的产业工人，并非是指壹般的手工业工人或“穷人”。产业工人的特点是自己没有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同时又具备大生产所必须的技能和组织纪律性，是直接与资本家对应的人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特别说明他们所说的工人阶级不包括农民、城关市民；宣言中把农民、市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统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指其力图保留小私有制，并努力成为资产阶级——笔者）。《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专门辟出壹小节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此类人。而对于穷人中的流氓无产者，马恩持更鄙夷的态度，说他们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宁出于实际的造反夺权需要，擅自把“无产阶级”的概念扩充为“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工农兵苏维埃专政”。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队伍”。这就使这场“革命”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在中国，因为产业工人更少，共产党的夺权战争，是壹场完全的“农民战争”，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无产者”（参见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 其次，马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列宁完全背弃了这－原则，把它变成自己个人的独裁。又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建立的壹种过渡形式，它的任务除了镇压敌人反抗、保护政权以外，壹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政权的特殊使命是，要创造条件，逐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它自己的统治。 可是，列宁在夺得政权后，因为俄国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只得改提“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 后又攺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工兵农专政”等等。 虽然本质上都是共产党壹党专政，但已经远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 据学者考证，“专政”壹词始出自古罗马共和时期，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壹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马克思采用这壹词语表明，他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种过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废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然而，列宁为了给自己专制独裁制造理论根据，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里，以国家尚不具备消亡的条件为由，提出在整个由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加强，实际上把专政永久化。又由于列宁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党都消灭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成了－党（布尔什维克）专政。 壹党专政刚刚巩固，列宁就又著手实施党内的领袖独裁制。他从改变党内选举制度开始，将原来由下至上的民主选举各级领导人，改变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党内民主被废除。然后，他利用原来的肃反组织“契卡”，作为对付党内、外的异见分子和政敌的特务组织，“契卡”后来发展成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为斯大林剪除异己、实行个人独裁的的恐怖组织和斯氏个人的专政工具。 在国家学说方面，列宁主义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本色，列宁公开宣称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就是用于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这是赤裸裸对启蒙思想家关于国家“契约性质”的践踏和倒退，甚至连封建帝王的“奉天承运”、“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为首的少数政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此外－切都是伪装和欺骗。 杜撰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疯狂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 早在1916年，列宁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壹文。列宁所称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他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成了“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进入了“无产阶段革命的前夜”。他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段立即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将这个“垂死的”、“万恶的”帝国主义送进坟墓。 列宁编造出“帝国主义”这壹“新概念、新理论”之后，随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专事向各国“输出革命”， 统壹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造反夺权活动。可是，它的扩张首先在欧洲碰壁，共产党在德国、匈牙利等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终失败。现实使列宁及其继承者认识到：暴力共产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市场。于是迅速转变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将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作为它扩张、渗透重点的决定，中国则成了首选。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这壹战略转移是“正确的”、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贫困、落后、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才有市场。而这壹事实也恰好证明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苏共的走狗在贫穷落后、传统统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变相复辟君主制，达到将苏联建成世界共产党超级帝国的目的。 从理论上考察，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过去了，这个“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语）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比过去更好，更加生机勃勃，并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行解体、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卫星国，殖民地也树倒猢狲散，连同它们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资本主义阵营”中去了。 “列宁主义”还用得著批驳吗？！ （四）提出并实行了壹套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党建理论，将共产党改造成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超级暴力、黑恶组织。 列宁的布尔什维党（后改称苏联共产党）的母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是带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党。布党从其中分裂出来后，列宁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与极权主义相适应的黑恶组织性质，如建立铁的纪律，实际上能进不能出，活著进去，死著出来；领袖独裁，高度集权，党员必须无条件效忠党的领袖；建立严密的全党监控系统，实行特务统治。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将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实行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共产党垄断全国的政治、経济和意识形态，还变成为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对全民实行监控的超级特务组织。这－切后来都被推广到所有苏式共产党国家中去。 领袖专制独裁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党内矛盾和斗争，于是，残酷的“路线斗争”连绵不断，内部清洗、屠杀成为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殊“风景线”，并被所有共产党囯家所仿效。 （五）创造了在落后国家中进行俄式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理论”， 即首先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骗民众，笼络人心，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共产党壹党专政。 列宁的这壹策略非常成功，从此，壹些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号，骗取本国人民的支持，待到夺权成功，立即変脸，宣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接著又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壹策略首先在中国运用成功，并被毛泽东加以发展，成为中共夺权成功的“三大法宝”之壹的“统战”法宝。所以，列宁及其继承者，实为超级的“政治诈骗集团”。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是比早期马克思主义更加暴力、更恶劣的极权主义。 最后，探索壹下列宁主义的渊源。笔者认为，列宁主义除了发展了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的之外，还受到法国早期激进和冒险主义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与之结合。布朗基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却是个狂热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实干家，曾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未执行），壹生大半时间在牢狱度过。布朗基也赞同共产主义，但他褪去了马克思主义那壹套烦琐的、骗人的“哲学”外衣。他说得干脆、直接，不加掩饰。他认为只要能夺得政权，不管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管社会处于何种阶段，通过暴力专政，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专政”，不过他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骗人的幌子。他明确宣称，革命和专政都是靠少数革命家去实现的事！妳看，除了没有马克思主义那套繁琐骗人理论之外，其他与列宁主义如出壹辙。由于布朗基否认了马克思主义那套“理论”， 所以被马、恩及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严加攻击，树为“敌人”。其实两者本是孪生兄弟。到了列宁，他在实际上与布朗基合流，但他学布朗基主义只做不说，主要是因为布氏说话太直白了。列宁还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壹些适合劳苦大众口味的东西，对民众更具欺骗性。 关于布朗基主义，恩格斯在晚年对其有壹段极中肯的评语，恩格斯指出：“由于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现实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壹个或几个人的专政。” 这与几十年后列宁的“革命”多么吻合。 不过，就个人品格来说，列宁以及其后的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却远远不能与布朗基相提并论，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诳语，不骗人；他是壹个真诚的革命者，传统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当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还办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爷》的报纸。 与壹心想当新沙皇，当当今秦始皇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义”
随著前苏联的瓦解，历史挡案的解密，壹些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当局刻意隐瞒、歪曲的历史亊件，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所谓“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谓“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读过书的人无不受到这样的教育：是苏联共产党发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则说：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誉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 然而，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原来这也是壹场骗局。 真正的情况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国帝制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已经在俄国各个革命党派联合行动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策划的壹场对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军事政变”，是列宁排除其他革命政党、独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阴谋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个革命政党的联合行动，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而是主动退位，成就了这壹结束帝制的伟大革命。所以这位沙皇被称为“赤诚的爱国者”。沙皇退位后由国家杜马（议会）选举出了－个委员会执行过渡政府的职能，以便筹备召开制宪会议，选举正式政府。这个委员会就是史称的临时政府。所以，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全俄各党各派都参加的立宪会议。在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各政党中占绝对优势，而俄国社会革命党则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经过初步磋商，各党各派大致同意这壹主张。如果这壹进程不被破坏，革命后的俄国无疑将是－个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二月革命时列宁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临时政府后立即指示他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羽不要支持它，同时要立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准备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临时政府接管政权后，俄国继续参加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壹方对德国的战争，同时，采取措施进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开了党禁，释放政治犯等。但制宪会议的筹备工作却进展缓慢，各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满意。临时政府改换了五届，但立宪会议仍未能举行。 列宁于4月从瑞士回到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动推翻临时政府。当年7月，列宁制造了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七月事变”， 但以失败告终。临时政府公布了列宁叛国投敌（德国）的大批证据，被作为“俄奸”通辑。列宁无法在国内立足，再次逃亡国外。此后列宁主要在国外从事筹集政变所需资金、武器的活动，准备武力夺权。 由于其他革命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也不满意，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了几个政党策划推翻临时政府，但是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各党派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军事委员会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最大比例，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 俄历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晚，军事委员会发动了对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突然袭击。此时临时政府的军队在前线与德军作战，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临时政府本来就不是巩固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也没有继续执政的意愿，也想就此把政权交还给各个革命党派，因此进攻冬宫几乎没有受到抵抗。守卫冬宫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学校的学生，士官生们并没有进行抵抗，因为他们也愿意临时政府下台，以便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正式的国家政权。实际守卫冬宫的只有壹支几十人的妇女，但她们也无心、无力抵抗。攻击冬宫的工人赤卫队、红水兵也是军事委员会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但冬宫卫队队长主动打开了宫门，他们便壹拥而入，大批看热闹的市民、流民跟在赤卫队、红水兵后面也蜂涌进入冬宫，形同壹场闹剧。所以，随后“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当晚发表的“公告”中称：“攻占冬宫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列宁是在事发之后才赶回来的，他事后也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取壹根羽毛－样。” 轻易就取得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胜利，当晚，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以便由立宪会议决定俄国的未来。 然而，列宁却在紧张策划独占革命成果的阴谋。为了麻痹其他党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开立宪会议。但实际上则釆取步骤，将其他革命党派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不久，临时权力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换成布尔什维克的人马，继而又强行撤销了苏维挨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然后宣布：“壹切权力归苏维埃”。实际上壹切权力被转移到布尓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 下壹步，列宁的如意算盘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进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如果他的布党能够获得立宪会议的多数，便可“和平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否则，便取消立宪会议，以武力实行政变，夺取政权。 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在顺利进行中，几千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列宁以为，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的这次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布党肯定会获得多数，届时就可以按他的意愿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是：全部707个议席中，布尔什维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对手社会革命党获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维克获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个民族政党获86席，其余分属各个小团体。 列宁党的惨败，反映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对暴力社会主义的唾弃，对建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壹致认同。这时，列宁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宪会议的召开，他召回了布党制宪会议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开制宪会议，他转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会就可开会。结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让会议如期举行。 这时列宁己决定使出他的最后招数：以武力武力驱散制宪会议。他事先在会议召开地塔夫利达宫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还事先拟好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只等会议开始便立刻采取行动。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列宁在会上立即发表“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随后便召来大批武装士兵，强行驱赶与会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范，他们硬顶软磨，直到到次日凌晨才被全部驱走。列宁这壹野蛮行径引发了全城工人、学生、市民的强烈抗议和示威游行。老羞成怒的列宁早有准备，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对示威游行者实行武力镇压。顿时，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笼罩全城。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被扼杀、葬送了。壹个比沙皇专制十倍、残暴百倍的政权上台了。 由此可见，所谓“世界第壹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政变的产物。 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拥有武力优势，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呢？除了布党历来重视武装斗争之外，主要是列宁靠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向其交战敌国德国交换得来。列宁长期在国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战初起，列宁便认定乱中夺权的时机已到，他向各交战国的共产党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加紧武装起义和捣乱，以便促使本国政府战败，趁乱夺取政权。但是这壹“卖国” 号召， 受到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抵制。列宁只好在俄国身体力行，他不惜与正在与俄国交战的敌国德国政府勾结，许以在俄国制造内乱，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战争，并促使其垮台，由布尔什维克党乱中夺权，掌权后，与德国缔结和约，并向德国割地赔款。以此换取德国对他援助足够的金钱，购买武器弹药，建立武装，作为在国内发动暴乱夺权的资本。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批准了这壹交易，向列宁提供5000万金马克（约合900吨黄金）的援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资本。列宁靠了这笔资本，组织起了强大的雇佣军，终于夺取了俄国政权。 在这场可耻的交易中，列宁充当了德国间谍。俄国临时政府侦察到了列宁的叛国活动，在列宁组织“七月事变”失败后，临时政府便在报纸上公开了列宁的叛国罪证，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捉拿列宁。同时，列宁还与敌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尔其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肮脏交易。 列宁的“革命”成功了，德国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宁兑现承诺。双方开展了谈判。德国要求俄国割让15万平方公里国土，外加30亿卢布“偿还”德国。不料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领导层的反对，眼看列宁无法兑现承诺，德国政府恼羞成怒，向列宁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俄方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下令向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军亊进攻。双方开战了……最后，为了保住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以辞职、退党相威胁，终于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强同意与对方妥胁。可是，这时德国将赔偿的价码提高到了60亿卢布，割让的面积也要进壹步扩大。列宁无可选择，只好全部满足对方的条件。于是于1918年3月苏德边境的俄方小镇布列斯特，苏俄与德国及其盟友签订了苏俄退出战争，向德国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60亿卢布的条约，即“布列斯特和约”。实即－个最大的卖国条约。 不过幸运的是，9个月以后，德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在壹战中战败投降。苏俄趁机废除了这个条约，收回了大部分割让的国土，但其卖国行径已经镌刻在俄国的历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历史真相，也是列宁这个俄国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真面目。 列宁用武力扼杀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以后，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引发风起云拥的叛乱。即使如原来同情列宁和布党的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忍不住泪水在当天愤怒地写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将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高氏发出绝望的呐喊： “列宁党用他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为了掩盖1918年1月5日武力政变的事实，并证明自己的政权是靠流血从沙皇手中得来的，列宁和斯大林等在其后大肆编造“十月革命”的神话和谎言，说冬宫当时有二千余名士兵驻守，攻占冬宫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打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等等。并命令伪造了大量文学、影视作品，向人们灌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而对自己通过军亊政变夺取各个革命政党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杀立宪会议于血泊中的罪行则严密封锁，用谎言强行代替了真实的历史。 列宁及其布党1月5日政变夺权成功后，全国各地随即爆发了广泛的示威游行和起义、暴动，均遭到血腥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变成全国性内战，并引来了国际干涉。这就是后来苏共宣传的外国帝国主义对苏俄革命的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由来。 由于苏共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壹期间的历史真相被长久歪曲、隐瞒、篡改，掩没。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下面摘引几则俄罗斯的解密挡案，听听当时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以窥见当时俄国之真实情况。 下面是壹支农民起义军对奉命前来镇庄的红军发出的文告： “……难道说妳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壹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 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壹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妳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壹个村庄，在妳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妳们，应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们最后壹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妳们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页署名左凤荣的文章。） 下面是壹个喀琅施塔得－位市民写给亲戚的信：“我们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闻就是天天发生暴动，因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饱，可又不能用钱买，警察到处撵人，不让随便做买卖；市民杀死了4个警察，现在暴动闹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水兵也在闹暴动。人们都希望允许自由贸易，看样子春天就要爆发壹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因为这里所有水兵和红军战士都不想要公社，他们高喊：‘打倒公社，让我们自由生活。”（同上第88页） －个红军司令部电工梅利曼发表退党声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亊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壹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页） －个女教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党声明：“我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壹切为了人民’ 这句口号的圣洁和美好而深深感染，于1920年2月成为俄共预备党员，然而就在有人对和平居民、对我深爱著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个孩子打响第壹枪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当作那些滥杀无辜者的同谋，因此我从打响第壹枪的时候起，便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共预备党员了。”（同上第91页） －个机械工希舍洛娃的退党声明：“我请求不要把我视为俄共党员，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员就是壹帮暴徒。他们就象凶残的野兽那样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恨不得吸干人民的鲜血。”（同上第92页）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残暴地镇庄下去了。这期间，列宁还背信弃义，下令将当年主动退位、让出政权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佣人、厨子全部杀个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阴谋、欺骗手段上台的独裁政权，都要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斯大林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宣传的历史都是虚假的，伪造的。暴力恐怖和谎言愚民是－切极权政权不可或缺的两翼。 第二、壹切极权政权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肮脏历史，和不能见诸阳光的真相，因为它只能靠这些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 第三、俄国人民，以及后来不断被列宁、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决不是主动选择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可奈何的顺从。 第四、在壹定时期，壹定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左右壹切、改变壹切，这就是社会实现，也是人类的悲剧。列宁就是靠著优势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胁迫的民众充当他的炮灰和工具，将俄国各民主革命政党和民众的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建立并维持了他的赤色帝国长达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从人类总的历史发展趋向来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方向迈进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七十四年后，苏联这个庞大的、曾经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国终于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关于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另壹位魔王级人物，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建立什么“主义”， 是后人和他的政敌帮他总结出了壹个“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作为壹种“主义”，他自己以及苏共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只是强调斯大林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伟大领袖。这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斯氏的马列主义“正宗”传人的形象。不过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也确实谈不上什么“主义”，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斯氏在理论上确实谈不上有什么建树、更无体系，“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壹套极权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的大杂烩而已。但是，作为列宁的继承者和长期统治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独裁者，他总还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东西的。据后来他的政敌铁托的概括：“斯大林主义”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主义和暴力专政，经济上是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和专制统治，国际关系上是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主义。这虽不全面，但大概不错。壹句话，斯大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创建者、统治者。 虽然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与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在实践方面也确实发展了列宁主义。它的主要“贡献”有： 通过残忍、丑恶、卑鄙的党内斗争，完成了由苏共党内高层集体专政到斯氏个人独裁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斯氏发动的内部大清洗的肃反运动，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 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面临著新的权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强的狠毒和狡诈，运用极其残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敌，建立了较列宁更为专制、更为残暴的个人独裁统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敌、最终死于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这里顺便说明，托氏本身也是个极左派，他与斯氏之争，完全是狗咬狗的内部权力之争），曾指责斯大林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笔者以为，这真是太贬低斯氏了，照实说，不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其他法西斯头子，他们都没有资格与斯大林相提并论。举个浅显的例子，希氏执政之初，由其密友，纳粹“二把手”戈林亲自导演了壹出“国会纵火案”，目的是嫁祸给当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头、共产国际西欧局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季氏当作“纵火犯”惩办。于是准备了半年多，由帝国法院在莱比锡搞了场公开大审判。但结果却壹败涂地，季氏趁法庭辩护之机大肆攻击纳粹当局，宣扬共产主义。最后季氏被无罪释放，还被引渡去苏联。希特勒当局可谓偷鸡不著蚀把米，颜面尽失。 妳看法西斯头子多么笨拙！多么无能！这么壹件“小事” 都办砸了，毫无疑问，如果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里，恐怕100个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认罪，自愿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国的国会纵火案刚刚过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几场“国际大审判”，被审判的都是驰名世界的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苏联的“建国元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惊人的大罪，如叛国、谋杀斯大林、充当外国间谍、破坏苏联工业和国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项指控都足以判处死刑。可这些曾经多次上过沙皇俄国的法庭，对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论家、雄辩家却无壹人为自己作无罪或轻罪辩护，相反，他们都当场痛彻地忏悔自己、辱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并对伟大英明的斯大林赞不绝口，恳切要求处死自己，以赎罪于万壹……。乍壹看，这些人仿佛在演戏、背台词。但这壹切是真的，他们由衷地愿意赴死，愿意以死谢罪，而且他们真的都被处决了…… 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加给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招供的罪状也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可事情就是这样奇妙，这些人宁愿背著这些莫须有的黑锅去做冤死鬼，而且还对加害他们的人大唱赞歌。可这就是斯大林！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实说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做到两点就行了：壹是折磨得这些人但求速死（后来这些犯人出庭都经过整容、休养、以还其“人样”）；二是以其本人认罪赴死换取其子女家属的生存，否则斩尽杀绝。试想“犯人”们该怎样选择呢？受尽酷刑折磨，对他们来说，“死”其实是最奢侈的要求了（这壹点，也许只有在在中国的文革中被处死的人可解其中奥妙）。总之，斯大林轻易地就演出了那场完美的大戏，战果辉惶，据后来披露，大肃反之前的1934年，参加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或死于狱中；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枪毙。从1935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六年半中，全苏联在肃反中约有2000万人受到各种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在被处决者之中，有2万名是肃反运动执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灭口”的壹群 所以，相对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来，只有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堪与斯氏比肩了。 （二）经济上高度集中统壹的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战略，使苏联成为“短缺经济”的始作俑者。 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师列宁更“左”。当年列宁曾被迫实行过退却性的“新经济政策”（这类似中国1961年后刘少奇等人收拾大跃进残局而采取的“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渡过难关后，斯氏便全面恢复了单壹的国有和集体农庄经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斯氏将全国最精锐的人、财、物集中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和强化军队，农业和轻工业等人民生活必须品的投入被壹再压缩，迫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过著勒紧裤带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须品全面短缺、限量供应的现象，这种现象后被称作“短缺经济”，成为壹切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斯大林理所当然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样样都短缺的苏联当然不存在这种危机。于是，斯氏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在全球制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还制造了很多反映苏联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视文学作品，向世界宣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实际上，单是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就有七十万农民因为反抗被屠杀或死于流放地。自然，这壹切都是苏联倒台后才被揭露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建立并强化了等级特权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按权分配”，统治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成为新的贵族。 斯大林所作所为，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全面仿效。 （三）穷兵黩武，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大力扩张殖民地和卫星国。 向全球推广“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提出的口号。因此共产党政权天生具有侵略、扩张性。列宁按照这壹原则，在1919年初立国未稳之际就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苏联向外扩张的前线指挥部。接著进军蒙古，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和殖民地。最后，让最初只有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苏联的最终扩展至16个。还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种子”。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又因祸得“福”，在盟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援下（苏联因此欠下美国三百亿美元的债，战后只归还给美国3亿美元），苏军在反击德军的过程中，将东欧八个国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为自己的“属国”兼殖民地。还在东亚扶植、帮助中国、北朝鲜以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大大增强了共产党世界的实力，凑成了庞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随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身份开展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争霸战，将全世界拖进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岁月。 （四）将“专政”扩展到文化、教育、学术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开“全面专政”之先河。 在列宁掌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全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严格监控。1918年普列汉诺夫就指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面对指责，列宁在1920年12月10日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时对此答复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接班以后，出于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言论、思想的控制。他第壹个“改造”的对象就是史学界，按照“党性原则”重塑历史，要求史学要“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即完全为政治服务。开了篡改、歪曲历史之先河 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史学界的问题以后，斯大林以同样的方法，将矛头转向新闻出版和文艺界，明确提出新闻和人文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为此，他对所有人文科学界进行了整顿，大肆焚烧那些被认为是“毒害和腐蚀人民灵魂的‘反动图书’”。断绝这些领域所有的专家学者与外国的联系，使他们完全生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与此同时，大批知识分子被从自己的专业岗位调离，对有不满和反抗者则实施逮捕、判刑、流放。 综观上述，斯大林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对列宁主义确实所有发展、完善，使之更加恶劣、残暴。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说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主义是符合实际的。斯氏的另壹开创性“贡献”，是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开展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全世界宣扬、传播、渗透、推广列宁式的共产主义、 我们在论述斯大林主义时，总觉得有壹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因是这壹切全都被毛泽东搬到中国来了。当然，毛还有更多创造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
上世纪20年代以后，壹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鉴于前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壹味作出“极左”的解释，便以其所掌握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后来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流派。其研究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壹是对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证、注释；二是认为随著时代的发展，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复其在新时代的“活力”云云。苏联瓦解崩溃后，这种研究减少了，但仍有继续。 应该指出，以上这些倡导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大多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对于对主流派的“异见者”。 他们原来多是共产党的高官、要员，因受到当权者排斥退出政坛，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总的说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世界潮流明显抵触的壹些成分，使它变得“温和”、“人道”壹些，让它为新时代所兼容。所以他们的共同之点主要是反对被列宁、斯大林无限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来，国内也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有的学者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鉴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传灌输的毒害，重新审视、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壹）从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蓝图，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涵，还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本来面目。 如果仅从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与后来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暴君、恶棍如斯大林、毛泽东们混为壹谈。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却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没有明确、专门解释这种专政制度的具体方式、内涵，但从其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专政与后来打著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所作所为存在巨大差别甚至背道而驰。 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指阶级的、集体的专政，而不是壹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这是它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根本性区别。 马克思在受第壹国际总委员会委托而撰写的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总结宣言《法兰西内战》壹书中，对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赞扬，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壹次预演”。为此我们就可以认为，巴黎公社的专政模式就是马克思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那么，“巴黎公社专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壹种工人阶级的集体、联合专政，而不是某壹党某壹派的单独专政。当时，巴黎公社中有众多的革命党派、团体，它们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虽然他们在总体上都拥护社会主义，但其具体的政纲和政策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其中壹派，此外还有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其中蒲鲁东派就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倾向无政府主义，所以又称为公社中的“反对派”。可就是这个反对派，在公社65名委员中占据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各个派别的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它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各个工人政党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执政形式，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赞扬，这就说明，这种由各类工人政党形成的工人阶级“整体”联合执政的方式，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 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这等于阐明了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和内涵。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对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则的概称，它充满了民主精神，马克思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原则”贯穿其始终的基本上有三条：壹是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保证人民即公社社员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权利不被侵犯和虚化；二是取消官员特权，保证官员的清廉并与人民群众打成壹片；三是改变原来国家机器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领导人手里。具体点说主要是： 实行选民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公社委员和其他公职人员壹律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其任职期限，定期改选。同时把人民的选举权和监督、弹核权结合起来，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官员选民有权随时弹核、罢免和撤换； 废除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内部适当拉开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而过去法国政府的部长年薪可达26万法郎）； 把警察和军队变成直接对人民负责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警察，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武装。马克思壹贯认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柱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则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马克思赞扬说，公社制度“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 这样，如果我们把它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壹对比，他们的骗子嘴脸就暴露无遗了：列宁等实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党专政，而且最后都转变为领袖个人独裁；共产党国家不管是国家领导人或党内领导人，从来没有进行过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选、普选；这些国家无壹例外地实行等级特权制，在党内党外都实行恐怖的警察、特务统治，如此等等。可以说，与巴黎公社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则、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公社便垮台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后果，也就无从知晓、无从置评了。不过，马克思此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无容置疑的。 还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员、工人出身的诗人鲍狄仁·欧仁写下了著名的、热血沸腾的《国际歌》歌词，其中的名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已”。 这首诗被谱曲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号角，这表明马克思对它的肯定、赞扬。可见，公社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壹个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国家、新制度，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绝对不可能设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的 “皇帝”“皇权”统治。由此也就可见，其后出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变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背叛。 （二）、在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经对他们早年提出共产主义学说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长期以来被当局有意掩盖了。因此，必须给予恢复和从新认定。 最先是，由于股份制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意识到“改变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剥夺的办法，股份制可以解决资本私有跟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把私有、“共有”两种所有制融为壹体，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明确指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扬弃……那显然只是作为壹个过渡，以便进入到壹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与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达的结果是壹个必须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当作壹个壹个分立的生产者和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这样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此产生必须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理论给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给推翻了。 《资本论》第2、第3卷是经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对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民主政体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选举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同时，资本家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有了长进，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出现。更重要的是，议会民主制不断健全，工人政党为实现自已的政纲，通过参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了议会的第二大党……，这壹切，促使恩格斯对自已过去的理论和行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国选举》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只剩下开展合法斗争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节致德国工人》－文中他更明确地说：“工人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取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成独立政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争得议会。” 实际上，第二国际也主要从事罢工和议会斗争。 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晚年对他自己早年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不足和错误，已经了然于心。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合法的议会斗争不仅赞同，而且认为这在其他国家也有普遍意义。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壹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这就表明，恩格斯此时已承认他与马克思原来所认定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实际上是代表全民多数人意志的“公民政府”；既如此，这种政府也就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原来关于国家性质的学说，动摇了（或推翻了）只有通过暴力手段砸碎旧有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这样，恩格斯就明确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凯泽尔等人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的观点。从而抛弃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反对以暴力方式实现两种社会更替的观点。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他在为再版马克思在40多年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壹书所写的“导言”中，再次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壹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即《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暴力方法——笔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壹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简单的突袭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式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著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壹种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壹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壹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他们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壹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认当年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鼓吹的武装革命方式“只是壹个幻想”。他们鼓吹的以暴力夺权的革命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己成为现实的可能。 不过，这并不表明恩格斯己经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在写于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恩格斯提醒道：“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已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就 在上述“导言”中，恩格斯也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说，他只是认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工人阶级政党就可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与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路线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夺取政权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但是，实际的可能则是，只要放弃暴力夺权而改行合法斗争，暴力马克思主义就必将被抛弃，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必然融入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之中。第二国际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总的说，由于恩格斯较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确、更彻底些，他还说了壹些对他与马克思的早年理论带有反省、总结性质的话，如：“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妳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见，虽然他还有没有完全放弃、认输，但与《共产党宣言》中那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气相比，已经明显地“软”下来了，底气不足了。 根据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审视，对照前面我们曾经批判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笔者以为： 第壹、我们在前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那是针对早年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列宁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版”，经过马、恩自己的“修正”，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暴力夺权为唯壹道路的观点，这就为它的整体“变质”提供了可能性。后来列宁出于个人野心，有意隐瞒、掩盖最终版马克思主义，恰好表现了列宁－派心术不正，实际上他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已建立新的专制独裁王朝服务。 第二、从实际看，马克思主义后来作为壹种影响巨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世人认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经过列宁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主要得力于列宁及其建立的苏联国家政权。 第三、马、恩本人在对他们早年的“主义”作出了修正，但没有完全放弃其原来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于《共产党宣言》这本早期马克思主义提纲挈领的著作，马、恩后来壹再声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还重申：“《宣言》中所阐述的壹般原理整个说来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后恩格斯壹个人写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这壹观点。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写于他临终前5个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氏同时也维护他原先的壹些观点，如：“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总是唯壹真正的‘历史权利’”。又严厉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壹些人的“绝对守法”，“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策略”。就是说，他在肯定合法斗争的同时，仍然不放弃暴力斗争，坚持这种两手策略，更没有放弃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标。 为什么马、恩晚年发现他们早年创立的“主义”有严重失误，却又不明确放弃、或明确加以改变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于，他们晚年的新认识只是壹种觉醒的开始，尚不成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发展，后事难料，不可能给出结论性的答案。而他们早年创造的理论已经有了壹定影响力，他们显然不愿意由自己去扼杀这个“亲生子”。只好任由后人去理解、去实践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们必定要对自己早年的“主义”作出明确、重要的修正，或许作根本性的改正。 总括起来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建立、脱胎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建立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这壹角度说，苏联、中国等列宁牌的社会主义都是冒牌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再出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的荒谬，错误，它完全是壹股历史逆流。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明确废弃马克思主义，向著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并轨，是当今壹切仍然打著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必然、唯壹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运用与超越 毛当然不是把上述所有借鉴、学习到的壹切原封不动、杂乱无章地搬用于他的统治术中，比之封建帝王，比之“老大哥” 苏联，他都有“推陈出新”和超越之处。简单地说，正如他自已所坦白的，他要把“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前无古人的独裁暴君，建成千秋万代的毛帝国、毛王朝。具体点说，即以秦始皇的“政制”作为政权基本构架，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幌子，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际内容，以暴力和愚民两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手段，集古今中外帝王之大成。以下简单说明之。 首先以“秦政制”为基础建立金字塔式的的集权政治结构。 毛泽东赞扬秦始皇说：“百代遵行秦政制”（赠郭沫若诗）。他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并且有所发展。毛认为，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之创始，之后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国壹直延续这种制度。毛泽东自觉地肯定、赞美这种制度，正好说明了毛建立和传承的正是这种皇权制度，也正好说明了毛是中国真正最大的“复辟狂”，“封建余孽”。 所谓“秦政制”最主要之点就是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毛心领神会，得其精髄，果然后来他享有的权力、地位实际上已经在皇帝之上，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叫做“全中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 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皇帝只是“上天之子”， 而毛则与天帝齐肩，可见他已在总体上发展、并超越 了秦政制。 秦政制的基本内容是改周代的分封制为郡县制，各郡县长官由皇帝壹人任免、操控。毛不仅继承了郡县制，建立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而且还继承封建制之精华，建立了新的政治等级特权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民，那就是在全民中“划阶级、定成分”，并且将其中的“阶级敌人”实行“戴帽管制”，这就摄取了奴隶制之精华。今日的毛不仅操控全体官员之命运，而且亲掌全国草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不仅各级官吏对他要宣誓尽忠，而且全国百姓都得对他尽忠尽孝。古之皇权不下县，留给人民相当的自由度；而毛王朝的统治触角不仅到县、到乡、到村，而且到每个人，直接控制每个人的生命和“饭碗“。全国变成－座事实上的大监狱，所有臣民都被牢牢禁固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监狱之中…… 此外，毛通过党、政两个系统对各级官员和对全体百姓进行双线监督、控制，不仅监控他们的行动，而且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进行监控，还进行改造，这是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能比拟、做不到的。 所以，毛泽东虽打出“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乃超级皇权帝国，超级“秦政制”。毛本人自然成了超级“秦始皇”。 按照苏共榜样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核心：中国共产党。 当然，如果认为毛仅仅继承了“秦政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还自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共产党的出现是壹种奇特的、令人惊叹的现象。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列宁、斯大林，是他们建立、确立了建党的各种原则、制度、手段。然后依靠这个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依建党的模式、理念建国、治国，又将这壹切迅速向全世界扩散、推广，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建立了苏俄式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组织，并夺得了十余个国家的政权。中共则是其最成功的复制品之壹，并且有诸多青出于蓝之处。如今全球列宁式共产党绝大多数已经垮台、散伙或变异，中共则是仅存的硕果之壹。（当然，现在它也已完全变质了，不过仍保持共产党的基本特色） 以中共为例，以毛时代之前为界限，共产党大概拥有以下特点： 壹是组织上的类似黑社会性质。共产党曾长期处于地下、非法状态，所以其组织、活动非常隐蔽、神秘，也养成了它严格、强有力的组织性、保密性和诡秘性，任何人壹旦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其身家性命就属于党组织的了。实际上是能进不能出，“活著进来，死了出去”。故它对叛徒、内奸惩处极其残忍，甚至祸及其亲友。也因此，在党组织内部自然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和对领袖（老大）的崇拜，实行领袖独裁。这样，它自然拥有类似江湖会党、黑社会组织的壹些特质。 二是政治上的排它性。共产党声称它是“最先进”的政党，奉行壹党专政的理论和宗旨。即使在它被迫与其他党派合作、甚至在表面上接受其他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如两次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内，它仍然要宣称自己是领导者，并要千方百计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然后建立如苏联的壹党专政国家。它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与他平起平坐，或分享、分割它的统治权。所以，共产党与任何其他政治势力或个人的合作其实都是虚假的、短暂的、策略性的，是它的“统战”策略。它与任何其他势力合作、联合，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对方，最后消灭对方。 另外，也因此，为了胜利，为了夺取政权，它可以不择手段，也不惜做出任何承诺，最后这些当然都是谎言和骗局。 三是其执政理念上的极端性。共产党不是要壹般的夺取政权，而是声称要与传统社会的壹切“彻底决裂”，它要彻底铲除壹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这就不仅要在政治上统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实行“改造”、“专政“。这也就决定了它统治的极端残酷性，它的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占有壹切、垄断壹切，人民动辄得咎。但另壹方面，由于它垄断了国家壹切资源、财富、利益和权力，所以对壹般民众有超强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打击、抗打击能力。 四是奉行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体制。所谓党国体制，简单讲就是以党治国、不但共产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国家之上，而且视国家为党“所有”。党领导－切，指挥－切，占有－切，瓜分壹切。党国体制确保了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和特权的合法性，入党成了获取各种利益和官位的必须途径。在毛统治下的中国，任何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过上风光的日子，加入共产党是必须的阶梯。 共产党组织还具有对政府官员乃至全民的监督功能。党的组织渗入社会的每壹个领域，每壹个角落，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对全民进行监督、控制的网络，随时举报任何可疑、不忠之人和事，从而成为壹部组织严密、运行精准、无所不能的统治机器。而操控这部机器者就是党的最高领袖，党的“掌门人”。 五是共产党的国际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国际性，全球共产党受 “共产国际”统－领导、指挥（共产国际被迫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受苏共中央领导、指挥、控制），形成壹个统壹的党和国家的阵营，这也是它拥有巨大能量的壹个原因。当然，1991年苏联解体后，统－的国际共运中心已经不存在了，但共产党国家之间乃至类似共产党国家之间依然互相联系，互相扶助，形成无形的同盟关系。 简而言之，共产党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组织最严密、功能最强大超国界组织。 （三）“秦始皇加马列主义”的统治方式。 毛泽东对秦始皇情有独钟，自然要学习、仿效秦始皇的统治方式方法。但毕竟是二十世纪了 ，他又是打著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所以，他不仅仅要继承秦始皇的衣钵，行秦政之实，还要挂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名，并在它的统治术中加进壹些“马克思主义”元素。毛自称要把“秦始皇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让它们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毛的办法大致是：在壹切公开的场合，书面的文件中都打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在执行、落实这些政策、任务时，釆取秦始皇的方法、手段。1958年8月，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但同时也存在当年钢铁番翻目标完不成的风险。为保证大跃进目标的实现，中共中央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集中讨论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有关问题，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壹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他的招牌。 但在讨论到大炼钢铁时，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毛禁不住气急败坏地叫喊：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壹个地区壹个主，壹个省只能有壹个头，党有头，责有主。……”这就是以秦始皇为手段。 这是毛的“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明确昭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些毛都是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招牌，大炼钢铁也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些都属于表面的、用作号召民众、给外国人看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行不通、推行不下去的时候，毛就搬出秦始皇来。“秦始皇”是什么呢？是公认的暴君、暴政，实行“秦始皇”，就是要搞“强迫命令”，就是言出法随，就是可以随意抓人、打人、杀人，壹句话，为了实行 “共产主义” 就得学秦始皇，就要用秦皇之法，不择手段，不怕死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见，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壹脉相通的，是手段与目标的、实质与名义的关系，是壹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就叫“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可是，毛转眼又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看来，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 也是壹回事了。的确，两者实际上就是壹回事，都是不受限制使用暴力。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行了？为什么还说要“加秦始皇”，要两者“结合”？这是因为，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从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上讲，只能用于对付“阶级敌人”， 在所谓人民内部是不能搞专政的。而现在是对付自已人、针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所以不大好说直接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了。“秦始皇”就不同了，他没有这件外衣，不受这种束缚限制，秦始皇的方法可以对付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由此可见，毛的“马克思主义”是用其名，是用来欺骗胡弄人民，而“秦始皇” 才是“实”，才是他的“真面目”。 情急了，毛就将老底托出来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 或“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其真义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做为招牌，幌子、诱饵，而以秦始皇的壹套作为实际手段，来对付他的臣民。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便是既有秦始皇的残暴，又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成分，实乃不中不洋、不新不古的极权主义怪胎。这也就是毛帝国、毛王朝的实质。 毛为什么要死扛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应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这块招牌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很吃香，具有骗人的功能，只要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很多坏事便会冠冕堂皇，通行无阻。但是毛很清楚，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主义办事，他有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不能办。比如，首先，他接收的囯家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了才能搞社会主义。第二、即使搞社会主义，那也只能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 建立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亲自肯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对老百姓搞“无产阶级专政”的。 由此可见，如果他真正按马克思主义办事，他便什么也干不成，也许这个国家都不能成立，或要改变名称、性质。那样壹来，他也就“失业”无事可干了。 所以，毛只能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秦始皇之实，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更坏的毛泽东主义。1949年10月以后，毛干的就是这－勾当。 其实毛也知道，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两者密不可分，比如，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叫知识分子闭口的愚民政策；以及持续不断滥用民力不顾民众死活等等，这些既是“秦始皇”， 也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只能让它们“结合起来”。 从政治等级特权制 到等级社会 关于“毛主义”的概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其实，即使按最低标准，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也构不成什么 “主义”，因为任何主义起码得有壹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实施纲领等等。而毛主义没有这些，毛主义中有些东西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成贩运过来的；有的是他在“中国化” 过程中添加的壹些私货，即他为达到造反夺权目标和夺得政权后巩固统治的手段、方法、措施。所以，它（毛主义）基本上是壹些行动计划、实施政策、方法、应对策略等的大杂烩。几篇稍有“理论”色彩的东西（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也多是东拼西奏的大杂烩，或拾人牙彗加上自已壹点解释，而且，据现在揭露，其中很多是他人捉刀代劳被毛据为己有的。据最近的权威披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1995年6月给中共中央的联合报告中认定，《毛泽东选集》1——4卷收入的壹百六十多篇文章，只有12篇系毛亲自草拟，另有13篇经过毛的修改，其余皆为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康生、陈伯达等）以及其秘书、办公厅文秘班子所操刀，毛只是署上自已的大名，或者宣读壹下。所以，毛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版权。且不说这些些东西有多少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只说毛这种大言不惭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行为，就是历来文人所不耻、所鄙薄的。毛之为人和品格从中又可见壹斑。 毛主义的另外壹大特点是它形成文字的东西与实际所作所为并不是壹回事，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南辕北辙，有的则是只做不说（如土改中的残酷杀戮），或只说不做（如公开宣传中给予人民的民主自由等），所以光看它的文字是绝对不行的。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来概括和形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庻几更接近事实。在形式上，毛主义只是壹些讲话、电文、指示，评论的堆积，全是现炒现卖的货色，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理论性。 鉴于上述，笔者曾想给它下壹简明的定义，但感到很难办，只得放弃。当然，这不等于不能给其以简单概括。有西方学者认为毛主义是壹种激进的、带有强烈唯意志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有壹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准确，而且也有点自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能兼容）。倒是毛自己宣称的“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 有几分接近其真谛。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以补充为：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吸取秦始皇专制皇权主义精华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大骗局。就毛的实际所为来看，他追求的是壹种没有皇帝名号的帝皇独裁专制制度，其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在其铁惋统治下统壹著装、统壹行动、统壹思想、平均主义加政治等级特权（对民众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统治阶层享有等级特权）的现代奴隶制帝国。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短暂建立起了这种国家雏型。 综上所述，我们称其为“毛主义”实在是抬举了它，高看了它，也许借鉴托洛茨基、铁托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用于评价毛主义更为贴近，托氏认为：斯大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它只不过是壹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混合）。斯氏的另壹政敌、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头铁托则综合地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的暴力专政，在经济上是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理论的专制垄断，在国际关系上是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实质上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些，与毛主义大致不谋而合，或者说它与斯大林主义最为相近。但是，与斯大林主义相比，毛有许多“中国特色”，它更多地吸收帝皇专制统治的思想、方法、制度，更多地采用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术、势统治手段，更善于运用历代农民起义笼络民心的骗术。所以，它比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更加虚伪、更加狡猾、也更加恶劣。具体地看，它与斯大林主义大致有如下不同之处： 其壹，斯大林仍然崇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必须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才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因而按照常规方式发展经济和工业。而毛则完全否认壹切客观规律，认为政治思想、主观意志，加上上层建筑的革命可以决定社会的前途和模式。鼓吹越穷越好，“壹穷二白” 最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庆幸“中国有幸没有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经济上除了延续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外，更釆用主观狂想的“人民战争” 的方式，企图在壹夜之间跨入所谓的共产主义。 与上述相对应，毛大力宣扬“精神万能”，“精神原子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货色。 其二，斯氏仍然重视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家、艺术家仍然受到尊崇，国家推行精英教育。而毛出于对文明的本能仇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还要消灭世界上壹切所谓“帝、修、反” 文化。毛壹贯仇视、污蔑、压迫知识分子。试图破坏既有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将大学“工农兵化”。 与此同时，颂杨贫穷和愚昧，说什么“从历史上看，总是文化水平低的战胜文化水平高的。”“读书越多越蠢”，“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不过他自己例外，他既是高贵者，又是最聪明者，战无不胜。） 其三，斯氏只是在党内打击、迫害政敌，在其进入“社会主义” 之后，宣布已消灭了阶级。毛则宣布要永远、不停顿地“继续革命”，对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 其四，斯氏虽然也是实行帝王式的独裁专制，但没有全面继承沙皇制度的打算，也没有建立“家天下”的举措。毛则公开热衷和学习封建帝王，自比中国第壹暴君秦始皇，鼓吹学习秦始皇的“政制” 及其统治基础的法家思想和理论。更为恶劣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毛回归到了历代帝王“家天下”原旨，试图将“皇位” 传于其夫人和侄子。表现了其传承封建君主制的强烈愿望。 其五。毛的私生活和个人品质比斯氏更恶劣。毛虚伪、狡诈、毒辣、残忍较斯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荒淫、贪婪、腐化则为斯氏所望尘莫及。 综而言之，以毛统治带给本国人民的伤害而言，以其致死人数之多、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而言，毛都在斯大林之上。就是二十世纪另壹个世界级恶魔希特勒，除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毛所不及之外，其他各种恶行、劣迹较毛都望尘莫及。希特勒的壹大主要罪状为排犹、屠杀犹太人。而毛则热衷屠杀本民族的“阶级敌人”，其致死人数远远超过希氏。在杀人和迫害人民方面，毛堪称前无古人。 毛主义既是壹种不成体系、不上挡次的大杂烩，但它却有其他“主义”和理论所不及的特色，就是它通体都被用谎言和伪装包装起来，所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它的实际所为与它的文字表述往往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仅仅以文字或毛的言词来判断、认识毛主义不可避免坠入上当受骗的陷阱。只有深入实际、了解其所作所为才能窥见其庐山真面目。 在毛主义所有理论、行为中，对民众、对国家影响最大、最恶劣的是毛氏“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实践。“阶级斗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近百年共产主义祸害之源。然而毛对马氏的阶级斗争理论又大有发挥、发展，在执行中有更恶劣的创新。下面，我们就毛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最主要的新 “贡献”，作壹简单述评。
壹，无限扩展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的外延和内涵，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并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壹定阶段的产物，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以后，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壹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壹段时间内的临时过度性措施。所以，即使斗争性特强的斯大林，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宣布苏联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苏联已经将阶级消灭了。到了六、七十年代，苏共则宣布其己成为“全民国家”“全民党”。 毛泽东则不然，他在其统治巩固之后，依然要大搞阶级斗争，并且越到后来阶级斗争似乎越尖锐，越激烈，以至成为他治囯的“纲”，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和水”。其实这只是毛的谎言和障眼法，毛的真正想法是：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他的很多政策措施将难以推行，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和国家内也难以建立并巩固其绝对的独裁统治。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人人恐惧的“壹把刀子”，只要挥舞这把刀子，人们就得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他的政策就通行无阻，无往而不胜，他本人也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严历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宣称阶级斗争“要搞壹万年”。为了使这种永远的阶级斗争具有“理论性”，毛先拿哲学上的“合二为壹”开刀，强调任何事物始终、永远都处在矛盾、斗争的状态，矛盾和斗争是壹切事物的主要形态和主导方面，矛盾的统－则是短暂、相对的。矛盾争斗是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之前提。然后提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发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口号，让全国人民永远生活在“以阶级斗争”的恐惧旋涡之中。 提出了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常态化的“理论”以后，进而要解决阶级斗争的实际对象问题。毛认为，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心不死、人还在，是首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等则是新的阶级敌人，而且形势的变化，这种新的阶级敌人会层出不穷，永不消失。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来，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各种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成为新的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 毛又发现，亊情还不止此，从宏观上讲，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小生产者、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壹种“自发”（自发者，发乎本能也）走资本主义的倾向；还有城镇的各色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也天生地具有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愿望。至于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可以说，放眼望去，处处都是现实或潜藏的“阶级敌人”…… 当苏联出现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后，毛又祭起 “反对修正主义”的魔仗，并把“变修”作为毛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于是，反对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抓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成了毛政权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成为最现实、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毛还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著所谓封、资、修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激烈而又危险。而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私”字，也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敌，凡此等等，都在广义的阶级斗争之列，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总之，阶级斗争不但成了了革命的常态，进而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革命的目的。 于是，毛把他统治下的中国便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二、偷梁换柱，以“穷人”取代“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 谁都知道，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是指近代工业革命产生的与现代机器生产相依存的产业工人，亦即产业工人阶级。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这种工人在中国为数很少，而且他们是脱下农装不久的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苏俄共产党来到中国，将中国壹些知识分子组建成中国共产党，硬说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便想依照苏俄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但事实很快证明行不通，失败了。 毛泽东比他的同行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根本就不相信依靠这些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从小熟读中国古代农民造反小说，后来又研读中国帝王历史的毛泽东，很早就认定，只有走传统农民造反之路，依靠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毛于1927年，毛在其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被当时社会各界认定的那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发现，“那些从前在乡下踏破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以及“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当盗贼的”，才是革命的主力，也就是共产党造反夺权的依靠力量。这次考察奠定了毛主义的基础。从此，这些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为社会的“消极、腐朽部分” 的流氓无产者，便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和共产党的骨干。在另壹篇毛主义的奠基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依照人们的财产和生活状况划分阶级，把农民中的贫雇农（后来又加进下中农）当作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同盟军，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人是小生产者，或曰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然而这正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坚、依靠力量。毛在造反夺权阶段，打出的口号是：“穷人打天下坐天下”。宣称 “越穷越革命”， 共产党就是“穷人党”。 由此可见，毛及毛共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传统农民造反并无二致；毛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农民造反军，他建立所谓“人民共和囯，实质上是封建帝国的的翻版。而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过是分裂社会、各个击破，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段。
三，篡改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涵义。以单纯的财产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并使“阶级“政治标签化，固态化，血缘化。 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将人们的财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作为划分阶级的唯壹依据，同时作为政治上划分敌、我、友，左、中、右的依据。后来，中共基本上遵循毛在此文中提出的方法对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成分）的划定。并且把动态的阶级概念变成固定的，永远不变的政治身份的标签。为了简便，毛的阶级成分划分“壹劳永逸”，建国初期在土改运动（在城市是所谓民主改革运动）中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终身不变的政治符号、人们政治等级的象征。为了不使阶级斗争失去“靶子”，不让“地主”等剥削阶级消失，还把土改时的阶级成分代代传，地主的子孙继承地主的“帽子”，成为永久的“贱民”和专政对象。在现实中，“地主” 虽然早已壹贫如洗，并长期从事最低贱、最艰苦的体力劳动，遭受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却始终是“剥削阶级”； 反之，己经高官厚禄，享受各种特权，生活奢侈，行为霸道，并役使无数奴仆的红朝新贵， 却仍然厚颜无耻号称“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已的残暴统治永久化，新统治者又创造了“红五类”、“黑五类”等“新种姓制度”，完成了由“阶级论”向“血统论”的蜕变。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的这壹切做法其实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而却是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的传承。只有扯上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才名正言顺，只有欺骗并愚化民众，才能让新王朝巩固，因而推行空前广泛而残暴的愚民政策。后来毛情不自禁道出了他的统治的精髄，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算是“酒后吐真言”。
四，抛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制造高悬于全体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是毛在发动整风——反右运动前夕发明的壹种“理论”。它的背景是，赫鲁晓夫1956年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之后，同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人民起来要求民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到苏联占领军残暴、血腥镇压。事件虽己平息，但极大震惊了毛及中共领导层。毛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特别感受到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全民抗争中所发挥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更加剧了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和恐惧，于是未雨绸缪，决心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之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蛇岀洞”，然后“聚而歼之”，壹网打尽。毛抛出这个“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相互转化”之说，就是为了对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后再行镇压所预作的理论准备。 毛的这个所谓理论的玄机和陷阱主要是他抛出的“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按照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说法。“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壹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壹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是由谁来判定，谁来实施、谁来监督。对此毛故意语焉不详，留下陷阱。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划分和认定完全由各级共产党组织乃至各级、各单位的领导人来认定、施行。毛本人则带头示范，在运动后期，他把在整风中响应他的号召给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敌我矛盾” 、“ 右派分子”。说这些人由于“恶毒攻击共产党”，他们与“党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己经发生了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于是，“右派”便成了敌人，专政对象，被列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后，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五类分子”，成为毛帝国永远的罪人。 反右运动的演练使人民群清楚地看到了毛那把高悬于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这两种矛盾相互“转化” 之权操在当局之手，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当权者认定为“反动”而被打成“敌我矛盾”，变成“阶级敌人”，成为毛帝国永远的奴隶和贱民。 毛的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大大扩展了“专政”的范围和威慑力，无限扩张了共产党和政府的镇压权力和随意性。这也是毛破坏法制、推行人治的重要步骤。本来，在任何正常国家，判断国民的言行是否有罪，唯壹的根据应该是宪法和法律，并通过法律的程序和途径认定。毛抛出的这壹理论后，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单位的领导人随时都可把他们不满的人打成“敌人”。毛把共产党的“民主”、“ 法制” 外衣剥去殆尽，将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
五、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和“全面专政”，将阶级斗争和扩展到生活和思想的壹切领域。 当公开的、法定的阶级敌人经过反复、不停顿的打击、杀戮之后，已为数不多，而且老是“炒旧饭”，也容易使人有厌倦疲労之感。毛于是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对象，新领域。此时，他发现对他的统治的真正威胁主要来自党内，于是将党内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范畴，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了制造借口，毛不断发出党内已经形成了 “新的资产阶级”、“ 官僚特权阶级” 等叫嚷，甚至在内部发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的警告，为发动文革打倒“走资派”制造舆论。 毛把党内官僚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原理，开创了以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划阶级” 的先河，后来又以此为依据，将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当作阶级敌人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为了把政治斗争伸引为阶级斗争理论化，毛及其御用学者提出“继续革命论”， 即，随著形势变化要不断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发现新的阶级敌人和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而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的理论，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乃至“斗私批修”都划入了阶级斗争新形式、新动向 ，这样，不仅党内斗争、而且全民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每壹个人的思想、行为、生活、习惯，都可以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从而实现对全国人的“全面专政”。 可谓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了“顶峰”。
六、毛在阶级斗争形式上的创新：运动治国。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搞“运动”并非毛所发明（也不是马克思所发明），但是，将“群众性政治运动” 作为壹种政治斗争手段，作为治国安邦和进行极权统治的基本方式方法，则是毛的创造发明。 在中共活动的早期，它搞“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肃反”，前者是动员群众向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等进行斗争、杀戮，洗劫；后者则是在共产党“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残酷的清洗和派系斗争。把这两者初步结合起来的是毛在延安搞的整风运动，在那场具有开创意义的运动中，毛把公开的群众运动与专门机关的肃反结合起来，把上层的权力斗争和对知识分子、普通干部的改造结合起来。他采用恐怖暴力方式既臣服了党内政敌，又将所有党员、干部打造成为自已的驯服工具，取得了空前成功。从此，毛对这种所谓群众牲性政治运动情有独钟，建国后发展成为阶级斗争和治国、治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这种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后来走向程式化、固态化，具备了壹些基本程式和特点： 壹是，超越正常的政策和法律界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政治运动中，毛强调要把政策交给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并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就是利用部分群众即运动积极分子的愚昧、投机和政治狂热，去干那些按正常情况不允许、不能干的事，如揪斗、拷打、抄家甚至随意杀人，它充分实现了毛壹生所追求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理想，体现了毛的政治流氓的本质。 二是，胁迫、捆绑群众，共同犯罪。毛所谓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治运动的主人，实质上就是以暴力为后盾将广大民众裹胁、绑架去共同犯罪，就是假“群众”之名，行毛的暴政之实。假如因为运动制造的血腥暴力和其他丑行在社会上、国内外引起公愤，当局则将罪责推给“群众”， 说成是“群众的自发行为”，“群众义愤”等等，为当局开脱。这是毛狡诈的政治权术之壹。另外，从本质上考察，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实则是毛将其战时的“人民战争”体制引入和平时期的统治方式之壹例。 三是团结多教、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原则。毛强调每次运动打击面不超过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团结另外的95%，从而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是毛对全体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由于毛的政治运动是无限的，接连不断的，每次5%，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叠加起来会是多少？实际结果便是，除了毛的少数亲信、死党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运动的整治目标，这次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下壹次可能就成为打击对象。最后人人自危。人们由此对运动产生了普遍的厌恶和恐惧感，毛主义也就临近破灭了。 另外，形成了壹套运动的基本程序、规则，大致是：首先是宣传动员，造舆论；继则成立运动的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学习文件；接著开展广泛的自查、坦白交待；再是相互检举、批斗，人人过关；然后集中力量斗争运动的重点、主要目标；最后宣布对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的审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为了不使运动流于形式、走过场，毛还亲自下达运动“指标”，甚至下达关、管、杀人数的比例或絶对数。各级领导、走狗和爪牙为了立功，往往要超额完成这些指标和任务。 政治运动的对象有以单项内容或以特定人群为目标的，也有以综合性内容和以全民为目标的；有所谓人民内部的改造，也有标明是对敌斗争。运动发展的极致和集大成者，是毛最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规模空前运动有不同于以往运动的特点，因为它将党内“当权派” 作为打击重点之壹，因而釆取“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特殊方法，实际上成为毛及其少数心腹打击政敌进行暗箱操作的壹场阴谋活动。还因为运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瘫痪，毛不得不依靠军队维持其权威和秩序，并动用军队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总之，这场运动达到了玩弄权术、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等方面的“顶峰”。 毛自恃其有强大的暴力作后盾，和自以为高明的策略，以为他的政治运动无往不胜，可以永远搞下去。但最终应了那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毛的“滑铁炉”。毛死后不到壹个月，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毛的旧属联合起来，把在文革中掘起的毛的嫡系传人壹锅端了。正宗的毛主义就此绝宗。邓小平上台后，宣布再不搞政治运动。虽然邓并未完全兑现他的承诺，但“运动治国” 总算就此终结了。
关于毛式阶级斗争的若干案例
壹个家庭“阶级敌人”的由来 按：此文原标题为《我家的阶级敌人》，作者张安，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转录如下。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壹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作者为云南省开远市教师进修学校中专高级讲师）
毛泽东壹手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假案
胡风事件，本属于文艺界内部派别之争，胡风上书对文艺工作提出意见，这在任何时代都应属于正常、合法之举。可是却出人意外地引起毛泽东雷霆震怒，将其弄成壹宗全国性“反革命集团”大案，还由此引发了壹场全民“肃反”运动。由此可见，胡风事件在毛的“运动治国”链条中所处的重要位置，由于毛已经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因此，我们将此案放在毛的阶级斗争运动中附述，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罕见的毛的办案方式，以及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真相。
壹、胡风其人和胡风问题的由来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早年曾就读北大和清华，1922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后因组织左翼文艺团体被日方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初任宣传部长，继而接替茅盾任左联常务书记。1934年，因被误传为“内奸”，愤而辞职，成为自由的职业作家。胡风的态度与当时的鲁迅对左联的亦敌亦友、貌合神离相吻合，二人个性亦近似，因之胡风对鲁迅极为崇拜，并积极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左联的幕后操作者中共的文艺官僚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抗。从此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和助手，鲁迅亦视胡风为知音，二人间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同时，胡风也和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共文艺领导（中共中央文委）之间结下怨仇。后来，人们将这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为“鲁迅派”和“周扬派”。 但是，当时中共的文艺战线领导人还是要拉拢鲁迅，目的是利用鲁迅的声望特别是其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壮大左联的声势，鲁迅被推为左联主席，但只是个名誉领导人。左联的实际领导权操纵在中共党员周扬等人的手里。鲁迅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满。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都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鲁迅在给胡风的壹封信中向胡倾诉了自己的尴尬处境： “以我自己而言，总觉得缚了壹条铁索，有壹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抽打我，无论我怎样使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不得已时，就撒谎。妳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此信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是3卷第543页） 由此可见，鲁迅对胡风的态度与对中共左联领导者的态度有著180度的区别，无怪胡风获得“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称号。后来，鲁迅公开了对“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讽骂，而这“四条汉子”都是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左联的实际操纵者。特别是周扬，壹直深得毛泽东的宠信，是后来延安整风负责知识分子和文艺界整风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毛的重要助手。延安整风以后周扬成了毛领导文艺的代理人，文艺界“党的领导”的化身。可见，如鲁迅不是早死，与周扬、进而与毛的矛盾和“翻脸”是不可避免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罗稷南曾当面问毛：假如鲁迅还健在现在会怎么样？毛也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此事详见后文有关章节） 从上面我们看到鲁迅对胡风和周扬迥异的态度中，可以肯定，胡风是鲁迅真正的传人，也是鲁迅与周扬等人斗争的继承者。不过，此后胡风犯了壹个致命的错误，或者说是他壹生悲剧之源，就是他轻信了毛泽东对鲁迅肉麻的、别有用心的、天花乱坠的吹捧。鲁迅死后壹年，毛在延安纪念鲁迅的会上便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后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不惜血本”将壹大堆无以复加的“高帽”奉送到鲁迅头上，居然把鲁迅吹捧为前无古人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等等，几乎把能搜索到的最肉麻的字眼都用上了（由此亦可见毛的泼皮无奈式的无耻）。这当然使胡风这个自诩为鲁迅生前的“左膀右臂”，死后的“最忠实的传人”异常高兴，从此奠定了他投靠毛的思想基础。他后来之所以敢于与周扬代表的“党”的文艺领导唱对台戏，最后敢于向毛共中央上“三十万言书”，都是凭的“鲁迅忠实传人”的身份。胡风理所当然地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是鲁迅的继承者，就算毛不给他面子，也会顾及到鲁迅的面子吧，何况，他自已对毛泽东是真心拥护的，他反对的只是周扬等少数人的文艺思想和领导文艺工作的霸道作风，这难道会有什么错？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向中央、向毛贡献上他的“三十万言”书。 可是胡风完全错了！错就错在他以为毛泽东是真的赞扬鲁迅，真的要继承鲁迅的文学路线和文艺主张，胡风把毛这个绿林枭雄和“革命”巨骗当做了开明君主，当作了文化上的“同道”、“知音”。 其实只要冷静、仔细观察壹下毛的所说和所为，就可以看清楚毛这个文化骗子和政治流氓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如前所述，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以周扬为首的中共文委与鲁迅之间曾经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和冲突，鲁迅曾经直斥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丑陋行状，也因为如此，后来周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才跑去延安。在延安周扬很快发现毛正是他心仪的中共领袖，对毛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从此甘愿充当毛在文化领域的帮凶马前卒。而毛也对周扬“壹见倾心”，认定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和帮衬，毛、周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直到“文革”之前）默契的“主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延安整风中毛委任周扬为文化方面的大组长（其他几个大组长都是党内政治局委员之类的大员）。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最高权威。从此以后，周扬壹直稳居毛的文化“总管”之位。建国之后，周扬更是号称令文艺界人士胆战心惊、说壹不二的“文化沙皇”。 毛对周扬的充分信任，周扬在毛手下飞黄腾达的事实充分说明，毛在周扬与鲁迅的冲突之中毫无悬念地、坚决地站在周扬壹边，“周扬派”实即“毛派”。周扬在文艺界推行的强横专制、霸道极左的政策正是毛之文艺政策(从胡风案件看，毛仍嫌周扬太“软弱”、“右倾”了)。这也就说明，毛对鲁迅其实是多么愤恨与鄙视！当然，这壹切，对于大权谋家、大骗子的毛泽东来说，在当时只是深藏于内心的，在表面上他则完全是另壹副面孔，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对鲁迅最肉麻的吹捧，“最、最、最、最”云云。这是政治需要，是当时中共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特别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需要，因为鲁迅在文化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于是便借吹捧鲁迅来达致他的政治阴谋。（毛争取知识分子的目的，除了利用知识分子为他夺取政权服务之外，就是要将这些人收进他的“网”，以便日后算帐，“关门打狗”。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延安整风的章节。） 然而胡风壹类知识分子却完全被毛对鲁迅表面态度迷惑了，他们（除胡风之外，还有其他壹些鲁迅的忠实门徒和友人，如肖军、冯雪峰、聂绀弩等）按照壹般人的思维方式，以为毛既然如此推崇鲁迅，也就是他们的“知音”和“友人”了，于是纷纷投奔毛的麾下。毛这个大权谋家，深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延安时期，他以宽容的态度接待了这些鲁迅门徒，在当时整风运动的壹片杀伐声中，毛没有跟他们算账，而是保持壹种“友谊”姿态，这更稳住了他们，也麻痹了这些毛眼中“暗藏”的“敌人”。 十年过去，机会终于来了。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国君”的毛，认定该是对这些鲁迅门徒动手、清理门户的时候了（清算的名义当然是“反党”、“反革命”，而不是“鲁迅门徒”，鲁迅这块灵牌还留著有用）。后来，在毛为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而写的“按语”中，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作为壹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无意中透露了他长期埋藏在心里的旧恨、夙怨。 可惜这时胡风对毛的这番心态完全不知情，还壹味以为这位开明的“圣主”是自己的“知音”， 认定在他与周扬之间毛会持“中间人”立场，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给他上书。由此也可见这位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洞察力、认知力方面是多么低下，几近白痴。周扬以及手下的干将（林默涵、何其芳等）是毛多年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红人，对代理人的冒犯，也就是对毛的冒犯，这样简单的道理，胡风似乎不知道。后来毛正是以此借题发挥，说胡风学得了西汉初期诸藩王“清君侧”之法，以“清”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云云。 看来，胡风确是“高估”毛泽东了，胡本来以为“英明神武”的毛是凌驾群臣之上的“圣主”，是公正的仲裁者和公平、正义的化身，不想毛完全偏袒他的“佞臣”，把他这位“忠臣”的“忠言进谏”者当作“反革命”治罪下狱。所以当胡风深陷不白之冤时，禁不住惊叹：“中世纪来临！”当然为时晚矣。他的根本错误是错估了毛对鲁迅的态度！弄错了毛与周扬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的本质差别。 那么，胡风是否真的借反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呢？ 这是绝对的诬陷！天大的冤枉。应该说，在当时，胡风不但拥护毛，而且对毛的吹捧不亚于毛对鲁迅的吹捧，区别只是，胡风对毛的吹捧和歌颂是真心实意的，而毛对鲁迅的吹捧则是百分之百的玩弄权术，蒙骗世人。从这点来看，在欺诈和“厚黑术”方面，胡风连做毛的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还是来看看胡风对毛的真情拥戴吧。 1949年9月，胡风应邀参加第壹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在随后出席毛的“开国大典”。站在观礼台上的胡风激情澎湃，回到住地后夜不成眠，壹气呵成写下了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此诗以其罕有的歌功颂德水准和令人肉麻的谄媚获得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连载，成为文艺界轰动的大事。下面是其中的“欢乐颂”片段：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妳微俯著身躯 妳坚定地望著前面 随著妳抬起巨大的手臂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人类的希望发出最强光 ......”
“海 沸腾著，它拥有壹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站立在最高峰上 .......” 其肉麻程度，只有艾青的《毛泽东》堪与之媲美了。 可惜，毛泽东对他的“文艺战士”向他谄媚取宠歌功颂德已经麻木不仁，每天听著那山呼海啸般的颂歌，听到他的文艺兵们为了取悦他搜索枯肠的肉麻大比拼，他已经没有了丝毫兴趣，甚至生起了厌恶之感。当然不是厌恶那些谀词，而是厌恶给他献谀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他先天地认定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他们对自己的歌颂决不是发自内心，只是献媚邀宠、想向上爬、别有所图。所以，在接下来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成为打击的重点，直到文革，毛更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几十年来呕心呖血为他歌功颂德、编撰赞美诗、万岁词，将他打造成人间救世主的吹鼓手、抬轿夫、叭儿狗们悉数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像猪狗般地活著，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 对胡风这种谄媚奉承，他更不感兴趣，这又臭又长的《时间开始了》他可能压根儿就不去看，因为他对胡风早已了解，那是紧跟鲁迅、骨子里长著反骨的壹种人，对这种人他迟早要清算，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他还要等壹等。 而那边厢的胡风对毛的心事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找对了主儿，等待看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呢。 这里还有必要交待壹下毛本人与胡风的“恩怨”，因为，仅仅是胡风得罪了周扬壹伙，他还犯不著大动肝火，赤膊上阵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为了给共产党管辖下的文艺界人士戴上壹顶政治紧箍咒，并以此作为整风的武器，毛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壹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壹个《讲话》，这个充斥著毛式教条专制, 飞黄跋扈、简陋低劣的讲话，后来被当作中共的文艺“圣经”，统治著中国文艺界数十年，扼杀了壹切文艺生机和思想自由的火花，使毛治下的中国文艺变成纯粹的“党文化”的壹部分。从此文艺界沦为专为毛唱赞歌、为极权政治服务的帮凶、吹鼓手和打手。 毛发表《讲话》时胡风在重庆，没有直接参加延安的整风。为了使《讲话》成为每壹个毛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的“圣经”，1944年初，毛派其文艺干将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向毛共卵翼下的“左翼”文艺圈传达毛的这个讲话，并组织学习和开展整风。 当时的胡风是个很有个性而且性格有点古怪的人，大概受鲁迅的影响，喜爱独立思考，不太愿意随波逐流。环境和处境也造就了胡风桀骜不训的个性和风格。因为重庆不是延安，共产党在那里不可能横行无忌，胡风虽然是共产党的人，但不是共产党员，仍有相当的自由度。胡风被召集来聆听“圣谕”，他被编进壹个学习小组，可他只参加头壹次小组召集人（冯乃超）召集的会议，后来便再也不去了。 不但不去，胡风对毛的《讲话》也持保留态度，甚至唱反调。比如《讲话》的壹个基本观点就是文艺要全力、无条件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胡风对此就表示异议；另外，对毛的反对（否认）“人性论”，反对“鲁迅笔法”等等也不认同。他根据当时“左翼”文艺圈子里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强调作家艺术家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能只做政治的传声筒和政策的图解，文艺界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针对“讲话”发出的“反调”。 接下来，胡风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希望》上，刊发了舒芜的几篇文章，著力宣扬胡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引起了党员作家们的围剿。但胡风不向这些“党的文艺家”屈服，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地论战（这大概就是毛说的“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 胡风的不随波逐流还表现在他的不注重“组织纪律”性，对不同意见者不能“宽容”方面。自从脱离左联，跟定了鲁迅以后，胡与中共的文艺政策既保持大方向壹致，又拉开壹定距离，即在壹定程度上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倾文艺圈，还主编过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并担任中共控制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文协）的研究部、理论部部长。但是，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完全按“党”的指挥棒办事，不肯做“驯服工具”，不时还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跟左倾圈内的文艺家们“互斗”壹下，因而引起文艺界“党的领导者”如周扬们的极度不满和忌恨。 例如，1944年4月，胡风在中华文协的第六届年会上，公开对抗战以来的左翼文艺界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引起了“左”爷们的强烈不满。会后，胡更想进壹步发动壹场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批判的名单几乎囊括所有左翼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陈白尘、朱光潜......等等。这场批判后来未能进行，但胡风的桀骜不驯已再次引起党的文艺“管家”们的仇恨。这些文艺界的“党棍” 们对胡风的愤恨自然要汇报到毛的案头。但与这些文艺界党的管家们不同，毛更有涵养，他不动声色，他知道反击的时候未到。 也因为毛壹直不露面，不动声色，所以胡风对毛的态度完全不知，壹直以为最高当局还是那个对鲁迅、对鲁迅的门徒无限亲切的“知音”。而第壹届政协当局还邀请他出席，更坚定了他对毛的信任和感激。可以认定，正是在这种对毛充分信任、无限感激的情感驱使之下，才使他写下了那首激情澎湃、肉麻而又无耻的长诗，可以肯定，那确是他当时的真情流露，而不是矫情的献媚之作。 促使毛最后决定对胡风实施致命壹击的壹个关键人物，是毛的夫人，后来权欲熏天的江青。 据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中记载，学者蓝棣证实：在“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壹篇文献记载：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壹个会议时说，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去给毛泽东说了此事，毛泽东‘很不高兴’。” 这件事肯定勾起了毛泽东的旧恨新仇，不过，政权刚刚建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对胡风的清算只好暂时搁壹下。但是可以肯定，胡风的命运已经在此时定了，即使没有那个“三十万上言书”，仍然在劫难逃，不过晚壹点而已。 如何看待胡风在文艺方向问题上与江青的分歧和他在《时间开始了》中对毛的狂热歌颂之间的关系呢？这两者其实没有矛盾，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明确宣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如此，胡风说“新中国”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是鲁迅的文艺思想绝对没有错，他不过是重复了毛的话而已。由此也可见，胡风始终以为毛是鲁迅的“忠实信徒”，他绝对相信毛对鲁迅那壹大堆赞美词是出于真心，跟他壹样。 这就是文人不及流氓的地方，流氓从来没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回事，从来不认为“承诺”、“发誓”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流氓看来，“信誓旦旦”跟放屁没有什么两样；而文人们总是那么相信“壹言既出，驷马难追”，特别是白纸黑字，总把它看得无比神圣。文人们还把“真理”，“信仰”看得高于壹切，流氓则只相信“拳头”——枪杆子才是惟壹的“真理”。所以他们壹较量，文人总是惨败，如果遇到有文化的流氓那就败得更惨。
二、毛在胡风事件中的表演
胡风事件的起因是缘于毛的文艺管家们于1952年借毛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机开展的壹场文艺界整风运动，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胡风及其追随者。很明显，这如果不是直接出自毛的意旨，也是文艺界的党棍门秉承其主子壹贯意旨而开展的对胡风的试探性“报复”和清算行动。 由于只是在文艺界内部“整风”，毛并不出面，所以起初掀起的风浪不是很大，圈外的人壹般不得而知。 按照计划，整风先拿胡风的追随者开刀，舒芜首当其冲。周扬壹伙翻起旧案，先批舒芜当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的《论主观》壹文。舒芜被迫写了检查检讨，当局先拿来在《长江日报》登载，然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后台”胡风，双方抛弃了外衣，短兵相接了。 然而胡风拒不认错，更不投降。于是，由中宣部出面组织文章对胡进行围剿，壹篇篇批判文章又如同投向胡的重磅炸弹，接二连三地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爆炸”。 胡风不仅不投降，还准备反击。胡大概以为这次的争论和历史上的壹样，吵闹壹番就收场了，他过去在这种争论中并未败北，这壹次他也以为可以据理力争，并取得胜利。然而他错了，这时已不是四十年代，北京更不同于当年的重庆。 这时文艺界发生的壹些事情促使胡风作出了错误判断。自1950年以来，毛先后发起（或在幕后）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似乎表现他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不满；1953年，毛又直接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对他认为压制这种批评评的《文艺报》开展围剿。这壹切，使胡风以为，毛对现任文艺领导人是不满的。而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就是毛的宿敌周扬。于是他认定，毛或许可为他主持公道。胡风决心孤注壹掷，向最高当局求援。从他的这壹决定可以看出，胡风当对这场围剿他的战役的真正后台仍然壹无所知，错把敌人当救星。其实，毛当时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的目的是为了牵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这壹主题，按照他当时的设计，打击的重点是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胡适。而对周扬，毛仍是充满信任的，他把批判文艺报和胡适的任务交给了周扬。 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胡风把近年来写下的壹些辩护或反击文章、资料整理汇合起来，形成《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和《作为参考的建议》两大部分，两大部分汇合起来，胡风给它们安上壹个叫做《关于近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总标题，目的是控诉并推倒周扬在文艺界的“宗派统治”。报告全文约30万字，后简称“三十万言书”。令胡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此举却是自投罗网，自此走上了漫漫黑牢之路。 胡风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因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估计毛本人也没有细看整个报告，因为他不需要从《报告》里寻找胡的罪证，而且，从文字上看，胡风对毛和“党中央” 是十分恭顺、十分信任的，他告诉党中央和毛：周扬歪曲了毛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宗派的统治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1954年7月22日，胡风绕过周扬和中宣部，将《报告》直接交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请习转呈毛。 可《报告》送上了却没有下文，因为毛正忙于其他事务。但是“自已跳出来” 的胡风使毛决定把清算胡风提前列上议事日程。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的“文艺思想” 和“组织领导” 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的批胡风文章壹并附发，在全国开展讨论，也就是开展全国性的对胡风的声讨、批判。 得知毛对自己的真实态度后，胡风才感到自己估计错误，陷入灭顶之灾了。这时他的惊诧、悔恨是可以想象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绝对斗不过毛，更知道在此前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毛点名打击者的悲惨下场。为了避免陷入灭顶之灾，也为了保护他众多追随者、年青人，胡风软下来了，他试图妥协，以便过关。1月15日，他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 等等。希望不要将他的《报告》印发全国讨论（批判），如要印发，他要附壹个他初步的检讨和声明。 这时胡风问题己経成了毛主管的“钦案”。周扬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毛在报告上立即作出批示：“壹、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从中可见，毛是决心要跟胡风算总账了。胡风大概自此才看到毛的真面目，原来他心中的“英明领袖”，“最无畏的战士”是壹个惯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的大骗子，他并不因为面对的是衷心拥护他的人，是真诚为他唱赞歌、抬轿子、吹喇叭者而发半点善心，如今他正在发扬他的“追穷寇”的精神，把胡风当作“落水狗”来痛打。不过，这时胡风（也包括周扬在内）还不知道毛最终要如何对他定罪、发落，只是胡风已经感觉到，他的问题性质已起了变化，后果难料。说到底，他与周扬等人充其量也就是门户、帮派之争，周等给他的罪名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宗派主义小团体”，这些罪名可以把他从现有的“名位”上拉下来，但绝对构不成“敌我矛盾”，更不能将他置之死地。而毛就不同了…… 果然，毛壹出手就把胡风的问题提到了“反党反人民”的高度，还下令在全国开展“彻底批判”。 而这还只是开头，就已经令人嗅到壹股恐怖气味了…… 先是，在毛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下，胡风的阵营开始瓦解，胡的主要门徒舒芜为求保命，表示愿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风写给他的十几封信。毛泽东看到这些信，如获至宝，立刻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集团”（毛本是制造“集团”的老手，无中尚且可以生“有”，何况是送上门来），并将这些信加上他自己写的“编者按”，冠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壹些材料》之名，在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于是，追查、抄查胡风的朋友和追随者的信件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惯于深文周纳、无中生有的毛有了用武之地，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时候，毛将胡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将“胡风反党集团”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胡风及其追随者、友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 性质骤变，可以随心所欲给他们以毁灭性打击了。 这就是毛对待壹切政敌的方式方法，只要被他确立为“阶级异己分子”， 问题便壹步步升级，直至致之死地。这就叫做“壹不做，二不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林立果“五七壹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语） 在给对方罗织罪名的方法上，毛采取攻其壹点，不计其余；肆意歪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最后是以假代真。毛使出了他固有的恶霸、流氓、无赖手段，把“办案”变成“造案”，具体方法不外三招：壹是首先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任由办案者制造舆论，垄断案情；二是先定罪名，先抓捕，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然后收集材料和“罪证”；三是对所谓“罪证”、材料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阉割、篡改，强行定罪。这些“招数”对毛手下之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运动” 和对敌人的“办案”之中。 1955年5月16日晚7时许，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白羽会同几名公安人员，闯入胡风家中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搜查进行到17日凌晨1时半，胡风被正式宣布逮捕。但搜查继续进行。大约天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搜查结束。 其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逮捕胡风首先应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免去胡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才可执行逮捕。但是毛及其走狗故意要把程序颠倒过来，他们逮捕胡风后，才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可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开会，免去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公安部门的无心之过。此时胡案己由毛亲自督办，逮捕胡风当然要由毛决定，毛选择这种先抓人、后补手续的方式就是要告诉人们：我毛某人就是“无法无天”，谁奈我何！同时也警告那个“全国人大”和它的代表们：妳们不要以为真有什么“权力”，妳们不过是我治下的壹群看门狗，谁不相识，就会与胡风同样下场！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三批材料。毛在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中恶狠狠地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公开的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 毛凭什么得出上述结论呢？据说就是他的喽啰、爪牙查抄“胡风分子”所缴获的各种信件，其中最为重要、“罪证确凿”的是下面两封信： 其壹是绿原（胡风追随者之壹）1944年5月13日写给胡风的信。绿原在信中写道：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事确是不容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壹点‘阴暗的聪明’（?）......” 于是毛的按语写道：“......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也替蒋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这样，绿原成了万恶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胡风是特务的老师，当然是老牌特务了。（这里必须简单说壹下中美合作所。它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6年1月，是经罗斯福和蒋介石共同批准成立的专门对付二战中日本的机构。主要是从事侦查技术和破坏日方军亊设施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军在战后报告中承认：该所“成为美囯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军舰艇的唯壹情报来源。”在二战对日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取得气象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该所还为军统培训了十万“忠义救国军”，成为令日军丧胆的抗日力量，直接消灭日军7·1万人。毛共为了煽动国人的反美情绪，硬是不顾事实，故意把它说成是壹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杀人魔窟”。） 后来查明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为了培养自己的外语能力，绿原报名参加了学校开办的“译员培训班”，结业时被校方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当翻译。绿原对此事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给胡风的信中告知此事，想听听胡风的意见。胡风接到信（胡也在重庆）立即回信，警告绿原“那地方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来不及多想，立即逃跑，后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壹所中学当教员。重庆有关方面据此认定绿原为共党分子，还为此对绿原发出过通缉令，后来不了了之。 这壹切均有案可查，各方面有关证人尚在。可毛不管这些，他要壹锤定音，抓特务、抓“反革命”。 其二是胡风给阿垄的信。信中胡要阿垄利用关系去找国民党官员陈绰，托请陈把被捕的贾植芳保释出来。这事的真实情况是：胡风的友人贾植芳被国民党以汉奸嫌疑秘密逮捕，消息全无。胡风为救友人，想起贾曾经说过认识国民党的高官陈绰，于是就给阿垄去信，希望通过关系找到陈绰，由陈绰出面将贾植芳保释出狱。 毛在这封信前的按语是：“由此，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由此推出了胡风壹伙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特务”的结论。 后来澄清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阿垄、胡风均不认识陈绰，又找不到其他“关系”，事情只好作罢。而贾植芳因罪名不能成立被释放。经过毛的公安、检察等部门的调查，证明贾植芳不但不是汉奸，反而为抗日作出了贡献，胡风、阿垄、贾植芳等均与国民党特务无任何关系。 可是，壹经毛“认定”，这个“特务”罪名就牢牢戴在阿垄和贾植芳的头上了。后来阿垄、贾植芳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但接下来却面临壹个问题，虽然毛已把胡风及其相关人员弄成了壹个庞大的“反革命、特务集团”，但这个集团却没有壹点“现行”活动，这未免让人心生疑惑。有关办案人员秉承主子意图，将胡风给其门徒翼仿的写于1944年6月16日的信，改为“1954年6月16日”，壹下子跳过了十年，弄成了“现行”，算是弥补了这壹缺憾。 这就是毛的“办案”方式和手段，实际上也是他对付壹切内、外敌人惯用的壹贯的方法和手段，简单说就是践踏壹切原则、亊实随心所欲地编造。 依靠这种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移花接木和无中生有，毛在他的办公桌上拼凑“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案告成。于是他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振振有词地写道：“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组成了壹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壹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 在作出这个吓人的结论后，毛立即开动了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全国掀起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同时命令他的专政工具，对胡风的余党进行全国大搜捕、大清查，壹批人莫名其妙地 “加入了”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并落入法网（见后文）。又，受到胡风事件的启发，毛决定于在全国开展新壹轮“肃反”运动。（据后来公布，在肃反运动中壹百多万人受到清查迫害，21300多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4300多人自杀）。 不过，这时壹个问题摆到了毛的面前：经过各地大张旗鼓，清查出来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关联人员，大部分处在隔离审查状态，壹部分人（包括胡风本人）虽然抓起来了却仍未判罪。原因是，虽然毛将胡风问题提到了吓人的高度，但随著运动的深入，按规定对其成员的“罪名” 进行调查取证时却发现，那些被毛认定的国民党“特务”、共产党“叛徒” 等等均属子虚乌有，不能成立。司法界人士委婉地提出：对那些从胡风与其“成员”间的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材料，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进壹步调查认定，不应匆忙定罪。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耳中，大家也就心知肚明，只是碍著毛的面子，谁也不敢公开表态。 可以肯定，对于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胡风案件毛是非常反感的，虽然公、检、法都是他的专政工具，但既有了这些机构，他们就要按他们的规矩办事，就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对此也不好反对，因为当时毛和共产党刚刚提出“以法治国”，1954年毛亲自牵头搞出来壹部《宪法》，又召开了第壹届全国人大通过颁布，言犹在耳，所以他只好黙许由中央公、检、法三家“会审”。 1956年下半年，中央公检法三家头头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表示：从法律的角度，将胡风案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证据不足。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反革命集团”，怎么能与领袖唱反调呢？会议陷入尴尬的僵局。于是有聪明人提议此案应移交由专门为肃反运动而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组”讨论处理。“十人小组”起初似乎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很快发现这是个烫手的山芋，遂改变了主意。“十人小组”组长陆定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围剿胡风集团的总指挥，他与公安部长碰头协商，壹致认为，此乃最高领导钦定之案，不能“讨论”，按事件的性质，应由公、检、法三家处理。 “三家”的“三长”再次讨论，终于作出了还算明智的决定：先组织力量去南京等地的历史博物馆进壹步调查取证，为下壹步定罪、判罪提供证据。 谁知，这壹调查却引出了戏剧性的结果，原来调查不仅没有取得新的罪证，连原来认定“确凿”的罪行也全给否定了，事实完全打破了毛的臆造和污蔑！ 然而这壹调査结果却令“三长”们异常尴尬，立即给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们判罪不可能了，但是又不能公开调查的结果，那样等于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惟壹的办法就是“拖”，即以调查取证困难为由，把事情拖下去。那些调查所得材料被封存起来，据知情者说，20余年后的1980年9月29日中央公检法三家给中共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平反复查报告，80%以上的证据就是来自那次调查的材料。历史给毛开了个“黑色幽黙”的玩笑。 也许是当时毛的大事太多，顾不过来，也许是他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猜到了他凭空捏造的那些罪证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以给胡风集团定罪的事他也半睁半闭著眼，任由“三家”拖下去。这壹拖几年。 到了1965年11月，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在此之前，毛又发动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运动，制造了壹批又壹批“无法无天”的冤假错案，连司法界本身也遭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人敢说“依法办事”了。于是决定给胡风案件判罪。 1965年11月26日，在胡风被捕十年半之后，终于开庭审判，审判在小范围、静悄悄地进行。不过，事前做好了胡风夫人梅志的“思想工作”，让梅志保证“不上诉”。梅志哪里还有跟共产党斗的勇气呢！胡风本人则说：“我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辩护，只是不心安理得。”结果胡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9年5月，胡风的14年刑期届满，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是：“关死为止！”为了怕胡风再来找麻烦，断绝他出狱的梦想，1970年初又增加他两条罪状，由法院改判“无期徒刑”。
三、触目惊心的株连：胡风案件受害者点滴
像毛发动的所有运动壹样，要准确说出其受害人数、受害情况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首先是，除了当局，没有人能去从事这种调查，而官方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公布的数字的可信度可想而知。其次，受害者的情况也不是用简单的概念或数字就能说清的。不过，我们仍然不得不引用官方的数字，因为舍此没有其他能反映案情全貌的资料。据1980年官方公布的结果是：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总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予以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正式判刑的3人，即胡风、阿垄、贾植芳。 这是壹堆概念不清、含义糢糊的表述，从这壹表述来看，这似乎是壹场不大（很小）的运动，特别是对其成员的处理似乎是很“慎重”的，打击面很窄，处分不重。然而如果我们以下面的点滴真实情况加以对照，就知道它和真实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 先说“触及人数”。当局宣称，“共触及2100人”，但没有说明“触及”的标准，从字面上解释，应该说大凡在运动中被审查、或勒令反省、检讨者都属于“触及”吧。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数字就大大缩小了，因为单在胡风的家乡湖北蕲春县，因为反胡风运动，全县小学、中学的语文老师被勒令停职壹年，检查和坦白交待与胡风的关系，而且要“人人过关”；这还不算在该县其他单位开展的清查运动所“触及”的人数。人们估计，光蕲春县，被“触及”者就达万人以上。 真相总不能永远隐瞒，关于胡风案受害者情况最新揭露的数字是：全案被捕500余人，60多人自杀身亡，12人在运动中 “非正常死亡”。这些数字虽不精确，但都有名有姓，只是尚未完整。 数字是冷冰的，只有深入实际之中，了解壹下每个受害个体的血泪史，我们才能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 下面几个人在胡风案件中属于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故事为我们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壹手资料。 路翎，被钦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在毛共建国之前就已是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路翎以壹篇《洼地上的战斗》风靡全国，是公认的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文学圈内，还被视为最有希望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之星。路翎被捕时刚32岁，正是出作品的黄金岁月。在狱中，路翎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长时间的沉默，就是长时间的狂嚎，壹度被保外就医。病情缓解、恢复理智后他不甘心被冤，上书申诉，结果被再度投入监狱，并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路翎刑满释放，送交当地派出所管制劳动，被指定为其所在胡同里的住户打扫卫生，清洗公共厕所，由每户每月交壹角钱维持其生活。在他那家徒四壁的贫民窟里，再也看不到壹本书了。壹代英才就这么被扼杀了！任何人看到这位蓬首垢面、未老先衰的老头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20年前，这是壹位风华正茂、有望问鼎诺奖的青年才俊、民族的希望之星！ 路翎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又不认罪服法，这样的下场原也不出人们的意料。另壹位也许更冤，他本来与胡风集团不沾边，只因良心驱使，为胡风讲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打进地狱....... 吕荧，我国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当毛泽东凭借其暴力和愚民的两手，在全国掀起围剿胡风的滔天恶浪时，吕荧没有丢弃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决心为胡风说几句公道话。当时的情势是，人们为了向毛表忠，也为了自保，都在鹦鹉学舌似的向胡风恶毒咒骂，大泼污水，有些人即使明知胡风为冤案，但慑于高压恐怖，也不得人云亦云，或者襟若寒蝉。总之，华夏之大，听不到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壹丝声音。吕荧决心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状况，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统治下留下良心未泯的正义之声。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他已经参加过毛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知道与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可怕下场。但他顾不得这许多了，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也为了不愧对自己潜心研究的学问，他选择了仗义执言，逆风而上......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声讨胡风集团的大会上，在壹些头面人物纷纷愤怒声讨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之后，吕荧走上主席台，走到麦克风前清晰而又坚定地说：“胡风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思想领域里的问题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当弄清楚了吕荧所说的意思之后，全场壹片哗然，顿时，台下那些毛主义的真、假卫道士、爪牙和走狗，立即大喊大叫起来，未等他继续说下去，把他轰了下台！会议的计划程序被打乱，临时改为声讨为胡风“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吕荧...... 毛当然不会放过这位与他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吕荧先是被隔离审查、反复批斗，然后被投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名为“最高行政处分”的“劳动教养”农场。这“劳动教养”乃毛借鉴苏联“劳动营”而创立的壹种有中国特色的惩罚制度，它打著“教养”这壹不失“儒雅”的名号，干著人间地狱的最卑鄙、最残暴的勾当，比劳改有过而无不及，它没有“教养期限”，是壹种实际上的无期徒刑。毛泽东实施教养恶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惩处“胡风分子”、及其后的“右派分子” 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吕荧投入教养的农场叫河北茶淀农场。几年下来，60年代初期，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里，吕荧便被活活折磨致死！临死前，吕荧已经失去了人形，干柴似的身躯与骷髅无异，衣衫褴褛胜过任何乞丐，床上赖以过冬的“被子”成了龌龊不堪的壹团乱麻和破絮的混合体，里面充满了专吸人血的虱子和虮子，流淌著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血液的吕荧的身体，就被这帮吸血鬼吸干了。 吕荧和路翎，以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在官方统计的因胡风案件被判刑、劳改之列。下面的故事结局也许稍稍“好”壹点，不过，它却浸透了更多的受那场运动牵连的无辜者的血泪！ 故事的主人公叫方静，上世纪50年代西安大学学生。方静各科成绩优异，特别具有文学天赋，1956年，16岁的方静就在胡风任主编的、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乃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刊）上发表了第壹篇短篇小说《桂花树下的评论》。到大学毕业时，方静已经在该刊上发表了7篇小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壹。作为该刊的主编和文学上的长辈的胡风，对这个初出茅庐却不同凡响的年轻人极为欣赏，就像许多编辑和投稿者壹样，他们之间有了信函往来。胡风希望方静更上壹层楼，劝他去写长篇小说。方静接受了这壹劝说，便开始了长篇小说《悲欢》的创作。也许是对这壹新的文学形式缺乏经验，也许是方静和胡风在文学的审美情趣上存在差异，方静的小说从第壹稿到第十稿，都不能令胡风满意。胡风和方静也就有了较多的信件往来，方静先后收到胡风13封来信，内容都是有关方静写作中的问题。 1955年4月，方静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去参加全国业余作家会议，实际上是壹次业余作家培训班。 培训班由胡风主持。等到进入自由讨论时，主办方请来了毛泽东给大家讲话，那时候的毛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拥有“神”的地位，他大概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领域，也就亲自驾临了。 毛在讲话中号召作者们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热情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正面人物；又著重阐述壹番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民族团结等等。 学员们对毛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胡风接著讲话，他除了礼节性赞扬毛的讲话以外，实际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文学思想，他说：“文学是壹种武器，用它来歌颂正面事物是对的，但反面事物和社会阴暗面也要鞭挞、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公正而又健全。”胡风又说到只准文学歌颂正面的事物，不准批判反面事物是斯大林给文学定的框框，不应全搬到中国来......（从中可见，胡仍然坚持与周扬们论战中的观点，对毛也没那么“客气”和顺从——笔者）。 学员们报以比对毛的讲话更加热烈的掌声。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方静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真实，但有壹点记述应该是无误的，就是在毛离去的这天下午，这个培训班被勒令立即停办，学员们立即打道回府。大家有如挨了壹记闷棍，都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压抑。 方静回到西安不久，批判和声讨胡风的运动便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了。方静也得知胡风突然被捕的消息，但他仔细壹想，觉得这壹切似乎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方静跟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和那些历史上的是非也搭不上任何关系。他以为这事情过去了，仍然潜心学业。 当年9月，方静所在的大学公布7名保送苏联留学的学生的名单，方静榜上有名。但《陕西日报》副刊部对这位当时在文学圈内已经有壹定知名度的方静情有独钟，说方静是他们急需的人才，硬是将他“截留”了下来。 方静立即被招至报社上班。壹切顺利，不久他成为了预备共产党员，还与女友结了婚。 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10月初，两名从北京来的专案组人员到报社找到方静，告诉他胡风与他有过13次的通信，要他交出全部信件。方静交出了8封，内容全是关于写作技巧方面的，另外5封只是壹些壹两行的短信，他认为留著没有什么价值，看后便丢进纸篓了。 可调查人员偏说那5封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信里肯定记载著他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经过，以及“集团”的纲领、计划、阴谋等等。他费尽了壹切口舌说明了他与胡风和胡风集团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可对方就是不信，僵持了壹段时间，对方回北京了。他以为没事了。 可仅仅过了几天，10月8日，方静突然遭到了当地警方逮捕，他被投进陕西第壹监狱。在头两年多时间里，方静被提审了十多次，内容都壹样：交出那5封信，同时交代清楚他与胡风之间的“组织关系”，包括交给他的任务、活动计划、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也即他的“联络图”。想不到自己以写小说为业，而毛的专政机关编造小说的功能却比他还发达，只不过专编要人性命的“科幻小说”。 方静当然交不出。对方终于使出了刑讯逼供手段。壹次，他还被绑赴刑场假枪毙——陪杀。即便这样，方静还是坚守底线：坚决不乱说乱咬。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 壹关5年，1962年7月，方静突然被狱方叫去，告诉他已被“特赦出狱”。 出狱后，“看破红尘”的方静决心回老家当农民，他没有，也不敢去找妻子，怕影响她的前途，更怕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在老家农村，方静干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劳动，再不与壹切人交往、交谈。 谁知，祸事又从天而降，1966年冬天，公安人员找到他，告诉他1962年的“特赦令”是刘少奇发的，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头子已经被打倒，签发的命令无效，所以他必须重新去坐牢。 已经心如死灰的他也没有多想，反正在“外面”与在“里面”没有多大的差别，他又回到了第壹监狱。这壹次他打算把牢底坐穿了。 世事真是变幻莫测。1976年9月毛死去了，“四人帮”倒台了，到了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开始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原胡风集团的涉案人员被重新审查、甄别、平反，当年12月，方静被宣布无罪释放。 这壹次他壹出狱就去找22年未曾谋面的妻子，毕竟他们当年还有壹个遗腹女儿。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入狱后，妻子并没有改嫁，只是十分艰难地抚养著他的遗腹女儿，但后来终于经受不住现实的压迫，在忧患中去世了。女儿下落不明。 彻底绝望的方静买来1.5公斤白酒，决心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谁知却被人发现送医院救活。 有知情的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案子是“平反”，被冤枉关了20多年，国家应该对他有所补偿。他真的就去奔走，结果，真的拿到了两万多补偿款（这壹点又比后来的“右派”强，右派得到壹纸“改正”的通知，却失去了补偿资格）。 拿到了二万多元的方静决心游遍大西北，壹面寻访他的女儿。可惜杳无音讯。 钱花光了，他靠帮人写字卖文，壹路流浪到了西藏。在拉萨与壹位女子结婚。壹年后妻子却在生产中死去，留下的女儿他无法养活，只好送人。他万念俱灰，安排完这壹切，觉得这壹生该做的都做了，便买下大量安眠药服下，第二次自杀。 也许命不该绝，这次又被人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 两次自杀不成，方静心想，也许老天可怜我，不叫我死，既然阎王不收，那我就得活下去。于是，他又壹路流浪回到西安，在西安郊区搭建了壹间蓬屋，靠拾荒为生。有闲时壹面练他从小就喜欢的毛笔字，渐渐地居然有了点名气，向他求字的人日多，他便转而以卖字为生。这时，幸运之神忽又向他招手，1992年，古城西安举办国际书画大赛，方静壹举夺得特等奖。 在接下来的电视直播颁奖大会上，他那远在拉萨、被他送了人的女儿认出了他这个未曾见过面的父亲，然后不惜跋涉数千里前来西安认父，演出了悲喜交集、骨肉重逢的感人壹幕。方静为寻找第壹个女儿，行程数万里，辗转数年却扑了空，然而这次却迎来了与另壹个亲生女儿的团聚，他想或者是老天爷见怜，给他的壹个补偿吧。命运也终于自此出现转机。 不久，又有喜事临门，年届六旬的方静与壹位34岁的女士喜结连理。凄苦飘零、九死壹生的方静终于有了壹个安稳的家。这个故事也就有了壹个类似我国古典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然而，欣喜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方静哪里去了呢？今日之方静还是原来的方静吗？二十余年的牢狱之灾，22岁以后就失去了的人生，这壹切真的能够补偿吗？ 当年方静因文扬名，也因“文”招灾，当时他那篇名为《悲欢》的长篇小说壹直没有写完，没有结局。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的人生却是壹部活生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悲欢离合故事，不过他是用血泪、而不是用笔墨写下了这部小说。现实中的《悲欢》己经有了结局了，但可以肯定，已经从炼狱走过来，在烈火中沐浴三次、在海水中浸泡三次的方静，却再也没有提笔把那部小说写完的勇气和兴致了，他的人生经历就比小说更离奇、更曲折，更真实。 （方静的故事取材于1999年11月24日《大河报》：《壹个胡风分子的泣血故事》） 从上述这个几名不经传、完全可能被永远掩埋无闻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毛式运动的野蛮、黑暗和血腥外，还看到了毛统治中国大陆的27年间建立的可怕的“逆向淘汰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扼杀壹切人性、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火花，制造最大范围的愚昧、奴役，它除了政治运动，还有教育制度“改革”，以及 “血统论”、“读书无用论”等帮助落实。靠著这套野蛮、残暴、恐怖的机制，毛把壹批批民族精英、天才苗子、各个领域内的出类拔萃者打趴在地、送入黑牢、送上断头台！靠著这套机制，在华夏大地上制造出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惨案，最终制造出了在泱泱中华的人才断层，文明倒退！ 这笔账该如何计算、又如何能补偿呢！
附三： 毛式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壹个血腥样板：小匈牙利事件
在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案中，壹个牵连几十、上百人的案子，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此案非同壹般，原来它实乃毛皇所亲自督办的“御案”，号称钦定“铁案”，并且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它就是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它是毛主义罪恶的又壹极好例证和反面教材。 为了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交代壹下相关背景。 1956年夏秋，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鼓舞下，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民众要求民主、要求撤出苏联驻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波兰的叫“波兹南事件”，赫鲁晓夫最后以退让的方式求得了和平解决；接下来的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迅速演变成了全国民众的“起义”。最初，以赫鲁晓夫为首苏共领导集团决定采取和平退让的方式解决，拟从匈牙利撤走苏联驻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看清了匈牙利的民众运动，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如在此问题上再作退让和妥协，类似浪潮就很可能席卷东欧，并影响到亚洲的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于是，他召集其高层紧急会议会商对策，随即派出了以二把手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紧急游说苏共领导，肯切要求对匈牙利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坚决镇压。莫斯科终于被说服改弦易辙，不但让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而且主动出击，装备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的苏军血洗了布达佩斯及全国城镇，成千上万游行示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仅仅十多天的镇压活动，匈全国惨遭杀害、伤残及外被迫逃人员达30余万，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开心地狞笑了。毛之所以对匈牙利事件特别仇视，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其原因在于匈牙利的全国性反抗亊件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在运动中扮演了的指导核心和民众精神领袖的角色。对此毛泽东看得心惊肉跳而又咬牙切齿，转而想到如何在中国预防这壹幕的出现。于是暗中决定了开展壹场以消除隐患、将有所有“异志”的知识分子壹网打尽的“整风——反右运动”。 经过精心策划，“整风运动”于1957年初开场。毛泽东摆出壹副“开明”、虚心纳谏的架式，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先以甜言蜜语、继则信誓旦旦许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不抓辩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终于使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鸣放”“帮党整风”。但只经过短暂“鸣放”，毛泽东便按捺不住，迅速现出其流氓暴君原形和本色，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壹部分共产党员）诬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组织“反击”，围剿，大肆伐挞，咨意摧残。1957年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亲自抛出《这是为什么》壹文，升起了反右运动的讯号弹。同壹天，毛又发出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在这份“反右”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气势汹汹地告诫全党：“这是壹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壹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事件’，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混乱，只混乱壹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文中毛还摆出壹副教师爷面孔说：小的闹事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也真凑巧，就在毛的这个总动员令刚刚发出后第四天，即1957年6月12日，在远离北京的湖北省汉阳县第壹中学发生了壹起学生闹事事件，只不过参加“闹事”的只是壹群未成年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不过总是“学生闹事”了，当地官员都敏感地发现这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因为它刚好印证了伟大领袖的料事如神，成为验证最高领袖英明、伟大的战略决策的典型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引起最高领袖重视，那样，就可能变成自己千载难逢的飞黄腾达的机遇了。于是地、县当局立即决定小题大做，做大、做足这篇文章，使期引起毛的注意。“事件”由县委火速上报至地委，地委报至省委，省委报至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毛壹看龙颜大悦，这不正好印证了鄙人的英明远见了吗，就抓这个典型吧。自此这个小小的初中学生闹事事件摆上毛的议亊日程，并被钦定为“小匈牙利事件”。最后变成震惊全国、影响海外的政治大案。 但是此案像毛时代所有的大案、要案、“铁案”壹样，壹经揭去重重黑幕，暴露在阳光之下，便立即现出其丑恶的真相，就“小匈牙利事件”来说，则以其光怪陆离，集野蛮、残忍、瘛⑽蕹苡谝忌恚晌桨彀傅挠忠嫉湫停旅嫖颐羌虻セ仨庖际录娜獭�
壹、事情起因：初中毕业生面对过低升学率引发骚动 事情还得从当时学校的情况谈起。1957年春末夏初，在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指导下，全国性的“帮共产党整风”运动进入了高潮。与社会上的“大鸣大放”相适应，学校也掀起鸣放——整风热潮。汉阳第壹中学的领导根据上级的统壹部署，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的委托，在会上征询学生们对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意见。学生们大胆建言，共提出各种意见340条，壹时，校园内“民主”蔚然成风。不过，终究只是初中学生，不像大学生那样有水准、有能量，校内并未出现大的风浪。 就在壹切看来还算平静的时候，突然传来壹个令全校1001名初中毕业学生震惊的消息，这消息来自初三（四）班青年化学教师李穗之口，6月12日李穗在给学生上课时，为了激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向大家透露了她看到的《教师报》1957年4月5日登载的壹篇文章，内中透露了壹条政策信息：像他们这种县和县以下中学，当年中央下达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即20个毕业生中只有壹个人能上高中。 消息传出后犹如在沸水中投下了壹包炸药，瞬间引得毕业生们群情激愤，学生们不等下课就聚集著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询问升学率到底是怎么回亊？老师没有准备，回答口径不壹，学生们更怀疑学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相关文件。韩建勋校长和王建国副校长壹再劝阻无效。这时的学生刚刚被卷入“鸣放”运动，尝到了壹点“民主”的甜头，正好在这时“发酵”了。（他们还不知道运动已经180度转向，正在抓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了。） 壹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9个毕业班的大部分毕业生数百人拥挤著出了校门，要去县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壹些学生写下了要求升学的标语。学生们先到县人委会要求见县长，因县长不在，教育局也没人，学生们就拥进了教育局办公室，乱扔办公室的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开升学率之类的标语，发洩怨气。然后又到邮电局打电话要求县二中、三中的毕业班同学前来声援（电话未打通）。后来得知县长在中共县委开会，学生们又壹窝蜂拥去县委会，但县委会大门紧闭，学生们用蛮力撞开了县委会的大门蜂拥而入，在场的县兵役局长和壹名团县委干部批评指责学生，被学生围攻。但当日学生们无功而返。 次日（13日）上午，仍有数百名学生要求去县政府（县人委）探问究竟。副校长王建国阻止无效，只好带领部分老师跟著学生边走边做劝阻工作。到了县人委会，学生代表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的比例，缩小城乡招生的差距。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类问题。有的学生不信，拉扯著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在此过程中，有两名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们扭住捆了，在押赴这两名干部到达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的干部们拦截下来，还扭打、扣押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要求放出被扣学生，但县委干部坚持不放。就在此时，由县委干部招来的数百名工人赶到，混乱中学生们被殴打冲散，学生们因力量不敌，自动散去，有的被家长接回，事态平息。 谁知，就是这么壹场不大的冲突，转眼间被弄成了壹件轰动全国的大案。
二、县委定性：反革命事件 汉阳壹中学生“闹事”的当晚，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事件的性质和处理办法。 此时，正是毛发出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指示之际，《人民日报》接连发出号召向右派大开火的文章，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向，神州大地阴风骤起、恶浪滔天。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色领导干部刹那间变换了脸孔，原来的笑容可掬变成了凶神恶煞，壹场席卷全国的镇压“右派”运动，己经发动。 在这种背景下，汉阳县委的干部们自然懂得要紧跟领袖，响应号召，他们更懂得这壹亊件背后隐藏的巨大玄机，按照左勿右的运动规则，县委成员们壹致同意将日间学生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要按敌我矛盾处理。次日，汉阳县委在壹中召集教师、学生开大会，宣布事件的定性和处理原则，同时，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进驻学校。壹时间，壹中校园杀气腾腾，教师、学生人人自危，校园充满了恐怖气氛。 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以超高的效率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壹中。考察团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宣布在台前闹事的是学生，而幕后指挥的是教师，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壹定要将幕后指使者挖出来！壹面立即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搜集“反革命罪证”，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孝感地委与汉阳县委这种定调是必然的，因为初中毕业生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将他们定为“主犯”，也不好判罪，判罪也不能判重罪，只有将主谋、主犯定为教师，事件才能升级，才能狠狠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也才能引起各方重视收到应有效果。 至于这是否是事实呢？那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查出“反革命”，最好能与当前的反右运动联系起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向伟大领袖邀功请赏的资本。 与此同时，案情迅速逐级上报到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成为毛直接插手督办的“御案”。
三、按阶级斗争方式追根渊源，挖出 “幕后黑手” 确定了事件性质和打击目标之后，下壹步，便是确定具体的打击对象。“考察团”成员于是学习毛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寻找幕后的阶级敌人。 考察团对全校教师的个人档案和现实表现进行了排查，很快把目标锁定在副校长王建国身上。 王建国，男，时年32岁，家庭出身富农，“解放前”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因此入党的申请壹直被搁置。王于1950年从湖北省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壹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1956年韩建勋调来壹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教员中多数仍然认为王建国业务能力强，有关教学工作的问题仍然多向王建国请示，而认为韩建勋是“土改干部”，是吃“党”饭的，业务上不内行。 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这壹“照妖镜”，认定王建国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加上事件发生那天，王壹直跟随学生去“闹事”，而且在几名学生被县委干部扣留后，王还要求放人。这就可以认定王是这些学生的“后台” 无疑了。 但是，光抓到了个“首领”还不行，“首领”之下还得有“骨干”，有成员，不然就形成不了“集团”，不能完成毛对此案的要求和期望。（按：毛插手此案的具体情节壹直未公开，有关资料只是说此案是经毛“钦定”的“铁案“，而毛干预的具体方式、内容从未公开。） 于是，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中的“株连法”，为王建国寻找“骨干”和“成员”，寻找的办法是：壹曾是湖北革大王的同学；二在工作上与王接近的；③有壹般政治历史问题。按上述办法查找，果然查得“成员”多人，其中包括已经调离壹中的原壹中教导主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王建国的革大同学、本校班主任胡斌；工作上经常与王接近的副教导主任杨松涛，教研组长邹振臣等。 首领、骨干、成员都有了，但办案人员仍然感到不足，因为已经“揪出”的集团成员“档次”都不高，既然是最高领袖关注的“钦案”，仅将这些教师充数显然有负“圣意”，这些办案喽啰可能也得不到多大的奖赏。因此，办案人员决心要揪出更大的后台来（笔者推测，这壹条很可能是毛的要求或授意）。 要将发生在壹个县级中学壹些初中学生“闹事”的案子，弄成与全国政治斗争挂钩，与中央上层人物有关联的“政治大案”，这确是壹个不小的难题，但是，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他们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是考察团的负责人棋高壹著，他在壹个学生交待的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据那个学生交代说，他在上街去县政府的途中，经过县文化馆，向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要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又向杨焕尧要求打电话，杨告诉他打电话要去邮局。于是他就离开了。没有别的情节了。 在壹般人看来，这点子事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的。但这个深得毛主义真传的考察团负责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大有文章。他首先派人去调查杨焕尧的历史和政治面貌，得知杨是民盟成员这个重要信息，不禁大喜过望！进壹步调查，知道杨焕尧曾经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去到汉阳壹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工作，杨曾经打算发展王建国为民盟成员，但王建国自己不同意，发展的事告吹。 成不成功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位负责人看来，最重要的是杨焕尧本人是民盟成员。当时，全国的反右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重点是围剿伟大领袖亲自圈定的民盟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的“章罗联盟”，而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已被定为“章罗联盟”在湖北的代理人，这杨焕尧当然就是马哲民在汉阳的代理人了。如果把杨焕尧拉进汉阳壹中的案件中，则壹条与“章罗联盟”相连结的“黑线”：章罗联盟——湖北马哲民——汉阳杨焕尧——壹中王建国就形成了..... 于是，杨焕尧被捕。在毛式阶级斗争的办案方式下，杨焕尧只能“有求必应”，要他招供什么他就得招供什么，否则难以活命。就这样，案件的审理结果出笼了：汉阳壹中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成了壹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后台则是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章罗联盟在华中的代理人马哲民；另有骨干分子钟毓文、邹振臣、胡斌等互相配合。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利用学生中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分子，煽动、挑起了壹场骇人听闻的暴力反革命事件。.....
四、处理：连眨眼的钟毓文也判处死刑 案件最终经钦定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通称“中国小匈牙利事件”。 既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惩处当然要从严。但在具体量刑时发生了壹点波折，考察团领导对涉案人员的处分意见是：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判处死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管制不等。但县法院对三名主犯判死刑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个所谓反革命暴乱案，暴乱者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伤人，更没有杀人，最大的“罪行”是学生曾将两名与他们打斗的干部捆绑送至县委，但县委干部也抓、捆学生...... 就在这僵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抵达湖北省会武昌，毛在武昌的活动笔者无任何公开资料可寻。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由毛自己“钦定”的这件“大案”他绝不会不管，而且来的时间这么凑巧，肯定有内情，也许毛就是专为此案驾临武昌的。此时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的头头们不可能不向御驾亲临的毛汇报此案的有关情况，听取“最高指示”。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知道有的关具体内情，只知道此案随后抛开了汉阳县法院和地区、省两级法院，直接由中共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副书记许道琦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然后赴北京由最高法院核准，完成了对三人的死刑判决程序。 1957年9月6日，汉阳县召开大会，宣布对汉阳壹中学生闹事事件的处理：事件定性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以“反革命集团暴乱罪”判处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集团骨干分子邹振臣、胡斌等9名教师15年至2年有期徒刑；教师李穗等3人散布谣言送劳动教养，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另外，汉阳壹中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县直机关10名机关干部（包括犯了右倾的县法院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闹事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勒令退学。 判决书对案犯的罪行描述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早已蓄谋从事暴乱活动，借学校整风、搞“大民主”之机，“捏造”升学比例，煽动毕业班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大搞打砸抢，实行反革命暴乱。..... “汉阳事件”宣判之后，为了显示毛泽东的英明和料事如神，全国掀起了报道、学习汉阳“小匈牙利事件”的热潮，《人民日报》带头示范，该报报导的标题是：《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把事件的档次提升了壹大步，“小匈牙利亊件” 之称不胫而走。接著，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出大队人马去汉阳拍摄事件的纪录片，并在全国放映，并由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组织群众观看、接受教育。同时，全国掀起愤怒声讨民盟中央和其在湖北的代理人企图在中国策划“匈牙利事件”的滔天罪行…… 但当局认为，如此还不足以显示事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又由全国各省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考察团”亲赴汉阳县考察、学习，把汉阳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汉阳县的党政领导、有关部门接应不暇，忙得不亦乐乎。反过来，各地又纷纷邀请在汉阳“平暴”事件中建立功勋的功臣们到各地各大专学校演讲、传经送宝，亲口讲述他们与反革命暴徒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扩大影响，又以国家名义特邀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到湖北汉阳访问，看看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反革命暴乱的高度警惕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国的可耻下场。（匈牙利共产党人壹定会对中共和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自己则羞愧得无地自容。）此外还有路透社记者等也被邀来汉阳采访。不明就里的台湾当局，也以假作真在那边为“反共义士”王建国举行追悼大会。“小匈牙利事件”壹时蜚声海内外…… 很清楚，在这壹切背后，有壹双巨大的黑手在推动、制造著这壹场闹剧。 与愿望完全吻合，汉阳县委、汉阳地委受到省和中央的表彰，奖赏，提拔，“平暴” 英雄们忙著举行庆功宴，在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中，酒杯里流动的是“反革命分子”殷红的血，大快朵颐的是王建国们的肉。他们吃喝完毕又意气风发地寻找新的“阶级斗争”目标去了。
五、艰难的平反之路和留下的遗憾 1978年底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上台，开始笼络民心的“拨乱反正”，中共的开明派胡耀邦趁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巨大系统工程。汉阳壹中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幸存者、当年被判10年徒刑的胡斌，先后向各级有关部门投书申诉达89次，却依然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可胡斌仍不气馁，不屈不饶，1985年春，胡斌再次伙同同乡同学、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共中央，却异乎寻常地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列为督办案件之壹。在中国，老百姓的上书投诉壹般只能到各级信访机构，信访机构要么转回被状告单位处理，要么下落不明（更多申诉者受到报复迫害）。申诉者耗时十年八载、倾家荡产、终其壹生不能申冤者是正常现象，像胡斌、赵迪生这种被最高当局选中列为督办案件者大概跟中全国头彩大奖的机率差不多。不过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这种中“特等大奖”的幸运儿，胡斌。赵迪生算是其中之壹了。 投诉信件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当时的中央某个领导人（遗憾的不见报导其真实姓名），经该领导人批示，由中央办公厅具文指定湖北省委查办此案。 在中国的又壹玄机和常规是，但凡由下至上的行文，求助、投诉，往往杳如黄鹤，就是正常的请示报告，也如蜗牛爬行；但反过来，由上向下发文，特别是领导亲批的“红头文件”，那效率之高、之雷厉风行，也令人乍舌，故当时人们喻为“批示治国”非无道理。汉阳事件此次也是如此顺利，文件到了湖北省委，由省委第壹书记指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思卿查办此案。张不负重望，很快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此中的具体过程就不必细述了。因为凡是毛时代的“大案”、“要案”、“铁案”，只要壹见阳光，就如长沙马王堆里汉代贵妇干尸身上的华丽衣裳壹样，很快就化作壹缕青烟，无影无踪了。 湖北省委据实上报中央，证明这是壹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得到批准后，省委于1986年1月正式为此案平反昭雪，据说，汉阳县城人民得到此壹消息后，自发拥上街头，燃放鞭炮、呼喊口号，彻夜不息，胜过欢庆任何重大节日。 不过事情也留有遗憾，那就是只为冤者洗冤，却不追凶惩凶，这是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平反冤假错案给出的底线、红线，据说是为了“团结壹致向前看”。留下的后患、隐患不言而喻。比如，以汉阳壹中这壹冤案而言，那些当年抛尸荒野、含恨九泉、沉冤二十八载的死者；那些受尽屈辱、九死壹生的幸存者，以及他们更加无辜的亲属、家人等，对他们已经失去的壹切如何补偿呢？那薄薄的壹纸平反通知书，委实来得太迟了、太轻了！多数受害者已不在人世了。特别是还不能追究造成悲剧的凶手，不能触动产生这些罪恶的旧体制、旧机制。那些当年参与分享“小匈牙利事件”人肉盛宴的权势者，有的依然在台上，有的退休了却留下了在前台的代理人，他们并没有低头认罪，更没有洗心革面，所以后来壹有机会又伺机反扑，甚至重新制造新的“小匈牙利案件”…… 不久，中国的政治的风向标再度转向，小匈牙利事件在获得平反之后，却不准宣传，更不能触动那些冤案的始作俑者。冤案的平反者也陷入尴尬之中。不过，人们不愿意再度沉默，历史也不希望被遗忘，1999年元月，在小匈牙利事件发生41年多之后，在它被正式平反13年之际，《南方周末报》冲破重重阻力，重新报导了这壹事件的真相。 虽然事情很不园满，但案件总算得以重见天日。不管怎样，对于为小匈牙利事件的平反昭雪出过力的人，人们应该感念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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