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列主義的邪惡本質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24日00:19:1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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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八年 馬克思主義誕生前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 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歸宿
在討論毛澤東及其毛澤東主義之前，有必要先對的馬克思主義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為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中共則諡其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先認識了這個馬克思主義，才能弄清毛主義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從馬氏學說中繼承的東西，哪些是他自己塞進的“私貨”。 要考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時代背景，這就涉及19世紀甚至更前的歐洲社會狀況，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壹些情況和問題。這些不是本書的主題，所以我們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紹，不作深入的探討，更不糾纏於壹些學術問題。但所引資料都有相應出處，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災多難的人生催生了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景和追求 我們的話題還不得不扯遠壹點，即需要從人類理想的淵源說起，因為這是後來壹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源頭。 翻開人類的早期歷史，幾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國”的神話傳說，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這正好說明了人類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便寄托在自己創造的神話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義中都有關於人類“原罪”的說法，即是說，人是生來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長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種苦難，去“贖罪”。這其實是壹種對自然、對社會現實無奈的屈從。這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對現實世界的順從，構成了人們生存狀態和心理平衡的兩翼。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發現，在人類所有承受的苦難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現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則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長期的部落爭鬥中，壹些部落勝利了，壹些失敗了，勝利者便懲罰失敗者，後者成為前者的奴隸、罪徒，供前者剝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競爭中，由於人的智力、體力以及機遇、環境的不同，其命運也可能有天壤之別，壹些人成了貴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隸、僕役、窮光蛋，前者成了“食於人”者，可以不必勞動而過著優裕的生活；後者則淪為“食人者”，壹年辛勤勞動的果實大部奉獻給別人，自已卻溫飽難求。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註定，無法改變，人們壹般只能視為“命運”或“天命”服從。 但是，命運的過分不公。貧富的過度懸殊，終究要引發騷亂和反抗，受到不公命運待遇的人們要起來向抗爭，而受到命運“眷顧”的幸運者卻不想失去他們的幸運，於是就有了爭鬥、暴亂和戰爭，就會導致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後靠戰爭決出輸贏，恢復秩序和平衡，歷史就在這種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艱難前進。不過，明眼人都知道，這些矛盾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導致的是人類的災難，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如何醫治這種病態，避免這種災難的反覆發生，成為厲代智者、賢人探索不輟的課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撰寫了反映這壹願望的《理想國》，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來治理國家，建立在“德性”基礎上的和諧社會的設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國“聖人”孔子，更加具體地描繪了壹幅未來理想社會的蘭圖：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市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西漢學者戴聖編纂的《禮記·禮運篇》記載的孔子的話，編者將其收入《禮經》中，是將它作為壹種治國理想來提倡的。孔子這段話對後世統治者雖然沒有什麼約束力，但對社會、對人們的思想信仰和行為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規範作用，成為－種社會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傳至今。 孔子以後，很多學者都繼承和發揮了這種“大同理想”，東漢學者于吉霄著《太平經》，謂“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這是對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釋。到了清末，康有為復作《大同書》，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見，中國人民追求這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幾千年來都未停息過。在歐洲，除了理論探索，還有付諸實踐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從另壹條道路追求所謂“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標，那就是歷史上的各類造反者，在中國，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貧富、等貴賤”相號召，莫不利用人們對現實中不公、不義的不滿樹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實很快證明，這些反叛者只不過是追求“皇帝輪流做”的改朝換代而已，壹旦他們掌握了壹定的權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寶座，其兇殘、腐敗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譴責和推翻的統治者更甚，充其量，他們不過是製造了壹個新的不公不義的社會罷了。 於是人們醒悟了，認識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無休止的暴力循環，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國。 通往天堂的路太難，然而人們依然頑強地探索著。 歷史的車輪駛入了了十六、七世紀，以科技進步為先導的產業革命，推動歐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歐洲開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為此，壹些學者和熱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會改革發展的新熱潮。鑑於大家都認識到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資本家集中這壹事實，有人想到財產私有制也許是壹切問題之根源，於是提出改變私有制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設想。還有先進分子進行這種實驗，試圖建立起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諧社會。這些人是社會改革的先驅者，“社會主義”作為－種政治理念和社會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為壹種新的政治理念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探索通過主動的手段改進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達到提高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福利和保障，實現社會公正、和諧的目的。它還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輝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壹。（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由於加入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變種。）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不只從亊理論研究，更重要的是進行改革的實踐探索。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應首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三個“托馬斯”，也就是後來被馬克思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三位先驅。 第壹位是英國的莫爾·托馬斯（1478-1535）。他之所以聞名全球，應主要歸功於其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烏托邦》（此書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書》）。書中內容雖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膽設想和極富浪漫主義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動，比如，作者為了表示對金錢的鄙視和對財富的仇恨，故意說在“烏托邦”，黃金主要用於製作糞桶和尿盆，而“可恥的罪犯們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鍊，還有壹頂金冠”。奴隸們的鏈銬也是黃金或銀製成的。莫爾本人曾任英國議長，大法官，最後因反對國王亨利八世被處以極刑。而“烏托邦”後來成為壹切脫離實際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詞。 第二個是閔採爾·托馬斯（1489-1525），德國人。他主要是壹位實幹家，乃1524-1525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閔採爾堅決反對教會勢力，反對壹切剝削、壓迫，他以建立壹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載太平天國”相號召，組織群眾武裝起義。他的壹些理論著作都是在戰鬥實踐中的演說，因此未形成完整體系。閔採爾的起義軍曾壹度奪取政權，失敗後英勇就義。 第三個是康帕內拉·.托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喬萬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輩改姓托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戰鬥者，壹生在監獄中度過33年，其在獄中寫就的《太陽城》堪比莫爾的《烏托邦》，但更為激進。《太陽城》內沒有了奴隸，也沒有交換，消滅了家庭，並實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馬斯的共同特點是堅決反對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強烈要求工農勞動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平等，並把私有制當作罪惡之源。不過他們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說，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著作。 進入18世紀以後，直至19世紀前半期，產生了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另外三位傑出代表，即：聖西門·昂利（1760-1825），傅立葉·沙利（1772-1837）和歐文.·羅伯特（1771-1858）。這三位也都被馬克思推崇為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並認為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壹。其實，他們主要是自己理論的實踐者，是偉大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的的共同之點是既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堅決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論，都主張以新的生產體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製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並主要依靠教育和示範來改造社會，達到實現“世界的和諧”（傅立葉語）的目的。 三人都進行了改造社會的試驗。聖西門提出了他的“實業制度”，傅立葉倡導《法郎吉》的社會基本組織模式，歐文.·羅伯特的則可稱為壹位偉大的社會改革實踐家，同時還是工人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和代言人。這位20歲就出任紗廠經理，最終涉足英國上層社會的富有的資本家，卻壹生都在為工人的福利而鬥爭，先後致力於改善工人工作條件、縮短工作時間、建立衛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兒所、幼兒園和模範學校、設立工廠商店、互助會等等。以致終於成為名震歐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歐文還首創了他親自設計的、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階級對立和“三大差別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內人人平等、各盡所能、財產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裡的人們過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後，歐文經過5年鬥爭，終於使英國議會通過了工廠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餘歲的歐文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印地安納州買地建立實驗性的“新和諧共產主義移民區”。但不幸因種種原因最終失敗，歐文也因此破產。但此後他仍不屈不撓地組織、推廣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最終都無果而終。然而終其壹生為工人和勞動民眾的幸福而不屈奮鬥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個時代，作為人性的光輝典範載入史冊，永遠為後人紀念。 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之所以最後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觀的說法是由於受制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或者說，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論其思想、道德和行為都遠遠跑到整個社會的前面去了，社會跟不上他們的步伐，他們是真正的“先驅者”， 但他們追求的理想卻成了真正的“烏托邦”。不過從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證了他們所探索、追求的事業和方式方法，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只是壹種善良的願望。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探索實踐，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鑑。 從歐洲人對社會的改革與探索中，我們看到了與中國－樣的情況：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諧社會的方法、路徑上，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種是試圖通過教育、示範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實現社會變革，達到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另壹種是倡導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平等”和財富“均分”，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歷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外衣，還有－套煩瑣的、貌似高深的論證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但它終究沒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騙局！那些打著它的旗號的共產黨頭目，在掌權後都成了名付其實的獨裁者和暴君，其兇殘程度遠遠超過原來的統治者。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靠暴力掠奪、殺戮起家的新統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換來的－切——權力、財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鎮壓反對者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妳還能指望他們為廣大民眾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產主義天國嗎？！
二、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團體，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及歸宿 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己經從之前主要限於學術探討和派別之爭發展成為了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和改革浪潮，並進－步發展成為各種政黨團體相互之間的政治鬥爭。 19世紀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團體，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先說各種“主義”吧，那確是壹個主義“膨脹”的年代，光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各種主義（派別），大概就有百來種之多。除了前面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什麼“魏特林主義”，“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蓋得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工團主義”、“伯恩斯坦主義”、 “考茨基主義”等等。以及後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葛蘭西思想”、“新村主義”、“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密特朗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等等。這些“主義”的黨派團體又組成各種協會、同盟、國際等，其中光各種“國際”（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第壹、第二共產國際）就有近三十種之多。 對於如此繁複的各種主義，政黨、流派，今日之壹般讀者肯定沒有興趣去詳其究竟，這也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既然提到了它們，也就不能不作簡單交代，借用現在的說法，這些政黨、組織，基本上它們可分左、中、右三大類（但決不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主張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並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它們在當時仍屬少數的激進派。只是後來因為列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在俄國奪權成功，才使得暴力馬克思主義成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不是在當時，而是在後世。中派可以“工聯主義”為代表，稍後的考茨基主義，乃至盧森堡主義也可歸入中派。工聯主義主要追求工人的經濟利益。他們主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主義思想，主張給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並不排除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右派可以“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它們拋棄了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黨綱宗旨，主張走議會制改良道路，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這壹派最後演變成了二十世紀歐洲和全球的社會黨國際體系。 對於這眾多組織、派別我們沒有進壹步研究和闡釋的必要，我們在此需要弄清的應該是下述三個問題，即：為什麼19世紀的歐洲對“社會主義”產生了那麼大的興趣？馬克思主義在眾多社會主義黨派團體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組織和派別後來的命運和結局如何。 關於第壹個問題，簡單地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對傳統歐洲文明的繼承和發展，其實質則是對歐洲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為人類文明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 應該承認，愛琴海和地中海文明雖然不是人類文明最初發祥地，但它們卻後來居上，壹直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列。當古老的非洲、亞洲仍然處在封建專制帝國統治的桎梏之中時，歐洲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經濟技術上的產業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經濟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國最早（17世紀末）在政治上進行了“光榮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則是起於十三世紀初期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運動），初步建立了君主立憲和現代議會民主制度。同時在經濟和科技上率先進入了“產業革命”時代。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英國迅速成為世界壹流強囯，進而在整個歐洲大陸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18世紀末在法國建立共和政體的“大革命”。到了19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全歐洲（除了少數國家，如德國、俄國）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問題和弊端，主要是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以及與之伴生的社會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諧等問題。而歐洲人民是經過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愛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面對“資本主義”這壹新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種種弊端，對其合理性便產生了懷疑，對社會的未來感到了擔優。這壹切，促使歐洲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人們和他們的代言人，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對社會改革和未來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歐洲社會本來就有著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探索的傳統，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是在新形勢下對傳統的承傳和發揚。所以總的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決不是某個階級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訴求，而是全民性對未來國家和社會走向的探索，或曰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之路的探索。 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還得益於當時多數國家已經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賦與了人們廣泛的言論、出版、結社和示威遊行的自由，從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對政府的思想言論和團體也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發表意見的園地。很顯然，這個條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備的，或不充分具備的，那些地方不允許自由探索。這也是近代歐洲走在人類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現在己經看得清楚，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這種探索，最終結出了燦爛的文明之果，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確立了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適價值觀，以及民主憲政的國家政治體制。 第二個問題，即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眾多的流派、團體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由於後來自稱馬克思傳人的列寧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因此，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教科書和政治宣傳中，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和正統，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當作旁枝末流，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實。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眾多社會主義流派中的壹個激進派別。它沒有也不可能壹統江湖，成為當時的思想權威。這從馬、恩的活動軌跡就可以得到證明。縱觀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動”（除辦報著述外），不外是協助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 這兩件“大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正義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參加過1939年布朗基領導的巴黎起義，失敗後被驅逐出境，1840年在倫敦恢復活動，並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領導人是魏特林。其時馬、恩都在倫敦，他們看中魏特林組織的“國際性”， 於是與之接觸，在馬、恩的勸說下，魏氏同意將組織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但魏特林並不完全買馬克思的賬，他態度傲慢，拒絕馬克思對其組織的幫助，結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會上，魏被開除出同盟。但是馬克思也沒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會。只是在同盟於1847年11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同盟的新領導者請馬、恩二人為同盟寫了壹份宣言，這就是後來的《共產黨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員投入到1848年歐洲革命中的德囯起義，但失敗並遭到重創。1850年同盟內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員被普魯士政府逮捕，11月馬克思提議同盟自動解散。這個同盟前、後不過存在四、五年，它原來主要以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帶去了馬克思主義，與原有指導思想發生矛盾，導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後散夥。但馬、恩始終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統壹同盟的思想，他們也不是同盟的領導人。 至於“第壹國際”，本名國際工人協會，是個國際性的工人團體，這是它與第二國際作為社會黨聯盟、第三國際作為世界共產黨總部的重要區別。後因有了“第二國際”，才叫它“第壹國際”。它成立於1864年9月，最初是當時的英、法、德、意、波蘭等幾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和代表在倫敦為聲援波蘭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統治而召集會議成立的國際組織，馬克思作為德國代表應邀出席這次會議，並當選為總委員會委員和德國通訊書記。“馬克思主義”無疑對“第壹國際”具有指導意義，但它成立後主要從事工人革命運動宣傳鼓動和聯絡工作，且不久就出現分裂，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里默都“叛變”， 與資產階級妥協，反對巴黎公社起義；另壹位領導人埃卡留斯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很快國際內部分崩離析，演變為不同派別思想鬥爭的角力場。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相互攻擊，第壹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里默都是英國工聯的領導人，工聯主義的創始者，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成為國際統壹的指導思想。第壹國際前後存在了12年，最盛時會員達到1.9萬人，它的法國支部參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後，逐漸衰落。1876年7月，經馬克思提議，第壹國際正式解散。 至於恩格斯，他的主要業績除了參與上述“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第壹國際”的組建外，另有兩次較為重要的經歷，壹是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從倫敦回到德國科隆參加過壹段短暫的武裝起義，不過只擔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裝指揮官的“副官”，無甚英雄業績可言；二是在馬克思死後，他參與了創建“第二國際”的活動。第二國際於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組成，所以又稱“社會黨國際”。第二囯際內部也不統壹，恩格斯與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見不和。恩格斯本人這時思想也起了變化，對原來暴力馬克思主義有所修正，他最後選中的“遺屬繼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後來蘇共、中共“正統”的說法，是修正主義“鼻祖”。第二國際實際上只是個鬆散的聯盟組織，其時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國際成立6年後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產黨的正統說法，第二國際在恩格斯死後就變“修”了。它在壹戰中散夥，1920年恢復成立，其後得到發展，並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終融入現代社會黨體系。 從馬、恩所從亊的活動看，雖然他們可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但其活動範圍很有限，例如，被譽為19世紀30-40年代三大工人運動的法國里昂工人起義、英國的憲章運動、德國西里西亞工人起義兩人均未參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馬、恩也只在外圍旁觀。這與後來他們被共產黨世界賦予的“世界工人運動導師”的稱號不太相符。而同期在這些運動中卻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薩爾、佐爾格、瓦爾蘭、杜瓦爾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等人，這些人不僅著書立說，還從事實際的“血與火”的鬥爭，有的獻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馬、恩似乎只是理論說教者。 再從馬、恩學說在當時的影響力來看，也是被他們後來的信徒們無限地誇大了。如前所述，馬、恩當時所控制和影響的不過是壹些小團體、小事件，並未形成大氣候。就當時各派活動能力看，“憲章運動派”，“工聯主義”，乃至“布朗基主義”、“費邊主義”，其實力和影響力都超過馬克思主義。憲章運動派活動達12年之久，所組織的三次簽名運動人數最多時達330萬之眾，領導該運動的“憲章黨”也成為英國第壹大工人政黨。再如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章“哥達綱領”，它實際上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統壹的完成，這個黨正式登上了德國政治舞台。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都遠遠大於馬、恩當年組建的“共產主義同盟”和“第壹國際”。 恩格斯去世以後，“原教旨”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廢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國際領導者們的“修正主義”，基本上放棄了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而著重議會鬥爭。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改革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受到越來多的批判，與之相反，民主社會主義或曰社會民主主義卻大行其道，最終演變成為與當今世界民主憲政主流價值觀合而為壹的歐洲社會黨體系。到1983年，社會黨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達到63個。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垮台後，社會民主主義仍不失其勃勃生機，成為不少國家的主要政黨和執政黨之壹。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大多數歐洲人民拋棄，是因為它的理論、綱領己經越來越不符合歐洲的實際情況和多數人的意願。比如，後來多數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已經不斷完善，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代議機構。同時，工人的權益和勞動、生存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們通過合法的鬥爭就能夠得到過去靠暴力鬥爭得不到的東西。 1866年，德國實施了普選法，當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有50萬黨員，但只有兩個議員；到1890年，社會民主黨發展到150萬黨員，在議會擁有35個議席，成為德國－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連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認議會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承認他過去宣揚的“到處築街壘式”的鬥爭方式己經過時了。 相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是個非常自負而且頑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論敵巴枯寧對他有過如下的評價：“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麼人是上帝。”“他不僅仇視資產階級，而且仇恨－切與自已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加之馬克思晚年主要埋頭於《資本論》第三卷的寫作，對於外面現實世界的變化知之不多或視而不見，故依然抱殘守缺地堅持他早年創立的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運”的是，他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卻在落後的、尚未邁進資本主義大門的俄國找到了市場和代理人，那就是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黨首列寧。依靠列寧，共產黨成了蘇俄的執政黨，馬氏的暴力社會主義得以在全世界推廣開來，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產主義“教主”的地位，成為全球共產黨的“祖師爺”。 最後談談第三個問題，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的最終命運和歸宿。 19世紀的歐洲湧現的各種“主義”和流派，實際上是處在社會急速變動時期各個政治派別、政治人物開出的改造社會的“醫方”，這裡我們把那些眾多的，具體的的“醫方”加以歸類、概括，簡單地說，它們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處方”，兩種“療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派把壹切社會病源都歸結於“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因此，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由這個政權剝奪剝削者、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國家，然後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天堂。 從馬克思主義開出的這個社會醫方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變私有制為公有制，與被他們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有著相同之處，但是這些先輩們都失敗了，他們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馬克思主義者辯稱，他們的公有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條件下整體推進的，這就克服了由少數人在小範圍試驗所遭遇的種種局限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並且他們將動用無產階級專政，即運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馬克思主義提出實行由國家統壹計劃、統－調配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就可以確保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消除生產的私有化、分散化與需求的社會性脫節的矛盾。他們認為，這樣，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就能夠建成。 與此相反“右派”則認為，人類實踐的經驗教訓，證明靠用強力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張在現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實行社會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時，改善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限制資本家的權利，將部分關係國計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業收歸國家經營；通過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調節，縮小貧富差距；在政治上，實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以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為平台，最終達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諧社會的目標。 此後百年，實際上就是上述兩類政治、社會“處方”、兩條路線、兩派勢力在全球角力的歷史。 經過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歐洲這些眾多的社會主義政黨、流派、組織，它們的最後歸宿大致是：首先，那些臨時結成的利益團體，或以某些領導人個人意志組成的政黨派別，隨著利益的分化，領導人的逝世，也就煙銷雲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形勢已經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兩大派別的骨幹組織和成員。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主義（暴力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結局： 德國是馬、恩的故鄉，也是他們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主要希望所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部分宣稱：“共產黨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歷史證明了馬、恩的這壹預言的錯誤。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沒有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德國。反之，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了德國主要的政黨之壹，它不斷發展壯大，後來改稱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18年11月發動政變，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其主要領導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均遭殺害，從此壹厥不振。倒是該黨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堅持和生存下來，二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登上了聯邦德國的政治舞台，其黨主席勃蘭特先後擔任政府外長、副總理、總理、成了執政黨。1976年勃氏當選社會黨國際主席。德國統壹後，該黨仍為德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該黨奉行“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反對壹黨專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 再看法國。在近代史上，法國幾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詞，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歐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都震驚了世界。在這數十年中，法國的“共和”與“帝制”各自輪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嘯般的政治地震，颳起十二級政治颱風。可就是這個可稱之為“革命故鄉”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也成不了氣候，早期的“可能派”、“蓋得派”最後都加入了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壹些左翼小組織，雖然也曾經參政，但最終被排斥出政壇。而堅持非暴力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社會黨則成了法蘭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總書記密特朗1981年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再看英國。英國是馬、恩長期僑居和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也是當時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裡寫就，可以說英國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誕生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恩曾經預言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可是事實又證明這個預言不靈。馬、恩親手扶植的壹些英國共產主義組織都壽命不長，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國工黨，最終登上了英國主流政治舞台，直至今天，工黨與保守黨輪替執政，工黨主席布萊爾及繼任者連任英國首相。當然，工黨屬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範疇，與暴力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係。 最後看俄國。在當時的歐洲，俄國可算是最落後的大帝國，那裡保持以農奴制為基礎的沙皇制度。所以馬、恩並不看好那裡的“社會主義”運動。當馬克思還在世的時候，壹個俄國的紡織女工曾寫信給他，問他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國發生？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論和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回答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國發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國發生，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馬”先生這回又錯了！雖然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起步晚，在馬、恩都去世後的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立，而列寧則是在該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才登上政治舞台，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黨派（蘇共前身）才正式確立。可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落後國家的“後起之秀”才挽救了馬克思主義，後來還成為幾乎擁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腦，占據世界政治舞台的第二把交椅達數十年之久。它還“締造”出十來個“社會主義國家” 和數十個“列寧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列寧才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的救星，暴力社會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和發揚者。 可以說，如果沒有列寧的十月革命，沒有蘇共和蘇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很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就沒落了、消失了。當時的歐洲、美洲，幾乎所有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是“蛻變”為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就是被社會黨“吞併”了。如果沒有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後來的“輝煌”，世界政治史也許根本就沒有暴力社會主義的壹席之地 但問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是不可能誕生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來的。儘管為此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大的“發展”、“ 修正”，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可以在不發達國家發生、而且可以在壹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這完全是為建立壹個新的集權專制帝國的詭辯，為的是要搶占“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塊招牌。到後來，人們看到蘇聯只繼承馬克思主義中暴戾的壹面，而沒有馬克思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的蹤影，於是乾脆就把它叫做“社會帝國主義”了。所以，從根本上說，列寧及其締造的蘇聯，能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壹個大問題。也許，充其量只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變種罷了。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編制壹個簡明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派“路線圖”，作為本章的歸結： 前期，歐洲社會主義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團體、政黨，大致可歸結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後來，暴力馬克思主義逐步演變為列寧主義和由其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發展成為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全球共產黨體系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右派則演變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最終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融為壹體。 到近代，更有壹個人們未曾料到的現象出現了：原來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所謂資本主義是馬克思和列寧製造的名稱，實為保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在長期鬥爭中互相取長補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現代民主政體，亦即當今世界主流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者原來聲稱的很多理想如消滅三大差別、實行全民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現實；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股份制、和企業員工參股的“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使勞、資的界線逐漸模糊，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對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礎和根源。“資本主義”並未像馬克思預言那樣滅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氣勃勃。反之，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卻垮台、散夥了，倖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資本主義”轉變。總的看，在這場長達百年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竟賽、較量中，“資本主義”笑到了最後。 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結局，以及其後蘇聯的垮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和啟示呢，至少應有以下幾點： （壹）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極其幼稚、極不成熟的，它的理論基礎是依據對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察得出的，實際上連資本主義“初始階段”都談不上。而它標榜的改造社會的“藥方” 則具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特別是其提出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完全南轅北轍，它宣稱採取不受約束的 “無產階級專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諧的共產主義天國，實為夢囈！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詐。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早已不復存在，而實踐又證明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蠻殘暴的極權政權，這就更使得“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塊招牌聲名狼藉，臭不可聞，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棄。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後天失調”的必然結局。 （二）所謂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很可疑的。因為連馬克思本人都認為那裡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完全可以證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幌子，矇騙那裡的勞動人民為其充當奪取政權的工具；而當他們奪權成功，建立起來的則是比被它們推翻的政權更加惡劣、更為專制獨裁、更為殘暴的極權國家。所以，它們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連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都談不上。 蘇聯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產黨國家就不用說了。 （三）試圖消滅私有制、實行所謂公有制，並在此基礎上實行國家集中統壹的計劃經濟，完全是壹種“經濟烏托邦”，是違反客觀規律行不通的，它給所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也證明馬克思在它對未來國家制度設計上的隨意性和欺騙性。 （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總體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發展的，任何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實踐都不能離開或違反這壹總的趨勢、總的要求，否則，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興盛、出局，很好地證明了這壹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簡要批判
由於前蘇聯的瓦解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現存的共產黨國家推行以恢復私有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社會政治制度已經破產了。但是作為壹種思想、學術流派的馬克思主義仍然歷史地存在，也有其壹定的研究、借鑑價值。不過，鑑於本書的主題，我們不準備在這方面花費過多筆墨，只是由於毛澤東及其繼承者至今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它的源頭——馬克思主義本身作壹些基本的考察和評判，這裡所指的馬克思主義也仍然是前蘇聯和毛中國標榜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共產黨宣言》中的暴力馬克思主義。 總的看，馬克思對於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對金錢異化現象的批判，是具有壹定進步意義的。在馬氏的早期著作《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還提出重視人的價值，並譴責資本主義使得人的本質發生異化。從這－角度看，本真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排除壹般意義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與毛澤東的極端階級鬥爭理論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後的1979年此書才得在大陸中國面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氏也譴責了類似的現象。就事論事來說，馬氏的這種譴責是完全正確的，它閃耀出壹定的人性光輝。馬氏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也具有壹定的認識論價值。這些都不必細述。它的主要問題，是它所開出的醫治社會的藥方——達到、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則是絕對錯誤的，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這種錯誤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並在革命成功後釆取“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過渡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消滅階級，最終誚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天國中去。這無異於痴人說夢，是壹種完全的烏托邦幻想；二是在經濟上，它設想通過建立全民公有制，實行徹底的計劃經濟，達到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壓迫，消滅商品、貨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標。這更是壹種信口開河的自欺欺人之談。由此可見，馬克思批判付立葉等人進行的公有制試驗是“空想社會主義”，但起碼那是壹種“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導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則是壹種可怕的“惡意的空想”。 正因為如此，後來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例外地都變成了可怖可恨的“極權主義”怪胎。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說他播下去的是“龍種”，可收穫的卻是“跳蚤”。其實，馬先生播下去的本來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龍種”之有？！ 如果從更深的層面剖析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只是壹種基於對於現實社會充滿仇恨而拋出的偏執、極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徹底否定既往人類社會的壹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毀現實世界的壹切，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產主義天堂。從這壹點來說，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謂得馬氏之真傳。同時，馬克思還辯稱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暴力，建立永恆的天國樂園。這種把“專制暴力”和“美妙遠景”結合在壹起，本身就是壹種欺詐和哄騙，因為水和火不能容於壹體，天使和惡魔不會同處壹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卻用這種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農大眾以及壹切對現實不滿人們，又裝飾了壹些炫目的哲學詞句，取悅了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馬克思自稱他的主義有三個來源：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實，他只是閹割、歪曲繼承這些遺產，比如，他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唯心化，變成隨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驗論；把黑格爾的任何事物均處在対立統壹狀態的思想，歪曲誇張為任何亊物都處於矛盾鬥爭狀態的“鬥爭哲學”；把人世間－切正常的物資交換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說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剝削與被剝削。從而得出“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的荒唐結論。 馬克思還把自由経濟制度——市場經濟及相關制度，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法權”；把議會制民主政體說成是 “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列寧進壹步將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把人們對財富追求和占有說成是萬惡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別和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說成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進而把富裕當成罪惡，把貧窮說成－種美德。最後把現有人類的壹切文明成果都說成罪惡，從而為其煽動肆無忌憚的搶劫、破壞、殺戮開放綠燈。 以上是從總體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判。下面，我們著重就其壹些主要論點進行分析，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是點到為止，不作詳細論證
所謂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 馬克思把人類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係即生產關係，當作左右人類社會發展和人的思想、行為唯壹的決定因素，進而製造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以及所謂“唯物史觀”（亦即“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認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平生的“兩大發現”之－（另壹發現是所謂“剩餘價值規律”），是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 馬克思認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會所處的地位決定的，而此中最關健的是他在物質生產、分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就是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論”。然而，這個“存在”是先天式註定的，“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人們在自已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意識是不能隨意改變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種生產關係連同生產力本身就構成生產方式，即社會的“經濟基礎”。“物質生產的生產方式制釣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上層建築只能“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 而“或慢或快的變革。”以此為依據，馬克思構建了他的 “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後世暴力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正是以上述理論為依據，在人民中大藁“劃階級”、“定成分”、劃分敵、我、友，撕裂社會，滅絕人倫，開展殘忍的階級鬥爭。藉以建立和維繫其對人民野蠻的極權統治。 馬克思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是有主觀意識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為生存和繁衍後代而鬥爭的低等動物。人們為生存而從事物質生產只是其活動的最低、最基本層次，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學、構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進行法律、道德規範等等，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於其他物種的根本所在。正因為每壹個作為個體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斷力，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的個體，既定的、千遍壹律的“階級性”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富人、資本家、貴族熱衷於壓榨工人和窮人；而有的富人、資本家、貴族（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卻要不懈地為工人和窮人的解放而鬥爭。可見，以現實中人們的不同物質處境劃定不同的階級，然後讓它們互相劫奪，互相殘殺，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為了造反奪權而製造的分裂社會的惡毒陰謀。 放大來說，由於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斷力（受過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價值觀、是非觀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所以，就某種意義上說，人們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只是被動地、先驗地接受某種固有的“階級意識”，固守自已的“階級性”。正因為人的主觀能力是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人類才創造了如此豐富多采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世界才能不斷發展、進步。馬克思把這壹切顛倒了過來，陷入機械的、庸俗的唯物論和先驗論的陷阱，進而創造出禍害人類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二、錯把“初期”當“頂峰”：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短視和誤判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錯誤，是馬克思主義整體錯誤的主要根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経濟基礎、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如果不作絕對的、片面的理解，就壹般意義上說，這應該是對的。馬克思據此進壹步提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也是合符邏輯的推論。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創立的“共產主義革命”時，馬克思以及恩格斯卻背棄了上述原則，也違背他們所創立的“五種社會形態”的社發展階段論，犯下了對歷史的短視和主觀誤判的根本性錯誤，等於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這裡先要指出壹點的是，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五種社會形態”即“五階段”論，是馬克思的主觀臆造，是絕對錯誤的。首先，它劃分的標準本身就不統－、不科學，有的以“所有制”為標準，有的以“階級關係”為標準，有的則以政治制度為標準。而且它也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這些我們暫且不予置評。這裡只說它最嚴重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誤判。（為論述方便起見，我們仍然沿用馬克思的 “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等概念。） 馬、恩生活在19世紀的歐洲，其時，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不過壹、二百年，資本主義成為主導經濟模式的英國不過百年，其他國家有的剛進入這個個門檻，有的仍然處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如德國和俄國）。世界多數地區和國家則尚未邁入資本主義的門檻。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技術基礎的產業革命，則僅處在起步階段。這－切都標誌著資本主義作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體而言，可能連初級階段都談不上。然而，馬、恩卻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硬是判定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它的“顛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用壹種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來取代它，否則，人類社會就會徹底崩潰云云。 馬、恩作出這種判斷首先是驚嘆於資本主義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如蒸汽機的發明、火車、鐵路、遠洋輪船的出現，美洲大陸的發現，大規模使用機器的工廠的產生和發展等等。在《共產黨宣言》裡，馬、恩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仿佛用魔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人口，過去哪個世紀料想到社會勞動里蘊藏著這樣的生產力呢？” 如果僅僅是看到這些還不至於導致誤判，不幸的是，他們也看到了早期市場經濟不完善帶來的問題，主要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社會總供求失衡產生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他們驚呼：“這個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壹個魔法師壹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 了。這就是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必然要崩潰的根據。進而由此斷定：“（資本主義）生產力已強大到這種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筆者）所不能適應的地步……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已經太窄了，再也容納不了它本身所創造的財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產黨宣言》，下同)。 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進壹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認為根本原因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等等。馬克思認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自行解抉，如果要加以改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因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採取暴力手段來推倒它，建立壹種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徵的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共產主義，才能解救人類社會的危機。（在這裡，馬、恩又犯了壹個邏輯錯誤：既然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不堪、無可救藥了，為什麼它不會自己崩潰，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用暴力來推翻它呢？） 在上述壹系列論證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產主義革命”理論。但是很顯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輕率的錯誤，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完全的誤判。 當今天我們來審視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論的時候，任何人都會為他們的短視、武斷感到幼稚可笑，因為歷史證明，尚處於嬰兒期的所謂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未如馬、恩的預言那樣己發展到頂峰，要即將“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後的今天，它不僅依然“健在”， 而且遠比馬恩當年更加強大，更加生機勃勃，其用“魔法”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和技術，己是馬、恩所絕對無法想象的了！從現在看，它的財富再增加壹百倍、－千倍，也不會出現因“社會上的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容納不了”而崩潰的問題，“資本主義”能夠容的生產力還看不到盡頭。 為什麼當年的馬、恩就不想壹想：在少數國家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不過壹百年、幾十年，還遠未在全世界推廣，為什麼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產過剩”只是壹種經濟症狀，而且是壹種假象，為什麼就不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解決呢！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明顯地都處於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沒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異發展，它所蘊含的生產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怎麼就走到了“盡頭”？ 與上述短視、誤判相聯繫的還有壹個對人類文明史的認識問題。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為擁有淵博知識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馬克思應該懂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致輪廓，人類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大概有百多萬年的蠻荒時代，進入文明社會——即馬氏所謂的階級社會之後，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馬氏的人類社會五階段劃分方法，奴隸社會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會占了二、三千年，而資本主義社會建立“才不到壹百年”，怎麼它就發展到“顛峰”，就要滅亡了呢？又按照馬氏“五種社會形態”的說法，人類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便是它的極致，它的“頂峰”，亦即人類社會的最後和最高階段了；同樣馬氏又說，當時已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立即就要進入它的最高、最後階段了。但物理學表明，地球還將存在幾十億年。人類社會即使不能存在幾十億年，存在幾十萬年大摡是是沒問題的，如今進入文明社會剛六、七千年，怎麼就要進入他的“最後、最高階段“了呢？這些論斷就如馬克思說他的學說是“宇宙真理”壹樣，從常識上判斷都是絕對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這壹對歷史的短視誤判，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灘上，它進而作出壹系列海市蜃樓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斷、歪曲：馬克思眼中的人類歷發展史。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我們在上面己經介紹並批判過了。這裡再講講馬克思唯物史觀最主要的內涵：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 馬、恩在《共產黨宣言》壹開始便宣稱：“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好傢夥！壹切歷史當然包括“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了，難道那些剛剛從樹上走下地，尋找野果野獸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階級鬥爭為綱”嗎？即使進入了所謂階級社會之後，難道幾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和社會的進步，不是因為為了自身生存、發展的壓力而向大自然鬥爭和索取的成果嗎？反而只是人們相互鬥爭和殘殺的成果？ 翻開中外任何壹部國家、民族的歷史都可以證明，凡是壹個社會安定，人們和睦相處的時代（歷史上叫做太平時期或太平盛世），總是經濟繁榮，技術進步，人類繁衍迅速，社會文明進步的時候；反之，如戰亂、或暴政統治下民不聊生引發的天下大亂，也就是馬氏所謂的“階級鬥爭”激烈的時期，就是社會發展停滯、文明倒退、人類遭受苦難之時。所以在中國古代就有“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格言。這說明這種所謂階級鬥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危害。孫中山先生十分正確地指出：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不是常態，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不是“歷史前進的唯壹推動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壞，延緩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而且儘可能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解決，這己成為今天人們的共識。 如前文所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把人類歷史說成是階級鬥爭史，主要基於他認定人類的壹切活動和相互關係都屬於生產關係的範疇，而在馬氏看來，生產關係就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也就是階級鬥爭關係。在馬氏眼中，人類之間除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爭奪之外，沒有別的關係。馬氏眼中的人與動物幾無二致，只存在叢林法則，沒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寬容，沒有精神、文化、知識方面的更高追求。 關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已經有諸多學科的專家進行深入研究，比較公認的是人的“需求層次”的推動。作為“人”，首先是為了生存而鬥爭，如覓食、構巢、避險；其次，是求偶、組建家庭、養育後代；再次是為了出人頭地，追求事業成功和對社會的貢獻；最後是完全超越物質利益的探求、奉獻，如探索人類和自然奧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業和靈魂的永恆等。這大致上等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就整個地看，超越物質的精神追求才是導致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更高階段、更高的文明的動力。鼓吹階級鬥爭的理論完全與此背道而馳。 當然，在現實中，人群之間、不同人群之間、部落、國家之間總會出現各種矛盾和摩擦，導致爭相互斗甚至武力衝突和戰爭。這便是社會的“病態”。就像人會生病壹樣，難以避免。生病是壞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會的病態也可以通過各種正常機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預防、約束或化解，使其損失和破壞降至最低限度。 馬氏及其繼承者們為何要製造、推行“階級鬥爭”理論呢？初期當然是造反奪權的需要。奪得政權後，則是鞏固其殘暴的極權統治的需要，煽動民眾互相仇視，互相爭鬥，互相殺戮，自然就可趁機趁火打劫，從中漁利。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論，其主要根據就在於人們生於世上，在財富占有和社會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會互斗。其實，這是壹種客觀、必然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也是作為個體的人在體力、智力、品性、行為等各方面不對稱的結果。但這種差別和不平等並非妳死我活的關係，反而多數是是互相依存的關係，比如地主和佃農、工人和資本家，官員和老百姓等等，他們之間會發生矛盾和利益衝突，但－般可以通過協商、調解的方式解決，因為和平解決對雙方有利，“妳死我活”則兩敗俱傷。何況人們的“階級地位”不是壹成不變的，下層等級的人們可以通過努力奮鬥進入上層社會；反之，上層等級的人們也會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墜入下等級階層。所以，壹般地說，人們是能能接受這種階級差別的，也就是說，階級、階層之間是可以在壹個國家和社會中和平共處的，而且，這實際上也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還必需指出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但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它並且宣示：無產階級壹旦獲得勝利，不是象其他階級那樣，趕緊制定“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 而是相反，“（無產階級）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然後使整個社會回歸到沒有階級、人人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馬克思說的這壹預言從來沒有成為那怕壹丁點事實，相反，他的後繼者總是在當權後把“階級鬥爭”搞得轟轟烈烈，甚至藁到共產黨內，還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由此可見，馬氏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個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騙術。
四、為挑動勞資鬥爭而編造的荒唐無稽的“剩餘價值規律”。 “剩餘價值規律”被吹噓成馬克思“劃時代的偉大功績”，是揭露資本家剝削秘密的偉大“科學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發現之壹。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究競是個什麼東西。 據考察，“剩餘價值”壹詞原為法國日常商業活動的術語，意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價而獲得的價值增長。後被李嘉圖的弟子湯普遜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機器的資本家同手工勞動業者相比較而獲得的超額利潤。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壹書中套用這壹概念，其含意則變為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其預付價值的多出部分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的理論，主要借鑑於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觀點，在斯密的時代（工場手工業時代）, 工人的活勞動無疑是創造價值的主要來源，因為當時科技元素尚未構成生產力的新因素。但是在壹百年後情況已輕完全不同了，產業革命己經如火如荼地開展，蒸氣革命已經顯示出偉大的力量，火車、輪船、電報、大機器生產……己經廣泛使用。正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其實，這壹切並不是“資產階級”創造的，而是科技發展並運用於生產的結果。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認，“科學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生產力的壹個重要因素。”（《資本論》第1卷53頁）如此，新的巨大生產力主要歸功於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也就無庸置疑了。 可是，馬克思在構建他的革命理論時，對這壹切故意視而不見，卻從原始的、過時的“勞動創造價值論”中伸引出“剩餘價值規律”，認定工人的體力勞動才是財富之源，認定資本家是“剝削者”、“寄生蟲”。從而引伸出由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合理性。 鑑於事情本來如此簡明而清浙，而馬氏卻如此“笨絀”，如此視而不見，我們就只能認定他是為了挑動勞資仇恨、煽動工人造反而故意創造的“科學”。 具體點說，這個所謂剩餘價值是個什麼東西呢？簡單而直白地說，就是它只承認工人的體力勞動是創造價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價值創造之外。舉壹個最簡單的事例：用手工生產某種產品——商品，每個工人壹天能生產10件；而某科學家發明了壹種機器，壹個工人操作該機器毎天便可生產同樣的產品1000件。那麼這新增的990件產品的價值是誰創造的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多生產的990件產品的價值，在扣除產品的成本和機器的拆舊費用之後，就都是這個工人創造的“價值”。這“價值”應全歸工人所有。如果這個工人沒有得到這個報償，就是資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剝削，占有了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 然而今天連小學生都知道，這個新增價值絕不只是工人創造的，它首先歸功於發明這個機器的科學家或工程師（按今天的說法，他們擁有這種機器的“知識產權”）；其次是為支持這壹發明創造而預付資金的機構或個人，如風險投資家的投入，沒有他們的投資，機器只能是圖紙；再次便是將這種新發明用於工廠生產、變成現實生產力的資本家或工廠主，他們不但購買了這種機器，還需要新建廠房、增添配套設備、對操作人員進行培訓，對機器進行保養、維修等等。接下去，在生產規模擴大了上百倍之後，資本家或工廠主還要在市場營銷、商品調運等方面作相應的投入。所以，該機器新創造的價值應該在上述所有環節進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於具體的分配比例，應視各方貢獻大小、承擔風險的大小綜合協商決定。這些已是現在人們的常識，是連小學生也懂得的“遊戲規則”。 可是，馬克思卻不承認這些，他只承認工人的活勞動創造了價值，因為產品最終是經工人之手“生產”出來的，所以，新增財富應該全歸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他甚至把發明創造機器的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營銷人員都說成是幫助資本家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幫凶。妳看，多麼荒謬的邏輯，多麼強橫霸道的“理論”！因此可以說“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最違反科學、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後對抗文明進步的壹種 “偽科學”，建立在這壹理論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掩飾“剩餘價值論”的偽科學本質，馬克思故意在價值的產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潤在不同領域、不同環節的形態變化、以及所謂“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虛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觀規律”嚇唬人、胡弄人。其實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它的偽科學、反科學的本質，很明顯，馬克思編造出這個“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規律”目的在於取悅工人，強調資產階級乃至整個社會都依賴於對工人的剝削，藉以煽動工人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喚起工人們“名正言順” 地去造反、搶奪。 在這裡，也表現了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仇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說： “機器不僅是壹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僱傭工人過剩……蒸氣機壹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可以寫出整整壹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為了保護資本對付工人暴動而出現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國工人階級調查》中更表達了對機器發明的敵視態度： “機器上的每壹種改進就掄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這種改進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此，每壹種改進都像就業危機壹樣給某壹些工人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即匱乏、貧窮和犯罪。”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譴責“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 從中可見馬克思主義 的反文明、反進步本質。 在資本主義初期，當機器的發明和使用逐漸興盛起來的時候，工人將機器和機器發明者視為自己的死敵，他們開展了大規模的“搗毀機器”運動，機器發明者甚至被殺死。荷蘭、英國、法國都出現過這種搗毀機器、追殺機器發明者的運動。這壹事實證明了，工人階級並不如馬克思所說的具有先天的“先進性”，他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學、反進步的愚氓。工人與大機器生產結合是被迫的、被動的。在工人打砸機器的反文明、反進步的行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旗幟鮮明地站在工人壹邊，這也就說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什麼先進的科學，而是相反，它仇視科學、進歩，保護落後和野蠻。它的壹切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挑動工人起來造反，讓共產黨人藉機登上國家統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腳步是不可阻擋的，機器代替手工的時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滾滾向前。面對機器取代手工勞動不可阻擋的趨勢，馬、恩只好把矛頭轉向“資本”，發洩對資本家創造了新生產力和新生產方式的仇視。在《共產黨宣言》中，危言聳聽地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充滿了血腥和骯葬”，資本“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為了醜化、詆毀“資本”，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對封建農奴制唱起了讚美詩和輓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情、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這是壹段頗能蠱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說的不是事實，而是摻雜了偏見、歪曲和撒謊。它極力攻擊、醜化資產階級的金錢至上和冷酷無情，實際上，以金錢關係和契約關係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級制度和強制的人身依附關係（歐洲實行的領主——農奴制就是這種關係），是歷史和文明的壹大進步。“金錢至上”也在壹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就在馬克思為封建的生產關係唱讚美詩和招魂的時候，人們並沒有忘記過去不久的對封建專制制度的記憶：路易十四、巴士底獄、斷頭台、以及路易十六的人頭……難道馬克思要否定這些偉大的革命事件？馬氏故意誇大封建制度下溫情脈脈的－面，又故意誇大、渲染了資本主義抹殺人性的壹面，這都是以偏概全。事實上，資本家們的精打細算與人性的溫情脈脈並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國家很多資本家壹邊精打細算賺錢，壹邊大手大腳做慈善；資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們熱衷藝術，追求享受，他們鍾情自由民的憲政制度，開啟了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今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也都成了它的俘虜。總之，資產階級開創了比封建社會、比小生產者更加瑰麗多彩的生活，更加發達進步的文明。對金錢和財富的追求，本身絕對無罪而且有功。“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並沒有使人類墮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卻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門了。倒是馬克思主義倡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斬斷了人世間壹切溫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後壹塊面紗，剩下的只有冷酷無情的、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兩相對比，誰是文明進步，誰是野蠻反動難道還不－目瞭然嗎！
五、鼓吹暴力，鍾情血腥的“無產階級專政” 壹個人對待暴力的態度，往往是判斷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對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說，壹切鼓吹暴力、鍾情血的統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環、披上最美麗的外衣，也掩蓋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惡本性。馬克思主義就是披著“解放人類”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惡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義之名，行暴虐劫掠殺戮之實。 馬克思主義承認，它與“空想社會主義”和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認定在獲得政權後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鍾情野蠻、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質。 馬克思主義壹開始就是以壹種造反、復仇者的面目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淋淋盡致的表現，通觀全文，到處是氣勢洶洶、張牙舞爪的挑釁言詞，壹付要把現實世界砸個稀巴爛的架式。為了標榜自己的獨特，它與歐洲－切社會主義政黨劃清界線，獨創了“共產黨”這－名詞，它甚至將聖西門、付立葉、歐文斥之為“反動”、“保守”。總體說，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其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上。馬氏在他1850年寫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壹書中，第壹次使用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字眼。其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宣稱：“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就是後來壹切共產黨獨裁者推行極權統治的理論根據。而共產主義天國也就被永遠地推後了。 馬克思高度讚揚了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實行的“工人階級專政”。但指責它專政得不夠徹底（如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和及時向凡爾賽進軍），沒有徹底“推毀舊的國家機器” ，因而最終遭致失敗。馬克思及其後繼者把是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他的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分界線。 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內涵和特點是什麼呢？，列寧對它的解釋是：“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換句話說，專政就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這比之封建帝王的專制又更進了壹步。也因此，後來－切列寧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遠比歷史上任何政權更為野蠻、殘暴。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專政”的後果是十分清楚的，從英國的“克倫威爾 ”專政，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專政，“專政”的後果除了演變成血淋淋的個人獨裁和無法無天的大屠殺之外，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頌的地方。然而馬氏不管這些，仍然執意要實行專政。 為了給他的“無產階級”專政製造合法性，馬克大肆鼓吹所謂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說他們它與最先進的現代大機器生產相結合，所以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又是“無產者”，所以最“大公無私”，“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還說：“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已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已這個階級的統治。（見《共產黨宣言》） 這是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欺騙，就是十足的書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類中的“先進者”要麼是知識文化上的優秀分子；要麼是創造財富中的能人。而作為無產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識和財富創造兩方面都幾乎都是“空白”，處在社會底層，何來先進性可言？至於大公無私云云，則純粹為政治需要加給對方的壹頂高帽子，有如誇獎乞丐最為“清廉”壹樣。至於他們掌權後要消滅自已的統治云云，則近乎痴人說夢。後來無數事實證明，那些“無產者”－旦奪權成功，有了權勢，其追求超級享受的本領會讓帝王汗顏，而他們的無知和愚味，在統的野蠻殘暴方面、在摧殘文明方面，都會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簡言之，無產階級既不是什麼“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恰恰成了萬惡之源。 今日，“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為臭不可聞的國家恐怖主義的代名詞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寧版的 “社會主義”國家，借“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統治，結果，在那裡分配更加不公，官員更加腐敗，特權更加橫行，社會更加黑暗。最後的出路不是垮台，就是“變質”。所以，今日連自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極少數共產黨國家都不願意再打這個旗號了。
六、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信口開河式的“設計”， 給後世帶來無窮災難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在談到他未來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具體蘭圖時，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黔驢技窮了。這是必然的，因為那只是個想象中的烏托邦，誰也不可能為其開出壹套周全的，實用的“處方”。但是，為了自己學說的完整性，馬、恩不得不藉助於曾被他斥之為“反動”、“保守”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壹些想象，拼湊成信口開河式的未本社會的蘭圖。概括地講，大致是： 共產主義社會是產品經濟，物質極端豐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考慮到這壹目標短期難以實現，便將它分成“低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在低級（或初級）的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只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樣就把所謂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變成真正的畫餅了。 這個社會徹底消滅私有制，實行完全由國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實即國有制），和在此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它生產的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貨幣，不經過交換，而是實行直接的“等量勞動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滅了任何形式的剝削和被剝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實現這個目標呢？馬、恩的說法似乎很簡單，很容易，比如消滅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剝奪“剝奪者”（即有產者），來壹場生產資料歸公就行了。但實際上絕非如此簡單，諸如公有化的具體形式，是全國統壹國有化、還是分級分地區公有化；是實行全國統壹分配還是分地區統壹分配；公有化的企業由誰去管理，怎樣監督才能避免公有企業的管理者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過去僱傭勞動者真正變成企業的真正主人；在企業壹切活動按計劃、指令執行的情況下，如何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等。又如按勞分配，衡量個人労動量的具體方法和標準是什麼，在沒有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情況下，如何做到“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什麼是“各取所需”，由誰來界定這種“所需”；在社會成員腦力、體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人人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其中很多蘊含了複雜的矛盾。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就這壹切給出具體答案。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問題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無法解決的痼疾，也成了促使這些 囯家垮台或者”變質”的重要因素之壹。 要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首先就必須找到壹種絕對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先精確計算社會的勞動總量，確立總供給和總需求，保證兩者總體平衡；然後計算每壹個個人所能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藉以確定他從全社會的勞動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產品和服務，使之既不受“剝削”，又不剝削他人。這個重任當然只能由國家來完成。但在壹個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人口的國家，要進行這種精確計算，無疑是個天大的難題。如何解決這－難題呢？在馬、恩的有關論述中，他們曾試圖破解這個不亞於哥德巴赫猜想的難題，請看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說法： “在壹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裡不表現為產品上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於是，“每壹個生產者，在他作了各種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妳看他說得多麼玄乎，多麼輕巧！但幾乎是以“不答作答”。妳看，每個人的勞動直接就變成了“社會勞動”，不要經過交換，不要經過價值判定和換算，不需要貨幣，也不需要考慮各種流通環節，總之，不需要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全社會的產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個人的手上了。 然而誰都知道，社會上每個人的“勞動的量”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從事的具體勞動也是千差萬別的，如果取消了“社會勞動”和“價值”的概念，取消了統－的價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呢？馬克思沒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樣指出“應該怎樣”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試圖解答這個難題，他說：“社會壹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壹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從壹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壹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曲折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些產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會勞動……人們可以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原來恩格斯也沒有什麼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經驗”，靠主觀的判斷。真是越說越玄乎了！在這裡，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對壹個村莊、壹個生產隊、或者傅立葉的“法郎吉”、歐文的“公社”；然而對於壹個國家、壹個有千百萬人口，千百種不同行業、產業，千萬種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術含量的產品和服務來說；對於不斷變幻的供給和需求來說，恩格斯這壹說法無異於痴人說夢，是明顯的在愚弄、糊弄大眾。 實際上，別說是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鐘運算壹萬億次的計算機，也絕不可能把全國人民、全社會的需求與供給精確計算出來，並使每個人的付出與獲得完全相等。因為它面對的是千差萬別的“個人”， 是不斷變幻的人的思想、行為。所以，這是個無解之題。 這種信口開河式的說教如何去實施？所以，後來列寧也說：馬、恩並沒有給未來社會經濟蘭圖作出具體設計，馬克思不想製造經濟“烏托邦”。而實際上列寧及其繼任者們只能製造這種經濟烏托邦。 列寧在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尚可應付，壹旦進入正常的經濟建設，就發現沒有貨幣、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主義經濟”寸步難行。斯大林只好“變通”：“保留貨幣的形式即‘外殼’，只作為核算工具”。至於這樣變通後，是否能保證“每個人付出的勞動，在作了各種必須的社會扣除之後，剛好等於他給社會付出的勞動量”，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最後它實際上執行的是－種比資本主義更為惡劣的“按權分配”的強制計劃經濟，這種制度窒息了人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原來宣揚的“共同富裕”變成了“共同貧窮”，實行這壹體制的國家無例外地變成了“短缺經濟”。 也許有人會問：這種經濟烏托邦為什麼也能維持了幾十年之久呢？答案是：這種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眾，官僚們反受其“益”。而對於民眾來說，他們只能忍受，因為在現代條件下，在強大的極權統治之下，他們不可能揭竿而起，他們沒有選擇，只有老老實充當奴隸。 但也 正是這個經濟烏托邦，終究使它在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敗下陣來。 行文至此，不覺想起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言： “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將進入災難之門。” 說得多麼精準！而馬克思主義恰恰與這個警告背道而馳，它將私人財產“公有化”，而將公權力變相“私有化”。墜入災難之門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後，還應提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宣示的共產黨壹些基本政策主張和價值觀，這些本屬於公開的東西，但知道的人卻很少。它涉及到的東西很多，這裡僅擇其－、二。 壹是該文第二即部分“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提到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的問題，《宣言》的原文是這樣說的：“連極端的激進派也對共產黨人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筆者）這種可恥意圖表示憤慨。” 那麼，“共產黨人” 是如何答覆這種指責的呢？作者說：資產階級叫喊“妳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 “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這樣我們也就說明白了：“共產黨人主張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 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則，他與女僕海倫通姦，使其成為自已的“性奴”，從精神和肉體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倫的勞動也就不用付給報酬了。當然，這只是他的個人所為，個人的實踐，還達不到在全社會實行公妻制的目的，因為其時馬克思尚未掌握國家政權。列寧就不同了，他奪得了政權，在他領導所謂的“十月革命”中，－度實行了 “公妻”—— 在男女關係上推行“壹杯水主義”， 形成了全社會的亂倫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訓的領袖們也占染此風，掀起了“換妻、換夫”熱潮（參見本書第二部延安整風章節）。又據說列寧本人也因淫亂無度染上性病（梅毒），成為促使他過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見，馬氏和列氏不是個壹般的學者，也不是壹般的“革命家”，而是打著“與傳統觀念決裂”的旗號、充滿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當時歐洲各國視共產黨為“幽靈”， 視共產主義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的問題。馬、恩怎樣回答呢？不答作答，他們寫道：“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接著進－步強調：“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 意思是說，只有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才是最重要的，政權就是壹切，其他任何東西，包括國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壹提。所以，後來蘇聯以外的各國共產黨人都不承認自己有祖國，不承認自已的民族，他們都只把蘇聯當作自己的祖國。毛澤東就明確地說：共產黨人的祖國是蘇聯，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認自己有“祖國”，當然也就不把“賣國”當作壹回事了。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列寧便要求他的第三國際成員，趁本國參戰之機進行破壞搗亂，促使自己的國家戰敗，以便共產黨亂中奪權。在中國，當1929年蘇聯發動侵略中國的中東路戰爭時，中共響應莫斯科的號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裝保衛蘇聯”，原來蘇聯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 還有如：宣言中說有人認為宗教、自由、正義、道德是“永恆真理”，“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這樣我們就懂得了：為什麼馬克思及其傳人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都自覺地跟既有的人類文明對著干，逆歷史潮流而動，絕對“廢除”——而不是“革新”——人類的“道德”，並與“自由、正義”這些“永恆真理”勢不兩立。 僅僅從這些極不全面的介紹和分析中，我們就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貨色了。
馬克思暴力社會主義的扭曲與發展：列寧主義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云云。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徵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麼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里，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裡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製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 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託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台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志，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係，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裡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 （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矇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闢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採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採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里，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凌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凌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藉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乾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藉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麼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噹噹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採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採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製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裡，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曆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台，以便儘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餘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採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凌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台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裡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麼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製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台，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准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僱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髒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里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覆，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里，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餘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干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干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裡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姦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徵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游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游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 下面是壹個喀琅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麵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麼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裡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 －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製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里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志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 －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 －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裡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乾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台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髒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關於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麼“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麼“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麼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係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麼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裡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麼笨拙！多麼無能！這麼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裡，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讚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台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 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讚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 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採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徵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製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製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台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覆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 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繫，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麼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鑑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注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云云。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牴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鑑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託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讚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麼，“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讚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讚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裡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裡。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 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 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僕，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徵。 馬克思讚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台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讚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採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台，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瞭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志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麼“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志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餘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採用合法手段比採用不合法手段或採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麼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克思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對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的整合運用與超越 毛當然不是把上述所有借鑑、學習到的壹切原封不動、雜亂無章地搬用於他的統治術中，比之封建帝王，比之“老大哥” 蘇聯，他都有“推陳出新”和超越之處。簡單地說，正如他自已所坦白的，他要把“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成為前無古人的獨裁暴君，建成千秋萬代的毛帝國、毛王朝。具體點說，即以秦始皇的“政制”作為政權基本構架，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幌子，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實際內容，以暴力和愚民兩手作為治國安邦的基本手段，集古今中外帝王之大成。以下簡單說明之。 首先以“秦政制”為基礎建立金字塔式的的集權政治結構。 毛澤東讚揚秦始皇說：“百代遵行秦政制”（贈郭沫若詩）。他當然也要“遵行”下去，並且有所發展。毛認為，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之創始，之後兩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國壹直延續這種制度。毛澤東自覺地肯定、讚美這種制度，正好說明了毛建立和傳承的正是這種皇權制度，也正好說明了毛是中國真正最大的“復辟狂”，“封建餘孽”。 所謂“秦政制”最主要之點就是突出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毛心領神會，得其精髄，果然後來他享有的權力、地位實際上已經在皇帝之上，只是稱謂不同而已，叫做“全中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 全中國、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皇帝只是“上天之子”， 而毛則與天帝齊肩，可見他已在總體上發展、並超越 了秦政制。 秦政制的基本內容是改周代的分封制為郡縣制，各郡縣長官由皇帝壹人任免、操控。毛不僅繼承了郡縣制，建立了空前嚴密的中央集權制，而且還繼承封建制之精華，建立了新的政治等級特權制度，並把這種制度推廣到全民，那就是在全民中“劃階級、定成分”，並且將其中的“階級敵人”實行“戴帽管制”，這就攝取了奴隸制之精華。今日的毛不僅操控全體官員之命運，而且親掌全國草民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不僅各級官吏對他要宣誓盡忠，而且全國百姓都得對他盡忠盡孝。古之皇權不下縣，留給人民相當的自由度；而毛王朝的統治觸角不僅到縣、到鄉、到村，而且到每個人，直接控制每個人的生命和“飯碗“。全國變成－座事實上的大監獄，所有臣民都被牢牢禁固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監獄之中…… 此外，毛通過黨、政兩個系統對各級官員和對全體百姓進行雙線監督、控制，不僅監控他們的行動，而且對他們的思想、生活和意識形態進行監控，還進行改造，這是歷史上任何王朝都不能比擬、做不到的。 所以，毛澤東雖打出“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乃超級皇權帝國，超級“秦政制”。毛本人自然成了超級“秦始皇”。 按照蘇共榜樣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核心：中國共產黨。 當然，如果認為毛僅僅繼承了“秦政制”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還自稱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 共產黨的出現是壹種奇特的、令人驚嘆的現象。這當然首先要歸功於列寧、斯大林，是他們建立、確立了建黨的各種原則、制度、手段。然後依靠這個黨奪取了國家政權，並依建黨的模式、理念建國、治國，又將這壹切迅速向全世界擴散、推廣，先後在幾十個國家建立了蘇俄式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組織，並奪得了十餘個國家的政權。中共則是其最成功的復製品之壹，並且有諸多青出於藍之處。如今全球列寧式共產黨絕大多數已經垮台、散夥或變異，中共則是僅存的碩果之壹。（當然，現在它也已完全變質了，不過仍保持共產黨的基本特色） 以中共為例，以毛時代之前為界限，共產黨大概擁有以下特點： 壹是組織上的類似黑社會性質。共產黨曾長期處於地下、非法狀態，所以其組織、活動非常隱蔽、神秘，也養成了它嚴格、強有力的組織性、保密性和詭秘性，任何人壹旦宣誓加入了共產黨，其身家性命就屬於黨組織的了。實際上是能進不能出，“活著進來，死了出去”。故它對叛徒、內奸懲處極其殘忍，甚至禍及其親友。也因此，在黨組織內部自然就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和對領袖（老大）的崇拜，實行領袖獨裁。這樣，它自然擁有類似江湖會黨、黑社會組織的壹些特質。 二是政治上的排它性。共產黨聲稱它是“最先進”的政黨，奉行壹黨專政的理論和宗旨。即使在它被迫與其他黨派合作、甚至在表面上接受其他政黨領導的情況下（如兩次與國民黨的“合作”），在黨內，它仍然要宣稱自己是領導者，並要千方百計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然後建立如蘇聯的壹黨專政國家。它不允許任何政治力量與他平起平坐，或分享、分割它的統治權。所以，共產黨與任何其他政治勢力或個人的合作其實都是虛假的、短暫的、策略性的，是它的“統戰”策略。它與任何其他勢力合作、聯合，目的都是為了利用對方，最後消滅對方。 另外，也因此，為了勝利，為了奪取政權，它可以不擇手段，也不惜做出任何承諾，最後這些當然都是謊言和騙局。 三是其執政理念上的極端性。共產黨不是要壹般的奪取政權，而是聲稱要與傳統社會的壹切“徹底決裂”，它要徹底剷除壹切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這就不僅要在政治上統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領域、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對人們實行“改造”、“專政“。這也就決定了它統治的極端殘酷性，它的權力無孔不入，無所不能，占有壹切、壟斷壹切，人民動輒得咎。但另壹方面，由於它壟斷了國家壹切資源、財富、利益和權力，所以對壹般民眾有超強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和打擊、抗打擊能力。 四是奉行黨組織凌駕於政府之上的黨國體制。所謂黨國體制，簡單講就是以黨治國、不但共產黨凌駕於政府之上，國家之上，而且視國家為黨“所有”。黨領導－切，指揮－切，占有－切，瓜分壹切。黨國體制確保了共產黨的特權地位和特權的合法性，入黨成了獲取各種利益和官位的必須途徑。在毛統治下的中國，任何人想要出人頭地，想過上風光的日子，加入共產黨是必須的階梯。 共產黨組織還具有對政府官員乃至全民的監督功能。黨的組織滲入社會的每壹個領域，每壹個角落，形成了無處不在的對全民進行監督、控制的網絡，隨時舉報任何可疑、不忠之人和事，從而成為壹部組織嚴密、運行精準、無所不能的統治機器。而操控這部機器者就是黨的最高領袖，黨的“掌門人”。 五是共產黨的國際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規定了共產黨的國際性，全球共產黨受 “共產國際”統－領導、指揮（共產國際被迫解散後，各國共產黨受蘇共中央領導、指揮、控制），形成壹個統壹的黨和國家的陣營，這也是它擁有巨大能量的壹個原因。當然，1991年蘇聯解體後，統－的國際共運中心已經不存在了，但共產黨國家之間乃至類似共產黨國家之間依然互相聯繫，互相扶助，形成無形的同盟關係。 簡而言之，共產黨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組織最嚴密、功能最強大超國界組織。 （三）“秦始皇加馬列主義”的統治方式。 毛澤東對秦始皇情有獨鍾，自然要學習、仿效秦始皇的統治方式方法。但畢竟是二十世紀了 ，他又是打著馬列主義和共產黨的旗號，所以，他不僅僅要繼承秦始皇的衣缽，行秦政之實，還要掛上“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名，並在它的統治術中加進壹些“馬克思主義”元素。毛自稱要把“秦始皇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就是要讓它們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毛的辦法大致是：在壹切公開的場合，書面的文件中都打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旗號；而在執行、落實這些政策、任務時，釆取秦始皇的方法、手段。1958年8月，毛髮動的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但同時也存在當年鋼鐵番翻目標完不成的風險。為保證大躍進目標的實現，中共中央於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會議集中討論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有關問題，在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豪情滿懷地說： “空想社會主義的壹些理想，我們要實行。”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的萌芽。產品十分豐富，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這就是他的招牌。 但在討論到大煉鋼鐵時，大家都認為形勢很嚴峻，有完不成任務的危險。毛禁不住氣急敗壞地叫喊： “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地、縣、鄉不控制不行。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 省委書記回去以後，要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條子要靈，壹個地區壹個主，壹個省只能有壹個頭，黨有頭，責有主。……”這就是以秦始皇為手段。 這是毛的“把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的明確昭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這些毛都是打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招牌，大煉鋼鐵也是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這些都屬於表面的、用作號召民眾、給外國人看的東西，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那些冠冕堂皇的東西。但是當這些東西行不通、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毛就搬出秦始皇來。“秦始皇”是什麼呢？是公認的暴君、暴政，實行“秦始皇”，就是要搞“強迫命令”，就是言出法隨，就是可以隨意抓人、打人、殺人，壹句話，為了實行 “共產主義” 就得學秦始皇，就要用秦皇之法，不擇手段，不怕死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可見，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壹脈相通的，是手段與目標的、實質與名義的關係，是壹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這就叫“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 可是，毛轉眼又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這樣看來，這個“秦始皇”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也是壹回事了。的確，兩者實際上就是壹回事，都是不受限制使用暴力。那為什麼不直接說“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行了？為什麼還說要“加秦始皇”，要兩者“結合”？這是因為，釆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從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上講，只能用於對付“階級敵人”， 在所謂人民內部是不能搞專政的。而現在是對付自已人、針對自己的幹部、群眾，所以不大好說直接釆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了。“秦始皇”就不同了，他沒有這件外衣，不受這種束縛限制，秦始皇的方法可以對付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由此可見，毛的“馬克思主義”是用其名，是用來欺騙胡弄人民，而“秦始皇” 才是“實”，才是他的“真面目”。 情急了，毛就將老底托出來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得出結論：毛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 或“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其真義便是以馬克思主義做為招牌，幌子、誘餌，而以秦始皇的壹套作為實際手段，來對付他的臣民。這樣建立起來的國家便是既有秦始皇的殘暴，又有馬克思主義烏托邦成分，實乃不中不洋、不新不古的極權主義怪胎。這也就是毛帝國、毛王朝的實質。 毛為什麼要死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應是列寧、斯大林主義）這塊招牌呢？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很吃香，具有騙人的功能，只要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很多壞事便會冠冕堂皇，通行無阻。但是毛很清楚，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主義辦事，他有很多事情就不好辦，不能辦。比如，首先，他接收的囯家根本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條件，只能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要等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了才能搞社會主義。第二、即使搞社會主義，那也只能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則” 建立的社會主義，因為這是馬克思親自肯定的社會主義模式。第三，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不能對老百姓搞“無產階級專政”的。 由此可見，如果他真正按馬克思主義辦事，他便什麼也幹不成，也許這個國家都不能成立，或要改變名稱、性質。那樣壹來，他也就“失業”無事可幹了。 所以，毛只能借馬克思主義之名，行秦始皇之實，並將兩者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新的、更壞的毛澤東主義。1949年10月以後，毛干的就是這－勾當。 其實毛也知道，秦始皇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相通之處，兩者密不可分，比如，實行高度集權的個人獨裁；對臣民實行嚴刑峻法的恐怖統治；叫知識分子閉口的愚民政策；以及持續不斷濫用民力不顧民眾死活等等，這些既是“秦始皇”， 也是“馬克思主義”。 所以只能讓它們“結合起來”。 從政治等級特權制 到等級社會 關於“毛主義”的概念及其對馬克思主義 階級鬥爭理論的新貢獻
其實，即使按最低標準，毛澤東的那些東西，也構不成什麼 “主義”，因為任何主義起碼得有壹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包括哲學基礎、理論框架、實施綱領等等。而毛主義沒有這些，毛主義中有些東西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現成販運過來的；有的是他在“中國化” 過程中添加的壹些私貨，即他為達到造反奪權目標和奪得政權後鞏固統治的手段、方法、措施。所以，它（毛主義）基本上是壹些行動計劃、實施政策、方法、應對策略等的大雜燴。幾篇稍有“理論”色彩的東西（如《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也多是東拼西奏的大雜燴，或拾人牙彗加上自已壹點解釋，而且，據現在揭露，其中很多是他人捉刀代勞被毛據為己有的。據最近的權威披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1995年6月給中共中央的聯合報告中認定，《毛澤東選集》1——4卷收入的壹百六十多篇文章，只有12篇系毛親自草擬，另有13篇經過毛的修改，其餘皆為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康生、陳伯達等）以及其秘書、辦公廳文秘班子所操刀，毛只是署上自已的大名，或者宣讀壹下。所以，毛本人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版權。且不說這些些東西有多少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只說毛這種大言不慚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的行為，就是歷來文人所不恥、所鄙薄的。毛之為人和品格從中又可見壹斑。 毛主義的另外壹大特點是它形成文字的東西與實際所作所為並不是壹回事，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南轅北轍，有的則是只做不說（如土改中的殘酷殺戮），或只說不做（如公開宣傳中給予人民的民主自由等），所以光看它的文字是絕對不行的。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來概括和形容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庻幾更接近事實。在形式上，毛主義只是壹些講話、電文、指示，評論的堆積，全是現炒現賣的貨色，談不上什麼系統性、理論性。 鑑於上述，筆者曾想給它下壹簡明的定義，但感到很難辦，只得放棄。當然，這不等於不能給其以簡單概括。有西方學者認為毛主義是壹種激進的、帶有強烈唯意志論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筆者認為，這有壹定道理，但很不全面、準確，而且也有點自相矛盾（馬克思主義推崇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毛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不能兼容）。倒是毛自己宣稱的“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 有幾分接近其真諦。這樣，我們就可以給它加以補充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吸取秦始皇專制皇權主義精華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的大雜燴、大騙局。就毛的實際所為來看，他追求的是壹種沒有皇帝名號的帝皇獨裁專制制度，其要實現的政治目標是在其鐵惋統治下統壹著裝、統壹行動、統壹思想、平均主義加政治等級特權（對民眾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統治階層享有等級特權）的現代奴隸制帝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短暫建立起了這種國家雛型。 綜上所述，我們稱其為“毛主義”實在是抬舉了它，高看了它，也許借鑑托洛茨基、鐵托對“斯大林主義”的評價用於評價毛主義更為貼近，托氏認為：斯大林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主義，它只不過是壹種官僚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混合）。斯氏的另壹政敵、南斯拉夫共產黨頭頭鐵托則綜合地指出：所謂斯大林主義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的暴力專政，在經濟上是國家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在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理論的專制壟斷，在國際關係上是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實質上就是社會帝國主義。這些，與毛主義大致不謀而合，或者說它與斯大林主義最為相近。但是，與斯大林主義相比，毛有許多“中國特色”，它更多地吸收帝皇專制統治的思想、方法、制度，更多地採用中國古代法家的法、術、勢統治手段，更善於運用歷代農民起義籠絡民心的騙術。所以，它比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更加虛偽、更加狡猾、也更加惡劣。具體地看，它與斯大林主義大致有如下不同之處： 其壹，斯大林仍然崇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學說，認為必須建立相應的物質基礎，才能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因而按照常規方式發展經濟和工業。而毛則完全否認壹切客觀規律，認為政治思想、主觀意志，加上上層建築的革命可以決定社會的前途和模式。鼓吹越窮越好，“壹窮二白” 最利於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慶幸“中國有幸沒有經過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經濟上除了延續斯大林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之外，更釆用主觀狂想的“人民戰爭” 的方式，企圖在壹夜之間跨入所謂的共產主義。 與上述相對應，毛大力宣揚“精神萬能”，“精神原子彈”，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戰無不勝”等等主觀唯心主義貨色。 其二，斯氏仍然重視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文學家、藝術家仍然受到尊崇，國家推行精英教育。而毛出於對文明的本能仇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必欲徹底摧毀而後快，還要消滅世界上壹切所謂“帝、修、反” 文化。毛壹貫仇視、污衊、壓迫知識分子。試圖破壞既有教育體制和教育思想，將大學“工農兵化”。 與此同時，頌楊貧窮和愚昧，說什麼“從歷史上看，總是文化水平低的戰勝文化水平高的。”“讀書越多越蠢”，“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不過他自己例外，他既是高貴者，又是最聰明者，戰無不勝。） 其三，斯氏只是在黨內打擊、迫害政敵，在其進入“社會主義” 之後，宣布已消滅了階級。毛則宣布要永遠、不停頓地“繼續革命”，對全體人民進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 ，對全民進行思想改造，堅決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要將階級鬥爭永久化。 其四，斯氏雖然也是實行帝王式的獨裁專制，但沒有全面繼承沙皇制度的打算，也沒有建立“家天下”的舉措。毛則公開熱衷和學習封建帝王，自比中國第壹暴君秦始皇，鼓吹學習秦始皇的“政制” 及其統治基礎的法家思想和理論。更為惡劣的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毛回歸到了歷代帝王“家天下”原旨，試圖將“皇位” 傳於其夫人和侄子。表現了其傳承封建君主制的強烈願望。 其五。毛的私生活和個人品質比斯氏更惡劣。毛虛偽、狡詐、毒辣、殘忍較斯氏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荒淫、貪婪、腐化則為斯氏所望塵莫及。 綜而言之，以毛統治帶給本國人民的傷害而言，以其致死人數之多、對人類文明的破壞而言，毛都在斯大林之上。就是二十世紀另壹個世界級惡魔希特勒，除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毛所不及之外，其他各種惡行、劣跡較毛都望塵莫及。希特勒的壹大主要罪狀為排猶、屠殺猶太人。而毛則熱衷屠殺本民族的“階級敵人”，其致死人數遠遠超過希氏。在殺人和迫害人民方面，毛堪稱前無古人。 毛主義既是壹種不成體系、不上擋次的大雜燴，但它卻有其他“主義”和理論所不及的特色，就是它通體都被用謊言和偽裝包裝起來，所以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蠱惑性，它的實際所為與它的文字表述往往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所以，僅僅以文字或毛的言詞來判斷、認識毛主義不可避免墜入上當受騙的陷阱。只有深入實際、了解其所作所為才能窺見其廬山真面目。 在毛主義所有理論、行為中，對民眾、對國家影響最大、最惡劣的是毛氏“階級鬥爭”學說及其實踐。“階級鬥爭”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近百年共產主義禍害之源。然而毛對馬氏的階級鬥爭理論又大有發揮、發展，在執行中有更惡劣的創新。下面，我們就毛主義在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最主要的新 “貢獻”，作壹簡單述評。
壹，無限擴展階級和階級鬥爭範疇的外延和內涵，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永久化並變成共產主義革命本身的目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階級和階級鬥爭只是人類社會壹定階段的產物，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以後，階級被消滅，階級鬥爭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之間的鬥爭。作為階級鬥爭壹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的壹段時間內的臨時過度性措施。所以，即使鬥爭性特強的斯大林，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宣布蘇聯的階級鬥爭不存在了，蘇聯已經將階級消滅了。到了六、七十年代，蘇共則宣布其己成為“全民國家”“全民黨”。 毛澤東則不然，他在其統治鞏固之後，依然要大搞階級鬥爭，並且越到後來階級鬥爭似乎越尖銳，越激烈，以至成為他治囯的“綱”，須臾不能離開的“空氣和水”。其實這只是毛的謊言和障眼法，毛的真正想法是：如果不搞階級鬥爭，他的很多政策措施將難以推行，他個人在中共黨內和國家內也難以建立並鞏固其絕對的獨裁統治。在毛看來，階級鬥爭是人人恐懼的“壹把刀子”，只要揮舞這把刀子，人們就得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他的政策就通行無阻，無往而不勝，他本人也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於是他嚴歷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宣稱階級鬥爭“要搞壹萬年”。為了使這種永遠的階級鬥爭具有“理論性”，毛先拿哲學上的“合二為壹”開刀，強調任何事物始終、永遠都處在矛盾、鬥爭的狀態，矛盾和鬥爭是壹切事物的主要形態和主導方面，矛盾的統－則是短暫、相對的。矛盾爭鬥是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萬物存在和發展之前提。然後提出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而發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的口號，讓全國人民永遠生活在“以階級鬥爭”的恐懼旋渦之中。 提出了要將階級鬥爭永久化、常態化的“理論”以後，進而要解決階級鬥爭的實際對象問題。毛認為，已經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心不死、人還在，是首要的階級鬥爭對象；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社會主義的破壞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剝削分子等則是新的階級敵人，而且形勢的變化，這種新的階級敵人會層出不窮，永不消失。同時，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會反映到執政的共產黨內部來，尋找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於是，各種黨內修正主義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陰謀家，成為新的重要的階級鬥爭對象……. 毛又發現，亊情還不止此，從宏觀上講，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且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小生產者、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有壹種“自發”（自發者，發乎本能也）走資本主義的傾向；還有城鎮的各色小生產者、小私有者，也天生地具有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願望。至於知識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以，可以說，放眼望去，處處都是現實或潛藏的“階級敵人”…… 當蘇聯出現赫魯曉夫掀起的反斯大林運動後，毛又祭起 “反對修正主義”的魔仗，並把“變修”作為毛中國面臨的主要危險。於是，反對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抓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分子”成了毛政權最緊迫、最重大的任務，成為最現實、最危險的階級鬥爭。毛還發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充斥著所謂封、資、修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激烈而又危險。而埋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私”字，也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敵，凡此等等，都在廣義的階級鬥爭之列，階級鬥爭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的矛盾。 總之，階級鬥爭不但成了了革命的常態，進而成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本身，革命的目的。 於是，毛把他統治下的中國便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
二、偷梁換柱，以“窮人”取代“無產階級”，從根本上改變了共產黨所謂共產主義革命的性質。 誰都知道，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是指近代工業革命產生的與現代機器生產相依存的產業工人，亦即產業工人階級。然而，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候，這種工人在中國為數很少，而且他們是脫下農裝不久的農民，根本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自我意識。蘇俄共產黨來到中國，將中國壹些知識分子組建成中國共產黨，硬說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便想依照蘇俄的方式在中國的大城市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但事實很快證明行不通，失敗了。 毛澤東比他的同行高明的地方在於，他根本就不相信依靠這些工人階級就能奪取政權，從小熟讀中國古代農民造反小說，後來又研讀中國帝王歷史的毛澤東，很早就認定，只有走傳統農民造反之路，依靠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才是“革命”成功的關鍵。毛於1927年，毛在其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被當時社會各界認定的那場“痞子運動”，“惰農運動” 給予了高度讚揚，他發現，“那些從前在鄉下踏破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四業不居的，以及“外出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當盜賊的”，才是革命的主力，也就是共產黨造反奪權的依靠力量。這次考察奠定了毛主義的基礎。從此，這些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為社會的“消極、腐朽部分” 的流氓無產者，便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鋒和共產黨的骨幹。在另壹篇毛主義的奠基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依照人們的財產和生活狀況劃分階級，把農民中的貧僱農（後來又加進下中農）當作無產階級的最可靠同盟軍，實際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人是小生產者，或曰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然而這正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中堅、依靠力量。毛在造反奪權階段，打出的口號是：“窮人打天下坐天下”。宣稱 “越窮越革命”， 共產黨就是“窮人黨”。 由此可見，毛及毛共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傳統農民造反並無二致；毛領導的共產黨，實際上就是傳統的農民造反軍，他建立所謂“人民共和囯，實質上是封建帝國的的翻版。而所謂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不過是分裂社會、各個擊破，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段。
三，篡改馬克思關於階級的涵義。以單純的財產占有狀況作為階級劃分標準，並使“階級“政治標籤化，固態化，血緣化。 毛澤東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已經明確將人們的財產狀況和生活狀況作為劃分階級的唯壹依據，同時作為政治上劃分敵、我、友，左、中、右的依據。後來，中共基本上遵循毛在此文中提出的方法對全國人民進行階級（成分）的劃定。並且把動態的階級概念變成固定的，永遠不變的政治身份的標籤。為了簡便，毛的階級成分劃分“壹勞永逸”，建國初期在土改運動（在城市是所謂民主改革運動）中劃定的階級成分成了人們終身不變的政治符號、人們政治等級的象徵。為了不使階級鬥爭失去“靶子”，不讓“地主”等剝削階級消失，還把土改時的階級成分代代傳，地主的子孫繼承地主的“帽子”，成為永久的“賤民”和專政對象。在現實中，“地主” 雖然早已壹貧如洗，並長期從事最低賤、最艱苦的體力勞動，遭受最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卻始終是“剝削階級”； 反之，己經高官厚祿，享受各種特權，生活奢侈，行為霸道，並役使無數奴僕的紅朝新貴， 卻仍然厚顏無恥號稱“無產階級”。為了使自已的殘暴統治永久化，新統治者又創造了“紅五類”、“黑五類”等“新種姓制度”，完成了由“階級論”向“血統論”的蛻變。 毛澤東非常清楚，他的這壹切做法其實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而卻是封建社會乃至奴隸社會的傳承。只有扯上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才名正言順，只有欺騙並愚化民眾，才能讓新王朝鞏固，因而推行空前廣泛而殘暴的愚民政策。後來毛情不自禁道出了他的統治的精髄，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算是“酒後吐真言”。
四，拋出“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並且可以相互轉化的“理論”，製造高懸於全體民眾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是毛在發動整風——反右運動前夕發明的壹種“理論”。它的背景是，赫魯曉夫1956年春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報告之後，同年在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了人民起來要求民主自由、撤走蘇聯占領軍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遭到蘇聯占領軍殘暴、血腥鎮壓。事件雖己平息，但極大震驚了毛及中共領導層。毛看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強烈不滿，特別感受到匈牙利的知識分子在這場全民抗爭中所發揮的主導和核心作用，更加劇了對知識分子的仇恨和恐懼，於是未雨綢繆，決心以幫助共產黨整風之名，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蛇岀洞”，然後“聚而殲之”，壹網打盡。毛拋出這個“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及其相互轉化”之說，就是為了對知識分子實施“引蛇出洞”後再行鎮壓所預作的理論準備。 毛的這個所謂理論的玄機和陷阱主要是他拋出的“人民”和“敵人”的概念。按照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說法。“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壹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壹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是由誰來判定，誰來實施、誰來監督。對此毛故意語焉不詳，留下陷阱。後來的情況表明，這種劃分和認定完全由各級共產黨組織乃至各級、各單位的領導人來認定、施行。毛本人則帶頭示範，在運動後期，他把在整風中響應他的號召給共產黨和領導幹部提意見的知識分子，通通打成“敵我矛盾” 、“ 右派分子”。說這些人由於“惡毒攻擊共產黨”，他們與“黨和人民”的矛盾的性質己經發生了變化，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敵我矛盾 ”。於是，“右派”便成了敵人，專政對象，被列入“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之後，原來的“四類分子”變成“五類分子”，成為毛帝國永遠的罪人。 反右運動的演練使人民群清楚地看到了毛那把高懸於每個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這兩種矛盾相互“轉化” 之權操在當局之手，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當權者認定為“反動”而被打成“敵我矛盾”，變成“階級敵人”，成為毛帝國永遠的奴隸和賤民。 毛的這個理論的“價值”就在於：它大大擴展了“專政”的範圍和威懾力，無限擴張了共產黨和政府的鎮壓權力和隨意性。這也是毛破壞法制、推行人治的重要步驟。本來，在任何正常國家，判斷國民的言行是否有罪，唯壹的根據應該是憲法和法律，並通過法律的程序和途徑認定。毛拋出的這壹理論後，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單位的領導人隨時都可把他們不滿的人打成“敵人”。毛把共產黨的“民主”、“ 法制” 外衣剝去殆盡，將全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五、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和“全面專政”，將階級鬥爭和擴展到生活和思想的壹切領域。 當公開的、法定的階級敵人經過反覆、不停頓的打擊、殺戮之後，已為數不多，而且老是“炒舊飯”，也容易使人有厭倦疲労之感。毛於是尋找階級鬥爭的新對象，新領域。此時，他發現對他的統治的真正威脅主要來自黨內，於是將黨內鬥爭也納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範疇，名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為了製造藉口，毛不斷發出黨內已經形成了 “新的資產階級”、“ 官僚特權階級” 等叫嚷，甚至在內部發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的警告，為發動文革打倒“走資派”製造輿論。 毛把黨內官僚稱為“官僚主義者階級”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以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劃分階級的原理，開創了以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劃階級” 的先河，後來又以此為依據，將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當作階級敵人打倒直至從肉體上消滅。為了把政治鬥爭伸引為階級鬥爭理論化，毛及其御用學者提出“繼續革命論”， 即，隨著形勢變化要不斷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發現新的階級敵人和新的階級鬥爭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而提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的理論，把“破四舊”、“立四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乃至“鬥私批修”都劃入了階級鬥爭新形式、新動向 ，這樣，不僅黨內鬥爭、而且全民都成了“全面專政”的對象。每壹個人的思想、行為、生活、習慣，都可以上升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從而實現對全國人的“全面專政”。 可謂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展到了“頂峰”。
六、毛在階級鬥爭形式上的創新：運動治國。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搞“運動”並非毛所發明（也不是馬克思所發明），但是，將“群眾性政治運動” 作為壹種政治鬥爭手段，作為治國安邦和進行極權統治的基本方式方法，則是毛的創造發明。 在中共活動的早期，它搞“階級鬥爭”的方式方法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肅反”，前者是動員群眾向作為階級敵人的地主、富農及反革命分子等進行鬥爭、殺戮，洗劫；後者則是在共產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的殘酷的清洗和派系鬥爭。把這兩者初步結合起來的是毛在延安搞的整風運動，在那場具有開創意義的運動中，毛把公開的群眾運動與專門機關的肅反結合起來，把上層的權力鬥爭和對知識分子、普通幹部的改造結合起來。他採用恐怖暴力方式既臣服了黨內政敵，又將所有黨員、幹部打造成為自已的馴服工具，取得了空前成功。從此，毛對這種所謂群眾牲性政治運動情有獨鍾，建國後發展成為階級鬥爭和治國、治黨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經過不斷實踐、探索，這種所謂群眾性政治運動後來走向程式化、固態化，具備了壹些基本程式和特點： 壹是，超越正常的政策和法律界限，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在政治運動中，毛強調要把政策交給群眾，充分、放手發動群眾，並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實際上，就是利用部分群眾即運動積極分子的愚昧、投機和政治狂熱，去干那些按正常情況不允許、不能幹的事，如揪斗、拷打、抄家甚至隨意殺人，它充分實現了毛壹生所追求的“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和“與人斗、其樂無窮”的理想，體現了毛的政治流氓的本質。 二是，脅迫、捆綁群眾，共同犯罪。毛所謂充分發動群眾、讓人民群眾成為治運動的主人，實質上就是以暴力為後盾將廣大民眾裹脅、綁架去共同犯罪，就是假“群眾”之名，行毛的暴政之實。假如因為運動製造的血腥暴力和其他醜行在社會上、國內外引起公憤，當局則將罪責推給“群眾”， 說成是“群眾的自發行為”，“群眾義憤”等等，為當局開脫。這是毛狡詐的政治權術之壹。另外，從本質上考察，所謂群眾性政治運動實則是毛將其戰時的“人民戰爭”體制引入和平時期的統治方式之壹例。 三是團結多教、打擊少數、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原則。毛強調每次運動打擊面不超過參加運動總人數的5%，團結另外的95%，從而保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實際上是毛對全體人民實行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詭計。但是，由於毛的政治運動是無限的，接連不斷的，每次5%，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疊加起來會是多少？實際結果便是，除了毛的少數親信、死黨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運動的整治目標，這次運動中的依靠對象，下壹次可能就成為打擊對象。最後人人自危。人們由此對運動產生了普遍的厭惡和恐懼感，毛主義也就臨近破滅了。 另外，形成了壹套運動的基本程序、規則，大致是：首先是宣傳動員，造輿論；繼則成立運動的領導小組，發動群眾、學習文件；接著開展廣泛的自查、坦白交待；再是相互檢舉、批鬥，人人過關；然後集中力量鬥爭運動的重點、主要目標；最後宣布對運動中的重點對象的審查結果和處理決定。 為了不使運動流於形式、走過場，毛還親自下達運動“指標”，甚至下達關、管、殺人數的比例或絶對數。各級領導、走狗和爪牙為了立功，往往要超額完成這些指標和任務。 政治運動的對象有以單項內容或以特定人群為目標的，也有以綜合性內容和以全民為目標的；有所謂人民內部的改造，也有標明是對敵鬥爭。運動發展的極致和集大成者，是毛最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規模空前運動有不同於以往運動的特點，因為它將黨內“當權派” 作為打擊重點之壹，因而釆取“踢開黨委鬧革命” 的特殊方法，實際上成為毛及其少數心腹打擊政敵進行暗箱操作的壹場陰謀活動。還因為運動造成了社會秩序癱瘓，毛不得不依靠軍隊維持其權威和秩序，並動用軍隊對群眾進行殘酷鎮壓。總之，這場運動達到了玩弄權術、無法無天、慘無人道等方面的“頂峰”。 毛自恃其有強大的暴力作後盾，和自以為高明的策略，以為他的政治運動無往不勝，可以永遠搞下去。但最終應了那句古話：聰明反被聰明誤，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成了毛的“滑鐵爐”。毛死後不到壹個月，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毛的舊屬聯合起來，把在文革中掘起的毛的嫡系傳人壹鍋端了。正宗的毛主義就此絕宗。鄧小平上台後，宣布再不搞政治運動。雖然鄧並未完全兌現他的承諾，但“運動治國” 總算就此終結了。
關於毛式階級鬥爭的若干案例
壹個家庭“階級敵人”的由來 按：此文原標題為《我家的階級敵人》，作者張安，載《炎黃春秋》2010年第五期。轉錄如下。 我家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樣樣俱全，但個個都是冤案。我是《炎黃春秋》的熱心讀者，每當讀到被極左勢力所傷害的受難者的冤情時，總會聯想起我家的冤情來，心裡暗暗流淚。旁及我耳聞目睹，許許多多普通受難者的冤情，並將其與大背景大人物聯繫壹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難以入眠。說說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擔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作者為雲南省開遠市教師進修學校中專高級講師）
毛澤東壹手製造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假案
胡風事件，本屬於文藝界內部派別之爭，胡風上書對文藝工作提出意見，這在任何時代都應屬於正常、合法之舉。可是卻出人意外地引起毛澤東雷霆震怒，將其弄成壹宗全國性“反革命集團”大案，還由此引發了壹場全民“肅反”運動。由此可見，胡風事件在毛的“運動治國”鏈條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由於毛已經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因此，我們將此案放在毛的階級鬥爭運動中附述，從中人們可以看到罕見的毛的辦案方式，以及毛所謂的“階級敵人”的真相。
壹、胡風其人和胡風問題的由來
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早年曾就讀北大和清華，1922年在北京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赴日本留學，留學期間，加入日本共產黨。後因組織左翼文藝團體被日方驅逐回國。在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初任宣傳部長，繼而接替茅盾任左聯常務書記。1934年，因被誤傳為“內奸”，憤而辭職，成為自由的職業作家。胡風的態度與當時的魯迅對左聯的亦敵亦友、貌合神離相吻合，二人個性亦近似，因之胡風對魯迅極為崇拜，並積極支持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口號，與左聯的幕後操作者中共的文藝官僚周揚等提出的“國防文學”相對抗。從此胡風被認為是魯迅的忠實追隨者和助手，魯迅亦視胡風為知音，二人間建立了不同尋常的關係。同時，胡風也和以周揚為代表的中共文藝領導（中共中央文委）之間結下怨仇。後來，人們將這對立的兩派分別稱為“魯迅派”和“周揚派”。 但是，當時中共的文藝戰線領導人還是要拉攏魯迅，目的是利用魯迅的聲望特別是其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壯大左聯的聲勢，魯迅被推為左聯主席，但只是個名譽領導人。左聯的實際領導權操縱在中共黨員周揚等人的手裡。魯迅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滿。左聯秘書處編印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都對魯迅保密，不給他看。魯迅在給胡風的壹封信中向胡傾訴了自己的尷尬處境： “以我自己而言，總覺得縛了壹條鐵索，有壹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抽打我，無論我怎樣使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不得已時，就撒謊。妳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此信收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第是3卷第543頁） 由此可見，魯迅對胡風的態度與對中共左聯領導者的態度有著180度的區別，無怪胡風獲得“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稱號。後來，魯迅公開了對“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的諷罵，而這“四條漢子”都是中共中央文委委員，左聯的實際操縱者。特別是周揚，壹直深得毛澤東的寵信，是後來延安整風負責知識分子和文藝界整風的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毛的重要助手。延安整風以後周揚成了毛領導文藝的代理人，文藝界“黨的領導”的化身。可見，如魯迅不是早死，與周揚、進而與毛的矛盾和“翻臉”是不可避免的。1957年反右運動時羅稷南曾當面問毛：假如魯迅還健在現在會怎麼樣？毛也毫不遲疑地回答：他要麼沉默，要麼在牢裡繼續寫他的。（此事詳見後文有關章節） 從上面我們看到魯迅對胡風和周揚迥異的態度中，可以肯定，胡風是魯迅真正的傳人，也是魯迅與周揚等人鬥爭的繼承者。不過，此後胡風犯了壹個致命的錯誤，或者說是他壹生悲劇之源，就是他輕信了毛澤東對魯迅肉麻的、別有用心的、天花亂墜的吹捧。魯迅死後壹年，毛在延安紀念魯迅的會上便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其後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更是“不惜血本”將壹大堆無以復加的“高帽”奉送到魯迅頭上，居然把魯迅吹捧為前無古人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等等，幾乎把能搜索到的最肉麻的字眼都用上了（由此亦可見毛的潑皮無奈式的無恥）。這當然使胡風這個自詡為魯迅生前的“左膀右臂”，死後的“最忠實的傳人”異常高興，從此奠定了他投靠毛的思想基礎。他後來之所以敢於與周揚代表的“黨”的文藝領導唱對台戲，最後敢於向毛共中央上“三十萬言書”，都是憑的“魯迅忠實傳人”的身份。胡風理所當然地想：不管怎麼說，自己是魯迅的繼承者，就算毛不給他面子，也會顧及到魯迅的面子吧，何況，他自已對毛澤東是真心擁護的，他反對的只是周揚等少數人的文藝思想和領導文藝工作的霸道作風，這難道會有什麼錯？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向中央、向毛貢獻上他的“三十萬言”書。 可是胡風完全錯了！錯就錯在他以為毛澤東是真的讚揚魯迅，真的要繼承魯迅的文學路線和文藝主張，胡風把毛這個綠林梟雄和“革命”巨騙當做了開明君主，當作了文化上的“同道”、“知音”。 其實只要冷靜、仔細觀察壹下毛的所說和所為，就可以看清楚毛這個文化騙子和政治流氓的險惡用心和真實面目。如前所述，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以周揚為首的中共文委與魯迅之間曾經發生了激烈的論戰和衝突，魯迅曾經直斥周揚、夏衍等“四條漢子”的醜陋行狀，也因為如此，後來周揚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才跑去延安。在延安周揚很快發現毛正是他心儀的中共領袖，對毛崇拜得五體投地，並從此甘願充當毛在文化領域的幫凶馬前卒。而毛也對周揚“壹見傾心”，認定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文化領域的代言人和幫襯，毛、周之間形成了長期的（直到“文革”之前）默契的“主僕關係”，最有力的證明是在延安整風中毛委任周揚為文化方面的大組長（其他幾個大組長都是黨內政治局委員之類的大員）。成為中共文藝界的最高權威。從此以後，周揚壹直穩居毛的文化“總管”之位。建國之後，周揚更是號稱令文藝界人士膽戰心驚、說壹不二的“文化沙皇”。 毛對周揚的充分信任，周揚在毛手下飛黃騰達的事實充分說明，毛在周揚與魯迅的衝突之中毫無懸念地、堅決地站在周揚壹邊，“周揚派”實即“毛派”。周揚在文藝界推行的強橫專制、霸道極左的政策正是毛之文藝政策(從胡風案件看，毛仍嫌周揚太“軟弱”、“右傾”了)。這也就說明，毛對魯迅其實是多麼憤恨與鄙視！當然，這壹切，對於大權謀家、大騙子的毛澤東來說，在當時只是深藏於內心的，在表面上他則完全是另壹副面孔，那就是上面所說的對魯迅最肉麻的吹捧，“最、最、最、最”云云。這是政治需要，是當時中共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特別是爭取青年學生的需要，因為魯迅在文化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響，從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毛於是便借吹捧魯迅來達致他的政治陰謀。（毛爭取知識分子的目的，除了利用知識分子為他奪取政權服務之外，就是要將這些人收進他的“網”，以便日後算帳，“關門打狗”。參見本書第二部有關延安整風的章節。） 然而胡風壹類知識分子卻完全被毛對魯迅表面態度迷惑了，他們（除胡風之外，還有其他壹些魯迅的忠實門徒和友人，如肖軍、馮雪峰、聶紺弩等）按照壹般人的思維方式，以為毛既然如此推崇魯迅，也就是他們的“知音”和“友人”了，於是紛紛投奔毛的麾下。毛這個大權謀家，深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延安時期，他以寬容的態度接待了這些魯迅門徒，在當時整風運動的壹片殺伐聲中，毛沒有跟他們算賬，而是保持壹種“友誼”姿態，這更穩住了他們，也麻痹了這些毛眼中“暗藏”的“敵人”。 十年過去，機會終於來了。今非昔比，已經成為“國君”的毛，認定該是對這些魯迅門徒動手、清理門戶的時候了（清算的名義當然是“反黨”、“反革命”，而不是“魯迅門徒”，魯迅這塊靈牌還留著有用）。後來，在毛為公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而寫的“按語”中，就意味深長地寫道：“作為壹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無意中透露了他長期埋藏在心裡的舊恨、夙怨。 可惜這時胡風對毛的這番心態完全不知情，還壹味以為這位開明的“聖主”是自己的“知音”， 認定在他與周揚之間毛會持“中間人”立場，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他才義無反顧地給他上書。由此也可見這位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洞察力、認知力方面是多麼低下，幾近白痴。周揚以及手下的幹將（林默涵、何其芳等）是毛多年在文藝界的代理人、紅人，對代理人的冒犯，也就是對毛的冒犯，這樣簡單的道理，胡風似乎不知道。後來毛正是以此借題發揮，說胡風學得了西漢初期諸藩王“清君側”之法，以“清”周揚之名，行反毛之實云云。 看來，胡風確是“高估”毛澤東了，胡本來以為“英明神武”的毛是凌駕群臣之上的“聖主”，是公正的仲裁者和公平、正義的化身，不想毛完全偏袒他的“佞臣”，把他這位“忠臣”的“忠言進諫”者當作“反革命”治罪下獄。所以當胡風深陷不白之冤時，禁不住驚嘆：“中世紀來臨！”當然為時晚矣。他的根本錯誤是錯估了毛對魯迅的態度！弄錯了毛與周揚的關係和與自己的關係的本質差別。 那麼，胡風是否真的借反周揚之名，行反毛之實呢？ 這是絕對的誣陷！天大的冤枉。應該說，在當時，胡風不但擁護毛，而且對毛的吹捧不亞於毛對魯迅的吹捧，區別只是，胡風對毛的吹捧和歌頌是真心實意的，而毛對魯迅的吹捧則是百分之百的玩弄權術，矇騙世人。從這點來看，在欺詐和“厚黑術”方面，胡風連做毛的學生的資格都不夠。 還是來看看胡風對毛的真情擁戴吧。 1949年9月，胡風應邀參加第壹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在隨後出席毛的“開國大典”。站在觀禮台上的胡風激情澎湃，回到住地後夜不成眠，壹氣呵成寫下了題為《時間開始了！》的長詩。此詩以其罕有的歌功頌德水準和令人肉麻的諂媚獲得在《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連載，成為文藝界轟動的大事。下面是其中的“歡樂頌”片段：
“毛澤東！毛澤東！ 中國大地最無畏的戰士 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 妳微俯著身軀 妳堅定地望著前面 隨著妳抬起巨大的手臂 大自然的交響湧出了最強音 人類的希望發出最強光 ......”
“海 沸騰著，它擁有壹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站立在最高峰上 .......” 其肉麻程度，只有艾青的《毛澤東》堪與之媲美了。 可惜，毛澤東對他的“文藝戰士”向他諂媚取寵歌功頌德已經麻木不仁，每天聽著那山呼海嘯般的頌歌，聽到他的文藝兵們為了取悅他搜索枯腸的肉麻大比拼，他已經沒有了絲毫興趣，甚至生起了厭惡之感。當然不是厭惡那些諛詞，而是厭惡給他獻諛詞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而他先天地認定知識分子不是“自己人”，他們對自己的歌頌決不是發自內心，只是獻媚邀寵、想向上爬、別有所圖。所以，在接下來的所有政治運動中，文藝界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成為打擊的重點，直到文革，毛更毫不留情地將這些幾十年來嘔心嚦血為他歌功頌德、編撰讚美詩、萬歲詞，將他打造成人間救世主的吹鼓手、抬轎夫、叭兒狗們悉數打入十八層地獄，讓他們像豬狗般地活著，或者乾脆送他們上西天! 對胡風這種諂媚奉承，他更不感興趣，這又臭又長的《時間開始了》他可能壓根兒就不去看，因為他對胡風早已了解，那是緊跟魯迅、骨子裡長著反骨的壹種人，對這種人他遲早要清算，只是現在時機尚未成熟，他還要等壹等。 而那邊廂的胡風對毛的心事卻渾然不覺，還以為自己找對了主兒，等待看即將到來的飛黃騰達呢。 這裡還有必要交待壹下毛本人與胡風的“恩怨”，因為，僅僅是胡風得罪了周揚壹伙，他還犯不著大動肝火，赤膊上陣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為了給共產黨管轄下的文藝界人士戴上壹頂政治緊箍咒，並以此作為整風的武器，毛於1942年5月在延安召開了壹次文藝座談會，在會上發表了壹個《講話》，這個充斥著毛式教條專制, 飛黃跋扈、簡陋低劣的講話，後來被當作中共的文藝“聖經”，統治著中國文藝界數十年，扼殺了壹切文藝生機和思想自由的火花，使毛治下的中國文藝變成純粹的“黨文化”的壹部分。從此文藝界淪為專為毛唱讚歌、為極權政治服務的幫凶、吹鼓手和打手。 毛髮表《講話》時胡風在重慶，沒有直接參加延安的整風。為了使《講話》成為每壹個毛共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的“聖經”，1944年初，毛派其文藝干將何其芳、劉白羽到重慶，向毛共卵翼下的“左翼”文藝圈傳達毛的這個講話，並組織學習和開展整風。 當時的胡風是個很有個性而且性格有點古怪的人，大概受魯迅的影響，喜愛獨立思考，不太願意隨波逐流。環境和處境也造就了胡風桀驁不訓的個性和風格。因為重慶不是延安，共產黨在那裡不可能橫行無忌，胡風雖然是共產黨的人，但不是共產黨員，仍有相當的自由度。胡風被召集來聆聽“聖諭”，他被編進壹個學習小組，可他只參加頭壹次小組召集人（馮乃超）召集的會議，後來便再也不去了。 不但不去，胡風對毛的《講話》也持保留態度，甚至唱反調。比如《講話》的壹個基本觀點就是文藝要全力、無條件為政治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胡風對此就表示異議；另外，對毛的反對（否認）“人性論”，反對“魯迅筆法”等等也不認同。他根據當時“左翼”文藝圈子裡的實際情況，認為應該強調作家藝術家按藝術規律進行創作，不能只做政治的傳聲筒和政策的圖解，文藝界主要應反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 等等。很顯然，這些都是針對“講話”發出的“反調”。 接下來，胡風在自己主編的雜誌《希望》上，刊發了舒蕪的幾篇文章，著力宣揚胡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引起了黨員作家們的圍剿。但胡風不向這些“黨的文藝家”屈服，他堅持己見毫不妥協地論戰（這大概就是毛說的“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 胡風的不隨波逐流還表現在他的不注重“組織紀律”性，對不同意見者不能“寬容”方面。自從脫離左聯，跟定了魯迅以後，胡與中共的文藝政策既保持大方向壹致，又拉開壹定距離，即在壹定程度上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雖然他實際上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傾文藝圈，還主編過在重慶出版的中共《新華日報》的副刊《文藝周刊》，並擔任中共控制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文協）的研究部、理論部部長。但是，與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完全按“黨”的指揮棒辦事，不肯做“馴服工具”，不時還發揮“主觀戰鬥精神”，跟左傾圈內的文藝家們“互斗”壹下，因而引起文藝界“黨的領導者”如周揚們的極度不滿和忌恨。 例如，1944年4月，胡風在中華文協的第六屆年會上，公開對抗戰以來的左翼文藝界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引起了“左”爺們的強烈不滿。會後，胡更想進壹步發動壹場對左翼作家的批判，批判的名單幾乎囊括所有左翼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嚴文井、陳白塵、朱光潛......等等。這場批判後來未能進行，但胡風的桀驁不馴已再次引起黨的文藝“管家”們的仇恨。這些文藝界的“黨棍” 們對胡風的憤恨自然要匯報到毛的案頭。但與這些文藝界黨的管家們不同，毛更有涵養，他不動聲色，他知道反擊的時候未到。 也因為毛壹直不露面，不動聲色，所以胡風對毛的態度完全不知，壹直以為最高當局還是那個對魯迅、對魯迅的門徒無限親切的“知音”。而第壹屆政協當局還邀請他出席，更堅定了他對毛的信任和感激。可以認定，正是在這種對毛充分信任、無限感激的情感驅使之下，才使他寫下了那首激情澎湃、肉麻而又無恥的長詩，可以肯定，那確是他當時的真情流露，而不是矯情的獻媚之作。 促使毛最後決定對胡風實施致命壹擊的壹個關鍵人物，是毛的夫人，後來權欲熏天的江青。 據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中記載，學者藍棣證實：在“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壹篇文獻記載：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壹個會議時說，新中國的文藝指導思想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去給毛澤東說了此事，毛澤東‘很不高興’。” 這件事肯定勾起了毛澤東的舊恨新仇，不過，政權剛剛建立，要處理的事情太多，對胡風的清算只好暫時擱壹下。但是可以肯定，胡風的命運已經在此時定了，即使沒有那個“三十萬上言書”，仍然在劫難逃，不過晚壹點而已。 如何看待胡風在文藝方向問題上與江青的分歧和他在《時間開始了》中對毛的狂熱歌頌之間的關係呢？這兩者其實沒有矛盾，因為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明確宣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如此，胡風說“新中國”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是魯迅的文藝思想絕對沒有錯，他不過是重複了毛的話而已。由此也可見，胡風始終以為毛是魯迅的“忠實信徒”，他絕對相信毛對魯迅那壹大堆讚美詞是出於真心，跟他壹樣。 這就是文人不及流氓的地方，流氓從來沒把自己說過的話當回事，從來不認為“承諾”、“發誓”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在流氓看來，“信誓旦旦”跟放屁沒有什麼兩樣；而文人們總是那麼相信“壹言既出，駟馬難追”，特別是白紙黑字，總把它看得無比神聖。文人們還把“真理”，“信仰”看得高於壹切，流氓則只相信“拳頭”——槍桿子才是惟壹的“真理”。所以他們壹較量，文人總是慘敗，如果遇到有文化的流氓那就敗得更慘。
二、毛在胡風事件中的表演
胡風事件的起因是緣於毛的文藝管家們於1952年借毛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機開展的壹場文藝界整風運動，運動的矛頭就是指向胡風及其追隨者。很明顯，這如果不是直接出自毛的意旨，也是文藝界的黨棍門秉承其主子壹貫意旨而開展的對胡風的試探性“報復”和清算行動。 由於只是在文藝界內部“整風”，毛並不出面，所以起初掀起的風浪不是很大，圈外的人壹般不得而知。 按照計劃，整風先拿胡風的追隨者開刀，舒蕪首當其衝。周揚壹伙翻起舊案，先批舒蕪當年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的《論主觀》壹文。舒蕪被迫寫了檢查檢討，當局先拿來在《長江日報》登載，然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加了“編者按”，矛頭直指“後台”胡風，雙方拋棄了外衣，短兵相接了。 然而胡風拒不認錯，更不投降。於是，由中宣部出面組織文章對胡進行圍剿，壹篇篇批判文章又如同投向胡的重磅炸彈，接二連三地在《文藝報》、《人民日報》上“爆炸”。 胡風不僅不投降，還準備反擊。胡大概以為這次的爭論和歷史上的壹樣，吵鬧壹番就收場了，他過去在這種爭論中並未敗北，這壹次他也以為可以據理力爭，並取得勝利。然而他錯了，這時已不是四十年代，北京更不同於當年的重慶。 這時文藝界發生的壹些事情促使胡風作出了錯誤判斷。自1950年以來，毛先後發起（或在幕後）對《清宮秘史》、《武訓傳》的批判，似乎表現他對當時文藝界領導人的不滿；1953年，毛又直接發動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並對他認為壓制這種批評評的《文藝報》開展圍剿。這壹切，使胡風以為，毛對現任文藝領導人是不滿的。而當時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就是毛的宿敵周揚。於是他認定，毛或許可為他主持公道。胡風決心孤注壹擲，向最高當局求援。從他的這壹決定可以看出，胡風當對這場圍剿他的戰役的真正後台仍然壹無所知，錯把敵人當救星。其實，毛當時批判俞平伯和文藝報的目的是為了牽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這壹主題，按照他當時的設計，打擊的重點是最大的“反動學術權威” 胡適。而對周揚，毛仍是充滿信任的，他把批判文藝報和胡適的任務交給了周揚。 基於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判斷，胡風把近年來寫下的壹些辯護或反擊文章、資料整理匯合起來，形成《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和《作為參考的建議》兩大部分，兩大部分匯合起來，胡風給它們安上壹個叫做《關於近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的總標題，目的是控訴並推倒周揚在文藝界的“宗派統治”。報告全文約30萬字，後簡稱“三十萬言書”。令胡風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此舉卻是自投羅網，自此走上了漫漫黑牢之路。 胡風這個報告的具體內容我們並不了解，也沒有必要去了解它，因為這並非問題的關鍵；筆者估計毛本人也沒有細看整個報告，因為他不需要從《報告》裡尋找胡的罪證，而且，從文字上看，胡風對毛和“黨中央” 是十分恭順、十分信任的，他告訴黨中央和毛：周揚歪曲了毛關於思想改造的方針，用錯誤的、宗派的統治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藝要復興，必須清除周揚的“宗派主義的軍閥統治”。 1954年7月22日，胡風繞過周揚和中宣部，將《報告》直接交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請習轉呈毛。 可《報告》送上了卻沒有下文，因為毛正忙於其他事務。但是“自已跳出來” 的胡風使毛決定把清算胡風提前列上議事日程。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將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的“文藝思想” 和“組織領導” 兩部分印成專冊，隨《文藝報》的批胡風文章壹並附發，在全國開展討論，也就是開展全國性的對胡風的聲討、批判。 得知毛對自己的真實態度後，胡風才感到自己估計錯誤，陷入滅頂之災了。這時他的驚詫、悔恨是可以想象的，他當然知道自己絕對鬥不過毛，更知道在此前所有政治運動中被毛點名打擊者的悲慘下場。為了避免陷入滅頂之災，也為了保護他眾多追隨者、年青人，胡風軟下來了，他試圖妥協，以便過關。1月15日，他主動找周揚談話，“表示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 等等。希望不要將他的《報告》印發全國討論（批判），如要印發，他要附壹個他初步的檢討和聲明。 這時胡風問題己経成了毛主管的“欽案”。周揚不敢怠慢，立即將上述情況書面報告毛。毛在報告上立即作出批示：“壹、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 從中可見，毛是決心要跟胡風算總賬了。胡風大概自此才看到毛的真面目，原來他心中的“英明領袖”，“最無畏的戰士”是壹個慣耍兩面派、搞陰謀詭計的大騙子，他並不因為面對的是衷心擁護他的人，是真誠為他唱讚歌、抬轎子、吹喇叭者而發半點善心，如今他正在發揚他的“追窮寇”的精神，把胡風當作“落水狗”來痛打。不過，這時胡風（也包括周揚在內）還不知道毛最終要如何對他定罪、發落，只是胡風已經感覺到，他的問題性質已起了變化，後果難料。說到底，他與周揚等人充其量也就是門戶、幫派之爭，周等給他的罪名也不過是“資產階級思想”，“宗派主義小團體”，這些罪名可以把他從現有的“名位”上拉下來，但絕對構不成“敵我矛盾”，更不能將他置之死地。而毛就不同了…… 果然，毛壹出手就把胡風的問題提到了“反黨反人民”的高度，還下令在全國開展“徹底批判”。 而這還只是開頭，就已經令人嗅到壹股恐怖氣味了…… 先是，在毛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下，胡風的陣營開始瓦解，胡的主要門徒舒蕪為求保命，表示願與胡風劃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風寫給他的十幾封信。毛澤東看到這些信，如獲至寶，立刻將胡風問題升級為“反黨集團”（毛本是製造“集團”的老手，無中尚且可以生“有”，何況是送上門來），並將這些信加上他自己寫的“編者按”，冠上《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壹些材料》之名，在5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於是，追查、抄查胡風的朋友和追隨者的信件成了運動的主要內容。慣於深文周納、無中生有的毛有了用武之地，就在公布胡風集團第二批材料的時候，毛將胡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將“胡風反黨集團”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樣胡風及其追隨者、友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 性質驟變，可以隨心所欲給他們以毀滅性打擊了。 這就是毛對待壹切政敵的方式方法，只要被他確立為“階級異己分子”， 問題便壹步步升級，直至致之死地。這就叫做“壹不做，二不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林立果“五七壹工程紀要”中對毛的評語） 在給對方羅織罪名的方法上，毛採取攻其壹點，不計其餘；肆意歪曲，無限上綱；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最後是以假代真。毛使出了他固有的惡霸、流氓、無賴手段，把“辦案”變成“造案”，具體方法不外三招：壹是首先剝奪對方的發言權、辯護權，任由辦案者製造輿論，壟斷案情；二是先定罪名，先抓捕，造成泰山壓頂之勢，然後收集材料和“罪證”；三是對所謂“罪證”、材料進行肆無忌憚的歪曲、閹割、篡改，強行定罪。這些“招數”對毛手下之人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後來被廣泛應用於各種“運動” 和對敵人的“辦案”之中。 1955年5月16日晚7時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劉白羽會同幾名公安人員，闖入胡風家中進行翻箱倒櫃的搜查，搜查進行到17日凌晨1時半，胡風被正式宣布逮捕。但搜查繼續進行。大約天亮時分，胡風夫人梅志也被逮捕，搜查結束。 其時，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逮捕胡風首先應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免去胡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才可執行逮捕。但是毛及其走狗故意要把程序顛倒過來，他們逮捕胡風后，才通知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個可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開會，免去了胡風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不要以為這僅僅是公安部門的無心之過。此時胡案己由毛親自督辦，逮捕胡風當然要由毛決定，毛選擇這種先抓人、後補手續的方式就是要告訴人們：我毛某人就是“無法無天”，誰奈我何！同時也警告那個“全國人大”和它的代表們：妳們不要以為真有什麼“權力”，妳們不過是我治下的壹群看門狗，誰不相識，就會與胡風同樣下場！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三批材料。毛在第三批材料的編者按語中惡狠狠地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公開的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干著反革命勾當。” 毛憑什麼得出上述結論呢？據說就是他的嘍囉、爪牙查抄“胡風分子”所繳獲的各種信件，其中最為重要、“罪證確鑿”的是下面兩封信： 其壹是綠原（胡風追隨者之壹）1944年5月13日寫給胡風的信。綠原在信中寫道： “......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瓷器口，15號到差，航委會不去了。 這邊美國人極多，生活或者有點改變。 我仿佛真的開始做人了，處事確是不容易，正如您說的：赤膊上陣不是我們的戰術，以後，我覺得應該學習壹點‘陰暗的聰明’（?）......” 於是毛的按語寫道：“......綠原在1944年5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簡稱，這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人也替蔣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誰能把綠原‘調至’這個特務機關去呢？特務機關能‘調’誰去‘工作’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這樣，綠原成了萬惡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務，胡風是特務的老師，當然是老牌特務了。（這裡必須簡單說壹下中美合作所。它成立於1943年4月，結束於1946年1月，是經羅斯福和蔣介石共同批准成立的專門對付二戰中日本的機構。主要是從事偵查技術和破壞日方軍亊設施的研究與實踐，取得了重要成果。美軍在戰後報告中承認：該所“成為美囯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軍艦艇的唯壹情報來源。”在二戰對日軍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取得氣象學方面的重要成果。該所還為軍統培訓了十萬“忠義救國軍”，成為令日軍喪膽的抗日力量，直接消滅日軍7·1萬人。毛共為了煽動國人的反美情緒，硬是不顧事實，故意把它說成是壹個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殺人魔窟”。） 後來查明的真實情況是：當時綠原在復旦大學外文繫念書，為了培養自己的外語能力，綠原報名參加了學校開辦的“譯員培訓班”，結業時被校方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當翻譯。綠原對此事還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給胡風的信中告知此事，想聽聽胡風的意見。胡風接到信（胡也在重慶）立即回信，警告綠原“那地方萬萬去不得的。”綠原接信後來不及多想，立即逃跑，後改名換姓落腳在岳池縣壹所中學當教員。重慶有關方面據此認定綠原為共黨分子，還為此對綠原發出過通緝令，後來不了了之。 這壹切均有案可查，各方面有關證人尚在。可毛不管這些，他要壹錘定音，抓特務、抓“反革命”。 其二是胡風給阿壟的信。信中胡要阿壟利用關係去找國民黨官員陳綽，托請陳把被捕的賈植芳保釋出來。這事的真實情況是：胡風的友人賈植芳被國民黨以漢奸嫌疑秘密逮捕，消息全無。胡風為救友人，想起賈曾經說過認識國民黨的高官陳綽，於是就給阿壟去信，希望通過關係找到陳綽，由陳綽出面將賈植芳保釋出獄。 毛在這封信前的按語是：“由此，看出胡風及其集團分子同國民黨特務之間的密切關係。”再由此推出了胡風壹伙本身就是國民黨特務特務”的結論。 後來澄清的實際情況是：由於阿壟、胡風均不認識陳綽，又找不到其他“關係”，事情只好作罷。而賈植芳因罪名不能成立被釋放。經過毛的公安、檢察等部門的調查，證明賈植芳不但不是漢奸，反而為抗日作出了貢獻，胡風、阿壟、賈植芳等均與國民黨特務無任何關係。 可是，壹經毛“認定”，這個“特務”罪名就牢牢戴在阿壟和賈植芳的頭上了。後來阿壟、賈植芳都被判處長期徒刑。 但接下來卻面臨壹個問題，雖然毛已把胡風及其相關人員弄成了壹個龐大的“反革命、特務集團”，但這個集團卻沒有壹點“現行”活動，這未免讓人心生疑惑。有關辦案人員秉承主子意圖，將胡風給其門徒翼仿的寫於1944年6月16日的信，改為“1954年6月16日”，壹下子跳過了十年，弄成了“現行”，算是彌補了這壹缺憾。 這就是毛的“辦案”方式和手段，實際上也是他對付壹切內、外敵人慣用的壹貫的方法和手段，簡單說就是踐踏壹切原則、亊實隨心所欲地編造。 依靠這種斷章取義、強詞奪理、移花接木和無中生有，毛在他的辦公桌上拼湊“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案告成。於是他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振振有詞地寫道：“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組成了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服務的。” 在作出這個嚇人的結論後，毛立即開動了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在全國掀起了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的高潮；同時命令他的專政工具，對胡風的餘党進行全國大搜捕、大清查，壹批人莫名其妙地 “加入了”胡風的反革命集團並落入法網（見後文）。又，受到胡風事件的啟發，毛決定於在全國開展新壹輪“肅反”運動。（據後來公布，在肅反運動中壹百多萬人受到清查迫害，21300多人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4300多人自殺）。 不過，這時壹個問題擺到了毛的面前：經過各地大張旗鼓，清查出來大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和關聯人員，大部分處在隔離審查狀態，壹部分人（包括胡風本人）雖然抓起來了卻仍未判罪。原因是，雖然毛將胡風問題提到了嚇人的高度，但隨著運動的深入，按規定對其成員的“罪名” 進行調查取證時卻發現，那些被毛認定的國民黨“特務”、共產黨“叛徒” 等等均屬子虛烏有，不能成立。司法界人士委婉地提出：對那些從胡風與其“成員”間的私人信件中獲得的材料，應該通過司法程序進壹步調查認定，不應匆忙定罪。這些意見反映到中央有關領導的耳中，大家也就心知肚明，只是礙著毛的面子，誰也不敢公開表態。 可以肯定，對於通過“司法程序”來處理胡風案件毛是非常反感的，雖然公、檢、法都是他的專政工具，但既有了這些機構，他們就要按他們的規矩辦事，就不能完全隨心所欲，無法無天。對此也不好反對，因為當時毛和共產黨剛剛提出“以法治國”，1954年毛親自牽頭搞出來壹部《憲法》，又召開了第壹屆全國人大通過頒布，言猶在耳，所以他只好黙許由中央公、檢、法三家“會審”。 1956年下半年，中央公檢法三家頭頭召開聯席會議，會上，最高法院院長表示：從法律的角度，將胡風案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證據不足。但是大家也知道這是偉大領袖“欽定”的“反革命集團”，怎麼能與領袖唱反調呢？會議陷入尷尬的僵局。於是有聰明人提議此案應移交由專門為肅反運動而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組”討論處理。“十人小組”起初似乎接受了這個“意見”，但很快發現這是個燙手的山芋，遂改變了主意。“十人小組”組長陸定壹（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是圍剿胡風集團的總指揮，他與公安部長碰頭協商，壹致認為，此乃最高領導欽定之案，不能“討論”，按事件的性質，應由公、檢、法三家處理。 “三家”的“三長”再次討論，終於作出了還算明智的決定：先組織力量去南京等地的歷史博物館進壹步調查取證，為下壹步定罪、判罪提供證據。 誰知，這壹調查卻引出了戲劇性的結果，原來調查不僅沒有取得新的罪證，連原來認定“確鑿”的罪行也全給否定了，事實完全打破了毛的臆造和污衊！ 然而這壹調査結果卻令“三長”們異常尷尬，立即給胡風及其“集團”成員們判罪不可能了，但是又不能公開調查的結果，那樣等於與偉大領袖唱對台戲。惟壹的辦法就是“拖”，即以調查取證困難為由，把事情拖下去。那些調查所得材料被封存起來，據知情者說，20餘年後的1980年9月29日中央公檢法三家給中共中央關於胡風案件的平反覆查報告，80%以上的證據就是來自那次調查的材料。歷史給毛開了個“黑色幽黙”的玩笑。 也許是當時毛的大事太多，顧不過來，也許是他多少有點自知之明，猜到了他憑空捏造的那些罪證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所以給胡風集團定罪的事他也半睜半閉著眼，任由“三家”拖下去。這壹拖幾年。 到了1965年11月，這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在此之前，毛又發動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等運動，製造了壹批又壹批“無法無天”的冤假錯案，連司法界本身也遭到了重創。在這種情況下，再也沒有人敢說“依法辦事”了。於是決定給胡風案件判罪。 1965年11月26日，在胡風被捕十年半之後，終於開庭審判，審判在小範圍、靜悄悄地進行。不過，事前做好了胡風夫人梅志的“思想工作”，讓梅志保證“不上訴”。梅志哪裡還有跟共產黨斗的勇氣呢！胡風本人則說：“我不但不上訴，甚至都不辯護，只是不心安理得。”結果胡風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 1969年5月，胡風的14年刑期屆滿，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答覆是：“關死為止！”為了怕胡風再來找麻煩，斷絕他出獄的夢想，1970年初又增加他兩條罪狀，由法院改判“無期徒刑”。
三、觸目驚心的株連：胡風案件受害者點滴
像毛髮動的所有運動壹樣，要準確說出其受害人數、受害情況是困難的，不可能的，首先是，除了當局，沒有人能去從事這種調查，而官方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公布的數字的可信度可想而知。其次，受害者的情況也不是用簡單的概念或數字就能說清的。不過，我們仍然不得不引用官方的數字，因為舍此沒有其他能反映案情全貌的資料。據1980年官方公布的結果是：在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中”總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內有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23人。到1958年予以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62人。正式判刑的3人，即胡風、阿壟、賈植芳。 這是壹堆概念不清、含義糢糊的表述，從這壹表述來看，這似乎是壹場不大（很小）的運動，特別是對其成員的處理似乎是很“慎重”的，打擊面很窄，處分不重。然而如果我們以下面的點滴真實情況加以對照，就知道它和真實之間有多麼大的差距！ 先說“觸及人數”。當局宣稱，“共觸及2100人”，但沒有說明“觸及”的標準，從字面上解釋，應該說大凡在運動中被審查、或勒令反省、檢討者都屬於“觸及”吧。如果這樣，那麼這個數字就大大縮小了，因為單在胡風的家鄉湖北蘄春縣，因為反胡風運動，全縣小學、中學的語文老師被勒令停職壹年，檢查和坦白交待與胡風的關係，而且要“人人過關”；這還不算在該縣其他單位開展的清查運動所“觸及”的人數。人們估計，光蘄春縣，被“觸及”者就達萬人以上。 真相總不能永遠隱瞞，關於胡風案受害者情況最新揭露的數字是：全案被捕500餘人，60多人自殺身亡，12人在運動中 “非正常死亡”。這些數字雖不精確，但都有名有姓，只是尚未完整。 數字是冷冰的，只有深入實際之中，了解壹下每個受害個體的血淚史，我們才能得到更真切的認識和感受。 下面幾個人在胡風案件中屬於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受害者，他們的故事為我們了解受害者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貴的壹手資料。 路翎，被欽定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路在毛共建國之前就已是初露鋒芒的青年作家，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路翎以壹篇《窪地上的戰鬥》風靡全國，是公認的最有才華的青年作家。在文學圈內，還被視為最有希望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希望之星。路翎被捕時剛32歲，正是出作品的黃金歲月。在獄中，路翎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長時間的沉默，就是長時間的狂嚎，壹度被保外就醫。病情緩解、恢復理智後他不甘心被冤，上書申訴，結果被再度投入監獄，並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路翎刑滿釋放，送交當地派出所管制勞動，被指定為其所在胡同里的住戶打掃衛生，清洗公共廁所，由每戶每月交壹角錢維持其生活。在他那家徒四壁的貧民窟里，再也看不到壹本書了。壹代英才就這麼被扼殺了！任何人看到這位蓬首垢面、未老先衰的老頭子，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20年前，這是壹位風華正茂、有望問鼎諾獎的青年才俊、民族的希望之星！ 路翎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又不認罪服法，這樣的下場原也不出人們的意料。另壹位也許更冤，他本來與胡風集團不沾邊，只因良心驅使，為胡風講了幾句公道話，結果被打進地獄....... 呂熒，我國著名的美學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當毛澤東憑藉其暴力和愚民的兩手，在全國掀起圍剿胡風的滔天惡浪時，呂熒沒有丟棄傳統知識分子的良心，他決心為胡風說幾句公道話。當時的情勢是，人們為了向毛表忠，也為了自保，都在鸚鵡學舌似的向胡風惡毒咒罵，大潑污水，有些人即使明知胡風為冤案，但懾於高壓恐怖，也不得人云亦云，或者襟若寒蟬。總之，華夏之大，聽不到堅持真理、維護正義的壹絲聲音。呂熒決心打破這種“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狀況，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極權統治下留下良心未泯的正義之聲。他當然知道這樣做可能付出的代價，他已經參加過毛髮動的各種政治運動，知道與與毛澤東唱反調的可怕下場。但他顧不得這許多了，為了知識分子的良心，也為了不愧對自己潛心研究的學問，他選擇了仗義執言，逆風而上......在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合召開的聲討胡風集團的大會上，在壹些頭面人物紛紛憤怒聲討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之後，呂熒走上主席台，走到麥克風前清晰而又堅定地說：“胡風問題是思想領域的問題，思想領域裡的問題不能等同於政治問題，胡風不是反革命......”當弄清楚了呂熒所說的意思之後，全場壹片譁然，頓時，台下那些毛主義的真、假衛道士、爪牙和走狗，立即大喊大叫起來，未等他繼續說下去，把他轟了下台！會議的計劃程序被打亂，臨時改為聲討為胡風“鳴冤叫屈”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呂熒...... 毛當然不會放過這位與他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呂熒先是被隔離審查、反覆批鬥，然後被投入不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名為“最高行政處分”的“勞動教養”農場。這“勞動教養”乃毛借鑑蘇聯“勞動營”而創立的壹種有中國特色的懲罰制度，它打著“教養”這壹不失“儒雅”的名號，干著人間地獄的最卑鄙、最殘暴的勾當，比勞改有過而無不及，它沒有“教養期限”，是壹種實際上的無期徒刑。毛澤東實施教養惡政，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專門懲處“胡風分子”、及其後的“右派分子” 以及其他知識分子。 呂熒投入教養的農場叫河北茶淀農場。幾年下來，60年代初期，在這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窟里，呂熒便被活活折磨致死！臨死前，呂熒已經失去了人形，乾柴似的身軀與骷髏無異，衣衫襤褸勝過任何乞丐，床上賴以過冬的“被子”成了齷齪不堪的壹團亂麻和破絮的混合體，裡面充滿了專吸人血的虱子和蟣子，流淌著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血液的呂熒的身體，就被這幫吸血鬼吸乾了。 呂熒和路翎，以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在官方統計的因胡風案件被判刑、勞改之列。下面的故事結局也許稍稍“好”壹點，不過，它卻浸透了更多的受那場運動牽連的無辜者的血淚！ 故事的主人公叫方靜，上世紀50年代西安大學學生。方靜各科成績優異，特別具有文學天賦，1956年，16歲的方靜就在胡風任主編的、當時全國最權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乃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刊）上發表了第壹篇短篇小說《桂花樹下的評論》。到大學畢業時，方靜已經在該刊上發表了7篇小說，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最年輕的會員之壹。作為該刊的主編和文學上的長輩的胡風，對這個初出茅廬卻不同凡響的年輕人極為欣賞，就像許多編輯和投稿者壹樣，他們之間有了信函往來。胡風希望方靜更上壹層樓，勸他去寫長篇小說。方靜接受了這壹勸說，便開始了長篇小說《悲歡》的創作。也許是對這壹新的文學形式缺乏經驗，也許是方靜和胡風在文學的審美情趣上存在差異，方靜的小說從第壹稿到第十稿，都不能令胡風滿意。胡風和方靜也就有了較多的信件往來，方靜先後收到胡風13封來信，內容都是有關方靜寫作中的問題。 1955年4月，方靜收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通知，讓他去參加全國業餘作家會議，實際上是壹次業餘作家培訓班。 培訓班由胡風主持。等到進入自由討論時，主辦方請來了毛澤東給大家講話，那時候的毛還沒有像後來那樣擁有“神”的地位，他大概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領域，也就親自駕臨了。 毛在講話中號召作者們自覺投入火熱的生活，熱情歌頌共產黨的領導，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正面人物；又著重闡述壹番文學的階級性，無產階級文學要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民族團結等等。 學員們對毛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 胡風接著講話，他除了禮節性讚揚毛的講話以外，實際上表達了自己不同的文學思想，他說：“文學是壹種武器，用它來歌頌正面事物是對的，但反面事物和社會陰暗面也要鞭撻、這樣才能促進社會進步，才能使人們的思想公正而又健全。”胡風又說到只准文學歌頌正面的事物，不准批判反面事物是斯大林給文學定的框框，不應全搬到中國來......（從中可見，胡仍然堅持與周揚們論戰中的觀點，對毛也沒那麼“客氣”和順從——筆者）。 學員們報以比對毛的講話更加熱烈的掌聲。 現在我們無法知道方靜所說的情況是否完全真實，但有壹點記述應該是無誤的，就是在毛離去的這天下午，這個培訓班被勒令立即停辦，學員們立即打道回府。大家有如挨了壹記悶棍，都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壓抑。 方靜回到西安不久，批判和聲討胡風的運動便如火如荼般開展起來了。方靜也得知胡風突然被捕的消息，但他仔細壹想，覺得這壹切似乎與自己沒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方靜跟胡風的“反革命集團”和那些歷史上的是非也搭不上任何關係。他以為這事情過去了，仍然潛心學業。 當年9月，方靜所在的大學公布7名保送蘇聯留學的學生的名單，方靜榜上有名。但《陝西日報》副刊部對這位當時在文學圈內已經有壹定知名度的方靜情有獨鍾，說方靜是他們急需的人才，硬是將他“截留”了下來。 方靜立即被招至報社上班。壹切順利，不久他成為了預備共產黨員，還與女友結了婚。 萬萬想不到的是，到了10月初，兩名從北京來的專案組人員到報社找到方靜，告訴他胡風與他有過13次的通信，要他交出全部信件。方靜交出了8封，內容全是關於寫作技巧方面的，另外5封只是壹些壹兩行的短信，他認為留著沒有什麼價值，看後便丟進紙簍了。 可調查人員偏說那5封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信里肯定記載著他參加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經過，以及“集團”的綱領、計劃、陰謀等等。他費盡了壹切口舌說明了他與胡風和胡風集團之間確實沒有任何其他關係，可對方就是不信，僵持了壹段時間，對方回北京了。他以為沒事了。 可僅僅過了幾天，10月8日，方靜突然遭到了當地警方逮捕，他被投進陝西第壹監獄。在頭兩年多時間裡，方靜被提審了十多次，內容都壹樣：交出那5封信，同時交代清楚他與胡風之間的“組織關係”，包括交給他的任務、活動計劃、與集團其他成員的關係和聯繫方式等等，也即他的“聯絡圖”。想不到自己以寫小說為業，而毛的專政機關編造小說的功能卻比他還發達，只不過專編要人性命的“科幻小說”。 方靜當然交不出。對方終於使出了刑訊逼供手段。壹次，他還被綁赴刑場假槍斃——陪殺。即便這樣，方靜還是堅守底線：堅決不亂說亂咬。他已經做好了犧牲性命的準備。 壹關5年，1962年7月，方靜突然被獄方叫去，告訴他已被“特赦出獄”。 出獄後，“看破紅塵”的方靜決心回老家當農民，他沒有，也不敢去找妻子，怕影響她的前途，更怕她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在老家農村，方靜干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勞動，再不與壹切人交往、交談。 誰知，禍事又從天而降，1966年冬天，公安人員找到他，告訴他1962年的“特赦令”是劉少奇發的，劉少奇作為修正主義頭子已經被打倒，簽發的命令無效，所以他必須重新去坐牢。 已經心如死灰的他也沒有多想，反正在“外面”與在“裡面”沒有多大的差別，他又回到了第壹監獄。這壹次他打算把牢底坐穿了。 世事真是變幻莫測。1976年9月毛死去了，“四人幫”倒台了，到了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開始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原胡風集團的涉案人員被重新審查、甄別、平反，當年12月，方靜被宣布無罪釋放。 這壹次他壹出獄就去找22年未曾謀面的妻子，畢竟他們當年還有壹個遺腹女兒。經過打聽，才知道，他入獄後，妻子並沒有改嫁，只是十分艱難地撫養著他的遺腹女兒，但後來終於經受不住現實的壓迫，在憂患中去世了。女兒下落不明。 徹底絕望的方靜買來1.5公斤白酒，決心用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誰知卻被人發現送醫院救活。 有知情的好心人告訴他：他的案子是“平反”，被冤枉關了20多年，國家應該對他有所補償。他真的就去奔走，結果，真的拿到了兩萬多補償款（這壹點又比後來的“右派”強，右派得到壹紙“改正”的通知，卻失去了補償資格）。 拿到了二萬多元的方靜決心游遍大西北，壹面尋訪他的女兒。可惜杳無音訊。 錢花光了，他靠幫人寫字賣文，壹路流浪到了西藏。在拉薩與壹位女子結婚。壹年後妻子卻在生產中死去，留下的女兒他無法養活，只好送人。他萬念俱灰，安排完這壹切，覺得這壹生該做的都做了，便買下大量安眠藥服下，第二次自殺。 也許命不該絕，這次又被人發現送醫院搶救過來。 兩次自殺不成，方靜心想，也許老天可憐我，不叫我死，既然閻王不收，那我就得活下去。於是，他又壹路流浪回到西安，在西安郊區搭建了壹間蓬屋，靠拾荒為生。有閒時壹面練他從小就喜歡的毛筆字，漸漸地居然有了點名氣，向他求字的人日多，他便轉而以賣字為生。這時，幸運之神忽又向他招手，1992年，古城西安舉辦國際書畫大賽，方靜壹舉奪得特等獎。 在接下來的電視直播頒獎大會上，他那遠在拉薩、被他送了人的女兒認出了他這個未曾見過面的父親，然後不惜跋涉數千里前來西安認父，演出了悲喜交集、骨肉重逢的感人壹幕。方靜為尋找第壹個女兒，行程數萬里，輾轉數年卻撲了空，然而這次卻迎來了與另壹個親生女兒的團聚，他想或者是老天爺見憐，給他的壹個補償吧。命運也終於自此出現轉機。 不久，又有喜事臨門，年屆六旬的方靜與壹位34歲的女士喜結連理。悽苦飄零、九死壹生的方靜終於有了壹個安穩的家。這個故事也就有了壹個類似我國古典小說的大團圓結局。然而，欣喜之餘，人們不禁要問：當年那個才華橫溢、前途無量的方靜哪裡去了呢？今日之方靜還是原來的方靜嗎？二十餘年的牢獄之災，22歲以後就失去了的人生，這壹切真的能夠補償嗎？ 當年方靜因文揚名，也因“文”招災，當時他那篇名為《悲歡》的長篇小說壹直沒有寫完，沒有結局。然而，誰能想到，他自己的人生卻是壹部活生生的、極富傳奇色彩的悲歡離合故事，不過他是用血淚、而不是用筆墨寫下了這部小說。現實中的《悲歡》己經有了結局了，但可以肯定，已經從煉獄走過來，在烈火中沐浴三次、在海水中浸泡三次的方靜，卻再也沒有提筆把那部小說寫完的勇氣和興致了，他的人生經歷就比小說更離奇、更曲折，更真實。 （方靜的故事取材於1999年11月24日《大河報》：《壹個胡風分子的泣血故事》） 從上述這個幾名不經傳、完全可能被永遠掩埋無聞的故事中，我們除了看到毛式運動的野蠻、黑暗和血腥外，還看到了毛統治中國大陸的27年間建立的可怕的“逆向淘汰機制”，這個機制的目的就是扼殺壹切人性、自由和獨立的思想火花，製造最大範圍的愚昧、奴役，它除了政治運動，還有教育制度“改革”，以及 “血統論”、“讀書無用論”等幫助落實。靠著這套野蠻、殘暴、恐怖的機制，毛把壹批批民族精英、天才苗子、各個領域內的出類拔萃者打趴在地、送入黑牢、送上斷頭台！靠著這套機制，在華夏大地上製造出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冤案、假案、慘案，最終製造出了在泱泱中華的人才斷層，文明倒退！ 這筆賬該如何計算、又如何能補償呢！
附三： 毛式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壹個血腥樣板：小匈牙利事件
在毛時代堆積如山的冤案中，壹個牽連幾十、上百人的案子，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此案非同壹般，原來它實乃毛皇所親自督辦的“御案”，號稱欽定“鐵案”，並且在當時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它就是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它是毛主義罪惡的又壹極好例證和反面教材。 為了說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必須先交代壹下相關背景。 1956年夏秋，在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鼓舞下，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民眾要求民主、要求撤出蘇聯駐軍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當局出動軍警鎮壓，造成流血事件。波蘭的叫“波茲南事件”，赫魯曉夫最後以退讓的方式求得了和平解決；接下來的匈牙利事件規模更大，迅速演變成了全國民眾的“起義”。最初，以赫魯曉夫為首蘇共領導集團決定採取和平退讓的方式解決，擬從匈牙利撤走蘇聯駐軍。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看清了匈牙利的民眾運動，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如在此問題上再作退讓和妥協，類似浪潮就很可能席捲東歐，並影響到亞洲的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於是，他召集其高層緊急會議會商對策，隨即派出了以二把手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到莫斯科緊急遊說蘇共領導，肯切要求對匈牙利出現的“反革命事件”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毫不遲疑地實施堅決鎮壓。莫斯科終於被說服改弦易轍，不但讓蘇軍仍然留在匈牙利，而且主動出擊，裝備了坦克、裝甲車等重武器的蘇軍血洗了布達佩斯及全國城鎮，成千上萬遊行示威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僅僅十多天的鎮壓活動，匈全國慘遭殺害、傷殘及外被迫逃人員達30餘萬，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毛澤東達到了目的，開心地獰笑了。毛之所以對匈牙利事件特別仇視，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其原因在於匈牙利的全國性反抗亊件中，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領導作用，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在運動中扮演了的指導核心和民眾精神領袖的角色。對此毛澤東看得心驚肉跳而又咬牙切齒，轉而想到如何在中國預防這壹幕的出現。於是暗中決定了開展壹場以消除隱患、將有所有“異志”的知識分子壹網打盡的“整風——反右運動”。 經過精心策劃，“整風運動”於1957年初開場。毛澤東擺出壹副“開明”、虛心納諫的架式，要求廣大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先以甜言蜜語、繼則信誓旦旦許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保證“不抓辯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終於使廣大知識分子響應他的號召，起來“鳴放”“幫黨整風”。但只經過短暫“鳴放”，毛澤東便按捺不住，迅速現出其流氓暴君原形和本色，對那些響應他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包括壹部分共產黨員）誣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組織“反擊”，圍剿，大肆伐撻，咨意摧殘。1957年6月8日，毛在《人民日報》親自拋出《這是為什麼》壹文，升起了反右運動的訊號彈。同壹天，毛又發出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總動員令，在這份“反右”的綱領性文件中，毛氣勢洶洶地告誡全黨：“這是壹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壹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事件’，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混亂，只混亂壹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文中毛還擺出壹副教師爺面孔說：小的鬧事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也真湊巧，就在毛的這個總動員令剛剛發出後第四天，即1957年6月12日，在遠離北京的湖北省漢陽縣第壹中學發生了壹起學生鬧事事件，只不過參加“鬧事”的只是壹群未成年的初中畢業班學生。不過總是“學生鬧事”了，當地官員都敏感地發現這件“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因為它剛好印證了偉大領袖的料事如神，成為驗證最高領袖英明、偉大的戰略決策的典型事件。如果處理得好，引起最高領袖重視，那樣，就可能變成自己千載難逢的飛黃騰達的機遇了。於是地、縣當局立即決定小題大做，做大、做足這篇文章，使期引起毛的注意。“事件”由縣委火速上報至地委，地委報至省委，省委報至中央，直達毛的案頭。毛壹看龍顏大悅，這不正好印證了鄙人的英明遠見了嗎，就抓這個典型吧。自此這個小小的初中學生鬧事事件擺上毛的議亊日程，並被欽定為“小匈牙利事件”。最後變成震驚全國、影響海外的政治大案。 但是此案像毛時代所有的大案、要案、“鐵案”壹樣，壹經揭去重重黑幕，暴露在陽光之下，便立即現出其醜惡的真相，就“小匈牙利事件”來說，則以其光怪陸離，集野蠻、殘忍、瘛⑽蕹苡諞忌恚晌槳彀傅撓忠嫉湫停旅嫖頤羌虻セ仨庖際錄娜獺�
壹、事情起因：初中畢業生面對過低升學率引發騷動 事情還得從當時學校的情況談起。1957年春末夏初，在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策略指導下，全國性的“幫共產黨整風”運動進入了高潮。與社會上的“大鳴大放”相適應，學校也掀起鳴放——整風熱潮。漢陽第壹中學的領導根據上級的統壹部署，召開了全校學生代表大會，副校長王建國受校長韓建勛的委託，在會上徵詢學生們對學校和上級教育部門的意見。學生們大膽建言，共提出各種意見340條，壹時，校園內“民主”蔚然成風。不過，終究只是初中學生，不像大學生那樣有水準、有能量，校內並未出現大的風浪。 就在壹切看來還算平靜的時候，突然傳來壹個令全校1001名初中畢業學生震驚的消息，這消息來自初三（四）班青年化學教師李穗之口，6月12日李穗在給學生上課時，為了激勵同學們刻苦學習，向大家透露了她看到的《教師報》1957年4月5日登載的壹篇文章，內中透露了壹條政策信息：像他們這種縣和縣以下中學，當年中央下達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只有5%，即20個畢業生中只有壹個人能上高中。 消息傳出後猶如在沸水中投下了壹包炸藥，瞬間引得畢業生們群情激憤，學生們不等下課就聚集著去找教導主任和校長，詢問升學率到底是怎麼回亊？老師沒有準備，回答口徑不壹，學生們更懷疑學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相關文件。韓建勛校長和王建國副校長壹再勸阻無效。這時的學生剛剛被捲入“鳴放”運動，嘗到了壹點“民主”的甜頭，正好在這時“發酵”了。（他們還不知道運動已經180度轉向，正在抓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了。） 壹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鍾，全校9個畢業班的大部分畢業生數百人擁擠著出了校門，要去縣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壹些學生寫下了要求升學的標語。學生們先到縣人委會要求見縣長，因縣長不在，教育局也沒人，學生們就擁進了教育局辦公室，亂扔辦公室的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開升學率之類的標語，發洩怨氣。然後又到郵電局打電話要求縣二中、三中的畢業班同學前來聲援（電話未打通）。後來得知縣長在中共縣委開會，學生們又壹窩蜂擁去縣委會，但縣委會大門緊閉，學生們用蠻力撞開了縣委會的大門蜂擁而入，在場的縣兵役局長和壹名團縣委幹部批評指責學生，被學生圍攻。但當日學生們無功而返。 次日（13日）上午，仍有數百名學生要求去縣政府（縣人委）探問究竟。副校長王建國阻止無效，只好帶領部分老師跟著學生邊走邊做勸阻工作。到了縣人委會，學生代表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的比例，縮小城鄉招生的差距。韓茂林解釋縣裡無權解決這類問題。有的學生不信，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在此過程中，有兩名幹部為保護縣長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們扭住捆了，在押赴這兩名幹部到達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的幹部們攔截下來，還扭打、扣押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要求放出被扣學生，但縣委幹部堅持不放。就在此時，由縣委幹部招來的數百名工人趕到，混亂中學生們被毆打衝散，學生們因力量不敵，自動散去，有的被家長接回，事態平息。 誰知，就是這麼壹場不大的衝突，轉眼間被弄成了壹件轟動全國的大案。
二、縣委定性：反革命事件 漢陽壹中學生“鬧事”的當晚，縣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事件的性質和處理辦法。 此時，正是毛髮出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指示之際，《人民日報》接連發出號召向右派大開火的文章，政治風向突然來了個180度的轉向，神州大地陰風驟起、惡浪滔天。各級黨委和政府、各色領導幹部剎那間變換了臉孔，原來的笑容可掬變成了凶神惡煞，壹場席捲全國的鎮壓“右派”運動，己經發動。 在這種背景下，漢陽縣委的幹部們自然懂得要緊跟領袖，響應號召，他們更懂得這壹亊件背後隱藏的巨大玄機，按照左勿右的運動規則，縣委成員們壹致同意將日間學生鬧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要按敵我矛盾處理。次日，漢陽縣委在壹中召集教師、學生開大會，宣布事件的定性和處理原則，同時，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進駐學校。壹時間，壹中校園殺氣騰騰，教師、學生人人自危，校園充滿了恐怖氣氛。 15日，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以超高的效率調集了近百名幹部組成“漢陽事件考察團”進駐漢陽壹中。考察團按照事先定下的調子，宣布在台前鬧事的是學生，而幕後指揮的是教師，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壹定要將幕後指使者挖出來！壹面立即發動全校師生大揭發、大鬥爭，要求人人交代，個個檢舉，搜集“反革命罪證”，與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孝感地委與漢陽縣委這種定調是必然的，因為初中畢業生們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將他們定為“主犯”，也不好判罪，判罪也不能判重罪，只有將主謀、主犯定為教師，事件才能升級，才能狠狠地給予毀滅性打擊，也才能引起各方重視收到應有效果。 至於這是否是事實呢？那時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查出“反革命”，最好能與當前的反右運動聯繫起來，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向偉大領袖邀功請賞的資本。 與此同時，案情迅速逐級上報到中央，直達毛的案頭，成為毛直接插手督辦的“御案”。
三、按階級鬥爭方式追根淵源，挖出 “幕後黑手” 確定了事件性質和打擊目標之後，下壹步，便是確定具體的打擊對象。“考察團”成員於是學習毛的教導，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尋找幕後的階級敵人。 考察團對全校教師的個人檔案和現實表現進行了排查，很快把目標鎖定在副校長王建國身上。 王建國，男，時年32歲，家庭出身富農，“解放前”有三青團的歷史問題，因此入黨的申請壹直被擱置。王於1950年從湖北省革命大學畢業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漢陽壹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1956年韓建勛調來壹中任校長兼黨支部書記，但教員中多數仍然認為王建國業務能力強，有關教學工作的問題仍然多向王建國請示，而認為韓建勛是“土改幹部”，是吃“黨”飯的，業務上不內行。 就是根據這些情況，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這壹“照妖鏡”，認定王建國是此次事件的“幕後黑手”。加上事件發生那天，王壹直跟隨學生去“鬧事”，而且在幾名學生被縣委幹部扣留後，王還要求放人。這就可以認定王是這些學生的“後台” 無疑了。 但是，光抓到了個“首領”還不行，“首領”之下還得有“骨幹”，有成員，不然就形成不了“集團”，不能完成毛對此案的要求和期望。（按：毛插手此案的具體情節壹直未公開，有關資料只是說此案是經毛“欽定”的“鐵案“，而毛干預的具體方式、內容從未公開。） 於是，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中的“株連法”，為王建國尋找“骨幹”和“成員”，尋找的辦法是：壹曾是湖北革大王的同學；二在工作上與王接近的；③有壹般政治歷史問題。按上述辦法查找，果然查得“成員”多人，其中包括已經調離壹中的原壹中教導主任，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王建國的革大同學、本校班主任胡斌；工作上經常與王接近的副教導主任楊松濤，教研組長鄒振臣等。 首領、骨幹、成員都有了，但辦案人員仍然感到不足，因為已經“揪出”的集團成員“檔次”都不高，既然是最高領袖關注的“欽案”，僅將這些教師充數顯然有負“聖意”，這些辦案嘍囉可能也得不到多大的獎賞。因此，辦案人員決心要揪出更大的後台來（筆者推測，這壹條很可能是毛的要求或授意）。 要將發生在壹個縣級中學壹些初中學生“鬧事”的案子，弄成與全國政治鬥爭掛鈎，與中央上層人物有關聯的“政治大案”，這確是壹個不小的難題，但是，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幹部，他們能“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還是考察團的負責人棋高壹著，他在壹個學生交待的材料中發現了“蛛絲馬跡”，據那個學生交代說，他在上街去縣政府的途中，經過縣文化館，向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楊煥堯討要開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又向楊煥堯要求打電話，楊告訴他打電話要去郵局。於是他就離開了。沒有別的情節了。 在壹般人看來，這點子事實在沒有什麼可值得注意的，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的。但這個深得毛主義真傳的考察團負責人卻不這麼想，他認為裡面大有文章。他首先派人去調查楊煥堯的歷史和政治面貌，得知楊是民盟成員這個重要信息，不禁大喜過望！進壹步調查，知道楊煥堯曾經按照中共漢陽縣委統戰部的意見，去到漢陽壹中聯繫發展民盟成員的工作，楊曾經打算發展王建國為民盟成員，但王建國自己不同意，發展的事告吹。 成不成功是沒有關係的，在那位負責人看來，最重要的是楊煥堯本人是民盟成員。當時，全國的反右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重點是圍剿偉大領袖親自圈定的民盟兩位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的“章羅聯盟”，而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已被定為“章羅聯盟”在湖北的代理人，這楊煥堯當然就是馬哲民在漢陽的代理人了。如果把楊煥堯拉進漢陽壹中的案件中，則壹條與“章羅聯盟”相連結的“黑線”：章羅聯盟——湖北馬哲民——漢陽楊煥堯——壹中王建國就形成了..... 於是，楊煥堯被捕。在毛式階級鬥爭的辦案方式下，楊煥堯只能“有求必應”，要他招供什麼他就得招供什麼，否則難以活命。就這樣，案件的審理結果出籠了：漢陽壹中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糾合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動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子，組成了壹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是民盟成員、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後台則是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員，章羅聯盟在華中的代理人馬哲民；另有骨幹分子鐘毓文、鄒振臣、胡斌等互相配合。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利用學生中對現行教育制度不滿的分子，煽動、挑起了壹場駭人聽聞的暴力反革命事件。.....
四、處理：連眨眼的鐘毓文也判處死刑 案件最終經欽定為“漢陽反革命暴亂案”——通稱“中國小匈牙利事件”。 既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懲處當然要從嚴。但在具體量刑時發生了壹點波折，考察團領導對涉案人員的處分意見是：主犯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判處死刑，其餘判處有期徒刑、管制不等。但縣法院對三名主犯判死刑有不同意見，因為這個所謂反革命暴亂案，暴亂者既沒有武器，也沒有傷人，更沒有殺人，最大的“罪行”是學生曾將兩名與他們打鬥的幹部捆綁送至縣委，但縣委幹部也抓、捆學生...... 就在這僵持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抵達湖北省會武昌，毛在武昌的活動筆者無任何公開資料可尋。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由毛自己“欽定”的這件“大案”他絕不會不管，而且來的時間這麼湊巧，肯定有內情，也許毛就是專為此案駕臨武昌的。此時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的頭頭們不可能不向御駕親臨的毛匯報此案的有關情況，聽取“最高指示”。但是我們仍然無法知道有的關具體內情，只知道此案隨後拋開了漢陽縣法院和地區、省兩級法院，直接由中共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副書記許道琦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名，然後赴北京由最高法院核准，完成了對三人的死刑判決程序。 1957年9月6日，漢陽縣召開大會，宣布對漢陽壹中學生鬧事事件的處理：事件定性為“漢陽反革命暴亂案”，以“反革命集團暴亂罪”判處主犯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立即執行；判處集團骨幹分子鄒振臣、胡斌等9名教師15年至2年有期徒刑；教師李穗等3人散布謠言送勞動教養，3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另外，漢陽壹中校長韓建勛等11名教職員、縣直機關10名機關幹部（包括犯了右傾的縣法院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33名鬧事學生開除學籍、團籍，勒令退學。 判決書對案犯的罪行描述是：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早已蓄謀從事暴亂活動，借學校整風、搞“大民主”之機，“捏造”升學比例，煽動畢業班學生上街遊行，衝擊黨政領導機關，大搞打砸搶，實行反革命暴亂。..... “漢陽事件”宣判之後，為了顯示毛澤東的英明和料事如神，全國掀起了報道、學習漢陽“小匈牙利事件”的熱潮，《人民日報》帶頭示範，該報報導的標題是：《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把事件的檔次提升了壹大步，“小匈牙利亊件” 之稱不脛而走。接著，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派出大隊人馬去漢陽拍攝事件的紀錄片，並在全國放映，並由全國各地各級黨政領導組織群眾觀看、接受教育。同時，全國掀起憤怒聲討民盟中央和其在湖北的代理人企圖在中國策劃“匈牙利事件”的滔天罪行…… 但當局認為，如此還不足以顯示事件的重大意義，於是，又由全國各省組織有關方面人員組成“考察團”親赴漢陽縣考察、學習，把漢陽的經驗向全國推廣。漢陽縣的黨政領導、有關部門接應不暇，忙得不亦樂乎。反過來，各地又紛紛邀請在漢陽“平暴”事件中建立功勳的功臣們到各地各大專學校演講、傳經送寶，親口講述他們與反革命暴徒英勇鬥爭的動人事跡和大無畏革命精神。為擴大影響，又以國家名義特邀匈牙利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到湖北漢陽訪問，看看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對反革命暴亂的高度警惕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國的可恥下場。（匈牙利共產黨人壹定會對中共和毛佩服得五體投地，而自己則羞愧得無地自容。）此外還有路透社記者等也被邀來漢陽採訪。不明就裡的台灣當局，也以假作真在那邊為“反共義士”王建國舉行追悼大會。“小匈牙利事件”壹時蜚聲海內外…… 很清楚，在這壹切背後，有壹雙巨大的黑手在推動、製造著這壹場鬧劇。 與願望完全吻合，漢陽縣委、漢陽地委受到省和中央的表彰，獎賞，提拔，“平暴” 英雄們忙著舉行慶功宴，在歡聲笑語、觥籌交錯中，酒杯里流動的是“反革命分子”殷紅的血，大快朵頤的是王建國們的肉。他們吃喝完畢又意氣風發地尋找新的“階級鬥爭”目標去了。
五、艱難的平反之路和留下的遺憾 1978年底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上台，開始籠絡民心的“撥亂反正”，中共的開明派胡耀邦趁此開啟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巨大系統工程。漢陽壹中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倖存者、當年被判10年徒刑的胡斌，先後向各級有關部門投書申訴達89次，卻依然如泥牛入海，了無音訊。可胡斌仍不氣餒，不屈不饒，1985年春，胡斌再次夥同同鄉同學、退休教師趙迪生分別上書中共中央，卻異乎尋常地被中共中央辦公廳列為督辦案件之壹。在中國，老百姓的上書投訴壹般只能到各級信訪機構，信訪機構要麼轉回被狀告單位處理，要麼下落不明（更多申訴者受到報復迫害）。申訴者耗時十年八載、傾家蕩產、終其壹生不能申冤者是正常現象，像胡斌、趙迪生這種被最高當局選中列為督辦案件者大概跟中全國頭彩大獎的機率差不多。不過當時中國也確實存在這種中“特等大獎”的幸運兒，胡斌。趙迪生算是其中之壹了。 投訴信件被中共中央辦公廳轉呈當時的中央某個領導人（遺憾的不見報導其真實姓名），經該領導人批示，由中央辦公廳具文指定湖北省委查辦此案。 在中國的又壹玄機和常規是，但凡由下至上的行文，求助、投訴，往往杳如黃鶴，就是正常的請示報告，也如蝸牛爬行；但反過來，由上向下發文，特別是領導親批的“紅頭文件”，那效率之高、之雷厲風行，也令人乍舌，故當時人們喻為“批示治國”非無道理。漢陽事件此次也是如此順利，文件到了湖北省委，由省委第壹書記指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張思卿查辦此案。張不負重望，很快就把案情弄了個水落石出，此中的具體過程就不必細述了。因為凡是毛時代的“大案”、“要案”、“鐵案”，只要壹見陽光，就如長沙馬王堆里漢代貴婦乾屍身上的華麗衣裳壹樣，很快就化作壹縷青煙，無影無蹤了。 湖北省委據實上報中央，證明這是壹起駭人聽聞的冤案、假案。得到批准後，省委於1986年1月正式為此案平反昭雪，據說，漢陽縣城人民得到此壹消息後，自發擁上街頭，燃放鞭炮、呼喊口號，徹夜不息，勝過歡慶任何重大節日。 不過事情也留有遺憾，那就是只為冤者洗冤，卻不追兇懲凶，這是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為平反冤假錯案給出的底線、紅線，據說是為了“團結壹致向前看”。留下的後患、隱患不言而喻。比如，以漢陽壹中這壹冤案而言，那些當年拋屍荒野、含恨九泉、沉冤二十八載的死者；那些受盡屈辱、九死壹生的倖存者，以及他們更加無辜的親屬、家人等，對他們已經失去的壹切如何補償呢？那薄薄的壹紙平反通知書，委實來得太遲了、太輕了！多數受害者已不在人世了。特別是還不能追究造成悲劇的兇手，不能觸動產生這些罪惡的舊體制、舊機制。那些當年參與分享“小匈牙利事件”人肉盛宴的權勢者，有的依然在台上，有的退休了卻留下了在前台的代理人，他們並沒有低頭認罪，更沒有洗心革面，所以後來壹有機會又伺機反撲，甚至重新製造新的“小匈牙利案件”…… 不久，中國的政治的風向標再度轉向，小匈牙利事件在獲得平反之後，卻不准宣傳，更不能觸動那些冤案的始作俑者。冤案的平反者也陷入尷尬之中。不過，人們不願意再度沉默，歷史也不希望被遺忘，1999年元月，在小匈牙利事件發生41年多之後，在它被正式平反13年之際，《南方周末報》衝破重重阻力，重新報導了這壹事件的真相。 雖然事情很不園滿，但案件總算得以重見天日。不管怎樣，對於為小匈牙利事件的平反昭雪出過力的人，人們應該感念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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