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会主义台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台湾总统选举：双英之争 人民无份

2012总统选举与立委选举将于一月十四日举行。这次国民党主打黄金十年，不再像四年前一样，强调经济成长挂帅的633一类口号，而是在辩论、造势等场合不断强调任内落实“居住正义”、“土地正义”，缩小贫富差距等等。而民进党则紧抓国民党治下贫富差距与薪资成长停滞、房价飙涨等议题，强力主打“公平正义”，并且端出多项明显具有泛左色彩的公共化政策，譬如公立大学过半、社会住宅等等。两党在选前向人民靠拢，我们早已见怪不怪，毕竟在资产阶级民主下，我们每四年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但这次选举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同于以往的，向来以自由主义自居的民进党提出了不少社会民主派的政策和批评，而老牌右翼政党竟然开始跟著唱起“居住正义”一类的自由派概念。当然，这并不代表国民党开始向左转或者民进党将转型成改良主义政党，而是代表台湾社会的政治氛围正在转变。

过去数十年来，除了五零年代的台共以及解严初期的极少数左翼运动，左派力量以及论述在台湾基本上是缺席的。除了戒严的的血腥镇压、洗脑教育，八九零年代苏联、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解体与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都对台湾左翼力量的形成造成了不利的因素。而近几年连续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世界性的反抗浪潮，以及台湾本地贫富差距与各种问题都彻底摧毁了过去官方所建构的神话。

我们看到大批曾经在媒体报导中被捧上天的“电子新贵”工程师们被资本家操到过劳死，而这些金字塔顶端的劳动者为了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也或许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竟然开始组织工会，另外医师与教师也都正在讨论是否该争取纳入劳基法保护。虽然这些事件对一般台湾人来说似乎非常超现实，但它们都是真的。即使是这些金字塔顶端的工人都面临著严峻的劳动条件，其他各种职业的工人自不待言。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阶级中无可避免地提出了大量的改良要求，而两党为了选举所提出的改良政见，虽然随著本身属性有多少不同，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工人阶级无望的现况而已。虽然社会的氛围起了变化，但群众显然还没有发展出明确的阶级意识。少了阶级观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一个带著各种各样个人特色的候选人和他们五花八门的政见。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任何政党与候选人所代表的并不只是候选人“个人”或“党”的意志，而是社会上一定阶级与阶层的利益与意识形态。为了持续发展群众的阶级意识，我们必须对这次选举及其意义提供左翼的观点与分析。

过去四年，国民党藉前总统陈水扁弊案与选制改革之力，不但得总统之位，并且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行政立法权紧握手中，当然毫无疑问地必须对任内作为负起完全责任。现在，让我们来检视过去四年国民党的执政成果。

失业

马政府时期，即使已抛出大量就业补贴与公共就业方案，但年平均失业率却也一度高达5.85% (2009年)。根据主计处2011年11月的数字，失业人数达到48万，其中又以青年失业问题最严重，20-24岁劳动人口失业率达到12.49%。当然，这些都是经过粉饰的数字。马政府用以美化数字的政策工具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22k、“立即上工”、“就业启航”一类只能提供短期就业机会的政策，也包括以无薪假合法化隐藏失业人口、4+1方案将毕业生留在学校以免冲击数字、以振兴经济为名趁机通过减税条款等等。2008年，台湾放无薪假的人数一度逼近24万人，但是这种独步全球的“放假方式”却不计入失业人口之中，难怪吴敦义院长会说想出无薪假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劳委会的短期就业方案也十分令人玩味，以“黎明就业”计划为例，劳委会预计提供一万五千个公部门就业机会，但“工作期间最长为六个月”。政府大量提供这些虽然可以缓解一时失业之苦，却不知道半年后该何去何从的工作，大批工人只能随著政府官僚每年想出的不同“计划”而在不同的短期工作中打转。

贫富差距

2010年，台湾GDP(国内生产毛额)成长10.88%，为近年来最高一次，政府官员们一致拍手叫好称成绩亮眼，但一般人民看到的不是GDP年成长百分之十的亮丽前景，而是必须面对“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的窘境。2011年，平均实质经常性薪资(计入物价调整之后)只有34402元，再度倒退回十三年前水平，相信不论是白领、蓝领的工人都很好奇我们的经济成长究竟进了谁的口袋。尽管政府一再拿各种统计数字出来说嘴，马先生也在辩论中强调“任内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是台湾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2011年12月，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多由先进工业国家组成)发表报告，警告其会员国贫富差距为三十多年来最高，最富有的10%和最穷的10%差距达到9倍，其中差距最小的是西北欧等国，约6倍左右，差距最大的国家是智利和墨西哥，超过25倍。那么台湾的状况呢？根据公平税改联盟依财政部统计资料所作的计算，台湾最富有的10%和最穷的10%在税前的差距是28.36倍，税后则是24.95倍。相信数字的对比已经十分清楚，不必多做解释。虽然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困境，但马政府依然减税不遗余力，从营所税到遗产税的大幅减免，都更加扩大了贫富差距。

房价泡沫

营建署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第三季，台北市整体购屋平均总价是2356.6万，每坪62.2万元。台北市房价所得比达到14.3倍，意即台北市的平均收入家庭，要购买台北市平均价格的房子得耗去14.3年的收入。虽然比第二季的新高16.2倍为低，但依然远高于过去水平，这样的房价配上台湾人的薪资水平，除了荒谬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字来形容目前房价的泡沫，但这其实并不荒谬，投机与炒作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根据主计处的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的空屋率达到19.4%，空屋达到156万户，即使不看统计数字，任何人只要亲自到新北市周围的那些新建案走一圈就完全可以理解目前的泡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最喜欢讲的供需法则与消费者决定市场等等空话在现实中完全瓦解，垄断和投机成了唯一的教条。

劳动问题

台湾工人被资方压迫绝对不是只在马政府时期发生，而是从台湾迈入资本主义以来持续的情况。台湾工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打压与毒害，从RCA女工到洋华、鸿海，无一不是赤裸裸的工资奴隶制。但是在马政府时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般劳动者的痛苦，而是连过去曾被认为是高阶工作，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工人的工程师以及台湾社会地位最高的医生等等职业，都时常因为过劳死、中风或手术中昏倒等等情况登上社会版面，这些年轻的生命日夜劳动，直到资本家吸干他们最后一滴血。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跟劳动条件，竹科工程师开始组织电资工会反击资本家，而医师更在2011年首次组团参加“秋斗”，向社会发出怒吼。长久以来，大部分的台湾人总是拒绝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标签，而称呼自己是“中产阶级”，试问当医师、电资工程师都面临“有钱也没命花”、“没辞操到死，没死操到辞”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称呼自己是“中产阶级”？

而在一般劳动者方面，我们看到派遣、外包、约聘制的大量增加，使得一般白领工人几乎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等著他的不是经济独立、实现梦想的人生，而先是一笔就学贷款，还有22k的薪水。政府一直以来对资本家违法的无视，导致大量白领工人加班不但不可能有补休假，甚至领不到加班费，独步全球的“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已经不仅是在电子电机等产业才有，现在在各种行业都屡见不鲜。

随著贸易进一步去管制化，产业是否会大量外移还有待观察，而新自由主义的去规则的雇佣就业发展、短期非正规就业和雇佣移工不断增加，蓝领工作机会也正在逐步减少当中，在低端行业重现血汗工厂模式。

农民问题

马政府任内通过的“农村再生条例”和“土地征收条例”都被农民团体称为“灭农”条例，而台中中科及苗栗所发生的大埔事件，挖掘机强行闯入田中破坏作物和田地以利征收等等行为，表明了政府为资本家服务的决心。为了兴建科学园区，为了给资本家便宜的土地，原先生活在当地的农民以及农田只能是必须铲除的对象。当然，科技业对土地与农作物带来的污染更是无法估计，环评也越来越像是橡皮图章。(关于土地征收问题请见本期其他文章)

马先生四年来搞了些军教课税、米酒限价、ADSL降价跟健保锁卡等粉饰太平，貌似关注民生；行政院长吴敦义对房价问题从“不能打房，人民的财产会缩水”，到“积极落实居住正义”，虽然貌似有些改变；但实质上各种政策背后的思维似乎和过去差异不大。譬如所谓为了“居住正义”而兴建的“合宜住宅”，实际上就是过去“国民住宅”的翻版，商品售出之后就进入市场，继续成为炒作的目标，过去台北市政府在精华地段兴建的国宅无一幸免，国民党为讨好选民又不能挡人财路，只好故技重施。其他政策也和过去大同小异，不同的只是新的、漂亮的、意义不明的口号，譬如“居住正义”、“土地正义”等等。

反观民进党，提出了不少看似进步的政策，譬如公立大学过半、托育公共化等等，乍看确实有欧洲式社会民主的影子，部分改良主义政策其实也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争取的。但是，进步的口号未必等于进步的政权。

往昔民进党打著“民主进步”旗号上台执政八年，民进党除了强推“优先发展经济，社副暂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公然背弃废核环保等主张外，陈水扁家族官商勾结贪腐严重，堪与国民党时期的黑金政治媲美。蔡英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可曾身体力行推行过多少进步政策呢？

我们必须仔细审视民进党的政见。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在大量的公共开支背后，钱从哪里来？打开十年政纲，在财政与税制一项当中，只看到“合理化”、“改善”，却不见税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国民党降的营所税，民进党有没有勇气调回来呢？国民党给的租税优惠，民进党是不是能不给呢？当然，合理化、改善、加强财政管理能力听起来都是对的，但请不要忘记国民党将营所税、遗产税降低，实施产创条例等等租税减免的时候，国民党也宣称他们在“合理化”、“改善”税制跟投资环境，也别忘了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本人)一再强调签订FTA(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性，期待民进党大刀阔斧改革税制，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不论是解严前还是解严后，国民党始终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完全同意这个政权应该被打倒，但问题是由谁来打倒。民进党曾经击倒过国民党，不只一次，而民进党任内最大的成就则是向人民证明，自己和国民党一样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九零年代民进党向议会路线的过渡不只是所谓“街头路线vs.议会路线”之争，而是民进党抛弃过去工农运动的开始。国民党对台湾的泛左翼来说，向来是个大魔王一般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指出，国民党的作为也许看起来真的像大魔王，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国民党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而是背后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永远可以创造下一个马英九、吴敦义或是蔡英文、苏嘉全，不管台上插的是车轮旗还是台湾旗，不管国号叫做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都是资本家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轮替不过是一场戏。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国民两党任何虚饰性的改革都不能真正解决普通群众的民生，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变，必须要根本性的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首先需要立即从对大型企业公有化与民主控制开始，除非经济能被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否则所谓的福利国家只能是短暂的泡影，欧洲过去的改良主义实验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悲惨的例子。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以来最大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边缘，欧债与中国泡沫尚未完全破裂。随著危机的扩散，失业潮与各种冲击将接踵而来。不论是台湾还是其他国家，现在以及不久之后的未来都是发展左翼运动的契机，左翼青年决不能丢兵弃甲投靠披著改良主义外皮的资产阶级政党。工人与青年们该积极组织起来建立真正独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才能够真正改变现况。

台湾总统大选：“资产阶级赢了” — 代表财团利益的国民党胜出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马英九成功连任，向媒体宣称“我们赢了！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而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台湾人民——没有胜出，而是“他们”——资产阶级——赢了，“我们”还会被推到剥削更严重的新自由主义深渊里。

台湾政治长期被两党垄断，缺乏左翼与基层力量，台湾普罗大众没有出路。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及立委选举，资产阶级政府都会利用“选举热”来朦糊民众视线，而今届选举也不例外。我们只能看到蓝绿亲商家财团的两营，选举赢家非蓝即绿，而我们必须强调，两党所服务的皆是财团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罗大众的生计！

群众意识薄弱，左翼力量缺乏

国民党在是次总统大选胜出，在立委议席中也得到议会里的过半议席（113席里得到64席）。马英九在这次选举得到689万张票，得票率51.6%，以80万票数赢过民进党的蔡英文。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上一届的结果，马英九失去了八十万票的支持，马英九在08年选举得票765万，得票率58%，较当时民进党候选人高出221万票，赢17%，而在立委议席中也失去了十七席，和上届81席相比。这显示了国民党亲商政策导致支持度下降。

马英九以拼经济之名为财团护航，而事实上其过往执政四年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台湾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2010年GDP增长10%，台湾人民反而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此时此刻面对的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对劳动者变本加厉的剥削，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涨，唯独劳动人民的工资不涨，去年台湾平均月工资只有$34000，跟13年前的水平一样！房价泡沫化令人民买不起一座房子，去年台北市平均房价达2400万。

国民党与财团唇齿相依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但似乎群众被马英九及其商家支持者的“经济恐吓”吓得不似人形，深怕一旦财团不再投资，人民的生计便岌岌可危。在国民党的选举工程期间，中小企业及大财团的代表已经陆续公开宣布支持马英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维护财团利润的国民党。其中包括亿万富翁鸿海集团郭台铭、长荣集团张荣发、远东集团徐旭东、“台湾首富”宏达电王雪红等。

公开支持马英九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更为国民党站台，对台湾民众威胁说道：“假如选举结果对未来引起任何变化或不明确性，所有人都得付出代价。”全国中小企业总会更在选举前两日喊出“没有九二共识，台商稳死！”。财团代表也曾表示“没有九二共识便不投资”，台中市商会理事长林山下甚至说“忧心财团被打压”，张荣发说“如果有人当选之后说没有九二共识，台湾的经济会很凄惨。”

这些都分明是跟全台湾的劳动人民作出威胁。郭台铭更于选举当天及前一天两天包几架飞机，让派驻大陆员工回台湾投票。他们再一次恐吓人民，台湾不宽容这些资本家，就没有就业机会，人民便饿著肚子！

正如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选举一样，资产阶级从未放弃过利用经济危机来进行恐吓的机会。而由于缺乏左翼替代性的政治选择，劳动者为了生计似乎只有遵从资本家们的说教，“有资本家，才有工作”的神话得以大行其道。没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这样的话术就无法打破，而人民只能是任资本家宰割的鱼肉。

台湾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虽然经济增长，但面对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台湾劳动人民的工资非但没有半点增加，还下跌了2.5%！（2008-2011年9月台湾平均薪资）台湾全体受雇者薪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51.71%，下降到2010年的44.55%。台湾的实质经常性薪资跌至3万4380元，收入跟13年前的水平一样！

09年最穷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5.1万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达382.2万元，在这12年从32倍拉开到近75倍，不仅再一次创历史新高，更远高于08年的65倍（财税数据中心统计）。

由于08年金融海啸所造成的高失业率，政府为了在表面上减低失业率的数字，推出带头降低薪资的22k方案，使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价格顿时下降。而所谓培育优质人力，却花钱请大学生作管理员、警卫等，似乎不需政府花大钱培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计划只是减低了资本家的人事成本，对创造“真正的”工作机会毫无帮助。“培育优质人力促进就业计划”透过政府补贴企业最多26,190元，参与计划的大学毕业生在扣除自负的劳健保费用之后，只可以拿到22,000元左右的超低薪资（2009年9月26号，工商时报）。而对劳动大众变本加厉的剥削也在新闻中经常看到，包括工程师、保全、医生因工时过长而过劳死的情况是近年来愈见严重的。

而房价泡沫化也令到很多台湾人民无法负担拥有自己的家，台北市的房价与年收入所得比动辄在14、15、16之间，傲视全球，房价完全与消费力脱钩，也可谓一绝。去年台北市平均房价2400万，而全台空屋，空屋率达到19.4%，换成户数高达156万户。（自由时报，2011年10月26日）

去年的东部开发条例表面上声称促进发展，但实际上是容许发展商及土地开发商合法地用无法无天的手段任意将土地打造成任何帮其赚取利润的模样，条例中排除土地相关法规，将大量国公有土地快速释出，毫不顾虑这对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只为使财团更方便地把本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变成帮自己赚钱的私有财产！包括将海岸变成私人地方，兴建豪华饭店及设施，只准付得起钱来光顾消费的人才可享用。这已经引发东部原住民的抗议，反对财团进驻大家的土地，侵吞其独特的自然特色及文化。

国民党必定走向更右

因为马英九没有连任的压力，在过往执政四年所作的种种恶行都被忍受，包括签订ECFA， 提出降低税赋，通过《产创条例》为财团减免以千亿为单位的租税，以及助长大规模征收土地。这些一切都被群众默默忍受的时候，国民党定必更肆无忌惮提出更右翼，对劳动人民剥削更多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我们可以预想目前所有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的三角贸易模式不可能倒退，纸上GDP会继续成为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以及政客宣传的工具，而台湾的劳动人民将享受不到任何的劳动果实。土地征收条例的羞辱式修法被说成是土地正义，我们当然也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农民因为“原本精神就有问题”(前行政院长，下任副总统吴敦义语)在田地被破坏、征收之后走上绝路。我们可以预期未来核电厂绝对会继续运作，否则将会“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四年的劳动条件将会垂直下降，现在已经形同虚设的劳动检查，将来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一场资产阶级独赢的游戏

民进党在这届选举中失去了很多财团的支持，包括原来支持民进党的长荣集团的张荣发跳槽到国民党，所以民进党的选举经费也有明显的下降。蔡英文当然利用二分法批评马英九背后的都是财团，而站在她后面的是台湾人民、劳工及农民。但事实是民进党虽然利用民粹及接近社民主义的口号（例如公立大学过半、住宅政策）来掩盖自己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但其支持FTA等等的清楚立场意味著不会动摇任何资本家的利益！民进党未来发展的方向将值得我们关注，是为迎合资产阶级和财团的需求而与国民党比新自由主义，或是走所谓草根路线而利用社会民主主义口号和民粹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党。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次选举中进一步看出所谓“ 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虚伪性。从总统选举开始，候选人就要提交严格规定的联署名单（26万人以上）和巨额保证金。而立委选举中5%的立委党派计票起点，更将缺乏资源的所有真正基层小党派彻底排除在游戏外。这次得以晋升为“立委关键少数的”台联党（3席）和亲民党（3席），与其说是独立小党，不如说更像是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党外助理”。这进一步揭示了选举成为了赤裸裸的拼资源的“金元选举”。

再清楚不过的是，人民不需对两党存有任何的幻想，在非蓝即绿的框架下，蓝绿两党所服务的是财团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罗大众的生计。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力量，建立代表劳动人民的群众性工人政党！

我们的要求：

反对蓝绿政治，反对金钱选举，建设群众性工人政党，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提高最低工资，调低最高工时，保障劳动群众生活
废除政府官员特权，与基层工人同薪同酬
民主公营化大企业、所有银行，归于公共民主拥有及管理
以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失业者代表及青年代表组成真正的民主政府

台湾：《土地征收条例》强硬过关，及其所带来的启示

选前，台湾主流媒体争相报导壹苹果传媒邀请国民党立委邱毅和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致中的辩论，以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被指控涉入的“宇昌案”。然而就跟以往一样，这些媒体关注的东西只是随著选举起舞的，无聊的两党恶斗。镁光灯以外，台湾土地征收的恶法却又更前进了一步。2011年12月13日，就在立法院一年的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国会一如以往的进行“法案大清仓”，在立院占多数的国民党党团，匆忙赶工之际把土地征收条例的政院版修法案，径付三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委员们平常看不到的效率，复杂的法案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修法程序。在这过程当中，委员们不仅违背了先前送交公听会讨论的承诺，对人民的许多要求也没有纳入修法中。简而言之，这次的修法只不过是党团要在明年大选前作势改革，而推动了几条换汤不换药的条文来作秀给人民看。国民党团当然根本不想修法来刺激在背后支持它的财团大老们，然而选举在即，总得做个假惺惺、看似进步的修法吧！并故意趁一堆同党立委不在，先算好正反方人数，把整个过程搞得好像经历了一场充份的“讨论”，完全发挥国会的“效能”。但立委们都心照不宣的是，若通过民间版的草案将是他们政治生涯和金援上的一大危机，更不敢按照之前政府承诺的召开相关程序委员会审理和举办听证会，二话不说径付二读，然后简简单单每个条文念一遍就三读通过。同样，在隔天看到马英九总统大言不惭的说著：“土地五法通过，迈向社会正义大突破”这样恶心至极的言论，也就令人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就来逐一解释，这次的修法到底哪些地方欺骗了人民：

市价估定争议：

台湾农村阵线等团体的民间版本中，待征收之不动产的价值的估定由较为客观的民间估价师估定，然而最后行政院提出通过的版本却是由地方政府上的地价评议委员会决定。这将造成球员兼裁判、强性买货自行喊价的奇特状况出现。政客和财团炒作地产不遗余力，若真按照市价收购将会大幅增加购地成本，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可笑的是，官方自我夸口的“市价征收”，都改为另由行政院订定施行日期。换言之，行政院迟未订定，这个条文过了也等于没过。

另一点需要思考的是，台湾不动产市场近年不当炒作与日俱增，最夸张的估计产值53%都是炒作出来的结果。因此，即便能够得到与现值等价的补偿，在这个房价地价标高的今日，几乎可以确定日后难以真正买到和从前居住质量相当的住宅；真正施行完全市价补偿也是一庞大而不必要的开销。治本的方法还是有效压低房市价格和打击建商炒作，让房子以它真正的价值卖出，这样征收的补偿价才能趋近于房地产的市价而不需劳民又伤财。

安置争议：

既然是政府强制拆迁房子、征收土地，自然有义务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民。毕竟又不是居民自愿卖给你的，现在发一笔连一间厕所也买不起的补偿，难道是想要他们流浪街头？然而即使修法过后，也只有中低收入户者或调查有需求者才会给予相关安置计划，那么其他同处弱势地位，只是没有惨到中低收入户的人呢？原本民间版本是无屋可住者就有安置计划，十分明确，但通过的版本，所谓调查有需求者操作空间就很大了。因为公益关系必须牺牲少数人的财产权或许合理，但是自己的房子被拿走还不够，之后还要人民得自己花钱、花时间，再去找另一个住处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听证会争议：基本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征收案系关当地居民一生，都应审慎经过完整行政程序举办听证会才对。然而最后通过的版本当中，只有以“重大建设”为理由征收的土地有争议时，才需要举办听证会。其它阿猫阿狗的普通建设就没有甚么专门的陈情和咨商的管道。把土地征收当成一般开罚单之类无关紧要的行政处分实在是一种轻视当地居民的态度。就算是重大建设召开听证会，民间与专业代表也从民间版的2/3砍到剩下1/2。

必要性争议：

这是这次修法当中最大的争议。到底甚么样的公益重要到一定要强制征收私人土地才行？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计划书，依旧由中央审议。”公益必要性是土地征收议题的症结点。基本上之前的国光石化或者新竹科学园区的征收案件都有此疑虑。可以说，如何评估是一大问题。修正草案第二条虽言“明定需用土地人于申请征收前，必须就征收计划个别情形评估其兴办事业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但最后也只是列出一堆可以要求征收的事业；至于要如何界定是否必要合乎公益还是过于模糊。

由上述几项例子可以发现，基本上修正过的土征条例缺漏依旧庞大，也因此对农民、农阵等民间团体来说无法接受，扬言继续抗争到底。而土地征收和一般非从事农业的市井小民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当然我们希望最好此生永不和它扯上关系，但从这几年的众多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征收通知寄来时，那是很突然，三十天内就得走路的事情。是以，关于土地征收的法案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

在野党的角色？

在土地征收条例修法后续流出的“同意修法案之立委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一色的国民党立委，相较之下，民进党立委们全部做出了不同意的决定。然而，这能够证明民进党团在此案中所扮演的“守护者”的角色吗？不争的事实确实摆在那边：民进党团对于可以囊括更多选票的老农津贴，所重视的手段比起反对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确实来得更多。即便立法院中国民党的席位占了优势，但却放弃了一读到二读之间的仔细审查修正权，二读时也放弃了技术性抵制的的手段，到了最后一次的表决中，才全体投下反对票（反正一定输，没有压力），难道这是真心的对抗土征恶法吗？另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当初在新竹竞选总部成立的晚会上也曾经说过“要让新竹科学园区扩大、再扩大，要从桃园的南端一直到苗栗的铜锣、竹南，规划一个最适合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科学园区的扩大不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再来更多的土地征收吗？甚至台湾科学园区的用地早已过剩。那么民进党团和蔡英文要怎么实现“土地正义”的目标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对其抱持著保留态度的必要。

整个事件所带来的启示？

虽然在这几年的土地征收案件上，以及这次立院场外的反对行动，农民都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以及主要的受害者，但实际上，土地征收的争议还让我们看到了“政界与财团合作”的邪恶本质，从农村再生条例、土地征收条例，延伸到农村之外的产业创新条例、东台湾的恶质土地开发、都市地区层出不穷的都更暴力，资本家与政府的结合是如此的昭然若见。并且透过这次的修法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不过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遂行其意念的工具”这个事实，即使法律修饰得再怎么华丽，国家和资本家本身都还是未必会去遵守，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在台湾如此“进步”的劳动法令下，劳动群众并没有多大的受惠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看到，马英九总统明明签署了国际两公约（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经常还是有迫害人权的新闻（甚至是旧闻）血淋淋的上演了吗？

人民必须体会到，和资本家、和政府谈法律、谈修法是玩不过他们的，当他们摆明了就是要“黑箱作业”、“官商勾结”时，人民又该拿他们怎么办？明明就知道敌人是跟你玩假的，两边一切的基础都是不对等，那么又该期待什么？在修法的过程中，农阵提出了“长期拟定”的民间版修法，甚至就连内政部邀请的专家学者，都破天荒的提出了七十多条让人感到一丝曙光的新版本，但最后行政院版本出炉后，只愿在原法案中修改一半条文，其中还大多只是小幅度的文字更动。所谓的修法最后只变成了原案的小更动。

在土地征收条例三读当天，即使透过摄影机看见国会内部情形，人民却被隔绝在外，没有参与机会，只能任由委员密室协商的结果宰割。在政府的眼中，所谓的土地征收并不是一个关系到农民生计、传统、家园的法案，而是与其友好的资本家维持更亲密关系的“礼物”，并以“协助国家发展”美其名之。

再一次我们看到台湾所谓“民主政治”的拒民于外的真面目，再一次我们看到政客与资本家连手压榨弱势族群狰狞的嘴脸。然而人民却不应该是没有收获的，在了解到和财团勾结的政府是不可能体恤农民之后、在见识到了国家及法律的本质后、在见识到了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机器，是怎么在抗争场合一次又一次地粗鲁对待没有武器的人民之后，都更能帮助我们提升革命的决心与意志，人民不应该处于被动的位置，甚至不应该期待任何体制内的修法能带来太大的改变，在敌人如此庞大的状况下，我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团结人民的力量而已。而这是，也必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土地征收争议中，所带给人民最好的启示。

我们社会主义者也主张：

1) 立刻停止目前所有争议征收案件！

2) 已被迫迁、拆除者给予合理(高于市价)补偿！

3) 由当地居民组成土地委员会，民主决定土地的用途！

台湾经济之前世今生：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台湾总统选战期间，国民两党花样百出，空口许诺与相互攻讦漫天纷飞。为选举胜利，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在民国九十九（2010）年抛出“黄金十年”的主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祭出《十年政纲》的诉求，双方争相向2300万民众许下“甜蜜的谎言”。

但是，环顾天下，欧洲债务危机不断、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日本萧条复苏无力、甚至连中国大陆经济也开始趋冷。身处全球性危机中的台湾，则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前途未卜，未来十年何去何从？民主均富的榜样Vs贫富悬殊的典型？

台湾经济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模范，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津津乐道的所谓“民主均富”的榜样。从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除若干年）在40多年间一直维持著8%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有些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20%、30%（按台币计算），人均GDP从1952年197美元增长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长超过67倍。与此同时，台湾贫富差距倍数也从1951年的20.47倍缩减到1981年的4.21倍（当年台湾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后台湾的贫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纪扩展到6倍以上，经济发展也日趋困难。

台湾最高收入20%与最低收入20%的贫富差距倍数：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处繁盛高涨期，台湾的资本家们更是“西进南下“雄心万丈。2002年1月1日，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台湾经济也在2001年出现自1947年以来首次负增长-1.69%，当年人均GDP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机打击再次出现-2.14%的增长。2010年台湾人均GDP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长39%，年均不足4%。而且，不仅是社会整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严重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呈M型发展，也就是居于收入两端的富有者和贫困者不断增加，而位居中间的中产阶级数量则不断减少，社会阶层撕裂明显，阶级矛盾加剧，青年一代反资本主义情绪日盛。

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台湾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万元，但最底层的穷人全年所得只有9.9万元，两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户为13.3万户；中低收入户为18.3万户，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的涵盖率为台湾总人口的3.7%。

2010年台湾每月平均实质薪资为4.3万元台币，甚至低于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当时多数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在3万元台币左右，而如今多数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受制于“当局恩赐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强维持个人生活。在薪资降低的同时，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维持在12%左右。即使获得工作的，也是合约条件极差而工时极长的临时性工作为多。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出具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人均一年工作时数为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过日本与韩国等以长时工作著称的近邻。

广大基层民众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业保障，缺乏法律保护，尤其是众多青年（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无希望改变生活。根据《天下》杂志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仅仅十多年前还号称“台湾钱淹没脚”的“均富”典型如何变成了今天青年无望与民怨沸腾的“被撕裂之岛”呢？

国家资本主义与台湾模式

台湾经济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东亚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台湾也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广泛存在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国大陆等东亚国家。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由专制（准专制）政府积极压制底层民众反抗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主导投资和产业方向，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生产和产业升级，从而维持长期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市场养成并非是所谓利伯维尔场“无形之手”的结果，而是专制政府这个“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战前，日本殖民资本全面控制台湾经济，当时台湾地区规模资本2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3万家，台籍企业家数量仅为总数的8.3%，占总股本的9%而已。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全面接收日资企业，除1950年代为筹措资金，释放少数公营企业股份允许民间收购外，长期控制台湾90%以上的工业企业。如以国有资本占工业经济比重比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湾国有经济比重甚至大于当时海峡对岸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1950年代，一方面，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资本需要寻求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资本主义经济体体替代国内实体工业；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亚洲周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联盟和经济发展，围堵处于在亚洲扩张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与苏联”，加之此后在东亚地区来连续发生的韩战和越战两场战争带来的军事需求，所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资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与经济发展。仅从1950年到1965年，台湾直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达14.8亿美元。所以，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台湾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于冷战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

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主要因素包括廉价而缺乏组织与保护的劳动力（工人无罢工权、官方工会由一党控制）、人为控制和调节的低汇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储备、外币管制，人为压低台币汇率）、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和特殊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减免租税、设立产业区，发展“十大建设”）及专制统治下强行降低的交易成本（无新闻自由、无结社权、无反对党、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规模镇压政治异议人士）。换而言之，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依靠专制机器压榨台湾工农血汗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赖于党国一体的专制政府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并非是所谓自由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当时台湾的“均富”也并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权下“资本主义发展”。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随著台湾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渐成熟，旧的官僚主导的产业模式与日益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党国资本主义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世袭垄断等弊病导致额外的交易成本和贸易障碍，这已严重阻碍资产阶级建立利伯维尔场和资本自由流动。

与此同时，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全面扩张，于是台湾的政府和公营资本逐渐退到后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谓“民营化（私营化）的历史背景。从民国78年起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至99年底，台湾大部公营事业已经转换为完全私人资本或者含有私人资本的产业。迄今计完成38家事业民营化，结束营业17家；目前尚有经济部所属事业5家(台电、中油、汉翔、台糖及台水)、财政部所属事业1家（台湾烟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属2家（台湾铁路管理局及中华邮政公司）等8家列于推动名单。

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但其实不过是当初与国民党官僚官商勾结的那些资本家将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义上的公产“名正言顺地”鲸吞蚕食，合法转化成他们的私产。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转型阶段，黑金政治与官商勾结瓜分公产的消息不绝于耳，为了填补所谓秩序维护者的角色，黑社会开始大行其道。

也是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进党虽然通过“民营化”和“追缴党产”打击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但同时其自身也日益从街头运动的半群众性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党日益变成体制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精英政党，与众多资本家和财团关系紧密，从私营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纪初，在民进党八年任期内，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是有增无减，所谓建立福利社会的承诺，被一句“优先发展经济，社福暂缓”而抛掷脑后。仿照美国两党制的台湾特色的资产阶级两党制逐步建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名为“民营化”，实质就是“私有化”。广大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得以在这场官商自肥的游戏中真正参与公有财富的分配。随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台湾基层民的处境反而愈加艰难，大量产业出走，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台湾（高收入20%与低收入20%之间的比例）贫富差距从4倍多重新扩大到6倍。

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已充分表现出，无论谁上台，都是采用类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资本家大佬服务。无论是“黄金十年”也好，还是“十年政纲”，除了一些空口许诺“社会公平”和“促进就业”外，仍然坚持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推动融入全球化贸易。差别无非是侧重点依靠对象和手法不同。国民党强调要更为专注通过ECFA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而民进党则强调要多元化的国际贸易，虽然也时常唱唱“在地经济”的高调。其实只要在现行资本主义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体系下，这些政策既无助于解决台湾基层民众的民生痛苦也并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所谓自强与独立。

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义上是使各国有效利用自身资源，但实质是资本将由政治与民族边界划分的相互区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整合成同一大市场，以寻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润。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这种分工和对于市场竞整合，一方面使各国经济依赖紧密相连，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间为利润和市场份额展开激烈争夺，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所进行分工，往往是以牺牲劳动人民为代价，尤其是那些弱小经济体的最底层工农群众。

台湾的经济体系自清末以来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贸易。今天，台湾的进出口贸易额总和约是GDP的140%，进出口分别相当于GDP的70%左右。在日占时期，台湾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农业经济。即使在二战后，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居其次。这是因为台湾的工业和技术发展一直严重依赖于相对更为发达的日本。从1961年开始，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退居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持续了近40年。

随著冷战结束，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大陆迅速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退居成为台湾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假如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出口份额相加，占台湾的出口贸易额达41%以上。而且，同时中国大陆也是台湾资本家的最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台资在大陆约有10万家企业，台湾常住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50万以上，多数为在当地投资的中小资本家和中层技术与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于是，岛内有人担心，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国对台湾的出口依存度却逐年下降，两岸贸易呈现不对称关系。中国不断复制台湾经验，挟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湾，让台湾日益边缘化。因此提出要限制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和对其投资，改变“西进政策”，或是“南下”投资东南亚或是强调“在地经济”促进岛内生产与消费。

民进党政府任内也提出过“戒急用忍”政策，对中国大陆的高技术和巨额投资进行限制和审查，但这并没有改变与中国大陆进一步紧密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在民进党任内（2000-2008）台湾对大陆贸易增加了2.8倍，投资增加了3.8倍，2006年对中国大陆投资占台湾对外投资达50%以上为历史最高。

虽然这一发展与民进党的政纲和岛内倾向独立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产业西移不过是全球生产分工下资本逐利的必然现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进党和本土意识的众多台湾资本大亨，诸如奇美集团和长荣集团等，为登陆中国大陆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换门庭与中共当局眉来眼去。台湾资本家这种朝秦暮楚的逐利行为毫不奇怪。正如列宁指出，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从来无祖国”，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润。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一趋势就很难根本改变。

 2010年台湾对外贸易格局

主要出口伙伴：                  主要进口伙伴：

中国大陆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区 14.4% 中国大陆  14%
美国 11.6% 美国 10.4%
日本 7.1% 韩国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时，假如从全球化贸易的大视野中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很难简单地描述为台湾单方面依附中国大陆经济，更确切的说法仍然是全球生产链中中下游间的关系。首先，中国大陆和香港尚不是台湾出口的主要终端消费市场，消费市场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湾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为自由贸易的中转港存在，多数输往香港地区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欧美。而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中约75%是中间材，也就是用于在中国大陆进行再加工，然后才能销往终端市场，其中大部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而且这些中间材往往是相对先进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主要是生产各类ＩＴ设备和电器的电子部品。

如以鸿海为苹果代工的IPHONE为例，，2010年苹果每卖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润的58.5%，原材料供货商能拿到21.9%，劳动力成本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的所占比例还不到6%，中国以外的劳动力能拿到iPhone利润的3.5%，中国的劳动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价数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计支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湾直接对美出口约为总出口额的11.6%，但如果考虑加上经过中国大陆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后出口的美国的产品，则要占到台湾出口额的20%左右，由此可知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中间材，其最终消费市场并非是中国大陆本身。

其次，中国虽然具有全球范围内第二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但现行的血汗工厂模式对工人压榨非常残酷，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台湾（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内部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不过35%左右。而贫富差距和少数资本家垄断财富的部分更是远胜于台湾，这也意味著中国大陆的劳苦大众在短期内根本没有能力消费更为昂贵的工业品，也根本无法提供一个足以大规模消化台湾产品的消费市场。譬如为鸿海集团生产苹果IPAD和IPHONE的中国大陆工人，往往需要2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才能买1台IPHONE手机。所以，对这些工人而言，是依赖于台湾资本在大陆的投资就业维生。

再次，中国大陆大量从台湾进口中间材和生产设备的企业往往是台资企业，并非中国大陆本地企业。这些台湾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西进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不仅是中国大陆，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只不过因为大陆同文同种，加之有一党专制的中共政府执行和当年国民党类似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压制工人自我组织和抗争，极端亲资方和提供各种优惠体检，所以台湾资本家更乐意前往当地投资。

即使台湾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并不能使这基础加工业回到台湾，而是很可能会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所以，台湾的输出资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实质是对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模式的依赖，而并非是台湾产品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链根据技术水准和资本而实现的上下游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两国仍然是台湾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依赖的主要对象。日本仍是台湾的第一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比例的20.8%，从美国进口也占总额的10.4%，两者合计也达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湾从日美进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术设备和高技术产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进口 ，且日美两国对台投资总和达到台湾吸收的外国投资的40%以上。此种投资和进口格局恰恰与台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中国大陆从台湾进口中间材的格局相类似。

如从具体产品的生产链分析也是如此，如计算机生产，位于上游的是，日美等国生产核心部件（计算机芯片），台韩等经济体生产周边部件（硬盘和内存条等），并将之与核心部件整合，然后发往中国大陆等低技术低劳动成本地区进行最后装配。最终，生产的制成品则还是主要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

所以，从岛内经济构成而言，台湾在资本、技术和装备上仍然受限于美国和日本，这意味著台湾所谓实现独立的“在地经济”的不切实际。只要无法实现真正的“在地经济”，即使削弱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也无法根本改变台湾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局面。

目前台湾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犹如是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向下它依赖剥削其他欠发达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向上必须要仰赖于技术更为先进和资本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由于其经济地位处于上下随时变动中，也使台湾经济变得更为敏感而脆弱。而且随著经济危机的发展，因为处于顶端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向下转嫁危机，而处于最底层的经济体因为本身经济权重而影响有限，中间地位的国家必然会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而且这种冲击往往是其单纯依靠自身政策很难得以摆脱和抵御的。

台湾民众出路何在?

民进党宣传台湾发展真正的“在地经济”，但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缺乏资源与核心技术，而内需市场有限的台湾很难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若通过与中国经济保持距离，而继续依靠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今天同样难度巨大。

中国大陆作为新的世界工厂，整体经济处世界第二位，且与日美等国有著极为密切经济联系，而台湾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即使寻找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剥削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完全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也变得愈加困难。并且这种转移，会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形成对抗局面，在现实中加剧两岸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带来更为严重的冲突局面。

在当前条件下，资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资本自由流动，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利，也即“侵犯私有产权”；要维护岛内社会福利，至少要通过增加税收调整岛内的收入差距；要确保就业和民众生活条件，需要国有化关键产业以确保就业，加强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运作以抗衡资本。这些措施都意味著严重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并会招致资本家的严重抵制。

在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复政府强制管制资本，并且与日美经济进行割裂，推行政府独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对于与资本家关系密切而且笃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民进党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

至于国民党提出降低税赋、促进对外贸易和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实现市场共享的方式也许会成为极少数资本家的福音，但也绝不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出路。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当全球多数国家的需求开始下降后，主要仰赖大量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大幅经济衰退。而以现行模式继续与中国发展经济融合，其结果只是有益于海峡两岸的资本家与官僚。

台湾资产阶级通过对中国大陆和其他周边欠发达经济体的数亿劳工进行剥削而大发横财，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底层民众对于台湾人民的敌视情绪，因为他们会将残酷剥削的台湾资本家视为台湾的代表，助纣为虐，并可能最终贻害台湾民众自身。

而在岛内，由于台湾资产阶级在中共专制当局协助下肆无忌惮地剥削中国大陆的劳工， 从而可以以转移产业要挟岛内工人阶级，比照对岸的工人状况被迫接受人为压低的收入和恶化的工作条件，从而在海峡两岸形成“竞次效应”（Race to bottom）。即使所谓维持经济增长，其实不过是加大对海峡两岸劳动人民的共同剥削而让资本家得利罢了。

所以，国民党和民进党所提出的两种貌似相互对立的经济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湾青年和民众的状况。对于台湾劳苦大众而言，要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家和其蓝绿政客代表在岛内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联合海峡对岸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中共当局的专制统治。从而在海峡两岸都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进行内外剥削和压榨，实现完全民主与自决，满足社会绝大数需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到那时，海峡两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敌视，并真正实现海峡的永久和平。

对于台湾劳苦大众而言，要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家和其蓝绿政客代表在岛内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联合海峡对岸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推翻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专制统治。

台湾：空降台湾的美国牛肉与台美自由贸易协议

才刚组完以财经为导向的新内阁，马政府再度为了“拼经济”向美国开门。二月一日马英九总统接见了美国在台协会（AIT） 理事主席薄瑞光，薄瑞光代表美方意见，表示希望台湾能够重视亚太区域以外的贸易关系，首先解决美牛进口问题，是使区域贸易自由化更进一步，以及重新开启在2008年中断的TIFA（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关键。

不只是“瘦肉精”的问题

这次会面再次地拉高台美之间的美牛争议。 美国牛肉除了因为爆发狂牛病而成为禁止引进的肉品，背后还隐藏著大规模农牧业为了增加产量，用违反动物生理的方式缩短牛只上市时间，而衍生出更严重的问题。

根据一份报导“美国牛肉问题不只是瘦肉精”的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贸易外销衰退，加上为降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玉米过剩，从那时开始，玉米变成美国喂养牛只的饲料的主原料，这使反刍动物本来就适应以草类纤维质为主食的生理结构造成了病态。玉米饲料再配合了瘦肉精、抗生素、蛋白质补料，强制治病，并改变了牛只的生理，除了使他们肉质比草食牛嫩，上市时间更缩短为十四到十六个月，比起草养牛所需的四到五年，经济效益是大大增加。

所以不仅仅只是“瘦肉精”的问题，美国大规模饲牧业为求提高利润，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求成本降低，使用玉米饲料喂养病态牛，整个生产链都出了问题。此外，一般俗称的狂牛症，之所以大规模出现与扩散，早已经被证明是因为在牛只的饲料中添加以牛羊尸体制成的肉骨粉，导致疫情扩散。资本家为了图利，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出售获利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产品质量自然是摆在后头。当美牛强势扣关进口之后，消费者只能被迫赔上健康。所以，才会有“瘦肉精”的美牛争议焦点。

美牛背上的台美关系

其实，这些年美牛引进与否的议题，与政府一直想增进跟美国之间自由贸易紧紧相扣。从2003年底美国被划入狂牛病疫区，台湾开始禁止美牛输入，到2006年，台湾才有条件开放三十月龄以下去骨而且去除危险部位的牛只进口。马政府在2009年未经立法院，擅自与美国签署《台美牛肉议定书》，同意三十月龄以下带骨牛肉、牛绞肉及风险部位输台。这动作造成国内大规模民众及立院反弹，立法院修法禁止美国牛绞肉和内脏进口，美国因此不满，指责台湾破坏诚信。加上2011年被验出瘦肉精的美牛遭下架，都成了美国不愿跟台湾政府重启TIFA谈判的把柄。

这次马政府刚完成连任，似乎是想急于找到解决办法，主动承诺将处理美牛问题，并且动作连连。不仅在2月1日接见美方代表薄瑞光，而且外交部与卫生署也动作连连，经济部与农委会也针对美牛跟薄瑞光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事后卫生署与农委会召开多次的专家会议（而受邀专家名单及是否预设立场也受到各界质疑）。博瑞光一贯将美牛进口议题与是否让台湾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以及重启TIFA谈判紧联系在一起。

虽然农委会主委陈保基强调绝对没有预设立场，却在2月8日表示日本开放瘦肉精肉品进口，日本业者自律不用并跟瘦肉精肉品做区隔，台湾为什么不能跟日本一样？ 2月6日行政院长陈冲“指点”农委会主委陈保基的“专业考虑，风险控管”八个字，其实早已经显示出官方要开放美牛进口的立场。

而部分所谓专家学者，此前从未表态反对禁止瘦肉精，在美国压力之下却倾巢而出，一夕之间，瘦肉精就从饲料中的禁药变成了人畜无害的“添加物”。更有甚者，农委会在2月10日召开跨部会会议，表示应该将美国使用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与瘦肉精分开，以后莱克多巴胺就不是瘦肉精，农委会这番白马非马的逻辑也引来知名毒物学专家林杰梁的驳斥，直言农委会会议的结论“不可思议”。

如带有瘦肉精的美牛输台，将来势必会被要求开放带有瘦肉精的美猪肉，这不仅只是瘦肉精的使用在台湾从禁止到双重标准，消费者食品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问题。

美帝工业化大规模饲养，使用瘦肉精低成本生产的所谓“优质牛肉”，将会霸道的抢占台湾市场。我们将再一次看到大资本肆无忌惮的摧毁小资本，美国工业化的肉类生产摧毁本地小型的肉业生产。

台湾政府笃信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了财团资本家争取自由贸易，完全无视于大众的食品安全及传统产业的生计。再一次，我们看似可以用消费自由选择市场上商品的去留，但其实我们没有选择，这个市场机制是完全掌握在资本和其代理人资产阶级政府手上；小农生产看似被政府用另一个标准保护著，其实是被隔绝在市场之外甚至生存之外。

财团专有的自由贸易

其实整个美牛事件对于马政府，美牛引进造成的问题从来不至关重要，而只是为了达成重开跟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 “解决美牛问题，稳固台美关系，我们跟美国很多关系就可以推展下去。”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直接表示了观点，也可以代表了马政府的立场与意见。

美国也早就看准这一点，把美牛跟TIFA、TPP紧紧绑在一起；为何美国政府不想办法使自己国家的肉商改变饲养方式，改善商品质量，消费者不买单，就用外交手段要求其他国家放宽标准强行叩关？

而美国政府所兜售的TPP跟TIFA，实际上只图利了美国的财团、大型农企，而绝非美国的劳动人民。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到里斯本条约，再到台美之间的TIFA，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资本流动而用各种“自由经济”手段来打击工人阶级。TIFA绑架美牛，显然无利台湾工人阶级，而所谓的“自由贸易”将加速美国的产业外移，更严重的打击了美国的工人阶级。美国牛肉和TIFA议题所代表的绝对不是单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对立，而是台美两国劳动人民和大型农企、金融资本的对立。从拉美、非洲到亚洲，美国农业资本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能源乃至生物基因等多种生产要素血腥掠夺，对弱国市场攻城略地予取予夺。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美国政府当然汲汲营营为背后那些动辄市值上百亿的农企财团捍卫市场。口口声声表示增进双方自由贸易，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绑架弱国市场，把过剩且质量低劣的产品强制倾销到弱国市场。虽然这不是赤裸裸的军事殖民，但又何来自由二字？

从历史来看，美国农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一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美国工业化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与输出，从来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也不是所谓利伯维尔场开放的问题，实质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与金融资本的神圣联盟强迫弱势和后进经济体大开国门开放市场，实质就是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破坏自然与压迫民众。

光是美牛进口这件事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出所谓“以财经为导向”的内阁，以“拼经济”为优先的马政府再次违背民意，无视于百姓生计生存权益，就为了达成美帝霸道无理的条件。之后开启TIFA、加入了TPP ，市场开放之后，得到自由的是掌控著市场的大财团，他们可以自由扩张海外市场；而在国内的传统产业不仅受到挤压，以小农经济维持生计者被迫接受大国排山倒海进口商品的竞争 ，劳动人民不仅要面临失业的问题，还要面临瘦肉精、狂牛症的威胁。自由贸易的这杯羹不仅我们分不到一点残余，最后受害的还是只是为了能生存下去的平民老百姓。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主张：

全面停止美国牛肉进口！
反对政府密约和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重大贸易议题经充分辩论后由公投决定！
拒绝只为资本家服务的各种世界性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包括TIFA和TPP等！

台湾：超过5000人走上台北街头，反对核能发电

“我们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发电…我们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与控制台湾电力公司。”

工国委（CWI）台湾支部成员之一，谢翔宇在游行宣传车上向游行群众演说。发起单位绿色行动联盟估计有超过五千人参加这次游行。工国委（CWI）台湾支部也是50个参与组织游行的团体之一。这次游行也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发生的最大的灾难一周年。其他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澳洲也在周年悼念这一天发起类似的反核游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场震央在海底、震级达9.0级的大地震为日本东北岸带来大规模海啸冲击，造成了一万九千人死亡和福岛核能发电厂（Fukushima Daiichi ）的严重破坏。这是自1986年车诺比（Chernobyl）灾难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核灾难。一年之后，仍有34万人住在庇护所中，其中超过16万是从核电厂附近区域疏散而来的民众。昨天日本参与反核抗争的达数万人，其中有约一万六千人是来自距离福岛（Fukushima）约60公里的城市郡山（Koriyama）。

台湾的“核四”丑闻

昨天在台湾的反核抗议游行主张“废核”–废除所有台湾的核电厂.一些游行的人带著他们自己的黑白大头照举办著“自己的丧礼”，象征核灾带来的后果；另外也有人带著纸做绿色风磨象征干净能源。反核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被拿来储存一部分核废料的兰屿－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的故乡，当地人跟核能工厂的抗争达三十年以上。仅仅只有4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就有超过九万桶的核废料储存在这里。随著无数的健康威胁，岛民控诉台湾电力公司一直以来掩盖真相的行为。

这次的抗议民众特别关注核四-位于贡寮的龙门核能发电厂，台湾第四座预计在2016启动的核能发电厂。这计划从一开始就伴随著大量争议。台湾跟日本一样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属于地震高风险区域。正在盖发电厂的国有企业台湾电力公司，已经多次拖延计划，因次耗费了大量的预算。世界没有真正安全的核能发电存在，但在龙门发电厂的建造中，台电工程师混杂了美国跟日本的设计，引来了强烈的讨论跟批评，有人称它是个拼凑发电厂。

“这个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担忧，”绿盟的发言人说。“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问题，需要不断无止尽地修复改正。”

在去年日本发生核灾后不久，台湾做了一个意见调查，58%的人希望废除兴建核四计划。龙门发电厂距离有六百万人的大都会台北市中心只有40公里。两个现存的核电厂则距离更近。在福岛，日本政府划定距离受损的厂区半径50公里以内的区域为自愿疏散区；20公里以内则要强制疏散。如果类似的意外发生在台湾任何一个核能发电厂，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能工业的反击

既去年的灾难之后，尽管许多国家明显存在著对核能强列的反对声浪，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润和受政府保护的核能工业将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进势力。 法国核电巨头法国电力公司的执行长文森特•德•里瓦兹（Vincent de Rivaz）说：“火车并没有出轨。尽管火车的进展可能已经放缓，但仍然在轨道上。”

世界核能协会报告，全球目前有60个核反应堆正在建造中，超过163已订订单或计划中。这些数字跟福岛事件发生前一个月，2011年2月的报导的情况：62反应炉在建造中，156在订单中或计划中比较起来没有差多少。如《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数字揭穿，核电工业在福岛核电厂危机后停止在其轨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岛县灾难的企业，在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击行动占了主导的角色。 “尽管在日本有对建造核电厂的严重反弹，但全球对核能的需求并没有下降，”三菱重工业的大宫英明宣称日本三个建造核电厂的企业仍正汲汲营营得运作著：“东芝公司目标在2015年之前卖出超过25个核电厂;日立目标到2030年，要销售38个新的核电厂。而三菱公司称其在2025年达到一年卖掉两个核电厂的销售量的目标只会受到些微的延迟。”（《华尔街日报》2012年3月11）

尽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经济体系先进的已发展国家，如德国和瑞士，渐渐有远离核能的转变，但这转变并没有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系。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计划建立超过100个核反应堆，而且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领先的核能发电国家。福岛核灾效应已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在这一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年度“议会”），核能工业的领导人对媒体表示，前一年强制推行的禁止建设新的核电厂的规定，将很快被解除。正如《华尔街日报》指出的“未来核电的成长，很大一部分将取决于北京。”

中国的核能麻烦

尽管中国境内对核电安全和环境问题上的反对日渐上升。批评者，包括党国内部的学者都戏称政府的计划“核能大跃进”。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个地方政府（彭泽县），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停止（临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发电厂。

他们警告说，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对这样迅速扩张的核工业的国家监管准则。有鉴于恶劣得令人震惊的工业建设和煤炭开采安全记录，以及中国政府对所有事项的保密，人民的担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谈到核废料，其中一些对人致命的核废料危害会持续25万年。去年七月夺走40条人命的温州动车事故，也是一个警告。如同核能工业，这涉及昂贵的〝号称最先进〞技术、颇具声望的“样板工程“。核能工业和高速铁路都仰赖著国家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运用。

中国和亚洲正逐渐成为未来反核抗争的前线。越南、孟加拉国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发展核能工业的计划。除了中国的大型核能扩展计划，韩国、印度、台湾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设中的核电厂。在福岛核灾的创伤直接冲击之下，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脚步面对核发展的后果，并宣布较慢且更安全谨慎的做法。但现今核发展的势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产业内部人士，都对世界上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质疑。 “对于把核反应堆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我觉得非常担忧。”担任台湾原子能委员会核规部主任的陈易彬告诉《华尔街日报》， “我总是对日本人民说，把你们日本的反应炉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们根本连操作的基础设施都没有。”

鲁莽的新自由资本主义

过了一年，福岛灾难仍给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阴影。政府的反应总的来说，太少且为时已晚。从一开始，独立的专家批评政府设定20公里的疏散区是不够充分的措施。美国核能专家阿尼-冈德森（Arnie Gundersen）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在地震和海啸发生后的几天之内飞到日本，他说，当他现身CNN跟大家说福岛核灾是跟车诺比灾难一样的7级灾难，日本政府发言人还持续称这是只有5级。日本政府才在后来被迫升级为7级。

“最直接的后果是，忽略这一个严重性等同车诺比事件的事实使他们置很多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并且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确切影响的人数会是多少，”冈德森告诉CTV新闻（2012年3月11日）。 “在未来20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有一百万人罹患癌症，但他们会有一个潜伏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发现。

更令人震惊的是拥有福岛核电站的亚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东京电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该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资，因而拖延了将海水引入核电站的时机，从而加剧了灾难。后来，东京电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厂的应急工作人员撤离，对东京地区的疏散来说是必要的行为。 “控制”福岛事故发展的斗争很大程度上由（该公司的外包就业结构下的）分包的临时工完成的。这些福岛的英雄中大多数并不享有公司的养老金或医疗保险。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后宣布遏制核能工业的措施，停止14个新的反应堆的计划。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彦，屈服于核能资本家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掉头改变政策。彭博新闻社（Bloomberg）住在东京的记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责野田的掩避事实，并问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担痛苦”。

社会主义替代的需求
反对核电的斗争是更大范围的保护环境和防止利润制度破坏我们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核电曾经被誉为“洁净”的石化替代能源，但这当然不是，“处置”毒性极高的核废料的问题已经证实一切。福岛县的灾难，以及全球核能工业持续盲目的扩张，显示能源产业不能置于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

国有营运的台湾电力公司的例子显示，遵循资本主义路线国营事业只会再现私有企业管理不善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利润总是摆在人民安全前面。这些国有企业应当撤出股票市场，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并由其员工，消费者和广大的工人阶级共同管理。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能源政策，将重心转移到干净的能源，如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制、对大企业的控制和一个民主的生产计划下才能够达成。

台湾：写在311反核大游行之后

游行概况

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灾一周年，由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主要发起，串联台北、台中与高雄的大型游行与祈福晚会，大声了喊出“告别核电!核电归零!”的口号，希望台湾人民重新思考零核电的可能。在台北有五千多群众参与，在台中和高雄各有千余群众参与。

台北场次在龙山寺集合，经西门町、台北车站馆前路至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主会场，游行队伍中除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荒野保护协会等环保团体参与之外，像是主妇联盟、台湾人权促进会、国际劳工协会、人民民主阵线、绿党与辅大黑水沟社等非政府组织、社运团体、政党与大学异议社团也一同加入行列，而令人注目的是，饱受核废料恐惧压迫的达悟人也穿著传统服饰远赴首都台北表达对核废残害他们家园三十年的愤怒。

核电在台湾

a. 险恶先天环境

身处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板块交界地带的台湾岛，本身即是在两大板块长期互相挤压下形成的蕞尔小岛，频繁的断层活动不时轻轻颤动著土地，而长期蓄积能量有时则突然一瞬错位撼动整个岛屿，造成许多建筑崩塌人们伤亡，在这样的先天地理构造上，三座核能电厂分别坐落在北台湾的石门、金山与南台湾的垦丁等海岸线旁，兴建中的第四核能电厂则坐落在台北贡寮，其中石门、金山厂分别距离台北市仅28、22公里之谱，若以去年福岛核灾30公里疏散范围来看，如果北台湾发生地震或海啸而遭致核灾的话，作为首都的台北市将受到无法想像的巨大灾害冲击，南北纵长仅约四百公里的小岛也将笼罩在辐射阴影之下。

b. 随石油危机而来的核能电厂

台湾经济早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后在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之下，从早期1960年代的加工出口区轻工业，197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后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到1980年代催生高科技产业聚落科学园区的大肆兴建，产业结构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逐渐由高耗能工业主宰，对于能源的渴求连带越来越高，而电力来源渐从早期水力发电为主转至以火力发电为主。然而，台湾本身缺乏能源矿产，必须仰赖从国外进口发电燃料，在这样的处境下，1970年代因中东战争动荡导致的石油危机时，国民政府为了确保产业能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与未来发展，台湾第一座核能电厂于是在1970年被列为政府十大建设之一。台湾首座核能电厂的蒸气系统采用美国奇异公司（GE）所承造的沸水式反应炉架构，汽轮发电机由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承造，装置容量1272百万瓦，后于1979年正式商业运转。

后来兴建的核能电厂二、三两厂则并入1980年代的十二大建设计画之中，其中核二厂采用奇异公司沸水式反应炉、西屋公司的汽轮发电机组，装置容量1970百万瓦，1981年开始商转，核三厂则为西屋公司轻水型压水式反应炉、奇异公司汽轮发电机组，装置容量1902百万瓦，1984年开始商转。

三座核能电厂的主要机组都是美国奇异公司与西屋公司贩售。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必须放在二战后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东亚防线下来理解，早期美援巩固了台湾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与中国共产党史达林主义势力敌对的模范生的地位，而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则是美国核能产业资本植入台湾的绝佳机会。

c. 昂贵的核四拼装车

而位于台北龙门的第四核能电厂，在1980年便已提案，反应炉为美国奇异公司的进步型沸水式，汽轮发电机组则由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制造，然而经1986年乌克兰发生车诺比（Chernobyl）事件后暂缓，1992年预算结冻，1999年正式动工，2000年民进党政府宣布停建，隔年在立院反对压力复工，至今仍在兴建中。最近，台电再提追加预算563亿元新台币，如果追加成功，将是第四次最追加预算，累计兴建经费将达3300亿元新台币，以所规划装置容量270万瓩计算，每瓩建造成本高达4000美元。

去年七月底，原能会召开的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会上，曾参与国内外许多核电厂计画的核安委员林宗尧发表了〈核四论〉，详细指出核四兴建过程的诸多结构性问题， 从台电擅自变更设计；工序紊乱，设备过早到厂而至台风严重泡水；原先的统包规划改成分包给数十个不同包商承做，导致诸多设备介面高度复杂化；包商施工品质低下；到试运转程式由毫无经验的人员与主管计画拟定…等，负责监督核能建厂安全的原能会更对台电强硬指出核四可以停工了。

d. 便宜工业电价与雨露均沾的民生电价

台电说，核四如果停建，加上使用年限将到期的其他三座核能电厂一旦退役，电价将从每度2.62元新台币飙涨至每度4元新台币，然而，正如前所述，台湾电力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以确保稳定供给产业用电为主要目的，电价必然以支持产业发展为目的设定标准，因而我们要问的问题并非单纯在电价上面打转，而是必须就产业用电本身的需求结构及其与民生用电两者之间的电价差异两点提问。

据台电网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国电价比较表，台湾民生电价为每度2.7606元新台币，工业电价为每度2.3649元新台币。自1983年至2005年电价并无调涨，直到2006年和2008年因发电燃料价格上涨才分别调涨5.8%与25.2%， 民生与工业电价排名分别为第二及第四低，在这能源几乎完全仰赖进口的海岛国家，能有如此便宜的电价著实不可思议，表面上看来政府似乎为减轻人民生活负担而自行吸收国际燃料市场波动所增加的发电成本，然而，再仔细看看各国的民生电价和工业电价，我们会发现工业电价普遍较民生电价便宜许多，而这不外乎是各国为使自身工业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能负担较低用电成本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竞争的结果，而长期以出口导向的台湾产业政策必然需要有持续而稳定的廉价能源供给，在这样的脉络下，民生电价势必不能太贵因而雨露均沾。

然而实际上，在这样的补贴政策之下，台电年年亏损百亿，而拥资本额3300亿元的台电，截至2011年底累计亏损已达1179亿元。近日，经济部长施颜祥在立法院委员会表示，因近年发电用的燃煤、天然气等燃料价格飙涨，发电成本不断上涨。如果台电持续亏损的话，预计到五、六月，亏损金额将达台电资本额的一半，如果不适当反映发电成本的话，明年将面临破产的威胁。就在作者撰稿的当天，政府拍板定案电价将于五月及十月分两阶段调涨，民生用电分涨7.2%，加上工业用电，平均涨幅达20%到25%。据统计，工业用电占总体用电量53%，民生用电不过18%，而台电之所以年年亏损正是因为长期补贴工业所招致的恶果，一来台电作为国营产业将全体纳税人的钱倒贴私有资本企业；二来政府的产业政策错误地促进了低产值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使得产业的能源需求不断的上升。

因此，废核电电价就会上涨本身是个假议题，真议题是资产阶级政府不断盗走人民的财富以补贴追求利润的产业的电价政策，必须同时指出这问题才能不被台电恐吓，废核诉求才能深刻。

e. 兰屿的黄色桶子与阶级压迫

标榜洁净低碳发电的核能电厂一直是各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方式，特别在近年来大众对全球暖化议题与日益严峻的气候变迁现象的高度关注之下，政府更在推动上获得一定助力，然而，核电神话其中始终模糊的一部份是，那些与核废料生活一辈子的人们在物理与心理上承受了多大的威胁恐惧，而在台湾被人们遗忘的一群则是与核废料比邻生活已三十年的兰屿达悟人们。

今年2月20日兰屿人第四度发起了“驱逐恶灵”行动，游行聚集在核废料储存厂前，要求政府实现立即迁出核废料的承诺及提出永不续租土地的诉求。从1982年第一批核废料登陆兰屿至今已30年，1989年第一次“驱除恶灵”，1995年“一人一石”阻挡由台湾出发、运输核废料桶的“电光一号”，到1996年成功封港，此后兰屿核废料贮存场不再运入核废料，而台湾三座核能发电厂自身代谢出的废物也就只能暂放在各自的厂区内。

人口仅三千人左右，族群以达悟族为主的兰屿，早期作为监禁本岛重刑犯的“兰屿农场”，而后则成为放置本岛核废料的贮存场地，一直以来都被岛上的政府视为化外之地，岛上不要的东西就往这里丢。如同岛上的山地原住民们所遭遇的情况，经济文化与岛上迥异的达悟人饱受现代化浪潮冲击，年轻人离乡远赴岛上都市工作，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价值不断流失，必须指出的是，这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手段是从对达悟人的民族压迫渐趋融合经济层面上的阶级压迫，核废贮存厂则是这双重压迫的具体表现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曾被台电列为核废料最终贮存场址的八个候选场址之中就有五个在原乡，背后缘由跟普遍缺乏就业机会的原乡，必然在政府为取得核废料最终贮存场所设置的钜额回馈金利诱之下被有效分化，进而在公投上表达支持有关。再次地，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施加在经济弱势的原民身上。

夺回人民的能源掌控权

在这次311反核大游行之中，许多关注不同议题的团体都到场声援表达拒绝核电的态度，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台湾支部也参与了这次游行。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指出兴建核能电厂本身与核电财团利益的紧密联系、电力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核废料的安置与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压迫本质。环保运动必须连结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依赖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行动，才可能深刻而实际；只有当人民夺回对能源、经济和社会的掌控权， 资本主义对于环境的压迫才能消除。

社会主义者的诉求：

1) 立即停建核四，中止所有核能发电

2) 反对政府补贴财团电价，民众选举委员会决定电力政策和定价，工人民主公共管理电力公司

3）发展再生能源和环境友善的民主计划经济

台湾：金山山脚的未爆弹

2011年3月11日（周五）下午两点四十六分，我和其他台湾大部分的中小学生一样，静静地坐在教室内上著下午第二节课，浑然不觉北方二千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国家正遭遇一场惊天动地的恐怖灾祸。半小时后的社团课，同学陆陆续续透过手机从网路上得知这场日后被称为三一一东北地震的灾祸消息，然而对于整件事情的严重性似乎尚未有人知情。那时，大家最担心的是，这场地震产生的海啸，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吗？又过了一小时，当新闻报出抵达台湾的浪潮不过十来公分时，大家（尤其是家住基隆、东北沿海者）都松了一口气。

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世界

但是，日本东海岸海啸导致超过十公尺以上的滔天巨浪，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区遭到毁灭性破坏，数万人死亡与失踪。海啸已经退去，但灾难并未结束。人们开始发现另一场贻害更甚更久的祸端正在酝酿著。由于地震还有之后的海啸，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六个机组中有四个发生了冷却系统失灵的危机，其中三个地震时尚在运作；接下来的四天中为了冷却而灌入反应炉和用过核燃料池的海水，不可避免地产生过量氢气而使得一至四号机组反应炉建筑物爆炸，三号四号的用过核燃料池也发生了超过临界状态（放射物质持续外泄）的危机。

所幸这场核灾最后并没有演变成车诺比那般严重的大规模放射物质外泄和辐射尘四逸的状况，这得感谢当时的季风尚不明显。但是这次事件所造成对核电安全的疑虑却是无法再掩盖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设计原可抗规模7.0级地震，盖在海滨其中一个考量便是万一地震来临冷却系统故障还有海水可以使用；但在一场矩震级规模9.0的大地震外加15公尺高的海啸几乎同时席卷而来，同时把冷却系统震坏又把备用发电系统淹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成为自车诺比（ChernobylNuclearPowerPlant）核爆之后人类最恐慌的一段时刻，国际原子能总署更将此事件列为核能事件分级表中最严重的第七级（和车诺比事件同等严重），全世界的人们忐忑不安地观望日本的东电公司和政府要如何解决这场危机。而日本官方直到2011年12月，才宣布事故处理第二期工作结束，而以后至少还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清除污染的任务。

反核之历史缘由与影响

日本等许多发展核电的国家长期刻意回避向民众告知这些可能风险的义务而只专注在宣传核电的好处。这种作为在这一大型灾难发生之后，使得人民终于发怒了。仅德国一国就在3月到4月连续发生4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共有24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核能政策。由于民众反核压力，德国绿党在各地民意代表选举得票率大幅增长并宣布关闭7座1980年以前建造的核电厂。义大利公投以94％压倒性的反对力量封杀了重启核电发电提案，瑞士宣布将在2034年关闭所有核电厂。欧洲联盟对总共143座核子反应炉进行压力测试。世界各地人民反核示威风起云涌，亚洲诸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香港、马来西亚都发发生反核游行与抗议，台湾也不落人后，各种环保团体持续为最终全面废核而作奋斗。台湾工国委（CWI）的支持者们也参加了台北去年430反核大游行。

反核运动并非在福岛核灾之后才开始。早在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美军投放原子弹之后，核能的应用就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不过当时二战“邪恶轴心国”思维未歇，战胜国如中国、美国、西欧境内民间舆论并没有太多回响。邱吉尔甚至说，日后那些质疑美军使用原子弹提早结束战争的人们都忘了先辈的浴血奋战；若他们还记得就不应责怪美军云云。

随著冷战后核武竞赛和核威慑，将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边缘，公众开始日益关注核问题。反核武的浪潮随著核能发电厂事故频传，也渐渐把议题焦点放到根本废核的诉求上。 1979年发生于美国本土的三哩岛核泄事故虽然没造成伤亡，然而整件事情却显示即使在人员毫无疏失的情况之下，依旧有核灾发生的可能。这可说是公众对核电看法的一次转折；总共有超过二十万人该年在纽约集会要求加强核电安全。当1986年乌克兰车诺比核灾发生之后，世界各国政府基于成本和公关压力逐步减少核电厂建设案和核电使用率。但是，在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标和影响下，资产阶级政府仍然故态复萌继续推动核工业的发展。直到2011年福岛核灾爆发，公众对核电安全的信心全然丧失，才再度进入目前这一波全球性的废核浪潮。

台湾核电谎言与核四厂

虽然民众数十年来抗议不断，但是世界各地有许多国家政府与台湾一样，不愿意真正放弃核电或者具体承诺逐步放弃的时程表。不论是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政府，都会用最恐怖的语气警告大家，若是没有了核电，台湾将面临怎样的跳电危机和黯淡无光的前景。政府和台电像个廉价商品推销员般不断告诉我们，核电是目前所有已知使用能源当中最廉价的一种，也是运转效率最高的一种，刻意塑造出核能发电是兼顾两者的民族救星。

首先，是所谓的跳电危机。台电跟我玩模拟城市的公共事业顾问一样，常常用电量还不到发电量的九成就会叫嚷没电。 2010年台湾地区电力的备用容量率（最高可发电量扣除当年最高用电量剩余占最高可发电量的比率）是24.3％，而核电占台湾地区的发电量额也才11％吧，即使马上停掉正在使用的三座核电厂核一核二核三，我们也还有10％以上的备用容量率。即使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样也还算安全范围，真不知道台电穷喊跳电干嘛。

其次，政府或许常常跟我们说要节能减碳、随手关灯，那他们自己苦心栽培的重工业又是怎样的表现呢？台湾地区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50％以上，其中又有一半被钢铁、石化等高耗能产业吃掉。为了培养这些高污染工业，政府除了对给予他们减税优待以外，电价也是超低补贴（台电网站电价表怎么只列了民生用和营业用电价？是怕引起民怨吗？），还比台电发电成本要低。据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说法，2007年到2010年三年形同全民补贴他们1500亿元。这些产业吃了那么多电，也只生产了不到十趴的GDP，还不都是因为他们的部分公营或者大资本家掌控的性质才得以得寸进尺；所以啰，想要减少我们的电力使用？工业用电最需要被检讨！

再次，所谓核电最便宜纯属可笑说词。我们承认，当一座现成的核能发电厂用唾手可得的铀料进行绝对安全的运转而剩下的核废料就地解决，这样一算下来核电每度发电成本的确只有0.66元，但这个假设有一个先天性的谬误。第一，核能发电厂不是“现成的”，台湾的核电厂从建厂到所有反应炉完全运转，至少需要七年的时间，而一座火力发电厂大概只需要三年；其中建造核电厂所需技术和风险评估绝对比一座传统火力发电厂还高许多。再者，假设我们的核电厂好不容易盖完了，核电所需的铀料也绝非“唾手可得”；铀本身就是一种稀有的金属元素，开采之后还不能直接使用，台湾目前的核电技术还必须将原铀中大部分的铀-238去除，提炼出只占原铀中0.7％的铀-235来使用。这样的过程台湾每年就会排放120万公吨的温室气体及各种污染物质，损失944万立方公尺的纯水（别以为核电厂都盖在海边就可以使用海水）、金属矿物额外开采成本920万美元以及化石燃料成本44亿美元。运转过程不能出现丝毫错误，成本十分高昂，而且核电厂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核废料的处置也所费不赀，运送储存都是一笔开销。林林总总加起来，核能发电成本其实已经达到2元/度。

而且，核电厂本身会造成立即性和永久性的污染。一座核电厂能运作的年龄大约三十年，当然我们用最佳的情况来看，大概也只能延长到五十年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期间即使没有任何事故，为了冷却所进行的处理方式也将对附近海域造成严重的热污染——看看垦丁那些白化的珊瑚！所谓发电效率较高，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核能最后被有效转换成电能，剩下的全部变成热能污染邻近区域。而五十年停止运转过后，原本设置核电厂的位址也不能再被利用，必须等至少再三百年才能回复到未设厂前的放射剂量，而核废料所需储存的时间也大致相似。核能发电所能带来的好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低成本”廉价能源，这些都可以在各种再生能源、汽电共生和提升能源效率的方案中做到。核能看似成本低廉，实际上那只是刻意忽略了这些环境代价所得出的宣传数据罢了。

多年来台湾核四厂能否停建一直个未定数，自1999年3月17日正式动工后其也依旧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当中持续兴建。核四的反应炉形式为美国奇异公司（GE）所设计，福岛第一核电厂使用的沸水式反应炉“Mark 1”也是奇异（GE）的产品。但是在福岛核灾发生之后的2011年6月13日，立法院审查100年度总预算附属单位营业及非营业部分预算案时国民党多数党团依旧否决停建核四，以及核电厂不得延役的提案，通过了核四的140亿追加预算。按照这个行程表发展下去，核四大约可以在2015年以前完成商业运转。事实上十数年来，民间反对兴建核四的呼声不断，但因为核电开发涉及众多国际和台湾资本家的利益，所以未能得以停工。特别是，作为主要设计和供应商，美国奇异公司（GE）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得以向台湾历届政府施加压力，罔顾民意而推动核四建设。

反对资本主义与环境持续发展

核电开发其实就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们不惜牺牲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追逐利润，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继续著祸及子孙的勾当。电力的生产剩余是各种资本主义工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可以持续取得充足廉价的能源以完成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链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过度生产与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延迟这一矛盾带来的危机，用过度消费的方式进一步扭曲真实的生产与消费关系，而使矛盾进一步扩大。
而能源做为整个生产过程的原动力，无序的过度生产与消费也就意味著无序地滥用能源。资本家为了赚取利润的最快方式，是不会在乎这些产品的消费是否必须，或者是否存在真实消费；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成本是否值得。这就是造成今天地球环境恶化与资源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兴趣真正促进对环境友善的技术。但是全球范围内群众的环保意识正在日益上升，仅以受到严密专制控制的中国大陆为例，每年有超过1万起关于环境议题的抗议活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有超过1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群众参与抗议示威。

就像资本家与政府经常宣传的核电技术是干净清洁能源，用于取代传统的火力发电。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的核电开放是绝不可能是真正能环保的技术，而且由于其对资金、技术和原材料（铀）的需求与控制，也就意味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只可能有极少数财力雄厚的大资本集团和资产阶级政府才能操作。而且在技术上，核能发电也无从取代传统发电，因为地球上已探明的铀矿储量根本不足以替代今天所有的传统发电产业，而且每年的市场供需存在严重缺口。强调核能发电，事实上资本家避免在其他真正干净清洁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上进行投入，从而将继续维持大资本们对于能源生产与技术的垄断。

而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中或许有一股新的道德观浮现，这种道德观和他们习惯的浪费和奢侈互相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聪明的资本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名词：“绿色消费”，让群众得到一种平衡两种道德观的幻觉。绿色产品或许真的对环境冲击比一般的产品较小，却无法磨灭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是对既有环境冲击的事实，也不代表绿色产品不能被大量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所操控。只有在环保议题影响其公关形象，间接造成产品贩卖的阻力时，他们才会装模作样地做“绿色产业”的样子。

但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从来不可能是绿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绝对不可能为了某种至高无上的“永续发展”概念而限制自己的发展。这个市场的逻辑就是谁累积的资本效率最高谁最能生存。任何结合资本主义的环保运动都注定是失败的，因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我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累积资本。资本的累积就是剩余价值的累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可以在环境保护和寻找清洁可替代能源的议题上，依赖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不愿意反对资本主义和强调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的环保团体和政党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背叛运动。德国绿党在1998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时，他们就与一些商业公司达成所谓的“核妥协”，即在核电战略上实施长期渐进式的“退出站略”，也就是说德国绿党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放弃了基本的反核原则。

三月十一日，是日本东北地震满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台湾的环保团体将聚集凯道，为群众坚定的反核立场发出怒吼。我们除了认同他们的重要诉求并与以支持以外，更呼吁人们看清事实：没有资本主义，才有永续发展。绝不可信赖大资本会将社会安全置于利润之上。因此需要将所有能源工业国有化，置于普通劳动人民的民主控制下。摆脱对于传统火力发电行业和核电的依赖，而发展真正可持续的清洁的能源，诸如太阳能、风能和潮汐等。同时，需要家里一个真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以发展出一个满足多数人的需求的能源纲领和计画生产方式。

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啊，你们应该为自己而生产，不要再被资本家控制付出不需付出的劳动力！

全世界的受薪阶级啊，你们应该为自己的真正需要而消费，不要再被资本家绑架，用自己的价值换取资本家想要你换取的产品！

只有这样，才得以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筹备会前往劳委会抗议

4月27日（星期五）早上十点，台湾基层护理工会筹备会以及工伤协会、团结工联、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台湾支部等声援团体、护理人员、家属和声援民众等聚集在劳委会大门口，发起抗议以及递陈情书的请愿行动。

这次行动针对其实已经存在多年，但在这半年才被爆出的护理人员恶劣的工作待遇。包括：医院为节省人力，导致人力严重不足，剩下的护理人员承担了混乱且不正常的班表。新进人力流动率大，资深护理人员同时要兼顾照顾病人、带新进员工、大小医护行政事务；受责任制不当约束使护士们长期超时、超量工作，导致他们身心无法负荷，需要药物维持工作时的身体运作，甚至走上自杀一途。这些医院不仅无视于自己员工超负荷的处境，也无视于连带对医疗质量的影响，只为了得到经费，对高标准评鉴虚应故事，加给护理人员更重的负担。

现场约五十位群众，举著牌子，拿著布条，声援团体包括团结工联、工伤协会、 TIWA、日日春、还有我们工人国际委员会台湾支部拿著我们的旗子，重複呼喊口号“我要命、我要假、不要钱”。十点半，参与诉愿行动的开始演出医院强迫护理人员接受畸形班表的行动剧。之后，陆陆续续有护理人员以及团体代表出来表达诉求。经过一阵呼口号以及喊话，十一点左右劳委会派了代表出来接受基层护理工会筹备会代表的陈情书，并邀请诉愿民众进去参与劳委会开会。

这次抗议行动，提出的陈情书其中有一项被不断提出来强调－废除劳基法84条之一的责任制。法律的改良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这一切不仅仅只是在法律上将责任制废除了就可以解决，主管机关从未落实对医院以及其他产业的劳动检查，今天的状况完全是长期放任的结果。整个医疗体系的资源都被贪图暴利的财团、以及挂勾的官员垄断，所有的利益都分配不到下面的员工，以及改善医疗品质。下面的员工拼命工作，却只是在帮上面的资产阶级赚取利益，自己却连休假的权利都没有。不仅只是护理人员，很多产业的劳动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劳动者应该一起站出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压榨，不当得利！

我们社会主义者支持：

组织基层的、战斗的工会！
消灭目前的畸形班表与超时工作，全面落实劳基法！
大型医院收归国有，由医院劳动者工会和一般民众民主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管理！

台湾：“五一”——劳动者怒吼抗争的日子

艳阳高照的晴日下，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传来要求社会正义的呐喊。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台湾劳动者聚集在一起，要为过去一年来不见改善，甚至日益恶化的劳动环境而抗争。

“崩世代”运动会

上午，由台湾劳工阵线、青年劳动九五联盟、公平税改联盟等团体，发起了“崩世代”运动会，藉各项竞赛项目以讽刺税制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贫穷化等问题，表达出对国家未来的忧心与愤怒。

其中，除了延续去年就提过的主张，例如房价飙高导致人民无力负担、劳动弹性化导致的派遣泛滥，今年更特别凸显了医护人员的劳动权益问题。因为不论是医师或护士，都面临工作过劳的处境，因此也特别呼吁政府不要以责任制为由，将医护人员和病患的性命当作玩笑看待。

现场也有不少学生参加这次的“运动会”，在学贷赛跑、房价举重等项目使尽力气仍覆没一地，表现出毕业后必须面临的苦境。最后，群众在路上设置的大型总统脸书墙上，留下各自想表达的怒言，但由于总统府拒收，之后将改以照片寄给马总统了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剥削游行

下午，则是主要由团结工联和自主工联发起，联合全台湾各大学院校异议性社团和学生自治组织、各产业工会与社运团体的五一游行。

中午十二点半，各团体三千余人在自由广场集合，之后出发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学生团体和工会组织分别在教育部及台大医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议。

学生大队中值得注意的是两面大旗，一面是全国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一面是台湾大学企业工会，站在这两面其背后分别是各大学院校里的老师与学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样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政府与资本家的压迫，高等教育在资本掠夺下成为一种“赚钱产业”，大学沦为资本家的“产业廉价后备劳动力生产工厂”，“学生”与“劳动者”的身分日益重迭成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双重锁链。因此，老师和学生们在五一这属于劳动者们的节日里一同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必须向资本家课税作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拒绝新自由主义下的大学法人化与私有化，夺回属于学生与老师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会大队里看到了护理人员也一同走在游行队伍之中，她们是基层护理产业工会的成员，是一群在面对日益恶劣的医院护理劳动环境下的基层护理人员们自发组成的战斗工会组织。先前投书CNN控诉所谓世界进步的台湾健康保险制度不过是建立在压榨剥削基层护理人员的“血汗医院”之上的护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层护理工会的成员。

在护理劳动力吃紧的 现实医疗环境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下，面对大夜班小夜班的轮调，过度劳动加上作息不正常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许多护理人员甚至因而在医院里倒下；这更造成护理人员流动率高，恶性循环就这样不断的劣化护理劳动环境。为合理化压榨剥削护理人员，被资产阶级神圣化的南丁格尔护理精神成为施加在血汗护理劳动之上的虚假意识与谋杀帮凶。因此，群众必须和护理人员们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卫护理人员的劳动权益，更是捍卫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从财团与官僚的手中夺回属于公众的医院！

在游行中，我们还看到了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印度尼西亚劳工在台协会(IPIT)与台湾移工联盟(MENT)的移民劳工朋友们。他们在脸上涂满了鲜艳的色彩，开心地与同是千里迢迢来台湾工作的同乡朋友一起参加五一游行。面对来自资产阶级政府的本劳外劳薪资脱钩政策，劳工们必须不分本国外国，认清资产阶级的分化手段，坚决站在同一阵在线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台湾支部的支持者也参与了当天的二场示威活动。在活动中，我们高举代表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工国委（CWI）的旗帜和横幅，并发布了我们最新一期的《社会主义者》杂志，广受示威群众欢迎。

今天，来自资本家的压榨剥削依然不断地鞭笞在广大的无产阶级身心之上，劳动者们必须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做斗争，夺回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果实!

台湾：高等教育商品化与“学生工”的双重压迫

日前，教育部与各大学抛出了将调涨学费的消息，全国各大学院校的学生会与异议性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到教育部前抗议，要求政府不应该调涨学费，而应该透过对企业课税来逐年降低学费，最终达到免学费的教育公共化目标。

另外，以全国大学院校受雇者为组织对象的全国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在今年初正式成立，台湾大学的研究生们也发起筹组以台大研究生为主要组织对象的台湾大学企业工会。我们看到了学生与劳工一同站出来反对学费调涨，大学里的教授及研究生也开始自我组织争取劳动权益，台湾高等教育市场化已是事实，学术研究工作者是日益深刻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

全球遍地烽火的反高学费抗争

2011年11月，一位剑桥大学博士生欧文-荷兰（Owen Holland）在英国高教司长大卫-维莱茨（David Willetts）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前以吟诗方式抗议剑桥大学调涨学费，后来剑桥校方决议将他强制休学两年六个月。6月，韩国学生在首尔进行大规模抗议，要求李明博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大学学费减半”。智利学生则是发起了多次的罢课行动，二十多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智利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回复1960年代公立大学教育免学费政策。今年3月中旬，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二十多万名大学生罢课涌入蒙特娄(Mont Royal)市中心抗议其政府将调涨多达75%学费。

 在欧洲、美洲和亚洲都同样上演著抗议学费高涨的学生示威游行，然而全世界各大学都说必须调涨学费才能维持运作，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同其他所谓的一流大学竞争。亚洲主要国家政府则无不积极投入改革自身高等教育体制，希冀以国家财政重点补助特定大学在世界高教竞争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现象背后的共通点为何?

新自由主义下的高等教育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也从来是阶级性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的反映。在历史上，高等教育一直是历届统治阶级培养统治精英和其统治机器/工具的方式。平等普惠的全民受教育权，如同选举权和其他社会福利一样，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经过百多年劳工运动与社会抗争赢得的改良成果。但为了追求利润和维系阶级统治，只要时机成熟，资产阶级就会采取各种手法直接或间接地剥夺劳动人民的改良成果。

前阵子上映讲述英国前首相戴卓尔(Margaret Thatcher)人生经历的电影〈铁娘子〉(Iron lady)里没提到的是戴卓尔本人在上世纪八零年代冷战时期同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 Reagan)举起的“新自由主义”旗帜，这套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干预国内经济市场活动，主张市场自主运作才能达到最佳利益分配与效率最大化。虽然，国家和资本家无法在法律上禁止普通劳动人民享有教育的权利，但通过竭力推广教育商品化、私有化、市场化，使用货币价格杠杆将劳动人民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同时牟取暴利。

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展现即是，一方面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各国政府们开始削减对本国高等教育的预算补助，另一方面鼓励相关教育研究机构透过与企业在教学研究上紧密结合产学合作，来获取企业资金赞助，最终达到能在市场机制的冶炼下自我运作，不再依赖政府预算支持。

广设大学背后的市场化逻辑

过去，台湾在政府松绑大学设立政策之下，许多原本的公私立技术学院一个个升格为大学，高中升大学录取率不断上升至近几年来的百分百录取，高等教育在人人都要受到良好教育的教改要求下逐渐成为普及教育，从“满街都是大学生”到“满街都是硕士生”，大学生、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都已不再拥有社会过去想象的菁英性质，反而在现今出现了“大学任你玩四年”和“死大学生”等讽刺与批判，企业开始以“草莓族”标签出生于民国七零年代的七年级生，形塑这批拜大学普及化所惠的青年的软弱性格，大学文凭不再拥有过去相对优势的高薪工作保证，反而普遍成为就业的必要条件。

在这波广设大学风潮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多以设立电机、电子与资工等工科为主的大学技术学院，在台湾高科技产业日益升高的高等劳动力需求下，普及教育口号隐而不表的是一个以市场趋势为依归的买方心态反应─人人都想要成为科技新贵，于是市场就多增加相关大学科系，这需求却一路从对大学生冲到对硕士生及博士生的需求，不只大学林立，研究所也持续设立，在市场过度反应造成高等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加上政府系列的青年促进就业方案“帮忙”下，于是社会上出现了22K（月薪为22000新台币，约5500港币）大学生，35K（月薪为35000新台币，约8400港币）硕士生，以及到近来的55K（月薪为55000新台币，约13800港币）博士生，这一场普及教育戏码至此终于暴露出其背后真正操控的市场化逻辑。

作为”产业”的高等教育

根据英国政府于2006年的统计，英国高等教育每年为英国创造高达450亿英镑产值，对大学每投资1英镑，可获得1.52英镑的经济效益。2007年澳洲高等教育产值达七亿美元。2011年美国由外国留学生创造的高教产值达210亿美元。全球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千亿美元高产值高利润的新兴“产业”，各国政府因此积极推动高教改革，希望透过有计划的扶持国内优秀大学成为国际知名学府，进行教育输出，向外国学生收取高昂学费，获取高额利润，而每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做为一个争取曝光的宣传平台也就因运而生。

棒子与萝卜: 大学法人化与五年五百亿
近十年来，亚洲各主要国家为推动科技发展，无不投入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中国，1995年江泽民于北京大学校庆上提出了“985工程”，重点补助像是北京、清华等大学成为国际知名大学；在韩国，1999年金大中政府提出了“Brain Korea 21”(简称为“BK21”)发展世界一流大学计划，预计在1999年到2005年间投入1.7亿美元改革韩国重点大学成为国际一流大学。在台湾，2005年政府提出了“五年五百亿”计划誓言要让台大、成大、清大、交大等研究型大学挤进世界百大行列。但这些资助并不是为了使广大民众更易于接受高等教育，而是为了培养和固化社会精英阶层，并通过市场化（产学合作）使学术精英与资本家进一步勾结。

而为争取五年五百亿经费补助，成大含泪答应接受作为附加条件的“大学法人化”，之所以含泪是因为法人化即意味著政府补助款将逐年降低，学校必须自行另辟财源。然而推动法人化过程需要复杂的修法过程，同时也遭遇大学里教职员对于自身公职权益损失的疑虑反弹，于是在政府鼓励之下，成大开始试办成立作为“大学法人化”过渡阶段的“大学自主治理委员会”，在学杂费调整、系所增加整并等校务决策上试办自主管理。以成大的“自主治理委员会”为例，总计共15到19位的委员人数里，校务会议代表3人(共有1票)，教师代表1人，学生代表1人，校友代表3到5人，企业及社会公正人士5到7人，教育部代表2人，代表校园组成的学生、老师及校方行政人员代表的意见份量在这19人会议里仅只3票而已，而校友与企业社会人士却拥有8到12人过半数的压倒性优势，充分显示大学必须脱离政府财政支持，由资本家(校友及企业社会代表)介入校务决策发展方向的新自由主义思维。

“学生”身份与“劳动者”身份的双重压迫

一位目前就读某国立大学研究所硕士班的W同学表示，对于指导教授将他们学生辛苦工作的产学合作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新瓶装旧酒向教育部、国科会、工研院等政府机关申请计划补助感到非常反感，而学生们领的钱则是完全出于教授个人主观意愿决定。W同学表示，研究团队里的博士生负责系所网站上所标示的教授个人研究领域，而由教授向其业界朋友延揽而来的产学合作计划，则是硕士生们的日常实际工作，W同学打趣地说，如果他们这些硕士生学生罢工的话，这些产学合作计划铁定会开天窗，因为实际上教授自己并不掌握产学合作计划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教授只要负责开会、写计划拿经费、跟业界朋友打打球，就有产学合作找上门来，再分给他们这些硕士生完成这些计划，就可以拿到丰厚的报酬。

而在研究所阶段，W同学就体认到了工作责任制的精神。每个硕士生同时都有两个计划担在身上，一个做完了，就做另一个，然而同时又会有新的计划加进来，充分体现了业界物尽其用的责任制奥，而教授义正词严的表示这些实作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学生们应该要认真地从实作中学习才是。W同学表示，就教授所给于他们的实际训练来说，真觉得自己完全是拿薪水上班却没有劳健保保障的劳工。

W同学表示，同学们普遍对于这种研究所“血汗工厂化”的求学方式感到不满——学生成为被学术精英教授与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工，而并不是真正从事于有益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学习与研究。大家也曾想过要一起罢工抗议，但想到在保守的校园气氛下，而且大多数的学术精英都是这种剥削体系的收益者，其他教授完全可能拒绝接受因与教授冲突而被赶出研究团队的学生，而面临无法毕业的窘境。所以，不少研究生们思虑再三后还是只能摸摸鼻子无奈地继续在这样荒谬的求学环境中“实习”。

认清压迫，反抗资本家

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各国资本为生存，一方面无不竭力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的高阶劳动力需求日益升高；另一方面作为高阶劳动力生产的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各国高等教育改革无不重点培养国内优秀大学加入争食全球高教产业高产值大饼的厮杀。

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驱动力的教育改革下，政府逐步减少对大学研究机构的补助，学校必须调涨学费及紧密地同企业作产学合作才能获得经费以求生存，既将大量缺乏财力的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排名优秀的学校与专业），又将市场力量得以进入大学，将大学改造成教学研究都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后备劳动力生产工厂。“学习”变成了“实习”，“学生”与“劳动者”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来自两方面的压迫与矛盾不断加强激化。

面对学术殿堂里日益恶化的教学与研究环境，受教者与授教者必须体认自身所受压迫与剥削的来源对象，是那一手拿著皮鞭(世界一流大学)，一手拿著毒苹果(产学合作)的势利资本家，必须认清自身的阶级位置，自我组织起来，与工人团体团结进行抗争罢工，同资本家做斗争，才能夺回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管理权和自主权。

学生们的反学费斗争、全国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与台湾大学企业工会的成立已经为台湾的高教劳动者们的新斗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要求:

反对调涨学杂费，应课征资本税赋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实施免学费政策!
反对大学法人化，由学生与老师民主控制大学校务决策!
全力支持成立台湾大学企业工会的斗争，一校一工会，自我教育劳动意识!
支持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斗争，为学术工作者的研究自主而奋斗!

台湾： 华隆抗争不孤单，劳动阶级团结座谈会

下午一点多，群众陆陆续续抵达位于捷运麟光站附近的座谈会会场（感谢反M型化社会联盟(W联盟)襄助会场）。工人们和我们早已到达会场，大家心中充满期待，而又忐忑不安。很快两点十分座谈会开始时，现场早已挤满了关心华隆罢工的民众与学生。
座谈会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是工人发声，后半部是民众提问，同时进行华隆罢工资金募款。

今天参与座谈会的华隆工人们，包括工会干部在内共有八人―两名男工与六名女工。工人们向民众说明了，从6月6日开始罢工到今天已是第47天，和罢工期间与 资方及政府谈判斡旋的艰辛经历。年过半百的阿姨们迫切地跟民众们诉说在华隆十多年来所受到压榨与剥削，诸如在长期以来资方设计许多扣除薪水的名目下，薪资 连基本工资都不到，必须靠这份微薄薪水养活儿女们，甚至必须兼差三、四份工作才能养家活口，然而现在连养老的退休金一毛钱都拿不到!

民众 们的提问相当踊跃，大部分是就现行劳基法对劳工保障部分提出疑问。而工人则是无奈地表示，在经历过6月两次北上向政府劳委会陈情无效后，及四次劳资谈判会 议破裂后，罢工将届满两个月。他们对于政府非常失望，希望社会大众能给整日处在烈阳下的工人们支持，帮忙在网路上宣传华隆罢工工人们所受到的苦难，到罢工 现场跟工人们聊聊天为他们加油打气。

座谈期间，同时进行了华隆罢工募款，民众非常踊跃的掏钱来实际支持罢工工人们，现场共募得新台币六千多元。

除了工人与民众之外，出力最多支持华隆工人罢工的劳动党县议员高伟凯议员也参与了座谈会，希望大家能透过声援华隆罢工自拍活动持续宣传，让越来越多知道华隆工人在罢工。

发 起座谈会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台湾支部同志也在现场亲手递交工人们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市议员Mattias Bernhardsson给华隆工人们的声援信，希望透过各国工人们的串联声援与抗议资本家的行动要求台湾政府正视工人们的权益，并提出了国有化华隆纺 织，由华隆工人民主管理华隆纺织等诉求。

除工国委(CWI)台湾支部与劳动党外，参与座谈会的声援团体与记者还有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师大学生会、师大人文学社、北大翻墙社、W联盟、香港FM101、公视、立报、苦劳网、新头壳等。

在 过去一周内，工国委(CWI)发动国际声援，在一周内得到了来自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PCS)工会和英国、瑞典、希腊和以色列4个国家的声援。周一 （7月23日）工国委(CWI)瑞典支部社会主义正义党（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还将前往台湾驻瑞典代表处举行抗议活动。

很明显地，工国委(CWI)发起的国际声援给政府带来了压力。在发起国际声援之后不到一周，华隆工会干部接到了自称检调单位的电话，表示：总统已经接到了陈情，希望工人等待总统府回应，不要把事情闹大到国际上。

我们当然清楚地知道，检警调绝对不是工人的朋友，没有人会忘记警察在翁大铭家外是如何镇压罢工工人和学生。这样的说辞只不过是在试图浪费工人的时间跟影响工人的斗志。实际上，我们很快就看到了所谓“来自总统府的回应”。

事实证明，政府只是再一次地戏弄了工人，所谓的回应只是再一次地表达了他们坚持袖手旁观的决心。而“检调”在国际声援活动发起之后的紧张 反应，更显示出他们重视“国际观感”更甚于“人民观感”。华隆工人北上台北抗议，换来了官员的敷衍。我们发动国际声援，虽然在一周内得到了来自4个国家1 个工会的声援，但也只换得检调的威胁电话跟一张来自总统府的垃圾回函。这告诉我们，目前的努力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与动员工人和青年支持，来反击国 民党政府的挑衅。

团结、斗争，直到胜利！

台湾：反对旺中金权控制舆论，青年与媒体工作者团结抗争

7月31日，不顾台风和滂沱大雨，为了对新闻自由被抹煞表示抗议、反对旺中并购中嘉宽频，超过七百名学生到中天电视台外参与反旺中行动。风雨中，抗议者除了不断呼喊“媒体专业、回去做仙贝”等口号，还高唱改编版的劳动者战歌。中间大家绕著中天电视游行一圈，回到广场，持续有学生抗议者上台带大家呼喊诉求。整个行动在12点，发起人带大家念完学生宣言后结束。工国委(CWI)的成员也积极参与了本次抗议行动，并利用这次广大激进青年参与的机会，在活动最后还向现场群众发表了呼吁大家能到头份去支援华隆罢工工人的诉求。

旺中集团操控舆论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于7月25日有条件通过旺旺集团并购中嘉宽频一案当天，旺旺集团旗下中天电视台爆料前往NCC审议委员会抗议的所谓学生走路工事件，所引爆的一连串旺旺集团动用旗下电视电子及平面媒体，连日炮轰长期反对旺中并购案的指标性人物中研院法律所黄国昌研究员，以及威胁提告转载疑似旺旺所属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林朝鑫出现在学生走路工人群的清大学生陈为廷，旺中集团是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所拥的庞大资本与所以可支配的舆论工具份量。在未能顺利扩张其“舆论领土”的挫败下，早已成形的媒体巨兽发狂地攻击起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旺中集团能有今天庞大的媒体板块，不是决胜在7月25日的旺中并购案的过与不过。旺中并购案就算不过，旺中集团所拥有的媒体一样有机会在今后像近日一样，动员庞大与论工具攻击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媒体巨兽利润至上

去年，英国的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 旗下的《世界新闻报》（News International)因爆发窃听女童Milly Dowler手机案而被迫关闭，拥有庞大政商影响力的梅铎帝国因而动摇。梅铎集团所属的新闻国际集团(News International)旗下所有的报纸占英国报业市场的百分之四十，《世界新闻报》、《太阳报》(The Sun)、《泰晤士报》(Times) …等平面媒体皆属其下。梅铎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多以挖掘名人丑闻为报导焦点吸引读者的报纸，常常透过警方、雇用私家侦探…等非法方式进行电话窃听名人私生活，像是名演员休葛兰（Hugh Grant）也是受害者。而新闻国际的执行长，梅铎长子James Murdoch赤裸裸地表示，“唯有利润才是耐久又经得起考验的独立保证”。

像梅铎长子这样的直白的信念，一定也是日夜苦思如何扩大媒体板块的旺中集团所抱有的。如何赚取、积累、扩大资本，一直都是大资本家脑袋里的课题。旺旺从制作仙贝到媒体事业，跨足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业背后的驱动力是资本对利润的竞逐以及可能的传闻许久的政治目的。

团结基层新闻工作者组织抗争

在抗议行动中学生们不断从“媒体专业”、“新闻自由”的角度，以“争自由”为主要诉求来挞伐旺中集团。但缺少的是质问这集团为什么可以这样任意的并购其他企业、用资本控制媒体。在抗议现场，也出现几位中天新闻的员工，出来对抗议学生发“澄清”传单。从她/他们脸上不情愿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出，许多旺旺集团旗下媒体工作的员工，并不愿意被旺旺这样控制，而且有很多的不满，但没有一个管道能让员工出来对他们做抗争，他们需要的是组成一个战斗的工会！

如果今天只是以抵制旺旺商品的方式反抗，没有对背后资本家跟政治力做根本的揭露，粉碎资本对媒体的操控，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从台湾本土的HTC到跨国的可口可乐、NIKE，全世界有无数的大财团被民众“自发抵制”过，但实际上这些财团依然屹立不摇。

跨足多领域，本身即是广告主并且即将成为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旺中集团更是已经站稳脚步，少数人发动的而没有扎根于工会和群众组织的拒看、拒买行动未必能对旺中的利润产生多大影响。

反观邻近的韩国，同样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他们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手段。

从今年一月开始，韩国第二大电视台的MBC工会为了抵抗韩国总统李明博安插的代表理事金在哲(Kim Jae-chul)干预媒体自由，刻意删减有关反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相关新闻，以及为总统李明博的丑闻擦脂抹粉，决定以罢工做为反击。不久之后，韩国最大电视台KBS以及YTN的工会也在不久之后加入这场保卫新闻自由的斗争。

MBC的这场罢工成了韩国历史上最长的媒体罢工，直到七月十八日才结束，长达170天。虽然工会并没有直接造成金在哲的下台，但也得到了董事会承诺在八月初将会对事件展开处理。更重要的是，仅仅MBC一家电视台就因为这场罢工而直接损失了超过八亿新台币的广告收入。罢工不但造成了资方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引起国内人民、媒体工作者乃至其他国家人民对韩国新闻自由问题的注意，这不是一个小规模松散的拒看行动所能达到的。

而在台湾，旺中集团的追杀、抹黑等等无耻行为不但威胁著一般人民，更直接压迫著在旺中集团内工作的劳动者。直接受到老板压力、被迫放弃新闻自由、必须挑战自己内心道德底线的，是这群仍留在旺中无法离开的劳动者。组织起这批劳动者，建立挑战资方的独立工会，才能组织真正有效的反击，并对于到底是谁（老板还是新闻从业者）控制与运作新闻媒体机构提出质疑，从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下金元控制新闻的体制。

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对记者个人的道德批判或者温情诉求，冀望“有良心的”记者离开旺中。而是要在旺中集团的媒体中，由内部员工自下而上地民主组织工会、组织对资方的反抗，将保卫新闻自由的斗争与保卫劳动权益的斗争连结在一起。

台湾：华隆罢工– 政府发出打压的警号

8月11日(星期六), 正当来自台湾各地的学生和青年组织成访调队伍到苗栗，访问及支持华隆罢工的工人的时候，下午时分苗栗副议长陈明朝亲自去到华隆头份工厂总厂，第三度向工人发出恶意的警告，标志著华隆资方及国民党政府对罢工已经失去耐心，要将打压的行动提升到更高层次。

陈明朝跟工会分子及工人警告，不要把事情闹到媒体上，否则8月13日(星期一)不排除会有“行动”。这可能是暗示政府会动员警察暴力打压。无论届时警察真的动用全面暴力摧毁罢工，还只是少数警察来到展示镇压的能力，或可能是纯粹空口喊话以图吓唬工人，工人一定要准备星期一最好的政治动员，包括华隆工人、其他工厂的工人以至学生及青年坚守工厂，向资方反击。

上星期国民党在动员立法委员到华隆跟工人“谈判”，企图软化工人的立场而令其妥协。今天苗栗副议长的态度不但揭露地方政府与资方的互相勾结，而谈判只是，亦表现国民党害怕罢工运动蔓延至台北以至其他城市，甚至闹大到国际上演变成政府丑闻。国民党台湾政府在国际上经常表现出“民主大国”的虚伪形象，但一个打击罢工权利的政府，已经彻底违背民主原则。

华隆工会不能犹豫，必须向工人解释国民党在是次罢工的镇压者角色，并将国民党的恐吓宣扬开去，令政治打压变成提高工人意识和反抗斗志的工具。工人应该展开讨论尽快前往苗栗副议长的家门外抗议的行动，将其恶言曝光。

劳动党定于8月14日(星期二)动员五十名华隆工人以及青年进行第二次游行至台北，今次是在总统府外向国民党怒吼，抗议其对华隆工人软硬兼施的打压。这游行可以将华隆罢工的抗争宣扬至沿途及台北，而主流媒体不得不去报导事件，亦借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政府恐吓或镇压工人，只会有更多群众站出来反抗。整个行动要全面规划，工会同时必须在星期一已经动员其他所有工人及青年坚守工厂，以防警察摧毁罢工。

地方政府与资方是利益共同体，不能对国民党有幻想，我们需要积极反击。

工国委台湾认为： •动员工人及青年坚守华隆工厂，在星期一让政府了解如果镇压工人的后果
•向公众揭露苗栗副议长的腐败角色，绝不信任资本家政党国民党
•所有工会、工人及学生青年全力支持华隆罢工

台湾：8月8日“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占领月台

由15年前因为资方的恶性关厂，而积极抗争，促使劳委会拨经费代偿资遣费和退休金，却在15年后面临被追讨偿款的联福制衣、东菱电子等工人所组成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于8月10日接近中午，发动300多位受害工人占领台北火车站的北上月台，要求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前来与工人磋商，并撤销劳委会对这些工人的告诉，停止对这些工人讨债的行为，否则将集体卧轨。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台湾支部亦赶到现场参与，到现场只见大批警力手持盾牌，将通往台铁月台的入口层层封锁，并且仍不断有警察增援。只是，下午劳委会仍只派出副主委郭芳煜到场协商，并声称王如玄主委有要务在身今日不克到场，但愿意在两周后与工人们好好协商。最后，在劳委会愿意停止针对工人的诉讼和王如玄愿意拨空与代表对谈这样的条件下，“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宣布暂时结束抗争，从台铁月台撤离。

这次抗争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成立有16年，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台湾出现恶性关厂、歇业的风潮，造成如联福制衣、东菱电子、福昌纺织、东洋针织等许多工厂工人纷纷成立关厂自救会，1996年串连组成“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开始相互支援，并以激烈的手段如卧轨、绝食，既向资方追讨被积欠的资遣费与退休金，也要求政府“代位求偿”。最终，在1997年迫使劳委会订定《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创业贷款办法》，从就业安定基金中拨出部分经费先行替资方偿还。而这笔偿款，当时虽然名义上是贷款，不过当时劳资争议处处长陈伸贤却向工会干部许诺:“不会向工人追讨这笔钱。”包括21世纪初，时任民进党政府劳委会主任的陈菊也亲口答应工人，这笔钱不用归还。也就是说，这是笔无限期借给工人的款项，是劳委会以“贷款名义”行使的“代位求偿”。

然而就在15年后，劳委会却发函催缴欠款，他们认为这笔钱“是贷款、不是社会补助，也没有所谓的代位求偿”。并且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劳委会认为，除非经确认没有还款能力，像是中低收入户或是65岁以上，他们在取得债权凭证后，可以依法结案。法院假如认定仍有还款能力的工人，就只能要求他们“连本带利”偿还。

对于劳委会这样的举动，那些被追讨的工人自然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实在不明白，他们只是争取自己应得而被积欠的资遣费和退休金，要求负责劳工权益的劳委会帮忙，最后却演变成欠政府钱，而他们本来就该得到的薪资，竟然成为必须偿还的欠款。因此，“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只能再度集结，他们在7月4日夜宿劳委会，7月5日先后转进行政院与监察院，甚至派代表到总统府递交陈情书，但是这样的努力却得不到官方的重视。 8月8日工人企图在忠孝西路天桥上抗议，争取大众关注，却遭到警方强力阻挡和驱赶，他们只能再次在劳委会前的广场夜宿，要求政府停止对关厂工人的司法诉讼，并向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喊话要求她出面协商，尽速立法推动“劳工债权优先受偿权”，否则将进行卧轨抗议。只是这样的喊话，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应，于是工人们决定在8月10日到台北车站进行激烈的抗议，原本打算是要瘫痪台北捷运系统，不过最后决定占领台铁的月台，并企图重现1996年联福制衣工人的卧轨抗争。

因为大批全副装备的警察封锁现场，虽然最终工人们并未跳下月台卧轨， 固然劳委会也派出了副主任到现场，但这并不代表劳委会释出了足够的善意。主委王如玄还是没能立即出面，诉讼也只是暂停而非撤销告诉，就连劳委会劳资关系处副处长王厚伟也强调暂停诉讼并不代表撤告。目前“全国关厂工人连线”似乎寄望著两周后的协商。

不过由过去的经验，尤其是现在关厂工人们自身被劳委会反咬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应该正名为“资委会”的劳委会绝对不能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更进一步说，奢求这个为资本家服务的政经体制的政府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根本是过分的天真。也许他们会在一时表现出帮助工人的姿态，暂时满足工人的需求， 也主要是为了维持统治和制造社会和谐的假象。可是一旦经济转坏，或者财政的亏损，哪怕始作俑者多么明显是那些大资产阶级，政府第一个开刀、强迫共体时艰的总会是工人阶级。

在联福等关厂联盟工人占领月台的抗争中，华隆工会干部及劳动党党员举起支持华隆工人的标语，是尝试连结台湾各地的关厂工人以至其他工人斗争的开始。联福等厂的工人受到政府“贷款基金”的欺骗，至今天方被与资方勾结的政府秋后算帐。华隆工人亦不能依赖政府信誓旦旦的假保障，今天罢工要求的退休金和资遣费，必须要华隆资方亲手偿还，不能接受任何法律形式上的“贷款”。而华隆工会及工人可以连结联福工人进行斗争，共同行动向资本家及国民党政府反击。

因此，“全国关厂工人连线”需要扩展斗争，与其他抗争工人一同团结，劳委会不停止追讨行为、不撤销告诉，就绝不罢休，更进一步要促使劳基法第28条的修正，迫使资本家优先偿还积欠的薪资。最重要的是，必须藉由这样的抗争机会，让广大工人阶级认清资本主义下的政经本质，让他们在一次次的斗争中联合、壮大、组织起来，最终坚定地为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由劳动者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新社会而奋斗!

台湾：向陈明朝反击阻挡机器拆卸搬出

8月23日，华隆工人承受著苗栗县副议长陈明朝来周一动员警察搬出机器的要胁，投票决定是否接受五成退休金及资遣费，结果193票反对、148票赞成。华隆工人酷热天气下艰苦斗争八十天，资方欺压工人的诡计层出不穷，而工会多数派的妥协取态未能领导罢工行动升级。逆境下依然有五成六工人支持斗争的投票结果，已经展现了其刚毅不屈的天性。

工人坚定的斗争意志令国民党政府忐忑不安，要加快动手搬出机器的节奏。投票结果公布后，有报导指陈明朝要胁工会，若果动员工人抵挡机器搬出，将直接把总厂那边的工会办公室整个敲破。资方强硬嚣张的态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华隆罢工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上周陈明朝宣告拆卸总厂之时，工国委(CWI)警告，绝不能信任地主陈明朝“不搬机器”的空口承诺，并指出下一步就是将机器“五鬼搬运”转卖至华隆越南分厂，并顺道夺取华隆原总厂的土地。我们当时强烈要求工会必须动员华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挡拆厂，而在罢工棚下高喊“总厂不能拆”、“机器不能搬”的口号得到了全体工人回响，随即要求工会启动投票，让工人决定是否阻挡清拆总厂。然而，工国委的投票建议最后遭到工会否决，我们宣传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亦受到学生抵制。翌日工会让工人目送总厂砖崩瓦解。

今天华隆工人愈来愈了解到工会妥协派退让的立场根本不能换取资方的同情，肯定的是有更多工人认同我们呼吁阻挡拆总厂的立场，华隆工会必须站在工人一方，动员青年及工人阻挡搬出机器（包括机器的管线），向陈明朝作出反击。只有保卫总厂的机器，才能保住手上的筹码，争取更高的退休金和资遣费。工会亦应政治上汲取教训，今后绝不再信任国民党任何政客的空口承诺（包括苗栗县立法委员徐耀昌）。

8月27日凌晨12点半，在华隆总厂尚顺广场出口，工会便发现约二十名警察进驻，承载厂房设备的货车则已驶到大门，守卫者学生躺在货车前手勾著手抵挡车辆进出，迫使货车将物品卸下。

8月27日，苗栗副议长陈明朝动员警察及动用货车进驻华隆总厂房，企图保护货车运出价值上亿的设备，两百多名华隆员工与声援团体闻讯后立刻集结，静坐在总厂房大门、尚顺广场出口阻挡货车进出。华隆员工用活绳结绑住脖子，串联彼此，向警察宣示一旦动手，就是逼他们集体去死，现场更抬出棺材，象征绝不让资方拿走棺材本。

。陈明朝受压力底下未能于当天运出设备。工人目前以轮调方式持续驻守总厂房各个出口。及后几天，陈明朝将工会办事处断水断电，而断水那天工人冲进厂区，警方带走两个常务理事。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天受访时一句“我不是仙女，无法一出面就解决所有问题”更是激怒华隆工人。动员警察护送出货可以是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华隆工人及工会正在奋战到底我们支持作出最好的政治准备和动员，让大众同情关注华隆罢工，向政府施加群众压力，以制衡警察暴力镇压、减低衡突造成的受伤。工国委(CWI)认为，不但必须组织抵挡行动，政治上采取积极反击更是当务之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才是华隆主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捍卫华隆罢工。

工人国际委员会的诉求：

■动员华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挡机器搬出

■要求全数赔偿工人的退休金及资遣费，不能妥协

■绝不信任国民党政客的任何承诺，全面向资本家宣战

在中日岛屿争端背后隐藏了什么？

发生在东海关于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冲突，触发了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冲突。在9月，大规模而有时暴力的反日抗议行动席卷中国，由此造成了日资企业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方的政客都以主战论调发表了保卫国家主权的言论。在日本强烈的极右翼的压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通过向据称破产的“岛主”购买争议群岛中的三座岛屿，将它们“国有化”，由此挑动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紧张的政治神经。

中国所称的钓鱼群岛或者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是无人居住的小群岛（只占6.3平方千米）。该群岛自1972年之后其“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国际法”下未定主权归属。中日之间在1970年代达成协议，将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争议无限期搁置。日本打破协议而激怒了中国政权。故此，两国于2008年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岛屿周边能源。这协定现在已处于垂死状态。

这些岛屿位于富裕捕鱼区，并且很可能有石油储备，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冲突的主要动力，而是由于中日统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该领域的野心。这些岛屿在中日关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义。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取得对没落的清王朝的得胜利，而首次获得该群岛。这场战争标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并使其先吞并台湾（福摩萨），然后是朝鲜，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大陆，在这场战争中两千万中国人死亡。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香港和台湾也有相对较小规模的游行），日期正好碰上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著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满洲）的开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说。历史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是因为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种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购买钓鱼岛/尖阁诸岛，因而激起现在的危机，从这事可见历史引起争执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

当前在东海发生对峙，以及在南海较大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上的同类争端，都是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对亚洲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而且牵涉到俄罗斯和印度的“势力范围”，另外还有该地区的澳大利亚、韩国、印尼、越南和菲律宾作为配角。

南海的紧张局势不仅基于就捕鱼场地和海底矿场的争端，而且包括军事战略议题，比如对关键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和美国军舰是否有权驶入中国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北京宣布整个南海是“国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岛屿上存在争议。

不少于七个政府宣称对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有三国对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岛宣称拥有主权。这些领土争端在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为各国政府的军备竞赛添加了燃料，国防预算急剧上升（社会支出受到挤压），特别是海军预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据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拉呢斯所说，菲律宾和中国就斯卡伯勒礁（中国称黄岩岛）的冲突“近乎开战”。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进行秘密会谈。

“我们都磨拳擦掌，准备一场在该地区的国际拉锯战。”在东京的军事安全评论员道下德成说。 “每当权力分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开始重划边界。”（《纽约时报》，2012年8月22日）

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这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更加明显。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外的二十七国）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员的欧元区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这些亚洲国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欧元区则占20.8%。这是一个惊人的彻底转移。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去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没有令阶级分化得到缓解，反而将之越拉越大。各国之间的竞争亦如是。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其主要竞争者（特别是中国）的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为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都给地区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日本统治阶级希望维持世界列强的地位，越来越寻求更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意味著修改（二战结束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带头提出这项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极右翼领导人。

美帝国主义“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除此之外，美帝国主义通过五角大楼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希望重新夺回在该地区失去的地位。十年来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东的战争，美国现在要抑制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当美国发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时，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而到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美国新的策略会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签订新的协定。例如，美国部队和海军刚刚宣布在澳大利亚的部署（从达尔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军，是为了保卫麻六甲海峡和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于，一旦爆发全面武装冲突，控制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运送石油的战略通道。这些输油线路对中国和日本都至关重要。华盛顿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有共同目标，急需日本加大军事角色，作为美国战略包围中国一部分。

中国经济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当局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对整个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但是即使北京两位数地增加军费，它仍然无法企及美国的“硬实力”——其强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海军方面，即使中国近年来快速建设海军。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估计，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在它之后42国的国防相关开支的总和。相比中国的每年大约花费1,110亿美元。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和中国的海军建设，都在煽动亚洲军备竞赛。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亚洲的军事开支今年将超越欧洲，是现代史上首次发生。去年菲律宾政府几乎将防卫开支提升一倍至24亿美元。在马来西亚的军备支出在2005到2009年间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岛争端的印尼的则在同期上升84%。各国政府正在获取和提升潜水军备的能力，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开支总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达到245亿美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资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亿美元就可以确保整个亚太区有安全的饮用水，但现在有5亿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这一例子表现了资本资义的浪费罪行，将公款用于军备支出而无视急切的社会投资。

亚洲经济快速扩张，使得阶级矛盾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不满达到爆炸点，而且经济调整至个位数增长的“新常态”，使得政权面临革命爆发的潜在危机。到2020年，世界二十栋最高的建筑几乎都将处于亚洲（仅中国就有九栋），作为富有野心的统治者的纪念碑。然而，世界61%的贫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亚洲，每年有超过50万亚洲人死于环境污染。亚太地区现在号称比欧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净值资产”的个人（即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每个地方，贫富差距都在拉大，资本主义全球化让临时合同工作取代稳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万人由于工资过低领取国家补贴，创下日本记录。最近富有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认定，日本为其成员中贫富分化第六大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反对全球化恶果的运动，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对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资）和印度（反对向跨国公司开放零售行业）的大规模罢工。面对群众反对，各国政府纷纷转向民族主义以转移他们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众愤怒。

亚洲的海域争端都由来已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当前突然爆发呢？政府和民族主义政客故意利用这些岛屿争端煽动民族主义以火中取栗。韩国和日本就独岛/竹岛争持不下，而俄罗斯和日本最近出现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端，该群岛在日本称为北方领土。 7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观了这些岛屿，而遭到东京谴责。两国政府都声称这些岛屿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在地理上最接近钓鱼群岛/尖阁诸岛，同样抓住当前外交危机，再次声称其对该群岛的主权。台湾声称的主权与北京的互相重叠，又互相竞争（两地政府都声，该群岛属于“中国”——但是对“中国”的定义却不同）。

台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马英九上摆出高调的军事姿态的背后，钓鱼岛问题是包含著国内政治的议题。马英九和他的国民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调中降到只有15%。马谴责日本国有化这些岛屿，并派出军舰到有争议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卫队展开全面的“水战”。但是马同样拒绝和北京组成共同阵线。他试图平衡两方，一方式来自其党内和军方的反日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警觉到东京和台北出现潜在分歧，而两国都是美国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盟友。

新冷战？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一位资深的的中国评论员和海事法专家杰罗姆A.科恩对此表示忧虑，指这一冲突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和平最严重的挑战”（《南华早报》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访问东京和北京时也警告说：“某一方判断错误可能导致出现暴力，而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而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

帕内塔的伪善的声明，并不能掩盖美国军事“重心转移”是这次争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动家如东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国军事机器的“背后支持”，他们才可以进行反中国的极端行动。但是帕内塔的言论显示华盛顿希望冲突冷却，害怕经济受影响和其他不确定的后果。美帝国主义不希望被卷入关于这些小岛的军事冲突，因此它保持在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中立”，美日间有长期的美国支援日本的军事协议。但是如果中国出动军队夺取这些岛屿的控制权，美国将被迫帮助日本维持在亚洲列强的地位。

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军事冲突，但是长期的“冷战式”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外交制裁会进一步打击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达了对全球资产阶级的恐惧。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东京的峰会上说世界“无法承担”中国和日本的冲突。

北京和东京之间的谈判正在幕后进行，双方都急于解决目前的僵局，害怕经济损失会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绪。现在还有待看是否可能达成某种保留双方面子的妥协方案。这一协议至少包括日本承认钓台岛/尖阁诸岛的主权归属具有争议。尽管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僵局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可能引发新的外交冲突、民族主义抗议和报复性的经济制裁。

民族主义政客

即使不计算造成的经济损失，煽动该地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味著他们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正在获得支持，特别是在没有真正的左翼政党的情况下。这显示出需要各国群众跨国界的共同斗争反对掠夺该地区财富的腐败精英。

最近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即将来临的政府换届有明显的联系。这些政府都是弱势和不受欢迎的，而且内部出现分裂。无论是政府自身（如韩国）或者资产阶级反对派（如在日本）利用这些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来煽动民族主义，把注意力从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和亲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上移开。

在日本，最近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的幕后“主使”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这个“老式的排外主义者”被纽约时报称为“日本勒庞”。他和另外两个主要城市（大坂的桥下彻，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样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包括强迫10万韩国和中国女性成为名为“慰安妇”的军妓。河村隆所属城市为中国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发表惊人言论，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卫河村隆的立场。

这些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利用东海的危机，让自己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大坂市长桥下彻发起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复兴党（Japan Restoration Party），该党的党徽上印著钓鱼岛/尖阁诸岛和独岛/竹岛的地图。而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如预期当选，可能会寻求与极右翼组成联盟。这些势力代表了日本资产阶级最危险的一派，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上，还是与日本工人阶级对峙的时候，他们希望解除“和平主义”的束缚。即使“跛脚鸭”野田佳彦和他的民主党的领导如此失败，自民党在民意调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展示了裂开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现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当前石原挑动和中国的冲突，不只是针对钓鱼岛/尖阁诸岛，而且是要推动右翼政治纲领。他利用其代表东京都政府购买岛屿的运动，不仅在于颠覆危机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动其让日本军事化和拥有核武的计划。很不幸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发怖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资讯恰恰只是说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将领和学院呼吁把现在的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130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基于一个可疑的论断：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两朝的番属国。甚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只有少数人支持该岛独立，更不要说支持中国接管。不论北京官方立场是怎样，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传战中鼓励这些极端言论。这些口号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传达了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对美国进行煽动性攻击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写作反美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现在却乐于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逗弄中国。石原像其他民族主义政客（包括自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说日本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换句话来说即是“正常的”帝国主义大国，拥有不仅仅注重“自卫”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强大军队。

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中国公司日益遍布亚洲和全球，而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日本一样这反映在中国当局的政治议程上。同样，政府的民族主义宣传，虽然继续利用人们对日本侵华时期的暴行的愤慨，也越来越强调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根据曼谷的《国家报》（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报导：“中国不再把自身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看作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主要大国。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带来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中国资本现在在亚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20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战略下，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如联想、华为、宝钢和中石油“积极”进行国外并购。在非洲和拉美，中国国有的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两年向当地政府的贷款比世界银行（中国也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的还要多，而在世银中国是最三大股东。其中大多数中国贷款牵涉基础建设专案，而这些专案交易的背后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宁发现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一大特征。不过当今，帝国主义关系往往只是间接地通过经济支配和“新殖民主义”表现出来，而不是标准的殖民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大公司最终还是需要军事力量和将权力延伸跨越海陆边界线的能力，以保卫其投资、市场和原材料资源。

韩日紧张局势

但是，韩国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动乱在美日军事化计划的基础上隐若呈现。 7月，亲美国政府的总统李明博被迫在其与日本计划签订的军事条约上耻辱地变卦。 日韩原定签署的《军事资讯总体安全协定》（GSOMIA）原本将是1945年日本结束侵占韩国后，两国间首个军事协议。但是在立法机关内所有政党（包括他所属的右翼大国家党）的反对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签署仪式的不足一小时之前，使计划中途夭折。

这次的变卦解释了为什么李明博之后到访独岛，这是韩国领导人首次到访该岛。独岛被韩国实际控制，但日本同样声称拥有主权，并称之为竹岛。李明博和其执政党的目的，是要在12月总统大选前利用反日情绪的高涨。这一议题甚至蔓延至足球场上，在伦敦奥运男子足球铜牌赛，当日本败给韩国的时候，韩国选手朴钟佑因为举起“独岛是我们的领土”的标语牌庆祝胜利而被罚失去铜牌。

首尔东京军事协议的瓦解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挫败。美国一直作为中间人促成该协议，与韩国和日本组成三方联盟以压制朝鲜，并间接压制中国。 “即使美国想重返亚洲，它〔美国〕对其首要地区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失望。”《经济学人》（2012年8月18日）局势甚至紧张到一个地步：9月份日韩联合军演时，一只日本军舰被拒绝驶近韩国的釜山码头。东京强烈抨击该决定为“极端失礼”。这表明了在亚洲爆发的权力博奕的复杂性，它不会由华盛顿或任何一方全盘设计的。韩国资产阶级基于显示其作为上升的地区大国的实力。台湾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尖阁诸岛上的争端同样显示了美帝国主义试图在日本重新军事化的同时调和亚洲国家间关系的问题。

李明博政府的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充满讽刺意味的。韩国精英们都背著1910至1945年间残暴的日本殖民时期“日韩合并”的历史包袱。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期，韩国国家的核心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组建，极其依赖服务过日本殖民军队的韩国军官。这包括前独裁总统朴正熙，其女儿朴槿惠是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她为她父亲的镇压统治的纪录辩护，显示出韩国统治阶级的反民主倾向，这是整个地区的资本阶级统治者的共同特征。

紧密交织

遍布中国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变成骚乱。最近关于东海的岛屿冲突升级，给在中国的日资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对日本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中国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日本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但是日本经济对中国也同样至关重要，作为中国第二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来投资国。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个月在中国大陆投资51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大约70万中国公民现居于日本。双边贸易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两倍，达到3,45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预期收益。

岛屿争端总的来说，使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日产公司来说，其在中国的销量达到其全球销量的27%。日产报告其仅仅在9月反日游行爆发的一周时间里就损失了2.5亿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车展厅被砸，生产设备而被迫关闭，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车也受到攻击。

丰田汽车销售在9月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销售下降40.5％。 《金融时报》报导日本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从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国汽车制造商的销量首次超过其竞争对手日本。韩国汽车制造商也渔翁得利，其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增加了。

抵制日货并不纯粹是自发行动，中国当局利用这些行动向东京施压。但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公司自己越来越多地面临贸易壁垒，抵制日货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机以及其他地区冲突可能成为严重拖慢地区经济的毒药。亚太区经济己经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查瑟（Chase）警告，钓鱼岛地区的领土争端让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损失0.8%，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来增长最慢，也同样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业可能让中国经济自作自受。 “这可能是世界上投资和贸易联系最紧密的地区。”美国前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说。例如去年，日本发生的海啸和核灾难后打乱了整个地区的供应链和工厂产量。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龚炯说：“今天两国经济如此紧密相连，甚至很难去定义一个日货。日本生产的零部件可能渗透到每一个先进的电子产品中。苹果的iPhone手机、联想笔记本、海尔的电视，仅举几例，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产的。”

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实际上是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制造，利用中国资本和中国工人。特别是在汽车行业，大多数丰田，日产和本田的汽车通过有国有股份的合资企业生产。龚认为：“抵制日本汽车实际上等同于抵制这些中国企业。”

反日游行示威

鉴于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暴行，不难理解在中国群众中对于日本政府单方面的挑衅行为的愤怒和恐惧情绪。日本政府的这一行为受到来自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这些抗议同样反映了更大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挫折感。但是中国当局利用这种情绪，将其表述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语言，目的在于推动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目标和支撑国内对政权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报》认为9月中旬的抗议潮是自从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中国最大的。日本“共同社”报导，抗议游行在多达125座城市发生。中国当局利用这些抗议游行向日本和美国施压。尽管当局批准了这些示威，一些企业甚至让工人放假以便参加游行，而安全机关则“指引”人群，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完全受到政权的控制。在一些城市，游行带有明显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种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但同时敌视中共及其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内被当局容忍了。

中国自由派博客写手“安替”对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10月16日）说：“因为〔游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现在又开了一个视窗，所以就有各种人会去参加了……’反日’是一种混杂著阶级对立的复杂的游行。出现了这么多的’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也都非常吃惊……存在著支持被开除党籍政治家〔薄熙来〕的团体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国的示威中出现令当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惊和尴尬。许多人抱怨这些游行（其中出现了对日货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为），称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来在党内的派别支持者和安全部门很明显利用这些游行让中央政府处于尴尬，并谴责当局对日本的“软弱”。这事实上可能令中共内部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的平衡被打破，在游行潮不久后，中央领导集体就足够“团结一致”将薄熙来开除出中共，并提起刑事诉讼。

薄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导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日资，也是有超过20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在游行中出现毛泽东头像，同样反映了复杂的政治进程。毫无疑问，举毛像是表达对当前中共领导层不满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义的回潮并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会主义思想。很多人把对毛的支持联系到呼吁对日宣战。

当局的麻烦并不只是来自毛和薄熙来的支持者。广东和深圳的一些抗议这举起呼吁“政改”和呼吁更多民主的横幅。在据称游行最为暴力的深圳，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深化下，该市的移民工的问题。抗议者试图闯入政府大楼，与深圳员警发生激烈冲突。有人认为暴力是由薄熙来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派别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让广东省委书记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难堪，破坏他升迁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很明显，中共政权的残酷的内部斗争的影响遍及反日游行，使其带有混乱和矛盾的特征。这显示了当前政权在政治上的脆弱和中央“控制力”的局限。而这使得当前领导集团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希望将人民的不满通过“官方”管道发泄。无人能保证这一做法会产生效果，也无人能排除会发生新的动荡（可能由内部派别冲突引发）。

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了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所有在这一地区的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这是前群众性左翼政党的退化和崩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地方的前史达林主义政党在当前的领土争端中都忠诚地支援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日本共产党尽管和石原的挑衅行为保持距离，却支持日本国有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以“平静地坚守”这些岛屿。在菲律宾，流亡的前毛派领导人何塞．玛丽亚．西逊在马尼拉和中国的岛屿争端中维护马尼拉对斯卡伯勒礁/黄岩岛的“国家主权”。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及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不会支持这些领土争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国家。我们反对日本控制钓鱼岛/尖阁诸岛，并反对野田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这些事件令局势火上加油。

我们捍卫所有邻国的渔民进入这些处于争端的海域的权利，同时认为有急切需要一个全面的国际计划去保护频危海洋生物，并避免过度捕鱼。我们反对国家海岸巡逻队骚扰和拘留渔船船员，和利用捕鱼船作为政府争端中的掩饰工具。所有政府在这问题上都难辞其咎。

社会主义者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极右势力的挑衅，但不是通过支持中国拥有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的口号达到这诉求。中国政权也利用此议题，以及利用中国人对日本军事主义的合理恐惧，以满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当局发表的民族主义的辞令以及种族主义和主战言论不但不会弱化日本的民族主义力量，反而会沦为他们的筹码。

钓鱼岛/尖阁诸岛无人居住，因此这不是捍卫受到压迫人民的权利的斗争。而在南海的争端中，主要是基于对海域的战略控制、对海底下的资源的控制权，以及与岛屿控制权连带的军事意义。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领导人煽动和操纵的民族主义浪潮会被利用来推进加大镇压、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工会、反移民、反女性权利和反性少众（LGBT）权利。他们代表著对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胁。桥下彻支持征兵制度，并模仿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指日本需要受选举监督和制衡的“独裁”。他们的政策会大大增加军事开支，不惜加大日本群众现在的经济负担。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好战分子的方法是通过中日韩乃至整个地区的工人和青年共同斗争和团结，例如最近日本壮大的反核抗议正是一个好例子。

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一地区各国政府推进军事化。他们烧钱装备武器并将海军升级的同时，各地的劳动人民却欠缺可负担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质素和可负担的教育和医疗。我们要求大幅削减军事开支，将资源用作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者和工国委（CWI）要求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例如长期受到当地人民反对的冲绳军事基地。我们要求美军完全撤离亚洲，让当区人民决定自己未来。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今天的民族冲突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有人呼吁成立新的(资本主义的)地区论坛，以对话去寻求危机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欧盟作为跨国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诺贝尔奖也不能隐藏欧盟资产阶级内部的极度的不统一和分裂。欧盟是统治阶级精心策划的，为求最大化利润而掠夺群众。同样，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盂加拉、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没有能力解决自己成员国在南海中岛屿的领土争端。

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岛屿不应被某一国的盗贼控制，海洋资源和频危渔库应该共同所有，并被该区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于登上无人居住的岛屿和石头上插旗，并因此而响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合唱，违反了各地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支援分享这些岛屿和附近海域的进入和使用权，并以建设由中国、日本和所有邻国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国家控制。我们支持通过大规模工人阶级斗争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邦，以取代资产阶级统治苦难和混乱。

香港的“保钓”运动

8月，满载著保钓者的保钓船从香港出发，最后登上了钓鱼岛。这次抗议活动由保钓行动委员会组织。这一组织接受来自许多不同政治团体的捐赠，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这些前左翼分子在钓鱼群岛的立场受到70年代地缘政治色彩的影响。当时毛泽东的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计划经济。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正日益向资本主义靠拢。但是保钓行动委员会同样从资深的亲中共建制人物中获得大量资助，其中包括政协委员、梁振英特首选举时的主要打手刘梦熊。刘梦熊在过去六年里向该团体捐助了四百万港币。正如英文有一谚语：“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钱的人给笛手定调子）如果如一些保钓人士所说，这场抗议活动代表了某种对中共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这些民主权利的敌人还要资助这场活动？保钓征程明显受到梁振英当局的幕后支持。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赠一幅画给保钓委员会拍卖筹款，民建联重量级曾钰成议员也同样如此。香港水警自从2004年之后每次都拦截保钓航行，然而此次却没有阻止保钓船离开香港水域。保钓船不仅携带四面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旗帜，而且还携带著来自亲北京的凤凰电视台的摄制组。梁振英当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热这一议题的话，当局就能从中获利，特别是当时正是立法会选举三星期前。而且这个议题可以用来抵消反对国民洗脑教育群众抗争的力量。

台湾：历史上最大的反核游行

台湾于三月九日举行全台反核大游行，当天正值历史上第二大311核灾 – 日本大地震、大海啸而使福岛核电厂熔毁 – 两周年前夕。亚洲是有著最大规模的核能扩展计划，各政府们自福岛灾难以来因群众极力反对而将其搁置后，现在正将之重启。

周日的游行是台湾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场反核示威。估计有十二万人参与在台北市的游行，其中包括了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报导指出，在南台湾的高雄市有七万人响应，台中则有三万人现身。而在东台湾的台东则有近年最多的两千位民众与会。台东是台湾放置三座核电厂核废料的区域，游行民众要求移走放在台东的有害废弃物。

台北的游行盛大而充满年轻活力。游行中主要的标语包括“核电归零”、“停建核四”，诉求主要是针对核能四厂。核能四厂已施工达14年，多次拖延时程且 不断增加预算，预计于今年稍后运转，目前为止已经花费超过100亿美元。反对核四的人们指出，核四厂厂址半径80公里的范围内，涵盖高达六百五十万 人口。

台湾与日本情况相当类似，常有地震发生。在反核游行前天，二月二十八日才发生了5.6级的地震，所幸无人伤亡。上一次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死亡。

向公投说不 

周六的游行要求停建核四，并将现存三座运转中的老旧核电厂除役。游行群众知道大多数人是站在他们这边，最近的民调显示，有五成八的民众支持停建核四，相比2000年的调查，当时有七成的人支持兴建核四。

国民党及马英九政府支持度低落，丑闻缠身，在克服反核声音上面临困境。马政府近日抛出将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核四厂命运。绝大多数参与周六游行的群众反对公投，并视之为政治陷阱。此议题在多次演讲被提及，其中一位更发言直称此次公投是“阴谋”。

有几个理由认定，由台湾政府以这个方式组织的公投，完全不是民主的体现。首先，公投在架构上，题目就可以设定成偏颇的。而马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恐吓战术，说如果停建核四，承造此案的台湾电力公司将会破产。而电价大幅上扬也必定会是其拿来恐吓的论调。

此外，公民投票的门槛限制相当高，要成案，必须有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及超过一半的同意票。这表示，政府可以提出超过两个选择，从而操纵议案结果。就台湾过去的经验，过去举办过的公投，还没有任何一次通过。

另 一个反对公投的原因是公投是由在野的民进党所推动的。亲资本主义的民进党虽然名义上反对核能，但无论在反核还是其他所有议题上，民进党都有著含糊其辞的纪录。民进党过往常藉由其最大反对党的政治位置，精明的操纵示威运动，将整场运动转化为民进党vs 国民党的选举对抗，而运动的核心诉求 – 针对这两个资本家政党的议论 -则被排挤于外。今次推动公投纯粹是基于其选举利益。

工国委在台北的游行中，与许多对社会主义有兴趣的青年和学生讨论，并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几乎卖完了我们准备的所有台湾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

我们支持309游行的无核台湾诉求，在政府的计划下台湾电力公司注定被私有化。我们要求台电由其工人和社区公共民主拥有和控制。社会主义者要求政府投资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及风力发电，并打破资本主义体制。因为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利润总是优先于人身和环境安全。

二零一三年

反对教育私有化政策 访问台湾左翼学生

１０年来台湾背负学贷学生激增２０倍

四月十七日，由不同学生自发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联盟”于教育部门外发起抗议，反对教育撙节政策。《社会主义者》访问了参与运动的左翼学生林同学，解释台湾当前教育商品化的问题，以及左翼运动的必需。

1. 你可以说下这次“反教育商品化联盟”的行动主要目标是什么？

这 次我们到教育部前面抗议并演出行动剧，是为了反对教育部推出的“常态性大专学杂费调整草案”。该草案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针对今年8月入学的公立大专与 私立大学新生，学费将调涨6%；第二阶段从明年8月开始，以GDP为门槛，前一年度GDP达3%以上时，最多调涨5 %，两阶段合计最高达11%。

绝 大多数公私立学生是来自于受薪家庭的子弟，但当台湾的劳工被迫放无薪假，就学贷款办理人数年年升高，教育部有因此降过学费吗？又为什么GDP成长率达 3%，学费就可以因此涨5％？这毫无逻辑的理由是无所不用其极调涨学费的藉口，这忽略了几年来还不出就学贷款的毕业青年，也剥夺了家境不优渥的学生未来！

所以我们提出了三点诉求：

一、不撤案，就下台！

二、废除学费调涨方案，拟定学费逐年调降方案，并优先调降私立大专费用。

三、为修正并扩大教育投入费用，应立即面对教育系属培育产业人才目的，课征资本利得税。

2. 为什么你们提出要课征资本利得税？

这十几年来，台湾背学贷的人次成长近20倍，靠就学贷款念书的比率，高达31.7％，几乎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人要背债念书。这代表教育部在涨学费的同时，这些涨价的金额几乎都要使这三分之一的学生全额负担，但此同时，台湾大专毕业的学生平均出社会的薪资，却不停滑落。

据 主计总处统计，从1997到2006年，我国受雇报酬占当年度GDP比重从49.4%下降到45.6%，十年间降了近4%；另一方面，企业营业盈余占 GDP比重却从33%上升到35%，且这现象更逐年加剧。以我国近十年平均每年GDP约十兆元来算，我国劳工薪资平均每年就有四千亿的减少，而企业盈余却 增加了约两千亿，这笔钱拿来办百年免费教育都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要达成草案中声称的“改善反重分配”，不该是拉高国立大学学费向私校的高学费看齐，而是该向占有越来越多经济成长果实的资本课税才能真正达到重分配的意义。

3. 台湾政府近年来的教育私有化政策是怎么样的？

私 立学校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中占有十分大的部分，而且越高阶段的教育对私立学校的依赖越重。解严以前台湾一直以来教育经费不足，因此特别依赖私人兴学。解严后 政府在广设大学的政策底下将原本的许多专科学校改制成为技术学院跟科技大学，以致于私立大学林立又浮滥（各类大学私立学校学生人数占所有大学学生人数约 73%）。教育部开始希望设立退场机制淘汰办学不佳的私立大学（资本主义的市场想法）。

除了宗教团体以外，私立大学主要由大企业集团与立委把持,名义上学校是非营利性的、公共性的，但是可以藉由工程回扣、以人头计领取干薪等等方式汇出利润。教育部相信引入市场机进入高等教育就会提升台湾的私立大学水准，于是教育部著手把教育“商品化”。

私人兴学在台湾变成资本家“投资办学”的工具，学校财团法人的董事蓄意将其身分当成营利性公司社团法人的董事一样，把“捐资”当成“股份”在操作，让学校喂饱了资本家。

教育部在这个时候出来表示要将高等教育“市场化”，商品化高等教育就能够提升校品质，根本就是图利私人企业办学、而且让资本较薄弱的较有理念之兴学给逼上梁山。

4. 蓝绿两营对于教育私有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蓝 绿在这几年间的教育政策立场十分复杂，两个掮客型（民粹）政党提出的政策都常常反复。通常在大选前会开出比较有利于多数人民的政治支票，但是在选后则常常 受迫于财团的利益与压力，没有将原本开出的支票兑现，或是将承诺的内容分段实现（也会有教育改革中重要的那一部分留给下一任处理的情况）。

台 湾的高等教育在1987年解严后开始因应市场需求（人民因收入提高而增加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快速增加，于是李登辉政府修改了大学法，但却也在同时放宽了 对大学的管理：逐步授权学校自行审定教师资格（让私立学校可以图利自己人），以及校务基金制度取代原有的公务预算制度等等（这使得后来学校更容易成为洗钱 的方式）。

而在高教扩张之后带来教育成本增加与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高教机构的经费问题，教育部希望透过主导学费调整，增加 教育机构收入来达到目的。在1999年以前所有学费都是由教育部推定，以学杂费为教育经费的补充为原则来订定较低的学费。但是在1999蓝营结束执政之 前，教育部废除齐一的学费调涨方案，改采“弹性学杂费调整方案”，由教育部订定每年调整上限，各校自订收费标准。

在之后绿营执政的八年 间，学生社群也举行了许多“反高学费运动”，于是朝野协商修改了“资讯公开法”与“大学法”，让各大学财政资讯尽可能的透明化。但是如今财务资料放置网路 并未经过有意义的整理与宣告，学校行政方之外的成员也难以影响学校决定，等于是没有有效监督机制，放任董事会迳自搬运钱财。

因此此时许多学生社群发起“反高学费运动”，之后马政府受迫于政治压力自2009连续五年开始冻涨学费。但在近期各个大学开始喊钱不够，于是出现了这次的争议。

5. 台湾的普遍青年人除了教育问题还会面对其他甚么问题吗？

其 实所有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在过去三十几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当道，以为开放市场就会让所有的人更为富裕，但却只让顶端10%的富人掠夺经济成长果实，其余 的90%所得更甚至是负成长、失业率大为增加。台湾青年失业率约15%，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3%与日韩的9%，而且社会福利制度近乎空白、劳动条件极其苛 刻，造就台湾人口中的俗语“毕业即失业”。

而且因为没有规划好的高等教育之关系，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造成许多青年 长期失业，自信心丧失更难找到好的工作。当工作机会减少时，年轻人只能到新兴产业竞争有限的新就业机会，或者竞争旧产业中退休者空出来的有限职缺，而很难 把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中年人挤下岗位来。但是90%人口的消费没有扩张，新兴产业的发展动能就不足，因此新兴产业所能提供年轻人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当经 济成长越来越失去劳动阶级的支持，富人对 90% 受薪阶级的剥削使得放任的市场机制“竭泽而鱼，自取灭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而 台湾经济部劫贫济富，股王缴税5％且享受各种政府低利贷款等资源，而中小企业却要缴的营业税却高达25％，以致于中小企业出走、衰亡，连带使得技术工人的 就业市场与技职体系的出路一起萎缩。假如经济部政策不改，只偏爱大企业，而大企业聘雇人才有限，当然青年失业问题也永远不会获得解决。

6. 你认为台湾的学运跟工人运动需要连结一起吗？

在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学生、劳工、教师联合行动举办了“工学斗阵、拒涨学费”，抗议现任教育部长提出的“常态性学杂费调整方案”、抗议教育部违法下放学费决 策权，反对大学法人化等等。而在其中，除了各校学运社团与各校工会以外，也还有全国自主劳工联盟、华隆工会、团结工联等等来一同对教育部施压。

劳 工团体在工学斗阵的诉求中，扮演的是学生家长的角色（毕竟台湾大部分家长都是受薪阶级），在整个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公下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批家长。劳工团体 声援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常常声援劳工团体，像是去年的秋斗――“人民向左转”――反对政府右倾偏爱财团的政策中，反教育商品由学生为主的队伍也成为五个大 队中的一队。

虽然台湾学运圈并未公开地著挂上左翼的符码，但是其中许多团体在工运抗争中都会出现。台湾的学生身为被资本家压迫的一群人，觉醒者必然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而我也认为台湾的学运跟工运必须要作上紧密的连结，希望学运圈可以成为台湾社会公平、人民左转的一支大助力。

7. 你为甚么会成为一名左翼青年呢？

还 记得当年我还没有启蒙的时候，我仍旧是个双十节会拿国旗在家里呐喊、崇拜政府崇拜领袖的小孩子。但不知不觉……随著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资讯、现实给青年的 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察觉真相：政府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大有为、我们的福利政策很随便、资本家操弄著我们的政府，或蓝或绿都一样右偏。

政 府说：“经济变得越来越好、GDP有上升”，我却看到失业率越来越高，为什么GDP上升，受雇报酬却越来越少？我眼看著企业主越来越富有、我们的经济成长 果实都被企业拿走，劳工的薪资越来越低，临时工比定期工还多上好多。这个时候政府却叫我们勒紧裤带，要冻涨我们劳工阶级的薪资，却可以拿我们缴的税拿去稳 定股票，把人民累积了很久的棺材本砸进股市。

这么多荒谬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我不可能不发一语、我不可能当做没看见，所以我渐渐进入了学运圈，汲取了许多左派的论述，也见识到了世界资本家的黑暗面。我知道虽然我一个人出来当左翼青年力量微薄，但是结合众人之志，我们可以让世界更公平、更美好。

台湾渔船枪杀事件：菲工成为种族主义的代罪羊

五月九日，在一名台湾65岁渔民洪石成被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射杀后，台湾政府开始鼓吹一股反菲情绪。在台的菲律宾移民工首当其冲，承受这场外交风波的恶果。在过去几天，发生了数次在菲律宾非正式“领使馆”外的抗议，更令人忧虑的，是针对菲律宾移工的街头袭击。

两 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法使情况火上加油。对于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把枪击事件描述为“意外”，很多人感到愤怒，事实上该台湾渔船被击中共45枪，可见没有更多人 伤亡，已经算是奇迹。同时，民望极低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明显藉著此事件，一方面强化其在中南海领土争夺的位置，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增加其支 持度。台湾政府在巴士海峡（台菲两国各自主张的海域）进行军事演练，明显更进一步提升紧张局势。一名台湾海军发言人表示：“（军演）目标是彰显我们维护国 家主权的决心。”

五月十五日，菲律宾政府在枪杀事件上作出道歉，但台政府以不够诚意为由拒绝，要求菲律宾驻华代表返回菲律宾、召回其驻菲 律宾大使，及对菲国实施一系列制裁。这包括终止菲律宾外劳的申请、发布菲旅游警示为“红色”、不鼓励国人赴菲旅游或洽公、停止双方科技研究合作，以及早前 提到的军演。这项措施增加国家的紧张局势，无可否认激起了台湾反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台政府向菲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洪石成的死亡作出正式（政府官方）的道歉，向其家人作出赔偿，并将当时负责射击的海岸警卫移交至台湾进行司法裁判。

两 国政府的反应均受到政治因素与声誉的问题所影响。由于菲律宾在五月十三日的中期大选，令菲政府决定延迟这个可以来得更早的道歉。由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复 杂性，令菲台两政府没有正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台湾政府来说这意味著道歉不够正式诚恳。菲政府的道歉只代表其“人民”作出，并没有提到“政府”。这给予 了台湾统治者机会，并利用此作为其制裁的藉口，而受影响的却是菲律宾工人而不是菲律宾统治精英。尽管阿基诺政府表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媒体并 没有因此而停止对其的攻击。

南中国海的冲突

中国的独裁政府正假装支持台湾，事实上它所实际关注的是其两岸关系（中国和台湾），以及与多国在南中国海争夺资源的混战（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在中南海的领土纠纷上，菲律宾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客急不及待谴责台湾为“北京的代理人”。

因 此，五月九日的枪杀事件实际上连系到背后该地区更广泛复杂，和不断升级的海事纠纷。南中国海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再平衡”的关键焦点，其主要目的是监视 中国日益增强的势力。菲律宾和台湾是美政府的两个关键盟友，其外交对峙正令美政府摇头感叹，但这也显示了其行动正在挑衅蜂巢。在美国的怂恿下，所有政府都 在扩大自己的海军部队（但它们同时声称不能负担学校，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公共开支），并越来越多地利用捕鱼船队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上星 期，日本海岸警卫队以“非法闯入”为由在日台两个政府都声称主权的争议地区，逮捕了台湾渔船的船员。这事件令台政府尤其尴尬，因其在四月十日才刚与日政府 签订了在钓鱼岛附近区域的捕鱼合约。这场交易惹起北京政府的愤怒，北京驳斥双方政府宣称拥有钓鱼台主权，并同时在此问题上与日政府陷入僵局。不同富豪精英 之间的地域权力斗争所导致的局势紧张，使像五月九日的枪杀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

社会主义者反对对所有国籍渔民不断增加的滋扰，和对其生命 安全的威胁，这部分是由区域权力斗争所引起的，但也是由于严重耗损的渔资源（过度捕鱼和因气候变化使海洋变暖及酸化）。这导致了更强烈的竞争，迫使渔民航 行到更远的地方及冒更大的风险，甚至非法行事。台湾渔业界的产量为全球第六大，产量在2001年的773,000吨下降至2010年的688,000吨。 马总统在2008年赢得大选，承诺要打破行业萎靡不振的命运，但并没有成功停止产量的下降。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跨国的规划机制来管理海洋的 有限资源，并采取紧急行动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但我们不能相信资本主义政府，从过去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它们对利润的欲望将无法受到任何协议的规范。南中 国海和其无人居住的岛屿应该成为一个公共区域，由海上各国人民共同民主地管理。社会主义者要求受争议地区的非军事化，反对所有政府的军事建立。渔业的工人 必须对其日益增长的危险作出反应，组织建立国际的连系，达成民主和集体的解决方案，反抗资本主义政府和经济利益争夺控制有争议的海域。只有社会主义的斗争 和工人阶级对经济生产的控制，能提供危机的出路。

种族主义：对全体工人的胁迫

所有台湾的亲资本家政党― 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 ― 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赢得其民族主义者的光环，并分散人们对其打压劳动权利的注意力。数周前，年迈的绝食者露宿在劳委会前抗争，政府已颇感棘手，兼有成千成 万工人上街反对腐败政府和其对劳保年金的缩减。因此，对统治阶级而言，种族冲突颇能有效的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移工是台湾资本主义环境下最 大的受害者之一，他们没有工作权保障，薪资低廉，工作条件恶劣，而此时人们对生活愈差的怒气被误导至移工身上，令他们沦为怒气的标靶。已有媒体报导传出餐 厅拒绝供餐给菲律宾人，也有许多雇主解雇移工。已有案例是雇主将移工禁锢在洗手间，以示对其政府行为的“惩罚”。88,000名在台菲工在这个礼拜实在处 于绝望的状况。

过去几天，人力仲介公司已经发出警告，呼吁菲工只有在必要时才外出，并且远离渔村，可见许多在台籍渔船上工作的菲工的困 境。最近一则台湾国际工人协会 (TIWA)的报导指出，自1992年来政府就藉由引进超过7千名印尼和菲律宾渔工，来替资方节省人力成本。因此政府突然“捍卫”起渔民的权益，只是虚予 伪善。实际上，过去二十年，政府不断降低渔工薪资和劳动条件！

也只在数天前，工会的移工曾参与绝食抗议的游行，以行动表示他们的支持。移工在到桃园的游行中，推著绝食工人轮椅的画面，就是对急需联合所有劳动阶级的明确提示。政府的卑劣技俩只是要试图打击工人的团结。

一 些工运评论者已经试著指出，禁用菲律宾移工对马尼拉当局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在台湾的菲律宾移工人数只占全菲律宾移工中很小的一部份。这个论点完全误解了政 府当今作为的目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所有向菲律宾人民报复，反对只以台湾劳动人民利益的民族主义论点。我们支持洪石成人求偿的权利，也支持应成立包含台湾渔 人代表和菲工代表的独立调查单位，以检视5月九日的事件。

无疑，台湾的统治阶级正利用这出悲剧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来遮掩其对劳动阶级的攻击。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各个击破。只有团结一致 ― 联合包括台湾人、菲律宾人和所有其他国籍的人― 方能击退资方和政府，改变社会，改善生活条件。

工会和台湾尚称微弱的左翼力量，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单单是从道德上反对种族主义是不足够赢得争论，并击破政府分化工人的策略。我们需要建立工人抗争的联合阵线来对抗种族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来捍卫所有人的工作权、住房和公共服务。

台湾: 紧缩财政削减劳保 分化公私部门工人

在第二任任期追求历史定位的保守右派马政府，从任期初始即抛出多项体制内的改良政策，其中或有立意甚嘉的构想，但即使是这些体制内的些微改良，也遭遇资本家的抗拒，浅嚐则止，很快就退缩成更无力的阉割版本。

而另一些所谓的改良政策，则是批著改良的口号，实际内容则是完全悖离了群众利益。

为亲资本家的官僚所把持、主管劳工事务的劳工事务委员会（劳委会），于去年（2012）底，主动发布了劳保基金的精算报告，精算报告内容直言，劳保 基金将在2017年开始，基金支出将开始大于收入，于2027年劳保基金则将会破产。意图藉由偏颇的数字来恐吓工人，塑造危机气氛，再推出紧缩的劳保基金 版本，降低劳动阶级退休保障，来缩减政府支出。同时资本家也利用传播媒体作为其传声筒，将劳苦大众累积的怒气，转移相对保障较明确的军公教人员身上，煽动 工人阶级内斗和分化。

事实上，即使以目前劳退年资给付率1.55%，年资三十年，投保薪资四万元试算，每月月退金也仅 20,088 元，若再考虑退休时的物价膨胀，这笔月退金很可能无法负担起劳工阶级退休后的生活支出，若是如劳委会所提之乙案，调降年资给付率到 1.3%，情况则只能更为恶化。

至于此次劳保基金破产事件中，被趁势检讨的军公教，其退抚制度也由设计上较为理想的确定给付制，逐渐同一般劳工次等保障的确定提拨制看齐。与去年相 比，中央政府总预算虽仅比去年减少0.4%，但内政预算减少了2%，作为独立媒体的公共电视也降低了1.99%。但与这些数字比起来，民众的感受却是更强 烈，于2000年施行的《中央政府总员额法》，明定了中央政府的总员额上限为17万3千人，使绝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在员额受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聘用了大量 的派遣人员，而有了身负保障劳工使命的劳委会，过半员工是约聘派遣人员的讽刺现象。

续往资本家倾斜 “民主”机制失能

而与私部门雇员（劳工）和公部门雇员（军公教） 狠砍的福利和紧缩政策比较起来，马政府对资本家的优惠，却是毫不手软。按照马政府的规划，涵盖所得税、关税、货物税等，今年至少还要再帮财团减税500亿元。真是一边体恤资本家，一边勒紧劳苦大众的裤带！

除此之外，呼应财团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声，供应人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持续进行民营化、私人化。看顾人民健康的医疗院所则在医院自主管理、卓越计划等政策下，将医院的管理权，更多得交由财团追求获利，也难怪财团荷包饱饱，底层医护过劳，人民接受的医疗品质下降。

在土地政策上，亦是相同景况，资本家仍是同样的说词，同样的剧本。追求利益、扩大资本仍是其唯一目标，仍是推动所有事务的动力源头。于是不管土地徵收，都市更新，人民的声音皆已被淹没，消失在资本主义下，轰隆隆的运转声里。

美帝中帝　台湾交锋

争议多年的核能四厂能否开动运转，目前正处于关键的时刻，核四厂关键部件，主要由美商奇异等美国公司提供，美国的资本家，为了其利益，必定伸出爪牙，对软弱的马政府施压。

马政府积极运作加入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係协议》（TPP），不只是全球化的一帖毒药，更可视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延伸。在TPP架构下，台湾自 身的立法权将受到限制，如果台湾通过了损害外资企业获利的法令，外资企业有权利提告要求保护其利益。TPP对智财权的保护也更严格，超过了《反仿冒贸易协 定》（ACTA）。同时TPP也限缩了网路自由，付予财团能直接取得个人资料，遮闭网站，甚至封锁网路的能力。

台湾如果加入TPP，不管政治上或经济上，将成为完全的附庸国。

藉由《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早已向资本家靠拢的独裁国家 – 中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力， 相比起美国等也不断提升。更由于台湾与中国地理与历史上的渊源，中国与美国在台湾势力互相拉锯，则是可以预期的。

蓝绿尽为财团发声 急需工人政党

创党百年的国民党，与曾经是中间自由派的民进党，再数十年互相观摩、学习和模仿后，除了统独议题外，早已让人分不清两者的差别。前民进党主席蔡英 文，对残暴打压工人的柴契尔夫人和独裁者朴正熙之女朴槿惠都表达了讚扬。蔡英文认为“朴槿惠这次获得过半韩国人民的支持，除了她个人因素外，也不能忽略韩 国政府及社会韩国社会在转型正义上的坚持与努力”，对柴契尔夫人，她称许“这位‘铁娘子’在80年代如何带领英国走过艰难的转型困难期，如何动用军队运煤 来对抗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在过去无论是在反核运动、苏花高案、国光石化或者是其他劳动议题，民进党只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他们也许会在议会内提提 反对声音，或者是在面搞几次游行来争取选票，但是作为财团所支持的政党，他们根本不会也无意改变现在资本主义的压迫。

由此可见，国民民进两党并不是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迫在燃眉，工人们需要另立自己的工人群众政党，以社会主义为纲领，反对资本家的进攻！

马英九政府深陷危机　需要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国民党只懂操控政策来获取经济利益、剥削台湾人民。现在血汗劳工还有劣质原料充斥著市面，而劳委会跟公平会大都在维护资方的利益，欺人太甚！”本刊访问一名高中生，他对现时社会的矛盾表示愤怒。

马英九政府统治危机　民望创历史新低

社会问题深化，代表资本财团的国民党政府在连任一年后根本无法化解危机，马英九的民望创了历史性的新低。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马英九感到满意的人不足14%，而2012年5月的这一数字为20%（台湾TVBS，05-2013）。其他电视台的调查结果与此类似。《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不满意马英九施政的人增至70%（20-05-2013）。

此外，林世益贪污案件导致整个统治阶级阵营的威信受到民众质疑。2012年6月，国民党副主席及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被传媒揭发涉嫌索贿，涉及贿款达6,300万，其多名亲戚也涉及在内。至今年4月，台北地方法院审判处只将其轻判有期徒刑7年4个月，其多名亲属全部获判无罪。这判决惹起社会民众的愤怒，超过7成民众认为，不再信任司法制度，并认为马英九应为事件付上责任。

贫富差距恶化　工资退到十六年前水平

台湾民众的薪资处于极低水平。虽然政府从4月起将每月最低工资提高新台币267元，由每月新台币18,780元些微提高至19,047元，但这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急剧恶化的问题。3月份国内第一季实质平均薪资为53,689元，倒退到16年前水准。食物价格持续高企，一般家庭购买频度较高之消费品价格上涨1.64%。马英九在去年当选连任后，更不断实施打击劳动人民的政策，包括提升了油价、电价，又以削减劳保来缩减政府支出、涨学费等政策，令台湾的劳动大众的生活更百上加斤。

贫富差距恶化的速度惊人。根据财政部资料，2011年根据综所税申报户，最贫穷与最富有的5%家庭平均所得差距共超过96倍，续创历史新高。2010年，最穷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4.6万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达429万元。台湾贫富差距在未来可能很快就飙破100倍。

而财政部官员也表示，实际的贫富差距更严重，因为真正的穷人的收入低到不用申报综所税，有钱人则有许多避税管道或免税所得不用申报，例如炒房、炒股的资本利得等，有钱人的真正所得远高于财税中心掌握的水平。

1998年所得最高5%与最低5%家庭，贫富差距只有32倍，2008年已翻倍达65倍，《自由时报》评论，这已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自由时报，2012-3-27）。过去三十年至今，在收入两端的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不断增加，阶级矛盾加剧，这也令新一代的青年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上升。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继续深化

2013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继续深化，对台湾的经济有著莫大影响。台湾作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出口一直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占GDP比重达75%。欧美及中国的市场对高度依赖出口的台湾有著重要的影响。

去年爆发的欧债危机持续深化、美国经济尚未复苏、加上中国作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对台湾的出口造成更大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实施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令日圆快速贬值，令原本在台湾的外销订单转向日本生产，大大影响台湾的出口。台湾4月份出口较2012年同期衰退1.9%，其中对欧洲减少18.12%。因出口及投资需求减缓，4月份整体进口也较2012年同期下跌达8%之多。

欧债危机持续及深化，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一月预估的2.4%下调至2.2%。台湾的GDP增长预测也被大幅调低，由去年的3.57%降至2.14%（台湾综合研究院，14-06-2013）。国际信用保险业者科法斯（Coface）集团预测2013年台湾GDP增长为2%。

面对经济增长放缓，马政府继续尝试刺激经济，在5月底花费32.4亿新台币，推出十多项措施，包括建议撤销由一月份开始征收的证所税等税务优惠，意图刺激投资；又向民众提供补贴购买环保家电，尝试刺激国内消费。可是，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台湾劳动大众的真正社会问题。

捍卫言论自由　需要不断抗争

一众资产阶级政府均极力压制对其不利的言论。日前美国前CIA情报员斯诺登逃亡到香港，揭露美国政府监控民众的恶行。多年来，数名揭发美国政府恶行真相的泄密者受到连串追捕被政治迫害（如维基解密创办人阿奇和前美军曼宁），这揭露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大国”的虚伪。

马政府也不例外，早前草拟一连串封锁言论自由的草案，包括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在5月21日由公布将修正《著作权法》，阻止国内网路使用者连结至国外侵权网站，表面上打击盗版，实际试图上箝制网上的言论和通讯自由。这引起社会极大回响及反抗，民间发起了抗议行动，将6月4日定为“网路全黑日”，如“维基百科”等网站便在该天关闭以示抗议。虽然智慧局在期后确定不再推动，但可见政府尝试封锁不利于自身利益资讯的意图。这不是什么新鲜事，2011年美国众议院曾提出SOPA（禁止网路盗版）法案，名为打击盗版，实际上实行政治审查及打压言论和资讯自由。最后因为受到群众的抗议而被迫停止推行。可见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从不是由资本主义政府赐予，而是透过群众抗争获得！

马政府利用种族主义转移视线

五月初发生的台湾渔船事件，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机会暂时转移视线，将工人分而治之，并挽救马英九的民望。台湾渔民洪石成被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射杀，马政府立即鼓吹反菲律宾的种族主义情绪，对菲国实行一系列的制裁，包括终止菲律宾外劳的申请。这些措举激起台湾反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五月份马英九的民望比四月微微上升。

马政府对菲律宾进行贸易制裁，但另一方面不敢太过份导致其经济受损。菲律宾是台湾2012年第7大出口市场，有68亿美元顺差，而菲对台的进口仅有21亿美元，呈递减态势，所以对菲律宾进行贸易制裁实际上对台湾的经济损失更大。马政府的制裁并不是由于关心死亡的渔民或其家属，而是借此机会挽救其极低的民望。台湾的统治阶级利用这出悲剧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来遮掩其对劳动阶级的攻击。所有台湾的亲资本家政党均抓住此次事件，借此赢得其民族主义者的光环，并分散人们对其打压劳动权利的注意力。

迁怒于移工并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只会中了统治者的圈套。台湾大约有8.8万名菲律宾移工，其中大多数为家庭佣工，以及制造业的流水线工人和工程师。移工是台湾资本主义环境下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没有工作保障、薪资低廉、工作条件恶劣，其利益与台湾劳动民众利益一致：工作保障、工资提高等权利。我们需要建立工人抗争的联合阵线来对抗种族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

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出路　需要社会主义的斗争

国民党亲资本财团的脸孔已是众人皆知，作为反对派的民进党，并没有任何比国民党与别不同的政策，其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在2000-08年执政时已表露无遗，其执政时的贫富差距亦是有增无减。

民进党多年来曾以统独问题，将自己与国民党显得不同，但实际上，资本家的民进党根本不能逆中台资本融合的潮流，统独问题只是民进党的民粹空喊，掩饰自己与国民党一样的亲商政策。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而中国也是台资本家最主要的投资地方，目前在中国的台资企业有10万间，在中国常住的台湾人口有150万以上。大部分台湾民众目前最关心的不是统独议题，而是更切身的民生和工作环境。

国民党强调经济上与中国更进一步融合，而民进党强调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实际上两党所代表的都是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善台湾基层民众的生活。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未来将继续深化，台湾经济必定受到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将继续推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继续实行私有化，打击劳动人民的措施。台湾政治上长期被两党垄断的情况下，缺乏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这正是我们现时需要的。要真正改变劳动大众的生活，需要挑战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蓝绿两党，建立工人阶级的声音和政治工具－一个属于工人的群众性政党。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

台湾：818 两万民众到总统府　抗议苗栗强拆迫迁　

八月十八日，两万民众上街，到台北总统府前抗议国民党政府在苗栗大埔地区强行进行土地征收及拆除房屋，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号。行动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中间间以各团体的发言，声援苗栗民众。活动在十点结束后，有两千名民众，转往内政部，聚集在内政部占领门口，一些民众进行涂鸦，甚至在内政部空地种植蔬菜。直到隔日的周一晚上六点，才在农阵公开宣告“不是停止，只是开始”后解散。这天晚上的“把国家还给人民   818拆政府”行动，是承接八月十六日在苗栗县政府的“守护苗栗音乐晚会”，当日苗栗有上千民众参加。参予此次行动的，除了主办NGO团体“台湾农村阵线”外，包括因反对家园土地被征收而集结的多个自救会外，也有核能议题、反两岸服务业贸议协议、关厂工人、秋斗平台、苑里反疯车、台东红叶部落温泉饭店开发等团体。

这次集会是继八月三号二十五万台湾民众上街参加“万人凯道送仲丘”后再度上街，总统马英九曾经承诺彻底侦查洪仲丘事件，目前由一般法院接手，但是事件已满一个月，仍没有查到任何真相或结果，让人民感到愤怒及更加不相信政府。这进一步激发了人民对马英九政府的不满。

工人国际委员会台湾的成员到场参加这次集会，我们全力支持苗栗大埔区居民的抗争。

工国委（CWI）台湾的诉求：

立即停止征地及强拆！
刘政鸿立即下台！由大埔居民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贪污事件
大埔四户地归原主，被迫迁或拆除的居民组成委员会，民主决定安置及赔偿计划
由当地居民自愿组成土地委员会，民主规划土地用途

台湾：另一个有利于财团的协议

台湾和中国签下了服务业贸易协定，两岸将开放多项产业互相投资。如同2010年许多人反对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项协议将仅仅有利于财阀。

台湾将开放64种产业，运输、洗衣、旅游、中药，理发、美容等给与中国投资。而中国则开放80项，包括出版、保全、金融、零售、电子等产业给与台湾作为回报。

全台各地涌现了愤怒和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累积了国军丑闻，土地征收等事件和议题后，对于像跛脚鸭的马英九政府，以及执政的国民党的不满后。服务业在台湾的经济中占了巨大的分量，成千成万的人会因这项协议收到影响。在立法院前曾聚集了愤怒的群众，其中一些抗议群众甚至尝试冲进立法院。

台湾的工人和小商家绝对有理由对服贸协议存疑。如同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目标著眼在让大财团有更大的空间来压低薪资、最大化利润，来分化劳动阶层，让工人彼此竞争，而陷入“竞次效应”（race to the bottom）。这项服务业贸易协定，一开始就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擘划，而不是普通工人。

反对服务业贸易协议的力道反映了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一些知名的企业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国资本进入这些解除中资限制的产业，将对他们获利造成影响的忧虑。对于部分资本家，或许是。但无疑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们和小商家。工人们的工资会大幅下降，而大部分的协议所列产业中的小商家则会被彻底消灭。统治阶级其中的部分人可能不乐于见到这样的变化：台湾和中国的资本家联手为企业利润打拼。

有些商界人士，尤其是出版业者，藉由民族主义的言论来掩饰，其实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企业的获利。他们暗示服务贸易协定背后真正的目的，是北京将借此能够来台出版、宣传，而降低书籍价格，并且市场上将充斥著廉价、中国出资的书籍。而此其时，北京显然并没有这样的计画，这些指控只是出于出版商要隐藏他们真正的意图。

大高雄总工会指出高雄的百分之七十的商业活动和工会百分之八十的成员是就职于列在服贸协议中的产业。但即使有这么多劳工会受到影响，大高雄总工会仅仅是发布了一份对服贸协议的“声明”。他们仍是以民族主义的论调，暗示服贸协议潜在的安全风险。工会领导人显然认为这是安全的论调：一份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众认为服贸协议的签暑是中国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掌控。

有些工会，像是高雄市洗染职业工会，他们反对服贸协议，是因为马英九政府无法保证中国工人不会来台湾抢饭碗。新娘秘书发展协会则说如果马英九政府不能明订“不得引进中国技术师”，就不应该签署协议。这些论点都认定是这次两岸间的协议才带来这些变化，但十多年前，台湾的资方早就用低薪来聘雇外劳！许多产业也因追求低廉的工资，外移去了中国的经济特区。服贸协议只是整道程序的最后一步而已。

工会应该藉由组织在地的移驻劳工来反击外包和境外生产，如果劳动者有强大的工会和集体工作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s）作后盾，使所有劳动者同工同酬，就没有谁取代谁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怪罪中国工人偷走了台湾人的工作。工人应该把矛头对准马英九政府和台湾的资本家，他们在议会中，为修辞学上的统独民族问题吵得口沫横飞，但实际上为了商业利润之名，出卖工人可不会犹豫。

一些服贸协议的反对者，如台湾教授协会，认知到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只让少数人得利，而大部分群众则蒙受其害，起来呼吁组织群众游行。但可惜的是，他们也仅只是要求重新协商，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野的民进党对服贸协议持反对意见，不过因为民进党机会主义的性格，跟过往对比，抗争的力道显得薄弱了许多。现在在民进党内部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要对北京展现更亲近的态度─以迎合台湾资本家所希望见到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滋长的反政党情绪，这在群众游行中可以看到，使得民进党只能以“个人身分”参加。这个现象是全球趋势，但除非这些反政府的斗争能够发展出清楚的政治替代方案─建立群众斗争的新政党─否则现有的政党，如民进党，将会在未来的选举中失败。

马政府和民进党都不曾展现为台湾的劳动阶层改善现况的意图。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党─不管名义上是倾向台独或反对台独─都不会为停止对劳动者的剥削出力，因为对资本家而言，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获利。在未来的选举里面，工人绝不能相信国民党和民进党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来看看中国的情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面向拼命私有化，私有化原是公有的经济部门。这对中国的工人来说，看到的是工资的降低，工作岗位数量的减少，公共服务的收费提高而且品质降低。

要能让台湾和中国的劳动者能团结齐心联合斗争，还有许多屏障要克服。多年来，两个政府之间散播的不信任，让这样的联合有很大的困难。服贸协议应该提醒台湾和中国的工人、小商家，即使民族主义者的口号喊得再响亮再激情，当目标是要减低劳动者的权利，消灭小商家，最大化利润时，这两个政府是如此的合作无间。台湾以及中国的劳动者，两者都是资本家合作下的牺牲者。

民族主义─我们会在未来的七合一选举中，看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不断提起的主轴─这并不能停止工资的降低，停止退休金的削减，停止产业的流失，停止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廉价出售。民族主义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用作分化工人的手段─不论是台湾，中国或是外劳─彼此对抗，而资本家从中获利的大旗。

台湾的劳动者需要建立替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来取代泛蓝和泛绿阵营。我们需要建立战斗性的工会，来为今日所有受困于资本主义牢笼下的人们剪断枷锁，而不仅仅只是帮助其他未得合理报酬的工人而已。

台湾：国民党内部分裂

2013年9月6日，台湾检察署下辖特侦组对外界公开监听立法院长王金平与与民进党立委党鞭柯建铭的电话交谈，被总统马英九称为“司法铁汉”的检察总长黄世铭此前于雨夜携带相关资料已向马英九私下报告。

王金平“不法关说”案由此引爆，法务部长曾勇夫与台湾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涉嫌关说，曾勇夫被移送检察院调查。而民意支持屡创新低的马英九及其阵营更是在王金平前往马来西亚参加女儿婚礼之时，恰逢中常委开会，痛下杀手开除其国民党党籍从而免去其立法院院长之职。

现任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一向标榜行事清廉、温和犹疑，在党内人事上也很少有铁腕直断的行为，曾被民众与舆论戏称为“不沾锅”。而作为台湾现任最资深立委和立法院长（担任立法委员近三十年，担任立法院长十三年）的王金平，由于出身高雄，代表著国民党内的本土派势力，且一向长袖善舞，善于调和国民党与民进党朝野两党间关系。而其名下登记的土地至少就有45笔，可谓“立院地王”。

“不沾锅”下此重手意图在国民党内将“立院地王”斩草除根，却是引来岛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也使台湾政坛爆发一场大海啸。事件的影响不仅涉及国民党本身，作为涉事方的在野党民进党和许多反对国民党的人士将此事件归为总统滥权和操弄司法从而导致的宪政危机，还有媒体人士将之比作中国大陆的“文革”。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民进党副总统吕秀莲已表示将集结力量讨论弹劾和罢免马英九总统职务。

9月12日王金平回到台湾时，桃园机场有近两千名声援民众到场，全国各地农会系统、义消、义勇搜救队、妇女会、原住民团体等拉起一面面红布条，高呼“王金平加油”、“马英九下台”。代表不同党派和立场的政治人物也在现场出现，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国民党立委林郁方、李鸿钧、黄昭顺、卢嘉辰、李庆华等十余人，台联立委黄文玲、叶津铃，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无盟立委高金素梅都前往接机，连胜文（连战之子，国民党中常委）特别助理徐弘庭、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现身力挺。

甚至还有在野人士呼吁王金平索性分裂国民党，拉起人马另组第三党参与明年的“七合一”竞选（即2014年底直辖市长、市县长和市县议员及乡镇村里长及代表的改选同时进行，对于台湾岛内的政治格局划分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上有不少青年也自称为“保王党”，以支持王金平和力挺民进党来表达对马英九的不满，并在网络上播放当初马英九的公开演说视频。马当时指称，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民意支持率低于18%，已经失去统治合法性，应该下台：“一个总统满意度只剩18%就可以下台了，不下台就是没有羞耻心。”以此来映衬马英九的恋栈和所作所为。

马英九支持率现时已跌至不到一成（年代新闻民调中心9/15)，只剩9.2%，不满意度高达80%，比扁任期最低的10%更差。而且有55%民众表示不赞成撤销王金平党籍，使其丧失立法院长职位，只有17%赞成。连国民党民众赞成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只有37%，而反对的高达47%。

09月15日的民调显示六成民众表示支持罢免马英九（苹果日报，15-09-2013）。民进党也将发动立法委员弹劾。罢免总统首先需要三分之二的立委通过，现时国民党的议席超过一半，只有民进党不够票数通过。但若果国民党支持王金平的立委也支持罢免，则能够过半数过通。

马英九为何要在本人支持度已经极其低迷，痛下杀手进行可能导致国民党分裂和本人名望进一步下跌的内斗呢？

虽然早在2005年，马英九与王金平两人为竞选国民党主席的职位，而心生芥蒂，而且两人行事风格和出身背景迥然不同，如马英九被称为“没有朋友的总统”，而王金平被称为“没有敌人的院长”。但是马英九一意孤行和顽固决策，显然绝非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或者心怀嫉妒。

一种说法是，国民党中的荣誉主席连战、新北巿长朱立伦、荣誉主席吴伯雄和台北巿长郝龙斌为代表的国民党内世袭的大家族由于党主席马英九支持率过低，计划抛弃马，在9月底要他为明年“七合一”选举结果负责，并由民意支持尚高的王金平取而代之。所以，马英九为巩固其权力，而对王金平痛下杀手。

不过，虽然连战和其子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等曾公开指马英九在王金平事件上处理不当，但作为国民党内亲北京的一线代表人物，无论连战还是吴伯雄都不太可能没有北京的默契，就为北京所猜忌的王金平密谋什么“倒马”。

但是，国民党内大佬们力挺王金平足以说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在总统支持率日低，执政乏善的情况下所谓的团结假象已被彻底撕破。 2014年七合一选举在即，国民党内地方势力却不以“马首为瞻”，而纷纷“唯王是从”，使国民党中央很难控制未来候选人安排，这甚至直接影响到马英九是否还能顺利第三次续任党主席职位的问题（马英九已经任两任总统，为保持政治影响力，只有续任国民党主席）。而如果马不能续任，王金平无疑是目前党内最具资格的人选。

此外北京因素和王金平主导立法院不听马政府招呼，及马英九为博其历史定位的想法，也成为马英九坚决倒王的重要原因。

马英九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两岸服务业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协定）时并未咨询民众和立法机构，甚至包括王金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立法委员都不知道协议签订的内容，王金平因此公开表示“行政部门的专擅很要不得”。

这导致服贸协议曝光后台湾朝野轩然大波。这份新自由主义的贸易协定只有益于两岸上层的大资产阶级，无论是对于台湾基层民众还是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都不会带来实际经济益处，而只是导致更多的竞次效应，使民众面对市场入侵失去就业保护和遭受更多剥削。而王金平主导的立法院机构要对协议进行逐条审核并举行社会各行业的公听会，这在事实上等于无限期搁置了协议在立法院的通过。

明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将在上海举行，这成为马英九在任内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的最佳时机。而“习马会”也会成为马英九在民意极低的情况下，用来确立其历史定位的重要资本。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能否尽快通过服贸协议对习马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马英九政府坚持要推动“核四”建设，虽然民间反核声浪持续不断，而王金平主导的立法院在此问题上也是态度暧昧，不与总统站在同一立场上。其实这些马英九顽固单方要推动的决策无一不是有害于普通民众，而利于大商家，所以虽然民意涛涛，但马英九为个人权力却可以不管不顾，难怪几成最不受欢迎总统。

那么，受打击的王金平等是否就是人民之友？

其实恰恰相反，王金平与民进党虽然对马英九政府处处有所牵制，但是其牵制目的并非是为了替民众出头维护利益，而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分得一杯羹。王金平在此政争中，并没有寄望普通民众支持和回应民众利益，反而是宁可支付高达近千万台币的保证金，向法院上诉要求保留其国民党党籍和立法院院长的职位，以确保其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基本盘。而且王金平也是出身于台南世家，其当选立法委员和院长就与家族支持密不可分。而台下关说与密室阴谋更是王金平这样的老道政客的看家法宝，是统治精英进行非民主的秘密而腐败的少数统治的具体表现。

至于曾经执政的民进党在核四问题与服贸协议上，更是态度暧昧。民进党虽然一直以来提出“非核家园”的口号，在陈水扁执政前期曾尝试停止核四计划，但后来也因为种种因素最终让核四复工。今天作为反对党，可以高调反对国民党与马英九的种种决策，但如轮到其执政，则一样服务于大商家的利益。譬如，关于服贸协议等涉中问题立场与现实态度就极为矛盾，党团一直强调需要对协议逐条审核，但又并非反对协议本身。一方面希望以此攻击执政党捞分，另一方面，又要顾及背后金主态度，避免外界“逢中必反”的形象。就在民进党在立法院内高调反服贸协议的同时，7月民进党立委薛凌家族主导的阳信商业银行在上海市开办子公司，薛凌之子民进党中常委兼台北市议员的何志伟到场祝贺，而何志伟本人同时在媒体上又大喊反对服贸协议。

所以，马王之争的本质并非是谁“卖台”的问题，说白了还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利益分配和权力争夺的分配问题。即使支持王金平或者民进党，也无法改变大商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控制台湾政治与压迫台湾民众的现实。

台湾青年与基层劳动人民亟需的是一个尽快组建一个能真正代表广泛基层民众的独立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外的群众运动以反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两党金元统治。

929多场反马示威　万人上街呛马

原定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国民党全代会延期，但民众上街的决心丝毫未减，昨天单在台北，便有三场不同形式的游行、集会等抗议活动，昨日上万民众纷纷上街表达对马英九政府的不满。

上午九时半，约一千名民众身穿白衣，参与由“公民行动倒马联盟”发动的“官邸散步笑英九”，游行至总统官邸抗议，高举“马英九下台”标语。官邸外围被重重拒马和警察包围，民众唯有以“散步”方式步行在总统官邸外围的道路。

下午一时起，由“全国关厂工人连线”等数十个社运团体组成的“929社运连线”，在国父纪念馆举行呛马活动，约三千民众参与。主办单位向民众募集家中不要的旧鞋，将会在国民党全代会当天“万鞋齐飞”。昨日民众共捐出数百双旧鞋，主办单位表示将继续，目标筹到一万只。活动最后是“政府杀人、受难者公祭”，为大埔事件死者张森文、陆军下士洪仲丘、以及5位关厂工人等受到政府迫害而死的受难者默哀。

下午四时，“929站出来”公民运动游行至到总统府前凯道，举办呛马晚会。现场群众高喊：“马英九，下台！”“特侦组废掉！黄世铭回家！”等口号。约晚上六时，大会表示群众人数超过五万人。

工国委（CWI）台湾参与了关厂工人连线的集会，在国父纪念馆外摆设街站，挂起横额，连署要求马英九下台、反对服贸、要求增加工资，立委议员领工人工资，建立真正属于群众的工人政党；并在大埔事件中，要求由民众成立委员会，独立调查药房老板张森文之死。我们的街站和《社会主义者》杂志得到大批民众支持。

刚发生的计程车司机跳桥自杀悲剧，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国民党服务财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对曾经执政的资产阶级民进党没有任何期望。工国委(CWI)台湾会继续建立新的群众工人政党为奋斗目标，取代蓝绿两营的资产阶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