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台灣社會 一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2月11日02:12: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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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社會主義台灣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台灣總統選舉：雙英之爭 人民無份 2012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將於一月十四日舉行。這次國民黨主打黃金十年，不再像四年前一樣，強調經濟成長掛帥的633一類口號，而是在辯論、造勢等場合不斷強調任內落實“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縮小貧富差距等等。而民進黨則緊抓國民黨治下貧富差距與薪資成長停滯、房價飆漲等議題，強力主打“公平正義”，並且端出多項明顯具有泛左色彩的公共化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社會住宅等等。兩黨在選前向人民靠攏，我們早已見怪不怪，畢竟在資產階級民主下，我們每四年也只有這麼一次機會，但這次選舉所造成的影響卻是不同於以往的，向來以自由主義自居的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社會民主派的政策和批評，而老牌右翼政黨竟然開始跟著唱起“居住正義”一類的自由派概念。當然，這並不代表國民黨開始向左轉或者民進黨將轉型成改良主義政黨，而是代表台灣社會的政治氛圍正在轉變。 過去數十年來，除了五零年代的台共以及解嚴初期的極少數左翼運動，左派力量以及論述在台灣基本上是缺席的。除了戒嚴的的血腥鎮壓、洗腦教育，八九零年代蘇聯、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解體與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都對台灣左翼力量的形成造成了不利的因素。而近幾年連續的經濟危機，隨之而來世界性的反抗浪潮，以及台灣本地貧富差距與各種問題都徹底摧毀了過去官方所建構的神話。 我們看到大批曾經在媒體報導中被捧上天的“電子新貴”工程師們被資本家操到過勞死，而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勞動者為了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也或許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竟然開始組織工會，另外醫師與教師也都正在討論是否該爭取納入勞基法保護。雖然這些事件對一般台灣人來說似乎非常超現實，但它們都是真的。即使是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工人都面臨著嚴峻的勞動條件，其他各種職業的工人自不待言。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人階級中無可避免地提出了大量的改良要求，而兩黨為了選舉所提出的改良政見，雖然隨著本身屬性有多少不同，但實際上只是反映了工人階級無望的現況而已。雖然社會的氛圍起了變化，但群眾顯然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階級意識。少了階級觀點，我們只能看到一個一個帶著各種各樣個人特色的候選人和他們五花八門的政見。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為任何政黨與候選人所代表的並不只是候選人“個人”或“黨”的意志，而是社會上一定階級與階層的利益與意識形態。為了持續發展群眾的階級意識，我們必須對這次選舉及其意義提供左翼的觀點與分析。 過去四年，國民黨藉前總統陳水扁弊案與選制改革之力，不但得總統之位，並且在國會取得絕對多數，行政立法權緊握手中，當然毫無疑問地必須對任內作為負起完全責任。現在，讓我們來檢視過去四年國民黨的執政成果。 失業 馬政府時期，即使已拋出大量就業補貼與公共就業方案，但年平均失業率卻也一度高達5.85% (2009年)。根據主計處2011年11月的數字，失業人數達到48萬，其中又以青年失業問題最嚴重，20-24歲勞動人口失業率達到12.49%。當然，這些都是經過粉飾的數字。馬政府用以美化數字的政策工具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22k、“立即上工”、“就業啟航”一類只能提供短期就業機會的政策，也包括以無薪假合法化隱藏失業人口、4+1方案將畢業生留在學校以免衝擊數字、以振興經濟為名趁機通過減稅條款等等。2008年，台灣放無薪假的人數一度逼近24萬人，但是這種獨步全球的“放假方式”卻不計入失業人口之中，難怪吳敦義院長會說想出無薪假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勞委會的短期就業方案也十分令人玩味，以“黎明就業”計劃為例，勞委會預計提供一萬五千個公部門就業機會，但“工作期間最長為六個月”。政府大量提供這些雖然可以緩解一時失業之苦，卻不知道半年後該何去何從的工作，大批工人只能隨著政府官僚每年想出的不同“計劃”而在不同的短期工作中打轉。 貧富差距 2010年，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10.88%，為近年來最高一次，政府官員們一致拍手叫好稱成績亮眼，但一般人民看到的不是GDP年成長百分之十的亮麗前景，而是必須面對“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的窘境。2011年，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計入物價調整之後)只有34402元，再度倒退回十三年前水平，相信不論是白領、藍領的工人都很好奇我們的經濟成長究竟進了誰的口袋。儘管政府一再拿各種統計數字出來說嘴，馬先生也在辯論中強調“任內縮小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仍然是台灣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2011年12月，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多由先進工業國家組成)發表報告，警告其會員國貧富差距為三十多年來最高，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差距達到9倍，其中差距最小的是西北歐等國，約6倍左右，差距最大的國家是智利和墨西哥，超過25倍。那麼台灣的狀況呢？根據公平稅改聯盟依財政部統計資料所作的計算，台灣最富有的10%和最窮的10%在稅前的差距是28.36倍，稅後則是24.95倍。相信數字的對比已經十分清楚，不必多做解釋。雖然我們已經面臨這樣的困境，但馬政府依然減稅不遺餘力，從營所稅到遺產稅的大幅減免，都更加擴大了貧富差距。 房價泡沫 營建署去年十二月公布的數字顯示，2011年第三季，台北市整體購屋平均總價是2356.6萬，每坪62.2萬元。台北市房價所得比達到14.3倍，意即台北市的平均收入家庭，要購買台北市平均價格的房子得耗去14.3年的收入。雖然比第二季的新高16.2倍為低，但依然遠高於過去水平，這樣的房價配上台灣人的薪資水平，除了荒謬之外似乎很難找到別的字來形容目前房價的泡沫，但這其實並不荒謬，投機與炒作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根據主計處的數據顯示，2010年台灣的空屋率達到19.4%，空屋達到156萬戶，即使不看統計數字，任何人只要親自到新北市周圍的那些新建案走一圈就完全可以理解目前的泡沫，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最喜歡講的供需法則與消費者決定市場等等空話在現實中完全瓦解，壟斷和投機成了唯一的教條。 勞動問題 台灣工人被資方壓迫絕對不是只在馬政府時期發生，而是從台灣邁入資本主義以來持續的情況。台灣工人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打壓與毒害，從RCA女工到洋華、鴻海，無一不是赤裸裸的工資奴隸制。但是在馬政府時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般勞動者的痛苦，而是連過去曾被認為是高階工作，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工人的工程師以及台灣社會地位最高的醫生等等職業，都時常因為過勞死、中風或手術中昏倒等等情況登上社會版面，這些年輕的生命日夜勞動，直到資本家吸乾他們最後一滴血。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跟勞動條件，竹科工程師開始組織電資工會反擊資本家，而醫師更在2011年首次組團參加“秋斗”，向社會發出怒吼。長久以來，大部分的台灣人總是拒絕受壓迫的工人階級的標籤，而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試問當醫師、電資工程師都面臨“有錢也沒命花”、“沒辭操到死，沒死操到辭”的時候，到底還有多少人能稱呼自己是“中產階級”？ 而在一般勞動者方面，我們看到派遣、外包、約聘制的大量增加，使得一般白領工人幾乎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等著他的不是經濟獨立、實現夢想的人生，而先是一筆就學貸款，還有22k的薪水。政府一直以來對資本家違法的無視，導致大量白領工人加班不但不可能有補休假，甚至領不到加班費，獨步全球的“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已經不僅是在電子電機等產業才有，現在在各種行業都屢見不鮮。 隨著貿易進一步去管制化，產業是否會大量外移還有待觀察，而新自由主義的去規則的僱傭就業發展、短期非正規就業和僱傭移工不斷增加，藍領工作機會也正在逐步減少當中，在低端行業重現血汗工廠模式。 農民問題 馬政府任內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和“土地徵收條例”都被農民團體稱為“滅農”條例，而台中中科及苗栗所發生的大埔事件，挖掘機強行闖入田中破壞作物和田地以利徵收等等行為，表明了政府為資本家服務的決心。為了興建科學園區，為了給資本家便宜的土地，原先生活在當地的農民以及農田只能是必須剷除的對象。當然，科技業對土地與農作物帶來的污染更是無法估計，環評也越來越像是橡皮圖章。(關於土地徵收問題請見本期其他文章) 馬先生四年來搞了些軍教課稅、米酒限價、ADSL降價跟健保鎖卡等粉飾太平，貌似關注民生；行政院長吳敦義對房價問題從“不能打房，人民的財產會縮水”，到“積極落實居住正義”，雖然貌似有些改變；但實質上各種政策背後的思維似乎和過去差異不大。譬如所謂為了“居住正義”而興建的“合宜住宅”，實際上就是過去“國民住宅”的翻版，商品售出之後就進入市場，繼續成為炒作的目標，過去台北市政府在精華地段興建的國宅無一倖免，國民黨為討好選民又不能擋人財路，只好故技重施。其他政策也和過去大同小異，不同的只是新的、漂亮的、意義不明的口號，譬如“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等等。 反觀民進黨，提出了不少看似進步的政策，譬如公立大學過半、托育公共化等等，乍看確實有歐洲式社會民主的影子，部分改良主義政策其實也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爭取的。但是，進步的口號未必等於進步的政權。 往昔民進黨打著“民主進步”旗號上台執政八年，民進黨除了強推“優先發展經濟，社副暫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然背棄廢核環保等主張外，陳水扁家族官商勾結貪腐嚴重，堪與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媲美。蔡英文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可曾身體力行推行過多少進步政策呢？ 我們必須仔細審視民進黨的政見。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在大量的公共開支背後，錢從哪裡來？打開十年政綱，在財政與稅制一項當中，只看到“合理化”、“改善”，卻不見稅制改革的具體目標。國民黨降的營所稅，民進黨有沒有勇氣調回來呢？國民黨給的租稅優惠，民進黨是不是能不給呢？當然，合理化、改善、加強財政管理能力聽起來都是對的，但請不要忘記國民黨將營所稅、遺產稅降低，實施產創條例等等租稅減免的時候，國民黨也宣稱他們在“合理化”、“改善”稅制跟投資環境，也別忘了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本人)一再強調簽訂FTA(自由貿易協議)的重要性，期待民進黨大刀闊斧改革稅制，實際上是緣木求魚。 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不論是解嚴前還是解嚴後，國民黨始終是保守的資產階級政黨。我們完全同意這個政權應該被打倒，但問題是由誰來打倒。民進黨曾經擊倒過國民黨，不只一次，而民進黨任內最大的成就則是向人民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一樣是個資產階級政黨。九零年代民進黨向議會路線的過渡不只是所謂“街頭路線vs.議會路線”之爭，而是民進黨拋棄過去工農運動的開始。國民黨對台灣的泛左翼來說，向來是個大魔王一般的存在，但我們必須指出，國民黨的作為也許看起來真的像大魔王，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國民黨作為一個統治集團，而是背後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永遠可以創造下一個馬英九、吳敦義或是蔡英文、蘇嘉全，不管台上插的是車輪旗還是台灣旗，不管國號叫做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都是資本家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輪替不過是一場戲。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國民兩黨任何虛飾性的改革都不能真正解決普通群眾的民生，要實現社會的根本改變，必須要根本性的廢除資本主義制度。而首先需要立即從對大型企業公有化與民主控制開始，除非經濟能被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否則所謂的福利國家只能是短暫的泡影，歐洲過去的改良主義實驗已經給了我們太多悲慘的例子。 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以來最大規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邊緣，歐債與中國泡沫尚未完全破裂。隨著危機的擴散，失業潮與各種衝擊將接踵而來。不論是台灣還是其他國家，現在以及不久之後的未來都是發展左翼運動的契機，左翼青年決不能丟兵棄甲投靠披著改良主義外皮的資產階級政黨。工人與青年們該積極組織起來建立真正獨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才能夠真正改變現況。 台灣總統大選：“資產階級贏了” — 代表財團利益的國民黨勝出 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成功連任，向媒體宣稱“我們贏了！這是台灣人民的勝利”。而我們清楚知道，“我們”——台灣人民——沒有勝出，而是“他們”——資產階級——贏了，“我們”還會被推到剝削更嚴重的新自由主義深淵裡。 台灣政治長期被兩黨壟斷，缺乏左翼與基層力量，台灣普羅大眾沒有出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及立委選舉，資產階級政府都會利用“選舉熱”來朦糊民眾視線，而今屆選舉也不例外。我們只能看到藍綠親商家財團的兩營，選舉贏家非藍即綠，而我們必須強調，兩黨所服務的皆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 群眾意識薄弱，左翼力量缺乏 國民黨在是次總統大選勝出，在立委議席中也得到議會裡的過半議席（113席里得到64席）。馬英九在這次選舉得到689萬張票，得票率51.6%，以80萬票數贏過民進黨的蔡英文。值得注意的是，比較上一屆的結果，馬英九失去了八十萬票的支持，馬英九在08年選舉得票765萬，得票率58%，較當時民進黨候選人高出221萬票，贏17%，而在立委議席中也失去了十七席，和上屆81席相比。這顯示了國民黨親商政策導致支持度下降。 馬英九以拼經濟之名為財團護航，而事實上其過往執政四年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台灣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2010年GDP增長10%，台灣人民反而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此時此刻面對的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對勞動者變本加厲的剝削，通貨膨脹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漲，唯獨勞動人民的工資不漲，去年台灣平均月工資只有$34000，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房價泡沫化令人民買不起一座房子，去年台北市平均房價達2400萬。 國民黨與財團唇齒相依的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但似乎群眾被馬英九及其商家支持者的“經濟恐嚇”嚇得不似人形，深怕一旦財團不再投資，人民的生計便岌岌可危。在國民黨的選舉工程期間，中小企業及大財團的代表已經陸續公開宣布支持馬英九，呼籲選民投票支持維護財團利潤的國民黨。其中包括億萬富翁鴻海集團郭台銘、長榮集團張榮發、遠東集團徐旭東、“台灣首富”宏達電王雪紅等。 公開支持馬英九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更為國民黨站台，對台灣民眾威脅說道：“假如選舉結果對未來引起任何變化或不明確性，所有人都得付出代價。”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更在選舉前兩日喊出“沒有九二共識，台商穩死！”。財團代表也曾表示“沒有九二共識便不投資”，台中市商會理事長林山下甚至說“憂心財團被打壓”，張榮發說“如果有人當選之後說沒有九二共識，台灣的經濟會很悽慘。” 這些都分明是跟全台灣的勞動人民作出威脅。郭台銘更於選舉當天及前一天兩天包幾架飛機，讓派駐大陸員工回台灣投票。他們再一次恐嚇人民，台灣不寬容這些資本家，就沒有就業機會，人民便餓著肚子！ 正如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選舉一樣，資產階級從未放棄過利用經濟危機來進行恐嚇的機會。而由於缺乏左翼替代性的政治選擇，勞動者為了生計似乎只有遵從資本家們的說教，“有資本家，才有工作”的神話得以大行其道。沒有群眾性的工人政黨，這樣的話術就無法打破，而人民只能是任資本家宰割的魚肉。 台灣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國民黨執政期間，台灣雖然經濟增長，但面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台灣勞動人民的工資非但沒有半點增加，還下跌了2.5%！（2008-2011年9月台灣平均薪資）台灣全體受僱者薪資占GDP的百分比從1990年的51.71%，下降到2010年的44.55%。台灣的實質經常性薪資跌至3萬4380元，收入跟13年前的水平一樣！ 09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5.1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382.2萬元，在這12年從32倍拉開到近75倍，不僅再一次創歷史新高，更遠高於08年的65倍（財稅數據中心統計）。 由於08年金融海嘯所造成的高失業率，政府為了在表面上減低失業率的數字，推出帶頭降低薪資的22k方案，使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價格頓時下降。而所謂培育優質人力，卻花錢請大學生作管理員、警衛等，似乎不需政府花大錢培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計劃只是減低了資本家的人事成本，對創造“真正的”工作機會毫無幫助。“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劃”透過政府補貼企業最多26,190元，參與計劃的大學畢業生在扣除自負的勞健保費用之後，只可以拿到22,000元左右的超低薪資（2009年9月26號，工商時報）。而對勞動大眾變本加厲的剝削也在新聞中經常看到，包括工程師、保全、醫生因工時過長而過勞死的情況是近年來愈見嚴重的。 而房價泡沫化也令到很多台灣人民無法負擔擁有自己的家，台北市的房價與年收入所得比動輒在14、15、16之間，傲視全球，房價完全與消費力脫鈎，也可謂一絕。去年台北市平均房價2400萬，而全台空屋，空屋率達到19.4%，換成戶數高達156萬戶。（自由時報，2011年10月26日） 去年的東部開發條例表面上聲稱促進發展，但實際上是容許發展商及土地開發商合法地用無法無天的手段任意將土地打造成任何幫其賺取利潤的模樣，條例中排除土地相關法規，將大量國公有土地快速釋出，毫不顧慮這對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將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只為使財團更方便地把本來屬於人民的土地變成幫自己賺錢的私有財產！包括將海岸變成私人地方，興建豪華飯店及設施，只准付得起錢來光顧消費的人才可享用。這已經引發東部原住民的抗議，反對財團進駐大家的土地，侵吞其獨特的自然特色及文化。 國民黨必定走向更右 因為馬英九沒有連任的壓力，在過往執政四年所作的種種惡行都被忍受，包括簽訂ECFA， 提出降低稅賦，通過《產創條例》為財團減免以千億為單位的租稅，以及助長大規模徵收土地。這些一切都被群眾默默忍受的時候，國民黨定必更肆無忌憚提出更右翼，對勞動人民剝削更多的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我們可以預想目前所有的狀況不會有任何改變，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不可能倒退，紙上GDP會繼續成為資本家利潤的來源以及政客宣傳的工具，而台灣的勞動人民將享受不到任何的勞動果實。土地徵收條例的羞辱式修法被說成是土地正義，我們當然也可以預期未來會有更多更多的農民因為“原本精神就有問題”(前行政院長，下任副總統吳敦義語)在田地被破壞、徵收之後走上絕路。我們可以預期未來核電廠絕對會繼續運作，否則將會“為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我們也可以想象未來四年的勞動條件將會垂直下降，現在已經形同虛設的勞動檢查，將來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一場資產階級獨贏的遊戲 民進黨在這屆選舉中失去了很多財團的支持，包括原來支持民進黨的長榮集團的張榮發跳槽到國民黨，所以民進黨的選舉經費也有明顯的下降。蔡英文當然利用二分法批評馬英九背後的都是財團，而站在她後面的是台灣人民、勞工及農民。但事實是民進黨雖然利用民粹及接近社民主義的口號（例如公立大學過半、住宅政策）來掩蓋自己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但其支持FTA等等的清楚立場意味著不會動搖任何資本家的利益！民進黨未來發展的方向將值得我們關注，是為迎合資產階級和財團的需求而與國民黨比新自由主義，或是走所謂草根路線而利用社會民主主義口號和民粹主義成為資產階級反對黨。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次選舉中進一步看出所謂“ 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虛偽性。從總統選舉開始，候選人就要提交嚴格規定的聯署名單（26萬人以上）和巨額保證金。而立委選舉中5%的立委黨派計票起點，更將缺乏資源的所有真正基層小黨派徹底排除在遊戲外。這次得以晉升為“立委關鍵少數的”台聯黨（3席）和親民黨（3席），與其說是獨立小黨，不如說更像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黨外助理”。這進一步揭示了選舉成為了赤裸裸的拼資源的“金元選舉”。 再清楚不過的是，人民不需對兩黨存有任何的幻想，在非藍即綠的框架下，藍綠兩黨所服務的是財團及大商家的利益，而不是普羅大眾的生計。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力量，建立代表勞動人民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我們的要求： 反對藍綠政治，反對金錢選舉，建設群眾性工人政黨，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台灣：《土地徵收條例》強硬過關，及其所帶來的啟示 選前，台灣主流媒體爭相報導壹蘋果傳媒邀請國民黨立委邱毅和前總統陳水扁之子陳致中的辯論，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被指控涉入的“宇昌案”。然而就跟以往一樣，這些媒體關注的東西只是隨著選舉起舞的，無聊的兩黨惡鬥。鎂光燈以外，台灣土地徵收的惡法卻又更前進了一步。2011年12月13日，就在立法院一年的會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國會一如以往的進行“法案大清倉”，在立院占多數的國民黨黨團，匆忙趕工之際把土地徵收條例的政院版修法案，徑付三讀。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委員們平常看不到的效率，複雜的法案以相當快的速度完成修法程序。在這過程當中，委員們不僅違背了先前送交公聽會討論的承諾，對人民的許多要求也沒有納入修法中。簡而言之，這次的修法只不過是黨團要在明年大選前作勢改革，而推動了幾條換湯不換藥的條文來作秀給人民看。國民黨團當然根本不想修法來刺激在背後支持它的財團大老們，然而選舉在即，總得做個假惺惺、看似進步的修法吧！並故意趁一堆同黨立委不在，先算好正反方人數，把整個過程搞得好像經歷了一場充份的“討論”，完全發揮國會的“效能”。但立委們都心照不宣的是，若通過民間版的草案將是他們政治生涯和金援上的一大危機，更不敢按照之前政府承諾的召開相關程序委員會審理和舉辦聽證會，二話不說徑付二讀，然後簡簡單單每個條文念一遍就三讀通過。同樣，在隔天看到馬英九總統大言不慚的說著：“土地五法通過，邁向社會正義大突破”這樣噁心至極的言論，也就令人不足為奇了。 現在我們就來逐一解釋，這次的修法到底哪些地方欺騙了人民： 市價估定爭議： 台灣農村陣線等團體的民間版本中，待徵收之不動產的價值的估定由較為客觀的民間估價師估定，然而最後行政院提出通過的版本卻是由地方政府上的地價評議委員會決定。這將造成球員兼裁判、強性買貨自行喊價的奇特狀況出現。政客和財團炒作地產不遺餘力，若真按照市價收購將會大幅增加購地成本，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可笑的是，官方自我誇口的“市價徵收”，都改為另由行政院訂定施行日期。換言之，行政院遲未訂定，這個條文過了也等於沒過。 另一點需要思考的是，台灣不動產市場近年不當炒作與日俱增，最誇張的估計產值53%都是炒作出來的結果。因此，即便能夠得到與現值等價的補償，在這個房價地價標高的今日，幾乎可以確定日後難以真正買到和從前居住質量相當的住宅；真正施行完全市價補償也是一龐大而不必要的開銷。治本的方法還是有效壓低房市價格和打擊建商炒作，讓房子以它真正的價值賣出，這樣徵收的補償價才能趨近於房地產的市價而不需勞民又傷財。 安置爭議： 既然是政府強制拆遷房子、徵收土地，自然有義務安置這些無家可歸的人民。畢竟又不是居民自願賣給你的，現在發一筆連一間廁所也買不起的補償，難道是想要他們流浪街頭？然而即使修法過後，也只有中低收入戶者或調查有需求者才會給予相關安置計劃，那麼其他同處弱勢地位，只是沒有慘到中低收入戶的人呢？原本民間版本是無屋可住者就有安置計劃，十分明確，但通過的版本，所謂調查有需求者操作空間就很大了。因為公益關係必須犧牲少數人的財產權或許合理，但是自己的房子被拿走還不夠，之後還要人民得自己花錢、花時間，再去找另一個住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聽證會爭議：基本上任何一種類型的徵收案系關當地居民一生，都應審慎經過完整行政程序舉辦聽證會才對。然而最後通過的版本當中，只有以“重大建設”為理由徵收的土地有爭議時，才需要舉辦聽證會。其它阿貓阿狗的普通建設就沒有甚麼專門的陳情和咨商的管道。把土地徵收當成一般開罰單之類無關緊要的行政處分實在是一種輕視當地居民的態度。就算是重大建設召開聽證會，民間與專業代表也從民間版的2/3砍到剩下1/2。 必要性爭議： 這是這次修法當中最大的爭議。到底甚麼樣的公益重要到一定要強制徵收私人土地才行？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計劃書，依舊由中央審議。”公益必要性是土地徵收議題的癥結點。基本上之前的國光石化或者新竹科學園區的徵收案件都有此疑慮。可以說，如何評估是一大問題。修正草案第二條雖言“明定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前，必須就徵收計劃個別情形評估其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但最後也只是列出一堆可以要求徵收的事業；至於要如何界定是否必要合乎公益還是過於模糊。 由上述幾項例子可以發現，基本上修正過的土征條例缺漏依舊龐大，也因此對農民、農陣等民間團體來說無法接受，揚言繼續抗爭到底。而土地徵收和一般非從事農業的市井小民的生活也息息相關，當然我們希望最好此生永不和它扯上關係，但從這幾年的眾多案例中可以看到，當徵收通知寄來時，那是很突然，三十天內就得走路的事情。是以，關於土地徵收的法案才會有那麼多的爭議。 在野黨的角色？ 在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後續流出的“同意修法案之立委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一色的國民黨立委，相較之下，民進黨立委們全部做出了不同意的決定。然而，這能夠證明民進黨團在此案中所扮演的“守護者”的角色嗎？不爭的事實確實擺在那邊：民進黨團對於可以囊括更多選票的老農津貼，所重視的手段比起反對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確實來得更多。即便立法院中國民黨的席位占了優勢，但卻放棄了一讀到二讀之間的仔細審查修正權，二讀時也放棄了技術性抵制的的手段，到了最後一次的表決中，才全體投下反對票（反正一定輸，沒有壓力），難道這是真心的對抗土征惡法嗎？另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初在新竹競選總部成立的晚會上也曾經說過“要讓新竹科學園區擴大、再擴大，要從桃園的南端一直到苗栗的銅鑼、竹南，規劃一個最適合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科學園區的擴大不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再來更多的土地徵收嗎？甚至台灣科學園區的用地早已過剩。那麼民進黨團和蔡英文要怎麼實現“土地正義”的目標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對其抱持著保留態度的必要。 整個事件所帶來的啟示？ 雖然在這幾年的土地徵收案件上，以及這次立院場外的反對行動，農民都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以及主要的受害者，但實際上，土地徵收的爭議還讓我們看到了“政界與財團合作”的邪惡本質，從農村再生條例、土地徵收條例，延伸到農村之外的產業創新條例、東台灣的惡質土地開發、都市地區層出不窮的都更暴力，資本家與政府的結合是如此的昭然若見。並且透過這次的修法中，我們也必須看到“法律不過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遂行其意念的工具”這個事實，即使法律修飾得再怎麼華麗，國家和資本家本身都還是未必會去遵守，我們不是已經看到，在台灣如此“進步”的勞動法令下，勞動群眾並沒有多大的受惠了嗎？我們不是已經看到，馬英九總統明明簽署了國際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經常還是有迫害人權的新聞（甚至是舊聞）血淋淋的上演了嗎？ 人民必須體會到，和資本家、和政府談法律、談修法是玩不過他們的，當他們擺明了就是要“黑箱作業”、“官商勾結”時，人民又該拿他們怎麼辦？明明就知道敵人是跟你玩假的，兩邊一切的基礎都是不對等，那麼又該期待什麼？在修法的過程中，農陣提出了“長期擬定”的民間版修法，甚至就連內政部邀請的專家學者，都破天荒的提出了七十多條讓人感到一絲曙光的新版本，但最後行政院版本出爐後，只願在原法案中修改一半條文，其中還大多只是小幅度的文字更動。所謂的修法最後只變成了原案的小更動。 在土地徵收條例三讀當天，即使透過攝影機看見國會內部情形，人民卻被隔絕在外，沒有參與機會，只能任由委員密室協商的結果宰割。在政府的眼中，所謂的土地徵收並不是一個關繫到農民生計、傳統、家園的法案，而是與其友好的資本家維持更親密關係的“禮物”，並以“協助國家發展”美其名之。 再一次我們看到台灣所謂“民主政治”的拒民於外的真面目，再一次我們看到政客與資本家連手壓榨弱勢族群猙獰的嘴臉。然而人民卻不應該是沒有收穫的，在了解到和財團勾結的政府是不可能體恤農民之後、在見識到了國家及法律的本質後、在見識到了警察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是怎麼在抗爭場合一次又一次地粗魯對待沒有武器的人民之後，都更能幫助我們提升革命的決心與意志，人民不應該處於被動的位置，甚至不應該期待任何體制內的修法能帶來太大的改變，在敵人如此龐大的狀況下，我們所唯一能做的便是團結人民的力量而已。而這是，也必須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土地徵收爭議中，所帶給人民最好的啟示。 我們社會主義者也主張： 1) 立刻停止目前所有爭議徵收案件！ 2) 已被迫遷、拆除者給予合理(高於市價)補償！ 3) 由當地居民組成土地委員會，民主決定土地的用途！ 台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台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復甦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台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台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除若干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台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台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台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台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台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台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台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誌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台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模式 台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台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准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台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台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台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台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台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台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台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鬆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繫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台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台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台，都是採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注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台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台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台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復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台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台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台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台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係。中國不斷複製台灣經驗，挾其低廉製造成本，可能跨越台灣，讓台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係。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台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衝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台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台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台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台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台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台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台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台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台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台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台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台灣政府能出台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台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台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台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游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台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台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台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台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游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製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台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台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台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台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台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衝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衝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台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台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台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繫，而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係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衝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復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係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台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台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台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台灣資本家視為台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台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台灣：空降台灣的美國牛肉與台美自由貿易協議 才剛組完以財經為導向的新內閣，馬政府再度為了“拼經濟”向美國開門。二月一日馬英九總統接見了美國在台協會（AIT） 理事主席薄瑞光，薄瑞光代表美方意見，表示希望台灣能夠重視亞太區域以外的貿易關係，首先解決美牛進口問題，是使區域貿易自由化更進一步，以及重新開啟在2008年中斷的TIFA（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的關鍵。 不只是“瘦肉精”的問題 這次會面再次地拉高台美之間的美牛爭議。 美國牛肉除了因為爆發狂牛病而成為禁止引進的肉品，背後還隱藏著大規模農牧業為了增加產量，用違反動物生理的方式縮短牛隻上市時間，而衍生出更嚴重的問題。 根據一份報導“美國牛肉問題不只是瘦肉精”的文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貿易外銷衰退，加上為降低成本大規模生產的玉米過剩，從那時開始，玉米變成美國餵養牛隻的飼料的主原料，這使反芻動物本來就適應以草類纖維質為主食的生理結構造成了病態。玉米飼料再配合了瘦肉精、抗生素、蛋白質補料，強制治病，並改變了牛隻的生理，除了使他們肉質比草食牛嫩，上市時間更縮短為十四到十六個月，比起草養牛所需的四到五年，經濟效益是大大增加。 所以不僅僅只是“瘦肉精”的問題，美國大規模飼牧業為求提高利潤，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求成本降低，使用玉米飼料餵養病態牛，整個生產鏈都出了問題。此外，一般俗稱的狂牛症，之所以大規模出現與擴散，早已經被證明是因為在牛隻的飼料中添加以牛羊屍體製成的肉骨粉，導致疫情擴散。資本家為了圖利，降低成本、增加產量、出售獲利才是他們的當務之急，產品質量自然是擺在後頭。當美牛強勢扣關進口之後，消費者只能被迫賠上健康。所以，才會有“瘦肉精”的美牛爭議焦點。 美牛背上的台美關係 其實，這些年美牛引進與否的議題，與政府一直想增進跟美國之間自由貿易緊緊相扣。從2003年底美國被劃入狂牛病疫區，台灣開始禁止美牛輸入，到2006年，台灣才有條件開放三十月齡以下去骨而且去除危險部位的牛隻進口。馬政府在2009年未經立法院，擅自與美國簽署《台美牛肉議定書》，同意三十月齡以下帶骨牛肉、牛絞肉及風險部位輸台。這動作造成國內大規模民眾及立院反彈，立法院修法禁止美國牛絞肉和內臟進口，美國因此不滿，指責台灣破壞誠信。加上2011年被驗出瘦肉精的美牛遭下架，都成了美國不願跟台灣政府重啟TIFA談判的把柄。 這次馬政府剛完成連任，似乎是想急於找到解決辦法，主動承諾將處理美牛問題，並且動作連連。不僅在2月1日接見美方代表薄瑞光，而且外交部與衛生署也動作連連，經濟部與農委會也針對美牛跟薄瑞光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事後衛生署與農委會召開多次的專家會議（而受邀專家名單及是否預設立場也受到各界質疑）。博瑞光一貫將美牛進口議題與是否讓台灣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以及重啟TIFA談判緊聯繫在一起。 雖然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強調絕對沒有預設立場，卻在2月8日表示日本開放瘦肉精肉品進口，日本業者自律不用並跟瘦肉精肉品做區隔，台灣為什麼不能跟日本一樣？ 2月6日行政院長陳沖“指點”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的“專業考慮，風險控管”八個字，其實早已經顯示出官方要開放美牛進口的立場。 而部分所謂專家學者，此前從未表態反對禁止瘦肉精，在美國壓力之下卻傾巢而出，一夕之間，瘦肉精就從飼料中的禁藥變成了人畜無害的“添加物”。更有甚者，農委會在2月10日召開跨部會會議，表示應該將美國使用的瘦肉精－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與瘦肉精分開，以後萊克多巴胺就不是瘦肉精，農委會這番白馬非馬的邏輯也引來知名毒物學專家林傑梁的駁斥，直言農委會會議的結論“不可思議”。 如帶有瘦肉精的美牛輸台，將來勢必會被要求開放帶有瘦肉精的美豬肉，這不僅只是瘦肉精的使用在台灣從禁止到雙重標準，消費者食品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的問題。 美帝工業化大規模飼養，使用瘦肉精低成本生產的所謂“優質牛肉”，將會霸道的搶占台灣市場。我們將再一次看到大資本肆無忌憚的摧毀小資本，美國工業化的肉類生產摧毀本地小型的肉業生產。 台灣政府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為了財團資本家爭取自由貿易，完全無視於大眾的食品安全及傳統產業的生計。再一次，我們看似可以用消費自由選擇市場上商品的去留，但其實我們沒有選擇，這個市場機制是完全掌握在資本和其代理人資產階級政府手上；小農生產看似被政府用另一個標准保護著，其實是被隔絕在市場之外甚至生存之外。 財團專有的自由貿易 其實整個美牛事件對於馬政府，美牛引進造成的問題從來不至關重要，而只是為了達成重開跟美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的條件 “解決美牛問題，穩固台美關係，我們跟美國很多關係就可以推展下去。”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直接表示了觀點，也可以代表了馬政府的立場與意見。 美國也早就看準這一點，把美牛跟TIFA、TPP緊緊綁在一起；為何美國政府不想辦法使自己國家的肉商改變飼養方式，改善商品質量，消費者不買單，就用外交手段要求其他國家放寬標準強行叩關？ 而美國政府所兜售的TPP跟TIFA，實際上只圖利了美國的財團、大型農企，而絕非美國的勞動人民。從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到里斯本條約，再到台美之間的TIFA，我們看到資產階級政府為了資本流動而用各種“自由經濟”手段來打擊工人階級。TIFA綁架美牛，顯然無利台灣工人階級，而所謂的“自由貿易”將加速美國的產業外移，更嚴重的打擊了美國的工人階級。美國牛肉和TIFA議題所代表的絕對不是單純台灣和美國之間的對立，而是台美兩國勞動人民和大型農企、金融資本的對立。從拉美、非洲到亞洲，美國農業資本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能源乃至生物基因等多種生產要素血腥掠奪，對弱國市場攻城略地予取予奪。 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現代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美國政府當然汲汲營營為背後那些動輒市值上百億的農企財團捍衛市場。口口聲聲表示增進雙方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帝國主義綁架弱國市場，把過剩且質量低劣的產品強制傾銷到弱國市場。雖然這不是赤裸裸的軍事殖民，但又何來自由二字？ 從歷史來看，美國農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一直是共生共存的關係。美國工業化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與輸出，從來不是單一的農業問題，也不是所謂利伯維爾場開放的問題，實質是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政府與金融資本的神聖聯盟強迫弱勢和後進經濟體大開國門開放市場，實質就是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而破壞自然與壓迫民眾。 光是美牛進口這件事的處理上，就可以看出所謂“以財經為導向”的內閣，以“拼經濟”為優先的馬政府再次違背民意，無視於百姓生計生存權益，就為了達成美帝霸道無理的條件。之後開啟TIFA、加入了TPP ，市場開放之後，得到自由的是掌控著市場的大財團，他們可以自由擴張海外市場；而在國內的傳統產業不僅受到擠壓，以小農經濟維持生計者被迫接受大國排山倒海進口商品的競爭 ，勞動人民不僅要面臨失業的問題，還要面臨瘦肉精、狂牛症的威脅。自由貿易的這杯羹不僅我們分不到一點殘餘，最後受害的還是只是為了能生存下去的平民老百姓。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主張： 全面停止美國牛肉進口！ 台灣：超過5000人走上台北街頭，反對核能發電 “我們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發電…我們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與控制台灣電力公司。” 工國委（CWI）台灣支部成員之一，謝翔宇在遊行宣傳車上向遊行群眾演說。發起單位綠色行動聯盟估計有超過五千人參加這次遊行。工國委（CWI）台灣支部也是50個參與組織遊行的團體之一。這次遊行也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發生的最大的災難一周年。其他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比利時以及澳洲也在周年悼念這一天發起類似的反核遊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場震央在海底、震級達9.0級的大地震為日本東北岸帶來大規模海嘯衝擊，造成了一萬九千人死亡和福島核能發電廠（Fukushima Daiichi ）的嚴重破壞。這是自1986年車諾比（Chernobyl）災難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核災難。一年之後，仍有34萬人住在庇護所中，其中超過16萬是從核電廠附近區域疏散而來的民眾。昨天日本參與反核抗爭的達數萬人，其中有約一萬六千人是來自距離福島（Fukushima）約60公里的城市郡山（Koriyama）。 台灣的“核四”醜聞 昨天在台灣的反核抗議遊行主張“廢核”–廢除所有台灣的核電廠.一些遊行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黑白大頭照舉辦著“自己的喪禮”，象徵核災帶來的後果；另外也有人帶著紙做綠色風磨象徵乾淨能源。反核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被拿來儲存一部分核廢料的蘭嶼－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故鄉，當地人跟核能工廠的抗爭達三十年以上。僅僅只有45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就有超過九萬桶的核廢料儲存在這裡。隨著無數的健康威脅，島民控訴台灣電力公司一直以來掩蓋真相的行為。 這次的抗議民眾特別關注核四-位於貢寮的龍門核能發電廠，台灣第四座預計在2016啟動的核能發電廠。這計劃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大量爭議。台灣跟日本一樣處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地震高風險區域。正在蓋發電廠的國有企業台灣電力公司，已經多次拖延計劃，因次耗費了大量的預算。世界沒有真正安全的核能發電存在，但在龍門發電廠的建造中，台電工程師混雜了美國跟日本的設計，引來了強烈的討論跟批評，有人稱它是個拼湊發電廠。 “這個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擔憂，”綠盟的發言人說。“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問題，需要不斷無止盡地修復改正。” 在去年日本發生核災後不久，台灣做了一個意見調查，58%的人希望廢除興建核四計劃。龍門發電廠距離有六百萬人的大都會台北市中心只有40公里。兩個現存的核電廠則距離更近。在福島，日本政府劃定距離受損的廠區半徑50公里以內的區域為自願疏散區；20公里以內則要強制疏散。如果類似的意外發生在台灣任何一個核能發電廠，後果將不堪設想。 既去年的災難之後，儘管許多國家明顯存在著對核能強列的反對聲浪，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潤和受政府保護的核能工業將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進勢力。 法國核電巨頭法國電力公司的執行長文森特•德•里瓦茲（Vincent de Rivaz）說：“火車並沒有出軌。儘管火車的進展可能已經放緩，但仍然在軌道上。” 世界核能協會報告，全球目前有60個核反應堆正在建造中，超過163已訂訂單或計劃中。這些數字跟福島事件發生前一個月，2011年2月的報導的情況：62反應爐在建造中，156在訂單中或計劃中比較起來沒有差多少。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說：“這些數字揭穿，核電工業在福島核電廠危機後停止在其軌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島縣災難的企業，在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擊行動占了主導的角色。 “儘管在日本有對建造核電廠的嚴重反彈，但全球對核能的需求並沒有下降，”三菱重工業的大宮英明宣稱日本三個建造核電廠的企業仍正汲汲營營得運作著：“東芝公司目標在2015年之前賣出超過25個核電廠;日立目標到2030年，要銷售38個新的核電廠。而三菱公司稱其在2025年達到一年賣掉兩個核電廠的銷售量的目標只會受到些微的延遲。”（《華爾街日報》2012年3月11） 儘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經濟體系先進的已發展國家，如德國和瑞士，漸漸有遠離核能的轉變，但這轉變並沒有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系。尤其是在中國，已經計劃建立超過100個核反應堆，而且到2020年將成為世界領先的核能發電國家。福島核災效應已被證明只是暫時的。在這一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年度“議會”），核能工業的領導人對媒體表示，前一年強制推行的禁止建設新的核電廠的規定，將很快被解除。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的“未來核電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北京。” 中國的核能麻煩 儘管中國境內對核電安全和環境問題上的反對日漸上升。批評者，包括黨國內部的學者都戲稱政府的計劃“核能大躍進”。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個地方政府（彭澤縣），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停止（臨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發電廠。 他們警告說，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和對這樣迅速擴張的核工業的國家監管準則。有鑑於惡劣得令人震驚的工業建設和煤炭開採安全記錄，以及中國政府對所有事項的保密，人民的擔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談到核廢料，其中一些對人致命的核廢料危害會持續25萬年。去年七月奪走40條人命的溫州動車事故，也是一個警告。如同核能工業，這涉及昂貴的〝號稱最先進〞技術、頗具聲望的“樣板工程“。核能工業和高速鐵路都仰賴著國家對於引進的先進技術的運用。 中國和亞洲正逐漸成為未來反核抗爭的前線。越南、孟加拉國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有發展核能工業的計劃。除了中國的大型核能擴展計劃，韓國、印度、台灣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設中的核電廠。在福島核災的創傷直接衝擊之下，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腳步面對核發展的後果，並宣布較慢且更安全謹慎的做法。但現今核發展的勢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產業內部人士，都對世界上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質疑。 “對於把核反應堆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我覺得非常擔憂。”擔任台灣原子能委員會核規部主任的陳易彬告訴《華爾街日報》， “我總是對日本人民說，把你們日本的反應爐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們根本連操作的基礎設施都沒有。” 魯莽的新自由資本主義 過了一年，福島災難仍給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陰影。政府的反應總的來說，太少且為時已晚。從一開始，獨立的專家批評政府設定20公里的疏散區是不夠充分的措施。美國核能專家阿尼-岡德森（Arnie Gundersen）是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在地震和海嘯發生後的幾天之內飛到日本，他說，當他現身CNN跟大家說福島核災是跟車諾比災難一樣的7級災難，日本政府發言人還持續稱這是只有5級。日本政府才在後來被迫升級為7級。 “最直接的後果是，忽略這一個嚴重性等同車諾比事件的事實使他們置很多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並且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確切影響的人數會是多少，”岡德森告訴CTV新聞（2012年3月11日）。 “在未來20年內，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有一百萬人罹患癌症，但他們會有一個潛伏期，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發現。 更令人震驚的是擁有福島核電站的亞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東京電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該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資，因而拖延了將海水引入核電站的時機，從而加劇了災難。後來，東京電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廠的應急工作人員撤離，對東京地區的疏散來說是必要的行為。 “控制”福島事故發展的鬥爭很大程度上由（該公司的外包就業結構下的）分包的臨時工完成的。這些福島的英雄中大多數並不享有公司的養老金或醫療保險。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後宣布遏制核能工業的措施，停止14個新的反應堆的計劃。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彥，屈服於核能資本家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掉頭改變政策。彭博新聞社（Bloomberg）住在東京的記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責野田的掩避事實，並問說為什麼沒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擔痛苦”。 社會主義替代的需求 國有營運的台灣電力公司的例子顯示，遵循資本主義路線國營事業只會再現私有企業管理不善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利潤總是擺在人民安全前面。這些國有企業應當撤出股票市場，置於民主控制之下，並由其員工，消費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共同管理。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能源政策，將重心轉移到乾淨的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制、對大企業的控制和一個民主的生產計劃下才能夠達成。 台灣：寫在311反核大遊行之後 遊行概況 2012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一周年，由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要發起，串聯台北、台中與高雄的大型遊行與祈福晚會，大聲了喊出“告別核電!核電歸零!”的口號，希望台灣人民重新思考零核電的可能。在台北有五千多群眾參與，在台中和高雄各有千餘群眾參與。 台北場次在龍山寺集合，經西門町、台北車站館前路至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主會場，遊行隊伍中除了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等環保團體參與之外，像是主婦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國際勞工協會、人民民主陣線、綠黨與輔大黑水溝社等非政府組織、社運團體、政黨與大學異議社團也一同加入行列，而令人注目的是，飽受核廢料恐懼壓迫的達悟人也穿著傳統服飾遠赴首都台北表達對核廢殘害他們家園三十年的憤怒。 核電在台灣 a. 險惡先天環境 身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地帶的台灣島，本身即是在兩大板塊長期互相擠壓下形成的蕞爾小島，頻繁的斷層活動不時輕輕顫動著土地，而長期蓄積能量有時則突然一瞬錯位撼動整個島嶼，造成許多建築崩塌人們傷亡，在這樣的先天地理構造上，三座核能電廠分別坐落在北台灣的石門、金山與南台灣的墾丁等海岸線旁，興建中的第四核能電廠則坐落在台北貢寮，其中石門、金山廠分別距離台北市僅28、22公里之譜，若以去年福島核災30公里疏散範圍來看，如果北台灣發生地震或海嘯而遭致核災的話，作為首都的台北市將受到無法想像的巨大災害衝擊，南北縱長僅約四百公里的小島也將籠罩在輻射陰影之下。 b. 隨石油危機而來的核能電廠 台灣經濟早期以農業生產為主，後在國民政府經濟政策之下，從早期1960年代的加工出口區輕工業，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後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工業，到1980年代催生高科技產業聚落科學園區的大肆興建，產業結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里逐漸由高耗能工業主宰，對於能源的渴求連帶越來越高，而電力來源漸從早期水力發電為主轉至以火力發電為主。然而，台灣本身缺乏能源礦產，必須仰賴從國外進口發電燃料，在這樣的處境下，1970年代因中東戰爭動盪導致的石油危機時，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產業能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台灣第一座核能電廠於是在1970年被列為政府十大建設之一。台灣首座核能電廠的蒸氣系統採用美國奇異公司（GE）所承造的沸水式反應爐架構，汽輪發電機由美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承造，裝置容量1272百萬瓦，後於1979年正式商業運轉。 後來興建的核能電廠二、三兩廠則併入1980年代的十二大建設計畫之中，其中核二廠採用奇異公司沸水式反應爐、西屋公司的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70百萬瓦，1981年開始商轉，核三廠則為西屋公司輕水型壓水式反應爐、奇異公司汽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1902百萬瓦，1984年開始商轉。 三座核能電廠的主要機組都是美國奇異公司與西屋公司販售。這並非是巧合，而是必須放在二戰後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的東亞防線下來理解，早期美援鞏固了台灣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與中國共產黨史達林主義勢力敵對的模範生的地位，而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則是美國核能產業資本植入台灣的絕佳機會。 c. 昂貴的核四拼裝車 而位於台北龍門的第四核能電廠，在1980年便已提案，反應爐為美國奇異公司的進步型沸水式，汽輪發電機組則由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HI)）製造，然而經1986年烏克蘭發生車諾比（Chernobyl）事件後暫緩，1992年預算結凍，1999年正式動工，2000年民進黨政府宣布停建，隔年在立院反對壓力復工，至今仍在興建中。最近，台電再提追加預算563億元新台幣，如果追加成功，將是第四次最追加預算，累計興建經費將達3300億元新台幣，以所規劃裝置容量270萬瓩計算，每瓩建造成本高達4000美元。 去年七月底，原能會召開的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會上，曾參與國內外許多核電廠計畫的核安委員林宗堯發表了〈核四論〉，詳細指出核四興建過程的諸多結構性問題， 從台電擅自變更設計；工序紊亂，設備過早到廠而至颱風嚴重泡水；原先的統包規劃改成分包給數十個不同包商承做，導致諸多設備介面高度複雜化；包商施工品質低下；到試運轉程式由毫無經驗的人員與主管計畫擬定…等，負責監督核能建廠安全的原能會更對台電強硬指出核四可以停工了。 d. 便宜工業電價與雨露均沾的民生電價 台電說，核四如果停建，加上使用年限將到期的其他三座核能電廠一旦退役，電價將從每度2.62元新台幣飆漲至每度4元新台幣，然而，正如前所述，台灣電力產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是以確保穩定供給產業用電為主要目的，電價必然以支持產業發展為目的設定標準，因而我們要問的問題並非單純在電價上面打轉，而是必須就產業用電本身的需求結構及其與民生用電兩者之間的電價差異兩點提問。 據台電網站公布的2010年世界34國電價比較表，台灣民生電價為每度2.7606元新台幣，工業電價為每度2.3649元新台幣。自1983年至2005年電價並無調漲，直到2006年和2008年因發電燃料價格上漲才分別調漲5.8%與25.2%， 民生與工業電價排名分別為第二及第四低，在這能源幾乎完全仰賴進口的海島國家，能有如此便宜的電價著實不可思議，表面上看來政府似乎為減輕人民生活負擔而自行吸收國際燃料市場波動所增加的發電成本，然而，再仔細看看各國的民生電價和工業電價，我們會發現工業電價普遍較民生電價便宜許多，而這不外乎是各國為使自身工業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能負擔較低用電成本以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競爭的結果，而長期以出口導向的台灣產業政策必然需要有持續而穩定的廉價能源供給，在這樣的脈絡下，民生電價勢必不能太貴因而雨露均沾。 然而實際上，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之下，台電年年虧損百億，而擁資本額3300億元的台電，截至2011年底累計虧損已達1179億元。近日，經濟部長施顏祥在立法院委員會表示，因近年發電用的燃煤、天然氣等燃料價格飆漲，發電成本不斷上漲。如果台電持續虧損的話，預計到五、六月，虧損金額將達台電資本額的一半，如果不適當反映發電成本的話，明年將面臨破產的威脅。就在作者撰稿的當天，政府拍板定案電價將於五月及十月分兩階段調漲，民生用電分漲7.2%，加上工業用電，平均漲幅達20%到25%。據統計，工業用電占總體用電量53%，民生用電不過18%，而台電之所以年年虧損正是因為長期補貼工業所招致的惡果，一來台電作為國營產業將全體納稅人的錢倒貼私有資本企業；二來政府的產業政策錯誤地促進了低產值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使得產業的能源需求不斷的上升。 因此，廢核電電價就會上漲本身是個假議題，真議題是資產階級政府不斷盜走人民的財富以補貼追求利潤的產業的電價政策，必須同時指出這問題才能不被台電恐嚇，廢核訴求才能深刻。 e. 蘭嶼的黃色桶子與階級壓迫 標榜潔淨低碳發電的核能電廠一直是各國政府夢寐以求的發電方式，特別在近年來大眾對全球暖化議題與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現象的高度關注之下，政府更在推動上獲得一定助力，然而，核電神話其中始終模糊的一部份是，那些與核廢料生活一輩子的人們在物理與心理上承受了多大的威脅恐懼，而在台灣被人們遺忘的一群則是與核廢料比鄰生活已三十年的蘭嶼達悟人們。 今年2月20日蘭嶼人第四度發起了“驅逐惡靈”行動，遊行聚集在核廢料儲存廠前，要求政府實現立即遷出核廢料的承諾及提出永不續租土地的訴求。從1982年第一批核廢料登陸蘭嶼至今已30年，1989年第一次“驅除惡靈”，1995年“一人一石”阻擋由台灣出發、運輸核廢料桶的“電光一號”，到1996年成功封港，此後蘭嶼核廢料貯存場不再運入核廢料，而台灣三座核能發電廠自身代謝出的廢物也就只能暫放在各自的廠區內。 人口僅三千人左右，族群以達悟族為主的蘭嶼，早期作為監禁本島重刑犯的“蘭嶼農場”，而後則成為放置本島核廢料的貯存場地，一直以來都被島上的政府視為化外之地，島上不要的東西就往這裡丟。如同島上的山地原住民們所遭遇的情況，經濟文化與島上迥異的達悟人飽受現代化浪潮衝擊，年輕人離鄉遠赴島上都市工作，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價值不斷流失，必須指出的是，這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手段是從對達悟人的民族壓迫漸趨融合經濟層面上的階級壓迫，核廢貯存廠則是這雙重壓迫的具體表現之一。 值得關注的是，曾被台電列為核廢料最終貯存場址的八個候選場址之中就有五個在原鄉，背後緣由跟普遍缺乏就業機會的原鄉，必然在政府為取得核廢料最終貯存場所設置的鉅額回饋金利誘之下被有效分化，進而在公投上表達支持有關。再次地，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施加在經濟弱勢的原民身上。 奪回人民的能源掌控權 在這次311反核大遊行之中，許多關注不同議題的團體都到場聲援表達拒絕核電的態度，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台灣支部也參與了這次遊行。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指出興建核能電廠本身與核電財團利益的緊密聯繫、電力發展與產業結構的關係、核廢料的安置與資產階級政府的階級壓迫本質。環保運動必須連結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必須依賴群眾性的自下而上的行動，才可能深刻而實際；只有當人民奪回對能源、經濟和社會的掌控權， 資本主義對於環境的壓迫才能消除。 社會主義者的訴求： 1) 立即停建核四，中止所有核能發電 2) 反對政府補貼財團電價，民眾選舉委員會決定電力政策和定價，工人民主公共管理電力公司 3）發展再生能源和環境友善的民主計劃經濟 台灣：金山山腳的未爆彈 2011年3月11日（周五）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我和其他台灣大部分的中小學生一樣，靜靜地坐在教室內上著下午第二節課，渾然不覺北方二千多公里外的另一個國家正遭遇一場驚天動地的恐怖災禍。半小時後的社團課，同學陸陸續續透過手機從網路上得知這場日後被稱為三一一東北地震的災禍消息，然而對於整件事情的嚴重性似乎尚未有人知情。那時，大家最擔心的是，這場地震產生的海嘯，會影響到我們台灣嗎？又過了一小時，當新聞報出抵達台灣的浪潮不過十來公分時，大家（尤其是家住基隆、東北沿海者）都鬆了一口氣。 日本福島核事故震驚世界 但是，日本東海岸海嘯導致超過十公尺以上的滔天巨浪，日本東北部沿海地區遭到毀滅性破壞，數萬人死亡與失蹤。海嘯已經退去，但災難並未結束。人們開始發現另一場貽害更甚更久的禍端正在醞釀著。由於地震還有之後的海嘯，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六個機組中有四個發生了冷卻系統失靈的危機，其中三個地震時尚在運作；接下來的四天中為了冷卻而灌入反應爐和用過核燃料池的海水，不可避免地產生過量氫氣而使得一至四號機組反應爐建築物爆炸，三號四號的用過核燃料池也發生了超過臨界狀態（放射物質持續外泄）的危機。 所幸這場核災最後並沒有演變成車諾比那般嚴重的大規模放射物質外泄和輻射塵四逸的狀況，這得感謝當時的季風尚不明顯。但是這次事件所造成對核電安全的疑慮卻是無法再掩蓋了。福島第一核電廠的設計原可抗規模7.0級地震，蓋在海濱其中一個考量便是萬一地震來臨冷卻系統故障還有海水可以使用；但在一場矩震級規模9.0的大地震外加15公尺高的海嘯幾乎同時席捲而來，同時把冷卻系統震壞又把備用發電系統淹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內成為自車諾比（ChernobylNuclearPowerPlant）核爆之後人類最恐慌的一段時刻，國際原子能總署更將此事件列為核能事件分級表中最嚴重的第七級（和車諾比事件同等嚴重），全世界的人們忐忑不安地觀望日本的東電公司和政府要如何解決這場危機。而日本官方直到2011年12月，才宣布事故處理第二期工作結束，而以後至少還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完成清除污染的任務。 反核之歷史緣由與影響 日本等許多發展核電的國家長期刻意迴避向民眾告知這些可能風險的義務而只專注在宣傳核電的好處。這種作為在這一大型災難發生之後，使得人民終於發怒了。僅德國一國就在3月到4月連續發生4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共有24萬人走上街頭抗議核能政策。由於民眾反核壓力，德國綠黨在各地民意代表選舉得票率大幅增長並宣布關閉7座1980年以前建造的核電廠。義大利公投以94％壓倒性的反對力量封殺了重啟核電發電提案，瑞士宣布將在2034年關閉所有核電廠。歐洲聯盟對總共143座核子反應爐進行壓力測試。世界各地人民反核示威風起雲湧，亞洲諸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香港、馬來西亞都發發生反核遊行與抗議，台灣也不落人後，各種環保團體持續為最終全面廢核而作奮鬥。台灣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也參加了台北去年430反核大遊行。 反核運動並非在福島核災之後才開始。早在1945年廣島和長崎遭受美軍投放原子彈之後，核能的應用就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議題。不過當時二戰“邪惡軸心國”思維未歇，戰勝國如中國、美國、西歐境內民間輿論並沒有太多迴響。邱吉爾甚至說，日後那些質疑美軍使用原子彈提早結束戰爭的人們都忘了先輩的浴血奮戰；若他們還記得就不應責怪美軍云云。 隨著冷戰後核武競賽和核威懾，將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邊緣，公眾開始日益關注核問題。反核武的浪潮隨著核能發電廠事故頻傳，也漸漸把議題焦點放到根本廢核的訴求上。 1979年發生於美國本土的三哩島核泄事故雖然沒造成傷亡，然而整件事情卻顯示即使在人員毫無疏失的情況之下，依舊有核災發生的可能。這可說是公眾對核電看法的一次轉折；總共有超過二十萬人該年在紐約集會要求加強核電安全。當1986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災發生之後，世界各國政府基於成本和公關壓力逐步減少核電廠建設案和核電使用率。但是，在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目標和影響下，資產階級政府仍然故態復萌繼續推動核工業的發展。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公眾對核電安全的信心全然喪失，才再度進入目前這一波全球性的廢核浪潮。 台灣核電謊言與核四廠 雖然民眾數十年來抗議不斷，但是世界各地有許多國家政府與台灣一樣，不願意真正放棄核電或者具體承諾逐步放棄的時程表。不論是資本家還是資產階級政府，都會用最恐怖的語氣警告大家，若是沒有了核電，台灣將面臨怎樣的跳電危機和黯淡無光的前景。政府和台電像個廉價商品推銷員般不斷告訴我們，核電是目前所有已知使用能源當中最廉價的一種，也是運轉效率最高的一種，刻意塑造出核能發電是兼顧兩者的民族救星。 首先，是所謂的跳電危機。台電跟我玩模擬城市的公共事業顧問一樣，常常用電量還不到發電量的九成就會叫嚷沒電。 2010年台灣地區電力的備用容量率（最高可發電量扣除當年最高用電量剩餘占最高可發電量的比率）是24.3％，而核電占台灣地區的發電量額也才11％吧，即使馬上停掉正在使用的三座核電廠核一核二核三，我們也還有10％以上的備用容量率。即使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這樣也還算安全範圍，真不知道台電窮喊跳電幹嘛。 其次，政府或許常常跟我們說要節能減碳、隨手關燈，那他們自己苦心栽培的重工業又是怎樣的表現呢？台灣地區工業用電占總用電量50％以上，其中又有一半被鋼鐵、石化等高耗能產業吃掉。為了培養這些高污染工業，政府除了對給予他們減稅優待以外，電價也是超低補貼（台電網站電價表怎麼只列了民生用和營業用電價？是怕引起民怨嗎？），還比台電發電成本要低。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說法，2007年到2010年三年形同全民補貼他們1500億元。這些產業吃了那麼多電，也只生產了不到十趴的GDP，還不都是因為他們的部分公營或者大資本家掌控的性質才得以得寸進尺；所以囉，想要減少我們的電力使用？工業用電最需要被檢討！ 再次，所謂核電最便宜純屬可笑說詞。我們承認，當一座現成的核能發電廠用唾手可得的鈾料進行絕對安全的運轉而剩下的核廢料就地解決，這樣一算下來核電每度發電成本的確只有0.66元，但這個假設有一個先天性的謬誤。第一，核能發電廠不是“現成的”，台灣的核電廠從建廠到所有反應爐完全運轉，至少需要七年的時間，而一座火力發電廠大概只需要三年；其中建造核電廠所需技術和風險評估絕對比一座傳統火力發電廠還高許多。再者，假設我們的核電廠好不容易蓋完了，核電所需的鈾料也絕非“唾手可得”；鈾本身就是一種稀有的金屬元素，開採之後還不能直接使用，台灣目前的核電技術還必須將原鈾中大部分的鈾-238去除，提煉出只占原鈾中0.7％的鈾-235來使用。這樣的過程台灣每年就會排放120萬公噸的溫室氣體及各種污染物質，損失944萬立方公尺的純水（別以為核電廠都蓋在海邊就可以使用海水）、金屬礦物額外開採成本920萬美元以及化石燃料成本44億美元。運轉過程不能出現絲毫錯誤，成本十分高昂，而且核電廠運轉過程中所產生的核廢料的處置也所費不貲，運送儲存都是一筆開銷。林林總總加起來，核能發電成本其實已經達到2元/度。 而且，核電廠本身會造成立即性和永久性的污染。一座核電廠能運作的年齡大約三十年，當然我們用最佳的情況來看，大概也只能延長到五十年左右的壽命。在這段期間即使沒有任何事故，為了冷卻所進行的處理方式也將對附近海域造成嚴重的熱污染——看看墾丁那些白化的珊瑚！所謂發電效率較高，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核能最後被有效轉換成電能，剩下的全部變成熱能污染鄰近區域。而五十年停止運轉過後，原本設置核電廠的位址也不能再被利用，必須等至少再三百年才能回復到未設廠前的放射劑量，而核廢料所需儲存的時間也大致相似。核能發電所能帶來的好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者“低成本”廉價能源，這些都可以在各種再生能源、汽電共生和提升能源效率的方案中做到。核能看似成本低廉，實際上那只是刻意忽略了這些環境代價所得出的宣傳數據罷了。 多年來台灣核四廠能否停建一直個未定數，自1999年3月17日正式動工後其也依舊在沸沸揚揚的爭論當中持續興建。核四的反應爐形式為美國奇異公司（GE）所設計，福島第一核電廠使用的沸水式反應爐“Mark 1”也是奇異（GE）的產品。但是在福島核災發生之後的2011年6月13日，立法院審查100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預算案時國民黨多數黨團依舊否決停建核四，以及核電廠不得延役的提案，通過了核四的140億追加預算。按照這個行程表發展下去，核四大約可以在2015年以前完成商業運轉。事實上十數年來，民間反對興建核四的呼聲不斷，但因為核電開發涉及眾多國際和台灣資本家的利益，所以未能得以停工。特別是，作為主要設計和供應商，美國奇異公司（GE）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而得以向台灣歷屆政府施加壓力，罔顧民意而推動核四建設。 反對資本主義與環境持續發展 核電開發其實就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們不惜犧牲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而追逐利潤，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繼續著禍及子孫的勾當。電力的生產剩餘是各種資本主義工業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他們可以持續取得充足廉價的能源以完成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鏈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過度生產與有限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為了延遲這一矛盾帶來的危機，用過度消費的方式進一步扭曲真實的生產與消費關係，而使矛盾進一步擴大。 以利潤為驅動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沒有興趣真正促進對環境友善的技術。但是全球範圍內群眾的環保意識正在日益上升，僅以受到嚴密專制控制的中國大陸為例，每年有超過1萬起關於環境議題的抗議活動。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有超過10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群眾參與抗議示威。 就像資本家與政府經常宣傳的核電技術是乾淨清潔能源，用於取代傳統的火力發電。事實上，正如上文所述的核電開放是絕不可能是真正能環保的技術，而且由於其對資金、技術和原材料（鈾）的需求與控制，也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只可能有極少數財力雄厚的大資本集團和資產階級政府才能操作。而且在技術上，核能發電也無從取代傳統發電，因為地球上已探明的鈾礦儲量根本不足以替代今天所有的傳統發電產業，而且每年的市場供需存在嚴重缺口。強調核能發電，事實上資本家避免在其他真正乾淨清潔可持續發展的新能源上進行投入，從而將繼續維持大資本們對於能源生產與技術的壟斷。 而與此同時，普通消費者中或許有一股新的道德觀浮現，這種道德觀和他們習慣的浪費和奢侈互相衝突。為了解決這種衝突，聰明的資本家發明了一種新的名詞：“綠色消費”，讓群眾得到一種平衡兩種道德觀的幻覺。綠色產品或許真的對環境衝擊比一般的產品較小，卻無法磨滅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是對既有環境衝擊的事實，也不代表綠色產品不能被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文化所操控。只有在環保議題影響其公關形象，間接造成產品販賣的阻力時，他們才會裝模作樣地做“綠色產業”的樣子。 但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從來不可能是綠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絕對不可能為了某種至高無上的“永續發展”概念而限制自己的發展。這個市場的邏輯就是誰累積的資本效率最高誰最能生存。任何結合資本主義的環保運動都註定是失敗的，因為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就是要我們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累積資本。資本的累積就是剩餘價值的累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可以在環境保護和尋找清潔可替代能源的議題上，依賴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和資本家。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那些不願意反對資本主義和強調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調節的環保團體和政黨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背叛運動。德國綠黨在1998年首次進入聯邦政府時，他們就與一些商業公司達成所謂的“核妥協”，即在核電戰略上實施長期漸進式的“退出站略”，也就是說德國綠黨為了獲取政治權力，而放棄了基本的反核原則。 三月十一日，是日本東北地震滿一周年的紀念日。這一天，台灣的環保團體將聚集凱道，為群眾堅定的反核立場發出怒吼。我們除了認同他們的重要訴求並與以支持以外，更呼籲人們看清事實：沒有資本主義，才有永續發展。絕不可信賴大資本會將社會安全置於利潤之上。因此需要將所有能源工業國有化，置於普通勞動人民的民主控制下。擺脫對於傳統火力發電行業和核電的依賴，而發展真正可持續的清潔的能源，諸如太陽能、風能和潮汐等。同時，需要家裡一個真正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政府以發展出一個滿足多數人的需求的能源綱領和計畫生產方式。 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而生產，不要再被資本家控制付出不需付出的勞動力！ 全世界的受薪階級啊，你們應該為自己的真正需要而消費，不要再被資本家綁架，用自己的價值換取資本家想要你換取的產品！ 只有這樣，才得以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籌備會前往勞委會抗議 4月27日（星期五）早上十點，台灣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以及工傷協會、團結工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台灣支部等聲援團體、護理人員、家屬和聲援民眾等聚集在勞委會大門口，發起抗議以及遞陳情書的請願行動。 這次行動針對其實已經存在多年，但在這半年才被爆出的護理人員惡劣的工作待遇。包括：醫院為節省人力，導致人力嚴重不足，剩下的護理人員承擔了混亂且不正常的班表。新進人力流動率大，資深護理人員同時要兼顧照顧病人、帶新進員工、大小醫護行政事務；受責任制不當約束使護士們長期超時、超量工作，導致他們身心無法負荷，需要藥物維持工作時的身體運作，甚至走上自殺一途。這些醫院不僅無視於自己員工超負荷的處境，也無視於連帶對醫療質量的影響，只為了得到經費，對高標準評鑑虛應故事，加給護理人員更重的負擔。 現場約五十位群眾，舉著牌子，拿著布條，聲援團體包括團結工聯、工傷協會、 TIWA、日日春、還有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台灣支部拿著我們的旗子，重複呼喊口號“我要命、我要假、不要錢”。十點半，參與訴願行動的開始演出醫院強迫護理人員接受畸形班表的行動劇。之後，陸陸續續有護理人員以及團體代表出來表達訴求。經過一陣呼口號以及喊話，十一點左右勞委會派了代表出來接受基層護理工會籌備會代表的陳情書，並邀請訴願民眾進去參與勞委會開會。 這次抗議行動，提出的陳情書其中有一項被不斷提出來強調－廢除勞基法84條之一的責任制。法律的改良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認為這一切不僅僅只是在法律上將責任制廢除了就可以解決，主管機關從未落實對醫院以及其他產業的勞動檢查，今天的狀況完全是長期放任的結果。整個醫療體系的資源都被貪圖暴利的財團、以及掛勾的官員壟斷，所有的利益都分配不到下面的員工，以及改善醫療品質。下面的員工拼命工作，卻只是在幫上面的資產階級賺取利益，自己卻連休假的權利都沒有。不僅只是護理人員，很多產業的勞動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勞動者應該一起站出來！反抗資產階級的壓榨，不當得利！ 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 組織基層的、戰鬥的工會！ 台灣：“五一”——勞動者怒吼抗爭的日子 艷陽高照的晴日下，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傳來要求社會正義的吶喊。五一勞動節這一天，台灣勞動者聚集在一起，要為過去一年來不見改善，甚至日益惡化的勞動環境而抗爭。 “崩世代”運動會 上午，由台灣勞工陣線、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公平稅改聯盟等團體，發起了“崩世代”運動會，藉各項競賽項目以諷刺稅制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貧窮化等問題，表達出對國家未來的憂心與憤怒。 其中，除了延續去年就提過的主張，例如房價飆高導致人民無力負擔、勞動彈性化導致的派遣泛濫，今年更特別凸顯了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因為不論是醫師或護士，都面臨工作過勞的處境，因此也特別呼籲政府不要以責任制為由，將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性命當作玩笑看待。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參加這次的“運動會”，在學貸賽跑、房價舉重等項目使盡力氣仍覆沒一地，表現出畢業後必須面臨的苦境。最後，群眾在路上設置的大型總統臉書牆上，留下各自想表達的怒言，但由於總統府拒收，之後將改以照片寄給馬總統了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剝削遊行 下午，則是主要由團結工聯和自主工聯發起，聯合全台灣各大學院校異議性社團和學生自治組織、各產業工會與社運團體的五一遊行。 中午十二點半，各團體三千餘人在自由廣場集合，之後出發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學生團體和工會組織分別在教育部及台大醫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議。 學生大隊中值得注意的是兩面大旗，一面是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一面是台灣大學企業工會，站在這兩面其背後分別是各大學院校里的老師與學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樣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壓迫，高等教育在資本掠奪下成為一種“賺錢產業”，大學淪為資本家的“產業廉價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生”與“勞動者”的身分日益重迭成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雙重鎖鏈。因此，老師和學生們在五一這屬於勞動者們的節日裡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必須向資本家課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拒絕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法人化與私有化，奪回屬於學生與老師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在工會大隊裡看到了護理人員也一同走在遊行隊伍之中，她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的成員，是一群在面對日益惡劣的醫院護理勞動環境下的基層護理人員們自發組成的戰鬥工會組織。先前投書CNN控訴所謂世界進步的台灣健康保險制度不過是建立在壓榨剝削基層護理人員的“血汗醫院”之上的護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 在護理勞動力吃緊的 現實醫療環境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面對大夜班小夜班的輪調，過度勞動加上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內分泌失調，許多護理人員甚至因而在醫院裡倒下；這更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高，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的劣化護理勞動環境。為合理化壓榨剝削護理人員，被資產階級神聖化的南丁格爾護理精神成為施加在血汗護理勞動之上的虛假意識與謀殺幫凶。因此，群眾必須和護理人員們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衛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更是捍衛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從財團與官僚的手中奪回屬於公眾的醫院！ 在遊行中，我們還看到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印度尼西亞勞工在台協會(IPIT)與台灣移工聯盟(MENT)的移民勞工朋友們。他們在臉上塗滿了鮮艷的色彩，開心地與同是千里迢迢來台灣工作的同鄉朋友一起參加五一遊行。面對來自資產階級政府的本勞外勞薪資脫鈎政策，勞工們必須不分本國外國，認清資產階級的分化手段，堅決站在同一陣在線同資本家進行鬥爭！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台灣支部的支持者也參與了當天的二場示威活動。在活動中，我們高舉代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工國委（CWI）的旗幟和橫幅，並發布了我們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廣受示威群眾歡迎。 今天，來自資本家的壓榨剝削依然不斷地鞭笞在廣大的無產階級身心之上，勞動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做鬥爭，奪回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果實! 台灣：高等教育商品化與“學生工”的雙重壓迫 日前，教育部與各大學拋出了將調漲學費的消息，全國各大學院校的學生會與異議性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政府不應該調漲學費，而應該透過對企業課稅來逐年降低學費，最終達到免學費的教育公共化目標。 另外，以全國大學院校受僱者為組織對象的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今年初正式成立，台灣大學的研究生們也發起籌組以台大研究生為主要組織對象的台灣大學企業工會。我們看到了學生與勞工一同站出來反對學費調漲，大學裡的教授及研究生也開始自我組織爭取勞動權益，台灣高等教育市場化已是事實，學術研究工作者是日益深刻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 全球遍地烽火的反高學費抗爭 2011年11月，一位劍橋大學博士生歐文-荷蘭（Owen Holland）在英國高教司長大衛-維萊茨（David Willetts）在劍橋大學的演講前以吟詩方式抗議劍橋大學調漲學費，後來劍橋校方決議將他強制休學兩年六個月。6月，韓國學生在首爾進行大規模抗議，要求李明博政府兌現其競選承諾“大學學費減半”。智利學生則是發起了多次的罷課行動，二十多萬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智利政府進行教育改革，回復1960年代公立大學教育免學費政策。今年3月中旬，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二十多萬名大學生罷課湧入蒙特婁(Mont Royal)市中心抗議其政府將調漲多達75%學費。 在歐洲、美洲和亞洲都同樣上演著抗議學費高漲的學生示威遊行，然而全世界各大學都說必須調漲學費才能維持運作，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同其他所謂的一流大學競爭。亞洲主要國家政府則無不積極投入改革自身高等教育體制，希冀以國家財政重點補助特定大學在世界高教競爭里占有一席之地。這些現象背後的共通點為何? 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也從來是階級性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意志的反映。在歷史上，高等教育一直是歷屆統治階級培養統治精英和其統治機器/工具的方式。平等普惠的全民受教育權，如同選舉權和其他社會福利一樣，是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經過百多年勞工運動與社會抗爭贏得的改良成果。但為了追求利潤和維繫階級統治，只要時機成熟，資產階級就會採取各種手法直接或間接地剝奪勞動人民的改良成果。 前陣子上映講述英國前首相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人生經歷的電影〈鐵娘子〉(Iron lady)里沒提到的是戴卓爾本人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冷戰時期同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W. Reagan)舉起的“新自由主義”旗幟，這套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干預國內經濟市場活動，主張市場自主運作才能達到最佳利益分配與效率最大化。雖然，國家和資本家無法在法律上禁止普通勞動人民享有教育的權利，但通過竭力推廣教育商品化、私有化、市場化，使用貨幣價格槓桿將勞動人民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同時牟取暴利。 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展現即是，一方面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各國政府們開始削減對本國高等教育的預算補助，另一方面鼓勵相關教育研究機構透過與企業在教學研究上緊密結合產學合作，來獲取企業資金贊助，最終達到能在市場機制的冶煉下自我運作，不再依賴政府預算支持。 廣設大學背後的市場化邏輯 過去，台灣在政府鬆綁大學設立政策之下，許多原本的公私立技術學院一個個升格為大學，高中升大學錄取率不斷上升至近幾年來的百分百錄取，高等教育在人人都要受到良好教育的教改要求下逐漸成為普及教育，從“滿街都是大學生”到“滿街都是碩士生”，大學生、碩士生甚至是博士生都已不再擁有社會過去想象的菁英性質，反而在現今出現了“大學任你玩四年”和“死大學生”等諷刺與批判，企業開始以“草莓族”標籤出生於民國七零年代的七年級生，形塑這批拜大學普及化所惠的青年的軟弱性格，大學文憑不再擁有過去相對優勢的高薪工作保證，反而普遍成為就業的必要條件。 在這波廣設大學風潮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多以設立電機、電子與資工等工科為主的大學技術學院，在台灣高科技產業日益升高的高等勞動力需求下，普及教育口號隱而不表的是一個以市場趨勢為依歸的買方心態反應─人人都想要成為科技新貴，於是市場就多增加相關大學科系，這需求卻一路從對大學生衝到對碩士生及博士生的需求，不只大學林立，研究所也持續設立，在市場過度反應造成高等勞動力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加上政府系列的青年促進就業方案“幫忙”下，於是社會上出現了22K（月薪為22000新台幣，約5500港幣）大學生，35K（月薪為35000新台幣，約8400港幣）碩士生，以及到近來的55K（月薪為55000新台幣，約13800港幣）博士生，這一場普及教育戲碼至此終於暴露出其背後真正操控的市場化邏輯。 作為”產業”的高等教育 根據英國政府於2006年的統計，英國高等教育每年為英國創造高達450億英鎊產值，對大學每投資1英鎊，可獲得1.52英鎊的經濟效益。2007年澳洲高等教育產值達七億美元。2011年美國由外國留學生創造的高教產值達210億美元。全球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千億美元高產值高利潤的新興“產業”，各國政府因此積極推動高教改革，希望透過有計劃的扶持國內優秀大學成為國際知名學府，進行教育輸出，向外國學生收取高昂學費，獲取高額利潤，而每年的世界大學排名做為一個爭取曝光的宣傳平台也就因運而生。 棒子與蘿蔔: 大學法人化與五年五百億 而為爭取五年五百億經費補助，成大含淚答應接受作為附加條件的“大學法人化”，之所以含淚是因為法人化即意味著政府補助款將逐年降低，學校必須自行另闢財源。然而推動法人化過程需要複雜的修法過程，同時也遭遇大學裡教職員對於自身公職權益損失的疑慮反彈，於是在政府鼓勵之下，成大開始試辦成立作為“大學法人化”過渡階段的“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在學雜費調整、系所增加整並等校務決策上試辦自主管理。以成大的“自主治理委員會”為例，總計共15到19位的委員人數裡，校務會議代表3人(共有1票)，教師代表1人，學生代表1人，校友代表3到5人，企業及社會公正人士5到7人，教育部代表2人，代表校園組成的學生、老師及校方行政人員代表的意見份量在這19人會議里僅只3票而已，而校友與企業社會人士卻擁有8到12人過半數的壓倒性優勢，充分顯示大學必須脫離政府財政支持，由資本家(校友及企業社會代表)介入校務決策發展方向的新自由主義思維。 “學生”身份與“勞動者”身份的雙重壓迫 一位目前就讀某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的W同學表示，對於指導教授將他們學生辛苦工作的產學合作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新瓶裝舊酒向教育部、國科會、工研院等政府機關申請計劃補助感到非常反感，而學生們領的錢則是完全出於教授個人主觀意願決定。W同學表示，研究團隊裡的博士生負責系所網站上所標示的教授個人研究領域，而由教授向其業界朋友延攬而來的產學合作計劃，則是碩士生們的日常實際工作，W同學打趣地說，如果他們這些碩士生學生罷工的話，這些產學合作計劃鐵定會開天窗，因為實際上教授自己並不掌握產學合作計劃所需要的技術知識，教授只要負責開會、寫計劃拿經費、跟業界朋友打打球，就有產學合作找上門來，再分給他們這些碩士生完成這些計劃，就可以拿到豐厚的報酬。 而在研究所階段，W同學就體認到了工作責任制的精神。每個碩士生同時都有兩個計劃擔在身上，一個做完了，就做另一個，然而同時又會有新的計劃加進來，充分體現了業界物盡其用的責任制奧，而教授義正詞嚴的表示這些實作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學生們應該要認真地從實作中學習才是。W同學表示，就教授所給於他們的實際訓練來說，真覺得自己完全是拿薪水上班卻沒有勞健保保障的勞工。 W同學表示，同學們普遍對於這種研究所“血汗工廠化”的求學方式感到不滿——學生成為被學術精英教授與資本家剝削的廉價勞工，而並不是真正從事於有益於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學習與研究。大家也曾想過要一起罷工抗議，但想到在保守的校園氣氛下，而且大多數的學術精英都是這種剝削體系的收益者，其他教授完全可能拒絕接受因與教授衝突而被趕出研究團隊的學生，而面臨無法畢業的窘境。所以，不少研究生們思慮再三後還是只能摸摸鼻子無奈地繼續在這樣荒謬的求學環境中“實習”。 認清壓迫，反抗資本家 在殘酷的市場經濟競爭中，各國資本為生存，一方面無不竭力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並帶動全世界的高階勞動力需求日益升高；另一方面作為高階勞動力生產的高等教育成為一種新興產業，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無不重點培養國內優秀大學加入爭食全球高教產業高產值大餅的廝殺。 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驅動力的教育改革下，政府逐步減少對大學研究機構的補助，學校必須調漲學費及緊密地同企業作產學合作才能獲得經費以求生存，既將大量缺乏財力的普通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排除在精英教育之外（排名優秀的學校與專業），又將市場力量得以進入大學，將大學改造成教學研究都符合市場需求的產業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習”變成了“實習”，“學生”與“勞動者”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來自兩方面的壓迫與矛盾不斷加強激化。 面對學術殿堂里日益惡化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受教者與授教者必須體認自身所受壓迫與剝削的來源對象，是那一手拿著皮鞭(世界一流大學)，一手拿著毒蘋果(產學合作)的勢利資本家，必須認清自身的階級位置，自我組織起來，與工人團體團結進行抗爭罷工，同資本家做鬥爭，才能奪回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管理權和自主權。 學生們的反學費鬥爭、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與台灣大學企業工會的成立已經為台灣的高教勞動者們的新鬥爭吹響了戰鬥的號角!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求: 反對調漲學雜費，應課徵資本稅賦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實施免學費政策! 台灣： 華隆抗爭不孤單，勞動階級團結座談會 下午一點多，群眾陸陸續續抵達位於捷運麟光站附近的座談會會場（感謝反M型化社會聯盟(W聯盟)襄助會場）。工人們和我們早已到達會場，大家心中充滿期待，而又忐忑不安。很快兩點十分座談會開始時，現場早已擠滿了關心華隆罷工的民眾與學生。 今天參與座談會的華隆工人們，包括工會幹部在內共有八人―兩名男工與六名女工。工人們向民眾說明了，從6月6日開始罷工到今天已是第47天，和罷工期間與 資方及政府談判斡旋的艱辛經歷。年過半百的阿姨們迫切地跟民眾們訴說在華隆十多年來所受到壓榨與剝削，諸如在長期以來資方設計許多扣除薪水的名目下，薪資 連基本工資都不到，必須靠這份微薄薪水養活兒女們，甚至必須兼差三、四份工作才能養家活口，然而現在連養老的退休金一毛錢都拿不到! 民眾 們的提問相當踴躍，大部分是就現行勞基法對勞工保障部分提出疑問。而工人則是無奈地表示，在經歷過6月兩次北上向政府勞委會陳情無效後，及四次勞資談判會 議破裂後，罷工將屆滿兩個月。他們對於政府非常失望，希望社會大眾能給整日處在烈陽下的工人們支持，幫忙在網路上宣傳華隆罷工工人們所受到的苦難，到罷工 現場跟工人們聊聊天為他們加油打氣。 座談期間，同時進行了華隆罷工募款，民眾非常踴躍的掏錢來實際支持罷工工人們，現場共募得新台幣六千多元。 除了工人與民眾之外，出力最多支持華隆工人罷工的勞動黨縣議員高偉凱議員也參與了座談會，希望大家能透過聲援華隆罷工自拍活動持續宣傳，讓越來越多知道華隆工人在罷工。 發 起座談會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台灣支部同志也在現場親手遞交工人們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市議員Mattias Bernhardsson給華隆工人們的聲援信，希望透過各國工人們的串聯聲援與抗議資本家的行動要求台灣政府正視工人們的權益，並提出了國有化華隆紡 織，由華隆工人民主管理華隆紡織等訴求。 除工國委(CWI)台灣支部與勞動黨外，參與座談會的聲援團體與記者還有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師大學生會、師大人文學社、北大翻牆社、W聯盟、香港FM101、公視、立報、苦勞網、新頭殼等。 在 過去一周內，工國委(CWI)發動國際聲援，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PCS)工會和英國、瑞典、希臘和以色列4個國家的聲援。周一 （7月23日）工國委(CWI)瑞典支部社會主義正義黨（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還將前往台灣駐瑞典代表處舉行抗議活動。 很明顯地，工國委(CWI)發起的國際聲援給政府帶來了壓力。在發起國際聲援之後不到一周，華隆工會幹部接到了自稱檢調單位的電話，表示：總統已經接到了陳情，希望工人等待總統府回應，不要把事情鬧大到國際上。 我們當然清楚地知道，檢警調絕對不是工人的朋友，沒有人會忘記警察在翁大銘家外是如何鎮壓罷工工人和學生。這樣的說辭只不過是在試圖浪費工人的時間跟影響工人的鬥志。實際上，我們很快就看到了所謂“來自總統府的回應”。 事實證明，政府只是再一次地戲弄了工人，所謂的回應只是再一次地表達了他們堅持袖手旁觀的決心。而“檢調”在國際聲援活動發起之後的緊張 反應，更顯示出他們重視“國際觀感”更甚於“人民觀感”。華隆工人北上台北抗議，換來了官員的敷衍。我們發動國際聲援，雖然在一周內得到了來自4個國家1 個工會的聲援，但也只換得檢調的威脅電話跟一張來自總統府的垃圾回函。這告訴我們，目前的努力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與動員工人和青年支持，來反擊國 民黨政府的挑釁。 團結、鬥爭，直到勝利！ 台灣：反對旺中金權控制輿論，青年與媒體工作者團結抗爭 7月31日，不顧颱風和滂沱大雨，為了對新聞自由被抹煞表示抗議、反對旺中併購中嘉寬頻，超過七百名學生到中天電視台外參與反旺中行動。風雨中，抗議者除了不斷呼喊“媒體專業、回去做仙貝”等口號，還高唱改編版的勞動者戰歌。中間大家繞著中天電視遊行一圈，回到廣場，持續有學生抗議者上台帶大家呼喊訴求。整個行動在12點，發起人帶大家念完學生宣言後結束。工國委(CWI)的成員也積極參與了本次抗議行動，並利用這次廣大激進青年參與的機會，在活動最後還向現場群眾發表了呼籲大家能到頭份去支援華隆罷工工人的訴求。 旺中集團操控輿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於7月25日有條件通過旺旺集團併購中嘉寬頻一案當天，旺旺集團旗下中天電視台爆料前往NCC審議委員會抗議的所謂學生走路工事件，所引爆的一連串旺旺集團動用旗下電視電子及平面媒體，連日炮轟長期反對旺中併購案的指標性人物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研究員，以及威脅提告轉載疑似旺旺所屬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出現在學生走路工人群的清大學生陳為廷，旺中集團是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所擁的龐大資本與所以可支配的輿論工具份量。在未能順利擴張其“輿論領土”的挫敗下，早已成形的媒體巨獸發狂地攻擊起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旺中集團能有今天龐大的媒體板塊，不是決勝在7月25日的旺中併購案的過與不過。旺中併購案就算不過，旺中集團所擁有的媒體一樣有機會在今後像近日一樣，動員龐大與論工具攻擊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聲音。 媒體巨獸利潤至上 去年，英國的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 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International)因爆發竊聽女童Milly Dowler手機案而被迫關閉，擁有龐大政商影響力的梅鐸帝國因而動搖。梅鐸集團所屬的新聞國際集團(News International)旗下所有的報紙占英國報業市場的百分之四十，《世界新聞報》、《太陽報》(The Sun)、《泰晤士報》(Times) …等平面媒體皆屬其下。梅鐸旗下的《世界新聞報》和《太陽報》多以挖掘名人醜聞為報導焦點吸引讀者的報紙，常常透過警方、雇用私家偵探…等非法方式進行電話竊聽名人私生活，像是名演員休葛蘭（Hugh Grant）也是受害者。而新聞國際的執行長，梅鐸長子James Murdoch赤裸裸地表示，“唯有利潤才是耐久又經得起考驗的獨立保證”。 像梅鐸長子這樣的直白的信念，一定也是日夜苦思如何擴大媒體板塊的旺中集團所抱有的。如何賺取、積累、擴大資本，一直都是大資本家腦袋裡的課題。旺旺從製作仙貝到媒體事業，跨足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業背後的驅動力是資本對利潤的競逐以及可能的傳聞許久的政治目的。 團結基層新聞工作者組織抗爭 在抗議行動中學生們不斷從“媒體專業”、“新聞自由”的角度，以“爭自由”為主要訴求來撻伐旺中集團。但缺少的是質問這集團為什麼可以這樣任意的併購其他企業、用資本控制媒體。在抗議現場，也出現幾位中天新聞的員工，出來對抗議學生發“澄清”傳單。從她/他們臉上不情願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出，許多旺旺集團旗下媒體工作的員工，並不願意被旺旺這樣控制，而且有很多的不滿，但沒有一個管道能讓員工出來對他們做抗爭，他們需要的是組成一個戰鬥的工會！ 如果今天只是以抵制旺旺商品的方式反抗，沒有對背後資本家跟政治力做根本的揭露，粉碎資本對媒體的操控，我們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從台灣本土的HTC到跨國的可口可樂、NIKE，全世界有無數的大財團被民眾“自發抵制”過，但實際上這些財團依然屹立不搖。 跨足多領域，本身即是廣告主並且即將成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旺中集團更是已經站穩腳步，少數人發動的而沒有紮根於工會和群眾組織的拒看、拒買行動未必能對旺中的利潤產生多大影響。 反觀鄰近的韓國，同樣是為了爭取新聞自由，他們採取了相當不同的手段。 從今年一月開始，韓國第二大電視台的MBC工會為了抵抗韓國總統李明博安插的代表理事金在哲(Kim Jae-chul)干預媒體自由，刻意刪減有關反對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相關新聞，以及為總統李明博的醜聞擦脂抹粉，決定以罷工做為反擊。不久之後，韓國最大電視台KBS以及YTN的工會也在不久之後加入這場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 MBC的這場罷工成了韓國歷史上最長的媒體罷工，直到七月十八日才結束，長達170天。雖然工會並沒有直接造成金在哲的下台，但也得到了董事會承諾在八月初將會對事件展開處理。更重要的是，僅僅MBC一家電視台就因為這場罷工而直接損失了超過八億新台幣的廣告收入。罷工不但造成了資方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引起國內人民、媒體工作者乃至其他國家人民對韓國新聞自由問題的注意，這不是一個小規模鬆散的拒看行動所能達到的。 而在台灣，旺中集團的追殺、抹黑等等無恥行為不但威脅著一般人民，更直接壓迫著在旺中集團內工作的勞動者。直接受到老闆壓力、被迫放棄新聞自由、必須挑戰自己內心道德底線的，是這群仍留在旺中無法離開的勞動者。組織起這批勞動者，建立挑戰資方的獨立工會，才能組織真正有效的反擊，並對於到底是誰（老闆還是新聞從業者）控制與運作新聞媒體機構提出質疑，從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下金元控制新聞的體制。 我們現在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對記者個人的道德批判或者溫情訴求，冀望“有良心的”記者離開旺中。而是要在旺中集團的媒體中，由內部員工自下而上地民主組織工會、組織對資方的反抗，將保衛新聞自由的鬥爭與保衛勞動權益的鬥爭連結在一起。 台灣：華隆罷工– 政府發出打壓的警號 8月11日(星期六), 正當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和青年組織成訪調隊伍到苗栗，訪問及支持華隆罷工的工人的時候，下午時分苗栗副議長陳明朝親自去到華隆頭份工廠總廠，第三度向工人發出惡意的警告，標誌著華隆資方及國民黨政府對罷工已經失去耐心，要將打壓的行動提升到更高層次。 陳明朝跟工會分子及工人警告，不要把事情鬧到媒體上，否則8月13日(星期一)不排除會有“行動”。這可能是暗示政府會動員警察暴力打壓。無論屆時警察真的動用全面暴力摧毀罷工，還只是少數警察來到展示鎮壓的能力，或可能是純粹空口喊話以圖嚇唬工人，工人一定要準備星期一最好的政治動員，包括華隆工人、其他工廠的工人以至學生及青年堅守工廠，向資方反擊。 上星期國民黨在動員立法委員到華隆跟工人“談判”，企圖軟化工人的立場而令其妥協。今天苗栗副議長的態度不但揭露地方政府與資方的互相勾結，而談判只是，亦表現國民黨害怕罷工運動蔓延至台北以至其他城市，甚至鬧大到國際上演變成政府醜聞。國民黨台灣政府在國際上經常表現出“民主大國”的虛偽形象，但一個打擊罷工權利的政府，已經徹底違背民主原則。 華隆工會不能猶豫，必須向工人解釋國民黨在是次罷工的鎮壓者角色，並將國民黨的恐嚇宣揚開去，令政治打壓變成提高工人意識和反抗鬥志的工具。工人應該展開討論儘快前往苗栗副議長的家門外抗議的行動，將其惡言曝光。 勞動黨定於8月14日(星期二)動員五十名華隆工人以及青年進行第二次遊行至台北，今次是在總統府外向國民黨怒吼，抗議其對華隆工人軟硬兼施的打壓。這遊行可以將華隆罷工的抗爭宣揚至沿途及台北，而主流媒體不得不去報導事件，亦藉以向政府施加壓力。如果政府恐嚇或鎮壓工人，只會有更多群眾站出來反抗。整個行動要全面規劃，工會同時必須在星期一已經動員其他所有工人及青年堅守工廠，以防警察摧毀罷工。 地方政府與資方是利益共同體，不能對國民黨有幻想，我們需要積極反擊。 工國委台灣認為： •動員工人及青年堅守華隆工廠，在星期一讓政府了解如果鎮壓工人的後果 台灣：8月8日“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占領月台 由15年前因為資方的惡性關廠，而積極抗爭，促使勞委會撥經費代償資遣費和退休金，卻在15年後面臨被追討償款的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等工人所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於8月10日接近中午，發動300多位受害工人占領台北火車站的北上月台，要求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前來與工人磋商，並撤銷勞委會對這些工人的告訴，停止對這些工人討債的行為，否則將集體臥軌。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台灣支部亦趕到現場參與，到現場只見大批警力手持盾牌，將通往台鐵月台的入口層層封鎖，並且仍不斷有警察增援。只是，下午勞委會仍只派出副主委郭芳煜到場協商，並聲稱王如玄主委有要務在身今日不克到場，但願意在兩周后與工人們好好協商。最後，在勞委會願意停止針對工人的訴訟和王如玄願意撥空與代表對談這樣的條件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宣布暫時結束抗爭，從台鐵月台撤離。 這次抗爭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立有16年，主要是因為1990年代台灣出現惡性關廠、歇業的風潮，造成如聯福製衣、東菱電子、福昌紡織、東洋針織等許多工廠工人紛紛成立關廠自救會，1996年串連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開始相互支援，並以激烈的手段如臥軌、絕食，既向資方追討被積欠的資遣費與退休金，也要求政府“代位求償”。最終，在1997年迫使勞委會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先行替資方償還。而這筆償款，當時雖然名義上是貸款，不過當時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卻向工會幹部許諾:“不會向工人追討這筆錢。”包括21世紀初，時任民進黨政府勞委會主任的陳菊也親口答應工人，這筆錢不用歸還。也就是說，這是筆無限期借給工人的款項，是勞委會以“貸款名義”行使的“代位求償”。 然而就在15年後，勞委會卻發函催繳欠款，他們認為這筆錢“是貸款、不是社會補助，也沒有所謂的代位求償”。並且委託律師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勞委會認為，除非經確認沒有還款能力，像是中低收入戶或是65歲以上，他們在取得債權憑證後，可以依法結案。法院假如認定仍有還款能力的工人，就只能要求他們“連本帶利”償還。 對於勞委會這樣的舉動，那些被追討的工人自然無法接受，因為他們實在不明白，他們只是爭取自己應得而被積欠的資遣費和退休金，要求負責勞工權益的勞委會幫忙，最後卻演變成欠政府錢，而他們本來就該得到的薪資，竟然成為必須償還的欠款。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只能再度集結，他們在7月4日夜宿勞委會，7月5日先後轉進行政院與監察院，甚至派代表到總統府遞交陳情書，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得不到官方的重視。 8月8日工人企圖在忠孝西路天橋上抗議，爭取大眾關注，卻遭到警方強力阻擋和驅趕，他們只能再次在勞委會前的廣場夜宿，要求政府停止對關廠工人的司法訴訟，並向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喊話要求她出面協商，儘速立法推動“勞工債權優先受償權”，否則將進行臥軌抗議。只是這樣的喊話，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於是工人們決定在8月10日到台北車站進行激烈的抗議，原本打算是要癱瘓台北捷運系統，不過最後決定占領台鐵的月台，並企圖重現1996年聯福製衣工人的臥軌抗爭。 因為大批全副裝備的警察封鎖現場，雖然最終工人們並未跳下月台臥軌， 固然勞委會也派出了副主任到現場，但這並不代表勞委會釋出了足夠的善意。主委王如玄還是沒能立即出面，訴訟也只是暫停而非撤銷告訴，就連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副處長王厚偉也強調暫停訴訟並不代表撤告。目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似乎寄望著兩周后的協商。 不過由過去的經驗，尤其是現在關廠工人們自身被勞委會反咬的教訓告訴我們，對於這個應該正名為“資委會”的勞委會絕對不能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更進一步說，奢求這個為資本家服務的政經體制的政府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根本是過分的天真。也許他們會在一時表現出幫助工人的姿態，暫時滿足工人的需求， 也主要是為了維持統治和製造社會和諧的假象。可是一旦經濟轉壞，或者財政的虧損，哪怕始作俑者多麼明顯是那些大資產階級，政府第一個開刀、強迫共體時艱的總會是工人階級。 在聯福等關廠聯盟工人占領月台的抗爭中，華隆工會幹部及勞動黨黨員舉起支持華隆工人的標語，是嘗試連結台灣各地的關廠工人以至其他工人鬥爭的開始。聯福等廠的工人受到政府“貸款基金”的欺騙，至今天方被與資方勾結的政府秋後算帳。華隆工人亦不能依賴政府信誓旦旦的假保障，今天罷工要求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必須要華隆資方親手償還，不能接受任何法律形式上的“貸款”。而華隆工會及工人可以連結聯福工人進行鬥爭，共同行動向資本家及國民黨政府反擊。 因此，“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需要擴展鬥爭，與其他抗爭工人一同團結，勞委會不停止追討行為、不撤銷告訴，就絕不罷休，更進一步要促使勞基法第28條的修正，迫使資本家優先償還積欠的薪資。最重要的是，必須藉由這樣的抗爭機會，讓廣大工人階級認清資本主義下的政經本質，讓他們在一次次的鬥爭中聯合、壯大、組織起來，最終堅定地為建立替代資本主義、由勞動者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新社會而奮鬥! 台灣：向陳明朝反擊阻擋機器拆卸搬出 8月23日，華隆工人承受著苗栗縣副議長陳明朝來周一動員警察搬出機器的要脅，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五成退休金及資遣費，結果193票反對、148票贊成。華隆工人酷熱天氣下艱苦鬥爭八十天，資方欺壓工人的詭計層出不窮，而工會多數派的妥協取態未能領導罷工行動升級。逆境下依然有五成六工人支持鬥爭的投票結果，已經展現了其剛毅不屈的天性。 工人堅定的鬥爭意志令國民黨政府忐忑不安，要加快動手搬出機器的節奏。投票結果公布後，有報導指陳明朝要脅工會，若果動員工人抵擋機器搬出，將直接把總廠那邊的工會辦公室整個敲破。資方強硬囂張的態度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華隆罷工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上周陳明朝宣告拆卸總廠之時，工國委(CWI)警告，絕不能信任地主陳明朝“不搬機器”的空口承諾，並指出下一步就是將機器“五鬼搬運”轉賣至華隆越南分廠，並順道奪取華隆原總廠的土地。我們當時強烈要求工會必須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拆廠，而在罷工棚下高喊“總廠不能拆”、“機器不能搬”的口號得到了全體工人迴響，隨即要求工會啟動投票，讓工人決定是否阻擋清拆總廠。然而，工國委的投票建議最後遭到工會否決，我們宣傳自己觀點的言論自由亦受到學生抵制。翌日工會讓工人目送總廠磚崩瓦解。 今天華隆工人愈來愈了解到工會妥協派退讓的立場根本不能換取資方的同情，肯定的是有更多工人認同我們呼籲阻擋拆總廠的立場，華隆工會必須站在工人一方，動員青年及工人阻擋搬出機器（包括機器的管線），向陳明朝作出反擊。只有保衛總廠的機器，才能保住手上的籌碼，爭取更高的退休金和資遣費。工會亦應政治上汲取教訓，今後絕不再信任國民黨任何政客的空口承諾（包括苗栗縣立法委員徐耀昌）。 8月27日凌晨12點半，在華隆總廠尚順廣場出口，工會便發現約二十名警察進駐，承載廠房設備的貨車則已駛到大門，守衛者學生躺在貨車前手勾著手抵擋車輛進出，迫使貨車將物品卸下。 8月27日，苗栗副議長陳明朝動員警察及動用貨車進駐華隆總廠房，企圖保護貨車運出價值上億的設備，兩百多名華隆員工與聲援團體聞訊後立刻集結，靜坐在總廠房大門、尚順廣場出口阻擋貨車進出。華隆員工用活繩結綁住脖子，串聯彼此，向警察宣示一旦動手，就是逼他們集體去死，現場更抬出棺材，象徵絕不讓資方拿走棺材本。 。陳明朝受壓力底下未能於當天運出設備。工人目前以輪調方式持續駐守總廠房各個出口。及後幾天，陳明朝將工會辦事處斷水斷電，而斷水那天工人衝進廠區，警方帶走兩個常務理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天受訪時一句“我不是仙女，無法一出面就解決所有問題”更是激怒華隆工人。動員警察護送出貨可以是短期內發生的事情，華隆工人及工會正在奮戰到底我們支持作出最好的政治準備和動員，讓大眾同情關注華隆罷工，向政府施加群眾壓力，以制衡警察暴力鎮壓、減低衡突造成的受傷。工國委(CWI)認為，不但必須組織抵擋行動，政治上採取積極反擊更是當務之急。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才是華隆主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捍衛華隆罷工。 工人國際委員會的訴求： ■動員華隆工人及各地青年阻擋機器搬出 ■要求全數賠償工人的退休金及資遣費，不能妥協 ■絕不信任國民黨政客的任何承諾，全面向資本家宣戰 在中日島嶼爭端背後隱藏了什麼？ 發生在東海關於有爭議的島嶼上的衝突，觸發了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經濟體）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衝突。在9月，大規模而有時暴力的反日抗議行動席捲中國，由此造成了日資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兩方的政客都以主戰論調發表了保衛國家主權的言論。在日本強烈的極右翼的壓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通過向據稱破產的“島主”購買爭議群島中的三座島嶼，將它們“國有化”，由此挑動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緊張的政治神經。 中國所稱的釣魚群島或者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是無人居住的小群島（只占6.3平方千米）。該群島自1972年之後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國際法”下未定主權歸屬。中日之間在1970年代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主權歸屬爭議無限期擱置。日本打破協議而激怒了中國政權。故此，兩國於2008年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島嶼周邊能源。這協定現在已處於垂死狀態。 這些島嶼位於富裕捕魚區，並且很可能有石油儲備，但是這些都不是今天衝突的主要動力，而是由於中日統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該領域的野心。這些島嶼在中日關係中有很敏感的象徵性意義。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得對沒落的清王朝的得勝利，而首次獲得該群島。這場戰爭標誌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並使其先吞併台灣（福摩薩），然後是朝鮮，之後在20世紀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在這場戰爭中兩千萬中國人死亡。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反日遊行（香港和台灣也有相對較小規模的遊行），日期正好碰上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東北（滿洲）的開始。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說。歷史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有重大影響，是因為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種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購買釣魚島/尖閣諸島，因而激起現在的危機，從這事可見歷史引起爭執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緊張局勢 當前在東海發生對峙，以及在南海較大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上的同類爭端，都是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關於對亞洲的經濟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俄羅斯和印度的“勢力範圍”，另外還有該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印尼、越南和菲律賓作為配角。 南海的緊張局勢不僅基於就捕魚場地和海底礦場的爭端，而且包括軍事戰略議題，比如對關鍵貿易通道的控制權和美國軍艦是否有權駛入中國的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北京宣布整個南海是“國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島嶼上存在爭議。 不少於七個政府宣稱對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有三國對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島宣稱擁有主權。這些領土爭端在近幾年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為各國政府的軍備競賽添加了燃料，國防預算急劇上升（社會支出受到擠壓），特別是海軍預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據參議員安東尼奧•特里拉呢斯所說，菲律賓和中國就斯卡伯勒礁（中國稱黃岩島）的衝突“近乎開戰”。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賓總統阿基諾進行秘密會談。 “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一場在該地區的國際拉鋸戰。”在東京的軍事安全評論員道下德成說。 “每當權力分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的時候，人們就開始重劃邊界。”（《紐約時報》，2012年8月22日） 世界經濟的重心東移，這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更加明顯。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之外的二十七國）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員的歐元區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這些亞洲國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歐元區則占20.8%。這是一個驚人的徹底轉移。 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過去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沒有令階級分化得到緩解，反而將之越拉越大。各國之間的競爭亦如是。日本資本主義相對其主要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衰退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這些都給地區局勢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希望維持世界列強的地位，越來越尋求更加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意味著修改（二戰結束後制定的）“和平”憲法，而帶頭提出這項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極右翼領導人。 美帝國主義“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除此之外，美帝國主義通過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希望重新奪回在該地區失去的地位。十年來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東的戰爭，美國現在要抑制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當美國發動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時，中國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到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美國新的策略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並在這一地區建立新的軍事基地和簽訂新的協定。例如，美國部隊和海軍剛剛宣布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從達爾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軍，是為了保衛麻六甲海峽和南海的“航海自由”。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於，一旦爆發全面武裝衝突，控制中國從中東和非洲運送石油的戰略通道。這些輸油線路對中國和日本都至關重要。華盛頓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有共同目標，急需日本加大軍事角色，作為美國戰略包圍中國一部分。 中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當局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但是即使北京兩位數地增加軍費，它仍然無法企及美國的“硬實力”——其強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即使中國近年來快速建設海軍。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估計，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超過在它之後42國的國防相關開支的總和。相比中國的每年大約花費1,110億美元。 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和中國的海軍建設，都在煽動亞洲軍備競賽。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指出，亞洲的軍事開支今年將超越歐洲，是現代史上首次發生。去年菲律賓政府幾乎將防衛開支提升一倍至24億美元。在馬來西亞的軍備支出在2005到2009年間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島爭端的印尼的則在同期上升84%。各國政府正在獲取和提升潛水軍備的能力，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開支總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達到245億美元。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的資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億美元就可以確保整個亞太區有安全的飲用水，但現在有5億人得不到安全的飲用水。這一例子表現了資本資義的浪費罪行，將公款用於軍備支出而無視急切的社會投資。 亞洲經濟快速擴張，使得階級矛盾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不滿達到爆炸點，而且經濟調整至個位數增長的“新常態”，使得政權面臨革命爆發的潛在危機。到2020年，世界二十棟最高的建築幾乎都將處於亞洲（僅中國就有九棟），作為富有野心的統治者的紀念碑。然而，世界61%的貧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亞洲，每年有超過50萬亞洲人死於環境污染。亞太地區現在號稱比歐洲和北美有更多“高淨值資產”的個人（即以美元計算的百萬富翁）。每個地方，貧富差距都在拉大，資本主義全球化讓臨時合同工作取代穩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萬人由於工資過低領取國家補貼，創下日本記錄。最近富有國家的經合組織（OECD）認定，日本為其成員中貧富分化第六大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出現了反對全球化惡果的運動，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對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資）和印度（反對向跨國公司開放零售行業）的大規模罷工。面對群眾反對，各國政府紛紛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他們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眾憤怒。 亞洲的海域爭端都由來已久，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在當前突然爆發呢？政府和民族主義政客故意利用這些島嶼爭端煽動民族主義以火中取栗。韓國和日本就獨島/竹島爭持不下，而俄羅斯和日本最近出現關於南千島群島的爭端，該群島在日本稱為北方領土。 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參觀了這些島嶼，而遭到東京譴責。兩國政府都聲稱這些島嶼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在地理上最接近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同樣抓住當前外交危機，再次聲稱其對該群島的主權。台灣聲稱的主權與北京的互相重疊，又互相競爭（兩地政府都聲，該群島屬於“中國”——但是對“中國”的定義卻不同）。 台灣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馬英九上擺出高調的軍事姿態的背後，釣魚島問題是包含著國內政治的議題。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現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調中降到只有15%。馬譴責日本國有化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到有爭議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衛隊展開全面的“水戰”。但是馬同樣拒絕和北京組成共同陣線。他試圖平衡兩方，一方式來自其黨內和軍方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另一方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警覺到東京和台北出現潛在分歧，而兩國都是美國戰略包圍中國的戰略盟友。 新冷戰？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一位資深的的中國評論員和海事法專家傑羅姆A.科恩對此表示憂慮，指這一衝突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地區的和平最嚴重的挑戰”（《南華早報》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訪問東京和北京時也警告說：“某一方判斷錯誤可能導致出現暴力，而可能演變成軍事衝突……而衝突有擴大的可能性。 ” 帕內塔的偽善的聲明，並不能掩蓋美國軍事“重心轉移”是這次爭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動家如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國軍事機器的“背後支持”，他們才可以進行反中國的極端行動。但是帕內塔的言論顯示華盛頓希望衝突冷卻，害怕經濟受影響和其他不確定的後果。美帝國主義不希望被捲入關於這些小島的軍事衝突，因此它保持在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上的“中立”，美日間有長期的美國支援日本的軍事協議。但是如果中國出動軍隊奪取這些島嶼的控制權，美國將被迫幫助日本維持在亞洲列強的地位。 儘管中國和日本之間（特別是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軍事衝突，但是長期的“冷戰式”的經濟保護主義和外交制裁會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達了對全球資產階級的恐懼。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東京的峰會上說世界“無法承擔”中國和日本的衝突。 北京和東京之間的談判正在幕後進行，雙方都急於解決目前的僵局，害怕經濟損失會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緒。現在還有待看是否可能達成某種保留雙方面子的妥協方案。這一協議至少包括日本承認釣台島/尖閣諸島的主權歸屬具有爭議。儘管不太可能發生軍事衝突，這一僵局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能引發新的外交衝突、民族主義抗議和報復性的經濟制裁。 民族主義政客 即使不計算造成的經濟損失，煽動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味著他們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正在獲得支持，特別是在沒有真正的左翼政黨的情況下。這顯示出需要各國群眾跨國界的共同鬥爭反對掠奪該地區財富的腐敗精英。 最近在中國、日本和韓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和即將來臨的政府換屆有明顯的聯繫。這些政府都是弱勢和不受歡迎的，而且內部出現分裂。無論是政府自身（如韓國）或者資產階級反對派（如在日本）利用這些由來已久的領土爭端來煽動民族主義，把注意力從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和親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上移開。 在日本，最近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衝突的幕後“主使”是極右翼民族主義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個“老式的排外主義者”被紐約時報稱為“日本勒龐”。他和另外兩個主要城市（大坂的橋下徹，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樣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暴行，包括強迫10萬韓國和中國女性成為名為“慰安婦”的軍妓。河村隆所屬城市為中國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發表驚人言論，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衛河村隆的立場。 這些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利用東海的危機，讓自己成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興”力量。大坂市長橋下徹發起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復興黨（Japan Restoration Party），該黨的黨徽上印著釣魚島/尖閣諸島和獨島/竹島的地圖。而新當選的自民黨領導人安倍晉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如預期當選，可能會尋求與極右翼組成聯盟。這些勢力代表了日本資產階級最危險的一派，無論是在國際事務上，還是與日本工人階級對峙的時候，他們希望解除“和平主義”的束縛。即使“跛腳鴨”野田佳彥和他的民主黨的領導如此失敗，自民黨在民意調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黨，展示了裂開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現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當前石原挑動和中國的衝突，不只是針對釣魚島/尖閣諸島，而且是要推動右翼政治綱領。他利用其代表東京都政府購買島嶼的運動，不僅在於顛覆危機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動其讓日本軍事化和擁有核武的計劃。很不幸的是，中國官方媒體發怖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資訊恰恰只是說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將領和學院呼籲把現在的爭議領土的範圍從釣魚島“擴大”到整個琉球群島，包括有130萬居民（和美國大型軍事基地）的沖繩。這些呼籲基於一個可疑的論斷：琉球王國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兩朝的番屬國。甚至在一些中國的反日遊行中，也出現“收復琉球”和“奪回沖繩”的口號。儘管沖繩人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視，但是只有少數人支持該島獨立，更不要說支持中國接管。不論北京官方立場是怎樣，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傳戰中鼓勵這些極端言論。這些口號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傳達了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曾經對美國進行煽動性攻擊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寫作反美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現在卻樂於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逗弄中國。石原像其他民族主義政客（包括自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說日本必須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即是“正常的”帝國主義大國，擁有不僅僅注重“自衛”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強大軍隊。 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中國公司日益遍布亞洲和全球，而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越來越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日本一樣這反映在中國當局的政治議程上。同樣，政府的民族主義宣傳，雖然繼續利用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的暴行的憤慨，也越來越強調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根據曼谷的《國家報》（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報導：“中國不再把自身看作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看作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作用的主要大國。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帶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中國資本現在在亞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億美元，增加了將近20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戰略下，和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如聯想、華為、寶鋼和中石油“積極”進行國外併購。在非洲和拉美，中國國有的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兩年向當地政府的貸款比世界銀行（中國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的還要多，而在世銀中國是最三大股東。其中大多數中國貸款牽涉基礎建設專案，而這些專案交易的背後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寧發現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大特徵。不過當今，帝國主義關係往往只是間接地通過經濟支配和“新殖民主義”表現出來，而不是標準的殖民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和大公司最終還是需要軍事力量和將權力延伸跨越海陸邊界線的能力，以保衛其投資、市場和原材料資源。 韓日緊張局勢 但是，韓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動亂在美日軍事化計劃的基礎上隱若呈現。 7月，親美國政府的總統李明博被迫在其與日本計劃簽訂的軍事條約上恥辱地變卦。 日韓原定簽署的《軍事資訊總體安全協定》（GSOMIA）原本將是1945年日本結束侵占韓國後，兩國間首個軍事協議。但是在立法機關內所有政黨（包括他所屬的右翼大國家黨）的反對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簽署儀式的不足一小時之前，使計劃中途夭折。 這次的變卦解釋了為什麼李明博之後到訪獨島，這是韓國領導人首次到訪該島。獨島被韓國實際控制，但日本同樣聲稱擁有主權，並稱之為竹島。李明博和其執政黨的目的，是要在12月總統大選前利用反日情緒的高漲。這一議題甚至蔓延至足球場上，在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賽，當日本敗給韓國的時候，韓國選手朴鍾佑因為舉起“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的標語牌慶祝勝利而被罰失去銅牌。 首爾東京軍事協議的瓦解對美帝國主義來說是一個挫敗。美國一直作為中間人促成該協議，與韓國和日本組成三方聯盟以壓制朝鮮，並間接壓制中國。 “即使美國想重返亞洲，它〔美國〕對其首要地區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失望。”《經濟學人》（2012年8月18日）局勢甚至緊張到一個地步：9月份日韓聯合軍演時，一隻日本軍艦被拒絕駛近韓國的釜山碼頭。東京強烈抨擊該決定為“極端失禮”。這表明了在亞洲爆發的權力博奕的複雜性，它不會由華盛頓或任何一方全盤設計的。韓國資產階級基於顯示其作為上升的地區大國的實力。台灣與日本之間在釣魚島/尖閣諸島上的爭端同樣顯示了美帝國主義試圖在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同時調和亞洲國家間關係的問題。 李明博政府的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充滿諷刺意味的。韓國精英們都背著1910至1945年間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日韓合併”的歷史包袱。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期，韓國國家的核心在美國的保護下得以組建，極其依賴服務過日本殖民軍隊的韓國軍官。這包括前獨裁總統朴正熙，其女兒朴槿惠是大國家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為她父親的鎮壓統治的紀錄辯護，顯示出韓國統治階級的反民主傾向，這是整個地區的資本階級統治者的共同特徵。 緊密交織 遍布中國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變成騷亂。最近關於東海的島嶼衝突升級，給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對日本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中國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日本跨國公司的主要生產基地。但是日本經濟對中國也同樣至關重要，作為中國第二大的出口市場，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來投資國。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個月在中國大陸投資5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大約70萬中國公民現居於日本。雙邊貿易在過去十年間增長兩倍，達到3,450億美元，遠遠超過任何釣魚群島/尖閣諸島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預期收益。 島嶼爭端總的來說，使日本汽車製造商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日產公司來說，其在中國的銷量達到其全球銷量的27%。日產報告其僅僅在9月反日遊行爆發的一周時間裡就損失了2.5億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車展廳被砸，生產設備而被迫關閉，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車也受到攻擊。 豐田汽車銷售在9月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銷售下降40.5％。 《金融時報》報導日本在中國汽車市場所占的份額從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銷量首次超過其競爭對手日本。韓國汽車製造商也漁翁得利，其占中國市場的份額也增加了。 抵制日貨並不純粹是自發行動，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行動向東京施壓。但是在保護主義抬頭的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中國公司自己越來越多地面臨貿易壁壘，抵制日貨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機以及其他地區衝突可能成為嚴重拖慢地區經濟的毒藥。亞太區經濟己經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查瑟（Chase）警告，釣魚島地區的領土爭端讓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損失0.8%，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來增長最慢，也同樣可能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業可能讓中國經濟自作自受。 “這可能是世界上投資和貿易聯繫最緊密的地區。”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說。例如去年，日本發生的海嘯和核災難後打亂了整個地區的供應鏈和工廠產量。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龔炯說：“今天兩國經濟如此緊密相連，甚至很難去定義一個日貨。日本生產的零部件可能滲透到每一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中。蘋果的iPhone手機、聯想筆記本、海爾的電視，僅舉幾例，所有這些電子產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產的。” 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合資企業在中國製造，利用中國資本和中國工人。特別是在汽車行業，大多數豐田，日產和本田的汽車通過有國有股份的合資企業生產。龔認為：“抵制日本汽車實際上等同於抵制這些中國企業。” 反日遊行示威 鑑於日本在戰爭時期的暴行，不難理解在中國群眾中對於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挑釁行為的憤怒和恐懼情緒。日本政府的這一行為受到來自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壓力。這些抗議同樣反映了更大問題：社會中不斷增長的不滿和挫折感。但是中國當局利用這種情緒，將其表述成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語言，目的在於推動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目標和支撐國內對政權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報》認為9月中旬的抗議潮是自從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中國最大的。日本“共同社”報導，抗議遊行在多達125座城市發生。中國當局利用這些抗議遊行向日本和美國施壓。儘管當局批准了這些示威，一些企業甚至讓工人放假以便參加遊行，而安全機關則“指引”人群，但是這場運動並沒有完全受到政權的控制。在一些城市，遊行帶有明顯的反政府特徵，但是是以一種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帶有極端民族主義但同時敵視中共及其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由於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內被當局容忍了。 中國自由派博客寫手“安替”對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說：“因為〔遊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現在又開了一個視窗，所以就有各種人會去參加了……’反日’是一種混雜著階級對立的複雜的遊行。出現了這麼多的’毛’，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也都非常吃驚……存在著支持被開除黨籍政治家〔薄熙來〕的團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國的示威中出現令當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驚和尷尬。許多人抱怨這些遊行（其中出現了對日貨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為），稱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來在黨內的派別支持者和安全部門很明顯利用這些遊行讓中央政府處於尷尬，並譴責當局對日本的“軟弱”。這事實上可能令中共內部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平衡被打破，在遊行潮不久後，中央領導集體就足夠“團結一致”將薄熙來開除出中共，並提起刑事訴訟。 薄熙來雖然是百萬富翁，但是卻被許多激進人士（特別是青年）視作插在當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領導人身旁的一根刺。許多積極參加反日遊行的新毛派，認為薄主張以更民族主義和更強硬的采態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連市作為薄熙來政治生涯的跳板，據報導沒有發生反日遊行。大連市三分之一的外資企業是日資，也是有超過20萬學生的日語教學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連市長期間大力吸引日資。 在遊行中出現毛澤東頭像，同樣反映了複雜的政治進程。毫無疑問，舉毛像是表達對當前中共領導層不滿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義的回潮並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很多人把對毛的支持聯繫到呼籲對日宣戰。 當局的麻煩並不只是來自毛和薄熙來的支持者。廣東和深圳的一些抗議這舉起呼籲“政改”和呼籲更多民主的橫幅。在據稱遊行最為暴力的深圳，存在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危機深化下，該市的移民工的問題。抗議者試圖闖入政府大樓，與深圳員警發生激烈衝突。有人認為暴力是由薄熙來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派別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讓廣東省委書記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難堪，破壞他升遷政治局常委的機會。 在評價任何群眾運動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必須考慮方方面面，區分進步的特徵和反動的特徵。這些遊行反映了當前群眾意識的極度混亂。儘管遊行吸引了許多反對中共統治的階層，但是反日抗議遊行把這些階層引導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方向。而且反日遊行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群眾意識也起到了負面的影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被當地統治階級和美國所利用。特別是在日本，反日遊行的發生不僅沒有削弱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幫助了他們。只有通過在日本、中國和整個地區的工人階級鬥爭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才能打敗各個國家的反動派。這些反動派在未來可能準備以戰爭行為作賭博。 所有在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這是前群眾性左翼政黨的退化和崩潰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各個地方的前史達林主義政黨在當前的領土爭端中都忠誠地支援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日本共產黨儘管和石原的挑釁行為保持距離，卻支持日本國有化釣魚群島/尖閣諸島以“平靜地堅守”這些島嶼。在菲律賓，流亡的前毛派領導人何塞．瑪麗亞．西遜在馬尼拉和中國的島嶼爭端中維護馬尼拉對斯卡伯勒礁/黃岩島的“國家主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者不會支持這些領土爭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國家。我們反對日本控制釣魚島/尖閣諸島，並反對野田政府的“國有化”措施。這些事件令局勢火上加油。 我們捍衛所有鄰國的漁民進入這些處於爭端的海域的權利，同時認為有急切需要一個全面的國際計划去保護頻危海洋生物，並避免過度捕魚。我們反對國家海岸巡邏隊騷擾和拘留漁船船員，和利用捕魚船作為政府爭端中的掩飾工具。所有政府在這問題上都難辭其咎。 社會主義者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極右勢力的挑釁，但不是通過支持中國擁有釣魚島/尖閣諸島主權的口號達到這訴求。中國政權也利用此議題，以及利用中國人對日本軍事主義的合理恐懼，以滿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當局發表的民族主義的辭令以及種族主義和主戰言論不但不會弱化日本的民族主義力量，反而會淪為他們的籌碼。 釣魚島/尖閣諸島無人居住，因此這不是捍衛受到壓迫人民的權利的鬥爭。而在南海的爭端中，主要是基於對海域的戰略控制、對海底下的資源的控制權，以及與島嶼控制權連帶的軍事意義。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領導人煽動和操縱的民族主義浪潮會被利用來推進加大鎮壓、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反工會、反移民、反女性權利和反性少眾（LGBT）權利。他們代表著對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脅。橋下徹支持徵兵制度，並模仿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指日本需要受選舉監督和制衡的“獨裁”。他們的政策會大大增加軍事開支，不惜加大日本群眾現在的經濟負擔。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方法是通過中日韓乃至整個地區的工人和青年共同鬥爭和團結，例如最近日本壯大的反核抗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一地區各國政府推進軍事化。他們燒錢裝備武器並將海軍升級的同時，各地的勞動人民卻欠缺可負擔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質素和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我們要求大幅削減軍事開支，將資源用作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者和工國委（CWI）要求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例如長期受到當地人民反對的沖繩軍事基地。我們要求美軍完全撤離亞洲，讓當區人民決定自己未來。 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今天的民族衝突是沒有解決方案的。有人呼籲成立新的(資本主義的)地區論壇，以對話去尋求危機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歐盟作為跨國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諾貝爾獎也不能隱藏歐盟資產階級內部的極度的不統一和分裂。歐盟是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為求最大化利潤而掠奪群眾。同樣，由10個國家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盂加拉、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沒有能力解決自己成員國在南海中島嶼的領土爭端。 社會主義者認為，這些島嶼不應被某一國的盜賊控制，海洋資源和頻危漁庫應該共同所有，並被該區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於登上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石頭上插旗，並因此而響起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合唱，違反了各地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支援分享這些島嶼和附近海域的進入和使用權，並以建設由中國、日本和所有鄰國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國家控制。我們支持通過大規模工人階級鬥爭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以取代資產階級統治苦難和混亂。 香港的“保釣”運動 8月，滿載著保釣者的保釣船從香港出發，最後登上了釣魚島。這次抗議活動由保釣行動委員會組織。這一組織接受來自許多不同政治團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這些前左翼分子在釣魚群島的立場受到70年代地緣政治色彩的影響。當時毛澤東的中國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替代，雖然被稱為“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計劃經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日益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保釣行動委員會同樣從資深的親中共建制人物中獲得大量資助，其中包括政協委員、梁振英特首選舉時的主要打手劉夢熊。劉夢熊在過去六年裡向該團體捐助了四百萬港幣。正如英文有一諺語：“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錢的人給笛手定調子）如果如一些保釣人士所說，這場抗議活動代表了某種對中共的挑戰，那麼為什麼這些民主權利的敵人還要資助這場活動？保釣征程明顯受到梁振英當局的幕後支持。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贈一幅畫給保釣委員會拍賣籌款，民建聯重量級曾鈺成議員也同樣如此。香港水警自從2004年之後每次都攔截保釣航行，然而此次卻沒有阻止保釣船離開香港水域。保釣船不僅攜帶四面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旗幟，而且還攜帶著來自親北京的鳳凰電視台的攝製組。梁振英當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熱這一議題的話，當局就能從中獲利，特別是當時正是立法會選舉三星期前。而且這個議題可以用來抵消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群眾抗爭的力量。 台灣：歷史上最大的反核遊行 台灣於三月九日舉行全台反核大遊行，當天正值歷史上第二大311核災 –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而使福島核電廠熔毀 – 兩周年前夕。亞洲是有著最大規模的核能擴展計劃，各政府們自福島災難以來因群眾極力反對而將其擱置後，現在正將之重啟。 周日的遊行是台灣有紀錄以來最大的一場反核示威。估計有十二萬人參與在台北市的遊行，其中包括了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報導指出，在南台灣的高雄市有七萬人響應，台中則有三萬人現身。而在東台灣的台東則有近年最多的兩千位民眾與會。台東是台灣放置三座核電廠核廢料的區域，遊行民眾要求移走放在台東的有害廢棄物。 台北的遊行盛大而充滿年輕活力。遊行中主要的標語包括“核電歸零”、“停建核四”，訴求主要是針對核能四廠。核能四廠已施工達14年，多次拖延時程且 不斷增加預算，預計於今年稍後運轉，目前為止已經花費超過100億美元。反對核四的人們指出，核四廠廠址半徑80公里的範圍內，涵蓋高達六百五十萬 人口。 台灣與日本情況相當類似，常有地震發生。在反核遊行前天，二月二十八日才發生了5.6級的地震，所幸無人傷亡。上一次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造成超過2,400人死亡。 向公投說不 周六的遊行要求停建核四，並將現存三座運轉中的老舊核電廠除役。遊行群眾知道大多數人是站在他們這邊，最近的民調顯示，有五成八的民眾支持停建核四，相比2000年的調查，當時有七成的人支持興建核四。 國民黨及馬英九政府支持度低落，醜聞纏身，在克服反核聲音上面臨困境。馬政府近日拋出將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核四廠命運。絕大多數參與周六遊行的群眾反對公投，並視之為政治陷阱。此議題在多次演講被提及，其中一位更發言直稱此次公投是“陰謀”。 有幾個理由認定，由台灣政府以這個方式組織的公投，完全不是民主的體現。首先，公投在架構上，題目就可以設定成偏頗的。而馬政府已經開始利用恐嚇戰術，說如果停建核四，承造此案的台灣電力公司將會破產。而電價大幅上揚也必定會是其拿來恐嚇的論調。 此外，公民投票的門檻限制相當高，要成案，必須有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及超過一半的同意票。這表示，政府可以提出超過兩個選擇，從而操縱議案結果。就台灣過去的經驗，過去舉辦過的公投，還沒有任何一次通過。 另 一個反對公投的原因是公投是由在野的民進黨所推動的。親資本主義的民進黨雖然名義上反對核能，但無論在反核還是其他所有議題上，民進黨都有著含糊其辭的紀錄。民進黨過往常藉由其最大反對黨的政治位置，精明的操縱示威運動，將整場運動轉化為民進黨vs 國民黨的選舉對抗，而運動的核心訴求 – 針對這兩個資本家政黨的議論 -則被排擠於外。今次推動公投純粹是基於其選舉利益。 工國委在台北的遊行中，與許多對社會主義有興趣的青年和學生討論，並得到了很好的回應，幾乎賣完了我們準備的所有台灣版的“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支持309遊行的無核台灣訴求，在政府的計劃下台灣電力公司註定被私有化。我們要求台電由其工人和社區公共民主擁有和控制。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投資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並打破資本主義體制。因為在資本主義架構下，利潤總是優先於人身和環境安全。 二零一三年 反對教育私有化政策 訪問台灣左翼學生 １０年來台灣背負學貸學生激增２０倍 四月十七日，由不同學生自發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於教育部門外發起抗議，反對教育撙節政策。《社會主義者》訪問了參與運動的左翼學生林同學，解釋台灣當前教育商品化的問題，以及左翼運動的必需。 1. 你可以說下這次“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的行動主要目標是什麼？ 這 次我們到教育部前面抗議並演出行動劇，是為了反對教育部推出的“常態性大專學雜費調整草案”。該草案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針對今年8月入學的公立大專與 私立大學新生，學費將調漲6%；第二階段從明年8月開始，以GDP為門檻，前一年度GDP達3%以上時，最多調漲5 %，兩階段合計最高達11%。 絕 大多數公私立學生是來自於受薪家庭的子弟，但當台灣的勞工被迫放無薪假，就學貸款辦理人數年年升高，教育部有因此降過學費嗎？又為什麼GDP成長率達 3%，學費就可以因此漲5％？這毫無邏輯的理由是無所不用其極調漲學費的藉口，這忽略了幾年來還不出就學貸款的畢業青年，也剝奪了家境不優渥的學生未來！ 所以我們提出了三點訴求： 一、不撤案，就下台！ 二、廢除學費調漲方案，擬定學費逐年調降方案，並優先調降私立大專費用。 三、為修正並擴大教育投入費用，應立即面對教育系屬培育產業人才目的，課徵資本利得稅。 2. 為什麼你們提出要課徵資本利得稅？ 這十幾年來，台灣背學貸的人次成長近20倍，靠就學貸款念書的比率，高達31.7％，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人要背債念書。這代表教育部在漲學費的同時，這些漲價的金額幾乎都要使這三分之一的學生全額負擔，但此同時，台灣大專畢業的學生平均出社會的薪資，卻不停滑落。 據 主計總處統計，從1997到2006年，我國受僱報酬占當年度GDP比重從49.4%下降到45.6%，十年間降了近4%；另一方面，企業營業盈餘占 GDP比重卻從33%上升到35%，且這現象更逐年加劇。以我國近十年平均每年GDP約十兆元來算，我國勞工薪資平均每年就有四千億的減少，而企業盈餘卻 增加了約兩千億，這筆錢拿來辦百年免費教育都不成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要達成草案中聲稱的“改善反重分配”，不該是拉高國立大學學費向私校的高學費看齊，而是該向占有越來越多經濟成長果實的資本課稅才能真正達到重分配的意義。 3. 台灣政府近年來的教育私有化政策是怎麼樣的？ 私 立學校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占有十分大的部分，而且越高階段的教育對私立學校的依賴越重。解嚴以前台灣一直以來教育經費不足，因此特別依賴私人興學。解嚴後 政府在廣設大學的政策底下將原本的許多專科學校改制成為技術學院跟科技大學，以致於私立大學林立又浮濫（各類大學私立學校學生人數占所有大學學生人數約 73%）。教育部開始希望設立退場機制淘汰辦學不佳的私立大學（資本主義的市場想法）。 除了宗教團體以外，私立大學主要由大企業集團與立委把持,名義上學校是非營利性的、公共性的，但是可以藉由工程回扣、以人頭計領取乾薪等等方式匯出利潤。教育部相信引入市場機進入高等教育就會提升台灣的私立大學水準，於是教育部著手把教育“商品化”。 私人興學在台灣變成資本家“投資辦學”的工具，學校財團法人的董事蓄意將其身分當成營利性公司社團法人的董事一樣，把“捐資”當成“股份”在操作，讓學校餵飽了資本家。 教育部在這個時候出來表示要將高等教育“市場化”，商品化高等教育就能夠提升校品質，根本就是圖利私人企業辦學、而且讓資本較薄弱的較有理念之興學給逼上梁山。 4. 藍綠兩營對於教育私有化的態度是怎麼樣呢？ 藍 綠在這幾年間的教育政策立場十分複雜，兩個掮客型（民粹）政黨提出的政策都常常反覆。通常在大選前會開出比較有利於多數人民的政治支票，但是在選後則常常 受迫於財團的利益與壓力，沒有將原本開出的支票兌現，或是將承諾的內容分段實現（也會有教育改革中重要的那一部分留給下一任處理的情況）。 台 灣的高等教育在1987年解嚴後開始因應市場需求（人民因收入提高而增加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快速增加，於是李登輝政府修改了大學法，但卻也在同時放寬了 對大學的管理：逐步授權學校自行審定教師資格（讓私立學校可以圖利自己人），以及校務基金制度取代原有的公務預算制度等等（這使得後來學校更容易成為洗錢 的方式）。 而在高教擴張之後帶來教育成本增加與政府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高教機構的經費問題，教育部希望透過主導學費調整，增加 教育機構收入來達到目的。在1999年以前所有學費都是由教育部推定，以學雜費為教育經費的補充為原則來訂定較低的學費。但是在1999藍營結束執政之 前，教育部廢除齊一的學費調漲方案，改採“彈性學雜費調整方案”，由教育部訂定每年調整上限，各校自訂收費標準。 在之後綠營執政的八年 間，學生社群也舉行了許多“反高學費運動”，於是朝野協商修改了“資訊公開法”與“大學法”，讓各大學財政資訊儘可能的透明化。但是如今財務資料放置網路 並未經過有意義的整理與宣告，學校行政方之外的成員也難以影響學校決定，等於是沒有有效監督機制，放任董事會逕自搬運錢財。 因此此時許多學生社群發起“反高學費運動”，之後馬政府受迫於政治壓力自2009連續五年開始凍漲學費。但在近期各個大學開始喊錢不夠，於是出現了這次的爭議。 5. 台灣的普遍青年人除了教育問題還會面對其他甚麼問題嗎？ 其 實所有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在過去三十幾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當道，以為開放市場就會讓所有的人更為富裕，但卻只讓頂端10%的富人掠奪經濟成長果實，其餘 的90%所得更甚至是負成長、失業率大為增加。台灣青年失業率約15%，遠高於全球平均的13%與日韓的9%，而且社會福利制度近乎空白、勞動條件極其苛 刻，造就台灣人口中的俗語“畢業即失業”。 而且因為沒有規劃好的高等教育之關係，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教育與產業需求脫節，造成許多青年 長期失業，自信心喪失更難找到好的工作。當工作機會減少時，年輕人只能到新興產業競爭有限的新就業機會，或者競爭舊產業中退休者空出來的有限職缺，而很難 把已經在工作崗位上的中年人擠下崗位來。但是90%人口的消費沒有擴張，新興產業的發展動能就不足，因此新興產業所能提供年輕人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當經 濟成長越來越失去勞動階級的支持，富人對 90% 受薪階級的剝削使得放任的市場機制“竭澤而魚，自取滅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而 台灣經濟部劫貧濟富，股王繳稅5％且享受各種政府低利貸款等資源，而中小企業卻要繳的營業稅卻高達25％，以致於中小企業出走、衰亡，連帶使得技術工人的 就業市場與技職體系的出路一起萎縮。假如經濟部政策不改，只偏愛大企業，而大企業聘僱人才有限，當然青年失業問題也永遠不會獲得解決。 6. 你認為台灣的學運跟工人運動需要連結一起嗎？ 在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學生、勞工、教師聯合行動舉辦了“工學斗陣、拒漲學費”，抗議現任教育部長提出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抗議教育部違法下放學費決 策權，反對大學法人化等等。而在其中，除了各校學運社團與各校工會以外，也還有全國自主勞工聯盟、華隆工會、團結工聯等等來一同對教育部施壓。 勞 工團體在工學斗陣的訴求中，扮演的是學生家長的角色（畢竟台灣大部分家長都是受薪階級），在整個資源分配結構的不公下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批家長。勞工團體 聲援學生的同時，學生也常常聲援勞工團體，像是去年的秋斗――“人民向左轉”――反對政府右傾偏愛財團的政策中，反教育商品由學生為主的隊伍也成為五個大 隊中的一隊。 雖然台灣學運圈並未公開地著掛上左翼的符碼，但是其中許多團體在工運抗爭中都會出現。台灣的學生身為被資本家壓迫的一群人，覺醒者必然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而我也認為台灣的學運跟工運必須要作上緊密的連結，希望學運圈可以成為台灣社會公平、人民左轉的一支大助力。 7. 你為甚麼會成為一名左翼青年呢？ 還 記得當年我還沒有啟蒙的時候，我仍舊是個雙十節會拿國旗在家裡吶喊、崇拜政府崇拜領袖的小孩子。但不知不覺……隨著我接觸到越來越多的資訊、現實給青年的 壓力越來越大，我開始察覺真相：政府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大有為、我們的福利政策很隨便、資本家操弄著我們的政府，或藍或綠都一樣右偏。 政 府說：“經濟變得越來越好、GDP有上升”，我卻看到失業率越來越高，為什麼GDP上升，受僱報酬卻越來越少？我眼看著企業主越來越富有、我們的經濟成長 果實都被企業拿走，勞工的薪資越來越低，臨時工比定期工還多上好多。這個時候政府卻叫我們勒緊褲帶，要凍漲我們勞工階級的薪資，卻可以拿我們繳的稅拿去穩 定股票，把人民累積了很久的棺材本砸進股市。 這麼多荒謬的事情在我眼前發生，我不可能不發一語、我不可能當做沒看見，所以我漸漸進入了學運圈，汲取了許多左派的論述，也見識到了世界資本家的黑暗面。我知道雖然我一個人出來當左翼青年力量微薄，但是結合眾人之志，我們可以讓世界更公平、更美好。 台灣漁船槍殺事件：菲工成為種族主義的代罪羊 五月九日，在一名台灣65歲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後，台灣政府開始鼓吹一股反菲情緒。在台的菲律賓移民工首當其衝，承受這場外交風波的惡果。在過去幾天，發生了數次在菲律賓非正式“領使館”外的抗議，更令人憂慮的，是針對菲律賓移工的街頭襲擊。 兩 國政府處理危機的方法使情況火上加油。對於菲律賓阿基諾政府把槍擊事件描述為“意外”，很多人感到憤怒，事實上該台灣漁船被擊中共45槍，可見沒有更多人 傷亡，已經算是奇蹟。同時，民望極低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明顯藉著此事件，一方面強化其在中南海領土爭奪的位置，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增加其支 持度。台灣政府在巴士海峽（台菲兩國各自主張的海域）進行軍事演練，明顯更進一步提升緊張局勢。一名台灣海軍發言人表示：“（軍演）目標是彰顯我們維護國 家主權的決心。” 五月十五日，菲律賓政府在槍殺事件上作出道歉，但台政府以不夠誠意為由拒絕，要求菲律賓駐華代表返回菲律賓、召回其駐菲 律賓大使，及對菲國實施一系列制裁。這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發布菲旅遊警示為“紅色”、不鼓勵國人赴菲旅遊或洽公、停止雙方科技研究合作，以及早前 提到的軍演。這項措施增加國家的緊張局勢，無可否認激起了台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台政府向菲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對洪石成的死亡作出正式（政府官方）的道歉，向其家人作出賠償，並將當時負責射擊的海岸警衛移交至台灣進行司法裁判。 兩 國政府的反應均受到政治因素與聲譽的問題所影響。由於菲律賓在五月十三日的中期大選，令菲政府決定延遲這個可以來得更早的道歉。由於“一個中國”政策的復 雜性，令菲台兩政府沒有正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對台灣政府來說這意味著道歉不夠正式誠懇。菲政府的道歉只代表其“人民”作出，並沒有提到“政府”。這給予 了台灣統治者機會，並利用此作為其制裁的藉口，而受影響的卻是菲律賓工人而不是菲律賓統治精英。儘管阿基諾政府表示尊重“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國的媒體並 沒有因此而停止對其的攻擊。 南中國海的衝突 中國的獨裁政府正假裝支持台灣，事實上它所實際關注的是其兩岸關係（中國和台灣），以及與多國在南中國海爭奪資源的混戰（包括中國，台灣，菲律賓，越南和其他國家）。在中南海的領土糾紛上，菲律賓的右翼民族主義政客急不及待譴責台灣為“北京的代理人”。 因 此，五月九日的槍殺事件實際上連繫到背後該地區更廣泛複雜，和不斷升級的海事糾紛。南中國海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再平衡”的關鍵焦點，其主要目的是監視 中國日益增強的勢力。菲律賓和台灣是美政府的兩個關鍵盟友，其外交對峙正令美政府搖頭感嘆，但這也顯示了其行動正在挑釁蜂巢。在美國的慫恿下，所有政府都 在擴大自己的海軍部隊（但它們同時聲稱不能負擔學校，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公共開支），並越來越多地利用捕魚船隊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 上星 期，日本海岸警衛隊以“非法闖入”為由在日台兩個政府都聲稱主權的爭議地區，逮捕了台灣漁船的船員。這事件令台政府尤其尷尬，因其在四月十日才剛與日政府 簽訂了在釣魚島附近區域的捕魚合約。這場交易惹起北京政府的憤怒，北京駁斥雙方政府宣稱擁有釣魚臺主權，並同時在此問題上與日政府陷入僵局。不同富豪精英 之間的地域權力鬥爭所導致的局勢緊張，使像五月九日的槍殺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 社會主義者反對對所有國籍漁民不斷增加的滋擾，和對其生命 安全的威脅，這部分是由區域權力鬥爭所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嚴重耗損的漁資源（過度捕魚和因氣候變化使海洋變暖及酸化）。這導致了更強烈的競爭，迫使漁民航 行到更遠的地方及冒更大的風險，甚至非法行事。台灣漁業界的產量為全球第六大，產量在2001年的773,000噸下降至2010年的688,000噸。 馬總統在2008年贏得大選，承諾要打破行業萎靡不振的命運，但並沒有成功停止產量的下降。 這些問題只能通過跨國的規劃機制來管理海洋的 有限資源，並採取緊急行動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但我們不能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從過去的經驗已告訴我們，它們對利潤的欲望將無法受到任何協議的規範。南中 國海和其無人居住的島嶼應該成為一個公共區域，由海上各國人民共同民主地管理。社會主義者要求受爭議地區的非軍事化，反對所有政府的軍事建立。漁業的工人 必須對其日益增長的危險作出反應，組織建立國際的連繫，達成民主和集體的解決方案，反抗資本主義政府和經濟利益爭奪控制有爭議的海域。只有社會主義的鬥爭 和工人階級對經濟生產的控制，能提供危機的出路。 種族主義：對全體工人的脅迫 所有台灣的親資本家政黨― 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 ― 抓住此次事件，藉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注意力。數周前，年邁的絕食者露宿在勞委會前抗爭，政府已頗感棘手，兼有成千成 萬工人上街反對腐敗政府和其對勞保年金的縮減。因此，對統治階級而言，種族衝突頗能有效的分散人們的注意力。 移工是台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 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們沒有工作權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而此時人們對生活愈差的怒氣被誤導至移工身上，令他們淪為怒氣的標靶。已有媒體報導傳出餐 廳拒絕供餐給菲律賓人，也有許多雇主解僱移工。已有案例是雇主將移工禁錮在洗手間，以示對其政府行為的“懲罰”。88,000名在台菲工在這個禮拜實在處 於絕望的狀況。 過去幾天，人力仲介公司已經發出警告，呼籲菲工只有在必要時才外出，並且遠離漁村，可見許多在台籍漁船上工作的菲工的困 境。最近一則台灣國際工人協會 (TIWA)的報導指出，自1992年來政府就藉由引進超過7千名印尼和菲律賓漁工，來替資方節省人力成本。因此政府突然“捍衛”起漁民的權益，只是虛予 偽善。實際上，過去二十年，政府不斷降低漁工薪資和勞動條件！ 也只在數天前，工會的移工曾參與絕食抗議的遊行，以行動表示他們的支持。移工在到桃園的遊行中，推著絕食工人輪椅的畫面，就是對急需聯合所有勞動階級的明確提示。政府的卑劣技倆只是要試圖打擊工人的團結。 一 些工運評論者已經試著指出，禁用菲律賓移工對馬尼拉當局是無關痛癢的，因為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人數只占全菲律賓移工中很小的一部份。這個論點完全誤解了政 府當今作為的目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向菲律賓人民報復，反對只以台灣勞動人民利益的民族主義論點。我們支持洪石成人求償的權利，也支持應成立包含台灣漁 人代表和菲工代表的獨立調查單位，以檢視5月九日的事件。 無疑，台灣的統治階級正利用這齣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 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來各個擊破。只有團結一致 ― 聯合包括台灣人、菲律賓人和所有其他國籍的人― 方能擊退資方和政府，改變社會，改善生活條件。 工會和台灣尚稱微弱的左翼力量，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回應。單單是從道德上反對種族主義是不足夠贏得爭論，並擊破政府分化工人的策略。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來捍衛所有人的工作權、住房和公共服務。 台灣: 緊縮財政削減勞保 分化公私部門工人 在第二任任期追求歷史定位的保守右派馬政府，從任期初始即拋出多項體制內的改良政策，其中或有立意甚嘉的構想，但即使是這些體制內的些微改良，也遭遇資本家的抗拒，淺嚐則止，很快就退縮成更無力的閹割版本。 而另一些所謂的改良政策，則是批著改良的口號，實際內容則是完全悖離了群眾利益。 為親資本家的官僚所把持、主管勞工事務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勞委會），於去年（2012）底，主動發布了勞保基金的精算報告，精算報告內容直言，勞保 基金將在2017年開始，基金支出將開始大於收入，於2027年勞保基金則將會破產。意圖藉由偏頗的數字來恐嚇工人，塑造危機氣氛，再推出緊縮的勞保基金 版本，降低勞動階級退休保障，來縮減政府支出。同時資本家也利用傳播媒體作為其傳聲筒，將勞苦大眾累積的怒氣，轉移相對保障較明確的軍公教人員身上，煽動 工人階級內鬥和分化。 事實上，即使以目前勞退年資給付率1.55%，年資三十年，投保薪資四萬元試算，每月月退金也僅 20,088 元，若再考慮退休時的物價膨脹，這筆月退金很可能無法負擔起勞工階級退休後的生活支出，若是如勞委會所提之乙案，調降年資給付率到 1.3%，情況則只能更為惡化。 至於此次勞保基金破產事件中，被趁勢檢討的軍公教，其退撫制度也由設計上較為理想的確定給付制，逐漸同一般勞工次等保障的確定提撥制看齊。與去年相 比，中央政府總預算雖僅比去年減少0.4%，但內政預算減少了2%，作為獨立媒體的公共電視也降低了1.99%。但與這些數字比起來，民眾的感受卻是更強 烈，於2000年施行的《中央政府總員額法》，明定了中央政府的總員額上限為17萬3千人，使絕大部分的政府部門，在員額受限的情況下，不得不聘用了大量 的派遣人員，而有了身負保障勞工使命的勞委會，過半員工是約聘派遣人員的諷刺現象。 續往資本家傾斜 “民主”機制失能 而與私部門雇員（勞工）和公部門雇員（軍公教） 狠砍的福利和緊縮政策比較起來，馬政府對資本家的優惠，卻是毫不手軟。按照馬政府的規劃，涵蓋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等，今年至少還要再幫財團減稅500億元。真是一邊體恤資本家，一邊勒緊勞苦大眾的褲帶！ 除此之外，呼應財團對新自由主義的呼聲，供應人民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持續進行民營化、私人化。看顧人民健康的醫療院所則在醫院自主管理、卓越計劃等政策下，將醫院的管理權，更多得交由財團追求獲利，也難怪財團荷包飽飽，底層醫護過勞，人民接受的醫療品質下降。 在土地政策上，亦是相同景況，資本家仍是同樣的說詞，同樣的劇本。追求利益、擴大資本仍是其唯一目標，仍是推動所有事務的動力源頭。於是不管土地徵收，都市更新，人民的聲音皆已被淹沒，消失在資本主義下，轟隆隆的運轉聲里。 美帝中帝 台灣交鋒 爭議多年的核能四廠能否開動運轉，目前正處於關鍵的時刻，核四廠關鍵部件，主要由美商奇異等美國公司提供，美國的資本家，為了其利益，必定伸出爪牙，對軟弱的馬政府施壓。 馬政府積極運作加入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不只是全球化的一帖毒藥，更可視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延伸。在TPP架構下，台灣自 身的立法權將受到限制，如果台灣通過了損害外資企業獲利的法令，外資企業有權利提告要求保護其利益。TPP對智財權的保護也更嚴格，超過了《反仿冒貿易協 定》（ACTA）。同時TPP也限縮了網路自由，付予財團能直接取得個人資料，遮閉網站，甚至封鎖網路的能力。 台灣如果加入TPP，不管政治上或經濟上，將成為完全的附庸國。 藉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已向資本家靠攏的獨裁國家 – 中國，對於台灣的影響力， 相比起美國等也不斷提升。更由於台灣與中國地理與歷史上的淵源，中國與美國在台灣勢力互相拉鋸，則是可以預期的。 藍綠盡為財團發聲 急需工人政黨 創黨百年的國民黨，與曾經是中間自由派的民進黨，再數十年互相觀摩、學習和模仿後，除了統獨議題外，早已讓人分不清兩者的差別。前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對殘暴打壓工人的柴契爾夫人和獨裁者朴正熙之女朴槿惠都表達了讚揚。蔡英文認為“朴槿惠這次獲得過半韓國人民的支持，除了她個人因素外，也不能忽略韓 國政府及社會韓國社會在轉型正義上的堅持與努力”，對柴契爾夫人，她稱許“這位‘鐵娘子’在80年代如何帶領英國走過艱難的轉型困難期，如何動用軍隊運煤 來對抗煤礦工人的大罷工”。在過去無論是在反核運動、蘇花高案、國光石化或者是其他勞動議題，民進黨只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反對派，他們也許會在議會內提提 反對聲音，或者是在面搞幾次遊行來爭取選票，但是作為財團所支持的政黨，他們根本不會也無意改變現在資本主義的壓迫。 由此可見，國民民進兩黨並不是跟工人們站在一起！迫在燃眉，工人們需要另立自己的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為綱領，反對資本家的進攻！ 馬英九政府深陷危機 需要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只懂操控政策來獲取經濟利益、剝削台灣人民。現在血汗勞工還有劣質原料充斥著市面，而勞委會跟公平會大都在維護資方的利益，欺人太甚！”本刊訪問一名高中生，他對現時社會的矛盾表示憤怒。 馬英九政府統治危機 民望創歷史新低 社會問題深化，代表資本財團的國民黨政府在連任一年後根本無法化解危機，馬英九的民望創了歷史性的新低。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對馬英九感到滿意的人不足14%，而2012年5月的這一數字為20%（台灣TVBS，05-2013）。其他電視台的調查結果與此類似。《中國時報》最新民調顯示，不滿意馬英九施政的人增至70%（20-05-2013）。 此外，林世益貪污案件導致整個統治階級陣營的威信受到民眾質疑。2012年6月，國民黨副主席及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傳媒揭發涉嫌索賄，涉及賄款達6,300萬，其多名親戚也涉及在內。至今年4月，台北地方法院審判處只將其輕判有期徒刑7年4個月，其多名親屬全部獲判無罪。這判決惹起社會民眾的憤怒，超過7成民眾認為，不再信任司法制度，並認為馬英九應為事件付上責任。 貧富差距惡化 工資退到十六年前水平 台灣民眾的薪資處於極低水平。雖然政府從4月起將每月最低工資提高新台幣267元，由每月新台幣18,780元些微提高至19,047元，但這並不能解決貧富懸殊急劇惡化的問題。3月份國內第一季實質平均薪資為53,689元，倒退到16年前水準。食物價格持續高企，一般家庭購買頻度較高之消費品價格上漲1.64%。馬英九在去年當選連任後，更不斷實施打擊勞動人民的政策，包括提升了油價、電價，又以削減勞保來縮減政府支出、漲學費等政策，令台灣的勞動大眾的生活更百上加斤。 貧富差距惡化的速度驚人。根據財政部資料，2011年根據綜所稅申報戶，最貧窮與最富有的5%家庭平均所得差距共超過96倍，續創歷史新高。2010年，最窮5%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4.6萬元，最富有5%家庭平均年所得達429萬元。台灣貧富差距在未來可能很快就飆破100倍。 而財政部官員也表示，實際的貧富差距更嚴重，因為真正的窮人的收入低到不用申報綜所稅，有錢人則有許多避稅管道或免稅所得不用申報，例如炒房、炒股的資本利得等，有錢人的真正所得遠高於財稅中心掌握的水平。 1998年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庭，貧富差距只有32倍，2008年已翻倍達65倍，《自由時報》評論，這已形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自由時報，2012-3-27）。過去三十年至今，在收入兩端的最富有和最貧窮階層不斷增加，階級矛盾加劇，這也令新一代的青年的反資本主義情緒不斷上升。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 2013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繼續深化，對台灣的經濟有著莫大影響。台灣作為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出口一直是其經濟的重要支柱，占GDP比重達75%。歐美及中國的市場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有著重要的影響。 去年爆發的歐債危機持續深化、美國經濟尚未復甦、加上中國作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對台灣的出口造成更大影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實施的“安倍經濟學”政策令日圓快速貶值，令原本在台灣的外銷訂單轉向日本生產，大大影響台灣的出口。台灣4月份出口較2012年同期衰退1.9%，其中對歐洲減少18.12%。因出口及投資需求減緩，4月份整體進口也較2012年同期下跌達8%之多。 歐債危機持續及深化，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一月預估的2.4%下調至2.2%。台灣的GDP增長預測也被大幅調低，由去年的3.57%降至2.14%（台灣綜合研究院，14-06-2013）。國際信用保險業者科法斯（Coface）集團預測2013年台灣GDP增長為2%。 面對經濟增長放緩，馬政府繼續嘗試刺激經濟，在5月底花費32.4億新台幣，推出十多項措施，包括建議撤銷由一月份開始徵收的證所稅等稅務優惠，意圖刺激投資；又向民眾提供補貼購買環保家電，嘗試刺激國內消費。可是，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台灣勞動大眾的真正社會問題。 捍衛言論自由 需要不斷抗爭 一眾資產階級政府均極力壓制對其不利的言論。日前美國前CIA情報員斯諾登逃亡到香港，揭露美國政府監控民眾的惡行。多年來，數名揭發美國政府惡行真相的泄密者受到連串追捕被政治迫害（如維基解密創辦人阿奇和前美軍曼寧），這揭露美國資本主義“民主大國”的虛偽。 馬政府也不例外，早前草擬一連串封鎖言論自由的草案，包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5月21日由公布將修正《著作權法》，阻止國內網路使用者連結至國外侵權網站，表面上打擊盜版，實際試圖上箝制網上的言論和通訊自由。這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及反抗，民間發起了抗議行動，將6月4日定為“網路全黑日”，如“維基百科”等網站便在該天關閉以示抗議。雖然智慧局在期後確定不再推動，但可見政府嘗試封鎖不利於自身利益資訊的意圖。這不是什麼新鮮事，2011年美國眾議院曾提出SOPA（禁止網路盜版）法案，名為打擊盜版，實際上實行政治審查及打壓言論和資訊自由。最後因為受到群眾的抗議而被迫停止推行。可見言論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從不是由資本主義政府賜予，而是透過群眾抗爭獲得！ 馬政府利用種族主義轉移視線 五月初發生的台灣漁船事件，給國民黨政府一個機會暫時轉移視線，將工人分而治之，並挽救馬英九的民望。台灣漁民洪石成被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射殺，馬政府立即鼓吹反菲律賓的種族主義情緒，對菲國實行一系列的制裁，包括終止菲律賓外勞的申請。這些措舉激起台灣反菲律賓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五月份馬英九的民望比四月微微上升。 馬政府對菲律賓進行貿易制裁，但另一方面不敢太過份導致其經濟受損。菲律賓是台灣2012年第7大出口市場，有68億美元順差，而菲對台的進口僅有21億美元，呈遞減態勢，所以對菲律賓進行貿易制裁實際上對台灣的經濟損失更大。馬政府的制裁併不是由於關心死亡的漁民或其家屬，而是藉此機會挽救其極低的民望。台灣的統治階級利用這齣悲劇和民族主義的浪潮來遮掩其對勞動階級的攻擊。所有台灣的親資本家政黨均抓住此次事件，藉此贏得其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並分散人們對其打壓勞動權利的注意力。 遷怒於移工並不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只會中了統治者的圈套。台灣大約有8.8萬名菲律賓移工，其中大多數為家庭傭工，以及製造業的流水線工人和工程師。移工是台灣資本主義環境下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沒有工作保障、薪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其利益與台灣勞動民眾利益一致：工作保障、工資提高等權利。我們需要建立工人抗爭的聯合陣線來對抗種族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 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出路 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國民黨親資本財團的臉孔已是眾人皆知，作為反對派的民進黨，並沒有任何比國民黨與別不同的政策，其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在2000-08年執政時已表露無遺，其執政時的貧富差距亦是有增無減。 民進黨多年來曾以統獨問題，將自己與國民黨顯得不同，但實際上，資本家的民進黨根本不能逆中台資本融合的潮流，統獨問題只是民進黨的民粹空喊，掩飾自己與國民黨一樣的親商政策。中國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而中國也是台資本家最主要的投資地方，目前在中國的台資企業有10萬間，在中國常住的台灣人口有150萬以上。大部分台灣民眾目前最關心的不是統獨議題，而是更切身的民生和工作環境。 國民黨強調經濟上與中國更進一步融合，而民進黨強調多元化的國際貿易，實際上兩黨所代表的都是同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可能改善台灣基層民眾的生活。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未來將繼續深化，台灣經濟必定受到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將繼續推出新自由主義政策，繼續實行私有化，打擊勞動人民的措施。台灣政治上長期被兩黨壟斷的情況下，缺乏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黨，這正是我們現時需要的。要真正改變勞動大眾的生活，需要挑戰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藍綠兩黨，建立工人階級的聲音和政治工具－一個屬於工人的群眾性政黨。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行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 台灣：818 兩萬民眾到總統府 抗議苗栗強拆迫遷 八月十八日，兩萬民眾上街，到台北總統府前抗議國民黨政府在苗栗大埔地區強行進行土地徵收及拆除房屋，高呼“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號。行動以音樂會的形式進行，中間間以各團體的發言，聲援苗栗民眾。活動在十點結束後，有兩千名民眾，轉往內政部，聚集在內政部占領門口，一些民眾進行塗鴉，甚至在內政部空地種植蔬菜。直到隔日的周一晚上六點，才在農陣公開宣告“不是停止，只是開始”後解散。這天晚上的“把國家還給人民 818拆政府”行動，是承接八月十六日在苗栗縣政府的“守護苗栗音樂晚會”，當日苗栗有上千民眾參加。參予此次行動的，除了主辦NGO團體“台灣農村陣線”外，包括因反對家園土地被徵收而集結的多個自救會外，也有核能議題、反兩岸服務業貿議協議、關廠工人、秋斗平台、苑裡反瘋車、台東紅葉部落溫泉飯店開發等團體。 這次集會是繼八月三號二十五萬台灣民眾上街參加“萬人凱道送仲丘”後再度上街，總統馬英九曾經承諾徹底偵查洪仲丘事件，目前由一般法院接手，但是事件已滿一個月，仍沒有查到任何真相或結果，讓人民感到憤怒及更加不相信政府。這進一步激發了人民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工人國際委員會台灣的成員到場參加這次集會，我們全力支持苗栗大埔區居民的抗爭。 工國委（CWI）台灣的訴求： 立即停止徵地及強拆！ 台灣：另一個有利於財團的協議 台灣和中國簽下了服務業貿易協定，兩岸將開放多項產業互相投資。如同2010年許多人反對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項協議將僅僅有利於財閥。 台灣將開放64種產業，運輸、洗衣、旅遊、中藥，理髮、美容等給與中國投資。而中國則開放80項，包括出版、保全、金融、零售、電子等產業給與台灣作為回報。 全台各地湧現了憤怒和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在累積了國軍醜聞，土地徵收等事件和議題後，對於像跛腳鴨的馬英九政府，以及執政的國民黨的不滿後。服務業在台灣的經濟中占了巨大的分量，成千成萬的人會因這項協議收到影響。在立法院前曾聚集了憤怒的群眾，其中一些抗議群眾甚至嘗試衝進立法院。 台灣的工人和小商家絕對有理由對服貿協議存疑。如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目標著眼在讓大財團有更大的空間來壓低薪資、最大化利潤，來分化勞動階層，讓工人彼此競爭，而陷入“競次效應”（race to the bottom）。這項服務業貿易協定，一開始就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擘劃，而不是普通工人。 反對服務業貿易協議的力道反映了階級間的利益衝突。一些知名的企業領導人表示，如果中國資本進入這些解除中資限制的產業，將對他們獲利造成影響的憂慮。對於部分資本家，或許是。但無疑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們和小商家。工人們的工資會大幅下降，而大部分的協議所列產業中的小商家則會被徹底消滅。統治階級其中的部分人可能不樂於見到這樣的變化：台灣和中國的資本家聯手為企業利潤打拼。 有些商界人士，尤其是出版業者，藉由民族主義的言論來掩飾，其實他們真正在意的是企業的獲利。他們暗示服務貿易協定背後真正的目的，是北京將藉此能夠來台出版、宣傳，而降低書籍價格，並且市場上將充斥著廉價、中國出資的書籍。而此其時，北京顯然並沒有這樣的計畫，這些指控只是出於出版商要隱藏他們真正的意圖。 大高雄總工會指出高雄的百分之七十的商業活動和工會百分之八十的成員是就職於列在服貿協議中的產業。但即使有這麼多勞工會受到影響，大高雄總工會僅僅是發布了一份對服貿協議的“聲明”。他們仍是以民族主義的論調，暗示服貿協議潛在的安全風險。工會領導人顯然認為這是安全的論調：一份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認為服貿協議的簽暑是中國為了加強對台灣的掌控。 有些工會，像是高雄市洗染職業工會，他們反對服貿協議，是因為馬英九政府無法保證中國工人不會來台灣搶飯碗。新娘秘書發展協會則說如果馬英九政府不能明訂“不得引進中國技術師”，就不應該簽署協議。這些論點都認定是這次兩岸間的協議才帶來這些變化，但十多年前，台灣的資方早就用低薪來聘僱外勞！許多產業也因追求低廉的工資，外移去了中國的經濟特區。服貿協議只是整道程序的最後一步而已。 工會應該藉由組織在地的移駐勞工來反擊外包和境外生產，如果勞動者有強大的工會和集體工作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s）作後盾，使所有勞動者同工同酬，就沒有誰取代誰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怪罪中國工人偷走了台灣人的工作。工人應該把矛頭對準馬英九政府和台灣的資本家，他們在議會中，為修辭學上的統獨民族問題吵得口沫橫飛，但實際上為了商業利潤之名，出賣工人可不會猶豫。 一些服貿協議的反對者，如台灣教授協會，認知到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只讓少數人得利，而大部分群眾則蒙受其害，起來呼籲組織群眾遊行。但可惜的是，他們也僅只是要求重新協商，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在野的民進黨對服貿協議持反對意見，不過因為民進黨機會主義的性格，跟過往對比，抗爭的力道顯得薄弱了許多。現在在民進黨內部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要對北京展現更親近的態度─以迎合台灣資本家所希望見到的。另一個原因是台灣滋長的反政黨情緒，這在群眾遊行中可以看到，使得民進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加。這個現象是全球趨勢，但除非這些反政府的鬥爭能夠發展出清楚的政治替代方案─建立群眾鬥爭的新政黨─否則現有的政黨，如民進黨，將會在未來的選舉中失敗。 馬政府和民進黨都不曾展現為台灣的勞動階層改善現況的意圖。為資本家服務的政黨─不管名義上是傾向台獨或反對台獨─都不會為停止對勞動者的剝削出力，因為對資本家而言，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獲利。在未來的選舉裡面，工人絕不能相信國民黨和民進黨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來看看中國的情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在中國經濟的各個面向拼命私有化，私有化原是公有的經濟部門。這對中國的工人來說，看到的是工資的降低，工作崗位數量的減少，公共服務的收費提高而且品質降低。 要能讓台灣和中國的勞動者能團結齊心聯合鬥爭，還有許多屏障要克服。多年來，兩個政府之間散播的不信任，讓這樣的聯合有很大的困難。服貿協議應該提醒台灣和中國的工人、小商家，即使民族主義者的口號喊得再響亮再激情，當目標是要減低勞動者的權利，消滅小商家，最大化利潤時，這兩個政府是如此的合作無間。台灣以及中國的勞動者，兩者都是資本家合作下的犧牲者。 民族主義─我們會在未來的七合一選舉中，看到國民黨和民進黨不斷提起的主軸─這並不能停止工資的降低，停止退休金的削減，停止產業的流失，停止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廉價出售。民族主義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用作分化工人的手段─不論是台灣，中國或是外勞─彼此對抗，而資本家從中獲利的大旗。 台灣的勞動者需要建立替代資本主義體制的方案。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替代，來取代泛藍和泛綠陣營。我們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來為今日所有受困於資本主義牢籠下的人們剪斷枷鎖，而不僅僅只是幫助其他未得合理報酬的工人而已。 台灣：國民黨內部分裂 2013年9月6日，台灣檢察署下轄特偵組對外界公開監聽立法院長王金平與與民進黨立委黨鞭柯建銘的電話交談，被總統馬英九稱為“司法鐵漢”的檢察總長黃世銘此前於雨夜攜帶相關資料已向馬英九私下報告。 王金平“不法關說”案由此引爆，法務部長曾勇夫與台灣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關說，曾勇夫被移送檢察院調查。而民意支持屢創新低的馬英九及其陣營更是在王金平前往馬來西亞參加女兒婚禮之時，恰逢中常委開會，痛下殺手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從而免去其立法院院長之職。 現任國民黨總統馬英九一向標榜行事清廉、溫和猶疑，在黨內人事上也很少有鐵腕直斷的行為，曾被民眾與輿論戲稱為“不沾鍋”。而作為台灣現任最資深立委和立法院長（擔任立法委員近三十年，擔任立法院長十三年）的王金平，由於出身高雄，代表著國民黨內的本土派勢力，且一向長袖善舞，善於調和國民黨與民進黨朝野兩黨間關係。而其名下登記的土地至少就有45筆，可謂“立院地王”。 “不沾鍋”下此重手意圖在國民黨內將“立院地王”斬草除根，卻是引來島內和國際輿論的關注，也使台灣政壇爆發一場大海嘯。事件的影響不僅涉及國民黨本身，作為涉事方的在野黨民進黨和許多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將此事件歸為總統濫權和操弄司法從而導致的憲政危機，還有媒體人士將之比作中國大陸的“文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和前民進黨副總統呂秀蓮已表示將集結力量討論彈劾和罷免馬英九總統職務。 9月12日王金平回到台灣時，桃園機場有近兩千名聲援民眾到場，全國各地農會系統、義消、義勇搜救隊、婦女會、原住民團體等拉起一面面紅布條，高呼“王金平加油”、“馬英九下台”。代表不同黨派和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在現場出現，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國民黨立委林郁方、李鴻鈞、黃昭順、盧嘉辰、李慶華等十餘人，台聯立委黃文玲、葉津鈴，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無盟立委高金素梅都前往接機，連勝文（連戰之子，國民黨中常委）特別助理徐弘庭、國民黨中常委李德維現身力挺。 甚至還有在野人士呼籲王金平索性分裂國民黨，拉起人馬另組第三黨參與明年的“七合一”競選（即2014年底直轄市長、市縣長和市縣議員及鄉鎮村里長及代表的改選同時進行，對於台灣島內的政治格局劃分具有重要意義）。網絡上有不少青年也自稱為“保王黨”，以支持王金平和力挺民進黨來表達對馬英九的不滿，並在網絡上播放當初馬英九的公開演說視頻。馬當時指稱，前民進黨總統陳水扁民意支持率低於18%，已經失去統治合法性，應該下台：“一個總統滿意度只剩18%就可以下台了，不下台就是沒有羞恥心。”以此來映襯馬英九的戀棧和所作所為。 馬英九支持率現時已跌至不到一成（年代新聞民調中心9/15)，只剩9.2%，不滿意度高達80%，比扁任期最低的10%更差。而且有55%民眾表示不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長職位，只有17%贊成。連國民黨民眾贊成撤銷王金平黨籍的只有37%，而反對的高達47%。 09月15日的民調顯示六成民眾表示支持罷免馬英九（蘋果日報，15-09-2013）。民進黨也將發動立法委員彈劾。罷免總統首先需要三分之二的立委通過，現時國民黨的議席超過一半，只有民進黨不夠票數通過。但若果國民黨支持王金平的立委也支持罷免，則能夠過半數過通。 馬英九為何要在本人支持度已經極其低迷，痛下殺手進行可能導致國民黨分裂和本人名望進一步下跌的內鬥呢？ 雖然早在2005年，馬英九與王金平兩人為競選國民黨主席的職位，而心生芥蒂，而且兩人行事風格和出身背景迥然不同，如馬英九被稱為“沒有朋友的總統”，而王金平被稱為“沒有敵人的院長”。但是馬英九一意孤行和頑固決策，顯然絕非是簡單的個人恩怨或者心懷嫉妒。 一種說法是，國民黨中的榮譽主席連戰、新北巿長朱立倫、榮譽主席吳伯雄和台北巿長郝龍斌為代表的國民黨內世襲的大家族由於黨主席馬英九支持率過低，計劃拋棄馬，在9月底要他為明年“七合一”選舉結果負責，並由民意支持尚高的王金平取而代之。所以，馬英九為鞏固其權力，而對王金平痛下殺手。 不過，雖然連戰和其子國民黨中常委連勝文等曾公開指馬英九在王金平事件上處理不當，但作為國民黨內親北京的一線代表人物，無論連戰還是吳伯雄都不太可能沒有北京的默契，就為北京所猜忌的王金平密謀什麼“倒馬”。 但是，國民黨內大佬們力挺王金平足以說明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在總統支持率日低，執政乏善的情況下所謂的團結假象已被徹底撕破。 2014年七合一選舉在即，國民黨內地方勢力卻不以“馬首為瞻”，而紛紛“唯王是從”，使國民黨中央很難控制未來候選人安排，這甚至直接影響到馬英九是否還能順利第三次續任黨主席職位的問題（馬英九已經任兩任總統，為保持政治影響力，只有續任國民黨主席）。而如果馬不能續任，王金平無疑是目前黨內最具資格的人選。 此外北京因素和王金平主導立法院不聽馬政府招呼，及馬英九為博其歷史定位的想法，也成為馬英九堅決倒王的重要原因。 馬英九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定）時並未諮詢民眾和立法機構，甚至包括王金平在內的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都不知道協議簽訂的內容，王金平因此公開表示“行政部門的專擅很要不得”。 這導致服貿協議曝光後台灣朝野軒然大波。這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協定只有益於兩岸上層的大資產階級，無論是對於台灣基層民眾還是中國大陸的底層民眾都不會帶來實際經濟益處，而只是導致更多的競次效應，使民眾面對市場入侵失去就業保護和遭受更多剝削。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機構要對協議進行逐條審核並舉行社會各行業的公聽會，這在事實上等於無限期擱置了協議在立法院的通過。 明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在上海舉行，這成為馬英九在任內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見面的最佳時機。而“習馬會”也會成為馬英九在民意極低的情況下，用來確立其歷史定位的重要資本。所以，從這個角度考慮能否儘快通過服貿協議對習馬會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馬英九政府堅持要推動“核四”建設，雖然民間反核聲浪持續不斷，而王金平主導的立法院在此問題上也是態度曖昧，不與總統站在同一立場上。其實這些馬英九頑固單方要推動的決策無一不是有害於普通民眾，而利於大商家，所以雖然民意濤濤，但馬英九為個人權力卻可以不管不顧，難怪幾成最不受歡迎總統。 那麼，受打擊的王金平等是否就是人民之友？ 其實恰恰相反，王金平與民進黨雖然對馬英九政府處處有所牽制，但是其牽制目的並非是為了替民眾出頭維護利益，而是為了在政治鬥爭中分得一杯羹。王金平在此政爭中，並沒有寄望普通民眾支持和回應民眾利益，反而是寧可支付高達近千萬台幣的保證金，向法院上訴要求保留其國民黨黨籍和立法院院長的職位，以確保其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基本盤。而且王金平也是出身於台南世家，其當選立法委員和院長就與家族支持密不可分。而台下關說與密室陰謀更是王金平這樣的老道政客的看家法寶，是統治精英進行非民主的秘密而腐敗的少數統治的具體表現。 至於曾經執政的民進黨在核四問題與服貿協議上，更是態度曖昧。民進黨雖然一直以來提出“非核家園”的口號，在陳水扁執政前期曾嘗試停止核四計劃，但後來也因為種種因素最終讓核四復工。今天作為反對黨，可以高調反對國民黨與馬英九的種種決策，但如輪到其執政，則一樣服務於大商家的利益。譬如，關於服貿協議等涉中問題立場與現實態度就極為矛盾，黨團一直強調需要對協議逐條審核，但又並非反對協議本身。一方面希望以此攻擊執政黨撈分，另一方面，又要顧及背後金主態度，避免外界“逢中必反”的形象。就在民進黨在立法院內高調反服貿協議的同時，7月民進黨立委薛凌家族主導的陽信商業銀行在上海市開辦子公司，薛凌之子民進黨中常委兼台北市議員的何志偉到場祝賀，而何志偉本人同時在媒體上又大喊反對服貿協議。 所以，馬王之爭的本質並非是誰“賣台”的問題，說白了還是統治階級內部進行利益分配和權力爭奪的分配問題。即使支持王金平或者民進黨，也無法改變大商家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控制台灣政治與壓迫台灣民眾的現實。 台灣青年與基層勞動人民亟需的是一個儘快組建一個能真正代表廣泛基層民眾的獨立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的群眾運動以反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兩黨金元統治。 929多場反馬示威 萬人上街嗆馬 原定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國民黨全代會延期，但民眾上街的決心絲毫未減，昨天單在台北，便有三場不同形式的遊行、集會等抗議活動，昨日上萬民眾紛紛上街表達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 上午九時半，約一千名民眾身穿白衣，參與由“公民行動倒馬聯盟”發動的“官邸散步笑英九”，遊行至總統官邸抗議，高舉“馬英九下台”標語。官邸外圍被重重拒馬和警察包圍，民眾唯有以“散步”方式步行在總統官邸外圍的道路。 下午一時起，由“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數十個社運團體組成的“929社運連線”，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嗆馬活動，約三千民眾參與。主辦單位向民眾募集家中不要的舊鞋，將會在國民黨全代會當天“萬鞋齊飛”。昨日民眾共捐出數百雙舊鞋，主辦單位表示將繼續，目標籌到一萬隻。活動最後是“政府殺人、受難者公祭”，為大埔事件死者張森文、陸軍下士洪仲丘、以及5位關廠工人等受到政府迫害而死的受難者默哀。 下午四時，“929站出來”公民運動遊行至到總統府前凱道，舉辦嗆馬晚會。現場群眾高喊：“馬英九，下台！”“特偵組廢掉！黃世銘回家！”等口號。約晚上六時，大會表示群眾人數超過五萬人。 工國委（CWI）台灣參與了關廠工人連線的集會，在國父紀念館外擺設街站，掛起橫額，連署要求馬英九下台、反對服貿、要求增加工資，立委議員領工人工資，建立真正屬於群眾的工人政黨；並在大埔事件中，要求由民眾成立委員會，獨立調查藥房老闆張森文之死。我們的街站和《社會主義者》雜誌得到大批民眾支持。 剛發生的計程車司機跳橋自殺悲劇，令越來越多台灣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國民黨服務財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時對曾經執政的資產階級民進黨沒有任何期望。工國委(CWI)台灣會繼續建立新的群眾工人政黨為奮鬥目標，取代藍綠兩營的資產階級統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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