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1年1月1日

【迎接一九五一年的光榮任務】

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陳其尤

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中國人民的勝利和進步，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而獲致的。全國人民必須把這個勝利基礎由鞏固而發展，和進一步的壯大起來，築成一座保衛世界和平、保衛祖國建設的堅強堡壘。由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集團瘋狂地侵略朝鮮和侵略我國的台灣，嚴重地威脅着我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為着保家衛國、為着保衛和平建設，全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地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運動，紛紛以志願行動來參加這一神聖的正義的鬥爭任務，並給予侵朝的美軍嚴重的打擊！

今天是一九五一年的開始，擺在我們面前首要的重大工作就是要有步驟地、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得以翻身，在農村中當家作主，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同時廣大的農民解脫了地主的束縛，獲得翻身。我們必以無限的忠誠，無窮的人力和財力，獻給自己的政府，為保衛和平、保衛祖國而奮鬥。

》編者注

中共建政的最初幾年，還沒有習慣用元旦社論的形式總結過去一年的成績，並提出指導新的一年工作的方針，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個人的文章表示對共產黨的支持。類似上述的表態，除了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陳其尤，還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但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並不了解中共在新的一年到底要做什麼，所以文章往往是無的放矢。

準確的講這一年是中共建政後，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第一年。從此知識分子就被毛澤東驅趕進永遠無法走到盡頭的“思想改造”的黑暗隧道。在毛死去的1976年，黨報還尖聲地發問，“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強調思想改造會不會影響積極性？”①為什麼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需要“思想改造”，為什麼毛一直視知識分子為敵呢？這要回溯到他早年受到知識分子歧視的經歷。

毛澤東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②這年20歲。5年後的1918年畢業於這所後來改名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學校，但沒有任何一部書籍提到他的畢業論文。中共為他這段學生經歷添加了不少渲染的成分。像學生時期毛就有，“吾人務須致力於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③說白了，就是“吾人”比較“現實”吧。像毛“從來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讀‘有字之書’更重要。”④通俗地解釋，就是毛認為讀書、講理論固然重要，但是能夠從實踐（無字之書）中總結出經驗更為重要。就這點來說，毛澤東確實對理論尤其離開他知識範圍以外的理論，譬如農業的理論、工業的理論、人口的理論等等，毫無興趣。另外，毛澤東的傳記中有意提到，“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嶽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並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⑤似乎毛澤東對“實事求是”情有獨鍾，那麼他真的喜歡“實事求是”嗎，他的新的“解釋”又是什麼呢？“求”指追求、求得；“是”指正確的答案。“求是”就是要找出正確的答案。答案正確時要堅持，反之發現錯誤時要勇於承認，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原意。如果毛澤東真的“實事求是”的話，那麼他沒有看到“大躍進”後造成的嚴重後果嗎？他把餓死幾千萬人的一場大災難認為是“一個指頭”的問題，⑥成績仍舊是主要的，是九個指頭。顯然，就“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他努力要找出最適合他心中的答案，至於答案正確與否與他根本沒有關係。這可能就是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新解釋吧。

師範學校畢業後，1918年8月毛澤東約幾位同學一起去了北京，其中蕭子升與張昆弟赴法勤工儉學，羅章龍去了北大的預科。毛澤東去北京打算幹什麼呢？按照他的傳記的介紹，“毛澤東卻沒有按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這可能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有關。此外，當時教育部還有一個規定，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⑦楊昌濟即楊開慧的父親，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岳父，是他在湖南師範讀書時的老師。羅章龍既然可以上北大預科，“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這個理由顯然不能成立。“推崇自學”嗎？完全沒有必要遠赴北京去“自學”。至於“經濟上的原因”，去法國勤工儉學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嗎？什麼理由使得毛澤東沒有繼續求學不清楚，但沒有考取北大預科可能是一個原因。毛沒有繼續學業，但是留在北京。為了生活，通過楊昌濟的介紹，找到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安排他在北大圖書館當上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八元。”傳記作者可能以為毛澤東很喜歡這份工作，因此以喜悅的心情地補充道：“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相當稱心的，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⑧不過這並不是事實，事實是從那時他就開始考慮如何修理這些“名流學者”了。對中共非常友好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於1936年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書中，清晰地記述了這個時期毛澤東的真實看法。毛澤東是這樣對他說的：“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⑨每月8元的收入，不及教授的25分之一，可謂微薄。北大這群勢利眼的教授如何能瞧得起一位在圖書館的打工者，而且這個人畢業於名不見經傳的湖南師範學校。

“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大忙人”這樣做非常傷害一位自視甚高，自我感覺不錯的年青人的自尊心。毛澤東如果有機會談論“政治和文化問題”，也許真的不比這些“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了解得少。但是地位決定了一切。年青時代的經歷往往可能保留一生，對有些人來說，歲月的流逝內心的怨恨會漸漸淡薄。但是，對毛澤東這個人來說，就完全不是這樣了。1936年斯諾採訪毛澤東，這時毛已經是中共的領袖，而且距離他離開北京也有18年之久。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往事，他對斯諾講了上面那段話。在抱怨中我們可以聽出他的心聲，“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對名流學者們，“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顯然他非常在意。但是最使他感到痛苦的可能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被忽視到這種程度一定感到羞辱。這個恥辱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深藏在他的內心。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在嘴上講講，寬容、寬恕等等。但是身份地位一旦發生變化，可以自上而下俯視那些曾經歧視、貶低，甚至嘲諷過自己的“名流學者”，並且意識到權力會讓很多人發抖的時候，一解往昔怨恨的情緒是不是會不由自主地發泄出來呢？我們回顧一下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大加鞭笞，開動鍘刀，迫害了無數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吧。

再次“實事求是”地講，早年的毛澤東也許不像他後來那樣心黑手毒，以整肅知識分子為樂。一個人的想法，確實會因為身處的環境而發生變化。當然“名流學者”對毛澤東存在的無視，並不能成為他迫害知識分子的理由。不過，歷史上類似的情況還是有的。希特勒離開家鄉在維也納生活了幾年，狀況悲慘，幾乎淪落到乞丐的地步。⑩他把這些歸罪於猶太人，就是在這個時期他下定決心要消滅猶太人。⑪毛澤東與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反右”運動和之後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同樣是要從肉體上消滅知識分子。希特勒以種族理論為根據推行對猶太人的滅絕，毛澤東則以階級成分為依據支持絞殺知識分子的行為。

毛澤東如此熱衷修理知識分子，逼迫他們沒完沒了地進行“思想改造”，這反映了他即瞧不起“名流學者”，內心裡也懼怕“名流學者”瞧不起他。他瞧不起“名流學者”是因為——如他的傳記中所說——“從來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讀‘有字之書’更重要。”實踐比書本知識更重要，他一生都信奉這個道理。毛沒有跟在“名流學者”的後面搞改革搞改良，而是通過暴力搞革命獲得了成功。他認為有理由瞧不起那些只懂得書本的知識分子。同時毛澤東沒有學到“名流學者”所應該有的學問和做人的品質，這是他懼怕知識分子瞧不起他的原因。毛澤東去北京，肯定是希望進入北京大學獲得世人公認的文憑。不過事與願違，他沒能考入這所學府，不得已滯留北京一段時間之後返回了湖南，1919年去一所小學（修業小學）當了一名歷史教員。⑫小學的歷史教員不能同北大教授的頭銜相提並論自不用多說，就是與北大畢業的學子相比，湖南師範學校恐怕也沒有自滿到可以掛在嘴邊。更何況當他爬上一國之王的座椅，而他周圍站滿了海外歸來的“名流學者”，像章伯鈞（留德）、羅隆基（留美）、費孝通（留英）、曾昭掄（留美）、陳仁炳（留美）、錢偉長（留加）、吳景超（留美）、彭文應（留美）、錢端升（留美）、張申府（留法）、儲安平（留英）等等，這些滿嘴洋文的人一定令毛澤東無地自容，他們的專業知識更是讓他無法望其項背，人的本性中的自卑之感他不會沒有吧。假如毛澤東一生安居禁足於一隅，終老一生，那麼他就不會與斯大林、希特勒齊名，成為惡魔、屠夫的代名詞了。這裡我們再次看到毛澤東與希特勒的相似之處。希特勒去維也納希望進入維也納美術學院，但是沒有被錄取。次年他再做嘗試，學院甚至沒有給他正式考試的機會。他改變主意打算進建築系，但是沒有中學畢業文憑，最終，希特勒放棄了學業。在他當上帝國的總理之後，希特勒一有機會就會表現他對知識分子的鄙視。《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希特勒在學習上的失敗，使他後來耿耿於懷，常常嘲笑‘讀書’先生，嘲笑他們的學位、文憑、學究氣。甚至在他臨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統帥部里忙於軍事戰略、戰術和指揮上的安排的時候，他也常常抽一個晚上，同他黨內的老夥伴回憶他年輕時候碰到的教員怎樣愚蠢。”⑬

毛澤東青年時期的經歷，無可辯駁地證明他迫害知識分子的心理絕對不是從中共建政後才開始，事實是在更早的時期，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就已經埋在他的心中。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毛髮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時他就把知識分子視為必須改造的對象。他說：“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⑭這時距離斯諾採訪毛澤東又過去了6年，他還念念不忘地繼續發泄對知識分子的不滿。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的1952年，理解《講話》精神的人，恐怕很難不認清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談到學習《講話》後的“體會”時，作家老舍說，“得到改造自己的機會，得到了新的文藝生命，而不敢驕傲呢？毛主席告訴了我應當寫什麼，怎麼寫，和為誰寫，我還不感謝麼，還不拚命追隨麼？是的，我知道，我離着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作家還很遠很遠。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決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還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矯正，好減輕負擔，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寫過的東西，只能當作語文練習；今後我所寫的東西，我希望，能成為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的習作。只有這樣，我才不會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擋住我的進步，才能虛心地接受批評，才能得到文藝的新生命。”⑮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

老舍的態度，就是毛澤東要求所有的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後的態度，也就是必須做到對他畢恭畢敬，匍匐在地，在思想改造的隧道中努力不斷地繼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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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報》1976年8月24日“堅定不移地和工農劃等號——瀋陽機電學院總結培養普通勞動者的經驗”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傳 卷一》“二、師範生”

③同上②

④同上②

⑤同上②

⑥薄一波著《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廬山會議的‘反右傾’”中“廬山會議的初衷”一節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傳 卷一》“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⑧同上⑦

⑨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第四篇 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中“三 革命的前奏”一節

⑩約翰·托蘭著《從乞丐到元首》

⑪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中“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一節

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傳 卷一》“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⑬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一節

⑭《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⑮《人民日報》1952年5月21日“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