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 01-06

迎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來臨(第 4 部分，完結篇)

馬克·韋恩於201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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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來，主流媒體控制了國家的輿論和思想的力量，他們已成為當權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此感到自豪。難怪他們對資本及其霸權的偏見變得錯誤到足以導致自找應受懲罰的地步。

他們對支持當權派的華爾街護衛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大加讚揚，並詆毀任何敢於挑戰當權派及其資本支持者的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一位樸實無華而幹練的資本家，卻無法逃脫權威人士的抨擊，因為他們都不是為資本和現狀辯護的人。

看似總是有效的政治炒作手的專家們今年適得其反，因為上當受騙的人們突然意識到他們慘澹的經濟狀況並開始反抗。

隨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人們呼應他們那些反對現狀的候選人，一起大聲疾呼反對遭受被當權派的政治制度的異化。

 “因此，也許我們進步人士可以暫時停止攻擊對方，並更廣泛地將我們本應珍視的價值觀——比如多樣性——納入我們自己的領地。”

1944 年，羅斯福表示，為了防止美國的法西斯主義，並為民主奠定堅實的基礎，有必要在憲法中添加 “第二項權利法案” ，也稱為經濟權利法案。這包括獲得最低生活工資的工作權、醫療保健權、住房權、食物權、受教育權、不讓壟斷企業主導經濟的權利等等。（參見 http ://www.truth-out.org/news/item/35946-robert-mcchesney-capitalism-is-a-bad-fit-for-a-technological-revolution)

人們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沒有太大差異，除非他們受到統治階級的誘導，去做違背自己利益的事情。保守派尤其容易受到其政治領導層宣傳的影響。人們的基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相似的——有一份穩定、宜居的工作，沒有債務，也沒有失業或就業不足的負擔；不受資本霸權的干涉和壓制的群眾民主和人民主權。但長期以來，資本在私人利潤方面的經濟現狀優於勞動，以及資本作為民主的主要監護人的政治唯一權利，長期以來一直壓抑着他們的要求。 “我們的選民投票率和我們選舉制度的正當性在世界上聲稱民主的國家中幾乎處於最底層。”

他們對當權派和資本霸權遲來的頓悟意味着黨派主義、性別主義和膚色主義不再是選民可以接受的意識形態。如果有關候選人是反革命和支持現狀的，那麼黨派和忠誠度，女總統優先或黑人總統優先是沒有意義的。左翼和右翼、進步和保守、溫和與激進的群眾都應該填補和拉平資本為分裂造成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鴻溝；資本以分裂一切、征服少數來滿足國會·軍事·工業綜合體（the Congressional-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需求。以人們互相指責作為資本操縱的分界線的明顯跡象和症狀是：所謂進步的希拉里·克林頓不僅在拉攏那些不支持唐納德·特朗普的共和黨選民，而且還尋求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的支持，例如傑布·布什和他們的支持者以及極端保守的科赫兄弟之一支持希拉里·克林頓，但不支持他們的共和黨同黨的唐納德·特朗普。華爾街共和黨人正在將他們的支持轉向克林頓。 “商業利益通常不會因為特朗普將成為對商業更友好的候選人而給予支持；他們對很多關於特朗普的事是不知道的……但他們懂得希拉里。他們知道她不是反商業人士。”就是這樣——選民基於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對抗”而發起的猛攻就不過如此了。這些“對抗”者團伙更像是一個相互欽敬的社交界，而不是利益衝突的政治組織。由於我們長期處於經濟蕭條狀態，黨派主義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可惜的是，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進步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與共和黨內反當權派的孤獨英雄唐納德·特朗普發生爭吵，特朗普政治叛亂可與伯尼桑德斯的政治革命相媲美，如果不是本質上，至少在精神上如此。

伊麗莎白·沃倫的攻擊對象本身不是他，而是希拉里·克林頓，此人對有工作的窮人的政治經濟福祉大肆忽視，這與伊麗莎白·沃倫的信念背道而馳。唐納德·特朗普沒有聽命於華爾街，而希拉里·克林頓則始終如一地聽命於華爾街。

希拉里·克林頓是民主黨的寶寶，被視為經驗豐富、才華橫溢、堅強而聰明的人，而唐納德·特朗普則是黨的惡魔，被抵毀為缺乏經驗、極不老實，滿腦袋的譁眾取寵和一無所知的我行我素、不受控制的人。事實上，希拉里·克林頓總統的楷模並沒有造福於人；相反，他們違背了她作為政治資本的承諾，去維護現狀和金錢的根本和長期利益。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浮誇和精明，在人們的敏銳洞察力之下，是無法掩蓋的。可以肯定的是，唐納德·特朗普是有學習曲線要攀登的。他的優勢是“不被收買”，因此他的計劃和決策過程不會偏向於反對工人階級。人們寧願選舉一些政治新面孔或真正為老百姓利益而戰的資本家，也不願選舉一些大張旗鼓但對人不誠實的資本政治代理人。

這位被推定的資本主義候選人戰勝了他的保守派競爭對手，這表明人們的經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取向，而不管專家們如何喧鬧。保守派政治已被擠出政治舞台。政治格局已經永遠從壓倒性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美國例外主義、政權更迭和自我承擔成為世界警察任務的長期問題中改變了，而長久以來與工人階級選民脫離接觸的職業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頓和她在兩黨的同黨們已經被吹捧了這麼久，逐漸轉變為重新思考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美國在國外應當只有較小足跡才是。嚴格限制政府規模與權威的政策得到承認；而以下各種觀念越來越沒有道理了，諸如：社會安全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公共教育的私有化的觀念、為 1% 的人減稅、把年軍費開支增加到5000億美元以上、自由貿易和鷹派外交政策，支持生前的生命而出生後反而支持死亡，否認氣候變化作為生存戰略，以及許多其他當權派所珍視的所謂價值觀和原則，都不再是可信的了。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和預選會議中的 1070 萬選民對當權派的立場說不。希拉里·克林頓的白宮3C ——命令、控制和通信（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信條同樣已經過時。她的冷戰政策經驗已經過時，應該被拋棄。正如桑德斯的競選經理所說，克林頓的提名可能是“僅僅為了維持現狀而必然造成的災難”。

唐納德·特朗普應該更好地意識到，如果他不按照承諾“或繼續努力”為工人階級而戰，“他的支持者將要他的腦袋”。另一方面，當權派把希望寄托在拖累他，迫使他順應現狀——所謂的規範，融入政黨和現存權力裡面。總而言之，包括傳統在內的一切，“社會和政治主流思想中的非凡一致性”，甚至是當權派本身，現在都擺在討論、審查和辯論的檯面上；自1876年內戰重建時期（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結束以來，時隔140年，清算的日子終於到來。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政權爭奪已經毫無保留地登場。在經歷了 30 多年的經濟停滯、不平等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孤立——占多數的工人階級白人染上毒癮和自殺，以及平均壽命縮短之後，通過在線交流而不是通過富豪制的代議民主讓人們從慘遭失敗的直接民主中間開始看到光明的曙光。

歷史將毫無疑問地見證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

如果人們對唐納德·特朗普是否反資本仍有疑問，即使他在口頭上不反資本，但他的反當權派立場至少部分地暗示了這一點。要考慮實質而不是表面。如果他是親資本的，為什麼華盛頓特區的機構要阻止他被提名？他對資本不友好和關心群眾的傾向和觀點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麼他在共和黨人中得到的支持更多的是來自工人的窮人而不是中產階級。

當前選舉年顯示的階級分化的兩個日益顯著的特徵是：1.在有工作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之間，2. 在少數族裔和白人多數之間。

就業窮人約占美國人口的 58%，而且人數不斷攀升，他們是最不可能參與投票的人。年收入在 100,000 美元到 125,000 美元之間的人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上層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約占人口的 41%，並且正在下降）。

在某些地區，中產階級的衰落提高了上層與下層階級的占比。中產階級的空心化源於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對那些工作無法外包或自動化的人的回報：這包括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皮尤研究的近一半都市區經歷了低端和高端人口的增長。 （見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05/13/upshot/falling-middle-class ）

在 1960 年代民權運動之後，種族中心主義的白人仍然很強大。在所有白人受訪者中，57% 的人表示他們對各種少數族裔都有負面印象。至於關於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問題”負有多大的責任：絕大多數民主黨人（占比70%）、無黨派人士認為（占72%）和共和黨人（占80%）表示中國“非常有”或“有點”責任。關於“伊斯蘭教的價值觀與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一致”的說法。在所有選民中，56% 的人表示他們同意。 （http://www.nytimes.com/2016/05/11/opinion/campaign-stops/how-many-people-support-trump-but-dont-want-to-admit-it ；另見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6/05/12/getting-straight-about-the-costs-of-trade/    Jared Bernstein作 ）

少數族裔和白人多數的區別清楚地表明，前者偏愛現狀捍衛者希拉里·克林頓，後者偏愛唐納德·特朗普或伯尼·桑德斯——這兩個在腐敗、被操縱的黑錢民主制度面前無畏的反對當權建制的戰士。投票給希拉里·克林頓的少數族裔的輕信度在他們的投票選擇中發揮了作用，更關鍵的因素是他們的經濟地位有所提高，而大多數人，尤其是就業窮人的經濟地位卻沒有提高。今天，工人階級的黑人在經濟上普遍比他們的父母富裕，而白人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普遍低於他們的父母的。少數族裔變得更加富有。富人越來越富有。白人就業的窮人沒有。除了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之外，誰將成為給他們以希望的人？鑑於少數族裔從低水平獲得收入，而白人工作的多數從相對較高的水平下滑，這些觀察是合理的。在過去的 30 或 40 年中，非白人家庭在經濟和健康方面取得了驚人的進步——部分原因是歧視性政策的倒退，這些政策曾經使少數族裔被排除在中產階級生活之外。但工薪階層的白人可能回頭看並沒有看到類似的收益模式，部分原因是他們一開始並沒有受到廣泛的歧視。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6/06/07/the-incredible-crushing-despair-of-the-white-working-class/）

由於勞動人民的階級分化，階級極化和勞資衝突至少在表面上變得遲鈍甚至邊緣化。我們有必要就這個問題來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

“不平等反映了巨大的不平等的權力；如果我們認真對待不平等問題，我們就必須直接有力地解決資本至上問題；美國的民族主義意味着這裡的收益必然會以犧牲世界上最貧窮的人為代價；民主黨內部進行的政治運動可以引導我們走向平等和社會主義的主張是值得懷疑的，”邁克爾·D·耶茨（Michael D. Yates）說得好。 （見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5841-let-s-get-serious-about-inequality-and-socialism）

當前的任務是通過廢除公民聯合決定（the Citizens United Decision）來削弱資本在政治舞台上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下一個也是長期的任務是把資本完全趕出政府之外。這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主要目標。民主革命絕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這與其說是一場劃時代的革命，不如說是十八世紀反英國皇權的革命和十九世紀反南方奴隸主革命的繼續。新民主主義革命可以說是繼1776年和1861年之後的第三次民主革命。由於美國的政治文化受到資本的嚴重污染，對於新的文化革命來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掃路者而不是探路者。

經歷了六百年來的興衰、蕭條和繁榮、金色年代和大蕭條，資本註定要失敗。它作為一種進步的生產力和創造人類所知道的最富足的工具的用途已經時過境遷了。一場新的民主主義革命將接管資本主義時代的混亂殘餘，將它們轉變為理性和可持續的生存工具——國家擁有國家的全部財產，將財富分配給所有有工作能力的公民，並廢除私人盈利為目的工資勞動。氣候變化大災難將停止；人為的失業和就業不足將被所有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充分就業所取代；財富將不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所有這些都歸結為一件事——一場新的人民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在此期間，所有不民主的傳統都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政治權力回歸到它的合法所有者——人民手中。無權無勢的人民只不過是舊制度的僱傭奴隸。資本必須被趕出政治。

只有到那時，工人才能擺脫不穩定和絕望的生活條件，並能夠避免就業不足和低工資的煉獄。

在 http://www.nytimes.com/2016/05/29/opinion/sunday/what-cant-tech-money-buy  中，Susie Cagle 表示： “科技精英因其獨創性而備受讚譽，正在影響媒體、政治和一般社會，使用的是一種風險慈善事業，就像他們的工業前輩在 100 多年前所做的那樣。”

資本已成為新的喬治三世祖國王，而各種類型和規模的資本的股東、企業主、經理和高管已成為國王陛下的大臣。由於社會階層的分化，同樣存在一種與十八世紀美國革命前一樣的美國本土貴族。隨着它的升起，上層建築表現出明顯的不平等。參見 R.R. Palmer，《民主革命時代》 ，1974 年，第 194 頁。現代的新貴族不僅擁有社會經濟階級優勢——要求 “世世代代對男人的等級和尊嚴給以尊重；臣民對君子、下屬對上級、子女對父母、僕人對主人（現在華爾街稱為宇宙的主人）的榮譽和服從給以尊重” ，以及對殖民貴族和資本主義貴族由於與政府的密切聯繫而共享的政治階級優越性，給以尊重。 “有些通婚家庭壟斷了州長委員會（現在稱為國會-軍事-工業綜合體，C.M.I.C.）的席位，在某些情況下，現在壟斷了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階級優越性。有些美國人與英國當局關係密切，他們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自然統治者…”

Susie Cagle繼續說： “無論他們的錢來自石油、酒店、鐵路還是數據，工業巨頭長期以來都擁有足夠的權力，既可以直接影響美國政治體系，也可以在必要時對其進行亂砍。舊錢維持現狀，新錢公開努力改變現狀。”

因為國王、大臣和新貴族組成了統治三位一體，人民的主權已經徹底瓦解。自 1870 年代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轉變為國家的社會控制以來，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共同繁榮、共謀和共存，以至於民主失去了真正的意義。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強盜大亨是基礎設施之王。今天擁有巨額財富的人是信息之王。硅谷的崛起最好理解為這一傳統中的一次新的工業革命。在許多方面，嚴格定義這個詞，它根本不是革命性的。” “公關噱頭和巨大的逃稅行為。” “他們賺了很多錢，而其他大多數人都沒有。” “我們不僅允許他們管理自己，還允許管理我們......”泰爾在 2012 年告訴一位採訪者，他擔心這種急劇的貧富差距會導致的結果。 “在現代世界的歷史上，不平等只有通過共產主義革命、戰爭或通貨緊縮導致的經濟崩潰才能結束，”他說。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這三個中的哪一個會在今天發生，或者是否有第四種出路。”

硅谷的一連串科技公司創始人泰爾先生對資本未來的焦慮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為什麼三位一體傾盡全力壓制任何沿着反當權派政治路線的騷亂跡象的原因。甚至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籲政治革命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籲讓美國再次偉大那樣對國王友好和服從的政治路線也不行。確實有第四條擺脫這場醞釀了 140 多年的危機的方法，即為真正民有、民治、民享而進行的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即將到來的革命的主要推動力是將資本從政治中驅逐出去。把政治留給人民，把資本留給商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家族擁有和經營的企業或小型私營企業。國家有義務從資本和社會手中接管一切生產活動，最終擁有生產資料。

普遍基本收入的想法並不新鮮，已故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在奧爾丁出版公司（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在1969 年出版的《金錢的最優量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一文中的第四頁提出“從直升機上丟錢”。這沒有發生，因為它以前不能、現在也不能解決收入和不平等的困境問題。不平等之所以成為懸在資本頭上的利劍，不是因為人們不賺錢，而是他們賺到的大部分錢都被資本作為企業利潤沒收了，逼使他們永遠處於金錢匱乏的境地。如果資本在國家的管理下把被徵用的被稱為“社會剩餘產品”的錢還給他們的合法所有者，他們不僅會成為富人，而且會過上幸福的生活。

該制度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因為資本是新的喬治三世。陛下不在乎他的臣民。不僅他本人，他的大臣和新貴族也同樣堅決鎮壓這種無法形容的黯淡未來。困境使資本終於變成了自己的敵人——猖獗的失業和就業不足、長期低迷、無法控制的氣候變化災難、投資不足、自動化導致生產過剩、創造價值下降、社會和平均利潤率下降、經濟和社會政治政策以及關於漲潮（可以提升所有的船的寓言）即將到來等靠不住的斷言，等等。

調整後的企業利潤在 2015 年全年下降 3.2% 至 7 萬億美元[稅後（不含 IVA 或庫存估值調整和 CCadj 或資本消耗調整）]。相比之下，它們在 2014 年上漲了 1.7%，在 2013 年上漲了 1.9%，在 2012 年上漲了 9.1%。2015 年，一張 23,342 美元的支票理論上可以退還給 3 億美國人，而不會造成任何赤字、債務或福利或社會安全支出問題。對於一個四口之家來說，這意味着它將有 93,368 美元的額外資金用於家庭想要的任何方式。全民醫保和各級免費教育將不再是天上掉餡餅了。自動化導致的失業問題將通過減少工作時間和輪換工作來解決。產生收入不平等和工作競爭的僱傭勞動將被廢除；勞動力將不再是為了謀生而出售的商品；相反，它將成為個人對社會的成就。你們越花時間弄清這些想法，你們就會對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越熱情。

可以肯定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只有在為人民的長遠利益創造並維持可持續和生產性經濟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其目標並取得勝利。因此，社會剩餘產品應該部分保留用於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此外，氣候變化災難要求在全球範圍內緊急、立即和大規模生產可再生和安全的能源，以替代 C.O.G.或化石燃料。為保持和支持合理計劃和可持續的經濟，需要將剩餘產品的 50% 作為國家再生產基金，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資本的去稀缺、生產富足的偉大歷史任務已經完成。資本的未來在於緩和對待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將以人民的主權取代資本霸權，如果它足夠明智地不去冒犯人民，他們將抹去資本過去犯下的錯誤。生產性資本的國有化及資本在華爾街的非生產性夥伴的贖回是資本最好不要拒絕的交換條件。

全文四部分全部結束。

後記

雖然這篇文章是六年前寫的，但它的討論點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效。 兩年後，唐納德·特朗普可能會努力奪回他“被篡奪”的美國總統位子。 像喬·拜登那樣的希拉里·克林頓的替身，將再次像2016年那樣被擊敗。

另一方面，它的預測點還有待觀察。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大大被削弱，這不僅因為它自身的素質，而且還因為工人階級的偉大覺醒，這從2021 年 1 月 6 日的起義和正在醞釀的第二次內戰可以看出。 [馬克·韋恩 2022 年 5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