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論土地國有化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寫於 一八七二年

  地產，即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現在成了一個大問題，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我不想在這裡討論那些主張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學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全部論據，我只想首先指出，他們曾千方百計地用“天然權利”來掩蓋掠奪這一原始事實。如果說掠奪曾為少數人造成了天然權利，那麼多數人只須聚集足夠的力量，便能獲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奪回的天然權利。

    在歷史進程中，掠奪者都認為，最好是利用他們硬性規定的法律，使他們憑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權利獲得某種社會穩定性。

    於是哲學家出面論證，說這些法律已得到人類的公認。如果土地私有確實以這種公認為依據，那麼，一旦社會的大多數人認為這毫無道理，顯然就應當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談所謂的所有“權”，我確信，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長和集中，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採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以及利用機器和其他發明的種種情況，正在使土地國有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這是關於所有權的任何言論都阻擋不了的。社會的迫切需要將會而且一定會得到滿足，社會必然性所要求的變化一定會照樣進行，遲早總會使立法適應這些變化的要求。◎第127頁◎

    我們需要的是日益增長的生產，要是讓一小撮人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或者無知地消耗地力，就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處理等等，應當在農業中廣泛採用。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耕作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如果不實行大規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規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這種使耕作者本身淪為役畜的資本主義形式下），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既然證明比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遠為優越，那麼，要是採用全國規模的耕作，難道不會更有力地推動生產嗎？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農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這就不容爭辯地證明，土地國有化已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國家控制，為國家謀利益，農產品自然就不可能因個別人濫用地力而減少。

    今天在辯論這個問題時，我在這裡聽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張土地國有化，但是觀點各不相同。（註：草稿中沒有這句話；這句話看來是杜邦加的。——編者注）

    人們經常提到法國，但是法國的農民所有制，比起英國的大地主所有制離土地國有化要遠得多。的確，在法國凡是買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獲得土地，但是，正因為如此，土地便分成許多小塊，耕種土地的人資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屬的勞動。這種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塊耕作的方式，不僅不能採用現代農業的各種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變成頑固反對社會進步，尤其是反對土地國有化的敵人。他被束縛在土地上，必須投入全部精力才能獲得◎第128頁◎相當少的回報；他不得不把大部分產品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國家，以訴訟費的形式交給訟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給高利貸者；除了那塊小天地，他對社會運動一無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戀着他那一小塊土地，迷戀着他的純粹名義上的占有權。於是法國農民就陷入同產業工人階級相對立的極可悲的境地。

    農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障礙，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法國無疑不是我們應當尋求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辦法的地方。

    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下，實行土地國有化，並把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個人或工人合作社，這只會造成他們之間的殘酷競爭，促使“地租”上漲，反而使那些靠生產者為生的土地占有者更有利可圖。

    1868年，在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註：國際工人協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於1868年9月6-13日舉行。馬克思直接參加了大會的準備工作，但沒有親自出席這次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會通過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議：必須把鐵路、地下資源、礦井和礦山、森林以及耕地轉歸公共所有。這一決議說明了法國和比利時的蒲魯東主義者大多數已轉到集體主義的立場，它標誌着在國際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勝利。大會還通過了馬克思提出的關於八小時工作日、關於機器的使用、關於對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會的態度等決議；同時還通過了弗·列斯納以德國代表團名義提出的關於建議各國工人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協助把這部着作從德文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決議。——129。）上，我們的一位朋友曾說：

    “科學已判決小土地私有制必定滅亡，正義則判決大土地所有制必定滅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麼必須成為農業聯合體的財產，要麼必須成為整個國家的財產。未來將決定這個問題。”（註：引自塞·德·巴普1868年9月11日在國際工人協會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所有制的報告。——129。）

    相反地，我卻認為，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把土地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就等於使整個社會只聽從一個生產者階級擺布。

    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並最終完全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到那時，階級差別和各種特權才會隨着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註：草稿中不是“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而是“它們所由產生的經濟基礎，而社會將變成自由生產者的聯合組織”。——編者注）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勞動◎第129頁◎而生活將成為往事。與社會相對立的政府或國家將不復存在！農業、礦業、工業，總之，一切生產部門將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漸組織起來。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划進行社會勞動。這就是19世紀的偉大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目標。

論住宅問題

作者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 一八七二年

  第一篇　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在《人民國家報》第10號和以下幾號上，連載了六篇關於住宅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為它們是——除了某些早已無人問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學的東西之外——把蒲魯東學派移植到德國來的第一次嘗試。對於恰好在25年前給了蒲魯東觀念以決定性打擊（註：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布魯塞爾-巴黎版。）的德國社會主義的全部發展進程來說，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對這個嘗試及時加以反駁。

    目前報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謂住房短缺問題，並不是指一般工人階級住房惡劣、擁擠、有害健康。這種住房短缺並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這甚至也不是現代無產階級所遭受的不同於以往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它所特有的許多痛苦中的一種；相反，這是一切時代的一切被壓迫階級幾乎同等地遭受過的一種痛苦。要消除這種住房短缺，只有一個方法：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而今天所說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惡劣住房條件因人口突然湧進大城市而特別惡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擁◎第142頁◎擠，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棲身之處。這種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議論紛紛，只是因為它不只涉及工人階級，而且也涉及到小資產階級。

    我們現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資產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它並不是資本家把工人當作工人來剝削的直接後果。這種剝削才是社會革命要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加以消滅的根本禍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石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現今的社會制度使資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迫使工人的勞動時間超過再生產那一支付給勞動力的價格所必需的時間，而從勞動力中榨取遠遠超過其價值的價值。這樣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在整個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以及它們所雇用的僕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間進行分配。至於這種分配怎樣進行，這同我們毫不相干；但是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凡是不勞動的人，只有靠這個剩餘價值中通過某種方式落到他們手裡的一份，才能夠生活（參看馬克思的《資本論》，那裡第一次闡明了這一點（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編者注））。

    由工人階級生產出來並從他們那裡無償奪走的剩餘價值在各個非勞動階級中間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爭吵和相互欺詐中完成的。因為這種分配是通過買賣來實現，所以它的主要槓桿之一便是賣主欺騙買主，而這種欺騙現在在零售商業中，特別是在大城市裡，已經完全成為賣主的生存條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麵包店主在商品價格或質量方面欺騙工人，並不是因為工人有工人這樣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種平均強度的欺騙在某一地方成為社會通例，長此下去就一定會通過工資的相應的提高而被抵銷。工人◎第143頁◎對小店主來說是買主，也就是現金持有者或債務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勞動力出賣者的身分出現的。這種欺騙對工人和一切貧苦階級的傷害要比對富有社會階級的傷害更厲害，但是這種欺騙並不是一種專門傷害工人的禍害，不是唯有工人階級才會遭受的禍害。

    住房短缺也是這樣。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毀，改建成別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這種情形，因為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戶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額。這些住房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波拿巴政權曾通過歐斯曼在巴黎利用這種趨勢來大肆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但是歐斯曼的幽靈也曾漫步倫敦、曼徹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維也納似乎也感到親切如家鄉。結果工人從市中心被排擠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較小的住房都變得又少又貴，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建造昂貴住房為建築業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機場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種例外。

    所以，這種租房難的現象對工人的打擊無疑要比對富裕階級的打擊厲害；但是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不是一種僅僅傷害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因為它傷害了工人階級，所以發展到一定程度和經過一定時間以後，必然同樣會在經濟上受到某種抵銷。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第144頁◎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並且反過來又把住宅問題說成是一個十足的僅僅有關工人的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對房主的關係，完全和僱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一樣。”

    這完全不對。

    在住宅問題上有互相對立的兩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從後者那裡買得住房的暫時使用權；他有現金或可利用信貸，儘管他必須按高利貸價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這個房主本身取得這種信貸。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個工人——是作為一個有錢的人出現的；他應該事先賣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勞動力，才能夠拿着賣得的錢以住房用益權的買主身分出現，或者應該有能力擔保這個勞動力一定賣得出去。在這裡，不會出現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資本家讓買到手的勞動力首先再生產出它自己的價值，其次生產出在資本家階級中間進行分配以前暫時保留在這個資本家手裡的剩餘價值。可見，這裡產生出一個盈餘的價值，現有價值的總量增加了。租賃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論在承租人那裡占了多少便宜，這始終只是已經存在着的先前生產出來的價值的轉讓，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價值總量仍舊不變。一個工人，無論資本家付給他的勞動的報酬低於、高於或等於它的價值，他的勞動產品總是被人詐騙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則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於住房價值的房租時才有這種遭遇。因此，試圖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關係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係等同起來，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種關係。相反，我們要談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各種◎第145頁◎調節一般商品買賣，特別是調節“地產”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首先要計算的是整個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壞程度而定的地價；最後，決定問題的是當時供求狀況。這種簡單的經濟關係反映到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的頭腦里就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恆的權利根據，儘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餘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築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這裡蒲魯東立即原形畢露了。第一，這裡忘記的是，房租不僅應該支付房屋建築費用的利息，而且還要補償房屋修繕費用，爛賬和欠租的平均額，以及由於住房偶爾閒置而受的損失；最後，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變得不能住人和喪失價值，建築房屋時所投資本應當逐年分期得到償還。第二，這裡忘記的是，房租還應該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帶來的價值附加額的利息，就是說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構成的。誠然，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會立刻解釋說，這種增值是未經土地所有者干預而形成的，所以不應歸他所有，而應該歸社會所有；但是他卻沒有覺察到，他這樣說實際上就是要求廢除地產。我們現在就來詳談這一點，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最後，他沒有覺察到，在這場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購買房屋，而只是購買一定期限內的房屋用益權。蒲魯東既然從未考慮過造成某種經濟現象的真正實際條件，當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築房屋的成本價格怎麼可能會在50年內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償還。他不從經濟方面去研究這個並不困難的問題，並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經濟規律相牴觸以及怎樣相牴觸，卻大膽地從經濟學領域跳到法學領域，以求得救。他說：“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每◎第146頁◎年獲得一定款項的“永恆的權利根據”。至於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蒲魯東卻默不作聲。然而這正是他應當說明的。假如他研究過這一點，他就會發現，世界上一切權利根據，不論怎樣永恆，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內以租金形式獲得10倍於房屋成本價格的償還；只有經濟條件（這種經濟條件可能在權利根據形式下獲得社會的承認）才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樣他就又回到他原來的出發點上去了。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學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經濟聯繫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逃到法的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恆公平。

    “蒲魯東先從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法的關係中提取他的永恆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論據，說商品生產形式像公平一樣也是必要的。然後，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如果一個化學家不去研究物質變換的現實規律，並根據這些規律解決一定的問題，卻要按照’自然性和親合性’這些’永恆觀念’來改造物質變換，那麼對於這樣的化學家人們該怎樣想呢？如果有人說，高利貸違背’永恆公平’、’永恆公道’、’永恆互助’以及其他種種’永恆真理’，那麼這個人對高利貸的了解比那些說高利貸違背’永恆恩典’、’永恆信仰’和’永恆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5 頁（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頁。——編者注））

    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並不比他的老師高明些：◎第147頁◎

    “租賃合同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千百種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動物軀體中的血液循環一樣。如果這一切交易都能滲透着法的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的公平要求來進行，那當然是有利於社會的。總之，社會的經濟生活，應該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提到經濟上的法的高度。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情況恰好相反。”

    馬克思正是從這個有決定意義的方面極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魯東主義，在這之後過了5年居然還有人能夠用德文把這種混亂的東西發表出來，這難道是可以設想的嗎？這全部胡說意味着什麼呢？無非表明，調節着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的實際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徑庭，而作者虔誠地希望這種情形能夠得到糾正。——是啊，癩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癩蛤蟆了！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着法的觀念”，即它的要求剝削工人的法的觀念嗎？如果作者對我們說，這並不是他的法的觀念，我們是否就前進了一步呢？

    我們還是回到住宅問題上來吧。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現在聽任他的“法的觀念”自由馳騁，並發表如下一套動人的議論供人欣賞：

    “我們毫不猶疑地斷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於我們這個備受讚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過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點，即人們的家園，正在被社會旋風捲走……　我們在這一方面比野蠻人還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們自己的家園——現代無產者實際上卻懸在空中”等等。

    在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魯東主義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動面貌。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除了織機以外還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園圃◎第148頁◎和小塊田地的手工織工，哪怕貧困已極並且遭受種種政治壓迫，仍然無聲無息、安於現狀、“非常虔誠和規規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脫帽致敬，在內心深處完全是一個奴隸。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嘆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而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頁。——編者注）一書中）正好對18 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徵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干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裡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能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麼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採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於這一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註：“惋惜埃及的肉鍋”一語源於聖經傳說：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離埃及，行至曠野，飢餓難忍，於是開始抱怨摩西，說他不應該帶領他們離開埃及，因為他們在埃及雖然世代為奴，但畢竟可以圍着肉鍋吃飽肚子。（參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6章第1-3節）“惋惜埃及的肉鍋”後來逐漸成了一句諺語。——149。），惋惜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惋惜“野蠻人”嗎？恰恰相反。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第149頁◎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力、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並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廠生產，卻是一種極其可惡的事情，一種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小資產者蒲魯東嚮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製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一種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麼“永恆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嚮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一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並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着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裡。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藉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新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第150頁◎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一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恆公平”，旁的什麼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着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着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一切壞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註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飢餓將成為一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並且能實現“永恆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現代大工業制約的社會生產的條件下，每個人也是可能保證獲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只要這句話還有某種意義的話。但是，這句話只有作更廣義的理解才有意◎第151頁◎義，即必須理解成這樣：不是每一個單個工人成為這種“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純粹由工人組成的整個社會成為他們勞動的總產品的所有者，由這個社會把總產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去消費，一部分用以補償和增加自己的生產資料，一部分儲存起來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後備基金。

    ——

    看了上面所說的一切之後，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如何解決重大的住宅問題了。一方面，我們聽到這樣的要求：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歸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們不再比野蠻人還低下。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這樣的說法：實際上發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 倍或10倍償還的情況，是以某種權利根據為依據的，而這種權利根據是與“永恆公平”相牴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我們廢除權利根據，根據永恆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對住房本身價格的一種分期償付。如果我們設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經包含了要下的結論，那麼當然只要有江湖騙子的技巧就可以從口袋中現成地掏出預先準備好了的結論，並且誇耀說引出這個結論的邏輯是不可動搖的。

    這裡的情形也是這樣。廢除住房租賃制被宣布為一種必然性，具體地說，就是要求把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們怎樣做到這一點呢？簡單得很：

    “贖買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價值不短分厘地償付給原來的房主。過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恆權利的貢賦，而現在，從宣布贖買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筆精確規定的金額，就成為對轉歸他所有的住房價值的逐年的分期償付……　社會……就這樣變成由獨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組成的總體。”

    在這位蒲魯東主義者看來，房主不勞動而能從自己投在房屋◎第152頁◎上面的資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種違背永恆公平的罪行。他發出一道命令：這種情況必須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不應當再獲取利息，而就這部分資本又體現為所購買的地產這一點來說，也不應當獲取地租。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受到觸動。工人受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通過這種交易來使用勞動力，讓工人生產出比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價值多得多的價值。資本家與工人間的這種交易創造出隨後以地租、商業利潤、資本利息、捐稅等等形式在各類亞種資本家及其僕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全部剩餘價值。現在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出來宣稱，即使禁止僅僅一類亞種資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購買勞動力來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家去獲取利潤或利息，那也是前進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剝奪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從工人階級身上剝削來的無酬勞動的總額也絲毫不會變動；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宣稱：

    “所以，廢除住房租賃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它應當成為社會民主派方面的頭等要求。”

    這同老師蒲魯東本人在集市上的叫賣聲一模一樣，在他那裡母雞咕噠咕噠的叫聲也總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請想象一下，每個工人、小資產者和資產者，都要通過逐年分期付款先成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後又成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這是多麼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國工業區，那裡的工業規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個有家眷的工人都單獨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這裡上述設想也許還有某種意義。但是在巴黎和大陸的多數大城市裡工業規模小但房屋大，裡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贖買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頒布的那一天，有一◎第153頁◎個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機器製造廠做工。經過一年以後，按照我們的設想，他成了漢堡門附近他所住的6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的1/15的所有者。他失業了，不久就搬到漢諾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麗的4層樓上一個相似的房間裡，在這裡住了5個月，剛剛獲得了所有權的1/36，突然一次罷工再把他拋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裡逗留了11個月，承擔了上昂格爾小巷後面一個相當陰暗的底層房間不多不少11/180的所有權。以後多次遷移，這是現在的工人時常遇到的情況，於是他又承擔了聖加倫一處同樣能說得過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權，另外一處在利茲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權，以及第三處在瑟蘭的住房的347/56223 的所有權——計算得這樣精確，是為了不讓“永恆公平”有所抱怨。我們的彼得從各個住房的這全部占有份額中能夠得到什麼呢？誰會給予他這些份額以恰如其分的價值呢？他到哪裡去尋找他先前住過的那許多住房的其餘份額的那個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層的大樓，比方說，有20套住房，在贖買期滿和住房租賃制廢除後也許要屬於散居世界各處的300個部分所有者，那麼這樣一座大樓的所有權關係將怎麼處置呢？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將會回答說，到那時候，將成立蒲魯東的交換銀行（註：指蒲魯東於1849年1月31日嘗試成立的人民銀行。銀行在開始正常業務活動之前就於4月初宣告關閉。——154、614、732。），這個銀行將隨時對每人的每一勞動產品支付十足的勞動所得，因此也會對住房的每一份額支付十足的價值。但是，蒲魯東的交換銀行在這裡與我們毫不相干，因為第一，在論住宅問題的各篇論文中甚至從來沒有提到過它；第二，它是以一種奇怪的謬論為依據的，即認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價值的買主；第三，在蒲魯東發明它之前，它已經在英國以勞◎第154頁◎動交換市場（註：勞動交換市場，即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是由英國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創辦的。第一個這樣的交換市場由羅·歐文於1832年9月在倫敦創辦，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這些交換市場上，勞動產品用以一小時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勞動券來進行交換。這些企圖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建立不用貨幣的交換，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做法，很快就失敗了。——155。）的名義破產過不止一次了。

    工人應當購買自己的住房這種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們已指出的蒲魯東的那個反動的基本觀點之上的，這個觀點認為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狀態是一種病態的畸形物，必須用強制手段——即逆着社會100 年來所順從的潮流——使這個社會退回到以單個人的舊的一成不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中去，這種狀態無非是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拋回到這種一成不變的狀態中去，假如“社會旋風”真的僥倖被排除了，那麼工人當然又能來享用“家園”所有權，於是上述的贖買論就不會顯得那樣乏味了。但是蒲魯東忘記了，要實現這一點，他首先就必須把世界歷史的時鐘倒撥100 年，從而把當代工人又變成像他們的高祖們那樣眼界狹隘、唯唯諾諾、膽小怕事的奴隸。

    至於蒲魯東的這種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實際實現的內容，現在已經付諸實行了，但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資產者本身倡導的。我們且聽一聽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報紙《解放報》（註：《解放報》是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報，國際馬德里支部的機關報，1871年至1873年在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國際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機關報；曾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影響進行鬥爭。1872年至1873年，該報曾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還發表了《哲學的貧困》的和《資本論》第1卷的個別章節，以及恩格斯的許多文章，恩格斯的一部分文章是專為該報寫的。——155。）在1872年3月16日論及這個問題的一段話：

    “還有另一種由蒲魯東提出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它初看起來倒也光輝奪目，但仔細一考察就顯得完全無力了。蒲魯東建議把承租人變成分期付款的買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償付住房價值的贖款，而承租人經過一定時期後便成為這所住房的所有者。這種在蒲魯東看來很革命的辦法，現今已在世界各國被投機公司採用着，這些公司用提高租價的辦法來讓承租人償付比房屋價值多一兩倍的價值。多爾富斯先生和法國東北部其他大工廠主實行這套辦法，不僅是為了榨取金錢，並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統治階級最明達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造就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大軍。上一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曾把貴族和教會的大地◎第155頁◎產打碎，使之成為小地產，——現在西班牙共和派對於至今還存在着的大地產也想採取這種辦法，——因而造成了一個小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那時起就成了社會中最反動的成分和城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固定障礙。拿破崙第三曾打算用發行小額國家公債券的辦法在城市中也造成這樣一個階級，而多爾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償付的小住房賣給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圖磨滅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並用這種地產把他們束縛在他們做工的工廠里。可見，蒲魯東的計劃不僅絲毫沒有減輕工人階級所受的苦痛，甚至反過來直接危害工人。”（註：關於在美國怎樣自然而然地形成這種把工人束縛在大城市或新興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來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來信中一段話可以說明：“在堪薩斯城內，或者確切些說，是在城郊，我們看見一些可憐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個房間，小木房所處地段還很荒僻；地皮價值600美元，面積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為了獲得到處是爛泥的荒郊中離城裡一個鐘頭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總共要費去4 800馬克。”這樣，工人就必須負起沉重的抵押債務，才能得到這種住房，於是他們就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他們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離開，只好同意接受向他們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

    那麼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裡，這個問題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靠供求的逐漸的經濟上的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餘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第156頁◎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徵用民宅供軍隊宿營那樣容易實現了。

    　——

    但是，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並不滿足於自己在住宅問題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從平地提升到高級的社會主義的領域，以表明這個問題在那裡也是“社會問題”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定為一分，並且請注意，這裡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於零，以至最後除了資本周轉所必需的勞動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別的要償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範圍……　房主自己將第一個求售房屋，否則他的房屋就會沒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資本也就根本沒有用處了。”

    這段議論包含蒲魯東的教義問答中的一個基本信條，並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亂觀念的一個明顯例證。

    “資本的生產性”是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裡粗率地抄來的胡說。誠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時也說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但是他們還應當說明，為什麼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到工業或手工業企業，結果不僅能收回他預付的資本，並且另外還取得利潤。因此，他們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說資本本身有一定的生產性。蒲魯東照搬這一套關於資本的生產性的說法，就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他是多麼深地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之中。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看到，所謂“資本的生產性”，無非◎第157頁◎是說資本（在現代的社會關係下，沒有這種關係資本就不成其為資本）具有把僱傭工人的無酬勞動攫為己有的性質。

第二篇　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一

    在論蒲魯東主義者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的那一篇中，已經說明小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關係。但是，大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頗大的、雖然只是間接的利害關係。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不時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傷寒、腸熱症、天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總是通過工人街區的被汙染的空氣和混有毒素的水來傳播病原菌；這些疾病在那裡幾乎從未絕跡，條件適宜時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來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清新的合乎衛生的城區去。資本家政權對工人階級中間發生流行病幸災樂禍，為此卻不能不受到懲罰；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凶肆虐。

    當這一點由科學查明以後，仁愛的資產者便寬宏大量地爭先◎第163頁◎恐後地關懷起自己工人的健康來了。於是就建立協會，撰寫着作，草擬方案，討論和頒布法律，以求根絕一再發生的各種流行病。對工人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設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別是在英國，由於那裡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經燒到大資產者頭上，已開展起大規模的活動；委任了調查勞動階級衛生狀況的政府委員會；它們的報告在精確、完備和公正方面勝過大陸上發表的一切資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嚴厲的干預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據的基礎。這些法律雖然也極不完善，然而還是遠遠勝過大陸至今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切。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產生出必須加以治療的弊病，並且必然不斷反覆地產生，以致這種治療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麼進步。

    在德國，照例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才能使這裡也長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發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資產階級推醒過來的危急程度。不過，誰走得慢，誰就走得穩當些，終於在我們這裡也出現了一些關於公共衛生和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文獻，這些文獻無非是從外國前輩，主要從英國前輩那裡抄來的淡而無味的摘錄，人們用響亮華麗的辭藻把它們打扮成高明見解來欺騙人。其中有一本書，就是埃米爾·薩克斯博士的《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及其改良》（1869年維也納版）。

    我之所以選出這本書來說明資產階級對住宅問題的觀點，只是因為它試圖儘量包羅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資產階級文獻。我們的這位作者當作“資料”用的這些文獻真是妙極了！從英國議會報告書，即真正的重要資料中，只提到了最舊的三篇的名稱；整本書證明作者連其中一篇都從來沒有看過；可是他卻給我們介紹了一系列專講空話的資產階級的、好心的市儈的、虛偽慈善主義的着述：杜克佩西奧、羅伯茨、霍爾、胡貝爾的着作，英國社會科學（倒不◎第164頁◎如說胡說）大會的發言稿，普魯士保護勞動階級福利協會的會刊，奧地利關於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官方報告，波拿巴當局關於同一博覽會的官方報告，《倫敦新聞畫報》，《海陸漫遊》，最後是一位“公認的權威”，一個具有“敏銳而務實的頭腦”和“令人悅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烏斯·孚赫！在這個資料單中缺少的只是《涼亭》、《喧聲》和射手庫奇克。（註：《倫敦新聞畫報》是每周出版的一種英國畫報，從1842年起出版。

    《海陸漫遊》是每周出版的一種德國畫報，1858至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涼亭》是德國小資產階級派別的文學周刊《涼亭。家庭畫報》的簡稱，1853至1903年在萊比錫出版，1903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

    《喧聲》見注67。

    射手奧古斯特·庫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期民族主義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國詩人哥·霍夫曼的筆名。——165。）

    薩克斯先生為了使自己的觀點不致引起誤解，在第22頁上聲稱：

    “我們稱之為社會經濟學的，就是國民經濟學說在社會問題上的運用，確切些說，就是這門科學為我們提供的用以達到下述目標的各種手段和途徑的總和，這個目標就是：根據這門科學的’鐵的’規律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內使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

    我們且不去討論這種認為“國民經濟學說”或政治經濟學一般說來不去研究“社會”問題而是研究其他問題的煳塗觀念。我們要立即來研究主要點。薩克斯博士要求讓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鐵的規律”，讓“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框架”，換句話說，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成不變地保留下去，而“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的狀況則應該上升到“有財產者的水平”。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不是所謂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而是真正的無財產者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賣，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工業資本家。可見，薩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就在於：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徑，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這一方同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財產的僱傭工人這另一方之間的對立為基礎的社會狀態內部，使一切僱傭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同時又繼續當僱傭工人。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第165頁◎把問題解決了。也許他會不吝賜教，給我們指出，法國軍隊中從老拿破崙時代起就有機會晉升元帥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樣變成元帥而同時又繼續當普通士兵，或者給我們指出，怎樣做到使德意志帝國的4 000萬臣民都變成德國皇帝。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他們想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註：見本選集第1卷第301和302頁。——編者注）。我們已經看到，薩克斯先生恰好也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他認為解決了住宅問題便解決了上述問題；他所持的意見是：

    “用改善各勞動階級住房的辦法就能有成效地減輕上述那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這種辦法——僅僅用廣泛改善住房條件的辦法——就能把這些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從他們那種常常幾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實實在在的高峰。”（第14頁）

    順便說說，無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生產關係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係繼續存在的條件，而掩飾這個階級的存在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因此，薩克斯先生在第21頁上向我們說明：在勞動階級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還應包括一切“貧窮的社會階級”，“全體小百姓，即手工業者、寡婦、領恤金者〈！〉、下級官吏等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怎樣發生的呢？善良的資產者薩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這樣一種社會沒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社會中，廣大的勞動群眾不得不專靠工資來過活，也就是靠為維持生命和延◎第166頁◎續後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來過活；在這種社會中，機器等等的不斷改善使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社會中，工業的劇烈的周期波動一方面決定着大量失業工人後備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時地造成大批工人失業並把他們拋上街頭；在這種社會中，工人大批地湧進大城市，而且湧入的速度比在現有條件下為他們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這種社會中，最汙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最後，在這種社會中，身為資本家的房主不僅有權，而且由於競爭，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責任從自己的房產中無情地榨取最高額的租金。在這樣的社會中，住房短缺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種必然的現象；這種現象連同它對健康等等的各種反作用，只有在產生這種現象的整個社會制度都已經發生根本變革的時候，才能消除。但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知道這點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現存條件造成的。因此，它別無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說教來把住房短缺歸之於人的邪惡，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這裡應當承認，——因而也就不能否認〈多麼大膽的結論！〉——過錯……一部分應歸之於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並且是更大的部分應歸之於負責滿足這種需要的人，或者應歸之於那些雖擁有必要資金而根本不肯負起這種責任的人們，即各有產的上等社會階級。後者的過錯……就在於他們不願意設法充分供應良好的住房。”

    蒲魯東曾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學領域，而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裡則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後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說教，而這種說教的動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時一碰到競爭，就又會立刻煙消雲散。這種說教同站在水池邊的老母雞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歡快◎第167頁◎地游來游去的小鴨所作的說教是一樣的。雖然水裡容易淹死，小鴨還是下了水；雖然利潤不講溫情，資本家還是趨求利潤。“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老漢澤曼早就這樣說過（註：引自漢澤曼在第一屆聯合議會1847年6月8日第34次會議上的演說。《第一屆普魯士國會》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頁。——168。），在這一點上他比薩克斯先生見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貴，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沒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資本……對於建造供勞動階級居住的住房望而卻步……因而這些階級由於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機活動的羅網。”

    可惡的投機活動！大資本自然是決不會進行投機的！但是，阻止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機的不是什麼惡意，而只是無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滿足住房需要……會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他們不知道，當他們照例這樣不負責地供給人們以惡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時候，他們會使人們受到怎樣的損害；最後，他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對自己有什麼害處。”（第27頁）

    但是，資本家的無知還要加上工人的無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薩克斯先生承認，“最下層的”工人“為了不致露宿街頭，總有必要〈！〉設法在什麼地方找到一個過夜的地方，而他們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自衛能力和孤立無援的”，接着他對我們說：

    “有個事實大家畢竟都知道，這就是，他們〈工人〉中間有許多人由於輕率，而主要是由於無知，幾乎可以說是被巧妙地奪走其機體自然發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條件，他們絲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別是不懂得住房在這方面有多麼重大的意義。”（第27頁）

    但是在這裡，資產者露出馬腳來了。資本家的“過錯”不聲不響地化為了無知，而工人的無知不過成了發生過錯的根由。請聽一聽吧：

    “所以，結果就是〈自然是由於無知〉只要能省一點房租，他們就搬進陰◎第168頁◎暗、潮濕、狹小的住房，簡言之，搬進對種種衛生要求來說簡直是一種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幾家人合租一處住房，甚至合租一個房間——這一切都是為了儘可能少花一點房錢，同時他們卻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揮霍在酗酒和種種無聊娛樂上面。”

    工人“揮霍在煙酒上面”（第28頁）的錢、“成天泡酒館的生活及其種種悲慘後果，像鉛砣一樣一再把工人等級拖進泥坑”，——這確實像鉛砣一樣壓在薩克斯先生的胃裡。至於在現今環境下，工人酗酒，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都是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它必然產生，甚至人們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數，這一點又是薩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啟蒙老師早就說過：“平民進酒館，上等人進俱樂部。”這兩種地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

    關於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和諧的老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並改善工人的整個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從事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乖乖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雙方都發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薩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在說教中所講的東西。關於勞資和諧的福音到現在已經宣講了50年了，資產階級的慈善家為了通過設立模範設施來證明這種和諧已經花了不少錢，可是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實際情形在這50年內絲毫也沒有改變。

    我們的作者現在要來實際解決問題了。蒲魯東要把工人變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計劃是多麼缺乏革命性，這僅僅從下面這個事實中就可看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早在蒲魯東以前就已經嘗試——並且現在還在嘗試——實施這個計劃。薩克斯先生也宣稱，住◎第169頁◎房問題只有使住房所有權轉歸工人才能完全解決（第58頁和第59頁）。不僅如此，他一想到這裡就感慨萬端，寫出了如下激動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對於地產的眷戀中，在連現代劇烈的營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潛藏有一種奇特的東西。這就是人下意識地感覺到地產這種家當意義重大。人一獲得了地產，也就獲得了可靠的地盤，彷佛在土裡牢牢地紮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經濟〈！〉都在地產中獲得最穩固的基礎。然而，地產的賜福的力量還遠遠超出這些物質利益之外。誰有幸能把一塊土地稱為自己的東西，他就達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他就有一個他可以獨立自主地來支配的領域，他就成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實力，在困難的日子裡就有了一個可靠的根據地；他的自我意識就生長起來。從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隨之生長起來。因此地產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深遠意義的……　這樣一來，現在無可奈何地聽任變動不定的市場行情擺布的、總是聽從雇主的工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擺脫這種尷尬的處境；他會成為資本家，並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通過這種辦法，他就會從無財產者階級上升為有財產者階級。”（第63頁）

    薩克斯先生大概設想人本質上就是農民；否則他就不會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戀地產，而以前誰也沒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發現過這種對地產的眷戀。對於我們大城市工人說來，遷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地產對於他們只能是一種枷鎖。如果讓他們有自己的房屋，把他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壞他們反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個別的工人也許偶然能賣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發生重大罷工事件或者工業普遍危機的時候，受牽連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會上市出賣，因而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買主，或者賣得遠遠低於成本價格。如果他們全都找到了買主，那薩克斯先生的全部偉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從頭做起。不過，詩人總是生活在想象世界裡的；薩克斯先生也是這樣，他想象土地所◎第170頁◎有者已經“達到了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已經有了“可靠的根據地”，“他會成為資本家，並且可以通過他因此而能夠利用的不動產抵押信貸來避免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造成的危險”等等。但是，讓薩克斯先生去仔細看一看法國和我們萊茵河流域的小農吧；他們的房屋和田地都由於抵押而變成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的莊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經屬於債主，在他們的“領域”內可以獨立自主地支配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高利貸者、律師和法警。這對高利貸者來說的確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經濟獨立地位！而為了使工人能夠儘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給高利貸者來獨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薩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訴工人可以利用不動產抵押信貸。他們在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時可以利用這種信貸，而不必去加重濟貧事業的負擔。

    無論如何，薩克斯先生現在已經把開始時提出來的問題解決了：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

    資本就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裡，所以這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正如我從裁縫那裡買來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資本一樣。擁有價值1 000 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確不再是無產者了，然而只有薩克斯先生這樣的人才能稱他是資本家。

    但是，我們這個工人身上的資本家特徵還有其另一方面。我們假定，在某個工業地區里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已經成為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房；住房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勞動力生產費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任何長期降低，“根據國民經濟學◎第171頁◎說的鐵的規律”，也就等於勞動力價值的降低，所以歸根到底會引起工資的相應降低。因此，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於節省下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付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付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於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儲蓄確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成為資本，但這個資本不歸他自己所有，而是歸那個雇他做工的資本家所有。

    可見，薩克斯先生甚至連在紙面上也沒有能把自己的那個工人變成資本家。

    附帶說一句，上面所說的話對於終究會節約或降低工人生活資料費用的一切所謂社會改革都是適用的。如果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來，那時工資就會跟着相應地降低；如果它們始終只是個別的實驗，那時它們作為個別例外而存在這個事實，就證明大規模實現這些改革是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我們假定，某個地方由於普遍建立消費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價格降低了20％；那麼這個地方的工資經過一些時候就會降低將近20％，也就是說，降低的比率同這些食品費用在工人生活費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譬如說，假若工人在這些食品上平均花費自己一周工資的3/4，那麼工資最終會降低3/4×20＝15％。簡要地說，只要這類節約性改革普遍推行起來，工人通過這種節約能縮減多少生活開支，他所得的工資也就會降低多少。如果每個工人能節約出52塔勒的獨立收入，那麼他的每周工資最後一定會降低1塔勒。總之，他越節約，他所得到的工資就越少。因此，他節約不是對自己有利，而是對資本家有利。還有什麼辦法能“最有力地激發他發揚……首要的持家之道，即節儉精神”呢？（第64頁）◎第172頁◎

    不過，薩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訴我們，工人成為房主，與其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說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僅工人等級，而且整個社會都極其關心的是，期望看到儘可能多的成員依附於〈！〉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處於這種狀態下的薩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過這種辦法轉變成有財產者階級，那麼使我們腳下燃燒的叫作社會問題的火山噴出烈焰的一切潛伏力量，即無產階級的怨恨、憎惡……危險的錯誤思想……都一定會像晨霧碰到朝陽那樣消散。”（第65頁）

    換句話說，薩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隨着占有房屋而發生的無產者地位的改變，也喪失自己的無產者的性質，重新像他們那些也有過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樣成為恭順的膽小怕事的人。這可能是蒲魯東主義者們念念不忘的事情。

    薩克斯先生以為他這樣就把社會問題解決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這個曾經有許多人怎麼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謎，現在不是已經成為可以捉摸的事實而擺在我們面前了嗎？它不是因此已經脫離理想領域而進入了現實領域嗎？如果這成為事實，那不就是達到了甚至連社會主義者中的最極端的派別也視為自己理論頂峰的最高目標之一嗎？”（第66頁）

    真是幸運，我們總算攀登到了這個地方。這一聲歡呼正是薩克斯先生這本書的“頂峰”，此後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從“理想領域”降到平坦的現實；而當我們到達下面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我們離開的那段時間裡，這裡是毫無變化，的確是毫無變化。

    我們的嚮導為了讓我們往山下邁出第一步，教導我們說，工人住房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園圃，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戶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第173頁◎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流行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當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營房制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來說確有很大的缺點，——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點，在大城市裡，小宅子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所以，如果那裡不是修建大營房而能建造有4-6套住宅的房屋，或者運用各種建築上的巧妙方法把營房制的最重大缺點消除，也就應該感到欣幸了（第71-92頁）。

    我們不是已經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嗎？把工人變成資本家，解決社會問題，使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領域”里了；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是在鄉間實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儘可能把工人營房修造得還能過得去。

    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顯然遭到了失敗，由於碰到城鄉對立而遭到了失敗。在這裡我們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着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對此，現代第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已經有正確的認識。在他們的模範大樓中，城鄉對立已經不存在了。可見，這裡的情形恰好與薩克斯先生所斷言的相反：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想解決住宅問題又想把現代大城市保留下來，那是荒謬的。但是，現代大城市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件事一開始，那就不是給每個工人一所歸他所有的小屋子的問題，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會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過現有的東西，並且憑◎第174頁◎借現有的手段來消除最難容忍的禍害。我們已經看到：把屬於有財產者階級的豪華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剝奪，並把其餘一部分徵用來住人，就會立即彌補住房短缺。

    薩克斯先生接下來又從大城市的存在出發，長篇大論地論述應當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區，並且描寫了這種工人移民區的一切妙處，這裡有公共“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供暖或熱水供暖、洗衣房、乾燥室、浴室等等”，還有“托兒所、學校、祈禱室〈！〉、閱覽室、圖書館……葡萄酒和啤酒貯藏窖、豪華氣派的跳舞廳和音樂廳”，還有傳送到每所房子裡、因此能“在某種程度上使生產從工廠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這套議論絲毫也不會使情況有所改變。他所描寫的移民區是胡貝爾先生直接從社會主義者歐文和傅立葉那裡抄襲來的，並且由於把一切社會主義的東西一筆勾銷而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東西。然而正是因此就完全變成空想的了。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沒有興趣建立這樣的移民區，並且除了在法國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移民區；而且法國的那個移民區是由一個傅立葉主義者不是作為贏利的投機事業，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實驗建立起來的。（註：並且這個移民區最後也完全變成了剝削工人的地方。　見1886年巴黎《社會主義者報》（《社會主義者報》是法國的一家周報，於1885年由茹·蓋得在巴黎創辦。1902年以前是工人黨機關報，1902至1905年是法蘭西社會黨機關報，從1905年起是法國社會黨機關報；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漢諾夫曾為該報撰稿。

    關于吉茲移民區的文章，載於1886年7月3日和24日《社會主義者報》第45號和第48號上。——175。））同樣，薩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 年代初由歐文在漢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產主義移民區“和諧大廈”（註：和諧大廈是以羅·歐文為首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1839年底在英國漢普郡建立的共產主義移民區的名稱。移民區一直存在到1845年。——175、616。），來支持自己的資產階級杜撰方案。

    然而，這一大套關於建立移民區的議論，不過是一瘸一拐地試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領域”，可是這一回也立刻又掉了下來。我們於是又大步走下山來。現在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第175頁◎

    “雇主即廠主幫助工人得到適當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來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給地皮，借給建築資金等等，鼓勵和幫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 頁）

    這樣一來，我們就又走出根本談不上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鄉村去了。薩克斯先生現在證明說：廠主幫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強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為這是有利的投資去向，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必然會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會使工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勞動力跟着提高，這自然……同樣……是對雇主有利的。而這樣一來，也就確立了關於雇主參與解決住宅問題的正確觀點：這種參與是無形聯合的結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對他的工人的身體、經濟、精神和道德福利關懷的結果，這種關懷由於產生應有的結果，即由於吸引和保持能幹、熟練、勤勞、知足和忠實的工人，自然在經濟方面得到報償”（第108頁）。

    胡貝爾企圖用“無形聯合”（註：見維·艾·胡貝爾《社會問題。四、無形聯合》1866年北豪森版。——編者注）的說法給資產階級慈善家的囈語加上一層“崇高的意義”，但是這種說法絲毫也改變不了事實。農村大工廠主，尤其在英國，沒有聽說過這種說法也早就確信，修建工人住房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措施，不僅是工廠建築藍圖本身的一部分，而且還帶來豐厚的收入。在英國，許多村落就是這樣產生的，其中有一些後來已經發展為城市。可是工人並不感謝仁愛的資本家，很早以前就對這種“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抗議。問題不僅在於他們必須為房屋付出壟斷價格，因為廠主沒有競爭者；而且在每一次罷工的時候，他們立刻就無家可歸，因為廠主當即把他們拋到街頭，使得任何反抗都極難進行。至於詳細情形，可以參看我的◎第176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224頁和第228頁（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8-470、473-474頁。——編者注）。但是，薩克斯先生認為這種論據“幾乎不值一駁”（第111頁）。難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擁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嗎？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須時時有可能隨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僱一個工人時能夠為接替者提供住處”，所以……應該“事先約定，遇有這種情況可以取消所有權”（第113頁）。（註：在這一方面，英國資本家也不僅早已實現了而且還遠遠超過了薩克斯先生的全部宿願。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珀斯，法庭為了審定議會選舉人名冊，必須就2 000 名礦工申請把他們列入選民名冊一事作出裁決。結果發現：依據這些人所在的礦場的規章，他們大多數都不是被視為他們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准許呆在那裡的人，不經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隨時拋向街頭（礦主和房主當然是同一個人）。法官裁決說，這些人並不是承租人，不過是些僕役，因此他們無權列入名冊（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聞》100）。）

    這次我們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來。起初是說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權；隨後我們得知，這在城市中辦不到，只有在鄉下才行得通；現在又告訴我們，這種所有權即使在鄉下也只是“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東西！由於薩克斯先生新發明了這種適用於工人的所有權，由於他把工人變成“事先約定可以取消”的資本家，我們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這裡我們可以研究資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決住宅問題方面實際上做了些什麼。◎第177頁◎

    二

    如果我們相信了我們這位薩克斯博士的話，那麼資本家先生們現在已經做了許多事情來消除住房短缺，並且這就證明住宅問題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得到解決。

    首先，薩克斯先生給我們舉出例子——波拿巴主義的法國！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時期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表面上是為了草擬關於法國各勞動階級狀況的報告，實際上是為了替帝國增光而把這種狀況描繪成真正的天堂。而薩克斯先生就來引證這個由波拿巴主義的腐敗透頂的工具所組成的委員會的報告，特別是因為它的工作成果，“據專門為此任命的委員會自己聲稱，對法國是相當完備的”！這些成果是什麼呢？在提供信息的89個大工業企業，或者股份公司中間，有31個沒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經修建起來的住房中，據薩克斯先生自己估計，頂多能容納五六萬人，而且這種住房幾乎都是一戶兩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個資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產條件——水力和煤井、鐵礦礦層及其他礦山等等的位置——束縛在某個鄉村地區，而又沒有現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這一點看作存在“無形聯合”的證明，看作“對這件事及其重要影響有更多理解的明顯證據”，看作“大有前途的開端”（第115頁），——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騙的習性才行。另外，在這方面各國工業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薩克斯先生在第117頁上向我們說：

    “在英國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這方面加緊行動。特別是在鄉下遙遠的村落里……工人從最近的居民點到工廠去也往往要走很長的路，走到工◎第178頁◎廠時已經十分疲乏，工作時效率不高，這種情況就是促使雇主為自己的勞動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時，對這種狀況有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無形聯合因素聯繫起來的人，也越來越多；而這些繁榮移民區的產生正應歸功於他們……　海德的阿什頓、特頓的阿什沃思、貝里的格蘭特、博靈頓的格雷格、利茲的馬歇爾、貝爾珀的斯特拉特、索爾泰爾的索爾特、科普利的阿克羅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聯合王國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無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國鄉村中的工廠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親愛的薩克斯先生，不對！英國資本家不僅就錢袋來說，而且就腦袋來說也都是真正的大工業家。早在德國出現真正的大工業以前，他們就已經明白，在農村開辦工廠時，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資是全部投資中一個必要的、能直接間接帶來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麥和德國資產者之間進行的鬥爭給予德國工人以結社自由以前，英國的工廠主、礦主和冶煉廠主就從實踐中得知，假如他們同時又是工人的房主，他們對罷工的工人能施加多麼大的壓力。格雷格、阿什頓、阿什沃思這些人的“繁榮的移民區”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們就已經被資產階級當作樣板加以宣揚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經對此作過描寫（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28-230頁腳註（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3-474頁。——編者注））。馬歇爾和阿克羅伊德（Akroyd——他的姓是這樣寫的）所創立的移民區也差不多有這樣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區年代就更久了，它還在上一世紀就開始出現。既然英國工人住房的平均壽命假定是40年，那麼薩克斯先生就是搬手指頭也可以算出這些“繁榮的移民區”現在處於怎樣的破敗狀態了。況且這些移民區的所在地現在大多數都不再是鄉下；由於工業的巨大擴展，這些移民區大多數已經被工廠和房◎第179頁◎屋層層圍住，以致它們目前已經地處擁有兩三萬以至更多居民的汙穢多煙的市鎮中間，但這並不妨礙以薩克斯先生為代表的德國資產階級科學在現在還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適用的1840年的英國老讚美歌。

    特別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羅伊德。這個老實人無疑是個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愛自己的工人，尤其愛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約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樣仁慈的競爭者們常常說：在他的工廠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兒女！可是，薩克斯先生斷言，在這些繁榮移民區，“私生子越來越少了”（第118頁）。完全正確，私生子是非婚生的；在英國工廠區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國，緊靠每個鄉村大工廠隨同工廠一起建造工人住房，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來就已經成了通例。前面已經提到過，這種工廠鄉村有許多已經變成了後來形成的整座工廠城市的中心，並且出現了工廠城市所產生的一切弊害。因此，這些移民區並沒有解決住宅問題，而是由此才在當地造成了這種問題。

    反之，那些在大工業方面只是蹣跚地跟在英國後面，實際上只是從1848年起才懂得什麼是大工業的國家裡，在法國，尤其是在德國，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在這些國家裡只有巨型冶煉廠和製造廠（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廠和埃森的克虜伯工廠）在猶豫了很久以後才下決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數農村廠主都讓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幾德里趕到工廠，晚上再步行趕回家。這種情形特別常見於多山的地區——法國和阿爾薩斯的孚日山脈，以及伍珀河、錫克河、阿格河、倫訥河和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區。在厄爾士山區，情形也不見得好些。不論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同樣是小氣的吝嗇鬼。◎第180頁◎

    薩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無論是大有前途的開端也好，還是繁榮的移民區也好，都毫無意義。因此他現在企圖向資本家證明，他們從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獲取多麼可觀的收入。換句話說，他企圖給他們指出一條欺騙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給他們舉出倫敦的許多建築協會作例子，這些協會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機性的，它們已獲得了4％-6％以至更高的純利。至於投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資本帶來很好的收益——這用不着薩克斯先生來向我們證明。現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資本為什麼並不那麼多，其原因在於昂貴的住房會給房主帶來更優厚的利潤。因此，薩克斯先生給資本家的忠告仍然不過是一種道德說教罷了。

    至於這些倫敦建築協會，薩克斯先生大肆讚揚說它們取得了輝煌成績，而據他自己的估計（他把任何一種建築投機事業都包括進去了），它們總共也只是使2 132個家庭和706個單身漢，即總共還不到15 000人有房子住！這類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國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繪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單是在倫敦東部，就有100萬工人生活在極其惡劣的居住條件下！所有這些慈善行為，實際上是非常可憐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國議會關於工人狀況的報告連一次也沒有提到過。

    在文章的整個這個部分中暴露出來的對倫敦情況的可笑的無知，我們在這裡就不去說了，只是要指出一點。薩克斯先生以為索荷區內供單身漢住宿的客棧歇業是因為在這個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顧客”。看來薩克斯先生以為整個倫敦西頭都是無與倫比的豪華城區，而並不知道最優雅的街道背後緊挨着就是汙穢不堪的工◎第181頁◎人街區，例如索荷區就是其中的一個。薩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經知道的索荷區內模範客棧，當初客人很多，但後來歇業了，因為誰在那裡都受不了。而這還是最好的客棧之一。

    那麼，阿爾薩斯的米盧斯工人鎮呢——難道這不是一個成就嗎？

    米盧斯的工人鎮對大陸資產者說來，正如阿什頓、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的一度“繁榮的移民區”對於英國資產者一樣，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這個工人鎮不是法蘭西第二帝國與阿爾薩斯資本家的“無形”聯合的產物，而是他們的公開聯合的產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會主義實驗之一。國家曾為它墊付了1/3的資本。它在14年內（到1867年為止），依照一套在英國（這裡人們對事情了解得比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辦法修建了800所小屋子；讓工人在13-15 年內每月付出昂貴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權。我們往下就可以看到，這種獲取所有權的方法在英國的互助性的建築協會裡早就採用了，根本不必由阿爾薩斯的波拿巴分子來發明。為購買房屋而付出的加價房租同英國比起來是相當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內累計付出4 500法郎以後，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 300法郎的房屋。一個工人如果要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哪怕僅僅欠了一個月的房租（在這種場合，他就可以被趕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價的6 2/3％計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價值是3 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餘數退還給他，但不付分文利息。顯而易見，在這種情形下，建築協會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同樣顯而易見，在這種條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為位於城外半農村地區，才優於城內的舊的營房式的住房。◎第182頁◎

    關於在德國所做的幾個可憐的實驗，薩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 頁上承認它們是很不像樣的，我們也就不去講了。

    所有這些實例究竟證明了什麼呢？僅僅證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踐踏各種衛生法，對資本家說來也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這一點從來也沒有人否認過，這一點我們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滿足某種需要的投資，只要合理經營都會帶來收益。問題僅僅在於：雖然如此，為什麼住房短缺現象仍然繼續存在；雖然如此，為什麼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房呢？於是薩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資本提出勸告，而對問題卻仍不作答覆。對於這個問題的真正答覆，我們在上面已經作出了。

    資本即使能夠辦到，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短缺，這一點現在已經完全弄清了。於是只剩下其他兩個出路：工人自助和國家幫助。

    薩克斯先生是一個自助辦法的熱烈崇拜者，在住宅問題方面也能說出自助所創造的一些奇蹟。可惜他一開始就不得不承認，自助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才能起點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國，只能產生極有限的作用。然後，薩克斯先生喟然長嘆道：

    “依靠這個方法〈自助〉的改革只能間接實行，因而永遠只能不完全地實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則有力量影響住房質量的限度內實行。”

    並且連這也很值得懷疑；無論如何“私有原則”對我們這位作者的文筆的“質量”決沒有起過改革性的作用。雖然如此，自助在英國依然造成了奇蹟，結果，在那裡為解決住宅問題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遠遠超過了。這裡指的是英國的建築協會，而薩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別詳細地研究它們，是因為◎第183頁◎

    “關於它們的實質和活動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錯誤的看法。英國的建築協會根本不是……建築社或建築協作社，用德語來講倒不如……把它們叫作’購房協會’；它們作為協會，目的是要由會員定期交費來構成基金，根據資金積累的多少從這筆基金中貸款給會員們去購買房屋……　因此，建築協會對於一部分會員說來是儲蓄協會，對於另一部分會員說來是預支金庫。可見，建築協會是一種旨在滿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貸機構，主要是利用……工人儲蓄……扶助儲戶同伴去購買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規定的，這種貸款要有相應的不動產作抵押，並且要在短期內分批清償，包括付息和分期還本在內……　利息並不支付給儲戶，而總是按照複利記在他們賬下……　想要把儲金連同積累的利息一併取回……只要在一個月前預先聲明，就可以隨時辦到”（第170-172頁）。“這樣的協會在英國有2 000個以上……　其中收集的資本約有1 500萬英鎊，並且已經約有10萬個工人家庭通過這種方式購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這無疑是難以比擬的社會成就。”（第174頁）

    可惜，這裡有個“疑慮”也跟着蹣跚地走來：

    “然而問題還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決，這至少是因為購置房屋……只有收入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　並且對於衛生條件往往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第176頁）

    在大陸上，“這種協會……只有很少的發展餘地”。這種協會是以存在小宅子制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這裡只是鄉下才有；而鄉下的工人還沒有充分發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築協作社的城市裡，建築協作社會遇到“各種極其明顯的和嚴重的困難”（第179頁）。建築協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話，“這種協作社方式的自助”不可能“在現今條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將來也未必可能——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這種建築協作社還處在“始初的、尚不發展的萌芽階段”。“甚至在英國也是這樣。”（第181頁）

    總之，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沒有能力。我們本來到此可以結束這一篇了，不過因為舒爾采－德里奇之流的資產者總是把英國的◎第184頁◎建築協會擺出來給我國工人作模範，所以絕對有必要對英國的建築協會稍加說明。

    這些建築協會根本不是工人的團體，它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購置歸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們往下就會看到，工人購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這些建築協會實質上是投機性的組織，它們起初規模很小，但就其投機性來說不亞於它們的規模巨大的彷效者。在某個酒館中，通常是在酒館主人的發起下——然後就每星期在他那裡聚會一次——一些常客和他們的朋友，如小販、店員、推銷員、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小資產者，有的地方還有一個機器製造業工人或另外一個屬於本階級貴族階層的工人，共同湊成一個建築協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聽到鄰近或其他某個地方有一塊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數參加者由於他們的職業關係並不是被拴在了某個地方；甚至許多小販和手工業者在城內也只有攤位，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煙霧瀰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買下一塊供建築用的地皮，就在這裡修建儘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較有錢的會員們湊出的貸款就能買地皮；每周交納的會費，再加上一些小額借款，就夠支付每周的建築費用。那些想購置自有住房的會員，憑抽籤分得現成的小宅子，靠相應的加價房租分期償清買價。其餘的小宅子出租或出賣。這種建築協會，在事業順利的時候，就會積起或大或小的一筆錢，這筆錢在會員們交納會費期間是屬於會員們的，並且在他們之間有時進行分配或者在協會停辦時進行分配。英國建築協會十有九個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其餘的則是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業的藉口下成立起來的，它們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地產投機，使小資產階級的積蓄能有較好的有抵押作保證的投放處所，獲得優厚的利息，並且可望分得紅利。◎第185頁◎

    至於這些協會究竟是指望着哪一類主顧，這可從一個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協會的廣告中看出。倫敦“伯克貝克建築協會，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廈29號和30號”自成立以來收入已達1 050萬英鎊（合7 000萬塔勒），它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家證券的款項在416 000英鎊以上，現有會員和儲戶21 441人，它的廣告內容如下：

    “許多人都知道鋼琴廠主採用的所謂三年制度，其內容是租賃鋼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終了時即成為鋼琴所有人。在採用這個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們很難購置一架好鋼琴，正如很難購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樣；人們逐年出錢租鋼琴，所花的錢比鋼琴價格高一兩倍。在鋼琴上可行的辦法，在房屋上也可行……　然而因為房屋比鋼琴要貴……所以要有較長期限才能用房租償清買價。因此，本協會理事與倫敦城內各處和郊外各處的房主們達成協定，由本協會理事向伯克貝克建築協會會員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處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選。本協會理事打算採取的辦法是這樣的：房屋出租期限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納，出租期滿之後，房屋就成為承租人的絕對財產，無須再付其他任何費用……　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縮短期限，或減低租金以延長期限……　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當夥計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貝克建築協會，就可以立刻擺脫任何房東而獨立。”

    這說得夠明白了。絲毫也沒有提到工人，卻講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當夥計的人等等；並且還假定申請人通常已經有了一架鋼琴。事實上，這裡說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資產者和那些想要成為並且能夠成為小資產者的人；這些人收入雖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說來總是在逐漸上升，店鋪夥計以及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額保持不變，實際上則隨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長而降低。事實上只有很少數工人才能作為例外參加這種協會。他們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們不能承擔為期12年半的義務。不屬於這種情況◎第186頁◎的少數例外，若不是報酬最優的工人，便是工廠監工。（註：尤其是關於倫敦建築協會的經營情況，在這裡還要作一個小小的補充。大家知道，倫敦的全部地皮幾乎都屬於一打左右的貴族，其中最顯貴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蘭公爵等人。起先這些人把一些建築地皮出租99年，期滿後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東西收歸己有。然後他們就把這些房屋例如按照所謂修繕租約出租一個較短的時期，例如39年，承租人應依照這個租約把房屋修好並加以保持。簽訂了這種契約以後，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築師和該區建築管理局官員(surveyor)去檢查房屋並確定必須修繕的地方。修繕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牆、屋頂等等。這時承租人就把租約當作抵押交給建築協會，以借取必需的款項，——每年租金130-150英鎊的可以借到1　000英鎊以至1 000英鎊以上，——由自己出錢來進行修建工程。於是，這些建築協會便成了一種辦法中的重要中介環節，這種辦法的目的就是用不着自己費力氣並利用公眾的資金來不斷重新修整倫敦地區的屬於大土地貴族的房屋並使之保持適於居住的狀態。

    而這竟被當作解決工人住宅問題的措施！）

    然而，每個人都明白，米盧斯工人鎮的波拿巴分子無非是英國這些小資產階級建築協會的可憐模彷者罷了。只不過，波拿巴分子雖然得到國家幫助，但對自己主顧的欺騙卻比這些建築協會要厲害得多。他們的條件大體說來比英國平均的條件還要苛刻；在英國，每次交納的錢都計算單利和複利，並且提前一個月通知就能全部退還，而米盧斯的工廠主則把單利和複利一併納入腰包，只退還原來用5法朗硬幣交納的數額。沒有人會比薩克斯先生對於這個差異更感到驚訝了。他在自己的書中寫到了這一切，卻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可見，工人自助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剩下的只是國家幫助了。薩克斯先生在這方面能向我們拿出什麼東西來呢？三件東西：◎第187頁◎

    “第一，國家必須考慮到，應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適當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勞動階級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頁）

    這就是說：修改建築立法並保證建築業自由，使建築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國，建築立法壓縮到了最低限度，建築業像空中飛鳥一樣自由，而住房短缺卻依然存在。況且，現在英國的建築已經便宜到這樣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輛馬車跑過，房屋就會搖晃起來，並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徹斯特一下子倒塌了6所房屋，並且有6個工人受了重傷。可見，這也無濟於事。

    “第二，國家政權應制止個別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擴大或重新招來這種災難。”

    這就是說：衛生和建築管理部門對工人住房實行監督，授權當局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房。英國從1857年起就已經這樣做了。但那裡的情況怎樣呢？1855年頒布的第一個法令（消滅傳染病法），薩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認，始終是“一紙空文”，1858 年頒布的第二個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頁）。然而，薩克斯先生認為，只適用於住有1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個法令手工業者住宅法，“無疑是英國議會深刻理解社會事務的良好證明”（第199 頁）；但是，這個說法又只是薩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國“事務”的“良好證明”。英國在“社會事務”方面一般比大陸先進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現代大工業的祖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裡發展得最為自由和最為廣闊，其後果在這裡也最為顯着，因而在立法方面獲得反映也較早。工廠立法就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據。但是，如果薩克斯先生以為，一個議會法令只要獲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實施，那他就大錯特錯了。任何議會法令（只有工場◎第188頁◎法除外）都是這樣，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這樣。這一法律委託給城市當局去執行，而城市當局在英國幾乎到處都被公認為是一切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註：Jobbery一詞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職權圖謀個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說，某一國家的國家電報局局長當了某個造紙廠的匿名股東，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給這個工廠，然後委託這個工廠為電報局供應用紙，那麼這就是雖然很小，但畢竟是幹得不錯的job，因為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則是什麼東西；順便說說，這在俾斯麥統治下是天經地義和十分自然的。）的中心。這些城市當局中的通過種種家族關係謀得職位的官吏，不是沒有能力實行便是不願意實行這種社會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國，負責準備和實行社會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嚴格忠於職守而着稱——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嚴格了。幾乎在任何地方，不衛生的和有倒塌危險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員會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強有力的代表。按小區選舉市政委員的辦法，使當選者不得不服從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響；凡是想再度當選的市政委員，都不敢投票贊成把這個法律應用於自己的選區。因此，很明顯，這個法律幾乎到處都受到地方當局的強烈反抗，而直到現在還只是在群情激憤的場合才被採用，並且多半還是在已經爆發了流行病以後才被採用，如去年在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天花流行時的情形那樣。向內務大臣進行的請願以往總是只有在這種場合才起作用，因為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於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革法案，至於已經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執行。這個法律，也像英國其他許多法律一樣，只有這樣一個意義：當一個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終於真正推行這個法律，它才會在這個政府的手中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可用來在現今社會狀態下打開一個缺口。◎第189頁◎

    “第三”，在薩克斯先生看來，國家政權應當“極其廣泛地採取它可以運用的一切積極措施來解決當前存在的住房短缺問題”。

    這就是說：國家政權應當給自己的“下級官吏和職員”（但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營房，“真正的模範大樓”，並且“貸款給……各個市政機關、團體以及個人，以求改善各勞動階級的住房”（第203頁），英國遵照公共工程貸款法已經這樣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盧斯也這樣做過。但是，公共工程貸款法也只是一紙空文；政府撥給委員們支配的至多不過5萬英鎊，這筆錢頂多能建築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 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頂多只能供8萬人居住。這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即使委員會的資金在20年後經過償還增加了1倍，因而在後20年又修建了總共能供4萬人居住的住房，那麼，這也仍然是滄海一粟。況且，因為小宅子平均只能維持40年，所以在40年後每年就得花5萬或10 萬英鎊現金來整修勢將倒塌的最舊的小宅子。薩克斯先生在第203 頁上談到這一點時竟然說：這一原則在實際中已得到真正的貫徹，並且是在“無限的規模上”得到貫徹。這樣就承認了，甚至在英國，國家也是“在無限的規模上”毫無作為的，到這裡薩克斯先生就結束了自己的書，只是順便對所有參與者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說教。（註：最近在授權倫敦建築主管機關當局可徵用地皮用於修築新街道的英國議會法令中，對於因此無處棲身的工人給予了若干照顧。其中規定：新建的房屋必須適於以前住在這個地方的各種居民階層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為工人修建起6-7層營房式出租大樓，這樣就是符合了法律條文。這種為工人所根本不習慣並且與四周古老倫敦風貌極不協調的建築效果如何，將來自有分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裡所能容納的也未必有實際上由於修築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數的1/4。）◎第190頁◎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房災難。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力。個別資本家（這裡與問題有關的只是資本家，因為參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不願意做。因此，如果說個別資本家對住房短缺雖然也感到遺憾，卻未必會勸說什麼人去從表面上掩飾由此產生的極其可怕的後果，那麼，總資本家，即國家，也並不會做出更多的事情。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經成為通例的表面掩飾工作。我們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駁說，在德國，資產者還沒有占統治地位；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因為這樣，這個力量也就代表社會的總體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個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國家自然能夠做出資產者國家所不能做出的許多事情；在社會領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來。

    這是反動派的論調。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生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在普魯士——而普魯士現在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強有力的大地主貴族相併存的，還有一個比較年輕和極其膽怯的資產階級，它至今既沒有像在法國那樣爭得直接的政權，也沒有像在英國那樣爭得或多或少間接的政權。但是，跟這兩個階級並存的，還有一個人數迅速增加、智力十分發達、一天比一天更加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因此，這裡除了舊專制君主制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現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不論在舊專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現代波拿巴主◎第191頁◎義君主制中，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在少見的情況下由大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這個似乎站在社會以外並且可以說是站在社會之上的等級的獨立性，給了國家以獨立於社會的假象。

    在普魯士（依其發展情況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狀態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是假立憲制；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專制君主制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魯士假立憲制從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蓋和促成了專制君主制的緩慢腐朽過程。但是，從1866年以來，尤其從1870年以來，社會狀態的變革，從而舊國家的解體，是在眾目共睹下並且是在急速加劇的程度上發生着。工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交易所欺詐事業的迅速發展，把一切統治階級都捲入投機的旋渦中。1870年從法國傳入的貪汙腐化風氣，以空前的速度大規模地發展起來。施特魯斯堡和貝列拉互相脫帽致敬。大臣、將軍、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猶太人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國家也承認這些猶太人的平等身分，把他們大量地封為男爵。很早以來就以糖廠主和酒廠主身分從事工業的農村貴族早已度過了昔日的規規矩矩的時光，現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種種講信用的或不講信用的股份公司經理名單中了。官僚對盜用公款抱越來越輕視的態度，不再把它看作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們把國家置之腦後，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業企業管理職位，而那些還留任國家官職的人們也彷效自己上司的榜樣搞股票投機，或“參與”鐵路或諸如此類的事業。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就是尉官們也搞些投機活動來發點小財。一言以蔽之，舊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制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制；在行將來臨的工商◎第192頁◎業大危機中，不僅現代的騙局，而且整個舊普魯士國家都要崩潰。（註：現在，1886年，普魯士國家和它的基礎即依靠保護關稅確立的大地產同工業資本的聯盟之所以還能維持下來，不過是因為懼怕1872年以來在人數和階級意識上都已大大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

  第三篇　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一

    在《人民國家報》第86號上，阿·米爾柏格宣稱他就是我在該報第51號和以下幾號中（註：見本卷第142-163頁。——編者注）批判過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對我大加責難，同時把所談到的一切觀點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須予以答覆。很遺憾，我的反駁大部分只能在米爾柏格給我劃定的個人論爭的範圍內進行，但是我將竭力把主要的論點再次加以發揮，而且儘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爾柏格又會責難我，說這一切“不論對他或對《人民國家報》其他讀者說來實質上都沒有什麼新東西”。這樣，我的反駁也就會有某種一般的意義。

    米爾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內容。說到形式，只要指出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論文出自誰的手筆，這就夠了。因此，根本談不到對於作者有什麼個人“成見”；不過對於這些論文中所闡述的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我當然是有“成見”的，因為我早已從蒲魯東那裡知道了這個解決辦法，並且對這個辦法的看法是確定不移的了。◎第197頁◎

    關於我的批判的“語調”，我不想同朋友米爾柏格爭論。像我這樣參加運動很久的人，皮膚已經厚得不怕什麼攻擊了，所以很容易以為別人也有這樣厚的皮膚。為了使米爾柏格得到補償，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語調”適應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爾柏格對於我說他是蒲魯東主義者這一點特別感到冤屈，並聲明他根本不是蒲魯東主義者。我當然應該相信他；不過，我還是要提出證據來證明，這些論文——我講的也只是這些論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魯東主義以外，沒有別的東西。

    但是，在米爾柏格看來，我對蒲魯東的批判也是“輕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關於小資產者蒲魯東的說法，在我們德國已經成了一個確定不移的教條，許多人甚至連他的着作中的一行字都沒有讀過，就宣揚起這個教條來了。”

    我惋惜說，除了蒲魯東的着作以外，羅曼語族的工人在20年內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對此米爾柏格回答說，在羅曼語族的工人中“蒲魯東所表述的原則幾乎到處都成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運動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什麼“原則”，而在任何地方都歸結為大工業的發展及其後果：一方面是資本的積累和積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積累和積聚。第二，說所謂蒲魯東“原則”在羅曼語族工人中間起了米爾柏格所硬說的那種決定作用，說“無政府狀態、組織經濟力量、實行社會清算等原則在那裡已成了……革命運動的真正載體”，都是不正確的。暫且不說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裡蒲魯東的萬應靈丹只是以被巴枯寧修改得不成樣子的形式出現才有了一點兒影響，——每一個熟悉國際工人運動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事實：在◎第198頁◎法國，蒲魯東主義者只形成一個人數很少的宗派，而法國工人群眾則根本不願理會蒲魯東提出的冠以“社會清算和組織經濟力量”稱號的社會改革計劃。順便說說，這種情況在公社時期就已經有過。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嘗試過根據蒲魯東的建議來清算舊社會或組織經濟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於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激勵人心的靈魂”不是由什麼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正因為如此，廢除麵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並將其交給工人團體等這樣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蒲魯東主義者所實行的唯一社會措施就是拒絕沒收法蘭西銀行，而這是公社復滅的部分原因。所謂布朗基主義者的情況也是一樣。他們一旦嘗試由純政治革命家轉變為提出一定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派別——如那些流亡到倫敦的布朗基主義者在《國際和革命》（註：《國際和革命。前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公社流亡者為海牙代表大會而作》1872年倫敦版。——編者注）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樣，——他們就不是宣告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的“原則”，而是宣告，並且幾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達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一起廢除國家的過渡。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並且以後又重述過無數次。如果米爾柏格根據德國人不尊重蒲魯東這一點作出結論說，德國人對於羅曼語族的“直到巴黎公社”在內的運動缺乏理解，那麼就請他為證明這個結論而說明一下，羅曼語着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於德國人馬克思所寫的《國際總委員會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確論述。◎第199頁◎

    工人運動直接受蒲魯東的“原則”影響的唯一國家就是比利時，正因為如此，比利時的工人運動才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從無，經過無，到無”（註：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第1部第2冊，見《黑格爾全集》1834年柏林版第4 卷第15、75、145頁。——編者注）。

    如果說我認為羅曼語族的工人20年來只是從蒲魯東那裡才直接或間接得到精神食糧是一種不幸，那麼我認為這種不幸並不在於被米爾柏格稱為“原則”的那套蒲魯東改革藥方占有虛構的統治地位，而是在於那裡的工人對現存社會的經濟批判受了完全謬誤的蒲魯東觀點的傳染，他們的政治活動也被蒲魯東主義的影響敗壞了。至於問到究竟是誰“更久地站在革命中”，是“蒲魯東主義化的羅曼語族的工人”，還是理解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無論如何要比羅曼語族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魯東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國工人，那麼我們只有知道了“站在革命中”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曾經聽說過有人“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寵中”等等。但是“站”在革命中，即最具暴力的運動中？難道“革命”是人們不得不信仰的恪守教義的宗教嗎？

    其次，米爾柏格責難我，說儘管他文章中說得清清楚楚，我卻硬說他把住宅問題僅僅說成是有關工人的問題。

    這一次，米爾柏格確實是對的。我把那個有關的地方忽略了。這種忽略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因為這是最能表明他的論文的全部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爾柏格確實清清楚楚地說過：

    “由於人們常常對我們提出可笑的責難，說我們推行階級政治，力求實現階級統治等等，因此我們首先要強調說：住宅問題並不是僅僅有關無產階級的問題，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間等級，小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全體官僚有極◎第200頁◎大的利害關係……　住宅問題正是社會改革中的一點，這一點顯然比其他任何一點都更能揭示出，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在租賃住房的沉重的桎梏下，各中間階級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　現在社會中各個真正中間階級面臨着一個問題，即它們是否……有力量……與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工人政黨結成聯盟來參加社會改造過程，而這種改造過程的好處將首先為他們所享有。”

    總之，朋友米爾柏格在這裡證實了如下幾點：

    (1)“我們”不推行“階級政治”，也不力求實現“階級統治”。可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因為它是工人政黨，所以必然推行“階級政治”，即工人階級的政治。既然每個政黨都力求取得在國家中的統治，所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必然力求爭得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的統治，即“階級統治”。而且，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治，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獨立政黨當作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鬥爭的最近目的。米爾柏格既然宣稱這是“可笑的”，也就是自外於無產階級運動，而投身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之中了。

    (2)住宅問題有一個優點，即它並不僅僅是有關工人的問題，而是“同小資產階級有極大的利害關係”，因為“真正中間階級”由此所受的痛苦同無產階級“一樣厲害，也許還更厲害些”。誰要是宣稱小資產階級——哪怕僅僅在一個方面——所受的痛苦“比無產階級也許還更厲害些”，那麼當人家把他歸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時候，他就確實不能抱怨了。因此，當我說了下面這段話時，米爾柏格難道有理由感到不快：

    “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愛研究的問題。所以，我們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首先抓住我們已經說過的決非◎第201頁◎只是工人問題的住宅問題，這決不是偶然的。”（註：見本卷第144-145頁。——編者注）

    (3)“社會中真正中間階級”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而且當前的社會改造過程的“好處將首先”正是為這些真正中間階級所“享有”，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所“享有”。

    這樣，工人進行當前的社會革命“首先”是為了小資產者的利益。其次，小資產者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絕對的內在同一性”。既然小資產者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那麼工人的利益也就與小資產者的利益是內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運動中也就與無產階級的觀點同樣合理了。而這種同等合理的說法，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所以，當米爾柏格在自己的小冊子的第25頁上（註：1872年2月初和3月初《人民國家報》上匿名登載了阿·米爾柏格的六篇文章並加了編輯部按語，後來這些文章印成了單行本。這裡的引文引自阿·米爾柏格《住宅問題。社會概論》1872年萊比錫《人民國家報》出版社版第25頁。——202。）把“小手工業”頌揚為“社會的真正支柱”時，他也是前後完全一致的，“因為小手工業按其本質來說把三個要素，即勞動——獲得——占有集於一身，並且還因為它把這三個要素集於一身時並不給個人發展能力設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別責難現代工業破壞培養正常人的這一溫床，並“把一個充滿生命力而不斷更新的階級變成一堆不覺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見，小資產者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模範人物，而小手工業是米爾柏格心目中的模範的生產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中間，難道是誣衊了他嗎？

    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在這裡就沒有必要進一步說明，蒲魯東的改革計劃將怎樣指向使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這一目標。同樣也沒有必要去詳談小資產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謂的同一性。要講的話，都已經在《共產◎第202頁◎黨宣言》中講過了（1872年萊比錫版第12和21頁）（註：見本選集第1卷第281-283、297-298頁。——編者注）。

    總之，我們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在“關於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傳說”之外，又出現了關於小資產者米爾柏格的真事。

    二

    現在我們來談一個主要點。我曾指責米爾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魯東的方式歪曲了經濟關係，辦法是把這種關係翻譯成法律用語。我舉出了米爾柏格的下列論點作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來，就成為獲取一定部分的社會勞動的永恆的權利根據，儘管這房屋的實際價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綽綽有餘地償付給房主了。結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築的一所房屋，在這段時期內，其原先的成本價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補償。”

    於是米爾柏格發出了如下的怨言：

    “這樣簡單冷靜地陳述事實，竟促使恩格斯對我大施教誨，說我本來應該說明房屋究竟怎樣成為’權利根據’的——可是這完全不在我的任務範圍以內……　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隨着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那麼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我們首先來談談這所一旦建造起來的房屋吧。這所房屋出租以後，就以房租形式給建造人帶來地租、修繕費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築資本的利息，包括建築資本的利潤在內。視情況的不同，陸續交付的租金總數可能達到原來的成本價格的2倍、3倍、5倍以至10◎第203頁◎倍。朋友米爾柏格，這就是“簡單冷靜地陳述”具有經濟性質的“事實”；如果我們想知道怎麼“結果就是”這樣的事實，我們就必須在經濟方面進行研究。這樣我們就得把這個事實更仔細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個小孩也不會再發生誤解。大家知道，出賣商品就是商品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取得它的交換價值。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於消費它們所用的時間不同。一個圓麵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條褲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壞。因此，使用期限很長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賣其使用價值，即將使用價值出租。因此，零星出賣只是逐漸地實現交換價值；賣主由於不把他預付的資本和由此應得的利潤立刻收回，就要靠加價即收取利息來獲得補償，加價即利息的高低並不是任意決定的，而是由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決定的。在100年終了之後，這所房屋就用壞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們這時候從所付的租金總額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這個期間可能發生的提價，(2)日常修繕費用，結果我們就會發現，餘數大致是由下列各項組成： (1)原先的房屋建築資本，(2)建築資本的利潤，以及(3) 逐漸收回的資本和利潤的利息。的確，在這個期間終了之後，承租人並沒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沒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這是屬於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築材料，但這些材料已經不是房屋了。如果在這個期間房屋的“原先的成本價格得到了5 倍或10倍的補償”，那麼我們將看到，這全靠地租的加價； 在像倫敦這樣的地方，這對誰都不是什麼秘密。在倫敦，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兩個人。租金的這種大幅度的加價，發生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而決不是發生在建築用地的地租幾乎始終不變的鄉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漲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資本（包括利潤在內）的7％，並且還得從中◎第204頁◎開銷修繕費等等。一句話，租賃合同是一種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論上，它並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對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勞動力買賣的場合是一個例外；在實踐上，這個租賃合同是作為資產階級千百種欺詐形式之一出現在工人面前，關於這些欺詐形式我在單行本第4頁（註：見本卷第143-145頁。——編者注）上已經講過了，正如我在那裡所指出的，這些欺詐形式也要經受某種經濟上的調節。

    相反，米爾柏格認為租賃合同無非是純粹的“任意行為”（見他的着作第19頁），而當我向他證明情形是相反的時候，他就抱怨說：我向他講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

    但是，對於房租的任何經濟研究，都不會使我們把廢除住宅租賃制變為“革命思想母腹中產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輝煌的追求之一”。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把這個簡單的事實從冷靜的經濟領域移到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學領域中去。“房屋成為房租的永恆的權利根據”；——“結果就是”，房屋的價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和10倍的補償。要明白怎麼“結果就是”這樣的，“權利根據”對我們沒有絲毫幫助；正因為這樣，我說米爾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為權利根據之後，才能知道怎麼“結果就是”這樣。只有像我那樣去研究房租的經濟本質，而不是對統治階級認可房租的法律術語表示憤慨，我們才能知道這點。誰要提議採取經濟措施來廢除房租，誰就有責任對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說它是“承租人奉獻給資本的永恆權利的貢賦”。對於這一點米爾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說明則是另一回事。”

    這樣一來，房屋雖然決不是永恆的，卻被我們變成房租的永恆的權利根據了。不管“結果就是”怎樣，我們總是發現，由於這種權◎第205頁◎利根據，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帶來高於它的價值好幾倍的收入。由於翻譯成法律用語，我們便順利地遠遠離開了經濟領域，以致於我們只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即房租的總額能逐漸償付一所房屋價值的好幾倍。既然我們藉助於法學來思想和談話，我們對這個現象也只能用法的標準即公平的標準來衡量，並且發現這種現象是不公平的，是與“革命的法的觀念”——不管這是一種什麼東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權利根據也就毫無用處了。其次，我們又發現，這一情況同樣適用於生息資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們就有理由把這幾種財產從其他各種財產里劃分出來，並且給以特別的處置。這種特別的處置要求：(1)剝奪所有者廢除合同的權利，即剝奪他索回自己財產的權利，(2)把租借給承租人、債務人或租佃人的、 而並不屬於他的財物的用益權無償地讓渡給他，(3)用長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進行償清，此外不再付利息。這樣一來，我們就從這個方面把蒲魯東的“原則”說透了。這就是蒲魯東的“社會清算”。

    附帶說說，十分顯然，這整個改革計劃幾乎僅僅有利於小資產者和小農，它鞏固着他們作為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地位。因此，米爾柏格所說的那個傳說中的“小資產者蒲魯東”的形象在這裡忽然獲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歷史存在。

    米爾柏格繼續寫道：

    “如果我隨着蒲魯東說社會的經濟生活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那麼這樣一來，我就要把現代社會描述成一個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觀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觀念的社會，——這個事實就連恩格斯自己也是會承認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爾柏格在這裡得到滿足。米爾柏格期望社會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並且把這叫作描述。如果法庭派一個法警來催促我償還一筆債務，那麼照米爾柏格看來，法庭所做的無非是◎第206頁◎把我描述為一個欠債未還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則是另一回事。德國科學社會主義與蒲魯東之間的本質區別正好就在這裡。我們描述——而每一真實的描述，與米爾柏格的說法相反，同時也就是說明事物——經濟狀況，描述經濟狀況的現狀和發展，並且嚴格地從經濟學上來證明經濟狀況的這種發展同時就是社會革命各種因素的發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狀況必然引向社會革命的那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越出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就必然要把它炸毀，同時生產力又提供了為社會進步本身的利益而一舉永遠消滅階級差別的手段。相反，蒲魯東則要求現代社會不是依照本身經濟發展的規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規範（“法的觀念”不是他的而是米爾柏格的東西）來改造自己。在我們提出證明的地方，蒲魯東及其追隨者米爾柏格卻在進行說教和哀訴。

    “革命的法的觀念”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我根本無從猜測。誠然，蒲魯東把“革命”變成一種體現和實現他的“公平”的神靈；同時他陷入一個不尋常的錯誤，把1789-1794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他幾乎在自己的一切着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後的着作中，都是這樣做的；我只舉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總觀念》11第39-40頁作個例子。但是，既然米爾柏格拒絕為蒲魯東承擔任何責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魯東那裡去尋求對“革命的法的觀念”的說明，因而我就繼續停留在埃及的黑暗（註：意即極度的黑暗，語出《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0章。——編者注）中。

    米爾柏格接着說：

    “但是，不論蒲魯東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訴諸於’永恆公平’以求說◎第207頁◎明現存的不公平狀態，更不是像恩格斯強加於我的那樣，期望訴諸於這個公平以求改善這種狀態。”

    米爾柏格想必以為“蒲魯東在德國幾乎完全不為人所知”吧。蒲魯東在其一切着作中都用“公平”的標準來衡量一切社會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屏棄或承認這些原理是以它們是否符合他所謂的“公平”為依據的。在他的《經濟矛盾》（註：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1846 年巴黎版第1-2 卷。——編者注）中，這個公平還被稱為“永恆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後來永恆性就不再提了，但實質上還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論革命中和教會中的公平》這一着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這整整三卷說教的內容（第1卷第42頁）：

    “各社會中的基本原則，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統治、保護、壓制、懲戒、在必要時甚至鎮壓一切叛亂因素的原則究竟是什麼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嗎？……　這個原則在我看來就是公平。公平是什麼呢？是人類自身的本質。從世界創始以來，它曾是什麼呢？是虛無。它應當是什麼呢？是一切。”

    這個作為人類自身本質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恆公平，那又是什麼呢？這個作為各社會中有機的、起調節作用的、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公平，這個至今依然是虛無但應當成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來衡量一切人間事物的標準，不是在每一衝突下人們所訴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麼呢？難道我不恰好說過，蒲魯東在判斷一切經濟關係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係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恆公平的觀念，以此來掩飾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無知和無能嗎？既然米爾柏格期望“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切變更◎第208頁◎……都必定滲透着法的觀念，即到處都按照嚴格公平要求來實行”，那麼他與蒲魯東究竟有什麼區別呢？是我不會閱讀呢，還是米爾柏格不會寫作？

    米爾柏格接着說：

    “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清楚地知道，人類社會的真正推動力是經濟關係，而不是法的關係；他也知道，一個民族某一時代的法的觀念只是經濟關係，特別是生產關係的表現、反映和產物……　總之，在蒲魯東看來法是歷史地生成的經濟的產物。”

    如果蒲魯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清楚地知道”這一切（我願意不理會米爾柏格的含煳說法並對他的善良願望信以為真），那麼我們還爭論什麼呢？但是問題在於，蒲魯東知道的東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表現為利益。而在剛才引證的蒲魯東的主要着作中的那個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寫着，“各社會中起調節作用的、有機的、至高無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則”，並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他的一切着作的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都重複着這一點。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米爾柏格繼續說：

    “……蒲魯東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發揮得最透徹的經濟上的法的觀念，同拉薩爾在其《既得權利體系》序言中敘述得極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戰爭與和平》也許是蒲魯東的許多幼稚着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沒有料到這部着作竟會被援引來證明蒲魯東似乎領會了德國的唯物史觀。德國的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而蒲魯東的書竟是這樣缺少唯物主義，以致它不求助於造物主，就表◎第209頁◎達不出它的戰爭構想：

    “但是，為我們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頁）

    至於這本書究竟是依據着什麼樣的歷史知識，這從它相信歷史上存在過黃金時代這一點就可看出：

    “起初，當人類還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時候，自然界毫不費勁地就滿足了人類的需要。這曾是黃金時代，是豐足的昇平時代。”（同上，第102 頁）

    蒲魯東的經濟觀點是最明顯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

    “生產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頁）

    那麼，這本書的唯物主義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斷言戰爭的原因向來一直是而且始終還是“赤貧”（例如，第143頁）。當布雷濟希大叔在1848 年的演說中冷靜地發表“大貧窮的原因就是大貧窮”的宏論時，他也是一個可笑的唯物主義者。

    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註：斐·拉薩爾《既得權利體系。成文法和法哲學的調和》1861年萊比錫版第1部。——編者注）一書不僅囿於法學家的種種幻想，而且還囿於老年黑格爾派的種種幻想。拉薩爾在第Ⅶ頁上明確地宣稱：“在經濟方面，既得權利概念也是推動一切繼續向前發展的噴泉”；他想證明：“權利是一個從自身內部〈這就是說不是從經濟的先決條件中〉發展出來的合理的機體”（第Ⅺ頁）；在拉薩爾看來，問題是要證明權利不是起源於經濟關係，而是起源於“意志概念本身”（第Ⅻ頁）。那麼這部書在這裡又有什麼用呢？蒲魯東和拉薩爾的差別只在於，拉薩爾是一個真正的法學家和黑格爾◎第210頁◎主義者，而蒲魯東在法學和哲學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不過是一個門外漢。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經常自相矛盾而着稱的蒲魯東，有時也發表一些言論，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實來說明觀念的。但是，這些言論對他的一貫思想傾向來說是毫不足道的，何況這些言論即使有也是極其混亂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着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藉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隨着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法律進一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係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界一樣。隨着立法進一步發展為複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起來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各該相應經濟關係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於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一再接近於公平◎第211頁◎理想，即接近於永恆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斷的各種情況很簡單，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這一類說法甚至應用於社會事物也不致引起什麼誤會，可是在經濟關係方面的科學研究中，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說法卻會造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就好像在現代化學中試圖保留燃素說的術語會引起混亂一樣。如果人們像蒲魯東那樣相信這種社會燃素即所謂“公平”，或者像米爾柏格那樣硬說燃素（註：在發現氧氣以前，化學家們為了說明物體在空氣中燃燒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種特別的燃燒物質，即在燃燒時消散的燃素。因為他們發現簡單的物體在燃燒後比燃燒前重，他們就說燃素是具有負重量的，所以物體不含燃素時就比含有燃素時重些。這樣人們便把氧氣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漸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顛倒了。當人們發現燃燒就是燃燒的物體與另一種物體即氧氣相化合併且已提取出純氧的時候，就把——然而也還是經過守舊化學家的長期抗拒之後——這種假說打破了。）同氧氣一樣是十分確實的，這種混亂還會更加厲害。

    三

    再往下，米爾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議論叫作◎第212頁◎反動的耶利米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這個事實對於我們這個備受讚揚的世紀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過的了。”

    的確，如果米爾柏格像他自己硬說的那樣，只是局限於描述“現時代的慘狀”，我當然就不會說壞話來評論“他和他的樸素的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這些“慘狀”描述為工人“沒有可以稱為私產的住所”的結果。不論把“現時代的慘狀”說成是廢除工人的房屋所有權的結果，還是如容克們所說的那樣把這說成是廢除封建制度和行會的結果——在這兩種場合，這種抱怨都只能是反動的耶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東西、歷史上必然的東西的突然襲來而發出的悲歌。反動性就在於米爾柏格想恢復工人對房屋的個人所有權，即恢復早已被歷史消滅了的東西；就在於他所能設想的工人解放無非是使每個工人重新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寫道：

    “我要最明確地聲明，真正的鬥爭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只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出發，才能期望住房狀況得到改善。恩格斯絲毫看不出這一點……　我把社會問題的充分解決當作採取贖買出租住房辦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還絲毫看不出這一點。我當然無法知道我甚至連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個人在其頭腦中一個秘密角落裡把什麼東西看作前提。我只能以米爾柏格發表出來的論文為根據。而在那裡我直到現在還看見（單行本第15和16頁上），為了着手贖買出租住房，米爾柏格所設定的前提不過是……租賃住房。只有在第17頁上他才“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關於這點我◎第213頁◎們回頭還要談到。他甚至在他的答覆中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

    “問題倒是應當說明，從現有情況出發，怎樣才能實行住宅問題方面的完全變革。”

    “從現有情況出發”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應當說廢除〉出發”——這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東西啊。

    米爾柏格抱怨我把多爾富斯先生和其他廠主幫助工人購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舉看作實際實現他的蒲魯東主義計劃的唯一可能的方法，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爾柏格懂得蒲魯東的拯救社會計劃是一種完全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土地上馳騁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會相信這個計劃了。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沒有懷疑過他的善良的願望。但是，雷紹埃爾博士向維也納市政委員會提議彷效多爾富斯的計劃，他究竟為什麼要加以稱讚呢？

    接着米爾柏格又宣稱：

    “至於單就城鄉對立而言，那麼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　問題不在於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於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第214頁◎

    總之，消滅城鄉對立是一種空想，因為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我們且把這個邏輯應用到現代社會的其他對立物上面，看一看我們會走到什麼地方去。例如：

    “至於單就”資本家與僱傭工人的“對立而言”，“那麼想把它消滅是一種空想。這種對立是自然的，更確切些說，是歷史上形成的。問題不在於消滅這種對立，而是在於去發現可以使這種對立成為無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會形式。這樣才可望達成和平的調整，達到各種利益的逐漸的均衡”。

    這樣一來，我們又走到舒爾采－德里奇那裡去了。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僱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李比希在他論農業化學的着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堅決地要求這樣做，他在這些着作中一貫堅持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人應當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並證明說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礙這一點的實現。當你看到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還要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麼龐大的設施才能使這些糞便不致毒害倫敦全城，那麼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實際基礎。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穢氣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魯東那樣想變革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同時又保留農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儘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繫，並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米爾柏格採用蒲魯東的公式來解決住宅問題時，就是在這樣做。

    其次，米爾柏格抱怨我說他對“蒲魯東關於資本和利息的聞所未聞的見解”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因而宣稱：

    “我是假定生產關係的改變是既定的，而調節利率的過渡性法律並不涉及生產關係，而是涉及社會交易即流通關係的……　生產關係的變更，或者◎第215頁◎如德國學派更精確地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當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強加於我的那樣，有了取消利息的過渡性法律就會發生，而是只有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擁有全部工業後才會發生。至於勞動人民在這裡將熱中於〈！〉贖買還是熱中於立即沒收，這一點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決定的。”

    我驚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爾柏格的文章再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個地方說過，他提出的贖買出租住房是以“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擁有全部工業”為前提的。我沒有找到這樣的地方。它並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談到“實際占有”等等。不過在第17頁上卻說過：

    “我們假定，資本的生產性真正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而這是遲早總會發生的，例如，通過一項過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這項法律把一切資本利率規定為一分，並且請注意，這裡還有這樣一種趨勢，即這一分利率還要逐漸接近於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產品一樣，都要納入這種法律的範圍……　因此，我們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到，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後果。”

    可見，與米爾柏格最近的轉變完全相反。這裡是毫不含煳地說，資本的生產性——他這個混亂的說法連他自己也承認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是可以通過廢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並且正是由於有這個法律，“贖買出租住房是根本消滅資本的生產性的必然後果”。現在米爾柏格卻說，絕對不是這樣。這個過渡性法律“並不涉及生產關係，而是涉及流通關係”。碰到這種如歌德所說的“智者和傻瓜同樣都感到神秘莫測的”（註：這裡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場《魔女之廚》裡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話。——216。） 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設我是在和兩個不同的米爾柏格打交道：一個米爾柏格理直氣壯地抱怨我把另一個米爾柏格發表的東西“強加”於他。◎第216頁◎

    至於說勞動人民既不會向我也不會向米爾柏格請教在實際占有時他們應“熱中於贖買還是熱中於立即沒收”，那是千真萬確的。最可能的是，勞動人民寧願什麼也不“熱中”。但是，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的問題根本就沒有涉及過，而涉及到的只是米爾柏格的如下論斷（第17頁）：“解決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既然他現在承認這種贖買是極成問題的，那麼為什麼還要給我們兩人和讀者們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呢？

    不過，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和擁有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完全相反的。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住房、農民田園、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總所有者。這些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用益權，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同樣，消滅地產並不是消滅地租，而是把地租——雖然形式發生變化——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決不排除保存租賃關係。

    一般說來，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是去簡單地運用暴力占有生產工具、原料和生活資料，還是為此立即給以補償，或者是通過緩慢的分期付款辦法贖買這些東西的所有權。試圖預先面面俱到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製造空想，這種事情我留給別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費這樣多的筆墨紙張，才穿過了米爾柏格的重重藉口和遁詞，終於達到米爾柏格在自己的答覆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的問題。◎第217頁◎

    米爾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說了些什麼肯定意見呢？

    第一，“房屋、建築用地皮等等原來的成本價格同其現今價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於社會。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種差額就是地租。蒲魯東也想把地租交歸社會，這一點我們在他的《革命的總觀念》1868年版第219頁中可以讀到。

    第二，住宅問題的解決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成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實行這種解決辦法，就得通過一項法律把支付房租變為分期支付住房的買價。——第二第三這兩點都是從蒲魯東那裡抄襲來的，每個人都能在《革命的總觀念》第199頁及以下幾頁中看出這一點，而且那本書第203頁甚至還載有已經編纂好了的有關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過一種過渡性法律把資本的生產性的雙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據這種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分，預計以後還要繼續降低。這同樣是從蒲魯東那裡抄襲來的，在《總觀念》第182-186頁中可以詳細地讀到這一點。

    在這幾點中的每一點，我都引證了米爾柏格的抄襲品所依據的蒲魯東原書的有關段落。現在我要問：我是否有權把一篇徹頭徹尾蒲魯東主義的和除了蒲魯東主義觀點外一無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稱為蒲魯東主義者？但是米爾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見蒲魯東所特有的某些說法”就稱他為蒲魯東主義者。恰恰相反。一切“說法”都是米爾柏格的，內容則是蒲魯東的。而當我隨後用蒲魯東的話來補充蒲魯東主義者的論文時，米爾柏格就埋怨說我把蒲魯東的“聞所未聞的見解”硬加到他頭上了！

    那麼我對這個蒲魯東主義計劃提出了什麼反駁意見呢？

    第一，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就等於消滅個人地產。◎第218頁◎

    第二，贖買出租住房並把住房所有權轉交給原來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三，在大工業和城市的當前發展情況下提議這樣做是既荒謬又反動的；重新實行各個人對自己住房的個人所有權，是一種退步。

    第四，強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會侵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證明的，這是既陳舊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決不會隨着資本利息的消滅而消滅。

    對於第二點和第四點，米爾柏格現在已經表示同意了。對於其餘各點，他無一字反駁。而這恰好是爭論中涉及到的幾點。但是，米爾柏格的答覆並不是反駁；他小心地迴避了一切正好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學方面的問題；這個答覆只不過是針對個人的怨言罷了。例如，當我談到下面這一點時他就大肆抱怨。我曾預先談到他對其他問題如國債、私人債務、信用問題所預告的解決辦法，並且指出他的這些解決辦法將到處都是一個樣子，即像解決住宅問題那樣，提出廢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轉變為分期清償資本額，實行無息信貸。儘管如此，我現在仍願意打賭：如果米爾柏格的這些文章能夠出世，它們的基本內容將與蒲魯東的《總觀念》（信用——第182頁，國債——第186頁，私人債務——第196頁）相一致，正如他的關於住宅問題的文章與我從同一書中引證的各段相一致一樣。

    米爾柏格就此開導我說，這些問題，即稅收、國債、私人債務和信用問題，加上公社自治問題，對於農民和鄉村宣傳都極其重要。我對於這點大體上同意，但是，(1)直到現在並沒有談到過農民，(2)蒲魯東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也如他對於住宅問題的解決一樣，在經濟學上是荒謬的，並且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米爾柏格◎第219頁◎暗示說我沒有看到吸引農民參加運動的必要性，對於這一點我無須為自己辯白。但是，為此目的而向農民推薦蒲魯東的江湖醫術，我總認為是蠢事。德國還存在很多大地產。按照蒲魯東的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分割成為小農戶，這種辦法在今日的農業科學狀況下，並且有了法國和德國西部推行小地產的經驗之後，簡直就是一種反動的東西。相反，現存的大地產將給我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聯合的勞動者來經營大規模的農業，只有在這種巨大規模下，才能應用一切現代工具、機器等等，從而使小農明顯地看到通過聯合進行大規模經營的優越性。在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會主義者前面的丹麥社會主義者，早已認清這一點了。（註：在與丹麥社會主義者路·皮奧的通信中，擔任國際丹麥通訊書記職務的恩格斯得知，丹麥社會主義者在宣傳國際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872年3月中旬給路·皮奧的信中，恩格斯對一篇論述通過合作社來組織農業生產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篇文章1871年11月4日發表在哥本哈根《社會主義者報》上。國際的幾乎所有報刊都轉載了這篇文章。恩格斯強調指出：“在吸收小農和小租佃者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丹麥人由於當地的條件和政治上的高度發展，現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220。）

    至於責備我似乎把現代悲慘的工人住房狀況看作“沒有什麼意義的瑣事”，我也同樣無須為自己辯白。據我所知，我是第一個用德文把這種狀況在其取得典型發展的英國形式上作出描述的人，我這樣做並不是像米爾柏格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這些東西“打擊了我的法理感”，——誰要是想把一切打擊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都寫成着作，那真是不勝勞碌了，——而是因為，如我在這本書的序言（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80頁。——編者注）中所指出的，是想通過描寫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社會狀態來給當時正在產生的、一味在空話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國社會主義提供一個事實的基礎。但是，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並沒有去研究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解決辦法的細節一樣。如果我能證明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並且證明現有的房屋足以暫時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麼我就已經很滿意了。至於苦思冥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節食品和住房的分配——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據對◎第220頁◎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的認識，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傾復，以往社會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時存在的情況；這些措施在小地產國家裡和在大地產國家裡將大不相同，等等。企圖單獨解決像住宅問題之類的所謂實際問題會得到什麼結果，米爾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過了，他首先用了28頁的篇幅來詳細說明“解決住宅問題的全部內容包括在贖買這個詞中”，後來他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就狼狽地支吾說，在實際占有房屋時“勞動人民將熱中於贖買”或是其他某種剝奪方式，還是很難肯定的。

    米爾柏格要我們實際些，要我們“面對現實的實際狀況”不要“僅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們“脫離抽象的社會主義，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如果米爾柏格自己這樣做了，那他也許對運動會有很大功勞的。接近社會的一定的具體的狀況的第一步就是要認識這些狀況，根據它們的實際的經濟聯繫來考察它們。但是我們在米爾柏格那裡看到的又是什麼呢？看到了兩個完整的論點，即：

    (1)“承租人對房主的關係，完全和僱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一樣。”

    我在單行本第6頁（註：見本卷第145-146頁。——編者注）中已經證明，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而米爾柏格對此則根本無言可駁……

    (2)“必須〈在進行社會改革時〉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就是國民經濟學自由主義學派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這個東西實際上並不存在，但是它卻以其假想的存在來掩蓋壓在現代社會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現象。”◎第221頁◎

    可見，必須抓住雙角而予以制服的那頭牡牛“實際上並不”存在，因而也就沒有“雙角”可抓。禍害並不在於它本身，而是在於它的假想的存在。雖然如此，“所謂的〈資本的〉生產性卻能從土地中變出房屋和城市”，而這些東西的存在決不是“假想的”（第12頁）。一個雖然“也很熟悉”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對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卻這樣不可救藥地胡言亂語的人，竟然要向德國工人指明一條新的更好的道路，並且還自命為“至少大體明了未來社會建築結構的建築師”呢！

    沒有人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了。他用了25年功夫來從各方面研究社會狀況，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結果總是包含有一些現今一般可能實現的所謂解決辦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爾柏格不滿足於此。這都是抽象的社會主義，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爾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卻滿足於閱讀蒲魯東的幾卷着作，這幾卷東西在關於一定的具體的社會狀況方面雖然沒有給他提供任何東西，可是卻給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明確具體的神奇藥方。米爾柏格於是把這個現成的社會救世計劃，把這個蒲魯東體系奉送給德國工人，藉口是：他本想“對體系說聲再見”，而據說我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要弄通這一點，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爾柏格是聾子，我們彼此根本無法溝通。

    夠了。這場論戰即使沒有任何其他的用處，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好處：它表明了這些自命為“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實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實際建議，這些社會的萬應靈丹，到處都總是由那些宗派鼻祖們炮製出來的，而這些人總是出現在無產階級運動還處於幼年期的時代。蒲魯東也是其中之一。無產階級的發展很快就把這些襁褓扔在一邊，並在工人階級本身中◎第222頁◎產生一種認識：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的面面俱到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認識。對於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知道在每個具體場合下應該反對哪些社會制度並以何種方式發動主要攻擊，這是永遠不會有困難的。

法德農民問題

作者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 一八九四年

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政黨，對目前社會主義者突然到處都把農民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感到非常驚奇。按理說，我們倒應該對這件事情沒有早已發生而感到驚奇。從愛爾蘭到西西里，從安達盧西亞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歐的兩個地區是例外。在大不列顛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農業完全排擠了自耕農；在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幾百年來一直發生着同樣的過程，在這裡，農民也是日益被“驅逐”，或者至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擠到次要地位。

    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通過他們那種根源於農村生活閉塞狀況的冷漠態度而證明自己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體的這種冷漠態度，不僅是巴黎和羅馬議會貪汙腐化的最強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國專制制度的最強大的支柱。然而這種冷漠態度決不是不可克服的。自從工人運動發生以來，西歐的資產者，特別是在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占優勢的地區，不用很費氣力就能使得農民把社會主義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產分子”，想象成設法搶奪農民財產的一群懶惰而貪婪的城裡人而懷疑和憎恨他們。1848年二月革命（註：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加劇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農業歉收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國內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發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積極參加了這次革命。但革命果實卻落到資產階級手裡。——180、197、484。）的朦朧的社會主義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國農民的反動投票一掃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農民，從他們那豐富的記憶中取出關於農民皇帝拿破崙的神話，創立了第二帝國。我們大家◎第484頁◎都知道：單是農民的這一勳業就索取了法國人民多少代價；法國人民至今還深受這一勳業的後果之苦。

    但是從那時以來，許多情況都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的命脈；這種小生產正在無法挽救地滅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競爭使廉價的糧食充斥歐洲市場，這種糧食廉價到沒有一個歐洲的生產者能夠跟它競爭。大土地占有者和小農都同樣面臨着滅亡。而因為他們兩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農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稱自己是為小農利益奮鬥的先鋒戰士，而小農——一般講來——也承認這個先鋒戰士。

    然而在這個時候，在西方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已經成長起來了。二月革命時代模煳的預感和憧憬已經明朗化了，擴展、深化成為能滿足一切科學要求並包含有明確具體要求的綱領；不斷增多的社會黨議員在德國、法國、比利時的議會裡捍衛着這些要求。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可以預見的將來的事情。然而，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向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一股力量。社會黨先於所有其他政黨明確理解到經濟原因和政治後果的聯繫，因此它早就識破了硬要跟農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蓋着的豺狼面孔，——這樣一個政黨能心安理得地任憑註定滅亡的農民繼續被他們的偽保護者所控制，一直到農民從工業工人的消極敵人變成工業工人的積極敵人為止嗎？這樣，我們便談到農民問題的中心點了。

    一

    我們可能面對的農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組成部分，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個地區而有所區別。◎第485頁◎

    在德國西部，和在法國和比利時一樣，占統治地位的是小塊土地農民的小生產，這些農民大部分是小塊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數場合則是小塊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薩克森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占優勢的是大農和中農，他們是非雇用男女長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亞的部分地區，情形也是一樣。

    在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和梅克倫堡，是一個擁有家奴、長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產的區域，而在某些地方則尚有為數不多並且日趨減少的小農和中農。

    在德國中部，我們遇到的是所有這些生產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區而異，並且這些形式當中沒有一種是在稍許廣大的面積上占有優勢的。

    此外，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區，在那裡，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養活家口，而只是作為從事某種家庭手工業的基礎，確保這種手工業有可能支付通常無法思議的低工資，從而使產品在任何異國競爭下都能有穩固的銷路。

    這幾類農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爭取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的呢？不用說，我們只是大概地研究這一問題；我們只是考察一些顯着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許我們詳述各個過渡階段以及農村居民的混合組成的情況。

    我們先從小農說起。在所有的農民當中，小農不僅一般說來對於西歐是最重要的農民，而且還給我們提供了解開整個問題的關鍵。只要我們搞清楚了我們對小農應有的態度，我們便有了確定我們對農村居民其他組成部分的態度的一切立足點。

    我們這裡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於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第486頁◎耕種的限度，也不小於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這個小農，像小手工業者一樣，是一種工人，他和現代無產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還占有自己的勞動資料；所以，這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餘。他的祖先曾經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沒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況下是自由的，但又羈於代役租和徭役租的農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國革命已經為他解除了必須對地方擔負的種種封建的地租和勞役，並在大多數場合，至少在萊茵河左岸，給了他一塊田地作為他的自由的財產。第二，他喪失了自己曾作為其中一員的自治馬爾克公社的保護，同時也喪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馬爾克公有土地的權利。馬爾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過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開明的、基於羅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術似地掠奪去了，從而使現代的小農不購買飼料就不能養耕畜。但是，在經濟方面，廢除封建負擔遠遠抵不上馬爾克土地使用權的喪失；養不起耕畜的農民的數目不斷增長。第三，現時的農民的不同點還在於：他喪失了自己過去的生產工作的一半。過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產的原料來生產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業品；他的其餘的需要則由那些除農業外同時兼營手工業的鄉村鄰居來滿足，後者從他那裡得的報酬大部分是交換的物品或換工。家庭是自給自足的，幾乎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莊則更是如此。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經濟，貨幣幾乎根本不需要。資本主義生產藉助於貨幣經濟和大工業結束了這種情況。而如果說馬爾克土地使用權是農民生存的一個基本條件，那麼工業副業則是另一個基本條件。於是農民每況愈下。捐稅、歉收、繼承人分家、訴訟，將一個又一個農民驅向高利貸者；負債現象越來越普遍，而且每個人的債務越來越沉重，——一句話，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餘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他們是未來的無產者。◎第487頁◎

    作為未來的無產者，他們本來應當樂意傾聽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他們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暫時還阻礙他們這樣做。為了保持他們那一小塊岌岌可危的土地而進行的鬥爭越加艱苦，他們便越加頑固地拚命抓住這一小塊土地不放，他們便越加傾向於把那些談論將土地所有權轉交整個社會掌握的社會民主黨人看作如同高利貸者和律師一樣危險的敵人。社會民主黨應當用什麼辦法來戰勝這種成見呢？在不改變自己的信念的情況下，它能給走向滅亡的小農拿出些什麼呢？

    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派的法國社會黨人的土地綱領當作實際的立足點，這一綱領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它是從小農經濟的典型國家產生出來的。

    在1892年的馬賽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黨的第一個土地綱領。（註：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馬賽舉行了法國工人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大會研究了關於農村工作、黨的狀況和黨的活動、慶祝五一節、參加1893年蘇黎世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以及關於參加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等問題。

    代表大會議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項是關於農村工作問題，原因是國內農民運動有了高漲，並且黨希望在議會選舉中得到農民的支持。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一個土地綱領，其中提出了許多有利於農村無產階級和小農的具體要求。但是，綱領也包含了許多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方，對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幻想與私有者情緒，甚至對它的富裕階層的剝削意圖作了某些讓步。在黨的南特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緒論部分和對綱領的補充里，這些機會主義傾向更加嚴重了。——488。）這個綱領為無地的農業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實行由同業公會和市鎮委員會規定的最低工資額；建立其成員半數由工人組成的農村工商業仲裁法庭；禁止出賣市鎮土地並把國有土地租給市鎮，市鎮應當將這一切土地——不論是自己的或租來的——在禁止使用僱工並受市鎮監督的條件下交給無地的農業工人家庭組合共同耕種；規定養老金和殘廢撫恤金，由對大地產徵收的特別稅支付。

    這個綱領為小農（其中還專門談到了佃農）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鎮置備農業機器，按成本價格租給農民使用；建立農民合作社以購買肥料、排水管、種子等等並銷售產品；對於價值不超過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轉手時免於徵稅；建立愛爾蘭式的調停委員會，以減低過高的租價，並為退佃的佃農和分成制佃農 (métayers)補償他們所提高的土地價值；廢除規定土地所有者有權奪走收成抵債的民法典第2102條，並剝奪債權人將青苗抵作押金的權利；◎第488頁◎規定一定數量的農具、收成、種子、肥料、耕畜——總之，凡農民耕作所必需的東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訂早已過了時的總的地籍冊，暫時則在每個市鎮中進行地方性的修訂；最後，實行免費的農業進修教育和建立農業試驗站。

    我們看到，為農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於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談——並不是過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別的國家裡已經實現了。佃農調解法庭明顯地是按照愛爾蘭的樣式建立起來的。農民合作社在萊茵地區已經存在。修訂地籍冊是西歐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於官僚經常表示的善良願望。綱領的其他各條，也是不必使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受到什麼根本損害就可以實現的。我們說這些，只是為了說明綱領的特徵，並無責難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這一綱領，黨在法國各個不同地區的農民中間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為胃口越吃越大——我們的法國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綱領弄得更加適合於農民的口味。當然，他們同時也感到他們正走上危險的道路。應該如何幫助農民，不是作為未來的無產者，而是作為現時的私有者農民來幫助，同時又不違背社會主義總的綱領的基本原則呢？為了對付這方面的異議，於是在新的實際建議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論性的緒論，企圖證明社會主義原則中包括有保護小農所有制免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遭到滅亡，當然作者們自己完全明白這種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個緒論以及今年9 月在南特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要求本身。

    緒論開頭寫道：

    “鑑於按照黨的總綱的本文，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時才能自由；

    鑑於雖然說在工業方面這些生產資料已經達到如此程度的資本主義的◎第489頁◎集中，以至於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說社會所有的形式才能歸還生產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國，——在農業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裡生產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還是作為個人財產掌握在個體生產者手中；

    鑑於雖然這種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特徵的情況不可挽救地註定要滅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tre)，可是社會主義卻不應加速這種滅亡，因為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因為把這兩個因素分隔開來的後果，就是已淪為無產者的勞動者遭受奴役和貧困；

    鑑於如果說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職責在於重新使農業無產者在對大片領地現在的遊手好閒的所有者實行剝奪之後，占有——以公有的或者說社會所有的形式——大地產，那麼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同樣迫切的職責就在於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占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鑑於對那些作為佃農或分成制佃農(métayers)耕種別人土地，即使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產者，也應該予以同樣保護，——

    工人黨——它與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不把社會制度的改造寄託於貧困的增長和蔓延，而認為勞動和整個社會的解放只有靠城鄉勞動者組織起來和共同努力，靠他們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權力才可獲得，——通過了下列土地綱領，以聯合農村生產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封建土地所有製作鬥爭。”

    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考察這幾個“鑑於”。

    首先，緊接法國綱領中關於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這句話之後，應該添上下面這幾句，即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於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鬥爭。

    這樣，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綱領中被提出來作為應當爭◎第490頁◎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基礎已經打好了的工業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農業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綱領所說，個人占有無論何時何地對於一切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普遍適用過；正因為如此，並且還因為工業的進步本來就在排除個人占有，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於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於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如果要引證綱領，那麼就應該引證整個綱領，而這就會根本改變南特緒論中所引用的論點，因為這將使其中表達的普遍歷史真理依存於這樣的一些條件，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這個真理現在才能對西歐和北美仍然有效。

    個體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現代已經不再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業已經破產，而在像倫敦那樣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經全然絕跡，取而代之的是大工業、血汗制度以及靠破產維持生活的卑鄙的劣品製造者。靠自力耕種的小農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塊土地，也不自由。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房屋、他們的院子、他們的少量田地，都屬於高利貸者，他們的生活比無產者更沒有保障，無產者至少有時還能過上些安生日子，而受盡折磨的債務奴隸卻永遠沒有這樣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條刪掉，即使通過法律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農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們也仍舊無法使他們從走投無路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因為他們為了暫時延緩毀滅的日期，必須“自願地”將自己的牲畜，將他們本人連肉體帶靈魂一併出賣給高利貸者。你們企圖保護小農的所有權，這不是保護他們的自由，而僅僅是保護他們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這種形式的奴役延長着他們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狀況；因此，引證你們綱領的第一段在這裡是根本不適當的。

    緒論中說道：在今天的法國，生產資料，即土地，在許多地方還◎第491頁◎是作為個人財產掌握在個體生產者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經指出過，後面這點作為一種普遍狀況來談，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如說僅僅在於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我們只要忽視這一點，上述論點立刻就把我們引入歧途，以為彷佛社會主義的使命是把小農對自己田地的現在這種虛構的所有權變成真正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把小佃農變成所有者，把滿身債務的所有者變成沒有債務的所有者。自然，農民所有權的這種假象消失對於社會主義是有好處的，但不是以這種方式。

    無論如何，現在事情已弄到這樣的地步緒論竟直截了當地宣稱，社會主義的職責，甚至它的迫切的職責，是在於

    “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占有，而反對國庫、高利貸者以及來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這樣，緒論便把實現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經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當作迫切的職責交給了社會主義。緒論委託社會主義“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雖然它本身就說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註定要滅亡”。國庫、高利貸者、新生的大地主，這些不是資本主義生產藉以實現這種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工具又是什麼呢？“社會主義”應當用什麼方法去保護農民不遭受這三位一體的侵害，我們下面就會看到。

    但是不僅小農的所有權應該得到保護。與此同時，

    “對那些作為佃農或分成制佃農(métayers)耕種別人土地，即使剝削短工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產者，也應該予以同樣保護”。◎第492頁◎

    這裡我們就談起一個完全奇特的領域了。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僱傭勞動的。而這裡卻宣布社會主義的迫切的職責是保護那些即使“剝削短工”——原話就是這樣說的！——的法國佃農。這是因為這些佃農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自己受着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麼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國的大農和中農跑來請求法國社會黨人在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國社會民主黨保護他們剝削男女長工，據說就是他們“自己受着”高利貸者、稅吏、糧食投機商和牲口販子們的“剝削”，——那麼法國社會黨人將怎樣回答呢？誰又能為他們擔保我們的大土地占有者不會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類似的將糧食進口國有化的議案）也派到他們那裡去，以他們“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貸者和糧食投機商的“剝削”為理由而請求社會黨人在他們剝削農業工人方面也加以保護呢？

    不過應該說明，我們的法國朋友們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樣懷有什麼惡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僅僅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即如下的情況：在法國北部，也如在我國甜菜產區一樣，土地租給農民耕種，責成他們栽種甜菜，而且條件極端苛刻：他們必須向指定的工廠並按照該工廠所規定的價格出售甜菜，必須購買指定的種子，按規定定量施肥，此外他們在送交甜菜時還要受到無恥的欺詐。這一切我們在德國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國社會黨人想予以保護的正是這類農民，那就應當直接和明確地說出來。這作為一種普遍狀況來談，不僅直接違反法國的綱領，而且直接違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如果這一草率的措辭被不同的方面用來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們本意的解釋，那麼他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

    緒論的結束語也可能受到同樣的曲解。按照這一結束語，社會◎第493頁◎主義工人政黨的任務是

    “聯合農村生產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封建土地所有製作鬥爭”。

    我堅決否認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有任務除了吸收農村無產者和小農以外，還將中農和大農，或者甚至將大地產租佃者、資本主義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國內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就算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對於他們大家都是共同的敵人吧。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和他們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時期為達到一定的目的而與他們一起奮鬥。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社會階級的個人，但是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的集團。這裡的本意也並不是看上去的那樣壞；關於這一切，起草者們顯然是根本沒有考慮到；然而遺憾的是喜歡概括的熱情使他們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們信守諾言，他們可不要大驚小怪。

    緒論的後面接着是對綱領本身的一些新近作出了決議的補充。它們也像緒論一樣措辭很草率。

    關於市鎮應當購置農業機器並按成本出租給農民的那一條，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鎮為此目的應當從國家獲得補助金；第二，市鎮應當無報酬地把機器提供小農使用。這個進一步的讓步決不會給小農帶來多大的好處，因為小農的田地及其經營方式只容許小規模地運用機器。

    其次：

    “對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徵收單一的累進稅以取代一切現行的間接稅和直接稅。”

    若干年來幾乎在每一個社會民主黨綱領中都包含有類似的要◎第494頁◎求。然而專門為了小農的利益把它提出來，這卻是一件新鮮事，而且只是證明，它的效果被估計得多麼不夠。我們就拿英國作例子。在那裡，國家的預算是9 000萬英鎊。其中有1 350萬-1 400萬英鎊來自所得稅，其餘的7 600 萬中有一小部分來自營業稅（郵政、電報、印花稅），但絕大部分是靠對日用消費品抽稅來取得的，即靠對全體國民而主要是對較貧窮階層的收入經常不斷地進行少量剋扣——毫不顯眼，但加起來卻是若干百萬——來取得的。在現代社會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辦法來償付國家的開支了。我們姑且假定說，所有這9 000萬英鎊在英國都是靠對120英鎊（3 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徵收直接累進稅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積累，整個國民財富每年的增長，按吉芬的統計，在1865-1875年是24 000萬英鎊。假定現在每年是3億英鎊；9 000 萬英鎊的捐稅負擔在這種場合便會耗去全部積累的將近1/3。換句話說，除了社會主義政府以外，沒有一個政府能採取這類做法；而當社會主義者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將要實行種種措施，這種稅收改革在那時將只不過起一種暫時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償付債款的作用，而在小農面前則將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綱領的起草者們看來也認識到，這種稅收改革農民還得等待一段較長的時間，因此“暫且”(en attendant)向他們許諾：

    “廢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農民徵收的土地稅和減輕向一切典押地徵收的土地稅。”

    這項要求的後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單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較大的農莊；因此，這又是對那些“剝削短工”的農民的一個優待。

    其次：◎第495頁◎

    “漁獵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為保護野物、魚類以及莊稼所須作的限制除外。”

    這聽起來頗得人心，但是，這句話的後半部卻將前半部勾銷了。現時在所有農業地區每一戶農家究竟能攤到多少兔子、鷓鴣、梭魚和鯉魚呢？夠不夠一年給每個農民一天多的時間去漁獵呢？

    “減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這就是說，重新頒布一些反高利貸的法律，企圖重新實行那種兩千年來無論何時何地都遭到失敗的警察措施。如果小農陷入困難的處境，以致向高利貸者求貸在他們看來已是較小的禍害，那麼高利貸者總是能找到辦法來吸盡他們的脂膏，而又不會受到反高利貸法律的制裁。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農得到安慰，而不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相反，它只會使他們恰恰在特別需要貸款時卻難於獲得貸款。

    “免費治療並按成本價格供給藥品”——這無論如何不是專門的保護農民的措施；德國綱領比這更進一步，甚至還要求免費供給藥品。

    “預備役士兵應徵服役期間，其家屬應得貼補”——這在德國和奧地利都已經實行，雖然還很不夠，並且這也不是專門為農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農業機器和農產品的運費”——這在德國基本上已經實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進行準備工作以擬定改良土壤和提高農業生產的公共工程計劃”——◎第496頁◎這一切都超不出含煳其詞和漂亮諾言的圈子，並且首先也是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話，在緒論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論性的開場白之後，新土地綱領的實際建議卻一點也沒有向我們說清楚，法國工人黨究竟打算怎樣做到維護小農的小塊土地所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說法是無法挽救地註定要滅亡的。

    二

    我們的法國同志有一點是完全正確的：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在法國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覺得，他們沒有找到接近農民的正確方法。

    大概，他們的出發點是想要在朝夕之間，儘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選中把小農爭取過來。他們只有靠很冒險的廣泛的許諾，才有希望達到這個目的，而為了替這些許諾作辯護，他們便不得不運用還要冒險得多的理論上的一些考慮。如果我們比較仔細地考察一下，那就會發現：這些廣泛的許諾是自相矛盾的（許諾準備維護一種他們自己宣布為無法挽救地註定要滅亡的狀態）；個別的措施或者完全沒有實際的作用（反高利貸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廣泛要求，或者也對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後，其作用對於小農的利益決不是很有意義的；因此，綱領的純實踐部分便自動改正了錯誤的開場白，並把緒論中那些看起來有冒險性的大話降低到事實上無傷大體的程度。

    坦率地說，在由小農的整個經濟地位、由他們所受的教育和閉塞的生活方式所產生並且為資產階級報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長的偏見之下，我們只有向小農群眾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兌現的許諾，◎第497頁◎才能於朝夕之間把他們爭取過來。這就是說：我們得向他們許諾不僅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護他們的財產，反對一切向它進攻的經濟力量，而且要把這財產從現在就已經壓在它身上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把佃農變成自由的所有者，為被典押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所有者償還其債務。即使我們能夠做到這點，也只會回到那必然要重新發展成現在這種情況的局面。我們不會使農民得到解放，而只會延緩一下他們滅亡的時間。

    但是，我們的利益決不是要今天就把農民爭取過來，好使他們明天在我們不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時又離開我們。我們是不需要期望我們永久保存其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農民來做黨員的，正如我們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師傅地位的小手工業師傅來做黨員一樣。這種人屬於反猶太主義者之流。讓他們到反猶太主義者那裡去吧，讓他們向後者取得拯救他們的小生產的諾言吧；當他們在那裡知道這些誇誇其談的話語有什麼意義，反猶太主義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麼樣的曲子，他們就會越來越懂得：雖然我們許諾得少些，並且完全是從另一個方向尋求解救，但我們畢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國人那裡曾經發生過像我們這裡一樣喧囂的反猶太主義的煽動，那麼他們未必會犯南特的錯誤。

    我們對待小農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在我們奪得國家政權的那一天，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呢？

    第一，法國綱領的論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

    第二，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第498頁◎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向小農許諾，他們將得到現在就必須讓他們明了的好處。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麥的社會黨人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因為他們的國家實際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這座城市以外，他們就幾乎完全要靠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一個村莊或教區的農民——在丹麥有許多大的個體農戶——應當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一個大田莊，共同出力耕種，並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麥，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這一思想運用於小塊土地經營方面，我們就會發現：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為多餘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或是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儘可能並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改善，並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於平等的地位。至於怎樣具體地在每一個特殊場合下實現這一點，那將取決於這一場合的情況，以及我們奪得政權時的情況。可能我們那時將有能力給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國家銀行接收它們的一切抵押債務並將利率大大減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貸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貨幣，而且可以是必需的產品：機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種便利。

    這裡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第499頁◎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麼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情況就是如此。現在我們來讓農民有可能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進行大規模經營。難道不能使農民理解到，這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是他們唯一得救的途徑嗎？

    我們永遠也不能向小農許諾，給他們保全個體經濟和個人財產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力量。我們只能向他們許諾，我們不會違反他們的意志而強行干預他們的財產關係。其次，我們可以促使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對小農的鬥爭現在就儘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進行，並且儘可能阻撓現在常常發生的直接掠奪和欺詐行為。這是只有在例外的場合才可做到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到哪裡為止算是誠實，從哪裡起就算是欺詐。然而政權是站在欺騙者方面還是站在被欺騙者方面，這始終是有很大差別的。而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了決心，就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社，如果他們還不能下這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為自食其力的小農可能來補充我們的隊伍，而且也是為了黨的直接利益。我們使之免於真正淪為無產者，在還是農民時就能被我們爭取過來的農民人數越多，社會改造的實現也就會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後，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以後，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對我們可就太糟了。我們在這個意義上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第500頁◎的一些社會資金，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像只是白花錢，然而這卻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9/10。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這裡不是深入細節，在這方面提出一定建議的地方；這裡只能講到一般的要點。

    可見，如果我們許下的諾言使人產生哪怕一點點印象，以為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於黨而且對於小農本身也是最糟糕不過的幫倒忙。這就簡直是把農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來並把黨降低到招搖過市的反猶太主義的水平。恰恰相反。我們黨的義務是隨時隨地向農民解釋：他們的處境在資本主義還統治着的時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手推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如果我們這樣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經濟發展的精神行動，而經濟發展會使農民的頭腦接受我們的話。

    然而，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我必須說明我相信南特綱領的起草者們實質上跟我抱有同樣的觀點。他們極有見識，決不會不了解，現在分為小塊的土地也必定要轉歸公共占有。他們自己也承認，小塊土地所有制是註定要消滅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國委員會在南特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註：指保·拉法格的報告《農民的財產和經濟的發展》是以法國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名義向南特代表大會提出的。拉法格的報告還發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會民主黨人》第38號附刊上。——501、737。），也完全確認了這一觀點。這個報告的德文本刊載於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會民主黨人》（註：《社會民主黨人》是德國的一家周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501。）報上。南特綱領在措辭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們實際上所說的並不是他們所想要說的。如果他們得不到理解，他們的言論被人濫用，——實際上已經發生這種情形，——那當然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不管怎樣，他們應該更詳細地說明他們的綱領，而下屆法國代表大會則必須對它進行徹底審查。◎第501頁◎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較大的農民。在這裡，主要由於遺產分割，而且也由於欠債和被迫賣地，我們看到從小塊土地農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擴大了自己舊有田地的大農為止的各個過渡階段的全圖。在中農住在小塊土地農民中間的地方，中農的利益和觀點跟小塊土地農民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但是他們本身的經驗應該告訴他們，有多少像他們這樣的人已經下降為小農了。然而，在中農和大農占優勢而農業經營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長工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黨當然應該首先維護僱傭工人，即維護男女長工和短工的利益；僅僅由於這一點，工人政黨就不能向農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讓工人僱傭奴隸制繼續存在的諾言。但是只要大農和中農本身仍然存在，他們就非使用僱傭工人不可。如果我們向小塊土地農民許諾長期作為小塊土地農民存在是愚蠢行為的話，那麼向大農和中農作這樣的許諾就近乎背叛了。

    在這裡又有跟城市手工業者相似的地方。雖然他們遭受破產比農民更為嚴重，但是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人除學徒外還雇有幫工，或用學徒來做幫工的工作。讓這些手工業師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猶太主義者那裡去吧，直到他們確信，即使在那裡也不會得到什麼幫助。其餘那些看到自己的生產方式必然滅亡的人，則要到我們這裡來，而且還準備在將來共同承擔其他一切工人正面臨的命運。對於大農和中農也是如此。當然，我們關心得更多的是他們的男女長工和短工，而不是他們。如果這些農民想要獲得使他們的經濟繼續存在下去的保證，我們決不能給。這樣一來，他們就到那些樂於什麼都許諾，但什麼都不履行的反猶太主義者、農民同盟盟員以及類似的黨派那裡去了。我們確切地知道一個經濟上的真理，即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和海外廉價糧食生產的競爭，無論大農和中農都同樣無法挽救地要走向滅亡，這是甚至這些農民◎第502頁◎日益增加的債務和到處可見的衰落所證明了的。對付這種衰落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這裡我們也建議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越來越多地消除對僱傭勞動的剝削，並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一個全國大生產合作社的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如果這些農民看到他們現在的生產方式必然要滅亡並且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他們就要到我們這裡來，而我們的職責就是要盡力使他們也易於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否則，我們就只得讓他們聽天由命，而去同一定會對我們表示歡迎的他們的僱傭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們在這裡也將拒絕實行暴力的剝奪，不過我們可以指望，經濟發展將使這些頑固腦袋也能變得明智。

    只有對於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簡單。這裡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毫無掩飾的資本主義企業，因此也就不應該有任何顧忌。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人數眾多的農村無產者，因而我們的任務很清楚。我們的黨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就應該乾脆地剝奪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剝奪工廠主一樣。這一剝奪是否要用贖買來實行，這大半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我們取得政權時的情況，尤其是也取決於大土地占有者先生們自己的態度。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並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贖買下這整個匪幫，那對於我們最便宜不過了。然而這裡我們不去談論這點。我們將把這樣歸還給社會的大地產，在社會監督下，轉交給現在就已經耕種着這些土地並將組織成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我們將用什麼方式方法轉交這些土地，關於這點現在還不能說出一定的意見。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的企業轉變為社會的企業在這裡已經萬事具備了，並且一夜之間就可以馬上完成，比方說，在克虜伯先生或馮·施杜姆先生的工廠中就是這樣。這些農業合作社的範例，將說服最後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塊土地農民◎第503頁◎而且也許還有某些大農相信大規模合作企業的優越性。

    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在農村無產者面前展開一幅光輝的遠景，就像在工業工人面前所展開的一樣。所以，把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爭取到我們這方面來，對於我們僅僅是時間問題，而且甚至是一個很短時間的問題。而當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整個德國立刻就會改變風向。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業工人實際上的半農奴狀況，是普魯士容克統治的主要基礎，因而也就是德國的道地普魯士霸權的主要基礎。正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容克——他們日益陷入負債、貧窮、靠國家和別人的供養過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來越拚命抓緊自己的統治不放，——正是他們造成了並在維護着官僚和軍官的道地普魯士性質；他們的傲慢、狹隘和驕橫，使得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儘管顯而易見，此刻它之作為現時唯一可能實現的民族統一形式，是無可避免的——在國內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國外，雖有其光輝的勝利，卻如此不受尊敬。這些容克的權力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在七個舊普魯士省份的全部領土上，也就是說，幾乎在整個帝國1/3的領土上，他們掌握着在這裡提供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地產，不僅掌握着地產，而且還通過甜菜製糖廠和燒酒釀造廠掌握着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無論德國其餘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業家，都沒有處於這樣有利的地位；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掌握着整個的王國。他們都分散在廣闊的地域裡，並且為取得經濟和政治優勢既彼此發生競爭，又跟周圍其他社會成分發生競爭。但是普魯士容克的這種實力地位正日益喪失其經濟基礎。雖然有國家的幫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來，這種幫助總是列入容克的每一個正常預算中），負債和貧窮化現象在這裡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擴大；只是立法和習慣所認可的實際上的半農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對農◎第504頁◎業工人進行的無限制的剝削，才把正要沒頂的容克勉強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種子撒到這些工人當中去，鼓舞他們和團結他們去堅持自己的權利，容克的統治也就會完結。這一對於德國猶如俄國沙皇制度對於整個歐洲一樣是野蠻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動勢力，就會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樣完全瓦解。普魯士軍隊的“勁旅”就會變成社會民主主義的勁旅，那時在力量對比上便會發生那孕育着徹底變革的變動。但是正因為如此，爭取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村無產者比爭取德國西部的小農或者甚至比爭取德國南部的中農都重要得多。這裡，普魯士易北河以東地區正是我們決戰的戰場，所以政府和容克將採取一切措施來阻擋我們到這裡來。如果像他們威脅我們的那樣，將重新採用強制措施來制止我們黨的擴展，那麼這首先將是為了阻礙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村無產階級接受我們的宣傳。這對我們反正一樣。我們終究會將他們爭取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