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社會的認知閉環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11月08日04:36: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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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狀態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壹段特殊時期，很多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眾號上能暢通無阻地發表，發表之後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聯網上，反而是在更小眾也更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上發表時，迅速遭到審查和刪除。這種有趣的對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體的結構搭建。 政治哲學中的“公共領域”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現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壹件事：網絡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顯然這個理想最終破產了，但其破產的原因其實值得被分析。在這個層面上也能更宏觀也更直觀地理解為什麽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互聯網剛剛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那段時期，許多人幻想“數字化理想國”的到來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臘城邦當中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傳統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西方政治體系，但其參與者僅僅是成年男性，而奴隸、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和街心花園也是公共事務討論場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參與者其實也限定在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互聯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時候，自然有壹部分學者熱切企盼，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因此，它為什麽不可以成為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呢？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復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復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用戶製造的內容（UGC）徹底潰敗給專業團隊製造的內容（PGC）。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質詢至今的問題——追隨領袖與創造等級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不可撼動的天性？ 高質量的對話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充要條件。“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在這裏他們不斷通過理性對話達成統壹的意見——公共的意見。公共意見在很多時候不同於統治性權力的意見，或者公眾探討並揭示的“真相”不同於統治性權力對於該事件的敘事。個體用戶來到壹起，藉助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見。它是獨立於國家和人民，又處在國家和人民之間並起協調權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韓國的青瓦臺網站和美國的白宮請願網站都算得上是（經過簡化後的）數字化公共領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國民的意見，推動相應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開發表的內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戶瀏覽，但如果它結構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討論的產生，這篇內容仍然不是“公共”的。這也是為什麽當代傳播學中壹般認為，論壇、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數字時代迄今為止最好的公共領域。很遺憾，我們已經見證了論壇與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體的留言板早已被閹割到殘缺不堪。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種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論壇和博客的衰亡歸咎於其從電腦端轉戰智能手機端的失敗過渡，把社交平臺中嚴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釋為對粗俗內容以及鑽空子、刷流量等惡意行為的防範。但是綜合說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消亡是技術原因，是時代發展，但是究其根本還是體制原因。 1.微信公眾號 我們從自身發布內容最常用的平臺——微信公眾號平臺開始，具體解剖這個問題。 作為全世界日/月活動量最大的社交平臺，微信的成功與它初創時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開關係。朋友圈可以是意見發表的場所，但是發布的內容只可以由用戶的好友看見。正是這壹點促成了這款產品最初時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這壹點使得這個平臺——無論其用戶數量有多麽龐大——實質上仍然是壹個多中心的私人領域。 那麽在微信平臺中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場所，容許“互不相識的，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進行討論而產生公共意見”？事實上是有的，那即是公眾號推送中的“留言區”，這是微信平臺中唯壹壹處允許“並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同時出現並且匯集公共意見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識的微信用戶們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區接龍《人物》周刊的“發哨人”文字內容，體現的正是這種陌生用戶之間富於合意的互動。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微信推送中“留言區”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 限制壹，無法討論：並非所有公眾號都擁有留言區。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續發布原創內容的公眾號會得到官方邀請，開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並不長的“好日子”，在這段時間註冊的公眾號自動帶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後註冊的公眾號再次沒有留言區。理論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時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後向公眾號運營者發出邀請開通留言功能。但是就運營者之間的交流可以知道，這實屬極其個別的情況。 限制二，討論的數量受限：如果公眾號擁有留言區，那麽留言數目的上限是100條。精選評論的限制是5條。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討論場所的留言區顯然依附於“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數量被限制在訂閱號每天1次，服務號每月4次。 限制三，討論的互動次數受限：留言出現以後，只能由作者對評論進行最多壹次回復。他人不得回復。（即便是後臺已經極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樣限制了48小時的回復時間。在此之後留言會被刪除。） 限制四，公眾號主體對討論內容負責：留言的發布並不是由讀者自主決定，而是由公眾號的運營者在後臺選擇出來展示，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區中出現的內容違規違法，公眾號的運營者也需負擔責任。事實上，這種邏輯體現在公眾號運營的每壹處細節。譬如，每篇推送發送之前需要用手機掃碼確認發送——明確責任人——如果推送內容違規違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經綁定了身份信息的個人。也譬如在留言區的申請上，2018年3月12日之後如果想要獲得留言區，幾乎唯壹的方法是進行公眾號遷移，即從“個人訂閱號”遷移至“企業訂閱/服務號”。而“企業”號的註冊則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稱、註冊號、法定代表人、社會信用代碼、登記註冊地址等。這種門檻的升高將公眾號的內容發布更緊密地與企業綁定在壹起，意味着主體要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身對於內容的發布、留言區的討論內容，都負有無處遁形的法律責任。 2.豆瓣 在此基礎上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麽更小眾也更偏“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平臺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是因為豆瓣的傳播架構比起微信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了——無論是廣播、日記、評論、相冊或是小組中的發帖，留言區都是自動存在的。豆瓣平臺上的留言數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數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間互動次數依然不受限制。又因為自從2005年網站創建開始，“書影音”的標記就是功能的重點，豆瓣網的第壹批“網紅”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帶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可以理解，這個數字空間自然有潛力成為公共意見凝聚的場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為社交平臺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實上以“友鄰系統”知名。彼時，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往方式是申請“與對方成為友鄰”，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用戶要麽互相關註要麽是陌生人，更類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還原平常人際交往過程中交朋友的過程。這種親密感、在場感和私人化特徵打動了不少用戶，最後也導致壹部分用戶在其“友鄰系統”改版時壹怒之下註銷了賬號。改版以後沿用至今的“關註”式互動基本類似於微博。當原先那種更趨向“原子化”的結構改變成更復雜也更流動的網狀結構，“廣播”、“小組”功能塊也就正式化身成為豆瓣在數字時代的“廣場空間”——如果說“友鄰系統”更像是街坊鄰居之間點對點的走訪做客，那麽現在，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來討論事情了。 回到審查的話題上，正是因為“廣場空間”的出現以及留言區的開放，豆瓣必須採取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查。豆瓣運營團隊自身也清楚意識到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做的不僅僅是對用戶發布內容的嚴厲監管：在特殊時期，廣播功能、日記功能、甚至熱度很高的小組（如“豆瓣鵝組”）都會被暫時停用——“廣場”暫不開放；特殊時期，擁有高粉絲量的活躍用戶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戶遭到禁言甚至封號——意見領袖不許“搖旗吶喊”；此外，壹些敏感內容即使不被刪除，其留言區也會被限制為“不允許回復”——嚴防死守任何“公共領域”的出現。最後，幾乎每當公共意見翻湧的時期，都會再次傳來“豆瓣有可能被整個關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討論嗎？那就乾脆壹窩端掉。壹些清楚意識到此間取捨的老用戶也會語重心長地規勸：勿商國是，知識分子還是回去討論文藝作品吧。 如果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那即是說公開的討論會揭示出真相。如果討論不被允許，那麽真相就會永遠隱沒在陰影當中，某壹單方面想要壟斷敘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見。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這壹概念。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既是多樣的又是統壹的。人們從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對同壹位置進行觀察，聚集在它周圍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出了統壹性。所以公共領域的現實性依賴於多樣與統壹的同時存在。另外，真理或許本就是虛無的。在公共領域中，公眾應“以意見取代真理，以意見掌握真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發表不同的意見，沒有人掌握的是絕對的真理。意見相互交流，公眾才能對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後談及微博，因相似的“關註”機制，兩者之間有許多“結構性預防公共領域產生”是類似的。區別大概在於，在空間上，微博平臺中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用戶以“大V”為中心產生聚集而不是以“話題”為中心產生聚集。我們無法否認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後擁有壹段黃金時期，但也同樣無法否認在2013年以後，新浪微博似乎義無反顧實則必須走向了越來越表淺的娛樂化。 當談及微博對於留言區公共性的控制，它則更多是從交互設計的空間結構上去降低留言討論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視層級要遠遠低於內容本身。討論的困難還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往復交流被插入的廣告打斷。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壹，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復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復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blog）”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向。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復，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復制（go viral）。 如果嚴格深究“社交媒體”的定義，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體甚至都還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體架構基本彷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過大數據抓取，結論是推特中用戶的“互粉關係”其實非常不對等，所以，這個平臺的主要功能或許應被理解為“獲取信息”而不是“建立關係”。既然並不建立關係，也並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對話，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聞媒體（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戶的“喪文化”流行顯然也與社會結構的原子化分不開關係——個體無法參與公共討論或參與公共討論也沒有意義，這加強了個體的無力感，而這又進壹步消耗了個體下壹次參與公共討論的積極性，於是無力感更深……在這種循環之下，似乎只有“喪”、“低欲望”和看似無關政治公共領域的“偶像消費”才是年輕人發泄註意力的僅存話題。 事實上以微博作為主要陣地的“飯圈文化”或許在這次分析中確實值得壹提。我們可以把“飯圈”視作“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它也行使了我們上述權力模型中的效果。這種嚴密的組織把本來互不相識“作為私人的個體”通過壹個偶像作為中心聚集了起來，他們凝聚成為極具行動力的團體，在虛擬空間中進行大範圍的“控評”和“公關”。因為可以結成社群，粉絲團體的話語權和地位顯着提升了。他們不再是從前“偶像-追隨者”二元關係中無法發聲的普通受眾，而是變成了可以積極參與偶像的“人設定位”和職業規劃的長輩式人物。 4.知乎 與豆瓣的慢節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經按成了F輪4.5億元的融資。十年來激進的商業化推動平臺邊界迅速擴大，從前那種所謂小圈子“精英氣質”顯然難以為繼。這種狀態驅逐了壹部分老用戶。可以看到，新用戶並不再着迷於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討論，甚至也不再擁有早期用戶插科打諢的幽默感。在這個“知”字打頭的平臺中，似乎真正意義上以求知求真為目的的討論正在快速消失。 從結構上來說，知乎內部意見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見之間的內耗。出於瀏覽體驗的優化，交互設計中內容發布和評論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劃分——評論的可視度大大低於內容本身。並且因為按照“贊數”對評論進行排序，用戶和用戶之間平等多次的對話變得困難。 近些年來，運營者也儘量避免平臺對於特定社會事件形成公共領域的輿論熱潮。而他們此時需要做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把問題刪掉，大量回答的內容也就壹同消失。 5.機核網 我們並不是機核網的老用戶，在此處把它與前面四個社交媒體相提並論是因為它可以作為壹個類型進行分析。我們需要考慮這個事實：中文互聯網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優秀的討論，像機核網這樣的平臺還是存在，只是這些討論存在於比較小眾的互聯網島嶼裏。 機核網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來的用戶其實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眾的角度，而是充滿能動性地站在開發者、創作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去展開討論。這樣的傳統鼓勵用戶把思辨過程呈現出來，這在中文互聯網中已經算是稀有品質。只是這個帶有很高黏着度和cult氣質的小眾平臺，其用戶量顯然沒有辦法和上述幾個等量齊觀。由於並未占據中文互聯網生態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視的疆域，機核網不太可能，事實上本來也無意成為壹個真正的公共領域。 從結構上說，機核網的小眾也體現在它在組織形式上更類似於壹個線上社團而不是社交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媒體必須強調即時性。然而草根用戶想要在機核發布內容，往往要經過幾天甚至到幾個月的內部審核時間。 6.比較與綜述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不同文獻中的評價維度大同小異：《麥圭爾大眾傳播理論》中，丹尼斯·麥圭爾（Dennis McQuail）把新媒體的關鍵特徵分為互動性、社會現場感、媒介豐富性、自主性、享樂、私人化和個人化。簡·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將社交媒體分為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係、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裏，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則是：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復制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因為中文互聯網的特殊性，我們把這些評價維度簡化成了五點：審查力度、時間調度、互動強度、平臺熱度和存儲。 不難發現，上述五個社交媒體都選擇性地捨棄了五點的某些方面。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過於嚴苛地進行內容審查，但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豆瓣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但用戶數量顯然低於微信，審查力度也明顯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設計把留言區隱藏在更不可見的位置，以此勸阻了用戶之間多次往復的討論。至於機核網這壹類網站，其互動強度確實非常優秀，但是代價是漫長的審查時間以及內容熱度的有限性——內容停留在小眾平臺上，無法進壹步復制、轉發以擴展意見的影響範圍。 “存儲”這壹點主要針對於公眾討論的過程以及討論以後形成的公共意見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況》相應章節的論述中，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潛在世俗永恆性的領域。它“持續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們生生滅滅，但發表公共意見的火種永不熄滅，重要的事件也應該被永久儲存在公共領域中，作為後來者值得參考的歷史材料。 相比阿倫特的時代，當代信息的存儲顯然在技術上進步了無數倍，然而數字信息的“持續存在”所面臨的審查和刪除威脅也增長了。對不少讀者來說，放在書櫃裏的紙質文件反倒比新時代的數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數字化場所中信息的流動顯然異常迅猛，即便不被刪除，絕大多數內容也被遺忘在數字空間發霉的虛擬倉庫中無人問津。 重要的應是互聯網怎樣對公共事件和意見進行記憶。對用戶而言，重要的則是怎樣找到特定的記憶。答案自然是通過“檢索”。很遺憾的是，當我們從搜索時代過渡到如今的投餵時代，搜索也變得比從前更困難了。首先，中文互聯網中幾個重要平臺之間並不共享數據庫。這好比壹個曾經包羅萬象的中央圖書館分散成了幾個地方圖書館。譬如說，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臺內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個微信公眾號的歷史推送內容，那麽騰訊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應更方便好用；至於豆瓣，其內部甚至還並不具備壹款差強人意的搜索引擎。 結合這五點，其實我們也可以反向歸納出將近二十年的學者們暢享的理想化數字公共領域到底應該是什麽樣的。 審查力度：內容發表不受過多限制——沒有篇幅/字數/形式的限制。不設置過多敏感詞。內容不被刪除或者由用戶自己選出管理者來審查並刪除。 事實上接近於這種烏托邦的社交媒體並不是沒有存在過。十餘年前的論壇和博客幾乎都滿足了這五點要求。從這個角度上也更好理解為什麽這兩種平臺衰落了。它們或許確實沒有跟上技術疊代的節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國情所致——在今天的環境下，它們必須衰落。 對於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似乎也成了頗具諷刺性的壹課：想要創業成功，還須自己在搭建平臺的時候就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如何嚴防死守公共領域的出現？如果搭建出來的新平臺滿足了上述的四條甚至五條要求，那麽很遺憾，幾乎可以確定這次創業將在未來某個時間失敗。 7.整體結構反思 壹般認為，審查和信息管控的具體執行方式是“3F”政策——恐懼（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沒（flooding）。 “恐懼”政策很好理解，對於發表過多“敏感內容”的用戶，對其進行禁言和封號的處理。這種懲罰會讓其他內容製造團隊明白發表特定意見的代價何為。如果說為某些事情發聲，其結果是運營了數年，擁有大量粉絲和影響力的賬號被封禁，那麽發表這些內容的賬號將會大大減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種軟性也相對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懼”政策在很多時候或許會造成更強烈的民意反彈，那麽在這些時候，許多政策執行者會選擇“怠速”政策，也就是為違規的社交媒體增加“摩擦力”——讓平臺的運行不再完美流暢。具體措施可以是暫停平臺的部分服務器，使得用戶在刷新和加載頁面的時候等待時間變長，或者關掉平臺壹部分受歡迎的功能板塊，讓用戶體驗變得遲緩、殘缺。這種情況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號，平臺自身的熱度也會大大降低。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都還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沒”政策則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做法。前兩個政策或許會導致真相不斷被刪除，用戶的語言表達不斷被閹割和篡改。在最後壹個“淹沒”政策的施行下，這些都不會發生，真相或許也並不被刪除。反而，它只是被無數的異議、異見、證據、假證據、謠言、半謠言、反謠言的澄清、反對反謠言的“實錘”不斷擠兌，直到閱讀者被難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沒，失去了最後的耐心，對該事件也變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沒”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任何實際政策的實施。因為在今天，每壹個用戶身處的本來就是壹個信息不斷淹沒信息的混亂世界。很多時候真相確實仍然存在着，只是被無數的娛樂資訊和商品廣告吞沒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註意。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在英文互聯網中也有壹大批用戶在懷念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代，也在感嘆現在的討論質量低下。畢竟“淹沒”的情況是全球性的。 德波寫下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幫助解釋這種信息洪水。景觀社會的基本特徵是“由圖像主導的人際關係代替了真實的人際關係”。十餘年前互聯網中那種真實而生動的網友互動已經漸漸消失，許多人都懷念那種“親密感”和真誠的關係紐帶（connectedness）。 公眾號運營者尤其能夠明白這樣的感受——每天點開公眾號的首頁查看關註人數等數字與圖表曲線。在這個圖像世界中，關註者的人格特徵完全消隱了，他們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標準統壹地抽象為了數字。這種由圖像主導的、虛假的、間接的人際關係加強了景觀化文字的產生。我們已經見證了無數公眾號文章通過不斷降低思辨門檻來招徠更多的看客。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真實可感的人，這些作者未必能夠說得出他們寫下的那些聳動、不堪或低幼的內容。這些文字垃圾不引發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註重於煽動情緒，宣泄情感，貼標籤，或是急於發表觀點，明確自己的站隊，包括對他人進行兩極化的道德審判。 這種反智的措辭摒棄了問題可能帶有的多義性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具有的復雜步驟，它將絕對的、暴力的簡化凌駕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對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來說，這意味着大眾媒體已經將公眾的“批判理性訓練”轉變成了“預判（presupmtion）訓練”。此時，即便某個場所名義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它作為壹個公共領域實質上已經關閉了。 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麽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餘的事情。我們已經不止壹次看見中文互聯網中，人們圍繞某壹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網民這種強烈的仇恨、鬥爭和揭發行為已經形成了高速自動運轉的機器。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着不同的語言。在這種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不必奢望對於某壹話題討論形成壹個統壹的公共意見，更不必談藉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針對“女性主義”這種宏大話題，群體內部形成兩派互稱“女權婊”和“男權癌”，他們都覺得對方是鐵板壹塊、愚不可及，雙方都在各自陣營中覺得和對方爭吵是雞同鴨講；面對“疫情期間留學生該不該回國”這種具體問題，群體內部依然形成兩派，雙方仍然進行毫無可能達成合意的罵街式對戰。這都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當所有公共領域被取消，有效的討論不復存在，不再有“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而是“作為私人的個體更加遙遠地分開了彼此”。 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汙名化，更多無意義的爭端。 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特徵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公民實驗室2020年5月7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軟件微信是對平臺上的文檔和圖像內容實施監控，並使用監控所得的數據訓練其審查系統。本文是對該報告的概述，以及與研究團隊的壹些常見問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註冊賬號，並利用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聊天記錄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系統。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審查。不在中國大陸的用戶可能會認為微信針對政治內容的審查和監控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微信國際賬號之間的通訊會被監控，通訊中的政治敏感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我們通過技術分析，發現此監控針對通訊中的文檔和圖像內容。目前我們無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樣的監控，我們提示用戶存在這種可能性。 監控和審查均不會提示用戶，缺乏透明。 本研究顯示微信對中國大陸賬號以及非中國大陸賬號實施內容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內容監控幾乎無法被察覺，除非用戶自行進行審查測試，而大部分個人用戶並不會主動測試。 微信對外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個人信息請求，及微信的隱私專員均沒有表明或解釋微信會進行內容監控。 本報告對微信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進行了內容分析，發起了數據主體訪問請求，並向騰訊數據保護專員提出了相關問題。我們試圖通過這些研究方法，了解騰訊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確授權了我們發現的監控行為，以及有關專員能否對這些行為作出解釋。以上方法均無法為我們在技術測試中發現的監控行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釋。 與研究團隊的常見問答 微信如何進行審查？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關鍵詞和圖片審查。 微信通過服務器端進行內容審查，審查機制存儲在服務器上。信息從壹方微信用戶發送到另壹方時，它會途徑騰訊（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服務器，服務器在把信息傳遞到接收方時會先檢查該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詞。 含有敏感詞的信息會被屏蔽，微信不會對信息發送方或接收方進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顯示的是兩個中國大陸註冊微信賬號的聊天界面。壹個賬號試圖發送關鍵詞“法輪功”，該關鍵詞被屏蔽，但沒有任何信息提示發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國大陸微信賬號與非中國大陸微信大陸賬號有什麽區別？ 妳是如何發現非中國大陸賬號存在被監控行為的？ 監控甚少無緣無故地發生，很多時候實施監控是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來完善日後的審查機制等。基於此前的研究，我們知道微信如何通過監控圖像和文件來自動過濾敏感內容。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困難在於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不存在內容審查，所以要測試它們是否受監控我們必須使用兩個不同的聊天環境：第壹個是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聊天環境，用以觸發監控；第二個是含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在內的聊天環境，用於監測審查變化。當我們在僅含有非中國大陸賬號的聊天環境中發送政治敏感內容，我們觀察到第二個聊天環境中審查內容有所增多，這表明第壹個聊天環境中的內容是受到監控的，即使它並不含有任何中國大陸賬號。 微信如何分析，標示，並存儲敏感文件？ 微信通過消息摘要算法版本5 （MD5 hash）來迅速辨識並標誌敏感內容。MD5值是什麽？ 這項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處？ 對於微信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用戶來說，這項研究的結論意味着什麽？ 這些研究結果是否意味着中國政府在監控微信的國際用戶？ 我們的實驗顯示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交流通訊會被用於擴建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審查系統。然而，我們的研究無法支持騰訊與中國政府分享微信國際用戶通訊記錄這樣的說法。雖然我們的研究表明微信對國際用戶實施內容監控，但我們沒有其他確切證據明晰哪些內容被監控，監控的所有動機，以及微信與誰或哪些機構分享了這些監控數據。 難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體平臺都或多或少存在監控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的行為有什麽不同嗎？ 這些研究結果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數字審查？ 中國的內容管控範圍有多廣？ 公司需要自行審讀有關條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鑑定如何過濾內容以及具體哪些內容需要被過濾。我們過去的研究顯示，微信會在敏感時期和重大事件期間會廣泛地審查內容，比如最近針對新冠疫情的討論。 研究結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問題？隱私協議難道不是應該告知用戶相關的監控行為嗎？ 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的隱私專員可以以誤導用戶為理由給公司開出罰單。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罰款規定，罰款可從數百，到數千，乃至數百萬元。在某些國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聯邦隱私專員提出申訴，隱私專員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進服務的建議。 平臺服務商，如蘋果和谷歌， 可以基於誤導消費者和不準確提供隱私條例的理由從平臺上移除相關應用。 最後，政府機構可能會調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內容監控。調查結果可能會導致某些政府機構禁用微信，甚至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強制平臺移除軟件。 這項研究與此前針對新冠病毒的審查研究有相關之處嗎？ 這壹份報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內容管控並不限於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微信針對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進行了內容監控。我們並沒有測試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是否被監控和增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微信有能力這樣做。 壹名用戶試圖發送同時含有“美國疾控中心” 和 “冠狀病毒” 的信息，但由於“美國疾控中心”和“冠狀病毒”這兩個詞組成了敏感詞組，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並沒有收到這些信息。 妳們未來的研究計劃是什麽？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國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軟件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擁有超過11億海內外月活躍用戶。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騰訊運營的即時通訊軟件，騰訊是中國其中壹家規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種功能，比如包括壹對壹和群組聊天在內的即時聊天功能，提供用戶上傳文字和圖片等狀態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類似博客的微信公眾平臺。 此前公民實驗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實行內容審查。內容審查並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事件發生發展而變化。 “壹APP兩制” ：微信如何區別審查中國及海外用戶 關鍵詞過濾僅僅針對那些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微信號的用戶，即便這些用戶之後更改綁定的手機號，用海外手機號碼綁定原有微信號，審查機制也依然存在。 中國社交媒體如何管控新型冠狀病毒討論 針對直播軟件YY和聊天軟件微信的研究顯示，兩款軟件均對該話題採取了廣泛的審查。不僅內容敏感的詞彙被過濾，甚至壹些對病毒的中性的討論和提及被審查。這樣廣泛的審查有可能導致公眾無法獲得能幫助其保護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閱先焚” ：微信朋友圈圖片過濾功能分析 微信採用了兩種不同的算法過濾朋友圈中的敏感圖片：壹種是基於光學字符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檢測方法，該方法用以過濾包含敏感詞的圖片；另壹種是基於圖像相似度的對比，該算法用以過濾與微信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圖片相似或吻合的圖片。 “未閱先焚” （二）：微信實時過濾圖片功能分析 我們發現微信實時自動過濾用戶聊天中給傳輸的圖片，微信分析圖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對圖片是否與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現存圖片相似。微信通過保存和更新敏感圖片的MD5哈希值實現實時圖片過濾。 微信過濾了哪些“十九大”關鍵詞？ 微信從與十九大開始壹年多前就開始屏蔽有關的關鍵詞，隨着十九大日期逼近，該關鍵詞庫也在不斷更新。關鍵詞涵蓋內容非常廣泛，不僅包括了批評黨代會，領導人以及黨內鬥爭的言論，許多對中央政策和黨意識形態的中性指稱也被過濾。 勿忘曉波：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之分 對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的初步分析顯示，在劉曉波去世後審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於任何對劉曉波的討論乃至簡單提及也不被允許。在微信上，劉曉波去世後，任何提及劉曉波名字的內容——不管是簡體中文、繁體中文還是英文拼音——都會被過濾。我們在之前的研究曾發現，微信在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會進行圖片審查，而在劉曉波去世的這事件上，我們首次發現：微信在壹對壹聊天功能中也進行圖片審查。在新浪微博上，劉曉波去世前，任何由劉曉波全名為關鍵詞的搜索——包括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後，他的名字“曉波”可以觸發審查。 不能說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過濾的“709追捕” 本研究記錄了在微信和微博平臺上針對“709事件”的審查。通過壹系列測試，研究者發現了在這兩個平臺上被審查過濾的與“709追捕”相關的關鍵詞。研究者在微信平臺上發現了與“709事件”相關的圖片審查。這是第壹次針對微信平臺的圖片審查的系統記錄。 極權中國對社會資訊的鉗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前言：這篇三萬字長文可能是互聯網上關於谷歌撤出中國敘述最為詳盡的壹篇，它通過事件回顧、原因分析和未來展望，輔以諸多案例，全景式再現了谷歌事件的真實面貌，駁斥了所謂的“為人民屏蔽互聯網”的謊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團以及政府高級官員假公濟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網站被封鎖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顧了中國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管制的歷史和現狀，最後提出了四點建議，希望對中國互聯網環境的正常化有所助益。 壹，谷歌篇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狀況綜述 先說個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從新加坡回中國度假都要抱怨上網難。我家是光纖到戶，網速如飛，當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網站不可訪問，尤其是她做作業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聯繫同學用的臉書Facebook。 在中國大陸無法正常訪問的網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臺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還有世界最大的 財經網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視頻網YouTube、世界最大圖片分享平臺Instagram、世界着名大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斷時續（部分屏蔽）的還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維基百科Wikipedia、世界着名電臺BBC中文網，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 日報》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前後被中國政府屏蔽的網站在兩千個以上，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封鎖網站”就列出了數百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郵 箱、圖片、視頻、雲存儲等等方面，涉及國際互聯網幾乎所有門類，而且主要是業內領先的大型網站。 很多海龜以及初到中國的外國人對此很抓瞎，這麽多大型網站和手機app都不能用，來到中國就像來到了國際互聯網的孤島，立馬與世界失去聯繫，無奈只得翻牆。翻牆是壹件鬧心的事，壹是網速嚴重減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時時更新，費力費錢。 抓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從被封網站獲取信息的國人，包括教師、學生、記者、科研人員、外貿和金融從業人員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練翻牆大法，工作和生活嚴重 受阻。中國大陸對網絡的封鎖還在逐漸升級，2014年對谷歌郵箱Gmail的徹底封鎖導致上千萬中國賬戶無法收發郵件，用戶壹片哀嚎，尤其是外貿從業人員 和申請讀國外學校的孩子們。 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全中國有超過4億人使用（谷歌開發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機，但中國政府封鎖了谷歌的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導致全國幾億智能手機用戶無法安裝官方認證軟件，加劇了盜版軟件和手機病毒的泛濫。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應該說，中國的網絡封鎖已經嚴重影響了國民生產和人民生活。 奇怪的是，我怎麽也找不到這些網站被封鎖的具體原因。以谷歌為例，被封鎖了這麽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決書也找不到行政執法通知書。中國政府發言人只是籠 統地說這是“依法管理互聯網”，但是網站具體違反了哪條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國家安全的，壹律無可奉告。無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網站太多，讓我們先從幾個大的說起。 壹.谷歌篇 1.大鱷翻臉 聲明原文翻譯：“我們有證據表明攻擊者的主要目標是入侵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這些未經報道的攻擊和監視，以及過去幾年來政府試圖進壹步限 制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已使我們得出結論，我們應重新審視在中國的業務運營。我們已決定將不再繼續審查Google.cn上的搜索結果，並有可能關閉我們設 在中國的辦公部門。” 以上文字相當醒目，這等於是公開與中國政府翻臉。在跨國公司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壹家商業公司以措辭嚴厲的聲明與壹個大國政府公開決裂，此種情形 極為罕見。壹個以賺錢為目標的互聯網商業公司，居然要放棄地球上互聯網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放棄壹年幾十億的收入，這讓各路財經評論家們眼鏡掉了壹地。 我剛聽到這個新聞也是壹頭霧水。因為遭到黑客攻擊，所以撤出中國？這是什麽邏輯？黑客攻擊乃是常事，各國政府、網絡公司以及民間高手都精於此道，如果壹遭到黑客攻擊就撤，那谷歌早該死了多少回了。論技術實力，谷歌也不至於輕易輸給黑客吧？ 趕緊找來谷歌的官方聲明仔細閱讀，其中有這麽幾段：“我們對壹些搜索結果將受到審查而感到不適”，“我們將與中國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運營壹個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展開討論”，但“中國政府在與我們討論的過程中十分明確地表示，自我審查是壹個不可談判的法律要求。” 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結合雙方的態度以及世界媒體的評論，不難發現黑客攻擊只是個導火索，谷歌與中國政府翻臉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和中國政府在搜索結果過濾（敏感詞審查）這個問題上始終談不攏。 2.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 “同誌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公開特殊字符限 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架服務器，差距很大。其實呢，註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裏的網監體系，這是政 策基點的問題，沒有壹絲可能性。我們這邊的原則：壹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 本，我們在維護聲譽。這兩點，在這個範圍內，只能這樣說，同誌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於最後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壹年，走兩 年，它總有求着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壹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註意口 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註意。再強調壹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 “特殊字符限制”聽起來文縐縐的，其實就是敏感內容審查。對谷歌等搜索引擎來說，就是對某些詞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這段談話相當雷人：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裏有壹點依法治國的影子？ 李秘書長口氣這麽大，當然是有原因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傳媒管理，最大的老闆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門，而是黨的下屬機構 — 中宣部，全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它掌握着全國最高話語權。所有的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站等等，無論線上線下，都必須聽其指令，否則就請關門大吉。 谷歌對這種中國特色的網絡管制當然是了解的，只是後來越來越不適應。後文我們將看到，中國政府的秘密互聯網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惡”的公司文化有相當嚴重 的衝突。但谷歌那時既然決定了要在中國境內做生意，就必須服管。半推半就最後的情況就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雖然也執行中國官方的審查令，但執行得不 夠積極，時有漏網和過濾不及時。 中宣部對此相當惱火，又不便公開指責，於是通過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對其多次進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國因此陷入了各種“門”，如2006年2月的牌照 門，2007年7月流氓軟件門，2008年3月漏稅門，2008年6月泄密門，2009年1月低俗門，2009年6月涉黃門等。 谷歌這種網絡大鱷，店大欺客、野蠻併購、不顧用戶反對隨意撤併產品等齷蹉事幹過不少，但要說谷歌是個涉黃流氓，老楊認為有點冤枉。在過濾黃色內容方面，谷 歌還是比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Google.cn）默認開啟嚴格過濾，少有黃色圖片漏網，而美國谷歌（Google.com）默認的是中等強度過濾。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為啥我已經很嚴格了，但是中央電視臺還是猛烈炮轟我為黃色流氓？同樣的搜索機制，為啥在別的國家都沒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沒有很好地理解中國人的語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罵槐等成語。 中央電視臺說用谷歌搜索“兒子”，首頁出現了母子亂倫的內容，於是證明谷歌是個涉黃流氓。這個邏輯其實並不完備。有極客論壇爆料，在央視新聞播出的前兩周，谷歌服務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兒子”壹詞的搜索請求，用戶隨後專門點擊不倫鏈接，而這些流量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按照谷歌搜索的算法，有效訪問量占了很大比重，在突發大量“兒子”搜索點擊黃色鏈接的情況下，黃色圖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黃事件，其背後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贓的可能性。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邏輯有問題，但谷歌也沒有就此翻臉。 涉黃門只是壹個例子。總而言之，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從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國政府多次交鋒，積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來自中國官方的）黑客攻擊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壹根稻草。在這堆稻草裏，最扎人的就是搜索過濾這根。 3.過濾與審查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皇上說禁什麽就禁什麽，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軌道。中國第壹個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專律》，後來還有1908年大清報 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認了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中國大陸至今沒 有專門的《出版法》和《新聞法》。這在世界各國中是非常罕見的。 中國新聞立法推動人之壹的孫旭培教授曾在《新聞立法之路》壹文中引述了中國共產黨老壹輩革命家陳雲的壹句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壹個新聞法，我們 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 制。”陳雲的談話反映了中央高層壹部分人對新聞立法的態度。 當然，也可以制定壹個中國特色的《新聞法》，規定壹切媒體聽黨指揮。理論上這麽做沒問題，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聞自由、保障媒體監督的時候，中國推出這樣壹個反潮流的《新聞法》，在國際上豈不貽笑大方？人多少還是要點臉的。 我們都知道，新聞和出版法事關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國際法律界素有“第二憲法”之稱。但因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聞法》和《出版法》在中國難 產了幾十年，短期之內也看不到制定這兩部法律的希望。中國政府陷入了兩難，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乾脆就拖着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新聞法立法有無具體的議程”，發言人乾脆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全國人大是憲法唯壹的監督機構。全國人大有壹堆委員會，教科文衛委、財經委等等，唯獨沒有最重要的憲法委員會。我們中國也沒有憲法法 院。所以，當出現違憲案件，比如中央禁止報導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記者發飆了要起訴，他會發現無處可告，沒有任何法院或機構受理違憲案件。我們既沒有《新 聞法》也沒有《出版法》，加之《憲法》也被架空，所以新聞和出版自由在中國就只是壹句空話。 在壹大堆出版規章中，國務院2001年頒布的《出版管理條例》是最重要的壹個，但這個條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沒有具體的審查標準。 出版審查100條明細第80–87條 自1994年以來，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出版和信息傳播的方式。網絡言論（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論壇、博客以及手機app都是免費的，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發布任何東西，信息量急劇增加，傳播速度極快。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對出版和宣傳管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先說明壹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有很多種不同的叫法，互聯網管制、互聯網審查、互聯網管理、互聯網過濾等等，都大同小異，本文主要用“互聯網管制”這個詞。 總的來說，互聯網管制有兩種方式：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謂內容管制，簡單地說就是有些內容政府不想讓大家看，旋即命令網站刪除。這事說着容易，但在信息 爆炸的時代，要滴水不漏地審查互聯網所有的內容難度很大。本文草稿徵求意見的時候，有人問為啥政府壹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個搜索工具嗎？這話說得也沒 錯，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聯網的內容，就不怕妳搜，隨便妳用什麽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內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後面我們有案例分析）。 相比內容控制的吃力不討好，控制搜索引擎（實施關鍵詞屏蔽和搜索結果過濾）可謂四兩撥千斤，效率高多了。打個比方，某圖書館有壹百萬本書，其中有壹萬本政 府不想讓大家看，有兩個方法可以做到這點，壹是壹本壹本地下架，二是在圖書館的電腦索引中刪除這些書目，讓讀者找不到這些書。妳覺得哪種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壹般是雙管齊下，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進行。後文令計劃與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內外有別 2014年10月30日，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有記者問為什麽中國要關閉Facebook等國外網站，中宣部副部長魯煒壹語驚人： “我們沒有關過境外的任何壹家網站。妳的網站在妳家裏，我怎麽可能跑到妳家去關妳家的網站呢？”魯煒其實說的並沒錯，任何國家都沒有治外法權，中國政府對 某些外國網站（以及服務器在外國的中國網站）無法關閉，只能屏蔽。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只有中國在審查互聯網，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公司都在幹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國等很多國家就屏蔽兒童色情網站，Facebook和Twitter就刪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義的 內容。在某些伊斯蘭國家，嘲諷先知穆罕默德的內容壹律非法（但這些內容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均為合法）。法輪功在中國大陸是”邪教”，政府不允許它在互聯網上存在，但它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和臺灣）都是合法的。 有沒有壹些東西是全球公認應該禁止的？很遺憾目前並沒有壹個互聯網全球管理準則。我個人認為，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沒了則壹切無意義。這是普世第壹原則。所以，凡是不利於人類生存的東西都應該群起而誅之。 有些東西堪稱人類公敵，幾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後快，這包括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製毒販毒等等。谷歌在剷除這些內容方面和中國政府應該是壹致的。2012年7月的時候，谷歌智庫Google Ideas還主持召集了全球性會議，商討如何在網絡上剷除這些犯罪行為。 不難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執行某種程度的搜索和內容審查。我這裏有壹篇哈佛法學院的報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這份報告詳細研究了113個網站在德國和法國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況，即同樣的詞彙，谷歌法國google.fr、谷歌德國 google.de的搜索結果與谷歌美國google.com的搜索結果不壹樣。這個報告指出，在德國和法國移除的搜索結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義 （White nationalism）、反猶太主義、納粹主義以及伊斯蘭教激進派網站，因為這些內容違反了所在國的法律。這個案例還說明，谷歌（根據當地的法律）在歐洲施行了比美國更嚴格的搜索審查。 政府審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內部審查。雙方都審查，為啥谷歌和中國政府就談不攏呢？壹般認為，他們的衝突主要在於兩點，第壹，審查的內容有沖 突，即某些內容中國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認為不妥；第二，審查的方式衝突，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制多為秘密通知，而谷歌傾向於公開和透明化。本文將重點探討這兩點。 5.分歧何在：審查的內容 不但谷歌，我在網上挖地三尺也同樣很難找到其他互聯網公司進行審查的具體情況，比如哪些詞彙要過濾、哪些文章要刪除以及哪些網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其解，這麽重要的事情，難道靠口頭通知？但事實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網上找到了壹篇文章， 《中共鉗制媒體揭秘 — 從公開到隱蔽，由宏觀及微觀》，作者是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這篇文章原發表在《新政治家》雜誌2012年10月號，部分摘抄如下： “2001年5月的壹天下午，我接到壹個聲稱來自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陌生電話，要我撤掉南方都市報將於第二天見報的壹篇稿件。作為南方都市報總編輯，我 經常接到中共各機關類似的電話。不過這次來電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藉機表達不滿，就很不客氣地答復：“不好意思，我不認識妳，不能確定這就是來自部領導的 指示;為防止有人冒充宣傳部領導對報紙發號施令，麻煩妳傳真書面文件給本報，否則無憑無據難以執行。” “江澤民統治的後期，丁關根領導的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壹個顯着的變化是，宣傳部門不再像以往那樣鄭重其事地下發文件或明傳電報， 對媒體發號施令，要求總編輯執行;而主要採取電話口頭傳達或手機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總編輯或具體負責人。原因在于禁令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書面行文需要層層報批，過於繁瑣，也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而電話口頭傳達和手機短信通知，手續簡化，效率高、見效快。” “應該是對自身行動的不正義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實心知肚明，中共的媒體控制在胡錦濤時代開始進入地下秘密狀態。這壹時期的顯着變化是，打電話給媒體傳達禁令的宣傳部門官員，通常都會在掛機之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留任何字據，不得透露下達了什麽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麽部門下達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達禁令領導的姓名。”中共宣傳部的禁令，就這樣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貫徹執行。” 讀到這裏諸位應該明白了為什麽谷歌撤出中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卻不把話說具體，因為谷歌手上可能並沒有多少書面字據。電話錄音或記錄有嗎？這個我不好確定，得問谷歌公司有關人士。 雖然谷歌和中國政府雙方都在打啞謎，但我們還是有辦法推斷他們到底在吵什麽（哪些互聯網內容被管制了）。總體來說有以下三種方法，壹是維基百科法，二是“消息靈通人士”法，三是比較法。下面我們逐壹來看。 A.維基百科法 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絡審查詞彙”列出了壹大堆敏感詞，從單字到組合詞，比如：胡、劉、李、吳、溫、習、賀、賈、令、計劃、法拉利、胡錦、 hujin、月月鳥、澤民、太上皇、蛤蟆、康師傅、27億、真理部、紐約時報、阿波羅新聞、紅太陽的隕落等等。 上面這些詞是截止2013年初的。應該指出的是，敏感詞經常在變化，每個省區的敏感詞也可能不壹樣，並且有時候昨天的敏感詞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計劃+法拉利、（周永）康師傅等等，現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感詞彙表是中國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壹。雖然中國政府從不公布這個詞彙表，但敏感詞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它存在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論壇灌 水，在博客發文，常會遭遇“內容包含不當或違法詞彙，請返回修改”諸如此類的提示，但具體哪些詞有問題，對不起無可奉告。這讓網民們很抓狂，所以有人專門 開發了敏感詞檢測軟件，比如“百度貼吧和諧測試器”等等。這類軟件是中國獨特的互聯網審查環境下的奇葩之壹。 中國大陸互聯網過濾的內容之多，敏感詞變化之莫名，讓網民無所適從。比如某段時間不可搜索胡+溫，這勉強可以理解，但某些帶“胡”的詞在谷歌都不准搜索， 比如說胡蘿蔔，就讓人抓瞎了。很多人對此頗有微詞。雖然我對作家韓寒並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廣為傳播，這裏引用壹下： “事實上，我壹點都不懷念谷歌。谷歌就像壹個姑娘，有壹天她跑過來說，我要離開妳。我說，不要這樣親愛的。讓人傷心的是，最後她還是離開了。但是我發現， 其實當我想上她的時候，我還是隨時能上她。唯壹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時候能從她身上搜出胡蘿蔔，但是現在，我問她，胡蘿蔔呢，她就嗖壹下不見了。” 外國人看這段可能不知所云。要理解這種文字，得對中國大陸“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的網絡審查環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維基百科查敏感詞要補充壹點，維基百科本身在中國大陸也時常遭到屏蔽，訪問時斷時續，若想暢通無阻請適時爬牆。2013年8月，維基百科聯合創始人威爾 斯對記者表示，他寧願放棄在中國開展業務，也不願接受中國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聯網審查。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壹轍。看來維基百科被徹底屏蔽也是遲早的事。 保持好奇，獲取知識，此乃人類本性。因為有幾個詞條的解釋與政府的不壹致，所以要阻止民眾訪問全球最大的知識庫，這種做法堪稱反人類。因為飯裏有幾粒沙子，從此以後就不吃飯，還不准全國人民吃，此邏輯令人驚詫。 B.消息靈通人士法 我查到的資料裏有壹個名叫張賈龍的博客作者，他是前騰訊財經頻道的小編，後來被開除，原因是“泄露商業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張賈龍透露的管制內容有“習特勒”、“講話精神研究中心”、“誰讓我們成了無產階級”等等。 我試了壹下，張賈龍透露的信息基本準確，谷歌搜索“習特勒”有壹萬多條結果，而百度則基本無法搜索這個詞（除了幾張希特勒相關的照片）。 C.比較法 如果說習特勒這種詞有欺君犯上之嫌，應該屏蔽的話，有些詞被審查則讓人莫名其妙。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貢區網宣辦” 江西小城贛州的壹個區的壹個辦公室，居然有超過30萬條搜索結果，壹個小小辦公室也能這麽火？原來是這樣，2014年12月，壹名黑客破解了贛州市章貢區網宣辦的工作郵箱，將整個信箱內容公布在網盤上。此文件很大，諸位可以自己下載慢慢讀，體會基層宣傳工作者的艱辛。在網絡時代，宣傳管理工作比 傳統印刷時代要艱苦多了，信息量巨大，傳播速度極快，經常需要加班，24小時待命。 同樣是搜索“章貢區網宣辦”，百度只有3,040條結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麽爛，搜索數量差這麽多是不可思議的。再來看其首頁，內容也 與谷歌完全不同。這裏面有搜索引擎內部機制的原因，比如百度着名的競價排名（交錢多的排首頁）。另外壹個原因大家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個詞在中國遭到了 審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過濾了搜索結果。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門的首頁 用百度和谷歌分別搜索天安門，首頁的結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網頁在百度裏根本就找不到。很顯然天安門這個詞在百度被審查了，某些網址被屏蔽。 看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為什麽谷歌在中國得關門，那個3小時紀錄片《六四天安門》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豈能容妳？順便說下，這個3小時紀錄片（以及類似的涉及中國政治的視頻）也是全球最大視頻網YouTube被禁止訪問的主要原因之壹。 當然，比較法最好是直接比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無管制狀態下）的結果。 6.真理部指示 下圖是維基解密發布的壹份某省網宣辦文件（請註意，網宣辦不是政府機構，而是黨的機構）。這份文件列舉了互聯網上哪些輿論要引導，如何引導，規定得非常細 致，有刪除、推薦、置頂、沉帖、壓至後臺以及請網評員出馬等等，時限規定清楚，責任落實到人。 維基解密的資料是否真實，這裏不做評論。我個人觀點，這樣壹個超長表格，內容又如此細緻，造假難度很大。這個表格也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內容控制工作之細 致。這和奧威爾的小說《1984》描繪的場景很相似。它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妳的眼睛，因為妳能看到什麽，都是由壹位“老大哥”決定的。在互聯網時代也 是壹樣，博客、論壇、門戶網站新聞等等，盡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後舉個例子。汶川地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次死傷慘烈的地震中，各路記者衝鋒陷陣，給人的印象是媒體都放開了報導，但根據維基解密透露的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間的互聯網管制也同樣嚴格。 到這裏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壹下中國政府互聯網管制的最大特點，那就是不允許大量出現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這並非我的個人隨口胡掐，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就是 這麽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這麽說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國CBS記者邁克•華萊士專訪時曾有如下對話： 華萊士：“主席先生，妳為什麽封鎖網站，包括 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理由何在？妳不信任人民從網上取得信息及學習嗎？” 江澤民：“我希望人們將從網上學習很多有用的事情，但無論如何，網上有時也有不健康的東西，特別是網上的色情內容，對我們的年輕人傷害很大。” 華萊士：“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沒有色情的東西。” 江澤民：“它們被禁可能是因為有些政治消息的報導，我們需要有所選擇，我們希望儘可能地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用的信息。” 江澤民和華萊士北戴河訪談 7.網絡屏蔽案例分析 總的來說，從江澤民、胡錦濤到今天的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沒有壹點放鬆的跡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門》紀錄片就是壹例， 只要這個片子還出現在YouTube裏面，YouTube在中國大陸就別想正常訪問。同理也適用於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國政府不滿的 內容在上面傳播，這些社交網站就別想在中國運行。 讓我們來看最近的幾個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國政府突然封殺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壹夜之間方舟子就從（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消失 了。中國政府這次封殺方舟子，和以前封殺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人的手法壹樣，既不通知也不審判，而是偷偷幹掉，全國整齊 劃壹，行動非常迅速。 方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他批評了壹個名叫周小平的“網絡作家”。周小平先寫了壹篇文章《夢碎美利堅》，列舉了美國的種種不是。這篇文 章有諸多硬傷，有些證據純屬捏造。曾在美國讀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於是專門撰寫了壹篇長文《“網絡作家”夢遊美利堅》，指出周小平的諸多錯誤。 文人之間的論戰我們見得多了，為什麽這次國家機器要參與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殺的前幾天，2014年10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邀請了72位文藝界名人參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為網絡作家的代表參加了座談。座談會結束時，習 主席還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說：“希望妳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周小平是中國官方樹立的網絡文藝典範。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評官方作家，結果立馬被縫嘴。這次還不是簡單刪帖，而是全面銷號。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互聯網內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徹底屏蔽，說明了中國政府互聯網管理的壹大特點，那就是發表文章可以，但是觀點不得與官方有異，更不得廣泛傳播。用宣傳部門的語言，那就是全國上下都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壹致”，否則刪妳沒商量。 最新的案例還有紀錄片《穹頂之下》。這幾年中國霧霾圍城， 民眾頗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個叫柴靜的小妹上傳了壹個她自己拍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講述她本人對霧霾的看法。這個片子創下了全國紀錄，壹周 之內點擊播放超過壹億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從2015年3月7日晚上開始，全國所有的視頻網站統壹下架了《穹頂之下》，現在中國人要看這個片子只能翻牆 去國外網站。 和往常壹樣，中國政府對此保持沉默。我個人估計，《穹頂之下》提起了公眾對霧霾的重視，這本是壹件好事，但該片被廣泛傳播之後，公眾自然會追究霧霾圍城的 原因，其中之壹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國政府最怕自己被廣泛質疑，因為這有可能動搖其執政的基礎。《穹頂之下》被封殺還說明了壹件事： 對這個政府來說，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當然，也不是說在中國大陸就不允許批評政府。在飯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眾場合就要註意了，藉助網絡廣泛傳播更是被嚴格禁止，相關言論會立馬被掐斷和查封，相關人士會遭到各種處理和封殺。近期案例請搜關鍵詞“畢福劍”以及“德國雷克”。 有壹點要說明，無論互聯網怎麽嚴格監管，還是能搜到壹些批評政府的言論，有的尺度還相當大。原因之壹是因為互聯網的內容浩如煙海，縱有百億維穩資金也不可 能每壹頁都人工審查，只能挑重要的來，先管好門戶網站、大型論壇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單就微博來說，重點管好那些上萬粉絲的大V即可， 至於那些沒幾個粉絲的普通賬號，隨便他們發表什麽言論好了，起不了什麽風波。這就是為什麽有時妳在微博小戶上（以及互聯網上）能找到壹些尖銳的言論，但是 在大V微博裏卻找不到。 小賬戶和微博大V的社會影響力完全不是壹個檔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號上存在得好好的，壹經大V轉發就立馬被屏蔽。舉個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學生朋友們談談我對毛主席的個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幾年都 沒事。2015年1月11日，擁有三千萬粉絲的任誌強將此文轉到他微博上，不到兩小時就有三千多次轉發，然後立馬被屏蔽。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對平頭百姓的言論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經常被屏蔽，《蛋炒飯與白眼狼-老楊再談朝鮮戰爭》、《老楊再談徐純合之 死》等等，這些文章無論是在微博還是微信都發不出去。有時換掉某些敏感詞發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審核照例刪除。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創，既不涉毒也不涉黃，壹句罵人的話也沒有，被刪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鄙人的觀點與官方有異。 對谷歌來說，互聯網（內容和搜索）審查要和中國政府保持100%壹致確實勉為其難。《谷歌透明度報告》有壹句話，說明了為啥谷歌對政府的屏蔽要求有時不予 執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夠明確，我們會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時我們不遵從相關要求是因為這些要求不是通過適當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 出，不能是口頭說明。有時政府機構提供的書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須另行申請法院命令。” 谷歌這種死腦筋，凡事都要搞得那麽正規，刪除的要求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這和中國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對不上號。後文的案例我們將會看到， 令計劃的兒子開法拉利玩雙飛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詞彙，沒有哪個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決，這只能緊急電話通知。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谷 歌在中國水土不服，與中國政府衝突不斷，最後徹底翻臉，應該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審查的方式 2014年10月，有記者問為什麽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被屏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按慣例答道：中國政府依法對互聯網進行管理。雖然依法管理這個詞時 常被中國政府官員掛在嘴邊，但實際情況是，無論是屏蔽網站還是劃定敏感詞亦或刪除文章，沒有壹個是依據法庭的判決。 就我所查閱的資料，互聯網審查在世界多數國家是壹個法律問題，刪除或屏蔽在歐美多以法院的判決為準，而中國大陸的互聯網審查從來沒有法院什麽事，它們是各級政府（和黨委）自行決定，以上級指示甚至口頭通知的形式下達，黑箱操作，不予解釋。 這就是中國網絡審查方式的最大特點：秘密審查，秘密執行。公眾無從知曉審查的程序和依據，官方也從不發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說了，就谷歌系列產品來 說，上億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圖和各種服務，屏蔽谷歌這麽大的事，即便不審判也不新聞聯播，起碼也該在報上登個啟事吧？中國政府偷偷幹掉谷歌，此 種行為就好像半夜把橋炸了卻不在橋頭立個牌子，相當缺德。 中國的敏感詞過濾，其官方說法是“特殊字符限制”，民間則有各種說辭。以微軟的Bing為例，它的搜索頁面最下方有時候會出現壹行小字：“為回應符合本地 法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壹行小字就是微軟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內的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搜索引擎）活下 來的秘訣。我很想看看這些通知的實例，但是挖遍互聯網也沒找到壹個。它們全都是國家機密？ 微軟公司對這行字是這麽解釋的：“如果政府機構要求刪除顯示的搜索結果與我們聯繫，我們需要政府機構提供適用法律和權利的證明，以及官方的刪除要求申請。。。那麽我們可以履行刪除申請。如果要求我們必須實施申請，我們將有限地實施申請。” 微軟說得很委婉，“有限地實施申請”？哪位能舉個例子說說它什麽時候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刪除要求？微軟Bing搜索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屏蔽要求，還依然能在中國運行，難道中國政府對谷歌和微軟執行了不同的標準？ 9.秘密法律 公開性是法律的天然屬性，它有兩個含義，壹是法律條文不得保密（這是廢話），第二，法律程序應該公開。即便少數時候可以秘密審判，但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秘密宣判（ 以及秘密執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說法，互聯網屏蔽和敏感詞過濾是依法管理，則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簡易審判之後的判決書，但是它們卻從來沒有公開過。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但任何判決都應公開宣布。”這也 符合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於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應噹噹庭公布不公開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論是否公開審判，判決壹律公開宣告。 我們可以想象壹下，如果秘密審判，還加上秘密執行，那街頭就會有人突然消失，人間蒸發，且原因不明，這個國家就會變成壹個人人自危的恐怖國家。所以，雖然某些涉及機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審判，如周永康案，還有軍事法庭負責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審判的結果都必須公開。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壹個邏輯三段論：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決和執行必定公開；反言之，凡是秘密判決和執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由此可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宣稱的“依法管理互聯網”其實是壹句謊言。現在中國互聯網管理的情況是：大多數被審查的網頁和網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失，沒有 審判，沒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徵。這就是為什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這樣的大話來搪塞，他們從不告訴妳被屏蔽的網站具體違反了哪 壹條法律，也不告訴妳下達通知的具體是哪個機構。中國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說具體，壹說具體全是違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着依法治國的幌子。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國家網信辦發布公告，依法關閉壹堆微博，包括@演員孫海英、@王亞軍上海、@榮劍2001、@文山娃、@紀昀、@羅亞蒙、@大鵬看天下等大V賬號。 我看到報導頓時愣住了，這公告原文是這麽寫的：“。。少數網絡名人無視社會責任，濫用自身影響力，在網上多次發布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損害國家榮譽 和利益。。”網信辦判定公民違憲？這真是壹個雷人的公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明文規定了由全國人大負責解釋憲法並監督憲法的實施。除全 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之外，任何人或機構都無權解釋違憲事件。網信辦判決公民違憲，我真是被雷到了。誰才是真正的違憲？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必 須嚴肅對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國務院（行政院）下屬的壹個辦公室來判決和公告違憲案件，恐怕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話說回來，這次網信辦敢於站出來公告，這本身是壹個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行動都是秘而不宣的，與暗殺類似。 10.審查與暗殺 2016年7月18日晚我發了壹條微博，沒有壹個字，只是分享壹張圖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時之後就被管理員禁止轉發（隨後被刪）。接着我就被禁言，無法發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無法使用，於是我發了壹條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發布、回復和互粉。新浪稱我違反了微博社區規則。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書交涉，爭取早日恢復正常。我仔細翻看，可能是因為壹張圖片。這張圖是我發的最後壹條微博。此圖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這條朋友圈並附上了這張圖片。奇怪的是，發出兩個小時之後，沒有壹個贊也沒有任何留言。經過和幾位微信好友截圖溝通，確認我這條朋友圈已被管理員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們都看不到。 經過朋友們的反復驗證，我們最後確認：不論是微信還是微博，只要內容包含有這張圖片，或者包含有“炎黃春秋停刊”這幾個字，均會被屏蔽或刪除。 對“炎黃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覺是空前絕後的嚴厲（可能不會絕後吧）。着名雜誌被迫停刊，同行理應唇亡齒寒，但中國所有的媒體都對此事保持沉默，沒有 任何報導。微博和微信等個人社交工具也被嚴格審查，連圖片識別技術都用上了，發布消息者壹律屏蔽、銷號或禁言。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 互聯網內容管控手段了。 意料之中的，針對炎黃春秋停刊事件，中國政府也對搜索引擎進行了嚴格管制。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黃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條結果。不難看到，雖然國內鴉雀無聲，但《炎黃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體上都炸了鍋了。 相比谷歌的十幾萬條結果，百度搜索總共只有18個結果，而且沒有壹個和該雜誌停刊有關係。由此可見，為了集團的利益，中宣部開足了馬力，在內容管制方面連個人通訊工具都不放過，搜索引擎也被徹底管死。 某雜誌停刊發壹個公告，並不是什麽大事，為什麽政府此次如臨大敵呢？鄙人愚見，原因有二。壹是《炎黃春秋》這本雜誌有點特殊。創刊25年以來，這本雜誌壹 直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內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論陣地，訂戶近二十萬，有全國性影響。該刊曾發文深挖中共歷史上的錯誤，也曾連續發文肯定前總理趙紫陽的貢獻。該 雜誌的前副社長楊繼繩還出版有《墓碑》壹書，對1959–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的事件進行了詳細報道和深入論證（這本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隨即被大 陸官方列為禁書）。2015年，楊繼繩還發表了壹封《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公開信》，公開挑戰 政府的圖書和期刊出版管理“十五條”。可以這麽說，炎黃春秋這個攤子對當權派來說如鯁在喉，須除之而後快。 《炎黃春秋》當然也不是吃乾飯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導正是全國人大代表、前《光明日報》總編，並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老壹輩革命家習仲勛曾經給炎黃春秋題有 八個大字：炎黃春秋，辦得不錯。雖然如此，這本雜誌還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來，在激烈的黨內路線鬥爭之後，保守派已經全面獲勝。他們並可藉此警告全國媒 體：若敢再不聽指揮，胡言亂語，尚方寶劍也保不了妳。 第二，雜誌突然宣布被迫停刊，這種方式相當慘烈。海外媒體對此的評論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對於政府最後採取強行進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體形容為“圖窮 匕見”。《炎黃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導正接受海外媒體電話採訪時說：“我抗議，我憤怒。。。我作為壹個老幹部、老共產黨員，實在 覺得沒有辦法理喻。這麽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難道我們共產黨又開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嗎？” 杜導正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就來了造反派，宣布妳是走資派，妳是反革命，妳的權已經被我們奪了，請妳離開這個地方。。。整個報社被他們占領了。這次給我的感覺有點那個味道。” 鄙人觀點，杜導正接受採訪說話還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紅衛兵占領報社，那是明火執仗。這次炎黃春秋雜誌社被強行占領，隨後嚴格封鎖消息，性質當屬暗殺。所謂暗殺，就是說我幹掉妳，但我不讓人知道。 使用暗殺手段，本身就說明了他們的行動是非法的，見不得人。 暗殺作為壹種非正常手段，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會出此下策。原因很簡單，壹旦敗露，可能滿盤皆輸。古今中外這種案例很多。近的來說，1946年7月聞壹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沒多久國民黨 在大陸就樹倒猢猻散，教訓實屬深刻。這次炎黃春秋之死，它所傳遞的信息是：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不得廣泛傳播，無論是互聯網出版還是印刷出版。 11.意大利汽車和巴拿馬香蕉 魯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後文的案例諸位將會明白，中國政府強力屏蔽國外着名網站，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小集團和“老幹部”們的利益，而國家聲譽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們暫時顧不着。 中國的互聯網屏蔽，有時候是某個“老幹部”當天出事，馬上就屏蔽，十萬火急，立即執行。學法律的同學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過程是冗長的，審判 和上訴長達幾個月是常事。這也決定了中國的互聯網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審查機器，了解壹個真實的中國互聯網》，裏面敘述了作者作 為網站負責人的時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聞辦的電話，要求立即刪除某網頁。這種夜半雞叫似的口頭通知緊急行動，我不少網管朋友都有類似經歷。此類行動經常發 生，比較着名的壹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2012年3月18日凌晨4點，北京市北四環保福寺橋發生了壹起車毀人亡的重大事故，壹輛黑色法拉利跑車猛撞圍牆，駕駛員當場身亡，車身基本解體並甩出了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子，壹死壹重傷，據說壹個半裸，壹個全裸。 天價名車，死傷慘烈，壹男二女，還衣衫不整，這當然是新聞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報、新京報等多家媒體都有報導，網絡和社交媒體上也開始瘋傳，車上那兩個 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其中壹個還是活佛的女兒。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這壹切戛然而止，網絡上有關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刪除，網站的新聞報道被撤稿，百度搜索 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時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學”等多個關鍵詞。這就是典型的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時進行。 兩年多之後，2014年12月，隨着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被隔離審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那輛黑色法拉利的駕駛員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 24歲的令谷是北京大學在讀研究生，他這輛價值超過五百萬元的法拉利跑車從何而來呢？這事要追溯開來，令計劃當然會受牽連。所以，令計劃在車禍當晚即動用 了中央警衛局封鎖事故現場，第二天又利用職權禁止媒體報導，並指示有關部門對互聯網進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諸多詞彙立即變成了敏感詞。 下面我們來看壹個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國網友又驚訝地發現，巴拿馬系列詞彙突然無法搜索。巴拿馬是個彈丸小國，除了運河，它唯壹拿得出手的東 西就是香蕉了。這麽壹個小不點國家被中國的互聯網管理當局重點關照，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國媒體曝光的巴拿馬系列文件。 巴拿馬的實體經濟基本只有香蕉，但這個國家還有壹個撒手鐧名震全球，那就是離岸金融服務。它是全球着名的避稅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 來這裏開戶，因為巴拿馬對個人存款和公司資料嚴格保密。 這些富人和大公司本來以為錢在巴拿馬就高枕無憂了，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雲。有壹個匿名者向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以及數家西方媒體爆料，他提供了2.6TB的數 據，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壹家名叫 摩薩克馮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馬律師事務所的電腦資料。這家事務所專門協助顧客開辦空殼公司，通過離岸空殼公司轉移資金。其顧客名單有數萬人，其中有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密友、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父親、冰島總理夫婦等等，還有中國的幾位現任和前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人和朋友。 2016年4月5日，在中國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追問對巴拿馬文件有何看法，發言人洪磊說，“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當天的環球時報還發表評論，題目是《偷或編“巴拿馬文件”者絕非等閒之輩》，指責西方媒體壹貫抹黑中國。 本來這事可能就這麽過去了，沒想到4月5日晚上風雲突變，冰島總理因為涉嫌隱匿海外資產，突然宣布辭職。這明擺着就是說那些巴拿馬文件基本屬實 嘛。環球時報當場被打臉，那篇評論立馬撤櫃。中國互聯網管理當局也緊急行動起來，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壹樣，巴拿馬系列詞彙從2016年4月6日開始 無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連“冰島總理辭職”都無法搜索。 按照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包括內容刪除和搜索過濾）都是依法管理，那麽哪位同學能告訴我，法拉利和巴拿馬系列詞彙的屏蔽是根據哪壹條法律？ 事實很明顯，為了壹己私利，有高級公務員（老幹部）在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屏蔽和自己有關的負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現在還在中國運轉的話，按照谷歌公司的慣常做法，緊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馬文件”顯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誰是“老幹部”？ 哪些人是李偉所謂的“老幹部”呢？令計劃當然是其中壹個，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等顯然都在其列。有人說中國的腐敗問題，根子就在主席臺的前三排，這話壹點也不誇張，在互聯網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為只有主席臺就座的高級官員才有屏蔽互聯網的權力。 現在的問題是，像令計劃和周永康這樣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的“老幹部”們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紀委和監察部的說法，貪贓枉法的官員是少數，但我個人認為應該占大多數，尤以高級官員為甚。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說過，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到了要亡黨亡國的程度。 人性本惡，要論貪汙腐敗，共產黨人比起壹般人壹點都不差，由共產黨人執掌的中國政府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麥是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得分92分，總分100），而中國排在第100位，得分為36分，離及格都還差好遠。 對於這樣壹個糟糕的排名，中國政府不予承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14年12月3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明顯成效，自有人民群眾的公正客觀的評價，不會以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為標準。 中國政府天天喊反腐，但從不承認出現結構性腐敗，如果有誰膽敢說中國出現大面積腐敗，政府就會讓它閉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國際的網站 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國大陸依然不可訪問。 這個世界上沒有神仙，每個人都會有缺點，都會做錯事，無論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高級公務員，亦或黨和國家領導人。但中國的政治舞臺卻有大批完全沒有負面新聞 的神仙。在中國，縣處級幹部還有可能在網上搜出壹些負面新聞，廳級幹部壹般就沒啥負面消息，副省級或者候補中央委員級別以上的就更不用說了，個個都高大完 美。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京東的老闆劉強東在2015博鰲亞洲論壇上曾說：“如果壹個人在網上壹點負面沒有的話，他壹定是騙子。” 在蘇榮、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查處之前，他們都和令計劃壹樣，互聯網上找不到他們的負面消息。雖然他們壹貫貪贓枉法，生活糜爛，但是他們在臺面上的形象永遠高大光輝，沒有任何缺點。 毫無疑問，中國官方屏蔽了“老幹部”們的負面新聞。國內的網絡媒體不敢抗命，但國外的網站中國政府鞭長莫及，唯壹能做的就是屏蔽這些網站。這種屏蔽當然只 能秘密執行，否則老幹部們的臉往哪擱？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紐約時報》被屏蔽就是因為刊登了壹篇報導，分析了中國前總理的家產。因為篇幅這裏就不細說 了，請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聞獎。關於紐約時報事件，我將有另外壹篇文章詳談。 壹個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監督自己的，壹個政黨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聞媒體的監督是壹個清廉政府的必要條件。中國政府的做法則正好與此相反，誰敢報導政府高級官員的負面新聞就屏蔽誰。缺少了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有效監督，中國的“老幹部”得以為所欲為 。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製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令計劃這樣 的“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屏蔽自己的醜聞，使得中國的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沒有任何機構敢站出來公布被屏蔽的網站名單或者被過濾 的敏感詞彙表。 為了維護少數“老幹部”們的利益，中國政府採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進行互聯網管制，這種行為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干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斷了信息傳播，損害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不僅如此，他們還動用司法權嚴厲打擊有不敬言辭的老百姓，有時就連私下說說也不行。2011年5月，重慶涪陵區林業局職工方洪被判處壹年勞教，只是因為他發了壹條微博說李莊案是壹坨屎，暗諷了王立軍和薄熙來。 這種情況在很多西方國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網站和報紙專門以曝光各級官僚來吸引眼球，如果妳能搞到首相的獨家醜聞，該報就可能發財。在英國，媒體 為了搞材料甚至對國會議員進行釣魚採訪。在美國，妳可以隨意罵總統或任何官員（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脅）。並且，妳罵的官員級別越高，言辭的自由度反而更大。 舉個例子，2009年2月，《紐約郵報》刊登漫畫，以黑猩猩暗諷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白宮最後也只是譴責它搞種族歧視，該報並沒有受到屏蔽或者停業整頓之 類的處理。我們都知道，如果罵某普通美國黑人為黑猩猩，很可能會被告上法庭，賠得傾家蕩產，還可能坐牢，因為種族歧視在美國是嚴重違法行為。 谷歌作為壹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是新聞界、企業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它哪裏知道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呢。 13.不作惡 施密特是谷歌最初進入中國的推動者，但谷歌的創始人之壹布林（Sergey Brin）並不贊成公司進入中國。作為前蘇聯的移民，他壹向反感共產主義集權國家。但是谷歌的另壹位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當時站在施密特壹邊，於是谷歌就開始拓展中國業務，並於2006年正式運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國大陸的搜索審查，後來卻發現許多要過濾的內容不知違反了什麽具體法規，比如線上爆出來的壹些名詞，說央視大樓像大褲衩，谷歌就得對大褲衩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 2009年12月，谷歌發現遭到不壹樣的黑客攻擊。這批黑客除了想獲取谷歌內網代碼，還試圖檢查某些Gmail郵箱（這些用戶主要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 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這邊，但此次黑客事件讓佩奇覺得這是“作惡”，於是轉而站在布林壹邊。施密特雖然堅持留在中國有益，但面對兩大創始人的反對，他 無能無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點，谷歌對黑客攻擊的技術分析出來了，確認其來自中國無誤，旋即開始討論應對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國）。在谷歌總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壹邊。施密特最後建議投票表決。 當晚9點的投票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發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後，谷歌的北京辦公室接到了好幾個中國官方的電話，問谷歌這個公告是不是開玩笑，沒有其他公司這樣做過，他們要離開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業公司，但這個公司也不完全金錢至上，它有壹條着名的“不作惡”原則，源自該公司兩位聯合創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開募股時發表的壹封信，後來被稱為《不作惡宣言》： “不要作惡。我們堅信，作為壹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們放棄壹些短期收益，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後決定放棄在中國的業務，損失每年幾十億的收入，並且在今後很長壹段時間都無法重返中國市場（只要中國現政府還在臺），部分應該源自其“不作惡”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惡？ 根據斯諾登提供的情報，2013年6月6日，英國《衛報》曝光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壹個代號為“稜鏡（PRISM）”的監視項目。《衛報》文章的標題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項目監控谷歌、蘋果等公司的用戶數據（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標題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諾登此人高中未曾畢業，服過短期兵役，後來為多家美國情報機構工作。他提供的機密文件表明，數百家美國公司參與了稜鏡項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微軟和 蘋果等知名公司。通過該項目，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可以獲取這些公司的用戶數據，分析音頻、視頻、照片、電郵、文件和連接日誌等信息，跟蹤用戶的壹舉 壹動。 稜鏡項目不但跟蹤普通人的電話和網絡信息，還跟蹤着名人物，包括外國領導人，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歐盟各國領導人大發雷霆，指責美國人背信棄義，連盟友都不放過。壹個小小程序員讓美國陷入了壹場外交危機。 稜鏡項目的前身是小布什總統在911事件後批準的恐怖分子監聽計劃（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奧巴馬總統將其發揚光大。稜鏡項目正式開始於2007年，參加該項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時間如下：微軟（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國在線（2011年）以及蘋果公司（2012年）。值得註意的是，着名的社交網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2013年6月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講話辯護說：“妳不能在擁有100%安全的情況下還擁有100%隱私和100%便利。”奧巴 馬說得不錯，但他沒法舉證稜鏡計劃到底幫美國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國人民失去了隱私，但是按美國現在的情況，反恐形勢依然嚴峻。 斯諾登到底是叛徒還是英雄，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如果妳認為個人隱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妳認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稜鏡曝光的反響這麽大，我個人 覺得很驚訝。美國監視德國和中國，中國和法國也在監視美國，世界大國都在互相監聽，此事自古如此。這點事還互相指責，某些政客顯得太矯情。情報機構對個人 和公司進行監視，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工作。 我個人覺得斯諾登最大的功勞並不是曝光了情報機構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國法律體系的壹個秘密，那就是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簡稱FISC）。 FISC其實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開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國情報監視法》，FISC正是根據這個法律而成立的。該法案要 求美國情報機構實施監控之前，必須先向FISC提交申請。但實際執行的情況是，從1979年到2004年，FISC批准了18761次監控授權，只拒絕了 5次。FISC實際上變成了壹個橡皮圖章，美國情報機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想監聽誰就監聽誰。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獨立運行的，美國最高法院管不了 它。這簡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料之中的，被斯諾登點名的各大網絡公司都說自己冤枉。雅虎公司發表文告說，雅虎本來不想與美國政府合作，但是美國情報機構採取威脅手段，說若不合作將被 FISC判罰，罰款可能高達每天25萬美元。雅虎只得服從。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顧問德拉蒙德也立馬發表公開信，強調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能直接訪問谷歌的服務器，並且對美國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辦。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發布壹次的《透明度報告》，情況確實如此。美國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數據要求，涉及賬戶14791個，88%的要求被執行了，無論是請求數和執行數都排名第壹。中國政府的請求數為0，原因就不必說了吧？ 有不少中國憤怒青年上網罵谷歌，說谷歌公司高調拒絕與中國政府合作，但它轉身就與美國政府合作，執行雙重標準，又當婊子又立牌坊。網絡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國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壹篇名為《請不要辜負了今天這壹切》的文章，這裏摘抄壹段： “再沒有任何國家比今天的中國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國的網上大部分聲音都是在惡罵中國，卻還說中國輿論不自由，美國才自由。可是妳難道不知道斯諾 登因為在網上曝光美國通過google監控全球用戶的消息就被通緝了嗎？妳難道不知道維基網的阿桑奇因為曝光了壹些美國的內幕消息就也通緝了嗎？妳是否還 記得當年google公司在中國到處宣傳自己“不作惡”時，那些信以為真的天真煳塗蛋們表現出來的激動勁兒？可現實是根據解密資料顯示：google不僅 縱容賣假藥的詐騙信息泛濫，而且還安裝有後門監控中國網民的網絡賬戶密碼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小平這段文字相當雷人。指責谷歌賣假藥？要說縱容賣假藥，地球上的網絡公司有誰比得過百度？周小平對谷歌撤出中國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們分析了壹 萬多字，谷歌和中國政府翻臉主要是因為互聯網審查等問題爭執不下，包括網站屏蔽、搜索過濾以及敏感詞審查等等。而谷歌與美國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戶數據以 供反恐之用。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假如谷歌屏蔽了與美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紀錄片，比如《華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國總統或參議員的醜聞，就像 中國政府屏蔽令計劃+法拉利那樣的，才能證明谷歌當婊子又立牌坊。稜鏡計劃的內容顯然不能證明這壹點。 實際上，以反恐為由，中國政府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美國政府還要厲害。2015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十八條原文如下：“電信業務 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進行防範、調查恐怖活動提供技術接口和解密等技術支持和協助。”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壹條的重大意義，它實際上直接授權公安機關以反恐的名義進入任何電信和網絡公司的主機，而且不需經過法庭的批准，其潛臺詞就是說：政府 的每壹項監視和審查決定都是正確的。美國政府好歹還有FISC特別法庭這塊遮羞布，而中國政府現在是直接裸奔。也許有人要說，中國公安幾十年來不都是這麽 做的嗎？確實是這樣。但現在強調依法治國，所以就專門制訂了《反恐怖主義法》。妳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15，谷歌產品封鎖情況分析 在封鎖谷歌的程度上，中國排名世界第壹，幾乎所有的谷歌產品和服務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譯和網頁版谷歌地圖）。同時封鎖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壹個，那就是中國。 為什麽要全面封鎖谷歌，中國政府並沒有給出答案，下面我分產品談談個人觀點。 A，谷歌搜索。這個不用多說了，前面我們已經花了壹萬多字來討論這個問題。谷歌搜索被封鎖主要是兩點原因，壹是審查的內容談不攏，二是審查的方式谷歌無法接受。 B，谷歌學術，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學術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營，也是科研人員和大學師生查資料寫論文的必備工具。很多人不明白為啥壹個為學術研究服務的工具會被封鎖，我 認為這和谷歌搜索被封鎖的原因幾乎是壹樣的。學術界也有很多話題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選題，就可能出現與中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內容，尤其是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 舉個例子，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長期從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難者》壹書，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還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的創辦人，而這個網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國政府屏蔽。 根據《中國出版審查壹百條明細》第18條，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選題是必須審查備案的。王友琴在美國從事的研究工作顯然沒有在中國官方備案。 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鄧小平同誌曾有“宜粗不宜細”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數百萬，這壹點大家都承認，但官方不允許過於詳細的研究（具體到人 的民間悼念也不被允許，即便是網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體到人，還有被害的詳細時間和地點，這顯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學術研究被屏蔽的情況並不止於中國現代史選題。清華大學社會學郭於華教授，還有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學者，他們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國大陸也都是被禁止傳播的。 郭於華和張千帆的微博已被銷號。 總而言之壹句話，中國政府要求學術界必須百分之百聽從官方的指示，否則相關研究成果將被屏蔽，無論網上網下。對谷歌來說，如果谷歌學術不刪除王友琴、郭於華、張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國運行。 但是，政治相關的學術研究只占所有學術選題很小壹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選題，應該占整個學術資料的1%都不到吧？為了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這不是把全國的研究人員都坑了嗎？那些物理、化學、醫學、計算機等等研究人員，都跟着壹起抓瞎？ 情況確實是如此，中國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潔癖，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至於封殺谷歌學術對中國科研的影響，那遠沒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郵箱Gmail。郵箱業務是2010年初中國政府和谷歌翻臉的導火索。中國政府要檢查某些異見人士的郵箱，但是谷歌不肯，於是中國政府組織黑客攻擊谷歌郵箱服務器，強行檢查。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機構是否能隨時檢查公民的郵箱和信件，這個問題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國的時候還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來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 答案。根據2015年12月剛剛通過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國做網絡生意的公司都要給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公安、國安等）留後門，官方的說 法是 “提供技術接口”。 簡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國，任何互聯網郵箱都必須無條件開放給政府部門檢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這壹點，它就不能在中國大陸運行。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關於谷歌商店不可訪問，我只想陳述壹個事實：中國境內所有的合法手機應用商店都很難找到翻牆軟件，包括簡體中文的中國區蘋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蘋果App store裏面各色翻牆軟件應有盡有，包括ArkVPN和網際直通車等。這些App在中國大陸都被政府和諧了。當然，不排除有個別漏網之魚，但隨着下載次數的增加，這些翻牆App隨即會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諧。 當妳打開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種翻牆app比比皆是，很多還是免費的。如果中國人人都可以自由訪問Google Play，個個都會翻牆，那網絡封鎖還有什麽意義？ E，谷歌圖書（Google Books） 谷歌圖書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未經中國大陸政府同意出版並且觀點與政府有異的書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視頻網，也是谷歌旗下網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億美元收購了YouTube）。YouTube在中國首次被封大約是在2007年中，此後時斷時續。2009年開始完全不可訪問，至今沒有解封。 YouTube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也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中國大陸政府堅持應該刪除的視頻。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靜所拍《穹頂之下》、美國紀錄片《六四天安門》等等。別說大中型製作，在中國就連個人發布的視頻都管得很嚴。2014年有壹個德國小伙子雷克用手機拍了壹些個人點評視頻都被各大網站屏蔽，因為有部分涉及時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銷號。我本人拍攝的紀錄片《老楊的川藏線》，因為對藏傳佛教說了幾句閒話，也被優酷屏蔽，最後我只得重新剪輯，弄了兩個版本。 雙版本也是很多影視公司對付中國政府審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國看到也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中國版和原版差異甚大。2009年的某壹天，我看到書雲導演的紀錄片A Year In Tibet《西藏壹年》即將在央視播出，當時我很驚訝，因為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時候，它在國內被屏蔽得嚴嚴實實，我翻山越嶺好不容易才找到國外的資源。後來看了看央視播出的《西藏壹年》，果然是特製普通話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經典鏡頭 和解說詞都不見了。 中國政府對視頻和影視資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嚴格，比如我個人很喜歡的婁燁電影《頤和園》就無法在中國大陸的視頻網站上找到。中國政府不但嚴格管理影視和視頻，甚至連影視評論也壹起管了，有段時間連着名的電影數據庫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開。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國基本沒有幾個人看，封這個我壹直沒想通，直到發現電影《建黨偉業》在IMDB上的壹些評論我才明白，其中有壹條評論是這麽寫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簡單翻譯如下，“可笑的是，從這部電影裏我們得知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學生可以在天安門抗議而不會遭到屠殺；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人有權成立政黨而不會遭到禁止和迫害。當觀看這部所謂的“建黨偉業”時，我相信大多數中國觀眾都想看到這個黨早日終結。” IMDB現在又可以訪問了。當然，這條評論（以及很多類似評論）現在IMDB上已經找不到了。不過，IMDB好歹還留下了二十幾條評論，而在中國的電影評論網豆瓣上，《建黨偉業》是唯壹不可評論的電影，七萬多條評論都被刪光了。 本篇談的是谷歌視頻產品，聊這麽多電影貌似有點跑題，但我想通過這部電影讓大家明白中國政府對所有視頻（以及相關產品）的態度。這個態度很明確：不得出現與官方觀點不壹致的內容，也不得對黨和政府提出任何實質性質疑，否則刪帖封網。 有了這個態度，YouTube在中國被封得嚴嚴實實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國政府不樂意見到的視頻。話說回來，這些異見視頻雖然不少，但總體來說也 不算多。到去年底為止，YouTube上總計有超過五千萬條視頻，我個人估計中國政府不滿意的視頻應該不超過五千條。我不是中宣部的，這個數字很難估計， 但頂了天也不會超過五萬條，不到YouTube視頻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壹。為了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遺憾這確實是中國互聯網管理的現狀。中國政府對異見內容的態度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使壹人漏網。YouTube就是這麽死在中國的。只因為極少的政治 異見視頻，所有的影視、音樂、科技、娛樂、傳記和動物世界等等視頻資源全都看不到。作為多年的攝影發燒友，國外的器材視頻評測我現在全都看不了；作為音樂 發燒友，全球最全的鋼琴和交響樂視頻現在也都和我無緣。應該說，封鎖YouTube給我的個人工作和生活製造了很大的困擾，搞得我有時只想飆髒話。 應該要指出，對YouTube不滿的並不止中國政府。由於YouTube上的內容問題，該網站至少在全球十幾個國家曾經受到過審查，包括巴西、印尼、伊 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敘利亞、泰國和阿聯酋等，但絕大部分國家已經解封。在泰國，據說是有人上傳了抨擊國王的視頻，這在泰國是違法的。在壹 些伊斯蘭國家，對真主不敬的視頻也是違法的。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谷歌自己也在進行內容審查。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年都發布兩次《透明度報告》，公布各國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刪除部分內容的情況。根據這個報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國政府共要求谷歌從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項內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項 — 其中735 項是因為違反了（當地的）法律，另外238 項是因為違反了YouTube 的社區準則。 但是在中國，我們都知道，當局的網絡審查令沒有壹個是來自法院的判決，而且很多並非書面通知，他們有時會半夜打個電話要妳過濾或刪除某些內容。更重要的，這些審查命令都得100%完全執行，而且是立即執行，否則就讓妳網站關門。 那麽問題來了。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谷歌並沒有完全執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為什麽谷歌沒有被封鎖？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包括落後的非洲以及絕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為什麽他們都能對谷歌求同存異，而中國做不到？ 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這個問題。這麽想象壹下，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視頻，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網搜索，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圖給汽車導航，如果政府強行屏蔽谷歌，那這界政府（某黨）可能是不想再干下壹屆了。 但是在中國，目前貌似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16.重返中國？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看，雖然它對谷歌壹肚子火，但也並沒有徹底成仇。有的谷歌產品比如谷歌翻譯，在中國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聯網論壇在華盛頓 舉行，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還參觀了幾家美國高科技公司。引人註目的是，魯煒居然跑去參觀了谷歌總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下，魯 煒試乘了谷歌引以為傲的無人駕駛汽車，成為了第壹個乘坐谷歌汽車的中國官員。 由此可見，谷歌和中國政府的溝通渠道並沒有斷，它重返中國並非天方夜譚，壹切皆有可能嘛。但是，為啥谷歌重返中國這事幾年來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雙方面的。 首先，谷歌並沒有很強烈的願望要重返中國。這個公司根本就不缺錢，作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壹，它現金多得用不完，各種匪夷所思的科幻項目每年燒錢幾百億都不在乎；二是因為谷歌的獨特公司文化，它有壹點理想化，“不作惡”是其準則之壹 。 中國政府方面也同樣不着急，谷歌是否回來它都穩坐釣魚臺。手中有槍，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2010年4月說過這樣壹段話，“這個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並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妳無論怎樣做，他都 會罵人，索性由他們……至於我們，再強調壹下，網絡監管是壹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形態表態的程序。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 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誌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 雖然中國政府不怕被說不自由，但情況正在起變化。2010年的時候，封鎖谷歌的還有那麽十來個國家，後來隨着越南和緬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將解禁等等，現在全世界封鎖谷歌國家就只剩下四個了，那三個都是無足輕重的小國。在世界大國中，除了中國，壹個 封鎖谷歌的也沒有。孤家寡人的味道應該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鮮不算在內的話，會不會弄到有壹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國家只剩下中國壹個？ 下面我們具體探討壹下谷歌重返中國的可能性。這個邏輯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國是因為和政府吵架，那只要有壹方肯讓步，事情不就解決了嗎？ 先看看中國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變。我個人觀點，目前中國的網絡審查政策沒有任何趨向寬鬆的跡象，整體趨勢是越來越嚴，不但政治相關內容，現在連娛樂內容都管死了。 但是，目前無法改變並不代表永遠不變。想當年在臺灣，壹貫獨裁的蔣經國總統突然下令解除報禁和黨禁，讓臺灣走向了民主社會。當然，有人說蔣經國並不是突發 善心，而是被形勢所逼。現在中國大陸輿情兇猛，政府四處忙着刪帖禁評，形勢之險惡比當時的臺灣有過之而無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勢所逼的壹天。 前蘇聯是1991年解體的，就在其壽終正寢前幾個月，它都顯得那麽強大，誰會想到只壹兩個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蘇聯長期採取高壓政策，嚴格管制媒體，壓制人 民的呼聲。雖然它表面看起來如同壹個堅不可摧的鋼鐵高壓鍋，但隨着內部壓力的上升，它隨時可能最後爆炸。當然，這個“隨時”可能就在下個月，也可能長達幾十年。 目前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改變，但谷歌自己卻起了變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組，成立Alphabet集團，Google變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領導層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壹個務實的技術派，他上任之後，有關谷歌重返中國的傳聞明顯多了，連Google Play大陸版的截圖都放了出來，谷歌中國也開始招聘新的職員。現在的問題不是谷歌是否會重返中國，而是什麽時候，以及以什麽方式。 谷歌產品要全線重返中國，除非現在的中國政府也像1991年前蘇聯政府那樣突然死亡。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谷歌的產品是壹個壹個死在中國的，它要重返中國也只能壹個個的來。我個人觀點，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國。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國政府無法無天的搜索審查，這等於是自己打臉。即便谷歌新任CEO皮 查伊願意，他的老闆施密特和布林也不會同意，這兩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國的決策者。 如果谷歌搜索不改變，那它的其他產品比如谷歌學術、谷歌郵箱Gmail以及YouTube視頻改變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認為谷歌要重返中國，突破口應該是安卓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這個產品並沒有歷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準備撤出中國的時候，安卓手機系統才剛誕生壹年多，沒人想到這個滿身bug的東西幾年就席捲了全球手機市場。 谷歌現在的賺錢大戶之壹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線的。Google Play被中國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牆app。下架科學上網app並不算什麽大事，蘋果中國的應用商店App store壹直就是這麽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數幾個手機app來換取進入中國的突破口，這是目前看來最可能的重返中國的方式。至於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傳統產品再入中國，我們還得耐心點，等待環境慢慢蛻變，或者突然爆炸。 17.四點建議 這篇文章已經拖得太長了。這裏最後總結壹下，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管制目前有以下四個特點： A， 與官方（高層）不壹致的言論不得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 以上四點每壹點都與谷歌的傳統與公司文化相衝突。谷歌堅持政府的刪除申請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起訴和上訴）。谷歌堅持自己有權駁回政府的請求，但中國政府要求網絡公司無條件執行所有的審查令， 無論是內容刪除還是搜索屏蔽。 西方傳統的價值觀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乃是新聞界、企業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屏蔽腐敗高官的醜聞也違反了谷歌的“不作惡”原則。但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誰敢曝光我就屏蔽誰，以秘密的手段。 針對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屏蔽請求，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半年都發布壹次《透明度報告》，將收到的各國請求數和部分實例公之於眾。這也和中國政府秘密審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總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國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擊，實際是因為網絡 管制問題和中國政府嚴重衝突，從審查內容到審查方式全面衝突。 凡是秘密審判並秘密執行的，均不是法律行為。中國政府聲稱的所謂依法管理互聯網乃是壹句謊言。它們既沒有法院審判也沒有執行公告，屬於完全的黑箱操作。這 種不透明的互聯網秘密管理，方便了“老幹部”們在其中以權謀私，屏蔽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 拿馬文件等等，性質都是壹樣的 ，他們打着為人民服務的幌子，實際上是動用公權力為自己服務。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製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 “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使得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這種做法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干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滯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國家行政和司法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是世界趨勢。潮流浩蕩，順之者昌。我們需要建立壹個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聯網，既要有效過濾違法信息、保障公民獲取資訊的權 利，還要杜絕少數“老幹部”以權謀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要做到這樣，必須拋棄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聯網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對此我本人有以下四點建議： A， 確立只有法院和相關政府機構才有權進行互聯網審查。任何個人或群眾性組織（包括黨派及其下屬機構），都無權進行互聯網審查。 B， 所有的互聯網官方審查，包括敏感詞庫、搜索過濾、屏蔽網站和刪除網頁（含社交網絡賬號），均不得口頭通知。要嚴格以法院的判決書和政府的行政公文為準。 C， 法院的判決書應予以公開，行政機關的相關公文應予以公示。 D， 屏蔽對國民經濟、人民生活以及國家聲譽有重大影響的網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應該廣泛召開聽證會，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 18.尾聲：為人民屏蔽互聯網？ 中國還有壹句俗話：此地無銀三百兩。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懷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決策者是怎麽想的，大規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騙得了壹時，騙不了壹世，凡事 總有公開面對的壹天。要從根本上控制互聯網輿論，唯有掐斷海底光纜，並禁止人員出國。如果做不到這樣，屏蔽谷歌等着名網站就等於是自尋死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在探討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管制政策的時候，常有人引用壹句話，“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這句話出自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他被國外媒體稱為中國互聯網大管家 。他表示，中國歡迎任何壹家互聯網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但是必須滿足兩個底線：第壹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第二不得傷害中國消費者權益。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中國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維基百科 Wikipedia等上千家網站，都是為了“消費者的權益”和“國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事實並不完全如此。中國的互聯網之所以變成 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工作中夾帶私貨，為了小集團和個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着名網站 。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這些被屏蔽的網站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歡迎它們到中國來。魯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國人民。我不知道魯煒先生代表的人民都 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經驗，我的朋友和學生好幾百，絕大部分都對屏蔽谷歌這件事怨聲載道，尤其是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的同事們，人人都在罵娘。沒有谷歌學術 搜索，寫論文真的難似登天。 還有壹件事魯煒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防火牆技術之父”、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在2013年除夕發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兩天收到兩萬多條“滾”字回復，成為新浪微博壹大盛事，最後方校長只得關閉了微博評論。不知道這兩萬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戶，是否也被魯煒先生代表了呢？ 自詡為人民代表是壹件危險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參考刊登了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的壹篇文章，《蘇聯崩潰因人民未成為國家主人》。左鳳榮的觀點是：蘇 聯共產黨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壹切。蘇共妄自尊大，自詡為真理，害慘了俄國人民，最後葬送了自己。蘇聯倒臺那時候還沒有互 聯網，但秘密審查的教訓都是壹樣的。壹個政黨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離毀滅也就不遠了。 “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魯煒先生說得不錯，但是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的老百姓。水能載舟亦能復舟，老百姓改變不了妳，但是他們最終將有權利選擇誰是他們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這裏吧。改稿倉促，未免錯漏，請諸位朋友指正。 極權中國的輿論環境的基本特徵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既然要進行分析，就需要壹些參考標準，以下是網絡輿論由政治看法分類參考： 1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1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6 政治厭煩的人群 7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 8 沉默的人群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10 對共產黨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11 採取實際反抗行動的人 分好了標準，人作為壹個有自由思想的物種，思維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接下來以時間緯度由遠及近的說說上述群體各階段的變化。 互聯網出現以前——不對等的宣傳效率（共產黨策略：我很強，保持下去就行）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掌握着主流的電視和報紙，輿論傳播效率非常高。接下來的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交流主要靠的是信件和聊天，輿論傳播效率和上面不是壹個數量級。 互聯網輿論初期——各說各話（共產黨策略：我很強？保持下去就行）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幾乎每個群體在初期都能獲得差不多的發言權用來影響其他群體。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初期看互聯網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不過由於（7對政治不關心群眾）是絕大多數，導致初期討論政治的人並不多，對共產黨發表反對意見的人就更少了。共產黨此時也沒意識到互聯網對輿論效率變化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太多干預。總的來說，大家這時各說各的，輿論環境沒有明顯共識。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壹次變化——重力和意見領袖（共產黨策略：長城防火牆和五毛） 高實時性——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用戶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傳播者。大家交流更加頻繁，交流信息數量的增加，不可避免的對信息的嚴謹信要求下降。簡單來說，就是大家說話比較隨便，想到啥說啥，不習慣對發出的信息深入思考 話語責任的減弱——現實生活中，社會交流活動大家顧及壹些因素，說話都會留有餘地。而網絡上就算妳說錯話了這時間段也沒人順着網線找妳，導致了網絡上發出的信息幾乎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意見共識影響人更快——這是由於互聯網傳播的效率決定的。壹旦網絡形成了某壹種共識，這種共識如果是能夠吸引人的，會快速影響更多的人，讓這種共識迅速壯大 前兩個特點導致網絡以情緒化信息交流為主，接下來後壹個特點導致網絡輿論快速發生以下變化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中壹部分人接觸到別人的政治觀點，轉化成了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小部分發言者擁護共產黨的是因為學校教育，慣性思維等壹類原因）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比小部分多壹些的發言者反對共產黨是因為重力因素，下面說明） 兩類人群。這時真心有動機（利益、理想、權力）擁護和反對共產黨的人發現了這壹情況，開始發出各自的言論吸引更多吃瓜群眾。反對者這時是占優勢的，他們有兩個有利條件 黨領導壹切導致的責任集中（重力） 意見領袖實力不對等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少數人在網絡上自發的擁護共產黨，而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 大多數人在網絡上發出反對共產黨的言論。如果共產黨不干預，長期下去，就會使得更多的對政治不關心群眾長期接觸共產黨負面言論，進而轉化為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中的壹部分人，經過思考或交流，進化為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這情況是共產黨不能接受的。正如我前面所說，共產黨作為壹個意識形態先行的政黨，不可能放任網絡輿論朝着共產黨對立面狂奔而不管不顧，於是在這階段採取了以下行動： 加入長城防火牆 加入五毛群體 上述政策的效果只是減緩了輿論滑落，被分散註意力的人很有可能突然在壹次網絡事件中突然醒悟，開始發言反對。被牆的人也可能在偶然機會下接觸到了翻牆工具，開啟了新天地。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二次變化——表面上變了，事實上沒啥變化（共產黨策略：黨媒姓黨） 現在網絡輿論不好——以前的沒網絡的時候輿論怎麽控制的——以前是控制了電視報紙發新聞——現在網絡新聞媒體沒完全受控制——黨媒姓黨 於是加強了網絡媒體，特別是新聞媒體的控制，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各大新聞媒體評論區出現了“好，支持，威武，有希望。”這種搞笑場景。事實上新聞這種傳播方式在網絡上由於實時性較低，受關註度和論壇與社區平臺比起來毫無競爭力。政策執行了壹段時間後，表面上壹些新聞平臺輿論好像好轉了。實際在人數眾多的交流論壇和社區裏，輿論環境仍然沒啥變化。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三次變化——黨想的是消滅，實際上是分化（共產黨策略：不是黨媒也他媽給我姓黨）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壹部分）（被禁聲）——直接沉默——轉化為沉默的人群——長時間沉默——轉化為政治厭煩的人群 所以近年來可以看到小粉紅和翻牆黨都變多了，牆內反對的聲音消失，並不是共產黨消滅了反對的聲音。僅僅是起到了分化作用，甚至還出現了加速效果，本來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絕大部分）（如果不禁聲）——情緒發泄疲倦了——轉化為政治厭煩的人群 是情緒化發言者的最終結果。但壹些本來會情緒發泄壹段時間後對政治厭煩轉移註意力的人群由於被禁聲，在找另外的發聲渠道的時候發現了翻牆工具，令防火牆策略效果減弱了，加大了（10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的轉化效率，導致了加速效果。這樣來看，習大包總加速師的名號真適合他。 互聯網輿論可能出現第四次變化——美麗中國夢？（共產黨策略：不管妳是不是媒體全他媽給我姓黨）（未來會怎樣） 對於被沉默的人群 對於從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的只想發泄情緒的群體 對於想繼續說話而翻牆的群體 反賊們能幹點啥 1 不推薦的做法 2 大多數人的做法 3 想搞點事——推薦翻牆工具 4 建立反賊交流空間 5 開發翻牆工具 在壹個信息交流通暢，各種看法都有的網絡環境裏，輿論的目的是更好的表達現實，而不是像共產黨壹樣去編造現實。可以說有10個運行良好的品蔥，造成的輿論影響，也比不上習大包整個“大打大贏，小打小贏”或者“刪除不得連任兩屆”造成的輿論動盪。那我們現在在這討論有什麽意義呢？意義其實從互聯網誕生後壹直沒變過：當有人因各種原因說出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另外壹些人能夠自由的告訴說出自己的觀點的人：“妳並不孤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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