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从工人出走到流血冲突——郑州富士康事件中政府、资方、工人的“三输”困局

2022年11月24日

一个多月之内，河南郑州的富士康连续发生了两起令外界瞠目结舌的工人群体性事件。从十月末富士康厂房隐瞒疫情、管理混乱并强迫确诊工人继续上班，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工人逃离潮；而当地政府和工会面对那些“行走在中原大地上”富士康工人似乎毫无反应，也无意去了解富士康的用工状况出了什么问题，反而是以政府之名全力为富士康在全国招工。当十多万人工人进入富士康工作，却仍然发现自己既要面对受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又可能无法获得当初承诺的奖金，结果引发了群体流血冲突。

两次事件最终造成的就是资方、工人和政府的“三输”局面：富士康连带产业链顶端的苹果成为全球热议的劳工侵权“专家”；厂方非但不能完成既定生产任务，面临违约风险更要赔付大量工人的离职费用；政府无条件为富士康招工、背书，甚至不惜出动暴力机关镇压工人，令公信力受到重创；工人因为没有合理的沟通渠道，导致感染生病、甚至被警察打伤才能换来赢得的工资；而本应作为工人法定权益代表的工会，则是从企业工会层面到地方工会的彻底失声、失能，导致对企业的沟通和监督功能全部堵塞，不啻于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而官方和工会若仍然延续这种灭火式的处理方式，不从源头思考劳资关系的根本解决思路，相似的状况必然还会以更高的成本一再出现，而最终付出比将劳资问题解决在集体协商谈判层面更大更多的代价。

工人究竟为何逃离富士康？

如果我们尝试梳理事件，富士康疫情“早在10月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其后有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在微博上透露，厂区有工人确诊，30人一批次的抗原快筛有5人验出阳性被拉走。 “光确诊的，没超过2000人我都可以把头割给他”。这些确诊数字并未反映在郑州市的疫情数据上。指出随着疫情蔓延，厂方在10月14日对工人实施闭环管理。然而，十多万工人集中在厂区，与外界隔绝，虽然限制疫情向外扩散，却造成内部大量人传人，令疫情更严重。部分人摘除口罩、抽烟、吐痰，更令防控工作效果不彰。

面对疫情扩大，管理方对密接人员的应对反而愈来愈放松，任由工人自生自灭，甚至让工人继续上班，完成订单的压力压倒了防疫需要：“起初，阳性病例和密接人员会被拉走隔离。随着阳性病例的不断增加，密接人员已无处安置，干脆他们连密接人员也不管了，密接人员直接隔离在宿舍。再后来甚至密接人员单筛结果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上班，不用隔离，身边的混管阳性人员比比皆是。”

成了密切接触者的工人不愿上班，富士康厂方则强迫他们工作。 “出现阳性病例之后，该小组很害怕，不敢进车间上班了，但是管我们的领导依然强烈要求要进入车间，继续定岗定位”，“菁干班出现核酸异常的人员越来越多，混阳人员不止个例，但是这时候的处理方式直接是放任不管，可以正常上班。” 另一方面，对于不上班的工人，厂区不会为其提供饮食，亦不会为其上门提供核酸检测，工人要检测和吃饭就要上班。

为了压制疫情，富士康在10月20日取消堂食，工人要拿免费饭盒回宿舍区进食。不过，工人获分派的饭盒份量少得可怜。一篇工人写的记事写道，“第一天提供的饭菜，没有，大晚上的，只有四片面包”。食物卫生也有严重问题，“凉就罢了，份量不足也无所谓，但是酸不能接受！更无可奈何的是拉丝”。

另一方面，宿舍区逐步成为隔离区后，连卫生都没有人管。 “垃圾不能及时清理，不论是楼道还是单元门口下面”。大量的垃圾发出恶臭、滋生蚊虫，甚至遮蔽了宿舍门口。由于厂区管理混乱，疫情亦未见缓和，很多河南省内的员工在10月29日决定立即返乡。最终才出现了当时“工人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的悲哀景象。

地方工会竟在“一线”当大白

我们当时便就富士康工人的问题，将电话打到郑州富士康科技园所在地新郑市总工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CLB：“现在工会全部工作人员都在一线了。”这个回答令我们有些期待，以为工会已经立即启动去协助流浪在外的工人了：“你们是在富士康企业一线协助逃离的工人去了吗？”她却说不是。

“那么，你说的一线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CLB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一线是我们分包的社区、卡点儿。”——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本应该坚守劳资关系第一线的工会，原来抛下主业不做，被抽调跑去了防疫第一线去当“大白”。

一边打电话，这位工作人员还在不断和进出小区的居民沟通着。

“富士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企业所在的地方工会不应该迅速做出反应，协助工人吗？”

“这个属于领导阶层决定安排，我也不知道，有疫情就按照政府分配给我们的工作。”

实际上，从中国劳工通讯近年的观察，工会不务正业导致失位、失责的情况彻底形成了近年工会工作的主要状态。比如同是河南省的汝州工会，在当地公交车司机被欠薪的情况下，却为了“创建文明城市”，上街当清洁志愿者；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在发生建筑项目欠薪案的时候，当地工会则跑去下乡搞扶贫。而疫情期间，本应出现在生产一线的工会工作人员不是像阿克苏工会人员一样“居家办公、静态管理”；就是直接抽调去做防疫“大白”。

即便是支援防疫，郑州工会似乎也根本没有任何建树。CLB找到郑州市总工会保障部的电话拨了过去，对方只是说市总工会该做的都做了，让我们直接找富士康工会询问郑州市总工会都做了哪些工作。而据中工网引述河南工人日报报道，郑州市总工会曾于10月20日也就是富士康这波疫情已经爆发之际发出过一份疫情防控倡议书，号召各级工会立即组织动员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广大工会干部… … 深入一线，坚守岗位、靠前服务……”。郑州市总工会的工会干部深入一线究竟深入到哪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富士康内部疫情的爆发却是不可推卸的事实，而工人对于工厂人员密集传染的担忧也是切实存在的。

富士康工会的官方网站虽然做的花里胡哨，但是唯独联系电话欠奉。我们查到富士康郑州科技工业园工会曾被中国国防邮电工会授予“最美职工之家”称号，可为什么在危机发生时，还会出现成千上万工人从“最美职工之家”里跳墙逃离、徒步逃亡返家乡的举动呢？而作为“送温暖”爱好者的工会工作者，面对荒郊野外无助的富士康工人，同样丝毫没有作为。

富士康找不到联系方式的官网

无人吸取教训，更大冲突必然发生

官方对于工人的逃离是听之任之的，也没有心思去彻查究竟富士康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而《劳动法》所保障工人的“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同样被弃如敝屣。显然政府方面更关心的是“保生产、稳经济”，为了让富士康这个当地产业大户尽快能够复产复工，各地各出奇谋。比如周口市一个乡政府就富士康面临的招工难题召开会议，并给干部们分配了招工指标，甚至连退役军人也被动员起来。

11月初，富士康发布通知，要“逐步恢复有序生产”，富士康将出勤补贴提高至400元/天，如果全勤，员工在11月可以获得超过15000元奖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还有政府方面不遗余力的加持和背书，富士康很快便凑到了十多万多工人在工厂上班，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种冒险卖命的状态。

工人的基本劳动需求不能被解决，再高的工资也于事无补。据闻，新员工实际上是住在同一个宿舍楼，且旧员工已经7丶8天没有做核酸检测，意味着有阳性感染者与新员工一起住宿丶上班，不少新员工都感到恐慌甚至被欺骗。此外，员工早前统一收到富士康的通知，新员工需要签订一份全新的合约，与招聘时富士康出具的合约完全不符，导致员工认为富士康是故意欺骗，让他们上当受骗，最终引发骚乱和冲突。从下面这张富士康看似豪放的招工图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存在诸多条款限制的，而最重要的是，一旦工人在厂区感染而导致病假，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奖金问题，更不要说工厂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

在同一时间的11月20日，郑州的工会仍然很忙。面对疫情，他们组织了“党旗飘起来、党徽亮起来、党员动起来”活动，全力做好核酸检测秩序维护、小区环境消杀，居民生活物资消杀、转运，群众心理疏导、困难群体帮扶等工作。——一连串的政治宣誓和防疫工作没有一点和《工会法》的要求沾边，也没有一点与正在疫情下密集工作的富士康工人有关。这种工作人员难道不就是习近平口中所批判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富士康工人的集体行动诉求从奖金发放到疫情防控、生产卫生安全等，相当广泛，整整显示了富士康与官方在对防疫政策和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没有丝毫改进，也缺乏与工人的沟通。在一份11月23日印发，“周口市郑州富士康思想稳定前方工作组”的报告中，面对工人的现实问题，其解决方案仍然是“在工作微信群做思想稳定工作”——这和近年来工会开发“云上工会”、网上入会的作风何其相似？一方面就口喊“深入一线”，实际做起工作就是上网上云。当然，这次会议是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省人社厅党组书记、省社保中心等部门举行，本应代表工人的工会并没有位列其中。

郑州富士康连续两次工人事件最终造成的，就是资方、工人和政府的“三输”局面：富士康连带产业链顶端的苹果成为全球热议的劳工侵权“专业户”；厂方非但不能完成既定生产任务，面临违约风险更要赔付大量工人的离职费用，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政府无条件为富士康招工、背书，甚至不惜出动暴力机关镇压工人，令公信力受到重创；工人因为没有合理的沟通渠道，导致感染生病、甚至被警察打伤才能换来赢得的工资奖金；而本应作为工人法定权益代表的工会，则是从企业工会层面到地方工会的彻底失声、失能，导致对企业的沟通和监督功能全部堵塞，不啻于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

归根究柢，工人没有集体的力量来与资方谈判解决问题，只是期望苹果良心发现或者富士康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毕竟他们运作的基础是逐利的。只有身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最明白他们自己需要怎样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而只有站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会才能够代表工人与企业和官方谈判协商。而官方和工会若仍然延续此次事件这种灭火式的处理方式，不从源头思考劳资关系的根本解决思路，相似的状况必然还会以更高的成本一再出现，而最终付出比将劳资问题解决在集体协商谈判层面更大更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