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從工人出走到流血衝突——鄭州富士康事件中政府、資方、工人的“三輸”困局

2022年11月24日

一個多月之內，河南鄭州的富士康連續發生了兩起令外界瞠目結舌的工人群體性事件。從十月末富士康廠房隱瞞疫情、管理混亂並強迫確診工人繼續上班，最終引發了嚴重的工人逃離潮；而當地政府和工會面對那些“行走在中原大地上”富士康工人似乎毫無反應，也無意去了解富士康的用工狀況出了什麼問題，反而是以政府之名全力為富士康在全國招工。當十多萬人工人進入富士康工作，卻仍然發現自己既要面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風險，又可能無法獲得當初承諾的獎金，結果引發了群體流血衝突。

兩次事件最終造成的就是資方、工人和政府的“三輸”局面：富士康連帶產業鏈頂端的蘋果成為全球熱議的勞工侵權“專家”；廠方非但不能完成既定生產任務，面臨違約風險更要賠付大量工人的離職費用；政府無條件為富士康招工、背書，甚至不惜出動暴力機關鎮壓工人，令公信力受到重創；工人因為沒有合理的溝通渠道，導致感染生病、甚至被警察打傷才能換來贏得的工資；而本應作為工人法定權益代表的工會，則是從企業工會層面到地方工會的徹底失聲、失能，導致對企業的溝通和監督功能全部堵塞，不啻於事件的罪魁禍首之一。而官方和工會若仍然延續這種滅火式的處理方式，不從源頭思考勞資關係的根本解決思路，相似的狀況必然還會以更高的成本一再出現，而最終付出比將勞資問題解決在集體協商談判層面更大更多的代價。

工人究竟為何逃離富士康？

如果我們嘗試梳理事件，富士康疫情“早在10月中就已經初現端倪”。其後有鄭州富士康的工人在微博上透露，廠區有工人確診，30人一批次的抗原快篩有5人驗出陽性被拉走。 “光確診的，沒超過2000人我都可以把頭割給他”。這些確診數字並未反映在鄭州市的疫情數據上。指出隨着疫情蔓延，廠方在10月14日對工人實施閉環管理。然而，十多萬工人集中在廠區，與外界隔絕，雖然限制疫情向外擴散，卻造成內部大量人傳人，令疫情更嚴重。部分人摘除口罩、抽煙、吐痰，更令防控工作效果不彰。

面對疫情擴大，管理方對密接人員的應對反而愈來愈放鬆，任由工人自生自滅，甚至讓工人繼續上班，完成訂單的壓力壓倒了防疫需要：“起初，陽性病例和密接人員會被拉走隔離。隨着陽性病例的不斷增加，密接人員已無處安置，乾脆他們連密接人員也不管了，密接人員直接隔離在宿舍。再後來甚至密接人員單篩結果沒有問題可以正常上班，不用隔離，身邊的混管陽性人員比比皆是。”

成了密切接觸者的工人不願上班，富士康廠方則強迫他們工作。 “出現陽性病例之後，該小組很害怕，不敢進車間上班了，但是管我們的領導依然強烈要求要進入車間，繼續定崗定位”，“菁干班出現核酸異常的人員越來越多，混陽人員不止個例，但是這時候的處理方式直接是放任不管，可以正常上班。” 另一方面，對於不上班的工人，廠區不會為其提供飲食，亦不會為其上門提供核酸檢測，工人要檢測和吃飯就要上班。

為了壓制疫情，富士康在10月20日取消堂食，工人要拿免費飯盒回宿舍區進食。不過，工人獲分派的飯盒份量少得可憐。一篇工人寫的記事寫道，“第一天提供的飯菜，沒有，大晚上的，只有四片麵包”。食物衛生也有嚴重問題，“涼就罷了，份量不足也無所謂，但是酸不能接受！更無可奈何的是拉絲”。

另一方面，宿舍區逐步成為隔離區後，連衛生都沒有人管。 “垃圾不能及時清理，不論是樓道還是單元門口下面”。大量的垃圾發出惡臭、滋生蚊蟲，甚至遮蔽了宿舍門口。由於廠區管理混亂，疫情亦未見緩和，很多河南省內的員工在10月29日決定立即返鄉。最終才出現了當時“工人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的悲哀景象。

地方工會竟在“一線”當大白

我們當時便就富士康工人的問題，將電話打到鄭州富士康科技園所在地新鄭市總工會，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在電話里告訴CLB：“現在工會全部工作人員都在一線了。”這個回答令我們有些期待，以為工會已經立即啟動去協助流浪在外的工人了：“你們是在富士康企業一線協助逃離的工人去了嗎？”她卻說不是。

“那麼，你說的一線究竟指的是哪裡呢？”

CLB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的一線是我們分包的社區、卡點兒。”——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原來本應該堅守勞資關係第一線的工會，原來拋下主業不做，被抽調跑去了防疫第一線去當“大白”。

一邊打電話，這位工作人員還在不斷和進出小區的居民溝通着。

“富士康出了這麼大的事情，難道企業所在的地方工會不應該迅速做出反應，協助工人嗎？”

“這個屬於領導階層決定安排，我也不知道，有疫情就按照政府分配給我們的工作。”

實際上，從中國勞工通訊近年的觀察，工會不務正業導致失位、失責的情況徹底形成了近年工會工作的主要狀態。比如同是河南省的汝州工會，在當地公交車司機被欠薪的情況下，卻為了“創建文明城市”，上街當清潔志願者；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在發生建築項目欠薪案的時候，當地工會則跑去下鄉搞扶貧。而疫情期間，本應出現在生產一線的工會工作人員不是像阿克蘇工會人員一樣“居家辦公、靜態管理”；就是直接抽調去做防疫“大白”。

即便是支援防疫，鄭州工會似乎也根本沒有任何建樹。CLB找到鄭州市總工會保障部的電話撥了過去，對方只是說市總工會該做的都做了，讓我們直接找富士康工會詢問鄭州市總工會都做了哪些工作。而據中工網引述河南工人日報報道，鄭州市總工會曾於10月20日也就是富士康這波疫情已經爆發之際發出過一份疫情防控倡議書，號召各級工會立即組織動員開展疫情防控志願服務工作，要求“全市各級工會組織、廣大工會幹部… … 深入一線，堅守崗位、靠前服務……”。鄭州市總工會的工會幹部深入一線究竟深入到哪裡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富士康內部疫情的爆發卻是不可推卸的事實，而工人對於工廠人員密集傳染的擔憂也是切實存在的。

富士康工會的官方網站雖然做的花里胡哨，但是唯獨聯繫電話欠奉。我們查到富士康鄭州科技工業園工會曾被中國國防郵電工會授予“最美職工之家”稱號，可為什麼在危機發生時，還會出現成千上萬工人從“最美職工之家”里跳牆逃離、徒步逃亡返家鄉的舉動呢？而作為“送溫暖”愛好者的工會工作者，面對荒郊野外無助的富士康工人，同樣絲毫沒有作為。

富士康找不到聯繫方式的官網

無人吸取教訓，更大衝突必然發生

官方對於工人的逃離是聽之任之的，也沒有心思去徹查究竟富士康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而《勞動法》所保障工人的“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同樣被棄如敝屣。顯然政府方面更關心的是“保生產、穩經濟”，為了讓富士康這個當地產業大戶儘快能夠復產復工，各地各出奇謀。比如周口市一個鄉政府就富士康面臨的招工難題召開會議，並給幹部們分配了招工指標，甚至連退役軍人也被動員起來。

11月初，富士康發布通知，要“逐步恢復有序生產”，富士康將出勤補貼提高至400元/天，如果全勤，員工在11月可以獲得超過15000元獎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更何況還有政府方面不遺餘力的加持和背書，富士康很快便湊到了十多萬多工人在工廠上班，但等待他們的仍然是一種冒險賣命的狀態。

工人的基本勞動需求不能被解決，再高的工資也於事無補。據聞，新員工實際上是住在同一個宿舍樓，且舊員工已經7丶8天沒有做核酸檢測，意味着有陽性感染者與新員工一起住宿丶上班，不少新員工都感到恐慌甚至被欺騙。此外，員工早前統一收到富士康的通知，新員工需要簽訂一份全新的合約，與招聘時富士康出具的合約完全不符，導致員工認為富士康是故意欺騙，讓他們上當受騙，最終引發騷亂和衝突。從下面這張富士康看似豪放的招工圖中可以看到，實際上是存在諸多條款限制的，而最重要的是，一旦工人在廠區感染而導致病假，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處理獎金問題，更不要說工廠根本就沒有給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生產環境。

在同一時間的11月20日，鄭州的工會仍然很忙。面對疫情，他們組織了“黨旗飄起來、黨徽亮起來、黨員動起來”活動，全力做好核酸檢測秩序維護、小區環境消殺，居民生活物資消殺、轉運，群眾心理疏導、困難群體幫扶等工作。——一連串的政治宣誓和防疫工作沒有一點和《工會法》的要求沾邊，也沒有一點與正在疫情下密集工作的富士康工人有關。這種工作人員難道不就是習近平口中所批判的：“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起來輕飄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富士康工人的集體行動訴求從獎金發放到疫情防控、生產衛生安全等，相當廣泛，整整顯示了富士康與官方在對防疫政策和生產管理上的問題沒有絲毫改進，也缺乏與工人的溝通。在一份11月23日印發，“周口市鄭州富士康思想穩定前方工作組”的報告中，面對工人的現實問題，其解決方案仍然是“在工作微信群做思想穩定工作”——這和近年來工會開發“雲上工會”、網上入會的作風何其相似？一方面就口喊“深入一線”，實際做起工作就是上網上雲。當然，這次會議是由河南省政府秘書長、省人社廳黨組書記、省社保中心等部門舉行，本應代表工人的工會並沒有位列其中。

鄭州富士康連續兩次工人事件最終造成的，就是資方、工人和政府的“三輸”局面：富士康連帶產業鏈頂端的蘋果成為全球熱議的勞工侵權“專業戶”；廠方非但不能完成既定生產任務，面臨違約風險更要賠付大量工人的離職費用，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政府無條件為富士康招工、背書，甚至不惜出動暴力機關鎮壓工人，令公信力受到重創；工人因為沒有合理的溝通渠道，導致感染生病、甚至被警察打傷才能換來贏得的工資獎金；而本應作為工人法定權益代表的工會，則是從企業工會層面到地方工會的徹底失聲、失能，導致對企業的溝通和監督功能全部堵塞，不啻於事件的罪魁禍首之一。

歸根究柢，工人沒有集體的力量來與資方談判解決問題，只是期望蘋果良心發現或者富士康的自覺是根本不可能的，畢竟他們運作的基礎是逐利的。只有身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最明白他們自己需要怎樣的工作環境和待遇，而只有站在生產第一線的工會才能夠代表工人與企業和官方談判協商。而官方和工會若仍然延續此次事件這種滅火式的處理方式，不從源頭思考勞資關係的根本解決思路，相似的狀況必然還會以更高的成本一再出現，而最終付出比將勞資問題解決在集體協商談判層面更大更多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