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我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時所寫《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下與未來》：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渺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制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凋敝、政權萎縮、體制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制與文化管制越來越疲乏，一切都死氣沉沉，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及俄國的影響，還符合東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的訴求有着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仿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嚮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系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歷史、地理各方面也都遠離西方，自成體系，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牴觸的。

    韓國、台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制的垮台，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關繫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裁政權，在社會控制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制，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制（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並在國際上沆瀣一氣保衛獨裁。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制走向民主的例子。“兩亞一非”的前專制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牢固、沒有完整系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層面實行一黨專制或一人專制，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制也無法統制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制體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數量有限的親信，依託槍桿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制政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着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專制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面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裝等大規模和成建制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台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制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制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系統化體系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系，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面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基層的滲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廣泛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制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制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覆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干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制和圍堵有重大關係。還有像烏干達的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制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台。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國專制政權時，外部干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制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着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甚至，它對於武力收復屬於中國的台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都沒有動兵），僅把台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干預、制裁，最終政權覆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採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干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覆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制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麼，我們就什麼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嘗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先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制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制，但讓西伯利亞監牢裡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只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著書立說，為革命做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國家體制、政治環境聯繫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體制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慾和環境所污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是超越了自身的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着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制內或間接依附體制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在追求權利自由中的相對理性，都對實現民主有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加複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只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着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制和網絡封鎖中？這裡有十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和完全的開放，也將促進世界的合作與進步。面對氣候變化等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的嚴峻挑戰，不能指望一個缺乏合作意識、唯利是圖、沒有道德與責任感的政權承擔義務，而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開明負責、積極融入世界的民主政權。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如果國際上有良知與正義者能幫助中國十多億人民打破枷鎖解除壓迫，那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功績，這些正義之士也會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恩人和永遠的朋友，中國人民也必將對友人和世人做出充分的回報。

    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獻。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麼孤立的專制中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如果越南、老撾、古巴等傳統列寧式政黨統治的國家都放棄專制擁抱自由，甚至如朝鮮這種高度專制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堅持多久呢？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實現政治和社會轉型。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者克制、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歷史舞台或進行徹底轉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就沒有改變。就目前看，中國人民暫時無法衝破強固細密的政治羅網，甚至在惡劣的政治經濟形勢下處境將更趨惡化。但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吶喊，暴力機器也將為眾志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示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制終結、中國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只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