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知乎博主“小先生”轉載的秦暉教授文章及言論：

我們這裡，還是既無“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國家”。一些人喜歡說：美國式的個人自由有什麼什麼弊病，瑞典式的社會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損害平等，不利窮人；後者限制自由，壓抑精英，我們都不能學云云。雖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國家”的制度創新到底是什麼樣子，人們還遠未明白。但是在我們這裡如果這樣說，那就要問：美國式的個人自由太過分，那麼美國的社會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會福利我們搞不起，那麼瑞典的個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責怪美國的社會保障太少、右派批評瑞典的個人自由不足，而我們如果擁有這種美國式社會保障、瑞典式個人自由，那已經進步到何等程度！

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爭論以及共識（底線）

在“左右之爭”中，發達國家的傳統話題是“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他們的左派主張擴大國家承擔的責任，而右派強調要限制國家的權力。這兩者形成對立顯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個社會契約意義上的“國家”，在這種契約下，國家的權力與責任嚴格對應：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並對公民負責，公民需要國家承擔多大責任，就授予它多大權力——顯然，這個意義上的“國家”只能是民主國家。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擴大國家責任（因而必須增加對其授權）的左派主張與削減國家權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擴大責任）的右派主張才可能形成對立，乃至達成關於“中間道路”的第三種選擇。如果沒有這一前提，如果權力不產生於社會契約，不來自民主授予也不對公民負責，那就會造成：國家權力極大而責任極小，從而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要求與擴大國家責任的社會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構成對立。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制——而這，就是現代左右派都必須持守的共同底線。

低於底線的左右派爭論無意義

從中國現實的“問題情境”出發，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了或是社會民主主義太多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中國目前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是虛假的。但是，真正的矛盾是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應和“寡頭主義”劃清界限，二是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應該和民粹主義劃清界限。因此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寡頭主義，從社會民主立場出發批判民粹主義，都是極為必要的。

中國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國家太多，不是“自由太多妨礙了平等”，也不是“平等太多妨礙了自由”，因此我們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國家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國家。也就是說，在我們國家的現實生存環境中，不僅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有其基本的價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也有明顯的價值重合。

我們要走的決不是反自由也反社會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會民主或以社會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於自由與社會民主之間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與社會民主二者之基本價值的道路。這種基本價值在別人那裡已經實現，因此他們會為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各自的價值選擇左的、右的或中間的立場。而在我們這裡，在為上述基本價值而奮鬥的過程中實際上只有兩種立場，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場，哈耶克與馬克思反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的立場。

西方那種“左右之爭”乃至“左右之間的”折中立場，在這種條件下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的體制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還遠不及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怪其個人自由太多？如果我們連瑞典水平的個人自由也遠未達到，又有什麼資格指責其社會保障過分？如果連美國式的“低調社會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調個人自由”也得不到，談論“美國與瑞典之間的”中間水平保障和中間水平自由又有什麼意義呢？

作者秦暉本人的態度

你到底持自由主義立場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立場？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這兩個立場的價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是隨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兩者的價值重合面才日益縮小而價值對立日益凸顯（但在當代發達國家二者又開始新一輪重合）。因此在中國目前的“問題”背景下，我堅持的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肯定的那些價值，而反對那些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否定的價值。至於那些為自由主義所肯定而為社會民主主義所否定的東西（如“純粹市場經濟”），以及那些為自由主義所否定而為社會民主主義所肯定的東西（如“過分強大的”工會），則我們中國現在都還沒有。等到有了再來選擇自己的立場也還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