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改良主義 ——對話錢理群先生

一方面要在發現錯誤之前，必須堅持，據理力爭；另一面，又要承認自己的認識有局限或限度，同時要善於從對方的主張和對自己的質疑中吸取合理的因素。

2014年10月23日，《南方周末》刊發了與錢理群先生的對話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錢先生談到“靜悄悄的教育存在變革”，“好人聯合起來做好事”，促進進城務工人員這樣的弱勢群體的自我覺醒，提高他們的思想、文化自覺、自信。尤其是，錢先生對起自民間的青年志願者們寄託了自己的希望。在巨大的轉型過程中，究竟如何看待迅速發展的民間？知識分子如何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我們繼續分享錢先生對中國社會的諸多看法。

如何對待民眾

錢理群：我們上次討論的志願者運動、社會組織，其性質，都是民間運動。這裡就有一個如何看和對待民間運動的問題。中國當今社會的民間運動，主要有三，社會組織、志願者運動之外，還有維權運動，網絡上的民眾自主運動。我經常提到魯迅對中國改革的分析。他提醒我們，當改革成了“時髦”的時候，就要分清同樣高喊“改革”口號的人背後不同利益訴求：“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我們現在的許多自命為、或被看作“改革派”的人，其實都是“曾經闊氣”或“正在闊氣”的“復古”派，或“維持現狀”派；而在我看來，這三種民間運動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未曾闊氣”的，因此，他們是真正要“革新”的，理應是真正改革的骨幹與依靠對象。

戴志勇：這裡可能有一個如何認識普通民眾及民間運動的問題。一說人民是烏合之眾，還有一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英雄。您更偏向哪個看法？

錢理群：這兩個趨向都不好。一種是用貴族的眼光、態度對待普通民眾，甚至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打擊要求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民間運動的參與者。另一種是人民崇拜，就像文革期間林彪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這樣的民粹主義，其實並不是真正要維護底層民眾利益，而是要利用民眾，打着“群眾”的旗號，或煽動群眾，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也涉及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知識分子既不可做大眾的戲子，也不可讓大眾當自己的嘍囉。魯迅說，知識分子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他和民眾是平等的，相互依靠又各自獨立的。

如前面所說，在我看來，三大民間運動從總體上看，都是改革的動力，我由於年齡與精力的限制，不能參加許多具體活動，但可以提供一些思想資源。而且限於提供基本的理念、思路，並不把自己的具體判斷、選擇強加於人。有了思想、文化自覺，在現實政治中怎麼做，是個人的選擇，不必去“指導”，更不能自作聰明地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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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不將民眾和民間運動絕對化、理想化。我的態度是既支持，又保持一定距離。比如對於網絡，我在欣賞網絡民主的同時，也對網絡暴力保持警惕。既要充分利用網絡帶來的信息自由，又與網絡保持一定距離。

戴志勇：現在在網絡上，在民間社會常瀰漫着某種程度怨恨氣氛。

錢理群：魯迅當年也談到，“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他對此作了兩點分析，很值得注意。他首先指明，這樣的怨憤“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用今天的話來說，民眾很多怨憤是被動造成的，我們應該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但魯迅又提醒說，問題是這樣的怨恨之火燒向哪裡。中國的老百姓，或許知識分子也在內，“他們不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魯迅說，這是一種“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這恐怕也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危險所在。

魯迅因此說，“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以此持續地訓練許多年”。這也是知識分子對民眾的一個責任。

戴志勇：一些持續不斷維護自己合法權利的人，在有的地方，被認為也是一種偏激。也有人說魯迅激進。

錢理群：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要警惕有人把“激進”當做一頂帽子，攻擊積極進取反抗的人，藉以掩飾自己的怯懦。當年許多人攻擊魯迅激進，就是這樣。像剛才說的那樣，魯迅主張“深沉的勇氣，明白的理性”，哪裡有什麼激進？魯迅倒反警示我們，對滿口說激烈的話的人，要保持警惕。現在有些知識分子，見壞不上，對現實採取犬儒主義的態度，看到別人見壞就上，心理不平衡，就試圖用“激進”捆住行動者的手腳，這當然是徒勞的。

還要警惕另一種情況，就是有些知識分子嘴上說的、心裡想的、實際上做的，有很大差別。你聽他說話特別激進，以為他是真的激進知識分子，那你就上當了。

戴志勇：口頭說說，沒有真正按自己說的去做，知行不能合一。

錢理群：所以激進有兩種：一種是出於信仰的激進，這樣的人其實是很少的；還有一種是為了個人目的或其它利益，是流氓化的激進，譁眾取寵的激進。許多假激進，不是真激進。

戴志勇：區分真、假激進，有什麼意義？

錢理群：對於激進主義，我有三個態度。第一，我不贊成用激進主義的辦法解決問題，我提倡“靜悄悄的存在變革”就是主張走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主義的道路。第二，我始終對“今天這樣主張，明天那樣主張，今天激進，明天保守，變來變去，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循”的流氓式的假激進主義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其三，對真正出於對中國問題的探索的真激進主義者，我則保持一定的尊重與尊敬。

戴志勇：您曾說，知識分子要“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不是就包含了這樣三個態度？

錢理群：這句話是秦暉在他的關於南非的書裡說的，發明權不屬於我。我只是贊成他的這一說法，加以發揮而已。真的激進主義者是“見壞就上”的，在犬儒主義盛行的今天，做到這一點，是值得尊重的，我不贊成他們“上”的方式而已。

假的激進主義者，是高喊“要上”，也鼓動別人“上”，而自己是絕對“不上”的。這也是我最為反感的。魯迅說，他自己做不到犧牲，就絕不鼓勵別人犧牲。我也一樣。“見壞就上”，需要“勇氣”；還有一個“見好就收”，這是需要“理性”的。在改革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形勢大好”的時候，就要“收”，不要推向極端。這也是和激進主義相區別的，激進主義是主張“進攻，進攻，再進攻”。

戴志勇：至少，知識分子要保持清醒。但怎麼讓這種少數的清醒，變成一種社會的清醒？沒有組織的民眾很可能被各種激進的理念動員啊。甚至連知識分子本身也很難在時代大潮面前做出清醒的判斷和選擇。這是已被證明的歷史。一百多年來，一直到現在，各種激進的理念也一直富有誘惑力。你覺得怎麼做才能更好地防止各種激進傾向？

錢理群：也只能從我們自己做起。我是主張知識分子在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社會激進時要保守一點的。知識分子應該起社會清醒劑、調節者的作用。而現在的情況是相反的：社會保守，知識分子更保守；社會激進，知識分子更激進。這其實就是魯迅說的，當了大眾的幫忙與幫閒，一味追逐時髦，就失去了獨立性。

曼德拉開始很激進，有社會擔當，見壞就上。但在白人統治結束以後，他就立刻倡導和解，見好就收。可以想見，當曼德拉最初提出和解時，長期受到壓迫剛剛得到解放的黑人民眾是很難理解的，但他們相信曼德拉，接受了。

曼德拉成功不完全是因為他本人。白人統治者也很有功勞，最後選擇了和平。

戴志勇：南非推翻白人統治後，治理並不很成功。這也導致對曼德拉的評價出現了分歧。治理能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對此您怎麼看？

錢理群：新南非出現的問題，只能說明任何選擇，都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我們要反對民主萬能論。但不能因此否認新南非的選擇，事實上新南非並非一無是處，有進步，又有新問題，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絕不能因為出現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就得出“還是原來的白人專政好”的結論。事實上也回去不了。

知識分子要“理直氣不壯”

戴志勇：近年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看法分化很明顯，彼此之間的觀點之爭，一不留意就變成了人身攻擊。對此您怎麼看？

錢理群：我們已經說到了知識分子的問題。這也是我考慮得比較多的問題。今年一開始，我就在一次集會上提出“好人聯合起來，做幾件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好事”。這其實就是我在宣布“退出”中小學教育以後，要在“教育之外談教育”的一個努力。而且這也是對我倡導的“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的一個必要的補充與發展。

如果把“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絕對化，也會出現問題。因為我們不能只是“改變自己和周圍的存在”，這是屬於社會基層的變革，但還是要有人關心全局，促進上層建築的變革。上下結合，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上層建築的變革最關鍵的就是治理體系的改革，這也是需要由知識分子與民眾來促進和參與的。

我這裡講的“好人”，當然也包括了民眾，青年，但我提出這一命題時，主要是指知識分子；呼籲“好人聯合”，主要是呼籲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的“聯合”。這裡講的“好人”，是指那些真誠地，嚴肅、認真地思考中國問題，但對中國的發展又有着不同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應該“聯合”起來。至於前面說的那些並沒有真正的主張，變來變去，又只會謾罵，甚至動手的“知識分子”是無法和他們認真討論問題的，也就談不上聯合不聯合的問題。

提出知識分子“聯合”的問題，是因為知識分子明顯的分裂。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上，圍繞着上述問題，知識分子中出現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主張，發生分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因此發生彼此絕對不能相容的分裂，卻是不正常的。呼籲“聯合”，並不是要掩蓋分歧，而是首先要共同爭取討論的空間，進行彼此尊重的公平爭論，同時努力尋找“最大公約數”，以達到某種共識，在具體領域也可以有某些合作。

戴志勇：您認為這樣的“聯合”存在哪些障礙？

錢理群：外在的原因不說，最大的問題，是自認真理在握。

戴志勇：這背後可能有一個問題是，曾經你死我活的鬥爭帶來的鬥爭哲學。

錢理群：對。“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是一種絕對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和邏輯：不是正確，就是錯誤；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白，就是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個吃掉一個。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些左、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在觀念上絕對對立，但在思維、邏輯上卻驚人的一致：都認為自己已經把握和解決了一切中國問題，只要按照自己的主張去做就行了；其他一切不同於自己的主張，都是邪門歪道，不是“漢奸”就是“五毛黨”，非“滅”了不可。

戴志勇：中國人講中庸，現在卻戾氣不少，這是為什麼？

錢理群：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問題是不是所有都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其二，承不承認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危險正是在於有些知識分子，把自己的主張絕對化，真理化，唯一化，排他化。當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掌握者，維護者，壟斷者時，距離真理就相當遠了。

這當然不是說各人都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變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稀泥，搞折中主義。我因此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出，要“理直氣不壯”。一方面要“理直”，因為自己的主張都是嚴肅、認真的思考的結果，在發現錯誤之前，必須堅持，據理力爭；另一面，又要“氣不壯”，承認自己的認識有局限或限度，同時要善於從對方的主張和對自己的質疑中吸取合理的因素，避免因為要和對方劃清界限，而把自己的主張推向極端。總之，要留有餘地，有一個自我調節或糾正的空間。

戴志勇：人都是有限存在。所謂自由，很多時候就是知道自己始終可能會錯。

錢理群：對，包括今天我對你說的這一切，都是個人意見，不是真理，不具普遍性。我跟學生講課，不僅講我知道什麼，也講我不知道什麼，我的困惑，我在思考什麼問題。我更歡迎學生對我提出質疑，成為我的“反對派”。

在2013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我還對知識分子提出一個建議：在宣講自己的主張的合理性的同時，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或講一講自己的主張可能存在的盲點，可能遮蔽的問題？在大講有利於自己主張的事實的同時，是不是也講一點自己的理論、主張不能解釋的事實？這都是在提倡一種逆向思維，這是和前述二元對立的絕對思維不同的。這或許是一種更加科學的態度，是一種老老實實的態度。

我還向知識分子朋友發出一個呼籲：在關心現實、介入現實的同時，還要和現實拉開距離。所謂“想大問題”，不僅是想現實的大問題，更是思考更大、更根本、更具有超越性的問題，特別是精神問題。這才是知識分子的本職、本分。 在2013年一次演講里，我還對二三十歲的青年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到我這個年齡（74歲）的五十、四十年間，將面對什麼樣的世界和問題？你們準備好了嗎？我提醒說，只有思考了這樣的看起來有點遙遠、有點空的大問題，有了一個大視野，你們才不會被眼前具體的現實問題所吞沒，才能胸有成竹、遊刃有餘地面對一切。

當然，我的所有這些建議、提醒、呼籲，都首先是針對自己的，都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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