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嚴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一、導言
十九世紀興起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理論，因它的基本觀點皆持之以據，態度嚴謹，便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爾後美國的制度學派經濟理論。相當時期內，它們影響了甚至指導了各自國家的經濟走向。
所謂歷史學派經濟理論，是對俗稱的“資本主義”以來，通過審視世界重要經濟體的興衰榮辱，力圖歸納出普遍規律，在此基礎上找出適合自身國情發展的道路。這個學派的鮮明特徵是經濟與政治密切關聯，國家主義至上。在那個競爭無規則的時代，它談不上進步也談不上反動。但自一戰二戰爆發，它至少也屬於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因為德國走向強盛後的繼續擴張也容不得它停下腳步，卻無出路了，是與世界為敵。所以這個學派與德國走上戰爭之路又失敗脫不了干係。重提這個過氣學派的意義，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面子進入了世界體系，里子仍是黨國至上，由此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性質與質量以及走向。
二、中國的情況
截止於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沒有現代經濟。洋務運動形成的現代氣息，整體上也就是一陣子新奇。從根本上說，傳統文化未能蛻變出自由因子，價值觀強調的是國家實際是朝廷而不是個人。新文化運動的力度不小，它的阻力既來自傳統的根深蒂固，也來自無力提供實惠於各個階層。蔣介石領導下的南京政府是想走新路的，也作出了努力，但是日本侵華尤其中共武力奪權，斷了此路。紅朝建立後的毛澤東時代，經濟上是師從蘇聯模式。此模式較之“資本主義”更強調富國強兵，所以並不反對工業化，精神氣質上卻極武斷，反對自由放任經濟的同時也窒息了社會活力尤其創造力，強制推行後發展成了反人性。至此，它已不是弊端的問題，而是通向死亡之路的問題。
改革開放使經濟出來了活力，源於對先前明顯的荒謬不得已的糾錯，成效主要在農業上，對工業只能叫糾偏，一因計劃經濟痼疾積重難返，非行政命令移不動病灶，二因權力決策層的質疑、反對聲音很大，需要循序漸進。大約十年，經濟未能跳出恢復性生產範疇，無足稱道。因為恢復性生產的空間是有限的，此時真正重要的是以後走什麼路的問題，只有解決了此問題，供日後發展的夯實地基、疏通河道才有切實意義，日後的發展才可望功半事倍。此為戰後西歐經濟恢復原氣後後勁仍足的原因。這個十年的成效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心理上，對億萬勞動者身心上的鬆綁，使全民悲情轉化成了新的生活信念。其中被低估的個體戶作用，成了後來大規模民營經濟的酵母。因窮怕了而發酵的商業文化，藉助於新一輪西風東漸，在中國三千餘年的文明史上第一次站穩了腳跟。從此，任何勢力再想回到閉關鎖國狀態，可以得逞但一定短命。
但是六•四一出來，有望良性發展的路又中斷，需要談六•四，是因其行為和後續效應皆惡劣。
三、中國的情況
嚴格地說，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說法面子上可以成立，里子始終是鄧小平時代。就發展經濟，使國家儘快強盛來講，三人觀念達到了一致。正因為改革前期他們大方向一致，鄧小平默許了胡耀邦的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行為，也容忍了趙紫陽在反自由化問題上的“陽奉陰違”。當然，具體行為的考量上不會如此簡單。
然而，默許和容忍與支持有着本質區別。正因為這一區別，他們共患難易，共江山難。胡耀邦固然不懂經濟，但良知與常識告訴了他，任何時代，高壓下不可能出來健康發展的經濟。他願意做富民強國的清道夫。趙紫陽也談不上很懂經濟，這是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屬於黨官、自覺不自覺地習慣了政治掛帥所決定的，但他肯納諫，歡迎真知灼見，對認準了的具體經濟主張有勇氣推行，例如價格闖關。
鄧小平卻是自再度出山便一心想做總導演，實際是太上皇，不屑做清道夫。他既不屑自由主義的真諦，也不懂二戰後強調規則的自由主義經濟的發展方向，遂導致了如何實現強國的道路上，他相信還是路易十四和俾斯麥的路線靠譜，便是“兩手抓，兩手都硬。”就是經濟一定要發展，基本路線不動搖。的確，那兩個強人憑恃強勢手段都使自己的國家改變了貧弱局面。可惜今非昔比，面對的情況已大不一樣。
其實，即便沒有出現爾後六•四那號不可原諒的罪行，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也遠不及路易十四和俾斯麥。他大權在握後面對的確是個百廢待舉局面，但他只要肯對毛澤東烏托邦路線糾偏糾錯，回歸常識，局勢就會大改觀，因為此時很合不堪回首的黨心民意。他並算不得開拓型人物，事實上他的改革開放並無新意，值得肯定之處在於放棄了紅朝太多的假大空政治。路易十四和俾斯麥卻屬於各自國家的開拓型英雄。路易十四時期，把一個思想保守、生產落後、由舊貴族和高級僧侶把持大多數權力的法國，引上英國式的強國之路，不是糾偏糾錯的問題，是推陳出新的問題。時值大陸普遍不看好英國，因而未知數太多了。路易十四幸虧身為國王，王位合法。即使這樣，他也不得不與高等法院結盟，授予高等法院特權，用它來壓制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種軟磨硬抗。鄧小平啟動改開之際，中共黨內有不少原教旨主義者，但也基本上沒有形成一個又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原教旨擁護者和既得利益守護者，反抗的動機與能量是大不一樣的。俾斯麥的難題是，把一個由兩三百個邦主、領主組成的空有國號的德國，轉化成政令、軍令統一，經濟上能協調發展的實體德國，若形不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一應措施便會空轉。而形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在一個對封建已習以為常的國家通常都是幾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俾斯麥的助力，是普魯士軍官團素有的集體榮譽感。鄧小平的助力，卻是幾億人的悲情，它本身就是一個現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鄧小平轉向務實路線，是他應盡的職責。他只有堅決支持中國各方面都向當代世界文明靠攏，他才是英雄。就當時來說，因阻力小這條路可望走通。
鄧小平對內的兩手都要硬的手法，或許存在可以理解的成分。他對外的“韜光養晦”策略，則屬於不打自招，他就是個從認識論到價值觀皆過時的專制強人。誠然，要求他承認他的事業從一開始就是大錯誤，只一個自尊心就會受不了。他發威發飆的時間，已是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道路已聲名狼藉，經濟上的對國際秩序的利用不可能持久，因為他無從保證國際秩序醒悟後的反彈，也無從保證日後的接棒人真能堅守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他是經歷了二十世紀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人，這樣的人理當對時勢比人強有所敬畏，但事實是他又走上了毛澤東不信邪的獨裁之路。
鄧小平的聲譽高峰，體現在北大學生喊出的“小平您好”口號上，實不比“萬歲”聲音的含金量低。此聲音來自文革浩劫後，全民悲情正轉化為信心恢復，對他寄予的厚望。他理應高度珍惜、呵護這個寶貴資源。這不是認知不足的問題，而是走上了獨裁之路後的陳腐思路乃至陰暗心理所致。他不惜動用幾十萬野戰軍、而不是只動用幾萬軍警對學潮大鎮壓，要的是幾億人安分守己地過井然有序的工蟻生活，是再一次在國人和世界面前立威，他強調“不穩定什麼事都幹不成”，屬於千百年來被獨裁者說了無數次的套話。
從經濟上講，六•四一出現，胡耀邦、趙紫陽的夯實地基、疏通河道的努力便停滯下來。更重要是，原先的設想大變樣也勢必變樣，它會引發什麼後果呢？
四、中國的情況
六•四的惡劣影響即使不談政治，只談經濟，也不可能一代人過去便消弭於無形。誠然，中外歷史上類似六•四的悲劇、慘劇屢見不鮮，爾後被淡化被遺忘，一樣屢見不鮮。但出來這般局面也是有前提的：一是之前社會的積怨不是太廣太重。二是不太久的時間內，通常是當事人去世後，朝廷給予補償，補償的常見手段是名譽平反與經濟撫恤。三是社會的價值觀包括各種行業規範不曾被大扭曲得以保持常態。四是權力架構上不能向大清國的八旗皇權看齊。最後兩點非常重要，將直接影響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與手段，也就是對文明的反噬。此時，即使六•四似乎已消弭於無形，已形成的反噬作用卻不會消弭於無形。
果然大反噬的一天來了，突出表現在紅朝復辟了八旗特權制度導引的官德損、民德毀上面，一發便不可收。本來，中國社會不存在自由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約束的商業文化，儒學欣賞的是小農經濟孝文化，毛澤東時代只有歌功頌德黨文化，一應公認的行業規範被摧毀，充斥了神話和鬼話。商業文化初成，配套措施沒有也不允許跟上來。另者，從來的商品社會自身就存在誘發人性缺陷的一面。於是，在一個不允許談正義談人權只允許談錢的時代，人人只認錢，見錢才眼開便自然而然。本來，對於一個久欲告別普遍赤貧生活的社會，一定時間內的只談錢，有其合理性成分，畢竟，“貧賤夫妻百事哀。”但若演化為一種對大多數人的誘騙手段，就一定會導致另一種病狂，一種讓人回歸叢林法則的病狂。歸根到底，錢的實質是所有權。無權的賤民，向錢看更多就是個水中撈月，甚或陷阱。它於經濟生活的破壞性作用，時至今天未能受到國人應有的重視。例如，官德損、民德毀給經濟秩序帶來的混亂，國人看見了，但人人只認錢導致的全民冷血，於暴殄天物、破壞環境、不講規則、重大工程也敢作假的作用，並不曾引起高度重視。事實上，社會心理只要認可了“關我什麼事”，它就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它浪費在黑洞裡的資源，不可能不拖經濟的後腿。此情況可謂越演越烈。三年疫情，盡顯反噬社會反噬經濟的惡果。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官方偉大成就後面，是不成章法的嚴厲手段，偏生經濟停擺，疫苗質量低劣，不容社會不生怒火。
不過也不是沒有歪打正着的事兒。人人向錢看，道德崩壞，互害，只要自己過得好其它事兒皆去見鬼，一度成了經濟行為的強大驅動力。曾經的“十億人，九億商”，當然誇張，但沒有這種全民參與，經濟活力大打折扣也是一定的。它讓人聯想起十八九世紀的奴隸貿易，殖民地經濟，淘金熱，它們的惡劣影響至今猶存，但相當時空內推動了經濟發展屬於事實。中國全民參與的經濟規模之大，加上勞動力極低廉，怎麼說也是入世後外資滾滾而來的一大因素。而經濟一旦形成了規模優勢，便意味着有了可供良性發展的元素。如果此時藉此東風，切實下功夫矯正弊端，及時轉型，壞事未嘗不能轉化為好事。“十億人，九億商”，沒準還成佳話。
疫情前中國社會整體上支持繼續改革開放，包括很多民運人在內，對任何開“倒車”行為皆敏感與反感，見證了規模經濟的吸引力。當然強烈的感受不是冷靜的洞察，但也要理解。況且平心而論，一場空前的經濟浪潮，不犯錯誤不可能。犯錯誤不可怕，怕的是犯了重大錯誤仍無糾錯機制。
五、中國的情況
從經濟自身的規律來看，朱鎔基主導的國企改制和積極入世，不失為精彩篇章。前者引發了陣痛，如公產一夜之間變成了掌握公權力人的私產，對幾千萬下崗工人補償極微，成了事實上的任其自生自滅。但也要從另一個方面看問題，若由得那些殭屍般中小國企繼續存在，勢必拖累經濟整體。入世和爭取到美國的永久貿易優惠地位，就更加不消提了。沒有這個巨大助力，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經濟起飛不了是大概率。這個起飛階段大約存在了二十年等於再造了兩個中國經濟。
今日美國認為是它重建了中國，中國卻忘恩負義，很多方面是成立的。不過情緒化也明顯，忽視和低估了幾億勞動者的作用以及資源上近乎竭澤而漁的高昂成本。
但是，鮮花須有綠葉幫扶才能成就美景。朱鎔基被公認是個乾材，且官聲人品皆不孬。入世態度堅決的重大成就，是經濟突破了恢復性生產以後的產量產能瓶頸，也就二十年便使中國出來了物質豐富時代。似可以說，只要中國不回到毛澤東時代，人相食的情況便一去不復返了。此可喜局面首功當推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的巨大助力，次為幾億勞動者的血汗加淚水，但完全不提決策者、執行者作出的努力也不對。
怎奈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幾點不能不提。國企改制固然適應了經濟規律，措施上卻是敗筆。對眾多下崗工人的事實上的任其自生自滅，太有違現代精神。更重要是加劇了權貴資本主義從尾大不掉到公然驕狂。而這樣的經濟模式經濟結構是二十一世紀接受不了的。
本來，此種野蠻經濟結構配上專制權力架構，後患之大，難以想象。等於最腐敗的大國政治和最無情的規模經濟，都讓中國攤上了。正是此種對中國社會的雙重擠壓，扭曲出了“毛粉”“毛熱”的畸形怪象，撕裂了中國社會。勢必生產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孽，不但將為己日益逼近的社會大變動增添變數，而且將為大轉型後的中國遺留一代人創痛。例如三十多年來被買賣的婦女兒童之多，年復一年的年輕人莫名其妙的人間蒸發，他們的痛不欲生的親人還會欣賞高樓高鐵嗎？這樣的日子若沒個完，誰會受得了？值此二戰後強調規則的時代，不應認可六•四後的改革開放，這是主要理由。朱鎔基對此一點也不曾察覺嗎？他的“義無反顧”，說白了是基於兩個考量：1、為答謝鄧小平的知遇之恩，他便要儘快做出大成績。2、他以為人走政仍存是相當可能的，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商鞅身死政仍存的故事。他小看了權力構架與經濟結構的能量。他能大器晚成屬於特例，很難複製。中國才華品行如他者，至少一千人有吧，幾人能如他一樣出人頭地？他曾發豪言：“打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剩下一口留自己”。其實一樣變異成了假大空口號。因為就是打一萬口棺材，也不敷使用。紅色權貴能允許他這樣幹嗎？那就不是對紅朝療瘡，而是對紅朝掘根。這不是那些擁護反腐敗的中老年愚民理解得了的。
事態已是如此明顯，中國經濟的畸形程度實比二戰前的德、日兩國更大，二戰前德、日；兩國的社會問題，有今日中國這麼多這麼嚴重嗎？既然那兩個國家的失敗之路中國不可再蹈覆轍，那麼一兩波經濟高峰過後，轉型就是必要，容不得多僥倖。這樣做了從長遠看，於紅朝統治也不是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