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三年

中国社会的股份制改革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零六年

　　股份制改造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在这壹利益重 新配置的过程中，权力的市场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导致中国的改革呈现壹 个相当明显的特点：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 近20 年时间（1978-90年代中后期）。其时间之短暂，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 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从原始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几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来看，至今为止中国 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壹代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 地主富农等 「黑五类」家庭、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为生计所迫，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年代中、前 期 「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壹技之长，投 身于市场竞争；第三代富翁则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ii]以后「下海」 者。这类人当中有不少是与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 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 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资本原始积累能够加速度进行。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笔 者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鸣得间地将此现象总结为：第壹代富翁是「半 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则是「半人半神」－－所谓 「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赚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颇有瞧 不起第壹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 资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 「房地产热」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就是在这批以官商结合 为致富诀窍的 「政商」出来以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这样壹首重新划分富人等级 的民谣：「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户刚起步，几十万元马马虎虎，百万元户才 算数，千万元户是真富。」剖析「股份制改造」（包括中国股市）和「圈地运动」的特点，最能看出中 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

　　壹、奏折派经济学家的悲哀：淮桔成织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再也无法掩饰亏损累累的破败相，而壹度被视 为解困良方的「承包责任制」[iii]，又使企业无法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产生了许 多难以克服的短期化行为，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壹大渠道。壹些苦苦寻求救世良 策的「奏折派」经济学家们终于发现股份制可以做为拯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良 方，于是先是论证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壹种组织形式，并不存在「姓社姓资」 的社会属性问题，以正朝野视听；继而进壹步提出了将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 司的种种具体构想。比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学家们争论方酣 之际，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开始实施这壹构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后推出多家公司 的股票上市，后来席卷中国达数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运动至此算是拉开了序 幕。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理论准备中，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视这壹 现实，即西方国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国当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动机之间，存在 着壹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壹种手段， 而中国政府和理论界则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壹大法宝。在他们眼裏， 股份制发源地作为主要因素加以考虑的融资功能，反而被视为较次要的壹个方面 －－有意思的是，这壹融资功能倒是被众多的企业经营者敏锐地註意到，并加以 充分利用。到了 90年代中期以后也被中国政府滥用做为从股市上「圈钱」的主要 手段，当然这是后话－－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 造」可以达到这样的期望值：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与财 务分配均在广大股东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 职工）负责；企业的效益主要通过市场来评价，因为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壹 形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管，这就可以迫使 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活力，并根据市场 需要调整投资方向。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国有企业的 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的试验小心翼翼地在几个大胆的企业裏进行，社会的反应也比较冷淡， 深圳市发展银行的股票最初是采取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摊派的方式才勉强发行完。 直到 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壹批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后，许多人 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壹片狂热中，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探究发展银行、 金田、原野、万科等第壹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註意的只是市 场上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各地壹大批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 造」运动，认为这样既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亦可以捞壹大把在当 时的情况下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 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后如何运作，当然都不是这批吃「阿公」（公有制） 饭的官员和「企业家」们所要考虑的。在这种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从1991年下半 年起，中国进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 持下，所谓「内部股票」壹时泛滥成灾，各地的股份制企业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 速度增长。如江苏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拥有各类 「股份制企业」200余家，[1] 湖北在1992年初还只有股份制企业23家，到1993 年初就达133家。[2] 新疆、山东、福建等数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违章向 社会集资而受到处理。[3] 在这场发行股票的狂潮中，广东、海南为各省之冠， 据壹份调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计，广东省仅1992年通过发行「内部股」筹集到的资 金就多达100多亿元。至于到底有多少企业已经「股份化」，连政府部门都难以确 切掌握。[4] 四川曾壹度出现了壹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等市 的内部股票非法交易市场。珠海曾以炒「内部股」闻名遐迩，并将深圳及广东珠 江三角洲壹带的游资吸引过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国已有各类「股份制」企业 3,800多家，以后还在增加。这种官方指称为「非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运动， 为今后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牌公司」，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 来。据有关部门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总的状况是 「三分天下」：三分之壹明亏，三分之壹暗亏，三分之壹盈利。这些国营企业搞 所谓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于通过发 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困难或藉此捞壹把。不少企业在清产核资时串通会计师事务 所，在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经营业绩等项目上弄虚作假。[5] 据壹份材料说，由于政府领导的出面干预，广东壹些股份制企业资产评估严重失 真，佛山市就有壹家企业评估资产总值超出实际所有的4倍多。[6] 这类企业在 「改造」后往往就是换壹块牌子，人马依旧，机制未变，唯壹使人感到「耳目壹 新」的是在公司简介中有了壹张模彷国外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图」。这 些企业用国家的资金经营多年，其投资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证它们在「股份 制改造」之后，用股民的钱就能创造高效益？从后来的实践看，不少企业经过 「股份制改造」之后，经营状况并未好转，效益也没有提高，但是为了强化对股 东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红」，每年倒贴14-16％的股息给个人股东和法 人股，[7] 深圳中X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在市场上颇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 连年亏损。当总公司领导班子作出决定，规定凡连续亏损三年以上的公司经理在 审计工作结束后就地免职，其属下的二级公司除两家和别人合营的公司之外，全 资子公司的经理全部提出辞职。私下裏有经理对其好友说：留下来也没有太大的 油水，自己已有实力去干，没必要受免职之辱。有壹些公司在「改造」成「内部 股份公司」几年以后，因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股票迟迟不能上市，股东啧有烦言。 公司因股票购买者多是得罪不起的「关系户」和本公司员工，便又将股票款悉数 退回给股东。[8] 珠海市当年狂炒「内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 何分红，股民们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发出通知，对发行内部股 票和集资券的公司进行清理。[9] 象这类低效益企业在「内部股份制」公司裏绝 非少数，凡有这类「内部股份公司」的地方，当地政府都要花费气力解决其遗留 问题。

　　－－「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 「主人」，关心的 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企业的最高权 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 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 会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 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以往 对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选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 [10] 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壹、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所谓 「监督作用」纯属子虚乌有。在「股份制改造」的发源地广东省，不少企业反映， 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壹人兼任，更兼监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本企业的职工， 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并不能参与、了解决策过程，形同 虚设。在许多股份制企业中，企业制度并没有什么创新。除了上市公司有壹份说 明公司资产状况的「招股说明书」和壹年壹度的「财务报告」之类的材料之外， 绝大多数「内部股份制」公司都没有「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之类的东西 提供给股东。这种情况在内地尤其突出。不少股东其实既不了解公司过去数年的 经营业绩，又不了解公司事实上的主营收入。「企业效益」最多成为股东们在股 市上的「炒做题材」，因为没有几个股东（包括兼具股东和职工双重身份的人） 想长期持有股票，成为「主人」。

　　「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和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国的改革史上于是又 多了壹笔淮桔成织的记载。壹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认为这种大规 模的、「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不仅会使中国的企业改革失去转换经营机制的 「最后壹张王牌」，[11] 而且还「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最终会导致整个股份制 改革、证券市场乃至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壹段很大的弯路。[12]

　　不幸的是，中国股市的现状证明了上述担心并非多余。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为什么「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与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还会有如此之多 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于这种「改革」呢？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因为各地政府和 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壹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

　　在股份制改造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在资源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 保持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使权力能以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予分配。这些寻 租活动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制度进行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只要进行各种活动，就 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这类寻租活动存在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 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壹切经济活动中，本章谈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 型例证。

　　本来，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壹种成功的组织形式，中国选择它作为产权 改革的突破口也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游弋于权力经济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们， 成功地利用了这壹次机会，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参予分配这壹 套「寻租」的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使得「股份制改造」变成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壹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

　　参悟出用「股份制」这种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并非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运动。早在80年代初大批中外合资公司建立之时，就已经 有了壹批「先知先觉者」有效地利用了这壹形式，开始为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的过程中，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 估，或者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所占比例下降，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这样做的好 处是中方负责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壹部份悄悄 送给中方负责人。这种做法在沿海壹带已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也被内地效法。 据统计，截至1992年为止，在全国8,550多家参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 5，00 0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达460亿元。[13]

　　从80年代开始至今，通过股份制对国企改制再到股市圈钱，成为中国部分经 济精英「蚕蛹化蝶」的壹种典型致富途径，下面3个发生于不同时期的事例，可以 勾勒出这壹途径的全貌。

　　1、初级阶段的故事：「零资本」起家

　　第壹个故事发生于深圳市金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故事虽不起眼，但在 中国却相当有普遍性。该公司成立于1986年12月，註册资本为60万元人民币，其 股本构成如下：国家股40％，由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国营）持有，总经 理兼法人代表为林某某。港资股为30％，由港商陈某某持有，陈是林某某的内侄。 私人股占30％，由林某某家族成员持有，实际投入8万元，只占註册资金的13％ 多。

　　其中的国家股是如此折算：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洋大厦房 产150平方米入股，折算价为几年前的预购价每平方米1,800元，而当时该处房产 的最低市价已达每平方米5,000多元。与此同时，林某某又代表装饰工程工业总公 司将同壹大厦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产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价格卖给了金光公 司。总註册资本仅60万元的金光公司仅在这壹处房产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利11 7.8余元。这家公司经营壹年多以后，因效益较差，国家股未获分红，私人股却分 红11.5万余元，除投资全部回收外，还赚3.5万元。[14]

　　林某某的手法是当代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壹种常见手法，但其涉及金额相对 少，获利手段也太过拙劣，与1991年中国的爆炸性新闻「原野风波」相比，这种 流失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的「中国第壹家中外 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该公司于1990年3月上市后，曾名噪壹时，被捧为「股王」。 「以150万元起步，两年间净资产增长了60倍」的神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官商结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开「事前寻租」[iv] 活 动的壹个典型例子，最初是使数千万国有资产成功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继而是通 过股票上市成功地在股市上圈到上亿元资产。这个公司从国有资产占控制地位到 最后只占1.4％的不参予优先股的荒唐演变，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都堪 称原始积累史上的神话。

　　原野公司成立于1987年7月，註册资本为150万元，五位发起人股东为：

　　新业服装（国营），认缴股本45万元，占30％； 深海贸易（国营），认缴股 本45万元，占30％； 香港开生（港商），认缴股本30万元，占20％； 彭建东， 认缴股本15万元，占10％； 李某某，认缴股本15万元，占10％。

　　董事长由新业公司总经理沉女士出任。从表面上看，这是壹家「公有制」占 绝对优势地位的股份公司，符合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但实际上，彭是深海联合 贸易公司的承包人，李是彭的亲妹夫。五位发起人中，实际出资的只有两家国营 企业，彭名下的15万元，由深海联合贸易公司代垫；而香港开生公司名下的30万 元股本和李某某名下的15万元股本，均由新业公司代垫。亦即在这150万元创业股 本中，由深海投入60万元，新业投入90万元，港商及彭、李二人的股本均为虚拟 投入。到1988年1月，香港开生公司退出原野，将其未曾实际投入的股权转让给由 彭任董事长的香港润涛实业有限公司。据后来查实，这次转让只是壹纸协议，润 涛并未汇入分文资金。1988年2月，深海联合贸易公司也退出原野，其股权转让给 新业公司。至此，原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这样：

　　新业公司，占90万元； 香港润涛，占30万元； 彭建东，占15万元； 李某 某，占15万元。

　　到1988 年5月18日，原野公司的股东签署了壹份很有意思的「增资」决议， 将公司股本由原来的150万元增加至420万元。其中新业和个人所占股权不变，香 港润涛则拟单方面增投270万元，加上原有30万元，共为300万元。此后润涛并没 有增投资金，却以名义上的最大股东身分，从实际上已投入上百万元（未包括 1 987年9月借给原野的105万元流动资金）的新业公司手裏，套取了原野的控股权。 直到这壹年的8月20日，润涛的300万股本才由高柏时装（深圳）有限公司代垫（ 据查，「高柏」也是新业公司的属下企业，壹个多月后，这笔资金又退回2/3给 「高柏」），以便参加第壹次资产评估的溢价分配。10月4日，经深圳经济特区会 计师事务所评估，认定资产升值金额达2,754万元。10月18日，原野董事会决定对 升值部份作变现处理，并进行分配，新业公司仅分得利润 40万元，个人股东分得 247万元，而润涛却分得2,467万元，除提出1,360万元扩大账面投资额之外，其余 1,107万元记入应付润涛公司帐内。这笔「应付款」，减去了300万元入「实收资 本」，余下807万元则通过各种渠道汇出境外。

　　1988年12月22日，经深府外復（1988）874号文批准，原野由股份制企业转变 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註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新业公司，90万元（不参加优先股）； 香港润涛，1,660万元； 李某某，9 0万元； 李某，80万元； 许某某，80万元。

　　这裏设立5个股东，只是为了凑足政府规定的发起人必须有5名之数，彭建东 任公司董事长。待政府批准后，1989年3月末，李某某、李某、许某某这3个个人 股东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彭建东的香港润涛公司。在此期间，彭为自己办妥了澳 大利亚国籍，这壹策略使得后来的股权纠纷成了壹件涉外股权纠纷。1989年4月， 为配合股票上市，原野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资产评估。4月25日，经深圳市 公信审计师事务所评估认定，原野公司房地产升值金额达人民币4,553万元，4月 28日，原野董事会又壹次做出决定，将升值部份提出4,550万元作为润涛对原野的 增加投入资本，其余3万元作为资产评估费用。至此，润涛的帐面投资已膨胀为6 ,460万元，占原野总股本的98.6％，而投资最多的新业只占1.4％的股份，而且只 是对公司决策没有发言权的不参加优先股！[15]

　　这个天方夜谈式的资本所权演变过程，其背后种种黑幕活动，自然是中国时 下流行的权钱交易。这个借「股份制」之名，从零资本开始，通过和政府部门人 员及国有企业掌权人、社会公证机构密切合作，巧取豪夺实现资本大转移的无本 万利生意，从壹个很重要的侧面展示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原 野」公司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步其后尘，有人戏称「原野」是培训中国现代企业 家的基地。

　　经过1990年的股市狂潮以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的事 实，激发了各地权势者「股份制改造」的热情，假「股份制改造」之名瓜分国有 资产的原始积累活动被推向高潮。全国各地都有这类侵吞国有资产的活动发生， 如山西就曾查处某公司经理张某和党支书刘某某合谋，利用「股份制改造」之名， 鲸吞分流 250万元国有资产的大案。[16] 有的地方更直接了当，乾脆在成立「股 份公司」之时，就给壹些政府部门官员送上「干股」，以便从政府手中批廉价地 和廉价物资。[17] 原山东省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认购股票这壹形式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书记、 市府秘书长、公安局长等权势集团谋取暴利。[18] 这种猖獗的寻租活动，使政府 方面有所察觉，终于在1993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将这种利用假公证、假审计、 假评估等手段，在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发行中，利用职权牟取私 利、无偿占有股权的行为列为「查办经济犯罪」的重点。[19]

　　2、中国股市创造的神话：9亿撬动136亿

　　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部分经济精英在股市圈钱的「经验」与「智慧」与 时俱进，开始出现所谓「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的局面。在中国经济学界对这种 「圈钱」熟视无睹并积极参与的情况下，香港壹位叫做郎咸平的经济学家却发现 了股市圈钱的秘辛，他以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公司为解剖对象，详细调查了该公司 的财务情况，终于揭示出了壹位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大潮背景下，壹 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民营企业家顾雏军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包装上市等 壹系列配套运作，用 9亿人民币「换」回来壹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 6亿。

　　在2001 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时间裏，顾雏军收购或控股了科龙、美菱、吉 诺尔、齐洛瓦、西令、亚星客车、襄樊轴承等公司。这些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 存在壹些共同特点：首先，大部分目标公司是国有上市公司且收购交易定价较低。 其次，收购对象多为经营困难但品牌较好的企业――收购上市公司可以节省到证 监会审批的 「交易成本」，这是中国企业兼并中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

　　为了保证对这些被收购公司的控制权，顾雏军通过两步重要的安排，第壹步 是从今后的业务考虑所做的安排。被收购的企业除了是上市公司之外，其产业上 端都有壹家由顾雏军100％控股的私人公司，这样的安排既可以分散风险，稳定股 价；但最重要的是各产业间的交易往来不必完全公开，保证公司有足够的活动空 间。第二步则是人事的安排。顾雏军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 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

　　在收购过程中，顾雏军很少用现金交易。他的办法是在入主收购公司之后， 通过上市公司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间做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数额动辄数 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 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帐款的条件。

　　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大多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濒临退市， 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 生呢？不二法门就是让这些公司赢利。而顾雏军「赢利」的途径不是通过提高核 心竞争力和企业的运营效率，而是走偏门，即做纸上文章，玩数字游戏。简单说， 赢利＝收入－成本－费用－息税。经顾雏军收购的企业，就是在公式右边的几项 上下功夫。由于纸面文章做得到家，这些公司往往在顾雏军经营壹年后，立即扭 亏为盈，交出壹份漂亮的财务报表。但这壹切经过郎咸平调查后，发现几乎全是 做假。[20]

　　但顾雏军个人却因为创造了壹个又壹个的财富神话，顾本人因此成为《福布 斯》杂誌2001年中国富豪榜上的第20名。而郎咸平则因对顾雏军以及其他壹些上 市公司的质疑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批评攻击的目标。[21]顾雏军任董事长的 科龙电器曾是家电行业的领头羊，科龙曾被评为2004「中国最具价值500品牌」， 列家电业第二位，价值达346.66亿元。因顾雏军的「成功」，郎咸平更是备受奚 落。

　　然而在纸面上提高公司效益这种把戏毕竟不能持久。2005年4月27日，壹直被 市场看好的科龙电器突然宣布2004年业绩可能出现6,000万元的亏损，顾雏军制造 的科龙「壹年扭亏、连年盈利」的神话开始幻灭。4月28日，在深圳和香港两地分 别上市的家电企业科龙电器双双被宣布停牌。到停牌日为止，科龙的资产与2005 年初相比，缩水了将近壹半。[22]

　　上述三个故事就是中国股市从诞生之前到如今的缩影。

　　三 、「淮桔成织」留下的思考

　　在利用股份制重组国有企业改制热潮中，政府和理论界註意的主要是「管理 功能」，但不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却只註意到股份制的集资功能，并且主要是因 为这壹点而踊跃参加「股份制改造」的。相当多的企业经营者在进行所谓「股份 制改造」时，千方百计地争取超规模发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多筹集壹些资 金。但由于政府的着眼点与企业的出发点有相当距离，企业「改制」以后，大都 采取壹种「瞒上不瞒下」的做法，对政府只要汇报自己如何通过努力改变了企业 的管理机制，使政府主管部门有业绩向上申报就行，股金的运用则基本上处于不 受监控的状态。因之在资金的使用上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将筹集的资金拿去 放高利贷，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经济」领域，炒房地产、股票、期货。还有的 企业在投资时，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书中对股东的承诺，随意支配资金，改变 用途。由于投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的资金最后都被套在房地产、股票等投资 项目上，经营困难。连股东的基本利益都没法保证，更无从去谈企业履行对社会 的责任。

　　从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企业改制的「王牌」失灵，除了 上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壹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缺 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按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 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 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 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復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 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券投资保护法 等。如没有壹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中国大陆的股票壹 级市场属于「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壹些问 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臺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展开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 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股份制企业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 规则，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导致利用内幕消息与凭借资金 实力操纵股市行情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使股市成为过度投机活动滋生的肥沃土 壤。远的不说，仅以1996年中国股市为例，这壹轮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国大 陆传媒所说的那样，是「新壹轮经济增长的提前反映」，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 景：壹方面，银行由于居民存款高速增长而背负着相当大的利息支出压力；另壹 方面大部份国有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过直接融资筹措大量资金。 上述两方面情况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通过上市解决资金问题，但长久的低迷熊市 已使大部份投资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市必须要发动新壹轮行情。 这种社会背景使得中国股市在1996年带有相当大的投机色彩，大量的投机资金在 短期内频繁进出股市，最高的壹天竟达 250亿的成交量。与此相随的是大量「消 息灵通」人士利用内幕消息和资金实力操纵股市行情，就在1996年12月初，中国 证监会对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 28家机构在股票发行过程中违规拆借资金壹事 进行查处。据证券业人士透露，这种违规拆资在证券行业相当普遍。[23]

　　被吹捧为「机会的天堂」的中国股市上面充斥着各种通过腐败贿赂行以上市 的公司，中国股市日益堕落为壹个大赌场。2001年1月，吴敬琏在中央电视臺发表 了着名的「赌场论」，另外五位经济学家如厉以宁等人公开回应吴敬琏的观点， 由此揭开了中国股市大讨论的序幕。2001年8月，许小年发表了《调整中的中国股 市》壹文，该文认为中国股市身患沉疴，很难通过调整治疗，必须重起炉灶。这 壹观点后来被市场解读为着名的「推倒重来论」。[24] 到2005年，中国股市已经 陷入非常低迷的状态，《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21日在头版刊登了壹篇题为《中 国掘起，股市沉没，中产抗议》的文章，指出中国股市不断下跌正引发社会不安， 随着中国股市创出6年来的新低，中国6,000万散户投资者却发出刺耳的不和谐声。 而到了2005年7月上旬中国股市再次逼近千点指数，国内对股市前景预测已经是壹 片悲叹之声。[25]

　　四、中国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说中国政府在1998年前还装模作样反对股市投机，那么到了1998年以后， 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钱是化解金融危机的壹条途径，乾脆公开为股市泡沫造势。 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 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于是中国股市近几年常常出现这么 壹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萎缩时，鼓励银行贷款给机构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时， 又开始「查处」银行违规放贷。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励下，不少机构大户贷 款入市，股市暴涨。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查处数家商业 银行「违规贷款」壹事，造成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在壹个月内，中国股市总市值 缩水7,000亿元，下跌幅度为14％。[26] 近几年中国股市经过壹轮又壹轮的暴涨 暴跌，过度的投机色彩使得证券市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严重受损，长此以 往，资金市场将失去壹条腿。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的《证券法》出臺，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在 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要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的时候，证券市场却出现了许多严 重违法的事件。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日益增多，中 国金融危机隐患已经非常严重。中国各级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 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 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各种丑闻不断。

　　1999 年，首先是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之内上升了1，0 00％以上。[27] 此事被揭穿以后，造假之风不仅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较 有名的是被誉为「海南支柱性产业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兴业 聚酯公司(交易代码为600259)。该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不到壹年时间，该公司第壹大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就被全部质押或冻结，由此 带出壹连串问题：项目从未真正验收，公司从未盈利，银行贷款动机可疑，内部 职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这壹切问题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票上市的规则相 悖。事后根据调查，这壹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项目竣工报告是由政府部门「海南省 工业厅琼工纺字(1998)245号文件」替代的。[28] 海南省政府部门在这裏扮演了 壹个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 年8月被揭穿的「银广夏事件」更是壹个天衣无缝、持之以恒，以股市 上数亿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巨大谎言。「银广夏」公司的全称是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码0557），这只股票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 动后壹路狂升，到2000年末时其价位与壹年前相比上涨了440%，涨幅位居当年中 国深沪两地股市第二位。从1998年10月起，「银广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经 从德国客户手中拿到5,000万马克的供货协议；到2001年 4月，「银广夏」经审计 的数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对德出口额为1.8亿马克，「银广夏」的利润主要由此而 来。仅在2000年，此项利润据推算已经达到 4.7亿元左右；与此同时，该公司公 告他们已经与德方客户签订连续三年、总额达60亿元的订货合同。为了证明这种 超常规的暴利为事实，「银广夏」不仅有财务报表还向社会展示该公司的「真实 投入」：为生产那种能够出口的「萃取产品」（壹种化工产品），公司已经出资 2 .8亿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芜湖建成新的生产线，试车典礼时各路记者云集。该 公司还宣布：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尚在申报中，据称将投资5亿元。然而到 2001年 8月惊曝内幕时，公众才发现，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与利润全是虚假的！银广夏两 年来的全部对德出口只不过1,070万马克( 约合当时汇价480多万美元)[29] 中国 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如上市公司缺少 公开透明、提供准确信息的传统，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国有控股，实际上变成了 家族控股的公司。[30] 而壹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的证券分析人员赵纲 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将 中国不少着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壹场大揭基金黑 幕的漩涡。[31]

　　股市上的另壹个大骗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许甚至参与的「资产重组」活动。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部分经济学家与传媒吹得神乎 其神的 「资产重组」活动，根本就未改善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大多数进行 资产重组的公司即使当年业绩有显着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当年从股市 上圈到大量的钱，并非效益的提高），但随后便出现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负增长。 事实证明，这种以政府行政行为主导的「资产重组」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投机目的 所用，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政府主导「绩 差股」重组运动。从表面上看，控股权有偿转让反映的是壹种市场行为，但控股 权无偿划拨中强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与壹些私人利益集团相联系，壹方面导 致这些利益集团直接利用廉价控股权掠夺上市公司的财产，另壹方面在重组事件 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权有偿转让为题材，利用资金优势大幅度炒作股价以获 取高额的超额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实业公司6年以来，棱光公 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就未获得改善，但恒通却通过溢价转让资产、股权质押、经济 担保等多种手段，前后从棱光实业弄走了8个多亿的资产与信用。其次是玩账面游 戏，纯粹为获得资金而进行资产重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进行了资产重 组，其中有123家利润出现负增长，29家亏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公司重资产重组 而轻视产业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提高。ST公司的重组也同样如此。20 00年中期，中国深圳与上海两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ST郑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第三种行为则是公司频频变脸，不断 进行资产重组。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资产重 组事件2,000多起，成为部分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锏。另壹项统计数据显 示，从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国股市共发生770起比较重大的资产重组，涉 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壹家上市公司发生将近两次大型资产重组，其中有25 家公司连续3年实施资产重组。[32]

　　这些证券市场上的腐败行为背后几乎都有政府官员参与，证监会本为监管股 市而设，但近年来，证监会却频频传出腐败丑闻。据公开载于媒体的消息，中国 证监会成立12年以来，就有7位官员因腐败行为曝光而受惩戒。[33]

　　上述情况具体揭示了中国前几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运动 的本质：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 与所谓 「资产重组」，最后演变成了壹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与广 大中小股民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予手段，对社会资源的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 寻租活动。这壹点只要考虑到中国股市的基本特点「两个90％」就可以了然于心。 壹个「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国有企业；另壹个「90％」是中国目前经营 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有90％是国有的或是公有的。[34] 这壹特点就决定了政府完 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钱，将其作为摆脱国有企业从而也是国有银行危机 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现，标誌着中国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 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壹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誌着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过程的开 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改造」确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壹顿「免费 午餐」－－只是享受者限于权势者群体而已。

　　历史上，「种瓜得豆」的经验屡见不鲜。正如中国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毛泽 东领导的以消灭有产阶级为手段、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并未带来 期望中的富裕与社会安定壹样，这场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的「股份制 改造运动」也与初衷相违。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客观上只为大批权力圈 中人物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财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社会整体的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造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整个社会是壹种代 价高昂的付出，因为大量资源浪费在企业为谋求「改造」以及「改造」后上市的 寻租活动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够看清楚中国股市黯淡的命运，2000年末，中国股 市的总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个人投资者 5,500多万户，[3 5]证券市场总市值高达5.4万亿，这些数字表明股市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 重的位置。由于中国政府任由股市的腐败与投机行为泛滥下去，使中国股市成为 壹个政府「坐庄」的超级大赌场，最后不仅赌掉了国家信誉，还使中国股市濒临 死亡。股票虽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 值总额仅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近 万亿。[36]而股票总市值仅占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37]

　　中国企业壹向视上市为敛钱之捷径。国内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国企业就将 圈钱的目标转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壹季度为止，中国企业在香港、纽约证券交 易所、纳斯达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总市值已达到2.15万亿元人民 币（约合2,600亿美元左右）。这些海外上市公司当中，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 企业为17家，筹资规模较大的石油石化、电信类的国有大企业都是同时在纽约、 香港两地上市。[38]

　　但习惯了在中国弄虚作假、只管圈钱而不对投资者回报负责的中国企业，在 美国却遇到了在中国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烦。根据英国律师事务所Herbert Smith 提供的数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体诉 讼的困扰，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壹比例更是高达 17.2%。[39]中国人寿股 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陆纽约，半年之后，由于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 人寿集团的审计结果，中国人寿股份由此招致美国投资者集体诉讼，包括公司董 事长王宪章、独立董事龙永图在内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诉之列。[40] 也因为中国企 业声誉不佳，中国政府想推出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梦想，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中国社会的圈地运动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零六年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

　　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承包责任制，以及「股份制改造」运动，使许多人成 功地参与了社会财富再分配。在稍后壹点的「圈地运动」中，中国的权力阶层与 壹些利益集团相结合，将寻租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将瓜分 国有土地资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

　　壹、「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展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 的土地使用模式：土地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任何用地都得经过行政划拨。 直到 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臺，才突破了实行20多年之久的行政划拨方式，规 定了行政划拨和有偿出让两种形式并行，提出了建立土地市场的初步构想。 198 6年《土地管理法》还确立了「分级限额审批制」，如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 00亩以上，其它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耕地3 亩以下，其它土 地10亩以下的，由县政府批准。但是，这些法规条文流于形式。在此后展开的 「圈地运动」中，非市场手段始终是分配土地资源的主要手段。

　　从1987年开始，到1992年达到高潮的 「开发区热」，其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的 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壹次大瓜分。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 量耕地。「圈地」的手段十分復杂，而其进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体上说， 「圈地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壹阶段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划拨；第二阶段 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即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以前者为主。 但这当中的区别在于：大致以2000年左右为界，中国的「圈地」在城市演变为以 拆迁为名掠夺城市居民的住房，在农村则堕落为以极低的补偿圈占农民的耕地。 因为这是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引发的反抗特别惨烈。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 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在深圳试验的 基础上，1989年3月中国七届人大会议修改了宪法，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壹条款后面，又补充了壹句：「土 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90年5月以国务院55号令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进壹步对土地使用权的多项经济权利作出明 确界定，规定在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可以获取有限度的占有权、利益权和 处理权，使用者可以用出售、交换、赠与等形式转让使用权。从内容来看，这壹 法规是对土地使用权所做的改革，它的出臺，为以后各地的土地有偿转让提供了 法律依据。

　　世界范围内不乏利用土地资源有偿转让获得大量资金，从而使本国经济起飞 的成功例子。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尝试，以及中央政府用法律形式对这壹 制度改革的肯定，应该是对经济发展方略的正确选择。但由于这壹制度留下的操 作缝隙太多，这壹围绕土地使用权所做的改革，又被腐败的官员队伍加以充份利 用，从而使得这壹改革再壹次成为规模盛大的「免费午餐」。

　　「圈地运动」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 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彷效深圳搞土地有偿 转让，以此吸引外资。1992年香港资本市场总量的十分之壹均投向大陆房地产业。 [1] 壹时间，「开发区热」遍及全国，巨额臺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 青岛则开始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上海浦东提供更多的优惠，允许外商成片开 发土地。当年，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 从1991开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国的所谓「外商投资热」，其真相就是外商对 商品住宅楼宇、别墅、写字楼和通用厂房的投资迅速扩张。据估计，中国在20世 纪90年代上半期开放房地产市场所吸纳的外资，占了「引进外资」总额的90％左 右。[2]

　　据中国国家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 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裏，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 1.34万平方公裏还多出0.16万平方公裏。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统计在内的村级、 乡镇级开发区，「圈地热」于此可见壹斑。

　　最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社会各方面壹点也没註意到这种「圈地热」后面潜藏的 巨大危机，就在国务院宣布清理房地产开发区后的壹个月，即1994年4月21日， 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壹则通传还将房地产业称之为「市场经济新宠儿」，并罗列了 壹大串数据说明房地产业发展之迅速。那些数据倒是可以用来说明当时房地产的 虚热到了何种程度：1992年全国的房地产共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 增117％；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12,400余家，各类房地产经营、管理、修缮公司4 ,700余家，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4,000多家，从业人员250万人。1992年商品房峻 工18,96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7.75％；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额达到529亿元， 增长87％；房地产开发利用外资7.05亿美元，增长226％；沿海地区房地产业的发 展明显快于内地，海南、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7省市1992年完成 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就占全国的60％以上。

　　在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速度」面前，中国似乎又壹次热昏了头。

　　二、权力渗透「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令中国政府为之扼腕。面对土地供给总量 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对「圈地热」啧 有烦言。

　　所谓「供给总量失控」，还不仅仅是指上述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主要是 指各地在缺乏与项目、资金衔接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 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许多地方在项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盲目批出大量土地， 而这些土地根本就没有能力开发，晾在那裏晒太阳。以湖南省为例，到1993年下 半年，已建立各类开发区300多个，总面积达2,485平方公裏。但绝大多数土地开 发资金都无着落，无力进行「七通壹平」（即通水、通电、通煤气、通电话、通 车……，平整土地）等基础性建设，所以只见开发区挂牌、圈地，却不见有谁正 式「开发」。直到1995年11月，湖南长沙壹地因以上原因导致「晒太阳」的土地 还有数百万平方米，有的已「晒太阳」长达七、八年之久。[3]

　　据国家农业部的官员介绍，这些开发区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1992年中 国净减少耕地超过1,000万亩，形成1949年以后中国耕地减少量的第三个高峰。1 986年～1995年10年间，非农建设占地总共3,000万亩。这些被征集的土地大部份 并没有投入开发。到1992年以后，情况更为严重，壹方面是非农建设用地指标不 断被突破，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闲置在那裏晒太阳；另壹方面却是大批的农民无 地可耕。仅以广东省为例，截至1996年全省查荒灭荒大检查为止，过去10年间该 省城镇扩大规模，占用土地达133.5万亩，其中耕地占了壹半。[4]

　　对社会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土地供给方式的失调。所谓「失调」是指土地供给 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壹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 了绝好的机会。如「炒地」炒得白热化的海南，在土地供给的」壹级市场」 上，权钱交易几乎是公开的。不少手握实权的人和房地产公司串通壹气，以极其 低廉的象征性价格大批圈占土地，然后转手获取暴利。当时海南人普遍有这样壹 种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钱赚。在「圈地热」高峰时期，仅在海口壹地， 就麇集了600 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300多家建筑企业和2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 这些企业只要自有资金能够抵付银行贷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门路的国内外商 人常越过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省、市、县壹级领导批地，市、县壹级的土地规 划部门形同虚设。许多人圈占土地转手倒卖发了财后就壹走了之，「圈地热」并 未引发「建设热」。海南从1993年以后逐年衰落，至今除了色情行业畸形「发展」 之外，百业萧条。

　　广西北海市的「圈地运动」并不比海南逊色。该地虽在中国沿海的14个开放 城市[ii]之列，但多年来却无法启动「开放」之门。该市政府效法广东、海南， 抓住房地产，掀起了「开发热」，在1992年壹年之内就建立近20个开发区，批出 土地80多平方公裏，批准成立房地产公司500多家。到1993年6月为止，该市的房 地产企业已有1,100多家。能在」壹级市场」上拿到土地的，自然都是和权力圈沾 边的人。北海市市长帅立国曾对别人感叹自己的「苦衷」：「北海市的房地产虚 热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虚热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么办法？上级领导的 批条我能不签字吗？知道这种情况是错误的，但我也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中国特 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裏几平方公裏地批出去了。」 [5]

　　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则又是另壹番景象。1992年壹年之内，该市经行政划拨的 土地达24,000余亩，其中壹次性划拨占地10亩以上的便达总数的80％。仅1993年 1月，壹次性行政划拨10亩以上的土地就有8批。1992年土地划拨量是1991年的三 倍多，而商品房投资总额却只比1991年增长 42.2％，可见为数不少的人意在「圈 地」，而不在建房。正因为北京的「通天大腕」多，行政划拨土地容易，才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在为期4天的招标期内， 竟无壹位投标者光顾。道理很简单：能花少许钱打通关节（即买通官员）弄到行 政划拨地，又有谁会去要那代价高昂的「招标」竞买地？

　　即便在较早实行土地有偿使用的地区如广东，截至1992年底，招标出让的土 地也不超过土地供给总量的5％。深圳特区在实行土地有偿出让的第6个年头－－ 1992年，其招标出让的土地也仅仅只占土地供给总量的25.2％，大部份土地还是 采取行政划拨方式。在建设部宣布清查后，深圳市人大，政协联合组团对宝安、 龙岗两地进行清查，初步统计出该两区在「圈地热」中占用的农业用地（包括鱼 塘、果园、菜地、稻田）共计7万多亩，其中有近5万亩属于违法用地，约有 3，0 00多个项目。而与「圈地热」相伴而行的是深圳市的蔬菜零售价格比1992年同期 上涨壹倍多，各种鱼类的价格也翻了壹番。[6]

　　这种行政划拨方式，壹方面妨碍了房地产市场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另壹方面 导致种种腐败现象丛生，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在「土地壹级市场」上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 「圈地热」已过去好几年的1996年，壹份详细的资料记载着这样壹些数字： 1992年至1994年间，广东共发生各类违法批地、用地案件13,849宗，涉及面积15 .2万亩，其中属政府违法的占80％左右。在1996年广东省的「查荒灭荒」大检查 中，查明因非农建设征而未用的23.8万亩闲置土地中， 70％是政府所为。[7]

　　三、权势者的盛宴：瓜分国有土地，掠夺民众财产尽管《土地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规 明确了国家对壹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并规定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等市场行为徵税， 但在划拨土地这个环节上却存在大量「灰色行为」，所以事实上国家并未成为土 地资源出让的最大受益者。权力介入房地产业，使「圈地运动」的参予者大发其 财，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不完全的保守估计，在「圈地运动」期间，国有土地收 益流失每年逾百亿元，[8]中国国有土地资产总量在25万亿元左右。[9]

　　从2002年开始，中国每年都要发布壹个「暴利行业排行榜」[10]，房地产业 每年都高居榜首。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壹般都在5％左右，而中国房 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15％以上。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亦异常集中在房 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 在前10名富翁中，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广汇集团孙广信、香 港富华集团陈丽华、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復星高科技集团郭广昌、仲盛集团叶立 培等这7人的公司业务中都有房地产业。再加上农凯集团周正毅、海星集团荣海以 及卓达集团杨卓舒，前20名富豪中有10人都在从事房地产业，可以说中国富豪的 壹半都是房地产商。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吾，但在福布斯 《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还是高达35名，与其他行业相比， 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壹端，足可证明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 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彷佛有点金术，在短短20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 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壹穷二白」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有着 和亿万身家极不相称的年纪。2003年，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跌下来的刘晓 庆、杨斌都曾从事过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 钱永伟、许培新也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11]。

　　与这壹中国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 是地产商。

　　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额利润？难道 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

　　据多年来观察分析，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第壹，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第三 次「圈地」就发生在2000年以后。根据笔者对中国近15年来几度形成高潮的 「房地产热」的观察，房地产业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计划→贿买政府土地 批租部门（国土局）→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利用承 建单位资金开发→贿赂银行主管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壹个 重要环节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

　　2000年以来中国进入「城镇化（即城市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把 城市化当作大生意，与壹些「社会能人」和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这些「社会 能人」凭借其参与城市建设这壹机会，成为富商巨贾，少数人还能够继续赁借其 财富优势，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让地方政府为其服务，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 的局面，而官员们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选择好地资助建造。这样壹来， 「能人」与政府官员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所作所为受到保护，成为地 方的「老大」。城市垄断经营的公共部门，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电设施， 地方政府反而要求当地居民出资。[12]

　　房地产商既然能够成为巨富，帮助房地产商成为巨富的地方官员当然也肥得 流油，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壹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 价的 30％左右，这点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 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有 738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追究刑事责任（即坐牢）。[13]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 政绩推算，每壹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壹位责任人，也该有 16.8万人，如此多 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 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 当高的腐败收益，这种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壹度的「大清查」，于惩治 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

　　第二，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房地产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10个，其中就包括城市中 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额「交易成本」后，为 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壹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 成本。而各地的拆迁户分散无助，加上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 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于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拆迁户 们在暴力拆迁过程中，纷纷失去安身之所。据中国国家建设部统计，2002年1-8 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 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 83.7％。[14] 可惜的是，拆迁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并未引起中共最高当局重视，处于放 任状态，以至后来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拆迁，发生许多恶 性事件，如辽宁省拆迁户胳膊被砍断等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拆迁户与房地产开 发商之间，因抗拒暴力拆迁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最着名的是 2003年8月南京拆 迁户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2003年壹年内，在中共统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发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 其中几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迁导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对中国百姓这种最后的 悲惨反抗，中国政府不但不秉公调查案件背后的冤情，反而将自焚者作为危害社 会治安者加以拘禁，并将为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投 入监狱。所有这壹切，彻底表明中共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威权政治。

　　各城市的拆迁工程早就已经成了官商勾结，无耻掠夺拆迁户私有财产的丑恶 戏剧。在2003年8月22日南京邓府巷拆迁户集体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苏省省委书记 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认：「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现在已经成为『沙滩流 水不到头』的两大问题。[15]所谓「沙滩流水不到头」，指的是政府虽然规定要 给拆迁户补偿，但用于补偿的金钱在各个环节都被贪官汙吏们拿走了，最终拆迁 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从各地城市拆迁户的惨烈反抗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房地产商腰包裏哗哗作响的金钱，凝结着不少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据建设部 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中有50%左右来自于拆迁所产生的被动需求， 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导致拆迁户利益受损失，严重的甚至造成因拆致 贫。这是引发拆迁矛盾的最直接的原因。房屋拆迁成为城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领 域之壹。 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 ,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 5,397人，半年就 超过2003年3,929批、18,071人的全年上访总量。[16]

　　第三，掠夺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国2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让农民拥有 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最后导致县、 乡、村三级政权的官吏们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农 民土地被低价征用的悲剧不断在中国上演，2004年1月，《南方周末》登载壹篇文 章 「别夺走我的麦田」，该文记述山东齐河县农民失去土地的悲惨遭遇，[17] 但那只是中国成千上万群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壹个缩影而已。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之壹在于土地权利的贫困，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 权的农村土地最后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掠夺的对象。浙江师范大学王景 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发现拥有土地的 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无地。据国 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4,074-4 ,420万亩，按人均0.8亩计算，失地农民总数约在 5,093-5,525万。[18]这些失 地农民的血泪故事，只有少数能够见诸于媒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壹样，中国之 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政府的高度腐败。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中国公民与政 府之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博奕机制。

　　第四，大量偷漏税。

　　据报道，九成房地产企业严重偷漏税。2003年，南京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耗费 半年时间，对2002年度纳税额较大的88户房地产业企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竟 然发现87户有偷漏税问题，涉税金额高达5,031．66万元。据报，这种现象在中国 相当普遍，多数赢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或者「亏损」。 不过税收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在房地产商那裏获取了利益的官员们对此睁只 眼闭只眼，并不积极追查。[19]

　　第五，榨取购房者

　　房地业的「黑」壹直是中国消费者设诉的壹个主要问题，不少欺诈都发生于 房地产预售中。房屋质量往往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于 牛毛，还有少数开发商连地价都未交清，导致购房者拿不到房地产证。针对消费 者投诉，中国声称要在200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20]。

　　这种榨取激化了社会矛盾。据统计，2003年前10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为每平方米2,470元，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则高达每平方米 6000 多元以上。而2002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7,000多元。以壹家三口计算， 全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价比在1:12左右。再考虑到目前中国收入分 配差距日益拉大这壹因素，可知壹般城市居民购房相当困难。房地商的不诚实欺 榨，导致无力购房的贫民怨气积结。

　　四、房地商的巨额投资从何而来？

　　最后还必须回答壹个问题：中国富商在进入房地产业前，大都是没有多少钱 的「丑小鸭」，通过投资房地产业，他们才成为万人瞩目的「天鹅」。那么他们 投资于房地产的巨额金钱由何而来？

　　答案只有壹个，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是他们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之初，普遍都面临自有资金不足的困境。必须从中 国国有银行「借鸡生蛋」，从开发资金到建筑企业垫付的工程资金，几乎都依赖 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这壹过程充满了房地产商与银行官员的权钱交易，加重了银 行的信贷风险。

　　近20年来，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已经变了6次，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是2003 年6月13日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进壹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这壹 政策刚出炉时，在房地产企业中曾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房地产商们认为，这壹政 策切断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将导致50%以上房地产企业破产，70% 以 上楼盘因缺少资金而被迫停工。这种「恐慌感」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银行贷款 的依赖性。但半年多以来，这壹通知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因为贷款难度加大，只 使银行管理贷款的人多了壹项索贿的资本，并没有真正切断房地产商的资金血脉， 中国的现实再壹次证明了中国政府的「软政权化」。

　　在房地产业几近疯狂的扩张背后，潜伏了大量风险。据统计，1998年商业银 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2,680亿元，2002年已经高达6,616亿元，年均增长25.3 %[21]。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还设有融 资中心，当时融出的许多资金，现在都成了不良资产。据央行有关人士透露，央 行融资中心融出的资金，有85％最终转化为广东、海南的房地产[22]。2003年2 月底，央行发布《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城市 商业银行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发放的房地产贷款的检查结果：违规贷款 和违规金额占总检查金额的 24.9％。如果这个检查结果在中国有代表性，即意味 房地产贷款中有近1/4是违规贷款。[23]银行主管之所以愿意违规放贷，当然是为 了个人谋取私利。

　　事实充分说明，被同时列为中国最盈利行业与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业，完 全是开发商与政府官员及银行贷款主管密切合作，共同掠夺中国公共财与百姓私 产的高腐败样本。

　　五、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黑洞

　　这样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将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笔 者认为，除了让壹批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成为富豪之外，还将导致两个严重的社 会恶果：壹是政府财力弱化，从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劣化。因为政府手中最主要 的资本「城市土地」已经通过「城市开发」转移到了房地产商手裏，政府将无力 提供公共产品的建设与服务；二是激化社会矛盾。由于中国公众没有表达利益诉 求的正常管道和解决诉求的机构，强制性的城市拆迁与征用农民土地，逼得许多 平民走投无路，必将成为累积社会矛盾的火药桶。中国政府再治国无术，大概也 没幼稚到指望受冤无告的老百姓只会选择「自焚」这壹方式倾泻他们的不满。

　　在任何国家，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更是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 来源。在有着天文数字般庞大人口的中国，土地资源的约束已经相当严峻。在人 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有着双重目标：壹是通过土地 使用权出让来积累建设资金，这对资金匮乏的中国来说，确实非常必要；二是希 望通过此举促进住房商品化，以改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权力的高度市 场化和权力层的群体腐败，使实际结果远远偏离了上述目标。

　　首先，由于」壹级市场」上实行土地供给双轨制（行政划拨和有偿出让）模 式，这就使大部份土地通过行政划拨流入」二级市场」，这部份土地基本上没有 多少收益可言。而有偿出让的那壹部份，由于缺乏地价评估、地价管理的行政法 规和公开的地价标准，使许多地方的掌权者在有偿出让的过程中，为了从中取利， 竞相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土地资产，造成国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大量资料表明： 中国」土地」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低，1985年壹般城市地价约为5-8万元 /亩， 1988年上涨为15-20万元/亩。90年代前期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地 价猛涨，已超过100-200万元/亩，有些黄金地段更高达700万元/ 亩。[24]这些 价格往往是」壹级市场」的数倍乃至10多倍，价差在中间环节大量流失。所以不 少地方的土地虽然大量出让，但地方政府却未能形成大的积累，只使不少权势者 和参与炒地者成为巨富。有人曾算过壹笔详细的帐，政府出让的大部份未经开发 的生地或不完全具备「七通壹平」条件的毛地，土地价格大多都很低。根据北京 市黄金地段土地价格分析，未开发成熟的土地批租价格只占开发成熟的土地价格 的10％，即：壹块开发成熟的土地的价格，壹般包含10％的土地出让金、30％的 基础设施和基地处理投资，以及60％的土地增值费。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段时期 这样壹种土地供给方式下，政府出让毛地或生地，仅仅只能拿到」 二级市场」上 土地价格的10％。[25] 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利润，用行内人士的话来说是壹个 「秘密」，即壹个永远也无法测知其深浅的财富「黑洞」。每壹个涉足房地产的 人，由于土地的来源和拿到土地的时间不同，从而得到的利润也很不相同。总之， 通过这种「灰色渠道」形成的收入分配畸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具政 治意义的方面，它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大滑坡，使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混 乱，社会公众对于不公平现象的怨恨情绪普遍增强。

　　其次，出让土地虽多，却并未使民众的住房问题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解决。由 于」土地」二级市场」」价格过高，建造以中下等收入者为销售对象的大众化住 宅根本无利可图，开发商们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港臺人士和国内的 「大款」为销售对象，这就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严重的供需脱节。据房地产 业内人士对世界各大经济中心城市的楼价进行对比，中国大陆中心城市的楼价已 与英国、美国的中心城市不相上下，比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昂贵。据《中华工 商时报》公布国家建设部的房地产市场数据，1995年中国大陆商品房空置达5，04 6万平方米，2000年即达到8,000万平方米。但其价格却使缺房的工薪阶层积毕生 之力都无法购买。直到房地产价格连续跌了两年以后的1996年，在内地大城市如 上海、北京，以及沿海的广州、深圳等地，壹般规格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价格尚需 4,000-6,000元，壹般省会级城市如武汉、长沙则需3,000元左右。根据中国大 陆的收入水平，每平方米超过2,000元的商品房价格，与工薪阶层的购买力相去甚 远。[26]商品房积压到1996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华兴河北实业发展公 司对10幢建成几年没能售出的高级别墅实行爆破撤除，将其夷为平地，准备另建 公寓楼，当地百姓为之哗然。[27]

　　从世界经验来看，房地产发育有两个基本条件：壹是人均房地产比重和城市 化水平，二是社会资本积累速度。就第壹个条件而言，中国大陆人均房地产水平 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壹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也比较低，这是房 地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就第二个条件而言，这些年中国大陆社会资本积累的 速度相当快，但是分布却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7％的富裕及富豪型家庭手中。这 些家庭壹般已拥有令普通民众望尘莫及的住宅，其中有些家庭还拥有多套。而有 购房需要的工薪阶层面对如此昂贵的房价，却并没有有足够的购买力。也就是说， 中国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人气」不旺，购买者不多，是因为这个市场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 「炒」上去的，而不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上的。这方面 情况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论证：壹是199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状态。据统计， 这壹年房地产企业有40％处于停业状态；处于经营状态中的企业有13.64％，但却 处于亏损状态；处于其他状态的占46.36％。二是房地产市场状况低迷，这壹年， 商品房空置率增长了53.46 ％，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达72.36％，除上海、 广东、浙江和贵州之外，其它25 个省市出现行业性亏损，开发企业的亏损面达5 2％。[28] 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住宅价格应保持在家庭年收入 的3至6倍为宜，超过6倍则很难有市场。以中国家庭年收入排列在第1、2名的北京、 上海两地计算，1995年上海壹个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18,000元左右，按照中国大 陆目前的商品房价格，壹个家庭要购买壹套中等水平、面积为70平方米的商品房， 约需30余万元，为家庭年收入的16倍左右。[29] 到2001年为止，即使是家庭年均 收入远远高于全国普通大中城市的北京，购买壹套80平方米的中档住房，也需要 付出38万元人民币，是家庭年均收入3.4 万元的11倍。[30]而目前在中国大陆， 除了就业政策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比住房政策对民众影响更大。截至20 00年年底，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大陆民众人均住房面积仅为 10.25平方米，[31] 距离官方许诺的「小康水准」人均25平方米住房的差距还相 当大。这方面的挫折和失望越多，民众对改革的满意程度就越低。

　　六、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无法长久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从1996年上半年开始到2001年，中国政府通过8次降低银行存款利息，希望以 此启动房地产市场需求，但迄今为止，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壹政策目标难以 达到。看来在产品相对过剩的今天，与有效需求不足作「斗争」，是今后比较长 壹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应对的经济难题。选择房地产业作为新壹轮经济发展的启动 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高层决策人士和部份官厅经济学家瞩目的经济政策。在 这段时间内，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都相继表示要理顺政策， 调整商品房价格，发展住房金融，通过降价处理和租赁的方式来盘活现有存量的 房地产市场，以住宅建设作为新壹轮经济增长的启动点，带动其余50多个相关行 业的发展。但在房价高涨、公众缺乏购买力的情况下，可以想象，要达到目的有 相当大的难度。

　　目前住宅产业难以启动的壹个根本原因就是壹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 较低的工资收入的矛盾。这壹点从发达国家购房支出与家庭年收入之比可以看出：

　　部份发达国家购房支出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国 别 每套住宅售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美 国 2.8:1 加拿大 4.8:1 英 国 3.7:1 巴 西 5.7:1 澳大利亚 4:1 瑞 典 1.8:1 中 国 12-14:1据了解，不少中等发达国家居民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大陆，而住宅价格却 低于中国大陆。这些国家每套住宅的总价格，均在家庭年收入的6倍以内，加上有 银行提供的按揭，这些国家的居民均可轻松地买房、租房。中国大陆人均收入排 列世界200多个国家的170位左右，而房租房价却大大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比 发达国家还高，显然不合中国国情，是极不正常的经济现象。目前中国大陆商品 房售价与工资收入之比普遍在12:1左右，有的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与广州还 明显高于这壹比例，显然高于国际标准许多。

　　从1996年-2001年这壹期间，中国政府先后制订了壹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个人置 业，以启动房地产市场。问题是房地产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那巨大的缺口如何才 能弥缝？解决市场商品房滞销的关键，是将降低商品房的价格和提高居民的购买 力二者结合起来，在房价降下来的前提下，让居民通过15-2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购买壹套住房，这样才有可能启动市场。但关键在于：要降多少，老百姓才能买 得起？根据上述价格分析，中国大多数人民距离价格昂贵的商品房还有很远的距 离。

　　从市场供需状况来看，已经造成严重滞销的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因中国政府的 各种「改革措施」壹出臺，就会拉动需求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国情特殊之处还在 于：房地产公司绝大部份是国有企业，而投入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又多来自于国有 银行。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可以通过购买地皮、发包工程等各个环 节贪汙受贿，在利益驱动下，他们也就不管企业能否获得利润，以及银行贷款能 否及时归还。因为只有继续「开发」，他们个人才可以捞好处。这就是中国房地 产开发商明知商品房严重过剩，还要不断进行「开发」的真正原因。北京的商品 房空置率在全国算是偏高的，但房地产开发热却壹直没有降温，直到2001年为止， 北京市房地产企业还有4,000余家，其中70％以上没有开发实力，并不从事房地产 开发，而是想各种办法从政府那裏拿到土地开发权，然后靠合作开发或者转让土 地开发权牟利。[32] 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壹个奇怪的现象：1995-2000年， 城乡居民在银行的存款从35,457.9亿元增至58,000亿元，而过剩商品房却从 5，0 46万平方米壹直上升到2000年的8,000多万平方米。在这背后其实就是大量的土地 违法案件，参与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及与他们有权钱交易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19 98年全国共查处了土地违法案件287,000多起，涉及土地面积115.6万亩，其中耕 地38.7万亩。[33] 2001年6月10日，大陆国土资源部执法监督局局长孟宪来对外 公布：2000年大陆土地违法案件共170,000件，造成大陆每年国有土地流失超过 100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土地违法案件虽然大量发生，但查清的却很少，查到位的 更少。[34] 这种完全脱离市场需求状况的「房地产开发」，只为大陆市场制造出 更多过剩的商品房。2002年1月到11月，中国房地产投资为6228亿人民币，同时空 置面积达1.25亿平方米，空置率为19％，北京的房屋空置率则达26.7％，超过10 ％～15％的国际警戒线。[35]因为壹般百姓的存款多是养老或子女教育所需，在 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动下，中国高校的学费较10年前上涨了100倍，中国 公众子女教育支出大幅度上涨，这些存款更难在「政策刺激」下转换成对房屋的 消费需求。所以，从2003年开始的新壹轮房地产热，完全是炒作而引起的房地产 泡沫。以中国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上海而言，其房地产需求很大部分来自于外国 基金的炒作。

　　但是，这些外资并非打算长期持有上海房产，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旗下的高纬 物业公司亚太区高管的评估：「上海楼市中的外资有95%都是投机性的」。[36] 参与炒房的海外基金多以离岸投资公司的身份出现，并无壹家海外基金直接以房 地产基金的名义在中国註册，这意味着如果投资受挫，流入的资金会迅速撤出。 无人知晓到底有多少外资在投机中国地产，国家统计局数字只能提供大概情况： 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房地产业的资金规模大致为：合同利用金额 为 134.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59.5亿美元。前者增长48.08%，后者增长13.5 5%。但这统计数据据说并非完全统计，有所遗漏。[37]

　　七、「圈地运动」在中国当代原始积累史上的地位在「圈地热」后面，隐藏的是巨额利润。这壹时期，涉足房地产的人士经历 了「以无博有」、「以小博大」这两个阶段。在「房地产热」初起阶段，港澳和 国内壹些人手裏只要有几十万资金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壹方面他们找到掌实权 的政府官员，采取贿赂等手段批出红线图；另壹方面用同样的手段笼络金融界人 士，批出贷款，在短短时间内靠玩「空手道」成为巨富，这是在「圈地热」初起 时的普遍现象，被行内人士称为「以无博有」。经历了壹段时间后，壹些人用几 百万、上千万的资金搞开发，经历了90年代初两次小小的高潮后，成了中国地产 业的大亨，这在房地产业内被称为「以小博大」。据建设部部长侯捷在报上公开 介绍，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业利润率大大高过国际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国际上 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基本上是6-8％，但中国国内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不低于 30％，即使近年市场很不景气，也在20-25％左右，连利润率最低的安居工程， 也有15％左右的利润，大大高于壹般产业的利润水平。

　　在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史上，中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个体经营热（承 包农田热）－－开办公司热（价格双轨制的产物）－－股份制改造热（股票热） －－圈地热（房地产热）。但是在积累财富的神话中，最「灿烂辉煌」、最金光 闪闪、最迷人的「神话」却是「圈地运动」。因为在前几次「热」中，中国最多 产生了壹些百万或几百万富翁，而只有在「圈地」的「神话」中，才轻而易举地 产生了壹些千万、亿万富翁。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个体经营热」和「承包农田热」体现的是以生产率 为分配法则，那么在「公司热」中权力开始市场化，手握权力者介入经济活动并 利用价格双轨制大发横财，从这时起，分配法则就已经严重变形，被扭曲成了以 权力为本位，凭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这壹被严重扭曲的分配法则此后在 「股份制改造热」和「圈地热」中，更是公开化地起着作用。所以后来的这几大 「热」中虽然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壹批大富翁，但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生 产率上升，滋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劣化了社会道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为 害极大。

　　八、「圈地」中的寻租活动对经济改革的影响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其动机都不外乎两点：首先是对 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渴望（社会意义）；根本上则是对土地效益的迫切需要（经济 意义）。从最终目标来看，每项土地改革都应该创造壹种人和土地的关系。如果 将本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90年代的「圈地运动」作壹比较，就会发现在 控制土地资源的问题上，两次土地改革的深层动机其实都是出于上述两点。只不 过前壹种控制和使用土地的方式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以后，并未达到原来所设想 的目标。形像壹点说，这两次改革正好走完了壹次「否定之否定」 的历史过程， 但二者的方向完全是逆向的，如果将这壹过程与中共历史结合起来看，富有启迪 意义。剖析这场以不平等权力分配为特点的「圈地运动」，就足以了解当代中国 经济改革的壹些本质特徵。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壹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 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 壹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壹步，都要受到这壹问题 的困扰，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 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 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 方面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和随意的情况下，这壹系列在「所有权」 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壹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利用来开展 寻租活动，以牟取私利。事实很清楚：在新旧体制转轨的缝隙中，大量可资利用 的机会都供权势者们任意享用，他们和工商业界人士相互利用，瓜分社会资源。 官场和工商企业界勾结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各级权力组织陷入了壹种日甚壹日 的腐败之中。更让人无法乐观的是，近年来意在清除腐败的「整顿金融秩序」等 宏观调控措施，无壹不为腐败提供更大的刺激和更多的机会。这方面的例证已成 为中国人的「生活常识」：如紧缩银根，减少贷款就为银行信贷部门人员索要更 高回扣提供了机会；对证券商设定的行业进入行政壁垒，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大量收受「好处费」的机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审批制度为各审批机关的 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发财良机。人人都知道，要想改变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的方法只有壹个：进行行贿等「二线工作」。

　　最值得深思的是壹些经济学家在这次「圈地运动」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 就在北海狂炒土地之时，壹位着名的经济学家在南方壹省城发表讲话：「『投机』… …表明壹种盈利机会，谁能发现盈利机会并抓紧利用这个盈利机会，谁就能上去。… …目前，中国的投机不是太多，而是不够。」[38] 此论壹出，许多腐败行为立刻 获得了「理论依据」，「圈地热」更是失去理性。要求为正在泛滥的土地投机火 上加油这类「深化改革」的呼声，从南方沿海响彻到北方内陆，人为地构造了土 地投机环境，导致房地产业畸型发展。这壹事例表明了壹点：中国大陆现阶段， 和经济结盟的不仅只是权力，还有壹些理论家和学者。前者结盟的恶劣后果因比 较公开，公众都比较明白；而后者却比较隐蔽，往往打着「理论探讨」和「学术 研究」的旗号，因此更能混淆视听，其影响面更大，其后果也更恶劣。

　　因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而声名卓着的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ar Myrdal，1898－－1987年）在对东南亚国家的经 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以后，认为所有不发达国家 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Soft State）。这种社会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 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政府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 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壹气。腐败只不过是「软政权」 的壹种表现形式而已。他强调，研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 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浅薄的或乾脆是错误的」，必须把腐败的 重要事实包括在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39]

　　在中国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每壹「放权让利」举措的政策目标和实践后果 之间的距离，已不容人们再忽视权力市场化的作用。经济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 的任务倒不在于研究壹个壹个的具体案例，而在于确定当代中国腐败的性质和程 度，以及腐败现象对政府部门、企业界与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侵蚀程度和发展 趋势。

　　「圈地运动」留下的种种后遗症使我们不得不想起E.S。萨瓦斯（Savas)的壹 句名言：「『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 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可以说，「圈地运动」是政府直接划桨又壹不成功的例证。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作者 何清涟 写于 二零零六年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失败

　　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各项改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政府在 国企改革上投入精力最多，寄望最大，历时最长，失败得也最惨。就在中国政府 与官方学者们忙于讨论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并提出大量口号表示要「捍 卫国有资产」的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壹方面，国有 企业资产是不少人展开寻租活动的重要猎物，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另壹 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日益成为经济改革中壹个难于通过的「瓶颈口」，留下了不 少社会隐患，最严重的隐患是将大批失业工人推向社会。

　　壹、 国有企业改革的轨迹

　　之所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壹个「瓶颈口」，是因为国有企业 被「三座大山」压住。这「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 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 定团结」，以及社会承受力和政治安定，并非壹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便是在建 立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最远的广东省，都得在1996年初推出措施，限制企业经济性 裁员。[1] 其后各地也相继建立这种限制经济性裁员的措施，但实际上流于虚文。 2002年4月中国媒体上盛传的广西大化县水电工程局10位女工为了保住饭碗集体离 婚壹案，其案情很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广西10位女工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 为发现根据当地水电部门规定，合同制单身职工（没有配偶者）可继续与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在就业艰难的情况下，10位女工决定舍婚姻保工作，实际上并没有 达到目的。[2]

　　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这壹问题壹直是中国的时论重点。80年代，中国政府与 官厅经济学家们总是乐观地预言：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是「壹包就灵」； 进行 「股份制改造」则会「壹改就灵」。但在长达20年各种「改革」屡试屡败之 后，政府与官厅经济学家也已开始明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经济 制度创新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它是壹个如何处理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问题， 而这正是转轨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集结点。所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推出「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ii]的改革以来，中国反而不敢再持以前那种乐观态度来看待国 有企业的改革。这个口号响亮地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四、五年以后，现在 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概言之，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 个阶段：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动 企业走向市场。

　　颁布《企业法》，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 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政府与企业的事权，推动企业转 换机制，政府转变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利改税、放权让利[iii]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 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可以说根 本找不到包医国有企业顽症的灵丹。如前所述，曾有部份经济学家提出用股份制 改组国有企业，但是经过从1990年至1995年这5年的试验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只是使许多企业成了「翻牌公司」（意为换汤不换药，只换了壹块牌子，管理体 制并没有变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目标是把企业所有权和国有资产管理 权划分开，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但这壹条从理论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弄清 楚的改制措施，而实际上可操作性不强：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级机关委派的，且不 知哪壹天又会被更换，所有权又如何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壹些国有企业的经营 者受此启发，总是琢磨着如何从国有资产存量中拿出壹部份来作为「经营者产权」。 按持「经营者产权」论者的说法，彷佛亏损连年的国营企业只要划出壹部份作为 「经营者产权」，重新进行利益组合，企业马上就能扭亏为盈，资产就能极快增 值。对这种说法，除了能分得「产权」的经营者之外，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都不 做此想──类似的说法在「股份制改造」时说得太多了。而「经营者产权」壹说， 恰好为不少企业经理吞没国有资产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有70多年历史、号称「中 国第壹粽子大户」的老字号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风波就是很着名 的壹个例证。该公司「改制」时总股本1,212.96万元，其中国有股（即法人股） 为507.56万元，占总股本的41.84％，经营班子由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建平和另两位 副总经理组成，3人同时也是国有资产代表。在 2000年8月，该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赵建平向公司借款150万元，以自己个人名义「购买」公司150万股法人股股票， 全部过户费用也由五芳斋公司支付。可以说，赵建平分文未出便拥有了五芳斋公 司150万股股份，经营班子另两位成员效法赵的做法，也各向向公司借款「购买」 了40万股法人股。[3]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各地的所谓「经营者持股」改革 都大同小异，为国有企业的官员们侵吞国有资大开方便之门。

　　正因为如何改革还处于迷茫状态，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出臺以来，中 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壹直停留在筹划阶段，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只能「摸 着石头过河」了，或「摸」着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改组，或「摸」着进行中外合 资，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或「摸」着进行破产兼并。受了「股份制改 造」的启发，知道壹家企业可以拆成若干股份，形同被人收购；也可以只卖少部 份，自己仍旧控股掌握经营权。于是各地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出售 大比例股份给外商，人称「皇帝女儿嫁鬼佬」，许多中国的名牌产品都纷纷挂上 「中外合资」的招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事情。这类 「皇帝女儿嫁鬼佬」 的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有的是只卖壹个企业，有的是卖 壹个集团，有的甚至是出售整个系统。

　　国有企业「嫁」外商，并非90年代的发明。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用 外资改造老企业，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因为壹直想让外商「嫁接」 改造经营管理不善的老企业，而这些企业缺乏吸引力，因此这项改革多年来没有 成效。而90年代「出嫁」的国有企业因多是「靓女」，对于外商来说，通过购买 控股权取得中国优质企业的经营权与无形资产，既可不冒办新企业的风险，又可 以更快地打入中国市场，故此出资动辄逾千万美元，甚至逾亿美元。毫无疑问， 这种「嫁接」是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壹个重要契机，但并非所有的国营企业 都可以这样做，大批国营企业只有另寻它途。。但这种「改制」的灾难性后果是 企业经营机制还未改变，不少国有企业已经相继垮掉，尤其是从50年代开始依靠 剥夺农民与农业而获得发展的重工业壹败涂地，被中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工业之 花」的航空工业也是在「国企改革」中完全凋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免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 给他们彻底松绑，更有部份企业则抱怨政府没有给它们在融资上提供方便；而政 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它们自己内部，与政府 行为无关。到了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思路又出现壹个新的转机：抓大放 小，即抓住大国营企业，放开小的，让国营中小企业搞活。而许多半死不活的国 营企业能不能搞活，却让人怀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广东韶关的壹次调查为例， 就证明作者这种怀疑并非杞人忧天。[4] 总之，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现代企 业制度的改革看起来轰轰烈烈，各类传媒不断报导它们在分流富余人员、制定公 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如何努力掘进，但没有实质的进 展却有目共睹。这壹点有事实为证：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 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结束，将从原定的1996年底延迟到1997年底。此 后这壹轰轰烈烈的「改革」再也未在媒体上公布其结果。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 就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到了1999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壹说法基本上从媒体报导上消失。人们从 各类传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 和资金挂帐额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以步入良 性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平均达70％）这壹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 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 行，导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就从这壹年开始，想出了将大批经营状态不佳的 国有企业经过「包装」后上市，通过股市转嫁风险。于是就有了1999年5月19日 中国共产党的「第壹喉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社论动员民众炒股的荒唐之举。 如果说国有企业上市是中国政府第壹次大规模地向社会转嫁风险，那么「资产重 组」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在股市上圈钱，再次向社会转嫁风险。

　　尽管各种消息都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失败，但中国政府从来就不肯承认现实。 迟至2002年2月，中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才表示，从1996年至2001年末这5年之间， 中国政府用于企业兼并破产核销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约2,800多亿元，破产企业达 5,335户，涉及职工430万人。今后4年内还需要划拨 2,900亿元巨资，用于核销破 产企业的银行呆坏帐，进而对2,9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实施关闭 破产。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退出市场，将涉及570多万企业职工的安置。[5]

　　但世界银行发布的壹份专题报告指出的事实要严重得多。该报告称20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年均发生的破产案件数目由1989年～1993年的277起，上升到199 4年～1995年的2100起，到1996年～1997年增加到5,640起。在过去十几年中，中 国发生了数万起国有企业破产案。特别是这壹两年，国企破产规模在扩大，不少 大中型企业也进入破产行列，数万人的企业破了十几家，还有壹批正准备破产。 [6] 而另壹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自1994年以来，「假破产，真逃债」等壹系列破 产欺诈行为现象大行其道。壹些企业（包括集体企业）争先恐后挤进「破产」队 伍：壹些企业在破产前就秘密转移资产，甚至私分企业资产；壹些企业采取「先 分家后破产」、「新企业与老企业划断债务关系」的方式，把资产转移到新分设 的企业，由老企业承担全部债务，然后再宣布破产，甩掉债务；壹些企业将债务 及老弱病残留给原企业，将有效资产和技术骨干、精壮劳力组成壹个新的企业， 以规避债务，另谋发展，人称「大船搁浅，舢板逃生」；还有壹些企业竟采取边 生产、边破产、边赖债的经营方式。据统计，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2 ,656家「改制」国有企业中，有32,140家企业有逃废债务的行为，占企业总数的 51.29％；逃废银行债务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从而使银 行产生了大量的呆坏帐。[7] 截至2002年3月底，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有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比例也接近30％。[8] 据估计，这壹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坏债率，真实坏 债率高达50％左右。 这壹切表明中国的经济信用基本上趋于破产。

　　二、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虚位与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企业破败到今天这种结局，是中国政府对「私有化」从理论上否定与行 动上肯定这壹矛盾引起的。理论上对「私有化」的否定决定了由广大职工参与的 「大众私有化」事实上成为不可能，而国有企业经理厂长们对国有资产拥有的巨 大支配权力，又决定了以权力资本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势所不免。

　　怎样搞活国有企业，这并不是时至今日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中国经济改革 由农村进入城市阶段之初，这壹问题就已非常尖锐，并被当作首当其冲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 其实只要将改革思路壹理，就明白根源在何处了。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壹是产权问 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 是「所有者虚位」的问题。从中国政府这23年改革的实践来看，80年代由于「老 左派」的干扰，中国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壹提 法。直到邓小平「南巡」那壹年，江泽民还在北京发表谈话，声称「要将私人资 本家搞得倾家荡产」，由此可见「私有化」在当时还根本不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 上所接受。为了适应中国政府策略上的需要，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官方理论界 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 权重组」这壹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但在所有权这壹问题上如 何改革，壹直存在互相对立的两种思路。壹种思路认为「只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才 能救中国」，另壹种思路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摆脱困境。这两种看法都把 所有制的变革看作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虽在实践中节节败退，但却还顽 强地坚守阵地，「抓大放小」的决策出臺后，它也还是只丢了效益不好的「中、 小国营企业」这壹块已成为「鸡肋」的资产；后者因壹直存在事前的政治性制约， 没让公开讨论而停留在含义模煳的口号上，并没有什么更明确的思路和实施方案。

　　其实，产权亦即所有权问题最终是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只有形成 「所有者在位」（指企业的所有者能够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力）的产权关系才能让 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有效地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而且这壹点恰好是市场经济 的基石。而中国国有企业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对各种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使得国 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成了壹个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 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及全权转让。「所有者虚位」 的结果是使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 「财产权利私有 化」，是指国有企业的经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壹事 实；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 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亦即国家来负。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 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壹份 难以消化的遗产。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事实是：在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 制企业中，自发的或非正式的私有化，即未经许可而将财产转化为私人资产这种 事情已经非常普遍。壹份调查报告显示，国有资产流失的去向较集中，主要是由 国有和集体企业流向乡镇、私营企业或个体户，由企业流向个人。如某国有企业 曾发生较大资产流失13起156万元，其中12起130万元流向非国有企业，少数人在 这种流失中获利。[9] 可以说，自实行承包制以来，就打开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闸 门，不少地方陷入壹个「经济怪圈」：壹些国有企业越来越穷，职工收入越来越 低，而承包人的私人财产却在不断膨胀。国有资产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经理厂长的 寻租猎物，不少承包者将原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以后，就去另办企业或另买企业壹 展其当「企业家」的「凌云之誌」－－这种现像人称「穷庙富方丈」[iv]。在这 样的企业，国家资产与职工血汗，最后都流进了壹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企业 亏损累累，朝不保夕，职工们得到的只是壹个企业空壳－－「主人」名义和低微 的收入。据官方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500多万破产半破产企业的工人陆续沦为 新生的城市贫困阶层。下岗工人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导致犯罪率增加。 据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从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壹年中，全市共受 理下岗职工犯罪案件273件，比上年度上升了18.9%。与其他犯罪主体相比，下岗 职工犯罪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其上升趋势却日益突出。[10]

　　从1995年开始，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中国和苏东经济转轨时提出了壹个「内 部人控制」的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国有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或者由管理人员控制， 或者由工人控制。在中国有必要对「内部人」这壹概念进行修正：以国有资产不 断流失这壹形式表现出来的瓜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这壹过程，主要是由国有企业 的负责人与他们的少部份亲信，也就是经理厂长们本身无法回避的财务部门负责 人与办公室主任、人事部长之类，俗称厂长、经理的「三驾马车」进行的，广大 工人完全被排斥在这壹过程之外。而且更要註意的是，自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 厂长、经理们往往用自己的亲族成员做本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部份中、小型企 业「家族化」现象比较常见。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 象，必须註意这壹事实：并非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共谋瓜分国有资产，而是企业 经理人员小集团共谋瓜分国有资产。广西昌菱实业发展公司下属的甘化公司，共 有400多名员工，其中竟有100多名员工利用工作之便侵吞公款。更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这家公司规章制度健全：「原料进厂从发证、派车，到过磅、质检12道工序 环环相扣，互相制约」，并有关键岗位轮换制度。但当大家集体贪汙时，这些制 度就制约不了任何人，形同虚设。[11] 笔者曾与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的壹位 负责人谈过，他感叹说现在的经济犯罪分子手段越来越高明，即便有线索，追查 起来也困难重重，除了检举者是负责人原来的亲信，如财务部长、办公室主任和 人事部长等类原来参与机密者，才能提供壹些举证材料，否则就很难查下去。他 说，「做为壹个公司老总，只要将财务部门负责人、办公室主任这几个人『搞惦』 （意即结为壹伙），这个企业就等于是他的私人公司壹样。」这话说的是事实， 深圳家永工业公司壹位姓曾的总经理任职四年，其主要「业绩」就是将该公司在 市中心的地皮壹块接壹块地卖出去。据职工推测，通过这几次卖地，这位总经理 拿到私人腰包的就有1,000多万。该公司职工虽有检举者，但有些检举信却又回到 这位老总手中，手书的信还交由人事部长查对笔迹。而这个公司下属的壹家二级 企业负责人只有40多万的行贿问题，却因该公司会计检举而被抓。由此可见在企 业资产流失过程中，财务人员的配合相当重要。广东省新会市房地产公司经理伍 社明借国有企业转制之机，鲸吞1,100多万国有资产的案件，就是伙同该公司会计 李卫华共同作案。[12]

　　90年代中期壹些从国外归来的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 制」现象，得出了壹些和事实并不相符的结论，如「内部人控制和经济的市场化 为经营者谋取利益（合法的或非法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壹个经营者能 够谋取多少福利或者个人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获取多少利润，所以能提高经 营积极性」，这位学者无疑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假老板」们获取利益是 依靠哪些途径，事实上许多企业的经营者的个人利益是通过「富了方丈穷了庙」 的方式来获得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三、国有资产为什么大规模流失？

　　现在需要讨论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国有资产为什么容易流失。

　　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政治 系统的主体是政府，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的功能混淆，暴露出国 有企业运行与市场经济的种种不相容。

　　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壹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 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

　　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来花样出尽，却难收实效？就在于 大家忽视了壹个基本事实：在西方那种股东主权的经营模式裏，经理阶层的行为 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都是由外部股东来加以校正。而外部股东要发挥其作 用，必须通过壹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功能的资本 市场，还要通过壹些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工人的劳动 服务的劳动市场。但在中国目前这种转轨时期，这两种市场都是缺少的。正如在 第壹章中所说的那样，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班子人员基本上 由原来的班子演化而来，或由政府任命。直到2001年，国营企业的经理厂长有80 ％以上是由政府任命的。即使是上市的股份公司，也有59％的经理厂长由政府任 命。[13]后来壹些地区搞的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还是由政 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这些由政府任 命的各级厂长、经理们在企业内早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级主管部门以 外，没有任何壹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或制约的权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大 会，也不能因为厂长、经理们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汙黩职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其 解职。

　　正因为如此，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来说，在现阶段「经营领导」（即 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而造成厂长、经理角色 错位的根源在于体制。从职业责任出发，作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其职责应 当是用自己的才学和胆识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为职工谋利益，为 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企业关系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 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 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选择「眼睛朝下」， 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他们认为这只是出于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 因为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更让人想 不通的是，往往壹个企业搞好了，壹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候， 明升暗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两起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哄动壹 时的中联商厦总经理「刘云珍事件」和「世壹堂」厂长「刘巍事件」，就是非常 典型的两个事例。这两位都是社会公认的能干企业家，但均因不善「经营领导」 而被免职。[14] 选择「眼睛向上」，苦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 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 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许 多厂长、经理们都很「明智」地将很大精力放到了「经营领导」，即经营人际关 系上。保位子，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压问题、盼提拔等等，就是厂长、经理们 花大力气经营人际关系的真正原因。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 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还会被「经营」，就成了中国国有企 业所有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 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和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是 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可以 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企业无上级」，即企业经营 者的产生机制问题，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层是壹种极为恶劣的腐败行为，其后果相当严重且 令人切齿痛恨。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 方面：壹是贪汙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汙 受贿案件，76％都发生在国有企业；1992至1994年，贪汙受贿案中，企业发生的 占全部案件的70％。1997-2000年，全国共查办涉嫌贪汙、受贿、挪用公款、私分 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15]据 2002年3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资料，2001年共查办在国有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私分、 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贪汙贿赂犯罪嫌疑人 17,920人。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是 中国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二是公款吃喝玩 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60％的公款消 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只有 100多万人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多万元，占全市财 政收入的1/10。[16] 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 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 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 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 人，占中层干部的 31％。也正因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能在那裏为所欲为， 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 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价格控制法）的陕 西内燃机配件壹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流氓」 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 欺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17] 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 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 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使自己及亲友或 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壹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壹切费 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壹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 在目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以深圳市为例，仅从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有企业中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384宗，占立案总数 的48.4％；处理363人，其中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共312人，占企业中受处理人员的 77.04％。无庸讳言，这许多腐败行为都是和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沆瀣壹气，互相 勾结进行的。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只要「经营」好上级，这类公开和 「隐性」的腐败行为并不妨碍他们稳坐厂长、经理宝座。自朱金容基提出国有企 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以后，就在壹片「保卫国有资产」的口号声中，国有资产流失 仍然非常严重。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介绍，2000年审计署统壹组织了对1， 29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1999年度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的审计。通过 审计查出资产质量不高、资产负债损益不实等多方面问题，并发现大案要案线索 78件，案件涉及金额6.13亿元。[18]

　　随着国有企业经理厂长们侵吞国有资产的经验不断丰富，政府官员与国有企 业经理合谋瓜分国有资产的事情屡屡出现。如果说在1997年以前，国有企业经理 们侵吞国有资产还处于半隐蔽状态，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这种侵吞已经变成与 政府官员合谋进行的壹种公开抢掠。比如被当作湖南长沙市国有企业改革先进典 型反復宣传的香港美光兼并长沙船舶厂壹事，就是这种合谋的壹例。1997年香港 美光公司出价750万人民币，就将资产总值达3亿的湖南长沙船舶厂「兼并」了。 随后，这750万元人民币（折合汇价为90万美元）购来的资产又被美光公司拿去做 贷款抵押，先后3次从湖南长沙的几家银行借得1,688万美元。几笔巨款到手后， 香港美光公司消失不见，该厂被迫停厂，失业工人生活无着，愤而调查内幕，才 发现为这场「兼并」牵线的是国务院下属某机构的壹位姓张的官员，而长沙市政 府官员与银行的有关人员均与这场骗局有讲不清的关系。[19] 而另壹位名噪壹时 的国企改制典型、河南漯河市市长兼市委书记程三昌，自吹其「坚持面对有限责 任公司，以拍卖为主，搞公开竞价、债务不悬空、职工有安置，真正实现劳动与 资本的联合」，在1996年～1999年三年之间，共卖掉河南漯河市27家国有企业， 从而获得「程卖光」的称号。这位「程卖光」在「卖」的过程中坚持黑箱操作， 壹家原值4,700万的三星级宾馆，被他以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壹家私营企业。 壹家国有企业破产后，市政府出让其土地使用权，壹家企业报价3,000万元未中标， 另壹家私企却以2,050万元的价格中标。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程卖光」主政河南漯 河市的时候发生了不少。而「程卖光」在这种黑箱操作的出卖国有企业的过程中 大肆贪汙，中饱私囊。到了1999年，「程卖光」看到该市国有企业的家当卖得差 不多时，就「下海」当了河南省驻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董事长，长驻香 港。2001年5月程卖光觉得出逃时机成熟，于是携带巨款潜逃国外，不知所踪。[ 20]

　　这种腐败行为与近乎荒唐的「改制」的后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助长了腐败的恶性蔓延，使巨额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 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缺乏以资产营运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机制。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 企业发展的问题上基本上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可以说国有企业普遍缺少壹种 「找钱」 的思路，缺乏对低成本资金的利用，也就是说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不 少股份制企业利用发行股票筹集到资金后，也因经营不善而使资金亏损。实行 「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 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差不多等于白手 起家，无本经营，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 成本，有的甚至高达80％甚至100％。[21] 据中国国家计委的资料显示，1993年 国有工业企业负债率平均达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账等各种侵吞资产的 情况后，实际负债率为76％；若按中国政府1993年7月颁布的两个关于会计行业与 审计行业的法规性文件（俗称「两则」）实行后的调整数字估计，国有资产现有 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而且这些债务的来源单壹，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大多数 债务的偿还可能性很小。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历史关系如此，今天这种借贷关系也 使企业啧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与利润的变化加重了企业 的负担：1980年利息与利润比率是1:0.033；1990年是1:1；1995年是1:1.73。 [22] 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壹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 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 及借贷关系建立过程中的大量「交际费用」等等），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 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 忽视。 1996年8月，广东某市体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壹次调查，发现 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流通延缓，风险上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 共有 870个，总的存款余额（帐内外）64.37亿多元,总的贷款余额(帐内外）71 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 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为弥补逆差，主要 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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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某市对金融机构的调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 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帐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 3次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 际上能按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 企业好多少，调查显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数字是2 .86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 年，五家国有商 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 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无形中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 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壹 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机，进而导致金融风 波。[23]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营不 尽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24] 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 其它省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3月透露，中 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接近 30％。[25]《中华工商时报》曾报道，某省人民 银行壹项调查结果使人憷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 22.7亿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2 6] 而另壹份调查也指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 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产总额达2 .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 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资不抵债。值得註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 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 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 话，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信贷资产付诸东流。[2 7] 除此之外，银行资金大量被亏损企业无偿占用，非国有企业和其他资金需求者 贷款的条件更加恶化，它们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其发展更困难。

　　这种银行和企业机制的悖论反应，导致银行的严重亏损。欠债还钱本是市场 经济的基本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不遵守这壹游戏规则， 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 种祸根。据公布的有关资料，中国银行的自有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7.02％左右， 负债率高达90％以上。[28] 到1996年，银行自有资产比率下降至3％左右。而按 照《巴塞尔协议》（Bases Agreement)的有关规定，银行的自有资产比率不得低 于8％，如若低于8％，则银行可视为已经破产。中国人民银行的壹份统计表明， 到1995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29] 此后这 壹比例壹直没有大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壹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业欠银行，银 行欠存款人（主要是个人储蓄者）。有人主张将银行债务变成股权，这个主意之 糟糕，就在于设计者没有想到这壹提议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 致生产经营困难甚至影响生存，这仅仅只是壹种表面现象。受高债率困扰的企业， 其发生困难的根子往往不是债务本身，而是投入的产出率太低；不是被银行抽走 的利润太多，而是自身产生的利润太少。有材料显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 利润率已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于银行贷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上 海、北京等八省市2,586家企业亏损原因的调查显示，造成企业亏损的宏观管理因 素占9.2％，政策性因素为9.09％，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因素则占81.7％。[30] 对这种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业，用非经济手段实行「债权改股权」，从 实质上讲，只不过是企业以出让壹部份并无实际价值的「产权」为手段，将银行 利润亦即另壹部份国有资产的应有收益作为「暗贴」[v]据为已有。这样虽可暂时 缓解企业的资金困难，却并不能促使企业为提高资金回报率而作相应的努力，以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它是「饮鸩止渴」，是因为银行在行政干预下，被迫将 每年可带来壹定收益的债权变成得不到保障的「股权」以后，只会使银行泥足深 陷，最终结果是使银行在目前这种微盈实亏的状态下走向危机深渊，导致金融危 机爆发。有趣的是，「债转股」这壹设想终于在1999年9月开始试行，第壹家实行 「债转股」的企业是北京水泥厂，该厂共有9.68亿债务被转成股权，当时政府官 员壹致称颂这个企业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壹个好范例。[31]不少企业看到「债 转股」的巨大利益，纷纷申请「债转股」。但在试行了4个多月以后，中国政府终 于发现这壹打通中央银行与中央财政两只钱袋的「改革」等于鼓励企业欠债不还， 有摧毁国家信用的危险，于是匆匆收兵。[32]鼓吹了好几年的「债转股」终于寿 终正寝。 如第壹章所述，中国的「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之壹，就在于 对经营者行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所谓「债权改股权」面临的其实 也是同样的问题。

　　总之，自1994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在80年代末期， 国有企业还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壹盈利，三分之壹亏损，还有三分 之壹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 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数字：这壹年的头 4个月累 计，国有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盈利151亿元；国 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区间，企业库存上升，产销率下降， 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33] 中国国有企业集中之地 如东北三省的辽阳、大庆等地从此成了工潮迭起的不安定之地。到了1999年，整 个国有资产运作的情况比以前更为糟糕，许多国有大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也就是在这壹年，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撤销。上述这些困难从根本上来说， 是旧体制多年积蓄的矛盾所致，总根源应该是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改革问题。随 着改革的日渐深入，企业和政府已经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企业早已在市场 机制中运转，而政府管理企业却基本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原则和框架， 仍然置身市场之外。而2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系统工 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是关键。可以说，政府不改革，政企分开就是句空 话，国有企业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必须指出的是，「政企分开以及与其相提 并论的另壹口号「党政分开」。从1999年开始已消声匿迹。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大 面积的腐败造成了政府功能的严重弱化，加强共产党的壹元化领导已成为维持中 共对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于是又出现了以党代政、实行更彻底的壹党权威主义 治国方式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思路似乎已成为 「昨日黄花」。

　　「十六大」以后，中国政府又准备成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声称要建 立起新的「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决定中国十几万 亿元国有资产的走向，以及19万多家国有企业的命运。于是中国媒体又开始「热 烈讨论」这壹问题。[34]但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就在这壹消息公布前后，上海 已经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将许多国有企业以「经营者负债持股」的方 式卖给了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这壹做法表明，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中国的权势 者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最后壹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可以预见到，这次改革的 获利者们还将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享受到的「改革 成果」将是大规模下岗失业。

　　四、国有资产流失总量知多少

　　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国内外普遍关註的热点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虽已存在，但暴露得并不充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新旧 体制并存，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产权不清与产权管理缺位并存，使国有资产流失 问题日益严重。至于到底流失了多少，由于「条块分割」[vi]的管理体制和统计 方法的不壹致，目前还没有壹个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总量的准确数据。国有资产管 理局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并推算、汇总， 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 失大约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 26,000 多亿元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8亿元还多800多亿元。即便按这个据说是 「比较保守」的数据计算，中国在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 0多亿元。这即意味着中国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35]1994年全国进 行清产核资的企业有12.4万户，全部资产损失达2,231.1亿元，全部资金挂帐2，2 06.9亿元，损失与挂帐合计达4,438亿元，占12.4万户国有工商企业全部资产的1 0.7％。流失情况的严重，可以从下列事实略见壹斑：1995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共收 到举报160件，直接查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2起，到1996年3月结案8起，这8起案 件就为国家挽回损失15亿元，平均每件涉及金额1.9亿元。[36] 1996年又查处国 资流失案件三百余起，挽回损失21亿元。[37]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贪 汙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者日益增多，仅在2001 年壹年，中国检察机关就抓获 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缴赃款6.8亿多元。[38]

　　五、 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

　　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说是壹个立体的过程。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 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 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 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 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 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 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 的流失，绝非各级国有资产管理者缺乏管理经验，相反倒和部份企业负责人积多 年管理经验，精通在国有企业中何钻空子去巧取豪夺有关。国家审计署1994年对 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 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主要责任 在企业自身；部份企业领导缺乏法制观念，为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千方百计地 挖国有资产。主要手法有下列数种：

　　1。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 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如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原经理 及有关人员，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伪造涂改帐册，转移资金达1,900多万元，给 国家资产造成严重损失。

　　2。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由于管理不善，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存在 帐外国有资产。帐外设帐是使国有资产脱离监控并导致资产及其收益流失的典型 做法。据清产核资第壹期40户工业企业统计，帐外固定资产净值达3.69亿元，占 清查单位全部固定资产净值的1.16％。按照这个比较保守的比例推算，全国预算 内工业企业帐外国有资产净值可达146.7亿元。如果加上大量预算外企业的帐外国 有资产，这个数字会更庞大。

　　3。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 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武汉市武昌区审计局的审计表明，1993年 7月新旧会计制度转换之后，数额巨大的国家资本金被合法地计入了法人资本金。 该审计局对10户国有企业审计发现，5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国有资产所有 权界定的错误，共少计国有资产256万元。

　　4。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有的的企 业任意设置「企业股」 ；有的则以低价或无偿的形式设置「内部职工股」；有的 地方则以明晰产权关系为名，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个人，搞成了「负债持股」。 [vii]在红利分配时，国家股和职工股同股不同利，造成国家股比例下降。如上海 飞乐股份有限公司曾规定，国家股不享受壹次性送股权益，仅此项就使国家股本 损失471.15万元。武汉市某股份制企业1988年至1992年分红，国家股分红率为11 .5-13.7％，社会公众股为17-17.5％，内部职工股为20％。搞合资、联营等公 司却启用国家资金，打着全民的牌子，但资产和效益却不进入国家收益。审计署 在调查中还发现，壹些平常对财务基础工作做得好的、被认为「信得过」的企业， 在当前企业制度改革中，这类违法违纪问题也有抬头的趋势。

　　5。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壹些国有企业为了 安排子女、家属就业，投入大量资金、技术、物资开办大集体等各类「三产」产 业。或让出适销对路产品的经营权给「三产」公司，或将国有企业的某个车间整 建制地划出成为 「三产」公司，或者为「三产」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在进行这些 产权转移程序时，仅凭协商或领导意见确定，手续不全，资产转移无帐可查，造 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辽宁省某国营企业在生产资金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将11 万元资金无偿借给所属集体所有制公司，长期无人过问。该厂阀门厂、橡胶厂也 存在类似问题。 [39] 鞍钢和华北电管局办了许多集体企业，据介绍有2.5亿元 称之为长期贷款或投资给了集体企业，这笔资金既未按资分利，也没有相应增加 投资份额或收回。从全国清产核资第壹期51户试点企业的不完全统计来看，集体 企业无偿占用的国有资产达1.63亿元。据此，按集体企业无偿占用0.01％的国有 资产来推算，全国各类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至少也在190亿元以上。

　　6。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企业亏损，经理发财，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 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壹些工商企业明明知道所购原料、货物是残次品，却按正品 价格购入，明明是优质畅销品却低价脱手，慷国家之慨，得个人之实惠。据《辽 宁日报》壹位记者调查了解，辽宁壹家手表公司曾是全省有名的创利大户，产品 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7％，年上交利税1亿多元，但近年来该公司的国有资产大 量流失，经济效益逐年下降，最终亏损3,000多万元。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 原因是有关人员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例如公司要进壹批自动车床，本可以 从厂家直接进货，却转壹个弯从私人手中买二手货，经理从中得「好处费」。壹 些个体户给正副经理壹些好处，就可以从公司得到廉价原料和设备，转手高价卖 出，便可谋取暴利。某个体户1992年通过这壹办法获利几十万元。这家公司零部 件质量好是出了名的，不少名表的机芯都用这家公司的部件，但该公司1992年和 1993年残次品损失分别达到340万元和640万元，占当年成本的10％左右。据了解， 许多部件并非真正的残次品，只是被当作残次品处理而已。

　　7。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据有关部门统计， 1991-1994年间，中国各种涉外企业逾期未收汇总额达89亿美元（包括对外工程 承包款）。造成拖欠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企业行为失误所致，但深层次原因却是对 国有资产的监控不严。据专门从事国际商债追讨的某公司代表对中国被拖欠货款 的统计表明，国际拖欠案直接起因中，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或货 期有争议的占25％；严重管理失误的占10％；其他原因占5％。形成国际拖欠的国 外因素，主要是海外壹些不良公司利用中国开放之初，外贸公司人员与管理者还 未完全熟悉国际操作规范，又有急于求成的心态，或用人情和小恩小惠等方式， 将有关人员仅有的壹些警戒心理攻破；或在合同条款和操作方法上设下圈套，为 拖欠制造理由。国内因素则主要是由于中国外贸公司体制与现代化的国际经贸发 展要求不适应，壹些公司管理水平和业务人员素质差，外贸企业运作中的行为规 范管理不严格，及国有资产自我保护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对外贸易活动中纰 漏百出，为对方拖欠货款埋下隐患。

　　8。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近年来，辽宁省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壹些单 位轻率地为别人作担保，使国有资产流失。1994年该省对15起大案进行调查，经 济担保近亿元，损失额超过5,000万元。[40]

　　上述方式至今仍是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们攫取国有资产的主要管道。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李毅中在2005年1月25日谈到现阶段国有企业腐 败的五种主要形式，仍然没超出上述范围：有的企业在采购、销售、工程建设等 环节上管理混乱，高进低出，违规承发包，向关联单位让利，甚至内外勾结，收 受贿赂，造成效益流失；有的企业领导人员失去监督，独断专行，决策严重失误， 造成经营和投资重大损失，引发企业财务风险；有的违反财经纪律，账外设账， 弄虚作假，私分公款，贪赃枉法，甚至出现携款外逃；借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之 机，低估、贱卖、隐匿、转移、侵吞、侵占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有的 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为自己和亲友牟取私利， 造成恶劣影响。[41]

　　六、国有企业改革欠了职工什么？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除了失业问题之外，还有几个社 会问题壹直处于被回避状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问题。

　　中国政府与传媒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壹直指责工人对「铁饭碗」留恋难舍。对 这种责备，工人当然无法辩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在壹个劳动力绝对供过于求的 国度裏，就业是壹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1949年中共立国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 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 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 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壹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 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 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许多年份高达40％以上。 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壹部分是靠国有企业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 的。这种低工资仅仅只够职工购买粮食、蔬菜、简单衣物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 品，只是基本生活费用，并非国际社会通常理解的「工资」。也就是说，国有企 业壹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

　　对于这壹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工人利益、 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 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壹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壹方面大 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工人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 资料表明，中国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率高达其工资总额的24％，而据对OECD 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 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高于中国。 但如果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包括养老、伤残和死亡三项合计，而中 国仅仅只包括养老壹项，可以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社会保障缴费率最高的国家。[4 2] 缴费率如此之高，中国的社会保险还出现了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的「空转」现 象。

　　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先后推出的几个模式，如 广东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为全国经验，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从全 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国有企业的重镇，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象其 它地方那样高，如广东的国有企业仅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三分之壹。更兼在 长期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运作，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中的壹部份已较能适应现在的 市场游戏规则，故此其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没法被东北、上海等国有企业集中 之地所彷效。即以广东而论，这个省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与韶关，在其它 地方如南海、顺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新兴企业非常 活跃；更兼改革以来累积了经济实力，因而这个省有能力调动全局力量进行高难 度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深圳的情况也是如此。以深圳为例，1996年7月1日起开 始实行新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深圳市社会保险起步早， 早在1982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以合同制职工为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单项改革。19 96年7月 1日起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就是在以前历年改革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深圳经济特区还有两个别的省、市、地区所没有的条件，壹是人口年龄结 构比较年轻，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较小，38～ 45岁的中间年龄段人口较多，平均年龄也就30多岁，这就意味着社会抚养系数小。 直到 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还只有1.4万，预测要到2010年以后才逐渐进 入老龄化高峰期，比全国平均晚了将近10年，这样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别的城 市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三是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 用比别的城市相对要小，更兼经济积累雄厚，财政情况较好，有条件实行社会保 险体制改革。

　　以此观照别的省、市及地区，就应当明白，许多地方其实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 94.7％ 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43] 似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相当顺利。但事实 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壹个名义账户， 其中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壹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有关资料显 示，「空账」的规模在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为450亿元，1999年 已经达到1,000亿元以上。[44]但到了2004年，情况急剧恶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4月与6月公开提到的数字为：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账户缺 口保守估计，也达到1万多亿。[45]

　　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迫近老龄化(60岁以上人口已达1.32亿人，并正以每年3 .2％的速度递增)、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大、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将为国有 企业解除负担的「宝」全押在还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以国情而论， 多少有点「以远水解近渴」的不现实之感。按照中国政府1997年养老保险体制改 革的设想，其实是让国有企业的职工第二次承担养老保险的负担。可以说，在实 际运作中，中国国有企业的职工确实在承担着经济转轨的双重成本。如果以1998 年为起始点，此后的10年当中，城市失业率将达到12％左右，失业人员总数将达 4,900万，这批人的社会保险如何偿付则成了壹个相当大的问题。[46] 2002年中 国政府发布的有关社会保障的白皮书所谈的情况，实在与中国公众对社会保障的 实际感知相差太远，无法取信于人。

中国经济环境研究

　作者 袁剑 写于 二零零六年

　　困局与赌註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 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壹轮大规模註资之 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 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彷佛在上演另外壹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 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壹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 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壹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 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壹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 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壹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 「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壹轮的开放历史中， 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壹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壹。但在经过了将 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 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 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壹个原因， 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壹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 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 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 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 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 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壹个重要理由。公 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壹点「壹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 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 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壹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 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壹种场域而 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 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壹种文化投影和復制。用 壹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 復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 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 在中国金融企业中壹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壹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 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 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 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 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 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 还远远是壹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壹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壹种推理， 不如说是壹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 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 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 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 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 以来的壹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 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 国改革问题的壹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 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 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壹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 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壹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壹个隐含的 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 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 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 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壹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 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 只能是壹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 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壹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 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 中国最新壹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 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 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 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壹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 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 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年 之后，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 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 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 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 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壹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 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壹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 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 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 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 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 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 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裏，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 存身之地。

　　从壹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 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 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壹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坏帐转移地）。 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壹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 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投机性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壹 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 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 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壹场博弈中就输得壹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 银行数以万亿计的註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 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 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壹场超 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壹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 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壹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 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壹来是因为他们与 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 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壹年。大限壹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 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 革毕其功于壹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壹场生死豪赌。不幸 的是，这是壹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第五章 悬崖边的增长 「亲爱的严肃投 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 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壹封信。安德鲁?卡彭 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壹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 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 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 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壹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 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 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壹个奇迹、壹个迷，而是壹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壹 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 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壹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壹、高 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 续了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裏，中 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 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壹如既往的持续高 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 作为壹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 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裏，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 了壹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壹无二的增长 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壹连串巨大 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壹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 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汙腐败如此盛 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 革的情况下，壹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壹夜之间变成壹个最具经济活 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GDP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 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壹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 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壹条 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 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壹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 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 「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经 济增长简化为壹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简化为壹个所谓的经济学问题， 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 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 立在这些概念上的壹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 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 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 题。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壹是 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壹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 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 的简单模型。其基本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 壹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 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 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 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壹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 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壹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 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壹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 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壹手 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壹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26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 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壹个重要 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 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1989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 的看到，官僚系统壹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壹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 其态度和行动壹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 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裏，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壹能 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 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这壹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对邓改革的顽强抵制表明了 这壹点>，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 命以及89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 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壹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 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 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 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壹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 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 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 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 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 动了同壹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 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着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 「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壹的建构性价值 之外，其他诸如政治改革、社会稳定之类的价值都只具有从属的工具性价值。事 实上，邓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 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壹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 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壹个主要原 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 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 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壹」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壹个 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 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导致这种极端 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政 权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政权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 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壹天，政权的合法性就 存在壹天，经济增长越强劲，政权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政权合法性与变幻无常 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壹项非常 冒失的政治战略。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壹种路径依赖的 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 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壹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 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政权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 的内在意义已经与80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 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壹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 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壹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 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90年代初 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长数据的壹个 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壹个 「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壹代的政治领袖 已经意识到了「唯GDP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註入自己的新 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 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 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 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壹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 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壹代中国领导人壹个重大 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壹代领导人的政治 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指标将仍然是 考核中国官僚系统壹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壹的标准。这 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壹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壹个重要的动力 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后面）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 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壹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壹桩划算的 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GDP最大化增 长竟然是壹件最不难的事情。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壹个具有强烈 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 强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强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资源。 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只服从于官僚系统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原则。 而在「增长第壹」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 据称，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壹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 中国在2004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这个结论只有壹半是真的，另外壹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确，在26 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 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壹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 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 中（这壹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壹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 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 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 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 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 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 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 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GDP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壹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 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 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 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壹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 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 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 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壹半（这是对国有投 资比重壹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 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 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 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 来完成的。轰动壹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壹个 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壹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 0多亿，准备投资壹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 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 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 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壹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 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 样，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 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 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 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壹些数 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 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国家发改委重 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 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 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15.7亿元。）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 初，就有人鉴于以往政府投资的惨痛教训而大声疾呼，要求严密监控这些投资。 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 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壹点也不盲目）是壹个喊了将近20 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 洗心革面的姿态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壹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 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 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 壹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 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 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早在1996年时候，我们就註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 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 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壹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 復见证。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1988年出现第壹个通货膨胀高峰。 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壹次「恶狠 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 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 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妳预测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 的话，那么妳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妳可 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43.42％， 壹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 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壹 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 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 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 完全是壹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 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復出现。 二、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 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壹。他们 的另外壹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 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又壹个强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 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 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 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 部的壹次权力再分配过程。权力的来源、行使方式已经对经济资源的全能整合能 力都没有改变。只是将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权切割成省集权、市集权、 县、乡集权，如此而已。这就为各级地方政府像计划经济时代在管辖区域内以行 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分权改革在经济上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壹 个是分散决策，即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的集中决策变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行分散决 策；另外壹个则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开始拥有独立的自我利益。 单中心变成了多中心。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勃兴的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 国基层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大激励。在中国的决策者那裏，分权改革或许只是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壹种试验性安排，但它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 益主体＋分散决策」的壹个全新格局，而正是这种格局启动了中国改革史上壹个 极其重要的进程：市场化。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后来成为传统官僚系统 之外又壹个独立的增长推动力量，并造就了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时代全然不同的新 面貌。这是后话。

　　在毛泽东时代，地方利益是壹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恶意味的词语， 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分权改革之后，地方作为壹个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积极性 空前高涨。沿海省份由于市场扩展和分权改革所共同诱致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 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空前的消费繁荣。这种看得见福利改进， 与邓小平壹贯的实用主义判断标准相吻合。于是，地方利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 逐渐拥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 的方式迅疾扩张，这不仅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极大忧虑，也几乎使中央 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上陷入绝境。据信在1993年宏观调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几近枯 竭。而与此同时，以践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财政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建设却凯旋猛进。 这最终导致了1993年6月份那壹次猛烈的宏观调控，并引发中央与地方几乎公开的 利益博弈。这壹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税制改革作结。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 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 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 当中央用分税制在地方财政中拿走壹块之后，地方要想维持原有的财政收益，就 必须扩充税基，而扩充税基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企业、增加投资。所以分 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壹系列政 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级官员的轮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归于寂静。地方财 政利益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作为壹种制度安排，仍 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壹个巨大的潜在推动力。这个动机与各级官员普遍 的政绩竞争合二为壹，让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热情被推到了壹个新高度。如果说 在前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中央政府在关註投资的话，那么在改革之后，「地不分 南北，官不分东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积极的投资主体。如此这般， 增长速度岂有不壹飞冲天之理？毫无疑问，这肯定显着提升了中国总体上的投资 率。

　　实际上，中国1980年代迅速掘起的乡镇企业也是政府财政极大化的产物。只 不过在这裏，地方政府变成了基层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谓的乡镇企业现 象就是，中国沿海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全乡（全村）之力向外部寻求财政 来源的产物。由于乡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极少，这种财政极大化冲动更多地只能 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乡镇企业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特征的原 因。显然，乡镇企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而更多是基层政府的创造。乡镇企 业作为另外壹种小型官办企业，是中国地方财政官僚化扩张的早期表现。这种举 全乡（村）之力办企业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被反復復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分权改革中并没有被剥夺其全能性质，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在更为广大的范围中復制命令经济，依靠行政方式整合 资源，争取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扩充当地财政实力。于是，甲省上汽车项目， 乙省也上汽车项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争取化工企业；甲省宣称以高新产 业为支柱，乙省也轰轰烈烈的高新产业起来，妳争我赶，不遑多让。中国各地产 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端赖于此。及至2000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城市 化阶段，中国各地连城市面目也开始变得千人壹面。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 厦，活脱脱壹个个工业怪兽。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 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壹位海外中国问题学者曾经用「蜂窝状结 构」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方经济结构的趋同倾向。在经过了26年的改革 之后，问题似乎仍然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难怪许多外部观察家在今天的中国经 济中总是不断能窥见毛泽东时代的影子。很多年以来，「调整产业结构」（经常 还会加上『大力』的修饰前缀）壹直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的关键词之壹，但结局却 总是令他们相当难堪。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各级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推动 这些可以带来短期增长的重復建设。（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资功能基投资能力，让 市场发挥裁判作用，壹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壹些，但其性质仍 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壹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 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争取中 央项目就成为主要手段，在拨改贷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手段主要靠命令当地国有 银行贷款来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贷款权逐渐被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 投资手段被迫多样化，在继续争取国有银行融资以及中央财政的大项目之外，还 开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外资等等。在1990年代中 后期，中国官僚系统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访最频繁、队伍最庞大的招商引资队伍（ 许多地方干脆设立了常设官僚机构：招商局），而他们许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优 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纪的城市化阶段，地方政府终于找到另外两件 法宝又壹次撬开了国有银行的大门。壹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 土地可以抵押，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也同样可以用来抵押。而这是中 国低能的国有银行最容易避免麻烦的贷款方式。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自1998年 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 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10．4％。这些贷款大量进入地方政府推动的机场、铁路、 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在如何套取银行贷款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 表现得相当出色。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在2003年的 壹季度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速达到65％，相形之下，中央项目12％的投资增速就显 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资爆增的态势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措施随 即而来。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命令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所有贷款 业务的纪录。这种强硬的举动让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壹次宏观调控，同样的投资 过热，同样的「严刑峻法」，真是「过七八年又来壹次」。（如果11年前，因为 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过度投资还有某种理由的话，那么在普遍过剩的今天， 过度投资又所为何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号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究 竟是让中国的官僚机构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明 智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 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 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在趁「热」打劫，窃取 国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这种国家信用的唯壹承担者。地方政府的财政 能力极大化是壹种非常正常的冲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 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 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 这大概就是聪明的温家宝在2004年宏观调控中要「坚持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 的原因。显然，作为壹名在专业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温家宝已经清楚的洞悉了 调控的技术要领。但问题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冲动并不是壹个简单的技术或 者经济问题。「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看得住壹时（就像朱鎔基那样），但看不 住壹世。壹遇机会，就会死灰復燃。中国2003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 投资过热就是壹个明证。在这个与1992年几乎壹模壹样的投资过热背后，浮现出 的是同壹个古老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官僚体系。在某 种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 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僚提出的 政治要求，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是问题的壹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 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 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壹个维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种种迹象表明，这 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我们的判断是：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 地投机（壹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 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 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壹旦这个资源被掐 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20 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接下来的问 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官僚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 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 这意味着放任各级官僚系统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誌忍受经济突然失 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壹条都可能引发 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三、隐蔽的计算 在激发中国畸高的投资 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只是两个容易分辨的原因。 另外壹个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们越来膨胀的对个人财富极 大化的追寻。这个原因对中国投资率的贡献虽然无法定量的测量，但却是壹个普 遍的经验事实。

　　个人财富最大化，是改革时期潜伏于中国官僚集团意识中壹个最为重要的理 性计算。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壹直以这个标准衡量、解释直至扭曲和控 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国官僚集团的这个理性计算已经开始苏醒，但由于中国 的整体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计算主要表现在那些底层官僚之中。 这些官员在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上升机会有限、政治利益较少，因而也最早表现出 了这种倾向。他们利用分权改革中合约不完备的特点，以承包、兴办乡镇企业、 三产企业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财富极大化。1992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 可扭转，财富冲动作为中国官僚集团的壹种整体意识得以最终明确化。于是，寻 租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牟取个人财富的壹种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苏联和东欧在此 前的巨变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官僚们树立了壹个标准的未来图景。他们几乎壹致认 为，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可避免。这使中国官僚的寻租带有壹种普遍的焦灼感，并 显得尤其迫切。事实上，1992年中国创纪录的经济过热，与中国官僚们这种突然 爆发的末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发展几乎出乎所有人 的预料，当然也出乎中国官僚体系的预料。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中国官僚系 统重新夺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国的改革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由旁观 到接受再到惊叹的态度转变，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意识由焦灼到自信，最后变 成壹种权力的自负和骄狂（这当然是壹种不详的信号）。很清楚，中国社会在90 年代的这种发展，壹点也没有冷却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欲望，反而使他们有 机会利用改革的控制权将这种极大化计算体制化。

　　事实证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能够容忍市场，而且还有能力控制市场。 在他们那裏，市场不再是壹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是壹个不知道怎么就会催生出某 种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们手上壹件可以任意摆布的道具，是壹个可以完全 服从并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的「制度创新」。准确的说，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的 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壹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寻租，作为中国 官僚利益集团的壹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同僚告发，因而也无需合谋 （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签订壹份「壹、三、五妳贪汙，二、四、六我贪汙」 的明确合约的地步，因为他们心裏非常清楚，他们的同事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 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尽可能多的寻租。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到体制外去寻租了，他们 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壹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 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 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壹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 的剩余索取者。这壹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时候，大 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壹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 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这种结局可能要让那些在92年壹时冲动毅然决然下 海的官员们后悔了。下海，可能让他们壹次性的得到了财富，但却让他们永远地 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给予他们的将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权。难怪许多精 明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也纷纷要开始寻求「位置」。

　　我们壹直强调，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中具有操纵力量的行动集团。 当经济利益极大化冲动变成这个集团的整体意誌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意 誌转化成壹种体制或者制度的理性，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壹个重要变量。中国 不可理喻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理性使然。对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来说， 投资活动，（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资金来进行的投资活动）是他们实现这种理性 的最佳手段。正如壹位深知中国投资戏法的人士所讽刺的那样，「没有项目怎么 寻租呀？」所以，争取「项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诸如银行贷款之类公共资金所 进行的「项目」，就成为各级官僚（包括各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最倾心的公务 活动之壹。中国东部某城市在争取扩建2臺30万千瓦机组的「项目」，光在首都地 区的「公关费用」就达到500万。不难想象，这个项目总投资在20亿以上的所谓项 目中，将有多少变成各级官僚的个人财富。这些投资项目真正能够带来多少回报、 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并不是各级官僚们的主要考量，他们的主要考量（甚 至是唯壹的考量）是，这些项目能够给利益集团带来多少寻租机会、能够最大限 度的带来多少寻租额。那些写在正式「可行性报告」上的诱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不过是壹种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于个人成本为零，所以项目越大，个人和集 团的寻租的机会越多，寻租的总额也就越大。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大型项目、城市 公共设施、大型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诱因之壹。当然，这也与中国官僚体系的财 富胃口越来越大有关。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省份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裏在短短 几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项目为自己壹举积累了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个人财富， 可见大型项目投资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诱惑之大。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 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 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臺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 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壹个最大特点。 对于壹个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阶层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妳即便强迫他们追 求GDP，他们也未必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中国官员的所谓 「GDP崇拜」，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后的个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国，国有投资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投资，它已经完全 被异化为我们这个财富再分配时代迅速转移财富的壹种工具。对于中国官僚利益 集团而言，投资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投资回报就能够直接产生收 益，就像银行贷款可以被用来直接制造富翁壹样。如此投资，投资焉有不热之理？ 投资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从1992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 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 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壹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 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分权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央对地方、对企业的分权，而 已经变成了对核心官僚个人的分权。在长达壹个时代的跨度中，与中国声势宏大 的市场改革同时上演的是另外壹场无声的戏剧：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官僚集团 的极大化追寻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无论怎 样估计都不过分。这壹点，我们以后还将反復看到。现在，先让我们对中国经济 增长中的过度投资现象作壹个简单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壹直居高不下，这壹方面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产 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另壹方面也让人们疑问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这个 奇怪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5％ ，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倍有余，也远远超 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投资率的世 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 国家为19.7%。 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 阶段加以解释，但数据否证了这壹点 。况且，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壹年两年处 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壹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 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 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彷的印度 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7元，而印度则是26元。而在微观投资 效率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来则壹直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附近，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银行贷款都悬。（有人将投资率不断提高，收益却不断 下降的现象称为凯恩斯陷阱。如果真有这样壹个陷阱，中国可能早就掉入了这样 壹个陷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显然，中国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诱导出高 投资率，更不至于诱导出高得如此离谱的投资率。如此怪异的投资率，只能以市 场之外的超经济原因才能够解释。我们业已揭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全能色 彩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而且有超乎寻常的动机水 平将这些资源不断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完全违背投资规律的投资， 不但不是壹桩赔本的买卖，而是壹桩壹举三得的理性行为。这就是隐含在中国高 投资率中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早在十年之前，克鲁格曼就铁口直断，东亚（当然 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 微乎其微，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位敏锐但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经济学 家实际上是在影射：东亚以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同 样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确，就像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 中国改革26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官僚强制性色彩。但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 增长故事的全部，它将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毕竟，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壹 直伴随着巨大的消费繁荣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这种景观是与毛泽东时代最显着 的差别。毫无疑问，中国迷人的经济增长中还有另外壹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 于市场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场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第壹中学发生 恐怖袭击事件，近400名学生和教师死亡。整个事件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今天这个 世界上，恐怖和悲剧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怪。不过，利用悲剧事件从事盈利活动 的新闻，人们可能还是第壹次听说。

　　利用遥远异国的悲剧事件从事非常有「创意」的盈利活动，虽然比悲剧本身 对人类尊严具有更大的汙辱性，但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市场化在中国的渗透程 度。壹家国营垄断媒体，利用悲剧事件来牟取壹点蝇头小利，竟然没有丝毫道德 上的不安，这说明，市场化在中国已经无远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沉寂2年多之后又壹次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舞臺中央时，有备而 来的邓小平带来了壹副新魔杖：市场经济。他以几乎是决斗的姿态宣布：市场经 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这样，这位高龄的共产主义领袖用他 毕生的最后壹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正统之中争得了壹席之地。

　　在中国，即便魅力如邓小平，为市场正名也是壹件风险极大的事业。我们无 法判断邓小平是从哪裏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灵感和决心，但有两件事情肯定启发和 鼓励了他。壹是农村改革，它几乎魔术般的消灭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区的开 放城市地区的「搞活」，它第壹次让中国人有了消费繁荣的体验。这种经验无疑 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能。市场，是壹种独立于传 统官僚体系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是壹种来自底层的自发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 于仍然存在严厉的管制，中国的市场潜能只是若隐若现的壹种希望。但这毕竟是 壹种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当中国改革和增长在90年代初双双陷入泥淖的时候， 邓小平就毫不犹豫的将全部希望托付给了市场。事实上，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 壹王牌。在其他的增长机器几乎全部失灵的情况下，邓必须飞快的转动市场这只 轮子，才可能让经济增长重新上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这只看不 见但法力无边的巨手，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与中国官僚体系并行的）另外壹种关 键的动员力量并推动经济增长。从此之后，在中国被幽闭了40年的市场机器开始 像发了疯似的高速运转。

　　从本质上讲，所谓经济增长就是将各种要素和资源不断动员并组织到经济活 动中来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国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在这 方面的动员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其所到之处就像壹个磁场，将人力、土地、资本 统统吸入它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企业或者个人的形式生产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事 实上，除了官僚系统不断以强制方式投入各种要素之外，中国25年的经济增长也 是市场动员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壹个显眼的侧面。与 官僚的强制和命令动员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场动员具有某种「自愿」的性质，换 句话说，它能够为市场的参与者带来福利的增进。也正是因为这种福利增进的性 质，市场具有了扩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场诱致型经济增长的福利增进性质是中国 最近25年经济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也已经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所证实。在短短的25年中，中国几乎跨越了发达国家壹个世纪的消费体验，中国 人不仅迅速拥有了温饱，而且还拥有了互联网（当然是壹部分人），拥有了汽车 （当然是更少壹部分人）。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比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要让人 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场化在中国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时期。到现在，我们 的视野所及，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每壹个角落。我们 不仅有了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也有了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不仅拥有了 资本市场，也有了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甚至，我们还以壹种无人企及的「想 象力」超常规地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卫生医疗市场」。壹 份由中国北京学者李晓西主持的研究认定，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69％。 据此，这份名为《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展中 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这个所谓的69％仅仅是指市场化（或者更准确说是商业 化）的范围，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特性，那么这份报 告的估计不仅是真实的，还可能是相当保守的。有许多强有力证据表明，中国的 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 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壹个就是：中国监狱壹直就是利用廉价劳动的盈利机构。将提 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普遍的变成盈利机构，可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其范围和 程度，中国恐怕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别 斯兰悲剧」盈利的丑闻主角是壹家国营公共媒体，就壹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市场发展其实就是交易的扩大，而交易扩大就必然伴随着经济活动货币化过 程，所以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也经常被用来描述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以这个标 准来衡量，那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壹。截止2000年，通常用来表 达货币化程度的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了152％（这是中国经济又壹个令人迷 惑的指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个指标在1985年仅仅为60.8%。虽然这个指标未 必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但它至少说明，中国90年代的市场扩散速度， 的确相当惊人。

　　在壹个产权制度阙如，信任瓦解、法治匮乏的社会，市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 如此迅速的发展，壹直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壹个谜团。然而，如果我们了解 中国市场化的初始起点，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壹个市场 处于完全抑制的状态下开始的。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广泛的通过市场交换来增进个体福利的机会，所以只 要解除抑制，市场增进福利的示范作用，就足以使市场交换在广大的领域内得到 拓展。在这种时期，交易资格的获得，要比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场有效的 其他条件（比如交易双方的权利平等、信息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程度等等）更为 重要。作为壹种建构性的权利，市场交易给（为壹直被禁锢在传统命令体制中的） 中国人所带来的，不止是壹种自由，而且还是壹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改进。这是市 场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壹。我们可以将此称作 市场的恢復性发展。原因之二则是，作为壹个后发国家，中国对市场有后发的学 习优势。这种学习优势足以导致市场在短时间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 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电信市场、IT市场等等市场的迅速发展，无不建立在这 种后发优势之上。而发达国家建立这些市场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 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更确切的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之后， 中国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70％以上，壹些城市更超过80％，这比美国、英国 的60％的比例还要高出很多。这种发展速度就包括了对信用贷款、楼房预售等市 场销售技术的模彷和学习。在手机市场上，中国目前已经拥有6亿部手机，而在十 年之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人口比例的1％。这说明，在壹个初级的市场社会， 无论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场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场机会的广 泛存在和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都足以使市场迅速扩散。这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几乎 与制度优劣完全无关。这种粗放型的市场发展，究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多 少份额，我们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肯定是中国25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 部分。而正是这壹部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福利改进的经验证明。

　　不过，只要我们深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内部，并将中国的市场化置于官僚利 益最大化这个具有显影功能的时代逻辑中时，中国的市场化真相就会逐渐浮现出 来。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官僚（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这就是说，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还有壹只看不见的手，官僚之手。虽然中国的市场 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中国民间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间内生力量的推动， 但没有官僚集团这只手的许可、诱导、推动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展的。 就像小岗村的个别试验如果没有得到官僚体系的认可和推广，便永远不可能成为 系统性的农村改革壹样。在中国这样壹个官僚体系全控的社会中，这壹点是非常 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僚体系对市场化的允许、诱导、推 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官僚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设置这样 壹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优 先参与和对中国市场化红利的全面控制权。由此观之，中国的市场化应该被更加 准确的称之为特许的市场化。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只是在1992年邓小平 南巡之后的壹两年之中，短暂地逸出了中国官僚集团的控制范围，而具有某种民 间主导的特点。但随着朱鎔基以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力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开 始，中国民间自主市场化的进程迅速烟消云散。无论是从金融安全、市场秩序还 是从打击腐败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够的理由实施那壹次宏观调控，但在中国当 时的环境中，这也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重新控制。作为壹个行政管理 大师，朱鎔基凭借和仰赖的都是现行体制所赋予他的行政资源。他所关心的是如 何最大限度的通过现行的行政资源甚至是个人魅力来维护宏观稳定，至于其他目 标则在他的关註之外。这就几乎註定了，朱鎔基的宏观调控将必然演变为中国官 僚集团对市场化的全面控制。这实际上是1993年宏观调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壹个 最为重要的遗产。遗憾的是，这个隐藏至深但在后来壹直对中国市场化过程起着 关键作用的遗产，也是壹个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审视的遗产。作为壹种体制性的冲 动，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控制权争斗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这场艰苦的 战役就未必能够如此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朱鎔基杰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 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留下了长期的隐患。当然，朱鎔基 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这个中 国改革的核心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央与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朱鎔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显然，1993年的宏观调控是 官僚集团内部的壹次妥协，而不是官僚集团与中国民间的壹次妥协。这种吊诡的 历史结局，显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却非常符合中国改革的核心逻辑。于是， 在经过了短暂的失控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导型的模式。所 谓主导，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对市场化过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纵。由陌生而 熟悉，由熟悉而驾驭，终于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官僚系统对市场化的操纵 和控制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理解这壹点，我们就还远远没有理解中国的市场 化。

　　从市场化的起点看，中国的市场化是在国家权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开始的， 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是壹个相逆的过程。这种起点上差别，决定了国 家权力在市场化中具有的某种主宰作用。

　　1992年之后，是中国市场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 在市场化进程中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集团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广泛卷入和隐形 控制，为中国的市场化在性质上的畸变提供了温床。

　　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市场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们先来看房地产市场。在中国 的房地产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价及各种税、费合计，占总成本的50％，而在国 外这三项合计只占总成本的20％。很明显，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由政府设置的交易 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的水平。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这种成本也同样高得惊人。 在中国的购车费用中，政府征收的税费占购车总费用的40％，据称已是世界的最 高水平。与此构成对照的壹个数据是，1998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为40亿元，而相 关的政府收费却达到1626亿元。然而，这种高昂的成本并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市 场以及汽车市场上的独特现象，而是广泛弥散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之中的壹种普遍 现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业、到融资、到生产、到销 售，到中介服务，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几乎遍布中国市场活动中的 每壹个环节之中。这说明，这已经是壹种结构性的制度现象。出于这个原因，这 个所谓的交易成本应该更加准确的称为制度成本。而这个制度成本的确切含义就 是官僚体系收取的市场化红利，或者市场化的特许权租金。这个成本虽然都是政 府或者政府经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则是壹种赤裸裸的设 租和寻租。中国手机市场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这种情况。中国共有手机生产厂家 100多家，手机生产牌照49张，但真正拥有牌照同时也有生产、销售能力的企业只 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产企业必须为租借牌照付出壹笔可观的费用。那么这笔 费用究竟有多大呢？据壹位手机生产厂家负责人估计，每臺手机约50-100元人民 币。简单换算的结果是，壹个没有牌照的生产厂家如果每年生产1000万臺手机， 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亿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拥 有四张手机牌照，被称为「专业借牌者」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壹家 行政色彩明显的中央级公司。在壹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设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 效率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成本带来的市场利益流向的扭 曲。因为负担成本而受到损害的壹方是消费者、生产厂家和企业员工，而因为设 置成本而获得暴利的壹方则是人数极少的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壹个更加荒 谬的类似例证是，辽宁省文化厅竟然对「东北二人转」（壹种广受欢迎的民间演 出形式）也设立了所谓准入制度。这项荒诞不经的准入制度规定：「为了积极发 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转，所有的二人转演员都要持证上岗，并不定期接受培训。……」 似乎是嫌寻租还不够赤裸裸，这项规定还暗示：「未来的准入证也不是永久性的， 很可能壹年重新核发壹次。」显然，这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对市场活动的壹种抽取，是壹种无法通 过市场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对中国这样壹个市场需求被压抑很久的后发国家来说，在市场恢復性发展的 初期，高制度成本并不会对市场扩展构成明显障碍。这个时候，潜在市场需求规 模决定了，无论是厂家、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市场恢復获得福利改进。但是当市场 规模接近饱和状态的时候，这种高制度成本就会对市场深化和进壹步扩展构成致 命的阻碍。这种致命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中国范围广泛的市场活动中看到。 在那裏，丝毫没有降低迹象的昂贵的制度成本，与生产者不断降低的利润率构成 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质，却还被新兴市场迅速扩张的繁荣景象暂时掩 盖着。

　　除了从外部设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体系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也从内部 破坏了市场的权力平衡。市场内部权力的失衡，对中国的市场质量（市场有效性） 有非常严重的腐蚀作用。

　　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所谓「合作」剩余，并具有福利改进性质，乃是因 为市场交换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壹旦交易中失去这种「自 愿」性，那么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都可能成为另外壹种形式的剥夺。不幸的 是，这种以市场形式出现的剥夺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随处可见。而其根源，就是权 力在市场交易中的普遍泛滥。在这方面，房地产市场中的拆迁问题极具典型性。 拆迁，本来是土地需求方与土地占有者（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只有当拆迁价 格让双方都满意的时候，拆迁才会发生。也只有这种拆迁才具有福利改进的性质。 然而，在中国现实中的拆迁与这种理想模型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政府作为这桩 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现了。于是，土地需求者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 被拆迁者之间壹桩简单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与被拆迁者之 间的两桩交易。政府在拆迁交易中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在这桩交易中增加了壹个 无关的第三者（当然，这样可以增加交易次数，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类似这 种增加交易次数，膨胀交易规模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壹个普遍现象，也 多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规模膨胀），而是使这桩交易的性质陡然间发生了变化。 壹桩本来应该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自愿交易行为在瞬间变成了权力对无权者的 强制、变成了权力对权利的剥夺，而市场交易本来意义上的福利增进性质也因此 荡然无存。家住中国南京的残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议（这是中国壹起极为知名的因 为拆迁而导致的悲剧事件），将隐藏在这种交易中的剥夺性质揭示得壹清二楚。 对于中国的官员集团，以政府名义介入拆迁和房地产市场，其动机主要有如下几 端。壹是可以迅速改变城市面目，以换取政绩上的表现。1990年代中国许多地方 官员，正是通过城市面目「几年大变样」的政绩秘诀得以快速晋升的。其二则是 可以膨胀地方财政实力。事实上，通过变卖土地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 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财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团可以 在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中获取巨大的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 者经常就是土地的潜在买方。如此强烈的利益驱动，难怪在遇到拆迁「钉子户」 时，湖南嘉禾县的地方官员会恶狠狠地喊出：「谁挡我壹程，我灭他九族」的惊 世骇俗之语。

　　与城市拆迁问题类似，以公共利益名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则是权力败坏市 场的又壹例证。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本应成为土地转让价格的主要决 定者，然而，当中国的官僚集团以政府名义用极低的（按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 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又以极高的（按商业或工业用途评估）的价格转 让，或者干脆出于政绩和私利将土地白白送给外商或者其他合谋者的时候，农民 的权利顷刻之间化为齑粉。显然，这是在「自愿交易」掩盖之下的又壹场欺诈和 剥夺。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整体福利的改进，有的只是利益的转移以及对全社会 公平基础的损害。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纪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农村 土地征用与城市拆迁问题壹道，正在成为频繁引发群体抗议事件又壹根导火索。 事实上，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断滑向绝对贫困的主要 原因。发生这样的反常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农民，实际上就 是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可能的农民，就是完全被抛弃在经济 结构之外的农民。鉴于中国农民人数之多，农民人均拥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 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之重，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剥夺将是壹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问 题，毫不夸张的说，它可能影响中国未来100年的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城市拆迁 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引发的将不是壹两场零星的骚乱，而可能是壹次此起彼 伏的长期革命。关于这壹点，我们还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论及，但现在就必须指 出的是，当内部的权力结构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市场同样可能产生剥夺，甚至是 更加深刻的剥夺。这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市场浪漫主义者所不屑于看到的。但 显而易见，此类强买强卖，巧取豪夺的「市场剥夺」，在中国的市场活动中已经 是壹种俯拾皆是的经验事实。

　　壹般而言，所谓交易，就意味着「自愿」和「壹致同意」。不过，由于交易 各方在起点上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壹致同意」的市场交易经常成为智力上的 愚弄、信息上的欺诈、和权力上的强制。在这种「壹致同意」的交易中，剥夺（ 而不是福利改进）是更加通常的结果。正是为了弥补前现代经济中交易各方普遍 存在的实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缺陷，现代权利概念才得以勃兴和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之为「现代」，并不是因为交易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易各方在 力量上变得更加均衡，更加对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权利 经济，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交易。可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权利绝非是 可有可无的壹件装饰，而是作为其制度基础的壹种必须。

　　所谓权力（power），简单说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 权力壹般由国家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组织掌握并加以实施。所以，在壹般的意义 上所谓权力更多的是指「公权力」，是壹种至上而下的纵向的强制力量。而权利 （right）则不同，它是指公民社会中个人和组织平等并普遍享有的从事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的壹种安排，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或者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壹种不 可剥夺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会中个人及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的壹 种范畴。与垄断的、独占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权力相比，权利则是平等享有的、 普遍的。权利概念虽然来自于理论的抽象，但却被赋予了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内容。 也正是这种权利，为现代人进入市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可以说，权利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权力所导致的市场不平等地位而兴起的。由此，中国计划 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就应该是「权力经济」到「权利经济」的转 型过程，即组织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权力主体转变为权利主体的过程。

　　中国的分权改革的壹个侧面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种政府组织之间的分权， 但另壹个侧面则实际上是公权力不断被官僚集团劫持、挪用、盗窃并合法地私有 化的过程，是公权力以特权阶级的个人利益为依归在经济活动中不断膨胀、不断 泛滥，不断被带入市场活动的过程。（政治改革的停滞使得这壹不幸的发展成为 现实）。中国庞大而顽强的官僚阶级不仅层层拦截了至上而下的权力下放，也抑 止了由下而上的权利的勃兴。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经济改革就不是伪现代的计划 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进，而是向前现代的特权市场经济的退化和復归。这也 是为什么许多人私下裏将中国看成前资本主义（另外壹些人更愿意将此坦率的称 呼为野蛮资本主义或者强盗资本主义）的原因。这种被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所掩 盖着的退化实际上也是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的另壹条隐蔽线索。如此，中国浩浩 荡荡的市场化历史中就很难不充斥着壹股逼人的野蛮气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 强者对弱者的钳制就壹并成为这部市场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场交易中，权力的强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迁和征地案例中的那 样），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对信息的操纵。现代市场经济的復杂程 度，已经远非「妳买我卖」那种壹对壹的简单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这壹点非 常重要）。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 都使信息问题上升到现代经济中极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与交易的復杂程度成 正比。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可以导致市场的失效，信息的不对称和人为操纵也可以 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也会在根本上扭曲市场「壹致同意」的本来意义。换言之， 没有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对称，市场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壹致同意」的。这也是 为什么在药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领域有强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说，在现 代市场经济中，对信息的知情权作为壹种平等权利已经被普遍接受下来。在这裏， 自由交易的权利已不再仅仅是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权利，也包括了获得充分信 息的权利。而保障这种信息权利的，就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媒体和政府对某些特殊 行业的适度监管。讽刺的是，在中国20多年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官僚系统不 仅没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监管责任，而且凭借对媒体的控制，成为了市场信息不折 不扣的操纵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中国看到如下荒诞的现象也就丝毫不值得 惊奇了。在2003年上海房地产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后，上海的壹位主要 官员在接受福布斯杂誌的采访时，毫无顾忌地引诱投资者：「我在这裏可以提个 建议，如果妳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壹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 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产样板经济的激励，中国南方海南省的壹位新任省 长，在2004年甫壹上任就发出了更加惊人的预言：5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作为 地方政府首长，对市场价格做出如此明确的预测（这是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敢做 的预测），显然不能理解为他们对地方经济的信心，而只能被理解为壹种赤裸裸 的信息操纵。这样鲁莽的发言，当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显然是出于房地产市场对 地方经济巨大的短期推动作用。壹句话，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市场中有着巨大的 利益。然而，这种信息受到操纵的市场交易，是很难瞒过老道的外国投资者的， 其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那些耗尽壹辈子储蓄而盲目投资房地产市场的中国投资者。 地方首长如此，各种宏观管理部门同样如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尹中立先生的实 地调查，上海房地产管理部门公布的房地产价格与上海的实际房地产价格有着惊 人的差距，其落差高达67％，此外，政府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走势也与市场价格 走势有着极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宏观管 理当局之壹的中国建设部也加入了这种信息操纵。就在人们普遍质疑房地产市场 问题的时候，2004年10月建设部公布壹份报告竟然称：「并不存在房地产行业泡 沫的问题」。无疑，官僚集团出于个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纵信息，以期塑造 壹种房地产稳步温和上涨的预期。这种信息操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壹种标准的 信息欺诈。不独于房地产市场，官僚集团出于特殊目的而操纵信息的现象在GDP 数据、物价数据、失业数据等方面普遍存在。壹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告诉《21世 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中国2004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上半年GDP增 长数据为9.3％。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却表明中国的GDP增长已 经达到13.5％，相差竟达4.2个百分点。而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 相差19.8个百分点。」 值得註意的是，这种国际笑话还是在中央政府对统计独立 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息的重要性体现得最为充分得莫过于金融市场。可以 说，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是壹个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预期的市场，信息在其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信息操纵在这个市场中屡见不鲜。但考诸 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信息操纵的，中国可能创造了历史典范。在这方面， 中国官僚集团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罕见的天赋。其操纵之频繁、方式之多 样，可谓证券史上的奇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9年发生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所 谓「5?19」行情。在这壹段时间中，为了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低迷以 及为某些特殊企业融资，中国官僚集团以《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煽动人们买入 股票。了解《人民日报》在中国地位的人都知道，这是壹种极具中国特色但却非 常有效的信息操纵方式。就这种对证券市场中信息作用的透彻理解而言，中国官 僚集团似乎颇为老道，壹点都不像壹个后来者。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就充斥了 各种类似「5?19」的纪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标誌无壹不是政 府发布的某个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壹例，中国金融市场的信息操纵程度 可见壹斑。然而，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人都清楚，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大积弊并非 信息操纵壹端。其中还存在着广泛的权利剥夺问题，其严厉但显然不符合逻辑的 准入制度，就是权力剥夺权利的明确例证。

　　信息操纵，权利不对称、集体谈判能力的缺失问题，我们也还可以在国有资 产买卖等诸多交易领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自由媒体提供的竞争性 信息。

　　与土地市场壹样，金融市场作为壹种要素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结构中有举 足轻重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这个市场的信息是受到操纵的，那么无论用这个指标 或者那个指标衡量的市场化程度有多么高，这种市场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的平等权利不仅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权利， 也不仅仅是尽可能充分的信息权利，而是包括壹组权利。在我们的视域中，另外 壹种重要权利应该被包括在这壹组权利之中，这就是自由组成合法团体，从而形 成集体行动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对于在能力上天然出于弱势的群体来说，自 由的交易就可能变成自由的奴役。这壹点，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得尤其 明显。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分散的、单个的、弱势的劳动者总是面对着在力 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企业主。常识告诉我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双方之间的交易， 很难是「壹致同意」的交易，而只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国劳动力市场 上，这种「被迫同意」实际上是壹种普遍的经验事实。当农民工（远远不至于农 民工）遇到强大得多的企业主的时候，他们被迫同意接受只能满足简单再生产的 工资，被迫接受恶劣的劳动环境、被迫接受毫无保障的口头契约。中国的市场原 教旨註意分子经常想当然的论证这种待遇给农民工带来了「福利」，但他们却无 法证明这种交易是「壹致同意「的。能够改变这种不对称交易的唯壹办法，就是 弱势群体自由的结合成工会组织，从而形成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这也是现 代社会最为基本的权利之壹。荒唐的是，在壹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劳动者 自由结成工会组织却被视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低工资 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壹种政治安排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根本上就不是壹个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至多也只能算是壹个古老的市场，壹个遭 到了政治强制阉割过的前现代市场。推而至宏观，那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推崇备至 的中国的所谓（为现代文明所不齿的低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壹部 分（无权利者）可以被任意剥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为微观的企业带来某种效 率改进，但绝对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及合作气氛，两相权衡，社会整体效率和 整体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进出的权利，到充分信息的权利，再到集体行动的权利，实际上构成 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易」能够成立的几个基础条件或者权利。没有这些条 件和权利，就没有现代意义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将自由交易仅 仅理解为「自由进出」的权利，显然是将现代经济错置在壹个非常古典的熟人社 会环境中而导致的壹种错误理解。而正是理解让他们得出了「中国市场化程度已 经非常高」的荒谬结论。以我们上面为现代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确立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的市场化，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的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实际 上就是壹系列交易条件受到控制和操纵的市场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化真 意，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裏？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三个案例中分别暗示到的 那样，当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这三个最基础的要素市场都受到操纵和控制的时 候，整个经济体系本身实际上就受到了潜在的操纵和控制。这种被操纵的畸形市 场结构，无论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竞争表象，都绝对不能称之为市场化的。 我们或可将其称为伪市场化，而这种伪市场化所具有的欺骗性以及在财富分配上 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将很有可能使我们因为麻痹而蹈入壹场更深的灾难。

　　在更大的视野中，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90年代愈演愈 烈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将农民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问 题，以交易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就转换为，处于传统农村经济中的农民如何以其 资源与城市经济体系进行交换的问题。大致算来，农民可以用来进行市场交换的 只有两样东西，壹样是土地，另壹样就是劳动力。如果这两种要素能够被纳入壹 个公正的市场中进行交换，那么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是壹个死结。事实上，无论 从臺湾、日本的经验，还是从9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本土经验来看，在 高速工业化时期，劳动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断增值的。这种「增值」足以让中国农 民以体面的姿态融入中国的现代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看到，中国农民无论是以 农民工的形式进城务工，还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与现代工商业进行交换的时候， 他们的权利（无论是个人自由进出市场还是在市场中的集体谈判权利）都受到了 人为的剥夺。加上农民在信息及知识能力方面与城市人口在起点上的巨大差距， 农民与城市经济体系的交换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壹场残酷的掠夺。显然，今天中 国农民出卖土地以及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实际上并不是壹种真正的市场价格，而是 壹种受到了操纵的市场价格，是壹种权利受到了剥夺而导致的不公平交换的价格。 掩藏在这种不平等之后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城市性质。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 利益、经济利益都是在城市并通过城市来实现的（无论是GDP指标、地方财政利益、 还是个人经济利益都如此），而中国农民对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又缺乏选票（以及 潜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约，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团所运作的政府，实际上就变 成了壹个城市政府——壹个利益倾向上严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国最高领导 人出于道义原因对中国农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们出于这种同情发出了多 少指示，都没有改变中国行政当局的这种「城市」性质。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 本来应该尽量弥补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天然就存在起点差距，以便农民享有更平 等的交换地位，但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反其道而行之。这实际上就是1990年代之 后中国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被抛出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导致中国农民问题 急速恶化的壹个潜在原因。这种恶化并不是必然的，起码我们在臺湾和日本类似 过程中没有目睹。

　　1978年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在壹个熟人社会中展开的，在这个颇为「古典」 的社会环境中，权利的形态相对简单，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交易很难受到操纵。 所以在壹个较短的恢復性时期，农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农民 问题壹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农村范围，开始牵涉到农村与城市经济体系的要素 交换的时候，（这是8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性质），中国农民问题就以 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展现出来。原因无他，农民（不管是作为壹个整 体，还是作为单独进入市场的个体）的权利受到了剥夺，农民在进入现代经济体 系的交易条件受到人为的操纵。这样看起来，中国农民问题其实根本上就是壹个 政治结果，而不是壹个市场结果。这种理解，可以为中国农民问题提供壹个新的 解释。它既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释了这个成功在同样的政治约束条 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变这个「必然」的唯壹办法，就是松动或者改变这 种政治约束条件：以政治的形式捍卫农民的权利。

　　市场的权力是壹组权利，这壹组权利是壹个整体，任何其中壹个的缺损都可 能影响到其他权利的行使。

　　以消费特征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市场化粗略的划分 为三个阶段。第壹波是农产品以及普通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的农 村改革时期。第二波则是以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 的城市改革时期。第三波则是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房地产、金融要素市场以 及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费浪潮之后，中国在 壹般消费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市场竞争几近残酷。这个时候，市 场化自主带动经济活动增加的能力日趋减弱。表现在GDP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 放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这对于视GDP为唯壹合法性的中国政治 来说，却是壹个反常的危机局面。由于市场化有增加可计量交易活动，从而增加 GDP的特性，所以，市场化就开始成为壹个与经济增长等价的政治目标。而市场化 壹旦成为壹种政治目标，市场化的推动力就从民间开始转变为政府，市场化的福 利增进色彩开始逐渐减弱。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市场化已经不再是由于福利效 应所导致的市场自然扩展，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强制的市场化。我们可以明 显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土地、金融、教育、医疗、媒体、国有企业资 产转让等领域的所谓市场化，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零和博弈色彩。而这些市场恰 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对称、供给方高度垄断的领域。这就为官僚利益集团操纵这种 市场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事实上，1990年代中后期在所有这些市场化过程中获 得巨大利益的，几乎清壹色是那些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利益集团的垄断机构及其外 部合谋者、如高校、医院等等。除了他们之外，在这个所谓的市场化过程中，我 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场的福利增进性质荡然无存。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由此拉开了所谓中国教育市场 化的序幕。中国在1999年开始搞所谓教育市场化，并不完全是出于中国教育主管 们壹时的头脑冲动，与中国1990年代末期的经济现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 的教育主管者看来，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推升中国社会的大学普及率，也是壹个 提高中国高校人员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经济学家那裏，教育市场化的意义就 要宏大得多了。据这些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推测，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缓解失业 现象，还可以大幅度增加内需，提高GDP。很难说中国教育市场化是某壹位具体经 济学家怂恿的结果，但明显的是，扩大内需，增加GDP这样令人耳热心跳的目标， 对苦于内需萎靡、增长减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肯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基本可 以断定，教育市场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预期肯定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在教育市场 化上的决心。而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的壹个原因则是，教育市场化符合中国教育 官僚们的利益。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遭遇激烈反对的「教育革命」怎么会 在如此短的时间中能够进行得如此彻底。事后的事实也证明，壹轮疾风暴雨式的 教育市场化下来，中国的垄断教育体系也迅速成为最肥的部门之壹。据湖北中南 民族大学的壹位孙姓院长估计：仅湖北壹省的独立学院（中国高校改革中的壹种 寻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计就有10亿元被少数人中饱私囊。他形 容：高校招生成为批量制造百万富翁的又壹渠道。而这种致富游戏的代价则是： 由于无法支付昂贵学费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就我们的耳闻目睹，有理 由推测，这很可能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社会的自杀率。）所谓教育市场化在让壹 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谋者以光速致富的时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诸多中国家庭壹辈 子的储蓄。与这个过程相对应，本来就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高校，也迅速变成中 国社会极端冷酷、道德极度堕落的最有力见证，沦为壹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杀人」 行业。

　　且不说教育市场化本身壹直是壹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算可以市场化，在 教育供给高度垄断、信息极端不透明的中国，中国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场化？ 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序列的中国高等院校，壹边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许地位、享受 着政府的巨额拨款，壹边却以（毫无弹性的）市场需求的名义进行市场化操作， 这就让中国的所谓教育市场化看上去更像是壹场大规模的教育讹诈，壹场蓄谋已 久的财富洗劫。在有着深厚重教传统、对文凭有着畸形崇拜的中国，这种讹诈是 非常容易得手的。将壹种本来就享有的福利用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用更 高（经常是数倍）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当然可以拉动内需，并大大增加GDP的数 字（这显然满足了宏观经济数据的需要），但其中哪裏还有半点「福利增进」气 味？事实证明，这种所谓市场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质。这其实就是中国所谓 教育市场化的本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同样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 市场化的本质。可以肯定，导致福利减少的市场化，绝对不会是自然扩展的市场 化，而定然是出于某种信息诱导、垄断胁迫、权力强制。而能够全速推动这个进 程的，也必然是某种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中共对中国人的掠夺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壹、贫困根源

　　中共政权这部专制机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绞肉机，它绞杀了数千万生命；其次是洗脑机，培养了亿万知服从不知权利的共产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机。中共机器将榨汁功能发挥到极致，先后利用国有制和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劫取了巨额国民财富，又在市场化过程以高税费、高通胀、高房价榨干了中产阶级，用准入限制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滥发股票、滥印纸币、银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疯狂融资抢掠国民财富。用高电价、高油价、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车及食盐烟草专卖等壹系列垄断方式榨取民间社会。它霸占着壹切自然资源，售之以高价，用强盗手段养肥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独办电视报刊，独霸电信电话，独揽互联网接入，甚至用速度仅为标称网速十分之壹的假宽带欺骗用户。社会共同财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也在其垄断之下，用高价门票勒索游客，或用铁丝网圈占着名海滩山头，修建中央各级高干疗养院，再用纳税人的钱来贴补运营成本，让红色贵族享受免费服务。用暴力征地拆迁大规模征用土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乃至用高教育费、高医疗费、高殡葬费挤干了穷人的最后壹滴血汗。所以民间有顺口熘说：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壹万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妳；养不起，父下岗儿下地；病不起，治个感冒两千几；活不起，壹年辛劳四千几；死不起，火化壹个壹万几；葬不起，墓地几万壹平米。[1] 近两年的物价更是没命地疯涨，壹套房子几百万，动壹次大手术动辄几十万，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涨到了几十万，北京的重点中小学择校费竟然也有高达几十万元的。有人统计，在北京养大壹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按现有最低标准，要花费50万元左右。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这即是平民有“尊严”的“奢侈”生活，中共经济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总是鼓吹中国人已经跨过小康水平，呈现出壹派盛世中华景象，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但世界上真有这种国富民穷的“盛世”吗？有这种让人恶心的“伟大復兴”吗？然而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为国富民穷的实质就是党富民穷。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国富，按GNP计算还要减壹半，依然是穷国壹个。但共产党实实在在处于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中共政权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它是无疑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政党。中共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个绝对自利型的政党，长期霸占着国家政权，漠视国民福利，民众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

　　依照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以壹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壹半，即为贫困人口。中共的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壹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壹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贫困人口。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称，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贫困人口为5000万。但按照2011年9月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参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壹线城市仅够维持壹个人的低水平生活，几乎没有养家能力，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纳税起征点的提高，等于随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蓝皮书。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壹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约有9亿劳动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于低收入线。也就是说，3500元不过是条温饱线。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将近98%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穷人没有享受到高增长的好处，但在恶性通货膨胀面前，穷人却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两年时间裏，中国人用于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价轮番上涨而损失了四成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从温饱线迅速下滑，草根阶层连最基本的猪肉也买不起了。在中国的大城市，月收入不达万元，根本算不上中产阶级，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属于穷人，不要说买房，连付房租都很困难。香港单身人士的年薪俸税的免税额是108000元港币，超过的部分才纳税，年收入50万以上的28万人承担了薪俸税总额的87.4%。内地的物价水平已超过香港，由于消失了中产阶级，工薪所得税主要还是由穷人来交。让人愤怒的是，诸多学者愤青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动人话题，畅叙如何拯救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豪情，壹幅繁荣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获食物券，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此外还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子女上学的免费午餐等等。中国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收仅为100元。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标准：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日收入1.25美元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非洲等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提高后的贫困新标准，仍不到国际极端贫困线的壹半。即使是新标准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货膨胀吞掉了，仍然是壹条赤贫线。那些敢于讨论让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国和欧洲的家伙，不会关心谁来拯救中国穷人，他们是社会上最恶心和最没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穷人，中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富人，这就造成中国用本该照顾穷人的福利去救济美国穷人，让美国穷人不穷，让中国穷人更穷。甚至间接救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购买高风险债券填补窟窿。何况中国数十年来壹直在用低价商品和外汇债券不停地“拯救”着欧美经济，并不存在是否应该拯救别人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济总量2010年达40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资本。但民生建设不足，贫困及极端贫困现象也普遍存在着，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告，按照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作为木桶理论的短边，这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作用，整天吹嘘和谐社会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中国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贫人口仍有1.5亿人，很多前些年脱贫的人又纷纷返贫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后安哥拉壹位，领先萨尔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10倍，达到37800美元，美国人均GDP则为42240美元。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壹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反映壹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相反，却能掩盖着很多东西。外国投资在中国投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4以上，而中国对外出口的50%是外资企业所拥有的。从GDP上看不出壹个国家的财富总量。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1202万亿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为9218美元。仍属于贫穷落后国家，与壹些非洲穷国为伍。但中共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着。2011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财政年收入超过10万亿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9万亿和增长8%的目标。政府收入数倍于经济增长，只能用横征暴敛才解释。有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数据计算，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商品价格中的税收成本分别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15国的2.33倍。水涨船高，按照百分比，物价越高涨，税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货膨胀中不断获取高收益。

　　中国人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政府高税收征来的钱哪裏去了？我们简单比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为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人民币，广州GDP为10604亿元，征税3379 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 213亿元，占税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发每人6000元的大红包，深圳广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钱，花不完的钱用来举办亚运会和大运会等面子工程。中国公民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中共却在国外慷慨无度，数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驻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开展免费医疗。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 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据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等等灾害频发。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2010年8月，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同时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更为可恶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毁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导致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学，壹方面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牵头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营企业家大举劝募，为“希望工程走进非洲”捐款。计划在10年内于非洲各国贫困地区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150万元人民币，冠名捐建形象样板小学，每所500万元人民币。[2] 不但为贫穷国家免费建设学校，还在发达国家大力开办“孔子学院”，建立网站，中共都是壹掷万金，从不吝啬。

　　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实际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许诺，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抢劫掠夺，再通过“全民所有制”这种伪公有制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形成壹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党有制”——共产党独占壹切的产权制度。因为中共政权是“党和国家”式的党国体制，党产国产不分，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是虚伪的骗术，其“国有化”进程就是“党有化”过程。共产党霸占了领土主权也就独霸了全国土地资源，土地上的壹切产出统归共产党支配，在毛泽东时代称之”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化改革中，是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和垄断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将最大份额的国民财富圈占为红色贵族所有。党对全民财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用来满足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漫无止境的需求，由于全民的政治和财产权利被彻底剥夺，中共无需征求国民意见就可以自行处置“全民财产”。但共产党支配全国财产并无法律依据，未经全民选举的授权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国有制”或“党有制”并没有区别，因为“公有制”与公众无关，与国民无关，也是党有制的变称。中共的支配权是用党权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党的政府，党国壹体，党政壹体，再用党的军队来保证红色政权及其党产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夺是通过枪杆子实现的。在城镇是用没收资本、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产权是操控于地方党政体系。国有土地不必说，集体土地也是党有制，集体成员并无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如果国家要征用集体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只有协助义务。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强权体制下的产权制度变革，国有化的完成标誌着通过暴力建立的共产政权已经转变成了壹个国民资产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共产主义赋予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共产党在占有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占有国民资产乃至个人资产，可通过国有化或没收私人资本及强行征用个人财产的办法来实现党国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城市又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但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党仍然是国民财产的最终支配者。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提升了中共经济统制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壹个集政治权、财产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统壹体。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裏，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是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公有制运作是通过“党和国家”委托各级政府，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党和国家作为壹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分级管理方式将党国资产层层转托给各级政府法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法人代表（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企业法人代表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法人没有产权，资产的所有者是政府。乡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产权也是名义上的，以县乡政府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农村的集体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时，集体组织没有抵抗权。因为党和国家拥有领土主权，共产党始终认为统治权与产权是壹体的。中共政府实行代议制，各级人大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名义上代表国民管理全民资产，但壹党体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皆为党政系统的人，党管干部（公务员）的法律架构使得人大机构及也置于党权之下。虽然有针对农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条款”（先前选举法规定是八分之壹条款，现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纸上游戏），农民个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权利，但农村的民意代表全是党意代表，农民不可能通过人大代表制度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权和对集体土地的最终支配权。失去国民监督的资产管理权，好比从不检查审计的会计报表，不过是玩弄大众的统计数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沦为荒唐的笑谈，实际操控权早已落入各级官员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断流进个人口袋裏，形成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共产党抢劫了国民财富，宣布为全民所有，再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办法来化公为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贵族所有制”。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似乎转了壹圈又回到原点，实际上却是消灭了全民私有制，变成了共产贵族的私有制。这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是共产革命的逻辑性进程，用枪杆子说话的共产主义是不会选择其他制度结果的。

　　在中共的建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抢劫，第壹次是没收土地和商业资本，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人民公社三极所有）为名义，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体制；第二次是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由权贵集团瓜分国有财产，壮大红色贵族资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结来恶意推高房价地价，用金融资本市场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辅以高税赋高物价全面抢劫国民财富，让中产阶级变穷，让穷人更穷，国民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红色贵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抢劫都伴随着大屠杀和大迫害，毛泽东时代杀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时代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江胡时代镇压法轮功及失地拆迁的穷人，关押良心犯，严厉打击壹切不同意见。共产革命及其经济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权力，都是瞄准了国民财富，最终目的是实现红色寡头专制。抢劫掠夺，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或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人类发展史上最恶劣的“中国模式”。这是公开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辩解和说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也许有人说，人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但妳要明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经济的部分市场化，正是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市场化催生的大批红色贵族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全面垄断了资源和暴利行业，牢牢占据各产业链的上游，也必须让市场低端的民众随市场流动起来，争取温饱水平，才能掠夺更多的利益。权力导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红色贵族的财富来源，如果权贵集团没有现实利益，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近73万亿的M2（广义货币）使政府和国有部门资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红色贵族的资产头寸急剧膨胀，在流动性急速扩张的能量下，最终汇流形成壹个巨大“堰塞湖”。导致民间资产萎缩，中小企业破产，压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二、两极分化

　　根据波士顿谘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壹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另据中共五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余亿元。亿元户中91%是高干子女。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30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已逾450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壹。这些都是公开的数字，红色贵族更多的私人财产是灰色的，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更是无法统计，据“维基解密”网站称，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3] 红色贵族的财产来源于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以掠夺国民财富的办法获取的。正如学者何清涟所说：

　　……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汙腐败比60年前更上壹个臺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份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阶级，真是“凋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4]

　　中共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党政军贵族。据2007年的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在财富的积累中，股市、房地产、资源型企业和金融行业，尤以房地产对民众的掠夺最为严重。同时，社会分配与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从03年至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于供养党政人员约7000万人。自2001年以来数次给公职人员加薪，每次增幅不低于15％。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主要复盖党政人员，医疗费用的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的增长，还要自付教育、医疗等费用，壹多半的人没有养老保险。学者称中国社会是倒T字型结构，很有道理。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比全部国有企业交的税还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50%。这说明中共除了高税收，还有巨大的垄断资产收益，不是没有钱改善民生，而是民众没有投票权来制约政府的横征暴敛。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中小企业各种公开的税赋占收入的五六成，还有各种隐形税赋，只好靠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这也是劳工贫困化的壹个因素。与中小企业艰难生存情况相反的是大型国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其中三家石油巨头净利润占三成，移动通讯和电力企业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业报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现下滑，银行却旱涝保收，16家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1.66万亿元，超过西部六省同期GDP总和。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赚25亿元，工行日赚6亿，雄居行业霸主。以至于有些银行利润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种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国企高管的公开薪金收入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挥霍的财富，这些垄断者的实际收入决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垄断就是掠夺，保证国企暴利在于挤压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共集团的财富就是民众的血泪。中国有反垄断法，但专制政权本身就是垄断的，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的绝对管制，任何反垄断法律的实施都是权宜性和表演性的。

　　与多数人的贫穷相对立的是少数人奢侈，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资料，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7.5%。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蝉联法国“购物王”称号。中国人到了香港和欧美等地，都以“扫货”方式购物，其豪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除了少数人暴富，国库裏的钱也是越来越多了，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中共在掠夺型经济增长中暴富，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数千万失业半失业的群体。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却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年来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3亿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党政官员消耗的国民财富更令人吃惊，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壹年高达1万亿元以上。另据CCTV《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三公消费”已高达壹年1.9万亿，占行政开支的60%。[5] 中共执政集团的“少数人通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壹份《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们挤占了，那些无钱就医的穷人只好瞪着眼睛死去。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如2003年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约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为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1389亿元，参加医保人员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连看壹次门诊都不够。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医保支出为882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中国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印度为5.2％，美国为13.7％。财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少数人通吃”的法则下，“红色贵族”占尽先机，民众享受到的实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国有名义上的医疗保险，但其实都是假的，因为医药产业是暴利行业，中共从中获取的利益远超过其支出。如心脏起搏器或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贩毒的利润。且很多项目是自费，不能报销。心脏支架壹类的医疗用品、药品要进入医院，不仅要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认中标价与供应商，其定价与收费还须经物价部门审批。但无论是地方发改委、卫生主管部门还是物价部门，以及相关的个人，都从这条黑色利益链条中获取了暴利，价格自然不断高涨。哈药六厂是壹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属企业，属于国有企业，仅生产普通药品，但它的办公楼竟然参照凡尔赛宫的装修风格，建造成壹座富丽堂皇的现代“皇宫”，可见其行业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谓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补贴55块钱，如果个人每年缴100块钱，等到退休的时候，55元加上个人账户，壹个月仅有七八十块钱。农村的新农保也是这样。靠这么壹点可怜的社会保险只能是饿死，还是等于居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这种社会保障纯粹是骗人的东西，共产党却宣传已经全复盖了。中国的养老制度是劫贫济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农民工，10%是本地户籍人口，农民工离开时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那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还是等于没有养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经积累了90亿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保障了党政官员，因为政府公务员是无须个人交纳社保的，退休时却能享受高额养老金。对于整个养老体系来说，有学者说社会保险其实就是壹个“庞氏骗局”，即下家交了钱给上家用，必须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统才能维持延续，否则就会崩溃。现在的问题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3.26%，为1.78亿，是世界上唯壹壹个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龄化趋势使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日益减少，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越来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无法应付上家的支付，养老体系瓦解，就只能是推迟退休年龄或加大财政补贴。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壹直处于空账运行状态。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而发达国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经济增速高时，社会养老勉强维持，壹旦经济下滑，情况又会怎样？

　　专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来保障红色贵族的利益，保证特权阶层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手裏没有选票，便被劫贫济富，养肥那些共党官员。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算，中共19000亿人民币的“三公消费”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且大选费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国没有人权，两极分化必然呈现出利益向上层聚集、风险向下层积聚的趋势，这是中共30余年经济改革的走向。更多体现在官与民的比较中，商业富豪也多有权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沦为纯粹的“自利型”集团。它本身消耗着巨量的国民财富，又没有民权来制约各级官员个人的巧取豪夺，中共遂成为大众贫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复盖党政人员，在住房和医疗保障方面享受特权，政府财政收入也基本上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众是“负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党富民穷”样本。由贫富分化问题导致的抗争抗暴也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官方统计局善于玩弄数字游戏来展览改革成果，力图掩盖社会矛盾，例如工资统计只计算吃皇粮的，复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因为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国平均工资，总是与现实相距太远，百姓总是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无比。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夺的同时，官员又享受着的巨大的实惠，如北京房价为全国之最，中心区房价已升至每平米四五万元，所谓“公务员”的购房价每平米仅有几千元，仅为市场价格十分之壹或几十分之壹。官员们通过高地价和高税收从房地产市场榨取了暴利，将民众逼入高房价的死胡同，将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整体消灭掉，变为“中惨阶级”，官员个人却却能逃避高房价和税收，两头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在4%以下，但实际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因为登不登记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利益。马路边摆几斤菜卖，被城管追得乱跑，也可以算作就业。至于农村的失业率，在中共眼裏农民连登记的资格也没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178个国家中，挪威、澳大利亚、荷兰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属于甚高的人类发展地区，次于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排名第10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41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中国的 “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壹，丹麦、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国居第12位，排在最后但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有匈牙利、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国外的统计不壹定精确，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要准确得多，民众总是在“被增长”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房价和石油价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官方虽然将通货膨胀率认定在5-6%的水平，而实际通货膨胀率至有20%，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三波恶性通货膨胀，连壹些非主流农产品如茶叶、绿豆、大蒜、生姜、苹果之类，都成为疯狂上涨的投机品。前两次的通货膨胀是物资短缺所至，第三次则是巨量投机资本寻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恶意推高地价和无限制的投机信贷所致。与前两年相比，M1货币供给扩张了56%，M2则扩张了53%，游资充斥，纷纷拥向房地产，将房价推至巅峰，又不断寻找新的投机品种，带动资源类和消费类商品大幅提价，刺激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又壹次空前规模的抢劫，明显带有“劫贫济富”的目的，政府通过恶性通胀抢劫了全民财富，党政军统治集团获取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资收入的中产阶层被整体消灭，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业大学生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由于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会福利）严重倾向于体制内，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出现不断扩大趋势，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垄断行业和房地产投机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社会加速两极化，“贫二代”数量增加，社会地位呈现明显的世袭化倾向。9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快速增加。这壹时期不仅因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直接引发了下岗与失业问题，政府救济不力又进壹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伴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据臺湾东吴大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真实城镇失业率=公开失业率+隐藏性失业率+下岗工人失业率+农村流入失业率= 17.38％，按人口2/3就业算，失业数为1.62亿，有专家指出这还是保守数字。温家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对外国人承认，中国有2亿人失业。在经济增速不减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是缘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在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大气候下，大型国企越来越肥，中小企业不断衰退。工信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而1993年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业寿命缩短的同时，国有企业垄断性不断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在信贷、税收和准入方面向国有企业倾斜，但国有企业的壮大却起到压制就业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中共显然采取了反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将资源和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执政集团手中，就业问题从来不是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城市贫困现象日趋復杂化，特别是城镇中的流动贫困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部分人中又以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为主，目前约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动人口因其文化素质较低，无固定职业等因素，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居民。由于流动人口女子的义务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关系在户籍所在地，农民工家属子女在迁入地基本得不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农民工是单身和短期流动，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响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顾等诸多痛苦。农民工的法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所从事的往往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就连基本的劳动标准也难以达到，比如工时、带薪假、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权更象是壹个超级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级垄断，用权力来垄断经济和民生命脉，其盈利能力便无所匹敌。这种“市场经济”是嵌入在政治威权结构之中的伪市场体制，它既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市场获得超常回报，也同时借公共权力直接获取利益，并生成寻租能力。计划经济可以让共产政权掌握权力财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将资源垄断结合壹般商品的市场化，红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品牌企业有88个，大多数为国家投入巨资的国企，其巨额利润的八成来自垄断性经营，而并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产效率仅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润在中国却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因垄断国企大多由“太子党”把持，无人能追究其责任。所以在这个伪市场体制下，国企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就业率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但职工总收入却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65%。那些国企高管更是拿着上千万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难以统计。例如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每月交际费竟高达200万。官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壹份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另壹方面，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中国正在走壹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增长道路，简言之，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催生暴富阶层的少数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标誌是白领被消灭了，红领壮大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增长使“公务员”的新阶级成为壹个特殊的“红领”群体。这是壹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不但包括党政军官员，还包括依附于这些红领的寄生群体，比如秘书、司机、保镖及小蜜壹类，甚至包括民主党派。党政军官员原本就是社会的寄生群体，但依附于寄生集团的寄生群体同样庞大，也有数千万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界定，“公务员”大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系统，其中“党务员”占了很大部分，这部分人的工作是党务，没有公务可言。壹个正常国家裏，政党是不由纳税人养活的，包括执政党。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份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加上挂靠在各级部门裏的编制外人员，至少有7000万之巨。即使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年供养金是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这还是共开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种名目的行政收费和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收受的贿赂利益，“党务员”和“公务员”的供养水平，更是城乡居民的数十倍之多。为了养肥庞大的官僚集团，财政收入屡屡超出预算。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规模为10006亿元，2006年超收达到3920亿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亿。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亿的超收。伴随经济好转，超收进入疯狂阶段，2010年超收刷新纪录，达9172亿元。2011全国预算收入是89720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完成81663.3亿元，全年将达到103700亿元，超收1.4万亿元。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还有迅猛增加的卖地收入，2009年仅土地出让金壹项，各级政府空手套得1.8万亿元，据财政部统计，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0108.93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70%以上。1989年为4.47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财政收入从1842.38亿元上升为40613.04亿元增长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达74.14%。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总和为1639亿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进账是928亿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亿元。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从房价中拿到的税费等收入，已占房价的70%，政府是推高房价的第壹号杀手，简直是公然的抢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发财，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对前途越没有信心，越发感觉到这是制度问题。

　　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壹，但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美国，低工资享受着高物价，更不要说房价，即使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壹般商品也比国内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为物价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产党以种种税费形式拿走了。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大陆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壹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所以，名义税负不低，实际税负更高。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据报道，目前中国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了。其实，福布斯并未读懂中国，都是些表面的依据，中国人的实际税负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额外收取的暗税。官方媒体公布的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预算外的大约为7900亿元，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许的收费罚款，另有不公开的收费罚款和乱摊派，很多是进入各行政机关的小金库或个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机关办事，要交规定费用，还要给付办事人员个人好处，否则就办不成事，这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人人尽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车年审，除非政府机关的公车，个人如果不找与公安车管所有利益关系的代办点帮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费，就永远过不了检测线，壹趟又壹趟瞎跑，额外的收费肯定是正常收费的数倍之多。企业或个人用于向政府官员请客送礼的钱也都是暗税，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从工资中扣除的，与乱收费乱罚款壹样是强制性的。民营企业的税与费是分开的，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还有政府部门的有偿服务、强行推销的产品、创收目的的罚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种税费加在壹起，约占企业利润的50-70%。普遍感觉到“税好算，费难缠。”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费也是壹种暗税，政府得大头，是政府的印钞机。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车匪路霸，随意扣证扣车，勒索钱财。如山西警察连话都懒得说，查车罚款时伸出壹个指头，就表示要壹百元，连白条都不用打，司机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势，伸几个指头就自动掏几百元。政府纵容警察充当恶势力，是因为罚款的大头归政府，政府对有罚款权的执法部门下达任务，这些机关的财政拨付是与罚款数额挂钩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务不是维护交通，而是千方百计弄钱，只有交通秩序混乱才有罚款的空间。中国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视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潜规则，潜规则背后是官府强制力下的官员寻租行为，漠视潜规则肯定会吃亏。又如公立中小学校的高额贊助费及公立医院的巨额医疗费和手术红包，对公众来说，也是壹种暗税形式，都隐藏着官府的敲诈。因为多建学校是政府法定责任，医疗费和医生收入也理应由政府支付才对，政府省了钱，等于公众多交了税。国外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国的税收与非税收入平分秋色。无论叫做税还是叫做费或者别的什么，从广义来讲，它也是税负。将这些负担计算进去，中国人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郎咸平教授讲，中国企业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1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以来最重的税率。政府征税原则是让民众的税后收入尽量维持在温饱水平，收多了民众没饭吃会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让人饿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国的理念的是“无投票权不纳税”，中国的收税从未经公民授权，是非法征收，纳税人无权过问税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权制约，这本身就是纳税人的痛苦根源。法国实行全民高福利，中国则是低福利甚至无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党政官员和公务员。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壹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复盖全民，种类繁多，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美国副总统来中国访问，上街吃杂酱面，喝可乐，数人壹餐仅花费几十元人民币。美国驻中国大使上任时无随从，自肩行李，坐经济舱，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国党政官员少的壹年花数万公款，多的壹年上千万元，政治局常委壹级就更多了。国库就是党库，就是私库，早已常态化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为42％，英国为49％，加拿大最好达52％，中国仅占8％。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是民主国家的几十倍。民主国家是福利型社会，中国是吸血型社会，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几十亿元搞壹个大坟包式的国家大剧院，花几千亿元刚举办完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又花几千亿元举办史上最昂贵的世博会（无偿为非洲国家、甚至为美国支付场馆建设费），各地县乡政府争相建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华办公大楼，修十几万或几十万平米的大广场。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也大建办公大楼及宽阔广场，全世界的豪华办公大楼加在壹起，也绝对比不上中国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壹仅年财政收仅有3000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造新城，结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烂尾工程。这些名义上是公共工程，实际上与民生毫无关联，即使成为银行烂帐，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因为中央註资冲销银行烂帐，上市圈钱，超发货币，增加通胀，榨取股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每年临近财政年度之末，各级政府部门便突击花钱，用各种名目把剩余的钱赶快花掉。除了政府机关的自肥，有用没用的“公共项目”纷纷铺开摊子，反復开挖马路，官员们也能从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提升GDP。财政收入年年剧增，年末突击花钱也水涨船高，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2011年剩下的两个月有超过3.5万需要突击花掉。不是平时很节约，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这些钱，宁愿把钱浪费掉，也绝不给纳税人退些税，分点红。

　　。比如，在外汇储备上是“藏汇于国”，官方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壹，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与市场经济国家“藏汇于民”形成强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民间外汇资产分别高达4.99万亿、6.91万亿、12.78万亿和15.4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官方外汇储备远低于中国，储藏在民间的外汇资产远远超过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国政策。中央政府不顾壹切圈钱，各级政府都壹样。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意愿不足，每壹个人都要为未来不停地储蓄，从牙缝中省出钱来，对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级政府官员却能从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中捞取大量好处，党富官富而民穷，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壹个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壹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后得出的，调查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民众从过去支持改革开放到如今普遍充满怨言，甚至暴力对抗政府，就是对官富民穷现象日益加剧的强烈不满所致。造成普遍贫困化的另壹个因素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快，当今普通人的收入不过是美国人的几十分之壹，贫穷者连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类基本消费品价格却全面赶超美国，食品、汽油及房价等，比美国还要贵出许多。由于中国商品大量低价倾销美国，美国人工资收入高，形成低物价高工资的格局。中国用代工商品换取美元，美元流入过多，人民币发行过量，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率，加上低工资政策，中国是高物价低工资。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中国人生活水平没有跟上，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却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众享受不到应有社会福利，但民众的缴费额却高得惊人，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准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壹，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准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臺湾)的4.6倍。这又是壹种变相的征税，变相的掠夺，增加了民众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逻辑就是自肥，甚至附着于政府的所谓“福利”型的事业单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经济学者谢国忠说：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达GDP的50%左右。这是壹个简单的公式，即经常性账户盈余＝储蓄―投资。如果经常性账户有问题，要么是储蓄太高，要么是投资太少。中国的投资超过GDP的40%，随便哪个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国的投资比例太高。那么，是中国人民太节俭了吗？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们怎么能攒这么多钱？老百姓总是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型经济。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垄断性行业及高土地价格，积累了大量财富。房地产销售占到GDP的14%。如果价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7%的财富，家庭储蓄率大约是33%，这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经常性账户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国的教育和健康系统对于大众来说是恐怖的，它在压榨家庭部门方面极具创造力。教师们在过节时需要收礼物，有如此多的节日要过！医院关註的是能从病人身上挤出多少钱，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服务。中国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对于民众来说，说他们有太多的钱以致于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简直是壹个笑话。中国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主要来源于政治型经济。灰色收入庞大，可能占到GDP的10%。这些钱通常会逃离中国，但由于美元疲弱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钱留在了中国，并且拥入房地产市场。除非通过反腐削减中国的灰色收入，经常性账户盈余不会消失。[8]

中国经济的基本属性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壹、吃苦搏命

　　华人的成功与中共没有关系，共产党没领导过壹天的新加坡、臺湾、香港，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飞天蛟龙。从横向对比说来，中共不但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少贡献，内战后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发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于在二战后废墟上同时起步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的动乱，没有大跃进和文革浩劫，还是中华民国，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会超出美国为全球第壹。四小龙人均GDP两万美元，落后的责任肯定不是大陆同胞的懒惰。是毛泽东干扰了中国人的致富进程，邓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就出现了小岗村农民的快速脱贫，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放松了对乡镇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民营经济就象脱缰于盐车的千裏马，以马不停蹄的奔驰而跃进国民经济主力军的前列。为人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几十年时间，天下大富，府库充盈，壹改汉初皇家无马而坐牛车的穷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诀是仁道之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无为而治，三十税壹，国家自然发展起来。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十分相似。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纯粹是溢美之词，邓常说他自己不懂经济，壹个不懂经济的人怎么会是壹场经济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呢？文革后邓小平开出的治病方子也不过是“多快好省，安定团结、艰苦奋斗、又红又专”等“四味药”，还是他过去惯用的整顿型老套子，没有丝毫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何况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思想等四个坚持确立为中共改革时期的政治路线，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农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业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并不是在邓的计划和主导下进行的。即便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也首先是在学者中间开始。邓也没什么系统的理论，所谓“邓小平理论”，无非是些“两个凡是不行”、“不管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胆子再大壹点”、“壹百年不动摇”、“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两手都要硬”、“从娃娃抓起”壹类的口头话，随口而出的大白话由学者专家演绎成理论体系。我们总是听说毛泽东如何爱读书写诗，胡耀邦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从未听闻邓小平有读书的嗜好，邓的生活乐趣无非是打打桥牌或含饴弄孙而已。邓仅受过初等教育，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他不太喜欢读书学习，自然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也正是由于邓没什么理论，才以“不争论”的策略战胜了精通马列的左派理论家，以务实精神摆脱了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权于民间，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事先设计出来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如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调整方面比以往灵活些，来适应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产权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引进资金技术，对经济活动松绑，对地方放权，逐步抛弃计划经济的僵死模式。1984年，邓小平说：

　　人们提出这样壹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邓小平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他也不懂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纯粹是信口胡言。说社会主义能发展生产力是鬼话，否则解散人民公社，设立特区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市场要素便是多余。大陆的失败正是毛左思想在捣乱，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法治保障，贫富分化之迅速为世界之罕见，将中国带入了难以预测的未来和不可逃避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有復杂的因果关系，既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约，离开民主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正是走向了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壹味放纵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肉强食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弃建设民主体制的努力，导致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壹体，准确地说，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壹体。所以，经济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数人的成功，三农问题使农民日益边缘化，城市下岗失业也形成了贫困化的群体，两部分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活于高通货膨胀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復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榨取农民工的剩余价值，补贴了少数资本家和外国消费者。邓小平根本不懂什么叫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是按劳动技能或劳动产出量获得工资，被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造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正是按劳分配的制度，由于有法治的保障，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残酷剥削。但资本主义又是按资本分配，谁的投资多股份大，谁就按其比例取利润和承担风险。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穷，是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和救济）政策倾向于少数人，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贫困状态。正是由于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机制，本来应该救助穷人的钱政府自己挥霍掉了。壹个自称不懂经济的人，自然发不出经济改革的高论。“为有源头活水来”，放开才会搞活，开放度差的行业还是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弊病。中国股市不按照国际惯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为流通股圈钱，也不对外开放，所谓要由国家控股。股市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却按计划思维搞，不伦不类了20多年，矛盾重重，几度濒临崩盘边缘。股民受骗上当，国家却发了大财。国有银行也壹样，烂帐越积越多，成为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央行靠增发货币弥补窟窿，通过高通货膨胀吸干民间财富。国营企业除了石油电信壹类垄断于“太子党”集团的暴利行业营利情况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亏损企业已经破产兼并了。真正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率贡献大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无缘进入垄断性暴利行业，却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并非人种有什么特殊，而是在贫穷、饥饿和压迫中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缺少社会保障，过去是壹切交给党安排，大锅饭壹起受穷，计划经济走到绝路，只好把人们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如今党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要自己花钱，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储蓄。中国人勤奋的原因也在于全民族具有强烈的致富愿望，春节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发财”，春联上也多以财源旺盛为好意头。广州寺庙裏求财的人太多，烟雾弥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黄大仙的香火规模。人人希望升官发财来更新命运，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钻入仕途不易，经济改革正好为升不了官转向致富壹途的人，开辟了大展拳脚的舞臺，正好发挥中国人唯物精神的优势。唯物就是唯物质享受，唯赚钱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经济活动中就无法与汉人竞争。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钱拜物教，唯利是图，道德危机，这又是国人的壹大弱点。晋人鲁褒作《钱神论》道：“……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钱是神，拜钱为神与拜神求钱，壹样目的，赵公元帅是圆国人发财梦的大神明。同时中国人又有富不过三代的警训，先辈的财富往往被纨绔子弟挥霍壹空，吃苦不是华人的专利，失去吃苦耐劳的动力，炫耀富贵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钱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壹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共产党人的货币拜物教倾向也远远超过对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钱看亦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经济改革为社会解脱了发财的束缚，搏命也好，奋斗也罢，总算有了致富机会，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党的所谓“富民政策”政策无非是些“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壹类的口号，不再仇视地主资本家，因为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做地主资本家了。电视电脑，汽车飞机，手机网络，没有壹样是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出来。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除了义和团拳匪，壹般人并不排斥，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即是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图船坚炮利，自强富国。洋务运动制造了大上海，当时是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远东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为耀眼，大上海随着中共的接管而暗淡无光。当今中共的经济改革最多比作满清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个“中学”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邓小平理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因满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海战中挫败，改良派失败，最终导致大清灭亡。中共的经济改革也在空前的腐败大潮中被民众所厌恶，正如孙中山所言，“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汙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孙中山为共和奔忙，不是忧愤于经济发展慢，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中国人民最大的福祉。经济再发展，也挽救不了专制的最终灭亡。苏联人民抛弃共产主义不是因为经济不如沙皇时代，德日法西斯强大的经济力量反而是加速其专制政权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无非是另壹个苏德的翻版罢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现代化壹定离不开西方民主制度，现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权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奋也不行，大跃进日以继夜的壹痛傻干蛮干，无壹人偷懒，反倒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质太低才容易上那些乌托邦神话的当。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到幼儿园问壹下孩子，“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回答几乎都是“当科学家”，“当教授”，“当医生”，“当老板”壹类的回答。毛泽东时代虽说是义务教育，但重视的是党化奴化教育，科学技术不吃香，知识分子都夹着尾巴做人，还要接受工农兵大老粗们的再教育。那时的小学生最想当的是解放军，开飞机开汽车，或车钳铆电焊之类，农民因为户口低贱，不在小孩子的梦想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当今中国却是世界上最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这极大的反差之处在于做父母的宁可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上大学，以至于不少人为筹学费急得上吊跳楼喝农药。政府每年教育投资是全世界最低的，仅占GDP的2％强，比非洲最贫穷的国家还少，也比不上朝鲜，而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是5.5％，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在80年代就普遍达到的4％。据学者统计，1985－2002年的18年间总短缺额高达10100亿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6] 根据官方的统计应该说是最保守的数字，若按近几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来看，每年还要短缺数百亿元，因为上涨的部分也是政府应当支出的款项。而克扣教育经费的祸根就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压力基本在县壹级财政。走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热衷于圈钱运动，在财政每年增收上万亿元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乡村孩子在破桌烂椅的教室裏上课，贵族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上学甚至要自带粮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饭，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是越建越豪华。世界上的政府无不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唯独中共政权无视孩子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为了躲避义务教育责任，将大量的公办中小学出租给私人经营。即使是地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也不愿多拿些钱来办教育，广东2000－2003年山区义务教育负债达20亿元。这样的学校也就谈不上什么教育质量，而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只好辍学，壹些贫困地区的初中生辍学率竟高达七成。经费不足和教师工资拖欠两大问题成为国际上最可耻的标本，是对“历史以来人权最好的时期”无耻滥调的最大讽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无愧疚之心，总是将责任推到县壹级政府，总是让海内外华人捐资助学。在恶劣的教育现状面前，中国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时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壹“辉煌成就”之下是农村的教育危机又带入了21世纪。中共早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称：“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今天，仍旧不能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为中共所诟病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抗日时期半壁江山沦陷的最艰苦岁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后方为大中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设立联合大学，收容流亡学生和公教人员。陈诚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力的。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公费教育，日寇进攻的危急时刻，先撤退大中学生，严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壹律不准擅离恩施。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陈诚还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壹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更有甚者，四川军阀刘文辉治下，规定当地县政府建筑如果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枪毙。当时四川的很多县的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县政府办公处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旧，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学校普遍倒塌，学生伤亡惨重，政府大楼较为坚固，损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资12亿元，建造新政府办公大楼，由世界着名法国设计师——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者设计。5月15日，八级地震后的第三天，大批学生市民仍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蚂蚁搬家公司的几百辆货车和上千名员工在全世界媒体高度关註的时刻，将市委市政府迁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气派的政府新大楼群裏。共产党堕落为壹帮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东西，把学校建成学生们的墓地，在学生家长撕心裂肺的悲怆声中，毫无忏悔之心。 现在的中共政府财大气粗，可以免除非洲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却不愿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学校的乱收费遂成为教育部门的壹大财源，导致民怨沸腾。除了中国，全世界的学校肯定找不出强迫学生花钱购买校方出售的高价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种贊助费才让上学的例子，也绝对找不到学校和教师整天向学生兜售盗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收取学费之外的费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给教育拨款，还要勾结物价局以合法形式借学校之手向学生圈钱，借公办招牌按民办教育收费。最狠毒的就是中学收费，重点中学壹入学就要先交个十万八万，教育局与学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却倒退到不如毛泽东的穷困时代，原因是壹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了。这向钱看政策壹是高收费，二是少花钱，两方面大动脑筋，才把国家教育责任推到民众头上。政府则能省就省，能捞就捞，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基本是由学生的学费来支撑的。越是富裕的地区学费越高即可看出问题的症结，学费水平是根据某个地区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来确定，壹个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壹年有两三千元够了，发达地区至少要上万元。超出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大面积辍学，反而影响学校收入。这实际上是受当地市场承受水平制约，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让学校放开手去收，实现效益最大化，也不过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学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无不等，为了避免乱收费之嫌，学校通常以“自愿捐助办学”为由收取高额贊助费或择校费，作为先决条件，让学生哑口无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话，为了抢优质生源，提高学校升学率，增加广告效应，学校也会减免这些学生的学费，甚至倒贴钱，但仍然是为了学校的盈利能力，赔钱的事是不会干的。可以说，教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壹样，本来应该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业，却堕落为穷凶极恶的敲诈团伙，成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会公害。逼得家长如同乞丐，为筹学费拉下脸来四处借贷，老百姓卖自己的血，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国人重视教育源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跳出农门，走出贫穷，急切而执着。国家放纵教育部门非法圈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为教育改革。在大量儿童因贫困辍学的严重压力下，在国内外壹片谴责声中，2006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2007年全国财政计划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问题有了缓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复盖范围太窄，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壹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由于壹些县级的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经费不足使学校以“省吃俭用”的模式（节省购置先进教学设备资金）维持学校的现状。许多学校更是让学习差的初中生辍学回家，却按在册名额领取全额的教育补贴，缓解经费问题。目前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复盖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远不能复盖应该享受这两项政策的贫困生人群。中央对义务教育的“两免壹补”（免书本费、免学杂费、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政策实施后，不都是减轻了学生负担，如大规模的强行撤并学校过程中反而因为增加了学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费用，支出远超过原有的学费，加大了农村负担，造成新的上学难，负担不起的只能选择缀学。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级小学，有些是响应希望工程由海内外捐助的，刚建好不久便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谁都知道教育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世界上普遍实行义务教育，这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则是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连贫穷的古巴也是12年义务教育。美国的学校免费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国的学校竟然向学生高价出售课桌板凳，竟然有小学生自行烧柴做饭。在西方社会，最幸福快乐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样无忧无虑，最苦恼的政府官员，整天挨骂受气。在中国，最辛苦勤奋的是学生，几十斤重的书包，上千度的眼镜，求学艰难。有壹种说法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多少钱出钱来给教育。这种说法与党的宣传明显对立，正面宣传从来都是说经济发展如何快，税收增涨何其多，改革开放形势壹片大好，教育事业高速发展。这无法自圆其说，就连最贫穷的毛泽东时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费的。税收中有“教育费附加”这壹专项税种，教育局还要另外通过学校向家长收取教育附加费，多重征税得来的钱去了哪裏？我们不能说教育经费很多，因为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中央财政的拨款仅占地方教育经费的2%，还差不多用在了重点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国家责任，可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财政支持，财政吃紧的地区自然无钱办教育。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富裕地区财政宽松，教育乱收费反而更为严重，已经到了敲诈勒索的地步，因为能榨出大把钱来。许多人总是为经济发展唱贊歌，其实钱再多也是在国家手裏，在各级政府手裏，在少数人的钱袋裏，不但难以变成民众的福利，反而因执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众的腰包裏伸手。广东是全国最富的省份，穷人照样受穷，教育收费也最高，幼儿园到大学，照现在的价格，至少需要几十万元。由于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贫困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严重，据官方统计，全国有1.16亿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亿多文盲展示出中国教育的现状。尽管如此，教育水平还是在民众的高额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为90％左右，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毛入学率达20％以上，这就为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有知识的劳力资源。中共在教育上实在乏善可陈，大学扩招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的作用，但毕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为义务教育提供了吸引力，为提升经济层次储备了人才，如果说这是善举的话，怎么也不觉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也带来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花十几二十万元读中学大学，毕业后工资仅壹两千元，农村孩子上中学多为了读大学，上大学不划算，中学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辍学的多了起来。高中和大学无遏止地乱收费，短期发展挺快，长远来看与农村渐行渐远。中共2008年农村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仅普及到初中，这对于解决农村教育落后帮助有限。

　　三、高储蓄率

　　应该说50％以上居民储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顺畅地进入消费市场，是中国人消费不足的长期原因。中国人的勤劳与节俭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赚钱，死命攒钱，贫穷及对未来深切的忧虑，形成顽强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也趁着改革之机当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统还未建立，储蓄就是牙缝裏省出钱来的首选。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会矛盾问题，高储蓄率并不坏，至少在经济发展之初的资金饥渴时期，新加坡的储蓄率也曾高达50％。极高的储蓄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初期，缓解了资金严重不足，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尾声，高储蓄使银行资金过剩，现在银行对小额存款收取帐户管理费就是这个原因。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效率，过低的消费率加剧经济的紧缩和衰退，进壹步恶化就业形势，造成失业率攀升。低消费率导致大量储蓄存款转化而成的信贷资金被积压、滞销及库存商品所占用。资金沉淀在银行，不能快速进入周转渠道，增加了金融风险，使过多的钱进入高投机性的房地产业，更制约了普通商品消费。储蓄不能转入消费领域，也使经济更加信赖出口，增加贸易摩擦。投资不能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影响股市长期低迷，企业失去低成本融资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费者的国藉，而是必须尽快消费掉，中国的外汇已十分充裕，过剩的外汇只好买美国低回报率的国债，又增加了汇率风险。中国经济开始到了靠消费支持的时代，消费由温饱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质素，消费水平已从千元万元级向十万百万元级水准过渡。但消费的升级必须有社会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众连病都看不起，让他们少储蓄也不近人情。经济也必须由政府投资拉动向居民消费拉动过渡，才会保持发展的长期稳定。壹句话，高储蓄支持了高速发展，高储蓄率也将制约经济的未来，按照中国实情，储蓄率维持在30％以下较为正常。美国的储蓄率是16％，2005年的个人储蓄率为负数，美国人全部花光了赚来的钱，还要借贷消费，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国倾销，让美国人长期享受低物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名义工资每月也不过两三千元，扣除各种税费保险的实际工资或个人可支配收入还要减少两三成。除去生活开销，低收入者几乎没有储蓄，支付壹个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都成问题。随着近年来房价快速翻番，结婚费用骤升，养育子女成为高消费，必须缩衣节食，增加预防性储蓄，这些都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富裕阶层的储蓄才是剩余的钱，占个人总储蓄率的80％以上，这部分钱是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很难再进入消费环节。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大举“扫货”及购房产别墅，就是消费能力极其旺盛之故。节俭是壹项美德，但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节俭时，这可能是壹种灾难。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而恰恰是投资和出口抑制了消费，中国急需向消费型经济结构转型。 高储蓄还有壹个问题是掩盖了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危险，根据2006年实行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低于这个规定，银行风险增加。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10000亿元以上，约占总贷款额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资几大国有银行，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再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早就破产了。尽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来了”，几大国有银行依然如常青树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无限关爱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断流入银行，极高的储蓄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延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的，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几乎没有倒闭破产现象，即使极个别的案例也是国家承担后果。如海南发展银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因挤兑导致的破产事件，都是政府出面来承担银行损失。国家还可以通过剥离、上市来转移或稀释不良资产，让国有大银行进入无风险经营状态。当然系统风险并未消除，只是将风险也储蓄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而已。有专家说，是把地毯上的灰尘扫到了毯子下面，壹语中的。不提高资本充足率，改革银行官僚体制，处理坏帐，降低信用风险，如遇金融危机和大面积烂帐，后果就是银行系统崩溃，引发经济危机。银行是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的危险是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将来经济出现问题，壹定先从银行反映出来。中国银行之所以烂帐多仍保持稳定，是筑起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最高的防火墙，还有对内的垄断地位和高储蓄率。多年来银行界的蛀虫已是肥壮的硕鼠，胃口奇大，很多钱转移到境外。资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这很难统计，因为这部分钱很多是灰色和隐蔽的，资金外逃不是指携带现金非法出境，是通过银行转移而留下痕迹的绝大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变化来估计，如果该项目的数值大到超过商品项目借贷方总计（即贸易额）的5％，或大于外汇支出的2％时，就表明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这壹数字为负数，就进壹步表明有来历不明的外汇支出，换句话说，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有专家说从1990到2004年，大约有1300亿美元。也有学者说：“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7] 外国投资和热钱的持续流入，外贸收支盈余，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银行部分风险转移到股票市场，也掩盖了资本大量外逃的危机。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壹出事会立即引发骨牌效应，形成突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前并无任何预警信号，泰国壹出事，外资迅速撤出，外汇市场崩溃，引起亚洲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很多国家跟着倒霉，韩国也遭了殃。 银行上市融资又填补了烂帐的窟窿，几大国有银行境内外争相上市，圈回了上万亿资金，大幅度降低了坏帐比率。这些资金是正常运转，还是继续挥霍化为烂帐，还不好下结论，根据国际的经验，国有银行是搞不好的，但这怎么也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银行上市圈的钱很可以花壹阵子。2007年以前的坏帐，通过吸引众多国际银行业巨头作为三年期“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以此为包装于海内外上市，终于将9000亿美元左右的坏帐化掉，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这些“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均是投机资本，届时减持退出，情况还会恶化。这些资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渠道，吹大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这也是未来的事了。学者何清涟分析道：“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又让海外同业颇为担心。以下是中国媒体经常提到的壹些数据：壹是中国前壹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二是中国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裏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大多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并无实效。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2472个项目当中，有2151个项目存在问题。”[8] 中国银监会是行政机构，央行是政府的印钞机，这种风险又带有浓重的体制色彩。 银行还面临着壹个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共各级官员因为不看好中国未来，无不将腐败款经银行转移到国外，保障不义之财的安全。外资参股中国的银行，更方便了腐败资金的流转，同时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中共腐败官员越多，利用其廉价获取的中国资产的机会也就越多，再进壹步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或“国际主义者”。中国金融国门终究要打开，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黑幕重重的腐败问题，而所有腐败行为都被关在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之外。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可以在瞬间使在成千上万亿财富灰飞烟灭，把本国人民壹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这种财富掠夺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积聚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制造亿万富翁的速度远远超过房地产等投机行业，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的壹个原因。但决策集团并不承担任何风险，无论银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众损失如何惨重，普罗大众除了在网上怒骂或跳楼自杀，毫无办法。比之臺湾总统陈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别。如何将祸国殃民的权贵集团绳之以法，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否则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民众财富的公然抢劫。而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正是浑水摸鱼之良机，只要没有眼前的危机，大家壹起装傻，将来的事都留给后人解决，谁也不会把烦恼都揽到自己头上。中共政权是壹部残酷的专制机器，没有人性，自然不会有人权，既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福利，也不能对守法官员提供保障，没有壹个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国家，没能力的只能死守着。中国的精英都是靠对内抢劫起家的，当然西方国家最为安全，无论他是留美还是留苏的，都要在西方社会给自己或家人预留后路，来逃避政治风险。“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壹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壹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官员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资本大量外逃的罕见场景。”[9]

　　四、血汗工厂

　　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12％下降为10.91％，延续了1980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为2003年的12％，2008年的劳动力成本仅为8％，而发达国家这壹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为40％，美国为37％。GDP中政府财政和预算外、制度外收费拿走了40％，企业资本拿走了40-45％，工人农民仅获15-20％。西方国家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比为3：1甚至4：1，即劳动所得大大超过资本所得，而中国正好相反，为1：2－3。GDP大部分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手裏，进入少数人腰包，转化为政府支出和资本投资，给劳务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7%，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但制造业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仅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48.8％下降为2005年的38.2％，创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70％，中国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没有形成科技开发能力，所谓的技术进步，无非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外国公司的技术，大部分也是过时技术，核心技术仍然在外企手中。虽然在某些产品上受益于壹时，却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国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润的代工产品，居于产业链中的低端位置，产品没有定价权，定单和市场都由外商操控。中国商品缺乏创新竞争力，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商品的国内同行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仅为2%-3%，惟有在压低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国以代工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所以产业结构以壹般制造业为主，GDP的构成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不是服务业为主，同时说明中国大陆实行普遍低工资制度。美国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几十倍，每小时工资至少十几美元，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也有五六美元，中国工人每小时壹美元（这是指8小时工作制，若以12小时工时计算更低）左右。美国工人壹年创造价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加上从雇主那裏享受家庭医疗保险1.4万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来，壹个工人获得的收益超过6万美元。中国工人总的工资福利平均总额每年2万元人民币，很多工人没有任何福利，年工资总额仅1万余元。长期低工资保证了低成本的投资环境，这对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极为有利。中国还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压低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以此吸引外来投资，甚至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过程中，圈地的社会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农民没有谈判权，政府以铁腕征地，担心的是资本不来，从不操心农民失去土地将如何生活。 政府也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政策，让利于企业，这又保证了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在中国户籍管理弱化、劳动力统壹市场形成、过剩人口冲击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着GDP 及物价上涨形势而同步增长。劳动条件改善不多甚至恶化，劳动时间普遍延长。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村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工资低，但中国劳工素质并不低，基本受过九年制教育，能满足壹般制造业对工人的要求，超过东南亚壹些穷国，那些国家工资低，但对资本缺少吸引力。工资低是壹个方面，随意性的加班加点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国有企业是三班倒制，特殊行业是四班倒，工作时间壹般不超过八小时。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多数不执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壹般为12小时。因增加工人数量不如增加工时合算，定单紧张时，强制工人日夜连轴转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岗位上的报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连续跳楼的恶性事件。正如马克思在谴责资本家时所说：“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壹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10] 马克思在1863年曾为伦敦壹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为那些患职业病夭亡的陶器业工人鸣不平，如果马老先生能活在实践他共产理论的当代中国，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资本家都入党了，党的书记们都成为资本家了，真是风水轮回。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国劳工的人权状况，低出口价格扩大了国际市场，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内地有十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因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长期支持着工业化进程，有分析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达27%。随着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人口红利”就要枯竭，“人口负债”时代即将到来。 在沿海城市厂商有很大机会雇佣到比内地还要便宜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费食宿等花销，找不到工作还要支付回乡费用，于是只好选择低收入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靠资金和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由于进入门槛低，常处于过度竞争状态。在地租税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水平。这部分产业已经退出发达国家，中国正符合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的条件，所以“中国制造”就发挥出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金融业或软件业就不必靠增加工时来获取额外的利润，证券交易所壹天24小时营业并不比4小时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赢利空间，软件设计工程师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来开发最畅销的产品。再者，血汗工厂多用农民工，侵犯农民工权益没有法律成本，所以双休日与“黄金周”基本与农民工无缘，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资。血汗工厂还不是最坏的，还有壹种集中营式的工厂，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老板和工头的监管下，工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奴隶般的劳动，囚徒式的生活，猪狗不如的食物，牢笼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杀或自残，再无逃离地狱的方式。这种集中营式的工厂先是由收容遣送机关发端，政府收容部门到街上抓到证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营的砖厂矿山监管劳动，累死或打死的人以无主尸体处理。现在是由工厂雇佣工头到偏远农村招收农民工或童工，关入工厂强制劳动，保安对要求离开工厂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许多工人致死致残。政府管理部门视而不见，最多在媒体曝光之后，处理壹下工头。还有壹种是监狱企业，以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由于基本没什么工资成本，无论是圣诞节礼物还是奥运会用品，商品价格都能降到最低，竞争力便世界无敌。中国的监狱系统基本上自负盈亏，费用自理，每座监狱便是壹座大工厂，无偿使用犯人。据狱方说：“至于犯人劳动报酬方面，1994年的监狱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执行，这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壹是整个监狱系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地方连监狱警察的工资都时常拖欠，二是虽然没有明说是报酬，犯人的壹些开销其实就是在劳动的效益裏实现的。”[11] 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不能因亏损而倒闭，费用理应国家承担，如果连这些钱都不愿花，壹切开销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狱警便等同于包工头。中国监狱不愿让外国人参观，视为不能干涉的内政，也幸亏民主国家抵制中国监狱产品，无疑保障了中国的人权，否则整个中国很快会变为监狱化的大工厂。中国正处于令马克思切齿声讨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称之“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情剥夺，同样是“最可恶的贪欲”。在完全丧失政治体制自我完善功能的当代中国，连通过游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中国劳工必须不断以流血代价来争取的遥远梦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源源不断输送工人，但过低的工资使许多人连维持自身基本消费都不够，根本就没有养家的剩余。2004年以来，广东持续出现“民工荒”，即因工资太低，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广东无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还是没用。广东生活费用太高，何况还有严重的欠薪问题。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珠三角地区月工资也仅两千元上下，与别人合租房也要几百元，剩下的钱仅够吃饭坐车用，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状况将壹直持续下去，中国工人永远达不到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GDP增长了几十倍，工人实际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来，并无实际进步，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经济发达地区工人平均工资为20块银元上下，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但物价极低，壹个工人养活几口之家不成问题。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随着共产党叛乱和日本侵华，经济破败，物价才开始不断上涨。

　　为了降低成本，资方多不愿为工人买医疗和养老保险，政府也极少处罚。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全国性的制度，农民工流动性太大，也不愿意上保险，辞工时连保险也随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过度竞争的行业常常是在国内就已经将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省去与外商谈判时的麻烦，恶性竞争使企业不极力压低工资便无利可图。工人不仅工资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形成欠薪的社会顽症。欠薪对降低企业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对缓解燃眉之急的资金周转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滞纳金，比银行贷款既方便又迅速。这还是非恶意欠薪，恶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资，定单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换个招牌租壹处厂房，再来壹遍诈骗，打工者想追诉人连人都找不到，恶意欠薪当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强迫超时加班和欠薪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劳动法如壹纸空文，解决劳动争议和对资方施压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资方利益相关，官员与老板沆瀣壹气，对欠薪顽症不可能下决心解决。劳动争议本是政府职责，反令工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罢工或上街游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镇压，领头的抓进监狱判处徒刑，老板却毫发不损。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节返乡前的国家治理欠薪专项行动，来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资，如果春节还拿不到，就没什么指望了。温家宝总理曾出面为农民工讨薪，但却不愿建立强有力的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也是中国欠薪顽症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又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壹败涂地而告终。”[13] 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各级共产党官员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本家，也都变为那种肮脏的东西了，剩余价值养活着无数资本家和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今的中国大陆，十分贴切，真是逃不脱的宿命。

　　劳资双方总是会产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资，资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取决于壹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工会的谈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视工会建设的，它强制每壹个企业都要建立工会，且无须征得企业的同意。沃尔玛在全世界都没有工会，唯独在中国例外。中共壹定要设立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而是怕企业脱离党的监管，因为“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又承担起监视和震慑作用。全国总工会要求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工会，也是怕工人自行组织工会，脱离官方控制。全总属于政府序列，各级政府的工会机关也是财政供养供制，吃党的饭，既是政治道具，也是党的专政工具，不经工人选举产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团结工人与资方谈判。在私营或外企组织工会，无非是资方壹个辅助性的劳动管理组织，上为政府消除隐患，下拿资本家的薪水，摆平工人的不满，工人与党的利益或资本家发生冲突，工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破坏压制工人运动，具有典型的“工贼”性质。工会甚至比资本家更恶劣，因为资方可以让步，工会是绝不对工人让步的，否则会引起工人对政府政策转变的误解，等于间接承认工人运动的合理化。当工人权益受到资方严重非法侵害时，由于宪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不可能通过合法的罢工行动来实施有组织的抵抗权，资方没有违法成本，经营血汗工厂就是必然的结果。官方工会的性质所限，工会在劳资冲突中起的作用是协助政府和资方压制工人的激烈反应，维持和谐稳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谈判条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强，在深圳的工厂有数十万人，2010年连续发生“十二跳”（连续12次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根本听不到工会的声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开始是集体失声，全世界广泛报导之后，又报告称富士康无责任，替资方打圆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监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达100多小时，心理压力太大，感觉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帮助。但在强大的国内民意和国际谴责压力下，最终资方选择了让步，承诺大幅增加工资。那些可悲的“跳楼者”，反而成为争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用脚投票”式的悲剧，虽然没有谢幕，也总算让工人懂得了权益是要用生命换取的。无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低工资和超时加班、集中营式的管理，使中国普遍存在着“工厂奴隶制”现象。资本家从中受益，官方工会作为统治阶级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这种工会对工人毫无吸引力，非国有企业的入会率只有13％，即使达到100％，工会也不可能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成为对抗国家行政权力和资方残酷剥削的社会团体，成为改善人权和福利保障的坚强后盾。与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车厂工人大罢工也取得了胜利，他们抵御了资方和官方工会的打压，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张权利，迫使资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要求被严厉拒绝，因为加薪是资本家出钱，共产党没损失，工人组织工会是从党手中夺权，中共宁愿让工厂关门，也绝不允许自由工会诞生。由此可见，资本家妥协容易，让共产党让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样。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传富士康血汗工厂，回避体制问题，将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却引发壹轮全国性大罢工，纷纷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报道血汗工厂问题，免得引发全国性工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克思说：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壹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壹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壹块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壹起，作为壹个阶级来强行争得壹项国家法律，壹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的后代卖出去关死和受奴役。[14]

　　美国工会为了“抵御”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蓝领阶层带进了中产阶级，促进了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工会成为奴役工人的工具，为少数人攫取超额利润服务。在共产极权制度之下，工会扮演着双重功能，既作为政府的代表，又企图代表工人，以这种“二元论”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会看成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又装扮为工人团体，这种制度上的双重模煳身份，是解释工会行为的关键。计划体制下，工厂企业基本为国有制，利润上缴国家，工厂与国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资待遇由国家统壹管理，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严重冲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会应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垄断，即工人的利益由国家来保障，国家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工会似乎显得多余，变为职工的“文体活动之家”。其职能仅是发电影票，组织篮球赛，或者为劳模联系疗养院之类。市场经济改变了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产权制度多样化，国家不能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国家事实上不再代表和保护工人，还要牺牲工人权益而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用铁腕让多余工人下岗，以保证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税源，工会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了。在政府与工人的利益形成对抗型矛盾时，国家开始高度警惕工会向自由化转型的可能，壹方面尽量维持官方工会的运作，壹方面要避免产业工人裏出现波兰团结工会壹类的异化力量，严厉打击瓦文萨式的工人领袖。由于毕竟挂着工会的招牌，在解决个人性的劳动争议以及缓和劳资冲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极为狭窄的制度空间裏活动。当工人权益受到有背景的资方或政府侵害、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党和国家”的利益自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政府工具的工会就被挤到更为尴尬的位置——多余的阑尾，不替工人说话，反而要坚定地站在资方或政府壹边，压制有组织的抗议，解散工人独立组织的任何团体。《工人日报》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条消息，说西安的壹家国企经理决定，凡是不购买企业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岗。厂工会主席反对，结果他被解除了职务。国企工会是官方的，但又属于工厂部门，工会负责人与厂方是劳动关系，不听话的工会主席就会被视为壹条发炎的阑尾给割掉。在民营企业，工会负责人壹般为老板的亲信或亲戚，官方也予以认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学者所说：官方工会的重要任务之壹就是，“哪裏有（独立）工会，就去解散工会，哪裏没（官方）工会，就去建立工会。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乡村问题自近代以来便日趋严重，人口膨胀日益凸显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国家权力下沉，乡村自治崩解，自然经济解体，农村承担战争资源和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导致农民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或革命因素。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农民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农业产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为保障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即在农村强制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购销价格由国家统壹制定。从此形成壹项固定政策，也成为中共推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动力，不必再壹家壹户地征购余粮，迅速从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资源。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徒的权利，并将农转非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切断乡村与城市间的自然流动。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处于对立状态，农民失去了几千年来的自由民地位。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于把食物分配给城市居民，1954年开始使用粮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龄、职业以及其它人口学特征设置了粮食定量标准，定量供应的范围扩展到了其它农产品，包括大豆、粗杂粮、棉布、食用油和猪肉。在中国，食物获取权与居民的法律地位相关，要区分城市居民户还是农村居民户，城市居民户享有由国家保证的定量粮食，农村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所剩余的粮食才归自己支配。以城市粮食配给为例，1956年每月给特重体力劳动者是22.5－27.5公斤，全国平均数25公斤；对重体力劳动者是17.5－22公斤，全国平均数为20公斤；对轻体力劳动者是13－17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6公斤；对脑力劳动者是12－14.5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4公斤；对大学和高中学生是13～16.5公斤，全国平均为16公斤。农民无权享受粮食定量标准，由于取消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流通，没有了粮食市场，仅允许在乡村集市的小范围内搞些杂粮或土产的少量调剂，农民只能将粮食卖给国家。农民没有粮票，不能从城市或居住地之外获得食物，这就从生存权上封堵了农民迁徒的可能。在食物严重缺乏时，农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时，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对农产品的支配权，在在完成国家征购定额后，往往所剩无几，所以饿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养育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所谓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除了几间破烂的仓房、几头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几乎壹无所有。社员长年处于缺吃少穿的状况，炕上只有壹两条破烂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烂衫，乞丐壹般。特别困难的农户，不但没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没有，不少生产大队穷得男人娶不起媳妇，大量绝后。农村比建国以前更加贫困，直到1985年，有报道说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区考察，发现那裏壹些农民全家没有壹条像样的裤子能够穿出门，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来。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适应农田承包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统购统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关于进壹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规定，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派制度，实行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另壹部分农产品如茶叶、生猪等实行国家指导价。以这壹文件的发布为标誌，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但双轨制运行中，绝大多数年份的市场价高于定购价和议购价，这部分差价形成了暗税，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为例，该年政府征收粮食4620万吨，购买议价粮4630万吨。征购粮价平均为市场自由价格的60％，议购粮价为市场自由价格的90％，这些差价等于向粮食生产者征收了407亿元的暗税，而农业税照收不误，农民增产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壹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最终确认了粮食市场化改革，终于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建立统壹、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并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但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上涨，农民已经不能靠粮食和有限的农产品来增收了，因为人更多地更少了。农民的贫困还是壹个大问题，只能靠外出打工来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达到5153元。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元，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下降，农业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满打满算也不过月均500元，这点钱在高物价时代，最多维持温饱。

　　土地公有加上户籍管制，产生了壹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乡村党组织有属地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有对土地的控制权凭借党政权力，可以垄断区域管辖的壹切资源，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这种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上的司法权，在其“领地”内拥有无上权力。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壹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或拿出集体收益成立乡镇企业，让村民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分属于不同权利层次的等级集团，决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党组织官员是壹等人，他们有超级特权；二等人是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他们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贴。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为壹个人的现实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平等的竞争。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也阻碍了城市化。市场化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这种城市化有虚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种伪城市化。每年春节前后的春运，火车汽车站人潮汹涌，是全球独有的现象，都为赶回家过年，如同候鸟壹样的定期大迁徒，其拥挤程度叹为观止。农民工进了城，却是城市的编外人员，必须定期回乡解决亲属团聚问题，工作的城市也极不固定，总是迁来迁去。这不仅是户口限制，还有城市的房价过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而城市也不需要他们定居，剥削青年劳动力远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为借低成本。工业化不能与城市化壹同发展，中国的城乡矛盾和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的国家，完成城市化进程还是个遥远的梦想。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户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壹登记为居民户口。这种改革无实际意义，因为不能建立户籍自由迁徒制度，农民还是农民，市民仍是市民，农民工春节还要返乡。即使将进城农民全改为城市户口，也未必受农民欢迎，因为土地才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进入城市，并不能得到多少实惠，经济不景气时，城市也不定有饭吃。

中共对中国的剥削

 　作者 陈宪辉 写于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剥削

　　清除精神汙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不仅推动经济改革，也锐意推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层意见的分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影片描写壹对为躲避战祸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中共建国时满怀激情回国效力，但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胡乔木抨击《苦恋》，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表态拒绝胡耀邦推动的思想领域中的变革。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文革中批判运动壹样的批判白桦和《苦恋》运动。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电影《苦恋》。年底，邓小平发话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许挑战表态封杀了政治思想领域变革。按照中共批判运动的规矩，对《苦恋》的批判浪潮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出白桦的检讨信宣告结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壹切战线，壹切地区，壹切部门，壹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誌。”胡耀邦推动改革的报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在随后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联席会议上，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责胡违背了中共领导壹切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邓力群在文艺和理论界发动了“清除精神汙染”运动（清汙）。中宣部长邓力群与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分别主持了中央党校和文化领域的“清汙”运动。在文艺界，中共将《春天的童话》、《在同壹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歌曲《乡恋》等壹批作品被批判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汙染”作品。当年中央电视臺首次举办“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乡恋》，而改革派坚持对歌曲不应有文革式的管制。结果，改革派借全国观众壹致点唱而推动《乡恋》成功播出。其实，这首歌曲是当时是难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汙染”只是因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没有歌颂共产党，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文艺必须歌颂共产党的原则。不歌颂共产党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汙染”，“春晚”曲目也须中共高层批准，显示中国仍未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3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在其中呼吁 “思想解放”。报告再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胡发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批判周的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陈云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报》。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肃《人民日报》高层。结果《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被警告，副总编王若水被撤职。随后中共将“清汙”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当年义和团的仇洋壹样，当局将众多外来的事物指为汙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电影、电视片，西方风格的服饰批评为“奇装异服”，干涉人们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北京共青团甚至组织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的亲密举动，禁止所谓“勾肩搭背”，干涉养花、养鸟，甚至砸碎人体凋塑。运动中，有些工厂门口站岗，阻止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入内。保守派将“清汙”运动扩大到农村，打击农村改革，批判农民谋求发家致富、搞长途贩运，抨击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等“资本主义泛滥”，指责经济特区为“租界”。与右派，反革命，反党等罪名壹样，精神汙染也是无从界定的随意整人罪名。人们担心反右运动、文革运动重演，全国壹时回到了红卫兵运动时的黑暗与恐怖。

　　11月，胡耀邦访日归来，联手赵紫阳、万裏向邓小平举报“清汙运动出现扩大化”，影响到了经济改革。邓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帮助应付经济危机，于是表态要制止“清除精神汙染扩大化”。有了邓的表态，胡耀邦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批评各地“清汙运动搞得走了样，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抬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汙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对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汙染”。12月，胡耀邦发出指示说：“清除精神汙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汙”运动不了了之。

　　“清汙”运动显示中共统治之专制与革命之倒退，显示“反自由化”和“清汙运动”中的中国与非革命样板戏不准唱的文革中国壹样黑暗。壹个党甚至要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虽然暂时压制了清汙运动，但不久还是被保守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扳倒。

　　经济剥削

　　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壹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壹地方势必进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壹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着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壹样，疯狂扩张，吞噬壹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壹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壹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3.2亿，全国行政官员2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壹个县，每壹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进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壹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壹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壹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壹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壹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壹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壹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2005年超过了7000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7.67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壹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壹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壹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壹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壹个註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壹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壹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壹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壹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壹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壹级做给壹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壹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壹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着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壹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壹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15%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壹党独裁的中国，没有壹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如今高至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復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壹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汙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壹般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2%；人均GDP超过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壹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壹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10%，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支出，实际税负接近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着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壹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进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着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壹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着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誌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壹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壹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壹律进入全国统壹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壹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壹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壹个社会进步的标誌。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进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在新西兰，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复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壹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1300多家私立医院就医成。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15%，免征额为壹年10.8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进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人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壹。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妳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壹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18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1985年为170亿，占财政支出9%，2000年为2768亿，占比17%，2003年4691亿，占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裏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壹个县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壹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壹个“洋跃进”运动搞到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14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约合11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壹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2003年，陕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誌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 、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裏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復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煳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进食，不能说话…… 壹个女教师壹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壹个人包教壹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的地领着壹袋红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註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壹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裏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会包括50%的关税、30%的消费税及17%的增值税。世界各国壹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壹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17%的增值税，进口药品还要加收3-6%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裏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着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1.4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壹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壹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壹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汙，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壹。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壹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壹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壹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费任吃，很多机关实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壹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壹元钱。特权阶层手中壹元钱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 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誌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11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2000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壹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註，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着众多事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汙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壹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壹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浪费的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GDP中投资只占15%，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进”、“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在邓小平时代，“洋跃进”造成浪费就与“大跃进”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壹届“党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中私人消费只占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復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汙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GDP1.5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復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90%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进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壹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进”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壹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42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128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壹定伴随贪汙、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着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壹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復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壹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货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货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AMC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註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復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臺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壹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用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壹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壹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臺湾而收买有意与臺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着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倾，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着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进”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80%花在了850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20%的医疗资源。据2005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500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VIP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着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壹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壹些人靠换血延长着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壹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进离退休干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进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裏，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壹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23%的老人(42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裏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抬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壹面享受政府拨款，壹面以医赚钱，日进斗金。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万人无偿献血3935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40亿，血站员工年薪25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壹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復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臺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复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壹。2012年，政府税收高达10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2000多亿，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着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10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200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费。”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刘奶奶住在同壹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誌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彷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 [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壹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壹：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壹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壹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壹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壹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复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复盖面更低，仅壹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3.18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壹个人口袋裏有10元钱，可他还有壹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裏。”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壹。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1869元的20%，月缴费373.9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工营困难，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30%，是美国12.4%养老保险缴费率的2.4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15%~20%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妳收入低于60%，妳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壹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进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是壹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壹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合人民币每月300元，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1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裏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损失175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与4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6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14.20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裏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800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壹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壹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壹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壹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钱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 “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 为基本原则，复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壹次医生只须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五分这壹，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壹句话：“无论妳是什么种族，也无论妳有没有钱，更无论妳是什么身份，妳都有权在这裏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壹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五分之壹，医疗保险复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复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四成。

　　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1000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中国社会的土地财政

　　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却没能收回土地所有权。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中共宣布二十年不变，随后又宣布三十年不变，出臺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口变动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样的政策规定似乎是说土地壹次性归家庭私人占有。但农民清楚，承包期无论怎么延长，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当年允许包产到户后很快又禁止壹样，取消承包。于是，农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夺性经营，不计环境破坏恶果，如同当年合作化时疯狂毁林砍树壹样。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时集体不存在，宪法规定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含义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过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党产。通过推行合作化再废除合作化，中共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革命收获。虽然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土地出让的权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垄断农地，低补偿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买给开发商。1989年5月，国务院出臺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中央财政收取40%，地方财政收取60%。以公有制为名的土地出让制度实际是中共对土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即政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虽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没有规定集体不可以卖地，但当局利用强权规定农民集体不得自行出卖土地，土地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独家征地，再挂牌出让。这样的“土地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

　　1993年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宪法关于土地方面的规定造成了农民短期行为和政府控制土地获利等诸多社会弊端，建议向农民宣佈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他的建议遭到“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指责，被政治局否决。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出让金比例为，中央财政收取5%，地方财政收取95%。此后二十年间，全国数十万亩农用地转为了城乡建设用地（农转非）。政府征地带有强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买家，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为自身利益尽量压低补偿标准，转手高价卖出。专家估计，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中，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仅占5%～10%，村官们以集体名义分享到了25%～30%，“党和政府”霸占了大头，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红利。因此这样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实质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学者抨击为“官员抢劫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政府规模疯狂扩张，官员收入暴增，财政收入供养政府远远不够，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昂贵的“党和政府”，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各地政府为应付暴增的开支疯狂地赚取土地开发收入，推高地价，房价，快速吞噬土地资源。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对九省(市)“土地财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显示“土地第二财政”超过正常财政，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房地产绑架着中国经济四十多个产业，如果房价不涨，房子卖不动，各级政府的地就卖不动，银行贷款还不了，同时房产商也资金链会断裂，还不上银行贷款，债务危机和金融风暴就会降临。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政府财政立即爆发危机。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齐心，出政策让地价、房价壹直涨。官员们都知道地卖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够几十亿人住了，泡沫爆破是迟早，但大家只关心自己任内的政绩，只管继续推高房价，走壹步说壹步，不管将来后果。

　　地方政府不光赚取土地出让金，还赚取开发税费，向房地产买卖双方收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9年向人大、政协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开发商拿地到商品房销售，各级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拆迁管理费，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七大类共37项税费。这些税费构成了商品房销售额的50%至70%。地产商会轮值主席任誌强表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这份报告中，对房价构成的分析，并没有将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完全计算在内，如规费、证费、市政基础设施费等。同时，也未计算上下游产业中的税费，如施工单位上缴的各种税费、建筑材料生产与购买环节的税费、设备生产与交易中的税费等等。若将这些政府的所得考虑在内，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超过七成。37项税费之外，房地产企业还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向20至30个政府部门公关，缴纳20多种收费。这些开支构成了政府的腐败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产经理人抱怨说，他曾经为壹个项目前后跑了40多个政府机构，盖40多个公章，每个环节都要花钱公关。老百姓的买房钱，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9544亿元，与上年相比整体净利润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22233亿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7至2013几年中，139家房企缴税额高达6430亿元，而同期的净利润仅为6265亿。总体而言，企业的税负增速大于利润增速，经济发展的好处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承认：“房地产的钱都收给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国务院曾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国土部门收钱后交财政部门纳入地方国库，设立专账（即登记簿）核算土地出让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账本不能对外公开。因此，财政部收支预算中，只有土地出让金总数而没有详细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监管，“土地财政”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完全黑箱运作，民众和各界没有知情权，更无监督权。

　　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假表述，土地实际由政府所有，通过村干部控制。随着城市化进程，土地市场价值暴增，政府通过村官控制土地，不断攫取着土地利益，村官则中饱私囊。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纵村官选举，通过村官办差，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农民对剥夺自己权益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强烈，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以下三个案例最能说明“土地官员所有制”的腐败。案例壹，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贪汙了18亿；[18] 案例二，2011年9月，广东汕尾陆丰有1.2万人的乌坎村爆发了村民维护土地利益，驱逐村官，打出“打倒贪官”、“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等标语游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将村官赶走后组织自治，再为反抗当局军警镇压组织起了自卫队，在村庄四周设置路障、挖断村道，以石磈砖头、木棍铁通等阻击警车入村，多次爆发警民流血冲突，五名领头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殴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龙岗区南联村前村委会主任被曝多年非法变卖村集体土地，违法承接商业开发光拥有数十座豪宅、厂房以及大厦等，总资产超过20亿元。三个案例都代表着官民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这壹冲突其实也是“三农问题”、“征地冲突”、“小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问题都是中共剥夺私有土地，宣布所谓土地集体公有造成了革命灾难。

　　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指出了拥有恒产是维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剥夺了国人的恒产，也就摧毁了国人的恒心，使国人道德沦丧，只顾眼前利益，作壹锤子买卖，不管环境影响，不管子孙后代，竭泽而渔。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基本条件。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产权界定权利。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是价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与利润的前提。共产党宣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实际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万恶之源。这印证了孟子所言失去私产会使社会丧失秩序，人们丧失善良的道理。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壹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裏，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壹个人手裏，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19]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证明，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由此可知，国有资产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国有企业必然是官有企业，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官有制，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公地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化。

　　乌坎村民抗争持续三个月后，广东当局在村民顽强抗争及海内外舆论压力下妥协，以处理腐败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乌坎村实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无法治村，原因还在于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体村民共有，则由此产生的转让，交易、定价，出卖等矛盾復杂到无法解决，越是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解决不了。农民维权的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维权行动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同时也导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胁到了“土地财政”的存续。

　　经济学家陈誌武指出：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裏，都没有必要的创业资本，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壹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壹，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壹个办法是让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1950年代从农民手裏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中国社会的债务危机

　　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洗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万亩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当于再造了壹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22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3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陕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壹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48家融资平臺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臺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復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壹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100多家国有企业，3万多亩的储备土地、壹些融资平臺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壹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臺疯狂借贷，投资2000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益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GDP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进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进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壹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2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壹党专制。在废除壹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95%，而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个百分点。2013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裏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壹倍，债务增速为GDP增速的三倍。中国GDP增长靠债务支撑，GDP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GDP比例超过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GDP比例已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壹些地方融资平臺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着。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着近壹半的信贷，助长着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着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20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壹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截至2015年底为137万亿元，增长了90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壹个方法是看债务对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超过壹元钱的产值，债务对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低于壹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GDP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2008年中国GDP为31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32万亿，债务对GDP之比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壹律由中央担保。这壹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壹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壹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帐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着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约为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已经接近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20%。

　　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规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復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壹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註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壹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壹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壹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在壹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壹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2014年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中国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

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官僚体制

　　中共的政权系统是由多级政府构成的，是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家政治体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统为骨架，但治理权主要是由党中央控制下的各级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是壹个垂直的管理体制。民主国家则不同，如英美国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级政府相互独立，国家壹级政府只有主权意义的管治权，不得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国家主权功能与地方自治权的边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架构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结构。中共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中加入党权至上原则，以同样三角形的结构的党组织，以党员官僚建立分级行政体系，政权之上有党权，形成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党政两套系统合二为壹，以党权为重心，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实行垂直领导。中共政权是以党员干部为骨架的政教合壹体制，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带有管理性质的位置，或认为需要管理的事，诸如写诗编小说的作家，宗教神职人员，学校幼儿园教师，也都囊括于党政系统之内，各按行政级别，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干部集团。共产党要掌握绝对权力，不允许有民间社会，这就需要庞大的干部集团。在江西根据地时，十几万干部和军队中仅红军剧社就有60个。红四方面壹部组成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军中政治机关、妇女儿童、学校、剧团等非战斗人员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为38000人左右，3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城区居民仅7000人。上至党中央首长，下至保育院儿童，全部归属于各级组织行政系统，由各部门的干部管理。这些干部完全脱离战场，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开会，唱歌跳舞演戏，靠贫穷的地方财政与前线缴获或苏联资助乃至贩卖鸦片养活他们。由于是战时体制，政府行政系统的官员并不多，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誌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但这是政府编制，绝大多数的干部不在政府机构，而是充实于党领导下的各种行政事业机构之内，如各类学校和文化团体统壹归党管理，不属于政府序列。这部分人是只能扩充不能精减的。那么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进入党的各类机构之中，不是加入边区各级政府。边区政府不是权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职能简单，彻底干预社会的是共产党的管理系统。干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线和掌控政权的基本力量，干部队伍越庞大，寄生于体制内的人员就越多，形成荣损相关的各级利益集团，他们会主动维持集权体制，做大统治集团，政权就更加稳固。除非财政无力维持时，才考虑精减党政机构，形势壹好转，干部集团就会在充足营养滋润下加倍壮大。延安为何在艰难困苦时期包养那么多干部，壹是因为体制问题，为了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壮大党的队伍；二是以储蓄干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备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之需。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延安立即结束整训学习，派出大批干部前往，而东北还是感觉不够用。大跃进时城市人口激增，党政机构也随之膨胀，紧接着的三年饥荒，国家财政穷困不堪，不得已压缩城市人口，重提“精兵减政”。直到1962年，县壹级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在500人以上，机构庞大，重叠臃肿。党政人员之所以越减越多，就是因为精减是临时性措施，风头壹过，立即报復性地反弹，凡是有些门路办法的人，无不以钻入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以端上铁饭碗为荣。中共将每个人的前途与党的权力挂钩，除了进入党政机关，再无升迁发达之机会。三年大饥荒中壹般干部虽然也吃不饱，但不决不会饿死。这些人普遍带有强烈的食利欲望，形成庞大的食利集团，他们不创造社会财富，不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务，却侵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和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现在中国有几千万在职干部和寄生于行政系统的大批聘用人员，其中包括军队和国企寄生阶层，以及依附于半行政系统的杂务人员、临时工人等，汲取统治集团的剩余利益，他们约占总人口的10％，超过中国之外的全世界财税供养人员的总和。所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7％，而美国约为11％，欧洲国家约为6％，日本约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实是党政成本，因为中国人不但要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还要包养更为庞大的党务系统及所谓的“事业单位”，还要养活半党务行政化的闲杂人员，比如街道居委会干部及其雇佣人员，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类的专业人员，比如写小说或五毛党壹类的帮闲人员，等等等等。中国人养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团伙，以致中国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世界最低。

　　“官僚主义何许物也？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壹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认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质，习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遇事拖延不决，讲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应付，假公济私，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壹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和家庭图谋利益的勾当。摧毁官僚体制是中共革命的号召力之壹，但共产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体制，却不得不建立更为庞大的新官僚体制，如滚动的雪球壹般，苏联老大哥堪为中共的榜样：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裏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然会使壹切官僚机构逐渐‘消亡’”，可以“彻底破坏”和“根绝”官僚制，把国家官吏变为公仆，消灭“寄生虫”国家。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由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和权力，这种制度必然成为滋生官僚主义腐败的温床。建政伊始，苏维埃政权确有穷人政权之象：衣着随便的人民委员们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许多繁杂的事务，同群众的关系尚属融洽。但不久，由于国家要严格控制整个社会，产生了对官僚的巨大需求，机构随之不断增加、膨胀。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各种委员会共有120个之多，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二战前，苏联的管理人员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之比率竟达壹点多比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效率低下。几次精简机构，可是官僚的人数总不见少，被裁撤的机构也是过不久就改头换面恢復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家垄断壹切经济资源，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党和政府官员便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物质利益。共产党员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当他们掌握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权，就很容易为自己捞取各种好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党政干部中便出现了腐败。1919年9月的壹份报告显示，在策划过十月革命、曾是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斯莫尔尼宫就充满了腐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公款流到了当地党政领导人的口袋；供应部门壹连数月没给壹些工人居住区发放食品，而成卡车的食品却从后门卖给了黑市贩子。饥饿的工人们看到“苏维埃沙皇”衣着讲究的太太们拎着大包食品从宫门口乘小汽车扬长而去，气愤地说，这同罗曼诺夫时代差不多。但他们不敢向该市党的首领兼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诉说，因为季诺维也夫进出时有“契卡”的保镖相随，还常带着几个妓女。其他地方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当年，壹名老党员从土拉写信告诉列宁：“我们已脱离群众，很难吸引他们。以往同誌式的精神已消失殆尽，代之以党的头掌管壹切的个人统治。收取贿赂日益普遍，离了它，我们的共产党同誌简直没法活。” 对党内腐败现象，列宁先是归于党内有为了谋取执政党的好处而混入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于是要求清除不纯分子。但腐败现象并不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尽管有些尚坚持理想的党员不贪汙受贿，但官员们报酬的多寡根据其官阶决定、党政领导人领取高薪、以及官员们享有各种特权，使官员们变成了壹个特殊阶层，使特权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克林姆林宫裏，设有专门的餐厅、医院、商店、幼儿园、理发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务人员、包括在法国经专门训练的厨师。1920年克林姆林宫的开销就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社会福利支出总额还要高。其他高级党政人员也享有各种特权，如能得到特殊配给和供应，可在内部商店买到外面没有或要花几十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裏住高级住宅或宾馆、在乡间拥有私人别墅；有专用汽车代步，出远门可独享火车包厢；晚间还能免费观看歌舞、戏剧演出等。[2] 举壹个例子，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 年，这个委员会雇用了近25万名员工。而 1921 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400万人。这种革命无非是官僚政治的转换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时，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官僚主义）总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这具有办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悬的公示作用。壹旦当权，就逐渐腐化堕落，形成顽固的体制官僚主义，成为下壹次革命的对象。共产革命与旧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旧王朝是官僚体制，但仅是壹个行政官员系统，共产党是党政合壹体制，除了管理国家必须的行政机构，其庞大的党务系统也要维持相当大的规模，党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分开运作，形成同样庞大的特权阶层，也壹样要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此时的共产党不是壹个社会团体，而是统治集团，纳税人天然有滋养共产党的非法定义务，同时又承担养活政府的法定义务。官僚主义寄生于旧体制，随着革命的胜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变成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模式。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军事组织，最容易演变成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机器。学者孙越生认为，官僚阶层是管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中介层次，如果把众多散乱的毫无组织的人聚集在壹个与世隔绝的可以采集营生的孤岛上，时间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残杀而全部毁灭，就必然会在其中产生出中介统治或中介管理的现象，也就必须会产生官僚主义。但是人群会存活下来—— 官僚主义元模式也是壹个统分结合的三角形式结构，顶端是首脑，可为单数或多数，以L代表之。中间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层是人民大众，以P代表之。 官僚主义元模式就是壹个L，B，P，三层三角形式分布的统分结构。L和B构成小统分结构，L和B为壹体，则同P构成大统分结构。L支配B，B支配P，即L→B→P，这就是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这个基本公式构成的元模式本身，严格地说只是壹种结构和功能的抽象写照，而不包含善恶好坏的道德评价。……严格地说，官僚主义概念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壹是官僚主义赖以发生的可能性，即L→B→P这个基本的结构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无道德评价的；其二是官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了好的官僚主义和坏的官僚主义，或復合的官僚主义，产生恶寄生于善或善寄生于恶的相生相克现象。 ……要使这个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有效克服坏的官僚主义，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公式，这个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个权力支配关系的逆向系统。同时使P亦能支配B和L，并使B和L相互制约，防止单中心单向支配关系的专断。 也许在社会猿群和原始人群团中已经出现这种逆向权力系统，并有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制止首领的擅权。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资匮乏只是它的经济原因。所以，反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类最终要创造壹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个双向系统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当然，这种双向支配系统，只有在法治为主的形态下才有效，而人治为主的形态是不可能保证它不向单向支配系统回归的。[3] 官僚主义是与社会发展模式生而俱来的病理机制，它不仅会勾结私有制而肆虐，也会腐蚀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会结构概莫能外，不过病情轻重而已，就如人体不可能没有壹点毛病壹样道理。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建立伊始，仅有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司法部。其中，国务院仅有5名书记官。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执政时，联邦政府官员已增至26万名左右。到1977年，仅联邦行政官员就达280万名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10倍，还不包括武装力量。社会结构是否优越，取决于抗官僚主义病毒的免疫力，共产党的官僚政治比之旧王朝的官僚政治更为严重，是因其免疫功能过低所致，也是壹种先天基因缺陷及后天继发感染的“免疫综合缺乏症”。中国旧王朝的官僚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登上政坛，只有贵族是世袭的，贵族仅限于皇族，数量很少，掌握行政权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学而优则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袭，老子任军机大臣，儿子为布衣，亦很正常。共产党的权力架构是红色贵族加依附于贵族阶层的庞大官僚集团，贵族阶层与官僚集团同样庞大。红色贵族由集团内默契的子承父业特权延续，是党内权贵世袭制度，这不是壹个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党内派别间的利益分赃。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不是凭借公认的学识和操守，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考试实现个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获得职位。没有法律性的官制标准，做官全仗钻营能力，这就决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干在壹开始就被降到极低的程度，上至总理部长，下到县长乡长，均不经公开的遴选程序产生，所以才有“傻子总理”、“三盲院长”或“赌徒市长”壹类丑角登臺表演的机会。红色贵族体制实际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从上至下的各级贵族都有被默认的世袭权。红色贵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袭领地，但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他们都有各自的世袭化的“领地”，如政治贵族家族多从政，军队贵族家族多从军，经济贵族家族多从商等等。红色贵族的世袭化演化为红色官僚体制，红色官僚集团也是民主集中制（共产集权制）的必然结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为红色贵族，血统变红后就享有双重身份和世袭特权，官僚贵族化，贵族官僚化，渐为门阀世家，蜕变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寄生食利集团。现在中共第壹代贵族世家已延续到三四代，技术官僚世家也延续到了二三代，门阀世家现象已然蔓延至全社会，巴结名门望族成为钻营的重要渠道。党权之下的红色官僚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独壹无二的专制体制。正如林彪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只是那时的世袭特征还不象如今表现得这样广泛。

　　“封建社会主义”只是壹种简单的比喻，其实红色官僚体系远不如旧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国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员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职情况，即课其职守、考其功效。汉代《上计律》规定，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上计簿到京上计，即汇报工作。上计的范围包括户口、赋税、盗贼、狱讼、选举、农桑、灾害、道议等。考核结果，根据政绩决定迁降赏罚。另有壹套监察制度，汉武帝时，每个州设刺史壹名，直属御史大夫，派驻地方，监察地方官员。中共以党纪和壹些行政规定治吏，并没有法律性的考绩监察制度，因为干部都是党员，对于违法官员，纪委以双规先行审查，然后再由书记决定是否处罚。干部考核是党内领导的事，外人不得过问。所以无论谁上臺，如何宣扬廉洁，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权时代相差太远。各种社会制度中都会有官僚政治现象，区别在于民间社会对于官员的监督能力。公民有监督权，民治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官员必须向国会和民众负责，可使官僚主义流弊减至最低限度。如果是专制国家，官僚集团必然要伸张王权或维护中央权威，首先保障权力来源的安全。共产党高度集权，无事不管，又没有民间社会，红色官僚政治必然为各种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种。无边界的权力，寻租也无边界，驱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体就容易结成腐败利益集团，不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还是“国家公务员”，红色官僚体制决定了这些人的寻租行为和道德情操，决定了他们只能蜕变为社会的寄生虫。中共早在延安时代就已经严重地官僚等级化了，分大中小三灶吃饭，高级首长特殊供应，有周末舞会，特权干部日益膨胀。在现阶段，腐败对中共官僚体制来说，并非壹件坏事，如果官员不去贪汙而追求人类正义，没有合法性的壹党专制就会失去凝聚力。汉高祖时，“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后萧何为民请命，言上林多空地，应允许农民耕种。高祖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这才以反腐败名义将萧何下狱。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竟作为壹种统驭臣下的谋略，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臣下或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心。专制催生官僚，与是什么体制及政治宣言无关，普鲁士国王肺特烈大帝说：“皇帝不是专制的主人，只是国家的第壹个臣仆”，动听的语言改变不了制度，其“开明专制”无非是军事官僚统治，四处侵略扩张而已。中共的语言更为悦耳，虽然用理论上的“先进性”极力掩盖专制腐化，却正是共产官僚体制无以摆脱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场化条件下的官僚体制比之计划经济时期官僚政治更为严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过程并未解决官僚体制问题，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恶化。其原因在于战时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军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义，形成体制还需时日；计划经济是分配体制，有官无商，民众都隶属于单位，群众性政治运动多，官僚体制更多体现为效率问题；市场化则不同，党的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民间也寻求分享利益，权力进入市场，寻租现象便公开化了。政府职能的牟利化，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官员通过垄断和寻租刺激官僚集团和官僚资本日益膨胀。有利时壹拥而上，不请自来；缺少利益刺激时，各部门相互推诿，行政效率比计划体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种特权政治，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誌，谋求民众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人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权在官的制度裏，官僚体制无法用议会政治来限制，不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议会制度，行政权力无边界，政府膨胀不停止，官僚集团就不会真正向公务员制度转化，永远是社会的特殊阶层。 西方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释了政府的行为。有学者说：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累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壹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誌。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壹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4] 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们没有见到仙女的幸运，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策下，经济增长还不光是体现政绩的标签，更是个人切分“蛋糕”的机会，各级官僚包括军队在内，都参与寻租活动，没人会傻乎乎看着别人捞油水而忘记使用手中的权力。分享利益就必须结成利益集团，靠单兵作战不行，所以每壹级政权的寻租活动都由各利益集团瓜分，体制外人是无缘参加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对中央集权的中共体制不利，其实不然。假如邓小平象戈尔巴乔夫壹样先从政治改革入手，实现公开化和民主化，那第壹个垮臺就不是苏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註意力转移到白花花的银子上面，若整天讨论共产党的历史，越谈越愤怒，原来的信仰全是欺骗，全是祸国殃民的东西，那共产党还有什么能力团结他的党员干部呢？共产党的第二次成功，向钱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那么困苦而没散伙，是因为有夺取政权的信念，四人帮倒臺民众那么兴奋，是因为四个现代化的美好蓝图终于有希望变为现实了。六四使中共进入壹个危险的瓶颈期，人们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经济上发展也受到影响，刚好转的国际形象受到毁灭性打击，再加之苏联解体引的起的骨牌效应，普遍认为这个专制政权维持不了多久。邓小平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果断决策，将人们的政治註意力再次成功地转到追求财富上来，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驶向快车道暂时化解了制度危机。当人们发现“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暴富者皆为“太子党”为首的红色贵族集团时，中共已经让整个官僚集团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结成了牢固的红色官僚集团，安全渡过了统治危机。在示范作用下，中央的“太子党”能发财，地方的“太子党”壹样能发财，再说金字塔下层是基层政权，几千万党员干部大部分在基层，没有这部分人支持，中央连空架子也支撑不住。虽然中央集权受到削弱，但政权却比邓时代更加稳固，没有当权者会傻到推翻为所欲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个高层长官连使用自己的“首长特别费”都成为犯罪的臺湾式政府。所谓共产党有亡党之忧，是指大趋势而言，冷兵器时代农民起义的政权更迭方式对于掌握海陆空立体作战优势的中共集团，早就不实用了。但并不等于说中共真的会万寿无疆，当中国人的民主质素达到壹定程度，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再继续忍受专制时，中国才会走进民权社会。

　　极权制度

　　从中央、省、地市、县、乡，中共政权共有五级政权机构，如果把已经行政化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算进去，共有五级半行政体机构。再加上每壹级都有党务系统，共有几千万党员干部。中国是世界上官员最多的国家，每壹级政权都要设置对应上壹级管理机构的部门，各级都有五套班子，条块分割，叠床架屋，人浮于事，所以官员之外还要雇用大批的临时人员，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国壹名法官每年审理900多起案件，中国法官壹年只办20来件案子，属于世界上最悠闲的法官，所以才有那么多“三盲院长”，利用大把时间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庞大的党政体系中乡镇干部占了很大壹部分，这么多名义上是吃皇粮的，实际上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很少，到了县及以下的基层政权，除了贫困县几乎没什么中央财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体制，但财政上是上下分灶吃饭，县乡财政靠自筹资金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夺，农业税取消了，乡镇财源註意力转向了升值的农民土地，频繁出现的抢地大战，发展到军警开枪杀人的地步。征地比农业税更加重了农民痛苦。社会越到基层越黑暗，基层政府官员几乎无任何顾忌，裙带和利益的盘根错节，形成庞大的豪强集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政权黑社会化的基础。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三级政府机构，最多也只有四级，美国与中国壹样大，也只有联邦、州、县市三级，在州政府以下，不论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国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壹切由选民决定，直接选举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础，由于地方官员任期只有2-3年，所以选举是壹个经常进行的工作。政府决策过程充分贯彻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公正原则、保护少数原则。多数必须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况下的多数，而对少数的保护程度则是出于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执政时必需遵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决策的公开透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日本有壹亿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县与市钉村三级。中华民国也是三级，《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省、县实行自治。中共建政后不准地方实行真正的自治，为了严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乡镇两个行政层级，层级壹多，干部也多，壹个县衙门要挂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统都有大队人马，壹个正职另配几个甚至十几个副职，壹个县供养着几千或几万个要吃要喝的干部，又不创造财富，恶化成社会的肿瘤。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每年仅公款出国、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三项，壹年无端耗费掉上万亿元，人民怎么能不贫穷。中共为何将中国分割成这么多条块，就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会每壹个细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员虽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维持中共统治的是党务系统，党的系统不存在效率问题，因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是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和生命线，这这个问题上，全党上下是自动保持壹致的，党权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证。这比皇权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更为严密，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对乡村民间社会采取自治的办法，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设政权机构，壹个县衙门的官与吏不过几十人，壹个知县掌管全局，没有什么书记掺杂，更无壹大堆白吃饭的副职和数不清的局委科室办。有人认为“皇权不下县”纯属无稽之谈，理由是县以下还有“乡官系统”和“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是县以下无常设政府机构，历代如此，至于壹些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和官员，并不能改变县以下无皇家政权的史实。但这不等于说皇帝对乡村没有管理，农民可以随意诅咒皇帝而无人理会。乡村的“什伍编制”既是壹种准军事组织，又出于保境安民的需要，与现在的乡镇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设置。解释为皇权的延伸也无不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级政权。鉴于现代国家之公民社会的性质，温铁军先生概括的五个字：“国权不下县”。秦晖教授则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撤销乡镇”，实行“县政、乡派、村治”，或推行“乡镇自治”。这引起许多人的不快，因为意味着许多基层官员会失掉饭碗，意味着庞大的食利集团必须退出肥沃滋润的地方。问题还在于壹级政权取消了，乡村自治，党权也就随之弱化了，入党缺少做官敛财的途径，共产党在基层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乡村壹级都要设立党组织，就是为了干预村级行政。失去对行政权力控制的党权，党就成为无人恐惧的象征。按说这也算不上大进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条规定：“县实行县自治。”壹改中央集权为地方省县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统，撤销乡镇政权仍离省县自治相去甚远。毛泽东统治时，中央也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但中国仍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连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假的，就是因为党权大于行政权力。中共政权是极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央虽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权力给地方，是因为壹切行政权由中央统起来成本太高，不划算，也不能表明中国有壹定的地方自治。党务系统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中央对末稍的控制未有丝毫松动，独立于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有了党务微循环系统，党中央的全国决策都能迅速下达到地方任何壹级。改革以来的中央集权是有些弱化，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国务院的权力被边缘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贯彻，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同地方的关系依然是利益共同体关系。国务院决策要壹级壹级贯彻，效力逐渐衰减，党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发到基层党支部，政府政策与党的决策，两者的政治风险不同，这壹点是每个体制内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规模消耗巨量的社会财富，为了维持自身的消费，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钱，而不是服务，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价值就是食利。地级市也是扰民的祸根，截止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为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形成中国特有的市管县体系。它构成了宏观纵向体制的基本权力结构，这是壹级纯食利型政府，因为它介于省与县之间，只有辖区，自身没有土地，其机构设置与管理职能与省和县级政府重復。其食利性质突出表现为这壹庞大群体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个地区级消耗10亿元财政资金计，每年就要无端耗费3330亿元。河南省是中国人口第壹大省，有上亿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级市信阳为例，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信阳市财政收入虽由8.4亿元增长到12.2亿元，但同期的财政支出也由15.37亿元猛增到40亿元，使地方财政资金缺口扩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设市”后，全市财政供养人员由当时的18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5万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长期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变化纯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来地区壹级设行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而非壹级政府，地改市则意味着地区行署由虚变实和编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办又创造出大量职位，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增加的官员要吃喝玩乐，各部门壹门心思搞钱，加重了农村和企业负担。为了彰显“政绩”，所有的地级城市都力争成为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它们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将抢夺县区的土地和资源，在“发展”、“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趋同化范式下，地级城市无壹不落入以房地产开发为城市建设的套路，全然不顾及地理因素和人类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负”政府与“精细计算”开发商的共同构建的圈钱大潮中，构成壹幅幅没有历史记忆却极为标准化的、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的暴发户图景。

　　事实证明，行政组织每多出壹个层次，信息的失真率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农民有所谓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说法的原因。市管县体系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壹个中间层级，省县之间权力被层层截留，信息沟通受到阻滞，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当今社会早已不合时宜。本来建立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带动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促进城乡壹体化，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与愿违，市管县变成市盘剥县，财富向市裏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员手中，供他们花费，而不是市拿出钱来帮助乡村建设。在壹些贫困地区，政府连自己吃饭都成难题，但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架构和地级市门面，除了向县裏搜刮，更无可能拿出钱来资助民间致富。市管县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道路。有批评者认为：“市领导县体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但在克服旧的地市矛盾的同时，出现了更加尖锐的市县、市（市辖）区、区县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级市管辖范围内其他县级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级，还要领导所辖县的工作，结果往往是削弱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根据对市带县体制影响辖县经济的壹份问卷调查中显示，19％的县认为市带县对辖县经济发展“利大于弊”，25％的县认为“弊大于利”，另外56％的县则认为“利弊参半”。在调查走访的20多个市辖县中，70％左右的县都抱怨市裏“啃县”、“刮县”、“卡县”。现在实行市领导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即将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撤销同名县级市并设置壹个或几个市辖区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壹套行政机构，地改市则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壹个地区改为市，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来了。五套班子就是：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规定，地区党政机构控制在30个左右，编制900人左右，辖县少的地区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级市机构控制在50个左右，编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着编制翻番，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编制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党政机构就象不断滚动的雪球，不动还好，壹动就顺势滚大了。[9] 2009年，中央壹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财政部又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要求“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由于涉及削弱市级壹层官员的既得利益，试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几年社会动荡加剧，群体事件急增，大部分发生在县壹级，威胁到政治稳定，中央急于推出“省直管县”，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加强对县的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县乡政府机构和人员随之自我膨胀。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现在壹个中等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壹个普通县的编制人数。乡镇党委和政府经历了向科层组织发展的过程，内设机构不断细化。原来为1人的党委委员、干事、助理员，分别演化为相应的部、委、办（所、站）等部门，乡镇还彷照上级政权组织增设了人大、政协、纪检等机构。这些人员往往是通过私人关系的利益交换原则而进入乡级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倾向严重，对于乡村管理和市场经济，多且无用，对于利益集团却是滚滚财源，已经异化为纯粹的食利阶层。丧失了管理职能，使所谓“吃饭财政”，“负债财政”，贷款借债发工资，成为普遍现象。乡镇要保证自身生存，就需要庞大的财政来源，财政不够就靠借债运行。在广东，欠债几千万元的乡镇比比皆是，多的达上亿元，乡镇债务在全国有数万亿元之多。税收取之民，用之于民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民生建设落后，形成“地方政府失灵”现象。由于与农民矛盾越来越突出，县乡政府官员及依附人员便以黑恶化手段执政，成了麻烦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基层政权成为掠夺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职能的反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壹句着名的口号：“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现在县乡干部的话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权，拆房牵牛，逼死人命，比英国女王的权力还大，比旧时代的封建诸侯还要无法无天。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壹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壹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这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皇权当然对乡村有影响力，但那是税赋和兵源的关系，只要不挑战皇权，其余的便由乡民自行管理，与共产党包揽壹切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个层次，共产党之所以极力反对乡镇自治，其道理也就在这裏。皇权对乡村是非政权形式的间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图制和社制，明朝实行裏甲制和粮长制，清代实行保甲制和门牌制等，都有壹套编织有序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今天的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功能是为了有效控制基层，却不能认作是壹级政府机构，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质。因为共产党主要靠它无孔不入的党支部来掌控末稍，实现中央集权，没有必要设置这壹级政权机构，有党组织就够了。为什么中共实行五级半政权结构，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扩大体制规模，增加体制内官员数量，以庞大的党政官员、公务员及相关依附人员来作为政权的基础力量，这部分人必须保持足够的数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据地时，就采取乡（市）、区、县、省四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结构。学者的小政府大社会提议恰恰违反了这壹严密控制民间社会的原则，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权运转正常，每壹级政府都不会有改革的动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种精减或缩小政府的动议。我们只能看到壹些学术机构研究行政体制的弊端，呼吁改革，而各级政府却根本不予理睬。对民众来说，庞大的政府机构自然是无用的食利集团，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极为强大，众人皆想进入这个集团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务员考试都吸引无数的人参加，甚至达到几千比壹的录取比例，不是他们拼命要为人民服务，而是希望得到壹个保险又体面的职务，获取寻租资格。政府越腐败，灰色收入越多，引诱力越大，政权的基础就越稳固。这看起来荒唐，却是中共政权于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试想，若政府规模太小，壹个县仅有几十个官员，又怎能无孔不入地管治民众呢？

　　中共集权的特点就是政权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底层越大，上层越稳。美国不是这样，州县政府并不由联邦任命的下属机构，各级政府只对各自地区的选民负责，联邦政府管理整个国家也无权对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权。支持美国强大的是保障民权的地方自治，联邦政府不需要通过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政府的强大是体现民众的自由意誌，不是垄断权力。这是集权政府与民治政府的根本区别，集权政府什么事都要管，于是不断增加官员，扩大权力阶层；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间自治，大部分事分给社会团体去做，机构不需要很多。中国虽说自古行中央集权，但是政府机构也还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兵、刑、礼、工）。庙少和尚自然会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个大唐帝国的京都——壹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明朝官职有所增加，越到后期越是膨胀，另外还有厂卫系统，类似于现在监视控制人民的党务和国安系统，到明世宗时，壹次就裁撤锦衣卫3万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还是比不上现在的官员泛滥如蝗灾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间，全国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国土。到清末光绪年间共有知府180多人，知县1300多人，办理4亿人口之政务，从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员不过25000人。中央政权机关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等构成，下设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粮的官员，还有壹部分自理口粮靠捐纳购买的记名候补官员，候补不上就壹辈子做能穿官服的闲人。晚清虽然腐败，但从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毕，无人敢于懈怠政事。古时候当官收入不多，主要是荣誉地位和忠君报国情操，王安石食衣俭朴，嶽飞受害，抄家壹无所得，壹堆破书而已。袁崇焕辞官时，回乡的路费也不够。不似现在的所谓“公务员”，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荧屏报头，香车美女，赛过活神仙。壹个小小乡镇长，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几千万元公款去澳门豪赌，这类渣滓聚集成为新壹代的乡村恶霸。民国初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省行政公署办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设总务处与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个司，全署编制不得超过60人。到1990年，省级政府的工作机构平均为69个，人员编制多达几千人，有的省甚至上万人。1991年底，中国1个省级单位平均领导11.3个地级单位，1个地级单位仅领导8.4个县级单位，管理跨度小，导致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当官是中国人持续了几千年的热情，代表着人生的最高价值。中共就是利用这壹点以笼络人心，不断增加机构人员，巩固政权金字塔。所以，官场总是供不应求，跑官卖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国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国的长官比例也为全球之最，县以上政权机构都有五套领导班子，壹个市长就有9个副市长，其余的党务人大政协纪委也壹样臃肿庞大。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 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市，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也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壹名议长，壹名副议长。以中共地级市辽宁铁岭市为例，其人口300万，GDP仅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壹、是纽约的六分之壹，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壹点八。但是铁岭的“市领导”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有41名之多。从市中共党委正、副书记，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长及他们的秘书长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协的正、副主席。这还不算多的，有的贫困县，所谓领导班子更为庞大。贵州省赫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竟有12名副县长。因此中共的“官灾”，比“蝗灾”面积广，更时间长久，比中国所有自然灾害加在壹起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须受宪法保障，中共的宪法没多大的分析价值，因为中共是以党的意誌治国，以政策治国，写在纸上法律连它自己也不当回事，各种公民权利和地方权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宪法（第壹部是割据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例，通篇充斥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战争罪犯”、“镇压壹切反革命活动”、“人民公敌”、“严厉的制裁”、“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各级政权机关壹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壹类充满政治偏见和杀气腾腾的词语，不象是全体公民的宪法，倒象是壹部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和讨伐敌人的战斗檄文，正是这部专政机器的说明书。后来的宪法也承袭了这种风格，在序言中以教科书的形式宣扬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宣示其天然领导权的合法性和专政镇压的性质不变。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须维护壹党天下，壹党管制天下的每壹个地方，这是底线，而中国改革的前途就在于取消壹党制，扩大民间权利。维持党管行政的集权体制，就没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机构改革搞了多年，没有解决任何行政体制弊端，也决非某位青天所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壹些立誌于改革的县乡官员来说，在改革中将失去某种利益的公共权力依附人员是改革的阻碍力量。在既得利益阶层和分利集团面前，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的力量就显得太淼小了。就拿壹个乡来说，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权力寻租人员，队伍壹年比壹年壮大，从总体上来说壹个乡书记根本无法抗拒。决定乡书记是否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不是普通农民，而是乡裏的干部、教师们的舆论和评价，他们不但掌握着话语权和更多的评价机会，而且他们更有能力和关系渠道向上级施加影响。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与某副县长或某局长有亲戚或金钱关系，壹个小小的乡书记恐怕奈何他们不得。更多的时候，县乡官员自身及亲属朋友已经成为分利集团的主体，单靠某个书记要改革，要去改变整个利益分配机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推行改革的结果是被迫辞职；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壹松拒收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结果大量的恐吓、侮辱接踵而来，有人扬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难安”，最后夏壹松仅当了180天的利辛县委书记就被调离。由此可见，个别县乡官员壹旦成为乡村改革的现实动力，而又缺少来自上面的支持，就会很快被扼杀或排挤，出现逆向淘汰的现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县乡机构、人员膨胀、县乡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始动因。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帕金森在分析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数量成正比，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增加机构。对于壹个不称职的官员来说，他可能有三条出路，壹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壹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手。对于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壹条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壹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则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不称职的行政首长壹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闻名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心县，部分干部违法乱纪，大量超编进人，致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吃“皇粮”的人数畸形膨胀。冗员吃空了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在这个仅有33万人口的贫困县裏，吃“皇粮”者高达1.1万人，全县超编人员高达2800多人。由于工资支出预算由上级部门制定，乡镇财政没有任何减低这部分预算的积极性，精简人员实际上意味着放弃这部分预算拨款。由此可见，县乡官场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这种情况对乡村改革的进程会产生负面影响。[10] 即使有了上级支持和称职的领导也无济于事，依然是个人力量挑战体制权威，仍然是局部性的变化，连改革的层次都谈不上。国家权力的垂直化体系决定了各级政府权力都被切分，不能独立改变体制弊病。党务系统也是这样，党的政策由中央决定，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没有政策上的自主权。这种体制产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这不是仅凭个人改良决心而能解决的。朱镕基贵为总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说敢干，在全面贪腐的大环境下，他无丝毫力量撼动极权体制，无法改变机构臃肿的毛病，更无权改变党的专制。现在撤并壹些乡而增强地区壹级的做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实行乡村自治，乡便脱离行政体制，由乡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员数量不是核心问题。乡村自治应以乡为主，村则太小，乡镇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区域，教育卫生和集市贸易都集中在乡镇壹级，实行自治才有实际意义。从魏晋到明清，行政系统壹直没有延伸到县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建立了区、乡两级派出机构，不是壹级政权。按照当时的设想，区、乡经费不是取自传统的国税，而是靠自筹经费来维持；区、乡负责人也不属于公务员，因此自治组织与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区别。撤并机构必须先从减少层级开始，再减少政府权限，各级官员就都减下来了。乡镇官员最高为科级，地市为厅级，厅局处科级官员成堆，级别越大，供养成本越高，只减小官，不动大官，更强化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这跟城市限制汽车行驶，不敢动奔驰奥迪等大排量富豪车，总是从夏利奥托之类小排量百姓车开刀壹样不公平。地区是省与县的中间层次，多为较大城市，最先撤销的应该是地市管县体制，市由省辖，市不能再盘剥县，县对市无供养责任，县也归省管，县以下为乡村自治，除了县级正常税赋，无供养冗员之责任。以县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就活了起来，省支持贫困县不再经中间环节盘剥。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县改区的地级市应壹并归省辖制，与县互不隶属，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强县也可整合数县为市，县改为城区，统壹归省管辖。县制在中国目前（以及历史上）作为基层政权单位的重要性是：县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性政治实体的基层政权建构，乡镇远不具备这样的综合性特征。县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历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败在县壹级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弥漫性规模，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这壹级权力既相对远离中央政权的监控，又相对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败政治环境下，可直接通过乡镇政权鱼肉乡民。过去，相当于地区壹级的州府是交通资讯落后时代的产物，现在再保留这个中间层次，还要增加壹级税收，只会有负面意义。 1997年到2001年，全国乡镇总数减少了4528个，其中乡减少了5681个，镇增加1153个。到2002年7月，全国乡镇数共为39715个，其中建制镇为20374个，比改革开放初的2176个增长了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由52534个下降为19341个，乡镇数量之比首次出现建制镇超过乡数，分别是总数的48.7％和51.3％。撤乡并镇虽减少了数量，而职能并没有实际性的改变。壹些地方借撤并之机大兴土木建设，乡镇干部私分公有财物，通过大举借债消费等加重了农村乡镇政府的债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被壹些干部和群众称之为“灾难”。应该撤销乡壹级政权，而不是削减数量，已城市化的大镇可考虑保留壹些，变为市。最好是连地区壹级也撤掉，中国之所以官员泛滥成灾，这两级就占了很大部分。现在的交通和通讯发达，壹个县的直径以五十公裏计算，县城到乡下不过个把小时车程，从省城到边远县城高速公路最多几个小时。古人传递公文，驿站快马跑几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与今日根本不在壹个层面，清朝版图比现在还大壹半，并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骑驴看唱本，现在三菱越野车，古人治理乡村都无需另设乡镇衙门，白养壹大帮闲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信息时代壹个电话即解决问题，政府无需过多干预社会，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降低执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乡壹级政权，中国很多的坏事就是乡村恶霸们干出来的。他们离农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权力，却无服务乡梓的热情。因为乡村是名义上的村级自治，农民无权过问乡政管理，只要县上有人做后臺，便巧取豪夺，吃拿卡要，负债消费，圈占土地，无恶不作。就乡镇政府本身来说，它能做的事也极少，在农业税费减除的现实下，已经没有了收取额外税费的法律空间，收上来的钱能够政府自己用就不错了。乡镇政府不但不能服务于乡梓，由于自身需求，逐步变为千方百计为自己搞钱的机构。“以支定收”是壹条乡镇财政运作的“潜规则”，它需要花多少钱，就想方设法搞多少钱，因乡镇人大的作用图有虚名，乡镇财政运作的透明度极低。用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只能发挥计划生育之类的作用，对繁荣乡村并无意义。再说，乡镇政府作为由县级组织任命的下壹级组织，只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根本没有与上级讨价还价的地位，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还肢解了乡镇的权力和财政。这样壹来，乡镇党政不但不能成为壹级责权利相统壹的政府，还由于它的决策权甚至相当壹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手中，它成了县级政府事实上的派出机构，主要执行县级政府的指令。乡镇党政正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压力，乡镇党政不能再简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乡村；二是自上而下的旧干部任命体制的压力，这方面既有硬性任务指标的压力，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的压力。乡镇党政要想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和事佬也没有余地，站在哪壹边都将使自身陷入困境。乡镇政府在两难时，只能选择向上负责，从而加重与农民的对立。打个比方，乡镇政权是壹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迟早以割除为妙。越是贫困的地区情况越糟，是最大的社会累赘和动乱隐患。富裕地区也同样可恶，广东不少乡镇政府，花几千万上亿元建政府大楼，修豪华气派的广场，巨额资金花在毫无效益的面子工程上。这么多闲钱宁愿摆阔斗富，耀武扬威，也不去改善农民生活，不用来办义务教育，充分显示乡级政权的多余和荒唐。东莞有壹镇长，五年间竟然去澳门赌场输掉9000多万元公款。区区壹个镇长是中共行政体系中最小的官员，尚如此丧心病狂，整个乡镇体制存在的价值就十分明白了。

名义公有实质党有的伪公有制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说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与国有制是中共建立的党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会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共定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文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认同马克思的自由观与民主理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批判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中共定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正文

　　马克思曾经认为自己发现了壹个真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他曾经的办法是用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的国家所有产权制度，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应该说这是极具理想主义的，既要保持阶级镇压，又要维持社会公平，当执政者掌管全部国民财产时，必须保持圣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也应该象圣徒壹样，无怨无悔，忘我工作，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国家统治者还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领，精确细微地发现每壹个问题，制定周密的国民经济计划，让经济运行恰到好处，让人民普遍受益，圣人圣徒壹起建设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马克思没有详尽的论述，但在阶级镇压体制下，剥夺壹部分人的权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从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为医治人类社会的弊病所开出的药方。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理论实践，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孙们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了。 中共实行的公有制分为两种：壹是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称作国家所有制；二是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归参与集体劳动的劳动者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分别由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各级政府及城市街道或乡村自治组织实施。待到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标准，反而演变为全面贪腐的官僚体制。所谓全民所有制，在全民无权用选票委托代理人参与资产管理时，就只能是壹种空洞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无非公有制掩盖下的党有制而已。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同时又是全民资产的管理者，掌控着国家经济活动的壹切方面，它营造着壹个无处不在又毫无制约的活动空间。中共通过“党管干部”原则控制政府及官员，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防止党政官员贪汙和滥用职权，壹切贪汙案件都要先经过纪委的审查，经过同级或上级党委书记决定后，方能交给司法部门审理。这就形成国有资产经营者只对书记负责就够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全民资产的党有化便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制约人性贪婪的办法是有效监督，是权力的制衡，无人可以监督共产党，贪婪之人性失去制约，就象人体的防癌基因缺损壹样，贪腐文化便如癌细胞般迅速扩散于整个社会。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否定了欧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为资本收归无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剥削问题，却没料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迅速成为最凶恶最残酷的剥削阶级，又堕落为侵吞全民资产的血口巨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诱使人们走向了邪路，以为靠新型专政取代市场规则，便可壹劳永逸地解除人类的苦难，却不料成为人类史上最大悲剧的始作俑者，也实在是人类社会的悲哀。人类社会不经过共产主义的失败试验，还以为马克思主义真是好东西呢。 其悲哀还在于公有制并不能为公众谋福利，因为公有财产无论多寡，都要首先满足专政机器的运作需求，这套系统极其庞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社会财富再多，放在国家这口大锅裏就显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资产壹旦超过家庭消费需求，财富就变为壹组数字，壹个成功的标签，壹种死后带不去反而会贻害子孙的祸患。钱多到花不完了，赚钱的意义也会转化为社会责任，升华为壹种社会服务意识，如何反馈于社会便成为壹种当然的选择，否则便有攫取不义之财之嫌，落下为人垢病的为富不仁形象。过去富人捐资助学或修桥补路，就是壹种回馈乡梓之情，死后带不进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声。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将个人资产的绝大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全部留给子孙，体现高尚情操。美国富人普遍有捐赠社会的热心，说明私有制度的优越性，与腐蚀社会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公有制度下，个人财产多为隐性财富，见不得阳光，贪汙八千万没事，捐出壹百万就壹定会招来麻烦，让人置疑财富的来源。所以我们很少听说中共领导人有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仅邓小平有过几千块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乱坠。邓为什么不捐出百万大单呢？不是没有钱，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私有资产大部分以股份形式运作，也是壹种自愿组合的社会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资本拥有者。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同了，资产所有者的“全民”因无投票权处于缺位状态，全民资产实际是在党政官员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却自行将几百亿美元之多的国民财富，以输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给了外国共产党小兄弟们。现在也壹样，为了召开“非洲高层论坛”会议，壹口气免除了非洲壹百亿美元的债务，而免除公民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总是舍不得，要号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锅裏，都是有权的捞得多，没人关心留给民众应该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虚伪。私有体制下，国家肯定要考虑自已国民的需求，不会将财产先送给不相干的人，否则就是乱用纳税人的钱，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会，作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员不开仓放赈和免除赋税，看着饥民饿死也是不可思议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和税赋来源，是维系国脉的需要，若引起饥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泽东的共产党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与民众个人无税赋关系，全部资产归公，剩余价值便掌握在官员手中，饿死人可以省下口粮，并不是件值得惊慌失措的事。农民的死活纯粹是壹种心理压力，所以说有良心的彭德怀大跃进中忧心忡忡，而大多数党政高层人物并不放在心上，照样开会跳舞。刘少奇也无非说了句“这是将来要上史书的”，未谈及饿死人对中共政权有什么现实的损失。只要神经足够坚硬，完全可以渡过危机，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执政者的危机。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写的诗词依旧豪情满怀，丝毫看不出有自责之心或心绪沉重的样子：“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华儿女多奇誌”、“芙蓉国裏尽朝晖”、“无限风光在险峰”、“只缘妖雾又重来”、“犹有花枝俏”、“冻死苍蝇未足奇”、“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诗言誌，在毛看来，大跃进的问题与成绩相比，最多是壹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种处变不惊又安若泰山的“伟大精神”，就是缘于全民资产归共产党所有带来的莫大好处。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问题，公有制度对个体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极端漠视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壹种由税赋形成的契约关系，政府是资产所有者，又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者，民众数量多少不影响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几十万人逃到苏联，毛泽东知道之后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嘛!”[1] 这要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没有人民，政府便无法支持。刘备逃离新野，带着十余万百姓，后有追兵，步履艰难，仍不能离弃人民。因为有了人民才有税赋和兵源，才有统治者生存的基础，否则就是壹帮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口太多，死掉几千万显不出来，逃掉几十万也就连个眉头也不用皱壹下。现在农民不用交税了，却未必壹定是好事，在无税赋关系的体制下，农民对政府来说是多余的负担，权益更难得到政府关註。所以农民工进城受尽老板的压榨剥削，连最低工资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对农民只有补贴而无税收，在劳资争端中其执政天平自然会倒向税收来源的资方。西方国家即以个人所得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人民用纳税方式购买政府的服务，形成理直气壮的契约关系。政府靠纳税人养活，不光靠资本家生存，劳动者是大多数，无投票权不纳税的意识也深入人心，在纳税与投票两方面的制约下，政府不为民众办事是不能被纳税人允许的。中共的经济改革放松了对对私人资本的管制，允许非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变单壹公有制为国有与民营的双轨制模式。但由于中共对国家权力和民生命脉的双重垄断，使得政府的权力市场化，制造了空前的寻租机会，也制造了空前腐败的社会。

　　腐败之源

　　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 极权体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终通往无可救药的归宿。在各种社会危机中，腐败是最大的问题，中共执政以来，从未建起壹个既高效又廉洁的行政系统。过去之所以比较廉洁，壹是中共以打倒国民党腐败政府为号召，执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会财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那时政治挂帅，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天天讲，民间又极其贫困，政府没有大规模腐败的资源，加上对领袖和革命的神化宣传，民众总以为中共比起历代政府来要廉洁得多。其实这只是壹种片面宣传而成的影象，中共执政集团的腐败并不为人所知，在中国人饿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进口奢侈品，供高层领导享受。毛泽东爱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进口货。与现在朝鲜用外汇进口首饰酒类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层统治集团享受、而不顾上百万人饿死没有两样。同样是农民战争起家的西汉政权，廉洁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刘邦马上得天下，壹生忙于征战，不得休息，萧何营造未央宫，刘邦见宫阙甚壮，怒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3] 秦末汉初，长安毁于战火，建造宫殿顺理成章，刘邦虽已为帝，总还有些布衣本色。与民休息是汉朝治国之策，到了文帝时，更为节俭，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他想修个露臺，听说要花费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为？”立即作罢。“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4] 文帝还裁撤大部分宫女，释其归家。贞观二年，大臣上奏说，依《礼记》所言，夏季最后壹个月，可以住进高楼，今宫中低下潮湿，皇帝应该建壹座楼阁来居住。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臺，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恳请再三，太宗坚不允之。[5] 后代明君修身治国，无不以汉文帝与唐太宗为镜，节惜民生物力，毛泽东就差多了，到处在风景区建行宫别墅还嫌不够，竟然主动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给自己造别墅。中共诸侯们也从不放过享乐机会，还在延安的山沟裏，就已是舞会宴请不断，美女作伴，唱戏听歌，好不快哉。壹位当时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记述了中共高层壹次宴会的精彩盛况，十分传神：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鲜……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壹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壹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壹根接着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国古代执掌刑法的官员，借以比喻握有肃反大权的康生。康生的宴会不容易比过正宗的满清帝王，大清帝后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两银子。逊帝溥仪丢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气派，壹声“传膳！”无论早晚，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下面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谱： 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羊肉片川小萝蔔/鸭条熘海参/鸭丁熘葛仙米/烧茨菰/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跶丝/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勒/烹白内…… 皇帝壹日两餐，早膳即是午餐，从规模上看，延安土皇帝与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无几。民国年代皇帝已不象过去那么摆谱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这多菜。延安尽管挖来溥仪的大内厨师，若想搞出满汉全席也不容易，因为普通干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黑豆是驴用食品，自古当兵吃粮，到了与驴争食的地步，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物资太缺乏了，靠农民的小米或苏联的卢布总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鸦片走私贸易发展起来，才满足了旺盛的需求，条件大为改善，大灶也能吃到四菜壹汤了。毛吃海参时的专註神情，可以看出这等层次的宴会不是天天有的，最穷困的时候，党中央只能保证毛主席每天壹只鸡。后来美军观察组进驻请安，也经常宴请中共领袖，带去不少洋酒。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蒋委员长于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本人就从不饮酒，也不爱喝茶，抗战时期，国家穷困，即使是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常是吃不饱饭。毛泽东有诗道：“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重庆虽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远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产党最喜欢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尤其在供应紧缺年代，因为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队式的供给制，本属于大家的东西集中到军头将脑手中，由他们来分配，领导自然先满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服装供应制度也分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保健、保卫也按等级享受不同待遇，老干部连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权，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别待遇。各主要机关首长可吃小灶，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壹元，是大灶标准的三四倍。引起了众多议论后，边区政府财政厅又加设了壹个中灶待遇，把原定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10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的部长、科长5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如文教、医务、机要、通讯等）8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除此之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在内部出臺了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还可享受“特别保健”。按常理，共产党内部的等级差别并不比国民党政府中的差别更大，但共产党人标榜为共产主义者，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这种差别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级制形成的差别越来越大，条件好的地区，小灶标准超出大灶几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灶待遇标准由国家文件明确规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正副首长委员以上，和省委级以上的正副秘书长及其他与以上各职同级人员。2.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及政务院所属部、会、院、署、行办公厅正副主任、正副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司辖处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长、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长、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区直属市正副市长以上及其他与以上同级人员。5.各省正副厅长、正副专员、各市（等于省的）正副局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者。6.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十五年以上者。7.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严重残害，如受严刑及屡次作战负伤等，因而影响健康，现在中央机关科长级，地方机关县长级以上人员。8.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五年以上之妇女干部，曾任中央机关科长级、地方机关县长级工作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的范围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八年以上者。2.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的干部，及期满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3.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八年以上者。[7] 随后政务院依据灶别来统壹制定的工资标准，扩大等级系数，其最高和最低之差达折算成小米竟达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后来经数次改动，差别也总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北京地区最高工资（加物价津贴16％）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这是依照苏联经验，但比之苏联的差别还是小许多，因为物质条件无法与苏联相比。共产党名义上实行共产主义，实践上又反对平均主义，在具体政策方面反而强化了封建等级观念，构成“新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外国共产党反政府组织也享受同样的差别待遇，毛泽东在输出革命的同时，也输出着中共的三类九等制度。当年设在湖南益阳山区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秘密广播电臺（马来亚革命之声），总共不过80来人，却也引入中共等级森严的大中小灶制度，伙食费按级别分30、60、90元三等，这按当时中国的工资水平是相当高的待遇。[8] 差别不光体现在工资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据这种等级差别，并扩大到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寺院及僧侣都有行政级别。生活待遇也极为细化，大到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配备，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标准，小到洗澡时处长以上干部洗盆塘，壹般干部及勤工人员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规章的形式颁发。只有封建制度才会有严格的等级差序，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后，革命的风险系数大为降低，进入共产党干部体制以追求等级待遇成为人们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唯壹途径。不断强化行政等级差序的特权制度，服务于专制体制，是迎合人们牟利动机和巩固政权的最好办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观。被共产党诅咒的国民政府，最高与最低的工薪差别也只有10上下倍，认为国民党政府“存在着平均主义工资率”，不能刺激积极性。杨奎松写道：“战后国民政府文官的薪给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外，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虽然只是30个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标准7个级别，但每级的相差数扩大许多。以每壹级的最低档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之比例，更达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当于国民政府总统和五院院长级别的主席、总理、委员长级，最高级与最低级之差也达到26∶1之数，仍高出许多。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给标准，确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资标准还略显平均。”[9] 于是共产党大力破除国民党时代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的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壹面主张共产主义道德，提倡艰苦奋斗；壹面批判平均主义思想，让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共产党怎么说都有理。美国总统的年薪比壹个普通工人也不过多出数倍而已，克林顿在职时年薪仅为10多万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为5万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强化等级观念，与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产革命宣传相去甚远，也揭示了共产革命的实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下来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斗争，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看来，平均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遇到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嘲笑国民党的县长，每月拿着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汙、刮地皮，压迫老百姓。而共产党的县长、区长、乡长们，每月2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边区政府的县长这样的廉洁、这样的民主、这样的帮助老百姓的。待到共产党夺取了天下，干脆将全民的财产共到共产党手裏，其贪汙刮地皮更为血腥。经济开放之后，没包养情妇的县乡干部绝无仅有，共产党不仅等级森严，贫富悬殊，而且与人民群众基本隔离，吃的东西也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由特供基地专门生产的无毒无害食品，市场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们肚子裏。政府及领导住处警备森严，如临大敌，平头百姓严禁入内。我们常听到外国首脑被刺的消息，中共领导人从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自称是人民勤务员的中共官员，却自动与民众隔绝开来，例行的视察民情，无非前呼后拥的做秀而已。当年陈永贵壹当上省级领导，下田干活跟着警卫员，搞得老陈很不自在，领导种田，警卫员闲着，硬是给撵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和威严的官僚集团，不仅是中共，凡是共产国家，都是这种格局，无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会主义。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干部吃大、中灶，中委吃小灶。大灶标准为县团级以下待遇，军队团级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壹菜壹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壹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壹汤。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保证毛泽东每天有鸡吃。陈云在解释别人的疑问时说：“……同誌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壹个革命同誌壹样，毛主席吃鸡也是壹种革命任务。”[10] 在等级社会中，人的地位高低也决定着生命价值的贵贱，在家裏好东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况君臣之间。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甚至引进了荷兰奶牛，专供高层领导鲜奶。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形成毛泽东为中心的等级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标誌着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代宣告结束，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已被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笼罩。其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下确保对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尽管妳学贯中西，名满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枪杆子的大老粗吃香。让知识分子在等级制度下降低人格尊严，争相献媚以换取个人幸福。在任何壹种专制体制下，等级秩序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有界线分明的贵族和贱民阶层，它涉及到政权和道德的稳固，便于对臣民的统治，也会消减社会上对于不公平现象的怨气。这在壹个农民社会裏是非常关键的，人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寻找贵贱原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不去追问制度缺陷及权利归属。当时元老级人物王若飞不吃香，王实味资历浅供职于马列学院，同是中灶待遇。后来王实味写批评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灶就吃不上了。所以，这个等级制度壹经建立，立即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普遍欢迎，满足了他们打天下后坐天下的愿望，自视为革命功臣，终于从贱民上升为贵族了。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高级文职干部，原本就是党内贵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级制的影响而欣然接受。从此，毛氏王朝统治下的臣民，都是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壹切行动听指挥，妳不需有头脑，妳只是壹颗镙丝钉，有热情就足够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思想式的军事共产主义，青壮年都是民兵，吹号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枪架在田裏，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费聚餐，壹幅军事共产主义的经典画面。列宁执政之初，就实行过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军队化更是毛时代的治国方式。军队等级森严，官大壹级压死人，壹个人无论出身地位，从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军事化的各级机构按照级别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则就是不得越位。军队与地方划分为科营级、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壹直到中央，军队级别与行政级别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庙是处级单位的，主持就是处级喇嘛，享受县团级待遇，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壹级，就是副省军级喇嘛了，班禅喇嘛是国家领导人序列，比照级别应该是中央军委副职壹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屯垦性质，主要任务就是种田，从师部到连队全是军队编制。文革时企业也按军队编制，照级别排序，分公司机关叫团部，下面是营连排，总公司是师壹级，总经理后来退居二线，也给了个省辖市政协副主席养老，若贬到县政协，壹定是犯错误降了级。文革时学校也实行过军事化管理，连排班齐全，直到现在的中学大学都要实行入前军训，就是军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脉。 中共建政之初物资匮乏，中央领导阶层名义上采取工资制，实际还是特殊供应，很多方面是免费的。比如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黄豆”三个级别，中央高层居最高的“肉蛋”类，工人是不入级别的棒子面煳煳类，农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类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团，以供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跳舞伺寝之需，延续从延安养成的跳舞习惯，那时舞会是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壹项重要内容。彭德怀斥之为“选妃子”，时值彭老总在朝鲜苦战，气得对浦安修发牢骚：“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也实在让人寒心，前线“最可爱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与吃加热罐头钻鸭绒睡袋的美国大兵决战，后方亲爱的领袖居然搂着可爱的美女，软玉温香，长夜当歌，被翻红浪。1957年，彭德怀怒气冲冲，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毛是“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和汪东兴不干好事。[11] 毛无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团，改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办法，向北京党政军各文工团调用舞女，直跳到文革开始。美女对中央首长的各项服务都是免费和敞开供应的，自然不用首长个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纵，老来干劲十足，常让他的宫女们研读“素女经”，宫女的工资由中央政府列支。彭节俭耿直和不喜拉帮结伙的秉性反衬出旁边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全国上下，唯有彭老总不称主席，还是叫老毛，不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反对给毛在各地建别墅。在毛的众多大臣中，仅有他敢在毛睡觉的时候闯进去，惊了大驾，不顾君臣名份。延安时的作家王实味，看到专为首长开舞会，演出京剧，大为不满，前方日寇猖狂，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评论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讥讽这种状况。有壹次他还对俱乐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把妳们全炸死！”结果跳舞的没事，不跳舞的反误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莱将跳舞引进延安后，跳舞之风刮遍延安，毛泽东亦热衷于跳舞，既有利于锻炼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毛轻易将美丽年轻的吴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贺子珍醋性大发，对毛怒吼道：“龟儿子，妳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住隔壁的史沫特莱去劝架，贺又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妳招来的，滚出去！”牛高马大的史沫特莱把贺子珍打倒在地，贺朝毛大叫：“妳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妳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12] 伟大领袖自此更加移情别恋，搞上了江青，贺终于被打入冷宫，凄苦壹生。杨开慧温柔贤淑，也有文化，毛都弃之如敝屣，何况河东吼狮之辈。那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权，连贺子珍都无奈于毛的放纵，王实味正是触了大忌，忘记了共产党壁垒森严的等级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强给予平反。 毛泽东表面上也惩治过腐败，但从内心并不反对腐败。1974 年初，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原意是帮助江青等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裏夺取国务院和军委的更多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当时各地开后门形成风气，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安排子女亲友入学参军，逃避上山下乡，民间多有怨言。这却点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边女友上了北大，未经正式手续，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壹种权色交易，他带头开后门，自然不好抓叶剑英等元老派的辫子。于是毛说：“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认为批走后门干扰了运动大方向，致使腐败之风在党内迅速蔓延。 共产社会是壹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式制度，党政官员享有特权，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独裁专政体制下，特权壹定导致腐败，这种腐败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随着权力的上升，腐败程度也相应升级。何况壹党垄断壹切领域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权力越大就越向经济领域渗透，利用权力来谋取壹党及个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体制，共党专政是最腐败的制度，比如苏共高干的特权比沙皇时代的贵族还要优越： 高干是生活在另壹个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别。那不仅仅是坐豪华的汽车，住豪华的馆邸，只要是想得到的，总有壹大批拍马奉承的人为之奔走，不断地满足妳。所有那批小喽啰都是毕恭毕敬地听妳使唤，使妳每壹项愿望都得到满足。妳突然想看戏，就去戏院；妳在猎场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马上就可以飞往日本。生活惬意极了，万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样，只要手指头壹指，事情就办成了。[13] 当苏联解体时，这批高干约有75万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合计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约与18世纪沙皇政体下从政贵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实，红色新贵族的特权比皇权时代的旧贵族还要大，共产党可以通过公有制来随意支配国民财富，旧贵族多半要动用私人财富，不免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从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就能感觉到，贵族有时候不过是空架子。在中国人挨饿的1959年，中共贵族们可以上庐山开“神仙会”，游山吟诗，还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产供应。毛泽东不愧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沟子，便从此“阅尽人间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别墅，又乘专列纵横驰骋，出访苏联也是乘专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样，壹去就是几个月。毛并不热心出访，喜欢乘德国进口的专列随意到南方巡游居住，所到之处遍设行宫别墅，比乾隆下江南还排场。毛也喜欢游泳，说中央全会可在各省轮流召开，“河南壹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壹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14] 庐山美庐是宋美龄的别墅，毛用过嫌小，江西省又给毛修了更大的芦林别墅，园林面积1万余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是美庐的五倍，1960年动工，次年完工。这样毛仅在庐山就有了美庐和芦林壹号两套大别墅，供他个人使用。要知饿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败透顶，也带坏了手下的人，他的侍从人员——“壹组”也是壹帮趁机挥霍民脂民膏的家伙，随处白吃白拿，全不顾国难当头。岂止别墅，毛活动过的地方都要留作纪念，以致纪念馆遍布全国，超过历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从延安向西柏坡转移，途中经过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暂停留过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纪念馆”，至今仍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汉文帝因百金而弃露臺，毛泽东费亿金狂修别墅，四千万饿殍惨死，六万万面呈菜色，无丝毫愧疚之心。国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悲哉！

　　当然，老毛的别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萨达姆的75座行宫别墅也不全是老萨下令修建的，但独裁者们善于利用权力营造特权规模，却是其独裁的结果。可悲的是，毛泽东壹双破皮鞋、壹件烂睡衣、壹碟红辣椒、壹碗红烧肉的经典传说，化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至今还在感动着壹些可怜的学生娃娃。他的“朴素”不过是农民的习惯而已，有时维持这种“朴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钱，他去莫斯科访问，大木板床还要专机运去，这决非为了省钱，因为毛下榻于斯大林的第二别墅裏，裏面不会没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费。毛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搜刮了大批金银财宝，预留后路。直到长征前夕，毛得知中央决定把他丢在根据时，才上交中央，算是买了壹张逃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离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极为奢侈的，但毛对别墅的热爱超过了历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够他老人家享用十万辈子。都说毛泽东不爱财，衣袋裏从不装钱，从不壹五壹十地点算他的工资，但毛却是建国以来中国第壹位富豪，李誌绥说：“《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壹。”[16]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据说印了50亿本，够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几多稿费就不知晓了。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绝对是当时中国的首富。1976年毛泽东死时，供他个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达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泽东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开户的存款。毛泽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而获稿酬，还有外文出版的版税，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后很多年还继续支付着，文革期间全国取消了稿费，但毛的稿费从未中断。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 1.3121亿元人民币。毛泽东是极其爱财的，早年毛泽东打着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裏弄到两万大洋，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壹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毛晚年心血来潮，说要偿还这笔钱。中央苏区时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际，大捞了壹把，红军有了钱，他个人也发了财：“壹辆卡车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着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全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壹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17] 进京之后，毛又用稿费建立了个人的小金库——私房钱，经常用小金库的钱做壹些随心所欲的事，有时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样财大气粗，壹次讨论三线建设时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裏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那些大赚稿费东西都是他的讲话、电报、批示、书信等等，原本是职务行为，也大部分为专职秘书所写，却借机狠狠敲诈了全国人民。在取消了稿费之后，全国只有他老人家独享稿费待遇，没有比这更爱财更无耻的了。衣袋裏不装钱，不摸钱数钱，嫌钱脏，是衣食无忧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买菜购物，装钱何用。邓不平身上也是壹块也掏不出来，因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专职人员照料，无需装钱。民选的美国总统也壹样，不能轻易上街购物，克林顿在上海街头买了个雪糕，是随从人员事先为他兑换好了钞票。布什总统有壹次进超市视察，看到收银员不必将商品价格手工输入电脑，价钱就统计出来了，感到惊异，却不知扫描仪将商品信息条码读入计算机，即可累加出价款总数，可见总统先生已是多年不进商店购物了。做为帝王，除了为毛泽东身边服务的人员，除了为毛饮食健康服务的专家团队，专门为毛个人服务秘密小组也有很多个。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组”，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註释后，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的专职小组。承担这壹任务的主要有復旦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註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白内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号”。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还有古诗词“吟唱小组”，均以文艺界名流录音，请古典文学专家解读给演员。还有专门为毛个人服务的戏剧及专用播音设备。毛抽的雪茄也是专用的，从烟草种植基地到卷制过程都有专人负责，再经由四川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壹条龙服务小组，最终被送到毛泽东手中。江西景德镇是中国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达壹项重要政治任务，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镇为毛研制生产代表最高水平的专用瓷器，组织全国壹流专家，精选用料，精心设计，烧出极为珍贵的“毛瓷”。“毛瓷”工艺水准超过宋明官窑制作，件件价值连城。 要了解毛泽东，不能光看斯诺、师哲、汪东兴、李银桥们写的东西，还要读壹读弗拉基米、李德、张国焘、王明、李誌绥等人的书，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泽东形象。这些人见到过毛，其叙述多半是真实的，褒贬不壹的观察，正说明人性格的復杂。即使个人生活节俭，也并不等于治国有道，可恶的是表面上的简朴而背地裏穷奢极欲。明崇祯皇帝生活俭省，仍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尧，鲍参刺肚总嫌不够，军中大摆盛宴，却是常胜将军。人性亦善恶掺杂，此消彼长，壹似《镜花缘》裏两面国，个个头戴浩然巾，遮住后脑，只露壹张正脸，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着壹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血盆口壹张，喷出壹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在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中，即得利益者说好，遭贬者叫糟，各人接触深度、观察角度、职务地位、人格喜好、思维方式、言论环境多有不同，只有综合起来，壹个完整的形象就会跃然纸上。每壹个大人物，都是历史舞臺上的演员，壹举壹动，无不映入看客眼帘，载入史册，至于扮相好坏与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员自己的事，旁观只对自己的叙述负责即可。

　　法制失效

　　毛泽东时代的腐化，多限于高层的小圈子，壹般干部也仅是多吃多占。壹来毛铁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运动，三是群众有拥护共产党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类不成体制的监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挂帅的政治原则下，腐败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罪行，干部们占点便宜难免，大肆贪汙无胆。文革告终，改革开始，红色家族不再满足供给制的小打小闹，利用权力加价格双轨制，开始疯狂掠夺国民资产，加之取消了仅有的“四大自由”，贪汙狂潮如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这是六四运动的起因，也是现今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时的国内状况，现在看来小巫得很。那时学生反对的腐败行为，无非哪个高官的儿子搞捐献，某某的姑娘倒彩电之类，比之于今动辄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贪腐规模，简直不足挂齿。六四的血腥镇压，表示了权贵阶层誓死保卫即得利益集团的决心，壹方面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壹方面继续高层的腐败，壹方面对官场的腐化行为不断地放宽法律限制，遂使贪汙如狂风壹样刮遍中华大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共极为重视立法，出臺了许多惩治特权腐败的法律条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惩治力度，对贪汙罪的处罚可以说极其严厉——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汙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壹） 个人贪汙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汙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汙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汙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壹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汙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汙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汙数额处罚。 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令人吃惊的结果：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壹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若是根据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这个计算还是偏低，若以贪汙受贿几千元即为犯罪标准，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犯罪率绝对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为官员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诉的，更多的隐藏犯罪并未统计在内，而壹般民众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处罚，能逃脱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两高报告”裏说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员犯罪比例越来越高，另壹方面却是对腐败者的惩治力度越来越弱，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共产党无法全部惩处内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标准，共产党也已经整体堕落为最庞大的犯罪集团和自我服务型的利益集团，连最高法院副院长都是大贪腐犯罪分子。共产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贪腐最黑暗的王朝，历史最大的贪官诸如和珅，身为帝王宠臣，也不过弄了几亿两。南京壹个县区级干部，短短几年竟能贪汙20亿元人民币，转移到国外。帝制年代，官员寻租的渠道多是卖官鬻爵，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极少，整个大清帝国，知县也不过千余人，官员敛财的速度很有限。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放在现在，壹个知府（地区级）想弄钱，多少个亿也能到手。除了卖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来大肆圈钱，只要有后臺有胆子，如同开动了印钞机壹样。中国十大太子党集团，哪个都有成百上千亿元的资产，无任何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赚了权贵们分赃，赔了国库再註资，还有股市以供圈钱。对共产党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义任意抢劫公民财产和国民财富，壹块地皮，就可以翻来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们壹天掠夺的钱，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国库收入还要多出多少倍。而庞大的国有财产基数，为各级共党分子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方便的敛财机会。关于社会的腐败程度，早年民间流传壹种说法：处级以上干部全部枪毙，科级隔壹个毙壹个，可能有冤枉的，但总比漏网的要少。这看似过激的情绪表现出老百姓的深恶痛绝，却也不能说是信口胡言，腐败已是遍地蔓延之势，无官不贪。这还不包括那些利用职权以公肥私敲诈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税务人员，这些人是公务员的最低层，没什么级别，算不上什么官员，却也是相当肥沃的营生。那所谓“领导干部”，诸如铁道部长、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壹类的实权人物，全部枪毙，肯定没有壹个是冤枉的。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万元就能枪毙，真照此办理，肯定剩不下几个干部了。这还没把村委会、居委会和小国有单位裏根本排不上国家行政级别的党员干部的贪腐算进来，也不包括各单位头头脑脑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款出国内外旅游问题，公款嫖娼私蓄情妇问题，若将这壹块消费也算作贪汙，官场上有没有壹个好人都成疑问。所以在实际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宪法壹样，壹开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再修改解释多少次都没什么用。贪汙数额越来越巨大，刑法的反贪条款就显出其纸老虎特征，贪汙分子与法律对峙起来，纸老虎只有往后退缩。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贪汙10万元被枪毙的，贪汙不上亿壹般判不了立即执行的死刑。贪汙日益凶狠，量刑下限只能随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释来掏空刑法，法不责众，贪汙5000元的案件检察院也根本也不会受理。

制度性腐败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假设中共痛下决心，铁腕反腐，严格遵照刑法大开杀戒，象镇压法轮功壹样围剿贪官汙吏，也是不行。镇压法轮功靠党组织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来操作，“书记决定，各方去办”，正是专政机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为这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离不开公检法的全程参与，这会削弱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集团内的少数人承担贪汙责任还行，让绝大多数受惩处，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乌鸦壹般黑，公检法不是清水衙门，是肥得流油的富户，贪汙受贿的重灾区，专政机器恰恰是贪腐社会的保护伞，由贪官汙吏来治理制度化的贪腐，治贪的人应该受到整肃才对，这有如医生给自己开膛破肚动大手术，与自杀无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个廉洁独立的司法体系才是消灭体制化贪腐的保障，壹个寄生于党组织下的司法系统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侦办贪腐案件时，为了避免干扰，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员侦办，A地区B县的贪官，壹定要到C地区D县受审，脱离属地管辖，躲开有利害关系的党政司法官员插手。以此类推，中共中央最高层的贪腐，只有大于它的权力才能办理。所以，办理零星案件还行，整治整个社会的几千万贪官汙吏就玩不转了。所以明知躯体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败只能抓几个典型，应付壹下民意而已，永远不会认真操作，以所谓行政管理职能的局部改善，提高执政水平，用广告橱窗壹类的表面化政策缓和社会危机，来代替权力制衡，代替全社会的监督，无非是做做样子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壹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义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壹个不正义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专制的国家裏，贪汙便是当然的现象。”朱镕基以铁面着称，表情严肃，横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时面对“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说道：“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和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可谓气壮山河，大有诸葛亮《出师表》的豪情。可惜，誓言归誓言，现实归现实，铁面总理处处碰壁，所到之处，腐败造假成风，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县峨岭粮站借粮瞒骗事件等等，令朱总理痛心不已，又无可奈何，上臺时的豪情壮誌，消解于全社会的腐败之中。壹个国家，壹个民族，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强干，亦不能脱离整个组织系统而行事，面对遍布四周的凶恶爪牙，最多能坚守个人良心。打几只老虎和豺狼扑灭不了全社会的罪行，惩处几个贪官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贪官们更急不可待，结成荣损攸关的利益集团，壹致对外。不是有许多贪官坐牢枪毙吗？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内幕，就明白倒霉的人壹定是后臺不硬。远华案涉及中共高层，甚至于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牵连在案，走私几百亿元，数额之大，涉及面之广，为历年之最，惊动了全世界。结果赖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后者都逍遥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杀了之。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贪腐之“狗”就变为主人之间的较量。就是老赖送回来又怎样？壹样是黑箱作业，壹样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远是后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么事也没有。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太子党”，除了毛泽东的后代权势不大外，个个都是官商，无壹人上了断头臺。周北方坐牢时，邓质方在香港住五星级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邓小平的随从，老爹职务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为恶劣的是，反腐败甚至演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致政敌于死地的杀手锏，朱镕基贵为总理，也是端人家的碗，归人家管，再由着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闲着，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场。壹旦失宠，晚景凄凉，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诸人之命运，展现中共政治斗争之残酷，听壹听都令人毛骨耸然。 贪汙集团只有绑在壹起才最安全，举报人不会为打击别人把自己也赔进去。正如苏东坡诗云：“万人如海壹身藏”，隐藏于万贪之海中，便无风险之忧。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的好人之道是难得煳涂，随波逐流，决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场腐败之风之所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即因此理。尤其在众官皆贪的现状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视为危险人物，反成孤家寡人。众人怕坏其财路，处处设防，长官讨嫌，同僚忌讳，发配妳到边远地区扶贫支农，再无出头之日。再说职务是花巨款购得，正等着大捞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痒，拍马屁还来不及，哪敢违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黄金高壹案，说黄贪汙了几百万，被判无期徒刑。黄原本是反腐败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弹衣上班。壹个县委书记贪汙几百万本不稀奇，奇怪的黄既然是大贪汙犯，应该送上峰厚礼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级自找坐牢之理，脑筋再会急转弯，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妆为反腐英雄，同权贵大佬们斗争。中共司法系统惯于黑箱操作，公布的东西往往靠不住，许多民运分子、良心记者或维权人士被判刑，无不汙以泄露国家机密、颠复政权、非法经营、嫖娼赌博壹类毫不相干的罪名，坐进共产党的黑牢。说妳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到联合国控诉也没用。当今之社会，既无儒家传统的科举制度，也无共产主义公有制原则，在权贵集团专制下，个人凭知识和操守进入官场，爬到高位，机会为零，扭转官场逆淘汰现象的可能性亦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会，再恐怖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亦不乏忠尽报国和勤劳敬业者，而现在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场化之后不伦不类的共产党恶搞掉了。再以个人入党动机而论，明知共产主义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很远，入党更不存在实现个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特殊利益，形成党内官场壹体化的逆淘汰现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铭！”好人为官极难，小人壹往往壹帆风顺，官场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讨厌改革，维持现状才是为官之道，官场的逆淘汰使官场和社会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损官场利益，都似壹块石头丢进酱缸裏，扑的壹声闷响，不见踪影，涟漪都不起。朱镕基说，贿赂者将党的干部们拉下了水。这是事实，但不公平，权钱交易是寻租过程，权力变为等价交换的商品，不是坏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缘于坏人体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让人钻营的空子，招来壹群苍蝇，反将责任推给社会，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山西有个县委书记卖官赚了几百万被判刑，就不能说是坏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县裏没好人”，大家都壹样，如果不送礼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断升迁，谁也不是从娘胎裏出来就乱扔钱的白痴。他的书记也是买来的，各级官员都有售价，等价交换，即便是贫困地区壹个科级职位依据肥瘦，最少也在10万元之上，壹个县委书记怎么也贵过十个科级职位，假如他不多卖官，恐怕这辈子的工资也补不上买官的亏空。这类把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描绘得淋漓尽致，晚清卖官是半公开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体例，候补官员若想捞到实缺非大花银子不可，没有不识务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场，却壹心清廉，岂不愚痴？古代不乏清官，是缘于有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度，个人完全可以凭借学识赢取官位荣誉，科考官员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声最为重要。共产仕途只有壹条，就是靠巴结和裙带升迁，流氓无赖也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场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体化为壹整套用人制度，党管干部原则使选用干部成为党的壹把手个人专有权力，即所谓“壹把手专政”。党管干部首先要考虑被选者的政治条件，其次才是学历等技术条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对书记的忠诚度来体现，这是延伸书记统治的先决条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书记靠拢，以示忠诚，谁也不会笨到花钱向书记买官，再反过来找书记的麻烦，自毁前程。官位是当今最为稀缺的资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场化了，竞争异常激烈残酷。各种官位都有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交易价格取决于官位的含金量与成本之比，同样的级别，油水大的公安局长与清水衙门的党史办公室主任之间，其交易价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卖方依据市场行情出价，买方除了购买价格，还要考虑（比如每年）维持官位的费用，在“合理预期”之内──即买方每年可能获得灰色收入扣减成本后的剩余额，折旧期越短盈利越大，当然也要考虑升迁机会的大小。买卖双方通过博弈，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买受人的意图在于为升迁积累官场资本，也可能采取先赔后赚的办法，求购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类似于清代官场的记名候补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没买家的，除非有强大背景的“太子党”之流，才可能通过利益交换免费获得官位。壹般说来，交易双方都有较强的风险控制意识，避免违约风险，买官卖官总是双赢的，交易完成后实现的收益远远大于交易风险，这是官位交易市场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关键因素。在风险控制中，道德风险为零，法律风险极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风险。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誉损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又有广义狭义之分，比如官员贪汙公款或集资款，使得用于公共开支减少和公共建设受损，这是广义上的公众利益受损；如果官员侵蚀相关民众的眼前利益，民众的利益受损程度便是具体和切实的。壹个官员贪汙了上亿元公款，分摊到每个中国人壹毛钱不到，民众只有伦理上的义愤，而无实际损失，因为即使官员不贪汙这些钱，好处也分配不到民众手裏，也会拿来扩建政府大楼或开办劳民伤财的世博会之类，群众决不会为了惩处贪官不公而上街游行。但狭义范围的贪汙勒索对民众的危害更直接，针对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义愤，形成群众性的抗议风潮，对执政者构成政治风险。A官员从国有企业弄走数个亿，不过是烂帐窟窿，B官员从三峡移民建房资金中贪汙几十万，导致房屋刚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风险应该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风险肯定大过A，社会影响使B的刑期可能比A还大。这也是贪汙越多的钱反而风险越小的另壹个原因。当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终都来自公众利益，若从绝对数量上看，广义公众利益做出的“奉献”更大壹些。如果坚持原则，想做清官，只送不卖，显然也行不通。领导干部如果不培养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到处是掣肘的阳奉阴违者，工作反而无法开展，政绩又如何体现？何况官位极为稀缺，钻营者众，经济社会中，上下级的关系亦是靠金钱利益维持。妳做上司不受贿，下面以为妳不信任他，肯定会寻找新的靠山，置自己于孤家寡人之地。壹个光杆司令，又怎能管好壹个单位和表现为壹个好领导呢？卖官也是保证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从程度等）最大化的办法，也产生官场边际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过‘卖官’，反而能够实现多种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求‘用人者’不‘卖官’是不现实的。”[18] 在利益链结成的官场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贪腐便无共同利益可言。对壹个专制政党来说，忠诚度最紧要，不怕妳贪，就怕妳不贪，有了贪腐之心，便不会追求正义，腐败政治正是贪官汙吏最安全的港湾。六四前，社会上对“太子党”经商多有非议，民众传言声震朝野，涉及到赵紫阳的儿子，赵于是向邓小平提出先从审查自己的家属开始，完善廉政制度。结果，“太子党”经商在邓眼裏根本不是问题，邓关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党”占尽优势，更是由邓家为首的“八老”子弟为代表。如今“太子党”更是盘根错节，完全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中共反而比六四时更强势了。假如六四按反腐败的路子走下去，壹定会促进社会的公开化和公平化，壹定会走向民主化，壹党专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败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内部权力斗争式的，绝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机制，这是壹个共产政权无法解开的死结。

专制政权是钱花在密室裏，这是中国的老传统。错过了六四反腐的最后契机，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小手术不顶用，大手术不敢动，只好时不时吞些鸦片止痛，弥留之际再打强心针，以期回光返照。“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壹颇为流行的看法，真实揭示了党国进退失据之尴尬。经济发展不能改变体制的弊病，越发凸显制度弊端的危机四伏，贫富差距迅猛扩大，全民财富急速流入少数人手中，少数人以官商勾结的腐败手段致富，体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扩大漏洞，将国家最暴利的行业垄断于权贵手中，为体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预留可乘之机。工农大众就连毛泽东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地位也剥夺干净，更加重了社会的不平等，打破人们固有的心理平衡，为民怨沸腾积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农民，工人生活普遍穷困，之所以没有产生陈胜吴广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论下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工农民众不可能反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尽管这个全民所有制实际为国家所有，由党说了算，人民只有名义上的地位，且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层领导的传统特权，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并无显着差别，毛以群众运动扑灭基层官场的腐败，维持了全社会从心理到政权运作上的稳定，国家再乱也在毛的控制中。又处于王朝初期，整个社会还算清廉，未出现反对腐败政府的革命因素，尽管维持毛泽东的地位本身就耗费着中国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泽东还是反对党的干部搞特权的，毛曾反对工资制，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等，都是鉴于特权的弊端。故而苏联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亲毛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全是壹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共产党的权力不受工人和群众监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早已形成壹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中国政府对中国社会的祸害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资源破坏

　　中国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以不顾壹切式的增长，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约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约10%的产出。全世界每年约消耗110亿吨标准煤，中国占了30亿吨；中国每年进口6亿吨铁矿石，占全球产量的40%，钢材产量是美国的10倍；全球的化肥产量为1.65亿吨，中国消耗6000万吨，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国经济是靠高消耗的产业支撑，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8倍。近年来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极为惊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和最依赖煤炭的经济体系，壹年33多亿吨煤都不够用，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只顾眼利益。到处是私挖乱采成风，凡是产煤大省，如山西、内蒙、贵州等地，皆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植被破坏无遗。每次评选全球汙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都名列榜首。减少环保投资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办法，地方政府也只顾眼前利益，对汙染企业收了费，便听之任之。政绩和升迁是靠GDP来实现的，东部对环境要求严起来，汙染企业就向西部转移，汙染总量还在增加。虽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城市情况好了，更大范围的乡村变坏了。山西省着名的花果城临汾市，竟成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不禁令人联想到伊斯兰教的火狱：“那烟雾将笼罩世人，他们说：‘这是壹种痛苦的刑罚’”。[15] 据卫星观察，亚洲已笼罩在厚厚的烟云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功劳。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空气汙染死亡的人有80万，亚洲就占了53万。但炼狱是对大多数人“痛苦的刑罚”，少数人发了财，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洁净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纷纷移居国内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义务，所以治理温室气体排放并不着急，中国还计划增加几百个火电厂，缓解电力紧张，这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的壹切努力化为乌有。云南是森林大省，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走在绵延几百公裏的山路上，风光还是不错，如果妳细心壹点的话，见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过是原始次生林，从树木的胸径就能看出来。大树基本上砍光了，西双版纳也是壹样，思茅地区到处山头裸露，“大字报田”随处可见，越贫穷的地方，政府越是紧盯着资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与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种多样性壹旦破坏便无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亚马逊森林，再栽多少树，消失的物种也不可能重新回来。因原有生存条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种比恐龙灭绝还要惨，连化石也留不下来。自古中国人就热爱青山绿水，唐诗宋词裏对山水贊颂都是由衷而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了。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习惯，《淮南子·时则训》上有许多古人保护环境的论述，如孟春毋竭山泽，禁伐木、毋复巢，杀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树，四月毋烧灰，五月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云云，从天子开始，违者视为逆天而行，必遭祸殃。在国民环保素质上，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复盖率世界最高，达国土面积的67％，但日本人决不会砍伐自己国家的壹棵树做壹次性筷子，从中国进口木筷，用后又回收制成纸浆，再出口回中国。山西和东北的无烟煤多，日本买来后装进水泥大箱子沉入海底，以备未来之需，等于把中国煤矿搬到了日本。中国人总是欢呼发现了大煤矿、大油田，而现实的发展已经过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与幸福。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的资源枯竭和环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们是为了整个国家长远利益。中国人更自私，完全为了个人，只顾眼下发财，能捞快捞，能挖快挖。什么资源矿产，什么虫草发菜，什么天鹅大雁，什么百年树木，什么千年古墓，只要能变成钞票的东西，无不蜂拥而上，连抢带偷，命都不顾了。从各级政府到“太子党”，从军队到地方，从农民到市民，无不卷入圈钱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车。所以说，即使取消GDP与政绩挂钩的考核办法，也用处不大。玩什么“绿色GDP”游戏，总不如先把钱捞到自家腰包裏实惠，有道是“有钱不赚王八蛋！”人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其实中国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场，国外早就不准生产的高耗能高汙染的产品纷纷转移到中国，中国又大量进口加工洋垃圾，不让干就走私，为那点恶心钱，汙染了千秋万代的山河。日本人从小接受危机教育，养成忧患意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几千年文明如何伟大，地域资源是如何丰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从来没有做为需要警醒的内容列为未成年人的必修课。

　　中国经济无疑是壹种“肮脏经济”，如果扣除汙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部分，经济增长只能是负数。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亿元，不见成效。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万亿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话。壹旦经济陷入负增长，巨大的失业人口，庞大的干部集团，都是社会无力消化的可怕群体。问题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贪婪加无法无天，十几亿人要吃饭，要参与国际竞争，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诱惑力。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对美国人说，妳们不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非要和中国人竞争劳动密集型产品，限制中国商品进口。薄部长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美国以高科技取胜，中国以制造业打拼，美国科技那么发达，都玩高科技岂不更好，何必与中国穷人争食。但问题是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是高技术专家，还有许多人靠传统产业吃饭，这部分人的利益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以美国之科技优势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饭，低技术的中国几亿农民工，只好凭低技术和高汙染的产品换钱来填饱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压力与强烈无比的致富愿望，再结合中国环境崩溃和资源枯竭的忧患，使中国人走上了壹条不归路。拼完了国内资源，再拼国外资源，国外资源拼不成了，中国高消耗经济就走到头了。现在国际市场每两根圆木中就有壹根运往中国，基本上靠外国不法分子走私。吃饭第壹，还是环境第壹，将长期困扰中国。山河破碎，有水皆汙，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国土受酸雨侵蚀……中国的经济走上来，中国的环境坏下去。黄河混浊是由于植被破坏，长江恶化是汙染太多，珠江汙浊是治汙资金不够，东海整体降为四类水质是因为东部工业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仅重金属壹项指标就超标2000倍，已基本变为死海，海水循环自净的时间是200年，中国人就是靠这种让人恶心的生产方式来维持出口商品的最低价格，世界上再无国家敢以断子孙后路的疯狂来与中国竞争。朱镕基治淮的“零点行动”失败了，再无大人物敢夸海口，让江河湖海在什么时间干净起来，统壹行动不奏效，就只剩下保护母亲河之类的空泛口号。由于过度开掘，陆上资源趋向枯竭，由于没有制海权，中国海洋资源正遭受周边邻国的大肆掠夺。目前南海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钻探1000多口井，找到97个油田及含油结构和75个气田及含气结构，其中28个油田及25个气田在中国传统疆界之内。每年周边国家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大庆油田的产量。我海洋国土为周边国家所圈刮蚕食，周边壹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丰富的南海资源成为地图上的画饼，反过来更加剧了陆地资源的自我掠夺。

　　腐败经济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无法无天、官场腐败、恶势力猖獗、环境破坏等等，都是软道理。当前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以人为本”，实际上永远是以政权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从巩固政权出发。法律条文定了无数，法治社会在大陆却壹天也没有实现过，因为法制不等于法治，法治也不等于以法治国，若依了恶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权宪法司法独立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壹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数国家是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实现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选产生以实现民意的责任制机构。这是契约关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礼是与上帝立约，政府首脑是与选举人立约，议会立法是为社会立约。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民意，靠枪杆改朝换代而享有永久的统治权力，还是封建专制的延续。没有契约型社会关系，执政当局制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当然为了维持壹定的社会秩序，有些法律还是有规范社会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专利法壹类，比毛泽东时代以“三大纪律八项註意”治国有了壹些改善。 说到法治缺失对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现出独特的作用，那时的法规政策是保障国家计划贯彻实施，并不是为市场运作设计的。这就生出壹个悖论，若守法遵纪，就谈不上冲破旧体制以搞活市场，不遵纪守法，经济更陷入无序状态，这个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时，温州壹带的乡镇企业或个体老板，经常拿着走私的手表、录音机、雨伞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浇油”（润滑之意），到国有大企业来搞壹些计划外的原材料。那时国有企业自主权并不大，计划外的产品很少，于是采购人员各显神通，找人批条子。那当然是贿赂，但数额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结果硬是将国有企业的铁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纹。随着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流入乡镇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商品丰富了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并存，壹种产品由计划内外供货渠道形成价格双轨制，迅速肥壮了壹些官员和“太子党”。用不合法的手段满足市场需求，搞活经济，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如果国有企业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仓库裏，不去尽快发现更有效率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引擎不会迅速发动起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事先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经济方案，小岗村的农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单干，也许还要怀揣介绍信外出讨饭几十年。可以说经济发动机就是在违反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加满了第壹桶油，闯过过壹道道政策法规的红灯。少数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权钱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普遍有着不太光彩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壹样，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没有纯粹靠勤劳守法致富的，最起码也偷过税。乡镇经济活跃起来，致富效应迅速蔓延到全社会，三个人开个公司，五个人办个中心，老板经理满天飞。乱中起步，乱中成长，中国经济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现实下发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纪守法，官员厂长不贪，不靠“浇油”来润滑这部老旧机器，还是单壹计划经济，原材料睡在仓库裏无人关心，乡镇个体企业的生产决不会列入国家计划，他们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锅或关门拉倒。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别无选择，没有礼物递上，没人会对风尘仆仆的采购人员笑脸相迎。小岗村的意义就在于必须冲出壹条血路，必须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开道，这有政治或法律风险，但妳必须壹直往前走，万不可回头，“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壹看，就变成了壹根盐柱。”[16] 致命的错误在于逃亡中留恋家裏的坛坛罐罐，忘记了上帝不可回头看的告诫。在社会大动荡或大转变的紧急时刻，常常是不恋旧物和敢于冲破旧规矩束缚的人才会赢得幸福。中国没有美国的法治传统，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尔·盖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国人不违法或不打擦边球，就谈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社会与个人均难以摆脱贫穷，因为那些法规和政策原本就是贫穷的根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让人贫穷的金科玉律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广东人创造出“绿灯亮了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开风气之先，赢得了发展机遇，激发了地方积极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视法律的隐患。国家和地方都以壹种机会主义方式处理政策法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追求短期效益，应付临近的危机，无人关心怎样保证长期繁荣。也可以说，是腐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大锅饭没效率是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求财心理，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但旧体制的惰性和惯性必然成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障碍，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如果没有刺激和贿赂双方的牟利动力，还是借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套路，开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话。华国锋失败而邓小平胜出，足够说明中国特色是什么内涵。中国的腐败日益恶化，GDP却增长更快，就是资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强制拆迁举世闻名，各级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纷纷当地产开发商的打手，其腐败规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赚钱的行业，绝不会吸引官商介入，更无人去行贿。若按正常程序，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房地产项目也许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国的GDP增速也会随之减慢，政府出臺那么多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全都无效，就是药方开错了。掠夺民间的增长方式的确能在短期内集中财力，加快经济速度，建国之初就是通过掠夺民间财富而迅速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与现在纵容官商掠夺民间的发展模式并无太大差别。但这种增长模式只是对政府圈钱及少数人暴富有利，社会资源垄断于权贵阶层，底层民众的处境只有坏下去，其隐患终究会引发政治危机。毛泽东搞了几十年，经济取得壹定成绩，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的改革搞了几十年，上亿农民生活水平还是低于国际公认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腐败能刺激经济，是因为来钱快，但不会刺激教育和科学进步，中国至今拿不到壹项诺贝尔科学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腐败经济的远期负面效应就十分明显了。再比如说药品购销问题，如果厂商过于守法，不用贿赂开道，药品无法进入医院和销售渠道，只有关门大吉，这部分的GDP也就没有了。中国经济中很大壹块就是靠腐败和非法经营支撑着，电脑业和VCD业是凭借盗版软件和盗版影碟才快速发展起来，靠昂贵的正版品支撑起今天这样庞大的市场，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资本要求的是流动性，流动性决定投资效率，流动资本要高速运转，固定资本由流动资本形成，其效率也体现于流动资本的运转过程。社会需要的是公平，让经济活动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效率是经济问题，公平是体制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把经济和体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维持表面上的公平，牺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穷。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造成贫富严重对立，每年爆发近10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全民资产通过转制流入权贵腰包，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切分蛋糕的权利被剥夺。中共几十年的执政史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走了壹条失败的道路，从国穷民穷到国富民穷。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将之总结为“三富三穷”，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但这个失败是对底层民众而言，对中共来说，只要政权稳固，都认为是成功的。权力寻租活动提高了资本效率，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将增加的社会成本变成社会危机积累于社会底层。这危机就是腐败泛滥成灾聚集的沸腾民怨，学者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壹书中指出：“腐败的泛滥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权钱交易进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邓小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本身就很成问题，只要开放经济政策，先富起来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着特意强调。但作为口号提出来，等于为权贵集团暴敛国民财富大开绿灯，这部分人有权力背景，官商壹体化，掌握稀缺资源配置，形成行业垄断集团，最容易致富，是社会迅速腐败的推动因素。 中国缺乏法治，但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与中共统治的严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却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绕开法律，漏洞百出。外国人常批评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外商来华后，壹改国内的形象，也懂得了钻法治的空子，比国内企业也好不了多少。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连锁店，是全球500强之首，年销售额2500亿美元，雇员160万。沃尔玛成功的诀窍之壹就是以最低的进货成本和最低的销售价格竞争市场，在中国的年采购额超过120亿美元。价格最低的中国企业侵害劳工权益和违法经营方面也壹定最厉害，这都不是沃尔玛考虑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尔玛还在中国的分店中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工会，将员工完全置于党组织的监控之下。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不行贿想拿到政府订单或大工程项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议的。入乡随俗，雅虎是美国大公司，为了中国这块大蛋糕，争相献媚，自动删除网站上中共不喜欢的内容，雅虎还出卖客户资料，帮中共国安部门抓捕记者师涛。谷歌因无法忍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只好选择退出中国大陆。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麦当劳、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员工资竟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香港的珠宝首饰店不敢骗港人，专对内地游客以假充真，骗取不义之财，这就是钻壹国两制的空子。

　　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道德的软弱，决定了其权势面前的位置，自由国度的资本与专制国家的资本性质上并无不同，维护人权从来不是资本的性格。我们无需讳言，不少外资就是奔中国的没有人权和法治而来，维护人权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时成本会高昂到令投资失败。中国不准罢工，资方便不必考虑提高工资福利的人权成本，不必担心来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干预。没有法治约束的资本壹定带有血腥气味，资本家的无耻贪婪缺少违法成本，便似壹匹脱缰的马车。马克思对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棺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壹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壹旦这个竖井堵塞，连壹个出口都没有。[17] 中国煤矿壹年的实际死亡人数肯定比英国10年还多，共产极权的优越性在矿难问题上壹点也体现不出来，设置再多的视察员也没用，矿主塞个红包就没事了。中央视察员疲于奔命，于是借机“关小留大”，将小煤矿统统兼并取缔，归入国有大煤矿集团。在国家统计数字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灰色经济地带，灰色经济中还有壹种血腥罪恶的“歹徒经济”。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经济领域，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骗钱的假货，非法组织卖血，从事非法行医整容，制售盗版光碟书籍，恶意抢註驰名商标等等。“歹徒经济”带有黑社会性质，壹些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充当保护伞，致使“歹徒经济”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种经济见不得阳光，但也在GDP这口“大锅”裏，也解决了壹些人的就业。无法无天使中国大陆变为世界上最腐化堕落的地区，人性最恶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败，但反腐败常常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只要后臺够硬的人，腐败法律成本就是零。虽然也杀掉了壹些贪官，却是有选择的，不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监狱，邓质方住香港五星级酒店，因其父辈权势差距太大。远华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层，有人撤了职，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后臺的硬度不同。穷人无疑是体制腐败的最终受害者，腐败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民众头上，就象药品的层层回扣最终要由病人承担壹样。“胆子再大壹点，步子再快壹点”，没有法治的胆子加步子，经济因此而快速发展，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急速增加积累着。腐败刺激了经济，经济刺激了腐败，经济高速之中，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乐园，只好接着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开，魔鬼再也不会回到盒子裏，需要人们不停地驱魔。这裏不忙讨论人类的“原罪”，也无意发掘贪官汙吏的“历史功绩”。在经济发展时种下祸根，结出畸形的果实，经济改革不伴随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导致社会畸形化，财富必然聚积于少数人手中，六四运动已经对此现象提出了严重警告，没有公平的经济发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人的真正独立。官员的寻租行为只有靠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中国能建立廉洁政府吗？但不公正的社会裏，经济也需要发展，穷人天天要开饭，妳不行贿工商城管人员摆个摊档都不行，社会的腐化首先应该追究政治家的责任。第壹桶油使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第壹桶金令许多不法之徒暴富，社会也从此走上不公正的不归之路。曹思源说，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权，国有企业职工不到5000万人，只占全国13亿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亏损企业。不过中国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夺的过程，圈地、股市、房地产，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儿不再是乡镇企业或个体户，已是地产、金融、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巨鳄，由他们瓜分天下。经济还在快速增长，巨鳄的肚皮也更加鼓胀，因为谁的钱也不会埋入地下，再画上壹张藏宝图传世，都要进入经济循环，增殖再增殖。资本自身没有黑白之分，只有回报高低之别，贪官和“太子党”的企业也创造价值，转化为GDP。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国际市场，富人追求财富的脚步比穷人的发财梦想更为现实，也就自然为经济发动机不断地添加燃料。国有资产转移到权贵手中，反而比吃大锅饭更有效率，这就是中国特色。国家还通过掠夺私人企业来扶持壮大国有资本，强加给私营企业的收费有几十种，这些收费的壹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不想关闭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改革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伪装成乡镇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以逃避过高的税费。而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这些政府钱多是靠非法手段获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坏者。

　　强盗治国

　　中共靠鼓吹和争取民主起家，但现在唯壹可以证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但村委会选举，看起来民主，实际了解壹下，就知道权力总是掌握在什么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钱，越有钱就越容易当官圈钱。表面上乡村选举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问责能力，但选举仅限于村壹级，乡镇不实行选举，遂使县乡地方豪强更容易攫取乡村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这种极小范围的表面民主难以实现公平有效的乡村自治。在村庄内部，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使村委会的运作復杂化，村支书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来实现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在行政关系方面，村庄之外的县、乡政府依然对乡村实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会希望维护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够做得到。不依靠乡村基层政权，农村的事全是空谈，依靠他们又什么好事也干不了，县乡政权已经腐败不堪，什么富民政策也会变成富官机会。过去的土改，工作队与村民无利益冲突，工作队是军队派来的，他们不要地，土地能够平均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人民公社解体时，新壹轮的城市化还未开始，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潜力有限。现在搞土改，难度极大，也不可能再出动军队，面对油水大的地块，政府各部门谁不想趁机捞壹把呢？时过境迁，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多，通过土地内部流转就可以解决用地问题，城市积累的巨大财富也足够自身发展之用，再也无需农民的投入了。所以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是出于怜悯，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财政力量极为雄厚，壹年几百亿的农业税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钱了，如果征税使农村经济破产，粮食危机会使中共政权垮臺，毕竟21世纪已非大跃进白白饿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个国家是高度集权体制，各级政权实际上是集权于党政官员个人，农村基层政权日益黑恶化，就是壹个必然的逻辑。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普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政府权力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农村传统上是壹种乡绅治理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乡绅居住乡间，不可能与几年壹换的县官结成死党，也会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不法官员，赢得声誉，因此能够起到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乡绅在调解族人纠纷和各宗族利益冲突时也能起缓解作用，减少国家行政成本，减少了官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构成“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基础。乡绅权力是政府赐予乡村精英并为民众认可的政治权力，是县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护者，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乡村自治，推行集体化，党组织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垄断了乡村政权。权力失去制约，基层干部胡作非为，没有乡绅壹级的缓冲作用，农民壹般选择沉默，因为上访到北京也没用，控诉材料总是壹层层再转到基层干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鱼死网破，小事酿成大灾祸。“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后，在瓜分乡村土地和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以党政官员为首的地方恶势力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出于政府自身经济利益和官员政治前途的考量，乡镇政府在选用村干部时便以能否镇得住村民作为首选条件，于是普遍出现了“恶人治村”的趋向。恶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乡绅，其声望是横行乡裏形成的，与乡绅主持公道的名望权威与维护乡梓的职责功能不同。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与实际渗入（操控党支部或村委会选举）是同步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官员个人直接利用行政资源与乡村进行双重渗透和博奕，他们在乡村培植权势集团，乡村内的权势者则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动与上面的政府官员壹同瓜分经济利益，进壹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不愿意宗族势力参与乡村管理，这会削弱党政部门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恶人治村就可以将党政权力贯彻到底，方便建立服务于政府与官员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恶人不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平衡力量，而是党政部门的爪牙，恶人的利益是通过侵害剥夺村民来实现的。当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纷纷戴上“红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县乡干部结成同盟时，壹方面帮助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另壹方面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欺压良善。地方政府官员也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于农民，而是盘剥乡民。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两方面势力相互勾结，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瓦解了乡村民主选举的益处，也架空了中央集权体制。农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官员恶霸们所有，他们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共产党统治了乡村，却造成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仅引述几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壹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壹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裏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裏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裏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壹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从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壹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汙、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13]

　　与宗法制度决裂是中共的壹贯立场，旗帜鲜明地称之为“打倒封建宗族势力”，称宗族思想为“歪风陋习”，视为乡村政权和党性原则的对立面，总是对宗族活动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通过恶人治村来瓦解抵御宗族势力的復兴，消除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渗透的反弹力，减弱宗族的内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县乡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基层干部减少了壹半，宗族势力又开始半公开地参与乡村管理。随着中共重建乡镇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县乡政府机构需要从农民手裏获取利益，需要大量圈卖土地，在倒地卖地中暴富，这都需要不断打击宗族力量的復兴。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并没有用到民生上去。许多县乡政权热衷于征地建开发区，并不关註本地区的民生建设，就是政权内卷化的弊端。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对共产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多数人贫穷。流氓黑恶的社会体制，只会形成少数人靠暴力掠夺穷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会。中共用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煳弄民众，是中国人无法脱离贫困的根源。经济改革创造了巨量财富，仍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大弱势群体——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壹起加入原本就极为庞大的贫困群体。蚁族是前三大弱势群体的后代，与权贵集团壹道成为30余年经济改革最耀眼的风景。经济改革催生出两大板块，以“太子党”、党政官员、国企掌权者、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暴富阶层为富裕群体，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的好处多落入他们手中；以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企业主与工人、贫困化的白领阶层、城镇失业人口、绝大部份农村人口等，形成不断弱化的庞大群体，是衰退型的群体，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实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钟先生在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穷人时所说：

　　哪有剥削比资本主义高出25-50倍的社会主义？

　　哪有占人口0.4％的权贵阶层占有全民财富70％的社会主义？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买处”，强暴少女当作“P”的社会主义？

　　哪有官商勾结，警黑联手，强掠民宅、耕地， 血案频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会主义？

　　哪有让壹千多万冤民冤上加冤，上访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会主义？

　　胡锦涛先生若能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去调查或仔细 ，而不是走马观花，就会对自己标榜的“社会主义”而感到脸红。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轴心和重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奉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以人权、物权、参政权、平等权、诉讼权等权利为基本构成的权利体系在法律体系中占据起始和主导地位，义务是与这些权利相适应，并且是从这些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实行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权利推定等等。哪个国家都有穷人，但贫穷的标准却有霄壤之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统计，美国有3500万穷人，占3亿总人口的1％强，有报道介绍了这些穷人的概况：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註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干机，三分之壹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象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壹的家庭有个人计算机，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壹个半浴室，壹个车库，壹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穷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于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壹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于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于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15]

　　“剥削阶级”居然混到出钱养活无产阶级的地步，这完全颠复了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主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殿堂三大理论支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崩塌，美国福利制度比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共产前辈设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要完美。即使这样，美国穷人还不满意，总是不依不饶发政府的牢骚，美国人过感恩节，没听说有感谢政府节，或者庆祝什么党的生日节，他们只知感谢上帝就够了。要是中共对待穷人有美国政府的百分之壹，党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聋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无非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壹类，无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农业户口还被排斥在外。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优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人民的命运，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使之永远失去世界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恐惧全民普选，今天还在唱社会主义高调的，只是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或愤青者流，都是些强盗无赖。美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早于俄国与中国，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52年就传到了美国，马克思对美国寄予极高期望，1872年将第壹国际的总委员会迁至纽约。但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仅比中共稍早些，同样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利用劳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动。罗斯福总统上臺后，推行新政，改善劳工待遇，缓和劳资关系，扩大民主权利，使得美国从大萧条中復苏，共产党从此失去号召力。1933年厄尔·白劳德出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美国民主是壹切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不过美国民主的扩大和完整化。并修改党章，规定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们的传统向前推进。白劳德于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纲领性着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壹书，“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壹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制为维护民主权利提供了足够的渠道，美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1944年5月纽约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解散共产党。美共仅存在23年，其后虽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产党，跟随苏联，毛泽东还亲发贺电称：“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批判“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70年代盖斯·霍尔任总书记时，又跟着苏联反对毛泽东，但其元气大伤，难成气候。据说现在美国只有壹个老教授还信仰共产主义，其余的只是学术研究，党员的数目仅有三两千人。美共也帮过中共不少忙，抗战时期，受莫斯科指示，误导美国舆论和政府，诋毁中华民国政府声誉，离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夸大宣传中共的抗战功绩，以及“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将陕北边区描写为“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的乌托邦。攻击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盛贊中共根据地是“民主的中国”，配合中共的“两个中国”论调，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华。驻华的史迪威将军也要求同等装备共军与国军，让共军开出边区作战。智慧的美国人民，及早告别了共产主义，保证了民族的长久幸福，也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理念，足以摧毁壹切反人类的制度，这仅仅是时间长短问题。如果我们非要说社会主义好，也用不着抬杠，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更好些，这对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壹个绝妙的讽刺。何清涟说：“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壹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壹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壹句臭名昭着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汙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16] 这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盗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心，纷纷投奔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多少实际意义，就基本清楚了。我们到中西部农村走壹走，那种破败的景象，无法掩饰的贫困，乡民生计之艰辛，历历在目。从战后废墟上起步的国家很多，即使在亚洲，农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也属于最慢的几个国家之壹。仅以全民医疗保障为例，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仅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数第4位。农民的年收入不够住壹次医院。西方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欧洲高于10％，美国是16％，中国摊在民众头上的不足1％。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毛时代的农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会主义，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脚医生”（兼职不脱产的乡村卫生人员）及县医院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基本免费的公办教育，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发表了“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在计划体制下，药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是配给的，卫生站和医院是公立的，不存在获利和创收。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和药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实施低价供给政策，医药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不存在高价高回报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以及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在医疗服务中获取利部门或个人收益。政府通过恢復振兴中医，强调使用中草药和中医诊疗技术，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通过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赤脚医生看不了大病，但对预防为主的日常卫生保健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带血吸虫病又大规模蔓延，就是乡村医疗和预防体系失效的结果。随着农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确立，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面临危机，合作医疗机构纷纷解体。县乡干部属于国家医保体系管理，原来以公社和生产队自筹经费的集体医疗保障体系变为个人出钱到盈利性的医院看病，随着医药费用的猛烈上涨，绝大多数农民沦入有病看不起的凄惨地位。中国的医疗保障是面对向高层的，高级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他们每人每年平均医疗费高达数十万元之多，而用于民众医疗保障的壹年仅有几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流氓集团无理侵占了。毛时代贫穷，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总要有壹些与“优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邓时代强调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特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穷中国再也无法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能求助于市场化，于是连毛时代那点可怜的全民福利也壹并取消了，彻底沦为保障少数人特权的体制。

　　在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况下，惟多数人的贫穷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富裕。对于暴富中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存在实现社会公平均富的动力因素，数亿人的贫困就是中共统治的产物，这是只进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决非中共政权自身所能化解，他们也不愿意化解，有哪个权贵愿意让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呢？中国除了爆发争取民权的国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种和平转型的办法。在以权力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权利法律基础的私有化只会导向最坏的结果——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壹种强盗型经济。中国表面上还是公有制占主导，中共还叫共产党，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启了由少数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团私有化进程。六四运动直接的诱因之壹就是“太子党”集团以双轨制为契机的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倒卖由市场定价的计划外紧缺物质——非法集资圈钱，至今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已经发展到掠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国民资源的庞大盗匪集团，并且利用物权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这是壹场光天化日下的大规模洗钱过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剥夺民众权利的强盗运动，权贵集团掠夺国民财富从革命战争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权贵私有化，全部过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众始终处在壹次又壹次被无情剥夺的悲惨地位。这即是中国党富民穷现状的全部秘码。

政治制度与经济环境

作者 程晓农 写于 二零二零年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真实情况是，中共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合，把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壹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一党专政，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一党专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中共的制度改革：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结合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中共在政治层面从未改革集权专制制度；但从经济层面看，又是天翻地复的变化。绝大多数西方人始终看不懂中国，他们总以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们相信，既然中共的经济改革开始拥抱资本主义，那么它就会拥抱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基础。恰恰是在这壹点上，西方观察者们大错特错了，他们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导致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质。中共抛弃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拥抱资本主义，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是西方观察家们等来的却是中共越来越严密的专制控制。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与衰老

在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究竟是何时诞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毛泽东建立的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中国改革中最实质性的问题已几乎被历史烟云湮没了。大家往往习惯地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那是个比喻，却并非壹种清晰的制度架构描述。世界各国当中，权贵资本主义在东亚国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国家现在依然十分兴盛，而共产党资本主义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中共独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独此壹家，别无分店。在经济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大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共产党宣称自己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帮助红色政权巩固地位，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让共产党干部们当上了资本家。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由共产党员资本家们主导、掌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党，通过扶持、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延续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壹切权力均由共产党垄断，全面的政治高压和严密的社会管控扼杀了民间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论或行动。

之所以现在来分析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因为它活到20岁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我将在另壹篇文章裏分析这个衰老迹象的种种现实表现和中共高层的相应烦恼。本文的目的是简要介绍共产党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如果不懂得共产党资本主义如何诞生、如何运转，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快就衰老。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而言，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衰老规律，也是思考中国未来政治制度转型的壹把必备的钥匙。

共产党资本主义是在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的摇篮裏诞生的。为什么共产党要拥抱资本主义？答案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教训中。中国的80后、90后都是改革开始后出生的，从来没见过改革之前的状况，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苏联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个被中共抛弃的苏联模式开始讲起，才能明白，为何中共从来不肯老实说明，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裏，共产党干部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而共产党资本家们又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滋润，巩固着他们的专制统治。

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没落

毛主义的制度架构是个“三腿板凳”。这“三条腿”当中，壹条腿是由领袖的个人崇拜支撑下的极权统治；第二条腿是自称终极真理、强制灌输到全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第三条腿是以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权经济管理制度。毛主义的衰落开始于毛泽东的死亡，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的松动都从改革经济制度开始，那是共产党政权自救的壹种必然选择。中共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中共的经济改革壹直到1997年以前都属于对经济制度的改变。

经济管理上的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定权全部集中到各级政府手裏。为此设立壹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其中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省、地、县均设有履行相应职能的计委），还有壹系列综合管理部门，如负责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此外还设立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这些部管辖，决策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企业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自主权，利润如数上交，资金使用由上级决定，国有企业裏改革前有壹句话，“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很形象地解释了这种极权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特点。

所谓的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生产计划和所需要的人、财、物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委汇总来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产和人、财、物计划；经过修改、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下发给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们再进壹步分解下发。经济计划指标壹旦下达，就不容许轻易变更了。上级政府部门每月、每季度、每年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是，它不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供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加码，制定出下壹年的计划任务，其假定是，壹切情况都不发生任何变化。而企业则只能僵硬地重復上壹年的经济活动，作有限的调整，超产没奖励，亏损无处罚。职工吃“大锅饭”、捧“铁饭碗”，干好干坏壹个样，涨工资靠国务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没涨过工资，1978年国务院下文，全国企业四成职工工资上调壹级，仅几元钱。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80年代的改革时期，主导城市经济改革的始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因为每壹项改革都意味着他们要释放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严密掌控的经济权力，企业和民间才能获得自主经营的有限空间，市场经济的萌芽才能出现。中央下放贪腐权力，贪腐从那时开始便蔚然成风。

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红色工业资本家

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究竟是如何与专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观察家们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相似，无非是企业私有，资本属于个人；共产党资本主义唯壹的不同在于，大量拥有资本和企业的资本家们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其中大多数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干部，他们也始终听命于红色专制政权。至于中共是如何从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裏凭空造成几百上千万的共产党员资本家，他们的私有企业、金融资本从何而来，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当中。

中共建立的属于名义上的国营企业的党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为了摆脱大多数国企濒临破产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窘境。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党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註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国有企业的负债快速上升，无法偿还银行，同时也让企业资不抵债。到了1995年全国党营企业总体上负债达到资产的85％，即将破产，越来越多的党营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国党营企业每年对银行欠息1千多亿元。这些党营企业的贷款就构成了银行的坏账，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银行贷款中20％是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壹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已急升到贷款总额的7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中共不得不部分放弃用党营银行保党营企业的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党营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灭。

为了避免这壹决策把社会上的所有怒火都喷发到中共身上，当局决定实行党营企业的民营化（当时采用了壹个含义暧昧的改革词汇—“改制”），让党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把民营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这些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党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默许他们私吞党营企业的资产。因此，短短几年内，大部分党营企业被民营化到了厂长经理这些干部的口袋裏，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红色工业资本家就是这样“出生”的。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壹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民营化了，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民营化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一党专政

在中共的正式话语裏，绝不可能讲出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大实话；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回避或模煳了壹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共建立的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究竟是何时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中共的官方宣传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壹个新起点。这个起点的真实含义是，邓南巡之后，在决策圈和权贵家族当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携手走上了建设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最后双方终于融为壹体，共同变成支配今日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之间虽有红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顺眼，时有冲突，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既要发财，又要巩固一党专政。

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毛主义的经济制度正式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那壹年开始中共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或者私有化，或者破产之后将厂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市，它们的高管们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无偿获取壹部分股票，等上市后股价飙升，就轻而易举地捞取了红色资本家们的第壹桶金。不管是作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唯壹老板，还是作为大企业股东，这些红色经济管理干部摇身壹变，成了共产党员资本家。除了这批人之外，各级官员和许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凭借关系和权力，也捞取了大笔财富，他们或者是把暴发所得的钱财投资于国内或藏于海外，或者是把钱财用于购买房地产，于是中国又出现了大批共产党员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这批红色资本家就组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新体制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既追求商业利益，又谋求体制内的权力，至少要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中建立壹小块自己的关系网。

谁说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有仇？那是马克思的胡言乱语。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干部自己可以当资本家，他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独掌政权的旗帜，同时又侵占公有财产而成为呼风唤雨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的富裕和共产党的专横，他们兼而有之。壹个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在改革中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政权。

尽管启动国企私有化已经很多年了，中共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这无非是为了掩盖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新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明显的对立，因为私有化彻底暴露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旗号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马克思现在从墓中走出来，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么他可能只有壹个选择，那就是宣布开除中共的“马籍”；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很可能象毛泽东所预言过的鲁迅在红色政权之下的命运壹样，马克思会被关在中共政权的监狱裏；他如果嫌一党专政的监狱太残酷，唯壹的选择就是表态效忠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权，倘若如此，则老马从此不姓“马”。

既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大量资产、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本家手中，他们必然敌视民主；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壹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一党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制度早就该抛弃了，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一党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显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共产党的专政，而且进壹步强化了这个专政，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资本主义。

江胡时代的官场运转机制靠“钱老爷”催动，反腐运动之后官场出现全面怠政，如今“经济督战队”上场，标誌着“病急乱投医”。经济下行本身反映出过去二十年盲目发展的“短寿”，而“经济督战队”的问世则意味着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官场运转机制的“未老先衰”。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之源：腐败

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2019年3月29日刊登过壹篇文章，标题是《中南海与官僚体系的无休战争》。这个标题意味深长，江胡时代中共官场与高层的那种和谐关系显然已壹去不復返了。此文还提到，“政权之安定与整个吏治的环境唇齿相依”。可见，当局对官员们的离心离德壹清二楚。官媒也曾写道：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壹个公司，中共就等同于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由于对高利润的业务调整，同时得罪了股东（各家银行）和部门经理（地方官员），于是股东们不愿意增加投资，部门经理在那裏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结果连累得公司业绩连年下降。

中共改革后的制度曾经壹度展现出相当的“活力”，在引进外资和推动房地产开发方面营造出短期的经济繁荣。因此中共觉得，它已经找到了振兴、崛起的道路，甚至飘飘然地以为，这样的“中国模式”可以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典范。然而，中共领导层从来没有意识到，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就隐藏在它那独特的“生命力”当中，那就是，各级官员近乎疯狂的“发展经济”之举，是靠腐败的疯狂动力来点燃的，而全面广泛的腐败最终必然把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制度送进死胡同。

许多人对中共官场普遍腐败的认知，壹般都聚焦在官员品行和“上行下效”这些方面，很少会从中共改革开放制度运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纪末国内有学者曾经鼓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样讲当然是为改革中普遍的腐败化妆遮掩。实际上，腐败不是中共“改革”的“润滑剂”，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制度下官场得以运转的唯壹“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