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通訊近期發布《外賣騎手研究報告：官方政策難追平台發展 工會形式主義或將再錯失為騎手維權機會》，指出快遞、外賣等平台經濟在野蠻發展多年之後，官方雖然開始頒布文件嘗試維護騎手權益受侵害問題，但是政策文件多以“補丁”的形式對權益缺失作出補充性的救濟，而工會方面的改革速度當然就更跟不上行業平台化、零散化之變化。

去年12月北京大紅門就有一名快遞員過勞猝死，因為他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因此公司沒有為他辦理工傷認定，也不承認勞動關係，而這理應是工會出手之際，而工會官僚化的“屬地主義”問題卻令工人問題被“踢皮球”。在事件發生時，工會所謂“送溫暖”的工作也根本沒有解決平台用工的實質性問題，反而淪為了形式主義。

北京快遞員日送556件快遞猝死後 公司立刻將他踢出群組

事發於2022年11月3日，已在北京幹了十年快遞員的趙武濤如常在凌晨4時30分起床，只因他的主管前一天的訊息“所有人明天早上五點上班”。當天趙武濤如在豐臺區送快遞，但早在前一天趙武濤已經咳出粉紅色的痰，而因為鄰近雙十一的關係，趙武濤在前一天的工作時間長達十四小時，由早上5點工作到晚上8時半。直到11月3日8點，趙武濤的胸口發痛，迫不得已下到醫院，南苑醫院的醫生為他檢查，發現趙當時有重症肺炎、充血性心力衰竭，咳嗽帶血且胸悶氣短。這時醫生要求趙馬上留院治療。但趙武濤應該因為沒有在北京沒有社保，一旦要在北京治療，將會賠上一筆巨額醫藥費，因此他堅持先出院，再回老家河南，但他的身體根本就難以讓他這麼做了。

在趙去世前，經理在微信群向員工發出的信息（來源：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64622159522923038）

在當日下午五點，趙的情況急轉直下，醫生用趙的手機向他的老闆發微信，拍了一張趙身上接上了很多儀器的照片，這時候老闆仍然以為是電信詐騙，直至醫生發了一條語音，說 “我是大夫，我需要電話跟你說，沒時間一直打字，搶救呢。” 趙的老闆方知道趙武濤病危，醫生隨後給他發了醫院地址，但最終老闆都沒有去。

醫生也同時給趙的家人發信息，但當趙的家屬於11月4日到達北京時，趙已經過世近24小時。醫生當時的診斷死因為“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而誘發這個病的原因是勞累過度。

據家人後來翻查趙武濤的派件紀錄，趙武濤的派送量驚人，”10月22日趙武濤送了135件，10月23日送了150件，10月24日254件、10月25日566件、10月26日410件。”

在趙武濤去世的第二天，趙立刻被移出微信工作群，平時登錄快遞的APP賬號也被停號，就如趙武濤從來沒有在快遞公司出現過一樣。

而根據趙武濤妹妹對媒體的說法得知，快遞公司沒有向趙武濤簽訂勞動合同，也從未繳納社會保險，這意味着趙武濤和其他外送員很難申請工傷認定。而據調查得知，該公司（運達），在整個2021年只對5人進行過參保。

豐臺區總工會：“送溫暖”和協助趙武濤維權是“兩碼事”

企業不去辦工傷認定、不承認勞動關係，辦理工傷，那麼工傷認定的責任就落在死者家屬和工會身上，根據《工傷認定辦法》，工會是有權為工人進行工傷認定：

於是中國勞工通訊就採訪到涉事地區的工會代表，豐臺區總工會勞動和經濟部的唐先生表示無法直接辦理趙武濤的個案，因為工會案子統屬是由總公司所在地決定，因為運達的總公司在上海，所以他們最多能做的就是將個案轉介，他說：“外賣平台的話，他的總公司在哪，他的勞動關係在哪。他有這個歸屬，他如果這個歸屬不屬我們大紅門管。”

接着中國勞工通訊問豐臺區能否有服務業的工會、或企業總工會負責趙武濤的工傷認定，唐先生回應指“豐臺區沒有服務業工會、行業工會，也沒有企業的總工會。”我們再問那能否先聯絡一下趙武濤的家人，看看如何幫助趙武濤，唐先生就表示無能為力。 

中國勞工通訊又翻查到原來豐臺區的上級北京市總工會曾經在2023年1月4日，決定辦“兩節”送暖行動，其中“新就業形態職工群體”赫然在列，我們問“那能不能為趙武濤一家送點溫暖，讓他們知道工會的存在。”唐先生回應說“送暖這個是一定要送的。但這（和趙武濤案 ）是兩碼事。”

最後，唐先生呼籲中國勞工通訊和家人應主動撥打工會熱線12351，這是最快工會可以幫助趙武濤的方法。

之後，中國勞工通訊就依從豐臺區總工會勞動及經濟部唐先生指示，致電到北京工會的12351熱線，中國勞工通訊將趙武濤案子的來龍去脈都跟接線代表說一篇，並問道能否為趙武濤辦理工傷認定，“根據工傷保險條例17條的規定，工傷發生地工會可以在一年內代表職工提起工傷認定，工會能否出面為趙武濤提起工傷認定？”代表回應說“17條的規定是要由企業工會認定的。”

中國勞工通訊再問，指出趙武濤的案子，派出所應該有紀錄，工會能否聯繫派出所，得到家屬的資料，從而聯繫到家屬。但接線代表說“工會沒有這個權力去聯繫這個派出所去聯繫家屬......咱們部門聯繫不了其他部門，要求其他部門去協助我們。” 中國勞工通訊反問“工會一直以來都和其他機關有合作，能否和派出所也有類似合作。” 代表則回應說：“可能你們認為我們所有的組織都有聯動性，而事實我們沒有，因為我們是組織，他們是執法部門。”

最後，中國勞工通訊致電的趙武濤家人所在的蓮花鎮，蓮花鎮民政所所長葛曉兵，他願意查找趙武濤家人，但表示趙武濤家人很大可能不是蓮花鎮人，但他表示仍願意查找趙武濤家人信息，一旦有成果將會安排律師，向趙武濤家人提供協助。

圖片來源：Wang Sing / Shutterstock.com

快遞公司混水摸魚 拒簽合同否認勞動責任

由此可見，如同早前中國勞工通訊曾採訪過的外賣員在團建時意外身亡案一樣，這是一宗典型外送平台和快遞公司聯手將工人“包裝成個體戶”逃避法律責任的案子，但根據當前的法律，快遞公司幾乎難逃勞動認關係認定。

首先，正如很多律師在趙武濤案爆出後，指出趙武濤家人有法理依據維權。早在2005年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指出即使勞動者未訂立下書面勞動合同，但依然可以以以下方式確立勞動關係：

在趙武濤案子，我們不難發現趙的送遞紀錄，也有工作制服、證明等，證明法律上趙可以確立與送遞公司的勞動關係。

而在近年的司法判決中，即使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也有出現類似判決，安徽省蚌埠市禹會區人民法院針對外賣員團建身亡案作的判決，法官說法就具有參考意義，他指出：

但即使在法庭判決上訂明配送服務商要承擔起用人單位責任，但實際上當前法律下，外賣行業出現專門為了規避勞動法義務形形色色的合同，有律師就指出外送員的合同五花八門，如“承攬合同”、“合作合同”、“勞務合同”，外送員一般學歷不高，於是簽了合同以為是勞動合同。根該律師在2019年作的工傷調研，當工傷出現時，有67%的外送員選擇甚麼都不不干，自行忍着，而最後77%的受訪者在整個工傷期中都沒有拿到任何賠償。

只有確立基層工友援助機制 方是真正為工人”送暖”

 全總近年針對新的平台經濟模式，提出了“新就業形態勞動入會集中行動”，在2022年5月16日，一份由全總基層工作部的會議專刊中，就有六篇文章專門討論如何在基層中建立工會，如四川省總工會就提出要依託鄉鎮、街道、建設工會，或是用線上入會如成都市總工會開發專門軟件令他“一鍵入會”。六篇文章都有提到“兜底建”，即是從基層組織出發建設工會。在一年後的2023年2月，全總基層工作部又發出新的工作動態報告，山東、湖南兩個地方關於就業形態的建會工作，而他們論述了要投入更多資源送暖心包、在電台開設“工會法律在線”，甚或是借貸服務，更重要是推動規範行業，在其文章“實施五項舉措創新四種模式山東日照系統推進新就業形態工會工作”，是這樣說的：

而這宗事件，不正好就是一次“法治體檢”，去說明當前仍有不少營運商，仍在法律的縫隙之中試圖去混水摸魚？體檢辦了，那麼下一步是否對症下藥，先為趙武濤一家提供協助，及後在工會層面檢討為何仍然存在商戶要求工人簽“個人工作協議”，甚至在趙武濤的案子中，幹了十年的他居然沒有一份和公司簽訂的合同，公司更沒有為他繳納社保。

同時，北京市總工會一方面做了很多送暖活動，在2023年1月，就全市安排了7836.4萬用於兩節送暖活動，更在活動中表明要“幫助解決急難盼的實際問題 ”，在趙武濤去世前的兩星期即2022年11月4日，北京市就舉辦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溫暖服務季”，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席陳剛並在活動開幕式發表講話，指工會要“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認真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進一步推動解決實際問題”。

外送員趙武濤突發猝死的新聞傳遍整個網絡，光是在知乎相關討論中，就有逾萬的瀏覽量，似乎北京市總工會如此大力度的這份溫暖未能及時送到他的手上，新就業勞動者的“最實際問題”仍然被忽視。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勞工通訊與豐臺區總工會、北京總工會12351的訪談中，發現工會職責往往被他們的屬地所綁住，趙武濤家人在河南，而他則在北京工作，所屬公司的註冊地在上海，如果每次求助都要找回自己的屬地，工人便很難最及時得到協助，當工人在最需要工會的時候沒有工會支持，再多的“兜底建”組建工會，都達不到工會希望做到的“有什麼需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工會”，因為工人最終都會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