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一九九二年

前斯大林主义各国的展望

　　国际背景

　　1991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随着八月政变（八一九事件）溃败，反革命在苏联国内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其所有前加盟共和国内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这极大地加速了东欧已经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在所有前斯大林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都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中国、越南和古巴等少数残存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尽管那里的步伐较缓。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对我们的世界展望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事件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关系，就如二战的结果决定了战后超过四十年的世界关系那样。在冷战期间，阶级冲突和民族间的冲突是在两大对立的集团即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所维持的平衡背景下发生的。尽管这一时期发生过爆炸性的动荡，但世界关系格局仍相对平静稳定。

　　斯大林主义作为与帝国主义抗衡的强大集团的毁灭，动摇了使帝国主义列强团结在一起并放下相互竞争长达40年的基础。世界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时期，当中的特征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加剧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本文不讨论世界经济，新的《世界展望》文件会讨论这点，但是很明显，世界关系正进行着爆炸性的重整。

　　斯大林主义的垮台为帝国主义带来了 巨大的意识形态胜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似乎胜过「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这本身在国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大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并使部份先进分子失望，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过去具一定吸引力的地方。各国的共产党都被陷入深重的内部危机。绝大多数会蜕变为第二国际那样的改良主义政党，或自行投票解散。

　　帝国主义的胜利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崩溃，让地球上又多一大块地区供资本主义剥削。但是，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在短期内得到了加强，但这一过程有明显的局限性。大国之间正在发生争夺东欧与前苏联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影响力的竞争。德国资本正试图将东欧纳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占捷克斯洛伐克外国投资的80％、波兰外国投资的40％。但这给未来德国与其西欧对手，以及将来不可避免与俄罗斯的冲突做了铺垫。反映这种结盟和反结盟的新秩序的一个事实是，主导匈牙利的外国投资的是德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美国）。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权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胜利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压力。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动荡已经给世界局势中带来了强大的不稳定因素。经济崩溃、种族冲突和内战的混乱作势要蔓延到中欧、中东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西欧国家正在面对前南斯拉夫战争的大量难民。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冲突使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而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

　　除了拖慢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这些事件还暴露了主要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新的矛盾。美国防部最近的一份报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事态发展的警觉。该文件警告德国和日本为应对前苏联的动荡可能会成为拥核国，以及该区内核武的扩散。文件补充说，美帝国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新优先事项」是「防止世界任何地区出现潜在的竞争对手」。西欧内部，由于欧洲资产阶级之间出现犹豫和公开分歧，欧盟的巨轮正在减慢速度。南斯拉夫冲突暴露了欧共体各国之间分歧的加剧，例如希腊拒绝承认马其顿共和国，以及英国拒绝向克罗地亚派遣欧共体军事力量。

　　德国资本主义的经验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崩溃的复杂影响。在所有列强中，德国是此事件最大的得益国，但同时也面对最大的风险。东西德统一在扩大经济基础的同时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巨大危机。统一的代价已大大超过了德国统治阶级的最初估计，这给德国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国继承了东欧发展进程的所有矛盾：东欧未解决的社会危机、工人阶级对恢复资本主义后生活成本上涨的日益抵抗。最近德国发生的罢工是194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结束和德国历史上新的动荡时代的开始。

　　西方的援手？

　　如果前斯大林主义各国可以建立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世界贸易显着增长，那么理论上这会提高世界资本主义增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情况极不大可能发生。世界资本主义的战略家越发需要处理斯大林主义国家崩溃的负面影响。战争、大规模移民和不稳定局势的代价即将蔓延到从前被铁幕隔断的地区。

　　在这些社会中，有几个因素阻碍了资本主义复辟带来新的增长。首先，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极度脆弱贫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这种状态很可能继续维持。其次，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局限性。各种事件证实了我们的预测：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准备提供开发这些经济体所需的大量投资。七大工业国集团于1992年4月宣布为前苏联提供的24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但这只是所需资金的杯水车薪，而且这几乎不是任何新的资金。毕竟五角大楼从前每29天就要花这么多钱来保护美帝国主义！

　　要让前苏联的经济现代化到西欧标准，所需的费用估计为每年760亿美元至1670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如果认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会在资本主义基础不牢固的地方投资这样的数额，简直就是乌托邦的幻想。

　　1945年后重建西欧资本主义的马歇尔计划是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制定的。当时美国资本主义从战争中崛起，与其他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相比地位大大增强，所以能够决定性地进行干预，帮助疲弱的西欧政权以压制战后的革命潮。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虽然遭到战争的破坏，但仍然存在。因此，他们不需要负责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需的金融、法律和管理制度。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仍然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但它正在国内外市场受到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以及欧共体的挑战。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表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矛盾逐渐增强。即便关贸总协定签订，这目前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但是实践上它越来越有可能因为变相的贸易战而大打折扣。当年马歇尔的援助是对苏联地位增强和西欧资本主义被推翻的恐惧的一种反应。吊诡的是，在斯大林主义不再构成威胁的现在，帝国主义更不可能通过决定性的经济援助进行干预。

　　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整个东欧和前苏联领土内的资产阶级复辟政权上台，对这些社会而言是巨大的倒退。野蛮的黑道资本在计划经济崩溃所造成的真空里蔓延。显然，尽管官僚主义扭曲了国有化计划经济，但其崩溃对这些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失败。

　　但是，这种失败不能与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相提并论，法西斯党从肉体上消灭了无产阶级的组织，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铺平了道路。而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日本等许多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得到了加强。对于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计划经济的废除是可怕的历史性失败，带来了社会灾难。但是尽管废除计划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混乱，工人阶级并没有像被法西斯粉碎那样压垮。这些国家发展的反革命的吊诡之处在于，直到今日，是伴随着并部份地借势于独立无产阶级组织最初所引起的动荡。

　　此事件在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内部，特别是在改良派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混乱。在过去的时期里，尽管是斯大林主义，但计划经济的发展都可以拿来跟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现在，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必须回去《资本论》的书页里寻找，而不是拿「钢铁的语言」和计划经济的现成成就。斯大林主义作为国际劳工运动中一股势力的崩溃也是有双重后果。在短期内，过去以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为参照系的许多人会迷失方向。帝国主义的明显加强会打击无产阶级尤其是前殖民国家人民的信心。但是长期来看，斯大林主义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的崩溃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因素。

　　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靠着俄国革命和后来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余辉，在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保持着强大的地位。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捍卫十月革命的真正理想，并站在工人民主与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他们提出挑战 。几十年来，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的主导地位，托洛茨基主义陷于于孤立。斯大林主义的倒台消除了无产阶级尤其在新一代青年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巨大障碍。

　　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迷失方向的一群无产阶级。但是，尽管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和不确定性，但亲历野蛮的资本主义却严峻的考验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目前，缺乏替代路线以及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斗争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趋势也代表，某个阶段可能出现爆炸性的运动和意识的重大转变，尤其如果可以建立革命性的领导的话。因此，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好准备。

　　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巨变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大且新的理论问题。这个发展进程是史无前例的。自1989年以来，我们不得不特别根据这些事件重新评估世界形势的分析，就像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分析全新的历史局势。反斯大林主义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如何被导向资本主义复辟，以及由此引发的特殊议题都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前的任务是要将这些经验教训应用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和其他地方建立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本文件是为了对这个任务作出贡献，我们总结最近时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垮台

　　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关系基础尽管被斯大林主义扭曲，但仍然在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长。过去落后的俄罗斯通过计划经济在两代人的时间达到了工业强国的水平。但是苏联政权是个巨大的矛盾，踩在工人阶级头上的新特权阶层垄断了权力，这意味着苏联经济发展是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为代价实现的。

　　计划经济需要广大劳动人口的积极参与来执行、检视和调控计划。而在没有民主参与的情况下，官僚的大幅膨胀越来越与计划经济的需要发生矛盾。最初，尽管普遍存在浪费、腐败和管理不善，但斯大林主义官僚在一段时期内仍能够发展生产力。但是后来，尤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越发复杂的情况下，官僚的持续统治抵消了计划经济的巨大优势。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和东欧经济陷入停滞甚至下滑。而苏联在1961-6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5％，在1986-89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7.8％。计画经济的崩溃，导致苏联在1991年的GDP下降了17％。缺少工人民主制或甚至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那样的工会的制衡，官僚采用的工业政策越发不考虑所造成的巨大环境破坏。空气和水质汙染造成了不适合居住的灾区的出现。位于中亚的咸海因棉花生产而萎缩，成为了不受制衡的官僚主义统治的遗迹。

　　从1970年代开始，新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斯大林主义国家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尽管斯大林主义国家不乏科学创新，也能够在某些密集型产业领域（特别是在军事生产中）应用新技术，但僵化的官僚主义方法与经济整体地应用新技术并不相容。勉强才能达到生产目标的企业们拒绝引进新技术，因为安装新设备、重新培训工人就必须干扰生产。如此一来，经济发展任务的复杂加剧了官僚体系的麻痺和惯性。这解释了苏联大多数经济部门为何会落后，为何如此重视劳动密集型的重工业以及长期依赖西方早就遗弃的旧技术。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组织共同进行的《苏联经济研究》(1991年2月)对此（纵使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做出了解释：

　　企业管理层进行创新、提高效率或提高生产质量的诱因措施不充分，甚至是不恰当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过份强调生产总目标。创新和寻求低成本技术通常短期内会对产量造成干扰，因为要安装新设备，重新培训员工以及测试和开发不同的工作方法，但是计划体系主要是通过制定越来越高的目标来鼓励增产，所以无法允许一家企业暂时降低产出，并影响其下游供应链。此外，市场经济中创新和高效率的典型：降低价格、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利润等，苏联企业通常对此难以或不感兴趣，因为其商品价格通常是定为成本加固定值。特别是如果改进技术的代价是达不到年度生产目标，那所有的奖励都会受牵连。即使改进的技术在一年之内成功提高了产量，对企业的收益也极为有限，因为明年只会相应被给予更高的目标（所谓的棘轮效应）。

　　因此，即使是提供了诱因机制，官僚机构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自身利益共同阻碍了苏联最高领导层提高生产率的尝试。198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开始崩盘。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武断目标和指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这导致各企业管理不得不阳奉阴违，以获取重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维持生产。各企业为生存而挣扎，于是大量囤积库存、原材料和劳动力。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通过荒谬的以物异物协议解决，而不是以有序和谐的方式组织起来。加上苏联经济具有复杂的多民族性质，各民族官僚机构之间相互的竞争和斗争进一步破坏了计划经济。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工人阶级出手摆脱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并建立民主的生产计划，才有可能防止计划经济的瓦解。

　　政治革命

　　1980年代后期，政治革命在整个东欧爆发。推翻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群众运动，以及苏联的民族运动展现了无产阶级开始行动时的巨大力量。腐败的斯大林政权悬而不决，无法动用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历史上从来没有革命运动如此迅速地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革命在整个东欧每一个国家首都爆发，当中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样子。但是，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式不同于1956年的匈牙利，群众也没有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或1980年波兰群众的意识。我们预测到政治革命的爆发，但没有预料到其发展的方式。

　　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阶级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中长大，并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这些工人阶级憧憬着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到了1980年代，几十年来的斯大林独裁已对群众意识产生了腐蚀作用。另一方面，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繁荣（1950-1973），此后一段时间出现了萧条和滞胀，但在1980年代再次迎来景气，而当时正恰逢苏联和东欧经济衰退，这也对工人阶级的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独裁统治下，这些都在暗地里发展。而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僵局，导致社会的各阶层都受其害。这对于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尤其如此。

　　由于对经济的不断衰退感到失望，并且惧怕无产阶级起义，各官僚群体纷纷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保住自己特权的唯一方法。尽管资本主义已耗尽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但与腐朽的斯大林主义经济的混乱相比，而且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以及大部分工人阶级都认为这似乎是摆脱经济僵局的唯一方法。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政治革命的脱轨和亲资本主义反动派至少暂时的得势。

　　政治革命以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胜利告终并不是自动或必然的。革命代表了群众进入了政治舞台，每一次革命都充满混乱。群众会在斗争中尝试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寻求前进的道路。在1989年的革命动荡中，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在社会上具有较以前更广泛的基础，但亲资本主义的集团和思想也仅是运动的其中一个元素，并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和官僚。在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势力。例如东德、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开始本来存在着相当的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意识。

　　但是，在缺乏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革命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旧的斯大林主义秩序瓦解造成了政治真空。在这种政治真空下，除了「市场」，群众看不到斯大林主义以外任何的可行选择。正如群众运动推翻独裁政权的每一次胜利都引发邻国斯大林主义国家的革命一样，每次转向资本主义的反动都强化了其他社会当中把这当作唯一的现实出路。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幻想就以扭曲的形式承载了群众对斯大林主义的炽热怨恨。

　　即使诸如东德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不是追求资本主义，上述因素的综合也奠下了反革命发展的基础。必须再次强调的，这并不是必然。如果斯大林主义分子试图按照计划试图暴力镇压革命，而非在1989年10月9日晚那让退缩，那可能会引发无产阶级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亲手粉碎了官僚国家，运动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尽管不能立即消除对于西方的所有幻想，但这会使完成政治革命的议题更重要。

　　这种反革命并不是在过去几年里才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反革命，尽管过去70年里它还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解释：「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并「愈来愈成为一种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托洛茨基提出的展望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暂时打破。苏联的胜利，加上其巨大的经济进步以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的推迟，导致1950、196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得到加强。在此期间，回归资本主义的呼声微乎其微。但是19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步履逐渐放缓，尤其是1980年代　停滞不前和实际上开始衰退的时候，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内亲资本主义的倾向就开始发展。首先是在中国，匈牙利，然后是苏联。

　　戈巴契夫1985年上台是斯大林主义的关键转捩点。尽管戈巴契夫本人后来转向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的立场，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由于担忧经济停滞会酝酿革命，戈巴契夫努力想把官僚统治体系从深渊拯救出来。他的政权开始实施苏联斯大林主义史上最深刻的改革，以防止来自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但是，正如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这种由上而下的部分自由化打开了民众起义的闸门。

　　1980年代末，出现了自1930年代初以来未见的官僚机构不同派别之间的公开决裂与斗争。某些时期，戈巴契夫依赖官僚中新的亲资本主义派别来对抗最守旧派的影响，后来又靠斯大林主义派旧势力来反对亲资本主义派。但是，戈巴契夫通过更多诱因机制和更多的权力下放来刺激经济的尝试，远没有改善问题，反而实际上加速了计划经济的瓦解。改革失败和经济混乱，强化了旧制度下没有出路的想法。随着镇压的明显威胁消失，群众开始提出诉求，这使得官僚阶层进一步感到威胁。因此，亲资本主义倾向在官僚机构中逐渐流行，以至于甚至戈巴契夫下台之前，这种倾向就已成为明显的多数。

　　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推翻。现实中，推翻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融合了两者。在1989年10月东德发生革命起义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期待无产阶级一旦采取行动，就会抵抗资本主义的复辟，并走向建立工人民主制。确实，在此之前曾有过斯大林主义国家是否需要先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取得政治革命成功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曾考虑过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会成立革命党的可能性。

　　但是，现实比最优秀的理论还要复杂。正如列宁说的，在苏联如何发展反革命时，「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看似要引起政治革命的起义发生了无法预料的转折。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被迫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评估主张。特别是因为我们参与了群众运动，摸清了情况，我们迅速作出修正。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在1988-89年的讨论中已经注意到，当地社会已经不再排斥资本主义复辟，但政治革命的出轨速度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同样意外的是反革命的第一步并没有遭到无产阶级的强烈抵抗。

　　突然走向反革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旧官僚机构的投降。官僚们争相加入亲资本主义的「反对派」行列。在革命的第一波冲击波下，斯大林主义的抵抗直接瓦解了。总的来说，这些政权没有试图通过镇压运动撑下去，而是像烂泥一样投降了。个别政权如罗马尼亚企图镇压运动，但不仅没有征服无产阶级，反而激化了起义运动。如果军官们没有下定决心拿下独裁者齐奥塞斯库（Ceau?escu），那这场运动很可能会打破旧的国家机器。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新兴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前斯大林主义官僚。这些人在革命压力下跳槽到资本主义阵营的速度，乃取决于此前的时期，特别是1980年代官僚机构的资产阶级腐化程度。戈巴契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是国际上这一进程中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苏联官僚宣布不会介入挽救东欧的旧政权，鼓励了群众和当地官僚当中的亲资本主义派别。对于各官僚集团中剩余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而言，这个打击进一步让他们丧失了斗志。

　　当托洛茨基提出苏联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预测时，他认为这只有通过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才能成功。然而，今天，无产阶级对计划经济的依恋已被数十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侵蚀。从独裁下获得自由的工人阶级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建立自信心和发展政治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存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市场」的幻想，并相信这是斯大林主义以外唯一出路。这就是为何迄今为止，反革命为何能够以「民主」的形式进行，而没有受到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抵抗。

　　迄今为止，反革命的进展都是基于这些幻想。随着这些幻想的破灭，反动派会受到无产阶级更大的抵抗，并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巩固反革命。由于工人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当前的「民主」阶段会破灭，在某个阶段会招致爆发性的战斗。群众早已厌倦了的资产阶级政客把一切社会的问题归咎于「共产党员」身上。但是，无产阶级迷失的程度将不可避免地拖慢这个过程，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负面政治遗产。必须要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革命的替代方案才能加速这个进程。

　　前苏联与东欧各政权的阶级性质

　　以上过程造成了特殊的混合国家的形成。这些国家的反革命政府倾向于在从工人国家继承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混合或过渡形式的社会。把这种社会固定的分类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并不总是适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1979-90）是另一种混合体。游击队战胜了独裁者建立了新政权，他们本来有可能朝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方向发展，并摧毁资本家的势力。但是，由于苏联政治顾问的影响，桑定的领导人拒绝贯彻这种革命。于是十年之间，新政府与资产阶级主导的经济不安地共存。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维持，最终，尼加拉瓜的资本家得以重新夺取国家机关的控制。

　　在东欧和前苏联，我们看到了类似但是相反的过程。 由于前述原因导致政治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完全国有的背景下上台。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某些国家的节奏要比邻国更快，但这些新国家都是过渡性政权，正在朝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不牢固。

　　东欧的亲复辟政权获胜后，我们立即将其归类为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政权。当然，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不会丝毫松懈。因此，有必要考虑此过程的发展并做出更精确的定义。由于主观因素的薄弱和无产阶级的迷失，我们目睹了反革命进一步加强。这尤其是因为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进一步鼓舞了整个东欧的反动派。虽然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关系的转变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是在这些社会中，国家机构内部都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武装部队、公务员和国有工业的指挥部门已经转向资产阶级的立场。在这些社会中，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已经建立。

　　如托洛茨基所说：

　　「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推翻苏维埃统治阶层，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党书记以及特权上层当中就会找到不少的现成奴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有必要把国家机关清洗一下。不过，资产阶级复辟也许会比革命政党需要清洗的人少一些。」 （《被背叛的革命》〈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这个过程在所有前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旧国家官员的实际清洗规模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国家中清洗的规模很小。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主义政权倒台后不到一年，就有3万名政治委员离开了军队。其中大多数是失望的前斯大林主义分子，他们是辞职或退休，而不是被革职。八月政变失败后，有5万苏军前政委被撤职，尽管超过一半的后来被重新雇用在其他岗位。在前东德，由于西德政权要在政府关键职位上安插自己的官员，因此更为彻底地进行清洗。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不是肉体上的清洗，只是国家机构内部效忠对象和阶级观的转变。大批旧官僚、将军和警察局长转向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大部分国家都企图建立规模更小的专业军队并废除征兵制，也是为了支援这个转变。而匈牙利不同于东欧的大多数地区，根本没有针对旧政权的群众运动，但其政权及国家机构还是几乎一面倒地转向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这些国家只是尚未成功建立可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进入这些经济体的程度因国而异。在部份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私营部门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1年波兰为30％）。在其他地方，资产阶级政权才刚刚开始瓦解国有制。但是，即使经济的决定性部门仍然属于国有，这也不能排除资本主义关系的主导地位。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70％的经济被国有化，尽管如此，葡萄牙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鉴于新兴资产阶级还很孱弱，很多部门可能会继续保持国有。但与斯大林主义时代不同，这些部门不会被整合进中央计划，而是会像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国有化产业一样，作为单独的「国家资本主义」财团发挥作用。

　　许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便有这样的现象。这些地方的国家不得不介入亲自运营工业的一些部门。这是基于资本主义而进行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在1921年解释：

　　「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42卷《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由上述话语可以看出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不应该与认为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体的错误国家资本主义论混淆。

　　尽管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关系尚未稳固，但是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反革命的跃进意味着仅靠政治革命已不足以使无产阶级上台。政治革命在过去是指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清洗官僚机构并建立工人民主的「补充」革命。但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资产阶级财产的增加，以及计划经济的破坏，在这些社会中已经需要进行新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扭转重要企业的私有化并制定民主生产计画。这只能由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完成。

　　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认同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在这些社会中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说法。相反，恢复资本主义关系正在整个东欧和前苏联造成经济破坏。整个东欧地区的GDP在1991年下降了15％。波兰的GDP自1989年以来下降了30％。波兰的失业率目前为12％，预计自1989年以来将达到18％。即使在经济较强劲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过去两年GDP也分别下降了15％和25％。

　　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前景密不可分。如果像1950-1973年间一样的新一轮资本主义景气来到，那么至少其中一些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克服挑战建立可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是极不可能的展望。在国际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弱势的半殖民地经济体面临着绝望的未来。

　　新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旧官僚和黑市商人中诞生的。他们是唯一可以从掠夺国有资产中获利的人。例如，莫斯科前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现在是俄罗斯第五大富豪。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生产力，完全只是寄生作用。在波兰，每100家新企业中就有87家是贸易公司，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产品。同样，大多数外国投资和收购也没有导致任何实际开发或增加产量。许多投资的目标仅仅是在国内市场上建立一个进口半成品并由本地廉价劳动力组装的代工市场。

　　当然，这些社会确实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大量廉价的技术劳动力。根据《经济学人》（1991/9/21）的数据，按当前汇率计算，波兰目前的工资水平是墨西哥的一半，而保加利亚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已经低于印度！尽管如此，外国投资仍然微乎其微。以波兰为例，1989年以来外国投资额不足10亿美元。东欧吸引最多外国投资的匈牙利也只获得了25亿美元。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是不够的。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还有他们的商品在当地社会或是扩大的世界市场中有市场时才会投资。而这些低工资的经济体为资本主义提供的新市场极为有限。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政府严苛的货币政策生效，1991年的消费量下降了23％。

　　除了这些国家市场的局限之外，资本家还面临着西方工业产能过剩以及世界经济（顶多）可以实现慢速增长的问题。这些因素限制了在俄罗斯和东欧进行重大投资的可能。除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因素抑制外国投资，这些政权的极端不稳定以及投资人担心这些社会变化可能逆转。当地人民对于外资靠他们的「祖业」套利越来越不满。这也牵扯到历史因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受德国和奥地利统治。民间压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公开寻求「非德国的投资方」。

　　这并不是说进一步的外国投资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匈牙利、捷克、波罗的海、俄罗斯部分地区较发达的领域，会有一定程度的投资。但总的来说，这种投资的特征是「殖民式」的，目的是剥削廉价劳动力，以便出口回西方市场。例如通用电气收购匈牙利电气生产商Tungsram，以及大众汽车收购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汽车，这些投资就是此类的典型。

　　斯柯达作为东欧最大的投资项目很有示范性。在收购之后，斯柯达1991年销量下降到3万辆，远低于目标的3万辆；日产量从930辆减少至670辆；解雇了1800名生产工人。福斯尚未宣布任何引进新技术的计划，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切断斯柯达的所有出口合同。虽然不排除将来福斯可能对这家捷克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甚至将部分生产从德国转移过来，但这项收购显然是掠夺性的——用最少的投资将斯柯达的市场份额转移给福斯的汽车。

　　因此，即使在经济上技术最先进的部门有一些外国投资，这也无法彻底改善整个经济。在前斯大林主义经济体中，生产集中在陈旧的、技术上已过时的工业部门中。这些部门是没有投资人会认真考虑的。 与现代化和重新装备这些工业所需的资金相比，上一时期的外国投资是杯水车薪。因为私人资本大多不愿介入，所以西方政府及其代理被迫以援助和贷款的形式提供某些妥协，以防止进一步的动荡威胁帝国主义的世界利益。但是，这些款项不可能满足前苏东国家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的需求。

　　因此，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最乐观评估，这些国家也将面临多年的严重衰退。世界银行预测东欧的人均产出直到1996年或更晚才能恢复到1989年前的水平。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要赶上未来十年欧共体的平均收入，东欧六国（包括前南斯拉夫）每年将需要4200亿美元的投资。而国际资本完全没打算出这笔钱。

　　加速学派

　　新生资本主义面临的艰钜任务已经使他们与帝国主义的顾问产生了分歧。「加速」学派认为需要一场「大爆炸」来尽快分解旧体制，以便为资本主义铺路。 他们认为，如果国家继续参与经济，而国企不私有化，那么资本主义复辟就仍然存在逆转的危险。而他们的反对者认为，「大爆炸」会让经济陷入混乱而威胁到复辟进程，迟早引发大规模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风险。

　　在此阶段「加速」学派的拥趸显然占了上风。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张把国企迅速私有化和开放自由贸易。他们已经公布了各种计划全面实现经济私有化。但显然，这种路线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的问题就是他们主张的私有化规模之大。《经济学人》1991年9月21日对东欧的调查说：

　　「史上最大的私有化计画是1973年至1989年间的智利，他们卖掉了470家国有企业，相当于该国24％的产值，与5％的岗位。但他们能做到这点，也仅是因为许多国有企业可以简单地归还给以前的资本家。相比之下，匈牙利拥有约2300家国企，波兰有7500家，捷克斯洛伐克有4800家，保加利亚有5,000家，罗马尼亚有4万家。」第二个问题就是，外资显然并不愿意买下这些企业。同样是《经济学人》的这个调查：

　　「无疑地，会有更多国企卖给外资。但许多最有前景、有既有的品牌知名度的企业早就被挑走了，例如福斯买下的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公司。就算乐观估计，外国投资人每年大约也只会买下15~20家国企。」有鉴于此，这些宏大的私有化计划资金要从哪来？波兰个人储蓄的总量不到波兰工业估价的10％。社会上唯一能够成立新私有化公司的部门是前官僚和黑市老板，但这些公司迄今为止主要都只是小型企业。工人看到私有化中获利的都是这些骗子，在政治上对私有化产生了反感。

　　私有化债券

　　为了快点绕过这些迅速私有化的障碍，并克服工人阶级的抵制，许多资产阶级政权都选择了债券计划。这些债券要么廉价出售，要么免费提供给每个公民。他们许诺债券代表将来一定数量的股份，制造出全民共享所有权和「大众资本主义」的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超过800万人购买了债券，他们相信现在35美元的债券在两年之内将升到4150美元。

　　但是，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计画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让工人为未来的艰难时期购买保险，但这些债券计划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如果没有大规模投资和现代化，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产业根本就没办法获利。根据最乐观的评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司中有20％将于今年（1992年）破产，只有35％的公司可能在未来5年存活下来。同样，正如《经济学人》杂志的调查指出：

　　「许多东欧企业是『减值企业』，也就是说以世界市场价格估计，他们消费的原料的价值高过于他们产品的价值……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有20-25%的企业是这种减值企业」所有债券提案的致命弱点是，这些都仅标志着所有权的转移。他们没有创造任何新财富以投资新技术。 债券的收入（如果有的话）流向政府，而不是相关企业。因此，它不直接产生任何新的投资，而投资才是这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现阶段，考虑到工人阶级及组织的混乱，这些计划可能会使动员群众抵抗私有化的任务更慢或更复杂。部分工人运动支持参与这种计划，认为这至少可以让工人对私有化过程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斯大林主义下对官僚控制的一种矫枉过正。这导致不少左倾工人支持员工持股或是混乱的「自主管理」概念。但是经验将证明，这对无产阶级而言是个陷阱，是企图抵消无产阶级反对掠夺国有资产的技俩。例如，俄罗斯政府提议给大型企业工人25％的股份。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都是无投票权的股份，真正的控制权被转移给银行、投资基金和大股东。当不可避免的破产和裁员发生时，这些员工持有的股份将变成废纸。

　　当前所有为缓解民众反对私有化的尝试都可能势得其反。可能引起群众反对的不仅有裁员和倒闭。 用于给新债券或股票分红的资金也极不稳定。当大笔分红的承诺落空，这本身可能会引发群众运动。 在这些社会中，外资股权和掌控权也引起很大争议。 例如波兰已经建立了20个基金来管理新计划创建的股票。这些资金会名义上由波兰人董事经营，但实际控制这些基金会的是西方公司和银行，并且将负责波兰25％的工业总产值和12％的就业。这种想法已经激起了群众的反对。

　　假如，完全有可能的，当一个或更多基金倒闭了并吞噬成千上万工人的毕生积蓄，这就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成立的投资私有化基金（IPF）公然参与了犯罪行为。政府顾问警告说，这些基金只有30到60家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自立存活。已经有官僚提出了重新国有化的方案，以防止大规模倒闭和罢工。

　　日本路线？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刚起步的资产阶级会走上这条路线呢？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奉行西方资产阶级盛行的里根／撒切尔意识形态。但是，还有一个决定性原因，是这些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尽快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从而为不稳定的统治建立社会基础。在现阶段，这些社会如果说有资产阶级，那也只不过是1840年代恩格斯普鲁士描述的「小商人统治」。快速私有化尽管存在明显的弊端，但也反映出前官僚和黑市商人希望以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形式合法化自己的财富或收入来源。

　　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也很难想像更差的方法建立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方法。他们完全无视日本在战后或南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验，在日韩的经验中，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因为私人资本拒绝进行投资，国家开发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并亲自把投资引导向经济的关键领域。同时，这两个经济体都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东欧和前苏联的资产阶级政权目前的作法相反。虽然旧苏东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合作伙伴（Comecon ）之间的贸易崩溃了，但对于一些东欧国家而言，与西方的贸易却有了明显的增长。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对经合组织（ OECD ）的出口增长了2％，而匈牙利的出口增长了20.8％，保加利亚增长了30.2％（《金融时报》 1992/11/5）。新的欧共体占波兰出口的54％，占进口的48％。但是，由于他们放弃所有贸易和外汇管制，这些贸易主要受益的只会是生产率占明显优势的西方公司，牺牲的则是落后国家的工业。

　　即使新生的资产阶级放弃这种作法，而采用日本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路线，这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不管日本还是后来的南韩，这些政策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长期荣景下才取得了成功。这与当今世界经济有着决定性差异。

　　俄国资本主义的展望

　　从短期来看，俄国资本主义可以发展成一个新的经济大国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它在经济上会被世界帝国主义垄断。根据目前的市场汇率，俄罗斯1992年第一季度的年GNP甚至少于比利时。所以资本主义的俄国很可能发展成一个从属经济，与半发达的巴西相近，而不如日本或德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俄罗斯社会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不是巴西那样至今仍然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和封建生产关系。就军事而言，资本主义俄国仍然会是一个强国，特别是在其势力范围内。

　　俄罗斯将面临巨大的不利条件，不仅是因为其生产率低下，还因为其依赖的原物料价格有相对于制成品价格下行的趋势。俄国庞大的石油储备也无法保证其经济前途。随着乌克兰和其他前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国家转向中东寻求石油供应，俄国已经面临着其原有市场流失的威胁。此外，由于技术过时和基础设施崩溃，俄国石油也面临着巨大的产能问题。四年前苏联的石油产量接近7亿吨，莫斯科经济学家预测，到19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可能减半。他们警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俄罗斯可能会无法继续出口石油。

　　没有大量的外国投资，就不可能在需要的规模上引进新技术。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总体而不均的发展方式：在落后工业的海洋中或许存在一些零星的高科技产业孤岛（大多由外资主导）。阻碍必要的规模的现代化的，除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产生的经济因素外，还有重要的政治因素，因为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集中在重工业和其他会面临裁员或关厂的部门。工人民主的社会也会必须面对生产现代化的问题，但是会在劳动者的充分参与下以民主方式来解决。

　　而如果通过市场的盲目之手来解决，必然就会产生一场社会灾难。1980年代，美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能够实现重工业的现代化和减产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景气。而即使在那个情况下，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例如英国矿工和美国的钢铁工人的罢工。而这些问题与俄罗斯新生资本主义面临的任务相比可说小巫见大巫。

　　俄国和其他后苏联时代的政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并且由于苏联解体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消失而雪上加霜。野蛮的资本主义政策没法阻止经济下滑，反而使局势恶化。在俄罗斯，叶利钦实行「休克疗法」后一个月内，煤炭产量下降了10％，石油产量下降了12％，钢铁产量下降了27％。叶利钦的副总理盖达尔（Yegor Gaidar）预测1992年总产量会下降12％。

　　正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警告过的，转向资本主义并没有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西方标准，反而给将他们带入到前殖民国家的状态。1992年1月以来，俄国的生活水平下降了40％。叶利钦的物价上涨使莫斯科9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这场人祸导致莫斯科街头商人开始出售被宰杀的猫狗。

　　俄国资本主义正于犯罪、投机和黑道的杂交中兴起。在摩尔曼斯克，黑道与前官僚勾结，收购了大多数新近私有化的商店，从而制造人为短缺、蓄意抬高物价。当地的高级警官声称「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被阿塞拜疆（台：亚塞拜然）人买下了」。 与其他地方一样，有组织犯罪由南高加索和中亚的帮派主导。毫无疑问，这带来了进一步的复杂因素，因为这导致工人对投机者的敌视加入了种族主义因素，并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提供了温床。例如，莫斯科出租车司机最近罢工反对物价上涨的同时，也要求将高加索人赶出城市。

　　民族解体

　　前苏联解体为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一场噩梦。释放出来的不可控制的分离主义势力有可能破坏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关系的稳定。从经济，军事甚至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态发展都使帝国主义必须警惕。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有难民潮逃离前苏联和巴尔干部分地区的经济崩溃和内战。

　　苏联核武分配的争议增加了一些中亚共和国保留其核武，以及向其他国家出售核武和技术的可能性。出于这些原因，帝国主义者起初支持戈巴乔夫把各成员国组织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戈巴乔夫失败后，他们支持建立独联体（CIS），以制止各国经济与政治上完全分离的趋势。然而，独联体从成立之初就摇摇欲坠。

　　这些事态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无法发挥进步作用。向资本主义转变复活了无数小型且经济上无法自立的民族国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主义面临着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基本障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狭窄的国界。斯大林主义至少在苏联内部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克服了这两个障碍。鉴于帝国主义继续主宰世界经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是对斯大林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盖棺论定。

　　在1920年代初，根据列宁对不同民族的政策，苏联基于自愿结合的原则将被沙俄压迫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尽管后来斯大林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犯下了罪行，但这仍然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成就。但尽管十月革命初步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但是仍然只有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即使那样，国家分界也不会自动消失，而是需要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有意识的干预，制定国际主义政策才能消除国界。

　　俄国革命的疲惫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胜利使得民族问题继续困扰苏维埃社会。官僚主义的专制统治不可避免地与苏联各民族的独立诉求和文化诉求相冲突。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专制，似乎使民族问题暂时沉寂了。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瓦解，一股强大而不受控制的离心力在苏联出现了。

　　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人运动和熟悉各民族诉求的革命领导，那苏联各民族的运动本可以朝着政治革命和真正建立自由和自愿的工人民主联邦的方向发展。这样的领导，一方面呼吁苏联经济最大程度的融合，并解释联邦的优势，但却必定会捍卫所有共和国的自决权。

　　当政治革命转移到反革命道路上，民族问题也发生了野蛮的转折。在非俄罗斯族人中，对斯大林主义的仇恨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民族主义色彩。人民渴望摆脱大俄罗斯官僚统治的束缚，但却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导致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增长日益受到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支配（包括许多临时背叛斯大林主义的叛徒）。

　　今天的局势甚至比沙皇时代还要复杂，因为尽管有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苏联本身发展从许多部落社会中创造出了新的民族。而斯大林主义的巨大罪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问题。虚伪的官僚模彷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使用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有些民族被迫全族迁移离开其传统领土，而大俄罗斯人往往定居在其他共和国的城市中。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共和国面临着「印度化」，并且不可避免地爆发民族和宗教冲突。在前苏联领土上几乎没有一条边界线是毫无争议的。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东欧迟早也会跟上。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提到的「欧洲的疯人院」，现在在斯大林主义的灰烬之下重建了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冲突迫在眉睫。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在边界问题和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的波兰人的权利方面存在争议。德国的每一个反动派都在说要收复东方的「失地」。工人组织的持续疲软和复辟的步伐加强了民族主义，并导致了旧偏见的重新出现。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再次面临大屠杀的威胁。

　　独联体的成立未能阻止这一进程。实际上，独联体的意义只不过是让各国开会就各种争议议题吵架。 独联体的各成员都在组建自己的国家武装部队，其中一些是为了与其他成员对战的，例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冲突正在迅速发展，因为该地区的多民族人口反对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化。 在五月的首脑会议上，独联体11个国家元首中只有6个抽空参加。尽管俄罗斯与大多数中亚共和国之间已达成防御协议，但这是因为这些中亚共和国需要借助俄罗斯来制衡阿富汗的新政权和中国。这个协议不太可能吸引到所有独联体国家。

　　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存在激烈的贸易战，所以独联体甚至没有发挥有效的贸易集团的作用。部份国家之间存在实质的贸易封锁，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难怪戈巴卓夫将前苏联地区的气氛比作疯人院。新生的资产阶级知道这些事态只会经济危机恶化，但他们早就失去控制。很难想像有什么环境更不适合重建资本主义。

　　以前，苏联在经济上是一个整体。这些联系的断裂使所有前加盟国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错位。例如，在莫斯科，由于缺少亚美尼亚的轮胎、阿塞拜疆的电线和立陶宛的车灯等备件，救护车服务正在崩溃。

　　这反映了前苏联官僚机构依民族发生的最后的大分裂。相互竞争的民族官僚集团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以确保自己在新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最有利地位。俄国以外的新资产阶级政府试图依靠渴望摆脱俄罗斯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持自己的立场。这些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政体都试图把日益增加的民怨转移到其他民族或当地少数民族身上。

　　同时，这些政权试图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和俄罗斯二虎竞食，来争取自己的市场、投资和新的原材料。可以预见，俄国政权将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对较弱的各前加盟共和国充当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大俄罗斯官僚统治前苏联，而俄国实际上以便宜的原物料补贴了其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净补贴者。当俄国决定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收世界市场价，这对其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已经造成了沉重打击。

　　因此，南部的加盟共和国越来越希望与土耳其还有次之的伊朗发展经济联系。例如，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已与伊朗达成了进口原油的协议。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恢复了其区域贸易集团（ECO），并吸引到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土耳其资产阶级正在利用突厥语言的共通点在南部各共和国地区树立影响力。

　　同时，南部加盟共和国社会动荡的威胁对邻国意味着不良的影响。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如果爆发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土耳其内部各民族。因为土耳其已经面临库尔德人日益增加的反抗。伊朗也将受到影响，因为其国内有一千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少数民族。美国国务卿贝克（Baker）对中亚共和国的访问意在反制伊朗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尽管现在没有明言，但美帝国主义担心未来会有「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上台。伊斯兰反动派在阿富汗的胜利以及阿富汗各族之间分裂的可能性，是该地区另一个不稳定因素。

　　但是，现阶段大多数中亚共和国都更青睐土耳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其周边的伊斯兰主义国家。这主要原因是中亚政权持有的亲资本主义立场，以及大众对市场的幻想远大于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土耳其被视为通向西方和欧共体的桥梁。土耳其国家较世俗的特质也对群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一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后会遭到最大损害的妇女来说。

　　乌克兰

　　乌克兰独立对苏联来说是最后一击，现在更威胁独联体的生命。乌克兰拥有前苏联18％的人口，强大的工业基础，占苏联工业总产值的2％。新生的乌克兰资产阶级有野心成为欧洲大国，并日益远离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转而寻求西方支持。乌克兰决定发行自主货币以及与俄罗斯酝酿中的贸易战，使建立新型经济联盟的希望破灭。最近，乌克兰还与伊朗达成进口石油的协议，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初代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Kravchuk）提出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区域经济集团的想法，这是与欧共体进一步整合的一步。

　　然而，与俄罗斯的激烈贸易战给乌克兰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尽管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与所有后苏联统治者一样，他的位置也岌岌可危。一月份的物价上涨使生活水平暴跌，引起了极大的民怨。为了抵销经济政策的反对声音，克拉夫丘克敲响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战鼓，并倚仗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前对手。但这是极其危险的作法，特别是因为有12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全民公投中，多数俄罗斯族人赞成独立，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信苏联已经破产，独立可以改善乌克兰的经济。但是当这些工人首当其冲面临裁员、倒闭和生活水平下降时，克拉夫丘克的作法反而可能会激起俄裔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

　　因为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来克服这些发展，资本主义复辟已导致前苏联两个最重要的共和国陷入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已经充满爆炸性并不受控制。虽然，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并考虑到哪怕是常规战争带来的灾难性的人道和经济代价，俄乌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但我们不能排除继续增加的经济和领土争端甚至军事走火。在某些方面，俄、乌与印度、巴基斯坦的情况类似。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自1971年战争以来一直维持紧张的军事对峙，期间边境走火一直反复发生。

　　克拉夫丘克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乌克兰军队，这打破了维持独联体统一军事结构的尝试。俄国最近作出回应，宣布以旧苏联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俄罗斯军队。俄乌之间为控制诸如黑海舰队等决定性军事部队而发生了混乱的争夺。乌克兰在境内已经吸引到了大量拥护乌克兰政权的军官集团。其中包括许多俄裔军官，因为他们认为在乌克兰会有更好的经济前途。在基辅军区的1万7千名前独联体军官中，有1万3千人同意加入新的乌克兰军。

　　克里米亚争端反映了这些日益紧张的局势。为了对乌克兰施压，俄国政权对1954年转赠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地位提出质疑，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多数为俄罗斯人。克里米亚人口很厌恶被用作两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有越来越多人支持独立公投。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无疑正在试图利用这种情绪。克拉夫丘克政府对此予以强烈抵制，特别是因为克里米亚作为黑海舰队基地的军事重要性。 乌克兰政权最近甚至提出了在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情况下保留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飞地的想法。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民族瓦解的趋势显然方兴未艾。除了15个新独立的共和国，还有可能进一步瓦解，使经济陷入瘫痪，并诞生一百个南斯拉夫的幽灵。甚至在俄罗斯内部，分离主义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例如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和乌德穆尔特 。 后两个地区拥有大量石油储备，一旦脱离，将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显然俄罗斯政权不会坐视不管。

　　这些事件说明了现代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在前殖民地国家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一套正确的纲领、熟练的技巧和敏感度来解决民族问题，那是无法夺权的。在前苏联，民族和民族分裂的危险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同时极大地恶化了新兴资本主义的问题。以民族诉求为出发点的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特征。因此，在评估这些运动时，有必要考察它们的主要方向，区分其中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例如，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冲突中，有无产阶级运动的成份，是不同族裔的工人民兵团体起来反对摩尔多瓦政权和所谓的大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这多大程度会朝独立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发展，取决于主观因素以及是否能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

　　在前苏联地区建立工人组织的任务与各种民族问题的发展密不可分。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进展的时候，民族问题通常会沉寂下去。而挫折、失败和失望则通常会加剧民族分裂。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宣扬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纲领来克服这些分裂。这是基于各民族工人的团结奋斗； 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坚定捍卫民族自决权。

　　军队

　　军队是社会的缩影，前苏联武装部队内部的发展也反映了经济崩溃和民族解体的双重过程。军事最高统帅部代表旧苏联国家抵制社会离心力的最后一支力量。在1992年1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出席的5千名军官中有71％投票赞成恢复旧苏联的疆界。这并不是说他们想恢复基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而是他们想恢复原有的国力和威望。绝大多数高级军官都已转向亲资本主义立场。

　　这种转变在1991年八月政变之前就已经在发生。美军在伊拉克凭借「智能炸弹」和其他高科技武器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加速了这个进程。像旧官僚机构的其他部门一样，军方也致力于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得出的结论这只有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种转变对于把撤出东欧与阿富汗视为耻辱的军官集团中尤其明显。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于美帝国主义，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重建其地位的唯一途径。

　　这不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转变。前红军本身基础设施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也已经濒临彻底的崩溃，而几乎成为了无政府状态。30万士兵住在临时住所中，很多是住在帐篷营地和废弃的火车车厢中。在前苏联拜科努尔太空中心的士兵因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军官的虐待而发生譁变。35,000卢布被盗，三名士兵被杀。面对这种崩溃，与其他前官僚机构一样，不少军官试图通过「市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贩卖军事装备、药品甚至食物。一家由在职海军军官经营的莫斯科公司已经出售了15艘属于黑海舰队的潜艇。驻扎在波兰的独联体部队有系统地偷走了大量军事装备拿来卖。在波兰服役的数百名军官参加了私人商业课程。

　　以上情况以及武装部队士气不振，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无法干预阻止苏联解体。尽管一直有军队高层再次发动政变的谣言，但迄今为止，军队一方面担心群众的反抗（先前的政变失败仍记忆犹新）；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问题的爆发及对军队内部的影响而迟迟不敢出手。重建旧边界必然会让军队卷入各共和国间无数的军事冲突，甚至导致各种族的军人之间发生分裂。特别是当乌克兰宣布独立并决定建立自己的的武装部队时，整个局势改变了。乌克兰的面积和5500万人口，以及前苏联军队中很大一部份会倒戈加入乌克兰这个事实，意味着如果试图迫使乌克兰回到与俄罗斯的联盟，必定会引发全面战争。

　　这说明了军事最高指挥部的转变以及决定组建俄国军队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俄国军队不再会干预其他前加盟国。相反，俄国政权取代了旧的中央官僚机构，成为该地区的决定性霸权。如果新生的俄国资产阶级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受到威胁，那他们不排除会军事干预。1992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的军官认为俄国与其他共和国之间可能发生武装冲突。

　　俄国会试图把自己的帝国主义目标伪装成是要保护生活在其他共和国内的2500万俄裔居民。叶耳钦向所有俄裔提供俄罗斯国籍并非没有居心的。尽管在俄国本身经济崩溃之际，绝大多数俄裔不可能「回去」。但新兴的俄罗斯资本家无疑会利用这些俄裔族群在前加盟国中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事实。叶尔钦的副总统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已经警告波罗的海共和国要善待俄裔少数族群。如此一来，这些俄裔居民就被俄国当作合理化经济甚至军事制裁的筹码。

　　尽管独联体的部队名义上仍是统一的，但军队还是于1992年3月不顾亚美尼亚政权的抗议，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撤出。俄国军官集团试图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酝酿的战争中脱身，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是新的阿富汗战争。但是，在涉及大量俄裔居民的地方，例如摩尔多瓦，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一阶段，俄国部队没有公开介入，而是由哥萨克志愿武装插手，向那里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少数民族提供了军事支持。但是叶尔钦宣布所有独联体前部队，包括摩尔多瓦部队，现在都归俄国控制这一事件表明，如有必要，俄国政权将直接干预摩尔多瓦以保护其利益。这种军事干预，名义上是要保护俄裔少数居民，但真正目的是确保俄国掌控摩尔多瓦的工业重地德涅斯特河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