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一九九二年

前斯大林主義各國的展望

　　國際背景

　　1991年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隨着八月政變（八一九事件）潰敗，反革命在蘇聯國內發生了巨大的飛躍，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其所有前加盟共和國內都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這極大地加速了東歐已經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在所有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都以不同的速度發展。中國、越南和古巴等少數殘存的斯大林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儘管那裡的步伐較緩。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對我們的世界展望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事件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關係，就如二戰的結果決定了戰後超過四十年的世界關係那樣。在冷戰期間，階級衝突和民族間的衝突是在兩大對立的集團即帝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所維持的平衡背景下發生的。儘管這一時期發生過爆炸性的動盪，但世界關係格局仍相對平靜穩定。

　　斯大林主義作為與帝國主義抗衡的強大集團的毀滅，動搖了使帝國主義列強團結在一起並放下相互競爭長達40年的基礎。世界歷史進入了更加混亂的時期，當中的特徵為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加劇和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本文不討論世界經濟，新的《世界展望》文件會討論這點，但是很明顯，世界關係正進行着爆炸性的重整。

　　斯大林主義的垮台為帝國主義帶來了 巨大的意識形態勝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似乎勝過「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本身在國際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廣大工人階級迷失方向，並使部份先進分子失望，特別是在斯大林主義過去具一定吸引力的地方。各國的共產黨都被陷入深重的內部危機。絕大多數會蛻變為第二國際那樣的改良主義政黨，或自行投票解散。

　　帝國主義的勝利不僅在意識形態層面。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崩潰，讓地球上又多一大塊地區供資本主義剝削。但是，儘管世界資本主義在短期內得到了加強，但這一過程有明顯的局限性。大國之間正在發生爭奪東歐與前蘇聯新興資產階級國家影響力的競爭。德國資本正試圖將東歐納入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占捷克斯洛伐克外國投資的80％、波蘭外國投資的40％。但這給未來德國與其西歐對手，以及將來不可避免與俄羅斯的衝突做了鋪墊。反映這種結盟和反結盟的新秩序的一個事實是，主導匈牙利的外國投資的是德國的競爭對手（主要是美國）。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政權在東歐和前蘇聯的勝利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了新的壓力。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動盪已經給世界局勢中帶來了強大的不穩定因素。經濟崩潰、種族衝突和內戰的混亂作勢要蔓延到中歐、中東和亞洲的部分地區。西歐國家正在面對前南斯拉夫戰爭的大量難民。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的衝突使百萬難民流離失所，而這是二戰以來歐洲最大的難民潮。

　　除了拖慢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這些事件還暴露了主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新的矛盾。美國防部最近的一份報告反映了美帝國主義對事態發展的警覺。該文件警告德國和日本為應對前蘇聯的動盪可能會成為擁核國，以及該區內核武的擴散。文件補充說，美帝國主義在後冷戰時期的「新優先事項」是「防止世界任何地區出現潛在的競爭對手」。西歐內部，由於歐洲資產階級之間出現猶豫和公開分歧，歐盟的巨輪正在減慢速度。南斯拉夫衝突暴露了歐共體各國之間分歧的加劇，例如希臘拒絕承認馬其頓共和國，以及英國拒絕向克羅地亞派遣歐共體軍事力量。

　　德國資本主義的經驗說明了斯大林主義崩潰的複雜影響。在所有列強中，德國是此事件最大的得益國，但同時也面對最大的風險。東西德統一在擴大經濟基礎的同時引發了德國社會的巨大危機。統一的代價已大大超過了德國統治階級的最初估計，這給德國政府帶來了巨大壓力。德國繼承了東歐發展進程的所有矛盾：東歐未解決的社會危機、工人階級對恢復資本主義後生活成本上漲的日益抵抗。最近德國發生的罷工是1948年以來最大的一次，標誌着戰後社會「共識」的結束和德國歷史上新的動盪時代的開始。

　　西方的援手？

　　如果前斯大林主義各國可以建立有效的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世界貿易顯着增長，那麼理論上這會提高世界資本主義增強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情況極不大可能發生。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略家越發需要處理斯大林主義國家崩潰的負面影響。戰爭、大規模移民和不穩定局勢的代價即將蔓延到從前被鐵幕隔斷的地區。

　　在這些社會中，有幾個因素阻礙了資本主義復辟帶來新的增長。首先，東歐和前蘇聯的經濟極度脆弱貧窮，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這種狀態很可能繼續維持。其次，世界資本主義本身存在局限性。各種事件證實了我們的預測：帝國主義國家並不準備提供開發這些經濟體所需的大量投資。七大工業國集團於1992年4月宣布為前蘇聯提供的240億美元的一攬子援助，但這只是所需資金的杯水車薪，而且這幾乎不是任何新的資金。畢竟五角大樓從前每29天就要花這麼多錢來保護美帝國主義！

　　要讓前蘇聯的經濟現代化到西歐標準，所需的費用估計為每年760億美元至1670億美元。在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的背景下，如果認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會在資本主義基礎不牢固的地方投資這樣的數額，簡直就是烏托邦的幻想。

　　1945年後重建西歐資本主義的馬歇爾計劃是在完全不同的國際條件下制定的。當時美國資本主義從戰爭中崛起，與其他資本主義競爭對手相比地位大大增強，所以能夠決定性地進行干預，幫助疲弱的西歐政權以壓制戰後的革命潮。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雖然遭到戰爭的破壞，但仍然存在。因此，他們不需要負責重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需的金融、法律和管理制度。

　　時至今日，儘管美國仍然是主要的資本主義強國，但它正在國內外市場受到正處於上升勢頭的日本以及歐共體的挑戰。關貿總協定（GATT）談判遲遲未能達成協議表明，由於世界經濟增長急劇放緩矛盾逐漸增強。即便關貿總協定簽訂，這目前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情況，但是實踐上它越來越有可能因為變相的貿易戰而大打折扣。當年馬歇爾的援助是對蘇聯地位增強和西歐資本主義被推翻的恐懼的一種反應。弔詭的是，在斯大林主義不再構成威脅的現在，帝國主義更不可能通過決定性的經濟援助進行干預。

　　對工人階級的影響

　　整個東歐和前蘇聯領土內的資產階級復辟政權上台，對這些社會而言是巨大的倒退。野蠻的黑道資本在計劃經濟崩潰所造成的真空裡蔓延。顯然，儘管官僚主義扭曲了國有化計劃經濟，但其崩潰對這些國家和國際工人階級而言仍然是一個重大失敗。

　　但是，這種失敗不能與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相提並論，法西斯黨從肉體上消滅了無產階級的組織，為新的帝國主義戰爭鋪平了道路。而在當前形勢下，德國和日本等許多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得到了加強。對於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計劃經濟的廢除是可怕的歷史性失敗，帶來了社會災難。但是儘管廢除計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政治混亂，工人階級並沒有像被法西斯粉碎那樣壓垮。這些國家發展的反革命的弔詭之處在於，直到今日，是伴隨着並部份地借勢於獨立無產階級組織最初所引起的動盪。

　　此事件在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內部，特別是在改良派領導人之間，造成了巨大的意識形態混亂。在過去的時期里，儘管是斯大林主義，但計劃經濟的發展都可以拿來跟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在前殖民地世界。現在，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必須回去《資本論》的書頁里尋找，而不是拿「鋼鐵的語言」和計劃經濟的現成成就。斯大林主義作為國際勞工運動中一股勢力的崩潰也是有雙重後果。在短期內，過去以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為參照系的許多人會迷失方向。帝國主義的明顯加強會打擊無產階級尤其是前殖民國家人民的信心。但是長期來看，斯大林主義作為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的崩潰是具有重大革命意義的因素。

　　幾十年來，斯大林主義者靠着俄國革命和後來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餘輝，在國際工人運動的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都保持着強大的地位。只有托洛茨基主義者，即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捍衛十月革命的真正理想，並站在工人民主與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向他們提出挑戰 。幾十年來，由於斯大林主義者的主導地位，托洛茨基主義陷于于孤立。斯大林主義的倒台消除了無產階級尤其在新一代青年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巨大障礙。

　　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是世界上最迷失方向的一群無產階級。但是，儘管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和不確定性，但親歷野蠻的資本主義卻嚴峻的考驗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幻想。目前，缺乏替代路線以及大規模的經濟崩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鬥爭的發展。但是，這一發展趨勢也代表，某個階段可能出現爆炸性的運動和意識的重大轉變，尤其如果可以建立革命性的領導的話。因此，馬克思主義面臨着歷史性的挑戰，我們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為未來不可避免的戰鬥做好準備。

　　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巨變為馬克思主義提出了重大且新的理論問題。這個發展進程是史無前例的。自1989年以來，我們不得不特別根據這些事件重新評估世界形勢的分析，就像194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重新分析全新的歷史局勢。反斯大林主義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如何被導向資本主義復辟，以及由此引發的特殊議題都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前的任務是要將這些經驗教訓應用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和其他地方建立馬克思主義勢力的鬥爭中。本文件是為了對這個任務作出貢獻，我們總結最近時期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得出我們對未來的展望。

　　斯大林主義在蘇聯的垮台

　　十月革命建立的社會關係基礎儘管被斯大林主義扭曲，但仍然在蘇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成長。過去落後的俄羅斯通過計劃經濟在兩代人的時間達到了工業強國的水平。但是蘇聯政權是個巨大的矛盾，踩在工人階級頭上的新特權階層壟斷了權力，這意味着蘇聯經濟發展是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為代價實現的。

　　計劃經濟需要廣大勞動人口的積極參與來執行、檢視和調控計劃。而在沒有民主參與的情況下，官僚的大幅膨脹越來越與計劃經濟的需要發生矛盾。最初，儘管普遍存在浪費、腐敗和管理不善，但斯大林主義官僚在一段時期內仍能夠發展生產力。但是後來，尤其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越發複雜的情況下，官僚的持續統治抵消了計劃經濟的巨大優勢。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經濟和東歐經濟陷入停滯甚至下滑。而蘇聯在1961-6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5％，在1986-89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7.8％。計畫經濟的崩潰，導致蘇聯在1991年的GDP下降了17％。缺少工人民主制或甚至像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那樣的工會的制衡，官僚採用的工業政策越發不考慮所造成的巨大環境破壞。空氣和水質汙染造成了不適合居住的災區的出現。位於中亞的鹹海因棉花生產而萎縮，成為了不受制衡的官僚主義統治的遺蹟。

　　從1970年代開始，新技術的發展擴大了斯大林主義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儘管斯大林主義國家不乏科學創新，也能夠在某些密集型產業領域（特別是在軍事生產中）應用新技術，但僵化的官僚主義方法與經濟整體地應用新技術並不相容。勉強才能達到生產目標的企業們拒絕引進新技術，因為安裝新設備、重新培訓工人就必須干擾生產。如此一來，經濟發展任務的複雜加劇了官僚體系的麻痺和慣性。這解釋了蘇聯大多數經濟部門為何會落後，為何如此重視勞動密集型的重工業以及長期依賴西方早就遺棄的舊技術。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組織共同進行的《蘇聯經濟研究》(1991年2月)對此（縱使以資產階級的觀點）做出了解釋：

　　企業管理層進行創新、提高效率或提高生產質量的誘因措施不充分，甚至是不恰當的。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計划過份強調生產總目標。創新和尋求低成本技術通常短期內會對產量造成干擾，因為要安裝新設備，重新培訓員工以及測試和開發不同的工作方法，但是計劃體系主要是通過制定越來越高的目標來鼓勵增產，所以無法允許一家企業暫時降低產出，並影響其下游供應鏈。此外，市場經濟中創新和高效率的典型：降低價格、提高市場份額、增加利潤等，蘇聯企業通常對此難以或不感興趣，因為其商品價格通常是定為成本加固定值。特別是如果改進技術的代價是達不到年度生產目標，那所有的獎勵都會受牽連。即使改進的技術在一年之內成功提高了產量，對企業的收益也極為有限，因為明年只會相應被給予更高的目標（所謂的棘輪效應）。

　　因此，即使是提供了誘因機制，官僚機構不同層級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自身利益共同阻礙了蘇聯最高領導層提高生產率的嘗試。1980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計劃經濟開始崩盤。中央各部門制定的武斷目標和指令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這導致各企業管理不得不陽奉陰違，以獲取重要的原材料和勞動力維持生產。各企業為生存而掙扎，於是大量囤積庫存、原材料和勞動力。經濟中各部門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多地通過荒謬的以物異物協議解決，而不是以有序和諧的方式組織起來。加上蘇聯經濟具有複雜的多民族性質，各民族官僚機構之間相互的競爭和鬥爭進一步破壞了計劃經濟。這種情況下，只有靠工人階級出手擺脫這些官僚主義的束縛並建立民主的生產計劃，才有可能防止計劃經濟的瓦解。

　　政治革命

　　1980年代後期，政治革命在整個東歐爆發。推翻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以及蘇聯的民族運動展現了無產階級開始行動時的巨大力量。腐敗的斯大林政權懸而不決，無法動用其強大的武裝力量。歷史上從來沒有革命運動如此迅速地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一個國家。革命在整個東歐每一個國家首都爆發，當中我們看到了未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樣子。但是，這一過程的發展方式不同於1956年的匈牙利，群眾也沒有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或1980年波蘭群眾的意識。我們預測到政治革命的爆發，但沒有預料到其發展的方式。

　　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是在資本主義時期中長大，並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這些工人階級憧憬着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到了1980年代，幾十年來的斯大林獨裁已對群眾意識產生了腐蝕作用。另一方面，戰後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歷了一段長時期的繁榮（1950-1973），此後一段時間出現了蕭條和滯脹，但在1980年代再次迎來景氣，而當時正恰逢蘇聯和東歐經濟衰退，這也對工人階級的意識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獨裁統治下，這些都在暗地裡發展。而由於斯大林主義的經濟僵局，導致社會的各階層都受其害。這對於舊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尤其如此。

　　由於對經濟的不斷衰退感到失望，並且懼怕無產階級起義，各官僚群體紛紛轉向了資本主義。他們認為這是保住自己特權的唯一方法。儘管資本主義已耗盡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但與腐朽的斯大林主義經濟的混亂相比，而且在沒有任何明確的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大多數官僚以及大部分工人階級都認為這似乎是擺脫經濟僵局的唯一方法。這些因素共同導致政治革命的脫軌和親資本主義反動派至少暫時的得勢。

　　政治革命以資產階級復辟的反革命勝利告終並不是自動或必然的。革命代表了群眾進入了政治舞台，每一次革命都充滿混亂。群眾會在鬥爭中嘗試各種不同的思想，以尋求前進的道路。在1989年的革命動盪中，雖然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在社會上具有較以前更廣泛的基礎，但親資本主義的集團和思想也僅是運動的其中一個元素，並主要來自於知識分子和官僚。在一開始，他們並不是決定性的勢力。例如東德、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一開始本來存在着相當的反對資產階級復辟的意識。

　　但是，在缺乏有意識的和有組織的革命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舊的斯大林主義秩序瓦解造成了政治真空。在這種政治真空下，除了「市場」，群眾看不到斯大林主義以外任何的可行選擇。正如群眾運動推翻獨裁政權的每一次勝利都引發鄰國斯大林主義國家的革命一樣，每次轉向資本主義的反動都強化了其他社會當中把這當作唯一的現實出路。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的幻想就以扭曲的形式承載了群眾對斯大林主義的熾熱怨恨。

　　即使諸如東德的群眾運動一開始不是追求資本主義，上述因素的綜合也奠下了反革命發展的基礎。必須再次強調的，這並不是必然。如果斯大林主義分子試圖按照計劃試圖暴力鎮壓革命，而非在1989年10月9日晚那讓退縮，那可能會引發無產階級的起義。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親手粉碎了官僚國家，運動有可能會走得更遠。儘管不能立即消除對於西方的所有幻想，但這會使完成政治革命的議題更重要。

　　這種反革命並不是在過去幾年裡才發展起來的。斯大林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反革命，儘管過去70年裡它還是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正如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解釋：「工人國家的機關，卻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並「愈來愈成為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托洛茨基提出的展望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暫時打破。蘇聯的勝利，加上其巨大的經濟進步以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革命的推遲，導致1950、1960年代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勢力得到加強。在此期間，回歸資本主義的呼聲微乎其微。但是1970年代開始，經濟增長步履逐漸放緩，尤其是1980年代　停滯不前和實際上開始衰退的時候，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內親資本主義的傾向就開始發展。首先是在中國，匈牙利，然後是蘇聯。

　　戈巴契夫1985年上台是斯大林主義的關鍵轉捩點。儘管戈巴契夫本人後來轉向支持復辟資本主義的立場，但這並不是他的初衷。由於擔憂經濟停滯會醞釀革命，戈巴契夫努力想把官僚統治體系從深淵拯救出來。他的政權開始實施蘇聯斯大林主義史上最深刻的改革，以防止來自人民群眾的革命起義。但是，正如歷史上不止一次發生的那樣，這種由上而下的部分自由化打開了民眾起義的閘門。

　　1980年代末，出現了自1930年代初以來未見的官僚機構不同派別之間的公開決裂與鬥爭。某些時期，戈巴契夫依賴官僚中新的親資本主義派別來對抗最守舊派的影響，後來又靠斯大林主義派舊勢力來反對親資本主義派。但是，戈巴契夫通過更多誘因機制和更多的權力下放來刺激經濟的嘗試，遠沒有改善問題，反而實際上加速了計劃經濟的瓦解。改革失敗和經濟混亂，強化了舊制度下沒有出路的想法。隨着鎮壓的明顯威脅消失，群眾開始提出訴求，這使得官僚階層進一步感到威脅。因此，親資本主義傾向在官僚機構中逐漸流行，以至於甚至戈巴契夫下台之前，這種傾向就已成為明顯的多數。

　　托洛茨基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斯大林主義不可避免地會被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或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推翻。現實中，推翻斯大林主義的運動融合了兩者。在1989年10月東德發生革命起義之前，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期待無產階級一旦採取行動，就會抵抗資本主義的復辟，並走向建立工人民主制。確實，在此之前曾有過斯大林主義國家是否需要先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能取得政治革命成功的討論。馬克思主義者曾考慮過在政治革命的過程中工人階級會成立革命黨的可能性。

　　但是，現實比最優秀的理論還要複雜。正如列寧說的，在蘇聯如何發展反革命時，「歷史有着各種各樣的變化」。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看似要引起政治革命的起義發生了無法預料的轉折。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被迫根據實際情況重新評估主張。特別是因為我們參與了群眾運動，摸清了情況，我們迅速作出修正。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在1988-89年的討論中已經注意到，當地社會已經不再排斥資本主義復辟，但政治革命的出軌速度出乎了我們的意料。同樣意外的是反革命的第一步並沒有遭到無產階級的強烈抵抗。

　　突然走向反革命的一個關鍵原因是舊官僚機構的投降。官僚們爭相加入親資本主義的「反對派」行列。在革命的第一波衝擊波下，斯大林主義的抵抗直接瓦解了。總的來說，這些政權沒有試圖通過鎮壓運動撐下去，而是像爛泥一樣投降了。個別政權如羅馬尼亞企圖鎮壓運動，但不僅沒有征服無產階級，反而激化了起義運動。如果軍官們沒有下定決心拿下獨裁者齊奧塞斯庫（Ceau?escu），那這場運動很可能會打破舊的國家機器。

　　在所有這些國家裡，新興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黨中占主導地位的都是前斯大林主義官僚。這些人在革命壓力下跳槽到資本主義陣營的速度，乃取決於此前的時期，特別是1980年代官僚機構的資產階級腐化程度。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官僚機構是國際上這一進程中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蘇聯官僚宣布不會介入挽救東歐的舊政權，鼓勵了群眾和當地官僚當中的親資本主義派別。對於各官僚集團中剩餘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而言，這個打擊進一步讓他們喪失了鬥志。

　　當托洛茨基提出蘇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預測時，他認為這隻有通過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才能成功。然而，今天，無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依戀已被數十年的斯大林主義統治侵蝕。從獨裁下獲得自由的工人階級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需要時間和經驗來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建立自信心和發展政治思想。在工人階級中，存有對資產階級民主和「市場」的幻想，並相信這是斯大林主義以外唯一出路。這就是為何迄今為止，反革命為何能夠以「民主」的形式進行，而沒有受到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抵抗。

　　迄今為止，反革命的進展都是基於這些幻想。隨着這些幻想的破滅，反動派會受到無產階級更大的抵抗，並需要更大的力量來鞏固反革命。由於工人的期望得不到滿足，當前的「民主」階段會破滅，在某個階段會招致爆發性的戰鬥。群眾早已厭倦了的資產階級政客把一切社會的問題歸咎於「共產黨員」身上。但是，無產階級迷失的程度將不可避免地拖慢這個過程，這是斯大林主義的負面政治遺產。必須要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一個革命的替代方案才能加速這個進程。

　　前蘇聯與東歐各政權的階級性質

　　以上過程造成了特殊的混合國家的形成。這些國家的反革命政府傾向於在從工人國家繼承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混合或過渡形式的社會。把這種社會固定的分類為資本主義國家或工人國家，並不總是適用。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權（1979-90）是另一種混合體。游擊隊戰勝了獨裁者建立了新政權，他們本來有可能朝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方向發展，並摧毀資本家的勢力。但是，由於蘇聯政治顧問的影響，桑定的領導人拒絕貫徹這種革命。於是十年之間，新政府與資產階級主導的經濟不安地共存。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無限維持，最終，尼加拉瓜的資本家得以重新奪取國家機關的控制。

　　在東歐和前蘇聯，我們看到了類似但是相反的過程。 由於前述原因導致政治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政府在經濟完全國有的背景下上台。 儘管各國情況不同，某些國家的節奏要比鄰國更快，但這些新國家都是過渡性政權，正在朝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但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尚不牢固。

　　東歐的親復辟政權獲勝後，我們立即將其歸類為形成中的資產階級政權。當然，在瞬息萬變的情況下，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不會絲毫鬆懈。因此，有必要考慮此過程的發展並做出更精確的定義。由於主觀因素的薄弱和無產階級的迷失，我們目睹了反革命進一步加強。這尤其是因為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崩潰，進一步鼓舞了整個東歐的反動派。雖然在經濟上，向資本主義關係的轉變面臨巨大的困難，但是在這些社會中，國家機構內部都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武裝部隊、公務員和國有工業的指揮部門已經轉向資產階級的立場。在這些社會中，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已經建立。

　　如托洛茨基所說：

　　「如果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去推翻蘇維埃統治階層，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員、技術人員、經理人員、黨書記以及特權上層當中就會找到不少的現成奴僕。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有必要把國家機關清洗一下。不過，資產階級復辟也許會比革命政黨需要清洗的人少一些。」 （《被背叛的革命》〈蘇聯內部的社會關係〉）這個過程在所有前斯大林主義國家都發生了。舊國家官員的實際清洗規模各不相同，但大多數國家中清洗的規模很小。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主義政權倒台後不到一年，就有3萬名政治委員離開了軍隊。其中大多數是失望的前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們是辭職或退休，而不是被革職。八月政變失敗後，有5萬蘇軍前政委被撤職，儘管超過一半的後來被重新雇用在其他崗位。在前東德，由於西德政權要在政府關鍵職位上安插自己的官員，因此更為徹底地進行清洗。但是總的來說，我們看到的不是肉體上的清洗，只是國家機構內部效忠對象和階級觀的轉變。大批舊官僚、將軍和警察局長轉向了資產階級的立場。大部分國家都企圖建立規模更小的專業軍隊並廢除徵兵制，也是為了支援這個轉變。而匈牙利不同於東歐的大多數地區，根本沒有針對舊政權的群眾運動，但其政權及國家機構還是幾乎一面倒地轉向資本主義復辟。

　　因此，這些國家只是尚未成功建立可行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進入這些經濟體的程度因國而異。在部份國家，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和波羅的海國家，私營部門已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很大一部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1年波蘭為30％）。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政權才剛剛開始瓦解國有制。但是，即使經濟的決定性部門仍然屬於國有，這也不能排除資本主義關係的主導地位。1974年葡萄牙革命後，70％的經濟被國有化，儘管如此，葡萄牙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鑑於新興資產階級還很孱弱，很多部門可能會繼續保持國有。但與斯大林主義時代不同，這些部門不會被整合進中央計劃，而是會像資本主義國家現有的國有化產業一樣，作為單獨的「國家資本主義」財團發揮作用。

　　許多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便有這樣的現象。這些地方的國家不得不介入親自運營工業的一些部門。這是基於資本主義而進行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列寧在1921年解釋：

　　「在政權屬於資本的社會裡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裡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得到國家的認可並受國家的監督，從而有利於資產階級而不利於無產階級。」（《列寧全集》第42卷《關於俄共策略的報告》）由上述話語可以看出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不應該與認為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變體的錯誤國家資本主義論混淆。

　　儘管這些社會的資本主義關係尚未穩固，但是無產階級面臨的任務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反革命的躍進意味着僅靠政治革命已不足以使無產階級上台。政治革命在過去是指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清洗官僚機構並建立工人民主的「補充」革命。但隨着資產階級國家的發展、資產階級財產的增加，以及計劃經濟的破壞，在這些社會中已經需要進行新的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扭轉重要企業的私有化並制定民主生產計畫。這只能由以馬克思主義綱領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完成。

　　資本主義與經濟危機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不認同資本主義可以通過發展生產力在這些社會中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說法。相反，恢復資本主義關係正在整個東歐和前蘇聯造成經濟破壞。整個東歐地區的GDP在1991年下降了15％。波蘭的GDP自1989年以來下降了30％。波蘭的失業率目前為12％，預計自1989年以來將達到18％。即使在經濟較強勁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過去兩年GDP也分別下降了15％和25％。

　　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前景密不可分。如果像1950-1973年間一樣的新一輪資本主義景氣來到，那麼至少其中一些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完全有可能克服挑戰建立可行的資本主義經濟。但是，這是極不可能的展望。在國際資本主義危機不斷加劇的背景下，這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弱勢的半殖民地經濟體面臨着絕望的未來。

　　新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從舊官僚和黑市商人中誕生的。他們是唯一可以從掠奪國有資產中獲利的人。例如，莫斯科前市長加夫里爾波波夫（Gavriil Popov）現在是俄羅斯第五大富豪。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並沒有發展生產力，完全只是寄生作用。在波蘭，每100家新企業中就有87家是貿易公司，本身並不生產任何產品。同樣，大多數外國投資和收購也沒有導致任何實際開發或增加產量。許多投資的目標僅僅是在國內市場上建立一個進口半成品並由本地廉價勞動力組裝的代工市場。

　　當然，這些社會確實為世界資本主義提供大量廉價的技術勞動力。根據《經濟學人》（1991/9/21）的數據，按當前匯率計算，波蘭目前的工資水平是墨西哥的一半，而保加利亞的工資水平實際上已經低於印度！儘管如此，外國投資仍然微乎其微。以波蘭為例，1989年以來外國投資額不足10億美元。東歐吸引最多外國投資的匈牙利也只獲得了25億美元。對於資本家來說，只有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是不夠的。他們只有在有利可圖，還有他們的商品在當地社會或是擴大的世界市場中有市場時才會投資。而這些低工資的經濟體為資本主義提供的新市場極為有限。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政府嚴苛的貨幣政策生效，1991年的消費量下降了23％。

　　除了這些國家市場的局限之外，資本家還面臨着西方工業產能過剩以及世界經濟（頂多）可以實現慢速增長的問題。這些因素限制了在俄羅斯和東歐進行重大投資的可能。除經濟因素外，還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因素抑制外國投資，這些政權的極端不穩定以及投資人擔心這些社會變化可能逆轉。當地人民對於外資靠他們的「祖業」套利越來越不滿。這也牽扯到歷史因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過去受德國和奧地利統治。民間壓力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公開尋求「非德國的投資方」。

　　這並不是說進一步的外國投資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匈牙利、捷克、波羅的海、俄羅斯部分地區較發達的領域，會有一定程度的投資。但總的來說，這種投資的特徵是「殖民式」的，目的是剝削廉價勞動力，以便出口回西方市場。例如通用電氣收購匈牙利電氣生產商Tungsram，以及大眾汽車收購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達汽車，這些投資就是此類的典型。

　　斯柯達作為東歐最大的投資項目很有示範性。在收購之後，斯柯達1991年銷量下降到3萬輛，遠低於目標的3萬輛；日產量從930輛減少至670輛；解僱了1800名生產工人。福斯尚未宣布任何引進新技術的計劃，他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切斷斯柯達的所有出口合同。雖然不排除將來福斯可能對這家捷克工廠進行現代化改造，甚至將部分生產從德國轉移過來，但這項收購顯然是掠奪性的——用最少的投資將斯柯達的市場份額轉移給福斯的汽車。

　　因此，即使在經濟上技術最先進的部門有一些外國投資，這也無法徹底改善整個經濟。在前斯大林主義經濟體中，生產集中在陳舊的、技術上已過時的工業部門中。這些部門是沒有投資人會認真考慮的。 與現代化和重新裝備這些工業所需的資金相比，上一時期的外國投資是杯水車薪。因為私人資本大多不願介入，所以西方政府及其代理被迫以援助和貸款的形式提供某些妥協，以防止進一步的動盪威脅帝國主義的世界利益。但是，這些款項不可能滿足前蘇東國家剛起步的資本主義的需求。

　　因此，即使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最樂觀評估，這些國家也將面臨多年的嚴重衰退。世界銀行預測東歐的人均產出直到1996年或更晚才能恢復到1989年前的水平。根據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要趕上未來十年歐共體的平均收入，東歐六國（包括前南斯拉夫）每年將需要4200億美元的投資。而國際資本完全沒打算出這筆錢。

　　加速學派

　　新生資本主義面臨的艱鉅任務已經使他們與帝國主義的顧問產生了分歧。「加速」學派認為需要一場「大爆炸」來儘快分解舊體制，以便為資本主義鋪路。 他們認為，如果國家繼續參與經濟，而國企不私有化，那麼資本主義復辟就仍然存在逆轉的危險。而他們的反對者認為，「大爆炸」會讓經濟陷入混亂而威脅到復辟進程，遲早引發大規模反對資本主義運動的風險。

　　在此階段「加速」學派的擁躉顯然占了上風。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和國家干預，主張把國企迅速私有化和開放自由貿易。他們已經公布了各種計劃全面實現經濟私有化。但顯然，這種路線面臨很多問題。

　　首先的問題就是他們主張的私有化規模之大。《經濟學人》1991年9月21日對東歐的調查說：

　　「史上最大的私有化計畫是1973年至1989年間的智利，他們賣掉了470家國有企業，相當於該國24％的產值，與5％的崗位。但他們能做到這點，也僅是因為許多國有企業可以簡單地歸還給以前的資本家。相比之下，匈牙利擁有約2300家國企，波蘭有7500家，捷克斯洛伐克有4800家，保加利亞有5,000家，羅馬尼亞有4萬家。」第二個問題就是，外資顯然並不願意買下這些企業。同樣是《經濟學人》的這個調查：

　　「無疑地，會有更多國企賣給外資。但許多最有前景、有既有的品牌知名度的企業早就被挑走了，例如福斯買下的捷克的斯柯達汽車公司。就算樂觀估計，外國投資人每年大約也只會買下15~20家國企。」有鑑於此，這些宏大的私有化計劃資金要從哪來？波蘭個人儲蓄的總量不到波蘭工業估價的10％。社會上唯一能夠成立新私有化公司的部門是前官僚和黑市老闆，但這些公司迄今為止主要都只是小型企業。工人看到私有化中獲利的都是這些騙子，在政治上對私有化產生了反感。

　　私有化債券

　　為了快點繞過這些迅速私有化的障礙，並克服工人階級的抵制，許多資產階級政權都選擇了債券計劃。這些債券要麼廉價出售，要麼免費提供給每個公民。他們許諾債券代表將來一定數量的股份，製造出全民共享所有權和「大眾資本主義」的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超過800萬人購買了債券，他們相信現在35美元的債券在兩年之內將升到4150美元。

　　但是，儘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計畫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讓工人為未來的艱難時期購買保險，但這些債券計劃還是存在嚴重缺陷。因為如果沒有大規模投資和現代化，這些社會中的大多數產業根本就沒辦法獲利。根據最樂觀的評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司中有20％將於今年（1992年）破產，只有35％的公司可能在未來5年存活下來。同樣，正如《經濟學人》雜誌的調查指出：

　　「許多東歐企業是『減值企業』，也就是說以世界市場價格估計，他們消費的原料的價值高過於他們產品的價值……一項新的研究顯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有20-25%的企業是這種減值企業」所有債券提案的致命弱點是，這些都僅標誌着所有權的轉移。他們沒有創造任何新財富以投資新技術。 債券的收入（如果有的話）流向政府，而不是相關企業。因此，它不直接產生任何新的投資，而投資才是這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在現階段，考慮到工人階級及組織的混亂，這些計劃可能會使動員群眾抵抗私有化的任務更慢或更複雜。部分工人運動支持參與這種計劃，認為這至少可以讓工人對私有化過程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斯大林主義下對官僚控制的一種矯枉過正。這導致不少左傾工人支持員工持股或是混亂的「自主管理」概念。但是經驗將證明，這對無產階級而言是個陷阱，是企圖抵消無產階級反對掠奪國有資產的技倆。例如，俄羅斯政府提議給大型企業工人25％的股份。但與其他地方一樣，這些都是無投票權的股份，真正的控制權被轉移給銀行、投資基金和大股東。當不可避免的破產和裁員發生時，這些員工持有的股份將變成廢紙。

　　當前所有為緩解民眾反對私有化的嘗試都可能勢得其反。可能引起群眾反對的不僅有裁員和倒閉。 用於給新債券或股票分紅的資金也極不穩定。當大筆分紅的承諾落空，這本身可能會引發群眾運動。 在這些社會中，外資股權和掌控權也引起很大爭議。 例如波蘭已經建立了20個基金來管理新計劃創建的股票。這些資金會名義上由波蘭人董事經營，但實際控制這些基金會的是西方公司和銀行，並且將負責波蘭25％的工業總產值和12％的就業。這種想法已經激起了群眾的反對。

　　假如，完全有可能的，當一個或更多基金倒閉了併吞噬成千上萬工人的畢生積蓄，這就可能引發社會危機。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成立的投資私有化基金（IPF）公然參與了犯罪行為。政府顧問警告說，這些基金只有30到60家可能在未來兩年內自立存活。已經有官僚提出了重新國有化的方案，以防止大規模倒閉和罷工。

　　日本路線？

　　既然如此，為什麼這些剛起步的資產階級會走上這條路線呢？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奉行西方資產階級盛行的里根／撒切爾意識形態。但是，還有一個決定性原因，是這些資產階級國家需要儘快建立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從而為不穩定的統治建立社會基礎。在現階段，這些社會如果說有資產階級，那也只不過是1840年代恩格斯普魯士描述的「小商人統治」。快速私有化儘管存在明顯的弊端，但也反映出前官僚和黑市商人希望以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形式合法化自己的財富或收入來源。

　　即使從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也很難想像更差的方法建立可行的資本主義的方法。他們完全無視日本在戰後或南韓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經驗，在日韓的經驗中，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中起了主導作用。因為私人資本拒絕進行投資，國家開發了必要的基礎設施，並親自把投資引導向經濟的關鍵領域。同時，這兩個經濟體都是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東歐和前蘇聯的資產階級政權目前的作法相反。雖然舊蘇東陣營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合作夥伴（Comecon ）之間的貿易崩潰了，但對於一些東歐國家而言，與西方的貿易卻有了明顯的增長。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對經合組織（ OECD ）的出口增長了2％，而匈牙利的出口增長了20.8％，保加利亞增長了30.2％（《金融時報》 1992/11/5）。新的歐共體占波蘭出口的54％，占進口的48％。但是，由於他們放棄所有貿易和外匯管制，這些貿易主要受益的只會是生產率占明顯優勢的西方公司，犧牲的則是落後國家的工業。

　　即使新生的資產階級放棄這種作法，而採用日本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路線，這也無法解決問題。因為不管日本還是後來的南韓，這些政策都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長期榮景下才取得了成功。這與當今世界經濟有着決定性差異。

　　俄國資本主義的展望

　　從短期來看，俄國資本主義可以發展成一個新的經濟大國的想法是一種幻想。儘管俄羅斯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它在經濟上會被世界帝國主義壟斷。根據目前的市場匯率，俄羅斯1992年第一季度的年GNP甚至少於比利時。所以資本主義的俄國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從屬經濟，與半發達的巴西相近，而不如日本或德國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過，俄羅斯社會實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而不是巴西那樣至今仍然存在大量農村人口和封建生產關係。就軍事而言，資本主義俄國仍然會是一個強國，特別是在其勢力範圍內。

　　俄羅斯將面臨巨大的不利條件，不僅是因為其生產率低下，還因為其依賴的原物料價格有相對於製成品價格下行的趨勢。俄國龐大的石油儲備也無法保證其經濟前途。隨着烏克蘭和其他前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國家轉向中東尋求石油供應，俄國已經面臨着其原有市場流失的威脅。此外，由於技術過時和基礎設施崩潰，俄國石油也面臨着巨大的產能問題。四年前蘇聯的石油產量接近7億噸，莫斯科經濟學家預測，到1990年代中期，這一數字可能減半。他們警告說，按照目前的趨勢，俄羅斯可能會無法繼續出口石油。

　　沒有大量的外國投資，就不可能在需要的規模上引進新技術。這可能會導致一種總體而不均的發展方式：在落後工業的海洋中或許存在一些零星的高科技產業孤島（大多由外資主導）。阻礙必要的規模的現代化的，除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局限性產生的經濟因素外，還有重要的政治因素，因為有龐大的無產階級集中在重工業和其他會面臨裁員或關廠的部門。工人民主的社會也會必須面對生產現代化的問題，但是會在勞動者的充分參與下以民主方式來解決。

　　而如果通過市場的盲目之手來解決，必然就會產生一場社會災難。1980年代，美國和西歐的資產階級能夠實現重工業的現代化和減產是因為當時的經濟景氣。而即使在那個情況下，生產力的大規模破壞也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動盪，例如英國礦工和美國的鋼鐵工人的罷工。而這些問題與俄羅斯新生資本主義面臨的任務相比可說小巫見大巫。

　　俄國和其他後蘇聯時代的政權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並且由於蘇聯解體和經濟合作關係的消失而雪上加霜。野蠻的資本主義政策沒法阻止經濟下滑，反而使局勢惡化。在俄羅斯，葉利欽實行「休克療法」後一個月內，煤炭產量下降了10％，石油產量下降了12％，鋼鐵產量下降了27％。葉利欽的副總理蓋達爾（Yegor Gaidar）預測1992年總產量會下降12％。

　　正如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警告過的，轉向資本主義並沒有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西方標準，反而給將他們帶入到前殖民國家的狀態。1992年1月以來，俄國的生活水平下降了40％。葉利欽的物價上漲使莫斯科90％的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這場人禍導致莫斯科街頭商人開始出售被宰殺的貓狗。

　　俄國資本主義正於犯罪、投機和黑道的雜交中興起。在摩爾曼斯克，黑道與前官僚勾結，收購了大多數新近私有化的商店，從而製造人為短缺、蓄意抬高物價。當地的高級警官聲稱「這座城市實際上已經被阿塞拜疆（台：亞塞拜然）人買下了」。 與其他地方一樣，有組織犯罪由南高加索和中亞的幫派主導。毫無疑問，這帶來了進一步的複雜因素，因為這導致工人對投機者的敵視加入了種族主義因素，並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提供了溫床。例如，莫斯科出租車司機最近罷工反對物價上漲的同時，也要求將高加索人趕出城市。

　　民族解體

　　前蘇聯解體為世界資本主義帶來一場噩夢。釋放出來的不可控制的分離主義勢力有可能破壞周邊國家和整個世界關係的穩定。從經濟，軍事甚至生態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態發展都使帝國主義必須警惕。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害怕有難民潮逃離前蘇聯和巴爾幹部分地區的經濟崩潰和內戰。

　　蘇聯核武分配的爭議增加了一些中亞共和國保留其核武，以及向其他國家出售核武和技術的可能性。出於這些原因，帝國主義者起初支持戈巴喬夫把各成員國組織成一個鬆散的聯盟。戈巴喬夫失敗後，他們支持建立獨聯體（CIS），以制止各國經濟與政治上完全分離的趨勢。然而，獨聯體從成立之初就搖搖欲墜。

　　這些事態發展證明了資本主義無法發揮進步作用。向資本主義轉變復活了無數小型且經濟上無法自立的民族國家。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說過，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資本主義面臨着生產力發展的兩個基本障礙：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民族國家狹窄的國界。斯大林主義至少在蘇聯內部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克服了這兩個障礙。鑑於帝國主義繼續主宰世界經濟，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是對斯大林主義「一國社會主義」論的蓋棺論定。

　　在1920年代初，根據列寧對不同民族的政策，蘇聯基於自願結合的原則將被沙俄壓迫的民族團結在一起。儘管後來斯大林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犯下了罪行，但這仍然是一項巨大的歷史成就。但儘管十月革命初步提供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但是仍然只有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最終解決民族問題。即使那樣，國家分界也不會自動消失，而是需要所有民族的工人階級有意識的干預，制定國際主義政策才能消除國界。

　　俄國革命的疲憊和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勝利使得民族問題繼續困擾蘇維埃社會。官僚主義的專制統治不可避免地與蘇聯各民族的獨立訴求和文化訴求相衝突。在斯大林主義時期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與專制，似乎使民族問題暫時沉寂了。但是，隨着斯大林主義的衰落和瓦解，一股強大而不受控制的離心力在蘇聯出現了。

　　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獨立工人運動和熟悉各民族訴求的革命領導，那蘇聯各民族的運動本可以朝着政治革命和真正建立自由和自願的工人民主聯邦的方向發展。這樣的領導，一方面呼籲蘇聯經濟最大程度的融合，並解釋聯邦的優勢，但卻必定會捍衛所有共和國的自決權。

　　當政治革命轉移到反革命道路上，民族問題也發生了野蠻的轉折。在非俄羅斯族人中，對斯大林主義的仇恨不可避免地會帶上民族主義色彩。人民渴望擺脫大俄羅斯官僚統治的束縛，但卻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導致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的增長日益受到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支配（包括許多臨時背叛斯大林主義的叛徒）。

　　今天的局勢甚至比沙皇時代還要複雜，因為儘管有斯大林主義的罪行，蘇聯本身發展從許多部落社會中創造出了新的民族。而斯大林主義的巨大罪行進一步加劇了民族問題。虛偽的官僚模彷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 ，使用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有些民族被迫全族遷移離開其傳統領土，而大俄羅斯人往往定居在其他共和國的城市中。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俄羅斯和獨聯體其他共和國面臨着「印度化」，並且不可避免地爆發民族和宗教衝突。在前蘇聯領土上幾乎沒有一條邊界線是毫無爭議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情，東歐遲早也會跟上。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提到的「歐洲的瘋人院」，現在在斯大林主義的灰燼之下重建了起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民族衝突迫在眉睫。波蘭和立陶宛之間在邊界問題和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城的波蘭人的權利方面存在爭議。德國的每一個反動派都在說要收復東方的「失地」。工人組織的持續疲軟和復辟的步伐加強了民族主義，並導致了舊偏見的重新出現。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再次面臨大屠殺的威脅。

　　獨聯體的成立未能阻止這一進程。實際上，獨聯體的意義只不過是讓各國開會就各種爭議議題吵架。 獨聯體的各成員都在組建自己的國家武裝部隊，其中一些是為了與其他成員對戰的，例如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衝突正在迅速發展，因為該地區的多民族人口反對摩爾多瓦的羅馬尼亞化。 在五月的首腦會議上，獨聯體11個國家元首中只有6個抽空參加。儘管俄羅斯與大多數中亞共和國之間已達成防禦協議，但這是因為這些中亞共和國需要藉助俄羅斯來制衡阿富汗的新政權和中國。這個協議不太可能吸引到所有獨聯體國家。

　　獨聯體成員國之間存在激烈的貿易戰，所以獨聯體甚至沒有發揮有效的貿易集團的作用。部份國家之間存在實質的貿易封鎖，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俄羅斯和愛沙尼亞、土庫曼斯坦和烏克蘭。難怪戈巴卓夫將前蘇聯地區的氣氛比作瘋人院。新生的資產階級知道這些事態只會經濟危機惡化，但他們早就失去控制。很難想像有什麼環境更不適合重建資本主義。

　　以前，蘇聯在經濟上是一個整體。這些聯繫的斷裂使所有前加盟國的經濟生活都發生了錯位。例如，在莫斯科，由於缺少亞美尼亞的輪胎、阿塞拜疆的電線和立陶宛的車燈等備件，救護車服務正在崩潰。

　　這反映了前蘇聯官僚機構依民族發生的最後的大分裂。相互競爭的民族官僚集團之間正在進行激烈的角逐，以確保自己在新資本主義秩序中的最有利地位。俄國以外的新資產階級政府試圖依靠渴望擺脫俄羅斯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來維持自己的立場。這些不穩定的資產階級政體都試圖把日益增加的民怨轉移到其他民族或當地少數民族身上。

　　同時，這些政權試圖利用帝國主義國家和俄羅斯二虎競食，來爭取自己的市場、投資和新的原材料。可以預見，俄國政權將憑藉其巨大的經濟實力，對較弱的各前加盟共和國充當帝國主義的角色。過去，大俄羅斯官僚統治前蘇聯，而俄國實際上以便宜的原物料補貼了其他大多數加盟共和國。而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較小程度上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淨補貼者。當俄國決定針對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徵收世界市場價，這對其他大多數加盟共和國已經造成了沉重打擊。

　　因此，南部的加盟共和國越來越希望與土耳其還有次之的伊朗發展經濟聯繫。例如，土庫曼斯坦和烏克蘭已與伊朗達成了進口原油的協議。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恢復了其區域貿易集團（ECO），並吸引到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參加。土耳其資產階級正在利用突厥語言的共通點在南部各共和國地區樹立影響力。

　　同時，南部加盟共和國社會動盪的威脅對鄰國意味着不良的影響。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如果爆發全面戰爭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土耳其內部各民族。因為土耳其已經面臨庫爾德人日益增加的反抗。伊朗也將受到影響，因為其國內有一千萬人口的阿塞拜疆少數民族。美國國務卿貝克（Baker）對中亞共和國的訪問意在反制伊朗對該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力。儘管現在沒有明言，但美帝國主義擔心未來會有「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上台。伊斯蘭反動派在阿富汗的勝利以及阿富汗各族之間分裂的可能性，是該地區另一個不穩定因素。

　　但是，現階段大多數中亞共和國都更青睞土耳其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周邊的伊斯蘭主義國家。這主要原因是中亞政權持有的親資本主義立場，以及大眾對市場的幻想遠大於伊斯蘭主義的吸引力。土耳其被視為通向西方和歐共體的橋梁。土耳其國家較世俗的特質也對群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別是對於一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後會遭到最大損害的婦女來說。

　　烏克蘭

　　烏克蘭獨立對蘇聯來說是最後一擊，現在更威脅獨聯體的生命。烏克蘭擁有前蘇聯18％的人口，強大的工業基礎，占蘇聯工業總產值的2％。新生的烏克蘭資產階級有野心成為歐洲大國，並日益遠離與俄羅斯的傳統聯繫，轉而尋求西方支持。烏克蘭決定發行自主貨幣以及與俄羅斯醞釀中的貿易戰，使建立新型經濟聯盟的希望破滅。最近，烏克蘭還與伊朗達成進口石油的協議，以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初代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Kravchuk）提出與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區域經濟集團的想法，這是與歐共體進一步整合的一步。

　　然而，與俄羅斯的激烈貿易戰給烏克蘭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儘管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12月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但與所有後蘇聯統治者一樣，他的位置也岌岌可危。一月份的物價上漲使生活水平暴跌，引起了極大的民怨。為了抵銷經濟政策的反對聲音，克拉夫丘克敲響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戰鼓，並倚仗他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前對手。但這是極其危險的作法，特別是因為有1200萬俄羅斯人居住在烏克蘭。在烏克蘭的全民公投中，多數俄羅斯族人贊成獨立，重要原因是他們相信蘇聯已經破產，獨立可以改善烏克蘭的經濟。但是當這些工人首當其衝面臨裁員、倒閉和生活水平下降時，克拉夫丘克的作法反而可能會激起俄裔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

　　因為沒有強大的無產階級運動來克服這些發展，資本主義復辟已導致前蘇聯兩個最重要的共和國陷入衝突。這種衝突本身已經充滿爆炸性並不受控制。雖然，由於兩國都擁有核武器，並考慮到哪怕是常規戰爭帶來的災難性的人道和經濟代價，俄烏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很低，但我們不能排除繼續增加的經濟和領土爭端甚至軍事走火。在某些方面，俄、烏與印度、巴基斯坦的情況類似。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自1971年戰爭以來一直維持緊張的軍事對峙，期間邊境走火一直反覆發生。

　　克拉夫丘克決定建立一支獨立的烏克蘭軍隊，這打破了維持獨聯體統一軍事結構的嘗試。俄國最近作出回應，宣布以舊蘇聯軍隊的大部分組成俄羅斯軍隊。俄烏之間為控制諸如黑海艦隊等決定性軍事部隊而發生了混亂的爭奪。烏克蘭在境內已經吸引到了大量擁護烏克蘭政權的軍官集團。其中包括許多俄裔軍官，因為他們認為在烏克蘭會有更好的經濟前途。在基輔軍區的1萬7千名前獨聯體軍官中，有1萬3千人同意加入新的烏克蘭軍。

　　克里米亞爭端反映了這些日益緊張的局勢。為了對烏克蘭施壓，俄國政權對1954年轉贈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的地位提出質疑，因為克里米亞半島多數為俄羅斯人。克里米亞人口很厭惡被用作兩國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也有越來越多人支持獨立公投。但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無疑正在試圖利用這種情緒。克拉夫丘克政府對此予以強烈抵制，特別是因為克里米亞作為黑海艦隊基地的軍事重要性。 烏克蘭政權最近甚至提出了在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情況下保留塞瓦斯托波爾作為飛地的想法。

　　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民族瓦解的趨勢顯然方興未艾。除了15個新獨立的共和國，還有可能進一步瓦解，使經濟陷入癱瘓，並誕生一百個南斯拉夫的幽靈。甚至在俄羅斯內部，分離主義運動也在不斷發展，例如車臣-印古什、韃靼斯坦和烏德穆爾特 。 後兩個地區擁有大量石油儲備，一旦脫離，將對俄羅斯經濟造成重大打擊。顯然俄羅斯政權不會坐視不管。

　　這些事件說明了現代民族問題的複雜性。不僅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在前殖民地國家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如此。無產階級如果沒有一套正確的綱領、熟練的技巧和敏感度來解決民族問題，那是無法奪權的。在前蘇聯，民族和民族分裂的危險給工人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同時極大地惡化了新興資本主義的問題。以民族訴求為出發點的運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具有革命性的階級特徵。因此，在評估這些運動時，有必要考察它們的主要方向，區分其中哪些是進步的，哪些是反動的。例如，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衝突中，有無產階級運動的成份，是不同族裔的工人民兵團體起來反對摩爾多瓦政權和所謂的大羅馬尼亞民族主義。這多大程度會朝獨立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發展，取決於主觀因素以及是否能形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

　　在前蘇聯地區建立工人組織的任務與各種民族問題的發展密不可分。當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取得進展的時候，民族問題通常會沉寂下去。而挫折、失敗和失望則通常會加劇民族分裂。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通過宣揚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綱領來克服這些分裂。這是基於各民族工人的團結奮鬥； 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堅定捍衛民族自決權。

　　軍隊

　　軍隊是社會的縮影，前蘇聯武裝部隊內部的發展也反映了經濟崩潰和民族解體的雙重過程。軍事最高統帥部代表舊蘇聯國家抵制社會離心力的最後一支力量。在1992年1月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出席的5千名軍官中有71％投票贊成恢復舊蘇聯的疆界。這並不是說他們想恢復基於計劃經濟的舊體制，而是他們想恢復原有的國力和威望。絕大多數高級軍官都已轉向親資本主義立場。

　　這種轉變在1991年八月政變之前就已經在發生。美軍在伊拉克憑藉「智能炸彈」和其他高科技武器取得的壓倒性勝利加速了這個進程。像舊官僚機構的其他部門一樣，軍方也致力於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地位，他們得出的結論這隻有在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種轉變對於把撤出東歐與阿富汗視為恥辱的軍官集團中尤其明顯。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經大大落後於美帝國主義，因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是重建其地位的唯一途徑。

　　這不僅意味着意識形態的轉變。前紅軍本身基礎設施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也已經瀕臨徹底的崩潰，而幾乎成為了無政府狀態。30萬士兵住在臨時住所中，很多是住在帳篷營地和廢棄的火車車廂中。在前蘇聯拜科努爾太空中心的士兵因惡劣的生活條件和軍官的虐待而發生譁變。35,000盧布被盜，三名士兵被殺。面對這種崩潰，與其他前官僚機構一樣，不少軍官試圖通過「市場」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販賣軍事裝備、藥品甚至食物。一家由在職海軍軍官經營的莫斯科公司已經出售了15艘屬於黑海艦隊的潛艇。駐紮在波蘭的獨聯體部隊有系統地偷走了大量軍事裝備拿來賣。在波蘭服役的數百名軍官參加了私人商業課程。

　　以上情況以及武裝部隊士氣不振，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無法干預阻止蘇聯解體。儘管一直有軍隊高層再次發動政變的謠言，但迄今為止，軍隊一方面擔心群眾的反抗（先前的政變失敗仍記憶猶新）；另一方面由於民族問題的爆發及對軍隊內部的影響而遲遲不敢出手。重建舊邊界必然會讓軍隊捲入各共和國間無數的軍事衝突，甚至導致各種族的軍人之間發生分裂。特別是當烏克蘭宣布獨立並決定建立自己的的武裝部隊時，整個局勢改變了。烏克蘭的面積和5500萬人口，以及前蘇聯軍隊中很大一部份會倒戈加入烏克蘭這個事實，意味着如果試圖迫使烏克蘭回到與俄羅斯的聯盟，必定會引發全面戰爭。

　　這說明了軍事最高指揮部的轉變以及決定組建俄國軍隊的原因。這並不意味着以後俄國軍隊不再會干預其他前加盟國。相反，俄國政權取代了舊的中央官僚機構，成為該地區的決定性霸權。如果新生的俄國資產階級的重大經濟和政治利益受到威脅，那他們不排除會軍事干預。1992年2月的一項調查顯示，有57％的軍官認為俄國與其他共和國之間可能發生武裝衝突。

　　俄國會試圖把自己的帝國主義目標偽裝成是要保護生活在其他共和國內的2500萬俄裔居民。葉耳欽向所有俄裔提供俄羅斯國籍並非沒有居心的。儘管在俄國本身經濟崩潰之際，絕大多數俄裔不可能「回去」。但新興的俄羅斯資本家無疑會利用這些俄裔族群在前加盟國中占據重要經濟地位的事實。葉爾欽的副總統魯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已經警告波羅的海共和國要善待俄裔少數族群。如此一來，這些俄裔居民就被俄國當作合理化經濟甚至軍事制裁的籌碼。

　　儘管獨聯體的部隊名義上仍是統一的，但軍隊還是於1992年3月不顧亞美尼亞政權的抗議，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撤出。俄國軍官集團試圖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醞釀的戰爭中脫身，他們擔心這場戰爭會是新的阿富汗戰爭。但是，在涉及大量俄裔居民的地方，例如摩爾多瓦，事情就不一樣了。在這一階段，俄國部隊沒有公開介入，而是由哥薩克志願武裝插手，向那裡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少數民族提供了軍事支持。但是葉爾欽宣布所有獨聯體前部隊，包括摩爾多瓦部隊，現在都歸俄國控制這一事件表明，如有必要，俄國政權將直接干預摩爾多瓦以保護其利益。這種軍事干預，名義上是要保護俄裔少數居民，但真正目的是確保俄國掌控摩爾多瓦的工業重地德涅斯特河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