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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是唯一能把斧頭帶到行政國家的人

特朗普獨自掌握着向世界釋放美國長期休眠的進取精神的關鍵

PAUL INGRASSIA

現代官僚主義在古典政治哲學的背景下是一種反常現象。它在結構和意識形態上是新穎的，是技術的副產品，後者是現代性將自然世界徹底征服於人類顯然無限的征服欲望的功能。因此，類似於官僚國家的東西在十九世紀末才出現，並在二十世紀達到其現代迭代。所謂的“歷史終結”論點最終將官僚國家作為卓越的政治形式的統治——這是西方思想的完美高潮，西方思想將政治完全從屬於行政，所有歷史上可識別的政治職能都被剝奪了其有效的政治貨幣。在這方面，政治完全消失到整個國家，它取代了人類的需求——特別是滿足靈魂的需求，這是人類唯一需要的東西——其系統只迎合了更卑鄙的胃口。這些是人類與畜生的共同胃口——這些胃口是單純的生命或以自我保護為名的制度所必需的。Homo sapien向homo brutalis的轉變已經完成。將人與自然界的野獸區分開的根本區別被消除了——事物自我管理，只要政治繼續下去，它就永遠屬於這些官僚主義或行政術語。

那麼，如何從古典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待行政國家的出現呢？另一種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如何思考人——即歷史人；換句話說，擁有語言能力的理性人——評估後歷史人——即存在於事物自我管理的後政治狀態下的人？從深刻的方面來說，這些是現在定義我們政治參考框架的一系列條件。如果行政國家只能被真正理解為技術的體現，其特權是將人轉變為官僚機構的可替代齒輪，那麼在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下，幕後一定有一種非理性的，儘管很容易識別的力量在幕後發揮作用。

因此，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歷史？

在十九世紀初，隨着黑格爾革命，歷史才成為有意義的智慧晴雨表。那時，自由現代性被理解為一種世俗化的標誌。從聖經（或柏拉圖）理解的徽標轉變為由人類，太人性化的術語，標誌着政治哲學的根本發展。因此，人類知識不是用古典術語理解的“自然界”存在的模糊但可識別的地平線來理解，而是用一個新的地平線來理解，這種地平線將自己與人類單獨聯繫在一起。人類作為智慧絕對門檻的權威是思想革命的結果，這場革命始於十六世紀，始於培根和後來的笛卡爾。因此，標誌着現代科學至高無上的起源——經驗——超越了教會等“傳統”權威和教會幾個世紀以來培養的哲學——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某種結合。這些導致現代性的歷史環境不應該在現代性的另一端被遺忘——即歷史的盡頭，其決定性特徵是廢除理性能力，從其真正的歷史框架中理解。

除了語言，理性能力的關鍵特徵是什麼——再一次，徽標。歷史過程的完成和人從有思想的人轉變為野蠻人，消除了其傳統參照的語言。這種完成的特點是政治技術，它篡奪了語言以前的權威，並建立了一種新型的語言或標誌，從傳統的經驗參考框架中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本身的含義。因此，科學對傳統的權威——無論是在教會、柏拉圖或其他方面定義——被新發現的政治技術的理性能力的徹底崩潰而永久破壞，這種政治技術最好表現在行政國家，這殘酷地取代了產生科學明顯權威的標誌，導致游牧相對主義，由於存在的無常，它發現自己在任何一種地平線上都沒有錨定：現代政治哲學的發現被有機完成

這些非同尋常的條件最終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以任何其他時代都不可能的方式批評現代性。也就是說，隨着歷史的完成和經驗的徹底破產，這種完成必然和不可不可抗地導致的，產生了長期休眠的權威——特別是神學權威——可能站穩腳跟的可能性。那麼，如果不能通過其傳統的經驗參照來理解行政狀態，而要通過參考從根本上神學術語來理解，那麼其權威的基礎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神學框架，而不是經驗框架，將以最可詛咒的術語譴責官僚或行政國家的現代政治技術本質上是不人道的，因為它否認靈魂的存在，或將人類與更高的超人秩序聯繫在一起的東西：換句話說，將人之城引向上帝之城，天國。

行政國家，不提及上帝之城，因此不是天父，至高無上的造物主的工作，而是那些反抗他的人的工作。因此，神聖作者創造的偽造是最真實的行政國家政治和整個現代政治的特徵。因此，世俗主義失去了它所押在單純的經驗或現代自然科學上的任何購買，因為本應破壞古代權威的變革過程在現代性毫無根據的權威上徹底崩潰了。如果要認真對待這一權威，世俗歷史會放棄任何對真理的主張，因為作為歷史完成基礎的著名地平線——因此，推而廣之，只有使這個過程才能夠理解的新的、世俗化的標誌——在海上無休止地漂泊。如果能徹底回歸信仰——重新發現政治神學——這將迫使阿波羅秩序對標誌着當今時代的狄俄尼索斯的混亂，這種無法彌補的空白會持續下去。

*天國

我們這個時代的阿波羅是唐納德·J.川普的化身。川普在最近的政策議程中制定了改革行政狀態的全面願景，這將永久改變美國政治至少一個世紀的運作方式，為矩陣注入強大的古典政治。自十九世紀末通過《彭德爾頓法案》創建公務員制度以來，立法機構將越來越多的權力割讓給未當選的官僚。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式權力的放棄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導致現代利維坦，即行政國家，它作為政府的第四部門在陰影中有效運作。一個多世紀以來，政府官僚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從根本上利用並重新定義了美國人理解其政府的法律和憲法語義。

現在，對行政國家發動攻擊——用我們的話說，這相當於“排乾沼澤”——被最非法的政府行為者譴責為“不民主”——即那些從未通過定期選舉面臨民主審查的機構，儘管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情報機構——是基於可疑的，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違憲理由。他們憲法上令人懷疑（委婉地說）起源的歷史性——任何善意的法律論點最終都必須從中撤銷——在法律語法中不可挽回地丟失，這表明這些機構反覆從中汲取和武器化，以證明其繼續存在。

就他們而言，國會和法院在有意義地破壞這些官僚機構最終所依據的毫無根據的憲法基礎方面做得很少。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通過訴諸政府幾十年來運作的習慣和使用，進一步賦予了我們的行政國家權力。但習俗和慣例，無論它多麼可能取代合法性，都從來都不是合法的有意義的來源。

我們政府的合法性最終源於國家法律，即憲法，憲法根據自己的戒律建立了三個——只有三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都有明確而具體的職能——即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和解釋法律。如果任何政府機構擔任這些憲法角色，它必須屬於該文件明確授予的三個劃分的政府部門之一。還沒有一項修正案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政府，要麼廢除了該文件明確賦予政府三個部門的職責，要麼創建了第四個政府部門，負責制定、執行或解釋法律，將憲法為此特定目的規定，將法律與政府的任何部門分開。因此，就成文憲法仍然是現行法律而言，任何無法從源文本本身證明其權威的政府機構都從根本上是非法的。

至少，只要這些非法機構可以繼續履行其職責，它們絕不能超越明確劃定的三個分支機構中的任何一個的權威。為了本次討論的目的，主要重點是行政國家服從行政部門——行政部門的權力明確“歸屬於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也就是說，所有行政權力都屬於一個人——即總統。因此，如果總統不能對其下屬行使權力，那麼這種失敗就違反了憲法。如果總統特權和行政國家官員之間發生衝突，則該衝突必須無一例外地屈服於總統。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更不用說屬於行使非法權力的機構的官員了。例如，司法部雖然運作肯定遠遠超出了其原始任務，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華盛頓政府最初的四個內閣部門之一。因此，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或者至少可以沿着這些思路提出更強有力的論點——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通過粉碎《權利法案》成立，以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安全機構來發動無休止的戰爭，同時侵蝕國內公民的剩餘自由。如此標誌着正在蔓延的極權主義的開始，現在向世界釋放了一個監視國家，由一個擁有同樣非法“總統”的非法政權管理，該政權通過粗暴對待正當法律程序來獲得權威。

特朗普總統的政策包括通過附表F改革等受歡迎的改革來控制利維坦，這將使任何偏離總統議程的官僚都可以被解僱。當然，首先需要進行改革只是為了讓我們回到憲法的文本授權，這是真實的故事，因為它將標誌着恢復行政部門真正的民主合法性的真正回歸。改革一攬子計劃的另一部分涉及削減官僚主義的慷慨解囊——換句話說，政府浪費使政府進程陷入困境，並使真正的創新條件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創新條件，這些創新將向世界釋放美國長期休眠的進取精神，負責建設人類歷史上一些最偉大的城市和技術成就。今天，這種創業精神幾乎被我們這個時代絕對缺乏創新所拖累的人群所失去。相反，為了找到靈感，我們必須不斷從越來越難以接近的過去中汲取靈感。例如，雖然阿波羅11號任務仍然在1969年發生的大量人口的記憶中，但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總體平庸相比，它感覺就像一個中世紀的遺蹟，它幾乎抓住了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使即使是相對較新的成就似乎也不可挽回。

https://twitter.com/TeamTrump/status/1646943856305250339?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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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削減法規外，特朗普總統承諾為每頒布一項新法規削減兩項先前存在的法規，從他的第一個任期開始延續一項政策，第45任總統還推動政府透明度——呼籲將任何未公開的法規無效。他還承諾實施監管預算，對政府監管的成本施加嚴格限制，這將比現代歷史上任何總統都進一步限制官僚主義。也許最戲劇性的是，特朗普總統承諾創建一個新的公務員考試，要求政府官僚展示我們憲法程序和歷史的基線熟練程度。最後一個計劃將大大有助於恢復負責任和真正民主的政府，特別是考慮到有多少官僚為那些歷史充斥着嚴重濫用憲法程序的機構工作，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機構只會加劇，並解釋了今天的許多困境——其頂點表現為2020年系統腐敗和非法修補選舉程序，一方面給我們留下了拜登政權，以及深州聯邦檢察官對司法系統的大規模踐踏，訴諸香蕉共和國方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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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朗普承諾大幅改革司法部，並為其配備一支由100名英勇的聯邦檢察官組成的軍隊，致力於根據憲法執行法治，同時將腐蝕我們行政國家的核心的共產主義滲透根源和分支，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政策——其雄心和規模史無前例。該政策進一步展示了對定義我們持續政治危機的嚴重緊迫性的不可思議的認識，以及將自由與奴隸制分開的始終寶貴的平衡，奴隸制的規模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絕對專制。這也凸顯了特朗普總統與其他總統競選者相距甚遠，他們甚至沒有討論過——更不用說作為全面政策議程的一部分頒布的——任何接近特朗普總統最近幾周提出的內容。

這最終說明了特朗普總統獨自擁有的那種稀有的禮物。特朗普總統代表了歷史上發現的那種能夠獨自領導政權級變革的偉人。在美國歷史上，這些類型很少——華盛頓、林肯和羅斯福的人才可能一方面可以指望。特朗普當然屬於這個數字，他回應的政治時刻體現了一場危機，只有歷史上最罕見的政治品種——真正的政治家——才能應對。當出現現在困擾我們政權的嚴重憲法危機時，一小群偉人——甚至一個偉大的人——有責任建立一個新的權威基礎——在此基礎上，一個再次奉獻自由的新政權的萌芽可能會產生。

在法治之初，一群非常有天賦的勇敢的人經常被遺忘的成就，他們的權威建立在憲法秩序和從他們的偉大壯舉傳給後代的合法性之上。隨着時間的推移，成就的記憶會變成神話，並且是比較所有繼任領導人的模型。然而，一旦這種模式消失，舊政權最終被腐蝕，那麼就會出現必須建立新模式的罕見時刻。因此，《獨立宣言》中這些話背後的靈感——“每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的產生破壞性時，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為這些原則奠定基礎，並以這種形式組織其權力，對他們來說，似乎最有可能影響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當然，當傑斐遜寫這些話時，偉大的成就是實時發生的——因此這種必要性很容易觸及。

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採取改革官僚主義等戲劇性措施，以維護我們這一代人的自由，這見證了一個政府變得“破壞這些目的”——即自由和真正民主政府的事業。讓特朗普總統的榜樣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所缺乏的創造力的榜樣，並激勵那些在他身後繼續執行他們要求的任務——大思考，想象近代人看不到的偉大壯舉——希望有一天能恢復一種政治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人類的偉大再次被慶祝，而不是受到譴責，自由，而不是爬行的專制，成為常態。

Paul Ingrassia是兩屆Claremont研究員：他是2022年的Jack Roth慈善基金會John Marshall研究員和2020年的Publius研究員。Ingrassia先生於2022年畢業於康奈爾法學院，是紐約青年共和黨俱樂部的成員。他的推特賬號是：@PaulIngrassia。

【我們當前政治局勢的最佳和最深刻的分析家之一】